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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传入中国的百年历程,既对中国学术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也使西方哲学在中国形成了研究和发展的独特风景。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西方哲学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爱情,只有情,可以使人敢于为所爱的人献出生命;这一点,不但男人能做到,而且女人也能做到。
—— 柏拉图
哲学,一门很深奥的学科,往往使我们望而却步,但是,哲学又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是最平凡的事的抽象,是最现实的理论的总结。经过对哲学的学习,让我更加了解生活,懂得在生活中寻找真理,也学到了一种思维,一种总结与体会的能力,学着在生活中寻找哲学,升华生活。这门课是西方哲学,西方哲学与东方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千百年来,东西方互通互惠,进行着哲学和思想的交流。但是西方哲学又有着独特的神秘感,许多西方哲学家的思想理论也对我们的生活有着很大的影响,他们的哲学观点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只要我们细心体会,哲学就在我们身边。
柏拉图,相信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了解,为了更好地接触他,首先我们应该了解他的生平简介,了解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时势造英雄,柏拉图一定有他超越常人的不平凡,才成就了他不凡的一生。
我们都听说过也向往着这浪漫的词语-----柏拉图式的爱情,在我们心中那是最完美爱情的象征,是超越世俗的爱的力量。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柏拉图式的爱情,我们的理解是否正确呢,就让我们带着这美好的词语,走进伟大的西方哲学家柏拉图的世界,听柏拉图是如何为我们描述这美妙的爱情。了解柏拉图的爱情观就需要我们了解他的思想,解读他的世界观,探究他的哲学理念。相信,每一位哲学家都有自己的理念,都有超乎常人的思想成就,让我们用心聆听他们的心声,体会哲学家的伟大。
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年-前347年),古希腊哲学,也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其哲学思想影响了欧洲的哲学乃至整个文化的发展,他和老师苏格拉底,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古希腊三大哲学家。柏拉图出身于雅典贵族,青年时从师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死后,他游历四方,曾到埃及、小亚细亚和意大利南部从事政治活动,企图实现他的贵族政治理想。公元前387年活动失败后逃回雅典,在一所称为阿加德米(Academy)的体育馆附近设立了一所学园,此后执教40年,直至逝世。
柏拉图没有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但是他的教学思想得到了很好的传播。在教学中,柏拉图重视对普遍、一般的认识,特别重视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认为概念、真理是纯思维的产物。同时他又认为学生是通过理念世界在现象世界的影子中才得以回忆起理念世界的,承认感觉在认识中的刺激作用。他特别强调早期教育和环境对儿童的作用。认为在幼年时期儿童所接触到的事物对他有着永久的影响,教学过程要通过具体事物的感性启发,引起学生的回忆。柏拉图的教学体系是金字塔形。为了发展理性,他设立了全面而丰富的课程体系,他以学生的心理特点为依据,划分了几个年龄阶段,并分别授以不同的教学科目。至此,形成了柏拉图相对完整的金字塔形的教学体系。
他一生著述颇丰,其教学思想主要集中在《理想国》(TheRepublic)和《法律篇》中。柏拉图是西方客观唯心主义的创始人,其哲学体系博大精深,对其教学思想影响尤甚。柏拉图认为世界由“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所组成。理念的世界是真实的存在,永恒不变,而人类感官所接触到的这个现实的世界,只不过是理念世界的微弱的影子,它由现象所组成,而每种现象是因时空等因素而表现出暂时变动等特征。 柏拉图的《理想国》还向我们描绘出了一幅理想的乌托邦的画面,柏拉图认为,国家应当由哲学家来统治。他的理想国要求每一个人在社会上都有其特殊功能,以满足社会的整体需要。但是在这个国家中,女人和男人有着同样的权利,存在着完全的性平等。柏拉图在其最后的作品《法律篇》中进一步发挥了关于法律的作用的思想。他强调,法律是一切人类智慧聪明的结晶,包括一切社会思想和道德。从理想出发,他推崇哲学王的统治,“没有任何法律或条例比知识更有威力”;从现实出发,他强调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如同最野蛮的兽类。
了解了柏拉图的哲学思想,我们就不难理解他的爱情观。柏拉图认为:“当心灵摒绝肉体而向往着真理的时候,这时的思想才是最好的。而当灵魂被肉体的罪恶所感染时,人们追求真理的愿望就不会得到满足。当人类没有对肉欲的强烈需求时,心境是平和的,肉欲是人性中兽性的表现,是每个生物体的本性,人之所以是所谓的高等动物,是因为人的本性中,人性强于兽性,精神交流是美好的、是道德的。“所以,柏拉图式的爱情,就是一种异性间的精神恋爱,追求心灵沟通,排斥肉欲。柏拉图的爱情是一种理想式的爱情观,是一种极其浪漫但是根本无法实现的爱情观,是一种我们现代社会所缺少的纯精神的而非肉体的爱情。柏拉图这样说,在这世上有, 且仅有一个人, 对你而言, 她(他)是完美的, 而且仅对你而言是完美的。也就是说, 任何一个人, 都有其完美的对象, 而且只有一个,这是一种完美的男女平等的爱情观,是很难达到的一种状态,虽然我们总是能够坚持着这种信念,在爱情的道路上继续,但是往往现实并不总是随人愿,我们在苦苦寻找那个在世界某个角落等待我们的人,然而这个过程有时是那么漫长痛苦,所以说柏拉图的爱情是理想中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梦寐以求有的。
柏拉图式的爱情的由来有一个富有哲理的故事:
有一天,柏拉图问苏格拉底:“什么是爱情?”
苏格拉底微笑着说:“你去麦田里摘一株最大最好的麦穗回来,在这过程当中,只允许摘一次,并且只能往前走,不能回头。”柏拉图按照苏格拉底的话去做,很久才回来。
苏格拉底问他摘到没有?
柏拉图摇摇头说:“开始我觉得很容易,充满信心地出去,但是最后空手而归!”
苏格拉底继续问道:“什么原因呢?”
柏拉图叹了口起气说:“很难得看见一株不错的,却不知道是不是最好的,因为只可以摘一株,无奈只好放弃;于是,再往前走,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可是我越往前走,越发觉不如以前见到的好,所以我没有摘;当已经走到尽头时,才发觉原来最大的最饱满的麦穗早已错过了,只好空手而归咯!”
这个时候,苏格拉底意味深长地说:“这就是‘爱情‘。”
之后,就产生了柏拉图式的爱情
柏拉图式的爱情,是一种精神恋爱,是一种包含着深刻哲学思想在内的爱情,诚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都能理解的爱情。这种超越肉欲的爱情也与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和教学理念紧密相关,这充分体现了他的唯心理论,他提倡政治上的平等和自由,强调教学上的因材施教,因时施教。从柏拉图的思想来看,他的所有理论都体现了一种理想化的状态,这也与他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相关,他在青年时期热政治,希望能参加政治事务,公正地治理城邦,但是实际经验告诉他,包括雅典在内的所有城邦都不能做到这一点。最后,他认为只有在正确的哲学指导下才能分辨正义和非正义,只有当哲学家成为统治者,或者当政治家成为真正的哲学家时,城邦治理才能是真正公正的。
学习了西方哲学,让我懂得了哲学并不是那么高深莫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而且,生活中很多事情都可以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就像我们身边的爱情,我们向往柏拉图式的爱情,虽然我们无法达到如此纯洁的精神恋爱,但是可以把它作为自己的目标。哲学与生活是我们最好的学习的方法,能够更加深刻的理解哲学,更加细致的体会生活的真谛。在以后的生活中,会更多的运用哲学,与实践相结合。
苏格拉底是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其哲学对整个西方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西方古典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因为他的出现,哲学变得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
一.生平
苏格拉底出生于希腊雅典一个普通公民的家庭。其父是雕刻匠,母亲是助产妇。他容貌平凡,语言朴实,却具有神圣的思想。青少年时代,苏格拉底曾跟父亲学过雕刻手艺。后来他熟读荷马史诗及其他著名诗人的作品,靠自学成了一名很有学问的人。他以传授知识为生,30多岁时做了一名不取报酬也不设馆的社会道德教师。苏格拉底把自己看作神赐给雅典人的一个礼物、一个使者,任务就是整天到处找人谈话,讨论问题,探求对人自己最有用的真理和智慧。因此他的一生大部分是在室外度过的,喜欢在市场、运动场、街头等公众场合与各方面的人谈论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什么是虔诚?什么是民主?什么是美德什么是勇气?什么是真理?以及你的工作是什么?你有什么知识和技能?你是不是政治家?如果是,关于统治你学会了什么?你是不是教师?在教育无知的人之前你怎样征服自己的无知?等等。贯穿这些讨论的主题就是引导人们认识:在这些对于人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其实人是非常无知的,因此人们需要通过批判的研讨去寻求什么是真正的正义和善,达到改造灵魂和拯救城邦的目的。作为公民,他曾三次参军作战,当过重装步兵,在战争中表现得顽强勇敢,并不止一次在战斗中救助受了伤的士兵。此外,他还曾在雅典公民大会中担任过陪审官。 40岁左右,他成了雅典的远近闻名的人物,并进人五百人会议。他在雅典和当时的许多智者辩论哲学问题,主要是关于伦理道德以及教育政治方面的问题,被认为是当时最有智慧的人。然而,在雅典恢复奴隶主民主制后,苏格拉底被控,以藐视传统宗教、引进新神、败坏青年和反对民主等罪名被判处死刑。他拒绝了朋友和学生要他乞求赦免和外出逃亡的建议,饮下毒酒自杀而死,终年70岁。
二.主要的哲学思想
1. 知识论
古希腊苏格拉底提出通过彼此谈话洁难,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寻求真理的方法。基本内容分为三步。(1)出发点是“自知其无知”,事先不提出任何独断的原则。驳斥自然哲学家就重要间题提出的论证是彼此分歧的,其思辨超出人类知识的限度,批评智者派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放弃求知的原则。(2)手段是通过对知识的爱(爱洛斯)和彼此的谈话、诘难以寻求真知识,同时也推进了问答者彼此的友谊。(3)目的是形成概念,求得真知识。集中种种对立的例证,通过归纳的方法,从个别具体的事例,寻求一般概念或永恒本质。一方而起到积极作用,有一定的辩证法因素,另一方面由于强调“自知其无知”和“认识你自己”,从自我意识中去寻求真理。 苏格拉底的知识论把知识建立在理性基础上,认为一切知识都是经由概念的。概念是撇开具体事物的特殊属性而形成的,是普遍的、不变的。所以知识也是普遍的、绝对的、永恒不变的。他“自知自己无知”,认为人们一般所谓的知识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知识,因为它们都是变化的、没有永恒价值的;但他们还自以为有知识。而苏格拉底认为自己还没有达到那种绝对的、永恒的、真正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认为自己是无知的。苏格拉底提出的这一命题包含有价值的思想,那就是不应该停留于个别、具体,而应提高到一般。这种看法是人类认识史上的进步。苏格拉底认为,人们不能认识外部世界,也不应该认识外部世界。因为他认为自然界是神创的,由神支配,受神管理的,人的理性不可能认识神所创造的东西。只有放弃的自然的认识,承认自己是无知的人,才是聪明人。可见,苏格拉底的“自知自己无知”又是反对人们从客观存在的自然界出发去获得知识。
2. 目的论
从智者开始,古希腊哲学由注重研究自然本身转到注重研究社会伦理和人。但他们只停留在感性阶段,只能得出相对主义的结论。到苏格拉底才根本改变了这种状况。苏格拉底在反对自然哲学中提出了自己关于原因的主张,即目的论。在苏格拉底看来,世界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是其中有一种支配力量,它使万物成为如此的样子,并且是最好的,这个支配力量就是“好”(“善”)。善是他的哲学思想的一个基本概念,是说明事物“为什么”的原因。在苏格拉底的哲学中,善或目的具有相同的意思。他认为万物的存在和发展都追求一种完满性原则,整个世界的万物都具有这样的目的性。这样,苏格拉底就把目的论当成了他的世界观。 用目的论来说明世界,这是苏格拉底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古希腊哲学正是从苏格拉底开始,自然哲学中决定论的宇宙观为目的论的宇宙观所代替。目的论的提出,在于对世界的统一性,事物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进程,及自然中谐调的现象等作出哲学上的解释。这种解释力图克服自然哲学中的机械决定论,宇宙运动的循环论,和把精神、意识现象统统归结为物质的组成方式不同的片面性观点,同时也力图克服智者们不重视研究原因,把一切都看成相对的、主观的、可怀疑的错误观点,这在认识史上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3. 美德论
美德即知识”是苏格拉底伦理学的核心命题,他的“美德即知识”著名论题开启了西方道德理性主义的先河。“美德即知识”是苏格拉底关于理性的人的品质的论述,也是关于道德伦理的论述。美德即知识”作为苏格拉底伦理学的一个基本命题,“它表明美德的本性是知识,人的理智本性和道德本性是同一的”。苏格拉底所追求的是一种关心人的灵魂的普遍的道德真理。这一命题跟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和“善是人生的最高目的”是分不开的。“认识你自己”就是关心自己的灵魂,也就是追求关于美德的知识;追求善,把“善”作为人生的最高目的,这才是高尚的生活,有意义的生活。而且他认为人都是向善的,不可能自愿从恶,把这归于人的本性。有些人之所以作恶,就是没有关于美德的正确的知识。只要人的理智追求知识,就不会犯错。
4.方法论
苏格拉底认为一切知识,均从疑难中产生,愈求进步疑难愈多,疑难愈多进步愈大。苏格拉底承认他自己本来没有知识,而他又要教授别人知识。这个矛盾,他是这样解决的:这些知识并不是由他灌输给人的,而是人们原来已经具有的;人们已在心上怀了“胎”,不过自己还不知道,苏格拉底像一个“助产婆”,帮助别人产生知识。苏格拉底的助产术,集中表现在他经常采用的“诘问式”的形式中,以提问的方式揭露对方提出的各种命题、学说中的矛盾,以动摇对方论证的基础,指明对方的无知;在诘问中,苏格拉底自己并不给予正面的、积极的回答苏氏自比产婆,从谈话中用剥茧抽丝的方法,使对方逐渐了解自己的无知,而发现自己的错误,建立正确的知识观念。这种谈话也有几个特点:第一、谈话是藉助于问答,以弄清对方的思路,使其自己发现真理。唯在谈话进行中,苏氏则偏重于问,他不轻易回答对方的问题。他只要求对方回答他所提出的问题,他以谦和的态度发问,由对方回答中而导引出其他问题的资料,直至最后由于不断的诘询,使青年承认他的无知。在发问的过程中,苏氏给予学生以最高的智慧,此即有名的苏格拉底反诘法。
三.意义
苏格拉底可以说是古代希腊哲学的一个分水岭。在他之前,古代希腊的哲学家都偏重对宇宙起源和万物本体的研究,对于人生并不多加注意。苏格拉底扩大了哲学研究的范围,他将哲学引到对人心灵的关注上来。他认为:研究物质世界的构造和法则、探索外界事物的本质不能够说没有意义,但对于哲学家来说,应该有比树木、石头和星辰更有价值的问题,这就是心灵问题,道德问题,知识问题。这些问题和人息息相关。他引用德菲尔阿波罗神庙所镌刻的那句神喻来呼吁世人:“认识自己”旨在希望人们能通过对心灵的思考关怀而追求德行。可以说,苏格拉底把哲学的领域扩展了,对后来的西方哲学和宗教、乃至社会和民主制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也为____的欧洲化奠定了人文基础。几百年后的罗马哲学家西塞罗说,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召唤下来,使它在各地落脚生根,并进入各个家庭,还迫使它审视生命、伦理与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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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崭新的命题,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更在于为西方哲学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西方哲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论文摘要: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他全部认识论哲学的起点,也是他“普遍怀疑”的终点。他从这一点出发确证了人类知识的合法性。也就是说:笛卡尔是唯心主义者,但并不是从此命题看出来的,我思故我在并不是唯心命题,而是纯粹认识论的内容。说笛卡尔是唯心论者是纵观他的哲学体系而得出的结论,而并不是从这一命题既不是唯物也不是唯心 。“当我怀疑一切事物的存在时,我却不用怀疑我本身的思想,因为此时我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就是我自己思想的存在”。我无法否认自己的存在,因为当我否认、怀疑时,我就已经存在!所以,否认自己的存在是自相矛盾的。而否认和怀疑是一种思考活动,所以他说,我思故我在。并非是平时所说的“我思考,故我存在!
关键字:笛卡尔 我思故我在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 哲学思想 文艺复兴 要了解笛卡尔的哲学思想必然先得了解其人的生平。笛卡尔简介:
勒奈·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另译笛卡儿,1596年3月31日生于法国土伦省莱耳市-1650年2月11日逝于瑞典斯德哥尔摩),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他对现代数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将几何坐标体系公式化而被认为是解析几何之父。他还是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奠基人,他的哲学思想深深影响了之后的几代欧洲人,创立了“欧陆理性主义”(ContinentalRationalism)哲学。 生平笛卡儿出身于一个地位较低的贵族家庭,父亲是布列塔尼议会的议员。在他8岁时笛卡儿就进入拉夫赖士(La Fleche)的耶稣会学校接受教育,受到良好的古典学以及数学训练。1613年到巴黎学习法律,1616年毕业于普瓦捷大学(Université de Poitiers)。毕业后笛卡儿决心游历欧洲各地,专心寻求“世界这本大书”中的智慧。因此他于1618年在荷兰入伍,随军远游。1621年笛卡儿退伍,并在1628年移居荷兰,在那里住了20多年。在此期间,笛卡儿专心致力于哲学研究,并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他在荷兰发表了多部重要的文集,包括了《方法论》、《形而上学的沉思》和《哲学原理》等。1649年笛卡儿受瑞典女王之邀来到斯德哥尔摩,但不幸在这片“熊、冰雪与岩石的土地”上得了肺炎,并在1650年2月去世。 1663年他的著作在罗马和巴黎被列入禁书之列。1740年,巴黎才解除了禁令,那是为了对当时在法国流行起来的牛顿世界体系提供一个替代的东西。说Rene Descartes(笛卡尔)是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概也不过分。德国存在哲学大家Heidegger(海德格尔)曾说:“自从Leibniz(莱布尼兹)以来,德国思想界所达到的,Descartes的基础理论的(各种)主要发展(变化),丝毫没能超越这个基础理论,而恰恰展开了它形上学的广度,而为十九世纪创造了前提。但是,在笃信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人们眼里,Descartes却有一个致命的把柄被人抓在手里,那就是他那句回荡了几个世纪的名言:“我思故我在”。这句被Descartes当作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出发点的名言,在过去的东欧和现在的中国学界都被认为是极观唯心主义的总代表,而遭到严厉的批判。很多人甚至以“存在必先于意识”、“没有肉体便不能有思想”等为论据,认为Descartes是“本末倒置”、“荒.唐可笑”。我们读书论坛就有一位网友特意为自己起了“我在故我思”的笔名,以示对唯物主义的坚定信念。
笛卡尔的主要科学哲学思想:笛卡尔的哲学开始与科学,他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在天文学上也有很深的造诣。笛卡儿对数学最重要的贡献是创立了解析几何。笛卡儿成功地将当时完全分开的代数和几何学联系到了一起。在他的著作《几何》中,笛卡儿向世人证明,几何问题可以归结成代数问题,也可以通过代数转换来发现、证明几何性质。笛卡儿引入了坐标系以及线段的运算概念。笛卡儿在数学上的成就为后人在微积分上的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后者又是现代数学的重要基石。在物理学方面,笛卡儿也有所建树。他在《屈光学》中首次对折射定律提出了理论论证。他还解释了人的视力失常的原因,并设计了矫正视力的透镜。力学上笛卡儿则发展了伽利略运动相对性的理论,强调了惯性运动的直线性。笛卡儿发现了动量守恒原理。他还发展了宇宙演化论、漩涡说等理论学说,虽然具体理论有许多缺陷,但依然对以后的自然科学家产生了影响。
笛卡尔之思与在。(cogito,“意识”或“语言”)(being,“ 有”或“是”)?“思”外之“在”是否只是“思”为自身所建构的逻辑基础和合理性根据?如果“思”外有“在”,它如何在“思”中显现、如何被言说?如果“思”外无“在”,我们的意识为何能自觉到自身的非自足性而去寻索一个“思”外的存在论基础?如同康德所言人性中潜存着形而上学的本能冲动,言说不可言说者成为哲学的千古悖论。古代哲学撇开其显现方式而直接断言终极实在,笛卡尔则居于二者之中。人们一般认为笛卡尔确立了人类理性而摧毁了上帝的权威。的确,笛卡尔之后的很多西方近现代哲学家只能在自明的意识范围内谈论“在”的问题,但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的副标题是:“展示上帝的存在和人的灵魂与身体的差异”。他在第三、第五沉思中以“上帝”的名号探讨终极之“在”,这种探讨与第一、第二沉思的反独断论相结合,形成了全新的现象学存在之思。当笛卡尔确立了近现代哲学的自明性原则而步入自我学之后,他没有像其后继者一样停留在那里,而是很快跨越了出来。
在此,笛卡尔所走的第一步是把近现代哲学引上自我主体的路向,这一步的任务是清除独断的终极实体和上帝存在的问题。“我一直认为上帝和灵魂这两个问题,应该是借助于哲学的论证而不是神学的论证去阐明的基本问题。”(Descartes,1986,p. 3)如同黑格尔所评说的,怀疑一切是笛卡尔哲学的第一要义。现在让我们追寻一下笛卡尔式的怀疑的思路。笛卡尔按照认识的顺序而怀疑,笛卡尔首先揭示了感官的欺骗性:“有时候塔从远处看是圆形的,而从近处看则是方形的„„我发现外知觉的判断是错误的„„任何我曾经认为在我清醒时所拥有的感性经验,我都同样可以在睡梦中拥有。”(Descartes,1986,p. 53)笛卡尔花了较大的篇幅讨论睡梦的问题。经验实在论认为我们通过感觉经验可以达到客体实在,认为一旦我们感觉了,我们就是感觉到了某种引起我们感觉而又处于感觉之外的对象客体。但我们每个人都在睡梦中感觉过并不具有实在性的东西,尽管在梦中我们坚信其实在性。对梦的思考给东西方哲学大师们以极大的启示。“庄周梦蝶”更是逼近本体论思考:人们皆以为庄周为现实,蝴蝶为梦,庄子反问之,为何不能是蝴蝶为实而庄周为梦?“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还是“蝴蝶之梦为周与”?笛卡尔和庄子一样,也认为从意识的直观性而言,笛卡尔说:“于是我决定把一切曾经进入我的心智的事物都认为并不比我梦中的幻觉更为真实。”而追问“无”,即是言说不可言说者。在逻辑和语言终止之处,维特跟斯坦的“神秘”、海德格尔的“诗”开始进入哲学话题。笛卡尔顺着安瑟伦的思路进入信仰之思而探讨终极的“在”,也就有着逻辑的必然。笛卡尔没有直接强言不可言说的“无”,而是通过描述剖析“有”的非自足性而间接地言说“无”,因此他的终极之思亦是现象学之思。 笛卡尔的哲学思想更让他运用于自然科学之中,然后又相互理解由此及彼。他从逻辑学、几何学和代数学中发现了4条规则:
