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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理性批判》* *的先验分析论有三个主要部分:形而上学演绎、先验演绎和原理分析论。第二、第三部分产生了许多活跃的讨论,有解释性的讨论,也有实质性的讨论。相反,第一部分却没有引起人们多少兴趣。不少读者以为,第一部分显然是康德打算构建的东西,亦有很多读者也认为,康德的论证明摆着是失败的,因而不值得做进一步的解释。
我不打算为形而上学演绎的论证辩护。然而,我想竭力说明《批判》的这一部分内容的确包含了值得思考的重要内容。Ⅰ. 我要概括康德的论证。Ⅱ. 并评论其中的一些难点。Ⅲ. 我将讨论综合概念,试图表明形而上学演绎有助于阐明综合这一重要而又模棱两可的概念。Ⅳ. 我将简要评述形而上学演绎的中心论点。
对一个现代读者来说,似乎康德的论证依赖于一个无力的逻辑理论,同时可能建立在一个有缺陷的逻辑观念基础上。康德认为,逻辑是一门形式严谨的学科,它“抽掉知性认识的全部内容……所处理的仅仅是思想的单纯形式”(A54/B78;又见《逻辑学讲义》导言Ⅰ,9:11—16)。康德还认为,逻辑像他所知道的那样,是“一个封闭的完整的学说体系”(Bviii),它不可能以任何实质性的方式被合理地改变。考虑到奎因和其他人惯常的攻击,② 康德对第一点的看法很可能让天真的现代读者震惊。考虑到逻辑理论的发展远远高于上个世纪,康德对第二点的看法似乎很可能因为浅薄而让人尴尬。
就第一点而言,人们可以期待有意义的争论,因为对逻辑处理固定的、纯粹形式的原则这种看法的攻击根源于彻底的经验主义,对此康德无疑会寻求反驳。然而,就第二点而言,问题很可能被认为是不值得讨论的。康德并不接受他那个时代的非批判性的逻辑,这是事实。例如,在他本人出版过的一本逻辑著作中,他攻击了演绎(三段论)学说的四格,③ 在某些地方他批判了传统逻辑学家,因为他们只是关注定言的命题和推论,而忽略了假言的和选言的命题和推论。④ 然而,不幸的是,康德并没有坚持留意自己的看法。相反,他走向了自己坚决要求的反面,例如,他继续将定言命题视为范式命题。⑤ 但无论如何,他的逻辑理论是苍白无力的。至多,这一理论仅仅处理了命题逻辑的一个小小裂缝。它也未提供清楚的量化处理,而是限于定言命题的模糊处理。最重要的是,他的逻辑并不考虑谓词的表象杂多,又不考虑作为数学推理动力的复杂量化结构。⑥
显然,康德的逻辑理论是有限的。在形而上学演绎中就隐含了这一点,这却是不明显的。康德的中心论点是判断中有思维的基本结构,而且这些结构赋予直觉杂多的纯粹综合以统一性。逻辑理论的发展是否比简单地改变我们对那些结构的理解做了更多事情,这点并不清楚。⑦ 要更为清楚地了解这点,我们需要集中分析这一中心论点本身,而忽略康德逻辑理论子目的局限。
第二类困难并非与康德的逻辑理论,而是与他在构造其判断的逻辑功能表中对逻辑理论的运用有关。正如我们所见,康德可以宣称,他的第二个表格是系统的,只是因为他想当然认为那是他的第一个表格。然而,奇怪的是,他并未对第一个表格背后的观念或原则提供任何解释。他只不过把表格列出来,同时只是将它建立起来,甚至同时承认这种划分“在某些方面、虽然不是在本质的方面显得与逻辑学家们公认的划分法有所偏离”(A70—71/B96)。包括黑格尔在内的批判家们,⑧ 都指责康德在这里没有给出任何解释:康德的判断功能表,像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表一样,在经验性和“庞杂性”上都得到了发展。在K. 赖西(Klaus Reich)著名的以及令人钦佩的研究中,他极力反驳了这种指责。然而,他的努力尚未被人们接受。⑨
倘若康德第一个表格背后的原理是不清楚的,那么其许多细节也是不清楚的。针对“任何可能误解的辩护”康德提出了几点“意见”(A71/B96),但他的评论通常只是导致混淆视听。例如,在解释他为什么将单称判断作为一个独立的“子目”归到量的条目之下时,康德承认,“在演绎推论(三段论)中使用判断时,单称判断可以如同全称判断来处理”(同上)。⑩ 尽管他说,如果我们视一个单称判断“为一般知识,按其与别的知识相比较时的量来估价,那么它当然就是与普适性判断有区别的……并在一般思维的一个完整子目表中应有其特殊的位置”(A71/B96—97)。他的观点大概是判断不仅仅作为一个演绎推论(三段论)的组成要素,而且有自己的正当权利,“作为一般知识”(11) 在逻辑上得到正确的对待。然而,什么是视一个判断“为一般知识”,以及为什么单称判断必须区别于全称判断,我们对此还是不清楚的。
在康德对为什么无限判断跟着肯定判断和否定判断被归入质的条目下的解释中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康德指出,判断“灵魂是不死的”显然不同于否定判断“灵魂不是必死的”。然而,他坚持认为,谓词恰好包括否定词的肯定判断不应该被视作肯定判断。这种区分足够清楚了。此外,不清楚的是,为什么这点适合于判断的逻辑形式,以及为什么无限判断和肯定判断、否定判断并列在一起。可惜的是,在康德要消除这一问题的努力中,他好像与自己的看法相矛盾。他承认无限判断在普遍逻辑中“正当地被归入”肯定判断(A72/B97)。然而,他坚持认为在先验逻辑中它们必须被区分开来(A71/B97),或者在“判断中思维的一切子目的先验表”(A73/B98)中必须被区分开。这表明,判断的逻辑功能在先验逻辑内是一致的,都是处理范畴的学科。然而,正像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在康德自己看来,这些功能又被假设在普遍逻辑内是一致的,因而提供了先验逻辑能够用来建立范畴表的“线索”。
第三类困难牵连到康德的范畴表及其与判断功能表的关系。这两个表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许多情况下是模棱两可的。例如,为什么体现在单称判断中的思维功能与全体性范畴而非单一性范畴相关,这完全不清楚。(12) 康德除了说范畴是以一定方式加以运用的判断功能之外,几乎没有谈到一般的相互关系。在仅有的几点评论中,他的确提到范畴表的结构,而且,他只是指出范畴表内在的一些考虑,主张在每一条目下的第三个范畴“是从第二个范畴和第一个范畴的结合中产生出来的”(B110)。总体性或全体性,以图解的方式,被说成“不过是作为单一性的多样性”(B111)。康德认为,第三个范畴并非由于这个原因而“仅仅是派生的”,因为第一个和第二个概念为了产生出第三个概念的联结“需要知性的一种特殊行动,而这种行动与在第一个和第二个概念那里所实行的行动是不同的”(同上)。然而,这种“特殊的行动”是什么,以及它如何孕发范畴与判断中的思维功能的关系,这并不清楚。(13)
最后,第四类困难,既与形成康德中心论点背景的逻辑理论无关,又与他对构造两个表格理论的运用无关,而与中心论点本身有关。康德断言,思维的逻辑功能也构成概念,这些概念一定适合于感性直观中被给予的事物。这里很难了解他为什么会想到这点。
康德的论点似乎根源于两个根本性的看法。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他认为,只是当事物可以在感性直观中被给予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获得它们的知识。他还认为,知识存在于判断中。他的观点似乎是,当我们把这两点放在一起时,我们发现我们对事物的直观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判断的逻辑功能,而且这些功能因此构成了知识的一切对象必须与之相符的基础性概念,即“一般对象的概念”(B128),或者范畴。
乍一看来,康德的论点似乎是,倘若我们想有能力对事物做出任何判断,我们直观的事物就必须符合判断的功能。尽管如此,如果那是他的看法,那么他的论点或者是无足轻重的,或者是荒谬的。如果我们打算对直观中被给予的事物做出定言判断,那么我们必然能够将这些事物表现为主词,并将谓词赋予它们。但这仅仅是无足轻重地重复:我们必须能够对事物做出定言判断。这不是说,如果我们想把事物当作谓述关系的主词,那么事物就必然能够具有某些确定的范畴特征。而且,如果康德的意思是后一种主张,那么他的论点,甚至就他自己的看法而言都是荒谬的。因为这一看法表明,除了对显示范畴特征的事物外,我们不能做出任何判断。这会造成与康德逻辑是中性话题的观点——逻辑“抽掉一切知识的内容”以及“考察一般思维形式”(A55/B79)——相矛盾。这还可能暗示,我们甚至不能对我们无法直观的事物做出判断;然而,这样一类判断正是先验辩证论的主题。
似乎很直白,康德的意思是说,事物必须具有范畴特征作为一个条件——不是我们对其做出判断的条件,而是我们形成有关它们知识的条件。如他所说,范畴应用到我们直观的事物上去,因为“只有通过[表象]某物作为一个对象被认识才成为可能”(A92/B125)。但这就引发了另一个困难。即使我们假定事物具有这样的范畴特征,也很难明白为什么它们无论如何要与判断的逻辑功能相关。比如,像斯特劳森已经指出的那样,(14) 我们设想一下,一般而言,我们如果不能将一事物确认为我们在其他情况下直观到的相同事物,就无法获得有关我们所判断的那些主词的知识。再设想一下,这就要求我们能够将我们所判断的主词确认为在时间中持续下来并以规则的方式变化的事物。为了成为我们知识的对象,事物必须具有这样的特征,这或许是对的。但并不能由此得出,这些特征与判断中思维的逻辑功能相一致,甚至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这些逻辑功能的。(15)
康德的中心论点似乎相当不可信。但是,在我们抛开这一论点之前,可能我们应该更为细致地考虑他有关综合的说法。在最后的几段里,就像评论者通常做的那样,我将范畴说成是被直观的事物必须归入其下的概念。然而,康德所说的是,范畴是赋予直观的综合以统一性的概念,借此直观被带到概念上来。或许很值得去探究这一区别,以及这一区别所围绕的那个综合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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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美学家对于中国古典美学、艺术之研究都极重视《庄子》,与庄子并称“老庄”的老子在美学、艺术上的受关注度却远逊于庄子。如李泽厚、徐复观两位美学家分别在其代表作《美的历程》与《中国艺术精神》中,都对庄子着墨甚多,对老子则基本略而不谈。老子美学的地位及影响显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近些年,随着中国哲学研究的兴盛和研究视域的开拓,老子哲学亦受到更多研究者的关注。然而,当前老子美学的研究仍多固守僵化的思维方式和狭隘视域,如固执于老子思想的“唯物唯心”之分,止步于老子对中国美学古典范畴、命题的影响,对于真正的问题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以至于老子美学于我们,仍是一片“混沌玄冥”之域。笔者认为,老子对于中国美学及艺术的影响与庄子一样,是根本性的,甚至比庄子的影响更为广泛而具体。老子美学不仅仅影响了中国艺术的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决定了中国人对艺术的创作、欣赏和品评,甚至影响了中国美学与艺术的存在形态。
先秦思想对于后世美学与艺术有重大影响的,一为儒家,一为道家。老庄都是道家的代表人物,但就美学与艺术领域来讲,庄子显然更为现当代美学家看重。徐复观说:“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穷究到底,只有由孔子和庄子所显出的两个典型。”[1]4李泽厚亦说:“与美学-艺术领域关系更大和影响深远的,除儒家外,要推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2]56与老子相比,庄子对治国用兵远没有那么有兴趣,对“卿相尊位”也傲然视之。庄子倒是对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更感兴趣,常常逍遥于山水之间,徜徉于林木之下,见天地之大美,悠然忘返。关于道的“本质”与“起源”,庄子虽有议论,然而他更关注现实人生的悲欢,发出“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乎,世人直为物逆旅耳”的感叹。可以说,庄子为后代中国人树立了一个睥睨万物、淡去利害荣辱、遗世而独立的伟大人格,更为后代中国人树立了一个醉心于山水、隐逸于林间、忘情于自然的纯真艺术心灵。虽然如此,笔者认为,老子是道家源点,庄子从时间上晚于老子且不提,更重要的是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3]。老子对于中国古代美学及艺术之影响,实不亚于庄子。首先,老子美学不仅是后来“妙”、“气”、“象”、“淡”、“味”、“朴”、“自然”等大量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的起点,更是后来“得意忘象”、“气韵生动”、“以形写神”、“澄怀味象”、“道法自然”等中国古典美学核心命题的思想渊源。其次,老子“有无”、“奇正”、“美丑”、“黑白”、“虚实”相互辩证统一的思想直接启发、影响甚至决定了后来中国古典艺术的技艺实践和存在形态。其三,《老子》“直观万物”的“体道”方式和“以象论道”的诗意表述方式,不仅启发了历代美学家和艺术家,甚至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审美倾向,在源头上塑造了中国古典美学不同于西方“系统化、理论化”的诗化美学形态。其四,老子美学所体现出来的“母体崇拜”观念对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影响深远,中国美学对于“阴柔美”的认同、欣赏与老子美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老子美学对于中国古典美学的影响实比庄子更为广泛、具体、深远。可是为什么不是老子,反倒是庄子受到当代美学家更多的关注呢?概由于老子思想太驳杂。《老子》虽只五千言,其思想却远较庄子驳杂,既有关于“道”起源的探讨,又有关于现实人生的忧虑;既有小国寡民、返璞归真的隐逸理想,又有治国用兵的谋略之术;既有对虚假的道德、仁义的批判,又有对人蒙蔽于感官欲望、知识成见以致逐物不返、不见本真的深刻洞见。对老子最有微词的,是其思想中有关治国用兵的权谋之说。宋儒多认为《老子》实为“君子南面术”,甚至阴谋诈术;钱穆亦说:“庄周乃一玄想家,彼乃凭彼所见之纯真理立论,一切功利权术漫不经心,而老子则务实际,多期求,其内心实充满了功利与权术。”[4]121显然,他也是把老子当成一阴谋家。这样就很难把老子与超拔出尘的美学、艺术联系起来。因此,老子对于中国美学和艺术的巨大影响,很容易让人误判、轻视乃至忽视。另一个原因,或许是“庄子主要的思想,将老子客观的道,内化为人生的境界。”[5] 389侧重在自然、现实人生中寻找慰藉与解脱的庄子,显然比侧重宇宙玄思和政治军事的老子更能在美学与艺术上引起后人的共鸣。
当前关于老子美学的研究,笔者认为问题主要有二:其一,长期以唯物、唯心这种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方法进行研究,思想僵化,方法陈旧,未能打开新视域,开拓新局面,以致鲜有创获。如有学者认为:“老子说:‘有物混成’,又说‘道之为物’,这就是说道是一种物。‘道’作为太初混沌的实体,是物质性的,还是精神性的?”[6]5把老子的“道”当作一种物质性的实体,追问其物质性或精神性,实是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把老子简单化、庸俗化,实际上远离了老子哲学的问题本身。其二,研究持续聚焦于《老子》中“妙”、“气”、“象”、“淡”、“静”、“自然”等观念对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的建构作用上,或聚焦于老子 “涤除玄鉴”、“有无相生”、“道法自然”等思想对中国古典美学命题的影响上。相较于这种看重《老子》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命题在核心话语、概念上的直接相关性的“显性”研究,另外两种更为根本、重要的研究则被相对轻视,一是对《老子》文本的美学研究,二是老子美学与中国古典艺术及其理论的内在勾连。仅仅盯住那些与老子美学有相同、相近名词或概念的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和美学命题,很难整体上把握老子哲学思想的全貌,以致“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所建构出来的老子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命题在名词、概念上的关联,亦有落入主观臆想的危险。忽视了从微观角度透视老子美学与中国古典艺术和理论的内在勾连,老子美学的研究则止步于相对空疏宽泛的美学范畴、美学命题间的流布与转化,无法看到老子对古典美学、艺术的深层影响。当前聚焦于美学范畴与命题研究的现状其实与美学史的研究方法有关。一般来说,有三种美学史的研究方法:“一是认为美学史主要应该研究历史上关于美的理论”;“二是认为中国美学史是研究中国人的审美意识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三是研究“历史上各个时期出现的表现为理论形态的审美意识,也就是历史上各个时期出现的美学范畴、美学命题以及由这些范畴、命题构成的美学体系”[7]2-6。美学家叶朗先生认为第一种太狭隘,第二种太宽泛,他支持第三种。显而易见,当前聚焦于美学范畴、命题的老子美学研究正是第三种美学史研究方法的直接体现。虽然笔者赞同叶先生对于老子美学地位及意义的评价,却不认同叶先生的美学史研究方法。以“美学范畴、命题”为核心的美学史研究方法并不适合中国美学,当然,也不适合老子美学。这是因为,无论中西方,美学史中关于“美”、“艺术”及其相关的美学范畴、命题的概念常常发生变化;更重要的是,与西方美学相比,中国古典美学的非系统化、理论化的存在形态,更倾向于诗意的描述、类比和象征,而非抽象性、规范性和定义性的,这些范畴与命题也偏于直觉的感悟和诗意的启发。这些范畴、命题需要还原到文本之中,往往才能理解其涵义,而不是从中抽离出来。“美学史的构成,不仅仅依靠美学家所作的美学的明确论述,而且也依靠那些隐含在流行的趣味和艺术品中的美学涵义”[8]8,对于中国美学研究来讲,塔塔凯维奇的把美学范畴、命题与审美意识史结合起来的方法或许更为合适。
老子崇“无”,表现为对于“无言、无知、无欲、无为”的崇尚与赞美。“无”实是对于“有”(一切既成的、限制性、规范性的)的批判。所以说,老子的哲学,其实是批判的哲学;老子的美学,其实是批判的美学,因为,老子总是能发现世间万事万物(包括人的语言、思维、文化文明)的局限性,发现事物趋势、性质所具有的反面。然而老子的对任何事物的“批判”都不是绝对的批判,而是相对的批判,所以笔者不同意一些学者认为老子否定“道德、仁义、知识……”的观点,老子不是完全否弃这些,他对任何事物都没有全然批判,而是把现存的一切都置于“道”这一完美超越的理想之境下进行关照,指出其局限性。老子哲学是对一切既成、限定性、规范性的批判,是在事物此时此地的“此在”局限性中发现其面向过去与未来的全面敞开,是在“此在”中发现其相反相成的多种趋势、联系及可能性,这是老子最根本的思维方式;力求突破有限的“有”去追求超越的、无限的、浑朴天真的“无”,却不脱离万物之表象对世界进行抽象的、概念性的、本质主义的探求,这是老子思想的根本特点。
