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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在中国的发展见证了中国的荣辱历史。油画传入中国最初是为了摆脱西方列强强加在中国的屈辱而万里之外寻找而来的文化上的良药,为寻求文化的理性呼唤国人面对人生,面对现实的。油画在中国的生根和广泛的传播是中国文化的骄傲。西方的油画是运用对色彩和光影变化的理性分析来表达画家的情感。中国画家在西方油画的基础上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使油画在中国国土上得到了充分的养分。油画民族化不仅仅是中国油画民族化,它代表的是世界文化的民族化。
一、油画传入中国的历程
从油画进入中国,其实就已经走向了本土化的发展历程。由于中西方绘画的思想教育和民族风俗不同,所以就有很多的中国油画家通过时代的变换来探索不同时期的民族风格化,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油画家都没能顺利地进行下去。
“五四”前后,由于当代中国社会意识比较落后,所以有一批艺术青年出国留学,想学习西方科学来拯救中国,这时中国开始真正认识油画了解油画。艺术也是如此。于是当时对于西方油画的态度是膜拜式的“全盘西化”。中国出现了第一代油画家是从十九世纪末才开始的——李毅士、李叔同、李铁夫。然后,徐悲鸿、林风眠、吴作人、刘海粟等,中国的第二代油画家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去法国、日本等欧洲地区学习西方油画,另一批油画家在20世纪50年代去苏联学习油画,到80年代后出现了第四代青年画家。由于中国油画家在出国前都有着很好的民族化风格,所以在西方学习油画时已经不知不觉的融入了中国的传统元素。回国后在他们的创作中是可以看到的。然而,正当这时的油画呈现出蓬勃发展势头的时候,由于外敌入侵中国,面临很大困境,大多文人投身于“救国救亡”的运动中去,所以西方油画的出现不适合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从而形成了边缘化状态的趋势。
全国解放后,在“文艺为工农民服务”的旗帜下,为了使人们“喜闻乐见”,写实油画成为主流风格。1957年的运动对绘画的发展造成很大的挫折,独立思考、创作自由、绘画特性、形式美感的追求都成了见不得人的东西。在当时这种环境下,油画家力图追赶不断变化的政治形势,把油画民族化变成了“年画化”“图画化”。中国油画民族化的道路在坎坷中摸索。
“”“十年浩劫”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始,中国油画真正有了自己生长的土壤,以很快的态势发展起来了,中国油画有了当代前卫、意象表现和传统写实三种局面,这种多样化的发展,让油画在中国有了真正发展的空间。
二、中国油画的写意性
写意性油画在内容上具有是丰富的,它是从中国多年对油画的实践总结出来的,它具有民族化和本土化的特征,从前辈画家大量的实践积累和作品实证中充分的体现出来。吴冠中就是其中之一。多年来,吴冠中徘徊在西方文化与东方传统的十字路口上。他早年受教于林风眠与潘天寿等大师,其文化修养与艺术训练都是中国式的,而后在巴黎的三年留学生活,则将他领进一个完全陌生的西方美学天地。我们看到吴冠中作品时,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艺术,从最初正面交锋,到渐渐互相妥协、融合,都能体现出他的绘画中的写意性,从中我们也认识到中西方绘画融合是非常艰辛的历程。例如:徐悲鸿与吴作人这两位著名画家的身上,我们能看到的是交替出现的中国与外国风格,没有体现出融合。他们的油画是写实的,中国水墨写意性比较强,两者结合也是很有限的。然而能做到使东西方艺术融合非常完美的就非吴冠中莫属。他将两种不同的绘画介质,两种不同的民族传统,在这两种不同风格上结合,吴冠中在东西方绘画上比他们前进了更大的一步。他在油画中找到了与中国画用笔相似的技法,例如,中国水墨传统画中典型的讲究气韵、线条勾勒等手法。吴冠中利用中国传统的民族风格的元素和绘画中点线面的造型语言,还有绘画中的意识空间分割等完美的融合,让他的创作具有了中国灵魂的西方绘画,他在创作中经常随心所欲,所以意象性就存在了。对自然景物的拼凑都是为了感情的表达和画面的构成。中西方绘画的结合,使得吴冠中的创作既有了西方绘画的严谨又有了东方的意境和韵味,让我感觉到西方绘画中出现中国所谓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蕴意。吴冠中在创作中有画松时却不见松、画藤却没有藤、画长城也看不见直观的万里长城的表现手法,他采用了点疏密有致、大小不等和色块的方圆不一,斑斓闪烁的特征,来表现出他的造型独特和绘画主题的生动性。这种现代表现语言手法,都是他生活中的体会,从而提炼出了抽象的语言符号,有了视觉造型艺术的传达感。他由于对表现手法融合不断探索和尝试,让他能打破传统笔墨对自己绘画上的限制,让他在中国传统绘画技巧上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利用现代艺术表现手法的融合,让他的创作更精到,更具有内涵。
中国油画,这一源于西方又根植于东方的艺术,在它自身的成长中,并不是简单的继承,而是在接受西方写实与表现的同时,把中国传统绘画精神加以发扬,中国写意画所显示的文化对今天中国油画的发展有巨大的价值和意义。中国油画中的写意特征是中国艺术精神在油画中的显现,这种传统文化支撑下的民族个性也是中国油画的价值和魅力所在。中国的油画家们应在审视历史和自我的同时越来越体会到意象介入中国油画的自觉性和重要意义。作品中隐涵、或直接表露出我们的“民族性”。油画家对现实问题的关切,继续居于造型艺术各门类的前沿。油画民族化是开发的,是在东西文化交流融合中客观真实健康地画出具有强烈东方本土特色的油画。
结论
中国传统绘画的本质就是“以意造像”与西方绘画有着根本的区别,西方崇“理”东方崇“意”。西方画家在绘画过程中不断探索解剖学、透视学,画面效果注重明暗空间,他们用理性去认识世界,再用理性的手段把自己的情感表达出来,这与东方的绘画理念是不同的。东方崇尚“以意造象”,画面不注重透视空间,更不会单纯地对着一处景象去写生。东方绘画讲究气韵、意境,画面构图需要时便把别处景象移来,也就是采用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散点透视法”,由此看来西方绘画注重的是理想而东方绘画更多注重的是感性。现在中国油画的发展正是把西方的理性与东方的感性相结合。由于中国的油画队伍的壮大,在学习西方油画的同时也融进了本民族传统元素,从而让中西方油画更和谐的融合到一起,让中国的油画赋予上了自己的绘画语言和自己的符号,这样让它有了更强的生命力,在世界上由于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征从而也就有了真正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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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不但对日本、朝鲜半岛产生过重要影响,还对越南、新加坡等东南亚、南亚国家和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很多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发明以及指南针技术首先应用于航海,才导致了人类所谓蓝色文明和环太平洋文化圈的形成(李二和《中国水运史》);郑和七下西洋更加深了这种文化的传播和辐射。并由此形成了世所公认的以中国文化为枢纽的东亚文化圈。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各国包括亚洲、欧洲在内的一些国家都对中国文化以给予了高度的认同和重视。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思考未来设计的趋势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分化与融合:从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思考未来设计的趋势
未来中国的设计将走向何处,在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这是每一个设计者乃至社会大众都迫切想要找出答案的问题。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迁,随社会不断的现代化,文化也在现代性方向转变。“设计”,虽然是个自人类诞生以来就存在的行为和意识,但严格的设计,应当是工业革命以后的概念。自从设计师这一职业的出现,自觉的设计的行为就成为社会文化建设中一个强大的推动力。同时,今天的设计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产品的设计问题。从广义的角度说,设计实际上是一个文化的创造问题。要看清今日的设计,必须深刻洞察整个社会的文化背景,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工业化水平、国家文化政策、人民的审美修养、国际交流等各方面的发展状况;思考未来的设计趋势,若能站在文化的发展趋势之基础上,这样去思考问题的实质,才会看得更清,看得更远。虽然我们对文化的认识能力非常有限,但设计者应当做出这样的尝试。
改革开放的确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社会,基本上是一个浑然不分的总体性或中心化社会,所有制、社会资源的配置、财富的分配、所有的方方面面都体现着严格的一元性和政治性,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强制地整合在一起,一切都是权力话语的控制和投射。经济体制上的国有化和计划性,消解着任何独立运作的可能性,经济是政治的附庸。企事业单位的行政组织体系,使全体社会成员都隶属于这个巨大的社会系统之中,个体的行为和独立性被抑制了。文化的一元性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和垄断性,在不存在任何其他异质文化成分的环境中,它具有唯一合法化的地位。观念、审美趣味的一元化,都是政治系统的必然延伸。
在“”反对封、资、修的“革命”口号中,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状态深受影响。与他人绝对一致的外表和生活习惯、行为模式,是保持无产阶级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本色,“求同避异”是普遍的文化心理定势。唯恐由于一些微小的差异而被人视为异端。除了三餐一宿最基本的需要外,中国人没有欢乐,没有消遣。在那样的生产导向的时代,消费视生产计划、配给计划的马首是瞻,能获得必须的生活用品已是不易,更勿需谈设计关注消费者需求了。因此中国的设计在那样的封闭的环境中是没有生存空间的。
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迈开了脚步,随着体制改革的进行,多种所有制开始并存,行政包办一切的中心化体制逐渐瓦解,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形成。统一的计划让位于平等自由的市场供求和竞争。经济的长足发展不仅使物质生产迅速复苏,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更对社会的各个方
面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国开始了从一元向多元的分化。平均主义走向分化差别,从官本位走向市场化,从理想主义走向现实主义。中国社会已经从高整合低分化的社会转向一个分化程度不断提高的社会。按照一些社会学家的理解,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分化的过程。传统社会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高度整合的社会,而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一个基本的标志就是社会各个方面的彼此分化,各个社会子系统开始具有并不断发展出自己的相对自律性。韦伯和哈贝马斯都认为,现代化的过程体现为原先整合在一起的不同领域的逐渐分离的过程。
改革开放后的政治-经济的分化,也迅速导致了其他各方面的分化的连锁反应,文化的分化当然也是其重要影响结果。经济的自律和分化导致了观念的极大转变,市场经济促成了市场化的大众文化的出现。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普遍的商品经济关系的建立是“人的独立性”得以发展的基础,是满足人的“多方面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发展的基础。
市场经济的平等性、选择性、自主性、开放型是现代社会文化观念的经济根源,它使消费者由传统的被动的消费变成主动选择的消费;把行政手段控制的由上而下的消费变成普通居民广泛参与的消费;使计划经济大群化、统一性的消费变成直接与个体兴趣、爱好有关的消费。由于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人们自主的选择、创造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意识越来越强。今天,穿什么样的服装、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完全取决于自身,没有哪一种是强加给消费者的。从企业的市场战略角度而言,就是市场的不断细分,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的定位至关重要,消费群体的分化越来越细,开发适合目标群体的产品、服务成为企业竞争力的关键。
分化是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和现象,但在历史进入新世纪,国际背景、各方面的影响因素日渐复杂之时再认真地审视文化发展,我们会发现,在分化发生的同时,还潜在的存在着一个消解、融合的过程。这同样对设计的探讨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值得认真思考。信息资讯正在深入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WTO的加入使中国的发展融入世界的资金、科技、贸易的大潮,也使文化的交融日趋复杂,中国本土文化在不断的吸收异质文化的能量,消解传统的文化所确定的各种边界。这种融合现象至少表现为以下几种形态: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传统社会的特征在于一种“本地生活在场的有效性”,时间和空间的地域性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使得文化的地域界限十分牢固,而且彼此有别。近20年中国的现代化的过程,发达的大众传播媒介入地域文化的经营和传播,信息流通的快捷、交通运输业的日益进步,促成了文化的游离,文化系统本身在不断的抽象化,越来越脱离原来特定的地域限制和特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递到以前无法触及的地区。时间被虚空化了,出现了真正的超越不同地域特征的北京时间。
这种文化的媒介化,对原有的地域文化局限性的破除,使文化在日益的平均化和同质化。在这样的发展进程中,原本属于特定的“本地生活”的文化材料,它的有效性只有在文化主体在场的情况下才有效,现在经过大众文化的改造迅速可以成为普遍使用的材料,成为一种时尚。最典型的是那些原本带有浓郁的地方特征的文化产品或风格。像一首民歌,经过改造可以成为流向歌曲而广为传唱,一种民艺造型风格,也会因为某种社会时代因素的激发而迅速化为时尚物品而充斥街头。这样,它们也就失去了与“本地生活在场有效性”主体的内在联系,成为与这样的本地生活无关,成为那些不具有“在场有效性”的其他主体的文化消费品。当一种起源于特定地域的文化产品成为人人享用的商品时,当它们变得为所有人喜欢时,它本来具有的“地域特性”也就不复存在了。
中国文化的发展,就在以越来越迅速的速度消解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本地生活在场的有效性”。不仅在中国本土内是如此,经济的开放化、信息化,促使中国不再处于封闭的自给自足发展的形态,而是卷入了更大的“全球化”的文化格局。从巴黎时装的流行风,到好莱坞大片的上映,西方文学艺术风格潮流的渗透,生活方式的吸收与接纳,等等,都在促使今日国人生活形态与观念的演变。国际化产品视觉语言的流行,对国际品牌的青睐,既是中国企业参与世界竞争新的契机,也是压力与动力。
在传统文化中,雅俗之间的分野是明显无疑的,贵族文化和民间文化作为一个雅俗文化的二元结构,即对立又和谐地构成了社会整体文化形态。近年来,随着大众主体性、参与创造生活意识的觉醒,再加上物质条件日渐充裕所提供的手段上的辅助推动,大众文化发展得极为迅猛,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区别也在日益模糊。这种发展方向是耐人寻味的。在传统文化中,贵族文化通常是从民间文化中寻求素材和灵感,然后经过文人雅士的提炼、抽象、改造,演变为一种具有生命力的高雅的艺术形态,进入高层次的正统主流之中。而当今的文化发展似乎正呈现相反的趋向,大众文化不仅自身在生产和流通的规模上超出了其他文化,而且还掠夺其他文化资源,并把这些资源最终改造成适于大众文化逻辑的共享性的文化。
大众文化不断地在吸收利用雅文化的各种材料,形式和主题,并将这些材料很快处理成流行的熟悉的和易于接受的东西。如果说雅文化对民间文化的吸纳是一个“陌生化”的过程,那么大众文化对雅文化材料的吸收,则是从“陌生化”转向“流行化”、“通俗化”。近年来中国结、唐装的盛行,从高档的手工艺术品到低档廉价物品,满足着各种消费层次、审美层次的需求。陶吧在都市生活中的盛行也是一个例证,陶艺从神秘的艺术殿堂里走出来,让每个人都可以亲身体验创作艺术的感受,不管做出来的东西如何,重要的并不在于此,而是艺术生活化的体验。大众文化的这种改造,使原先局限于少数人的文化产品,变成了大众可以消费的对象。大众文化通过吸收雅文化的特质,并对其加以改造和变形,以丰富自身文化的内涵,实现大众自身的创造生活的愿望。
在传统文化中,艺术是虚构的文化形态,虽然总是以某种方式和日常现实联系在一起,但从根本上说,逻辑上和观念上的界限实际上是存在的。但这种虚幻和现实的界线在信息社会的发展中受着技术的强烈冲击,进而在人们的生活行为和观念中被模糊了。其中之一方面就是电子传媒的普及引起视觉文化在生活体验中地位的上升。大众传媒如今日已普及的有线电视、卫星电视、数字电影等模拟和再现真实之物迅速而逼真,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在家中看到“真实”的场景,了解同步发生的现场直播的动态。
影像性的视觉文化在当代中国文化中所占有的特殊地位,不断地消解着传统文化的语义学和语用学特征,话语文化日益让位与直观快捷的视觉文化。另一方面就是网络的冲击,也许当初万维网在美国军事部门研制成功之时,他们根本没有料想到网络的普及速度之惊人与对世界冲击之大。网络不仅实现了信息的快速传递,这个数字化的世界更使人们真实地体会并实现了生活的虚拟化。网上教学,可以在家中参加虚拟课堂的授课,和虚拟的教师对话;网上购物,可以尽情浏览、比较各大购物中心的商品,并点击以确认购买;网上交友,你面对的人可以没有性别、年龄、职业、声音,一切都存在于双方的现象中,个人也可以以虚构的身份参加虚拟社会的活动而不许顾虑会被察觉。今天的人们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已经因为网络的介入而有了巨大的变化。
当代文化虚幻与现实界线的模糊的一个重要转变在于,文化生产可以预先设定某中逻辑或模型,进而依照这些虚幻的逻辑来模拟。这就是法国学者鲍德里亚所说的“地图在先地域在后”的游戏规则的出现。可以依照现实的需要而将问题借助于虚拟的形式解决。例如时装界数码模特的出现,可以取代真人模特儿现场表演,就是一场惊人的革命。产品设计开发过程中虚拟现实的运用,不仅可以使顾客看到虚拟现实的物体实态,甚至可以让人去触摸、感受到它。这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是深刻的,其直接后果是鲍德里亚所说的“超现实”的出现,它取代了我们所熟悉的日常现实,转而成为我们理解现实的主要途径。
在一直以来的人们的认识中,年龄通常是一个导致文化产品类型和边界存在的重要因素。不同的年龄在文化上有不同的伦理的、心智的和审美的差异,这是传统的文化的年龄界线。少年、儿童、青年、中年、老年人各有不同的文化形态。但是近年来传播媒介的发达、异域文化的交融、外来文化的影响等等,越来越使似乎不可能发生变化的年龄上的界线也模糊起来了。大众传播媒介本身所具有的公共性和开放型,像书籍、杂志、画报等印刷媒介,电影、录像、电视、网络等电子媒介。虽然节目在内容形式上有面向不同受众群体的定位,但是在传播过程中是面向所有群体的。事实上,在手段上做到排他性是不可能的。在开放的信息环境的影响下,各年龄阶层的生活观念都在潜移默化地受着影响。
从当前人们的生活趣味的变化上可以看出一些过去从未出现过的现象:一是成年人的“返童现象”,二是儿童的“早熟现象”。成年人越发对卡通等类型的文化的固恋,甚至在大学生中卡通片、卡通饰品都是很流行的东西。从弗洛伊德的人格发展的理论看来,这种成年人的返童现象可以说是人格发展的一种停滞甚至倒退。“固着”或“固恋”是一种心理病症,它将会导致个人生活和行为的焦虑和不适。是否成人儿童化的产品会导致什么负面效应,还是会帮助其缓解生活的压力,现在没有经过严格的证明还尚无定论。但这种现象的确引起了社会尤其是商品生产者、设计者的兴趣和重视。与成年人的“返童现象”相反,儿童在这样的边界消失的过程中,却在经历着“早熟”。
课业的压力、物质生活的充裕使当代儿童的生理、心理年龄的成长都比人类以往大为提前,儿童接触成人产品和文化媒体的机会业无处不在。因此很多设计者在定位儿童及青少年产品的风格和基调时都有大伤脑筋的体会,他们不得不感慨,现在的孩子越来越让人琢磨不透了。
中国当代文化无疑具有极大的复杂性和异质性,科技进步的冲击,传媒资讯的渗入,价值观的碰撞与融合,使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中错综纠结着各种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因素。设计的发展,不能脱离现实的文化背景,也应当从文化背景中找到未来发展的动因。
其一,站在企业战略的角度来看,文化的分化与融合不断同时演进的历程,使市场的需求趋势更加复杂、扑朔迷离。按照经典的市场细分理论,我们可以按年龄、性别、地域、价值观等细分标准将统一的市场划分为一个个市场片,针对目标市场群体展开市场调研,分析市场所获取的数据进而了解顾客需求以进一步将其转化为产品概念。
然而,在这样复杂的文化背景之下,有一个问题越来越引起设计者和决策者的注意,那就是我们依细分策略从市场中获取的信息与消费者的真实需求间的差异正越来越大。信息从消费者的一端流向设计师的一端时,中间经历了许多衰减和误读,进而会引起决策的失误。消费者究竟想要什么,产品究竟应在消费者中处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为什么有时针对男性开发的产品结果却引起了女性消费者的极大兴趣?对开发与研究的方法本身的变革势在必行,传统方法显然是越来越不适用了,必须有方法与战略上的突破,才能使设计的发展永远在文化的建构中保持先锋的生命力。
其二,从生活审美化、审美生活化的趋势、虚幻与现实界线的消解中会导致更进一步的对于企业及产品的观念的转变。随物质生活的丰裕,消费者有时需要拥有的并非实在的物质实体,当这个物质实体所包含的象征意义和精神内涵可以被抽象出来,融入消费者的生活中时,这种愿望实际上就已经达到了。因此,让消费者拥有一种符号的表征,拥有一种情感体验,将成为企业服务设计的方向,而并不一定要拘泥于实态产品的开发,这两者的结合和拓展会是更好地塑造企业品牌形象的方法。
其三,外来文化观念的渗透、文化中年龄界线的模糊、地域界线的消融等使市场呈现出诸多复杂局面。设计除去在获取经济利益的价值之外,在建构整个社会文化的格局中的责任也需加以重新审视与思考。设计本身应当有深厚的伦理内涵,正如现代性所导致的种种社会问题引起了后现代理论的反思与批判,中国市场经济中设计所带给社会文化趣味的影响也不总是积极的,有许多急功近利的眼光导致的负面影响值得我们深思。未来的设计师,应当为人类的美好生活的建构多一份理性的思考。
诚然,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若要简单的以分化与融合加以概括不啻于盲人摸象,但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设计的发展,会使我们对许多潜在可能的认识找到问题的根源。显然提出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希望有助于设计同仁思考与认识,共同推动适合中国文化发展的设计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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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马克思学说涉及领域之广,使得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分别都在自己的领域内对其进行阐释,因此还可以根据学科分工考察其内容。“马克思主义”一词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学说的总称在马克思在世时已经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末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曾广泛使用,但内容受到歪曲,马克思对此提出尖锐批评。恩格斯在80年代初开始使用“马克思主义”一词,并在1886年专门作了说明。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略论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前景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前景,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空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发展、完善的需要。文章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现状,分析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展的种种现实可能性,进而展望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展的广阔前景。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西方;前景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共运史发生了巨大的变故――苏东剧变。顷刻之间,整个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主义阵营顿时欢欣鼓舞,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力量受到严重挫折,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谷。在新的历史时期21世纪,世界发生了新的变化,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走入困境,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逐步崛起,再次鼓舞了世界人民,再次唤起了世界人民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追求。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前景,推进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保持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中国作为当今大国屹立于世界在意识形态方面所必须做出的重大举措。
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广阔发展前景,可以使社会各界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在苏联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后,尤其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解散,使人们失去了对社会发展前景的信心,几乎全世界掀起了反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声浪,不少人已经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过去式,在当代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我们对于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声浪无动于衷,那么很可能马克思主义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内真的会消亡了。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死死地教条,不是一成不变没有发展前景的理论,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实践的科学向导,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广阔发展前景,可以极大地增强社会各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世纪末出现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修正,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否定;20世纪中期出现了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甚至否定列宁;20世纪晚期苏联的发展面临困境,又出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新思维,放弃马克思主义,放弃科学社会主义。这一系列的变故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受到重创,使得社会各界不得不重新考虑马克思主义。面对变化多端的世界,社会各界都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怀疑,动摇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前景,促进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新发展,有利于回归马克思主义,有利于增强社会各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广阔发展前景,可以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进一步奠定基础。十九世纪,马克思主义诞生于欧洲,造就了一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出版了大量著作,为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资本主义世界逐步发生了新的变化,后继马克思主义者在这种新变化影响下开始分裂,形成当前西方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流派。虽然马克思主义分化成不同流派,但西方不同流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所取得的一些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如果我们能科学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前景,预测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展未来,逐步采取一些能够促进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展的措施,那么就会进一步奠定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展的基础。