1. 绝不承认任何事物为真,对于我完全不怀疑的事物才视为真理;
2. 必须将每个问题分成若干个简单的部分来处理;
3. 思想必须从简单到复杂;
4. 我们应该时常进行彻底的检查,确保没有遗漏任何东西。
笛卡儿将这种方法不仅运用在哲学思考上,还运用于几何学,并创立了解析几何。笛卡儿第一步认为怀疑就是出发点,感官知觉的知识是可以被怀疑的不能信任我们的感官,所以他不会说“我看故我在”、“我听故我在”。 从这里他悟出一个道理:我们不能怀疑“我们的怀疑”意指 我们无法怀疑的,是我们正在“怀疑”这件事的“怀疑本身”,只有这样才能肯定我们的“怀疑”。 而当人们觉得理所当然或习以为常,他却感到疑惑,由此他推出了著名的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 笛卡儿将此作为形而上学中最基本的出发点,从这里他得出结论,“我”必定是一个独立于肉体的、在思维的东西。笛卡儿还试图从该出发点证明出上帝的存在。 笛卡儿认为,我们都具有对完美实体的概念,由于我们不可能从不完美的实体上得到完美的概念,因此有一个完美实体――即上帝――必定存在。 从所得到的两点出发,笛卡儿继续推论出既然完美的事物(神)存在,那么我们可以确定之前的恶魔假设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一个完美的事物不可能容许这样的恶魔欺骗人们,因此我们可以确信“这个世界真的存在”,而且数学逻辑都应该是正确的。现实世界中有诸多可以用理性来察觉的特性,既它们的数学特性(如长、宽、高等),当我们的理智能够清楚地认知一件事物时,那么该事物一定不会是虚幻的,必定是如同我们所认知的那样。
虽然笛卡儿证明了真实世界的存在,他认为宇宙中共有2个不同的实体,既思考(心灵)和外在世界(物质),两者本体都来自于上帝,而上帝是独立存在的。他认为,只有人才有灵魂,人是一种二元的存在物,既会思考,也会占空间。而动物只属于物质世界。
笛卡儿强调思想是不可怀疑的这个出发点,对此后的欧洲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思故我在 所产生的争议在于所谓的上帝存在及动物一元论(黑猩猩、章鱼、鹦鹉、海豚、大象 等等都证实有智力),而怀疑的主要思想,确实对研究方面很有贡献。
因为一个完美的事物不可能容许这样的恶魔欺骗人们,因此我们可以确信“这个世界真的存在”,而且数学逻辑都应该是正确的。现实世界中有诸多可以用理性来察觉的特性,既它们的数学特性(如长、宽、高等),当我们的理智能够清楚地认知一件事物时,那么该事物一定不会是虚幻的,必定是如同我们所认知的那样。虽然笛卡儿证明了真实世界的存在,他认为宇宙中共有2个不同的实体,既思考(心灵)和外在世界(物质),两者本体都来自于上帝,而上帝是独立存在的。他认为,只有人才有灵魂,人是一种二元的存在物,既会思考,也会占空间。而动物只属于物质世界。
这种终极存在的观念,不可能来自于外在经验,也不可能来自于自我的创造,因此追寻终极观念的来源,“唯一的可能性选择就是它被天赋在我的心灵中”。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笛卡尔的这段话:“我用‘上帝’这个词来指其观念存在于我心中的那个‘在’,我无法达到这种‘在’所拥有的所有完善性,但却能以某种方式在我的思维中达到它。”
参考文献
罗素《西方哲学史》
刘华《存在哲学》
King,Magda,2001《剑桥名人史》
从古希腊先哲们开始,西方哲学就建立在严密的逻辑分析推理的基础上,这种层层递推的思维必然导致数学的发达,于是毕达格拉斯主义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西方哲学的中流砥柱,西方人思维的特点,逻辑性强、规则性强、进攻性强、思维严密、对自然知识和终极真理的追求有无法遏制的狂热等无一不是由此衍生出来的。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哲学恰恰相反,在漫长的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把儒学、道学、佛学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安静、圆通、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心灵的不断净化,最终达到出于宇宙融于宇宙的境界。冯友兰先生说“中国的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确定性,因为他们想知道的只是自己;同样的,中国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们想征服的是自己的心灵。对他们而言,智慧的内容不是知识,其功能也不在于增加自己的财富。”
简言之,西方哲学的目的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东方哲学的目的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前者必然以不断的发展、不断的扩张、不断的进攻、不断的破坏来达到目的,以无法遏制的欲望作为推动自身发展的唯一动力;后者强调适可而止、物极必反、和谐静谧、天人合一,以知足长乐为座右铭。
古希腊哲学对西方世界最大的影响莫过于留下了逻辑概念,这一点正是我们,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今天所羞愧的,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并没有这个遗产。然而这种严密的逻辑概念又怎样呢?其基础不过是同一率(A是A)、矛盾率(A不是非A)和排中率(A不能既是A又是非A,也不能即不是A又不是非A),这一理论对西方人影响之深以至于他们无法理解“X既是A又是非A”,并且对逻辑的追求也一发不可收。中国哲学里占主导地位的是与西方相反的悖论,即不追求清晰的逻辑关系,对混沌状态的接受程度比较高。西方哲学把重点放在思想上,指望通过不断的逻辑推理找到终极真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呢?究其原因就让我们从东西方哲学的产生条件进行对比: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的阶段,产生的过程也许不是明朗的,相反却有可能是模糊不清的。这就需要去探寻事物产生的源头,从头开始,厘清事物发展的脉络并且试图预期事物的未来发展,哲学也不例外。在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中,古希腊是不能抛开的一个必经环节,古希腊哲学就是西方哲学的源头。西方哲学起源于古希腊,并且经历过古希腊哲学、__哲学、近代哲学、现代哲学等阶段,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哲学所关注的哲学问题也在不断地变化,先后出现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的两次转向,近代西方哲学所探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认识论方面,而现代西方哲学则开始向人本主义转变(当代的哲学特征并不明显,以后现代命名的宽泛的文化更分布在文艺批评、人类学以及一些边缘的问题研究,但仍然处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阶段),尽管在古希腊之后的西方哲学发展不尽相同,但其承继的仍然是古希腊的哲学精神——都表现为对各种现象之后的原因的关注和对确定性的追求;而中国哲学的产生,并不象西方哲学那样可以找到明确的起点,也没有出现类似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试图截然与传统分开或创立新的传统。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哲学是从《易经》开始甚至可以上溯到更早的阴阳五行等观念,而此后中国哲学、科学的发展以及理论依据往往都来自于这些传统观念。纵观整个中国哲学,各种学说的前后相继性很明显,各个学派所讨论的问题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主要都集中在政治伦理方面,即都表现为对人的关怀和规范。
哲学的产生需要一定的自然、社会和经济条件,作为西方哲学初始阶段的古希腊哲学如此,中国哲学也不例外。但是由于古希腊典籍的缺乏,资料不齐全,所流传下来的往往是一些传记学家或者是哲学家的零碎记载形成的残篇,这对于全面了解古希腊哲学家的思想以及中西哲学的对比有很大限制。以下所进行的主要是古希腊哲学和中国哲学的产生之初的条件对比,以此试图揭示中西方哲学在源头之处的不同,从而更好地理解两个哲学的方向和发展,最终达到两者相互的交流和融合:
第一,自然条件:古希腊境内多山,不具备农耕的条件,没有如同多数文明古国那样有丰饶的土地,但是却适合种植果树,其尤为盛产的是葡萄和橄榄,其生产的葡萄酒和橄榄油多数用于对外出口,因此从根本上说,古希腊还是农本经济,而不是一些学者所认为的商品经济。在陆路交通不畅和不具备如同中国那样农耕条件的情况下,古希腊的经济要发展必须利用它的良好的海岸线,大力发展海上贸易,进而才能够通过海上与其他地区交往、交流,互通有无,所以,古希腊在海上贸易过程中形成相对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在与其他地区的经济交往过程中,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文明(例如对亚细亚文明和埃及文明等当时先进文明),学习和汲取它们的文明成果和文化精华,并且对之进行批判、改造和综合,从而形成具有古希腊特色的哲学-科学文化。在自然因素这一条件中,中国的地理环境和古希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因为中国与古希腊的自然条件不同,首先,中国有着广袤而丰腴的土地以及便利的陆路交通,农业比较发达,经济的交流主要通过内陆各个国家(甚至只集中在几个诸侯国)之间的互通有无,而不必也难以(因为尽管中国也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是太平洋在当时的航海条件下是无法跨越的)通过海上贸易交往来实现经济发展。其次,在古代,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同一地域的文化往往具有相似性,例如在中国的周边国家的文化要么没有根本区别(如印度文明),要么是中国文化的“文化卫星国”,虽然在具体表现上有所不同,但在本质上都是面向自身的“内在文化”,这样的外在条件使中国文化的视野被限制在一个类似的传统环境当中,成为一种内向型文化。再次,中国的文化是当时的先进文化,先进文化往往难以接受和认同落后文化,而落后文化却能较好地接受、认同先进文化(如古希腊、日本等),因而,在这种诸多的自然条件影响下,造成古代中国与其他不同的文明交往较少,进而引进其他文明的先进文化也较少,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稳定的和完善的文化结构。这些自然条件使中国哲学的特征表现为一种封闭的自我发展,具有稳定性。
第二,社会条件:由于古希腊自然因素的阻隔使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以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各个城邦被自然而然地隔离开来,这也就有利于各个城邦独立自由发展,多种政体在相对独立的情况下依照城邦的实际情况不同而出现,并且创造了诸多形式的政体,有僭主制、寡头制、贵族制、共和制、民主制、君主制等形式。这种状况“实在得益于这一地区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以及希腊人政治组织能力下的相对割裂的地理环境”。在多样性的环境里能促进相互之间的比较和思考,人们的思想也呈现出多样化,激发人的批判精神和创造能力,也有利于在相互比较中形成新、更正确的认识。另一方面,在一些较为宽松的城邦里形成了古希腊著名的民主制,这种民主制总体上为哲学的产生提供了社会条件,因为在民主制度下,自由思想和相互辩论可以允许合法存在,它允许甚至保护公民自由思想的权利,有利于使一些背离传统的或与时下流行的思想得以产生和发展,甚至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一些权贵常常邀请一些“社会名流”进行聚会、探讨,极大地促进思想的多样性,一部分人试图开辟另一些道路或者对传统进行批判——而不是简单继承,用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在这种自由的环境下,对传统(主要是巫术和神话)采取超越成为可能,由此形成古希腊哲学的新的传统:超越传统。
因此古希腊哲学具有科学精神和不断超越的特点,因此城邦制和民主制为古希腊哲学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社会环境。在中国,虽然较早形成中央集权的国家,有利于经济的迅速发展,但是由巫术、仪式直接继承下来的敬天、祭祖的传统思维,在宗法制度的制约下,产生了以家庭为中心,注重人与人的关系以求得身心内外谐调的价值取向,在大一统的国家内形成具有自身的特点的中国文化,并通过国家权力来强力推行,使思想传统较早形成和比较一致。另一方面,较严厉的思想钳制使思想自由被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尽管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中国哲学的繁荣时期,但是这已经是在传统定型的前提下继承下的发展),能够进行讨论、研究和辩论的空间较小,多数思想家把传统思想当作政治行为、礼仪和道德规范的主要来源,使中国哲学整体朝向伦理(政治)的方向进一步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的观点虽然不尽相同,但是都无法超越传统,都是在传统所限定的范围内展开,他们的学说也试图从古代的传说和古籍中寻求证明,用以支持自己的学说,这也表明了中国哲学对传统的态度并不是采取积极的批判,而是继承和诠释,这种态度被强化成为中国哲学的主流:继承传统。
第三,经济条件: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物质资料日益丰富,使一部分人能够直接脱离物质生产劳动,而从事脑力劳动。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的产生来自于“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务几乎全都获得了以后”因此,在古希腊,探讨政治和哲学在社会经济发展后获得了物质前提,只不过多数人主要思考政治问题,有一部分人则转移了注意力,把对政治体制和政治规范以及对人和社会的关注转向对自然和现象之后的原因的关注,用理性而不是经验去探求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他们惊叹于自然的各种现象的奇妙,“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做成说明”。并试图寻求在各种自然现象后面的非神的、恒定的原因,试图用理论来论证其合理性,注重概念的明晰和逻辑的严密,进而产生古希腊独特的哲学-科学思维方式。但在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应当比古希腊时期更为繁荣,可拥有物质满足前提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如同古希腊那样对自然“惊异”呢?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经验的作用。在中国的各种理论当中,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伦理道德都需要具有可实践性,就是哲学也不例外,因此,中国的古代科学一直具有丰富的实用技术和各种发明创造,但却缺乏科学理论资源;另一方面,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士人阶层)也同样处于物质满足的前提下,但是他们在社会地位上并不是独立的,必须依附于权贵,被权贵豢养,因而需要为权贵的争权夺利斗争服务,因此士人关注的焦点放在政治斗争、权利斗争中,而不是如同古希腊的哲学家那样关注自然等对现实“无用之事”。
相反,在古希腊,哲学家与权贵的关系一般来说是平等的,人格是独立的,甚至有的哲学家本身就是贵族,因此可以自由、自主地进行思考。在中国相对例外的是老子和庄子,他们都不是为贵族服务的士人,他们的哲学思想与古希腊的哲学思想也最为相像,都提出了关于本原(甚至更进一步提出“道”的一般性本原的规定性)的观点和较为丰富的辩证法观点,但他们所形成的道家文化并没有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反而在中国文化关注人事的大方向决定下,道家最后也变成主要地关注人的生存问题,他们虽然也探讨自然,但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个人的自我修养,而不是找到世界的本原,从而形成与古希腊哲学的不同的发展方向,最后成为一种修身养性的宗教。再次,古希腊哲学把自然当作一种认识对象,而中国从原始神话和原始宗教影响下形成的“天人合一”思想传统以及敬天、孝祖的思想对中国哲学的发展起较大影响,其中的是“敬天”的思想尤为重要,“敬”在于相信和畏惧,也就把天当作一个不可怀疑具有神圣地位的东西,至于这个“天”是神还是其他的什么,在中国传统思想看来是不证自明的,没有必要也不用去关心,所以“天”并没有西方神话和宗教那样的神的巨大力量,也不具备事物本原的至上地位,虽然万事万物都是从“天”产生,但是却需要阴阳变化、五行化生才能产生万事万物,因而没有形成如同古希腊哲学那样的绝对性思维方式。总而言之,中国文化在面对自然事物时,总是避开了对自然现象背后原因的关注,更多地落到现实当中,通过经验解决现实当中出现的问题和对人的行为的规范,古希腊哲学重在“是什么?”,而中国哲学则探讨“怎样做?”。
以上所探讨的是中西方哲学的不同思想比较以及中西方哲学在产生之初的条件的相互对比,从中看出中西方哲学在方向上和方法上的巨大差异,但从对比中找出两者的差异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个中西方哲学融合的新的立足点、结合点,从而形成一个坚实的基础,实现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和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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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哲学史上,从古希腊到20世纪的哲学都随其时代的精神境况而产生某种新的哲学主题,西方哲学主题的每一次转变都彰显了当时时代的精神状况。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西方哲学智慧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理想代表针对未来,哲学的思考就是要让人能够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向度中连贯起来,让自己的生命不再只是活在当下那片片断断,刹那生灭的过程中而已。
关键词:西方哲学 科学 生活
这个学期,也就是大三第一学期,我们学习了“西方哲学智慧”这门课程,感觉这门网上授课教学的课程学起来有点麻烦,不过我们还是顺利的完成了课程的学习。本来,我对于学习一门关于西方哲学的课程——“西方哲学智慧”,确实是对此不太敢冒。不过,上了大半学期的课程,感觉这门课程的学习也没想象中那么恐怖。而且视频内容适中,通俗易懂,加上我课下查看书籍,上网搜索资料来辅助学习,使自己更清楚学习内容,渐渐对这门课程产生了兴趣。
在学习“西方哲学智慧”期间,我从对哲学的模糊认识到系统的去了解西方哲学的一个发展历程。关于“西方哲学智慧”的授课视频,带领我在哲学的浩瀚宇宙中畅游了一回。
西方哲学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已经发生过三次重大的转折:从古希腊哲学转向中世纪哲学;从中世纪哲学转向近代西方哲学;从近代西方哲学转向现代西方哲学。
西方哲学来源于古希腊,从泰勒斯到普罗提诺,中间十几个世纪,通过历史的变迁,古希腊文明一去不返,然而其精神永存。尽管原始哲学不太严肃,空洞的想象多而实证的经验少,但古代的哲学家们,几乎对凡人所能触觉到的东西,都提出了大胆的质疑与合理性设想,形成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的唯心主义两大流派。后来的继承者们,或者在此基础上继承和发扬光大,或者提出与两大流派相反的观点,或者喋喋不休地考证与唠唠叨叨地解释,终究跳不出古代哲人们所设计的圆圈,只不过比原始哲学更加完善清晰而已。
____最初是从犹太教发展而来的,由于早期__们坚定的信仰和纯洁的道德以及宽容和忍耐精神,赢得了越来越多的罗马人皈依,最终成为了罗马国教。与希腊哲学不同,中世纪哲学——无论是早期的教父哲学还是后来的经院哲学,从来就没有获得过独立的地位,它所讨论的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基督____本信仰和教义。基督____想是惟有灵魂才能到达伊甸园,基督____质精神是灵肉对立和唯灵主义,因此它在哲学上必然会对应于一种唯心主义观点,即把精神看得比物质更加具有根本性,把作为思维对象的概念世界看得比作为感觉对象的现象世界更加本质和真实。
在这个阶段,中世纪____哲学不再像古希腊哲学那样把眼光头像自然世界和客观存在,而是把灵魂和上帝作为研究的对象。它所追问的核心问题也不再是世界的本源,而是精神的本质——通过对上帝这个绝对精神的追问而深入到具有人—神结构的个体意识的灵魂,深入到一般精神的能动本质,尽管这种意识和一般精神的能动本质是通过唯心主义或唯灵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由于主观精神世界是一个比客观自然世界更加深邃的世界,所以中世纪基督____尽管具有种种扭曲和偏颇的形式,但是他对西方哲学精神向自身内部的神话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构成了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现代西方哲学一般指黑格尔之后至今的西方哲学,自黑格尔之后,出现了唯意志主义、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直觉主义、分析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等新流派,它的特点是新流派众多、思想方式变化深刻、与现代科技与人文众学科的关系密切,与未来哲学的发展息息相关。它们带来了西方哲学两千年来最为深刻的思想方式的变革:反形而上学、反主体主义、向语言的转向等等,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哲学思维。
以史为鉴,才能获得自己真正的成长。在学习“西方哲学智慧”的过程中,虽然我没有弄懂每一个知识点,有时候甚至不知道那些哲学家到底要研究什么,思想里头到底有着怎样的内涵,但是我从中学会了很多东西,懂得了很多道理。当真正用理性思考经验之后,就能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做,知道哪一种人生更为理想,也更适合自己。理想代表针对未来,哲学的思考就是要让人能够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向度中连贯起来,让自己的生命不再只是活在当下那片片断断,刹那生灭的过程中而已。许多人因生活环境从小就在责骂声中长大,形成了气质自卑,甚至认为自己的人生都是黑暗的。然而难道人生就真的只有这短短20、30年就可以决定了吗?人只要还没有进棺材,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要把生命视为一个整体,对任何事情成败得失的判断,都不能只看某一点,而要考量整体生命。只有完整的看待,才能够在面临挫折的时候,很快地重新振作,重新出发,以及在得意的时候知所收敛。人活在世界上,有些问题只是表面的小问题,而有些问题则是属于根本的大问题。生死就是最根本的大问题。除了生死的问题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也属于根本的问题。譬如:人为什么有不一样的命运及不一样的遭遇?为什么有些人做坏事却没有遭受报应?为什么有些人生下来就必须受苦受难?