毫无疑问,老子的哲学思想的核心是“道”,“道”后来也成为中国美学的核心概念,人们把“艺”看作“道”之象征。然而,老子最先批判的,就是“道”(言)。老子开篇即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刚开始“言”,就批判“言”。因为“言”虽然可言“道”,但言说的道已非“常道”;事物虽可命名,却不是不变之“常名”。朱谦之说:“老聃之所谓道,乃变动不居,周流六虚,既无永久之道,亦无永久不变之名。”[9]74正因为大道与时迁移,周流不止,老子深知对于“道”,说是一物即不中。然而,老子并不批判“道”之存在,也未否定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规律,而是批判 “道”之“可道”(言说)。言非道,可是不言,道又如何显现自身呢?那就换一种方式说,所以老子从未说道“是”什么,而总说道不“是”什么,或者说道像什么——即“道”之“象”。老子五千言,我们从未见老子说“道”是什么,最肯定的论述也仅是“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让其对于“道”的“定义”在跳跃性极大的“逝、远、返”等词语中“播撒”、“延异”开来,老子的“言”根本就是非定义的、非本质和非逻辑的,是想象性和跳跃性的,呈现出开放的和非限定性状态。道对人呈现为一种变动不居、绵延周流的“象”,可以似是而非地去“描述”其“象”,却不可以用语言去“定义”其内在的实体、结构或恒定的规律。所以老子不说道是什么,而是说道不是什么,说道像什么。老子说:“有名,万物之母”,所以,老子批判的,并不是“有名”——语言本身,而是“言语”的方式。所以白居易对于老子的指责(“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子是智者,缘何自著五千文?”),虽然聪明,却错过了老子的本意。若一字不言,以默对空,道如何呈现自身?人又如何把握玄妙精微、变动不居的道?老子没有批判语言本身,而是批判以语言、名相去绳束、规范、定义其背后的“道”的言说方式和思维方式。“有名,万物之母”,实是说“有名”(语言、名相)不仅重要,还是我们认识万物的起点,是人超越“有限”去抵达的“道”之无限的筌蹄与芦苇。所以“道”虽然“深不可识”,老子依然“强为之容”,“容”即“容貌”、“形容”,实是一种“象”之类比。“道之为物”、“凡物芸芸,各复归根”之言绝不是说道是物质性的实体,而是把现实中的一切存在都当作流动不居的现象之流,把万物理解为不断生成的“象”,故有“惟恍惟惚”之诗意形容。
老子批判“知”,崇尚“无知”。然而,老子对于“知”的批判,也与其对于“言”、“德、仁、义、礼”的批判一样,是一种“限制性”的批判,而非绝对否定的批判。老子不是崇尚“无知”的愚昧,而是批判以功利计较为目的的知识,崇尚淡泊清明的智慧。老子说:“能知古始,是谓道纪。”(十三章)“复命曰常,知常曰明。”(十六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三十三章)老子对于“知古始、知常、知人、自知”显然有赞美之意,所以老子绝不是批判“知”,而是限定“知”。所以,“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三章)绝不是如有些学者所言,是老子的“愚人、御民之术”。老子之所以要“常使民无知无欲”,乃是限制“知”,“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老子限定“知”,乃是深知与“不肖者不及”相比,“智者过之”,“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10]的危害与可能性更大。更容易引起误解的是这样的表述:“明白四达,能无知乎。”(十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少私寡欲,绝学无忧。”(十九章)“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三十八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四十八章)“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四十七章)其实,老子批判的“知”是理性的、规范性的“知”。老子所谓“知”“以一种批判本体论存在为基础的知识涉及到‘非宇宙论’思想:这种思想并不预设某种‘单一秩序’的世界以及各种相应的知性配备。因此,它是非理性的认知。这种认知不借助于那些决定某一种现象的存在、意义或行动的规范或原理。”[11]49老子认识世界的方式是与道冥合的直观,以及以此推彼的类比。老子曰:“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鉴,能无疵乎。”(十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十六章)都是说把个人主观的先见、欲望、观念涤除,以婴儿一样的天真无瑕去烛照逝者周流的大道,融入浑全完美的自然。所谓“惚兮恍兮,恍兮惚兮”就是对“道”进行直观的内心体验,而“幽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则是直观把握到“道”之“精微”的内在确认。理性的、概念性的认知是明确的,只有对于“道”的直观才可能是“恍惚”的、变动不居的“象”。老子另外一种认知方式是类比,这也是中国传统哲学最重要的认识方式。“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五十四章)老子对于“天下”的了解、认识是通过由“身”到“家、乡、邦、天下”逐步类推的。老子认为,抽象的规范、原理、预先设定的立场可以得出一些普遍性的规律与原则,却并非道之本体。与此同时,“没有无中生有的观点,没有全然外在的视角,也没有非情境化的优势立场。我们始终身处其中”[11]23。那就在道中认识道,而不要用语言、概念、理性去牢笼变动不居的道。老子相信人就是产生于道并在先天本然上是与道冥合的,与抽象出来的规范、原理相比,他更愿意相信直观中的直接经验,并以类比的方式推知“情境”中的其他。所以老子才会有“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知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的说法。“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第六章)也是类比的方法,这种把自然之山谷、女性生殖器、门相类比的方法,是一种“象”之类比,是对“物之象”共同性质、趋势、状态的领会与体认。老子这种 “物象”类比方式与孔子“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通德”类比方式一样,都极具美学与艺术的意味。一方面,儒家、道家这两种不同的类比方式的相互作用,“儒道互补”,共同建构了中国古典文化整体的审美意味;另一方面,“通德”与“物象”这两种类比思维的差异一直存在,影响并决定着儒道两家在中国古典美学史上不同的美学取向。
老子激烈批判过度的欲望。老子认为感官欲望会妨碍人们对于“道”的体认,更会对社会与人的身心有所损害。然而,老子并未因批判欲望而走向禁欲主义。对于欲望,老子的观点与其说是否弃,不如说是限制。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腊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十二章)林语堂说:“‘腹’是指内在自我,‘目’是指感官世界或外在自我。”[9]119对于个人来讲,声、色、味、贵重物品以及“驰骋田腊”等过多的感官享受会使人骄奢淫逸、放纵欲望,纵情如幻,往而不返。对于国家来讲,“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五十七章)过多的财货不仅会引起国内的混乱、争斗,更会引来其他国家的觊觎,使国家面临危险。老子认为:“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四十四章)他崇尚的是一种“为腹不为目”的简朴清净生活。但老子并未完全否弃欲望和感官,老子反对的是不知足的“甚爱”、“多藏”,过多刺激人的欲望感官的“伎巧”、“奇物”,对于人简朴正常的欲望和感官,老子是认同的。“少私寡欲”是要求人“寡欲”,而不是弃绝欲望。所谓“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可见老子对于朴素的欲望不仅肯定,而且欣赏、品味和支持。老子肯定的是一种“限定性”的欲望、一种非客体化的欲望,它是一种淡去了直接功利目的的欲望、一种偏于审美的感性直观。“欲望,当它是基于同这个世界的非强制性关系(无为),和对这个世界的反映性认知(无知),那么,它就不是靠占有、控制或毁灭定性的欲望,而纯粹是由赞美和欣赏塑造的,它是敬意。”[11]51
老子并不全然批判“道德”、“仁义”,老子的“无为”更不是不作为。老子批判的是虚假的仁义道德,是“非自然”的“强为”。老子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又曰:“绝仁弃义,民复孝慈。”乍听似是毁仁弃义、弃知灭慧之言,然而老子对于道德仁义的批判竟是为了“民复孝慈”。所以老子批判的并不是道德仁义本身,而是道德仁义的虚假。老子对“有为”的批判亦同理,是对于“强为”的批判,尤其是对政治者过多政策干涉、过多苛捐杂税压迫的批判。“无为”“事实上意指对个体行为域中现象之‘德’无任何干扰的行为方针。这样,没有过去知识和积习的羁绊,行为相对来说就是直接的:它们是既有包容性又是自然而然的。”[11]47在这种意义上,“无为之为”就是充满创造性的、饱含审美意味的行为。
老子认为“语言”不能“言说”、“常道”,所以,老子对于“道”的论述采用了非语言的方式,其实是非定义、非逻辑的言说方式,一种饱含美学意味的意象言说方式。道“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道无形无象,亦非语言可以把握。然而,道却以逝者周流(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的方式,把自身呈现为万物纷纭、周而复始(凡物芸芸,各复归根)之现象,而这变动不居、虚灵、混莽之象却是“惚兮恍兮”、“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也就是说,道显现为变动不居之现象,无法靠名言、逻辑把握,却可以靠直观这虚灵变化之象体认道之“精”、“真”、“信”。老子五千言,实未着一字,因为老子把对于道的言说转化成一种“象”之言说。道不可言,道不可见,“象”却是具体可感可观的,并且启示、彰显着“道”之精微,所以老子是以“象”的方式去言说“道”。所谓“惚兮恍兮”、“窈兮冥兮”,所谓“凡物芸芸”,所谓“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有物混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无非是道之“象”。“道不是某物,它无形无象,不可感知,以潜藏的方式存在,玄妙无比,不可言说,只能意会,一旦说出,便落筌蹄,失却本真,只可寄言出意,勉强加以形容,也还须随说随扫,不留痕迹。”[12]70-71所谓“随说随扫”就是批判语言,批判理性、逻辑,“随说随扫”之间,有“象”留其间,以非语言的方式言说着不可言说的“道”。老子“不说道是什么,而说道像什么”的言说方式,实是一种非定义性、非概念化和非系统化的思维方式的表现,这种思维方式不离万物之表象言说超越“现实”的“道”,而毋宁是在“恍兮惚兮,惚兮恍兮”的“象”中去体味、沉吟“道”,本身就具有审美的意味和艺术的思维。虽然孔子同老子一样,亦不倚重定义性、概念化和系统化的思维方式,但只有老子强调“执大象,天下往”(三十五章),重视以“象”的方式把握并言说世界。老子“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天地之根”的认知方式,亦是以“象”之类比为基础的认知方式。老子非语言的“象”之言说方式,以及“象”之类比的认知方式,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人的审美乃至认知方式,从而对中国古典美学、艺术造成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不仅“澄怀味象”、“以形写形,以色貌色”成了中国古代艺术家的观物方式和艺术思维方式;“度物象而取其真”、“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以象显道”成了中国古代艺术家的艺术实践方式;“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美,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最高审美理想;更重要的是,“以象言道”还成了中国古典美学与艺术理论的书写方式和存在形态。
综上所述,老子依次批判了“言”、“理性”、“感官欲望”和“道德”、“有为”,却肯定了变动不居、虚灵恍惚的“象”。熟悉西方现代美学尤其是克罗齐美学的人会发现,老子批判美学的观点与克罗齐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虽然我们并不完全赞同克罗齐的艺术和美学观点,但克罗齐关于艺术非物理事实、非功利活动、非道德活动、非逻辑概念活动的认识,却是值得肯定的,这些观点亦得到了现代美学家的基本认同。反观老子美学,老子对语言、欲望、知识、道德、行为的“限制性”批判与西方现代美学显然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老子对“言”、“知”、“欲”、“德”、“有为”的“限制性”批判,以及对“象”的肯定,决定了其对于世界采取直观和“物象”类比的认知方式,这种认知方式不强调逻辑、理性,而强调对于世界的直接经验,这种思维方式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艺术的思维方式和中国美学的基本形态。老子的“物象”类比思维与儒家“人物通德”的类比思维,一方面划定了道家和儒家不同的美学走向;另一方面,“儒道互补”,共同塑造了中国文化整体的美学意趣与艺术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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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思维的结果一旦具有确定性之后,便成为带有强制性和权威性的战略决策,并与战争力量相结合而进入实践领域,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对实践发生重大 影响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论战略思维》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论战略思维
科学 的 发展 ,不断拓展认识论的领域。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 理论 思维。”军事战略思维是思维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军事 艺术 的最高殿堂。其本质是从战争指导的角度, 研究 军事运动的客观过程,发掘其必然性、因果性和 规律 性的东西。如果不把军事战略思维弄清楚,那末军事艺术就难以被全部理解和 应用 。
指导战争是人类最艰难的一种活动。军事战略的和发展的本质是战略思维的发展与运用。战略思想是关于战略全局的指导思想,是制定战略方针、建军与作战原则的理论依据。而战略思维则是决定战略的主体头脑中的观念运动。战略思维包括军事认识论与 方法 论;也包括战争准备与实施的思维活动。它是 历史 决定论前提下的主体选择与创造活动,是战争指导者在头脑中进行的思维比较、思维判断、思维选择、思维决策、思维实施、思维反馈、思维修正、思维 总结 与升华的全过程。战略思维的质量反映概括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并对客观世界产生 影响 所能达到的深度与广度。探索战略思维的本质和规律,进而建构战略思维的理论体系,是战略学研究向深层次发展的新课题。
人类经过了古代直观的和朴素辩证思维方式、中世纪的神学思维方式、 现代 的辩证唯物主义思维方式以及大系统的思维方式,它们都在战略思维上留下痕迹。对于历史上的许多战略的成功与失败,辉煌与遗憾,人们已经从战争的性质,力量的强弱,统帅的英明与昏庸,指挥的正确与失误等方面进行了总结,而从战略思维的角度探索其中的规律还很不够。为什么有的战争指导者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能够依据并不十分完备的材料(信息)迅速作出准确判断,定下正确的决心;而有的战争指导者在大量材料(信息)甚至是完全真实的情报面前,却迷惑不解,或作出错误决断?他们之间,战略思维的能力、效率和效果竟如此不同。这确实反映了战略思维存在着质量和速度的差别。
战略思维的质量取决于许多因素,主要是:第一,军事实践经验。只有实践才是思维和理论的坚实基础。爱因斯坦说过:“一个希望受到应有的信任的理论,必须建立在有普遍意义的事实之上……从来没有一个真正有用的和深入的理论果真是由纯粹的思辨去发现的。”他进一步指出,“纯粹的逻辑思维不能给我们任何关于经验世界的知识;一切关于实在的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又终结于经验。”当然,这里决不否定思维的能动作用,任何一种经验方法都有其思辨的概念和体系,而任何一种思辨思维也都会显现出它赖以产生的经验材料。经验思维越丰富,理论思维就越深刻。在产生军事上创造思维成果的过程中,无论是信息的诱发,还是任务的压力,形势的迫使,传统观念的影响,情感的激荡,或是变例的顿悟,都离不开战争指导的实践基础。
有人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经验实践将被模拟实践所取代,殊不知模拟实践的基础,包括解决 问题 的程序和许多数据,都必须从经验实践中产生,只靠主观“给定的”和客观随机的因素是无法进行作战模拟的。第二,军事学术素养。军事学术素养,既靠直接战争实践,又靠间接战争实践。直接战争实践总是有限的,大量的是间接战争实践的积累。特别是在高技术战争条件下,构成战斗力的诸因素中的技术含量大大增加,高技术战争的知识体系,特别是指挥、控制与协调的应用,已经成为当代军事指挥员的军事学术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战略指导更需要这方面的知识结构。第三,最关键的是掌握科学的军事认识论与方法论。在高技术战争条件下,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了军事活动主体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素养的地位和作用。要尽可能地充分利用已有的一切思维方法的科学成果,使战略思维获得更多、更科学的方法论工具。