当前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展的最新动态表现之一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生产资料所有制、产品分派和再分派、政治上层建筑、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发生了新变化,在社会思潮方面也有新的表现,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背景下有进一步的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书籍不断涌现;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和马克思主义进一步结合,并且形成新的流派,比如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欧洲共产主义等等。
当前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展的最新动态表现之二是,从欧洲到亚洲再到美洲的一系列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会议的召开。在这里列举一二,1995年9月末在法国巴黎首次召开了“国际马克思主义大会”,有来自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信仰者上千人参加会议,随后,法国的《人道报》刊登出《马克思引起了轰动》一文,让世界知道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他的生命力是强大的。2007年十月初,以“替代全球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与世界政治的选择”为议题的第五届国际马克思主义大会在法国巴黎召开,以不同的分议题举行了四次全体会议,另外还专门进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讨论。此外,马克思主义会议不定期的在欧洲、美洲其他国家召开。这些无不体现马克思主义在当前西方国家的最新动态。
马克思主义产生至今,不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还是在广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这是世人皆知的。但是,研究就会发现,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研究中面临较大困难,存在重大问题。
首先,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并存,这两种社会形态的国家有不同的意识形态,有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不同的意识形态存在相当程度的对抗、不同文化价值观存在相当程度的冲突。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为了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坚决抵制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马克思主义。
其次,在西方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之对这种变化做出不同反应的后继马克思主义者分化成不同流派,伯恩施坦“修正”主义首先对马克思主义提出异议,并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的“修正”。此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影响下,逐步动摇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各种流派不断出现,但是,他们的研究是片面的,没有采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很是片面。以至于当前西方国家学者不能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给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研究带来了困难。
第三,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研究马克思主义注重研究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注重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注重研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大大缩小,缺乏世界眼光、世界视域。对马克思主义的其他领域研究甚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够,更没有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前景,这种理论视域的忽略没能对马克思主义向西方国家发展起到作用。
以前的西方社会主义国家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放弃了多年努力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转而却发展资本主义。然而,当今人们不得不再次思考,为什么社会主义已经形成了强大的阵营,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巩固的情况下,却发生了国际工运史的巨大挫折;不得不再次思考,为什么日益崛起的中国,不仅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而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飞速发展。因此,在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越来越多,研究的领域越来越广,研究工作也越来越深入,他们希望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找到他们想要的答案。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基本有两大流派,一是美国“垄断资本学派”,二是“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垄断资本理论”是以垄断为中心的新的理论体系,在他们的《垄断资本》这本著作中阐述了“经济剩余”这一核心理论,得出结论是,在垄断资本主义运动趋势中,起主导作用的不再是利润率趋势下降的规律,而是“剩余增长的规律”,同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提供吸收增长的剩余所必需的、从而也使对这一制度平稳运行所必需的消费和投资的出路,造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停滞,最终导致垄断资本主义这种不合理的制度的死亡。后来奥康纳提出“国家的财政危机”理论,此理论指出国家通过资本费用社会化的方式增加了社会剩余(包括利润),但是产生的社会剩余并没有实现社会化,反而被私人占有,这种社会化的利润和私人占有的矛盾必然造成国家支出和国家收入的不平衡,即“国家的财政危机”,最后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不能解决这种矛盾,要想解决这种矛盾的最后出路就是社会主义。
曼德尔提出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些新变化反应了资本的基本运动规律和内在矛盾,也促使了资产阶级国家经济职能的加强。国家经济职能的加强,既顺应了资本积累和增值的需要,也加剧了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不可避免的就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危机的加剧,这种危机会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衰落。因此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废除是当前国际性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中心目标。
在西方,不只有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还有其他各种马克思主义学派从不同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社会批判理论”,并把这种批判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实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批判,后来受到科学的诱惑而发生了从批判性向科学性的转变,现在他们提出“社会批判理论”就是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理论的本质。这样的批判理论是建立在对资产阶级极权主义批判的基础之上,以抽象的异化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他们否定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力量,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改变了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状况,瓦解了无产阶级,认为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阶级已经被资产阶级“一体化”,认为当前的革命主体应该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被压迫者和现代工业社会中的新左派。
“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给予了高度评价,其学派代表人萨特说:“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远未衰竭,它还非常年亲,几乎还在童年,它的发展几乎刚刚开始。因此,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不可能被超越,因为产生它的历史条件还不曾被超越。”他批评“现代马克思主义者”教条化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割裂了理论和实践的联系,他还把辩证法看作“是一种方法和一种在对象中的运动”,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把西方哲学的方法引入到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试图通过现代数学、数理逻辑和模式结构等方法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还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欧洲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
马克思主义到底在西方能否存在,到底能否在西方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可以看看马克思在当代西方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当人类即将迈入21世纪的时候,英国广播公司(BBC)在全球范围内举行过一次“千年思想家”的网上评选活动。结果,卡尔?马克思位列榜首。时隔几年,进入新世纪,2005年英国广播公司再一次进行了“谁是当今英国人心目中最伟大哲学家”的调查活动,其结果是,马克思又以最高的得票率居于首位。
同是在2005年,德国《明镜》周刊也想英国一样,进行过一次在民间的民意调查,这次调查惊人的发现德国有一半以上的人民认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今天仍有意义”,他们也很向往社会主义。在有人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终结论”的今天,这个评选结果不能不发人深思,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当前在西方国家有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信仰马克思主义。正像上世纪我们的伟大领袖邓小平所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领袖的断言是科学的、超前的,当今马克思在西方的地位不是自封的,是历史发展的选择,是广大人民群众的选择。
资本主义从产生之初起就伴随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之后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其内部的矛盾一直不能解决,并且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发展。20世纪初,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激化,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结果先后诞生了15个社会主义国家;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给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几乎全面崩溃;20世纪90年代股市迅猛发展,而企业实际亏损,到2000年股市奔溃,资本主义经济衰退;2008年美国再度爆发经融危机,并影响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欧洲相继出现“次贷危机”。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而当代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哲学思想在一系列经济危机面前日益暴露出其理论上的局限性,他们不能解释、更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因此,他们转而研究马克思主义,以期求助于马克思主义解决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
要说求助于马克思主义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问题,首要表现应该是美国实行罗斯福“新政”,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爆发空前经济危机,美国罗斯福统统上台后,为了应对危机,要求国会授予广泛的行政权,进行国家调节和干预经济,相继推行了一系列措施,最终缓解了美国经济危机,使经济、社会恢复正常。再到2008年美国再度爆发影响恶劣的经济危机,美国同样用的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充分利用国家宏观调控挽救经济危机。相继与美国之后欧洲爆发的“次贷危机”,英国、德国、法国等欧盟国家,本国内的经济理论对于这场经济危机显得无济于事,他们向美国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后在国家干预经济后逐步使危机中的经济恢复正常。
综上所述,就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在世所说,马克思主义是无限发展的理论体系,他不是封闭的,需要后继马克思主义者继续发展,需要不断丰富。虽然当前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展面临困难、存在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在西方有越来越多的群众信仰马克思主义,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不同领域研究马克思主义,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社会问题。因此,在当前形势下,对于崛起中的中国来说,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前景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国,要想提高国际地位,增强国际影响力,就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这种意识形态能否在西方发展,研究如何能使西方国家和人民群众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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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是中共中央胡锦涛在2003年7月28日的讲话中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一种方法论,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战略思想。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把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把科学发展观列入党的指导思想。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科学发展观解决了当下我国在发展过程中的困惑和认知偏差,极大的推进了作为发展中国家对于发展的科学认知。科学发展观是当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极大的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地位
科学发展观概念的提出已经十年有余,但其对于中国当下发展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仍然是一个全新的概念,继续探讨其内涵及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对于中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和加快马克思中国化进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科学发展观是近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伟大的创新,同时它也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中国共产党人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借鉴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和理念,与时俱进地提出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性认识和回答,为当下中国发展实践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理论的创新,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从中国发展实际情况出发,根据世界的发展趋势,对中国的现实发展进行了反思与批判,创造性地提出的发展理论。科学发展观是当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在修改的新党章中描述得更加清晰:“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新的发展要求,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指导思想。”
发展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是一个重大课题。新中国历代国家领导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江泽民、胡锦涛等都致力于发展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成了当代中共党人必须解决的课题。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实现中国更快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首要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和社会发展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经济的各领域、各行业要协调发展,要正确处理好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这些观点是科学发展观重要的理论来源。
科学发展观最主要的理论来源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思想。通过对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基础上,邓小平正确的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实行改革开放,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聚精会神搞好经济建设。
邓小平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思想发展实现了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认识的一次飞跃。江泽民同志着眼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和国内改革发展的新任务,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发展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要求实现全面发展,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可以说,科学发展观在理论思路、基本概念、语言表述中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既一脉相承,又创新发展。
以胡锦涛为的党中央对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进行了反思,在借鉴和吸收发达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的基础上,形成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明确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科学发展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发展方向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和谐发展道路从价值观上进行了贯通,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做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新飞跃,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最新形态。
社会主义的发展思想升华到科学发展观既是一种内在的逻辑,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科学发展观以其对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科学回答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把对发展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用中国本土化语言的形式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思想做出了高度概括,这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转化为中国形式的又一范例。以人为本概括简明,但思想内涵丰富,充分体现并深化拓展了马克以人为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使这一科学理念不仅文化底蕴更加深厚,而且更加富于中国民族特色。科学发展观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中的“科学”二字是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关键。科学发展中的“科学”二字不是科学主义的,而是对科学主义的扬弃。
第一,“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内在的包含着新型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经验“现实的人”的重视,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追求的目标。
第二,“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是科学发展观的价值目标。科学发展观描述的价值目标是基于人和自然相互协调的可行性选择,而不是根据人自身的目的预设的社会发展模式。科学发展观包含的价值观念重塑了与人的终极发展相适应的价值目标、理想和信念体系。
第三,“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摈弃了人类利用智慧征服自然来满足私欲的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而是人类与“共在”的自然双方的可持续发展,重塑了人、人类社会在发展中的新型关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使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科学价值和人文价值在同一个概念中得到了统一,既倡导了马克思主义新型的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扬弃了科学主义思想指导下反人文价值的倾向和见物不见人的物化原则。同时,对于发展理念的正确认识和把握,也恢复了科学精神的真正权威。科学发展观内在的包含着科学与人文精神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维范式的创新,从而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理论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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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他们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萌芽、产生、成熟到逐渐发展成完整的严密的科学体系的过程。它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的马克思、恩格斯时期。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克思恩格斯教育思想及其在中国的发展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通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思想的学习与回顾,着重分析了他们关于教育的本质和作用、人的全面发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重要教育思想,充分肯定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重大贡献,以及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强大生命力及其在我国的继承发展和对现实的重要指导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教育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虽然没有直接写过教育理论方面的专著,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同样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探寻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及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革命理论和实践过程中,他们总是把教育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对许多重大的、带有根本性的教育理论问题作了科学的论述,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基础,从而形成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创始人,他们的教育思想使人类的教育理论掌握了更加科学的武器,开启了教育发展的新时代、谱写了教育发展的新篇章。一百多年来的实践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重要的指导意义,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进行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的指南。
(一)关于教育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根据这一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相互关系等方面,论证了教育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是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是由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所决定的;一定社会的教育总是受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所制约,不同的历史时代和不同的社会制度,决定着不同的教育方针和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并反过来对社会起着某种重要的影响作用。这也决定了考察一定时期的教育,一定要把它置于这一一定的历史当中。
