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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意识是西方文学的核心思想和艺术精髓,也是西方文学中属于世界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西方文学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对话的目的,不是简单地褒贬某一文论,而是对文艺理论研究进行反思与自省。诗学如此对话的目的,就是去探寻深层次的共同的有关人类审美文化的价值倾向。动态研究。研究当代西方文艺理论,采用静止的或孤立的观点,是行不通的。要采用发展的、具体的的观点,去分析问题与研究问题。在研究西方文艺理论过程中,我们不照搬照抄,而是通过参照对比,整理着、分析出、总结好我们的当代文艺理论,从而,更好地建设我们自己的当代文艺理论体系。当研究透彻后,当我们洞悉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的内涵与真实意义,并从真正意义上知晓当代文论下隐藏的存在本体论的重要意义时,到时候,我们将有全新的知识型结构。深层次地研究文艺理论与美学,就会触及到一个比较深远并十分重要的问题,有关中西文化精神的走向问题。所以,研究诗学,不但关涉着诗意般的思维方式)问题。所以,对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体系进行构建,务必要弄清楚西方文化与诗学的价值取向和主要趋向。
多元化研究。由于世界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色彩,所以,我们应该进行多元化研究。我国文论界,仔细地对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文化进行研究,发现,对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关系,进行批判的后殖民主义,着重于第三世界对第一世界的文化“拿来主义”,并没有意识“文化对话”,在新世纪,对中国的重要性。当然,由此也提出了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如何摆正中国的文化以及文论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问题。笔者认为“,全球化”并不意味全球单一化,而是逐步呈现出差异性的动态过程。
别研究。在研究过程中,需要应用派别研究方法。我们都知晓,后殖民主义与批判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密切相关。引入后殖民主义,使后现代主义的反权威问题、价值平面问题、中心与边缘问题,变得更加繁杂,也使得我国文论界,面临着以下许多问题:后学研究的阐释中国的焦虑,后现代哲学与中国哲学审理以及哲学新方向,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的复杂状态,形而上学的命运与后现代实在论,后现代主义与文学艺术的危机,当代诗学与后现代审美文化,后现代后殖民与文化保守主义,人文精神的困境与价值反思,后殖民主义的发展与中国文化思想的内在矛盾,后殖民场域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和批评,后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以及妖魔化等等。当传统价值面临着困境时,也只有不懈地探索其理论和丰富其实践层面,通过那些处于后殖民时期的知识分子,前瞻性和边缘性思考,以自身获得个体独立性的前提下,不断地更新知识体系,创新学术思想,并把它当做自己存活的理由之一,能够以此作为中国思想延伸的契机。
目前,我国在研究西方文学时,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从多方面,深层次,对西方文学,表述自己的看法。研究西方文学的热点或焦点,一般体现在作家流派,族裔文学与迥异的作家、作品以及热点文类,通过文学在国内学界所出现的频率,归纳表明,我国文学研究的热点流派是当代少数族裔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和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研究的热点族裔文学是:华裔文学、黑人文学与现代欧裔白人文学,研究的热点作家是:汤亭亭、沃克、菲茨杰拉德、霍桑、海明威、福克纳和莫里森等,研究的热点作品是:《女勇士》《老人与海》《麦田里的守望者》《紫色》《了不起的盖茨比》《宠儿》和《红字》等,研究的热点文类是:华裔小说、黑人小说和现代欧裔白人小说。通过这些研究热点表明,在新世纪,我国在研究西方文学时,存有三种明显的情结:即小说情结、诺贝尔奖获奖作家情结和经典情结,以及两个需要学术界十分重视的问题:即在研究角度上,出现较多的重复现象,在研究对象方面,边缘与主流,区分太明显。
第一,研究方法的趋向。一般可以运用如下方法来研究西方文学:考察某事物所采用的手段,应以特定的方式来考察其对象;观察角度广,应以多角度的观察视角,以及多方面研究文本内容;程序上的分析理解。具体操作是:a注意研究文学现象的视点、角度;对文学现象的程序,进行分析理解。批评西方文化的方法则有:多角度,理解和判断特定的文学现象;对特定文学现象的程序,进行解析。
第二,研究内容的走向。研究西方文学,在内容上趋向于:文学现象,主要包括文学接受、文学作品以及文学创作;文学作品的意义,主要包括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含义。主体的美学涵义,主要包括伦理学、哲学、社会学等;社会价值与意义等。研究文学作品的价值方面,则是从这些角度入手:创作的文学作品,在被接受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与思想导向作用,此外,也包括着社会学价值、艺术价值以及审美价值等。
第三,研究领域的走向。西方文学研究领域通常有:结构主义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潮流之一,其代表人物是列维———斯特劳斯(法国),主要是以此来探讨文化现象中的共在结构与引入语言,并利用好文本中的语言意义与价值,探析这一文化现象。叙事学,一种关于语言学、文学的学科,受现代符号学影响,通用的方法是,运用语言学方法,对文学文本中的叙事模式问题,进行研究,法国的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是典型的代表。形式主义属于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潮流之一,其主要特点是:对文学的形式比较重视,并认为形式是文学的意义与价值的来源。俄国的形式主义、英美的新批评等,是典型代表。期待视野属于接受美学概念范畴,指文学接受中,阅读文本内涵,所展现的读者的预期,而预期,常常是在阅读过程之中,以一种特定的视野来体现。精神分析学,创始人是弗洛伊德;其主要观点是:把人的心理分为自我、超我、本我三个层面,注重人的无意识,特别是注重人的性意识的发展。
总之,不断地深入研究西方文学,使得我国的西方文学研究领域,展现着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此外,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理解文本也更加的准确与多样。笔者认为,在当代文化重建和文论转型中,应在审视中国文化精粹的基础上,遵守人类的共同价值与认识,并遵循着相应的国际艺术审美共识,我国的新文化形态与新文艺理论体系,才能有效构建。
究其本质,“生态整体主义”仍旧只是“人类中心主义”外沿扩张后的结果。因此,生态整体主义要为文学批评提供世界观或意识形态的理论,其自身面临着诸多问题。它否认了人类在整个宇宙发展过程中的应有的积极位置,而将自然赋予某种意志,使之来约束和规范人类活动。将这种价值观或理念引入到文学创作过程中去,无疑是本末倒置。因为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文学和生态对于人类来说,都只是人类过程中的一个部分,因此,生态思想影响下的文学创作并不能出现在一切文学作品中去。将这种思想牵强附会地引入到文学评判中来,不仅拒斥了人的中心地位,而又想强行介入“人学”的一切文本的理论,必然导致文学批评陷入一种进退维艰的尴尬境地。生态批评与其他的文学批评类型(如社会批评、心理批评、道德批评)相比,社会批评、心理批评、道德批评等只标明了范围和方法,生态批评则更清晰地提出一种主张。在文学被视为“微观政治学”的后现代语境中,“主题先行”在一定程度上为生态批评的合法性带来了一定的困惑:生态文学批评试图将一切文本都纳入生态文学批评中来,从而使得所有文本都披上生态化的外衣。基于此,为了让生态文学批评不再是单纯生态意识的传声筒,生态文学批评不仅要具备生态文学外观,而且还要在文学创作理论上涉及生态文学文本的形式和内涵,即观念的传达方式,并形成自己的审美批评原则,这样就面临如何抽取、形成生态思想的审美内涵的问题。因此,构建新型的生态文学批评理论必须是文学文本与生态批评的契合,从而使得所构建的生态文学批评理论获得范式意义,这就要求其理论思想内涵必须区别于现有的各种文学批评理论的模式、方法和知识系统特征。同时,新型的生态文学批评理论必须认同传统的审美原则和标准,否则,其理论必将陷入由观念主导的伪感性文学批评漩涡中去。
生态审美原则作为生态批评用以进行审美判断和评价的尺度,应当是当代生态哲学思想对“人与自然关系”再认识。生态审美的生态哲学基础的主要层面包括:生态智慧的构建张力,拓展了生态审美观的哲学视野及思维品质;生态世界观作为践行原则,促成生态审美的现实的美学实践和艺术实践;生态伦理作为运行轨迹,通过生态审美化的生命体验,促发人们深度感受生命的机能及生命活动的意义;生态价值的意义指向,推进并致力于实现生态审美那种充蕴、活化生命价值的能力。生态美学是对人类生态审美观念反思的理论。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真正的生态文学批评中的审美原则不能单纯的停留在文学文本所描述出来的环境污染、植被破坏等显而易见的层面上,而应该将生态的审美本质深嵌于自然美的存在状态或者人与自然关系的状态中去,与此同时,生态文学批评过程中的生态审美研究还应该廊括人类社会生存的生态问题,让人们告别“祛魅”的世界,重新回到人类栖居的“诗意”的大地上。并且,我们还应该从传统的审美观念中找到与生态审美原则的契合点,以此来避免为迎合新型生态文学批评理性认知而强行制造一种审美意识,从而为人们所诟病。如果这样,则新型生态文学批评理论就是构成对审美活动的根本背弃,注定不会为人们所接受而遭到唾弃。因此,生态批评理论将生态整体主义作为指导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原则是有诸多不妥的,它所提供的理论资源远远不能生存一种生态批评,它不能肩负起给生态观念以及生态批评提供一个思维方式上的革命的重担。在此基础上构建的生态批评理论,注定成为一个似是而非的理论构想;生态批评必须吸纳并整合其他理论资源进行自我建构。
生态思想与文学文本的兼容困境
“生态批评”的生成和兴盛有着其特定的历史性渊源和发展性过程,同时它也有着其多样性以及本质性的含义界定和研究模式②。重新框架文本是美英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策略。生态批评将文本对象设置于“环境语境”中,在关照文本的文化语境时,也强调人类发展史与环境史的互动。从生态批评研究的多种“环境文本”可以看出,生态批评试图召唤一种阅读语境的根本性转换———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语境转换到一个“地球大生态圈”视阈中的环境语境。科学知识的单向度增长并不代表文化进步本身,而只不过是人类的“天真”从“幼稚”走向“深刻”而已,必然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加剧“人—自然”与“人—社会”关系的紧张;消解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否定性维度。克服科学知识异化的最好办法便是以“敬畏生命”的伦理精神作为科学知识的航船之舵,从而使科技非理性主义理性化,科学知识人性化、科学进步伦理化和科学知识的潜在威胁虚无化。只有树立敬畏生命的伦理信念,人类才能从消极自我否定转变为积极的自我肯定,科学知识和人的价值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伦理学史上的“不对称”与“后果论”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扬弃。生态批评所研究的文学文本视域一度相当狭窄③。早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期,生态文学批评的倡导者仍然坚持认为: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要彻底抵制以往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以“生态为中心”批评代替“人类为中心”批评,生态文学批评要完成这一转变,其前提条件就是重写文学史、重建经典。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由于生态危机引发的生态反思与文学文本批评的兼容性问题,必然涉及生态思想如何介入文学批评的问题。从过去生态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来看,生态文学批评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充,甚至于在某个时候将所有文本都纳入其研究范畴。从最经典的文学文本向民间文学扩展,直至覆盖所有文学文本,以此来考察经典的文学与民间文化之间的影响与共生关系,从而建构起生态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然而,由于生态文学批评理论自身的生态思想与文学文本的兼容困境使得这一理论体系不够完善。值得肯定的是,就其研究范式而言,是从规律文学文本到特殊文学文本,从追求具有普适性的认识扩展到发现活态的多样性特征;就研究方法而言,从书斋到田野,以参与、同情、体验和对话为方式的研究文化差异。在此层面上,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也为其完善理论体系提供了可以着力的附着点。生态批评所运用的生态理论,是指向文本之外的生态事实的理论,而不是一种以文本为目的的批评,生态批评认为文本的生成是“个体”与“群体”创作意识形态阐释文学作品的生态意蕴的体现④。文本中的“自然”与生态批评中的“自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或者说概念发生了游移,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生态批评自身理论的窘迫:它是生态危机日益严重下的各种理论的拼接,试图从生态的角度对文学文本中的“自然”进行批评,从而唤起人类对环境危机的重视。然而,如果这种理论成立,那么它又是一种“他治”的理论,生态批评仅是目的论的艺术观的复活。因此,生态思想与文学文本的兼容困境所带来的问题造成了生态文学批评在学理层面全面倒退的批评模式———文学批评找了比反思、批评文学更重要的目标。因此,生态批评理论本身的缺陷与文学文本批评理论的相互不兼容,仍然是困扰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的障碍。
生态批评的对象困境
生态批评是在全球生态危机日益蔓延的情况下对人类活动进行的全面思考,生态文学批评是在生态主义和生态整体主义的指导下,探讨文学文本中关于自然与文学文本关系的文学批评。它所要揭示的是文学文本中关于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同时在生态主义的指导下,研究文学文本的审美特性及艺术表现形式。生态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不仅仅局限于生态文学,也不限于直接描写生态自然景观的作品,而是利用其生态主义和生态整体主义思想以及生态审美标准重新审视所有文学文本,特别是对人类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经典作品。其目的是为丰富现有文学文本的生态意义,分析现有文学文本的生态局限性,从而让人们认识到生态危机的所带来的灾难性影响,从而推动人们建立起生态的文学观念和生态美学,促使人们形成并强化生态意识,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美学与传统美学的本质区别,在于它摒弃了人类中心主义、二元论和工具理性而以生态整体主义作为其哲学基础;进而它的审美标准也由以人为尺度转向以生态整体为尺度;生态美学的研究范围与批评对象也因此而扩大到由自然、人类社会和意识形态组成的统一体———整个世界,其介入性和实用性的强化为美学发展提供了契机⑤。生态批评的批评对象并不仅限于当代意义上以“生态”为主要表现对象的生态文学。生态批评可以发挥其阐释功能,重新分析和评价古今中外历史上描绘、反映大自然之美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经典文学作品。对经典文学的生态阐释应该把握好两个关键:一是要坚持“生态优先”,深入挖掘经典文学的“自然”内蕴;二是要正确把握阐释的“度”,避免过度阐释。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新兴的文艺研究方法,其理论研究还处于建设与尝试的状态,尚存在着某些方面的研究盲区和不足,亟需实现新的突破。整体生态场是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核心范畴,它的逻辑结构与历史结构的统一展开,构成生态人类学的理论体系;它走向审美生态场,洞开了生态人类学的理论新境。从当前国内外相关研究和前面的论述可知,生态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由最开始的经典文学文本逐步扩展到任何文学文本,这一趋势所带来的理论体系本身的不稳定性使得生态文学批评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环境取向”是导致这一趋势发生的内在逻辑。“环境取向”使得生态文学批评下的文学文本具有了环境伦理倾向,它要求研究者和文学文本创作者承认环境的自身利益和人类对于环境的责任。环境作为文学文本的背景,不仅引导文学创作者进行文学创作的方向,而且还塑造人的情感和行为。“环境取向”文学文本视环境为进程,重视神态环境的演变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环境取向”这一内在逻辑给生态文学批评带来了重大影响:“环境取向”促进了生态伦理观得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建构;“环境取向”影响下的价值观通过对情节和人物的影响,使得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的危机不断深入人心,从而使当下的环境生态危机成为影响文学创作者的重要因素,从而使文学文本内部获得文学性;“环境取向”将单纯的环境描述与人类社会发展危机相结合,展现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及人类活动的相关性。“环境取向”这一内在逻辑的存在,使得研究者不断地将所有文学文本都纳入到生态文学批评中来,生态文学批评研究对象的扩充表明生态批评不断吸纳新的理论资源以扩充自身阐释能力的企图。但是,生态批评批评的对象一旦越过文学文本的界限,生态批评即不再是一种文学批评,而成为政治、意识形态或伦理观念的宣言书,这将把生态批评带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鉴于此,从理论构建角度来看,生态批评的理论根基还相当薄弱,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过程中提出的观点比较片面。生态文学批评试图超越当下其他的文学批评对文学文本的关注,转而向“人与自然”进发,将生态审美意识的建构为手段来改变人与自然的相处模式。但是,生态文学批评由于其学理困境、兼容困境、对象困境的存在,使得研究者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一理论体系。同时,由于文学批评不会为了迎合生态批评而撬动自己根深蒂固的文本中心,传统审美原则也不会因为生态观的介入而发生颠覆,因此,从生态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来看,生态批评的困境陷入绝境。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学批评建构