科学的军事认识论与方法论不能停留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类总体上的、抽象的原则上,而必须延展到军事科学的每一门类,实现在运用中的具体化。战争指导面对的是复杂的、多变量的双方互动的战争客体,因此战略思维是多元构成的,是多种思维的综合,通过活跃的主观能动作用,成为心智的创造物,作为自主的认识去指导战争实践。例如战争指导者在进行兵力 计算 和敌我力量对比时,是以逻辑思维和定量 分析 为主的思维方式;而在谋略运用上,则是以灵感思维和定性分析为主的思维方式。从一定意义上说,符合实际的定性分析,是更高形态的、浓缩了的定量分析。只有运用多种思维方式才更有利于释放思维能量,进发出创造性来。
战略思维具有层次性,比如大战略(国家安全战略)思维、军事战略思维、军种(陆、海、空军等)战略思维以及核战略思维等。军事指导的层次越高,对思维 方法 的深度、广度与 艺术 化特别是创造性的要求越高。这里 研究 的是属于最高层次的战略决策思维的 规律 。它具有 政治 性、目标性、传统性、整体性、系统性、超前性、对应性、创造性和确定性等特点。
一、战略思维的政治性。军事是政治的工具。每一场政治革命在军事战略思维上都有其独特的表现,拿破仑领导的法国革命是如此,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毛泽东领导的 中国 革命也都是如此。军事战略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大战略,反映国家与民族的安全利益和对战争的根本态度。军事战略的根本职能是实现国家、民族、阶级、政党的政治目标和安全利益。国家对外政策和战争性质决定每一个具体的军事战略思维的动机和目标。 历史 上从来没有超国家利益和超政治目标的战略思维,也从来没有置于政治之外的战争。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在战争中战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另一方面更要明确意识形态的背景和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间的战略思维 内容 。不同国家的政治利益深刻 影响 着它们的战略思维走向。
当代世界存在着强权政治决定论主导的进攻战略思维和维护本国主权与安全利益的防御战略思维。进攻战略思维不断追求利益目标,把抵制其达到扩张目标的国家或力量视作威胁;防御战略思维则注视着外来威胁,把保卫自己疆界内的安全作为目标。这两者的对立与矛盾斗争,驱动着世界或局部地区的军事政治风云的变幻,并且不时碰撞出火花,成为不安定的主要因素。这种现象又反过来影响和强化战略思维的政治特征。
斯维钦说过,“战略当然要力争摆脱不好的政治的,但是如果没有政治,战略在真空中是不能存在的,战略注定要为政治的所有过错付出代价。”西方某些学者认为国家间的政治就是权力斗争,战略是为这种权力斗争服务的。当然,权力是无情的,然而历史更是无情的,历史的报复和裁决往往比霸权扩张更有力量。20世纪留给人们的一条历史警告,就是战争规模越来越大,伤亡越来越多,但并不能解决 问题 ,任何一个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国家,最终都得到与愿望相反的结局。它们在追求霸权的过程中,逐渐消耗自己的力量,总有达到其国力所能承受的极限的一天。这就是“全则必缺,极则必反”。绝对霸权终将绝对衰败。奥本海说,“只有权势均衡才能防止国际大家庭任何一个成员把自己凌驾于别国之上。”一个多极制衡的世界,会比一超主宰的世界具有理性和安全保障。
战略思维的政治性,一方面表现为从属于国家的政治;另一方面还表现为战略指导者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对制定战略的影响。 科学 的、正确的战略思维,不仅要体现正义性质,而且能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指导战争活动。
二、战略思维的目标性。战略思维要求具有明确而坚定的目标观念。军事辩证法关于“战略上的有规则有定向与战役战斗的不规则无定向”的重要命题,其中的“有定向”就是指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在一定的战略阶段内,无论战役方向如何灵活多变,但战略方向必须始终如一。只有当形势和任务发生重大变化时,才实行战略转变。古往今来的战略家,如果在战略目标上出现模糊或游移,那末下文很可能就是失败。中国古代的西楚霸王项羽,外国古代的迦太基统帅汉尼拔,他们都是在取得军事上的大胜之后,没有把握住战略目标,而前功尽弃,遭受失败。有的学者评论,迦太基的灭亡是“没有大战略的悲剧。”
1815年滑铁卢之役时,政治反动、才能平庸的英荷联军统帅威灵顿之所以能够打败拿破仑,除了客观条件外,其主观指导因素,即如利德尔·哈特评述的:“威灵顿始终不渝地执行着自己的战略计划”。他把目光始终盯在目标上,所以不会把手段错认为目标。与拿破仑不同,他并不受战争浪漫性所感染,那足以产生幻想和自欺。这是他们成败的根本原因。这个评价未必中肯,但至少说明战略思维中目标原则的重要性。恩格斯则更明确指出拿破仑的失败在于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法国革命的战略目标。他说:“拿破仑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娶奥国皇帝的女儿为妻,和旧的反革命王朝结成同盟。他不去消灭旧欧洲的一切痕迹,反而竭力和它妥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坚持盟军对日作战直到它停止抵抗为止,其本质就是坚持既定的战略目标。中国革命战争进行战略决战之后,毛泽东及时提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用历史教训 教育 全党全军将革命进行到底,不可稍许放松革命的战略目标,断然否定“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的议论,终于取得夺取全国政权的胜利。
军事战略目标服从和服务于国家 政治 目标。综观国外战史,军事统帅如果不顾最高当局的政治考虑而单纯追求军事目标,往往会导致战争的失败。同样,最高当局如果只是定下开战决心而没有明确的战争政治目标和战略目标,或提出的目标是错误的,那么也会导致战争的失败。所谓“能够打赢战役战斗,却输掉了战争”,就是指这种情况。
战争力量是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战略目标与战争力量是辩证的关系,战略目标必须虑及力量的可能;而力量必须按照目标的要求进行建设和 发展 ,以便使二者相适应。当战略目标超过战争力量的可能时,则要么增强或合理运用力量(包括限制或分散对方力量);要么调整目标(降低目标或分阶段实施)。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其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大将根据他多年旅美生活和调查的结论,深知美国有着巨大的战略资源和军工生产能力,日本不足以战胜美国。他在既不能调整目标也不能增加力量的情况下,只能运用手段,即采取孤注一掷的方针,偷袭珍珠港之后又部署中途岛海战,企图通过这一决定性的一役,将美国海军消灭在太平洋中。然而他遭到了惨败。两个月后,美国在瓜达康纳尔岛登陆,标志战略反攻的开始。日本太平洋战争计划的失败说明,当失道寡助或战略目标超过物质条件允许的范围时,战略决心和指挥技巧是无能为力的。总之,战略思维的目标性,主导着战略思维各有关要素的实际运作。
三、战略思维的传统性。思维的特点本来就带有延续性。战略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不同的民族起源、 历史 发展、地理环境、文化背景、 社会 制度等条件 影响 下所形成的传统观念和思维特征。好的传统与不好的传统都在历史的惯性中发挥作用。牛顿和笛卡尔等伟大的 科学 家都没能和上帝脱钩。斯宾诺莎以极大的勇气否定神的超 自然 意志的时候,仍然是以“神的决定和命令”的名义,来表达他的自然的必然 规律 的思想。这不完全是他们的妥协,而是历史的局限。军事战略思维从宿命和神秘主义中走出来的时间要早于其他方面的 哲学 思维。《孙子兵法》表现出惊人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成为古代战略思维科学的一颗明珠。它对中华民族智慧与性格的塑造,产生过重大影响。
传统战略思维,又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史积淀下来的独特的战略思考方式,是历史文化和经验的华,渐渐成为一种习惯的 方法 论。中华民族具有共源性的传统文化,它不仅蕴涵着我们民族精神历久不衰的秘密,而且也是我们民族传统战略思维的根基。其核心是追求民族和谐与国家统一。据不完全统计, 中国 古代有文字记载的战争,从夏代到清代结束,4000多年间共发生5000至6000次战争,占世界同期发生的战争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中国古代战争史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统一战争史,除了晚期的几场抗击外国入侵的战争外,基本上是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或政治集团为谋求统一中国而进行的战争。中国人所特有的理智和含蓄的民族性格,在战略思维领域也有其独特的表现。例如主张“全胜不斗,大兵无创”, “不以兵争天下”,重谋略,和为贵,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以威德服人,智谋屈敌”的理想境界,崇尚“从古知兵非好战”的武德。甚至认为“佳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止”,“战胜以丧礼处之。”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根本找不到像日本《明治遗训》、德国《德皇雄图秘著》(原名《朕之作战》)、俄国《彼得一世遗嘱》那种侵略扩张的传统依据。正如西方一位学者所评论的:中国对自己文明的认识没有那种侵略性的使命。也许最能证明这个 问题 的是,中国明代的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比西方的哥伦布、达·伽马等的航行要早半个世纪以上,船队规模也是他们的几倍,但中国郑和带去是瓷器和丝绸等,而没有利用当时最强大的海上力量去建立殖民地。这与西方殖民主义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新中国成立后,一贯实行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和自己的发展道路。这种战略思维是有中国的历史渊源和现实政治基础的。新中国成立后的八次对外战略性军事行动,都是反侵略和自卫性的。中国的军事战略边疆根本不会超越它的自然边疆。
战略思维的 历史 延续性不是惟一的现象,也不是可以轻易消失的现象,延续和改变正像生物界的遗传和变异一样,存在于历史 发展 之中。日本的“皇国思维”并没有因为战败而消失。德国从1871年至1945年,除了魏玛共和国的一段时期外,都是沿着俾斯麦、威廉二世、希特勒一脉相承的历史逻辑发展的,直到彻底失败,从而宣告德意志近代战略思维的终结,但新纳粹主义的余孽并未根除。19世纪是以惊心动魄的拿破仑盛衰史揭开序幕的。20世纪则是以两次世界大战和半个世纪的冷战贯穿始终的。我们期望着新的世纪到来之后, 中国 传统的和平战略思维能够取得全人类的共识。
四、战略思维的整体性。战略是关于战争全局的指导方略,敌对双方构成战争的整体和全局。 科学 认识的发展 规律 是从局部到整体。“高度的纯粹性、明晰性和确定性要以完整性为代价。”过分强调单一因素的科学往往是一种伪科学。地缘 政治 学单纯强调空间因素的决定作用就是如此。空军制胜论、海军制胜论、核武器制胜论以及新出现的信息制胜论也都是如此。总体的宏观的思维 方法 最早产生于指导战争。现在到处都在用战略的术语表达整体指导思想。战略思维比其他科学与 社会 实践领域的思维方法成熟得早。战争整体的 内容 是发展的,拿破仑指导战争大约只需关注十几个方面的 问题 ;而现在则需要关注几十个甚至几百个方面的问题。 现代 战略思维强调整体、宏观、综合,强调各局部、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和协调,这在认识论、方法论上是一大进步。
现代战争是双方综合国力的较量。军事战略的对抗,从来都不只局限在军事领域进行,而是延伸到政治、 经济 、 科技 、文化、外交以及资源、环境等领域。人民战争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的整体性战略思维,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实行主力军、地方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相结合;解放区的军事斗争与敌占区民众的政治、经济、文化斗争相结合,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各战略区相互支援和配合,局部服从全局,全局关照局部。人民战争甚至还包括战场上瓦解敌军和发动敌国人民群众进行反战运动。历史证明,越是实行真正的人民战争,其整体性程度就越高。联盟之间的战争,是更大范围的整体性对抗。现代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虽然就其战争规模是局部的,但其所涉及范围仍然是整体性的。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所实施的大联盟、大系统、大指挥、大 网络 、大协同、大后勤,完全是一种整体性战略思维的体现。对于任何一场军事革命现象,也必须从整体上去认识,单纯从某一种因素来解释军事革命都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例如,当代的军事革命本身就是一个整体现象,它在体现科学技术的突破、军事 理论 的牵动、战略的调整、武器装备的更新、编制体制的改进、人才的培养和部队的训练等结合方面比以往任何军事革命都更明显。其特点是军事力量建设高技术化,战场上使用一体化,作战效能的倍增和构成胜利基础的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依存。 工业 时代 发展起来的、分别实施的战区战役行动,将被在整个战场实施的一体化作战所取代,其战略、战役和战术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未来战争将体现信息战的特点,其整体性要求会更强。它必将超越武装斗争较量的范围,而涉及到整个国家、社会甚至一个国际区域的基础设施的安全。战争与和平也是一个整体性的问题,战略计划不仅包括战争准备与实施,还包括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时机与方式。
五、战略思维的系统性。战略思维要涵盖达成战略任务所必需的所有要素:战略环境、战略力量、战略企图、战略方向、战场范围、作战对象、战略部署以及各战区、各军兵种、各种作战保障与后勤保障等等,这些都应纳入战略思维的视野。信息论、控制论本质是一个系统论。整体性是系统性的前提,系统性是整体性的生命,缺乏系统性的整体,就构不成有机整体和有序整体。现代国防早已不限于过去的“海防”加上“塞防”,而是陆、海、空、天、电磁频谱一体化的防卫体系。
越是高技术战争,其系统性越强,现代一次大的战略行动需要投入数十个军兵种,操作500余种武器装备,涉及1000余种军事专业技术,展开在多个层面的战场上,达到数千公里的正面与纵深,同时或交替运用几十种作战样式。其战略指导,战役指挥、控制与协调,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工程。单纯从战争 艺术 来看,海湾战争虽然创造了每日平均进攻速度90多公里的最高纪录(三倍于德国闪击法国和苏联的进攻速度),但仅100小时的短暂交战,多国部队不论在战争谋略上还是在战争力量上,都没有遇到强大的对手,更没有反复的较量,没有复杂而艰难的智谋运用,因而在军事学术史上并没有多少令人拍案叫绝之处。受海湾战争的 影响 ,用高技术和低伤亡率的短期战争来达成政治目的,成为某些大国所追求的理想战争模式。
然而美军入侵索马里的作战,和俄军对车臣非法武装的前期作战的经验教训,却是另外一种回答。尽管如此,海湾战争还是充分体现了现代战争的大系统作战和五种军事手段即作战保密、军事欺骗、心理战、 电子 战、精确制导武器直接摧毁的综合运用等特点,展现了未来高技术战争的前景,并向传统的战争观念提出了新的挑战,因而引起全世·界军事界的注意。
六、战略思维的超前性。关乎一个 历史 阶段的战略指导,必然包含战略预见与战略预置。恩格斯说:只要 自然 科学 在思维着,它的 发展 形式就是假说。战略预见即战略思维的超前性,是思维着的军事科学的发展形式之一。超前思维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或然性、不清晰性和不确定性,但它在战争指导中是绝对不可或缺的。指导战争实践中的能动性和创造性,都源于思维认识的能动性和超前性。超前性的战略思维,是战略思维中最难把握、又是最需要的。孙中山先生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曾作过独到而科学的预断,他说:“逆料将来的潮流,国际间大战是免不了的,……将来白人主张公理的,黄人主张公理的,一定是联合起来;白人主张强权的和黄人主张强权的,也一定是联合起来。有了这两种联合,便免不了一场大战,这便是世界将来战争之趋势。”毛泽东关于 中国 抗日战争三阶段和解放战争发展进程的准确预断,并据以确立的战略方针,更是创造了战争指导史上的范例。
战略思维如果缺乏超前性,就必然减弱其实践指导价值,而对未来战争和国际局势预言不准确,又是许多战略 理论 家逻辑推理史著的败笔。富勒将军1923年预料毒气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武器即是一例。战略预见也就是战略预断。它不完全等同于战略判断,战略判断是就当前战略形势所做出的现实结论;而战略预断,则是对未来某个时期推理认识的结论。战略预断的困惑在于难以准确判定若干必然性因素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变化,以及这些因素将在何时何地通过何种偶然方式出现。正如摩根索说的,“对于那些试图根据以往的经验和 目前 的迹象来判断未来的人来说,世界事务充满了意想不到的东西”,“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问世的书籍,难道有任何一本能帮助人们预料本世纪第八个十年中,国际 政治 到底会怎样?”