当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时,教育也就具有了阶级性,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利益。剥削阶级把教育变成统治和压迫人民的工具,利用教育来巩固自己的阶级统治。马克思、恩格斯以雄辩的事实,揭露了资本主义教育的资产阶级特性。恩格斯在1844—1845年写成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中,论述了产业革命对教育的影响,揭示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实施教育的虚伪性及其阶级实质,尖锐指出,英国工人阶级所受的教育极其可怜,统治阶级控制了一切知识的来源,他们向工人灌输的只是宗教的狂热和偏见,根本谈不上智力的、精神的及道德的教育。鉴于此,马克思、恩格斯号召消除教育的资产阶级性质。他们在驳斥资产阶级否定教育的阶级性这一反动论调时指出:“而你们的教育不也是由社会决定的吗? 不也是由你们进行教育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 不也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 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影响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1]
以往的教育理论大多用唯心主义观点来解释教育的本质,因而是片面的、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第一次科学地阐述了教育的本质,为人类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理论贡献。
(二)关于教育的作用
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社会意识和上层建筑又具有反作用,教育在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11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在阶级社会里,教育具有阶级性。统治阶级总是把教育视为阶级斗争的工具,通过教育来灌输本阶级的思想,培养本阶级所需要的人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不愿意也害怕劳动人民受教育。“资产者唯恐其灭亡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把人训练成机器罢了。”[2]而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向人民进行的教育,也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只是把人训练成会说话的工具,以便工人们创造更大的利润,这种教育充其量只能叫训练、异化,它违背了教育的宗旨———人的全面发展,导致了人的发展的片面和扭曲。马克思、恩格斯进而把教育同劳苦大众的未来联系在一起,强调教育在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方面的作用,强调教育对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和建设共产主义的重要意义,指出:“最先进的工人完全了解,他们阶级的未来,从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3]可见,教育在阶级斗争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教育的社会作用还表现在生产领域,也就是说,教育是生产力的再生产过程。“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4]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而人又是生产力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教育虽然不直接生产物质财富,但它通过培养具有一定知识技能的劳动力,通过提高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从而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因而,教育也是一种再生产过程。在生产力落后的时代,劳动者受教育的水平在生产中的作用不十分明显。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劳动者的知识水平和生产技能在生产中的作用愈来愈重要,因而,教育的再生产特性更加突出,教育对社会生产的发展将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在这里,马克思科学地阐明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互作用的原理,以及教育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21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哲学家和教育家们对人的本质和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人认为遗传在人的发展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片面强调人的生物属性即自然属性,忽视人的社会属性;另外一些人则认为环境是人的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人是环境的产物,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还有一些人则提出教育万能论,认为教育不仅可以改变一个人,而且可以改变整个社会,夸大了教育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克服了以往关于教育与人的发展的认识上的缺陷,科学地阐明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使教育学从此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不仅是一个生物的人,而且是一个社会的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并受着这种社会关系的制约。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人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具有一定的遗传因素,遗传为人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前提;人的遗传素质是有差异的,但是,遗传并不是人的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同样,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肯定环境对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认为人在接受环境影响的时候并不是被动的,人类通过自己的生产活动主动地改变着环境和社会,并且改变着人自身。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教育是人的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这是因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中得到发展的,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反映了一定社会的需要,体现了社会关系的要求,社会关系通过教育而制约人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在人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历史上的遗传决定论、环境决定论和教育万能论,由于不能正确理解和反映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因而也就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
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主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精髓和核心,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教育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他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武器,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相互关系的角度出发,详细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和条件,首次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人的全面发展时,首先考察、分析、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人的片面、畸形的发展,揭露了旧式分工所造成的人的畸形发展。他们指出,人的畸形发展是与社会分工相联系的。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大分工即城市和农村的分离,造成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城乡居民的发展都受到了限制。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的畸形发展也日趋严重。“现代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职业的痴呆。”[5]工场手工业把生产分成不同的工序,工人的劳动被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从而压抑了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了工人片面的技巧。资本主义大工业更加重了人的畸形发展,工人成了机器的附属品,成为局部机器的一部分,这种机械劳动损害了工人的神经,严重摧残了工人的体力和智力。不仅如此,这种分工也带来了剥削阶级的畸形发展,使他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片面发展。“不仅在身体和智力方面,而且在道德方面,都遭到资产阶级的摈弃和忽视。”[6]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是受分工支配的,分工使人成为片面发展的畸形物。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揭示劳动的异化而导致的人的本质异化,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对人性的压抑,提出人要从一切人对物的依赖中解放出来,真正实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针对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人的畸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他们看来,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个人的体力和智力得到充分的、彻底的发展,使两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人的全面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不可能实现的,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废除私有制,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阶级,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也不复存在,劳动已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为一种生活乐趣,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所以,恩格斯说,无产者只有“废除一切私有制才能解放自己”[7] 。
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人的全面发展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也是紧密相关的。只有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为丰富,人的全面发展才有可能。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现代工业的发展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因为现代工业使分工发生了变革,使资本和工人不断地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工人全面流动,劳动频繁变换,这就要求工人熟悉生产的各个部门,掌握科学技术知识,成为全面发展的人。现代工业不仅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而且使之成为可能,这是因为它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缩短了工人的劳动时间,改善了劳动条件,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如果不废除私有制,尽管生产力高度发达,人的全面发展也不可能实现。
马克思、恩格斯还说,个人的发展是在集体中实现的,“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8] 。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社会、脱离集体而发展,而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要吸收前人的成果,要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和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实现发展。离开了人群,个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因而也就不可能得到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教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作用,认为教育可以使人摆脱分工所带来的片面发展,培养人的各种能力,促使个人得到全面的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教育,更离不开全面发展的教育。为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包括智育、体育、综合技术教育在内的全方位的教育内容,认为通过这几方面的教育,人的体力和智力就可以得到和谐发展,成为身心健康、体脑结合、各种才能都得到全面发展的新人。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恩格斯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被视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途径。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许多学者曾经谈到过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和傅立叶在这方面作了大胆的尝试。欧文曾在自己的工厂中进行实验,将工人的劳动和教育结合在一起。对此,马克思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萌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9]马克思、恩格斯在吸取前人的合理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具体分析,科学地揭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充分肯定了它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教育与生产劳动的脱节,也是由于阶级的产生和社会分工的出现而造成的。在原始社会,这种分离现象还没有出现;到了奴隶社会,教育成了统治阶级的特权,劳动人民被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教育便与生产劳动分离。到了工场手工业阶段,由于生产过程的分工,工人的身体和智力畸形发展,教育同生产劳动进一步分离。在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由于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运用,生产过程不断更新,工人全面流动,从而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也成为历史的必然。
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结合不可能真正实现,因为资本家组织生产的目的是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他们不可能对劳动者的教育给予真正的关注;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性质,也使社会上的一部分人把自己的劳动责任推卸到他人身上。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才能实现。这是因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性质决定了每个人都必须参加生产劳动,而生产劳动又为每个人提供了全面发展的机会,“劳动将和教育相结合,从而保证多方面的技术训练和科学教育的实践基础”[10] 。马克思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将对全体儿童实施免费的公立教育,把学校教育同生产劳动紧密地结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极为重视综合技术教育,认为“这种教育要使儿童或少年了解一切生产过程的基本原理,同时使他们获得运用一切最简单的生产工具的技能”[11] ,从而可以弥补旧式分工所造成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综合技术学校、农业学校、职业学校等的作用,认为工人子女可以在这里学到一些科学技术知识,促使劳动者得到全面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教育学说的产生标志着科学教育理论的诞生,引发了教育领域里的一系列革命,其意义是十分重大和深远的。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回答了教育领域里的许多重大问题,带来了教育科学方法论上的根本变革;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教育理论、教育制度和工人运动中各种机会主义教育观,批判和继承了人类优秀文化教育思想;揭示了教育的本质、教育在不同结构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了教育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与人的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科学地论述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及综合技术教育理论;创立了崭新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庞大科学体系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奠定了无产阶级教育理论的基础,打破了剥削阶级教育理论一统天下的局面;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产阶级教育的基础上,描绘了无产阶级教育的壮丽蓝图,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提供了斗争武器,为无产阶级教育实践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教育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教育研究中的运用和表现,这也就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对教育科学的指导意义。它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了教育科学,从而使人们有可能进一步揭示教育现象的本质和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的教育学说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显示了巨大的生命力,一直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并且在伴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中不断地得到丰富、发展和创新,不断地使之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毛泽东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1957年,毛泽东总结了我国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教育经验,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首次提出了使受教育者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明确了人才培养的重要标准,把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作为检验人才的依据。这既是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目的,也是对教育功能的本质要求;既是对每一个受教育者提出的希望和努力目标,也为我国教育指明了发展方向和人才培养的标准。1958年,毛泽东又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这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了毛泽东教育思想的主旨,包含了教育的目的、功能和性质,指明了社会主义教育培养的人才规格与标准。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他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从当代世界发展和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高度,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给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为新时期教育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人才培养目标上,邓小平将毛泽东时代“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具体化,提出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概念。“四有”新人理论,深刻阐明了民族素质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指明了现阶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要求和实现途径,为我国素质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三个面向”指导思想和“四有”人才的培养目标,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和毛泽东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思想,也标志着我国教育开始走向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江泽民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并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发展的新经验,针对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提出了以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为目标的素质教育。1997年,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重视受教育者素质的提高,培养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12]1999年6月,江泽民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要“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努力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13] 。江泽民根据世纪之交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和世界变化的新特点,提出素质教育、教育创新的思想,具有独特的创新内容,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为邓小平时代的“三个面向”、“四有”新人的全面发展教育观注入了新的精神和活力。以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为标志,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党的十六大之后,以胡锦涛为的党中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教育思想发展和创新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对于教育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一个崭新的境界,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以新的内涵。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科学地阐明了现代社会中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强调弘扬人的主体性是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目的。明确第一要义是发展,强调人的素质的全面提升,把满足人的发展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科学发展观教育思想倡导主体性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人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确立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
教育面对的是人的世界,教育的主体是人,教育的对象是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在教育活动中,人是根本,人处在中心的位置。因此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发展观,关注“人”,关注生命,发挥人的主体作用。科学发展观教育思想强调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基本素质和终身学习能力,强调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化发展,促进学生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教育思想强调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要激发学生发展的内在动力,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14]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是素质教育的核心,是所有教育活动的基本指向。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教育思想教育理论,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是与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一脉相承的,与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一起构成了我国教育事业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了“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15]的要求。这是关于新世纪我国教育工作的总方向、总目标和总要求,是对新世纪我国教育目的、教育性质、教育目标、教育任务、教育功能以及实现途径和要求的新概括,也是我国教育事业的根本指导思想。由此可见,新世纪我国的教育方针,既深刻揭示和反映了教育的本质和规律,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及其与时俱进的精神品格,这充分地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强大生命力和现实指导意义。
[1]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6—7.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68,69.