生态批评面临诸多困境,其本质并非源于文学的自身要求,而是源于全球环境所面临的生态危机的紧迫性,生态批评为了迎合文学文本所属的生态性,未经严格论证仓促“上马”的批评形态。随着生态问题以生态危机形式凸显,人们的生态危机意识日益增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逐渐成为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研究的“热点”和“前沿”内容之一。在生态批评领域引入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一个全新的尝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和自然的关系应该是积极、和谐的建构关系,二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是一种良性关系,而不是被动、消极的索取关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不论是在人类保护自然生态环境还是在生态环境反作用于人类,人的主体地位都是不容忽视的,人类永远是一种具有主体性的存在。通过人类的主体能动性可以有效的改善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与万物的关系应该是整体和谐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不是破坏性和控制性的,而且是一种通往理想的渠道,是一种认知、体验、面对、促进与演进。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生态批评既是文学批评,也是文化批评⑥。它的产生既根植于当前生态危机日趋严重这一现实基础,也充分吸收了生态学、解构主义和女性主义等学科及文艺批评流派的一些理论话语和批评模式。生态批评家期望通过研究文学与自然的关系以发掘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并寻找一种与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相对立的有机论自然观。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立足于全人类与民族文化的差异,去探索和总结人类生态行为的差异,及其生态后果的差异,揭示生态灾变的成因及形成机制,以便从中找到既能高效利用生态资源,又能确保人类社会生态安全的对策。如果能够在生态批评中引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可使文学批评借用社会批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理论形态重新审视人与生态的关系,将文学文本中的生态审美作为研究对象,这可能是化解生态文学批评学理困境、兼容困境、对象困境的可能途径之一。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文学生态批评强调在“文学与生态”问题域中呈现出一种体现人本主义立场和社会批判视角的文学批评方法,即:利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自然观和社会观来观察和思考文学文本的生态批评,同时,以社会—历史批评、意识形态批评、文本形式批评和文化批评方法,展开对文学活动中有关生态问题的研究。在当前全球遭遇生态危机之时,生态价值观的确立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确立当代生态价值观时,理性智慧比诗性智慧更加重要;中心论的话语模式是一种语言陷阱。“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学批评”理论中包含了当代生态哲学观念,“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学批评”中重视人的主体活动性,并承认人类的主体性活动对生态危机有能动作用。基于此,“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学批评”针对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困境,提出以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为指导的解决之道,即在“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学批评”框架下,坚持以人为本的生态文学批评,构建以人为本的生态自然观。这个观点与“生态整体主义”框架下的批评有着本质的不同。“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学批评”让生态文学批评更加注重人学立场的回归,更加重视人类利益。“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学批评”针对生态思想与文学批评的兼容性困境的问题,文学批评者应该借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社会—历史批评、意识形态批评和文化批评方法,对传统文学文本中有关生态环境的描述进行研究,同时,从新匡正人与自然的关系,具体到文学文本的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切不能把文学文本中相关的生态问题看做是创作者的偶然为之,而应将生态问题置入整个文学文本的背景中来考量,从而发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社会分析和社会批判优势,寻找生态问题的现实根据和社会制度及文化根源。再次,“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学批评”针对生态批评的对象困境,研究者应汲取生态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制度、生产和消费方式来认识生态问题的理论资源,扩大对生态问题的关注范围。“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学批评”以及“意识形态与话语分析”方法的引入,可能是化解生态文学批评学理困境、兼容困境、对象困境的可能途径之一。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学批评”成为一个全新的文学批评模式,从而使文学作品在人学品格上阐释文本的生态意义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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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一直以来都是自然科学和哲学等不同领域的研究对象,它无处不在却又缥缈虚无,看不见,摸不着,因此时间常常被人们比喻成沙漏、落花流水、环形监狱、迷宫等,这些比喻形象地描绘了时间的特性。时间同时也是文学中永恒的主题,每当哲学界、科学界等不同领域对时间作出新诠释时,文学界便会吸纳新定义使其融入文学创造中,文学作品往往利用不同的时间观和时间意象来传达作家的真实创作意图,20世纪西方文学中出现了与“时间”密切相关的新的文学叙事手法。
在早期乃至中世纪的西方文学作品中,反映时间主题时突出的是神与人的对立关系,通过时间的传统意象传播了“神”的强大意志, 时间的妖魔化加强了人们对生命与自然的赞美以及对青春的消逝与无常死亡的恐惧和悲伤。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文学则体现了时间可以延长及轮回的唯心主义时间概念,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一方面反映了时间“线性”发展的特性,同时又反映了时间“循环往复”的特征。进入20世纪,受爱因斯坦“时间膨胀”论等观点影响,人们最终认识到时间本质上不过是一种抽象的自然存在物。时间这个无所不能的“神”一旦被否定,更多的作家认识到时间能够魔幻般的创造合成,文学的线性时间流可以被随意切断,时间主体与周围世界有无限可能的关系。[1](P158)
20世纪中后期, 西方文学作品里出现了大量常规逻辑不可能出现的时间构架和意象。其发展趋势具体表现为灵活改变客观时间长度和顺序,通过时间发展直线与圆的统一,时间感受主体与客观的统一,死亡与永恒的统一,把时间的悖论性特质呈现出来。
文学创作中时常出现将时间表征为流水的意象,暗指时间流逝一去不返的直线式发展。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种考虑社会变迁问题的思维方式让历史直线论者认为每件发生的事情均由一条必然的因果链所决定。时间的直线式发展意味着时间是一种永不停息的线性的单向运动,时间往往被认为有始有终,不断流逝,一旦消逝便无法挽回。就如同人的一生,从婴孩呱呱落地,青春和美丽转瞬即逝,很快就要面对死亡的必然。中世纪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神曲》、17世纪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就汲取了这种生老病死万物枯荣始末分明的时间表达方式。
时间的表征又可以体现为圆弧式循环运动。古埃及人用衔尾蛇的图像来表达宇宙中不可捉摸的时间之谜,他们将时间画成一条羽蛇,蛇嘴衔着蛇尾,周而复始永不停滞地流转着[2](P13)。无独有偶,在中国传统的时间观念中,时间也是循环往复的,比如古时候人们用天干、地支相配组成历法以显示阴阳五行大地五气的变化,每60年为一个循环周期。轮回式的时间观念将时间看作是迂回的和可重复的,时间始终沿着自身运动的永恒周期做圆弧式运动。时间的变化协调于自然状态,如昼夜交替,四季变化,农时更替,都是时间的圆周式发展。倘若我们回顾历史,就不难发现,人类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就是一个又一个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圈。正如柏拉图的“人世轮回”思想,人类一次又一次被洪水和其他灾害所毁灭,只有一小部分人存活下来,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类一次又一次从灭亡中恢复,人种数量不断的增加,文明得以不断的延续和发展。历史周而复始,不断循环,这就是典型的历史循环论。[3](P72)古希腊诗人荷马在《伊里亚特》第六卷描写了人类与绿叶等植物一代出生一代凋谢的相似性, 人生如同树叶的萌芽和枯亡,新的一代崛起,老的一代死去。
循环轮回式时间观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更为久远。早在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诗人、历史学家赫西俄德就曾阐述过历史循环往复于五个阶段:社会平等、安逸、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黄金时代”到人性堕落、战争不息的“铁器时代”等。其后,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也将人类世界描绘成了一个世间万物在某一天回归伊始重头来过这样的轮回。19世纪爱尔兰文学家威廉·巴特勒·叶芝在他的多部诗作中描绘了特洛伊古城一再燃烧的轮回场景。20世纪,英国诗人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的《小老头》等通过一个老头子的独白描绘一种空幻的感受,体现了齐始终、等生死的时间轮回的定义。[4]
进入20世纪后,西方文学开始呈现出时间观上纷纭复杂的直线与圆的纠缠态势。20世纪西方最杰出的文学批评家诺斯洛普·弗莱就在其理论著作《批评的剖析》中提出“文学循环发展论”。他从自然界的循环往复中派生出四种文学叙事类型:喜剧、浪漫故事、悲剧和讽刺,并将每一种叙事类型与春夏秋冬相对应。正如冬去春来一般,讽刺文学发展到极端之后又将出现喜剧文学。文学意象的循环和文学叙述结构的循环是弗莱“文学循环发展理论”的基础,但是弗莱也曾强调他所说的循环不是简单的周而复始,而是螺旋式上升,是后者对前者的继承与发展。阿根廷当代杰出小说家博尔赫斯大胆尝试循环叙事手法,创造了一种新的写作流派宇宙主义,也被称之为卡夫卡式幻想主义。在博尔赫斯关于时间命题最直白的小说《交叉小径的花园》里,空间上小径分叉交错的花园隐喻着时间这个无形的迷宫,道路错综复杂,出路扑朔迷离,但是多种可能性并存。小说《交叉路径的花园》才是一座真正的迷宫,其谜底就是时间。[5] 博尔赫斯强调时间的非线性,而好比一张结构复杂的关联之网,其中每一个结点既是一条路径的结束又是另一条路径的起点,过去、现在与未来交织重叠、循环往复、永无止境。
体现这一时间观流变发展趋势的文学作品还包括美国作家阿兰·莱特曼于1992年发表的小说《爱因斯坦的梦》。在该部小说中作者借助爱因斯坦的名字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时间问题的玄思,他利用物理学上的一些说法,搭起三十个时间世界——比如在某个世界里,因果错乱,将来和过去纠缠不清;而在另一个世界里,时间则完全倒流,人们度过老年之后再回到童年;再或者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方相连,人停留在生活的某个时刻动弹不得……整部小说以时间为主人公,以时间的流淌为主要情节,展示了时间的无限可能性。在这个关于时间的多维世界里,莱特曼以一位哲人的眼光,对时间反复地品尝回味。[6]
直线式和轮回式的不同时间观念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看法。其实,就人的一生来说, 没有纯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过去、现在和将来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托、相互转化。过去发生的事情不会完全消逝, 而会延绵伸展到现在甚至是将来。人作为个体短暂的一生虽然表现为直线发展,有出生就会有死亡,但另一方面, 人类生命之潮犹如浪涛般,潮起潮落,后浪推前浪。生命代代相沿,生生不息,这又揭示了时间呈圆周式循环往复的特质。现实生活与文学作品中个体生命的变化与整个人类生命的繁衍都体现了时间发展直线与圆的统一。#p#副标题#e#
人们所说的客观时间其实就是地球时间或自然时间,也称为物理学时间。该时间观的典型代表牛顿认为时间是绝对的,时间可以用来测量和计算地球上普遍的物质运动,包括人的生产、生活和人的生命。古希腊人是时间测量概念的创造者,他们以天体的空间位移作为时间的存在形式。毕达哥拉斯学派说“时间就是天球”,柏拉图说“时间是天球的运动”,人类依据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周期和自转的周期来计量客观时间,显示时间的自然推移和变化。客观时间具有纯粹的自然性,无存贮性和无替代性。客观时间的顺序和延续过程不受人的影响,完全是按固定的节奏机械地、必然地进行,永不停息。
主观时间则不然,它关注时间内的具体经过,强调人们在过程中所体验到的情感和直接经验。因此,主观时间由于人的认知和体验不同,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德国哲学家康德的时空观把人类的先天感官形式作为时空感觉的生理基础。他认为时间是人类先天内感官的形式,内感官是内心借以直观自身或者他者内部状态的。[7](P6-10) 法国现代非理性主义哲学家亨利·柏格森也在此理论基础之上,提出直觉主义和心理时间学说。他认为客观时间忽视了时间的流动性,用钟表和日历上的标准单位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牢牢锁定。事实上,时间川流不息,过去、现在和将来相互交错,互相渗透,彼此没有绝对的界限。柏格森提出时间的本质特性是“绵延”,在我们的意识深处,“绵延”才是真正的时间。[8](P65-71)
对“心理时间”的探讨正好迎合了西方文学发展的“内转”倾向,为当代意识流小说创作提供了极好的理论依据。随着工业文明的持续冲击,异化程度加剧,资产阶级理性主义逐渐为非理性主义思潮所取代。当代人试图通过突破传统现实主义描写方式和客观物理时间的规约,来表达人类的复杂心理状态和内心世界。深受柏格森直觉主义心理时间影响,20世纪意识流创作大师弗吉尼亚·伍尔芙和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还有法国的普鲁斯特等创作意识流文学作品的作家,他们着力描写人的内心世界,从此意识流小说走向世界,形成了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的一个分水岭。伍尔芙以此成功创作了《墙上的斑点》、《达洛威夫人》、《到灯塔去》等意识流代表作品。普鲁斯特创作的小说《追忆似水年华》,没有激动人心的情节设置,没有时间叙事连贯性,在故事中经常插入各种议论、感想和人物内心世界剖析。詹姆斯·乔伊斯创作的《尤利西斯》也被认为是意识流小说的经典作品。小说描述了一位苦闷彷徨的都柏林小市民,广告推销员利奥波德·布卢姆于一昼夜之内在都柏林的经历,乔伊斯采用意识流手法在小说中构建了一个凌乱交错的时空。其他重要的意识流作家如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也深受柏格森的“心理时间”学说影响,福克纳的代表作《喧哗与骚动》表现的就是人被囚在时间里面的那种不幸。[9]
之后当代西方作家们纷纷将意识流写作手法作为小说创作的基本手法,把笔触转向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采用幻觉、梦境、自由联想等手段来体现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和心理活动。在意识流小说中,过去、现在和未来不断流动,互相渗透,不可分割。过去渗透在现在之中,现在又蕴涵了将来,每一个片段都可以成为一个完整的世界。法国新小说派作家米歇尔·布陶在其小说《变化》里描写了主人公从巴黎乘火车去罗马时在车厢中所度过的20多个小时所发生的事,故事并没有按照客观事件的线性推移进行讲述,而是通过短短20多个小时内主人公内心意识活动,展现了他过去20余年的私人、家庭生活过往以及他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和设想。
后现代主义作家继承了这种反传统的文学实验,其创作更趋于人本主义描写。他们更是将文本描写的任意性和不连贯性发挥到了极致,以期展现人类理性沦为科技理性,人们的生活状态更加混乱、矛盾加剧、社会极端化、片面化和畸形化等社会现实生活困境。因此,后现代主义西方文学创作强调其写作和阅读行为的随意性,如约翰逊写的活页小说,就可以让读者去任意安排拼凑阅读的次序,无论读者从哪一页读起都可以,小说以简短的片段和章节组成,而各个片段之间相互独立,互不衔接。
然而,意识流创作和后现代主义写作手法的大量运用,并不是说明“主观心理时间”可以完全取代客观物理时间。20世纪现象学学派创始人胡塞尔在他的“描述现象学”中阐明非本真的客观时间是如何受到本真主观时间决定的,或如何因此而得以可能的;因而得以首次在现象学领域完成了对主客观时间关系的确立[10](P20)。他提出的一些分析方法,对20世纪初以来的西方哲学与人文科学产生了较大影响。即便如此,胡塞尔因其在现象学中的先验唯心主义与彻底主观主义的立场、观点而不断受到批评与质疑。意识流小说旨在告诫世人单调、线性推进的钟表和时间观念,使人与直接的生活经验相剥离,因人而铸就的矢量时间的格局使人与自然走向岔路,最终导致主体与客体相分离,主体不断地异化。意识流作家超越了客观时间和主观时间的简单二分,实现了理性的外部客观时间与感性的内部主观时间和谐统一,呼吁处在客观时间异化状态下的人类需要意识到自身的不完整性,在时间坐标网中紧紧攫住意识的碎片,并令其折射出智性的灵光。[11]#p#副标题#e#
美国作家阿兰·莱特曼曾在其小说《爱因斯坦的梦》中设想了一个人类长生不死的世界。岁月悠悠,什么都能完成,什么都可以等待。但是这样的生命无穷无尽,每个人也会有无数的亲戚,一个人无论要干件什么事,先得征询父母、祖父母、列祖列宗的意见。长生不老是如此代价,谁都不能独立自主,谁也不自在。到后来,人们想通了,要想活,唯有死。就这样,有限战胜了无限。[6](P25)
这种对于时间生命的思索体现了西方存在主义的核心思想,在死亡中认识生、在身处绝境之时体悟绝对自由的生命哲学。存在主义者特别重视时间之于人的存在的意义,保罗·蒂利希认为时间是人类存在无法摆脱的焦虑:“焦虑就是有限,它被体验为人自己的有限。这是人之为人的自然焦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所有有生命的存在物的自然焦虑。”[12](P36)克洛诺斯·萨图恩就曾经使用食子的神话来表示时间,意喻时间会吞噬自己生出来的东西。而古希腊人将希腊神话中的克罗诺斯当作时间老人,因为这个巨神用一把镰刀阉割了自己的父亲。罗马人的时间之神,他手握一把用以收割的长柄大镰刀,象征着死亡[13]。所以,镰刀作为时间的意象,经常出现在各种诗歌和小说之中。时间慷慨地给予人类最美好的东西,同时又显示了巨大的破坏力,世上所有美好的事物都会被时间吞噬, 被时间无情地破坏和摧毁,它能让一张青春的脸渐渐布满皱纹, 让健硕的躯体逐渐萎缩而丧失活力, 最终悄无声息地消灭人的生命。对生存状态的焦虑来自于人类感受到自身存在的有限性。时间无时无刻地向人们昭示着死亡的在场,生命的有限性给个人生成赋予了绝对的意义。
纵观西方文学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死亡叙事的特质。探寻死亡与存在间的紧密联系是文学无可回避的主题,亦是文学审美的要津。人生是五彩缤纷的,死亡因其方式的不同,也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形式,诸如献身性死亡、灾难性死亡、预感性死亡、偶然性死亡、新生性死亡、保护性死亡、抗拒性死亡到生存性死亡。哥伦比亚当代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其代表作《百年孤独》中就采用了大量的死亡叙事,霍·阿·布恩蒂亚在杀死嘲笑自己的人后,为了免遭被害人的鬼魂困扰,不得不远走他乡,最后被绑在栗树上孤独地死去。阿玛兰塔整天为自己织着尸衣,孤独地等待着死神的召唤。在一场香蕉工人罢工运动中,政府下令机枪向罢工人群扫射,霍·阿卡蒂奥倒在了血泊中。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堆尸体上。透过些许微弱的光线,他看见了男人、女人和孩子的尸体塞满了一节节火车车厢,之后像废弃了的香蕉被扔进了大海。加西亚·马尔克斯不仅用这些纷繁复杂的死亡方式呈现了死亡叙事的多样性,还对死亡叙事进行了“陌生化”处理,如霍·阿卡蒂奥被枪杀后,他的鲜血从门下溢出,淌过客厅,流到街上,最后竟然奔流起来。吉普赛人梅尔加德斯病死后,尸体被抛入了大海。不久因无法忍受死亡的孤独,他回到人间,却又再一次淹死在河里。[14]
正因为有了对死亡的恐惧,才使得人们更强烈地追问生命的意义。因此,只有在死亡中,当每一个时刻奔向死亡,才意味着此在通过自我,这才能绝对地说“我在”。所以,文学作品借由死亡叙事警示我们:没有死亡的生命本质上不是生命, 死亡才是个体生命和生活的最终确认,只有死亡才能证明活的价值和意义。没有死亡,我们便不会为生命的短暂而忧虑,不会意识到生命的可贵和脆弱,不会为自己的努力付出而得到的收获而喜悦。文学对时间、生命和死亡的犀利反思,强烈地震撼着读者的心灵。[15]
自古以来,死亡与永生一直是世人思索的命题,是文学永恒的主题。时间是宇宙的重要构建,也是衡量生命长短的尺度。人生是如此的短暂和脆弱,这种生命危机感又进一步转化为对死亡的焦虑和感伤。人类生命的有限和无限实质上就是对限制与超越问题的探讨,死亡与永恒的矛盾二重性,让我们从有限中找到无限,从死亡中悟出永恒。死亡与永恒的悖论辩证地统一存在,死亡是一座必须跨越的桥梁,只有通过它,才能达到永生的彼岸。
“时间”本身就包含了无数的“悖论” 特征:比如“循环—直线”、“主观—客观”、“有限—无限”、“死亡—永恒”等,当它们同时以某种形式呈现于文本中时,揭示的正是时间最深刻的本质。每一次矛盾着的双方冲突较量、迸发出的火星都是一个关于时间的永恒命题。时间观念的相悖,使文学具有了对立统一的审美张力,借此不同的方式分割和组合时间成为了当代西方文学中普遍实践的艺术。有限与无限、死亡与永恒之间的冲突,造成“陌生化”效果,引领读者不断的思索时间和生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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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一词最早由波兰籍人类学家马里诺夫斯基在1923年提出。作为一个重要的语言学范畴,“语境”指的是语言赖以生存、运用、发展的环境,它对语言使用者的言语活动起着解释或制约的作用。马里诺夫斯基把语境分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两类。文化语境指与言语交际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是一个民族在自己的社会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它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文化习俗,指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中世代传承、相沿成习的生活模式,是一个社会群体在语言、行为和心理上的集体习惯,对属于该集体的成员具有规范性和约束性;二是社会规范,指一个社会对言语交际活动作出的各种规定和限制。作家创作的文化语境是指作家从事文学活动期间对他产生深刻影响的具体的文化环境,涉及社会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及制度文化的各个方面以及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等。