一般意义的未来学理论在具体的战争指导 问题 上常常处于无能为力的境地,其原因还在于,若是笼统的或模棱两可的预断,其适应性强但适用性差;若是具体的可操作性的预断则不可避免带有盖然性,弄不好容易发生误导。战略思维的超前性,要求战争指导者综合运用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和灵感(顿悟)思维。例如情报判断属于抽象思维;作战决心图和作战计划要图以及作战态势图属于形象思维;反常例、出奇制胜属于灵感思维。战争中,参谋人员把在三维空间发生和将要发生的情况,标绘在二维的地图上。战争指导者面对地图进行思考的时候,运用经验、知识和创造性思维,恢复到连续的三维和四维(加上时间维)的景象,在头脑中把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战争全过程的推演,并据以修正、完善指挥决心。作战决心也和科学发现一样,往往“并没有逻辑的通路;只有通过那种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上述这些便是战争指导者所具有的特殊的思维素质。只有具备超前性的战略思维,才能有超前的战略指导、战争准备和战略预置。许多战争的失利,都是没有做到这一点而造成的。战略思维是实践的思维,其超前性思考必须具有过程的连贯性和全面性,而不能回避或跳跃必须经过的阶段和必须考虑的要素,特别是对己方不利的情况。单凭想象和愿望去遥测未来,那样就会陷入主观一厢情愿的错误。
七、战略思维的对应性。战略思维本质是一种对策性思维,所有的战略转变也都是对策性的转变。战争是敌对双方的斗争。敌对双方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多种物质因素(力量)和精神因素(力量)展开在战场上,形成战争的运动、战场的态势、战况的发展和战争的结局。因此,战争的基本矛盾是敌对双方的斗争。战争运动的因果联系极为错综复杂,它是敌对两个方面双重的因果关系交互作甩的结果。战争的结局,既是某一方本身因果关系决定的,更是有敌方参加的相互作用的因果关系决定的。胜是如此,败也是如此。
军事战略思维活动中,始终有一个不在场的对手从反面提出问题。对应性的要求,即拿破仑概括的:有一条最显而易见的战争原则,就是不要做敌人希望你做的事。军事战略必须依敌对方面的战略变化而变化。例如苏、日两国从1917年到1945年,在远东的军事对峙中,双方军事战略的互动演变达7次之多。战略思维的对应性又是对超前性的一种补充,即依据情况的不断变化而加以修正或改变原有的判断和决心。这是战略思维的一大特点。就某种意义说,战略思维的较量,是战争双方在决策层中进行的一种心智上的“三岔口”式的对抗。军事战略思维的正确与否,只有在敌对双方对抗的实践中才能得到最终的检验。
八、战略思维的创造性。从 哲学 角度看,创造性是思维认识的飞跃、拓展、更新和变革。创造性在战略思维中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要的属性。它从经验、知识和信念中寻找灵感。在战略思维的过程中,计划作战或决定重大行动时,最先进入思维领域的,通常是已有的经验、既定的方案、现成的做法、惯用的例证。这属于“定势作用”下的常规思维,符合“最省力原理”,但不一定是最佳的方案。机械地运用归纳和类比推理,有时会犯错误,归纳和类比推理本来就是或然的,把归纳法绝对化,作为 科学 发现的惟一正确 方法 ,是靠不住的。演绎在逻辑上是必然性的结论,但在战争指导的运用中,其结果仍然是不确定的。因为情况在不断变化,经验也好,预案也好,都是有限的、过去的。不能简单地用有限推导无限,用过去推导将来,用静态推导动态。忠实地依照 历史 经验制定的战略计划往往以失败告终。战争 艺术 不同于战争法规,后者需要遵循,前者贵在创造。不仅是战争指导体现创造思维,正确的军事变革也就是一种创造。我们承认经验的基础作用,更重视理性的创造活力。所有传统的东西在当时都是新的创造,这种创造进入历史就成为传统。兵法也和艺术一样,要辉煌隽永就得创造。在战争中能创造优势才能生存和胜利。战略思维的关键是创造性,创造性是一种精神实践活动,作为对模式化和因循守旧的否定,从而实践新发现的意义。这里需要主观能动作用的尽情发挥,需要挖掘思维的潜能,动员各思维要素之间的广泛联系,实现对经验和传统的超越。每一个创造性的出奇制胜成为历史经验的时候,它同时也就失去了创造的新奇,战略思维又需要新的创造来补充。拿破仑说,“哪里有创造,哪里就有天才存在。”战略思维要求在以往的战争经验、既定的各种方针原则和预案的基础上,依据现实情况并预断未来可能的 发展 ,萌发出创造精神,抓住有利时机,果断作出决策。这是在战争指导上的天才与平庸的分水岭。
九、战略思维的确定性。战争是特殊的 社会 现象,是超复杂的巨系统,其可变因素多,人为的假象多,对应性变化大。人们对社会的认识比对 自然 界一般现象的认识达到真理性标准的难度大,而对战争的认识又比以对一般社会现象的认识达到真理性标准的难度大。例如,为了对付战争中的不确定性,就不得不违背结构力学关于过大的保险系数是不 经济 的原理,而采用增大集中兵力的倍数,“杀鸡用牛刀”。战争如此复杂,而战争决心又要求简捷和确切;战争充满不确定性,而作战计划每一步都必须十分明确。几乎所有确定的事物背后都存在着概率。战略思维的对象,有相当一部分特别是敌情和战局的发展,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现代 技术也无法消除军事行动中的种种矛盾、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拿破仑说过,军事科学首先要包括准确推算到各种可能性,然后几乎像数学家那样精确地给意外情形以它在人们推算中应有的地位。正是在这一点上,一个人切不可自己骗自己。他说的“意外情形”就是指不确定性。在战争过程中,战争指导者始终处心积虑地为冲破认识上的“战争迷雾”而努力,在“可能是这样,也可能是那样”的认识悖论中反复探索。面对这种不确定性,战略思维本身必须是清晰的,例如,认识到敌情不完备的程度,就是一种明确的思维。
《老子》说“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明白哪些是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才是高明的;自己本来不知道还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必是祸害。战争中,常常有对情况不完全明了,却自以为完全掌握了,因而下错了决心,打了败仗的事例。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 总结 越南战争的教训时说“事后证明我们错了”,“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现代化、高 科技 的军事装备、军队和 理论 ,在与非正规的、被高度激发起来的人民运动的对抗中,其作用是极其有限度的。”即属此例。从认识到不确定性开始才可能以确定性告终。即 研究 了所有的盖然性,才能定下确切的决心。战略判断永远也不可以离开冷静的理性和尽可能的审慎。在战争中鲁莽同优柔寡断一样,表面上是性格弱点,而实质是思维上的缺陷。仅仅指出军事思维对象中存在不确定性、模糊性的特点是不够的,还必须解决其转化为确定性认识和实践指导的方式和途径。当然,除非到战争结束以后,在战争进行中,谁也不能完全从“战争迷雾”中走出来。在战争指导中,对敌情和战局发展的洞察是相对的,是模糊中的清晰。指挥决心就是在多种可能、多种方案中,对一种方案的认定和对其他与此相悖方案的否定,是选择的结束和实施的开始。战略思维的结果一旦具有确定性之后,便成为带有强制性和权威性的战略决策,并与战争力量相结合而进入实践领域,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对实践发生重大 影响 。可以说历史上所有惊心动魄的战略行动,都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随着世纪更替的到来,世界各国加强综合国力以夺取新世纪战略优势的竞争也进入了关键的阶段。手段的完善和目标的混乱,似乎是当今某些西方大国战略思维的一大特征。正如有的西方学者概括的:“今天的西方被相互关照的贸易利益、多国相互投资、共同的文化观念和最重要的因素——繁荣紧紧地连结在一起。但是这些纽带缺乏共同对付一个强大的敌人(如在过去50年中的苏联)的那种力量、目标和观念。”于是,在欧洲就出现“北约东扩”;在亚洲就制造,“ 中国 威胁论”,提出要“遏制中国”。这是典型的冷战思维在作祟。试问,今天世界上威胁究竟来自何方?是谁在利用巨大的 经济 、军事和技术优势推行强权 政治 ?是谁把自己的安全边疆推向全世界每一个地区?又是谁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制造两个中国,利用 台湾 、西藏、人权、军控、核试验、贸易以及民族宗教等 问题 对中国施加压力、制造困难,甚至对中国进行“炮舰外交”?要知道,谁也没有给西方大国垄断人类价值观念的权力,更没有授予它们任意给别国下定义的权力。国际上许多有识之士都认为,对中国进行冷战是不明智之举,“代价昂贵而且危险”。俄罗斯学者说:“巩固中国国内的稳定,实际上等于为巩固东亚的和平与安全作贡献。因此,在中国制造混乱的任何做法,不管是内部势力还是外部势力,不管有多么‘崇高’的愿望,都是不负责的表现。”这里需要现实的理智而不是政治上的偏见。
170多年前,美国著名的政治家约翰·昆西·亚当斯曾指出:“美国深知,一旦投到他国的旗下,即使是投到争取独立的旗帜下,便会卷入战争,不能自拔,……一旦卷入,美国便可能变成世界的独裁者,不再是自身精神的主宰。”这是一个多么深刻的 历史 警告。一百多年后,美国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 总结 越南战争的教训时,作出了同样的结论。他说:“我们没有意识到,无论是我们的人民,还是我们的领袖,都不是万能的,在不涉及我们自身存亡的事务中,要判断什么是另一个国家和人民的最大利益,应由国际 社会 进行公开的辩论来决定。我们并不拥有天赋的权力,来用我们自己的理想或选择去塑造任何其他国家。”遗憾的是,美国在朝鲜、越南和科索沃都陷入了这个误区。70年代初,毛泽东从全球政治和世界和平着眼,从中华民族和国家利益出发,导演了中美建交和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这一外交史上最精彩的一幕。在美国,也只有像尼克松和基辛格那样明智的政治家,才能够读懂毛泽东请斯诺上天安门和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种深邃的、充满东方智慧的政治战略语言。它成为20世纪大战略思维的一个重要遗产。
中国一首古诗中说:“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这里讲的决不是对付骑兵的战术要领,而是一种战略思维。主旨是拥强兵而反黩武,操利器而避杀伤,制侵陵为根本计,保国土而不越疆。当今世界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们,或许能从这首中国古诗里得到处理国际问题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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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对培育新问题的解决实质上就是创新能力的体现。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几点思考相关数学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几点思考
如何培养学生在数学学科上的创新思维、塑造健康人格是当今教育和教学正在研究的重要问题。诺贝尔奖得主朱棣文一针见血指出:“中国学生的动手能力差,创新精神不足,这是与美国学生的主要差距。”应该说,这一评价是切中时弊的。那么我们的学生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是如何失去的呢?这当然从教育本身找根源。学生学习负担沉重,教师教学形式单调,磨灭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对数学现象的好奇心,机械模仿式的题海战术,泯灭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可见,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教育内容的更新、教育观念的更新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在教学内容没有根本改观的情况下,教学方法的改革就显得尤为重要。笔者结合几年来的教学实践和近几年来试题、中考题谈谈自己在数学教学中对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几点粗浅认识。
1 创设情境、设疑启迪,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浓厚兴趣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思维从问题、惊讶开始。”“疑”在心理学中称为“怀疑感”,它是对现有理论的探求,并加以评价的体验,不断探索未知领域的怀疑是未来人才不可缺少的可贵心理品质,而引疑的关键是教师善于设疑。宋代朱熹也说过:“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因此成功地创设情境,教师不断给学生思维的契机,处处设疑、激疑、释疑,不断促使学生强烈的需要和动机,从而改变被动状态,主动学习,独立思考。
如“幂的计算”一节,在教学中,我设计了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将一张0.1mm厚的白纸对折30次后,请估计一下它的高度,学生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有的说6cm,有的说7cm……,于是,我说,我们学习了“幂的计算”,再计算一下它的高度,你定会瞠目结舌。怀着浓厚的兴趣,在一种无形力量的驱使下,个个认真听课,而且很快掌握,验算结果,大吃一惊。问题太诱人了,数学真奇妙,学生由衷地感叹道。
2 发展学生空间想象能力,促进创新思维
爱因斯坦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净化的源泉。严格的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
如在“中心对称和轴对称图形”一节中可以设计一道这样的思考题:世界上因为有了圆的图案,万物才显得富有生机,
这类问题往往没有明确的探索方向,需要学生对具体问题仔细分析来寻得,学生中有种种不同的回答,种种不同的创新。能引导学生把知识串联思考,充分展示他们的空间想象力,这样有助于学生克服思维定势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培养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和创造性。
3 加强学生的探索能力,激发创新思维
在教学中设计一些探索性问题,有利于培养学生思维的广阔性,灵活性,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因为这一类问题是在给定条件下探索不明确的结论或由给出结论探求满足该结论所需要的条件;并且在同一条件下往往可以得出许多不同的结论,得出同一结论的条件也往往不只一种;证明一个结论的方法也往往不只一种。
例2 已知直线y=-x+4与x轴、y轴分别交与点A、B两点, P点的坐标为(-2,2),求△PAB的面积?
对与这个问题不同的同学会用不同的方法,在解完求△PAB的面积后让同学进行了反思归纳:已知三角形三个顶点的坐标,求三角形的面积有几种方法、如何解?