[3][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217,218.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10.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99.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360.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84.
[9][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32,360.
[12][13]江泽民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4,332.
[14][15]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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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行业是指将通过契约形式集中起来的资金,用以补偿被保险人的经济利益业务的行业。保险市场是买卖保险即双方签订保险合同的场所。它可以是集中的有形市场,也可以是分散的无形市场。保险业是指将通过契约形式集中起来的资金,用以补偿被保险人的经济利益业务的行业。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财产保险行业发展现状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的保险行业可谓是异军突起,而财产保险行业也是发展迅猛。但是,与此同时,中国财产保险行业的发展仍旧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本文就我国财产保险行业的发展作了一系列的分析,指出了其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一些问题,以供大家研究参考。
【关键词】财产保险,行业分析,现状
现阶段,我国共有60余家各类财产保险公司,市场整体格局主要呈现为以中国商业保险公司为主、国内外保险公司并存、多家保险公司竞争的状况。
截至2011年末,在我国财产险市场上,经营机构59家。其中,中资法人经营主体38家、外资公司21家。综合性保险公司53家,专业保险公司6家,其中农险公司4家,汽车保险公司1家,责任险公司1家。初步形成了以股份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成分并存、多元化并举的市场体系。
同时,自从1980年我国恢复保险业务以来,我国的保险业务发展很快。财产保险也随之蓬勃发展,不仅有上述所讲的财产保险公司的日益增加,还有业务收益的增长。最近4年,我国的财产保险原保险保费收入从2010年的40,268,932.60万元上涨到2013年的64,811,619.22万元。
虽然保险行业不断发展,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其中出现了众多的问题:
(一)发展水平较低
通过对这多年间财产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的研究,可以发现相对于国民经济和人口数量的增长,我国的财产保险市场仍然处在一个较低的发展水平上。在我国财产保险市场上,保费收入从1982年的7.5亿元上涨到2011年的4779.1亿元;但保险深度仅从0.15%上涨为1.011,保险密度从0.75元/人上涨为354.70元/人。
从横向上来看:我国非寿险业务的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都处于很低的位置,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参见下表)从国际市场上来看,不得不承认的是我国的财产保险行业的发展水平还很低。
注:数据来源于sigma杂志2013年第3期,此表不含中国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
(二)地区发展不均衡
我国财产保险的保险密度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其中北京、上海地区的保险密度最高; 内蒙古、江苏、浙江、天津的保险密度较高; 西部地区大部分省份的保险密度比较低。总体而言,保险密度较高、较低的各地区分布都相对集中。除北京、上海地区的财产保险的保险深度较高外,西部一些省份,如新疆、宁夏、四川、云南、贵州也表现出较高的保险深度。说明这些省份的保险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较高,保险规模就自身经济发展水平来说较大,保险业在地区经济中比重较大。
(三)产险市场集中程度较高
产险市场集中度也是反映财险市场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集中度越高,反映出市场的垄断程度越高。从1980 年到1990年全国仅人保公司一家产险公司。在1996年,人保、太平洋和平安3家公司的总市场份额为98%;2012年,总市场份额达到65.35%;到2013年,这3家最大产险公司的市场份额为64.80%。
虽然相比之前,“老三家”公司所占市场份额大大降低,但是份额依然很大,整个产险市场呈现出寡头垄断的状况。这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财产保险市场还很不成熟,还缺乏有效的竞争机制。
(四)产险各险种发展不均衡
恢复国内业务以来的20多年中,传统的产险四大险种都有长足发展。其中,车险业务增长势头最为迅猛,保费增长率始终高于其他各险种,并于1988年保费收入超过企业财产保险,成为中国保险市场上的第一大险种并维持至今,且涨势还将继续。企业财产保险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1996 年、1997 年增幅最大,1997 年以后保费增长放缓。
货运险从1985 年到1997 年一直保持增长的趋势,其中1996 年、1997 年增长最快,从1997 年后保费收入开始下降,一直到2000 年才有所回升。
在发达国家作为财产保险重要组成部分的家庭财产保险在我国却明显地发展滞后。目前有许多资料表明,中国财产保险市场的潜在需求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如何将这种潜在需求转变为现实的购买欲望,还有待于理论界和业界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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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新中国五十多年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历程,总结法治建设经验和教训,中国的法治之路为何如此坎坷,法治在中国如何才能早日实现?究其根本,法治的实现不仅仅是法律问题,它有着深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这就需要我们深入探讨法治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变迁与政治发展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政治文化塑造着政治人和政治体系的政治行为模式,从而会对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进程产生重大影响。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中国政治文化变迁的局面已经显现,这一变化将会推动政治体系逐步迈向民主、开放和透明,促进公民权利保护的机制建设,推进中国法治国家建设,从而对中国政治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关键词】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变迁;政治发展
(一)政治文化变迁与政治发展
1956年,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Gabri-al A. Al-mond)发表《比较政治体系》-文,把“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纳入政治学的研究范畴。后来,阿尔蒙德和西德尼?维巴( Sid-ney Verba)等对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等五个民主国家进行了大规模跨国调查,并写作了《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书,该书成为比较政治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
1978年,阿尔蒙德和小G宾厄姆?鲍威尔(G BinghamPowell,Jr)出版《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该书对政治文化的概念和组成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阿尔蒙德等人在政治文化理论研究方而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并把政治文化建构成为一种解释政治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分析工具。政治文化就是指人类在政治活动过程中积淀下来的相对稳定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信仰等精神层而的因素。
一方面,政治文化直接表现为这些作为存量的精神层而的因素;另一方而,这些存量的精神层而的因素又会对特定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信仰等产生深刻影响,并由此形成政治文化的传承机制。这样,积极健康的政治文化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基础,政治文化的正向变迁会对政治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变迁与政治发展
中国从秦汉时期到明清时期,整个政治变革的趋势就是君主制度不断强化,到明清时期君主专制制度更是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具有浓厚的大一统观念和君权思想,这种文化极大地泯灭了人的主体意识和个性白由,使现代政治理念很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体内萌发出来。
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变迁也有所显现。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必然会对中国政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的深化,中国政治发展的积极成果又会反过来巩固政治文化变迁的积极因素,并使之制度化和进一步推动它的变迁。这一关系大致可以表示为:社会进步一文化变迁一政治发展。
(一)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政治文化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的增长,这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多数国家都没能做到的。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取得了重大成就。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公民的价值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平等、自由和民主意识逐渐增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政治文化中自由与民主的倾向成分越来越多。并且,中国人更倾向于追求知识、财富和个人的自我实现;在政治生活中,不再盲目崇拜和绝对服从。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浪漫与激进的政治心态开始被摒弃,政治稳定已经成为被普遍认同的政治目标,重视秩序成为重要的政治心理。这种注重稳定和重视秩序的理性心理有利于人们摆脱各种非理性观念的束缚,维护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
(二)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的影响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政治生活中最基本、最复杂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相比,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与一元化的意识形态相结合,把社会成员严格地束缚在简单的身份等级划分之下而缺乏流动机会的社会体制。在这种状态下,国家的力量获得了极大的扩展,社会作为一个独立领域几乎不存在了。
随着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发展,突出了作为公民政治文化主体的公民的地位,推动了政治文化的变迁。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新变化,带来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而生活方式的改变必然导致人们价值观念、价值取向的改变,并引起政治文化的变迁。在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发生变化的过程中,人们的自主意识、平等意识、法治意识逐步增强。
(三)社区政治发展的影响
村民自治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村兴起的农民实行自治和直接民主的社会实践。实践证明,这一形式顺应了农村社区管理的需要,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一种合适的制度安排。经过村民自治的民主实践,中国农民的主体利益意识逐渐被唤醒,规则意识、协作意识、民主意识和合作意识得到了增强。
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则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期。最初,城市社区建设主要以社区服务为突破口和龙头,然后逐步扩展到社区文化、社区卫生、社区环境和社区治安等方而。随着城市社区政治建设的推进和发展,社区居民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信仰等方而也逐步发生着变化。从目前来看,城市社区建设使民主和法治意识得到增强,对政治主体的认识更趋于客观,对白身权益和政府权力的认识更趋于理性。从而促使政治文化向着理性化和世俗化方向发展,也使他们自身的政治素质和民主素养得到了提高。
(一)推动政治体系倾向于民主、开放和透明
政治文化一定程度上规定了影响政治输入和政治制度运行的思维、情感和行为模式,同 时,又被社会成员视为一种权威性的内在力量。当政治文化中理性、民主、包容的因素增多,并成为多数公民的一种心理诉求的时候,其必然会被输入到政治体系之中,政治体系也会逐步吸纳这些因素并进行相应的改造,从而推动政治体系朝着民主、开放和透明的方向发展。
随着中国政治文化转向理性、民主、开放,中国政治体系也越来越多地响应这一要求,并且,这两种转变表现出明显的互动性。党的十七大再次明确指出:要“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要“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原则上要公开听取意见。”
(二)推进中国法治国家建设
法治,即“法律的统治”,是法律制度的一种特殊状态。近代意义的法治原则至少包括两个基本点:一是法治必须以民主政治为前提,法律要体现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意志;二是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应当具有高度的权威,一切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社会团体和公民都必须服从法律。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全球化对中国社会影响的加深和公民意识的提高,中国公民和其他政治主体的法治意识在近30多年中从弱到强,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并且,通过政治实践和法治实践的具体行动,推进了中国法治国家的建设。
法治意识的形成与提高在法治国家建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中国法治建设开始迈出重大步伐。199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基本方略,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并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大任务。进入21世纪,中国的法治建设继续向前推进。200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将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而落实,作为全而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
200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全而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对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作出了全而部署。2011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这标志着中国全而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法治意识的提高与法治建设的展开表现出了良好的互动和促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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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期,音乐治疗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从西方传入中国,从而开始了音乐治疗学在中国的发展之路。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时期下中国音乐治疗学的发展和应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音乐治疗学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兴起于西方的一门交叉学科,并于改革开放时期传入了中国。伴随着社会的整体发展,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也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和肯定。鉴于此,本文从音乐治疗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谈起,并对其今后的发展前景和应用进行了具体分析,以期获得更加深刻和本质的认识。
关键词:音乐治疗学 发展历史 前景和应用
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历史中,音乐和医学一直都有着极深的渊源,素有“医艺同源”的说法。早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所以原始人经常手舞足蹈,念念有词,试图赶走病魔。虽然带有宗教和迷信的色彩,但却是医学和音乐最早的融合。此后历朝历代的文献和典故中,都经常出现一些利用音乐治疗疾病的事例。如中国第一部医书《黄帝内经》,就详细探讨了人体的心、肝、脾、肺、胃和音乐中宫、商、角、徵、羽五个音的相互关系。三国时期的音乐家嵇康在他的《养生论》中记载,一位公主在意外中双目使命,此后郁郁寡欢,没想到学会了演奏古琴后,心情却慢慢好转起来,最后高寿无疾而终。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也表示,自己在心烦的时候尤其喜欢听音乐,能够让自己的心情在瞬间好转。此外还有《吕氏春秋》、《西使记》等,都记载过音乐治疗的事例。而当代中国音乐治疗学的发展,开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音乐治疗学专家刘邦瑞教授,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音乐治疗学问题》的文章,让中国的音乐和医学工作者第一次认识了现代的音乐治疗学,并掀起了一股研究和应用的热潮。如张伯源、邱宜斌、杜青青、王旭东等,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索,并成立了中国音乐治疗学会,建立了长沙马王堆疗养院、北京回龙观医学院等多个实践基地,并在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等高校开设了相关课程。理论研究、临床应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全面开花。到今天,中国的音乐治疗学的研究队伍越来越壮大,治疗效果越来越明显,群众对其认可程度也越来越高,表现出了旺盛的发展势头。
(一)加强音乐治疗学科的自身建设