作为美国南方文学复兴运动涌现出来的最杰出作家,福克纳创作的文化语境主要来自于美国南方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及人们的思维方式等等。他在作品中毫不留情地刻画了保守、愚昧、落后的南方人,反映出他对南方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心态。
南北战争前的南方人生活富足安逸,骑士精神和淑女风范盛行。他们把初到新大陆的祖先称为骑士,自称是骑士的后代,并编织了很多有关农耕的神话。他们甚至把南方比作古希腊天堂般的国度。然而随着南北战争的爆发,南方人从神话中唤醒过来。精神危机日盛一日,悲剧意识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因此不少人沉湎往昔,怀念虚幻的荣耀和飘逝的体面。
在这种痛苦的生活环境下,人们或沉沦或思考或与打碎他们幸福的北方佬合作力图改变自己的境遇。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告诉沉沦中的南方人不幸的根由是什么,同时也警醒他们,因为堕落,因为对同是人类的黑人的奴役,他们这群上帝的选民已经犯了罪并正遭受着上帝的惩罚。在这些作品中,南方人的保守、愚昧和精神危机被作家们不遗余力地展现出来。南方人的悲剧意识、对现实的梦幻态度、对过去的留恋、对社会的内疚感等成了南方文学作品的恒久主题。对于那些死死抓住过去不放、自欺欺人的南方人,作家格拉斯哥、福克纳、考德威尔、华伦、威廉斯等许多20世纪的南方作家都给予了批判和警醒。
福克纳的悲剧意识在他的大多数作品中都有着强烈的体现,尤其是《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等作品。《喧哗与骚动》讲述的是曾经在杰弗生镇上显赫一时的大家族康普生家没落、瓦解及至最后的分崩离析的故事。福克纳通过对康普生一家人命运的描写,表达了他思想中的悲剧意识及他对南方旧制度的绝望。《押沙龙,押沙龙!》从种植园主发家史的角度出发,揭露了南方所谓“贵族”的血腥发家史及他们的道德和社会责任感的缺失。小说中塞得潘的垮台以及这个家族的湮灭使人想起关于原罪以及天谴落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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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如果没有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将是另外一个模样,新时期的文学,也将面目全非。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尤其对当代文学的影响与渗透是全方位、多层次、无处不在的。
20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由传统文化孕育、发展起来的传统文学,已不能满足和适应新型社会人们在精神、情绪和感觉方面的需求,走向衰亡。时代要求中国的文学求新、求变。在这种大背景下,各种西方现代思潮挟其经济、政治、科技方面的威势,大举进入中国,中国的传统文学在这些思潮的冲击下不堪一击、迅速解体,新一代作家们在胡塞尔、海德格尔、尼采、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弗洛伊德等人思想的影响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学运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以此为起点,开始由封闭向开放,由本土面向世界。这一时期的作家的作品,无不受到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鲁迅的《呐喊》在现实主义基本精神与手法之外,汲取了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等多种手法,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基本品格;郭沫若的《女神》受到泰戈尔、歌德、惠特曼、雪莱等人的多元影响,形成了浪漫主义的风貌;冰心、周作人的散文,也是在西方散文作家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到了30年代,受弗罗伊德主义及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中国还出现了以刘呐鸥、穆时英等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不过,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的思想是有限的,它主要作用于中国文学的形式,而没有深入中国文学的骨髓,未能真正地影响到中国文学的精神。中国作家对西方现代思潮的学习,也仅停留在表层上,没能深入到西方文化思潮的深处。
建国后几十年的禁锢,将西方现代思潮一律挡在了国门之外,偶尔作为批判材料和反面教材被翻译的国外哲学著作,如商务印书馆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在60年代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等丛书,以及萨特、海德格尔等人的著作,也受到了人们的抗拒、怀疑、批判和漠视,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国门重新向世界敞开,各种西方现代思潮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刚刚从十年“”的政治梦魇中挣扎出来的知识分子,对于来自西方的文化资源有着巨大的渴求。翻译家们为了满足国人的这些迫切的需求,开始大量地翻译和介绍西方各种现代思潮,出版社也大量地出版西方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著作。如四川人民出版社率先在 80年代初期出版了百余本的“走向未来丛书”,其中大部分是翻译介绍当今世界新的科技、人文、社会科学和政治法律方面的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紧跟着出版了“现代西方哲学译丛”,其后,三联书店全力推出《文化:中国与世界》、“学术文库”、“新知文库”,翻译出版近百部西方近现代典籍,更是前所未有地推动了80年代西方现代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人们不仅接触到了康德、新康德主义,黑格尔、新黑格尔主义,也接触到现象学、解释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分析哲学,以及现当代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历史学等。在文学领域,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也被大量地翻译和介绍。袁可嘉主编的共四卷八册的《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选》,出版之后便风行一时,成为最热门的畅销书。其他出版社也竞相出版外国文学作品,如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合出版的《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广西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家作品集》以及各出版社出版的大量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受到了广大读者的亲睐。伴随着思想界不断掀起的西学热,如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海德格尔热、解释学热、解构主义热、女性主义热、新历史主义热,中国当代文学也不断地产生各种文学思潮,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女性文学”等等。中国的批评家们,也从中学到了各种方法论。如1985年被人们称为“方法论年”,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方法、文艺心理学方法、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荣格神话原型法、结构主义方法等都涌进了学界。评论者运用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当代作品的内在要素,揭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呈现文学作品的深层无意识,挖掘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模式。
中国文学批评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而中国作家也纷纷从纷至沓来的西方现代思潮中吸取养分,将他们从中学习到的各种写作技巧及受到的启发运用到了他们的创作中。80年代知名的作家作品中,基本上都带有摹仿与学习的痕迹。如王蒙在80年代初创作的一系列带有实验性质的中短篇作品,受到了“意识流”小说的深刻影响;余华的作品,受启发于卡夫卡、川端康成和罗布—格里耶;孙甘露、格非的作品,飘荡着博尔赫斯的影子;莫言的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等等。外国文学的影响在80年代中后期曾使中国作家感到深深的焦虑,随着他们在创作上的成熟,进入90年代后,这些作家逐渐从外国作家的阴影中走出,在发现自己之后感到了巨大的狂喜。
进入90年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持续发生着相当复杂多变的“转型”,曾经风靡一时的各种西方现代思潮热逐渐降温,社会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逆反性的变化:随着文学轰动效应的消失和启蒙工程的崩塌,知识分子精神领路人的优越地位归于消解,不再是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出现了分化,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告别了80年代的理想化,走向世俗,抨击崇高,张扬私人化,逃辟历史和现实,文学在90年代也逐渐由中心走向了边缘。中国社会在90年代出现了后现代的倾向,解构性话语成为文坛主流,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如福科、拉康、德里达、罗兰·巴特的学说,成为时代的精神主角。中国的文学,受此思潮的影响,也出现了“后现代倾向”。在90年代流行一时的西方现代思潮还有女性主义与新历史主义。这两大思潮也促成了中国文坛“新历史小说”与“女性文学”兴盛一时。
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下面,我们将选取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最大的六个思潮:现代主义、存在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作为研究对象,以它们为代表来分析和透视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
中国的社会现实虽然与魔幻现实主义的发源地拉丁美洲千差万别,但是,同样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相近的生活土壤却使中国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产生了天然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最终导致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广为传播并在80年代中期催生出一种新的文学思潮——寻根文学。
魔幻现实主义在70年代末和其他哲学和文学思潮一起进入中国,对它的介绍与研究在1985年前后达到了高潮,进入90年代后,它也始终是中国作家们关注的热点之一。
1979年,《外国文艺》发表了由王央乐翻译的多篇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南方》、《交叉小径的花园》、《马克福音》、《一个无可奈何的奇迹》。这些作品后来成为中国作家们学习与模仿的经典范本,但由于当时的中国作家们还沉浸在“伤痕”与“反思”的氛围之中,讲究叙事结构、醉心于营造“迷宫”的博尔赫斯的作品并未引起重视。1980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在这期间,《外国文学动态》上先后发表了《博尔赫斯答记者问》、《博尔赫斯就诺贝尔奖金问题答记者问》等博尔赫斯谈话的文章,中国作家由此开始了解魔幻现实主义文学。
随后,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也越来越多地被翻译和介绍进中国。1982年,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一事件激发了中国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兴趣。同年,《世界文学》杂志发表了《百年孤独》的选译片段,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1984年,高长荣翻译的《百年孤独》全译本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在这期间,《当代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拉丁美洲名作家短篇小说选》、《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选》(中国青年出版社)也纷纷出版,中国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的了解渐渐深入。
1985年前后,随着中国文坛“寻根热”的掀起,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及研究论著的出版也出现了高潮,如《族长的没落》(山东文艺出版社)、《霍乱时期的爱情》(漓江出版社)、《魔幻现实主义》(花城出版社)、《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资料》(南开大学出版社)、《拉丁美洲当代文学评论》(漓江出版社)等纷纷出版。中国作家对于魔幻现实主义,开始有了一个全景式的了解。
90年代以后,对魔幻现实主义的介绍和研究并未因为“寻根热”的退潮而降温,事实上,整个90年代,魔幻现实主义一直是出版界、研究界、创作界关注的热点。在90年代出版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及研究论著有:《将军和他的情妇——迷宫中的将军》(南海出版公司)、《劫持》(中国电影出版社)、《巴比伦抽签游戏》(花城出版社)、《巴比伦彩票》(云南人民出版社)、《生活的迷宫——博尔赫斯传》(知识出版社)、《拉美四作家作品精粹》(河北教育出版社)、《拉美作家谈创作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两百年的孤独》(云南人民出版社)、《解读博尔赫斯》(人民文学出版社)、《拉美文学流派的嬗变与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马尔克斯》(辽海出版社)、《我们看拉美文学》(云南人民出版社)、《陷阱里的先锋:博尔赫斯传》(四川人民出版社)、《博尔赫斯——书镜中人》(中央编译出版社)等等。1996年,由陈众议编、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的三卷本《博尔赫斯文集》出版后,再次掀起国内学习和研究博尔赫斯的热潮,这套丛书,也一度成为热门的畅销图书。
魔幻现实主义思潮之所以会在80年代中期以后在中国广为流行,并对中国的“寻根文学”产生巨大影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吸收了西方现代思潮养分,立足于本土文化传统和现实境遇的魔幻现实主义能够发展成为世界先进文学,对中国作家是个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他们由此看到了第三世界国家文学走向世界的希望。中国作家一直有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情结,拉美作家的成功使他们更加坚信“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文学理念。为了寻找与世界对话的途径,中国作家开始了自己的“寻根”之旅。他们以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为范本,借鉴着博尔赫斯们、马尔克斯们成功的经验及写作技巧。魔幻现实主义传统在中国的传播因此有了心理契机;
其次,在80年代中期,中国对西方各种现代思潮的达到了一个高峰,面对五花八门的各种思潮,中国作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西方的东西再好,毕竟也是人家的。中国文学的位置在哪里?应当如何发展?这成为当时的作家共同寻找的问题。与此同时,80年代初王蒙等创作的“伪现代派”作品也暴露出了致命弱点:虽然借鉴了“意识流”等现代主义的手法,但是,一方面,未能更为全面广阔地反映现实生活,另一方面,也与实际的生活经验发生了极大的偏离。如何将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主义的优秀成果相结合,创作出既中国又现代的文学作品,成为当时作家们共同思考的一个问题。于是,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便有了现实契机;另外,随着文学“反思”由政治向民族文化心理层面的深化,人们开始注意到中国文化的“断裂”现象。如阿城所说:“五四运动在社会变革中有着不容否定的进步意义,但它较全面地否定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加上中国社会一直动荡不安,使民族文化的断裂延续至今,‘“”’更加彻底,把民族文化判给阶级文化横扫一遍,我们甚至差点连遮羞布也没有了。”韩少功也认为:“五四以后,中国文学向外国学习,学西洋的,东洋的,俄国的和苏联的;也曾向外国关门,夜郎自大地把一切‘洋货’都封禁焚烧。结果带来民族文化的毁灭,还有民族自信心的低落。”中国作家渴望通过文学来弥补这一文化的断裂。这,便是魔幻现实主义流行一时的文化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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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在中国高等院校中文系诞生了,成为中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学科合并一方面使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人成倍增长,比较文学的地位得以提高;另一方面,也给比较文学界和外国文学界带来了诸多 烦恼,激发了许多学者对其深思、探讨。2000年,《外国文学研 究》杂志设置了“学科建设研讨专题”的专栏,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有关问题开展了讨论”;2002年,在中国外国 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期间,几位学者就“学科建设与教学研究” 进行了座谈;2003年,第二界“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 坛”对学科合并及带来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3];2004年,在 首届中国比较文学高层论坛中,学者们继续就此话题进行讨 论。对于学科合并,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对合并表示 了认同,不过认为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是两个有各自不同特征 的学科;有的学者认为外国文学就是比较文学另外一些 学者则对合并带来的问题忧心忡忡.
学科合并带来的比较文学学科界限的模糊、教学的混乱、学 术质量的低下等等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由学科定位以及身份 问题所决定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其前身就是外国文学)身 处同一屋檐下,各自的身份和地盘如何界定、划分?两者错综复 杂的关系是否会导致彼此消融,乃至同一?解决这些问题的关 键在于能否在学理上将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区别开来。本文将 引入哲学释义学中前结构的概念,对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进行 身份界定,并进一步探讨在释义学的视角下,比较文学研究如何 在一开始就与外国文学分道扬镳,并怎样一步步在视域融合中展开自身.