方法一:直接计算法。计算三角形的某一条边长,并求出该边上的高。
方法二:分割法。选择一条或几条直线,将原三角形分成若干个方便与计算面积的三角形。
方法三:补形法。将原三角形的面积转化为若干个特殊的四边形或三角形的面积之和或差。
这些方法、结论虽然存在着差异,但都从一个侧面揭示了问题的本质,教学活动中,教师在鼓励学生进行积极的探索,同时应该充分肯定学生的每个方法和结论,以便更好地调动学生探索数学问题的积极性,更好地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从而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4、 培育新问题,提高创造性思维
把经过调整组合而成的新的结构,新的题型称为新问题,如开放题,实际问题的数学建模等。学生对培育新问题的解决实质上就是创新能力的体现。作为教师精心创设新颖有趣、引人入胜的问题,诱发学生学习动机,启迪思维,激发求知欲望,使学生能自觉调整或改变原有的认识结构,接受新知识,解决新问题,不断提高创新思维的质量。而且开放题具有足够的灵活性,让学生在观察、猜测,动手等一系列活动中探索,最大限度地给学生创造思维自由驰骋的时间和空间,使学生的思维得到延伸,发散,拓宽。
心理学家皮亚杰指出:“教育的首要目标在于培养有能力创新的人,而不是重复前人所做的事”。因此笔者认为摆在每一个数学教师面前最重要的课题是如何从以“例题教学”为核心的传统数学教育,转变为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数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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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教育部于2004年特别制定并于2007年进一步修订了《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下称《要求》),规定大学英语课程设置要有助于学生“个性化学习方法的形成”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发展”, 同时指导性地将大学英语选修课划分为:语言技能、语言应用、语言文化和专业英语四大类课程,明确了除“保证学生在整个大学期间的英语语言水平稳步提高”外,大学英语课程还应着重提高其“综合文化素养”, 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
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语言文化类英语选修课中批判性思维的培养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语言文化类英语选修课中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全文如下:
摘 要:本文从当前大学英语选修课建设亟待规范和创新的实际要求出发,以有关批判性思维的理论研究作为依据,结合《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的有关指导思想, 针对性地对大学英语选修课中语言文化类课程中自主学习能力、教学模式设计和课程评估方法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探讨。
关键词: 大学英语 语言文化类选修课 批判性思维 课程设计。
在过去几年里, 我国高校公共英语教学中已经普遍增设了选修课( 或称“ 通选课”) 。高等院校大学英语教师们对如何建设科学、规范和有效的选修课体系进行了大量实践探索, 有关语言教学研究者们也就此撰写了许多相关研究论述。然而,其中专门针对关于选修课中语言文化类课程中批判性思维培养的论述却并不多见。这使得开展文化类选修课的英语教师在需要完成更高教学任务要求的同时缺乏相关的教学理论的指导。随着英语选修课建设的不断深入, 如何科学规范地开展语言文化类课程教学, 通过有针对性的课程设计帮助学生培养其批判性思维已成为一个值得所有大学英语教师思考的课题。
我国教育部于2004年特别制定并于2007年进一步修订了《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下称《要求》),规定大学英语课程设置要有助于学生“个性化学习方法的形成”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发展”, 同时指导性地将大学英语选修课划分为:语言技能、语言应用、语言文化和专业英语四大类课程,明确了除“保证学生在整个大学期间的英语语言水平稳步提高”外,大学英语课程还应着重提高其“综合文化素养”, 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
《要求》所建议的大学英语中的语言文化类选修课,是以英语为载体,对非英语专业本科生实施的文化类选修课程教学,根据各校师资、教学资源和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开设, 以充分尊重学生个性为前提由学生在全校范围内自由选择。这类课程尤其“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是帮助学生“拓宽知识、了解世界文化的素质教育课程”(《要求》,2007)。
目前我国各高校已开设的语言文化类选修课主要涉及: 文学诗歌类, 如《美国文学赏析》、《英诗鉴赏》;人文历史类,如《西方简史》、《美国文学史》; 文化知识类, 如《西方礼仪文化》、《美国大学校园文化概览》;以及艺术鉴赏类,如《影视作品欣赏》、《艺术鉴赏》等等。
然而, 这些文化类英语选修课的开展主要还处于开课教师各自为政, 根据自己的经验、兴趣及特长对所开课程进行设计和展开教学的阶段,这就使得选修课教学在为大学英语教育注入了“个性化”和“提高学生综合文化素养”等特色的同时出现了因教师对课程设计整体把握不同导致的“科学性”、“规范性”以及“有效性”的千差万别。
要讨论批判性思维, 我们应该首先对西方学术界给出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定义进行一个简单回顾。就曾对学界纷繁复杂的论述进行了一次梳理, 认为常见的与批判性思维紧密相关的还有“ 批判性分析(critical analysis)”、“批判性意识(criticalconsciousness)”、及“批判性自我反思(criticalreflection)”等概念。 他认为批判性思维的“批判之力”主要在于思维者接受某种观点或结论时进行评价和辨别的能力, 这种能力使思维者在假设的基础上检验命题,并发现偏见和正确看法、以及看法与事实之间的区别。被誉为现代批判性思维之父的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家杜威将批判性思维中的“反思”定义为: 对自己的一种信仰或所偏好的某种知识形式, 从其所依存的基础上和可能得出的结论上, 进行积极的、持续的、仔细的审视。另一位美国批判性思维运动的开拓者Robert·Ennis则在1991年将这一思维形式精炼地表述为:
“为决定相信什么或做什么而进行的合理的、反省的思维”。Ennis的定义把批判性思维作为一种“思维活动”, 强调“个人判断”
及采取的相应的取舍(知识)的“决策”。一个较新的观点来自于把批判性思维定义为一种调查研究的说法,认为其目的是探究一种情景、现象、问题或假设, 以达到整合所有有效信息并能够有说服力地证明结论或假设。与其他众多从纯思维角度所给的定义不同,Kurfiss把批判性思维比作一种调查研究活动, 使批判性思维过程更加易于理解的同时强调了“ 信息整合的效度”和“说服力”两条标准,而“批判”活动的基础是“有效信息”或“知识”,因此,在大学生日常知识学习过程中注重批判性思维技术训练并有意识地鼓励其批判性思维精神的培养, 能逐步提高其整体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1990年,在美国和加拿大教育界发表的《批判性思维:一份专家一致同意的关于教育评估的目标和指示的声明》将批判性思维认知能力的核心分解分为: 阐述、分析、评估、推论、解释和元认知六个方面, 认为其中的“元认知”是一种“自我的、有意识地监控认知行为, 以及这些认知行为中所运用的认知手段和所引起的结果, 特别是以一种质疑、反省或校正推论或结果的态度来分析、评价自己的推论性判断”。
批判性思维还可被细分为认知技能(cognitive skills)和情感意向(affectivedispositions),也即我们平常所说的批判性思维技能和批判性思维精神。前者可以说是批判性思维具体的运作和构成机制,偏重于指导学习中的实际操作; 而后者则指思维者个性气质中的一种趋向性, 起到主观引导作用。
“世界高等教育会议”在1998年发表的《面向21世纪高等教育宣言:观念与行动》的第一项议题中指出教育的使命是: 培养批评性和独立的态度。这一态度已经被确立成为当今许多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的主要目标。而我国的“批判性思维”教育和研究起步较晚,“只在近三、四年,才有对国外批判性思维教育的零星介绍出现”。
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语言文化类选修课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可谓是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带有批判性思维技能训练的语言文化类选修课, 能有效地帮助学生建立其批判性思维精神;另一方面,在主动的逐步增强的“批判性思维精神”驱使下, 学生又能够在学习中不断强化其批判性思维技能,进而提高其自主学习能力、人文素养以及思辨能力。
下面我们将遵循《课程要求》指出的新时期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方向, 结合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目标, 对大学英语中语言文化类选修课的课程设计作一些建设性的讨论。
《课程要求》明确指出, 教学模式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学生个性化学习方法的形成和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发展。
思维过程具有“ 内隐性”和“ 自动化”的特点, 人们在进行思维时往往并未意识到自己是如何思考的或自己的思考方式具有何种趋向性。在英语提高阶段的选修课教学中, 教师应正确理解自己在文化选修课中的“ 辅助者”角色, 力求放弃课堂中的“ 主角”地位,而仅应为学生规划出学习范围和方向,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利用文化类课程的知识性、趣味性、引起学生的共鸣或好奇, 为学生搭建一个通过自主收索并消化信息的平台。同时,教师应起到科学调动学生自己“计划、选择、组织和评价学习内容的”的主动性,使其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思维能动力, 树立起培养自己批判性思维精神的自信心。
教学模式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教学内容的设计;第二,教学活动的设计。《要求》中建议学生充分利用校园网及互联网等网络资源进行学习。教师应该利用合理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的设计, 对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技能进行科学训练。当今社会网络咨询飞速发展,学生可以非常容易地通过网络收索到丰富但略嫌庞杂的相关知识。选修课教师可为学生精心设计教学内容和讨论话题; 建议合理的关键词或关键话题的网上搜索; 或是推荐一些优秀的原版英文网站或链接地址, 并且据此安排相关课堂活动任务,如:要求学生将收集到的原版英文资料打印出来进行小组讨论或者将其浓缩为简单易懂的PPT文件。在这些过程中,学生会自然而然地摸索Kurfiss所说的“调查研究”技能, 对所搜集的资料进行“选择”和“有效整合”。为了在课堂中参与小组讨论或进行上台讲解, 学生必须要对应该“做什么和相信什么”作出分析、解释、推论、说明或自我校对, 以使自己的发言能具有更强的“说服力”, 从而引导学生逐步提高其跨文化交际能力。
《课程要求》倡议教师采用“ 过程性评估”,其中排列在前两位的“学生自我评估”
和“学生相互间的评估”同样是对学生批判性思维的最有效训练和考验。针对这一倡议,教师可以根据“元认知”理论,调动学生的“自我监控”和“反思”等认知手段, 积极地通过“质疑、反省或校正推论或结果的态度”来分析评价自己和其他同学的观点、论述方式、和语言表达等综合表现。具体的做法可以是: 设计出一套“全面、客观、科学、准确”但又可操作性较强的评估标准,让学生充分了解应该从那些方面去评价自己和同学,通过反复的相互比较,学生逐渐熟悉了导致“课堂成功表现”的构成因素, 因而更容易发现自己学习策略中的不足, 并及时做出“取舍”和改进。
在开展语言文化类选修课时, 大学英语教师应有意识地将语言学习自然而有效地融合到其他文化知识体系的学习过程中, 通过主观情绪的调动帮助学生提升其批判性思维精神; 通过客观教学手段和评价手段的设计强化训练其批判性思维技能。最终达到使学生能主动地、有意识地调 动其批判性思维技能, 逐步建立起自己个性化的学习策略, 稳步提高其英语综合运用能力的同时有效地拓展知识面, 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并最终建立其稳定的批判性思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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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历来被认为是欧洲文明的摇篮,是欧洲乃至西方哲学的故乡。古希腊哲学的最早流派米利都学派约产生于公元前7或前6世纪,在此之前,古希腊哲学也有一个漫长的孕育时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古希腊哲学的前提是古希腊神话。古希腊神话包括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两部分。在最古老的神话中,讲到了天地的开辟、众神的诞生、人类的起源等。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西方哲学根本传统的一种阐明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西方哲学根本传统的一种阐明全文如下:
关键词:西方哲学;存在;思维;语言
摘要:西方哲学的全部历史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标准的三段式关系推理:因为思维是存在之家(古代哲学),语言是思维之家(近代哲学),所以语言是存在之家(现代哲学)。当今西方哲学的困惑是:什么是语言之家?
The Linguistic Prison Cell:
A Clarification for the Fundamental Tradition of West Philosophy
Key words:West philosophy, Beings, thoughts, language, home
Abstract:The whole history of West philosophy could be summed up as such a standard syllogism of relation inference: because thoughts is Beings’ home (ancient philosophy) and language is thoughts’ home (modern philosophy), so language is Beings’ home (the present philosophy). Now the puzzle of West philosophy is what language’s home is?
西方哲学历经诸多变迁,却有一个“吾道一以贯之”的根本传统存在着,以至直到今天的哲学家,仍然不能超越它。在我看来,对西方哲学从古至今的这个根本传统,可以用海德格尔的一句名言来概括:“语言是存在之家。”这似乎是老生常谈了,但是据我的研究,这句话蕴涵着这样一个推论:因为思维是存在之家,语言又是思维之家,所以语言便是存在之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逻辑推论的过程,正好反映出了西方哲学全部历史的过程。如果说古代存在论哲学意在说明“存在如何”(命题z),近代认识论哲学意在说明“思维如何”(命题y),那么现代语言哲学就意在说明“语言如何”(命题x)。于是,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形式推理:
{(x→y)(y→z)}→(x→z)
其中:①(y→z)意味着:没有思维的存在就没有存在的存在。这就是古代存在论哲学的结果“思维是存在之家”。②(x→y)意味着:没有语言的存在就没有思维的存在。这就是近代认识论哲学的结果“语言是思维之家”。③(x→z)意味着:没有语言的存在就没有存在的存在。这就是现代语言哲学的结果“语言是存在之家”。
仿照贝克莱“存在即被感知”的说法,可以说,西方传统哲学的一个最根本的传统是:存在即被思维。现代发生了所谓“语言学转向”以后,此说法又演变为:存在即被陈述。这个传统是早在“前苏格拉底”时代就已成型了的,而直到今天,例如海德格尔哲学,也未能超脱。海德格尔终身试图超越西方哲学传统,结果仍然像孙行者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
西方古代哲学确实基本上是一种“本体论”哲学,它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存在之为存在”如何的问题。但不论就其思路、还是就其结果来看,古代哲学本质上都是理性主义、逻辑主义的。这里所谓“理性主义”或者“逻辑主义”不仅是在认识论意义上说的,而且是在存在论意义上说的,就是以思维代存在、以“能知”代“所知”,以世界的逻辑构造代世界的实在构造。总起来说就是理性压倒一切,以至“这种理性至上的秩序统治了西方文化近两千年。”[1]关于这个传统,雅斯贝尔斯曾指出:“西方人始终运用了三大原则。第一大原则是坚定的理性主义。”[2]
人们通常以为这个传统是柏拉图开创的,其实,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Logos)学说就已经是这种理性主义的张本了。我们知道,Logos这个词同时具有三种意义:自然之道(laws),逻辑理性思维(logic),言说(dialogue)。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正是如此,它既是自然本身的“道”、客观规律;又是思维的“道”、理性、理念;同时也是语言、言说。可见这是以“能知”代“所知”的滥觞。一方面,此“逻各斯”不是感性的、经验的,而是理性的、思维的。感性的“眼睛和耳朵对于人们是坏的见证”;“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智慧只在于一件事,就是认识那善于驾驭一切的思想”[3],这就是“逻各斯”。另外一方面,“思想是最大的优点;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4]作为自然之道的“逻各斯”(海德格尔所谓“大道”Ereignis)本质上乃是“驾驭一切的思想”,而“自然的话”就是“逻各斯”自己的陈述(犹如海德格尔所谓“道说”Sage)。这就是赫拉克利特的核心观念。其实,此前的毕达哥拉斯的“数”,实质上已经是一种“逻各斯”,因为在他看来:“万物的本原是一”,而“1”就是理性。[5]他与赫拉克利特的分歧仅仅在于:“逻各斯”表现为“斗争”还是“和谐”。
巴门尼德首次提出了西方形而上学的根本范畴“存在”(古希腊文on,英文being)问题,同时也就进一步确定了西方哲学理性主义的以思维言说代存在的思路。他的名言是:“存在者存在着,不存在者不存在。”[6]此话原文:Estineinai,oukestinmeeinai(英文Beingsis,non-beingsisnot)。其中einai一词乃是系动词“存在”即“是”(英文is),其动词原形是eimi(英文tobe),动名词形式是on(英文being),而estin是其名词用法(英文Beings)。einai这个词有两层意思:一是陈述性,属于对象性语言的用法,表示世界的本体;二是断定性,属于元语言的用法,表示判断。所以,巴门尼德那句名言的意思就是:“存在者是,不存在者不是”;实际意思则是:“存在的东西可由‘是’表述,不存在的东西不可由‘是’表述”。这里的“由‘是’表述”亦即被人断定,因而就是思维的事情。对此,我们从巴门尼德的另外一句话可以看得更加清楚:“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一的。”[7]仅进目前所知的材料来看,这句话是西方哲学根本传统的最早宣言,实在不可轻轻看过。于是,用思维、理性、语言、表述来代替客观存在本身,就成为了古希腊哲学的一个根本特征。
这个特征通过雅典哲学传承下来,成为西方哲学的基本传统,它甚至也为我们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所谓“语言学转向”提供了一把钥匙。当初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辩证法”,就是这种传统的“发扬光大”:寻求客观的真理不是通过实际的考察,而是通过理性思维的逻辑推论、语言的论辩。亚里士多德曾指出:“有两样东西完全可以归功于苏格拉底,这就是归纳论证和一般定义。这两样东西都是科学的出发点。”[8]但是苏格拉底的归纳决非后来培根那样的经验主义的归纳,而是理性主义的归纳,即不是从观察出发的。苏格拉底由此把一切归结于理性思维、知识。例如他的一句名言是:“美德就是知识。”意思是说:具有善的美德,其实就是具有关于“善”的概念的知识;所谓“不道德”,只是“无知”的同义语。这算是西方式的“知行合一”了。
柏拉图的“理念论”更是典型的理性主义,这是人所共知的。他不仅是苏格拉底的高足(流传下来的柏拉图的“对话”著作,正是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形式),还深入钻研过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他还继承了巴门尼德的“存在”观念及其唯理主义。“理念”范畴不仅直接来自苏格拉底的“概念”,而且正是他所理解的作为实在的“存在”本身。“理念”(idea)具有三点重要含义:一是思想、概念,二是实体、本体,三是理想、典范。在他看来,不是理念来自经验事实的归纳,而是经验事实之存在是由于“分有”了理念;而所谓认识,不过是“回忆”理念——先验理性。总之,作为“真实世界”的理念世界,是最实在的存在。这正好是以思想代存在的典型。黑格尔评论道:“柏拉图的研究完全集中在纯粹思想里,对纯粹思想本身的考察他就叫辩证法。”[9](而这也正是后来黑格尔自己的思路。)在柏拉图的观念里,这种“纯粹思想”也就是纯粹的存在本身。
亚里士多德创立了谓词逻辑(对此,我们下文将有讨论),而斯多亚学派则创立了命题逻辑。该派同时兼具有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倾向,总的是理性主义的哲学。他们认为宇宙的本性是理性,人的本性也是理性;他们要人“断激情”、“不动心”。他们赞赏赫拉克利特的“火”亦即“逻各斯”,称之为“普遍的理性”,实即上帝意志的体现,由此而得出了决定论和宿命论的结论:“服从神灵……因为一切事变是为最完满的智慧所统治着的。”[10]换句话说,实际世界的变化只不过是某种“智慧”实即逻辑思维的“事变”。形式逻辑在西方的发达不是偶然的,它是古希腊哲学思路的必然结果。而其极至则是:逻辑既是思维的架构,因而也是存在本身的架构。
饶有趣味的是,中世纪____神学家都是“合乎理性”或者叫做“合乎逻辑”地推出上帝的存在的。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争论,犹如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争论,换句话说,都是在理性主义传统范围内的争论。尽管他们强调信仰高于理性,但这与后来的理性主义最终不得不依赖于直觉的信念并没有什么实质区别。安瑟伦虽然承认“我决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11],但他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在逻辑思维上确实无懈可击。阿伯拉尔则是主张“理解后再信仰”的,他那种通过逻辑方法寻求真理的主张恰恰更是理性主义的东西。后来托马斯·阿奎那则更尊崇理性,也就是他,利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来提出了关于上帝存在的“五大论证”,进一步表明了逻辑理性可以很好地为宗教信仰服务。经过这种论证,作为最高存在者的上帝就存在于逻辑思维之中了;而同时,上帝本身作为一切存在的本体,其实就是最高的智慧,亦即理性本身。
近代哲学是认识论哲学,其关键问题是思维问题。这里,恩格斯的话仍然绝对适用:对于西方哲学来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2]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语言问题在此时也受到了高度重视。对语言的关注决不是“语言学转向”以后的事情,事实上在近代、甚至在古代哲学中,语言问题始终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西方近代哲学既关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同时也关注思维与语言的关系问题。
欧洲“文艺复兴”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古希腊理性主义传统的复兴,但他们却没有后来的理性主义那样偏狭。一般来说,他们是兼顾理智与自由意志的。例如,但丁主张:“首先能实行思想,以辨别是非,其次则能将其所认定之是非悬为目的,而以行动达此目的。简单说,就是先思而后行。”[13]不过,我们似乎也不难从中读出一种思维优先的理性主义味道来。大致讲,理性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时代潮流。
近代理性主义的最大代表是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兹。笛卡儿试图对所有知识进行一次“理性”的、实即演绎逻辑的清理,因而第一步工作就是寻求整个推理体系的大前提。他意识到,这个前提应是“存在”或“是”本身;这个前提既是所有知识的逻辑前提,它本身就不能是被“推出”的逻辑结论。那么这个前提从何而来?此时,希腊思维方式发生作用了:存在的,总是能被思考的;或者反过来说,能被思维的,必是存在的。因为,思维本身就是绝对存在的,或曰“自明的”(self-evident)。于是就有了笛卡儿的著名论式:Cogitoergosum(IthinkthereforeIam),此即“我思故我在”或“我思故我是”。这里,思维就成了存在的充分而且必要条件。这就是所谓“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一直影响到德国古典哲学乃至于现代西方哲学如胡塞尔的思维模式。斯宾诺莎是笛卡儿的直接继承者,他是把真理建立在“真知识”(指理智与直觉)的基础上、又把真知识建立在“真观念”(直觉)的基础上。为了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问题,他设想了主体与客体的一种对应关系:物的广延属性作用于人的肉体,物的思想属性作用于人的心灵。这就是说,物的思想属性与人的思想属性本来是同一的。莱布尼兹则用“单子”解决这个问题:“单子”这种东西既是构造一切存在的基本实体,它本身又是一种精神性的“灵魂”。单子按其知觉能力的高低形成不同的等级,最高级的单子是构成上帝的单子;其次是构成人的单子,亦即“理性灵魂”。从后者看,思想与存在本是一回事。
我们说过,德国古典哲学是理性与意志的直接同一;这里我们还想指出,它同时也是思维与存在的直接同一。而此“同一”,正是古希腊哲学理性主义的观念“存在者与能被思考者同一”的近代体现。康德的哲学号称“批判哲学”,他对“知”“意”“情”、“真”“善”“美”进行全面系统的批判,但是在这一切之外、之上的,正是“理性”。以理性或理智来反思和评判一切,这是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费希特的“知识学”认为,思维与存在不过是理智自身固有的两个系列,即“观念系列”与“实在系列”;一切——包括“物质的、占据空间的世界的表象”——都是从理智(自我意识)中产生出来的。自我建立自我→自我设立非我→自我统一非我:都是理智的自我意识的作用。谢林也是如此解决问题的:“自然与我们在自身内所认作智性和意识的那个东西原来是一回事。”[14]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绝对观念的展开,更是对于理性概念的运动过程的描述。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是哲学的起点,这个起点构成哲学的全部意义”[15];而他的解决办法,就是逻辑学的一元论。他的希腊式的思维方式使他“坚决相信思想与事情是符合的”;“任何对象,外在的自然和内心的本性,举凡一切事物,其自身真相,必然是思维所思的那样”[16]。他说:“思想不仅是我们的思想,同时又是事物的自身,或对象性的东西的本质。”[17]这与巴门尼德说的“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一的”实出一辙。全部意识就是理性,全部存在也是理性本身而已。