生活是应该被赋予意义的,而不是物无所值的。一个人既然来到世上,必要创造价值,方能显出它的独特性。没有谁见过一个堕落的,怀着消极的心态的人能活出真正的自我,即使对世界有所贡献,那于自己来说,也是无法救赎自己的。就如叔本华说的:人生就是痛苦和无聊之间的钟摆。我就不喜欢他这种消极的人生态度,照他这样子说,那人生不是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吗?那活着又是为了什么?如果不能洒脱的活着,不如不要存在着,既然选择了存在,就该好好的生存着。哲学里的思想是千奇百怪的,也许我不该排斥别人的观点,但是我始终认为人生是需要积极的态度的,没有人可以永远快乐,但是也不必永远悲哀,我们要用现象学的态度来对待事情,不要老是固定在同一个思维里,没有流动就不会有发展,思想也是如此,随着现象而发展,思想也会变得更加精辟,使人不断得到进步。
学习 “西方哲学智慧”后,真的感受很深,我确实从里面学到了很多知识,特别是一种心灵的感悟。我喜欢哲学,喜欢它带给我全新的感受,喜欢它的深度,喜欢它的不可捉摸,喜欢它字里行间透着的奥妙的气息,我也许读不懂一本哲学书,但是我从中学到的知识,将会使我受用一生。因此,我将会努力把我对哲学研究学习的兴趣延续下去,努力学好哲学这门“各类学科的科学”,为踏入社会增长跟多的知识,准备更多的筹码。
参考文献:罗素《西方哲学史》
经过一个学期的西方哲学智慧的学习,在老师的教导和自己的认识下认识了西方哲学智慧,最近借了几本关于哲学的书籍开始观摩, 通过对书本知识的浅层了解,写下这篇关于形而上学的读后感。 首先,对本书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吧:本书是达米特的代表性著作,它 最为系统地反映了作者哲学思想的全貌。全面阐述了意义,真与反实的论 等问题。从弗雷格的意义理论出发,作者阐发了弗雷格的涵义和指称的概 念,对弗雷格关于涵义与指称区别的论证做了进一步的辩护,批判了真值 条件意义理论,提出了辩护主义的意义理论以及意义理论的显示原则、交 流原则,试图把应用于数学领域的直觉主义逻辑方法推广到日常语言领域, 解决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问题,以奠定其哲学理论的逻辑基础。本书 涉及的哲学理论博大精深,其主要观点大胆而深刻,颇有争议而极具原创 性,是学界公认的一部相当重要的著作,是 20 世纪哲学的真正高水准的成 果之一迈克尔·达米特的《形而上学的逻辑基础》很值和一读:该书是重要的、 大胆的、论战性的,并且非常深入。它的总主题:语言哲学是解决形而上学问题 的途径。
该书取得的形而上学大“收获”不仅仅是对经典逻辑的修正„„它是 20 世纪哲学的真正高水准的标准性著作之一 且不说读了这本书会有什么样的感觉,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何谓:形而上学 吧,形而上学在古典哲学里面是至高无上的,是第一哲学。是研究宇宙自然 的基础。当然一些概念被后来人推翻并完善了,但是它的核心思想却是不 可动摇的,至今起着重要作用。正因为这些观念,许多哲学家把哲学的核 心放在了研究宇宙万物统一的,最普遍最一般的本质或者共相上,认为它 是万物存在的根本根据。所以,这门科学是研究所有科学的基础所在。这 就是形而上学。几千年以来,形而上学的演变史几乎等同与哲学的发展史。 在哲学家看来,如果哲学是人类科学中最美丽的王冠,那形而上学就是王 冠上最美丽的那颗宝石。然而在以黑格尔作为起点的现代哲学开始之后, 西方开始普遍质疑形而上学,开始重新开辟道路,开展对传统的革命,这 是因为对形而上学的错误解读。但是它在哲学史上占据的位置是至高无上 的。
或者科学发展到了另一个地步,它又会重新回到人们研究的中心而得 到进一步的肯定和发展 其实, 虽说略读过本书, 但是对其内容可谓知之甚少, 关于什么语义值、 推理与真的概念及其各种各种关于真的理论,真的太过于抽象化了,在这 片哲学的海洋里,自己甚至连冰山一角都还没有厘清,更不要说会有懵懵 懂懂的感觉了,能够开始有这种懵懵懂懂就表示自己离哲学的脚步不远了, 这里也会为自己提出一个书本上的理论:这样的基本假定似乎合理吗?我 们在这个析取、条件句及全称量词等条件中有诸多的不符之处吧。
虽说没 有打算以后的人生为哲学而活,但是哲学是每时每刻存在着,其实,看完这本书过后,我更想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哲学,学习哲学的意义在哪里?大家都知道,从初中开始,老师就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中国的老子、 孔子、孟子、韩非子等等诸子百家的才能智慧,这些人,可以说都是中国乃至世界哲学史上的先驱。因为古人便知道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等等哲学思想, 这是何等的智慧啊?更有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如: 苏格拉底、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罗泰格拉等等在哲学史上的皇冠级人物,这些人都 可以说是智慧的结晶,尤其是柏拉图针对苏格拉底而说的: “我爱我师,我 尤爱真理” ,这是多么崇高的战斗主义精神,为了真理,且不论正误,至少 是自己在追逐着心中的理念,这是多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啊。
当代的马克 思、恩格斯、列宁等等,都在哲学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创造性伟绩。再看看 我们熟悉的当代中国伟人---毛泽东,将更多的哲学思想用在了为中国的解 放事业上,熟悉地结合了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华民族在他的领导下取得了胜 利;邓小平更是将哲学的思想用在了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
说了这么多关于哲学的杂事,那什么是哲学呢?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如 果你问一百位哲学家,那恐怕至少会得到一百种以上的回答,因为至今关于什么 是哲学这个问题,不同的哲学家都会有各自的答案。据官方资料得到:哲学是 世界观与方法论,是关于世界的本质、发展的根本规律、人的思维与存在 的根本关系的理论体系。 长期以来,人们把哲学等同于形而上学,又把 形而上学等同于玄学。就哲学研究外部世界的本原和一般本质来讲,把哲 学说成形而上学没错,但把哲学说成玄学,就把哲学和科学对立起来。任 何一门学科,只要有明确的可具体界定的可实证的研究对象,能够建立起 完整严密的逻辑体系,都可以成为科学;而有明确的可具体界定的可实证 的研究对象是能够建立完整严密的逻辑体系的前提。科学与玄学相对而言, 哲学的科学化与哲学的玄学化相对而言,哲学的科学化与哲学的形而上学 性质、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定位是对称的——哲学的科学化程度同哲 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地位成正比。“世界观和方法论”本身具备指导性、 实证性与可操作性;当我们说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时,实际上就已经承 认哲学是一门科学。
哲学科学化是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哲学发展观;哲 学发展史,本质上就是在天与人、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关系中, 使哲学逐步科学化的历史。哲学科学化的进程,是天与人、思维与存在、 主体与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哲学科学化的逻辑,是天与人、 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历史关系的浓缩。哲学史 上的各种唯物论、唯心论、二元论、不可知论、证伪主义等流派只不过是 这种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历史过程中的不同环节;而对称哲学,作为对 它们的扬弃、综合、升华,本身就既是哲学科学化的结果,也是哲学科学 化的总结 看完这些,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太深奥了,太空虚了,我只想说, 哲学就是对生活中过去的总结和未来的展望,同时对当前的生活有一个更 加合理的指导吧,这就是我对于哲学的看法。应该多半的人会认为我的观 点是一个谬论吧,其实我个人觉得是很有道理的,让我来做一个简要的解 释吧:过去的总结和未来的展望就相对于上文所说的世界观,对当前的生 活有一个更加合理的指导就相对于上文所说的方法论,虽然言语间没有什么典雅的词汇,但是这样对于我一个还未入门的伪哲学学者来说,是再容易理解不过了。 说了这么多,其实多半是从网上找来的资料罢了,但是通过浏览这本 书过后,我更想说说作为年轻的一代,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哲学,哲学的意 义何在呢?我想,要是学习一个东西没有任何意义的话,不学也罢,自然,哲学的意义是非同一般的。
那么学习哲学有什么意义呢?或者更直白的说学习哲学有什么用呢?其实 这个问题真的让人很难回。在我认为,哲学是一个非常高深的一门学问,因为哲 学是智慧之学。凭借哲学智慧,我们不仅可以在日常事务中深谋远虑,而且能获 得一切事物的知识。一个民族想要更文明,更有教养,非有哲学基础不可。拥有 哲学,好比一个人行路时用自己明亮的眼睛探路,没有哲学相当于在黑暗中摸索 或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黑格尔说:“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哲学,就像一座庙, 其他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哲学在一个民族中的地位 就像是庙里的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所在。所以,有这样一句话:一个有哲学思 想的人,是会创造幸福的人;一个热爱哲学的民族,是世界上最有希望的民族! 看完这本书,其实,并不在于这本书讲了什么,因为对于整个哲学史来说, 这本书不过是九牛一毛、 冰山一角罢了 (虽然这本书有着极其丰厚的学术代表性) 更在于,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世界,怎样去理解哲学,感悟哲学,从而应用到实 际问题中来。 最后,我以一则哲学笑话来结束这篇小论文吧。 古希腊七贤之一的泰勒斯,有一天晚上走在旷野之间,抬头看着满天灿烂 的星斗,却预言第二天下雨。正在这时,他掉进脚下的坑里,差点摔个半死。别 人把他救起来,他说谢谢你救我,你知道吗,明天会下雨啊!于是又有了一个关 于哲学家的笑话——哲学家是只知道天上的事情不知道脚下发生什么事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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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中国化不仅仅是近些年我国人民所追求和向往的,也是一种文化和习俗的自然形成。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西方哲学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内容摘要:一般认为,西方哲学的主要特征是逻辑的、分析的,而中国哲学的主要特征是体验的、综合的。传统的中西方哲学比较研究也是基于这个认识的,但对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应当从中西方哲学智慧,内容以及他们的相同之处进行分析研究。
关键词:(1-3个): 中西方哲学 智慧
哲学可谓博大精深,虽然这个学期已经学习了一个学期的西方哲学,但仍只是略懂皮毛,也可以说是只知道了一些大家都懂得的那些简单的哲学思想,对于那些复杂一点的哲学思想仍然是不理解。现在就我的那一点理解来谈谈对中西方哲学的看法。
中华民族的哲学。它致力于研究世界的本原和古今历史演变的规律,形成了自己独具民族特色的自然观、历史观、伦理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而西方哲学是拥有相同历史传统和统一概念体系的统一的哲学体系。公元前5~3世纪,人类文化史上出现了一大奇观,中西方文明几乎同时达到了一个新高峰。中方哲学以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繁荣为标志,而西方哲学则以古希腊科学文化的昌盛为特征。中西方这一时期的哲学和科学传统对于后来东西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下面将从以下几方面谈谈中西方哲学的异同点。
一、中国哲学的神秘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
泰勒斯是西方自然哲学的开创者,也是第一个用理性的目光审视自然的先哲。他认为自然界的万物总是由某种最基本的东西构成的,它就是世界的基始或本原。泰勒斯对自然的解释是“水是生命的源泉,万物的基始是水”。这个观点为人类认识自然开创了一条可贵的理性认识之路。它引导人们从自然本身去解释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避免了用主观意志或凭个体好恶解释自然带来的任意性和神秘性。虽然古代西方人对构成自然界万物的本原的认识有各不相同的看法,但他们都是通过理性方法来解读自然。其意义在于人类对自然开始有了理性思考,推动了哲学思维和科学理性思维的发展,这对西方后来科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基础意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西方理性主义。
中国的自然哲学创始人是老子。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显然,在老子的道家学说中,“道”是构成万物的本原。老子的“道学”将人们从多元宇宙观发展为一元宇宙观,力图从自然自身解释自然的多变现象,这与泰勒斯是一致的。在老子那里是“道”带来了一个整体的一,即宇宙这个统一的大系统。中国人认识自然的视角,从老子开始就与西方的泰勒斯不同,米利都学派追求的本原是构成万物的分立体;而东方的“道”却是形成整体一的基础,它是抽象的。老子说过:“道,可道,非常道”,“道”的抽象特性,它将引导东方人论“虚”,并乐于思辨玄想,因而缺少微观实证分析的本性。中国的中医理论体系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特色。
由于泰勒斯的本原是构成万物的分立体,因此,它引导的是西方学者对具体事物的结构和形成规律的寻求。东方的中国人接受的是道家学说,它的抽象性和神秘性以及它的整体视角和运动本性,它引导的是东方学者用思辨和玄想及经验观察去对整体性质和物质的运动做出把握。
二、中西方哲学智慧的差异
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是中国智慧发展的坚实基础。东方信仰“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孔孟之道”一统天下,长达五千年之久,这种“伦理精神”和“价值理性”世代相传,沿袭至今,至使东方的科学技术发展,受到极大的阻碍。然而,这却成就了东方的文化发展。西方的智慧是理性的,有两千年的哲学、自然科学发展史,创造了完整的哲学、自然科学的理论体系,有逻辑严谨的数学。西方人把他们的智慧用于对哲学、科学体系的探索与研究,利用他们已有的科技成果发展军事,进行殖民扩张。西方的科学体系推动了全世界的进步,让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西方庞大的、具有系统性和体系化的欧氏理论与中国的认识论和多神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东方智慧以直觉思维为主体,西方智慧以逻辑思维为主体;东方与西方智慧的巨大差异,构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与发展结果。
三、中西方哲学的相通之处 中西方哲学的发展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他们的发展自始至终充满了激烈的斗争。就世界构成“本体”而言,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就认识论而言,是反映论与先验论之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发展了辩证法。唯心主义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成为官方哲学和宗教哲学。
几千年来,唯物主义作为非官方的民间哲学,长期受到压抑,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就方法而言,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争。中西方哲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哲学倾向的贯彻,是为一定的阶级、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
中华传统思维早就了我们发现知识经验,西方思维造就了他们发现就形成了知识。中西方的哲学如果互相借鉴的话,那么西方也就不会有异教徒惨死这样的惨案发生,都尝试着去包容别人就不会觉得别人的信仰是错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自由,我们应该尊重别人的权力。如果我们能够借鉴西方的公理化的思维方式,把我们的发现形成知识,再经过一代代人的完善,那么我们今天就不用去学习别人的知识,说不定现在世界上的大部分的高科技知识都是我们国家的,因为我们国家的科技水平是近三百年才开始落后的,在这之前,我们的水平都处在世界的前列,只是这短短的三百年就造成这样巨大的差别,不得不让我们反省一下。以上的这些有些是个人的想法,也有来自对他人的借鉴,尽管这门课的上课时间很短,但我已经在上这门课的时候感受到西方哲学的魅力并且让我对西方哲学增加了兴趣,希望以后可以更多地接触到西方哲学。
参考文献:
《浅析东西方哲学的分殊点及其影响》 沈佳强
《中西方哲学智慧的比较分析》 张志伟
摘 要:我们通常意义上的西方哲学史都是从其主要内容角度进行梳理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等。然而,其中的两个重要概念的发展,也可以被我们用来看做西方哲学史的概观。从理性与非理性的角度,可以毫不费力地看出几千年西方哲学在神与人的纠葛中所做的努力,并且可以概括为两条发展的路径。
关键词:理性;非理性;神;人
西方哲学史倾注了众多哲学家生生不息的努力,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它很显然是一部发展史,无论是世界观的还是方法论的。但这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理解。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从其中的核心:神与人的纠葛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是两条路径不断发展完善、成就辉煌的过程。
一、从神的世界开始
可以简单地说是自上而下,人一直理性地在非理性物中寻找自己。
人类在最初的探索中,都习惯性地从自身之上去寻找世界及众生的答案,妄图通过神或上帝来解释自身的终极所在。然而,在这一系列努力中,神的形象光辉耀眼,却始终找不到人应有的位置。无论是从民间信仰到口头传送的神谣,还是从《神谱》[1]到《荷马史诗》[2](以下版本皆同),人始终都没有感受到自身的存在,一直在神的世界中徘徊,希望有那么一个万能的神能够给人类带来光明与幸福。
但是,在神的世界中我们看到很浓烈的人的影子,无论是《神谱》还是《荷马史诗》,强烈的神的意志统治下的人与神的纠葛,却无处不将神描写得与人相似,具有人的情感,拥有人的行为方式。可以这么说,在神的光环感召下,那时的人分不清楚到底是神似人,还是人来源于神。
以泰勒斯开始的自然哲学家,开始了摆脱神话世界的步伐,开始从人的自身之外去寻找答案,水、火等任何一种元素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的本原与始基。但思想还是打上了宗教神话的烙印,把人和自然看成是浑然一体的,从自然的角度简单地思考人。而他们对自然的重视更是给了自然一个神一般的世界。
普罗泰戈拉似乎开始了对人的真正关注。但他是在自然哲学家的基础之上的(自然哲学家开始的对人生存的地球与宇宙的思考,试图在视野上摆脱神的世界回到人间;但这个人间并不是人的共同体、社会或者生活环境,而是人的整个的生存环境,是与神或上帝共同生活的大环境)。他在神的世界发现了人,发现人对世界的价值所在——人是万物的尺度,存在时万物存在,不存在时万物不存在 [3]。但他的“人”却不是人类的人,是相对的人,是神衍生的人,是具有一定局限的人。我们依旧不知道自己在宇宙之中的位置。
苏格拉底知道了。他认识到人是人类之中的人,对于人类的主要论述的是人与人构成的社会规范的个体体认之上。相对人性而言,神性,只是个别的超越与升华,是个别在某些极妙的场合与神性的交合实现了跨越意义上的体认,他不属于我们,虽然他在我们之中。柏拉图发现了在人之中的神性世界“理念”,而在柏拉图的具体实践中,发现自己的理念无法与现实的人的世界达到完全契合,只留下“苏格拉底说:或许天上建有它的一个原型,让凡是希望看见它的人能看到自己在那里定居下来……”[4]的感叹。
可以这么说,苏格拉底之下的哲学家,就沿着这一条路不停地探索,努力地在人类的自身及人类社会共同体中找到解释整个宇宙的力量。而这个力量是理想化的,具有一定神性,这一切的事实不过是人类理性的力量诉诸非理性的武器去实现人的价值与意义的发现。然而,无论是道德规范的力量,还是政治体制的约束等,人类在于理性世界付出的努力,始终抵不过非理性的特例的极微侵蚀,因为这都是人类的体认,在非理性的机体上发微的。于是,在这样的困境中,人们依然想到神,在人的世界仍然有神的影子。
难怪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世界里,理性的力量再强大,科学的手段再高明,始终的人还是神的俘虏。并且其希望仍是个别人的个体超越从而感召群体,从而唤醒所有人的神性光辉,共筑人的神性世界。正是在这样的努力中,人类最终的恶果就是中世纪的对人的全面否定,只有完完全全地臣服于耶稣基督这个人格神的脚下,才能得到救赎。
最终的在基督的世界中完全地实现了这一条道路的完善,在从上到下的过程中发现人。在自然神与自然的神一般的世界畅游无果之后,才找到了这样一个人格神,在人类之间树立一个神的形象,从而使人得以神的子弟的身份出现。而这一切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文艺复兴这一强调人的非理性的运动所取代。
在神的世界下降到人的世界,一个伟大的理性光辉照耀大地,看似伟大的飞跃,实则是理性的畅想,却没有理性的基础,继而使神性失去了它的力量,这样的发展就走到了尽头。继之又起的另一条路径,则是在人的非理性的层面之上的崛起。当人们发现在非理性之中的神并不能给我们什么之后,开始了在非理性的基础之上进行理性的升华。于是,第二条路便从感觉与经验开始,进行理性的体验之旅。
二、在人的世界着眼
也可以说是自下而上,在人的感觉与经验中寻找神一般的理性力量。
人的复兴是基于对罗马帝国物欲横流的体验开始的。罗马的穷奢极欲将人的感受性发挥到了极致,但苦于当时仍受神的思想的奴役,没有出现思想。苦于这么说,第二条路径最早的意识应该是在柏拉图的“感觉”中。当中世纪的宗教救赎在于自我的选择;当库萨说,人与上帝一样具有创造力;当布鲁诺深入事物内部探索开始,人类的感觉萌芽了。人类在天地万物中发现了自身的感觉与经验才是人类的基础。
于是,以罗吉尔·培根为始的英国经验论出现,则是开启了人的经验之旅,开始了将研究的角度确实地放在人的角度,人的非理性意识开始了理论之战。而在培根对经验的发现中,重点的是现代科技繁华的伏笔,对人的研究需要的是人类社会的各种手段——科技;而对于人在神的世界中,在于理性的框架之下,思维才是阵地与武器。
接着,霍布斯呐喊了“一切知识来源于感觉”,经验开始了系统的旅程。而与之同时的大陆唯理论始终抓住神不放手,妄图有朝一日人类群体的“神性”全部体认了,他们就仍然有复兴之日。
在理性与非理性的战斗中,康德似乎在重解,似乎在重构。在他的哲学中,他努力的去寻找人类之中的上帝属性,却真实的发现了人。因为只有在人的世界中,上帝才有他的意义可言。于是,上帝死了,其实人也死了。
这时,黑格尔出现了,他开始的对理性与非理性的界定,最终实现了人的完全发现——在人的世界中去塑造人的完全意义上的神(可以说是经验论发现了人,但却是黑格尔在几千年以来哲学对于人性与神性的纠葛中,发现了人的不确定与确定的秉性所在——即非理性与理性,这样的人类才有了升华与超越的可能,从而最终实现了人的完全发现)。在其后的一二百年时间里,在理性与非理性的斗争中,马克思实现了其人类共同体意义上的发展,实现了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意义的解释,建构了人类共同体的高峰体验。然而,费尔巴哈发微的在人的个体意义上的对理性与非理性的解释中,却是始终继续着。由此升起的个体意义上的努力,包括叔本华、尼采等开始的现代哲学的发展,却是不管在人的非理性研究途径及研究方法上都实现了空前的繁荣。
至此,人类的理性与非理性之战依旧继续着,然而作为西方哲学的第二条路径已经形成;人类继续着在人的世界通过上升的方法找到人的完全意义上的神。
三、两条路径的联想
但这两条路径的发展中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平行的,不光两者交融,而且还有第三种努力,可以说是两者交合的产物,即从巴门尼德的存在论开始的哲学无人称化努力,妄图在人的努力之下去实现对无人称哲学的发现。然而,最终存在主义哲学的形成,这样的努力依旧呈现的是模糊的无人称化,纠葛在人于非人称之间。
人类的努力是积极的,愿望是美好的,然而现实告诉我们,这条路似乎没有了尽头,也没有了方向。从雅斯贝尔斯到海德格尔再到萨特,这一系列的努力并没有给出一条明确的道路,只是在哲学又多了一个角度、一种眼光给我们看世界而已。
于是,当我们静静地思考的时候,在这两条路径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两条路。而这两条路其实一直是伴随着神与人共同发展的。
1.同一。既然人类习惯于在人与神的世界中纠葛,那么就实现其真正意义上的同一,不是下降的,也不是上升的,是规律的单一,其宗旨是既非理性又非非理性的同一。然而,实现这样的统一的研究方法与途径又是什么呢?也许这根本就不是哲学该做的努力。但是,摆脱了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哲学还是哲学吗?
2.分立。完全意义上的分立,即我们人类与我们生存的时空,有意识的也好,无意识的也罢,是完完全全的分立的。之所以出现的纠葛,是第三者的存在才能发生的。于是就会套用我们习惯性的表达方式:三元论。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是”是因为它们之间发生了关系,“不是”是因为它们也可以特立独行;并不存在一元论与二元论的矛盾纠葛。但是最大的疑问则是,基于人类现在理性与非理性共存的现实,怎样去实现其分离、分立,这样的分离、分立有探索及发展的价值与意义所在吗?
于是,我们可以这样概括总结,本真的哲学路径是由其研究对象或者内涵决定的。我们如果想在哲学上去实现突破,那么首先需要从对象或者内涵着手。但是,基于现实的人类的特性的处之上,最终的哲学突破事实上在人类自身。
参考文献:
[1] 赫西俄德.工作时日 神谱[M].张竹明,蒋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2] 荷马.荷马史诗[M].罗念生,王焕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3] 张志伟.西方哲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67.