现在,我们可以试图为比较文学下一个阐释学意义上的定 义了,那就是,“充分应用本国(民族、语言)文化的前结构对其他 国家(民族、语言)的文学进行阐释和解读的研究工作。”这一定 义首先将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区分开来。在外国文学研究中, 理解调用的是外国文学、文化的前结构,而比较文学则调用自身 传统与他者本文进行对话。其次,这一定义对从事比较文学研 究的工作人员提出了本学科的基础要求:不断充实、完善自己的 理解前结构。只有具备了不同背景的前结构,才有可能在阐释 过程中搭建交流的平台,进一步激发研究者探寻各种意义的可 能性。最后,在比较文学的学科范围内,或者接受了比较文学学 科训练的人必须在与他者本文的接触中认识、反思自己的前结 构,并且敞开自身,使他者本文在我们的前结构或者存在中得到 表现,从而在问答逻辑的不断推进下,在永无止境的视域融合中 发现理解的可能性。比较文学的目标就是为人类的生存筹划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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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焦虑与狂喜
不可否认,如果没有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将是另外一个模样,新时期的文学,也将面目全非。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尤其对当代文学的影响与渗透是全方位、多层次、无处不在的。
20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由传统文化孕育、发展起来的传统文学,已不能满足和适应新型社会人们在精神、情绪和感觉方面的需求,走向衰亡。时代要求中国的文学求新、求变。在这种大背景下,各种西方现代思潮挟其经济、政治、科技方面的威势,大举进入中国,中国的传统文学在这些思潮的冲击下不堪一击、迅速解体,新一代作家们在胡塞尔、海德格尔、尼采、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弗洛伊德等人思想的影响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学运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以此为起点,开始由封闭向开放,由本土面向世界。这一时期的作家的作品,无不受到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鲁迅的《呐喊》在现实主义基本精神与手法之外,汲取了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等多种手法,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基本品格;郭沫若的《女神》受到泰戈尔、歌德、惠特曼、雪莱等人的多元影响,形成了浪漫主义的风貌;冰心、周作人的散文,也是在西方散文作家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到了30年代,受弗罗伊德主义及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中国还出现了以刘呐鸥、穆时英等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不过,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的思想是有限的,它主要作用于中国文学的形式,而没有深入中国文学的骨髓,未能真正地影响到中国文学的精神。中国作家对西方现代思潮的学习,也仅停留在表层上,没能深入到西方文化思潮的深处。
建国后几十年的禁锢,将西方现代思潮一律挡在了国门之外,偶尔作为批判材料和反面教材被翻译的国外哲学著作,如商务印书馆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在60年代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等丛书,以及萨特、海德格尔等人的著作,也受到了人们的抗拒、怀疑、批判和漠视,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国门重新向世界敞开,各种西方现代思潮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刚刚从十年“”的政治梦魇中挣扎出来的知识分子,对于来自西方的文化资源有着巨大的渴求。翻译家们为了满足国人的这些迫切的需求,开始大量地翻译和介绍西方各种现代思潮,出版社也大量地出版西方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著作。如四川人民出版社率先在 80年代初期出版了百余本的“走向未来丛书”,其中大部分是翻译介绍当今世界新的科技、人文、社会科学和政治法律方面的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紧跟着出版了“现代西方哲学译丛”,其后,三联书店全力推出《文化:中国与世界》、“学术文库”、“新知文库”,翻译出版近百部西方近现代典籍,更是前所未有地推动了80年代西方现代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人们不仅接触到了康德、新康德主义,黑格尔、新黑格尔主义,也接触到现象学、解释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分析哲学,以及现当代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历史学等。在文学领域,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也被大量地翻译和介绍。袁可嘉主编的共四卷八册的《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选》,出版之后便风行一时,成为最热门的畅销书。其他出版社也竞相出版外国文学作品,如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合出版的《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广西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家作品集》以及各出版社出版的大量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受到了广大读者的亲睐。伴随着思想界不断掀起的西学热,如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海德格尔热、解释学热、解构主义热、女性主义热、新历史主义热,中国当代文学也不断地产生各种文学思潮,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女性文学”等等。中国的批评家们,也从中学到了各种方法论。如1985年被人们称为“方法论年”,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方法、文艺心理学方法、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荣格神话原型法、结构主义方法等都涌进了学界。评论者运用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当代作品的内在要素,揭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呈现文学作品的深层无意识,挖掘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模式。
中国文学批评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而中国作家也纷纷从纷至沓来的西方现代思潮中吸取养分,将他们从中学习到的各种写作技巧及受到的启发运用到了他们的创作中。80年代知名的作家作品中,基本上都带有摹仿与学习的痕迹。如王蒙在80年代初创作的一系列带有实验性质的中短篇作品,受到了“意识流”小说的深刻影响;余华的作品,受启发于卡夫卡、川端康成和罗布—格里耶;孙甘露、格非的作品,飘荡着博尔赫斯的影子;莫言的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等等。外国文学的影响在80年代中后期曾使中国作家感到深深的焦虑,随着他们在创作上的成熟,进入90年代后,这些作家逐渐从外国作家的阴影中走出,在发现自己之后感到了巨大的狂喜。
进入90年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持续发生着相当复杂多变的“转型”,曾经风靡一时的各种西方现代思潮热逐渐降温,社会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逆反性的变化:随着文学轰动效应的消失和启蒙工程的崩塌,知识分子精神领路人的优越地位归于消解,不再是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出现了分化,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告别了80年代的理想化,走向世俗,抨击崇高,张扬私人化,逃辟历史和现实,文学在90年代也逐渐由中心走向了边缘。中国社会在90年代出现了后现代的倾向,解构性话语成为文坛主流,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如福科、拉康、德里达、罗兰·巴特的学说,成为时代的精神主角。中国的文学,受此思潮的影响,也出现了“后现代倾向”。在90年代流行一时的西方现代思潮还有女性主义与新历史主义。这两大思潮也促成了中国文坛“新历史小说”与“女性文学”兴盛一时。
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下面,我们将选取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最大的六个思潮:现代主义、存在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作为研究对象,以它们为代表来分析和透视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
中国的先锋文学是在十年“”造成的信仰废墟之上生长起来的。它的萌芽、壮大以及衰落都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息息相关。
十年“”对人们,尤其是新一代年轻人的信仰和价值观念的摧毁是致命的:他们对曾经“伟大”和“崇高”的各种观念产生了怀疑,他们心中的信仰支柱逐渐消失,他们因生存迷失了确定的依托和方向而陷入迷惘与彷徨;而此时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则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局面,人们工作与生活的重心,由从前的“阶级斗争”转向了经济建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的确立,也为人们接受更多的西方先进文化提供了一个大环境;另外,改革中变幻的生活使人们对世界和艺术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和体验,以往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文学模式、表现手法已经使许多人感到了表达上的局限;长期处于闭塞状态中的中国人,在这历史急剧变革的时刻,纷纷把目光投向了大洋彼岸、投向了世界。
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在信仰危机、人的异化和自我价值迷失基础上产生的现代主义思潮,以锐不可挡之势涌入了中国。
从1978年开始,国内的各种文学刊物便开始大量发表介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论文,各出版社对现代派作品和现代主义研究著作的出版,也蔚然成风,并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其中影响较大的图书有:《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漓江出版社)、《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集》(漓江出版社)、《外国文学研究资料》(外国文学出版社)、《欧美现代派作品选》(云南人民出版社)、《西方文艺思潮论丛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意识流小说理论》(四川文艺出版社)、《叙事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现代小说美学》(湖南文艺出版社)、《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等等。另外,西方现代派小说作家的经典作品,如普鲁斯特的《追忆流水年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伍尔芙的《到灯塔去》、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川端康成的《雪国》等等,也纷纷被翻译成中文,为中国的先锋小说作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对中国的先锋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对西方现代主义理论的了解主要来自于翻译家们的翻译和介绍文章,据统计,从1978年到1982年,各刊物发表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论文多达400多篇。以袁可嘉、陈焜、瞿世镜等为代表的批评家为西方现代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产生了较大影响的译介文章和论著有:袁可嘉的《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创作及理论》、《象征派诗歌·意识流·荒诞派戏剧——欧美现代派文学述评》、《意识流是什么》、《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述》、《略论西方现代派文学》;陈焜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意识流问题》;瞿世镜的《“意识流”思潮概观》、《伍尔芙意识流小说家》;李春林的《东方意识流文学》等等。
随着翻译工作的展开,从1980年开始,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争论,也在创作界和评论界拉开了序幕。由于在此之前,人们长期接受的主要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滋养,思维形成了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定势,因此,当反现实主义传统的现代主义突兀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时,有相当一部分“忠诚”于现实主义文学的批评家们便纷纷撰文抨击现代派文学,并从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角度来否定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而另一些批评家对保守派们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反驳。持赞同现代主义观点的批评家们一般不否定现实主义文学既定的种种原则,如“文学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艺术源于生活”等,也都认为西方现代派文学有颓废和消极的一面,但是,他们指出,现代主义文学比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更多的视角、层次和侧面来反映生活,可以为中国未来的小说创作提供更多的写作技巧和文学方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80年代中期,批判现代主义的论调渐渐销声匿迹,评论界对现代主义文学可以开拓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空间、适当运用可以丰富与深化文学的表现力这一观点逐渐达成了共识。正是因为评论界对现代主义文学有助于中国文学发展的肯定,使80年代中期的中国先锋文学勃兴一时,也正是因为评论界对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界限的暧昧态度,以及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概念的模糊不清,使中国作家和评论家们对西方现代主义产生了“误读”,并使中国的先锋文学成为带有浓厚现实主义色彩、富于中国特色的先锋文学。
1986年,鲁枢元在《文艺报》上发表了《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一文,提出文学艺术要“向内转”,即转向文学艺术自身的存在,回归到文学艺术的本真状态的主张。鲁枢元的这一文学理念马上遭到了以周崇坡为代表的一批评论者的反击。于是,一场关于文学是否应当“向内转”的争论以《文艺报》为阵地热烈地展了开来;1988年,争论中心又转移到《文艺争鸣》。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代表性的文章有:周崇坡的《新时期文学要警惕进一步“向内转”》、童庆炳的《文学的“向内转”与艺术创作规律》、鲁枢元的《大地与云霓——关于文学本体论的思考》、武林伟的《“向内转”与文学的现代意识》、张炯的《也谈文学“向内转”与艺术规律》、曾镇南的《新时期文学“向内转”之我见》等等。这一争论直接导致了当时文化界的“本体论”热。中国的知识分子因此更多地关注存在、价值、对话、心灵交流等一系列哲学、美学、文学问题。人们不仅注意到宇宙“时空本体”的总体存在性,现代“人的本体”存在语境与状况,而且注意到文学“作品本体”存在的诗意表述,“主体间性”存在的“价值本体”交流,以及读者和作者间的“本体对话”等问题,使得文坛出现了理论深化和文学作品的深度意义发掘的连锁效应。在同一时段,中国的先锋文学运动也被推向了高潮。
直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而产生的中国现代派小说,在新时期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意识流、象征主义)的影响,中国文学曾出现过以“新感觉派小说”和“现代派诗歌”为代表的、在文学形式和写作技巧方面进行探索的实验作品。代表作家和诗人有刘呐欧、穆时英、施蛰存、戴望舒、李金发、卞之琳等等。这些作家的作品或者在小说的形式、节奏、手法上带有现代主义的特征,注重捕捉新奇的感觉,以表现作家眼耳感官里的城市风貌;或者受弗洛伊德性心理学的影响,更重于心理分析;或者用朦胧的意象和含蓄的语言来暗示、表现感觉和情调……不过,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它们只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流派而存在,并没有产生更大的影响。80年代初中国文坛现代派文学创作潮流的兴盛繁荣,也不是二、三十年代前后现代派文学思潮的简单回归,而是改革开放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涌入催生的产物。
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最早在诗歌界显现出来。顾城、北岛、舒婷等人的“朦胧诗”,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文坛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文学潮流,对传统文学的理念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朦胧诗所强调的“自我”,也使人们开始思考“人”这一命题,文学也由此开始向文学本身回归。“朦胧诗”虽然不能算作现代主义文学,但是,它的怀疑精神、它的诸多创作手法、它的荒诞意识,却是与西方现代主义的精神互相呼应的。
当理论界正在掀起介绍西方现代主义理论高潮的时候,小说家们也迫不及待地将这些刚刚被引入的理论运用到创作实践中。一向被奉为文坛大哥的王蒙,重出江湖后在创作中有意识地突破传统小说的写法,大胆地吸收、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一些表现手法。从1978年初到1985年上半年,他先后发表了19部充满探索精神的中短篇小说,其中《夜的眼》、《布礼》、《春之声》、《风筝飘带》、《海的梦》、《蝴蝶》等作品,很明显是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尤其是“意识流”的影响,在形式上体现出与传统文学很不一样的特征。与此同时,一批像王蒙一样曾经活跃于50年代文坛的老作家们也纷纷加入了探索的阵营。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用电影蒙太奇镜头组合的手法,扩大了作品的容量,使作品内容具有立体感,并通过梦幻,突破时空局限,给人以全新的感受;宗璞的《我是谁》、《蜗居》、《泥沼中的头颅》等作品着力用荒诞的历史、荒诞的现实、荒诞的环境,乃至荒诞的思想、感情的描摹等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开掘知识分子复杂的精神世界。另外,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谌容的《减去十年》的小说,也都有意无意地借鉴了现代主义小说的写作技艺。
随着创作实践轰轰烈烈的展开,关于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探讨与争鸣,也一发不可收拾。其间涌现出来的代表性文章有: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等。这些争鸣探索文章和当时译介论著一起,汇成一股强有力的理论体系,影响着中国新时期的现代主义文学创作。
80年代前期的探索性作品,虽然在形式上开始打破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结构方式,以主观的心理意识流程来安排叙事时空,但是,从总体上看,它们并没有触及到中国作家深层的审美观念、创作观念和创作模式。所谓“现代主义”只是运用了象征、变形、意识流等现代主义艺术手法和技巧,其作品整体上仍是充满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的“社会写实文学”,其目的是为了表达作家对各种社会问题的认知与意见,即对主观意识的描写是为反映客观现实服务的,作品的主题是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忧虑,而不是西方现代派所表现的对“个体生命”的忧虑,因此他们的创作事实上仍旧是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延续。正因为此,他们的创作被人们称为“东方意识流”或“心理现实主义”,也有人称其为“伪现代派”。
但是,这一时期作家们的创作,却为后来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培养了一批对现代主义具有亲和力的读者群和评论者群体。他们的作品是80年代中国文学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取得的最初的成果。#p#副标题#e#
随着西方现代主义思潮越来越多地被翻译和介绍进中国,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如心理分析小说,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新小说,以及理论界的形式主义、叙述学、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等等在80年代中期成为人们所关注与争论的热点,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也开始深入人心。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刺激下,中国的先锋小说创作在1985年后呈现出一种“井喷”的态势。