正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只有学科本身的完善和健全,才能对其应用打下良好的基础。因为音乐治疗学是一门年轻的、交叉的学科,所以在自身的学科建设上还有着多方面的不足。比如在全国范围内尚没有一个统一的培养和应用标准,高校或培训机构培养出来的人才水平层次不齐等等。以上种种,都严重阻碍了这门学科的应用和发展。所以引导其朝着科学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已经是刻不容缓。具体来说,首先要制定出一个全国统一的音乐治疗师职业资格认证标准和考核体系。所有的从业人员都要达到这个标准后才能上岗,使从业人员的技能和素质得到最根本的保障。其次是建立以高校为主阵地的人才培养基地。相对于其他培训机构来说,在高等教育中培养音乐治疗学人才,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应该在现有的基础上,按照从课题――方向――专业――学院的路线,继续推进音乐治疗学人才的高质量培养。再次是建立监督和管理音乐治疗学行业的学会机构。前文中提到的中国音乐治疗学会,侧重于理论研究,尚没有一个负责职业监督、认证、审核工作的机构。所以要尽快建立起该机构,以此来保障音乐治疗学行业能够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最后是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和渠道。高校是音乐治疗人才培养的主阵地,但并不是惟一的学习渠道和场所。应该给那些大学校园之外的,想要学习音乐治疗学的人以学习渠道和机会,比如可以和高校、医院、学会等机构练手,建立起较为固定的培训机构,定期展开培训和考核等。所以说,只有通过学科自身的健全和完善,才能真正保证这门学科的发展。这也是当下的中国音乐治疗学界的首要任务。
(二)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前文中提到,音乐治疗学在中国是有着悠久发展历史的,并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民族的审美习惯等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要在使音乐治疗学在中国得到更好地应用和发展,则必须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具体来说,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开发丰富的民族音乐资源。中国的民族音乐历史悠久,类型丰富。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与西方音乐相比,民族音乐在音乐审美风格上,无疑有着更强的认同力。所以应该将民族音乐视为是音乐治疗的重要资源,除了能够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外,还能够推动民族音乐的传承和发展,可谓是一举两得。对此音乐治疗师和理论研究机构,应该有选择的将民族音乐进行归纳和整理,使之成为一个个系列,并予以有针对性的运用。其次是挖掘市场的巨大潜力。音乐治疗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乃是人民群众对其的认同,所以开发音乐治疗的市场潜力也是尤为必要的。特别是从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自改革开放后,在物质和精神文化建设获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负面效应。
体现在人的心理和生理健康方面,则是人们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长期处于亚健康的状态,不少人都患有精神和心理等方面的疾病。在正是当代中国的真实写照,更是音乐治疗学大展身手的好机会,所以应该扩大音乐治疗学的应用层面,使之真正和普通群众结合起来,而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只有少数人才能享有的。最后是与中医相结合。中医是中国的特色医学,其作用和价值已无须赘述。因为音乐治疗学是从西方传入的,所以以西方医学理论为基础。而如果能够将其和中医相结合,则不但能够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而且还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同,推动音乐治疗学的普及和发展。比如中医讲究养生,对此就可以选用一些节奏舒缓、曲调圆润的民族音乐,来满足人们对静心静神的需要。所以说,只有做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才能从根本上推动音乐治疗学在中国的发展。
(三)扩展音乐治疗学的应用领域
2003年,美国音乐治疗学家罗伯特在中央音乐学院讲学时强调,当代西方的音乐治疗学领域,已经有了极大的扩展,涵盖智力缺陷、心理和情感障碍、听力和视力损伤、胎教等个多个方面。所以中国的音乐治疗学也应该与时俱进,扩展音乐治疗学的应用范围,使其作用和价值得到更加广泛地发挥。具体来说,包含医疗、心理、精神、教育、儿童发展、老年康复等多个类型。与之相配套,要加大对音乐治疗产品研发和推广的力度,比如可以把一些有着良好治疗效果的音乐加工成音像制品,并进入音像市场、广播电视市场等。还可以研发一些高科技的音乐治疗康复产品,如音乐电疗仪等。通过这种自上而下的完善,让音乐治疗的领域得到扩展,并在更广阔的市场中获得良好的信誉和竞争力。
(四)利用音乐治疗学解决普遍问题
中国有句俗语说得好,“好不好,看疗效”,只有亲眼看到和亲身经历过音乐治疗,才能对其作用有真正的认识和感受。而如何才能获得这种“亲身”的效果呢?结合当下的实际情况来看,利用音乐治疗解决一些当代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正是一条捷径所在。比如空巢老人问题。2010年前后,中国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达到了1.5亿人,占到了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随着生活环境的巨大变化,加之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使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只能独守空巢,因为长时间的封闭,使他们很容易产生孤独、抑郁和惆怅,严重影响了个人的身心健康和家庭和睦。
而针对这种情况,音乐治疗则有着自己的独到之处,其能够以一种潜移默化和润物无声的方式,作用于老年人的心理,对于缓解老年人的孤寂、焦虑等情绪有着显著的疗效,帮助老年人重新树立起自信心。而且对于那些体弱多病,需要加强锻炼的老年人,音乐还可以减少他们锻炼时的枯燥看和劳累感,使体育锻炼成为了一种趣味活动。此外还有独生子女问题、大学生就业问题,都是当代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而音乐治疗则正好有着独到的功效,通过对这些普遍问题的处理,能够让更多的人都认识和肯定音乐治疗,这对其普及和发展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综上所述,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算起,音乐治疗学在中国也已经有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历史,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默默无闻到多方关注的发展历程,并一步步表现出了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可以预见,其是有着广阔发展前景的。在下一步的工作中,首先要完善学科的自身建设,然后则是根据中国的实际状况,发挥出其在中国的特有优势,并通过解决一些普遍关注的问题,让更多人认识和感受到该学科的作用。也相信在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国音乐治疗学一定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本文为2014年度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中国音乐治疗学的发展及其应用》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14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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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音乐通史研究至今已逾半个多世纪。从20世纪30至40年代的萌芽,到50至60年代的初步形成,到70至90年代的恢复与发展,再到90年代末开始的学术化转型,经历了一个从政治实用化到学术化,从单一写作模式到多样化转变的过程。目前,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刻,我们应充分运用新知识和新方法,以促成学术的转型。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探讨中国近现代音乐通史研究历程及特点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从萌芽、初步形成、恢复与发展以及转型四个阶段,对中国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历程及不同阶段的特点进行了分析,以期为音乐文化的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音乐 通史研究 历程 特点
在我国,对于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开始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伴随着西方音乐文化的传入,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开始逐渐向着近代音乐文化转变,对中国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历程以特点进行探讨,对于促进音乐文化的转型和发展是非常必要的。这里主要从以下四个阶段,对其进行分析和讨论。
我国对于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萌芽于20世纪30-40年代,主要是针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历程的研究和论述。在1936年,李树化在《中国近现代艺术史》中,以19世纪欧洲“国民乐派”的兴起为参考,对西方音乐文化传入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音乐发展历程进行了评述,对中国音乐流布嬗变态势及发展格局等进行了分析,非常直观地体现出了作者对于中国近现代音乐与传统音乐之间差异性的认识。
之后,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创造性地开设了“新音乐运动史”课程,从当时社会背景和教学目的出发,出现了许多以左翼和救亡音乐的成长和发展为主要脉络的《中国新音乐运动史》,其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有冼星海的《现阶段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几个问题》、陈原的《中国新音乐运动之史》等。在萌芽时期,对于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点,明确了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思想基础,同时对史料进行了最大程度的汇集。但是受客观条件及思想认识局限,部分研究缺乏科学性与可靠性。
在新中国成立后,许多音乐工作者以保卫革命音乐传统为口号,开始了对五四运动以来的音乐发展历程的研究,也标志着我国真正意义上对近现代音乐通史研究工作的开始。在研究中,一方面,针对许多老一辈的音乐家、戏曲艺人等进行了采访录音,对相关素材进行了完善,同时,对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宣部资料室等存在的相关资料进行了收集和整理;另一方面,在通史编撰中,采用了综合史学研究方法。例如,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要》的编写中,采用了新的综合史学研究方法,将全书的内容分为了两大部分,针对音乐创作、音乐理论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论述,同时,在编写过程中,应用了规范化的学术标准。
在““””结束后,一度被搁置的近现代音乐通史研究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81年10月,在当时第一届“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术讨论会”上,《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和《中国民主革命时期音乐简史》两部史稿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的音乐院校了陆续开始了对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出现了许多近现代音乐通史著作,如《中国音乐史讲义》、《中国音乐史》、《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等,这些资料从整体框架层面上看,多是以时间分期法,实现对于章节的划分;从内容方面看,涉及了传统音乐文化和新音乐文化两个部分,包括了著名音乐家、作品、乐器等相关内容;在史料的应用方面,力求历史资料的多样性,强调文物与文献考证研究的互补结合的史学研究传统。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为了适应教育教学工作的实际需要,教材类的通史迅速增加,为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参考依据,如1991年孙继楠主持编写的《中国音乐通史简编》、2003年陈秉义编写的《中国音乐通史概述》等,都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效。一些以多元化、边缘化研究视角编撰的音乐通史著作也随之出现,如臧一冰的《中国音乐史》、居其宏的《20世纪中国音乐》等,从多个方面对近现代音乐的发展进行了研究,颇具新意。
首先,历史观念新。在该时期,对于音乐通史的研究,着重介绍了近现代中国音乐的发展情况,同时加强了对于流行音乐历史的研究,在描述方面更加细致,富有个性;其次,研究视野新。在该时期的著作中,都体现出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唯物史观与知行相统一的风格,无论是研究目的还是研究视野,都有了很大的创新,开始逐渐由单纯的课堂讲义向着全社会普及,同时推动了中国音乐与世界音乐文化的交流;然后,结构布局新。在这一时期,对于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已经开始针对现有的基本章节和框架,进行相应的改进和完善,突破了传统结构和叙述方式的束缚,使得相关著作的结构更加合理,层次更加分明,条理清晰,便于研究人员的参考和应用;最后,知识内容新。从著作的内容分析,在这一时期,对于音乐通史的研究,不仅追求充分性和详实性,而且注重内容涵盖范围的广泛性,对于许多对音乐发展存在一定贡献,但是被埋没或者遗忘的音乐家进行了挖掘,拓展了研究的范围,保证了研究的全面性和可靠性。
从上述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中国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历程,经历了从政治化治史方式向学术化治史方式的转变,各种新知识、新观念、新方法的应用,以及西方音乐文化的引入,推动了中国近现代音乐通史学术研究的发展和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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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美术是一种带有原发性的,带有强烈本民族色彩的美术形态,对它的保护和研究工作是哲学、美学、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的重要课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中国民间美术的发展历程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中国民间美术是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发展道路漫长而曲折,整个发展过程中有蜕变有衰落。本文简要论述了民间美术的起源和现状,并对民间美术如何能有更美好的未来提出了建议,希望能对民间美术的传承发展起到作用。
关键词:民间美术;传承;发展
民间美术的产生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的彩陶艺术。原始彩陶艺术是纯粹的劳动者的艺术,也是民间美术的源头。原始时期,由于营养不良和医疗条件的落后人的寿命很短,因此原始人便产生了生殖崇拜意识。到农耕社会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人民渴望丰收,会请巫师做一些祭祀活动,于是巫术信仰意识就产生了。传统的男耕女织生产方式也为民间美术的产生打下了基础,男的下地耕种妇女便留在家中纺织。可以说远古时期的民间美术中多表现出对多子多孙、驱邪免灾和丰收的愿望。
远古民间美术特点明显的表现在象征性上。这种象征性表现在谐音、寓意、符号三种手法。在劳动者眼中他们周围的事物绝不单单是一件纯粹的物,而是渗透着人的情感并且有一定灵性的东西。在物的身上往往寄托着人们的精神期望,甚至包含着巫术性的祈祷。例如在民间美术表现对生殖的崇拜时,人们大都选择繁衍能力很强的动物或植物如石榴、葡萄、莲花蓬等。还有运用了谐音寓意的《喜上眉梢》等,这些题材、图案等艺术形式所包含的吉祥寓意,丰富了民间美术的内涵,使她成为民间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随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快速转变,人们的生活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民间美术已经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审美需求。为了不被历史所淘汰,传统的民间美术也在不断吸取新的构成观念、新的形式和新的语汇,来反映现代人的生活及情感。这种改变表现在:传统的民间美术由以实用功能为主转变为以满足精神审美为主;以美好寄托为主转变为以经济利益为主;以与民俗信仰紧密结合为主转变为以自身的目的和需要为主等等。这种转变也不是完全脱离了民间美术的精髓,它是在不对其“母形”否定的基础上,赋予了新的审美观念和新的时代元素。要想民间美术依旧保持质朴、率真和稚拙的特点继续传承下去,民间美术产品需要创新,需要研发。
民间美术的发展正在面临严峻的考验,有些已经消失,有些正濒临灭绝,只有极少数民间美术完整的保留了下来。为了能更好的传承,我们需要做一些努力。首先,要把现有的民间美术通过文字、摄影、录音录像等记录手段保留下来,在此基础上进行存录、立档、建立数据库。建立文化街、非遗产品专营店、民间文化产业园、民俗村等,这样不仅实现了保护的目的也起到了宣传作用;其次,确保民间美术可以顺利的传承下去,这就需要资金的支持。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在扩大民间美术产品销量上改进,不断研发新产品;最后,要保证有人继承。传统民间手工艺的传承都是封闭式的家族传承,要打破这种习俗,和现在教育事业想结合,从小学就开始培养学生的保护意识。根据不同阶段,制定不同计划:
1.初级班。初级班针对的是一到六年级的学生,主要培养的是学生对传统民间艺术的兴趣。初级班又分为两个阶段进行授课,第一阶段是一到三年级的学生,授课老师可以选择向学生讲一些关于传统民间艺术的童谣、民间故事、神话故事,让传统民间艺术富有神秘性,进一步激发学生对传统民间艺术的喜爱。第二阶段是三到六年级的学生,授课教师可以发一些简单工具,让学生动手去实践,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培养学生的耐心以及对民艺制作所需工具的简单了解。
2.基础班。基础班针对的是初中的学生,这个年龄段的学生开始对真和美有了追求,这就要求授课老师要系统的把关于民间艺术的基础知识讲授给学生,然后再动手制作帮助学生消化吸收。也可以组织学生去参观文化市场、拜访民艺传承人,让学生知道艺术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生活中。
3.职业班。职业班针对的是高中学生,他们对理论知识的掌握,形的塑造已成熟,这时我们可以着重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可以专门去聘请民间艺人,传承人,当面制作工艺品并教授、指导学生,达到学生可以独立完成民艺作品的制作。
民间美术是一门土生土长的艺术,是属于劳动者的艺术。它的创作者是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他们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生产生活,来源于民俗信仰,民间美术作品中寄托的是他们美好的愿望。民间美术的起源与原始艺术有着不解之缘,民间美术的传承发展和中国的民俗信仰息息相关。现如今,在西方文化和经济改革巨浪的冲击下,民间美术的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有些已经消失,有些正濒临灭绝,还有一部分虽然保留着却已失去传统的稚拙与率真,日渐商品化。民间美术艺术是中华文化中的瑰宝,它的艺术价值远远超越了民间美术本身,具有极为丰富的哲学、美学、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和文化学内涵。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份宝贵的资源给与重视,给与保护,把这份巨大的宝藏挖掘出来,使其能更好的传承和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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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形式,能够有效化解社会冲突、促进社会共识、推动社会和谐,同时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提升离不开协商民主持续发挥作用,从多角度分析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关系及其提升政治合法性的路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协商民主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和多数决原则的现代民主和治理形式,是以公共利益为价值诉求,通过理性平等地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政府决策与政党执政以合法性的过程。为此,要将涉及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辩论机制有效纳入协商民主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体制和机制,实现由政策性协商向制度性协商的根本转变。