但是,思维却离不开语言,而只能存在于语言之中。列宁说过:“任何词(言语)都已经在概括”;“感觉表明实在;思想和词表明一般的东西。”[18]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这就是说,没有了语言也就没有了思想。这是近代哲学家们的一个共识。其实这个看法也是从古希腊哲学那里继承下来的。苏格拉底所谓“辩证法”(dialectics)这个词就是从“谈话”或“论辩”(dialect)发展而来的。这意味着:存在取决于语言,对实在的把握取决于对语言的理解。而对语言的理解,在苏格拉底看来,又取决于对概念的正确运用。
亚里士多德作为柏拉图的学生、苏格拉底的再传弟子,继往开来,深刻地影响了未来的西方思想。西方的形而上学是在亚氏手里建立起来的(他称之为“第一哲学”),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也由此而巩固起来。亚氏第一次明确界定了哲学形而上学的对象,是“专门研究‘有’(或译‘存在’)本身,以及‘有’凭本性具有的各种属性”;“考察作为‘有’的‘有’,以及‘有’作为‘有’而具有的各种属性”[19]。此“有”即希腊文on,是einai的动名词;它相当于英文being,是tobe的动名词。作为形而上学对象的“作为有的有”,希腊原文“toonheon”(英文being as being)。我们上文说过,希腊文on既有陈述性,即可译为“‘在’之为‘在’”;又有断定性,亦可译为“‘是’之为‘是’”。我们汉语用“是”“在”“有”三个词来对译on或being,正可以揭示出on或being的意谓:“是”为系词,它是一种断定,属于元语言的或者知识论、逻辑学、语言学的范畴;“在”和“有”为动词或动名词,是陈述性的,属于对象性语言的或者存在论的范畴。
希腊哲学对此未有明确区分,这影响到后来的西方哲学。亚里士多德就是如此,在他那里,存在论、逻辑学、语言学搅在一起,这一点,我们从他的《范畴篇》《解释篇》《分析》前篇、后篇及《形而上学》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那根本的、非其他意义的、纯粹的‘有’,必定是实体。”[20]这个作为纯有的实体一方面是一切事物的基质,另一方面又是逻辑的主词。如他所举的例子“苏格拉底是人”,“苏格拉底”在存在论意义上是一个实体,他是自足地存在的;在语言逻辑意义上是一个主词,它是可以被“是”断定的。这显然跟巴门尼德的“存在的东西可由‘是’表述,不存在的东西不可由‘是’表述”是同样的思路。“苏格拉底是…”这个表述也就是巴门尼德的“存在者存在着”(Estineinai)。所以亚里士多德对“人”的最高界定是:人是理性的动物。难怪巴门尼德讲“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一的”,亚里士多德也讲“思维者和被思维者是一样的”[21]。后来的西方哲学总是大讲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总是强调“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并且总是用思维、乃至于用语言来说明存在,这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他们眼中的世界不是世界本身的构造,而是“世界的逻辑构造”[22],乃至语言的构造。
所以,近代哲学家们都多少对语言进行了探索,例如笛卡儿、莱布尼茨等。探索的结果就是:认识或者思维是离不开语言的。这实质上就是说:语言是思维之家。难怪他们都致力于发明某种理性的科学的人工语言。他们的理性主义、“语言主义”立场直接影响了当时的语言学家。法国的保尔-罗亚尔学派(Port Royal school)是近代著名的理性主义语言学派。他们以笛卡儿哲学为基础,试图寻求存在于一切语言中的普遍性语法原则,因为他们认为人类共同的思维结构存在于共同的语言结构中。此前的英国学者威尔金斯(John Wilkins)已有类似的想法,试图构造一种普遍适用于全人类的理想语言——他称之为“普遍语法”、“哲学语言”。另一位典型代表则是德国哲学家海德(G.Herder),他在其著作《论语言的起源》中提出,思维和语言是同源的、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语言不仅是思维的工具,而且是思维的形式及其内容。持有类似看法的还有同一时期的一些英国语言学家,如詹姆士·哈利斯(James Harris)、霍恩·托柯(Horne Tooke)、詹姆士·伯尼特(James Burnett)等。
这里,德国著名学者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尤其值得一提。在许多基本观念上,他是现代先验理性主义语言学家乔姆斯基(Chomsky)、萨丕尔(Edward Sapir)、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的先驱。洪堡继承发展了海德的基本观点,认为思维和语言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他们的精神,一个民族的精神就是他们的语言。”[23]他用康德的先验理性主义方法来理解思维和语言的关系,认为语言决定了对世界的理解和解释,语言的不同决定了思维体系的不同,因为正是人的内在的语言形式(相当于康德的先验范畴)加诸感觉经验材料,决定了思维内容及其结果。
海德格尔已经被人们鼓吹得令人头晕目眩了,那就让我们从海德格尔谈起。我们知道,海德格尔的雄心壮志,是要超越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回到“前苏格拉底”的希腊传统。我们要问的是:他做到了这一点吗?进一步说,以他的方式,他可能做到这一点吗?我们认为,海德格尔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他的宏愿。要理解海德格尔,关键是要抓住“存在”和“语言”这样两个东西。所以,我们尤其应当注意他的那句名言:“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或者译为“语言是存在之家”。
海德格尔后期之转向语言或者所谓“道说”问题,是因为前期那种从“此在”来说明“存在”的思路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于是在时代风尚和西方传统的双重影响下,他的思想也发生了“语言学转向”。这种转向同时出自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德里达站在后现代立场上对他所进行的批评;二是“语言学转向”这个时代潮流的大背景。德里达批评海德格尔:由“此在”来说明“存在”本身的做法,在一种更高的层面上重新确立了“大写的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对海德格尔产生了深刻触动,以至于《存在与时间》原计划中的续写终于没有了下文。怎么办?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学情趣显然对他产生了巨大的魅力,而这似乎只是时代潮流所致。但在我看来,更根本的原因还在西方的那个根本传统。
那么,现代何以会发生“语言学转向”?在我看来,这是因为,近代哲学试图沟通心灵与存在、主体与客体或主观与客观,结果却以“不可知论”告终;同时,人们发现,在主体与客体之间、主观与客观之间,存在着一种中介,那就是语言或者符号世界。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同一于语言媒介。极而言之,这种符号媒介不仅仅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介,简直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共同的本体了。所以,根本上讲,现代分析哲学并非真正的“拒斥形而上学”或“本体论”,而是有它自己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分析哲学的形而上学,是一种“语言本体论”或“逻辑本体论”。这一点特别突出地表现在语言哲学的意义理论之中。这种理论是建立在一种三元关系之上的:存在·语言·心灵。语言符号及其逻辑结构被夸张为真正的存在或者本体,而客观实在仅仅是语言的“指称”,心灵或者意识则仅仅是语言的“意义”。
西方理智主义传统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传承,最突出地体现在这种语言分析哲学的逻辑主义之中。他们“拒斥形而上学”,把哲学归结为语言-逻辑分析,这实际上就是希腊哲学那种以思想代存在、以“能知”代“所知”的思路的极端形式。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认为,原子命题构成逻辑系统,原子事实构成外部世界,这两者是一样的。罗素认为,哲学的方法就是逻辑分析;维特根斯坦则更进一步认为,哲学本身就是逻辑分析——语言分析。让我们来看看他的一番话:“真正说来,正确的哲学方法应该是这样:除了可说的之外,就什么也不说;可说的就是自然科学的命题,也就是某种和哲学不相干的东西,然后,当某人要说什么形而上学的东西的时候,就总得向他指明,他对他命题中的某些记号并没有赋予任何意义。”[24]真正的事实、问题,不仅是可思的,而且是“可说的”;并且这种“说”,一定是在符号逻辑的语言中的“可说”。于是“世界就是我的世界”,因为“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25]。这是理智主义导致唯我主义的一个妙例。
分析哲学认为形而上学不过是语言的误用、“胡说”。所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称:“哲学是一场反对用语言来蛊惑我们理智的战斗。”[26]维也纳学派自陈的使命是“捍卫科学,拒斥形而上学”,他们把自己的哲学界定为“意义的追逐”;然而他们所追逐的只是语言的意义,而不是存在本身的意义;或者说,他们用语言的意义代替了存在的意义。至于蒯因后来重建本体论,主张“形而上学是科学”。为此,他提出了“本体论承诺”问题:在构造一种科学理论时,也就承诺或者约定了这个理论的对象的存在;一旦接受了一种科学理论,也就承认了这种理论预设的对象的存在。为此,他制定了“本体论承诺的标准”:“存在就是成为某变项的值。”例如张三存在,那是因为我们承认他是以下表达式的逻辑变项的一个值:(x)(x是张三)。这又是以逻辑语言或思维代存在的一个典型。如果说普罗太戈拉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那么,在分析哲学家看来,思维-语言-逻辑就是万物的尺度。
后现代主义者试图“的掉”(deconstruct解构)西方哲学的这个根深蒂固的传统,但他们在追根溯源方面似乎做得还远远不够。这种消解其实从意志主义、尤其是在尼采那里就已经开始了,但却总是显得那样的徒劳无益。我们现在回头来看,语言之所以能成为西方哲学的最后边界,是因为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将对于“存在”(古希腊语on,英语tobe)的思考视为自己的核心课题,而on或tobe具有双重意义:它是哲学意义上的“存在”,又是语言学意义上的系词“是”。前者是从“对象性语言”层面对事实的陈述,后者是从“元语言”层面对思想的表述。在前一种情况下,它是一种对象性的陈述或描述;在后一种情况下,它是一种元语言性质的判断或断定。于是,“事实-思想-语言”打成一片了,或曰混为一谈了。西方哲学这种以“言”代“有”、以“思”代“在”的理性主义传统,确实异常强大,以至于现代人文主义最杰出的哲学大师海德格尔,最后也未能彻底逃出“语言的牢笼”,以至承认“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不仅如此,当今西方哲学似乎还有某种越陷越深的迹象。
我们的问题是:如果说思维是存在之家,语言是思维之家,那么什么是语言之家?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继“语言学转向”之后,西方哲学向何处去?看来,今天的西方哲学家们如果试图超越西方哲学传统,他们首先必须超越现代语言分析哲学;进一步说,他们还必须超越海德格尔式的“超越”方式。具体来说,他们当然必须继续研究语言-逻辑-思维,但是首先必须把它们拉下形而上学存在论的王座;他们当然必须反思存在,但是首先必须把存在从语言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总之,他们必须冲破语言的牢笼。
[1]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 第97页。
[2]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第14-15页。
[3]《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6页。
[4]残编D 112,《古希腊罗马哲学》,第29页。
[5]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第8卷,第1章;《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0页。
[6]《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31页。此处译文略有改动。
[7]《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31页。巴门尼德此话与前一句话之间存在着矛盾:一方面,不存在者不存在,另一方面,不存在者却进入了思维、语言,即能被思维、陈述者,因而它也是能存在者。这个矛盾是由柏拉图的理念论解决的:不存在者也是一种理念,因而也是实在的。但实际上真正的解决是现代语言哲学对指称和意义的区分:不存在者没有指称,但有意义。这个意义世界相应于柏拉图的理念世界。
[8]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13卷,第4章,1078b。
[9]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第204页。
[10]《古希腊罗马哲学》,第440页。
[11]《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40页。
[12]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13]《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第19页。
[14]《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第210页。
[15]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第292页。
[16]黑格尔:《小逻辑》,第77、78页。
[17]黑格尔:《小逻辑》,第120页。
[18]《列宁全集》,第38卷,第303页。
[19]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4卷,第1、2章。
[20]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7卷,第1章,1028a10-31。
[21]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第3卷,第4章;《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153页。
[22]此为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之著作名Der Logische Aufbau der Welt。
[23]转引自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第57页。
[24]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转引自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第631页。
[25]转引自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第151、149页。
[26]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 309节。
[1][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
[2][德]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
[3]《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1981年版。
[4]《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5]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6]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
[7]《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
[8]《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9]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10]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年版。
[11]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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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主流社会思潮的核心。“人文主义”、“人文精神”、“人文思想”没有太大的区别。“人文主义”来源于英文humanise,这个单词根据不同语境的需要也可以被译成“人文”、“人本”、“人道主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毛泽东思想与西方哲学人文思想联系相关论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毛泽东思想与西方哲学人文思想联系论全文如下:
站在当代的立场,我们通常把思想文化资源按照其时间、地域、性质以及约定俗成等因素而综合划分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西方思想文化,中国现代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本来也属于西方思想文化,但由于它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所以我们通常把它从西方思想文化中独立出来。而以西方思想文化称谓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有时也称之为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本文则称之为“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以示区别。从思想资源来说,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是多方面的,其关系非常复杂。那些认为毛泽东思想与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之间没有联系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至少是表面的。
我认为,毛泽东所接受的思想中,或者,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中,马克思主义当然是第一位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第二位的,而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只不过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比较表面和直接,而西方哲学人文思想在毛泽东思想中则是潜藏的,比较深层。事实上,毛泽东在他人生的学习的最重要阶段即二十岁左右(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容易接受的年龄”)主要学习的恰恰既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而是西方哲学人文思想。18岁之前,毛泽东所学的知识主要是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的儒家文化诸如“四书”、“五经”之类的,18岁到长沙之后就开始比较系统地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所谓“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其实就是西方文化、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各种社会政治思潮等。
毛泽东自己说:“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许多的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阅读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注: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文集》,124页,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来源,斯诺的《西行漫记》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可参见此书。)“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注: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文集》,129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来源,斯诺的《西行漫记》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可参见此书。)所谓“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其实都是西方哲学人文思想。长沙时期是毛泽东读书的最重要时期,对于求知有着强烈欲望、酷爱读书的毛泽东来说,这一时期所读之书肯定远不止上面所提到的这些。而毛泽东在读这些书时的感受如何,由于资料的缺乏,可能永远是谜了,所幸的是,毛泽东在长沙时所读的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还被保存下来,从密密麻麻的批注来看,毛泽东对这本书是读得非常认真的,后来当这本书“物归原主”时,他还说:“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注:毛泽东1950年同周世钊的谈话,转引自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册),139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许多的证据表明,毛泽东在年轻时曾阅读了大量的中西资产阶级的书籍,认真学习了中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学说,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问题不在于承认不承认这一事实,而在于如何评论这一事实。毛泽东在青年时期所接受的西方哲学人文思想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青年时期是学习的黄金时期,是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最容易接受的时期,一旦接受,终身难忘。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可以说深深地印刻在他的思想深处,并终身起作用。
虽然毛泽东后来更看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诸如《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等对他的影响,但如果没有早期所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作为基础,毛泽东是不可能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一下子跳跃到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24岁才知道马克思,从此终身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毛泽东的历史并不能从此抽刀割断。事实上,毛泽东后来多次从“二元对立”的哲学观点出发强调学习西方哲学的重要性,认为不懂西方哲学,就不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3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而且,意味深长的是,马克思主义最初就是作为西方社会、政治思潮的一种而传播进中国的,只是后来由于特定的政治时局的原因它才从西方文化中独立出来作为一种独特的异质文化。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从中国本土产生的,它本质上是西方的,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接受了西方,我们不能因为后来中西方的敌对关系而完全否定西方,甚至否定西方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入侵”中国,其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它给自古以来自尊自强的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创伤,这种伤害至今犹存,以至这方面的问题一直是外交上的敏感问题。另一方面,洋枪、洋炮、洋文化又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了新的冲击、挑战、机遇,中国被迫从古代向近代转型以至最后向现代转型。对于后一方面,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我们过去对这一问题重视得很不够。其实,西方对中国的“正面”影响远大于它的“负面”影响,中国人一方面仇视西方,但另一方面又很理智地承认西方的先进并勇敢地向它学习,这正是中国民族精神中最可贵的地方。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方思想。所不同的是,它具有强烈的反传统色彩和批判精神,与当时西方主流思想即资产阶级思想迥异,所以我们后来把它作为异质思想。其实,它根本就不是异质思想,不论是从理论根源上还是从实践根源上,它都是来源于西方本身。马克思著作中大量涉及西方的文化、哲学、经济、政治、历史等,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最先进、最科学的学说,是西方各种学说的集大成。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没有深厚的西方文化、哲学、历史等多方面的修养,毛泽东能读懂马克思的著作吗?他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吗?