最早引发“井喷”的是于1985年先后发表的两部小说: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你别无选择》用“音乐式”的结构和“黑色幽默”的语言方式,以看似荒诞的情节,展现某音乐学院僵死的教学方式对学生们心灵的扼杀;《无主题变奏》则将心理片断和生活片断“无主题”地串联起来,通过一个自动由大学中退学,并安心于做一个“无所事事”的饭店服务员的青年的自述,展现出年轻一代孤独、迷惘的生存状态。和王蒙、宗璞等“伪现代派”作品相比,这两部作品已经超越了形式探索的层面,将现代主义精神融入到作品中,在思想意识、文学精神和表现手法上更加成熟,更具有现代主义的特点。正因为此,批评家们认为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正在步入繁荣期。而《你别无选择》也被称为“第一部成功的中国现代派文学作品”,是“一代人‘情绪历史’的一个浓缩”。
继刘索拉、徐星之后,马原、洪峰、格非、残雪、余华、孙甘露、莫言、苏童、扎西达娃、北村等一批作家纷纷登上文坛,开始了先锋文学之舞。中国的先锋文学先天地带有现代文学影响的痕迹。如莫言将马尔克斯和福克纳比喻为“两座灼热的高炉”,认为他们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作家;余华则对卡夫卡和川端康成推崇倍至,他的小说也充满了新小说和罗布-格里耶的痕迹;残雪的作品,飘荡着卡夫卡的影子;格非、孙甘露的作品,受到了博尔赫斯的深刻影响……当然,他们的探索并不是纯粹的摹仿,也体现出了很强的个性和本土化的特征,如马原、格非等人不同于博尔赫斯对纯粹的幻想世界的迷恋,带上了一种传统东方关注“现象”而不重视“真”与“幻”的区别的亦真亦幻色彩;孙甘露的诗性探索也立足并着力于对现代汉语诗性功能的挖掘,等等。
在对“形式”的变革上,马原无疑是叙事革命的代表人物,他创作的《拉萨河的女神》,第一次把叙述置于故事之上,把几起没有因果联系的事件拼贴在一起。他在《冈底斯的诱惑》、《西海的无帆船》、《虚构》、《大师》、《涂满古怪图案的墙壁》等小说中,使用元叙事的手法打破了小说的“似真幻觉”之后,又进一步混淆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马原的这引起叙述探索形成了著名的“马原的叙事圈套”,并以独特的方式消解了此前人们所熟悉的现实主义手法所造成的真实幻觉,成为以后的作家的模仿对象和小说实验的起点。
残雪的《山上的小屋》等小说中的世界,都是变形的,她的人物,都带有某种“神经质”,互相间缺乏沟通、信任,并存在一种“自虐”和“他虐”的心理。她的小说以一种丑恶意象的堆积凸现外在世界对人的压迫,把一种个人化的感觉上升到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寓言的层次。
格非的小说创作从一开始便致力于叙事迷宫的构建,他以人物内在意识的无序性构筑出一团线圈式的迷宫──其中有缠绕、有冲撞、也有意识的弥散与短路。如他的短篇小说《褐色鸟群》,首次运用了“叙述空缺”的手法,叙述了一个似真似幻的故事。它打破了传统文学对“真实性”的追求,透露出现代人对“存在”的实在本质的怀疑。
在小说的语言方面,先锋小说家们也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孙甘露的《信使之函》、《访问梦境》、《请女人猜谜》、《我是少年酒坛子》等作品,着力于使小说语言诗化的诗性探索,词语被斩断了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搭配起来,使能指自我指涉与相互指涉。他的小说语言实验,其实最接近的是超现实主义诗歌与绘画,他的小说是这些语言的与视觉的幻象集合而成的恍惚暧昧的梦与诗。
余华的小说,如《四月三日事件》、《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难逃劫数》等,以一种冷静的笔调描写死亡、血腥与暴力,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人性的残酷与存在的荒谬。
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小说作家们在叙事革命、语言实验与生存探索这三个层次进行了深层次的探索。和传统现实主义作家相比,先锋作家大多力图追求一种“现代性寓言效果”,刻意追求情节的淡化和荒诞,追求“有意味的形式”,将叙述角度、语法修辞的独特做为创作的最大目标。这些特点,是“先锋小说”得以区别于被人厌倦了的传统现实主义而繁荣一时的最大特征,然而同时,这些特征中也蕴含着先锋派的创作局限,正因为此,中国的“先锋小说”在80年代末开始盛极而衰,许多作家的创作也开始转向。
90年代初,由于先锋作家们的作品过于强调形式而忽视内容,在读者中逐渐失去市场,先锋作家们因此纷纷降低了探索的力度,作品的叙述风格采取了一种更能为一般读者接受的方式,有的甚至和商业文化结合,作品转型到小说的其他领域。但中国先锋小说的探索并未从此停止,在90年代,仍然有一批作家坚守“先锋”孤寂的阵地,如韩东、朱文、海男、黑孩等等。他们依然用自己的创作继续着中国文学的先锋之舞。
中国先锋小说的繁荣期虽然短暂,但是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它打破了传统写实模式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垄断地位,终结了一个被政治权威控制着的小说时代,中国的小说创作,从此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另外,先锋作家们所取得的探索成果,如时空错位、零度情感叙述、叙事的圈套等等,也被90年代的作家们适当而娴熟地运用着,中国的文学,因此也被注入了新的因素,呈现出更为丰富多彩的景象。
存在主义思潮是80年代涌入中国的各种西方哲学思潮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思潮之一。但是,存在主义绝不是在70年代末才进入中国的,在70年代以前,我国就翻译和出版了一些存在主义的著作。如1955年,萨特访华时,《人民日报》发表了萨特的《我对新中国的观感》,为配合其访华,《译文》杂志发表了他的剧作《丽瑟》。60年代,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小说集《厌恶及其他》等等,曾经作为批判材料出版过。由于当时政治环境的限制,存在主义的传播和影响都非常有限。
70年代末,刚刚从“”十年中走出来的人们对浩劫心有余悸,在精神上都有一种危机感。他们对过去进行着反思,对现实充满了怀疑,对未来感到迷茫。迷惘、彷徨、失落与孤独成为普遍的社会情绪。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把人的重要性放在第一位,认为人的存在先于本质,崇尚自由,倡导人道主义的存在主义在重新被引入中国的时候,便取得了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一代人心灵上的共鸣。一时间,“他人即地狱”、“人被判决为自由”、“人被无缘无故地抛到这个世界上”等存在主义的格言成为大学生们的口头禅,中国的新一代人面对无趣的世界、森严的戒律,也有足够的底气喊出“厌恶及其它!”在哲学界和文学界,各种存在主义的讨论会也纷纷召开,研究者们运用各种途径、以各种形式介绍存在主义,一时间,存在主义成为一股受到遍关注的社会思潮。
正因为人们对存在主义心灵的渴求,翻译家和出版社也开始大量地翻译和出版存在主义的著作。在80年代产生巨大影响的存在主义著作和研究论著有:《萨特戏剧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厌恶及其他》(上海译文出版社)、《存在与虚无》(三联书店)、《鼠疫》(上海译文出版社)、《加缪中短篇小说集》(外国文学出版社)、《萨特及其存在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萨特其人及其“人学”》(复旦大学出版社)、《萨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个绝望者的希望:萨特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探索”人生的奥秘:萨特与存在主义》(北京出版社)、《萨特论艺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存在主义美学》(辽宁人民出版社)等等。其中取得较大成就的翻译家和批评家有:柳鸣九、袁树仁、郑永慧、亚丁、施康强、潘培庆、刘放桐、徐崇温、黄颂杰、杜小真、魏金声等等。
90年代,存在主义不再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但对存在主义的研究却没有停止,存在主义的著作依然在不断地被出版着,有价值的研究文章也不断地被发表。如1998年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萨特小说集》(上、下卷)曾经成为图书界的热点,畅销一时。而关于存在主义的研讨会,也经常举行,如1994年在西安举办的“‘存在’文学与20世纪文学中的‘存在’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受到了人们极大的关注。
存在主义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存在主义哲学强调的是人的自由选择与自由承担责任,萨特认为人生的意义只有在个体的自由选择中才能得以实现,海德格尔也认为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人的“筹划性”。但在现实世界中,人的处境往往是只能处在一种“被选择”与“被筹划”之中。因此,“自由选择”与“被选择”、“筹划性”与“被筹划性”就构成了人生的一种无可逃避的矛盾。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关注和人生的意义的追问是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的命题,可以说从80年代中后期到整个90年代,中国各流派的小说创作,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存在主义的影响。
存在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无处不在,在批评家们看来,存在主义思潮作用于当代文学最集中体现在三个文学思潮上:“反思文学”、1985年前后的“先锋小说”和“新写实主义小说”。下面,我们就这三个文艺思潮谈存在主义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
“反思文学”是与“伤痕文学”在同一时段崛起的文学创作思潮。“反思”一词,最早来源于英国哲学家洛克的著作中,他将“心灵内部活动的知觉”,称为“反思”。“反思文学”中的“反思”指从理的角度去沉思历史,去发现畸形的政治、十年浩劫给我们的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根源。同时,在历史和自然的大的环境背景中展开对“人”的价值的思考。
存在主义探讨的是人的存在,是一种“人学”。萨特认为:万物尽管存在着,但它们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因而不是真正的存在,只有人才能认识到自己存在,并且能揭示万物的存在,因而人的存在是真正的存在。没有了人的存在,万物的存在就失去了确定性和意义。人比物高贵的地方就在于人自己创造自己的本质。人都是特殊的,只有表现自己的特殊性,“成为他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存在。“人的本质靠自己的行动去创造。是英雄使自己成为英雄,是懦夫使自己成为懦夫。”他还指出,人之初是一种虚无,外部自在世界又是偶然的,人的行动就会有多种可能性,人选择哪种行动,完全是自由的,所以人命定是自由的。既然每一行动都是人自由选择的结果,那么他就要为自己的行动承担责任。存在主义的这些人道主义的观点,与“反思文学”所要探讨的“人”的诸多问题不谋而合,而“反思文学”兴起的时段,正是存在主义被重新发现并广为传播的时段,因此,我们认为,“反思文学”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其特征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在此之前的文学作品,人基本上都是集体的一份子,主人公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国家,为了集体,人只是一个符号。而“反思文学”在其“反思”过程中,逐渐将作为个体的人重新发现出来。早期的“反思文学”作品,如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张弦的《记忆》等作品,从政治的层面,反思个体在大时代背景中的生存;随后的作品,如《离离原上草》、《女俘》、《驼铃》、《如意》等,开始从人际关系、母子亲情、友情和爱情等层面思考人本身。中国文学也以此为起点,将写作重心转向了“人本身”,如“人性”、“人的价值”、“人的生命力量”等更深刻的问题的思考上。代表作品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活动变人形》、《芙蓉镇》、《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等等。
“”十年的作品,“阶级性”几乎取代了一切的世俗的情感,如八个样板戏中甚至干脆取消了主人公的配偶设置。“反思文学”作品反其道而行之,刻意张扬的是被左倾思潮压制多年的“人道主义”。例如谌容的《人到中年》,写的是中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在作品中,作者描述了中年一代“人”的基本生存境况、探讨人的价值和“人”所应该得到的权力,可谓是一篇典型的人道主义的宣言。刘心武的《如意》通过描写一个老校工的爱情悲剧,揭示出一个深刻的人道主义主题:应该把人当成人,理解人的感情,尊重人的选择。张笑天的《离离原上草》讲述了发生在不同阶级阵营里的人们的感情故事,赞颂了超越阶级和政治的人类之爱。这篇小说发表后有人认为它“在人性问题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但作者所要传达的文学理念是:人性、人道主义并不是资产阶级特有的东西。可以说它与当时正在流行的存在主义思潮是互相呼应的。
一些“反思文学”作品在揭示人性的时候,不自觉地触及到了政治和环境对人的异化的问题。例如《我们这个年纪的梦》,写出了人的理想如何被平庸的生活现实磨灭、人的追求如何屈从于社会环境、“物的世界”如何将人“物化”的过程,向读者展示了人生世事的复杂和不可捉摸;张贤亮的小说,率先把反思的目光由外部世界转向自己内心,他冷静地直面真实的自我,暴露出自己尴尬甚至可鄙的负面,并由点及面,进而对整个民族知识分子灵魂进行深刻的剖析;《桑那高地的太阳》写到了平庸却复杂的人际关系如何战胜个人的理想主义,最后逼迫主人公抛弃“自我”,与环境同化的过程,揭示了环境对人的异化。#p#副标题#e#
存在主义对“反思文学”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反思文学”中表现出来的许多与存在主义相近或者一致的特征,大多来自作家们对生活的感悟和对历史的反思,而非从存在主义的学说中直接汲取得来。国内作家真正有意识地接受存在主义的滋养,并将存在主义运用到创作实践中,基本上是80年代中后期的事情。
研究者们认为,新时期文学对存在主义的学习,在1985年达到了一个高峰,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陈村的《少男少女,一共七个》、残雪的《苍老的浮云》等作品,都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其特征主要表现在:
这些作品着力于揭示现代人的孤独感,世界的荒诞性以及对“人性”的呼唤。这与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如世界是荒谬的,现实本身是不可知的,人的存在缺乏理性,人生孤独等等,是相互对应的。如《你别无选择》中的主人公,陷入了生活为他们设定的怪圈中难于自拔,时常陷入“别无选择”的绝境中,人生的荒诞性,在他们的经历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又如《无主题变奏》中的“我”,总在追问自己:“我是什么”,“我搞不清除了我现有的一切之外,我还应该要什么……”,“我”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孤独得要命”,生存的荒谬性,在徐星的笔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
存在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它深化了当代文学的主题上,也表现在它为中国当代文学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力量。以刘索拉、徐星、残雪为代表的当代作家,他们的作品很明显地带有一种反主流的“存在的危机”意识。他们在作品中对人本体存在进行的形而上的思考,事实上就是一种充满存在主义色彩的思考。
1989年3月,《钟山》杂志隆重推出了“新写实小说大联展”的专刊,意味着“新写实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正式在中国文坛亮相。在这期杂志的“卷首语”中,有一个关于“新写实小说”的宽泛定义:“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的文学,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这些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方法仍是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不仅具有鲜明的当代意识,还分明渗透着强烈的历史意识和哲学意识。但它减褪了过去伪现实主义那种直露、急功近利的政治性色彩。而追求一种更为丰厚更为博大的文学境界。”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新写实小说作家在创作意向上,受到了存在主义的极大影响,作家们重新关注人的生存现实,可以被看作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又一次与作家发生共鸣”。
存在主义对“新写实小说”的影响,可以从以下方面看出:
“新写实小说”的作家们热衷于选取那些平庸的、丑恶的、甚至残酷的生活现象为他们的写作素材。如池莉的《烦恼人生》通篇以流水帐一般的形式叙述武汉的一名普通工人一天的琐碎生活:上厕所、挤公共汽车、吃早点、发奖金、接待日本人参观、给自己父亲和老丈人买生日礼物、支付昂贵的菜金、儿子就近入托、黑白换彩电等等,这些事情,都在作者的笔下呈现出一种令人十分无奈的灰色。方方的《风景》勾勒出“五、六十年代”这一一向被描写为“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儿童幸福生活在红旗下”的时间段底层百姓穷困生活的“风景”。小说呈现在读者眼前的生存图景是触目惊心的:在一个肮脏破旧的河南棚子中,“父亲”带着他的妻子和七男二女住在一个十三平米的板壁屋子里,火车平均七分钟一趟从屋侧呼啸而过,父亲毒打母亲的行为几乎成为夫妻之间的一种娱乐,孩子们在贫困狭窄的环境中彼此压榨斗殴,而拾破烂、捡菜叶、偷煤及父亲的打骂则构成了他们幼年时代的主要记忆……等等。这样的描写,无疑是对萨特所说的“人生存在是既痛苦而荒诞的故事”的观点的最好的诠释。
“新写实小说”作家常常通过叙写凡夫俗子的日常生活,揭露人性的丑恶,探究人性丑和恶与人类生存境况之间的关系。他们的作品可以让读者透过貌似平静的生活水面,去感知隐伏于生活里的大量不合理和荒诞的漩流。例如方方的《一波三折》,将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放大、突出,将小人物在大灾难面前的无助与绝望展现在读者眼前,使读者可以更真切地了解到小人物是怎样地不能把握自己——不论“已遇到什么或将遇到什么”,“小人物”有的只是对生活的无奈与无助。“新写实小说”也常常涉及人的“异化”问题。如刘震云的《单位》,就写到了沉重的生活现实如何使一个充满热情和理想的年轻人变得平庸的“异化”过程。
存在主义对“新写实小说”的影响,正如一些批评者所说的:“‘新写实’崛起,重新关注人的生存现实,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又一次与作家发生共鸣,在沉重的氛围中,作家关注现实中那些愚昧的、落后的沉积,那些反人民反人道的蒺藜,有意去展露那荒诞的,令人‘恶心’的生活现象。”当然,“新写实小说”产生的背景与存在主义产生的背景是迥然不同的,它在对人生与世界的绝望方面,也与存在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大多数“新写实小说”,虽然基调是灰色的,但总是在作品中注入一些亮光,让读者看到生活的希望。例如《烦恼人生》中的主人公印家厚,虽然在生活中充满烦恼,但他并没有对生活感到绝望:他从妻子早晨目送自己的目光、傍晚递到手中的热毛巾、催促自己多吃菜的话语中感到家的温馨;从往昔知青伙伴的来信中对比出自己处境的优越;从渡船上与同事关于诗的讨论、他人对自己工作的赞许中,感到做人的自信。他的“烦恼”,用作者池莉的话来说:“是一种达观而质朴的生活观,正是当今之世我们在贫穷落后之中要改善自己生活的一种民族性格。”
90年代中后期,“新写实小说”逐渐偃旗息鼓,但是,存在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却并未消失。其后的“新生代小说”或者“晚生代小说”也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这些作品在探讨非理性的意志、情感、直觉、本能欲望等精神因素对人的作用方面,在揭示现代人的生存图景方面,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成果。
中国的社会现实虽然与魔幻现实主义的发源地拉丁美洲千差万别,但是,同样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相近的生活土壤却使中国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产生了天然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最终导致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广为传播并在80年代中期催生出一种新的文学思潮——寻根文学。
魔幻现实主义在70年代末和其他哲学和文学思潮一起进入中国,对它的介绍与研究在1985年前后达到了高潮,进入90年代后,它也始终是中国作家们关注的热点之一。
1979年,《外国文艺》发表了由王央乐翻译的多篇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南方》、《交叉小径的花园》、《马克福音》、《一个无可奈何的奇迹》。这些作品后来成为中国作家们学习与模仿的经典范本,但由于当时的中国作家们还沉浸在“伤痕”与“反思”的氛围之中,讲究叙事结构、醉心于营造“迷宫”的博尔赫斯的作品并未引起重视。1980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在这期间,《外国文学动态》上先后发表了《博尔赫斯答记者问》、《博尔赫斯就诺贝尔奖金问题答记者问》等博尔赫斯谈话的文章,中国作家由此开始了解魔幻现实主义文学。
随后,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也越来越多地被翻译和介绍进中国。1982年,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一事件激发了中国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兴趣。同年,《世界文学》杂志发表了《百年孤独》的选译片段,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1984年,高长荣翻译的《百年孤独》全译本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在这期间,《当代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拉丁美洲名作家短篇小说选》、《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选》(中国青年出版社)也纷纷出版,中国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的了解渐渐深入。