改革开放35年来,在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同时,中国的政治变革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如民主法治建设、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公民社会发育、民主意识与文化的形成,以及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发展等。但是,中国的政治发展同时面临着诸多挑战。而协商民主理论,作为现代政治理论的最新发展,为中国的政治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启示。党的报告首次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明确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并对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丰富协商民主的形式和内容,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等作出了全面阐述,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自觉地把协商民主作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笔者结合有关协商民主的阐述及其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意义作一粗浅探讨。
国内学界关于协商民主的研究,无论是在译介和引入西方成果方面,还是在推进人民政协民主协商实践探索方面,无疑陈家刚教授是作出开拓性贡献的学者之一。根据陈家刚教授的研究,协商民主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术界兴起的学术热潮。1980年,美国克莱蒙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毕塞特(Joseph M. Bessette)首次提出“协商民主”概念,尔后众多的西方思想家都介入了对协商民主的讨论。根据陈家刚教授对国外研究进展的梳理,国外的协商民主研究一直以来都伴随着西方政治发展的过程,研究成果非常丰富。1996年,圣露易大学的詹姆斯?博曼(James Bohman)教授出版了《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1997年博曼和威廉姆?雷吉(William Rehg)合编《协商民主:论理性与政治》,1998年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教授乔?埃尔斯特(Jon Elster )主编的《协商民主》,2000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约翰?德雷泽克(John S. Dryzek )教授推出了《协商民主及其超越:自由与批判的视角》,2002年南非开普敦大学哲学教授毛里西奥?帕瑟林?登特里维斯(Maurizio Passerin D’entrèves ) 发表了《作为公共协商的民主:新的视角》,2006年德雷泽克发表了《全球协商政治》,而后2007年,马克?沃伦发表了《设计协商民主:英属哥伦比亚公民大会》,2012斯科特?威尔士出版了《夸张的民主表象:协商理想是如何削弱民主政治的》,等等。
这一段时期内是国外研究协商民主走向成熟并且成果不断丰富的重要时期,与此同时,国内学者开始广泛关注并且译介外国著作,开始将目光转向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并结合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践展开了理论探讨与实践分析。从陈家刚教授对国内研究成果的梳理来看,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虽然相对滞后,但是2000年以后,学术界也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敏感的热点问题,从译介相关著作开始,努力跟进。2003年,俞可平教授发表《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的热点问题》,从四个维度解读了协商民主的基本内涵,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此后复旦大学林尚立教授发表《协商政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思考》,通过分析协商民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探讨了协商民主在中国实践的可能性、可行性;2004年,《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开辟专栏,从理论解释、基本概念、实践价值等方面介绍了协商民主的重要意义。随后,陈家刚教授的译文集《协商民主》、“协商民主学术研讨会”文集《协商民主的发展》相继出版。此后,可以说协商民主纳入了中国学界视野并出现了一个研究的高峰期。2006年,俞可平教授主编并出版了“协商民主译丛”。2007年,“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读本”译丛等成果不断涌现,2005~2008年,各类基金设立的协商民主课题研究也相继出现,比如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各省政协成立的研究会以及它们的研究成果、各类期刊和网络上发表的相关研究文章不断增多。
概括起来,已有研究文献中,陈家刚教授已经从政府形式、宪政体制、决策形式、治理模式[1]等方面来分析和厘定了协商民主的概念内涵,针对对于协商民主的多维理解,笔者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粗浅地做了以下几方面的梳理来进一步理解协商民主的内涵与范畴。
1.作为政府组织形式的协商民主。协商民主的内涵,“如果用最简单的术语来表述的话,协商民主指的是为政治生活中的理性讨论提供基本空间的民主政府”,“协商民主是一种事务受其成员的公共协商所支配的共同体。”毕塞特认为,协商民主的现实体现就是美国建国者设计的代议民主体制。美国政府体制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建立的,既尊重多数又保护少数的政府。在此基础之上,梅维?库克则突出了政治生活中的理性讨论过程,即“如果用最简单的术语来表述的话,协商民主指的是为政治生活中的理性讨论提供基本空间的民主政府。”[1]科恩认为,协商民主是一种事务受其成员的公共协商所支配的共同体。[2]也就是说,协商民主是一种重要的政府组织形式。
2.作为宪政体制的协商民主。从起源来看,协商民主是源于对美国宪政体制的思考的结果。1980年,约瑟夫?毕塞特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一文中首次在学术意义上使用“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一词。毕塞特竭力为“美国宪法的民主特性”辩护。“在1787-1789年间的美国人看来,制宪者观点的两个方面――既需要限制大众多数,又要使多数原则有效――是一致的。调和这些看似矛盾的倾向的关键,存在于制宪者建立‘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明确意图之中。”通常情况下,两院制的立法机构、具有否决权的总统、高等法院以及选举和分权制衡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设计中,特别在美国历史以及当代的西方政治实践已经成功证明了立宪者的设计理念中就包含了宪政制度的内涵。 3.作为政府决策形式的协商民主。一般认为,政府决策只有在获得广大政策对象的认同和支持的基础上才能够有效实施。协商民主能够通过讨论、审议等过程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戴维?米勒认为,当一种民主体制的决策是通过公开讨论――每个参与者能够自由表达,同样愿意倾听并考虑相反的观点――作出的,那么,这种民主体制就是协商的。[3]在协商民主模式中,民主决策是平等公民之间理性讨论的结果:“在协商民主中,公民运用公共协商来作出具有集体约束力的决策。……协商民主的吸引力源于其能够形成具有高度民主合法性决策的承诺。”[4]协商民主要求决策者要广泛吸纳每个利益相关的公民的建议、实现参与的实质性经济政治平等,实现利益相关者在决策方法和确定议程上与政府决策者的平等、自由权利,并在政府与决策相对人之间实现信息公开并赋予其协商的充分理由。
4.作为国家治理模式的协商民主。有学者指出,作为国家治理模式的协商民主,“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它能够有效回应文化间对话和多元文化社会认知的某些核心问题。它尤其强调对于公共利益的责任、促进政治话语的相互理解、辨别所有政治意愿,以及支持那些重视所有人需求与利益的具有集体约束力的政策。”[5]现代社会的最显著特征就是思想的多元化。社会舆论场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公民社会的碎片化、分散化。作为国家理念的协商民主,就是要以公共利益为取向,通过利益主体间的民主协商对话来形成合作共识,进而作出社会公众普遍接受的公共决策。也就是说,协商民主就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和多数原则的现代民主体制,其中,自由平等的公民,以公共利益为共同的价值诉求,通过理性的对话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政府和执政党以起码的合法性。其基本要义就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和多数决原则的现代民主和治理形式,是以公共利益为共同的价值诉求,通过理性平等地公共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的过程。它以代议制、分权与制衡、选举与协商为根本内容,以民主对话、理性参与为基本特征,既尊重多数的意愿表达,又超越狭隘个人观念并诉诸公共利益、体现了以政府决策、政府形式、国家治理以及政府合法性为目标的治理形式。
5.作为合法性基础的协商民主。1987年,伯纳德?曼宁在《政治理论》第15期上发表了《论合法性与政治协商》。所谓合法性基础,即在政府作出特定决策、或者政党上台执政获得合法性认同之前,必须经过听取利益相关者的各种观点并相互比较、借鉴、加工并优化的过程,通过比较借鉴实现不同利益相关者间的平等合作。这种协商合作过程既体现在集体层面的共商,也吸纳少数甚至是个人的建议,使得最后的政府决策与执政党执政获得多数认同和理性的支持。政治协商作为合法性基础的构建不应该排斥任何人参与和民主协商的权利,以及有效行使这种权利所必须的充分自由。这样,合法性协商民主为政府组阁和政党执政提供了一种尽可能合理的、广泛的和理性的社会支持与认同。正因如此,科恩指出:“我们有理由确定,作为合法性基础的不是他们业已确定的意志,而是他们决定他们意志的过程。这就是协商的过程。”[6]即,作为合法性基础的协商民主是基于利益共同体的多数人授权的结果,这种共同体的共同价值观在于将民主协商作为达成共识的前提和基础,从而对特定的政治正当性提供了共同的价值支撑,而这种共同体的价值正当性是在价值主体间的民主性协商的基础上达成的。
综上所述,协商民主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和多数决原则的现代民主和治理形式,是以公共利益为共同的价值诉求,通过理性平等地公共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的过程。它以人民主权原则为基础的代议制、分权与制衡、选举与协商为根本内容,以民主对话、理性参与为基本特征,既尊重多数的意愿表达,又超越狭隘个人观念并诉诸公共利益,体现了以政府决策、政府形式、国家治理以及政府合法性为目标的民主治理形式。正如陈家刚指出的:协商民主的这一本质性规定使得“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本身隐含了多元化的理论思路,协商民主的理论渊源既体现在自由主义的传统上,也吸收了共和主义的精神内核,同时把批判性与建构性理论统一起来。”
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协商政治发展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历史、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的发展道路。在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中国的政治发展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正如陈家刚指出的,中国政治发展经历了历史文化传统与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变革双重背景,辗转变迁于内生市场化改革和意识形态变革、社会转型与自治能力增强、制度化分权与基层民主并进、历经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党内与党外、政府与民间、组织与个体的互动推进的艰难过程,形成了自身特色模式并对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并给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以新的深刻启示。
(一)从国家层面看,协商民主已成为推进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强大动力
党的报告从三个层面系统对中国当代协商民主进行了全面定位:第一,从性质定位上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第二,从协商民主的实现形式上进行了规范,即“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第三,从我国政党制度性质和人民政协功能定位上界定了协商民主的广泛内涵,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更好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加强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增强民主协商实效性。深入进行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积极开展基层民主协商。”这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经验总结,也是对我国当前乃至未来政治发展的目标设计,同时也是对协商民主实践的全面概括。 从实践来看,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特别是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人民政协充分地发挥了人民政协实践协商民主的优势与条件,即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机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以及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联系广泛、代表性强、包容性强,在政治、组织(34界别)、制度(宪法、章程等)、职能(反映社情民意、开展协商对话、参与政治决策、加强权力监督),以及人才等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与条件。可以说,人民政协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从国家制度层面到基层治理领域,体现着人民政协丰富的协商民主实践形式,包括政治协商制度、听证会、社区议事会、民主恳谈会、公共网络论坛等等。这些协商民主形式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人民政协在推进协商民主过程中取得的重大成绩。
客观地讲,这些制度形式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协商民主的特征。以人民政协在推动协商民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为例,中国的当代政治发展充分发挥了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从人民政协这个角度来看,报告中提出“协商民主”,一方面是对人民政协在我国革命与建设过程中作出的重大贡献的高度肯定,另一方面意味着将人民政协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人民政协将担负着更加艰巨的任务、更为重大的使命,也使得协商民主成为推进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强大动力。
(二)从地方治理看,以协商民主推进地方治理创新进行了大胆探索与实践
正是在全国人民政协推进协商民主发展的过程中并取得重大成效和积累丰富经验的基础上,近年来,包括广东省在内的许多地方人民政协结合实际,大胆探索,在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主渠道功能的基础上,努力推进协商民主向广度和深度领域探索。早在2008年,广东省委在政协提案督办会上特别强调了政治协商的重要性,并提出广东要率先研究制定政治协商规程。2010年5月,《中共广东省委政治协商规程(试行)》颁发试行,2011年8月,《中共广东省委政治协商规程》正式颁布实施,这是全国首部省级政治协商规程。《规程》的推出,不仅受到了广大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而且通过近两年的努力实践,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经验和成效。
第一,从制度层面和程序设计上把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真正纳入了决策程序。可以说,《中共广东省委政治协商规程》正式颁布实施是中国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一大突破,必将有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规程》从试行到正式颁发实施,其生命力在于实现了政治协商从制度设计到制度实践的重大跨越,是人民政协“软法”机制建设中的重要实践和突出成果。《规程》明确将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细化了政治协商的具体内容,把是否重视政治协商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察考核指标,首次明确将省委、省政府是否重视政治协商,能否发挥好政治协商的作用作为检验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一项重要内容,明确要求省委领导牵头,建立政治协商督办落实联席会议制度,并每年组织对政治协商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第二,细化了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主要内容。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根据广东的实践过程,首次适时地提出“中共广东省委代表大会和委员会的重要文件”、“拟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审议的重要地方性法规(草案)”、“省委或省委、省政府联合作出的有关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发展大局的重要决议、决定、意见”。这就不仅从制度上细化了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主要内容,也从实践上强化了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操作程序。
第三,明确了人民政协进行政治协商的主渠道形式。即,中共广东省委同广东省各民主党派政治协商的主要形式有民主协商会、谈心会、专题座谈会、通报会、书面建议等5种;省委在省政协同省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政治协商的主要形式有9种,包括省政协全体会议、书面协商等。无论是从政策制度层面看,还是从协商民主的实践成效看,广东已经明确了人民政协进行政治协商的主渠道形式及其重要地位。
第四,统一并规范了人民政协进行政治协商的主要程序。即,制订协商计划、做好协商准备、开展政治协商、汇总协商成果、协商成果办理与反馈等5个程序。客观来讲,《规程》的有效实施更加注重行为激励机制而不依赖法则法律和国家强制力,但这种“软机制”不等于不需要“硬约束”,恰恰相反,它应当有一定的“硬约束”来保障,否则难以发挥“软法”作为法律重要组成部分的实际效力。为此,广东省委是较早将政协提案办理作为实现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形式,要求全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和各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都要亲自督办政协提案,并将其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切实实现了“从‘关心协商’到‘必须协商’,从‘可以协商’到‘程序协商’,从‘软办法’转变为‘硬约束’”,真正实现了政治协商从制度建设到制度实践的重大跨越。
第五,大力推进人民政协理论进课堂。2012年12月,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黄龙云专门召开会议,就推进人民政协理论进课堂的提议向省委提出了具体方案,并与广东省委党校达成共识,制定具体设施方案,顺利将人民政协理论纳入省委党校干部培训课堂。
从成效来看,广东用两年多的时间实现了政治协商从制度建设到制度实践的重大跨越。全国第一部省级政治协商规程在广东诞生绝非偶然,广东也必将率先从《规程》中受益。这一点也被近两年来广东各级政协的工作实践所证明:在提案办理方面,截至目前,广东省21个地级以上市和121个县(市、区)党政主要领导已经全部牵头督办政协重点提案,42个省直单位的主要领导也自行确定本单位的重点提案进行牵头领办,实现了“一把手”督办政协重点提案的全覆盖。只要被列入重点提案,所提的意见建议一定能够被落实,已经成了广东各级政协委员的共识。在民主监督方面,广东省政协采用明星委员个体监督与媒体舆论监督相结合的形式,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理性反思: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践检视