绝对不能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在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但毛泽东思想不可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产生,它不可能土生土长。同样可以说,没有近代西方各种社会、政治、文化思潮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就不可能有毛泽东思想。对于毛泽东来说,没有最初的对西方各种资产阶级思想的接受,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如果把毛泽东思想比作一座冰山,可以说,海面上的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海面以下的绝大部分则是中国传统的思想和西方哲学人文各种思想。海面以下潜藏的部分虽然是“无形”的,但它却是海面以上突出部分的基础。
过去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割裂毛泽东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关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不客观的。西方种种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之巨大,恐怕毛泽东本人也未必意识到了。文化对人的影响是非常深层的、藏匿的、异常复杂的,一旦接受,根深蒂固,是很难像洗去身上的污垢那样很容易洗去它的。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所接受的西方哲学人文思想长期影响毛泽东的行为,不仅是负面的,也有正面的。毛泽东晚年还说:“社会把我们这些人推上政治舞台。以前谁想到搞马克思主义?听都没有听说过。听过还看过的是孔夫子、拿破仑、华盛顿、彼得大帝、明治维新、意大利三杰,就是资本主义那一套”(注:转引自迪克·威尔逊:《历史巨人毛泽东》,493页,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正是这些西方资产阶级哲人和西方历史引导毛泽东走出传统,面对西方,奠定了他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这说明,并不是马克思主义首先把毛泽东推向革命,而恰恰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他、引导他走向革命。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并不是一接受马克思主义就把以前所接受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完全放弃了,文化思想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复杂的文化思想问题更多地遵循的是辩证逻辑而不是形式逻辑,这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一再强调的观点。毛泽东是在24岁时即到北京后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并且以后终身信奉马克思主义,但这并不是说他信仰马克思主义就意味着他的思想领域中就只有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的文化生活中,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占有同样的地位,所不同的只是,他对二者的态度截然不同。早在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初期,他就一方面深受陈独秀、李大钊两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深受罗素、杜威、胡适、蔡元培等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影响。罗素、杜威是中国人比较熟悉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胡适、蔡元培是当时非常有地位的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
纵观毛泽东一生的读书活动,可以看到,毛泽东童年时代主要读的是中国古代的书,晚年“返老还童”,再一次主要是读中国古代的书,所不同的是,童年主要是学习,晚年则主要是欣赏。而毛泽东人生的中间时段一直没有停止过读西方的书籍,长沙时期是这样,延安时期是这样,建国后同样是这样。“毛泽东更多的涉猎西方哲学书籍,当是在延安时期和建国后。在1965年8月5日接见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说他读过古希腊名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还说,德国哲学家、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第一个看透神是人的思想意识的反映。他的书必须看。当然,黑格尔的书也必须看。列宁说,不读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书,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也应该读唯心主义的书。我是相信过康德的。不读唯心主义的书、形而上学的书,就不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是我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也是马克思的经验。”(注: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册),695页,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毛泽东是一个阅读广泛,知识渊博的人,他极善于从各种书籍哪怕是从一般书籍中吸取营养。他的思想,其理论来源是多方面的,有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有苏联的,有中国古代的,有中国近现代的,还有西方资产阶级的。除了对马克思、鲁迅这样的极个别的人给予全面肯定以外,毛泽东很少对某个思想家或某本著作作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区别在于,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多是从正面接受;对于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多是从反面接受,“批判地接受”,就是他总结所说的“洋为中用”、“吸取其精华,剔出其糟粕”。
我们认为,毛泽东思想和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之间的隔阂和分歧并没有表面宣传的那么大,中国关于与西方之间关系的政治宣传有时与实际有很大的差异,这一点毛泽东本人也是承认的,1973年毛泽东在接见当时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时就曾表达过这种意思:“实际情况是,有时我们要批评你们一下,你们也要批评我们一下。这就是你们的总统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你们说:‘打倒你们这些共产党!’我们说:‘打倒你们这些帝国主义者!’有时我们要说这类话。不说不行呀。”(注:亨利·基辛格:《中国共产主义之父》,载《巨人中的巨人——外国名人要人笔下的毛泽东》,96~97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基辛格对此感到非常惊奇,这其实是他不深刻地了解中国的政治和政治宣传。过去我们忽略毛泽东思想与西方哲学人文思想的深刻联系,主要是政治原因,具体地说,与中西关系的对抗、隔绝特别是意识形态的分庭抗争有很大的关系。
的确,在外在形态上,毛泽东思想和西方哲学人文思想是对立的。但对立不等于绝缘,不等于没有联系。毛泽东思想与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一方面是对立的,另一方面又是统一的,这似乎是矛盾,难以理解。其实不然,它恰恰符合毛泽东“矛盾论”哲学思想。毛泽东认为:“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试想一切矛盾着的事物或人们心中矛盾着的概念,任何一方面能够独立地存在吗?
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下,也无所谓上……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也就没有资产阶级。……一切对立的成分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3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套用这种格式我们可以说,没有资产阶级思想就没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之间是“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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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战略是指企业在现代市场营销观念下,为实现其经营目标,对一定时期内市场营销发展的总体设想和规划。市场营销战略是企业管理与运营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常见的商业管理课程如MBA、EMBA等均将“市场营销战略”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包含在内。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市场营销战略在企业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为企业的发展制定了长远目标及实施方案,为企业的确定发展方向,主要是针对市场营销的目标及需要实现的目标而制定相应的原则与策略,例如企业的定位与方向、核心竞争力、市场化发展进程等。对一个企业来说是由短期目标到长期目标的实践依据,尤其是当前形势下,高瞻远瞩,从全局着眼才能促进企业的稳定迅猛发展。
在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最早出现了企业营销活动,到了二战期间,市场关系变化、产品种类繁多逐渐出现了供给大于需求的状况,使得企业也向有组织、有计划的营销活动过渡,并且随着科技的发展,买方与卖方市场相互转化,产品的销路出现了瓶颈,市场竞争也是白日化状态,瞬息万变,因此企业的营销活动也慢慢开展并被逐步的重视起来。
最初的传统的企业市场营销战略仅是一种销售方式,目的是为了企业进一步的拓展市场销售渠道,使得企业的产品迅速推广到终端被消费者了解购买的一种辅助手段。物美价廉的产品能满足消费者的购买需求,相对于价格而言,产品的包装、样式、文化涵义、赠品等都比不上对价格的关注,由此企业会为了降低成本而生产更多产品。还有观点觉得,目标客户人群不用进行划分,对于消费者满足一种产品的供应,以最低成本和批量生产就能创造更多价值,为了开拓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及增加销售额才是市场营销活动的最终目标。换句话说,传统经济时代的市场营销战略,对于企业来说不够重视仅做为一种销售手段,而时代的发展,竞争的加剧,当代企业的营销战略已经成为了企业战略重要一环,企业营销战略实施与执行效果,关乎整个企业的战略规划与实施。
一方面,电子商务做为新兴的一种营销活动,加强了企业与消费者的交流,缩短距离也降低成本,同时对不同的消费者信息类型加以划分,细化市场在进行针对性的营销策略,大大满足消费者需求同时也创造更多经济效益。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企业不断的革新新技术、新产品,产品生命周期的长短在营销策略中也是极为重要的,因此营销活动的投入及预算都需要产品周期为依据,才能促进企业的战略长远发展。
1.信息技术基础上的电子商务为市场营销开辟道路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电子商务成为了各企业进行营销活动的重要途径之一,例如:京东、天猫、阿里巴巴等。电子商务的发展能够让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沟通更为便捷,降低成本也不用面对面接触,营销手段创造的利润远远的高于传统营销活动。并且电子商务的开展,也能使得企业之间交流方便,降低成本,收集到更多的信息,创造更多的产品,不但增加更多的价值也能挖掘潜在客户。
2.产品的多样化让企业竞争更加激烈 。
随着时代的发展,新鲜的东西才能让消费者眼前一亮,而单一产品会慢慢的让消费者失去兴趣,因此不断的推陈出新,使得产品更加多样化才能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更新换代的时间缩短,使得市场上消费者的需求也不断变化,也刺激了市场上的价格战尤为的激烈,为了能满足消费者需求并赢得更多的利润,因此企业需要调整营销战略,顺应市场的需求进而增加更多的经济效益。此外,科技的进步,产品的更新频率也加快,不断的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才能降低企业的成本。在营销战略中会涉及到许多问题:产品开发成本、盈利水平、企业营销活动的预算等需要考虑周全,使得企业依据当前的发展态势不断调整营销战略。
3.当前形势下的市场营销需要将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等问题纳入到发展战略中
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单纯的追求利益的增长,而对于环境却是极为轻视的,时间的推移,环境问题也日益尖锐,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都对人类的生存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提倡循环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模式才能使得企业走的更远,人与自然更为的协调。尤其是当前形势下,更多的企业将环境问题也纳入了营销活动中,既能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也能增加更多的社会经济效益。
1.大力开展电子商务营销模式
电子商务是一种一对一的营销模式,为消费者与企业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扩大了两者的沟通范围,减少了传统营销活动的中间流程,能够让消费者更便捷的获得物美价廉的产品,对于企业也能更深层次的开发提供便利。电子商务是一种虚拟空间的交流,却也能及时的将消费者的产品需求及时的反馈给企业,让企业制定一系列的科学有效的营销活动,来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的产品需求,实现双赢。
2.细分市场消费者的购买特点和购买行为,针对性的开展营销策略
产品的推广是为了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群体的需求而生产的,因而细分市场消费者的购买特点和购买行为,才能有的放矢,做到对消费者的需求关系的掌控,及时调整战略,研发新产品,再维护旧客户的同时也深层次的逐步开发潜在消费者。同时对于企业而言,进行消费者特征与购买行为的发掘可以依据市场细分为途径,不断的提高市场的占有率,侧重于消费者购买行为与消费需求的差异性,将市场划分为若干消费市场,根据不同的消费市场的需求来实施相应的营销策略,以适应灵活多变的市场的发展需求,创造更多的企业价值。
3.针对当前形势下环保和能源问题,适当开展服务营销和绿色营销策略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的形象也成为消费者进行产品选择的首选,安全可靠才会放心的购买产品,因此企业形象也成为了衡量一个企业的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传统的经济模式多是粗放型经济只看重利益而牺牲环境为代价,随着时代发展,人们生活与思想意识不断提高,对于当前形势下环保和能源问题也极为的关注,对于环境污染严重的企业势必会影响到企业形象,因此适当开展服务营销和绿色营销策略也成为了当代企业营销活动的重要一环,其生产的产品是安全、环保、绿色、无公害的会更能符合消费者的需求,社会与公众利益得到维护,也会带动企业的稳定发展。
4.提高企业营销人员的基本素质和综合水平
激烈的市场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高效率的时代,就离不开创新的理念:营销观念、营销技术、营销产品等需要营销人员不断的与时俱进,不断的创新思想,设计新想法,新技术,比别人快一步就能抢占市场先机,能够为企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也能增加凝聚力,为企业发展而努力。
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经济时代也成为了当前形势的主要趋势,通过网络经济与知识经济的结合,运用各种高新技术及信息,来营造稳定增长的经济环境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企业要想在激烈市场中生存与发展,需要及时调整市场营销战略,与市场发展相符合才能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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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意识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之一。亦称“民族性格”。指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凝结起来的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心理状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在民族共同地域、民族共同经济生活及历史发展特点的基础上形成的,往往与民族的历史遭遇和所处地位有密切关系。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形势与政治相关论文范文:转变思维方式,推进民族复兴。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要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奋斗目标,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全党必须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怎样做到这一点呢?这就要转变思想,使我们的思维方式体现时代精神,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趋势的要求,具有和合性、开放性、创新性。
人们思维方式的形成与发展,同民族、国家以至人类历史发展之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任何一种思维方式的形成与转变,既受历史条件的制约,又受时代精神的制约。反过来,顺应时代潮流而形成的新的思维方式,会促使人们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并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上个世纪上半叶的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空前的大劫难,战后世界人民期盼和平。但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冷战不断。与此相适应的极性思维方式在上个世纪从初期一直持续到70年代中期都占据着优势地位。所谓极性思维,是指用两极分裂的观点认识矛盾,并用对抗的方法解决矛盾双方冲突的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方式,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当着革命形势完全成熟,为了人民的利益与社会的进步,用对抗的方法、暴力的手段解决矛盾冲突,争取革命胜利,是正确的。
俄国十月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都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得到人民群众拥护的。但是,历史条件发生巨大变化、时代主题转换之后,沿着思维的惯性继续坚持这种极性思维方式就不对了,就会阻碍历史前进的步伐。在世界当代史上,美苏争霸世界,导致国际矛盾斗争越来越尖锐化,由此产生了冷战思维方式。冷战思维方式就是一种国际间的极性思维方式。它不符合世界人民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的时代潮流。它对人类历史前进的步伐是起阻碍作用的,这就必须以新的思维方式代替这种不合时宜的思维方式。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和合思维方式,恰恰就是当今世界应该占据优势地位的思维方式。
所谓和合思维,就是用对立面双方有机统一的观点认识矛盾,并用和谐共存与相互交合而尽量避免冲突的方法解决矛盾的思维方式。新中国建立之后,由于世界大背景的影响,加之我们党在战争时期形成的思维方式的滞后作用,我国有近20年时间没有跟上世界历史前进的步伐。直到邓小平对国际形势变化作出敏锐的正确的反应,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之后,我们党的思维方式才由极性思维转变为合思维。这一转变,不但使我们党和国家摆脱了持续20年的愈演愈烈的“左”的束缚,而且使国家步入现代化的最新快速轨道,走向繁荣富强。
和合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强调,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就要实事求是。在高科技兴起与蓬勃发展,改革(Reform)代替了革命、成为世界性浪潮的条件下,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思维方式必然要表现出新的形式,这就是和合思维方式。如同“实事求是”一样,“和合”是一个既古老又富于新意的概念。中国传统哲学占主导地位的是一种整体有机的思维方式,强调天人和谐、人际和谐,注重综合。如何综合呢?这就是异质的有机结合,矛盾不断地转化,如同《易经》上说的“生生之谓易”。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合”又成了时代特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判继承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就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和合思维方式。
随着改革的深化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合思维方式越来越渗透进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领域。它集中体现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之中:在政治方面,我们党提出“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党从成立那一天起,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在经济方面,我们党提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路子;“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在文化方面,我们党提出“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如此等等。和合思维方式是我们党把握人类社会发展共性规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个性规律的现代辩证综合思维方式的中国化表现形式。
“全球化就是人类不断地跨越空间障碍和制度、文化等社会障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充分沟通(物质的与信息的)和达成更多共识与共同行动的过程。”(注:胡元梓、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20世纪70年代,在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发达国家由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以信息经济为基础,全球化表现出国际劳动分工日益深化和世界市场体系不断迅速扩大,资本国际化与金融国际化使各国经济更加密切、融为一体,跨国公司与国际组织本身已成为全球化的工具。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全球化的浪潮已冲击世界各国、各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面对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只有扩大对外开放,积极融入这一历史潮流,才能使经济在新世纪得以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但是,经济全球化又是一把“双刃剑”,它既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又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了贫富差距。它所包含的风险更是不容忽视的。美国等发达国家运用其在资本和技术上的控制力,在全球实施资源的不公平分配,他们还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直接或间接地干预、控制发展中国家。
在融入全球化历史潮流的进程中,我国不但要制定自己独立的发展战略,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加快制度创新,进一步调整对外开放的格局与策略,而且要进一步推进由封闭思维向开放思维的转变。当然,这两方面是融为一体的。
邓小平讲,“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第90页、第274页。),“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第90页、第274页。)。邓小平的话告诉我们,闭关自守和相应的封闭思维方式,从我们的“老祖宗”起——只少从明朝正德、嘉靖年间开始——就有了。所以,不挖出封闭思维方式的根源,就无法彻底克服它和牢固树立开放思维方式。笔者认为,国人的封闭思维方式的根源有三:
其一,“中央之邦”的思想。由于地域特点和地理环境的作用,国人把周边国家视为蛮夷小邦,而本身在长期发展的农耕社会的基础上建立的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这样一种封建帝国走向后期之后,形成的僵化观点难以像汉、唐时期那样“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注:《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8页。),善于经碰撞而融合外邦文化。西学东渐以后,中学为体的思想在几段历史时期都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其二,中国古代历史上缺少创造现代开放式的文明所必需的制度资源。开放的思维方式是同工商业文明与海外开拓联系在一起的,而这又是以契约关系与契约精神的普遍化为基础的。而中国古代恰恰缺少这个东西。中国古代维系其封建社会的传统制度资源发掘得越完善,利用得越充分,越类似于现代社会制度的效能,那么,它对现代文明的阻滞作用越大。
其三,近代以来中国的开放是在屈辱与痛苦的过程中被迫实行的,加之革命的艰难曲折,我国人民对主导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的西方列强有一种强烈的抵制情绪。按照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Institutionalism)的分析方法,我们应从宏观史学的视角来研究影响当前改革与发展进程的深层历史性与结构性的因果链。在简述了封闭思维方式的历史根源后,我们来谈谈当前吧。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党和人民在邓小平的反复教诲下,在不断收到开放政策结出的硕果的实际教育下,逐步地由封闭思维转向了开放思维。但是,由于根深蒂固的旧思维定势的作用,我们的开放思维仍然是不充分的和跟不上全球化时代的新要求。这具体反映在我们的具体工作方式中缺少深入、全面开放的底蕴:
第一,在急于求成思想指导下,把发展等同于增长。尽管党中央在1995年就提出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包括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但是,许多地方在急于求成思想指导下,盲目上项目、重复建设还是不断,由此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严重。之所以产生这一现象,是因为政府行政规则和干部提拔任用制度中存在某种弊端,我们的过渡态的体制与制度还不适应经济转型的需要。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所说的,我们党过去是“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相应地,我们的政府是全能的政府。党和政府长期形成的封闭的思维方式,不是短时期相对的开放格局所能完全扭转的。这样的思维方式、管理方式以及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不能适应入世以后经济社会进一步开放的需要的。
第二,制度创新的紧迫感不强。把上述第一个问题背后涉及的各地方掌权者思维方式和工作运作方式上的弊端再深追一步,就是对于我们的制度错位和缺失状况的扭转缺少紧迫感。世贸组织的规则是针对政府的,政府应该为我国的企业积极参与全球化搞好制度供给,并在释放民间力量、整合民间资本与人力资源上下功夫。但现实的状况是,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与管不好的事,而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却很不够。这里存在着认识上的滞后,也存在着已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对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的阻滞作用。不管有多大的阻碍,都得加快政府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因为问题的紧迫性在于:入世以后,世贸组织规则在我国的实施是有时限的,由不得我们渐进式地、由易到难地推进。当今的改革,是以外在动力为第一推动力,是以全方位开放来推动的。
第三,越是落后地区越封闭。近些年来,盲目上项目,以破坏自然环境、破坏生态环境、浪费资源为代价来求得所谓发展与一时致富的事情,多发生在落后地区。
如何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要求进一步树立开放思维方式呢?