[4] 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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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作为近代哲学的最高问题,经历了由康德的二元对立进入抽象的同一,再过到黑格尔绝对唯心论基础上思辩的对立统一。黑格尔在驳斥康德不可知论的基础上,继承并发发展了谢林的哲学思想,从而创立了其思维与存在同一于“绝对理念”的学说。在他看来,思维是存在的本质,一个事物的存在只有符合思维才具有实在性;思维不断在存在中实现自己,使存在同自 己相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批判地吸收其合理的思想,科学地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以期取得新的进展。
关键词: 黑格尔 绝对理念 思维与存在 同一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其中的“思维与存在同一”问题,在西方哲学上经历了漫长的思索、争论,逐渐从模糊到明确,从抽象从具体,到了近代则采取了自觉的形式突显出来,发展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最高问题。它经历了由康德的二元对立进入抽象的同一,再过到黑格尔绝对唯心论基础上思辩的对立统一。
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同一,是黑格尔整个思辨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他的全部哲学基本的和首要的命题。从社会政治根源上说,他之所以研究这个问题并形成其内容丰富的理论,一方面,在于近代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揭示了思想可以构筑起存在,思维能够实现自身的道理,是黑格尔站在德国资产阶级立场上对法国革命所作的新的哲学概括;另一方面,在于德国资产阶级的日益成熟和变革现实的信心不断增强,相对于康德时代有着将近质的飞跃。从理论上说,则是从康德的“理念”学说出发,是自康德古典哲学革命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本文主要从理论上来论述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
一、黑格尔前的德国古典哲学家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
在近代哲学中,思维与存在的对立在一开始就被明显的亮出,两者在斗争的过程中逐渐趋向于同一。
康德原则上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否认思维把握客观存在本来面目的可能性。他一方面肯定在我们之外存在着刺激我们感官的客体,即“自在之物”;另一方面,他又断言客观存在的事物——“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是超验的、彼岸的东西,认识所能达到的只是“自在之物”刺激我们感官而产生的感觉表象,即所谓“现象”。这样一来,在康德面前就存在两个世界:一个是可以认识的此岸的“现象”世界,另一个是不可认识的彼岸的“自在之物”世界。可见,康德本质上是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否认思维能够把握客观存在的本来面目,否认世界的可知性。但在这里,他第一个把主体能动性思想等一系列辩证法因素引入到解决思维与存在的问题中来,为以后德国古典哲学家特别是黑格尔在解决思维与存在同一问题上提供了启发。
由于康德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以二元对立的形式典型地表现出来,使他之后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一下子就可以抓住中心问题。继康德之后的费希特,认识到康德哲学导致思维与存在分裂的关键在于肯定一个不可知的“自在之物”的存在,于是他取消了康德的“自在之物”,竭力发挥了康德的主观唯心主义中的“主观感觉”,构造出一个“自我”,作为本体,认为康德的“自在之物”是“自我”的产物,他称之为“非我”,并构造了以下三个命题:1、自我设定自身(正题);2、自我设定非我(反题);3、自我设定自身和非我(合题)。“自我”就是作为这样一种能动的活动,按照正、反、合的规律,实现了他的思维与存在同一。就这样,他把认识和实践同一为个别思维主体,即“自我”的能动的设定行动,思维与存在在自我意识内部达到了同一,比起康德哲学则进了一层。
谢林反对费希特把“自我”看成是至高无上的,认为要使“自我”和“非我”的同一,就必须有一个凌驾于二者之上,既非主体又非客体的东西,他称之为“绝对”。“绝对”是产生一切有限事物(物质和精神)的本原,并且是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必然同一的根据。“自我”和“非我”都产生于“绝对”。“绝对”是思维与存在的“无差别的同一”,是一种不自觉的精神力量。他站在客观唯心主义的立场上,认为只要肯定有一个在思维之外独立存在着的客观的东西,我们就不能对它有所认识,而要认识客观存在,就必须把思维与存在看成是“无差别的同一”,即单纯的等同,思维与存在溶合为一,没有差别。谢林就这样试图在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来构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二、黑格尔论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
黑格尔驳斥了康德的不可知论,继承了谢林在“绝对”的基础上实现了思维与存在统一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但是不同意谢林所谓的“无差别的同一”。他在吸收谢林的客观唯心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把辩证法用于思维与存在同一论,论证了“绝对”是对立的统一,是矛盾发展的过程,从而在客观唯心主义的范围内系统地论证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
黑格尔强调:哲学不应只作为“应当”哲学,它更重要的是要作为一种“应为”哲学。所以他极力反对康德在认识之外确立一个“自在之物”。他认为,康德哲学里的知识只是对于“现象”的知识,而关于“物自体”的知识是不可知的,这就割裂了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其实质是一种不可知论。而对于谢林的“无差别同一”,则认为忽略了思维的主体的能动性,没有了解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是一个矛盾发展的过程,而不是一次就可达到的无差别的同一。于是,他在“绝对理念”的基础上,肯定地回答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在黑格尔哲学里,“绝对理念”是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是“实体”,同时又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能动的创造性的认识主体。他从其唯心论的人本主义出发,坚信人类理性的力量,主张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但要强调的是,黑格尔所说的“思维”, 不仅指的是人们头脑中的思想,而且主要指的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之外的某种“客观思想”,亦即“绝对理念”,人脑中的思想不过是“绝对理念”发展的高级阶段而已。 至于黑格尔所说的“存在”,也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存在”,而是“客观思想”。黑格尔是根本不承认物质的存在的。按黑格尔的的看法,一切事物(存在)都不过是“绝对理念”(思维)的异化物,是“绝对理念”的外壳或皮囊,而“绝对理念”则是万物的内在根据和核心。
总的说来,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学说,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①存在即思维,没有思维以外的客观存在。②思维是存在的本质、灵魂;存在是思维的外化、躯壳,二者可以相互转化,并把实践引入到解决思维与存在同一问题中来。③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是一个矛盾发展的辩证的过程。
下面就从这三个方面来具体阐述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于“绝对理念”的学说。
⑴存在即思维,没有思维以外的客观存在。这是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之所以能达到同一的一个基本前提。
黑格尔吸收了谢林关于思维与存在等同的思想,把它作为自己哲学的一个成分,认为存在即思维,客体即主体,没有思维以外的客观存在。黑格尔说:“照我看来,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他明确否认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从根本上否认事物的客观存在。他说:“唯物论认为物质的本身是真实的客观的东西。但物质本身是一个抽象的东西,物质之为物质是无法知觉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没有物质这个东西。”[1]在黑格尔看来,关于事物是否可知的问题,只能有两种看法:要么主张事物在思维之外独立存在,而这就是不可知论;要么主张事物的可知性,而这就意味着存在即思维。此外的看法是不可想象的。正据于此,黑格尔就取消了康德哲学里“自在之物”的独立存在,认为一切事物(存在)都不过是“绝对理念”(思维)的异化物,是“绝对理念”的外壳或皮囊,而“绝对理念”则是万物的内在根据和核心。这样,存在就是思维了。
⑵思维是存在的本质、灵魂;存在是思维的外化、躯壳,二者可以相互转化。而要把握一个对象,就是意识着这个对象的概念。并把实践引入到解决思维与存在同一问题中来。
黑格尔在肯定了一切事物都是思维的根本前提下,又将事物区分为思维与存在两个方面。他一方面主张存在即思维,没有思维以外的客观存在的同时;另一方面又明确反对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看成是无差别的同一、单纯的等同。黑格尔认为,谢林所认为的“绝对”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这话诚然不错,但是承认思维与存在的绝对同一,那就不免于片面。其实在“绝对”里,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不仅是同一的,而且又是有区别的。
黑格尔认为,一切事物都是思维与存在两个方面的统一:思维是存在的本质,存在是思维的内容。黑格尔说:“一切真实的事物,就它们之为真理而言,即是理念。”而理念是“概念和客观性的绝对统一”。而这两方面又不是平等并列的:思维是存在的创造主,存在是思维的外在化。黑格尔说: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里,“思维统摄了存在,主观性统摄了客观性。”[2]由于思维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所以思维与存在二者不是僵硬地对立着的:思维一方面可以通过“外在化”的作用产生自己的对象——存在;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克服自己和对象间的对立,使之成为己有,即“同化”,也就是使存在或对象为自己所占有。就这样,由“外在化”和“同化”这两个方面的作用,构成了思维与存在同一的发展过程。
在这里,黑格尔把实践引入到认识论中来论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在黑格尔看来,康德哲学老是停留在“应当”上,未免太软弱了,理念必然不会停留在主观性里,而是要扬弃它的主观性并表现自身为客观的东西。而理念要使客观世界同自己相符合、相一致,需要一个中介,那就是“实践”。[3]他指出:“活动和劳动,这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中介”,“每一个行为都要扬弃一个观念(主观的东西)而把它转变为客观的东西”。只有实践、行动是沟通主体和客体的桥梁,是使思维转化为存在,使存在符合思维,实现思维和存在的同一的一个必要环节。
⑶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是一个矛盾发展的辩证的过程。
黑格尔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不是谢林无差别的“绝对同一”,也不是一次就可以达到的同一。在他看来,任何一个具体事物的存在总是暂时的、相对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是一个矛盾发展、相互转化的过程,是思维在存在中不断实现自己,使存在不断符合自己的过程,是由“自在”到“自为”,由有限到无限,由相对到绝对,由直观的多样性到多样性的统一,由表面的现象到深刻的实质的过程。总之,是思维把握存在、占有存在的过程,是“绝对理念”在思维与存在的这种矛盾进展中,在事物新陈代谢的发展中不断实现自己,使事物逐步同它的概念相符合,达到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的过程。黑格尔与其他近代哲学家相比较,在对解决思维与存在问题颇具特色之处就是把其系统的辩证法作为方法论应用于解决“思维与存在同一”问题当中。
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过程,大体上是一个由存在到思维、由客观到主观的纯概念转化、发展的过程。思维与存在并不是两个根本不同、截然分开的东西,而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发展阶段:由存在到思维是一个由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自在”阶段到“自为”阶段的发展。[4]黑格尔写道:“它(指世界)的是如此与它的应如此是相符合的。[5]但这种存在与应当的符合,却并不是死板的、没有发展过程的。”按照黑格尔的观点,既然思维是存在的本质,那么一个事物只有符合蕴藏在其中的思维才具有真实性。然而,由“绝对理念”派生出来的各个具体事物,都是受一定的条件限制的“有限事物”,它们只是“绝对理念”发展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或阶段。因此,对于任何一个具体事物来说,它们都不可能完全同它的概念相符合,就是说其中必定存在着既符合但又不完全符合的矛盾。任何一个具体事物都由于其内在的思维和存在的矛盾而运动、变化和发展,并最终归于灭亡,为另一个更符合于概念、理念发展要求的具体事物所代替。任何一个事物的存在总是暂时的、相对的,而“绝对理念”则在思维和存在的这种矛盾进展中,在事物的新陈代谢的发展中不断实现自己,使事物逐步同它的概念相符合,使思维与存在同一。
在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里,最基本的一个内容是他引以为荣的一个命题:“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由于在黑格尔看来,世界上的各种具体事物都不过是“绝对理念”的“外壳”或“皮囊”,是“绝对理念”发展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或阶段,所以他认为:一切曾经是现实的东西的东西,都必定要转化为不现实的东西;而一切符合“绝对理念”发展要求的东西,不管它同现存的一切怎样抵触,也必将变成为现实的。唯有“绝对理念”是永恒的生命,一切有限事物皆不免于毁灭。可见,在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里,思维与存在就似空间里两条渐近线,彼此不断无限接近,但又永不相交。
总之,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概括起来就是:思维是存在的本质,一个事物的存在只有符合思维才具有实在性;思维不断在存在中实现自己,使存在同自己相符合;思维与存在同一于“绝对理念”当中。
三、评价
黑格尔在论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基本观点的过程中,构造了一个“绝对理念”自己认识自己,自己实现自己、不断走向思维与存在同一的哲学体系。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一个客观唯心主义体系,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的认识的发展完全被归结为“绝对理念”神秘地自行实现、自己认识的过程。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既有其积极合理的一面,又有它非科学的一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批判地吸收其合理的思想,科学地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取得新的进展。
⑴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一方面走出了在他以前的西方哲学家的思存对立和割断现象与本质、各走极端或绝对同一,走向了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同一,有利于我们科学地了解辩证唯物主义的对象及其思维方式;另一方面,黑格尔反对唯物主义,抵制外在的世界受限制认识的自由,规定思维能够认识的内容,一开始就是思想内容,思维得到了自由。[5]思维不但不受制于实在,而且还能创造实在。黑格尔在事物是否可知的问题上的第二种看法,即主张“存在即思维”的观点,是十分荒谬的。马克思对此尖锐地指出:“黑格尔陷入了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并且,黑格尔的“思维”、“存在”并不就是辩证唯物主义里的“思维”、“存在”。 这样,黑格尔的本体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本体论,它没有承认现实的感性事物对思维的制约作用,只听任思维凌驾一切;它认识论里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从根本上看,只呈现一种现象,只是在精神中消解思维与存在自身的对立,映射出了思维(意识)与存在的一体,并没有真正达到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同一。他的“思存同一论”是置于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的,虽进一步发展了可知论,驳斥了不可知论, 但终决定了他的同一论并非科学的同一论。
⑵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强调理性活动的积极性、能动性,批判了旧形而上学认识论、反映论的被动、消极、直观性,揭示了认识发展的过程性、发展性、辩证性,并企图去揭露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对人类认识发展史作出了重在的贡献;但他把人类作为有限的认识主体,这个主体是由“绝对理念”分化出来的主体理念,是“绝对理念”借以实现自我认识的一个工具,人类的思维也不过是“绝对理念”的高级发展形式,只有“绝对理念”作为唯一的实体是一直存在着的,并在人类历史活动进程中,以人类自觉思维为起点,一步步认识并达到这一精神实体,且使其更为成熟。黑格尔的错误在于,他只是透过了存在(实体),看到了存在的存在(绝对理念),于是一味赞美存在的存在而忘却了存在。于是,当黑格尔在强调理性作用的同时,就错误地贬损了人类在认识中的主体地位,以理念主体湮灭了人类主体, 理性吞噬了人性,使人类的能动性在理性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这是极端的的错误,乃至后来的一些哲学家如叔本华,尼采,在批判黑格尔这种理性压抑人性的错误时,走上了另一个极端——非理性、反理性主义的哲学道路。
此外,黑格尔在论证思维与存在二者可以相互转化时,做了一件哲学上划时代的大事:把“实践”作为思维与存在转化的必要中介引入到认识论中来论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一思想无疑是深刻的,启发了马克思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论证了思维与存在同一于实践。
综上所述, 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虽然有其不合理的一面,但也存在很多思想的闪光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批判地吸收其合理的思想,科学地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以期在新的历史时期下取得新的进展。 参考文献:
[1] 张志伟. 《西方哲学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2002
[2] 黑格尔. 《费希特和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赵敦华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第一版
[3] 赵敦华. 《西方哲学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5月第一版
[4] 罗素. 《西方哲学史》 何兆武、李约瑟译 商务印书馆 1963年9月第一版
[5] 张传有. 《西方社会思想的历史进程》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年4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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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历来被认为是欧洲文明的摇篮,是欧洲乃至西方哲学的故乡。古希腊哲学的最早流派米利都学派约产生于公元前7或前6世纪,在此之前,古希腊哲学也有一个漫长的孕育时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古希腊哲学的前提是古希腊神话。古希腊神话包括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两部分。在最古老的神话中,讲到了天地的开辟、众神的诞生、人类的起源等。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西方哲学根本传统的一种阐明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西方哲学根本传统的一种阐明全文如下:
关键词:西方哲学;存在;思维;语言
摘要:西方哲学的全部历史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标准的三段式关系推理:因为思维是存在之家(古代哲学),语言是思维之家(近代哲学),所以语言是存在之家(现代哲学)。当今西方哲学的困惑是:什么是语言之家?
The Linguistic Prison Cell:
A Clarification for the Fundamental Tradition of West Philosophy
Key words:West philosophy, Beings, thoughts, language, home
Abstract:The whole history of West philosophy could be summed up as such a standard syllogism of relation inference: because thoughts is Beings’ home (ancient philosophy) and language is thoughts’ home (modern philosophy), so language is Beings’ home (the present philosophy). Now the puzzle of West philosophy is what language’s home is?
西方哲学历经诸多变迁,却有一个“吾道一以贯之”的根本传统存在着,以至直到今天的哲学家,仍然不能超越它。在我看来,对西方哲学从古至今的这个根本传统,可以用海德格尔的一句名言来概括:“语言是存在之家。”这似乎是老生常谈了,但是据我的研究,这句话蕴涵着这样一个推论:因为思维是存在之家,语言又是思维之家,所以语言便是存在之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逻辑推论的过程,正好反映出了西方哲学全部历史的过程。如果说古代存在论哲学意在说明“存在如何”(命题z),近代认识论哲学意在说明“思维如何”(命题y),那么现代语言哲学就意在说明“语言如何”(命题x)。于是,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形式推理:
{(x→y)(y→z)}→(x→z)
其中:①(y→z)意味着:没有思维的存在就没有存在的存在。这就是古代存在论哲学的结果“思维是存在之家”。②(x→y)意味着:没有语言的存在就没有思维的存在。这就是近代认识论哲学的结果“语言是思维之家”。③(x→z)意味着:没有语言的存在就没有存在的存在。这就是现代语言哲学的结果“语言是存在之家”。
仿照贝克莱“存在即被感知”的说法,可以说,西方传统哲学的一个最根本的传统是:存在即被思维。现代发生了所谓“语言学转向”以后,此说法又演变为:存在即被陈述。这个传统是早在“前苏格拉底”时代就已成型了的,而直到今天,例如海德格尔哲学,也未能超脱。海德格尔终身试图超越西方哲学传统,结果仍然像孙行者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
西方古代哲学确实基本上是一种“本体论”哲学,它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存在之为存在”如何的问题。但不论就其思路、还是就其结果来看,古代哲学本质上都是理性主义、逻辑主义的。这里所谓“理性主义”或者“逻辑主义”不仅是在认识论意义上说的,而且是在存在论意义上说的,就是以思维代存在、以“能知”代“所知”,以世界的逻辑构造代世界的实在构造。总起来说就是理性压倒一切,以至“这种理性至上的秩序统治了西方文化近两千年。”[1]关于这个传统,雅斯贝尔斯曾指出:“西方人始终运用了三大原则。第一大原则是坚定的理性主义。”[2]
人们通常以为这个传统是柏拉图开创的,其实,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Logos)学说就已经是这种理性主义的张本了。我们知道,Logos这个词同时具有三种意义:自然之道(laws),逻辑理性思维(logic),言说(dialogue)。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正是如此,它既是自然本身的“道”、客观规律;又是思维的“道”、理性、理念;同时也是语言、言说。可见这是以“能知”代“所知”的滥觞。一方面,此“逻各斯”不是感性的、经验的,而是理性的、思维的。感性的“眼睛和耳朵对于人们是坏的见证”;“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智慧只在于一件事,就是认识那善于驾驭一切的思想”[3],这就是“逻各斯”。另外一方面,“思想是最大的优点;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4]作为自然之道的“逻各斯”(海德格尔所谓“大道”Ereignis)本质上乃是“驾驭一切的思想”,而“自然的话”就是“逻各斯”自己的陈述(犹如海德格尔所谓“道说”Sage)。这就是赫拉克利特的核心观念。其实,此前的毕达哥拉斯的“数”,实质上已经是一种“逻各斯”,因为在他看来:“万物的本原是一”,而“1”就是理性。[5]他与赫拉克利特的分歧仅仅在于:“逻各斯”表现为“斗争”还是“和谐”。
巴门尼德首次提出了西方形而上学的根本范畴“存在”(古希腊文on,英文being)问题,同时也就进一步确定了西方哲学理性主义的以思维言说代存在的思路。他的名言是:“存在者存在着,不存在者不存在。”[6]此话原文:Estineinai,oukestinmeeinai(英文Beingsis,non-beingsisnot)。其中einai一词乃是系动词“存在”即“是”(英文is),其动词原形是eimi(英文tobe),动名词形式是on(英文being),而estin是其名词用法(英文Beings)。einai这个词有两层意思:一是陈述性,属于对象性语言的用法,表示世界的本体;二是断定性,属于元语言的用法,表示判断。所以,巴门尼德那句名言的意思就是:“存在者是,不存在者不是”;实际意思则是:“存在的东西可由‘是’表述,不存在的东西不可由‘是’表述”。这里的“由‘是’表述”亦即被人断定,因而就是思维的事情。对此,我们从巴门尼德的另外一句话可以看得更加清楚:“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一的。”[7]仅进目前所知的材料来看,这句话是西方哲学根本传统的最早宣言,实在不可轻轻看过。于是,用思维、理性、语言、表述来代替客观存在本身,就成为了古希腊哲学的一个根本特征。
这个特征通过雅典哲学传承下来,成为西方哲学的基本传统,它甚至也为我们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所谓“语言学转向”提供了一把钥匙。当初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辩证法”,就是这种传统的“发扬光大”:寻求客观的真理不是通过实际的考察,而是通过理性思维的逻辑推论、语言的论辩。亚里士多德曾指出:“有两样东西完全可以归功于苏格拉底,这就是归纳论证和一般定义。这两样东西都是科学的出发点。”[8]但是苏格拉底的归纳决非后来培根那样的经验主义的归纳,而是理性主义的归纳,即不是从观察出发的。苏格拉底由此把一切归结于理性思维、知识。例如他的一句名言是:“美德就是知识。”意思是说:具有善的美德,其实就是具有关于“善”的概念的知识;所谓“不道德”,只是“无知”的同义语。这算是西方式的“知行合一”了。
柏拉图的“理念论”更是典型的理性主义,这是人所共知的。他不仅是苏格拉底的高足(流传下来的柏拉图的“对话”著作,正是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形式),还深入钻研过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他还继承了巴门尼德的“存在”观念及其唯理主义。“理念”范畴不仅直接来自苏格拉底的“概念”,而且正是他所理解的作为实在的“存在”本身。“理念”(idea)具有三点重要含义:一是思想、概念,二是实体、本体,三是理想、典范。在他看来,不是理念来自经验事实的归纳,而是经验事实之存在是由于“分有”了理念;而所谓认识,不过是“回忆”理念——先验理性。总之,作为“真实世界”的理念世界,是最实在的存在。这正好是以思想代存在的典型。黑格尔评论道:“柏拉图的研究完全集中在纯粹思想里,对纯粹思想本身的考察他就叫辩证法。”[9](而这也正是后来黑格尔自己的思路。)在柏拉图的观念里,这种“纯粹思想”也就是纯粹的存在本身。
亚里士多德创立了谓词逻辑(对此,我们下文将有讨论),而斯多亚学派则创立了命题逻辑。该派同时兼具有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倾向,总的是理性主义的哲学。他们认为宇宙的本性是理性,人的本性也是理性;他们要人“断激情”、“不动心”。他们赞赏赫拉克利特的“火”亦即“逻各斯”,称之为“普遍的理性”,实即上帝意志的体现,由此而得出了决定论和宿命论的结论:“服从神灵……因为一切事变是为最完满的智慧所统治着的。”[10]换句话说,实际世界的变化只不过是某种“智慧”实即逻辑思维的“事变”。形式逻辑在西方的发达不是偶然的,它是古希腊哲学思路的必然结果。而其极至则是:逻辑既是思维的架构,因而也是存在本身的架构。
饶有趣味的是,中世纪____神学家都是“合乎理性”或者叫做“合乎逻辑”地推出上帝的存在的。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争论,犹如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争论,换句话说,都是在理性主义传统范围内的争论。尽管他们强调信仰高于理性,但这与后来的理性主义最终不得不依赖于直觉的信念并没有什么实质区别。安瑟伦虽然承认“我决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11],但他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在逻辑思维上确实无懈可击。阿伯拉尔则是主张“理解后再信仰”的,他那种通过逻辑方法寻求真理的主张恰恰更是理性主义的东西。后来托马斯·阿奎那则更尊崇理性,也就是他,利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来提出了关于上帝存在的“五大论证”,进一步表明了逻辑理性可以很好地为宗教信仰服务。经过这种论证,作为最高存在者的上帝就存在于逻辑思维之中了;而同时,上帝本身作为一切存在的本体,其实就是最高的智慧,亦即理性本身。
近代哲学是认识论哲学,其关键问题是思维问题。这里,恩格斯的话仍然绝对适用:对于西方哲学来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2]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语言问题在此时也受到了高度重视。对语言的关注决不是“语言学转向”以后的事情,事实上在近代、甚至在古代哲学中,语言问题始终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西方近代哲学既关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同时也关注思维与语言的关系问题。
欧洲“文艺复兴”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古希腊理性主义传统的复兴,但他们却没有后来的理性主义那样偏狭。一般来说,他们是兼顾理智与自由意志的。例如,但丁主张:“首先能实行思想,以辨别是非,其次则能将其所认定之是非悬为目的,而以行动达此目的。简单说,就是先思而后行。”[13]不过,我们似乎也不难从中读出一种思维优先的理性主义味道来。大致讲,理性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时代潮流。
近代理性主义的最大代表是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兹。笛卡儿试图对所有知识进行一次“理性”的、实即演绎逻辑的清理,因而第一步工作就是寻求整个推理体系的大前提。他意识到,这个前提应是“存在”或“是”本身;这个前提既是所有知识的逻辑前提,它本身就不能是被“推出”的逻辑结论。那么这个前提从何而来?此时,希腊思维方式发生作用了:存在的,总是能被思考的;或者反过来说,能被思维的,必是存在的。因为,思维本身就是绝对存在的,或曰“自明的”(self-evident)。于是就有了笛卡儿的著名论式:Cogitoergosum(IthinkthereforeIam),此即“我思故我在”或“我思故我是”。这里,思维就成了存在的充分而且必要条件。这就是所谓“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一直影响到德国古典哲学乃至于现代西方哲学如胡塞尔的思维模式。斯宾诺莎是笛卡儿的直接继承者,他是把真理建立在“真知识”(指理智与直觉)的基础上、又把真知识建立在“真观念”(直觉)的基础上。为了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问题,他设想了主体与客体的一种对应关系:物的广延属性作用于人的肉体,物的思想属性作用于人的心灵。这就是说,物的思想属性与人的思想属性本来是同一的。莱布尼兹则用“单子”解决这个问题:“单子”这种东西既是构造一切存在的基本实体,它本身又是一种精神性的“灵魂”。单子按其知觉能力的高低形成不同的等级,最高级的单子是构成上帝的单子;其次是构成人的单子,亦即“理性灵魂”。从后者看,思想与存在本是一回事。
我们说过,德国古典哲学是理性与意志的直接同一;这里我们还想指出,它同时也是思维与存在的直接同一。而此“同一”,正是古希腊哲学理性主义的观念“存在者与能被思考者同一”的近代体现。康德的哲学号称“批判哲学”,他对“知”“意”“情”、“真”“善”“美”进行全面系统的批判,但是在这一切之外、之上的,正是“理性”。以理性或理智来反思和评判一切,这是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费希特的“知识学”认为,思维与存在不过是理智自身固有的两个系列,即“观念系列”与“实在系列”;一切——包括“物质的、占据空间的世界的表象”——都是从理智(自我意识)中产生出来的。自我建立自我→自我设立非我→自我统一非我:都是理智的自我意识的作用。谢林也是如此解决问题的:“自然与我们在自身内所认作智性和意识的那个东西原来是一回事。”[14]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绝对观念的展开,更是对于理性概念的运动过程的描述。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是哲学的起点,这个起点构成哲学的全部意义”[15];而他的解决办法,就是逻辑学的一元论。他的希腊式的思维方式使他“坚决相信思想与事情是符合的”;“任何对象,外在的自然和内心的本性,举凡一切事物,其自身真相,必然是思维所思的那样”[16]。他说:“思想不仅是我们的思想,同时又是事物的自身,或对象性的东西的本质。”[17]这与巴门尼德说的“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一的”实出一辙。全部意识就是理性,全部存在也是理性本身而已。