从理性的角度来反思,在看到协商民主推进中国当代政治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地方推进以协商民主为目标的地方治理创新取得了成效的同时,也应看到当前中国的政治协商实践也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如不给予正面应对,也将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带来障碍,为此,笔者在此做一简要的实践检视。
第一,人民政协具有实践协商民主的优势与条件,但也面临着巨大挑战,包括理论挑战和实践难题。同时人民政协自身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是性质及定位问题,目前在制度定位与机构性质之间没有清晰界定,导致内在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二是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主渠道地位没有有效地纳入法治化轨道,作为重要的协商民主形式,人民政协尚未在《宪法》、《组织法》及相关法律保障上得到应有的体现;三是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实现形式的制度规范不健全,相关条例、办法及实施细则极不健全甚至缺失。四是推进人民政协广泛协商的体制机制建设滞后,相关机制的可操作性程序设计(比如广东的“政治协商规程”)离现实实践尚有距离,加上人民政协本身能力与意愿的差距及其机构民主政治文化因素,极大地制约了协商民主的深度推进。
第二,从人民政协在新时期的责任和使命看,仍然还有一个过程。2004年中央提出“必须坚持把人民政协事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放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部署和推进。”在完成改革开放这一崇高使命的伟大实践中,“人民政协应该也完全可以发挥更大作用”。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提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2007年《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第一次正式提出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概念。2005年、2006年,中共中央两度发文,明确指出要“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2007年,“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写入十七大报告,“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就重大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中进行协商,是政治协商的重要原则和内在要求。”这些论述本身表明,完成人民政协在新时期的责任和使命仍然还有一个艰难的过程。
第三,从地方治理创新的现实看,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必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同其他改革一样,这一制度化过程同样需要磨合期,要真正实现协商民主从“程序公开”到“细化规则”也势必在实践摸索中不断完善。从广东来看,人们最关心的是广东的《规程》可以走多远?会不会因为换届等因素而弱化?客观讲,广东跟全国一样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利益关系、社会结构等发生了并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通过制度安排调整利益关系、规约权力运行,扩大民主参与,既要重视单项制度的针对性,尤其要着力研究制度体系结构的合理科学,制度措施的匹配协调。因此,人民政协在推进协商民主的过程中还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
一是由性质及定位问题,导致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这一矛盾导致了协商主体的主动性还不够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同参政的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同为协商主体,两者的主动性都存在一些问题。同时民主协商的反馈力度不够,政协的一些协商成果报送到党委、政府以后,没有后续信息和处理结果,很大程度上阻碍着政协规程的有效实施和完善。
二是由于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主渠道地位没有有效地纳入法治化轨道从而使得协商制度执行不到位的现象时有发生,存在的突出问题是随意性大、有关程序执行不力。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实践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社会公民的民主意识、民主知识和民主习惯。因此,在全社会建立和形成浓厚的民主风气、民主氛围,对推进“制度化”建设尤为重要。这就要求,将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主渠道地位有效地纳入法治化轨道,就现阶段而言,广东乃至全国面临的任务依然非常艰巨。
三是人民政协由于协商活动尚缺乏法律支持,除《宪法》对人民政协的地位、作用有所提及外,关于政协的组成及职责、权限仍无专门的法律规定,政协的所有活动几乎无法可依,而这直接影响了政协协商民主的过程、结果的法律保障和法律效力。
四是《政协规程》的一些条文太原则,操作难度大,而且,在涉及“三化”建设的具体问题上缺乏具体的操作性。因此,体制机制建设的滞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从上到下对政协履行职能还缺乏强有力的政策措施的支持。
以上分析说明,无论是从协商民主已作为推进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强大动力看,还是从协商民主推进地方治理创新的探索与实践着眼,抑或从理性地反思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践及其对促进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问题来检视,我们都无法否认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客观逻辑,这也是本文的一个基本结论。
当前我国的改革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矛盾新问题层出不穷,利益冲突也日渐突出。为提高我国政治体制的适应性和有效性,尽可能将民间的参政需求和民主冲动纳入到现行体制框架内来有序释放,进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这就必须高举人民民主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而协商民主理论的引入,为我们推进中国的政治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成果和经验设计。体现在:协商民主有助于推进“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 有机统一的民主机制建设;有助于制衡行政权的膨胀,推进法治和服务型政府建设;有助于推动政府与社会关系重构,增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有助于促进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推进基层民主发展;有助于公民社会健康发展,奠定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有助于构建健康政治文化,形成理性的民主对话氛围。
为此,本文就健全协商民主形式推进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精神,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
党的报告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特别强调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更好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加强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增强民主协商实效性。深入进行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积极开展基层民主协商。”这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政协工作的经验总结,也是对我国当前乃至未来政协工作的目标设计。
第二,进一步完善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体制和机制,实现由政策性协商向制度性协商的根本转变。
政策性协商本质上是一种“咨询性参与”,协商的组织、内容、程序等都是由执政党政策进行调整的;而制度性协商则是一种“程序性参与”,协商的组织、内容以及程序等都是由国家的法律制度进行调整的。从本质上说,政协规程的实施推进的政治协商依然是一种政策性协商,协商的组织、形式、内容乃至程序等都是由执政党的政策进行规范的,导致作为协商的制度载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在制度上并没有被纳入国家机构的序列。某种意义上说,政策性协商一方面体现和适应了中国的实际需要。但另一方面,在新的社会转型期,政协的性质、职能等都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统一战线组织形式”上升为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为此,政策性协商的模式也应当相应地转变为制度性协商的模式,通过政治协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来健全制度性协商。
第三,切实创新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实现形式,拓展协商民主的广度和深度。
首先,应当明确政治协商的内容和方式,这也是政治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的核心问题。目前存在两种非常接近、但又不尽相同的协商,一种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协
商,另一种是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不少地方在谈到政治协商时,都将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协商混为一谈,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政治协商功能的有效发挥。其次,要深入探索民主协商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在社会界别的分类与引导方面深入研究,提高界别划分的科学性及其参与的实效性。在专题协商中,要针对关涉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通过广泛的调研,就重大问题进行专题协商并提出有约束力的协商建议。
再次,强化社会对人民政协民主协商工作的积极有序参与。协商民主的实质是实现公民的有序参与。要发挥人民政协在统一战线、协商机关这一国家政治机构的制度层面上实现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优势,推动建立党委、政府重大事项协商信息公开制度,发动组织社会公众全程参与和监督重大事项的协商;建立公民参与政治协商会议、政协提案制度等,动员组织公民以各种形式参加政协履职活动;建立政协委员联系群众制度,鼓励支持政协委员运用微博、博客、电子信箱等现代技术手段,通过深入所在社会组织、界别,加强与公民的沟通。
第四,加强人民政协的自身建设,提高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能力和质量。
面向未来,不断加强人民政协自身建设是提高民主协商能力的关键。以广州为例,为了做好政治协商工作,广州市政协颁布了《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决定》,强化人民政协的自身建设。其中,加强区、县级市政协机构建设成为一个新的改革措施。《决定》要求各级党委要重视解决区、县级市政协“编制缺、人员少”等突出问题,试行各区县级市专职主席会议成员和专委会主任或副主任的编制在地方行政编制中单列,不占机关编制,将这部分编制用于增加政协机关工作人员。同时,广州还探索了推进人民政协的基层组织建设,着眼于推进协商民主的创新发展,提高政协委员的履职能力和水平,加大提案工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无疑,这些措施必将为政治协商的广州实践带来强大的后劲,也可以作为经验供其他地方进行借鉴。
第五,建议将涉及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辩论机制有效纳入协商民主的过程中。
协商民主是以公共利益为导向,以平等理性讨论为途径,求得共识,从而做出科学的决策。在政协这个平台上,不同的利益、不同的观点可以在公开、公正的程序中进行平等的协商、探讨、交流。为了使各方利益、各种观点得到充分表达,就应当引入辩论机制和程序,从而改变长期以来政治协商和民主评议的实际运作中,党委先有倾向性或实质性意见,然后通过协商赋予党委意见合法性与民意基础的做法,在具体事务的协商过程中有效引入公开辩论程序和听证机制,尽量做到协商程序的公开、透明,通过辩论,进行不同意见和观点的沟通与交流,最终达成妥协,形成各方都能够接受的意见,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这正是协商政治的基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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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高层次的管理人才,人才的培养则需要我们大力发展管理教育。 现代意义下的中国管理教育是顺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短短二十余年的时间内,中国的管理教育实现了史无前例的跨越式发展。在当前新时代的特征下,管理教育的发展面临着诸多机遇和挑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管理教育现状及发展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中国管理教育是为提高我国教育管理研究水平而搭建的学术平台。本书旨在呈现本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和最新研究进展,传播教育管理的新理论、新思想、新方法,倡导健康向上的思想趋向和学术风气,尤其注重教育管理研究方法的突破,以引导我国的管理教育研究不断前进,为理论研究和实践变革提供最有价值的认识,从而改善中国管理教育的知识状况,提升中国教育的实践水准。
中国管理教育历史悠久,由来已久。我国自古以来特别重视管理教学,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在前人经验的日积月累,教育工作者的开拓进取,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国管理教育起源于古人修身养性的理论,古人特别注重对道德品质的培养,传统的私塾教育注重对《论语》等名著的学习理解,为了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治国齐家,管理教育由此而生。我国的管理教育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现如今存在着许多问题,文章从我国管理教育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了管理教育现状,分析了如何透过现状看本质,以促进其发展。
建国初期,由于我国之前经历了抗日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国民经济基础薄弱,社会体制还不健全,所以我国的现代管理教育发展刚刚起步。随着国民经济如火如荼地建设,社会体制的逐渐健全,我国现代管理教育逐步完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提出了以经济为中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提出了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逐渐恢复了高考制度,我国管理教育又迎来发展的复苏时代。随后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管理教育事业迎来发展的大机遇,党和国家制定了管理教育的大纲,实行积极的政策加大对管理教育的投入。
(一)现状。
知识的教育是人才的根本,是科技发展的基础。然而光有知识是不够的,要成为有能力的才人,还必须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我们的人才结构出现严重失衡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现代教育体制思想问题。因为我们的社会价值取向决定的教育价值取向,而我们的教育取向,就决定了我们的人才结构。如今我们关注的是把教育和将来的工作、生活、居住、收入以及名声等紧密联系在一起,都认为读了大学,而且是要上名牌大学才是好事,只在乎形式和结果,并不在乎现在的大学教育的实际效果是否理想。从中国国情考虑,中国要想建立一个庞大的管理教育体系,是要付出巨大惊人的成本费用的。我国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教育经费的分配不公平。教师在我国地位不高,得不到社会的重视与尊重,对于教师队伍建设往往出现资金短缺的现象。
(二)解决措施。
首先进行教育观念的改变,树立传承中华文明之教育思想,吸纳西方教学经验,逐步确立新时代中国教育思想理念。读书和做人是密不可分的统一整体,文化知识的教育是一方面,而思想道德却是重点。教育的目的不是“升官发财”,而是服务社会,造福苍生。其次对于教育机构进行深刻的改革,清正廉洁的教学机构方能教化出清正廉洁的学子。制定出科学合理并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教学体系,使传统的科举教育逐步过度到全民素质教育的正确轨道上来,而不是为了升学考试。提倡“有教无类”,因人而异,重智育,更重德育,同时加强体、美、劳的教育;对于教师,师风、师德应当成为首选,而教学灵活多变应成为现代教学的特色,并能走出课堂,进入社会生活,寓教于乐,寓教于生活。
三是改革教育制度,整顿社会教学秩序。现代社会教学秩序十分混乱,公办与私立并存,而教学质量和教学环境却差别很大。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原则上应该不主张民办学校,即便是民办学校,也应纳入中国教育部门统一监督管理。而在另一方面,中国教育制度缺乏灵活性和教条,行政化的管理严重影响了教学思想的自由发展,同时也制约了中国教育对社会需要的适应性和变革发展。四是重视传统文化思想,吸纳外部文化思想,展开学术争鸣和交流,从而在辩驳中找到适合或正确的思想或方法。过去历史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将来也不会改变西方人这种本质属性,这是源自于西方人的思想文化内核所决定的。
五是逐步改革中国吏政制度,完全实现公务员制度。中国吏政是一个不可触摸的敏感问题,2000多年来的政治精髓也在于此,因此要改革,也是十分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前期引入“公务员制度”,虽然效果不好,但也是一种尝试。在权力面前,除非是权力者本身愿意改革,否则一切改革都是妄言。公务员制度无疑是较为民主的制度,只是在中国,我们依旧缺少这种制度存在的土壤和环境,现在的公招,而那些相对优秀的“平民”,则需要有某种被“赏识”或“推荐”或其它的关系,方可渐进入政。
1992年党的十四大做出决策:到本世纪末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两基”作为当代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这是我国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是贯彻科教兴国战略的重大措施。新时期我国的国情,决定我国实行新型的管理教育模式,管理教育对于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绝不能忽视,需要全体教育工作者高度重视,并肩作战。
中国管理教育现状及发展研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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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汽车的诞生和发展是科技的发展史,也是中国人类进步的足迹。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中国近代汽车发展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进入近现代以后,交通工具的更迭加快了速度。轿子,马车,帆船,等传统交通工具逐渐被人力车,汽车,火车,轮船,飞机等新式交通工具所代替。同时,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也加快了通信建设的步伐,邮电通信设施逐渐完善。
关键词:交通工具,邮电通信,近现代
交通工具的进步,人力车是近代城镇中重要的交通工具,民国时期,仅北平、天津、上海三市便各有数万辆之多。自行车是一种重要的交通工具,一直流行至今,19世纪中后期传入中国。20世纪初,自行车出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有了自己的自行车制造厂,自行车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主要的代步工具,以至于有“自行车王国”之称.