1985年前后,随着中国文坛“寻根热”的掀起,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及研究论著的出版也出现了高潮,如《族长的没落》(山东文艺出版社)、《霍乱时期的爱情》(漓江出版社)、《魔幻现实主义》(花城出版社)、《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资料》(南开大学出版社)、《拉丁美洲当代文学评论》(漓江出版社)等纷纷出版。中国作家对于魔幻现实主义,开始有了一个全景式的了解。
90年代以后,对魔幻现实主义的介绍和研究并未因为“寻根热”的退潮而降温,事实上,整个90年代,魔幻现实主义一直是出版界、研究界、创作界关注的热点。在90年代出版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及研究论著有:《将军和他的情妇——迷宫中的将军》(南海出版公司)、《劫持》(中国电影出版社)、《巴比伦抽签游戏》(花城出版社)、《巴比伦彩票》(云南人民出版社)、《生活的迷宫——博尔赫斯传》(知识出版社)、《拉美四作家作品精粹》(河北教育出版社)、《拉美作家谈创作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两百年的孤独》(云南人民出版社)、《解读博尔赫斯》(人民文学出版社)、《拉美文学流派的嬗变与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马尔克斯》(辽海出版社)、《我们看拉美文学》(云南人民出版社)、《陷阱里的先锋:博尔赫斯传》(四川人民出版社)、《博尔赫斯——书镜中人》(中央编译出版社)等等。1996年,由陈众议编、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的三卷本《博尔赫斯文集》出版后,再次掀起国内学习和研究博尔赫斯的热潮,这套丛书,也一度成为热门的畅销图书。
魔幻现实主义思潮之所以会在80年代中期以后在中国广为流行,并对中国的“寻根文学”产生巨大影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吸收了西方现代思潮养分,立足于本土文化传统和现实境遇的魔幻现实主义能够发展成为世界先进文学,对中国作家是个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他们由此看到了第三世界国家文学走向世界的希望。中国作家一直有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情结,拉美作家的成功使他们更加坚信“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文学理念。为了寻找与世界对话的途径,中国作家开始了自己的“寻根”之旅。他们以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为范本,借鉴着博尔赫斯们、马尔克斯们成功的经验及写作技巧。魔幻现实主义传统在中国的传播因此有了心理契机;
其次,在80年代中期,中国对西方各种现代思潮的达到了一个高峰,面对五花八门的各种思潮,中国作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西方的东西再好,毕竟也是人家的。中国文学的位置在哪里?应当如何发展?这成为当时的作家共同寻找的问题。与此同时,80年代初王蒙等创作的“伪现代派”作品也暴露出了致命弱点:虽然借鉴了“意识流”等现代主义的手法,但是,一方面,未能更为全面广阔地反映现实生活,另一方面,也与实际的生活经验发生了极大的偏离。如何将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主义的优秀成果相结合,创作出既中国又现代的文学作品,成为当时作家们共同思考的一个问题。于是,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便有了现实契机;另外,随着文学“反思”由政治向民族文化心理层面的深化,人们开始注意到中国文化的“断裂”现象。如阿城所说:“五四运动在社会变革中有着不容否定的进步意义,但它较全面地否定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加上中国社会一直动荡不安,使民族文化的断裂延续至今,‘“”’更加彻底,把民族文化判给阶级文化横扫一遍,我们甚至差点连遮羞布也没有了。”韩少功也认为:“五四以后,中国文学向外国学习,学西洋的,东洋的,俄国的和苏联的;也曾向外国关门,夜郎自大地把一切‘洋货’都封禁焚烧。结果带来民族文化的毁灭,还有民族自信心的低落。”中国作家渴望通过文学来弥补这一文化的断裂。这,便是魔幻现实主义流行一时的文化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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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由于习俗以及生活习惯的不同,文学作品也存在着各种差异。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中西方文学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复仇是人类情感和文学的一个永恒主题。而有关复仇的表现形式,首要的问题是双方仇怨因何而起,复仇主体(复仇者)行使复仇行为的动机意念由何而来,他(她)怎样形成了坚定的复仇意志,为此有了哪些情绪表现与心灵搏斗。对于这些,中西方文学中的表现却因各自的文化模式、价值观念的不同而各有偏重。本文谨就其中的一个方面――中西方文学中的复仇形式来略加阐述。
一、西方精细对等的复仇
相比之下,“睚眦必报”一语往往更适用于西方,只不过其含义不是侧重于些微小事也要报复,而是侧重在报复时的严格的对等性质。法国思想家拉法格在《思想起源论》一书的第三章《正义思想的起源》中即认为,人类报复的情感起源于平等的愿望,能够以相应的惩罚给首先作恶的一方以教训,则是正义的体现。而复仇观念反过来又在人类头脑中产生了“报仇的正义”的思想,对于分配中的正义观念预作准备:“为了抑制攫取的本能,人类曾走过比抑制和消灭复仇欲还要多得多的阶段。这种原始的本能的克制促成了正义观念的建立,而正义观念已由复仇的克制预作准备。”〔1〕古代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人的《汉穆拉比法典》第196至197条中也早就规定,实行同态复仇法:“如果一个人伤了贵族的眼睛,还伤其眼;如果一个人折了贵族的手足,还折其手足。”比较讲究复仇的对等性。这些都足以证明在西方世界有关复仇的文化观念,是具有较早重视“法”的意识,而且较为讲求复仇对等的,这对于西方后世的复仇观念以及相关大量文学作品,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因此,从西方复仇文化观念的总体倾向相对说来,法的观念较强,且由此还受到西方人重视契约的原则熏染,较为普遍地实行过赎金制,而又比较注意分寸。不过这一点稍有例外的是,在西方中世纪的英雄史诗中不是太突出,像《罗兰之歌》歌咏查理大帝为罗兰复仇,就有复仇扩大化倾向。但是,双方胜负仍旧是以般那贝和梯埃利决斗的方式来最后实现的。不过,当梯埃利获胜后,法兰西人欢呼着要把为奸臣甘尼伦作担保的亲戚也处死,扩大了复仇的应有范围。
这一观念,在西方小说主人公复仇情感的具体表现上,也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突出体现出来。像美国作家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长篇小说《白鲸》中所描写的那位亚哈船长,指挥该船航行了几乎整个世界,不惜代价地向南太平洋上那条巨大的白鲸复仇,因为他自以为白鲸莫比・狄克不仅是咬掉了他的一条腿,直接地致残了他的身体,更严重的是造成了精神上难以愈合的创伤,以至使他成为一个痛恨邪恶的偏执狂。这条巨大的白鲸,仿佛是一个诚心要与人类为敌的魔鬼的化身,而亚哈船长自己则是率领着众位船员在同它代表的恶势力奋战:
……它令我作苦工,它拼命增加我的负担;我在它身上看到残暴的力量,以不可测的狠毒心肠支持这股力量。我所恨的主要是那种不可测的东西:不论白鲸是走卒,也不论白鲸是主子,我都一定要把仇恨发泄到它身上。不要对我讲什么冒渎神灵,老兄;假如太阳侮辱了我,我也要戳穿它。因为假如太阳可以那么干,我也就可以还手。
这里,亚哈船长显示的是一种不分等级贵贱的平等式的报复思想,因而尽管同伴非议他不该向一个不会说话的畜生开战,他也毫不改变既有的复仇的念头,毫不因为所要复仇的对象是那样一个极其可怕、特殊的角色,就降低自己个体人格尊严的阶位,而稍有姑息和动摇,而是对仇敌不依不饶,穷追猛打。
而古代中国,虽然也有上古时代神话中的“精卫填海”、“夸父逐日”那样的抗争复仇气概,然而,这种对待正义复仇刚毅执着的神话精神,却在后世日渐强大的儒家文化整合和君权强化过程中,逐渐可悲地失落了。像武松打虎那样的人向猛兽抗暴复仇故事,大多存在于野史传闻中,复仇主体则被视为侠气纵横,而人物可贵的侠气,却成为非主流文化――下层民间的一种亚文化伦理。
显然,西方文学描写复仇的公平对等,与古代长期来盛行于西方的“决斗”之风不无关系。决斗,即往往因一方或双方的名誉利益受到侵害而起。讲求公平竞争,在对等的交手过程中解决事端。究其原因,至少可以有这样的中西之别,即古巴比伦《汉穆拉比法典》“同态复仇”规定所影响下的西方复仇观,较为讲求复仇雪恨的公平对等性质,而两汉之后的古代中国盛行的复仇扩大化、残忍化倾向,则受“族”的专制酷刑影响而长期持续。而岂有仇怨是能用赎金来化解的?可是在西方,人类学家却早就指出,其实,以酬金赎罪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因为以金钱赎买人命或人受到的伤害,体现出对人的价值、尊严的一种重视,而精确地计算人身体哪怕一个最小的部位所受伤害的赔偿金,亦同此理。这种对人的尊严的维护,不仅与复仇动机关注的偏重点有关,也与西方复仇偏重摧残折损仇人精神,而非偏重肉体毁灭有关。例如,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这样有名的英国哲人即曾批评个体私自复仇是“一种野生的裁判”:
“人类的天性越是向着它,法律就越应当耘除它。因为头一个罪恶不过是触犯了法律;可是报复这件罪恶的举动却把法律的位子夺了。……确信所罗门有言:‘人有怨仇而不报是他的光荣。’……复仇中最可原谅的一种就是为了报没有法律纠正的那一种仇的;可是在这种情形里那报仇的人也应当留神,他那报复的行为要没有法律惩罚才好;否则他的仇人仍然要占先的,因为二人之间吃亏的比例仍是二比一也。”〔2〕
他甚至还注意到复仇之心对于复仇者本人的精神压力和折磨,认为这些人的精神负担也是相当沉重的:“衔怨深而喜报复的人所度的生活是妖巫一般的生活,这种人活着的时候于人不利,死了也是于己不幸。”
早在20世纪20年代,在西风东渐的华夏之邦,就有思想敏锐的学者注意到,中外小说(这里的“外”其实主要指的就是西方、欧洲)中对于那些惨酷场面的描写、以及彼此读者接受的态度大为不同〔3〕,这之中除了别的原因之外,其实就主要与中国人传统上对于复仇的理解,和复仇习俗的明确而强大的导向有关。似乎,正义的一方在惩恶复仇之时,就应该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19世纪德国思想家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指出:“由于复仇就是报复,所以从内容上说它是正义的,但是从形式上说复仇是主观意志的行为,主观意志在每一次侵害中都可以体现它的无限性,所以它是否合乎正义,一般说来,事属偶然,而且对他人来说,也不过是一种特殊意志。复仇由于它的特殊意志的肯定行为,所以是一种新的侵害。”〔5〕并不是像中国古人那样,因为复仇的动机是属于正义的,就连同其过程和后果也都被认为是合理的,而是充分认识到复仇的负面价值,尤其是对于社会正常法制的危害作用。
二、中国复仇范围扩大化情绪化
然而在中国古代,复仇却往往呈现出在复仇者和复仇对象之间是不对等的,至少有着下列三重具体表现:
(一)不愿向上司和有势位者复仇,如同小说名著《水浒传》写林冲那样,这位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地位可算不低,拳脚功夫也不算不高,可是,他一看到调戏妻子的是高衙内,是自己的上司高俅的儿子,举起来反抗的手先自软了。虽然也不乏那些反抗贪官污吏的斗争,但是民间还是持久地流传着“民不与官斗”的谚语。一般说来,复仇者除非抱有深怨大怒,无路可走时才去义无反顾地实施复仇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等级制充分泛化,“人治”社会形态无所不在的影响,难免不制约到中国古代复仇的视对象变化而随机性的有轻有重,或有或无。
(二)复仇叙事在“好人向坏人复仇”一面倒的模式支配下,排斥那些坏人向好人复仇、好人遭遇复仇的文学描写。在传统社会长期专制酷刑的重要参照下,中国古代的复仇文化,明显地体现出因复仇对象身份、伦理品位的变更,导致复仇消减或扩大化的倾向。忠良之辈,因为禀赋良善的道德作用,甚至可以使得仇家怨心顿时消解,如清代金丰、钱彩的小说《说岳全传》中写金兵统帅金兀术,偏偏总是不记敌国忠臣之仇,而也莫名其妙地总是憎恨宋朝奸臣,梁王夫人也劝告儿子不要向岳飞雪报父仇。就像《水浒传》写梁山好汉们无端杀了人或杀死了人家一家满门,如双枪将董平杀了正直的程太守一家,抢走了程太守的女儿为妻,小说就没有写她向董平报家仇。梁山泊好汉们常常滥杀无辜,也不必担心被复仇,而且就真的没有人来向他们复仇,小说《后水浒传》里岳家军、名将岳飞杀死洞庭湖杨么一伙起义造反者,也没有被复仇。这些都不仅仅是作者们为了偏向好汉团伙而进行的有意疏漏,而是古代中国复仇逻辑“好人向坏人复仇”的主导倾向决定的。
(三)因为中国古人的复仇对象,除了孝子报父仇的小范围复仇外,非常关注复仇如何在惩治国家朝廷大奸大恶上泄愤,力求复仇行为社会化时符合大众的伦理期盼,使叙事者们在叙述奸臣恶棍遭到复仇时,被着意渲染惨烈的一面。而且,如果我们翻检这一类小说有关复仇的情节,有关奸臣所遭受到的仇报,其扩大化与残酷化的描写,可真称得上是比比皆是。
此外如上所述,中国古代行使正义复仇而却不讲究对等,更体现在中国文学总体讲基本上写的都是──善先受到恶的侵害、好人向坏人的复仇,似乎所有的值得文学家笔下一提的复仇壮举,都成了具有正义属性的,而正义的复仇就应该无所不用其极。主流文化伦理观念的明显介入,影响了复仇原本具有的公平对等性质,从而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损害、削减了复仇行为实际上应有的正义性。
参考文献:
[1][〔瑞士〕弗朗西斯・约斯特:《比较文学导论》,廖鸿钧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2]〔英〕弗朗西斯・培根:《培根论说文集》,水天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3]〔法〕拉法格:《思想起源论》,王子野译,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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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已进入全面全球化时代,中国已完全融入世界经济大家庭。全球化概念包含互动和竞争,是一个博弈的概念。
全球化互动和竞争能够给中国提供更多的机遇,也必然增加严峻的挑战。充分认识这样的变化,可以更好地研究新形势下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问题。人才素质的国际化,其核心是“国际化视野”和“全球观”。国际化视野可以使我们培养的人才不仅从自己生活的时空考虑问题,而且能从世界的角度去认识国家的发展问题和自己的生存问题,从而增加民族和个人博弈中的我方收益,保证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
培养高素质的国际化人才,离不开外语学科的语言文化奠基作用。其中,外国文学作为我国高校外语专业一门课程,有着特别的效用和意义。根据2000年颁布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外国文学课程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理解外国文学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通过阅读和分析外国文学作品,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增强学生对外国文学文化的了解。郭英剑认为:“英语学科不应成为被整个人文学科遗忘的角落,文学教学应不失其人文价值。”[1]6换言之,外语学科,尤其外国文学课程,应置于人文社会学科的大视野中审视其学科地位和人文价值。外国文学教学要为学生提供一个阅读和思考的场所,鼓励学生学会个性化阅读和独立的思考,而学会独立判断和反思是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最近,上海外国语大学著名学者虞建华教授在《中国外语》上撰文指出,“外语是一个特殊的专业,因为它有两方面的特性:既有工具性的一面,也有人文性的一面。正因为如此,它可以被当作应用学科对待,也可以被当作人文学科。”就人文素质教育而言,“英语专业学生对语言对象国的文化浸润更深,对其历史渊源、政治经济、思维方式、习俗礼仪等诸多方面的了解更渗透、更细致、更广博,具有更多异文化的体验,因此更具有进行深层次跨文化交际的能力。”[5]14-18虞建华教授还援引《牛津英国文学百科全书》前言中西方学者戴维·卡斯坦教授的观点,“在英语成为全球语言的时候,英国文学仍然寄寓着包括美国在内的英语国家奉献给人类的核心内涵。”[6]xi其实,外国文学不仅在培育学生内在的人文精神和传递美学价值方面举足轻重,外国文学在中外“视阈融合”中还有着潜移默化的教化功能。外国文学在描述他者现实生活和社会现状方面还起着传输文化内涵和改造国民精神的重大意义。外国文学作品往往是他者民族文化的生活资料库,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生活、风土人情、思维方式、民俗民情等尽含其中。这些外国文学作品的丰富内涵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的多元文化意识和平等共存的包容心态,更能在传达他者精神文明财富的同时和我国传统文化形成优势互补的良性融合局面。所有这一切,在培养创新人才的国际化视野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中国的全球化创新人才培养需要倡导国际学习与国际研究,需要更成熟地对待外语教学和改革,需要重视外国文学教学在提升人文素质教育和全球化创新人才培养中的地位和作用,需要构建新的外国文学教学理论体系,重视外国文学中的存在内涵和对他者生存性智慧的昭示和解蔽。如此,我们的学生将在他者世界和自我理解的双向运动和循环中,全面提升人文素质和国际化视野,有中国参与的全面全球化图景必将变得更加实在。
单就创新而言,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需要重视理论的重大奠基作用。比如说,在英美文学作品的教学和研究中,西方文论的不同流派和理论范式应该得到强调和深化。这些理论流派的传承和研究范式的更新背后是西方学术创新在文学领域的体现和操刀,因此没有西方文论支撑的英美文学教学是肤浅和幼稚的。反过来,沉溺于思辨玄思而置文学文本于不顾,必然失去理论的研究指向和生存沃土。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立场和毛泽东思想的实践论核心,始终不能放弃“从实践中来”和“到实践中去”的理论原则。
这样,我们才能在西方社会生活的细枝末节中理解英美文学作品的内涵和本质。同样的,我们只有在英美文学作品的大量阅读实践中才能明白西方文论诸多范式的诠释策略和意义导向。同时,我们始终要牢记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原则,在西方文学理论的范式更新中深刻领会西方文学研究传统的连续性和断裂性问题。
举例而言,在指导学生阅读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1896-1940)的《了不起的盖茨比》(TheGreat Gatsby,1925)时,我们不可能不结合着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禁酒法”和“美国梦”主题来理解作品。如果不结合着文本中“灰谷”的实际污染问题,我们也很明白西方生态批评理论(ecocriticism)的话语所指。同样的,如果我们对20世纪初的英国矿业污染和矿工生活异化问题毫无了解,我们就无法明白劳伦斯(D.H.Lawrence,1885-1930)在小说文本《儿子与情人》(Sons and Lovers,1913)和《查特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1928)中对工业社会的批判,我们就无法明白自然和谐的两性关系如何能够修补现代工业社会的异化问题。在对这样的外国文学作品解读时,要引导学生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思考问题,要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既要避免反工业化和反城市化的虚无主义倾向,又要警惕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大唱赞歌而漠视实际问题的幼稚主义做法。要鼓励学生辨证施治,上升到生态批评的理论高度,在对外国文学作品中相关城市主题的诠释中,对中国城市化建设进行反思并提供智慧参照。
这样的外国文学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必然是内涵丰富知识全面的创新人才,他们不仅博学强记,而且更具积极思考和提出问题的能力。他们不仅知道从外国文学中汲取人文和精神营养,更明白如何去粗取精和去伪存真,更清楚如何站在中国的问题和立场上去审视外国文学作品的他者内涵。这样的解读不仅是有效的,更是有用的。这样的培养不仅是丰富的,更是创新的。毋庸讳言,在科学理念指引下的外国文学课程的确可以在全球化创新人才的培养方面起到自己应有的学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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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是随着网络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现象,它所具有的网络特质曾让人耳目一新。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网络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网络上开始流行起一种新兴文化,即网络文学。它主要是指创作者依靠网络平台来发表一些自身的故事,通过网络的开放性来获得其他网友的参与和评论,这种文学形式不具有功利性,它主要是创作者的一种自我表达方式。网络文学的快速发展得到了大学生的青睐。
一、网络文学的特点
(一)网络文学作品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
传统的文学作品主要依靠纸质出版物进行传播的,传播速度较慢,受众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随着互联网和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大量的信息开始依靠网络进行传播,网民在电脑前就可以了解各类信息,而且伴随着网民网络阅读习惯的形成,越来越多的网络文学作品可以在短时间内得到广泛网民的阅读,从而很容易红遍整个网络。如著名网络作家“痞子蔡”就是依靠网络文学而一举成为网络当红作家的,他在1998年通过网络连载的形式将《第一次亲密接触》展现给了大陆及港、澳、台的网络读者,获得了广泛网民的追捧,从而掀起了网络文学的风潮。而众所周知的网络连载作品“小月月”事件也是依靠网络在短时间内红遍了整个网络,作品中的主角“小月月”也遭到众多网友的膜拜,一时间“小月月”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以上我们可以看出,与传统文学作品相比,网络文学在传播速度上有着绝对优势,它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广泛网民的认知,并成为一个人们热衷讨论的话题,从而得到传统书刊的吸收和采纳。
(二)创作自由
大部分的网络文学作品是由众多普通网民创作的,他们可以去网络表达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从而得到心理上的自我满足。作者在创作作品过程中十分自由,可以随心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这使得作品所表达的内容十分自然,贴近人们的生活。比如之前在网络上十分流行的小说《鬼吹灯》,它主要讲述了盗墓者在盗墓、探险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离奇的故事,这种创作题材在传统的文学作品中很难见到,极大地激发了网民的阅读兴趣。正是因为网络文学作品在创作上具有极大的自由性,才使得网络文学发展呈现出勃勃生机。