但是,思维却离不开语言,而只能存在于语言之中。列宁说过:“任何词(言语)都已经在概括”;“感觉表明实在;思想和词表明一般的东西。”[18]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这就是说,没有了语言也就没有了思想。这是近代哲学家们的一个共识。其实这个看法也是从古希腊哲学那里继承下来的。苏格拉底所谓“辩证法”(dialectics)这个词就是从“谈话”或“论辩”(dialect)发展而来的。这意味着:存在取决于语言,对实在的把握取决于对语言的理解。而对语言的理解,在苏格拉底看来,又取决于对概念的正确运用。
亚里士多德作为柏拉图的学生、苏格拉底的再传弟子,继往开来,深刻地影响了未来的西方思想。西方的形而上学是在亚氏手里建立起来的(他称之为“第一哲学”),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也由此而巩固起来。亚氏第一次明确界定了哲学形而上学的对象,是“专门研究‘有’(或译‘存在’)本身,以及‘有’凭本性具有的各种属性”;“考察作为‘有’的‘有’,以及‘有’作为‘有’而具有的各种属性”[19]。此“有”即希腊文on,是einai的动名词;它相当于英文being,是tobe的动名词。作为形而上学对象的“作为有的有”,希腊原文“toonheon”(英文being as being)。我们上文说过,希腊文on既有陈述性,即可译为“‘在’之为‘在’”;又有断定性,亦可译为“‘是’之为‘是’”。我们汉语用“是”“在”“有”三个词来对译on或being,正可以揭示出on或being的意谓:“是”为系词,它是一种断定,属于元语言的或者知识论、逻辑学、语言学的范畴;“在”和“有”为动词或动名词,是陈述性的,属于对象性语言的或者存在论的范畴。
希腊哲学对此未有明确区分,这影响到后来的西方哲学。亚里士多德就是如此,在他那里,存在论、逻辑学、语言学搅在一起,这一点,我们从他的《范畴篇》《解释篇》《分析》前篇、后篇及《形而上学》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那根本的、非其他意义的、纯粹的‘有’,必定是实体。”[20]这个作为纯有的实体一方面是一切事物的基质,另一方面又是逻辑的主词。如他所举的例子“苏格拉底是人”,“苏格拉底”在存在论意义上是一个实体,他是自足地存在的;在语言逻辑意义上是一个主词,它是可以被“是”断定的。这显然跟巴门尼德的“存在的东西可由‘是’表述,不存在的东西不可由‘是’表述”是同样的思路。“苏格拉底是…”这个表述也就是巴门尼德的“存在者存在着”(Estineinai)。所以亚里士多德对“人”的最高界定是:人是理性的动物。难怪巴门尼德讲“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一的”,亚里士多德也讲“思维者和被思维者是一样的”[21]。后来的西方哲学总是大讲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总是强调“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并且总是用思维、乃至于用语言来说明存在,这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他们眼中的世界不是世界本身的构造,而是“世界的逻辑构造”[22],乃至语言的构造。
所以,近代哲学家们都多少对语言进行了探索,例如笛卡儿、莱布尼茨等。探索的结果就是:认识或者思维是离不开语言的。这实质上就是说:语言是思维之家。难怪他们都致力于发明某种理性的科学的人工语言。他们的理性主义、“语言主义”立场直接影响了当时的语言学家。法国的保尔-罗亚尔学派(Port Royal school)是近代著名的理性主义语言学派。他们以笛卡儿哲学为基础,试图寻求存在于一切语言中的普遍性语法原则,因为他们认为人类共同的思维结构存在于共同的语言结构中。此前的英国学者威尔金斯(John Wilkins)已有类似的想法,试图构造一种普遍适用于全人类的理想语言——他称之为“普遍语法”、“哲学语言”。另一位典型代表则是德国哲学家海德(G.Herder),他在其著作《论语言的起源》中提出,思维和语言是同源的、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语言不仅是思维的工具,而且是思维的形式及其内容。持有类似看法的还有同一时期的一些英国语言学家,如詹姆士·哈利斯(James Harris)、霍恩·托柯(Horne Tooke)、詹姆士·伯尼特(James Burnett)等。
这里,德国著名学者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尤其值得一提。在许多基本观念上,他是现代先验理性主义语言学家乔姆斯基(Chomsky)、萨丕尔(Edward Sapir)、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的先驱。洪堡继承发展了海德的基本观点,认为思维和语言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他们的精神,一个民族的精神就是他们的语言。”[23]他用康德的先验理性主义方法来理解思维和语言的关系,认为语言决定了对世界的理解和解释,语言的不同决定了思维体系的不同,因为正是人的内在的语言形式(相当于康德的先验范畴)加诸感觉经验材料,决定了思维内容及其结果。
海德格尔已经被人们鼓吹得令人头晕目眩了,那就让我们从海德格尔谈起。我们知道,海德格尔的雄心壮志,是要超越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回到“前苏格拉底”的希腊传统。我们要问的是:他做到了这一点吗?进一步说,以他的方式,他可能做到这一点吗?我们认为,海德格尔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他的宏愿。要理解海德格尔,关键是要抓住“存在”和“语言”这样两个东西。所以,我们尤其应当注意他的那句名言:“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或者译为“语言是存在之家”。
海德格尔后期之转向语言或者所谓“道说”问题,是因为前期那种从“此在”来说明“存在”的思路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于是在时代风尚和西方传统的双重影响下,他的思想也发生了“语言学转向”。这种转向同时出自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德里达站在后现代立场上对他所进行的批评;二是“语言学转向”这个时代潮流的大背景。德里达批评海德格尔:由“此在”来说明“存在”本身的做法,在一种更高的层面上重新确立了“大写的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对海德格尔产生了深刻触动,以至于《存在与时间》原计划中的续写终于没有了下文。怎么办?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学情趣显然对他产生了巨大的魅力,而这似乎只是时代潮流所致。但在我看来,更根本的原因还在西方的那个根本传统。
那么,现代何以会发生“语言学转向”?在我看来,这是因为,近代哲学试图沟通心灵与存在、主体与客体或主观与客观,结果却以“不可知论”告终;同时,人们发现,在主体与客体之间、主观与客观之间,存在着一种中介,那就是语言或者符号世界。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同一于语言媒介。极而言之,这种符号媒介不仅仅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介,简直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共同的本体了。所以,根本上讲,现代分析哲学并非真正的“拒斥形而上学”或“本体论”,而是有它自己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分析哲学的形而上学,是一种“语言本体论”或“逻辑本体论”。这一点特别突出地表现在语言哲学的意义理论之中。这种理论是建立在一种三元关系之上的:存在·语言·心灵。语言符号及其逻辑结构被夸张为真正的存在或者本体,而客观实在仅仅是语言的“指称”,心灵或者意识则仅仅是语言的“意义”。
西方理智主义传统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传承,最突出地体现在这种语言分析哲学的逻辑主义之中。他们“拒斥形而上学”,把哲学归结为语言-逻辑分析,这实际上就是希腊哲学那种以思想代存在、以“能知”代“所知”的思路的极端形式。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认为,原子命题构成逻辑系统,原子事实构成外部世界,这两者是一样的。罗素认为,哲学的方法就是逻辑分析;维特根斯坦则更进一步认为,哲学本身就是逻辑分析——语言分析。让我们来看看他的一番话:“真正说来,正确的哲学方法应该是这样:除了可说的之外,就什么也不说;可说的就是自然科学的命题,也就是某种和哲学不相干的东西,然后,当某人要说什么形而上学的东西的时候,就总得向他指明,他对他命题中的某些记号并没有赋予任何意义。”[24]真正的事实、问题,不仅是可思的,而且是“可说的”;并且这种“说”,一定是在符号逻辑的语言中的“可说”。于是“世界就是我的世界”,因为“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25]。这是理智主义导致唯我主义的一个妙例。
分析哲学认为形而上学不过是语言的误用、“胡说”。所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称:“哲学是一场反对用语言来蛊惑我们理智的战斗。”[26]维也纳学派自陈的使命是“捍卫科学,拒斥形而上学”,他们把自己的哲学界定为“意义的追逐”;然而他们所追逐的只是语言的意义,而不是存在本身的意义;或者说,他们用语言的意义代替了存在的意义。至于蒯因后来重建本体论,主张“形而上学是科学”。为此,他提出了“本体论承诺”问题:在构造一种科学理论时,也就承诺或者约定了这个理论的对象的存在;一旦接受了一种科学理论,也就承认了这种理论预设的对象的存在。为此,他制定了“本体论承诺的标准”:“存在就是成为某变项的值。”例如张三存在,那是因为我们承认他是以下表达式的逻辑变项的一个值:(x)(x是张三)。这又是以逻辑语言或思维代存在的一个典型。如果说普罗太戈拉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那么,在分析哲学家看来,思维-语言-逻辑就是万物的尺度。
后现代主义者试图“的掉”(deconstruct解构)西方哲学的这个根深蒂固的传统,但他们在追根溯源方面似乎做得还远远不够。这种消解其实从意志主义、尤其是在尼采那里就已经开始了,但却总是显得那样的徒劳无益。我们现在回头来看,语言之所以能成为西方哲学的最后边界,是因为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将对于“存在”(古希腊语on,英语tobe)的思考视为自己的核心课题,而on或tobe具有双重意义:它是哲学意义上的“存在”,又是语言学意义上的系词“是”。前者是从“对象性语言”层面对事实的陈述,后者是从“元语言”层面对思想的表述。在前一种情况下,它是一种对象性的陈述或描述;在后一种情况下,它是一种元语言性质的判断或断定。于是,“事实-思想-语言”打成一片了,或曰混为一谈了。西方哲学这种以“言”代“有”、以“思”代“在”的理性主义传统,确实异常强大,以至于现代人文主义最杰出的哲学大师海德格尔,最后也未能彻底逃出“语言的牢笼”,以至承认“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不仅如此,当今西方哲学似乎还有某种越陷越深的迹象。
我们的问题是:如果说思维是存在之家,语言是思维之家,那么什么是语言之家?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继“语言学转向”之后,西方哲学向何处去?看来,今天的西方哲学家们如果试图超越西方哲学传统,他们首先必须超越现代语言分析哲学;进一步说,他们还必须超越海德格尔式的“超越”方式。具体来说,他们当然必须继续研究语言-逻辑-思维,但是首先必须把它们拉下形而上学存在论的王座;他们当然必须反思存在,但是首先必须把存在从语言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总之,他们必须冲破语言的牢笼。
[1]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 第97页。
[2]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第14-15页。
[3]《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6页。
[4]残编D 112,《古希腊罗马哲学》,第29页。
[5]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第8卷,第1章;《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0页。
[6]《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31页。此处译文略有改动。
[7]《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31页。巴门尼德此话与前一句话之间存在着矛盾:一方面,不存在者不存在,另一方面,不存在者却进入了思维、语言,即能被思维、陈述者,因而它也是能存在者。这个矛盾是由柏拉图的理念论解决的:不存在者也是一种理念,因而也是实在的。但实际上真正的解决是现代语言哲学对指称和意义的区分:不存在者没有指称,但有意义。这个意义世界相应于柏拉图的理念世界。
[8]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13卷,第4章,1078b。
[9]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第204页。
[10]《古希腊罗马哲学》,第440页。
[11]《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40页。
[12]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13]《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第19页。
[14]《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第210页。
[15]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第292页。
[16]黑格尔:《小逻辑》,第77、78页。
[17]黑格尔:《小逻辑》,第120页。
[18]《列宁全集》,第38卷,第303页。
[19]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4卷,第1、2章。
[20]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7卷,第1章,1028a10-31。
[21]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第3卷,第4章;《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153页。
[22]此为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之著作名Der Logische Aufbau der Welt。
[23]转引自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第57页。
[24]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转引自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第631页。
[25]转引自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第151、149页。
[26]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 309节。
[1][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
[2][德]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
[3]《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1981年版。
[4]《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5]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6]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
[7]《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
[8]《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9]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10]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年版。
[11]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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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主流社会思潮的核心。“人文主义”、“人文精神”、“人文思想”没有太大的区别。“人文主义”来源于英文humanise,这个单词根据不同语境的需要也可以被译成“人文”、“人本”、“人道主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毛泽东思想与西方哲学人文思想联系相关论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毛泽东思想与西方哲学人文思想联系论全文如下:
站在当代的立场,我们通常把思想文化资源按照其时间、地域、性质以及约定俗成等因素而综合划分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西方思想文化,中国现代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本来也属于西方思想文化,但由于它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所以我们通常把它从西方思想文化中独立出来。而以西方思想文化称谓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有时也称之为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本文则称之为“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以示区别。从思想资源来说,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是多方面的,其关系非常复杂。那些认为毛泽东思想与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之间没有联系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至少是表面的。
我认为,毛泽东所接受的思想中,或者,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中,马克思主义当然是第一位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第二位的,而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只不过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比较表面和直接,而西方哲学人文思想在毛泽东思想中则是潜藏的,比较深层。事实上,毛泽东在他人生的学习的最重要阶段即二十岁左右(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容易接受的年龄”)主要学习的恰恰既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而是西方哲学人文思想。18岁之前,毛泽东所学的知识主要是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的儒家文化诸如“四书”、“五经”之类的,18岁到长沙之后就开始比较系统地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所谓“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其实就是西方文化、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各种社会政治思潮等。
毛泽东自己说:“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许多的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阅读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注: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文集》,124页,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来源,斯诺的《西行漫记》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可参见此书。)“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注: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文集》,129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来源,斯诺的《西行漫记》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可参见此书。)所谓“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其实都是西方哲学人文思想。长沙时期是毛泽东读书的最重要时期,对于求知有着强烈欲望、酷爱读书的毛泽东来说,这一时期所读之书肯定远不止上面所提到的这些。而毛泽东在读这些书时的感受如何,由于资料的缺乏,可能永远是谜了,所幸的是,毛泽东在长沙时所读的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还被保存下来,从密密麻麻的批注来看,毛泽东对这本书是读得非常认真的,后来当这本书“物归原主”时,他还说:“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注:毛泽东1950年同周世钊的谈话,转引自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册),139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许多的证据表明,毛泽东在年轻时曾阅读了大量的中西资产阶级的书籍,认真学习了中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学说,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问题不在于承认不承认这一事实,而在于如何评论这一事实。毛泽东在青年时期所接受的西方哲学人文思想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青年时期是学习的黄金时期,是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最容易接受的时期,一旦接受,终身难忘。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可以说深深地印刻在他的思想深处,并终身起作用。
虽然毛泽东后来更看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诸如《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等对他的影响,但如果没有早期所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作为基础,毛泽东是不可能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一下子跳跃到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24岁才知道马克思,从此终身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毛泽东的历史并不能从此抽刀割断。事实上,毛泽东后来多次从“二元对立”的哲学观点出发强调学习西方哲学的重要性,认为不懂西方哲学,就不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3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而且,意味深长的是,马克思主义最初就是作为西方社会、政治思潮的一种而传播进中国的,只是后来由于特定的政治时局的原因它才从西方文化中独立出来作为一种独特的异质文化。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从中国本土产生的,它本质上是西方的,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接受了西方,我们不能因为后来中西方的敌对关系而完全否定西方,甚至否定西方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入侵”中国,其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它给自古以来自尊自强的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创伤,这种伤害至今犹存,以至这方面的问题一直是外交上的敏感问题。另一方面,洋枪、洋炮、洋文化又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了新的冲击、挑战、机遇,中国被迫从古代向近代转型以至最后向现代转型。对于后一方面,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我们过去对这一问题重视得很不够。其实,西方对中国的“正面”影响远大于它的“负面”影响,中国人一方面仇视西方,但另一方面又很理智地承认西方的先进并勇敢地向它学习,这正是中国民族精神中最可贵的地方。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方思想。所不同的是,它具有强烈的反传统色彩和批判精神,与当时西方主流思想即资产阶级思想迥异,所以我们后来把它作为异质思想。其实,它根本就不是异质思想,不论是从理论根源上还是从实践根源上,它都是来源于西方本身。马克思著作中大量涉及西方的文化、哲学、经济、政治、历史等,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最先进、最科学的学说,是西方各种学说的集大成。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没有深厚的西方文化、哲学、历史等多方面的修养,毛泽东能读懂马克思的著作吗?他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吗?
绝对不能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在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但毛泽东思想不可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产生,它不可能土生土长。同样可以说,没有近代西方各种社会、政治、文化思潮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就不可能有毛泽东思想。对于毛泽东来说,没有最初的对西方各种资产阶级思想的接受,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如果把毛泽东思想比作一座冰山,可以说,海面上的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海面以下的绝大部分则是中国传统的思想和西方哲学人文各种思想。海面以下潜藏的部分虽然是“无形”的,但它却是海面以上突出部分的基础。
过去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割裂毛泽东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关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不客观的。西方种种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之巨大,恐怕毛泽东本人也未必意识到了。文化对人的影响是非常深层的、藏匿的、异常复杂的,一旦接受,根深蒂固,是很难像洗去身上的污垢那样很容易洗去它的。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所接受的西方哲学人文思想长期影响毛泽东的行为,不仅是负面的,也有正面的。毛泽东晚年还说:“社会把我们这些人推上政治舞台。以前谁想到搞马克思主义?听都没有听说过。听过还看过的是孔夫子、拿破仑、华盛顿、彼得大帝、明治维新、意大利三杰,就是资本主义那一套”(注:转引自迪克·威尔逊:《历史巨人毛泽东》,493页,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正是这些西方资产阶级哲人和西方历史引导毛泽东走出传统,面对西方,奠定了他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这说明,并不是马克思主义首先把毛泽东推向革命,而恰恰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他、引导他走向革命。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并不是一接受马克思主义就把以前所接受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完全放弃了,文化思想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复杂的文化思想问题更多地遵循的是辩证逻辑而不是形式逻辑,这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一再强调的观点。毛泽东是在24岁时即到北京后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并且以后终身信奉马克思主义,但这并不是说他信仰马克思主义就意味着他的思想领域中就只有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的文化生活中,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占有同样的地位,所不同的只是,他对二者的态度截然不同。早在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初期,他就一方面深受陈独秀、李大钊两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深受罗素、杜威、胡适、蔡元培等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影响。罗素、杜威是中国人比较熟悉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胡适、蔡元培是当时非常有地位的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
纵观毛泽东一生的读书活动,可以看到,毛泽东童年时代主要读的是中国古代的书,晚年“返老还童”,再一次主要是读中国古代的书,所不同的是,童年主要是学习,晚年则主要是欣赏。而毛泽东人生的中间时段一直没有停止过读西方的书籍,长沙时期是这样,延安时期是这样,建国后同样是这样。“毛泽东更多的涉猎西方哲学书籍,当是在延安时期和建国后。在1965年8月5日接见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说他读过古希腊名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还说,德国哲学家、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第一个看透神是人的思想意识的反映。他的书必须看。当然,黑格尔的书也必须看。列宁说,不读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书,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也应该读唯心主义的书。我是相信过康德的。不读唯心主义的书、形而上学的书,就不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是我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也是马克思的经验。”(注: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册),695页,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毛泽东是一个阅读广泛,知识渊博的人,他极善于从各种书籍哪怕是从一般书籍中吸取营养。他的思想,其理论来源是多方面的,有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有苏联的,有中国古代的,有中国近现代的,还有西方资产阶级的。除了对马克思、鲁迅这样的极个别的人给予全面肯定以外,毛泽东很少对某个思想家或某本著作作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区别在于,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多是从正面接受;对于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多是从反面接受,“批判地接受”,就是他总结所说的“洋为中用”、“吸取其精华,剔出其糟粕”。
我们认为,毛泽东思想和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之间的隔阂和分歧并没有表面宣传的那么大,中国关于与西方之间关系的政治宣传有时与实际有很大的差异,这一点毛泽东本人也是承认的,1973年毛泽东在接见当时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时就曾表达过这种意思:“实际情况是,有时我们要批评你们一下,你们也要批评我们一下。这就是你们的总统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你们说:‘打倒你们这些共产党!’我们说:‘打倒你们这些帝国主义者!’有时我们要说这类话。不说不行呀。”(注:亨利·基辛格:《中国共产主义之父》,载《巨人中的巨人——外国名人要人笔下的毛泽东》,96~97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基辛格对此感到非常惊奇,这其实是他不深刻地了解中国的政治和政治宣传。过去我们忽略毛泽东思想与西方哲学人文思想的深刻联系,主要是政治原因,具体地说,与中西关系的对抗、隔绝特别是意识形态的分庭抗争有很大的关系。
的确,在外在形态上,毛泽东思想和西方哲学人文思想是对立的。但对立不等于绝缘,不等于没有联系。毛泽东思想与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一方面是对立的,另一方面又是统一的,这似乎是矛盾,难以理解。其实不然,它恰恰符合毛泽东“矛盾论”哲学思想。毛泽东认为:“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试想一切矛盾着的事物或人们心中矛盾着的概念,任何一方面能够独立地存在吗?
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下,也无所谓上……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也就没有资产阶级。……一切对立的成分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3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套用这种格式我们可以说,没有资产阶级思想就没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之间是“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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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说过:“人之可贵之处在于能创造性地思维。”而创造性思维并不是某种单一的思维形式,它主要包括发散思维和集中思维、直觉思维和逻辑思维、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高中物理知识纷杂且难度较初中更大,要学好高中物理除了努力外还要注意方法,而所有方法的基础就是思维能力的培养,没有逻辑思维能力什么方法都无从谈起,因此培养逻辑思维能力就成为高中物理教学的重中之重。
在教学中,把握好物理模型的思维,是学生学习物理的困难之一。然而,在物理教学中,模型占有重要的地位。物理教师应引导学生步入模型思维的大门,适应并掌握这种思维形式,提高学生对物理模型的思维能力。物理学作为科学技术的基础、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柱,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教学一线的物理教师,应该如何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抽象逻辑思维呢?