中国有铁路始于清朝末期。然而清政府腐败、保守、专制,唯祖宗之规是从,不肯接受新生事物。他们把修建铁路、应用蒸汽机车视为“奇技淫巧”,认为修铁路会“失我险阻,害我田庐,妨碍我风水”,因而顽固地拒绝修建铁路。 1888年底,慈禧同意了李鸿章的试车奏折。在试车时,慈禧被震耳的汽笛声和蒸汽机车巨大的排汽声吓得不轻,但是为了保持自己太后的尊严,她又不便直说,最后以火车的动静太大会破坏皇城的龙气,以及火车司机坐在她前面有损皇家威仪为理由,下旨不准用烧煤的火车牵引大清皇家专列。但是这条铁路和列车却可以使用,所以就出现了世界铁路史上最为可笑的闹剧。每天早上慈禧到勤政殿上朝及下朝时就乘坐这条铁路上的火车,但是火车开行时却没有牵引机车,而是使用大量宫内太监挽着黄缎子织成的绳索拉着这六节火车车厢跑。慈禧在乘坐专列出发时和她坐轿子一样,很多人前呼后拥,专列前有两队太监手持幡旗在铁道两旁引导,另有多名太监用黄缎拉着火车前行,列车后还跟随着一些侍奉的太监。虽然这条铁路上的火车没有使用蒸汽机车,但却是北京历史上出现最早的铁路、车站以及列车。
人力车、三轮车、自行车(自行车19世纪中后期传入中国;20世纪初,自行车出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50年代以后,中国有了自己的自行制造。火车(第一次工业革命)。沪淞铁路:中国出现最早的铁路(外国商人修筑)。唐胥铁路:中国人修筑的第一条铁路(出现“马拉火车”的天下奇闻)。京张铁路:中国人自行设计并修筑的第一条铁路(詹天佑)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收回包括铁路在内的权利运动的蓬勃发展,中国的铁路建设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
③电车,公共汽车(第二次工业革命)电车:1906年,天津创办了有轨电车交通系统。公共汽车:上海在1924年出现,北京则是在1935年开始有。1956年,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出第一批12辆“解放牌”载重汽车,标志着中国汽车工业的诞生。
空:飞机
中国的民航事业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30年代中期已形成覆盖大半个
中国的航空网。(3)现代(1949年后)交通工具发展的特点:发展快,多层次,范围广,不平衡(具有多层次性原因: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同时也受具体环境的影响。)
2、邮电通信设施的逐渐完善
(1)邮政通信。①开始:1866年,海关开始试办邮政。②1896年改为正式办理,通信范围囊括了全国各主要商埠和中心城市。③辛亥革命后,大清邮政改称中华邮政,邮局邮路进一步扩展。④1949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成立,开创了邮政和电信合一的新时代。
二、邮电通信设施的逐渐完善
落后的邮政通信方式:
烽火台
飞鸽传书
驿站——旧时公文和文书的传递靠驿站,驿站靠驿马民信局——是由私人经营寄递信件、物品、经办汇兑等业务的赢利机构。明代永乐年间由宁波帮商人首创。
(2)电信事业
电报:
①有线电报:1877年,丁日昌在福建架设电报线,成为中国
人自办有线电报的开端
②无线电报:1906年创设。到 1932年底,除了国内无线电报外,还开设了国际无线电报业务。
参考文献:
高一历史教材
《中国近现代交通与通信工具的进步文献》
《历史发展史》
人类历史的发展已经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几千年历史,而在这厚重的历史中积淀着人类先祖们的辛劳和智慧,同时留给了后人无尽的知识和财富。使用工具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特征之一,我们的祖先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铁犁牛耕到机械收割,人类不断地创造着新的工具,不仅方便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更是不断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进而加速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
当今社会,四通八达的道路交通系统,节省了往返时间,方便了人们的联系,增加了企业效率,带来人们历史性的变革。社会财富不断增长,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用地规模不断扩大,同时间接性的促进了城市交通的发展,因此城市立交桥,地铁,不断外扩的环城路等等成为城市新的风景线。随着经济的发展,加之民工潮的涌动,城市中的人口不断持续上升,熙熙攘攘的人群加剧着城市生活的节奏。公交,地铁~总是人满为患。当然汽车是很多普通人打拼的梦想。大街上,各种品牌型号排量的五颜六色的汽车,成为城市中流动的风景线。于是都市中有着那么一个群体,他们如此如醉的关注着喜欢着汽车,对各种汽车参数,配件,性能指数等了如指掌,对汽车企业文化如数家珍侃侃而谈。虽然在一定的条件下我们还不能拥有自己的座驾,但仍然在关注着。
汽车自上个世纪末诞生以来,已经走过了风风雨雨的一百多年。可以说,汽车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方便了人们,更带给人们无尽的乐趣。在经过汽车常识与鉴赏选修课的学习后,对于汽车有了新的进一步的认识。“读史使人明智”,车轮转动着汽车百年的发展史,车的发展,在历史的长河中给我们留下了点点滴滴。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五大汽车强国之际,让我们一起来回望汽车的发展历史,体会汽车给我们带来的种种欢乐与梦想„„
首先有必要要谈谈汽车的远祖。远在在原始社会,人们发明了一种简单的工具,将圆木置于重物的下面,然后拖着走,重物即可由一个地方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这被称作为早期的木轮运输。后来人们发现用直径大的木轮运输速度较快,于是木轮的直径越来越大,逐渐演变为带轴的轮子,这便形成了最早的车轮雏形。车轮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首先发明的。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部车辆,也是在我们祖先灵巧的双手和智慧的开拓下,最早驶上了历史的舞台。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有黄帝造车之说,故黄帝又号称轩辕氏。轩是古代一种有围棚的车,辕是车的基本构件。所以可以认为车辆应当是黄帝首先发明的。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留下了各个朝代车 的更替演变史。
十六世纪的欧洲已经进入了"文艺复兴"的前夜,欧洲的马车制造商风起云涌,马车的制造技术有了相当的提高。中世纪的欧洲,大量地发展了双轴四轮马车,这种马车安置有转向盘。车身方面,出现了活动车门和封闭式结构,并且在车身和车轴之间,实现了弹簧连接,使乘坐之人感觉极为舒适当然上面这些还不能称作汽车,真正的解决了车的动力问题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汽车。
于是,工业革命带来动力的革新,人类历史进入‘蒸汽时代’。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随着生产力大幅度地增长,要求用于交通运输的工具也要有相应的发展。
世界汽车的发展历史大约经历了110年,19世纪末期开始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约20-30年间,便形成了一个汽车的发明家时期,也是发达国家汽车工业的初步形成时期。这个时代涌现出的许多著名的发明家,引领了工业革命的大潮。
1769年法国人NJ居纽制造了世界上第一辆蒸汽车驱动三轮汽车。1804年脱威迪克设计制造了第一辆蒸汽汽车。 1879年德国工程师卡尔 本茨首先试验成功台二冲程试验性发动机。1886年真是不同寻常的一年,这一年,德国人卡尔·奔驰研制的0.9马力的三轮汽车取得了帝国专利证书,同年,另一名德国人戴姆勒也试驾了他发明的四轮汽油汽车 1986年国际汽车产业界推举德国戴姆勒――奔驰汽车公司主办国际汽车百年圣诞庆贺的盛典,并公认国际汽车产业界汽车发明家是创办奔驰汽车公司的卡尔?本茨先生。所以人们一般把1886年称作为汽车元年。,从此,汽车开始改变这个世界。
从德国人奔驰和戴姆勒于1886年制造的第一辆汽车开始,各国都争相发展汽车,使汽车工业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法国制成第一辆汽车的时间是1890年;美国是1893年;英国是1896年;日本是1907年;俄罗斯是1910年。
老牌德国从1886年开始,就已经将眼光转向了汽车生产的阵容中来。诸如缝纫机制造厂,享歇尔铸造机械厂,布兴厂等,原是生产火车信号装置的,此时均已改为汽车制造厂。到了1901年,德国已有12家汽车制造厂,7年以后,汽车厂又猛增至53个年产汽车5547辆,不仅能供应国内市场,而且已把大量的产品销往到国外及世界各地。当然,最有名、最老、最大的汽车厂,仍是奔驰和戴姆勒两个厂家。到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德国汽车工业已基本形成一个独立的工业部门,在美国,杜瑞亚兄弟于1893年共同制造第一辆美国汽车,3年以后,有了更多的人从事汽车制造业,其中比较有名的代表人物有亨利.福特和瑞.奥兹。
福特是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他造出第一辆车的时间是1896年,售价是200美元,年产量600辆。到了1902年,美国汽车产量已达9000辆从卡尔·奔驰制造出的第一辆三轮汽车以每小时18公里的速度,到现在加速到时速100公里只需要三秒钟的超级跑车,一百年来,汽车业经历了三次变革:1914年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安装汽车装配流水线,带来了汽车工业史上的第一次变革;50年代战后的经济繁荣使汽车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给汽车带来了第二次变革;到60年代末,日本汽车工业出现奇迹,物美价廉的汽车使汽车工业发生了第三次变革伴随着汽车的发展史,汽车工业也造就了多位巨人,他们一手创建了通用、福特、丰田、本田这样一些在各国经济中举足轻重的著名公司,也形成了世界上著名的四大汽车城。
第一, 底特律:美国汽车城。垄断美国汽车工业的通用、福特和克莱期勒汽车公司的总部均设在底特律城,全国1/4的汽车产于这里,有91%的人以汽车工业为主。
第二, 丰田:日本汽车城。丰田公司有10座汽车厂,
生产几十个系列的轻重型汽车。此外,它还有1240家协作厂。全公司每个职工平均年产值13万美元,居世界之首。
第三, 都灵:意大利汽车城 菲亚特公司,现在已发展
为世界第七、欧洲第二大汽车公司。
第四, 斯图加特:德国汽车城。是生产世界第一辆汽车的戴姆勒――奔驰汽车公司所在地。
历史没有终点,人类时时刻刻都在书写着历史。回首汽车一百多年的发展史,人们可以捋顺汽车发展的脉络,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在继承前人成果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地推动着技术的革新,而最终科技的发展会惠及民众,提高人们生活质量水平,获得更大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畅想未来,每个人的心中应该都有自己对于汽车的理解,都有自己的设计蓝图。而理想照进现实,只有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推进人类科技水平才能创造机遇与条件,去把梦想变成现实。下一个百年,由我们来见证!
摘要:我国整车市场销量稳步攀升稳居全球第一,但增速放缓明显。本文主要从宏观经济形势、需求市场、消费者偏好、供给侧分析、外商投资影响因素等方面对国内整车销量增速放缓进行简要分析。
关键词:汽车销量;货币贬值;政策影响;供给侧改革
一、国内整车市场销量及趋势
国内整车市场销量稳步攀升,2015年国内汽车产销量超过2450万辆,再创历史新高,连续七年蝉联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销售势头强进,但自主品牌汽车市场仍未能有所突破表现一般,数据显示2015年上汽、东风、一汽、长安车企四大巨头整车销量达1264.84万辆,但其中自主品牌整车销量仅211.01万辆,占比不足20%,合资品牌乘用车仍占据市场主要份额。同时数据显示2011年至2015年虽然中国市场汽车销量逐年上升,但增速在2013年达到最高点后于2014年开始跌落,2015年增速放缓。
二、宏观经济环境对整车市场的影响
(一)国际经济形势及结构影响整车进出口及对外投资建厂
以2011年至2015年历年6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数据行统计,人民币呈升值趋势,于2014年小幅下跌。人民币升值后使汽车制造成本上升,导致我国汽车出口价格上涨,影响了我国整车销售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出口量回落;另一方面人民币持续升值,使我国自主品牌汽车企业出口受到重创,造成我国自主品牌汽车发展滞后。
外币贬值及消费者倾向变化使我国汽车进口量呈上升趋势。外币贬值为我国合资汽车企业发展提供较好发展环境,多数零部件进口价格下降,这样一来整车制造成本下降,造成在国内市场上打压我国自主品牌汽车企业的环境。数据显示我国汽车进出口增速与汇率走势基本一致,汇率因素影响较为客观。
在相关政策方面,国际国币基金组织在2015年7月在《世界经济展望中》将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于3.5%下调至3.3%,导致2015年上半年新兴经济体形势不佳,直接影响了汽车市场需求增长。我国主要整车出口区域中东、东亚及俄罗斯等汽车市场销量受次影响分别出现幅度不等的下滑。同时海外汽车市场门槛不断提高,比如印度政府提出更为严格的尾气排放标准,俄罗斯政府目前正在探讨进口汽车价格限制标准,伊朗工业部则对外商投资车企设立条件进行探讨,且已提出禁止进口整车。以上国际环境变化造成我国汽车出口市场需求持续低迷,影响了我国汽车出口量。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自贸区(FTA)建设及BIT谈判,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中国政府鼓励企业跨国并购及海外建厂。同时为支持中国企业跨国业务的发展,国家在金融政策支持体系也做出相应完善,如扩大了出口信用保险服务范围,扩大人民币跨境结算规模等等。此外,为鼓励技术引进,2011年《汽车产业发展政策》将拥有自主品牌作为对汽车合资企业的硬性要求提出,异地建厂需满足“自主品牌”及“新能源汽车”两个必需条件。可见国家对汽车产业在海外业务扩张在资本和制度建设上已提供相关扶持政策,并已指明了提升自主研发能力及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方向。
(二)经济形势改变国内消费者收入结构,影响其购买力
2015年中国经济下滑开始从过去“新常态”潜在增速回落主导的模式转化为“趋势力量”下滑与“周期性力量”回落并行的格局。另一方面,工业企业供给能力持续低迷,生产领域的萧条与股票市场的泡沫、传统制造业的困顿与新型产业的崛起同时并存。[1]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内2016年一季度经济数据显示,第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619元,同比名义增长8.7%,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6.5%。近年来国内居民虽实际收入有所增加,但经济下行诸多因素已逐步造成消费者资产及收入结构改变,且居民实际收入增速有所下降(指比上年度实际收入,已扣除价格因素)。消费者资产及收入结构直接影响个人消费倾向及购买能力,居民实际收入增速放缓,以上因素从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汽车销量增速放缓。
三、需求市场的影响因素
(一)政策影响
近年来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地相继推出限购、限行等政策,使得汽车销量在以上城市受到不同程度影响。严控三公经费支出及其中针对公务用车改革也对消费需求造成一定程度冲击,有数据显示2015年三公经费支出同比2014年有所下降。由于新能源汽车废气排出量相比传统汽车可减少92%-98%,对实现环境保护及能源替代等问题都具有较为可观的意义。因此国家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在摇号及补贴等政策上进行了大力扶持,使得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显著提高:2015年新能源汽车销量达33万辆,同比2014年增长3.4倍,其中纯电动车同比增长3倍。但目前续航里程及配套设施等仍是遏制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的瓶颈,同时也是影响及限制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若能在以上方面对产业战略有所布局,将会迎来汽车产业的新格局。
(二)消费偏好及互联网对整车销售及运营模式改变
价格偏好分析:由2015年统计数据可见25-40万、40万以上价格较高车辆消费比例同比2014年有所下降,结合上文中提到的居民资产及收入机构改变体现出高收入人群对高价格车型的需求弹性较大,25万以下中档偏低价格车型需求较为稳定且同比2014年份额有所增长。
级别偏好分析:由2015年统计数据可见MPV继续风靡,SUV增势强劲,继续挤占A型汽车及更小车型,受消费者青睐。受收入结构影响,紧凑型及小微型车辆需求较为稳定,仍是目前国内市场的主流销售车型。[2]
互联网的极速发展催生了滴滴、神州等国内目前发展势头较为强劲的利用汽车产业平台搭建运营模式的公司。资源共享的理念对汽车行业未来结构能做出如何改变和影响还是未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传统汽车销售行业的运营模式将会随互联网及信息产业发展受到较大的挑战。但传统运营模式的改变需要依赖国内法制和社会信用管理的不断完善,因此过程可能较为平缓。 四、供给侧的影响因素
(一)外商投资影响
自1990年起,汽车产业的全球化及巨型跨国汽车企业的联合与重组使国际汽车产业发生了较大变化。外商直接投资对我过汽车产业在规模化、结构合理化、技术水平提升、国产汽车出口等方面体现了巨大价值,但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状况也暴露出若干问题,如国产汽车自主品牌的缺失、核心零部件的严重进口依赖、外商在华投资重生产轻研发现行普遍,造成我国汽车产业缺乏高素质研发人员。因此我国汽车产业发展战略调整应为更注重技术引进和国际合作,培养自主开发能力,同时大力发展自主品牌,开发高端和新能源汽车市场,同时注重发展核心零部件的研发和生产能力,摆脱进口依赖。[3]
(二)供给侧改革
07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逐年下滑。从需求侧分析,外部需求中,全球出口增速10年见顶回落,且过去三年持续零增长,中国并未能独善其身,更重要的是目前中国低成本优势不再,令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内部需求中,2011年人口结构出现拐点,2013年地产销量增速持续下行,工业化步入后期,投资增速持续下行。我国在刺激需求效果并不显著的情况下,在进一步认识到供需错配实质后,发起了供给侧改革。
从本世纪上个10年开始,中国汽车产能过剩的声音不断出现,直到2011年中国汽车产销增幅减缓,同时,各大集团纷纷公布十二五规划,规划产能合计超过5000万台,汽车产能过剩再次被关注。据了解,去年中国汽车工业年鉴做了一个统计,综合各大集团的汽车产能,全国汽车产能在3500万台左右。[4]中国汽车产能是否真的过剩?答案是肯定的。但我们对产能过剩的理解并不能简单停留在数量的过剩,而是要从关注结构性过剩等方面进行考虑。如我国汽车消费市场表现出的转型升级需求,相对于传统微车、低端乘用车,以及某些自卸车、改装车等结构性产能过剩产品表现出不匹配性。国家主管部门已在诸多方面采取行动,如排放法规更加严格、燃油限值的考核等,通过这些手段淘汰缺乏核心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的车企,逐步改善汽车产业结构性过剩的现状。供给侧改革的推进,为汽车产业从大到强、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
参考文献:
[1]刘元春,闫衍.当前宏观经济特点分析与建议[J].宏观经济管理,2015,8.
[2]郭博.2015年中国汽车市场消费趋势及用户洞察[EB].易车网,2015,11.
[3]抛开结构性谈汽车供给侧改革就是伪命题[EB].中国汽车报网,2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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