(三)网络文学的创作和欣赏具有参与性、交互性
随着互联网在我国的快速普及,目前在网络上活跃着众多的业余写手和自由撰稿人,他们为网络文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同时,大量网络文学作品的产生也吸引了大量的读者来欣赏和阅读。传统的文学作品需要作者完全截稿后才能出版供读者阅读,而依托于网络平台的文学作品属于一种“进行时”的创作,不但在时间和内容上有着连续性,而且随着作品内容的更新,作者会与读者进行交流与互动,作者可以更好地了解和掌握读者的需求,这样作者便可以创作出高质量的文学作品。
(四)网络文学作品具有多媒体的运用
传统的文学作品往往主要以纸质出版物的形式出现在读者的面前,形式比较单调,难以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网络文学作品与之相比则有着很大不同,它不但含有文字内容,而且还融入了图片、声音、视频等内容,阅读更加多样。当一部网络文学作品迅速走红之后,会衍生出众多周边产物,如电影、电视剧、游戏、MV视频等,如著名网络小说《盗墓笔记》,网络中不仅有“有声读物”供读者下载,而且它还被改编为电影和电视剧,获得了人们的追捧。
二、网络文学对思想政治的影响
高校大学生思想开放,爱好广泛,由于网络文学内容丰富,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他们课余时间十分热衷于网络文学的阅读,在网络文学中,不仅有积极向上的作品,也存在着一些消极、腐朽的作品,这就会对大学生的思想行为意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正面影响
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会给大学生带来积极、正面的影响,其主要包括:第一,开阔大学生的眼界,丰富知识,寓教于乐。网络文学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不同的网民创作出了不同的文学题材,这使得网络文学作品丰富多样,不仅有科幻、推理小说,还有贴近大学生生活的现实故事,这类网络文学作品可以带给大学生思想上的启迪。此外,一些以历史、科技为题材的网络文学作品还可以使大学生接触到丰富的课外知识,从而丰富了大学生的知识面,实现了寓教于乐的作用。第二,有助于大学生情感交流、表达自我。大学生是网络文学创作的主要群体,他们在创作过程中可以将自己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表达出来,不仅满足了自身的精神需求,而且还有利于形成独立的人格。网络是一个自由交流的平台,大学生通过在网络上进行创作、发布文章,可以与读者或其他作者进行探讨和交流,这种沟通不但可以使大学生获得较强的归属感,还可以与读者产生共鸣,从而获得“自我实现”。第三,缓解压力,有助于心理健康发展。大学生在校期间会面临众多的压力,如学习、情感、就业等,这些无形的压力会使大学生心理产生困惑、痛苦,甚至是挫败感,这些负面情感不利于大学生心理的健康发展。网络文学作品一般都具有曲折生动的故事,刻画出了主人公丰富的情感,大学生通过创作和阅读网络文学作品可以产生欢乐、愉快的心情,有利于心理压力的缓解,从而促进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
(二)负面影响
网络文学作品的创作具有较高的自由性和开放性,由于缺乏一定的监管,网络中充斥着一批不成熟、不理智、带有消极思想的文学作品,大学生长期创作和阅读这类文学作品会使自身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得到扭曲,不利于大学生的健康发展。具体来说,网络文学作品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情色作品泛滥。很多网络作者为了提高自己的网络知名度,追求作品的点击率,在作品中充斥着大量的低俗、下流的内容,以最大限度地吸引读者阅读,从而获得较高的人气。如网络中的原创小说《多情房东风趣客》《高官的契约情人》等,题目中就充斥着引诱的字眼,严重污染了网络文学这片净土。第二,部分作品离经叛道,是非观念不分明。网络文学作品创作过程中,作者可以任意发挥自己的想象,天马行空地创造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世界,这是由于网络文学具有极强的自由性,正是由于网络文学的这种特性,《盗墓笔记》《诛仙》等网络小说才红遍了大江南北。但是还有很大一部分作者思想不成熟,作品内容胡编乱造,充满了暴力、血腥、颓废、崇拜个人英雄主义等观点,对大学生产生了严重误导。第三,大学生过渡沉迷网络文学,影响现实生活。网络文学作品一般都具有情节跌宕曲折、引人入胜等特点,大学生长期阅读网络文学会陷入故事当中而无法自拔,而且大部分的网络文学是连载更新的,读者无法了解作品的最终结局,这就使得大学生读者每天关心着作品更新,不断刷新网页,从而产生了轻度强迫症。第四,大学生把精力放在网络文学创作上会影响学业。目前,网络文学作品的很大一部分作者是在校大学生,虽然创作文学作品可以提高大学生的语言功底和文化积淀,但是部分大学生在创作过程中动机不纯,只是为了追求点击率、追求薪酬,创作普遍带有功利性。此外,还有大学生将全部精力放在文学作品的创作和阅读上,常常发生翘课、旷课的现象,致使学习成绩下降,无法完成学业。
三、网络文学的思想政治功能引导
网络文学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为确保网络文学给大学生带来积极向上的影响,高校、文学网站和其他部门要采取有效措施充分发挥出网络文学的思想政治引导功能。
(一)高校要做好对大学生作者的教育和引导
高校要广泛开展有关于网络文学的主题活动,向大学生大力宣扬我国的时代精神和道德规范,使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精神文化水准得到提升。同时,辅导员和教师要引导大学生创作者本着对社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去书写生活中的真、善、美,为网络文化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此外,还要教导大学生学会自我控制,自觉抵制网络中消极、腐朽的文学作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从自身出发向社会传播正能量。
(二)高校要鼓励大学生阅读网络文学作品中的经典之作,提高自身人文素养
网络文学作品质量参差不齐,一些低俗的网络文化作品很容易误导大学生的思想行为意识。高校要重视网络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网络文学阅读观,学会去粗取精的阅读态度,真正吸收优秀网络文学作品中的真、善、美,最终树立起正确的社会主义道德观。作为培养优秀人才的高校教育者,要积极向大学生推荐高质量的、具有欣赏价值的文学作品,引导大学生在创作网络文学过程中要体现积极、乐观、向上的思想,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和人文素养。
(三)高校要培养大学生网络文学创作和阅读中的安全意识、责任意识和法律意识
由于网络具有极强的开放性和自由性,网络文学作品中充斥着大量的不良信息,这就要求大学生提高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不传播、不撰写低俗、消极的网络文学,自觉选取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来阅读。同时,高校要教导大学生合理地安排课余时间,避免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网络文学的创作和阅读上,还是要以学业为重。
(四)文学网站要建立健全文学创作的规范和制度,在源头上把好质量关
目前很多文学网站缺乏对文学作品的监管,导致网站中低俗、消极的作品泛滥,对读者的思想和心智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文学网站的编辑要加大对稿件的审阅与筛选,上传积极向上的文学作品,满足读者的精神需求。同时,严格抵制那些低俗、消极的文学作品,在源头上避免低质量文学作品的创作与传播。综上所述,网络文学是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产物,它为大学生的创作和阅读提供了巨大空间。它不但有利于大学生开拓眼界、增长知识,还会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意识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高校要重视网络文学的重要作用,依靠网络文学这一新途径做好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近年来,网络文学扑面而来,图书馆网络文学书籍的借阅量领先于传统文学。身边的朋友也有边工作边写作,竟也写出了名堂,有些声名鹊起,成了知名网络作家,有些甚至上了作家富豪榜。我们在狂呼这场盛宴的同时,也要更加理性地看待网络文学。有必要厘清几个问题:
一、网络文学内涵及特点
网络文学普遍存在着以下特点:比如平民化的创作主体,自由化的创作意图,快捷化的发表反馈,多变化的语言风格等。此外,网络小说能够流行与出版商的利益、创作者的自由、读者的迎合也是分不开的。有需求才有市场,网络小说强势发展与其自身所具备的审美特点有着直接关系。它们虽不一定崇高、优美,但他们或新颖或动人,总之也是符合了人们的美学期待,并且具备了各种审美要素:比如感知、情感、想象、回忆、联想、理解等,网络文学甚至打造出了崭新的文学社会学和文学美学。
二、网络文学的审美特征
网络文学在传承传统文学审美特点的同时,又具有自己独特的审美特征。网络文学的美是清新奇丽的,是超凡脱俗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美在创作主体和读者群体的大众化
“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文学最初起源于社会底层,表达劳动人民的真情实感。由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分工,文学创作几乎成了文人士大夫的专利,他们有很深的文化底蕴,他们让文学成了“载道经国,讽喻美刺的工具。”网络文学的兴起则改变了这一现状,网络作家来自天南海北、社会各阶层,覆盖了各行各业:公务员、企业高管、贩夫走卒等。他们名不经传,可能并不具备高深的文化造诣,却有着自己特殊的生活阅历,创作了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影响的广度与深度有目共睹,虽未成燎原之势,但却宣告了文学回归民间时代的到来。创作的体裁涉及穿越、玄幻、都市、修真。描写了众多平凡人的网络恋情、孤独寂寞、官场生态及个人的一些私生活,作品并不追求美学中的崇高与悲剧、优美与壮美的风格。大多数读者对文学并不是很了解,但可熟练操作PC,同时因为生活、工作、学习、交友等遭遇,恰好利用网络这个平台,来排遣郁闷、打发无聊时光。他们不仅是读者,也是作者,不仅是倾听者,也是诉说者,审美由世俗走向了大众。
(二)美在即时互动性
由网络提供的平台,使得网络文学在这个平台上百花齐放。由于可即时回复与跟帖,便于大众的抒情言志,可以迅速反映读者的审美情趣和审美需求的新变化。一时间使得网络文学呈现出交响齐鸣,多姿多彩的奇丽景象。而这一点,正是传统文学所不具备的。传统文学在创作过程中,作家观察事物,体验生活,不断搜集资料,创作一部作品要做长时间的准备。文学作品在发表前要接收主编严格的审稿,作品的人文价值,社会担当,人伦关爱,审美倾向,至少要和主编相一致,否则像《平凡的世界》这样优秀的作品,可能要被扼杀在一审的手里了。而网络文学的创作大多数依靠网民的共同参与,其优劣与好坏在于读者的点击率,跟贴与评价是决定作品能否上排行榜的前提。网络的自由与开放,让写作与欣赏变得畅通无阻,超越了以往任何一种媒介。同时读者对网络小说中人物的期待与交流,可随时抒发审美感情,而这正是艺术审美理想多年的追求。
(三)美在风格多变,娱乐怒骂,具有巨大的娱乐性
电脑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方式,读屏多于读书,看网络文学成了人们常见的一种娱乐和放松的方式,好的作品可以产生阅读的愉悦感。作者把我们带入了另一个充满想像的生活空间,它凭天马行空的想象和嬉笑怒骂的方式吸引读者,让其在阅读的过程中会有一种快感,不免产生审美联想,仿佛自己置身其中。虽然看过后不会留下很多的思考与记忆,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娱乐性,并具有高层次的审美性。不仅悦耳悦目,悦心悦意,而且畅神畅志,还能使人抒情愉意,不断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如网名今何在的作品《悟空传》,颠覆了传统《西游记》里孙悟空的形象,让“无性石人”悟空和紫霞谈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恋爱,升华了孙悟空不畏权威的形象。当我们头套着各色“金箍”,在满是规则的社会里打拼,忘记了最初美好的愿望,在渐失自我时,紫霞的一句“我要你记住你是一只猴子,因为你根本不用去学做神仙,本性比所有的神明都高贵。”让读者产生回归自我的渴望,引起强烈的共鸣。
(四)美在情节曲折离奇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离不开情节的生动有趣。网络文学也不例外,就连诺贝尔奖获得者莫言也谦虚地说过:我只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莎士比亚剧作情节的丰富与生动也曾使得恩格斯大为赞赏,认为只有通过生动丰富的情节,才能表现出作品的思想深度。排名较前的优秀网络小说,关山月的《醉枕江山》,讲述了武则天时代的一个乞丐,为了弄清血案真相,进入皇宫,终于报仇雪恨的故事。学者欧阳友权对其进行了恰当的评价:“一是故事曲折婉转,结构开合有致;二是成功的细节描写。不管是写宫廷杀斗,还是写计谋,每一场戏,每一段命运纠葛都有精心设计的计谋和心机。”“它是以作者为中心,情节结构适合于网络阅读,故事性、传奇化、小人物的成功史、善恶相报都是作者的巧妙设计,因此能够令作者形成稳定的阅读群,受到读者的青睐。”网络文学美在情节,故事起伏一波三折,在情节的矛盾冲突中,更能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读罢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真正和故事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作者通过想象与虚构把自己的审美追求,融合于故事情节中,激发起作者强烈的心理需求,使情节更加生动迷人,读者也会获得极致的审美体验。(五)美在真实网络文学的真实美,是指经过作家对生活的审美把握、审美反映,提炼、概括、想象、虚构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的真实。把生活真实转化为艺术真实的美,它体现着作家的审美评价,是主客观相互观照的结果。文贵真,真即美。网络是虚幻的,文学却是真实的,虚拟的背后却是自我本真的袒露,网络小说中诸多的虚拟正是弥补了我们生活中许多不足的真实。无论玄幻,官场,修真,穿越等各类小说的成功无疑迎合了现代人的审美享受和精神追求。修士、神人、仙怪等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这些人物长相怪异、行为荒诞,却有着常人不能企及的智慧,甚至有的还具备了特异功能,可谓魔力无边。《斗破苍穹》给我们展示了神奇的斗气世界,天才萧炎因为突如其来的变故,沦为路人不耻的废物,在经历了一番风雨后,终于从斗师一跃成为一代斗帝。主人公坚毅、果断的性格,对朋友的率真,对敌人咬牙切齿的恨,让我们看到当代青年执着的精神。作家抓住了人们的心理,以浪漫的笔调满足了人们内心的需要,极大地发挥了网络文学审美的作用。“不图卖字为生计,惟愿我手写我心”,表现的正是网络文学的真实美。
三、网络文学对美学的启示
(一)对美的本质认识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认为美的本质和人的本质、生活的本质有着必然的、密切的联系,而“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仅能能适应自然,而且能改造自然。人们有意识地改造自然的自由创造活动,是为了满足各种实际生活的需要,而美的最终根源在于人的自由创造。自由创造是人在认识自然客观必然性和规律性的基础上,对自然进行能动地改造。不仅自由创造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作家还发展了自己。网络文学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学载体、新生的文学形式,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相比传统文学更具备创作自由性的特点,它体现在多个方面:比如在语言风格上,每个写作的人都可张开想像的翅膀去自由发挥,无厘头搞笑的、怒骂的,口语化的,甚至字符图像化的。他们尽情挥洒饱蘸激情的笔墨,或调侃生活,或嘲弄经典,或打造时尚。作品可以由个人独创,可以由几个人进行接龙式创作,也可以加上读者的感受。其从内容到形式无不彰显出网络文学的自由性,使得网络文学更有活力。但创作自由,决不是随心所欲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这恰恰是对创作自由的误解和亵渎。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任何绝对的自由,正如恩格斯所说“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人的整体生活不可能全部成为文学的对象,只有那些跟美发生联系的生活,才能成为文学的对象。网络文学是作家对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它的对象和内容应当具有审美价值。美不仅仅是客观事物的属性,它跟审美主体即作家和读者的主观作用关系密切。美是客观存在的,应该用美的眼睛去发现美、创造美。只有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产生情感上的共鸣,才能产生美。自由创造产生了美,有理想的作家,应以社会责任、法律和道德来约束自己。根据自己的审美理想,循着美的足迹,遵守美的规律,浓缩美的本质,在提炼现实美的基础上再创造出来的网络文学作品,这种带有持久性和普遍性的美才是历久弥新的,才能更加彰显美的本质。
(二)理智地看待网络文学带来的新变化
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在审美方面表现出的新奇与差异,给美学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审美对象与范围在扩大,审美意识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创作与阅读,功利与无功利交相辉映,异彩纷呈。经济的长足发展,为审美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我们不应静止地去研究美的形式,美是具体的、历史的,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变化,永恒的绝对的美是根本不存在的。在网络中,形形色色的人都可以对喜欢的网络文学作品做出自己的审美评价,审美的基础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文学作品,崇高的优美的,典雅的粗俗的,都可以审美或非审美的方式万花筒般地呈现出来,开拓了人们的审美思维。作为审美主体的人在网络上进行文学活动时,会自然地把自己的审美意识表露出来。在官方精英审美意识里,那些无病呻吟的作品,恰恰是被认为是民间的、大众的,甚至充满活力与生机的。网络本身的开放性,使得所有参与其中的受众都有平等的审美权利。很多网络文学作品的创作者,在最初发表作品时,并不图名利,兴趣和激情才是他们的创作动机,很多是率性之作,是一种非功利的创作,后期也不排除其赚钱的动机。读者本着自己的审美倾向,带着自己的情感需要去阅读,这种有着生命体验和情感共鸣的阅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审美阅读,是非功利化的。我手写我心,我心读我文,展示的正是美学迷人的一面。针对网络环境下,网络文学带来的这些新变化,当代美学应寻找一种合适的方式对此进行审美观照。网络文学所表现出的美虽然简单粗糙,但却是对传统美学的有益补充,也是当代美学发展的不竭动力。
(三)对美育的启示
美育是美学的重要组织部分,也就是审美或美感教育,它的任务是提高培养人们对现实世界的创造能力,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们的生活情趣,使人们变得更高尚、更积极,在思想感情上得到健康成长。当下部分网络作家为追求经济利益,出现了一些粗制滥造,少有文学价值和社会担当的作品,引起了人们的极大的关注,这也反映了社会主流价值观对向往传统美学的回归。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理性认识,并且采取一些适当的方式,对其可能形成的美学效果进行有益的引导,而这个适当的方式除了美育,别无选择。德国美学家席勒也曾经说过:“想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以外,再没有其他途径。”因为审美活动是一种不带有任何功利性的自由活动,感性的善只能使一个人部分地快乐,只有理性的美才会使全世界人都快乐。所以要通过美育来呼唤人的理性和道德的回归。只有在美的魅力之下,才能构建一个大众的审美世界。
摘 要:网络文学是互联网与文学结合的产物,不同于传统文学,网络文学并不是从纸质到网络的简单复制,它具有题材新潮另类、语体风格简单直白、问题结构灵活松散等不同于传统文学的特点。这使得很多读者对网络文学的阅读热情高涨,使得纸质小说市场出现低迷的状态。本文将就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的差异、联系等内容进行探讨。
关键词:网络文学;传统文学
一、引言:
在对网络文学进行界定前,先必须了解网络文学的概念。网络文学就是在互联网上发布的、由网民参与创作、供网民欣赏的原创文学。自网络文学诞生的那一天起,其发展势头就呈现出蔚为壮观的景象。影视文学、诗歌、散文、小说等新媒介文学逐渐升温,成为当代文坛中的一股新生力量。例如:由于网络小说在形式、篇幅上具有的独特优势,在众多的网络文学行驶中,成为主要的发展形式。
二、网络文学的发展历程
第一部中文网络小说是由少君(钱建军)与1991年4月发表的《奋斗与平等》。此后,中文网络文学拉开了历史的帷幕。网络文学的发展历史是由网络写手、网络文学的作品、文学网站共同发展构成的。网络文学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两个阶段,即:1999年――2002年的自由发展时代、2002年至今的商业操纵时代。在前一个发展阶段,网络文学创作者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追逐名利,而是单纯地只想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文学作品,商业目的不明显,很多作者也只是为了创作更多的抒发和宣泄自己情感的文学内容。在后一个阶段中,各大网络文学网站逐渐确立,并开始线上收费的形式,网络文学逐渐被商品化,网站的提成决定着作者的流向,而作者的流向又引导着读者的流向。
虽然网络文学中的现实题材增加了不少,并且销量也很好,但是在文学界中,并没有将网路文学归入到正统的文学作品中,很多学者认为网络文学只不过一种为了谄媚大众的、具有商业目的的产物,并没有真正的文学价值。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目前网络文学越来越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特别是一些年轻人的喜爱。
三、网络文学的基本特点
我国传统文学,以独树一帜的问题特色得到了广大文学爱好者的钟爱。随着现代网络技术的普及,网络文学也迅速出现,并受到广大读者的喜欢。与传统的文学相比,网络文学能够吸引不同年龄段读者的眼球,这与当前纸质书籍市场低迷形成了巨大反差。其基本特征如下:
3.1题材新潮、另类