在教学中,教师要把抽象问题现实化,尽量用学生可以直观观察和想象的事例和图标来说明问题,重视实例和图象,教会学生简化问题和画图。在理论上就思维发展来说,学生“在活动中产生的新需要和原有思维结构之间的矛盾,是思维活动的内因或内部矛盾,也就是思维发展的动力”。 环境和教育只是学生思维发展的外因。教师的责任就是要以学习的难度为依据,安排适当教材,选好教法,以适合学生原有的心理水平,并能引起学生的学习需要,促使学生积极思考和主动思维,从而创造条件促进学生思维发展的“量变”和“质变”。
传统的物理教学实验,往往是教师讲授给学生实验方法、实验思路,甚至摆放好实验器材,学生只需机械地操作,失去了独立思考的空间,这严重抑制了学生逻辑思维的发展。新课程改革要求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探究,勇于实验,在实验中发展思维能力。教师应改变以往的教学模式,让学生自己设计实验思路、确定实验方法、选用实验器材,给学生留下自己的思考空间,学生的逻辑思维将会得到极大的发展。
在教学中,教师应重视读题断句和分析题目,要有目的性,从每句话中提炼所能得到的信息,从信息联系知识点,并把读题观念渗透到学生的学习中,内化为习惯,从而引起质的变化。在理论上就思维结构来说,皮亚杰提出了“发生认识论”,强调“图式”概念。他的心理学思想中有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他认为“图式”即心理或思维结构,“图式”经过“同化”、“顺应”和“平衡”,构成了新的“图式”,不断发展变化,不仅有量变,也有质变。这样思想是可取的,其中“同化”是图式的量的变化,“顺应”是图式的质的变化。
生活即教育,要激发认知冲突,启发积极思维,体现意义建构原则。学生的认知冲突往往产生于实际的物理问题与已有的生活经验之间的矛盾,因此问题的提出要力求始于真实和接近学生所处的真实环境(自然、社会、生活环境),贴近学生生活。这样有利于激发学生的认知冲突,让学生从多种探究问题的方案中寻找和优化组合成能体现事物本质的探究方案,进行进一步的探究,最后对探究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事物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进行深入的分析、总结和归纳,从而建构起事物的概念和有关规律。
总之,抽象思维能力是高中物理的必要内容,是提高学习效率的重要途径,也是物理教师教学的重中之重,教学中教师应强化和提高学生的抽象逻辑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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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一词最早由波兰籍人类学家马里诺夫斯基在1923年提出。作为一个重要的语言学范畴,“语境”指的是语言赖以生存、运用、发展的环境,它对语言使用者的言语活动起着解释或制约的作用。马里诺夫斯基把语境分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两类。文化语境指与言语交际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是一个民族在自己的社会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它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文化习俗,指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中世代传承、相沿成习的生活模式,是一个社会群体在语言、行为和心理上的集体习惯,对属于该集体的成员具有规范性和约束性;二是社会规范,指一个社会对言语交际活动作出的各种规定和限制。作家创作的文化语境是指作家从事文学活动期间对他产生深刻影响的具体的文化环境,涉及社会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及制度文化的各个方面以及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等。
作为美国南方文学复兴运动涌现出来的最杰出作家,福克纳创作的文化语境主要来自于美国南方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及人们的思维方式等等。他在作品中毫不留情地刻画了保守、愚昧、落后的南方人,反映出他对南方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心态。
南北战争前的南方人生活富足安逸,骑士精神和淑女风范盛行。他们把初到新大陆的祖先称为骑士,自称是骑士的后代,并编织了很多有关农耕的神话。他们甚至把南方比作古希腊天堂般的国度。然而随着南北战争的爆发,南方人从神话中唤醒过来。精神危机日盛一日,悲剧意识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因此不少人沉湎往昔,怀念虚幻的荣耀和飘逝的体面。
在这种痛苦的生活环境下,人们或沉沦或思考或与打碎他们幸福的北方佬合作力图改变自己的境遇。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告诉沉沦中的南方人不幸的根由是什么,同时也警醒他们,因为堕落,因为对同是人类的黑人的奴役,他们这群上帝的选民已经犯了罪并正遭受着上帝的惩罚。在这些作品中,南方人的保守、愚昧和精神危机被作家们不遗余力地展现出来。南方人的悲剧意识、对现实的梦幻态度、对过去的留恋、对社会的内疚感等成了南方文学作品的恒久主题。对于那些死死抓住过去不放、自欺欺人的南方人,作家格拉斯哥、福克纳、考德威尔、华伦、威廉斯等许多20世纪的南方作家都给予了批判和警醒。
福克纳的悲剧意识在他的大多数作品中都有着强烈的体现,尤其是《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等作品。《喧哗与骚动》讲述的是曾经在杰弗生镇上显赫一时的大家族康普生家没落、瓦解及至最后的分崩离析的故事。福克纳通过对康普生一家人命运的描写,表达了他思想中的悲剧意识及他对南方旧制度的绝望。《押沙龙,押沙龙!》从种植园主发家史的角度出发,揭露了南方所谓“贵族”的血腥发家史及他们的道德和社会责任感的缺失。小说中塞得潘的垮台以及这个家族的湮灭使人想起关于原罪以及天谴落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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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丽丝·沃克(Alice Walker)1944年出生于美国南方乔治亚州伊坦顿的一个贫穷的黑人家庭,从小就尝尽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以及作为黑人而受到的种种歧视,深感命运的不公平和社会制度的不公平。所幸的是,早年的不幸遭遇没有挫败她的生活勇气,反而练就了一副刚强的性格。秉持着顽强拼搏求生存、努力奋斗求发展的信念,她完成了大学教育,并在毕业前夕写出了第一部诗集《一度》,从此踏上了漫长而艰难的文学创作之路。作为一位黑人女作家,艾丽丝·沃克亲身体验了黑人在白人社会中求生存的艰难和备受的歧视,她深深体会到身为黑人的艰难苦楚。像当时处于这阶层的大多数黑人一样,艾丽丝·沃克从小就接受宗教的熏陶,而这对她后来的创作无疑有着巨大的影响。
艾丽丝·沃克非常推崇美国著名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一路德·金和黑人作家杜波伊斯,积极投身于争取黑人平等权益的活动,例时,在印年代掀起的妇女运动中,她也成为一名杰出的左翼女权主义者,并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社会上白人的价值观及其对黑人的消极影响,增加了黑人妇女的精神压力,使她们蒙受沉重的“双重压迫”,即社会上的种族歧视和家庭中的夫权专制。因而在她的作品中,她的宗教思想常常与女权和种族平等的思想互相渗透,成为反复出现的主题。她的作品无一例外地表现出对黑人,尤其是对黑人女性为争取平等和独立而进行的不懈斗争所付出的努力和所寄予的无限同情。
长篇小说《紫色》(The Color Purple)是艾丽丝·沃克的一部力作,于1982年出版后便轰动一时,翌年,她因《紫色》而荣获了美国文学创作的最高奖项—普利策奖,使艾丽丝·沃克成为荣获此殊荣的第一位黑人女作家。这部以书信体写成的小说.主要以二、三十代的美国南部为背景,女主人公茜莉的人生经历构成故事发展的主线。在这部小说中,沃克用最真实的手段,描写了黑人妇女在夫权专制下的种种不幸,反映了她们女性意识的觉醒和自我价值的完善过程茜莉初次出现时,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十四岁小姑娘,对上帝的万能坚信不移。但是,随着年龄,阅历和智慧的增长,她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的宗教思想也经历了一场彻底的革命。
几千年来。传统妇女的形象就是善良宽厚.依从丈夫.富有牺牲精神,可以为家庭牺牲自己的生活方式,人格尊严,甚至生命。《紫色》中的女主人公茜莉就是这么一位典型的传统女性。十四岁的她生活得没有自尊,没有地位,受到百般欺凌而依然默默忍受。在继父眼里,她是他随时泄欲的工具;在母亲看来,她不知廉耻,与男人鬼混,是个坏女孩。茜莉满肚子的苦水无处诉说。在民权运动之前的美国,物质生活贫穷和社会地位低下的黑人视宗教为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对他们而言,教堂就和家庭一样至关重要。教堂是人们日常聚会的场所,同时更象征着人们梦中追寻的一片静土。茜莉成长于一个缺乏爱心与温情的家庭。她没有可以依赖的亲人,也没有朋友。侮星期天去教堂听神父宣读和讲解《圣经》成了她接受教育的主要途径。她相信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十四岁那年,她被阿尔封索—那个她称作“爸”的男人奸污,继而成为他发泄兽性的对象。面对病魔缠身的母亲和年幼无知的弟妹,强烈的犯罪感、羞耻感和孤独感使茜莉理所当然地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了她唯一信赖的上帝。于是茜莉开始给上帝写信。她在第一封信中写道:“亲爱的上帝:我十四岁了。我一直是个好孩子,也许您能给我一点儿启示,让我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一”茜莉给上信的习惯持续了很多年,在她历尽人问的磨难时,她心目中的上帝直是她亲密无间的忠实朋友。她可以向上帝倾诉她难以启齿的秘密,倾诉她的迷惑、恐惧、优虑和希望。她深信:“只要我会写上帝两个字,我就有了伴儿。”当母亲去世,留下她照顾成群的弟妹和禽曾不如的继父时,当她被男人们当牲口一样处理和虐待时,当她唯一所爱的妹妹耐蒂被赶出家门,独自流浪.而后杳无音信时,一直都是对上帝的信念支撑着她。她不能对继父生气,因为《圣经》上说要尊敬父母。对丈夫悠意打骂,尽情蹂戚,茜莉从不反抗,没有半句怨言,因为对她来说,“这一生会很快过去,天堂永远存在”。在索菲亚被白人拷打监禁,生命垂危时,别人都在商讨如何搭救时,茜莉却仍在幻想中待着上帝的降:“天使们一身自色,白头发,白眼睛一上帝也一身洁白,就象那个在银行工作的高大白人。天使们敲响饶钱,一位天使吹起号子,上帝吐出一口大火,突然,索菲亚就自由了……”
茜莉就该样讨着麻木不仁的生活.忍辱负重.逆来顺受。但她相信她的灵魂一直与上帝同在。她一心向往的是上帝允诺的天堂,她深信上帝一定会拯救她于水深火热之中。
随着茜莉涉世的深人.她逐渐意识到.在这个男尊女卑的社会里,男人是造成女人不幸的直接原因,她的命运只是所有女性共同命运的缩影。在家庭,女人一直扮演附属品的角色,生活的范围仅限于牢宠似的家,丈夫是她们至高无上的君主,她们没有决定的权利,只有服从的义务,女人处于被动的地位。社会对男性暴力的宽容和默许,助长了男人的威风。男人可以胡作非为,而女人必须谨守妇道。在男权社会里,女人的微薄价值在于她们可以充当免费劳动力兼性工具。阿尔伯特在考虑再三之后才勉强同意娶相貌丑陋的茜莉为妻,是因为他的孩子们需要一个母亲,而他也需要一个会持家、会干重活的女人,并且他还可以得到一头牛,这头牛与其说是茜莉的陪嫁,不如说是继父对阿尔伯特接受茜莉的补偿。
种族歧视和迫害是压在黑人女性肩上的另一座大山。在谈及种族问题时,艾丽丝·沃克曾经写道:“我周围的一切都被一分为二,被有意地一分为二。历史被一分为二,文学被一分为二,所有的人也都被分成两个群体。这就使人们做出彗事。”而黑人女性成为这些事的受害者。在白人阶级掌握着强大的政权的社会里,黑人阶层饱受压迫、剥削。茜莉的不幸同样源于白人阶级的自私和残暴。茜莉的生身父亲曾经经营了一家干货店。他凭着自己的智慧和双手,使小店的生意日益兴隆。但他的成功却引起了白人的嫉妒,并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茜莉的母亲也因此受到了刺激。正是这样,茜莉才失去了一个温暖的家和可以投靠的亲人。
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通过妹妹耐蒂的来信.茜莉认清了男人和白人的阴险狠毒。与此同时,她还发现,她灵魂所依托的上帝实际从来不曾听见过她的析祷,从来不曾关心过她的痛苦。“……上帝给了我一个被人以私刑杀害的父亲,一个发了疯的母亲,一个猪狗不如的继父,和一个我可能永远见不到的妹妹。”当莎格问及她上帝的模样时,她才如梦初醒。茜莉现在明白了,给上帝写信是没有用的,因为无论她承受多么大的痛苦,多么虔诚地向上帝析祷,情况一点也没有改善。她的灾难无法感动上帝,就象她的顺从无法感动阿尔伯特一样。
莎格在茜莉的生命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在小说中充当茜莉的“救世主”。她本是阿尔伯特的情人,是茜莉嫉妒的对象,但茜莉的真诚和善良引起她的好感,茜莉的懦弱与不幸也触动她的同情心.唤起她挺身保护同胞姐妹的责任感。莎格的热情、开朗、真诚和执着为茜莉的人生揭开了新的一页。当茜莉万念俱灰时,正是莎格用自己朴素而实在的信仰填补了茜莉精神上的空白,给了她再生的勇气。在莎格的人生哲学中.“……上帝只是要分享一切美好的东西。如果你在田野里走过一片紫色,却对它视而不见,上帝就会很懊恼。”她告诉茜莉.“……(男人)让你认为他无处不在,而一旦你认为他无处不在,你就会把他当作上帝了。每当你想要析祷.而脑海中闪现出男人的形象时,你就叫他滚蛋。……你可以想象花儿、风、水、大石头。”莎格的宗教思想建立在爱的基础之上。她所祟拜的是充满生命与爱一一一包括性爱—的自然世界,是对自然界以“紫色”为代表的美好事物的欣赏。在谈及上帝与人类的关系时.莎格的语言浅显粗俗,从而使她的上帝显得更为亲近可信,更易于被人接受。茜莉在最后表达自己的幸福时,就是使用完全莎格化的语言:“最近我和上帝做爱,感觉很好。”这标志着茜莉对旧的宗教意识的彻底革命与反叛。
莎格对茜莉的帮助首先表现在,她帮助茜莉了解并懂得欣赏自己的女性特点,因为她惊讶地发现,结婚多年且生过两个孩子的茜莉竟然还是个“处女”,这里隐喻不懂女性身体结构的特征和作用,对房事一窍不通。在莎格的督促和鼓励下,茜莉才鼓起勇气,第一次站在镜子前,正视自己的身体结构,认清自己的女性特征,这也是她第一次觉得自己长得这么丑,竟然也有动人之处。这一段描写,艾丽丝·沃克处理严肃谨慎,仿佛在上天堂女性的生理卫生课。虽然两个女人身体上的接触后来发展成为同性恋,但是,这原本遭世人唾弃的性变态行为,在她们互相扶持、互相鼓励的友爱关系中显得既令人心酸又令人感动。莎格对茜莉生命的意义就在于给了茜莉一种归属感和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
另一方面,莎格鼓励和引导茜莉走出自卑的阴影,获得独立和解放。在莎格的影响下,她的自信心得到恢复。为了摆脱原有的麻木不仁逆来顺受的生活,活得象个人样,她必须勇敢地行动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于是,她公开宣布离家出走,跟莎格去孟菲斯发展自己的事业。这一声明引起阿尔伯特的勃然大怒,因为她伤了他的虚荣心,伤了他对于自己的力量的信仰.使他的男性地位受到威胁。茜莉要走,可以,但必须是他赶走的,而不是茜莉自己提出来的。茜莉终于找到了自我,认清了自我价位,最终摆脱了夫权的压制,同时,在莎格的启发和支持下,茜莉发挥特长,做起了裤子生意,业务发展顺利,不仅养活了自己,还照顾到其他的黑人姐妹,从而解决了最现实的经济问题。由此可见,茜莉的解放是较彻底的,不仅解脱精神枷锁,还能靠自己的力量在社会上站稳脚跟,发展事业。她第一次体会到自己的社会价值,山衷地感叹道:“我是幸福的。”这就表明茜莉可以运用自己的智慧和才能自食其力,摆脱从属于男人的地位,实现与另人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平等。正是因为阿尔伯特后来学会理解茜莉,学会珍惜她的存在价值和劳动价值,才使他们之间化干戈为玉帛成为可能。艾丽丝·沃克的这段描写暗示着,为了女性的解放,妇女们首先必须团结起来,建立亲如姐妹的关系。这种姐妹的基本原则是:所有妇女在受压迫的丛本上共同建立起感情上的互相关怀,互相支持,以改善现状,提高社会地位。
艾丽丝·沃克曾经写道:“白人对我的压迫决不应该成为我压迫你的借口,不管你是男人、女人、孩子、动物,还是树木。”种族和平与世界和平是她的美好愿望和奋斗目标。在《紫色》中.种族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人物言语和具体的事件多次提及和出现。茜利耳闻目睹索菲亚的悲惨遭遇,并从耐蒂的来信中了解了更多的白人迫害黑人的事实,以及白人对非洲人民的残酷剥削。种族之间的对立和仇恨令她十分优虑。她希望“有朝一日,每个人都把别人也当作上帝的孩子—同一个母亲的孩子,不管他们的肤色和行为。”
茜莉长期以来所析盼的不分性别和肤色的大同世界已隐隐在望。与此同时.茜莉也苦尽甘来,在得到友情、爱情之后.还得到父母留下的遗产,而失故多年的妹妹和子女也突然从非洲归来。多年前因对上帝的失望而决定不再给上帝写信的茜莉在幸福的感动冲击下.终于难以抑制地再次提笔致信上帝:“亲爱的上帝。亲爱的星星,亲爱的树,亲爱的天空,亲爱的人们。亲爱的上帝。”此时此刻,这个上帝不再遥不可及,而是一个融自然与人性为一体,像茜莉和所有其他重新充满信心的女性一样热爱生活的上帝。茜莉此时的宗教思想已包含了生命中的全部内容。她体会到宗教应该是以共同的爱.以及这种爱在生活中创造的欢乐为基础,而丰富绚丽的紫色正是这种生活的象征。
艾丽丝·沃克在纪念《紫色》出版十周年的再版前言中写道:“也许因为我象个异教徒一样把上帝从一个高高在上的人变成了树木、星辰、风,和一切其它的东西,许多读者可能看不清我写此书的目的:有的人在来到这个世界时就已经成了精神的囚徒。但是,通过自己的勇气和别人的帮助,她认识到,她自己也和自然界本身一样,正是迄今为止被视作遥远的神灵和光辉体现,而我所探索的就是这种人奋斗的艰难历程。”艾丽丝·沃克的(紫色)表达了对生命的热爱,宣传了种族平等和男女平等的进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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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必须为“四化”建设的需要服务,在使学生掌握必需的知识的基础上,开发他们的智力,培养他们的能力。什么是能力?什么是智力?高中物理都要培养学生什么能力?主要应培养什么能力?……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在高中物理教学中以提高学生抽象逻辑思维能力,特别是理论型逻辑思维能力,是需要也是可能的。
首先,高中生无论是升学还是就业,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开展,每个人都需要再学习乃至终身学习,更需要的是抽象逻辑思维。同时,高中物理是一门严密的、有着公理化逻辑体系的科学理论,对于高中学生抽象逻辑思维能力的要求,较初中物理有了一个很大的飞跃,这就是当前所谓初、高中物理“台阶问题”的实质。另外,从高中学生心理的年龄特征来看,从初二年级开始的抽象逻辑思维由经验型向理论型水平的转化,在高二年级将初步完成,这意味着他们思维趋向成熟,可塑性将变小。因此,在高中一、二年级不失时机地提高学生抽象逻辑思维能力,以顺利地完成从经验型向理论型水平的转化是必需的。
其次,从生理上看学生在16岁时已能完成人脑总重量的96%的发育过程,有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在心理上,从初二开始了向理论型抽象逻辑思维水平的转化,也有了一定的思维能力的基础。同时,经过初中阶段的学习,他们在语言、文字、数学物理等各方面都有了必要的知识基础,为在高中着重提高抽象逻辑思维能力提供了可能。
广大教师的实践也证明:凡是抽象逻辑思维能力较强的学生,其他方面的能力都比较强因此,高中物理教改也应把提高学生担负逻辑思维能力放在首位。
就思维发展来说,学生“在活动中产生的新需要和原有思维结构之间的矛盾,这是思维活动的内因或内部矛盾,也就是思维发展的动力。”环境和教育只是学生思维发展的外因。作为中学生,其主导活动是学习。而学习是在教师指导下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的掌握知识技能和行为规范的活动,是一种社会义务,从某种意义来说,还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它对学生思维发展起着主导作用。主要表现在学习内容、学习动机和学习兴趣对思维发展的影响上,即学习内容的变化,学习动机的发展和学习兴趣的增进,直接推动着学生思维的发展。学生思维发展的过程包含着“量变”和“质变”两个方面。学生知识的领会和积累,技能的掌握是思维发展的“量变”过程;而在此基础上实现的智力或思维的比较明显的、稳定的发展,则是心理发展的“质变”。教师的责任就是要以学习的难度为依据,安排适当教材,选好教法,以适合他们原有的心理水平并能引起他们的学习需要,成为积极思考和促使思维发展的内部矛盾。创造条件促进思维发展中的“量变”和“质变”过程。应该看到,这两个过程是紧密联系的,缺一不可的。教育并不能立刻直接地引起学生思维的发展,它必须以学生对知识的领会和掌握技能为中间环节。而智力、思维的发展又是在掌握和运用知识、技能的过程中才能完成的。没有这个“中介”,智力、思维是无法得到发展的。但是教师教学的着重点应是通过运用知识武装学生的头脑,同时给予他们方法,引导他们有的放矢地进行适当的练习,促进他们的思维或智力尽快地提高和发展,不断地发生“质”的变化。这也就是学生思维结构的“质变”过程或称“内化”过程。
具体到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智力,特别是思维能力这个问题上,我国一些心理学家经过研究与实践,提出了“培养思维品质是发展思维能力的突破点,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好途径”的观点,并在教学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是因为智力是存在层次的,它是由人的思维的个性差异确定的,这种差异体现为个体思维品质,包括敏捷性、灵活性、深刻性、独创性、批判性五方面。它也是思维能力的表现形式。因而由此可确定思维能力的差异;思维品质的客观指标是容易确定的,使定量研究成为可能;研究思维品质的发展与培养,有利于克服传统教学的一些弊病,并对之实施改革;思维品质的发展水平是智力正常、超常或低常的标志。其中思维的深刻性,思维活动的抽象程度和逻辑水平,以及思维活动的广度、深度和难度——是一切思维品质的基础。
任何一门科学都是由基本概念、基本规律、基本方法等组成的。概念、规律、方法等是相互联系的;不同的概念、规律、方法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的,从而形成了该门科学的知识和逻辑结构。当然这种结构也在变化和发展着。应该说,人的思维结构和各门科学的知识、逻辑结构都是人们对客观现实世界的反映,是紧密联系的。因此,从教学必须发展学生思维能力上来说,正如杰罗姆·s·布鲁纳所说:“不论我们选教什么学科,务必使学生理解该学科的基本结构。”这也符合现代系统科学(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的观点,系统科学认为结构与功能是对立的统一。不掌握学科结构,就难以发挥该学科的功能。不仅如此,还认为任何系统都是有结构的,系统整体的功能不等于各孤立部分功能之和。而是等于各孤立部分功能的总和加上各部分相互联系形成结构产生的功能。
综上所述:高中物理教学应以提高学生抽象逻辑思维能力为主,既是需要又是可能的;既是可以具体做到的,也是有可能进行控制和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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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曾说过:“任何学科都是应用逻辑。”客观事物的变化发展是有规律的,人们在对其进行研究时也要遵循一定的思维规律和规则,这就是逻辑。逻辑思维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应用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组成部分,是人类思维不断发展的结晶。
在高中思想政治教学过程中应用逻辑思维方法,一是有助于教师精确地备课、表达思想,更完美地完成授课过程,有助于教师学习新知识,提升自己的综合素养。二是能帮助学生掌握正确的思维方法和学习方法,帮助学生提高判断分析能力,进而准确阅读与答题。
课堂教学是传播知识的主要途径,是教学的基本形式。要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不仅在于资料搜集的多少,教案写的是否详尽,更在于课堂讲授的质量,在于阐述问题的明晰性、说理的逻辑性以及是否善于启迪学生思维。因此,教师在备课时,对每节的教学内容要精心安排,找出其内部的逻辑联系,即使内容比较琐碎、联系不十分紧密的章节,教师也一定要将其逻辑化,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学生理解和记忆,便于学习和掌握。教学内容之间有了紧密的逻辑联系,各个步骤也便会变得井然有序,内容再多,只要捋着一个头,便可牵一发而动全身。
人类的学习总是以一定的经验和知识为前提,是在联想的基础上,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新知的。新课的导入总是建立在联系旧知的基础上,以旧引新或温故知新,而藉此促进学生知识系统化的。因此,教师每节课都要注意节与节之间、节与单元之间的逻辑联系,使上一节课的结尾和下一节课的开头能够有效地衔接,使两节的内容也有紧密联系,在此基础上把握好教材的逻辑主线。教师不仅要用严谨的逻辑方法来启发学生,根据已知的知识推演出新的知识,更要深刻分析好讲授内容的基本线索,紧紧抓住章节之间、段落之间以及知识点之间的逻辑思维的内在关联性,这样才能突显重点,突破难点、层层推进。
教师要把握好课堂教学语言的逻辑表达形式。逻辑要求课堂教学要做到语言表达概念明确,判断得当,推理准确,符合逻辑思维规则。教学中严格遵守逻辑思维规则是保证该堂课语言确定性的逻辑要求,更是提高教学有效性的必然基础。在教学中要始终如一地准确使用语言,不能前后自相矛盾,更不能含糊其辞。否则,一方面,语言重复啰嗦占用了课堂教学的有限时间,影响教学效果;另一方面,学生易于转移听课的注意力,同样也影响学习的效果。讲解时,必须紧扣主题,不能东拉西扯,偷换概念,偷换主题。
概念是理论体系的单元或细胞,概念要明确,这是讲好、学好思想政治课的基础。因此,明确概念,注意概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是十分必要的。比如讲“国家财政”时,也只有先在懂得“财政”“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关系时,才能分析政府怎样运用财政政策促进国民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这实际上是运用了逐步限制逻辑概念的方法进行讲解。只有这样才能增加概念的内涵,减少外延,明确概念 ,才能让学生更容易明白和掌握。
在教学过程中运用“属加种差”的逻辑方法讲概念,是帮助学生准确地理解、记忆和运用概念的有效方法。“属加种差”又称真实定义、实质定义。例如在“纸币是由国家发行的,强制使用的价值符号”这个定义中,“价值符号”所指的范围包括“纸币”所指的对象范围,它是纸币的属概念,在“价值符号”这个概念下,有许多所指范围比它小的概念,如“股票”“债券”“支票”等。不同的价值符号形式,有不同的表示价值的方式,“国家发行的,强制使用”就是“纸币”,是与其他价值符号形式在本质属性上的差别,也就是种差。应用“属加种差”的方法讲纸币的概念,学生能较快地掌握纸币的本质,并同时理解纸币与股票、债券、支票的区别与联系。
判断就是对认识对象情况有所断定的思维形式。判断得当是学习和答好题的重要条件。在讲课过程中,老师不仅要注意简单判断的准确运用,而且也要注意复合判断的运用,注意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学会使用联言判断、选言判断和假言判断。如讲到高二政治《文化生活》中的“思想道德修养与知识文化修养”关系时,就涉及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良好的知识文化修养是能够促进思想道德修养的基础”或“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是能够促进知识文化修养的基础”,其实这里的“基础”实际上是一种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必要条件。因此,在讲解两者关系时,只能说没有良好知识文化修养就不能提高思想道德修养,而不能说有了良好知识文化修养就一定能够提高思想道德修养,反之亦然。这里的逻辑思维关系是“无之不然,有之不必然”的必要条件,这是假言判断的运用。如果不掌握好逻辑条件判断之间的各种区别,就不能表达正确思想,也就不能正确地引导学生进行思考了。
科学认识是一个由个别到一般(归纳)、又由一般到个别(演绎)的反复过程。归纳方法是从个别或特殊的事物中概括出共同本质或一般原理的逻辑思维方法,其基本步骤是:搜集材料—整理材料—抽象概括。而演绎是根据一类事物具有的共同属性、关系、本质来推断该类事物中个别事物也有此属性、关系和本质的思维方法和推理方式。演绎是逻辑证明的有效工具,引导学生以此作为逻辑证明工具,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归纳是在正确的条件下得出结论,但结论不一定是正确的,这就需要增强培养学生的演绎能力,培养学生综合应用演绎与 归纳。
思想政治课基本概念和基本观点的教学,常常是培养学生演绎思维的有利教学时机。在高中政治第一堂课第一个概念“商品”,就是培养学生演绎能力很好的载体,“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包括两个条件:一是劳动产品;二是用于交换。可以举例让学生判断,如①自来水、②农贸市场上待售的蔬菜、③送给同学的礼物等,教师根据学生的判断进一步强调两个条件,接着让学生自己举例,从而训练学生的演绎能力。在每一单元结束,都有一个探究活动,通过探究活动的开展,最终完成课程和理论分析,这个过程是培养综合运用归纳与演绎能力的过程,教师应尽量安排活动的开展,并形成完整结题 报告。
高考不仅十分重视基础知识,也非常重视对学生的归纳、演绎的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能力的考核。而归纳法、演绎法是解题过程中经常应用到的两种逻辑思维能力。我们可以按题目的设问要求,分别对材料进行归纳和对材料反映的道理(或方法论)进行演绎。
要求对材料进行归纳在高考主观题中相当普遍。通常有三个层次:一是对材料反映的具体内容从一般含义上进行概括,这类设问往往是要求概括某一材料反映了什么政治、经济现象或问题,材料之间有什么联系或共同点;二是将材料反映的具体内容从理论的高度进行概括,这类设问要求概括材料说明了什么经济学道理?体现哪些哲理?反映了什么政治学观点?等等;三是依据材料所反映的或设问所指定的内容范围,从理论的高度概括正确的做法或提出解决的途径。这类设问一般是开放性题目,考查知识的运用能力,但所答的内容不得超出材料所反映的内容范围。
在2011年福建省高考政治科试题中,侧重考查归纳能力的有28、29、32、35、36、39(1)第一小问。如28题,材料中的“微博在汇聚民众智慧的同时,也可能成为谣言散布的途径”是一个具体的现象,学生必须从两个条件中去分析,进而归纳“微博在汇聚民众智慧”指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政治权利;“也可能成为谣言散布的途径”指的是公民在行使权利的时候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在此归纳的基础上也就不难得出“公民在微博上有表达的自由也需承担表达的责任”的结论。
这类试题通常是论述题设问的主体部分,所占的比分较多,难度也较大。演绎法的思维特点是从一般到个别,从抽象到具体。依据近年来高考试题的特点,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演绎性设问方式:一是运用理论观点论证题中材料所反映的某种做法或说法;二是运用理论观点说明材料所反映的某种做法的必要性或意义;三是说明材料中所反映的某种做法或说法是如何做到某一方法论或体现某一理论观点的
2011年福建省高考政治科试题中,侧重考查演绎能力的有25、30、31、39(1)、(3)小问。如25题,题干通过“保护三坊七巷”,考查学生演绎“保护文化遗产”的意义和本质,学生要在掌握文化遗产的地位和意义的基础知识,对其进行演绎推理。又如,39题第3问,学生要能从材料三的文字材料中提取我省海洋经济对我省经济的重要性及产业结构不合理的一般性结论,以及材料四表格中我省海洋生产总值及其在全国海洋生产总值中比重的一般趋势,在此基础上回答促进我省海洋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措施,采集信息的过程是归纳推理的过程,而组织答案需要演绎推理的应用,通过综合应用归纳与演绎,学生才能组织出较为完整的答案,提高得 分率。
总之,逻辑思维技能的培养是高中思想政治教师掌握课堂教学基本技能,也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有效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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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工业,在当代中国文化语境中,即文化产业。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商品化已经进人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文化的工业化是现代社会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而较早提出“文化工业”一词并建立了文化工业理论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借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的商品交换理论,阿多诺发现,文化工业成功地对大众实施了欺骗和操纵,最终使大众成为“被动接受者”,并被总体性地整合到了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中。对此,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建立了文化工业批判理论,以(启蒙辩证法》为代表著作。他们的批判十分尖锐,表现出了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马丁·杰用“无情的敌视”来形容他们的这种观点。但不可否认的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文化工业的部分本质特征,暴露了晚期资本主义的矛盾与危机,故而引起了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界的广泛关注,“现今任何对大众文化的讨论都无可避免地要包括对阿多诺群众文化理论的某种评估”(1l(z9y。
近年来犷国内学者对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的研究颇多,其中也不乏对他们理论语境的论述。这些研究给我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但也要看到,这些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是强调了他们理论生成的历史语境,而对个人语境和文化语境的论述较少。
特别是对阿多诺采用的夸张的表述方式没有提及。本文将结合这三个方面的因素来论述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的生成语境。这对如何在中国本土语境下客观评价这一社会产物—文化工业,并建构自身的理论话语有一定的作用。
阿多诺从小就受音乐的熏陶,母亲和居家未嫁的姨母阿加泰一起循序渐进地向他灌输音乐知识,使他在孩提时代就迷上了音乐。并且随着年龄增长,他对音乐的这种迷恋经久未泯。除了学习音乐,阿多诺还练习钢琴,得到了几位钢琴教师的指导,最终能弹一手的好钢琴。从阿多诺的教育背景和知识谱系中可以看到,全部都是与“高雅文化”相关,长期浸淫于这种文化当中也就自然而然形成了一种纯正高雅的审美趣味。而一个人的知识构成影响着他对事物的认识。从高雅文化的角度看,大众文化难免就是一种低级文化,阿多诺对爵士乐的敌意就源自于先天的审美趣味。这也是他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的原因之一,虽不是主要原因。这样就形成了艺术(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对立模式,并且艺术本身具有的乌托邦功能和救赎的可能性却因为大众文化的破坏而破灭了。在阿多诺的眼里,文化工业的世界已完全没有了希望,他的工作只能是对大众文化的极力贬损。他叹息到:“除了绝望能拯救我们之外就毫无希望了。”“只有拒绝赞美现状,才有可能保存一个未来:在那时,写诗将不再是野蛮的行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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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学生掌握必需的知识的基础上,开发他们的智力,培养他们的能力,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在高中物理教学中提高学生抽象逻辑思维能力,特别是理论型逻辑思维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高中生无论是升学还是就业,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开展,再学习乃至终身学习,更需要的是抽象逻辑思维。同时,高中物理是一门严密的、有着公理化逻辑体系的科学理论,对于高中学生抽象逻辑思维能力的要求,较初中物理有了一个很大的飞跃,这就是当前所谓初、高中物理“台阶问题”的实质。另外,从高中学生心理的年龄特征来看,从初二年级开始的抽象逻辑思维由经验型向理论型水平的转化,在高二年级将初步完成,这意味着他们思维趋向成熟,可塑性将变小。因此,在高中一、二年级不失时机地提高学生抽象逻辑思维能力,以顺利地完成从经验型向理论型水平的转化是必需的。
广大教师的实践也证明:凡是抽象逻辑思维能力较强的学生,其他方面的能力都比较强。因此,高中物理教改也应把提高学生担负逻辑思维能力放在首位。高中物理教学如何提高学生的抽象逻辑思维能力呢?
1.1 从有利于提高学生抽象逻辑思维能力出发,增强学习的目的性、方向性,应该让学生知道学习过程、思维过程、思维的形式和方法,以调动其自觉、主动性。只有自觉地遵循思维规律来进行思维,才能使概念明确、判断恰当、推理合理、论证得法,具有抽象逻辑性,培养出深刻性的思维品质。这是一切思维品质的基础。
1.2 按现代认知心理学的观点,学生在学校学习的实质就是前述认知结构的“同化”和“顺应”的过程。学习的类型主要是“意义学习”,即在良好的教学条件下,学生理解符号所代表的知识,并能融会贯通,发展了智力,提高了能力。其实质是符号所代表的新知识与学生的认知结构建立了非人为的实质性联系。这是最有价值的学习。学习进行的方式主要是“接受学习”,即要学习的全部内容都是以定论的形式呈献给学生,然后让学生加以“内化”(即与原有知识有机结合),大量的知识和材料都要靠此获得。
从这一点来看,班级授课,以课堂教学为主的教学形式没有改变。具体的课堂组织形式可以各人不同。但从着重思维能力的培养上看,似应更重视每学期一部分“结构”建立开始的绪言课,结束时的复习课。以及对实验课和习题课有关思维方法和物理方法的指导。以达到与教材处理的原则一致。
1.3 因材施教,开展课外活动,培养一些优秀学生,使他们不受思维定式的约束。大力培养他们的直觉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直觉思维是创造性思维的基础。强调直觉思维是爱因斯坦科学观的一个重要特征。他说:“物理学家的最高使命是要得到那些普遍的基本定律,由此世界体系就能用单纯的演绎法建立起来。要得到这些定律,并没有逻辑的道路:只有通过那以对经验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才能得到这些定律。”探索就得用直觉思维:整体的、跳跃的、猜测的,以知识结构为根据的直接而迅速的认识。同时,我们对于学习物理有困难的学生,则应加强课外辅导,消除他们心理上,思维上的障碍,以适应面对大多数学生进行的课堂教学。
2.1 思维的智力品质研究是有客观指标的。我国一些心理学家所进行的小学数学教改试验,即运用这一套指标。详情请见《思维发展心理学》朱智贤、林崇德著。
2.2 教学过程离不开信息的传递,因此也是可以量化的。现代系统科学据现代认知心理学的“产生式”理论,从信息加工的角度,把人的短时记忆的最小单位定为“组块”,多大是一个组块,不是固定不变的。一个数字、字、词、符号、成语、短语等都可以是一个组块。它的存贮时间需要0.5秒,而转化为长时记忆至少需8秒。掌握物理学科,首先要懂得物理语言,大脑中要有一套物理符号系统,即在长时记忆中要存贮一定数量的组块(信息)。仅有组块还不够,还必须把组块组成若干程序,形成产生式系统。一个产生式包括两部分:条件和动作。一定条件做出一定动作就是一个产生式。如:一个公式,一个定理就是一个产生式。组块必须按产生式组合才有意义,二者不可截然分开。普通教科书一章所传授的知识约有十几个产生式。掌握一间课程等于掌握几百个产生式。而获得物理学科那样的专业能力,就得掌握几千或几万个产生式。从时间上讲,一天学习5小时,1小时可以学习4~20组块,1个产生式。这就是相当于一课时的信息量。依此类推,如果能仔细地将高中物理教材中必须掌握的组块和产生式统计出来,实行控制是有可能的。
2.3 教学方法:教学程序能否事先进行最优化选择,现在也有人用模糊数学的方法,加诸因素进行综合评价,运用计算机进行事先的最优选择。而考试的标准化已有多种方法。
综上所述:高中物理教学应以提高学生抽象逻辑思维能力为主,既是需要又是可能的;既是可以具体做到的,也是有可能进行控制和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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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在阅读现代西方哲学及其相关著作时发现,“现代西方哲学”的名称英译内涵丰富,不能仅凭字面理解,需要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以及在我国传播的历史做认真探究之后方能有正确的结论。“哲学”一词的英文对应词是“philosophy”。毫无疑问,“现代西方”的对应英译为“Modern Western”,从翻译学的视角看,按照直译原则肯定是没有问题。问题是译成“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国内读者的理解会明白无误,但如果同国外的同行或学者进行交流,他们是否会首肯或赞许呢?这里就直接涉及到西方哲学史的发展及时间概念的划分问题。
实际上,西方人所指的modern philosophy 并不等于国内普遍所说的“现代哲学”。modern philosophy 这一类课程的内容涉及的是17至19世纪的哲学,[1]相当于国内表述的西方近代哲学。英语中找不到与“近代”相对应的词,early modern(现代前期)这一词组接近汉语中“近代”含义。我国所说的“现代”大约与英语中“later modern”(现代后期)相近。但是西方学者们不大用“现代后期哲学”这一说法,而更倾向于采用“Contemporary Philosophy”(当代哲学)作为学科名称。而Contemporary Philosophy涵盖的内容都是关于20世纪的哲学。这在外国人是很自然的事。英语“contemporary”的原义为“同时代的,当代的”。当代哲学涉及到生活在20世纪至21世纪的哲学家的学术成果。当代哲学即20-21世纪哲学。然而这种时间概念却难以让中国人接受。我们所说的“当代”只是指20世纪的后半叶,“现代”大约指20世纪的全部。“现代”这一时间概念在有的学科里比20世纪稍长一些,在有的学科里稍短一些。
这个时期,英美国家流行的主要是分析哲学的各个支派,在欧洲大陆国家主要有存在主义、新托马斯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和解释学。
现代西方哲学的不同流派和不同哲学家,都重视并深入研究知识和真理、自然和人、语言和意义等问题。他们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阐明自己的观点。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叙述也可以看出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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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柏林大学法律系学习期间,马克思通读了黑格尔的著作和其弟子的大部分著作。当时青年黑格尔派以自我意识为武器对宗教进行勇敢地批判,这对马克思产生了很大触动,这一点通过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漠克利特与伊壁鸿鲁自然哲学的差别》我们便可知晓。初看起来,这个题目极为空乏,而且似乎与近世哲学关系甚疏,然而,青年马克思的功绩在于他深刻地赋予了这一题目以现实内容。博士论文的发表是马克思由有神论向无神论转变的重要标志,此时的马克思已是一位具有启蒙思想的无神论者,不过因囿于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他对宗教的批判仍陷于唯心主义的框架内。
马克思意识到了德漠克利特与伊壁鸿鲁在自然哲学方面的差别,并支持伊壁鸿鲁偶然性学说,从而否定了万物的主宰是神。马克思说:“在必然性中生活,是不幸的事,但在必然性中生活,并不是一个必然性“在有限的自然界里,必然性表现为相对的必然性,表现为决定论。而相对的必然性,只能从实在的可能性中推演出来,这就是说,存在着一系列的条件、原因、根据等等,这种必然性是通过它们作为中介的,实在的可能性是相对必然性的展开。”此处,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运用自如,而且,更为高明的是,马克思在高度赞扬了辩证法的革命精神的同时,勇于揭露黑格尔的保守性、妥协性及其根源。他认为黑格尔不能将辩证法的革命精神贯彻到底,而使自己的哲学适应普鲁士的需要,与普鲁士王国妥协的原因,不应从道德方面去解释。他写到:“这种表面可能性本身最深刻的根源,在于他的原因补充分或在于哲学对于自己的原则没有充分的理解。因此,如果一个哲学真正适应了,那么他的学生就应该根据他的内在本质的意识来说明那个对于他本人具有一种外在意识形式的东西。马克思还进一步从自我意识出发,反对黑格尔调和宗教和哲学的思想,他对宗教进行坚决的批判,从而否定神的作用,肯定人的作用。不难看出,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的思想不仅同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有重大的差别,而且已经开始偕越青年黑格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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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思想作为古希腊哲学的基本遗产,始于巴门尼德天才的创造,他不仅把人类的思想视野导入“存在”,同时把世界置入“存在”。从此,“存在”几乎成为西方灵魂和世界的君王和独裁者:
只有那些研究途径是可以设想的。一条是:它存在,它不能不存在。这是说服之路,因为它通向真理(aletheia)。另一条是:它不存在,它必定不存在。我告诉你,这条路是完全走不通的。因为对于不存在,你不能认识,也不可能言说。[1](P93)
关于存在之路的论述已经很多,对于巴门尼德所说的另一条路,我们有必要再做些思考。对于这条“必定不存在”的不存在之路,巴门尼德本人并未给出明确的说明和规定,人们一般理解为是对感性物质世界的概括,这种理解不无道理。对生灭流变的物质世界的看法,在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这两位几乎同时代的思想家那里是一样的。柏拉图在《克拉底鲁篇》(402A)引述了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万物流变,无物常住。这句话很好地揭示了现象世界的特征,但哲学家的思想从来不会以此为归宿,于是我们看到赫拉克利特更深刻的说法:“万物都根据这个永恒存在着的Logos生成”[1](P39),“如果不听从我而听从这个Logos,就会说万物是一”[1](P39),“一出于万物,万物出于一”[1](P41)。这“一”,这Logos,是哲学对世界更高的判断,就像巴门尼德的“存在”一样。问题是,我们应该从“一出于万物,万物出于一”中领会到世界与作为世界的本质或真理的“一”(Logos,存在)的真实关系,二者不是对立的关系,“存在”之“一”恰恰是对流变多样世界的深入和把握,是在对世界的“经验”、“经历”中实现的超越和思想,最终的结论应该是:世界存在,绝不是不存在。因此,我们应该对巴门尼德的“必定不存在”的不存在之路有新的思考。
我们知道,柏拉图以其理念思想,真正奠立起西方存在论或本体论的基础,但当我们重新审视他的理念,尤其是善的理念时,会有新的收获。巴门尼德的存在之路,就是真理与知识之路,就是理念之路,理念是真理和知识的源泉,但善的理念又不止于理念:
真理和知识都是美的,但善的理念比两者更美。正如可以把光和视觉看成好像是太阳而并非太阳一样,这里我们也可以把真理和知识看成好像是善,但是却不能把它们看成就是善。善是更为可敬的东西。[2](508E)
善的优越性的原因是:
知识的对象不仅从善得到它们的可知性,而且从善得到它们自己的存在和本质 (ousia)①,但善本身不是本质(ousia),而是在地位和能力上都高于本质(ousia)。[2](509B)