传统的文学作品受到很多创作形式的限制,例如:社会意识形态、编辑的层层把关等。而网络文学的创作与参与的大众性逐渐丰富了网络文学的创作题材。在网络世界中,文学的创作者们放下了思想负担,通过匿名、自由、随意的形式,在摒弃了意识形态、伦理道德、习俗观念等方面的制约后,其创作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表现自我、满足自己内心的愿望。因此,网络文学的创作者们在没有顾虑和思想负担的情况下拥有更多的自由空间。只要不违反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就能够创作网络文学作品。随着网络文学作品的不断发展,其题材类型也在不断丰富,青春爱情、传统武侠、穿越题材、网恋等,这些题材的网络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迎合了大量创作者和读者的口味。
3.2语体风格简单直白
在传统的文学作品中,通常使用的长句较多,并且句式结构比较完整。随着现代人们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和人们阅读速度的加快,网络的诞生催生了一种全新的网络语言。网络语言更加简单、鄙视传统、有着张扬的个性特征。作为网络语言的创作者和参与者,网络文学写手都能够理解这些用简便、直白的语言来描述的情感世界和语言的表达形式。
3.3问题结构更加灵活、松散
文学作品的主要内部组织构造、外在表现形式是问题结构,是作品中对人物、事件、故事情节等的合理安排过程。在传统的文学作品中,最讲究的就是作品的整体性,传统的文学作品更加注重小说前后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段落之间的逻辑性更加明显。网络小说则由于作者的即兴创作、读者的碎片化阅读而呈现出一种松散的结构。在网络作品中结构出现片段化表达、段与段之间并没有严密的逻辑关系。其实,网络文学的作家并非专业作家,很多网络小说创作者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而是利用业余时间在网络进行文学作品的创作,因此,也就出现了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并没有大块的实践花费在对文章叙事结构的周密安排上。
四、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产生的影响
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相比,在写作、传播、阅读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另外,网络文学也对传统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可以讲:网络文学是文学史上的以此革命和创新。
4.1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的积极影响
首先,阅读方式、存在方式、传播方式的改变。网络文学作品不爱收到白纸黑字的方式限制,不再依靠出版发行、印刷才能得到传播,不再通过伏案阅读才能实现阅读的过程。信息化的发展、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改变了文学的存在方式。信息的数字化方式拓展了文学信息的存储空间和传播的范围,提高了文学信息的传递与反馈的速度,彻底打破了文学出版行业一直以来的垄断现象。自由的写作、自由的传播、自由的阅读、自由的批评,这种自由度更加符合文学艺术的本质――艺术属于人民群众。文学作品中多媒体技术的运用使得原本处于静态的文本转化为动态的文本,人们不仅仅通过眼睛看来阅读文学作品,还可以通过听、思等方式来接受文学信息的传播,能够更加深切地体会到来自文学的魅力。其次,创作主题思维方式的转变。传统的文学创作需要作者用笔书写,这种方式又慢又容易是创作思维中断,拉长创作的时间。而在电脑上书写能够是创作者更加接近创作的最佳状态,这就使得创作者的思维方式、思维习惯都发生了变化,很容易帮助作者形成思维上的发散性、跳跃性,从而跳跃出创作的火花。另外,网络文学传播方式、题材范围的转变也使得网络文学得到了迅速发展。
4.2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的负面影响
首先,低俗的文学作品对文学的深度和广度产生了冲击。在网络作品中充斥着大量的低俗作品,例如:色情、暴力作品纷纷亮相,一些文学作品粗制滥造、文笔庸俗,这是网络文学最大的硬伤。其次,具象化写作堵塞了文学的想象空间。在阅读传统媒介的文学作品时,由于文字的抽象性,给读者的想象力、情感体验提供了极大地空间,这也就是为什么读者对产生: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林黛玉的特殊艺术感觉。由于网络多媒体文本的表现形式过于形象具体化,这就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读者的想象空间,人们很难对作品进行想象和理解。第三,便捷的传播方式挤占了传统文学的出版市场。网络文学不需要读者看书、看报就能对文学作品进行欣赏,也不需要出版发行就能向传统文学提出挑战。随着网络文学的不断发展,很多网络作者并不满足于将自己的作品在网络上发表,而坏死更加渴望得到传统文学的肯定,于是乎,很多网络文学作品开始向传统文学作品回归,他们开始找出版社出版发行自己的作品。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网络文学作品的影响力,并得到了公众的认可,但是,另一方面却使得出版市场出现了风流,这对原本就不景气的传统文学无疑是雪上加霜。
总之,文学发展到网络文学阶段,对广大民众的影响已经进入到空前广泛和空前深入的新阶段。正视网络文学、面对网络文学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我们坚信,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在文学领域中的牵手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它们相互携手将为文学发展走向辉煌的乐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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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是大众文化的一种文学表现形式,属于大众文学。网络文学的兴起对文学的大众化产生了极大影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网络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网络文学受众的大众化
网络文学受众的大众化表现为读者的大众化、平台的大众化和交流的大众化三个方面的内容。网络文学的读者越来越大众化,网络文学面向普罗大众,不分等级,不分年龄;网络文学的平台大众化,在QQ空间、博客、文学网站等平台上,读者可以随时随地阅读;同时,读者与作者的交流也变得大众化,他们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进行交流。
(一)读者的大众化
跟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更贴近读者,更大众化和年轻化。内容上它更容易走进读者生活,走进读者的心里;网络文学读者的范围扩大了,不再限于某个群体,有高素质的知识分子、学生,也有文化程度不高的社会基层人员;作者也不再单纯是高素养高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而有学生、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自由职业者等文学爱好者。传统精英文学的读者主要是学生群体、老师以及较高文化素养的社会阶层,普通百姓大多无法理解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信息技术的进步,使手机和电脑走进大众读者的生活,越来越多的读者接受网络文学。阅读网络文学的读者大多数是学生,还有其他社会青年读者。网络小说是网络文学的最主要体裁,根据2014年CNNTC(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调查显示,网络小说的读者大多是青年学生,18.63%在16岁以下,73.53%的读者在16-20岁之间,5.88%的读者在21-25岁,这个年龄阶段的读者多是中学生和大学生。[1]这个年龄段的学生,生活在网络信息时代,家庭条件有了提高,有空闲时间阅读网络作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文学教育的普及,广大民众在物质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精神文化上的需求也很大,越来越多的人追求精神上的满足,而网络小说则可以满足读者的这种精神上的需求,给人们以心灵的慰籍,获得快餐式的文化享受。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网络使图书真正全面走向民间,书籍从一种精英文化产品走向大众商品的命运已经不可逆转。作为文化商品,就具有商品面对特定消费者的特点。在运作时可以像普通商品营销一样,经过市场分析,定位明确后再进行。”[2]网络文学的读者在可见的将来还会不断的增长并继续表现出年轻化的特征。
(二)平台的大众化
传统文学的传播是在作者创作完成后,经过修改、编辑、审核、印刷,发表在各报刊杂志,或交付出版社最后印刷成册在市场上出售。相比之下,网络文学的传播更为方便快捷,其平台更加大众化、生活化。网络作品可以以连载的形式上传到网络上。作者在自己QQ空间、博客等网络平台发表自己的作品,或与一些文学网站签约,在相关网站发表作品。以小说的创作发表为例,当某部小说的点击率达到一定数量,就会上架并根据会员制收费。如起点中文网、17K小说网、起点女生网、红袖添香等小说网站,它们的超人气小说还会被出版发行,以纸质版本面向社会公开出售。读者在电脑和手机上都会看到这些小说网站,而很多网站是要登录付费才能看到小说。为了吸引读者,文学网站往往采取营销手段吸引读者,随之而来的便是费用的收取,在网络时代读者阅读小说的方式自由而便捷,可在线观看,可下载阅读。而不管是免费小说还是收费小说,只要有电脑或手机就可以随时随地阅读,既方便又省时省钱,比买一部实体小说划算多了。以《11处特工皇妃》这部作品来说,纸质版3册的价格是52.90元,而在网上下载电子版只需2.41MB的流量,约需花费0.8元。
(三)交流的大众化
在传统文学的创作过程中,读者与作者的交流机会很少,仅有的交流主要通过书信和报纸进行。网络文学则大有不同,两者可以通过网络论坛随时地交流。作者可以在评论区域畅谈自己对作品的感受,促进与读者交流,了解读者的阅读情况,及时更改作品内容以满足读者需求。还可以在Q群、博客等网络平台中讲述作者写作意图、写作心得,以各种方式贴近读者,让读者感受作者作为活生生的人的存在,得到其赞赏和认同。网络文学与读者的交流广泛,方式多样。读者可以在网络首页看到文学网页,也可以在搜索区域搜索文学网站,进入文学网站就会看到网站推荐的作品,有新书榜,畅销榜。还有读者阅读感言,读者在“意见反馈”区域发表自己对网站的意见,或对网络写手的意见,或自己喜欢阅读的小说类型,作者和管理员通过意见反馈进行创作,创作出读者喜爱的作品。读者还可以在文学网站首页对作品进行评价,发表阅读感言,给作者提意见,也可以购买网站的“鲜花、钻石”等打赏作者以鼓励更新。
二、网络文学内容的平面化
网络文学受众的大众化,推动了网络文学内容的平面化。网络文学的主题常表现人们的日常生活,题材贴近生活实际,常带有娱乐消遣的性质,其思想浅显明白,语言通俗易懂,便于读者阅读理解。
(一)主题的生活化
网络文学的内容具有通俗化的特点,其语言通俗易懂,符合大众口味。以网络小说为例,其内容大都来源于大众生活,经过作者的加工创作,赋予作品以艺术色彩。而不管是穿越小说、都市言情小说,还是网游小说,都离不开爱情这一亘古不变的主题。此类小说的读者大多处于爱情萌发时期,对爱情既好奇又期待,希望有一段浪漫美好的爱情,如现实得不到满足,读者会更渴望。网络小说能相当程度地满足这种心理需求。被改编为这部电视剧的网络小说《步步惊心》近几年大受读者喜爱。这部小说以若曦与八爷、四爷的爱情故事为主题,讲述现代白领张晓穿越后变成清朝八旗子女马尔代•若曦。若曦在进宫后成为康熙帝的女官,见证康熙时代“九龙夺嫡”事件。全文用第一人称讲述若曦穿越到清朝的所见所闻所感,为读者展现气势恢宏的场景和温婉细腻的爱情纠葛。由于情感真实,符合现实生活逻辑,令无数读者感同身受。
(二)题材的娱乐化
网络文学多以娱乐为目的,满足读者的审美心理需求。读者通过阅读作品获得情感体验、宣泄,为自己的生活带来乐趣。与此相应,网络小说的题材集中表现为几个类型:爱情题材、英雄传记、神话传说、网游小说等。这些网络小说的主要目的是娱乐大众,因而大多缺少艺术价值。网络小说内容较丰富,有现代言情、古代言情、穿越时空、青春校园、重生宅斗、惊悚解密、武侠、仙侠、玄幻、军事、网游、体育、灵异、科幻、推理、竞技等等。有资料显示,网络文学读者中男士占70.59%,女士占29.41%,有61.76%的读者喜欢都市言情小说,有58.82%人喜欢玄幻魔法小说,有56.86%喜欢武侠修真小说,有47.06%喜欢网游类小说,有45.1%喜欢穿越重生小说,有27.45%喜欢恐怖小说,有18.63%喜欢异大陆小说,还有14.71%喜欢其他类型的小说。[1]以《不负如来不如卿》为例,这部小说女主人公艾晴是一名历史系研究生,通过有目的的穿越,到达公元385年的后秦,地点是鸠摩罗什所处的佛教圣地西藏。她与鸠摩罗什从相识、相知到相爱,经历了3次穿越,第1次是与鸠摩罗什相识,第2次是只为他而来,却因穿越后遗症不得不回到现代,期间两人分开十几年,第3次是回来看鸠摩罗什解决妓女事件,最后他们的孩子穿越到古代把鸠摩罗什带到现代,一家团聚。两人的爱情苦涩而甜蜜,没有过多的缠绵悱恻,有的只是心灵的契合,暖暖的温情,确实感人肺腑。这部小说带领读者观赏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浩瀚的沙漠,就算没有亲身体验,通过作者的描绘读者也能想象出美轮美奂的壁画,了解奇异瑰丽的中国古代文化,感受女主人公与仓央嘉措之间的爱情。他们的爱情坚贞执着,女主人公为鸠摩罗什的理想默默支持他,鸠摩罗什不在乎世人的眼光,勇敢地和女主人公在一起,既成为有名的佛学大师,又收获爱情,虽然两人相守的时间不长,但他们懂得在相守的时候用心去爱,分离时思念彼此、默默等待,这样的爱情世间难求,因而更能吸引读者的阅读,阅读这部小说对读者来说是一种娱乐的享受。
(三)语言的通俗化
网络小说的语言简洁明了、通俗易通,口语化特征明显。只有在有特殊需要的时候才用华丽的语言,多数都是朴素的语言,所以读者没有太多阅读障碍。比如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语言俏皮可爱而没有华丽的辞藻,平实的语言里,还夹杂一些网络用语,如“小白”“废柴”“败家”“正太”“小强”等,这些网络用语既常见又好理解,贴近读者的日常生活,容易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当然,由于创作时间短、更新快,难免有疏漏,导致很多错别字的产生。
三、网络文学运营的商业化
受市场法则和消费文化的影响,网络文学有明显的商业化色彩。文学网站通过多种营销策略激发作者创作的积极性,引导读者进行阅读和消费,从而获取最大化利润。
(一)网络文学创作的商业化
对网络写手来说,创作的主要目的是盈利,创作和更新是为了获得收益,没有收益作者基本上会停止作品的更新。网络文学再也不是单纯的文学,为了提高作品的价格,作者在更新作品过程中会透露将要发展的情节,解释某情节对将要发生的情节的有怎样的效果,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为了获利作者会尽量满足读者的需求,通过一系列途径获知读者的阅读兴趣,根据读者的兴趣创作。形式上,网络文学作品封面往往具有漫画风格,设计得美轮美奂,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最大限度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二)网络文学经营的商业化
成本因素反映的是读者获得网络文学阅读权的花费。目前,各网站比较通行的作法是按作品的字数收费,每千字费用在2分至5分之间。如起点中文网将读者分为5类:第1类为高级VIP读者,能够享受每千字2分的阅读价格;第2类为初级VIP读者,阅读价格为每千字3分;第3类为高级会员,阅读价格为每千字4分;第4类为一般会员,阅读价格为每千字5分;第5类为普通用户,阅读价格为每千字8分。[3]这是文学网站为了盈利而实行的营销措施,实行会员制,根据等级收费。为了收益,文学网站推出多种销售策略。小说网站会把好的作品、点击率高的作品推荐在网站首页,有强推荐、周推荐、月推荐几种方式。为了获得阅读量、点击率,网站尽可能包装作品,如《不负如来不负卿》《11处特工皇妃》等穿越类小说广受好评,文学网站便强力推荐,在网站推出漫画版的宣传。网上发表的作品,如果达到一定阅读量,便可以与出版社合作,最终出版发行并在市场上销售,供喜爱该作品的读者购买收藏。为了宣传自己的作品,部分作者与综艺节目合作,借助节目录制、互动过程中推荐作品,还有读者呼吁作品能拍成电视剧。影视行业则与超人气的小说的作者合作,购买小说版权,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比如说观众喜爱的电视剧《步步惊心》《倾世皇妃》《美人心计》等就是经由网络小说改编的。为了吸引读者,网站从读者健康的角度出发,特别设计作品的排版,手机版和电脑版的排版不一样,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需要选择整章阅读或分页阅读,还设计护眼模式,读者根据阅读需要设置适合自己的颜色,根据白天、黑夜选择不同的护眼模式。很多网络游戏从小说演化而来,它们的身份、事件和场景有些类似,但网游爱好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爱选择角色尽情的玩,可能会颠覆作品的主旨、人物性格以及人物形象等,有些恶趣味的事件,人物形象随游戏爱好者喜好而定。例如2015超人气玄幻网游《九星天辰诀》、穿越网游《黑暗之光》,都来自网络小说。
(三)网络文学消费的商业化
对读者来说,阅读文学主要以娱乐为目的。有关数据表明:有59.8%的人阅读小说的目的是消遣娱乐的方式,打发时间,舒缓压力;有57.84%的人享受小说中高于现实的美好,寻求慰藉;有56.86%的人受周围亲朋好友影响,进入小说圈;有45.1%的人长年看小说已有情感,已成习惯;有15.69%的人网络小说较于纸质书籍更便宜方便;还有8.82%的人有其他目的。[1]读者为了刺激作者加快作品的更新。会采取打赏或投月票给作者的激励手段,网络小说作为商品,达成了交易。读者消费小说的支付手段有很多,如支付宝支付、网上银行交易、手机话费充值、银行汇款等。以起点小说网站为例,它通过读者按章节付费的形式实现网络小说的消费。网站为了促进读者消费,开设会员制,VIP会员可以获得消费价格上的优惠。会员又分不同等级,等级越高,享受的优惠越多。随着文学网站数量的增加,网络写手与日俱增,作品数量也不断增加,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及盈利,文学网站的销售策略不断推陈出新,读者的消费及阅读方式也日趋多样。总之,消费文化语境中的网络小说具有大众文学的通俗性、娱乐性、快餐性等特点。在商品经济和以营利为目运作的背景之下,网络小说的受众变得大众化,内容趋于平面化,运行则越来越商业化,这几个方面的因素紧密联系,共同促进了网络小说的繁荣发展。网络文学不仅改变了传统文学生产、传播、消费的面貌,也改变了读者的审美心理和评价的标准,丰富了文学的语言形态、表现手段、审美元素。网络文学在积极改变民众精神生活,多层次多角度满足民众的审美需求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有些文学网站为了单纯的营利,不惜在网站刊载含有暴力、色情等内容的作品,妨碍青少年身心的健康发展,甚至误导其产生错误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无疑是我们应该批判的地方。
一、大众化的网络文学
在此之前,文学界都是靠纸质文学进行学术研究和文学欣赏。但是,能进行发表或者出版的文学作品大多都是名家之作:这些作家大多小有名气,每本书的内容大多来源生活却高于生活,他们的语言更加高雅更加富有文学气息,他们需要将社会的责任感与历史的使命感写进书里,指引人们生活的方向。而网络作品却恰恰相反,它的创作更加大众化。传统文学的作家大多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并且完全以写作作为自己的工作,而网络作家来源面很广,可能是医生、老师、白领或者学生等等,人们借助网络这一平台,将自己的所听所想、所闻所感通过自己的语言,发表到公共平台上,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网络作家写的内容大多都是很平常的事情,但却是我们每天都会遇见的事情,人们通过网络,发泄自己的不满与个性的想法。他们并不会像传统的作家那样,将文字描绘的栩栩如生,而是以单纯的通过大众化的方式,就像讲故事一般,将生活的事情叙述出来,并没有要承担很大的责任与义务。他们并不要求能有多高的文学造诣,也不会凭空抒发任何的感情,而是单纯的写好故事。从《悟空传》、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到《盗墓笔记》《、诛仙》、《灰锡时代》等等,作者都是将自己的所见所闻与想法通过通俗的语言描述出来。大众化的网络文学逐渐改变了原有的文学审美特征,打破了语言和内容的阶级限制,使文学从阳春白雪回归平民。
二、娱乐化的网络文学
网络文学不像传统文学那样,担负着大量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自古以来,文人都以“文以载道”作为文学的最终意义,传统文学能够深入剖析社会与人性的缺点,并且能够作为武器,指引人们的思想。而网络文学更加注重娱乐性,主张运用生动幽默的语言写出能给人带来快乐与轻松感的作品,让读者在闲暇之余能够放松自我,摆脱烦恼。所以网络文学强调娱乐性,主张为人们提供一个自由、开放和平等的空间,所有的写手在这个空间内可以忘记社会的舆论与压迫,敞开心扉的进行创作,可以揭露社会的险恶,可以夸赞生活中的美好,也可以写出自己单纯的感悟。类似《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作者通过诙谐幽默的语言,对当红的《无极》进行改编,为人们带来许多欢乐。还有很多网络流行语,类似“坑爹”“空虚寂寞冷”“给你”等等都来源于网络文学,并且因为它具有娱乐性,被人们广泛用于平时的交流中。并且有的网络文学作品看似轻浮,缺少应有的文学样式,但是内容却恰恰真实的反映了当今社会的现状,类似《理工大风流往事》、《香蕉日记》等等,非常具有娱乐性质。
三、互动化的网络文学
文学主要由作者、读者、作品和世界四大部分组成,并且这四个部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它们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彼此之间并不鼓励,并且不能单独摆出,缺一不可。传统文学在创作的过程中,作家会运用大量的时间深入社会体验不同的生活寻找灵感,并且将自己的感悟写成书,并不注重与读者之间的联系。但是这样的作品常常会令人觉得高不可攀,语言高深难懂,并且读者只能对作品进行欣赏,并不能提出自己的观念。而网络文学更加注重互动性,主张作者在创作的时候积极与读者进行交流,在不改变文章整体框架的同时,积极吸取读者带来的反馈,及时进行修改。而且有的小说就是根据读者的反馈意见写出来的,类似现在比较出名的《新石头记》、《E情战事》等等,作者在于读者不断的交流与沟通中,找寻文章中不足的地方,及时做出修改,使整片文章更加完整精准。互动还能增加人们读书的兴趣,培养人们的写作能力,提高人们的品质与修养。
四、电子化的网络文学
在计算机技术普及以前,人们都是靠购买或者借阅纸质书来提升自己的文学素养,并且只能依靠纸质品。但是纸制书不方便携带并且容易破损,极大地限制了读书的场所和时间。电脑、手机等电子软件普及后,人们可以将这些书存在电脑里或者手机上,随时拿出来进行阅读,并且不占空间十分方便。例如四大名著《红楼梦》《西游记》、世界名著《傲慢与偏见》《飘》等等,都可以在电脑上进行阅读,并且《诛仙》《鬼吹灯》等网络小说更加适合在电脑上进行阅读,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在各个网络平台上进行更新的。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作家的人数开始迅速增长,各种类型的网络文学作品也层出不穷,这些作品也只能在网络上阅读,并没有相应的纸质读物。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电脑、手机等电子品,就可以进行阅读,读者可以自由的选择读书的时间,并且不需要到图书馆或者书店进行查阅和购买,可以直接在网上下载。在读书的时候,还可以和志同道合的书友们一起探讨书中的乐趣与精华。也可以把自己对整本书的见解与感悟写出来,发到网上进行交流。还可以给文章配上音乐和图片,使整个文章看起来更加富有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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