可以肯定的是,善的理念指示着世界唯一的、真正的本原,是世界的最高真理,是一切存在和实在的本原,但它本身却不是这些存在、本质和实在,而是更高的东西。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表达,它指示出了存在的真理乃在于对存在的超越,在于存在之上、之外。柏拉图以善的理念所指示、所暗示的这种超越性,将把人的视野带出存在的界限,带向更高的本质和存在,带向不同于存在的“不存在”。这一思路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巴门尼德的“不存在”,因为柏拉图的善的理念同样既不能认识又不能言说。当然,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认定巴门尼德的不存在和柏拉图的超越存在就是一回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它们以各自的方式把我们引向存在之外,引向“无”。巴门尼德的方式更多是否定性的,是以维护存在的方式否定地带出了个“不存在”,这不存在更像“虚无”,仅仅是一个因对存在的肯定而自然带出的纯粹概念性的东西,因为它——如果“它”存在的话——仅仅是个概念,是个自然的念头,除此之外它什么都不是,空空如也。如果投身进去,不仅枉费心血,而且会走火入魔。为此,巴门尼德大声断喝:此路不通!因而他的真正意思是:只有存在。但我们可以从中读出更多的含义:存在暗示着不存在。柏拉图所指示出的不存在有所不同,实际上是“超存在”,这种“超”的含义有二:(1)不同,与存在的不同,这种不同之大,大到了存在之外,即不存在;(2)不可知,因为人类思想的顶点和界限是真理和知识,而善的理念超越了真理和知识,超越了人类的思想。
具有更高地位和更大力量的超存在的善的理念,经过新柏拉图主义②,成为基督教哲学的核心概念,是后人理解上帝之“无”的基本依据。普罗提诺认为至高无上的“太一”是不可定义、无从言说的,我们对其惟一的判断只能是:太一存在!就是说它存在于一切存在中,但它又“不存在于任何地方”;太一超越于存在之上,指向更高的存在或不存在。这显然是在发挥和阐释柏拉图善的理念的思想。作为无的上帝所以能够被接受,不是因为其虚无、空无,而是因为他超乎寻常存在的伟大。对这种伟大之无的理解,贯穿着人类的历史。无的问题是哲学必然关注的重大而基本的问题,因为它几乎是和存在问题一起问世的。不过无的概念对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同样意义非常,而且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十分迫切,这集中表达在“无中创有”(creatio ex nihilo)的教义中。对基督教“无中创有”的思想我们已有论述,共识在于把“无”理解为上帝绝对纯粹的超越性存在,用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上帝之无指示出的是其“作为存在的存在”,是其无从辨识、无法触及、无可言表的黑暗之光。在此,我们将再次审视这一思想。③
最早提出“无中创有”说的是2世纪末的护教士安提阿的提阿非罗(Theophilus of Antioch④),在他惟一现存的著作三卷护教篇To Autolycus 中,几次提到ex nihilo(从无中,I,8;II,10;II,13)的说法[3](P20),不过使其成为基督教基本教义的是圣奥古斯丁。在奥古斯丁看来,上帝创世的关键,正在于这种创造的无中生有:(1)上帝的创造纯粹是无所借用、无所依凭、无中生有,因为世界乃时空中的世界,万物乃时空中的万物,存在乃时空中的存在,而时空完全来自上帝的创造,上帝在时空之外、之上、之先,而这“外”、“上”、“先”自然不是时空的标示,而仅仅是比喻而已,它们的真实含义是超越时空、存在的“无”。[4](P253、241)(2)超越时空的上帝是如何从无中创世呢?《圣经》开篇第一章的信息有二:(1)“起初,神创造天地。” (2)“神说⑤:‘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也就是说,无所依凭的上帝是用自己的话语创造天地间的一切的,“因此你一言而万物资始,你是用你的‘道’——言语——创造万有。”[4](P236)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语言是存在的家”。换言之,上帝是“空口无凭”就创造了世界,而上帝之言、之道相比于被造之有乃是“无”,这言、道之无乃是世界之外、之上的东西,是作为世界本原和开端的东西,而且这开端不是世界中的开端,而是世界的开端,是时空的开端,因此它不在时空内,因此是无。那么在“神说……”之前,在“起初”,上帝是如何创造的呢?《圣经》的首句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看来没有明确启示神是如何创造天地的,“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暗示了神的灵在活动,也可以说是神的灵在创造天地。总之,可以说上帝是藉着他的言与灵创造了世界,上帝无所依凭,仅仅靠他的言与灵创造世界,仅仅靠他自身创造世界,不可能靠上帝之外的任何东西,因为上帝就是一切的创造者,他若有所依凭他就不是上帝,在上帝之外什么也不可能存在,“上帝之外什么都没有”或者“上帝之外是无”的意思是:只有上帝!因此,“上帝从无中创世”和“上帝从自身创世”完全是同语反复。按照这个思路,是上帝的存在带来、导致、产生了天地万物,万物的存在和上帝的存在本质上应该是同而非异,是一而非二。但奥古斯丁否定了这种思路,从而把造物主和被造物断然区分开:
你创造天地,并非从你本体中产生天地,如果生自你的本体,则和你的“独子”相等,从而也和你相等;反之,凡不来自你的本体,也决不能和你相等。但除了你三位一体、一体三位的天主外没有一物可以供你创造天地。因此你只能从空无所有中创造天地。[4](P262)
奥古斯丁把神自身和造物截然区别,明确了两者之间的根本不同,暗示出两者之间的差异和“距离”,也就是说两者之间从本质上是不连贯的、断开的。当然这种断开和距离不是时空意义上的,而是本质意义上的、存在论意义上的,说明它们是完全不能对等、不能等价的存在。这种存在的差异之大,大到不能以同一个“存在”论之,如果认为其中一个是存在,另一个就应该是不存在。这种差异造成的断开、距离,就带出了“无”的另一个含义,两类不同存在之间的“距离”就是“无”,由于这“无”,才有了“起初”、“太初”,世界才有了开始,才会为上帝的创造留出“余地”和“空间”,才能让上帝的言与灵的工作得以“开始”。这种差异之无的基本含义,就是世界从本质上、从存在上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是有其开端的,这开端不仅指示其本原,而且表明其界限。换言之,神的创造不是自然的过程,不是经验的无限延伸可以穷尽的事情。
“无中创有”中“无”的上述两层含义,包含一个共同点,即都意味着上帝与世界的天壤之别。从逻辑上说,这是一种高下之别,是典型的柏拉图主义论调,但显然任何一个基督教思想家都不可能把二者完全对等或对立起来,因为这毕竟只是造物主与被造物的区别,而不是造物主与非造物主的区别,世界不是在上帝之外,而是在他之中,只不过不是直接地来自其本体地在他之中,而是来自其言与灵地在他之中。来自上帝本体和来自上帝的言与灵是有别的,但这种差别是上帝自身的事,它们是一。我们将看到,在奥古斯丁去世半个世纪后出生的波爱修那里,这个问题得到了深入的思考。
波爱修在其著名的神学论文《实体如何因其存在为善,而非实体之善》的第二条公理中明确指出:
存在与存在者(这一个存在)不同。存在自身尚未存有,但存在者只要获得了形式就得以实存。
存在与存在者首先被区别开来,原因如下:就其本身而言,存在是绝对单纯的,这种单纯和绝对的理由是它靠自身存在,不需要分有任何别的什么(公理3),不需要掺杂任何别的什么(公理4),因此它自己存在,它就是存在,“存在”存在。而存在者却不同,因为存在者无法自己存在,它的存在是借来的,是被给予的,是通过对存在的分有而来的(公理3),而且不仅借得其存在,而且还需要掺杂“除自己所是外的什么东西”(公理4),因而是复合的,复合了存在和偶性。结果,“在单纯中,其‘存在’与其‘这一个存在’是‘一’;在复合之物中,其‘存在’是一回事,其具体实存是另一回事”(公理7-8)。存在本身乃是本质与存在与其具体存在为一,单纯之一就是善,就是不灭和永恒[5](P288);而复合之物却不同,由于其存在不是来自自己,而且由于它是复合的一,而非单纯绝对的一,因此它是包含着差别的一,是可以分裂的一,一的分裂就是死亡和消亡。
波爱修思考的是存在问题,他以思辨的形而上学话语,明确宣告了存在与存在者的根本区别,指出了区别的原因,同时明确了存在者所以(成)为存在者的根本原因,即分有存在。理解波爱修思考的关键,是把握他如何区分存在与存在者,而这种区分的关键,在于搞清楚“在单纯中,其‘存在’与其‘这一个存在’是‘一’”的真实含义,这种单纯、绝对的一既保证了其自身的绝对永恒的存在,又使其成为一切存在的本原,使万物因其而存在,因其而善,使万物之多归于其绝对单纯之一、之存在,这是世界的根本;同时又要明确,存在与存在者的根本不同,正是由于绝对的单纯和自在,这又使其决然超越于复合的万物之上,使万物望尘莫及,在这种对比中,“存在自身尚未存有”,即相对于它使其存在之物,它不是存有,不是存在;作为存在的存在,它没有现象、显现;作为存在本身,它仅仅在其自身中存在,不作为存在者存在,不会成为存在者群体中任何一个“这一个存在”(id quod est, to ti)。总之,作为单纯、绝对、在其自身的存在和一,它永远不可能作为它自身而直接显现出来,因为一切显现都是复合,都是存在者,任何意义的直接现身都有违其本性,换言之,存在自身只能永远“尚未”,永远根本上远离一切它的现象和造物,永远是“不存在”,是“无”。这提醒我们要注意区分存在自身和存在者中的存在之间的不同,即作为无的存在与作为有的存在的不同,这是波爱修在《论三位一体》中明确解释过的。在《论三位一体》中,等同于esse(存在)的 forma和imago明确被区分:
那些在质料中且产生了一个物体的形式,来自这些外在于质料的形式(Forma)。我们误称居于物体中的实在为形式(Forma),实际上它们只是形象(imago)它们只是与那些质料之外的形式相似。[5](P12)
这等于说,事物的存在,不是存在本身,或者说不是存在本身的直接延续、流溢和产物,而仅仅是其形象,是柏拉图意义上的模仿。我们在前面尝试着对这种区分进行了分析,倾向于在存在自身做出区别,即区别其作为超验自在和作为事物具体的形式两个方面,现在我们可以换个思路来加以探讨。
波爱修清晰凝练地辨析着他的存在的形而上学,并通过这种辨析思考着上帝与创世,他从形而上学的角度厘清了上帝和创造的根本问题,但同时留下了一个看似技术性的问题:存在只负责、只给予存在者的“存在”,可是存在者中被复合、附加到其“存在”上从而使其得以实存、使其成为实体的偶性或物质、质料是从何而来,该由谁负责呢?
造物主德穆革(Demiurge)是按照善的理念赋形、烙印于χρα而创造世界,理念与χρα(receptacle,基质、原始质料、物质)在《蒂迈欧篇》中的关系,一直被基督教思想认为是希腊哲学二元论的经典表达,因为无论善的理念还是德穆革都不能消解χρα,因为它是已有的、与它们同在的。奥古斯丁按照《圣经》的观念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把《创世记》首句的“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解释为:
主啊,“天外之天”是属于你的,你赐予人的子孙的那个地,可见、可捉摸的地,那时并不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接触到的地,那时是“空虚混沌”,是一个“深渊”,深渊上面没有光,“渊面黑暗”……在那时,这一切既未赋形,还近乎空虚,不过已经具备接受形相的条件。你从无中创造了近乎空虚的、未具形相的物质,又用这物质创造了世界。[4](P263)
奥古斯丁很好地完成了协调柏拉图和《圣经》的任务,因为最初的质料也是神无中生有的创造。波爱修似乎更倾向于希腊哲学的观点,没有在这篇重要的形而上学论文及其他地方明确解决偶性或物质的问题。但我们又很难断定波爱修会不重视这个问题,会容忍偶性或物质是在存在本身或上帝之外的,因为正是在这篇论文中,他明确指出:“因为它们不是单纯的,如果那独一之善不意欲它们实存,它们根本不可能存在。它们所以被称为善,仅仅因为它们来自善者的意志”[5](P46)。可见是至善的上帝的意志使存在者存在,使其整个地实存,作为复合物的实存。波爱修给我们的印象是:存在本身只负责事物的存在 (esse)、本质,而至善的上帝负责整个事物的存在、实存;至善的上帝是存在本身,但又不仅仅是存在本身。不过波爱修接着就打消了这种疑虑,他写道:“至善是存在自身、善自身、善的存在自身。”
关于波爱修,尤其是关于这篇论文,我们能够确定的是:(1)是上帝创造了世界。(2)存在(esse)和善(bonum)是一回事。(3)存在本身不负责存在者的实存,而只负责它们的存在、本质;一切事物的善不是因为其实存、其实体为善,而是因为它们分有了存在本身而得的存在、本质为善;换言之,事物仅仅在存在论上是善的,而非事物在其现实存在中为善。
由此,我们能够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结论很简单:(1)波爱修的存在之辨明确了上帝是至高的存在,是存在的存在,是存在本身;(2)上帝又不是存在概念可以完全概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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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大众文化是20世纪初期在美国伴随着大众媒介的日渐发达而最早兴起的一种文化形式,在全球化浪潮中,逐渐蔓延至欧洲大陆乃至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西方大众文化始终是学者关注的重要领域,但目前对其概念尚没有达成共识。一般来说,大众文化是指在现代商品社会中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的、以现代都市大众为对象的文化形态,是一种带有浓厚商业色彩的、注重满足人们感性娱乐的文化。和其他文化相比较,大众文化具有娱乐性、商业性、世俗性、技术性等特征,并且已经影响到现代都市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
西方大众文化研究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该研究领域也发生了诸多变化,产生了不同流派。一是兴起于20世纪30—4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有: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该学派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形成了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史上的所谓法兰克福模式,提出了分析大众文化概念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二是伯明翰学派,以威廉姆斯、霍尔等人为代表,对以往有关意识形态的经典论述进行了批判和分析,借此对大众媒体与国家、个人的关系,消费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新的探讨和阐释,提出了新的理论。本文将着力分析两大学派对大众文化的理论观点,梳理西方大众文化的批判转向。
两方大众文化研究视角从法兰克福学派到伯明翰学派经历了从“批判”到“理解”的转换。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文化缺乏精英文化的那种批判维度,也缺乏对现存社会秩序进行否定的维度,而且大众文化在无声无息中施行着一种全面的文化控制。他们认为大众文化具有骗性、操纵性,大众文化并不是大众的文化,而是资本主义文化业的产物。
伯明翰学派最大的批判价值在于借助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强调大众面对大众文化时批判性接受的主体能力,从而扭转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主体性的偏见,这样统治阶级的意志不再自然延伸到文本生产领域,各种声音可以在文本中进行平等的对话和交锋。这正体现了伯明翰学派的民主与人本的思想:弱势群体可以经过意识形态的斗争发言,从而到达政治与社会实践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伯明翰学派完成了对法兰克福学派“无望的救赎”的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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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rein)一词在胡塞尔现象学中占据中心地位,而且是在多重的意义上。胡塞尔的代表作之一便是《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他也许在某个时期会反对将他的哲学称作“超越论的” (transzendental),但始终不会反对将他的现象学称作纯粹哲学,无论是其早期还是晚期。
“纯粹”是相对于“不纯粹”而言的,这对概念会让人联想起佛教中的“净”和“染”,但这对概念之间并无直接的关联。当然,从含义上说,“纯粹”在现象学中也与一个净化的过程有关,即从某个东西或某个状态中脱身出来。胡塞尔将此称作“纯化” (Reinigung)或“还原”(Reduktion)。
因此,“纯粹”和“纯化”这两个概念彼此相关,一同标识出现象学的两个核心要点:内容上的和方法上的。笔者曾在拙著《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中对这两个概念做过解释:
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所要达到的“纯粹性”,不仅仅是纯粹数学所具有的那种纯粹性①,而且还意味着纯粹反思的纯粹性。因此,这种纯粹性是两方面的:一方面,这种“纯粹性”是指一种摆脱了经验事实的“纯粹”。另一方面,这种纯粹也是指一种独立于外部实在的“纯粹”。胡塞尔认为,达到这个两方面的“纯粹性”之通道方法是“现象学—心理学的还原”和“先验现象学的还原”②。如果将胡塞尔的“纯粹”概念的这两个含义结合在一起,那么它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先验”概念相同义③。
“纯化”概念被胡塞尔用来标识达到“纯粹性”的方法或过程。由于“纯粹性”是两方面的“纯粹性”,因而“纯化”也应当在两个方面进行④:“现象学—心理学的纯化”和“先验现象学的纯化”,它们意味着“在双重的方向上进行对存在设定、对存在之物之意指的‘排斥’和‘判为无效’”⑤;这两种还原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一种普遍的悬搁,它们都意味着排斥世界和关于世界的信仰,还原到纯粹意识体验上去;而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是对前者的彻底化。⑥
此外,在术语的使用方面还需补充一点:“纯粹的”或“纯粹性”不仅标志着胡塞尔对其现象学所作的最基本规定,也意味着胡塞尔作为哲学家对自己的哲学生活所提出的最基本要求。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形式的现象学还原方法最终都是为了达到同一个目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纯粹性”。没有这个目的设定,胡塞尔现象学所提出的“最终论证”之意图是不可想象的。对于胡塞尔来说,如果现象学不是在双重意义上纯粹的哲学,那么哲学与科学的区别就消失了。哲学或者成为对外部世界的探讨,并从自然哲学逐步过渡为实证的(广义上的)物理科学;或者成为对内部心灵的探讨,并从心灵哲学逐步过渡为实证的(广义上的)心理科学。
这里还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纯粹性的要求仅仅是胡塞尔为自己的“纯粹现象学”所设立和瞄准的目标。他并不认为,所有哲学的努力,包括“现象学哲学”以及“现象学心理学”的努力,都必须限制在纯粹的领域中。他仅仅赋予纯粹现象学以这样一个他自己终生论证并坚信的特权:只有在纯粹现象学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现象学哲学,而非反之。道理实际上很简单:所有经验实在都是在意识中被构造起来的,因此,要发现那个“原初的、在自身中构造起所有经验世界的生活”⑦、那个纯粹的意识生活,就不能利用任何被构造出来的经验世界的内容,否则会陷入循环论证。这同时也意味着,在纯粹现象学建立之前,任何形式的现象学哲学都是无基础的、不稳固的,虽然并非不可能。
与“纯粹”概念的双重含义相对应,“不纯粹的”现象学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它所表述的命题中含有经验的事实;其二,它所表述的命题中含有超越的实在。如果按这个标准来严格地衡量,那么目前我们所读到的现象学研究,绝大部分是不纯粹的。
首先,当海德格尔和舍勒尚在当时胡塞尔所领导的现象学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时,胡塞尔便已经批评他们的人类主义倾向。从今天的观点看,海德格尔的形式指引、存在理解,舍勒的先天质料、伦常明察等概念,已经具有相当纯粹的哲学思考趋向了。当然,胡塞尔批评所谓的人类主义,并不是说在海德格尔、舍勒等人的哲学讨论中含有经验的事实与超越的实在,并在此意义上是不纯粹的。实际上,胡塞尔批评的关节点不在于指出某种思想的不纯粹,而只是在于反对用不纯粹的哲学来为纯粹哲学奠基,反对在纯粹的论证中包含须被论证的前设。换言之,胡塞尔并不拒斥第二哲学,他只是反对把第二哲学视为第一哲学,或以第二哲学作为第一哲学的基础。
其次,甚至连梅洛-庞蒂、伽达默尔等重要现象学代表人物所谈到的语言现象学,在胡塞尔的思想体系中也难以被列入纯粹现象学的范畴,除非这里所说的语言是纯粹语言,也就是胡塞尔后期所说的纯粹逻各斯,或者是与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所说的纯粹语法或纯粹逻辑相关的东西。在胡塞尔看来,通常意义上的语言作为人类的文化现象,至多是纯粹语言的一个经验实在化的案例。在研讨纯粹语言时需要以它为出发点,但它决不是研讨的目的地。
最后,如今在国际现象学界受到广泛讨论的问题,如疼痛现象学、忌妒现象学、怨恨现象学、媚俗现象学、伦理现象学、宗教现象学、艺术现象学、建筑现象学、社会现象学等等,在一定意义上都属于不纯粹的现象学。如前所述,最严格意义上的“纯粹”,是一种摆脱了双重经验实在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本人的许多研究,也很难算作是纯粹的。如他所提出的纯粹心理学(现象学的心理学、本质心理学)和发生心理学的构想,都不是在双重意义上严格的纯粹学说。
说一种哲学或学说不是纯粹的,并不意味着对这门哲学或学说的贬低或轻视,但它有可能暗示,这门哲学或学说不是第一性的。据此可以说,一种哲学或学说越是纯粹的,就越是本原的(原则的),同时也就越是狭窄的(不丰富的)。我能够想到的纯粹哲学研究领域只有两个:存在与时间。在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中,它们相当于意识(被意识到的存在)及其流动(内时间意识)。
据此说:纯粹现象学必定是不丰富的,因为它是本原的;但现象学则完全可以也必定是丰富的,因为所有的事实和事件,都可以从显现着的现象的角度来考察。
胡塞尔在总体上是一个纯粹哲学家,但对不纯粹的哲学,他实际上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如在伦理学、心理学、历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等方面。但这些研究始终停留在讲稿和文稿的状态,基本上没有在他生前公开发表。即便是像《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二卷这样已经被埃迪·施泰因基本整理完毕、只需交付出版的书稿,胡塞尔也一直存而不发,直到他去世之后才被作为遗著出版。
胡塞尔之所以没有像他的学生如海德格尔、英加尔登等人所希望的那样,将他自己的研究重点放到现象学哲学上并且将研究成果付诸出版,乃是因为他对现象学哲学领域的研究没有十分的把握,认为这些研究尚未成熟到可以发表的程度。因此,他大都是在讲座中与学生进行讨论:“我们始终要弄清,真正的问题何在,如何纯粹地把握它们,如何将它们一劳永逸地表述出来。在我作为作者保持了沉默的地方,作为教师我却可以做出陈述。”⑧
不仅如此,胡塞尔也要求他的学生首先将目光放在纯粹现象学的奠基上,在奠基完成前的任何不纯粹现象学的努力都属于无根基的,因此只能是暂时的权宜之计。就像珀格勒所说:“他(胡塞尔)无法容忍他的学生过多地把历史现象、甚至把神学关系移到前台;他认为,现象学应当是普遍的,它涉及数学和自然科学,同样也涉及历史和神学,但作为超越论的现象学,它必须保持它的彻底的奠基作用。”⑨
日本学者鹫田清一在其《梅洛-庞蒂》一书的前言中提到,胡塞尔曾经带着孤寂的心情回忆自己的幼年时代:别人给了一把刀,因为刀不快,所以反复地磨,最后对磨刀本身入了迷,等察觉时发现刀已卷刃,什么也切不了。他把此事看作胡塞尔一生的一个缩影。⑩
虽然这个传说“事未必实”,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胡塞尔一生追求纯粹性之努力的一个影射写照。人们对于这样的纯粹性追求,无论内心是否赞同,在行动中基本上都持拒绝的态度。撇开各自的原因不论,这些拒绝的态度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一是海德格尔式的,即认为,纯粹的兴趣也是人的一种兴趣,因此也属于此在的一个层面,而不是超越出此在的层面;二是伽达默尔式的,即主张,即便是胡塞尔在付出如此的努力之后也仍然无法完成坚实的奠基,因此不妨先来从事不纯粹的现象学,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三是鹫田清一式的,即批评,对纯粹性的过分追求会延误哲学本身的建立,会把奠基本身当作目的而放弃了奠基的实际意义。
这些对胡塞尔纯粹性追求取向的拒绝和批评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我们最不应津津乐道的是最后一种批评。主要的理由在于:在目前这个时代,几乎没有人还在像胡塞尔那样磨刀;即便还有人在磨刀,也大都带有近现代自然科学“磨刀不误砍柴工”的理论心态。所以,与其花力气去批评胡塞尔磨刀磨得太多,倒不如提醒一下:眼下用钝刀误事的人太多,而停下来磨刀的人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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