其一,要树立新发展观。单纯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必须摒弃。在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已经在全球范围流动的今天,不讲求质量的经济增长是无法导致吸引外资和使我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发展是硬道理,也应包括整个社会发展在内。必须把发展看成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演进,不断减少贫富差距,不断促进社会进步的过程。必须使发展成为惠及子孙后代的发展,成为经济、社会、环境、生态、人口、物质资源等多方面良性循环的发展。这样才能同全球的进步观念达成共识与同人类的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形成共同的行动。
其二,要树立全球意识。当今世界,人的解放与发展已进入全球性的物的依赖性阶段,科技发展、管理发展都有人类共同规律可循,经济运行的总规律也是人类共同的,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城市化、民主化、法治化的总的规律也是人类共同的。这些规律的运用,当然要同各国国情相结合,形成各有特色的多样化的世界。但我们不能因为强调特色而延缓这样或那样一些方面的进步。人类共性总的说还是大于各国特色。拿人类政治生活来讲,实行选举制,建立制衡机制与文官制度,树立法律至上观念等等,是人类文明相互交融,长期演化、选择的结果。我们这方面之所以不足,既有现实的国际、国内既定格局的根源,也有前述封闭思维方式的历史根源。我们应该像鲁迅先生讲的,要有汉、唐时期那样“雄大魄力”。
党的十六大报告在我党历史上已进一步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目标,全国各地已逐步形成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行政民主推动政治民主、基层民主促进中上层民主的思路。树立全球意识,有利于我们吸收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加快我国进步的步伐。但与此同时也必须注意,全球化毕竟是西方主导的,国家的主权、安全,国家利益必须列为首位。融入全球化是充满矛盾、冲突,又相互融合的过程。
进一步树立全球意识与开放思维方式,从国内来讲,将逐步消解民族心理中多重积淀的农耕社会、人治社会、官本位社会的痕迹;从国际来讲,将使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的异质和合当中大放异彩,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使中华文明成为具有蓬勃生机的人类现代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三,要树立环境意识。这方面中国人本有优势,我国传统哲学是强调尊重自然的。党的十六大报告已有了“三个文明”的提法,将来,随着我国更好地实现了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还应有第四个文明——生态文明的提法。现在,发达国家越来越强调生态现代化,即利用人类智慧去协调经济发展和生态进步。它要求多生产绿色产品,生产过程要降低资源消耗和克服污染在生物环境里的转移,强调环境责任制度和预防环境灾害等。党的十六大报告则提出我国要“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环境管理是跨国的,甚致是全球性的。树立环境意识,是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要求,进一步克服落后的封闭思维,确立开放思维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代我国社会发展的新特点是什么?它对思维方式的转变有什么要求?在时代主题转换和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的大背景下,当代我国最大的变化就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讲的,我国已“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竞争,在竞争中,谁能率先、谁能独占鳌头,就看其是否具有创新的自觉性和是否具有较强的创新思维能力了。选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取向之后,我国的现代化已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而且,我国不是重复发达国家已走过的现代化道路,而是在高科技时代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当代世界的新经济与传统工业社会的经济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是,在知识的创新性上要求高。所以,当代社会经济发展对创新思维方式的要求比任何一个以往时代都强烈。并且,创新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而且表现在政治、文化、社会的各个领域,因为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将冲击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要求后者与之相适应。创新思维方式的反面,是惯性思维方式。要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新特点,我们必须实现由惯性思维向创新思维的转变。
当前,从阻碍社会发展的角度讲,我国的惯性思维方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多重积淀的传统观念。这里既有从古代社会积淀下来的传统观念,如官本位观念、人治观念、民本观念、官办工商观念等;又有当代社会积淀下来的新的传统观念,如“左”的观念、小富即安的观念等。这多重积淀的观念之间也是有渊源关系的。二是,唯书、唯上的思维习惯。不是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而是以本本定是非,这种思维方式仍有很大的市场。
面对在过去条件下正确与可行的、但在新条件下不正确与不可行的办法,不善于进行否定性的辩证思维,而是沿着常规走路;遇到矛盾与困难,不善于正视它并以更广阔的视野和富有想象力的思路,寻找解决办法,而是对上级等、靠、要。这一类思维习惯还左右着我们许多同志的思想。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贯彻‘三个代表’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我理解,关键的关键在善于创新思维。作为科学术语的创新(Innovation)是美籍奥地利经济(史)学家熊彼特发明的。他用创新来解释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后来分成两个分支:技术创新理论和制度创新理论。我们党吸收了这当中的合理因素。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江泽民把创新提到民族进步灵魂的高度,对我们与时俱进地通过创新推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是有极大指导意义的。从民族进步的视角认识创新,这就是一个宏观史学的方法了。这里揭示的是一个四维世界:技术创新维、制度创新维、文化创新维在时间流逝维中交替演进。我们用它来反思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进步的历程吧:鸦片战争以后的洋务运动属于技术创新,当然模仿的成分很重,但总要结合中国实际吧。我们现在对它批判的多,但当时可是石破天惊的事,至少它开始扭转了“中央之邦”的封闭思想。其后的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属于制度创新。
前者因敌不过守旧势力而失败,但它激发了人们的制度创新思想;后者虽最终也失败了,但其丰富的人文精神意义更深远,同时也揭示了中国在制度上因历史积淀过于深厚其创新难度极大。再后的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属于文化创新。这个在质上依次递进的文化创新,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完成重建国家这个首要任务奠定了基石,但民主与科学却只能被当作工具使用了。以上是历史演进的一个循环。其后,在中国依次产生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制度创新阶段,从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到实现总体小康目标这个技术创新阶段。当然,历史的进步是综合性的,这里只是抓住社会发展的主要特点来阐述而已。之所以把最近的这一历史阶段称作技术创新阶段,是因为周恩来说过“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2页。)和邓小平说过“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6页。)、“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第90页、第274页。)。
到20世纪末,我国已实现的目标,被1990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称为“小康水平”,即人民“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达到丰衣足食。”这是属于以技术创新为关键环节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目标(当然也包含一定的社会目标)。按照党的十六大报告,今后20年我国的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应该是一个以制度创新为关键环节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目标,这个阶段可简称为制度创新阶段。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一,从现实可能性讲,今后20年,中等收入者群体会越来越扩大,他们的有序政治参与要求也是与时俱进的,我国有推进制度创新的基础。而且,我国参与全球化的程度越高,积留在人们脑海中的经不住历史检验的沉淀将被冲洗得越多。
其二,从必要性讲,“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制度瓶颈必须冲开。而且,没有一个好的制度环境,科技第一生产力就难以正常地发挥作用。
其三,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讲,按照上述创新—进步的历程,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依次经历的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一个循环;再逆循环,从上述文化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下一步,应该是顺循环,从上述的技术创新,再进入制度创新—文化创新。这像一条以制度为中轴、以文化和技术为上下两端极值的正弦曲线。由于受特有文化环境和既定利益格局的制约,下一步仍可能是过渡性的制度安排。
未来,还应再有文化创新阶段,才能实现更成熟的制度创新。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这是一个极有远见的提法。经过循环往复的技术、制度、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创新,不断克服因循守旧惯性思维,树立新的民族精神,并将它灌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实现伟大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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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内知名企业品牌新闻策划传播机构品牌联播的定义:新闻策划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新闻策划是指新闻传媒的形象策划,它包括传媒发展战略策划、传媒营销策划、内部管理机制策划、广告策划以及媒体的风格和定位策划等。狭义的新闻策划是指新闻采访策划,即新闻业务中的“战役”策划,指新闻传播工作者在一定时期内,为了达到某种传播效果,对具体的新闻事实的报道所作的设计与规划。也就是指记者对将要采访的题材重大的新闻事实所作的事先谋划或筹划。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以创新思维为基础探讨广播电视新闻策划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在电视节目中,广播电视新闻节目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电视节目形态的一种。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策划仍然存在创新思维缺乏的问题,导致电视新闻节目无法吸引受众的注意,其生存和发展受到了威胁。本文首先简要介绍了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策略,然后分析了电视新闻节目策划中影响创新思维运用的因素,最后提出了广播电视新闻节目中创新思维的应用策略,旨在为相关领域提供参考性意见。
关键词:创新思维;广播电视;新闻节目
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策划的关键是策划,主要是将新闻事件加以分析、整理、编排,全部整合以后制定出相应的策略和报道方式。进行广播电视新闻策划,可以为节目报道提供参考依据,明确传播目的,增强传播效果,取得受众的认可。当前,无论是在哪一个领域中,创新思维都是行业进步的动力之源,广播电视新闻行业也不例外。通过应用创新思维,可以使广播电视新闻节目从立意、选题、报道等方面都与众不同,提升节目质量,使电视新闻节目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新闻策划指的是对一个单个的新闻或者是一系列的新闻进行一些符合新闻事实的策划,并通过新闻手段去获得最好的效果,而策划是广播电视新闻节目能够众多的节目当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决定性因素。以创新思维的角度来进行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策划,策划者需具备创新意识,融入自己的个人思想,以创新模式来不断改进新闻节目,使新闻节目更加新颖。在我国当前的电视新闻节目策划中,主要以内部工作人员的原创性节目为主,能够促使媒体更好地定位自己,展现栏目风格,以独特的节目来获取受众的认可。创新意识在广播电视新闻节目中的应用是媒体机构和策划者对受众负责的表现,是电视新闻节目提高自身市场竞争力的必然选择。目前,我国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的发展停滞不前,只有坚持以创新思维来进行新闻策划,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态,促进我国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的进一步发展。
在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策划的过程中,如何将创新思维运用其中,需要策划者在节目主题、风格、形式等多个方面融入自己的个人想法,其中,新颖性则是创新思维的核心要素[1]。影响电视新闻策划的创新思维运用的因素主要有创作方式、运作机制和创新机制,其中,市场化的创作方式对新闻节目产生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是同时存在的。广播电视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通过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可以宣贯主流意识形态,达到教化大众的目的,广播电视新闻的节目特性决定着新闻节目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影响着策划者创新思维的发挥。一套较为科学的评价标准和培养机制可以提升策划者的创新意识,激发策划者的创新意识。当前,许多广播电视新闻节目在策划的时候,人为编造和安排新闻事件的现象比较严重,甚至会为了吸引受众眼球而片面炒作事件,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不利于正确舆论氛围和社会风气的形成,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3.1 遵循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策划的原则
在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策划的过程中,新闻工作者需要对与新闻节目有关的要素进行分析,而这要以电视节目所呈现出来的特征作为基础,比如新闻事件的内容、制作之前对新闻所提出的要求等,以此得到关于新闻报道的思路、架构等,并制定科学合理的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的传播方案,针对广播电视新闻节目传播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做好相应的准备。广播电视新闻策划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广播电视新闻节目传播的质量和范围,关系到广播电视新闻节目能否被受众所认可,一旦策划不当,新闻就失去了最真实可靠的依据。
由此可见,广播电视新闻策划的重要性,在任何一个广播电视新闻节目当中,其策划都需要遵循以下三个原则:新闻可观性原则,即新闻报道的具体事件必须要客观地陈述事实,不能带有报道者个人的感情色彩,要做到有理有据、客观公正、不偏不倚;受众需求第一原则,新闻节目与节目策划者面对的都是受众,新闻节目策划要将受众需求放在首位,吸引受众的眼球,主要是要运用创新思维来进行新闻节目策划;引导舆论原则,媒体人承担着引导舆论的重大责任,新闻报道要体现出这一原则,积极引导公众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
3.2 利用创新思维从多个角度选题
我国电视新闻节目在选题上的落入俗套、内容陈旧、形式单一的现象较为严重。在进行电视新闻节目策划的时候,要求策划者要避免这些问题,从多个角度进行选题,挖掘较为新颖的题材,尽量体现出策划者的创作意图,强调在报道采访时体现出创新思维[3]。策划者还要运用创新思维对编制方式方法进行创新,策划出独具特色、内容新颖、形式多样的新闻节目,转变固有的工作模式,丰富节目内容,使节目被广大受众认可。此外,在以往的工作状态下,对权利、荣誉、金钱等的追求是策划者产生的主要动力,对此,应当创新策划动机。创新策划动机要求给予策划者一定的发挥空间,运用激励机制激励策划者进行节目创新,比如采用独立制片模式。策划动机创新可以充分发挥策划者个人的才能,满足策划者更高层次的需求,从而为新闻节目策划的创新做出更大的贡献。
3.3 利用创新思维进行新闻节目策划
就目前的广播电视节目来看,各种类型的电视节目层出不穷,且大多数的电视节目缺乏创意,电视新闻节目要想占据一定的受众市场,就需要从新闻策划的角度出发,以创新思维来进行新闻节目策划,这也是电视新闻节目的生命力之所在。在进行新闻节目策划的时候,新闻策划者要充分利用自己的创新思维,在节目的选材、选题、内容等方面体现出创新思维,创作出更能吸引受众眼球的新闻节目,取得更加良好的传播效果。
以黑龙江卫视的《新闻夜航》为例,这是一档民生类新闻节目,采用公众身边发生的事情作为新闻素材,在进行新闻传播的同时,也运用记者采访播放的形式为公众解决了许多难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纵观当前的电视新闻节目,在创新思维的指导下,具备较强创新能力的电视新闻节目比例有所上升。
3.4 强化新闻策划者的创新意识
大多数的策划者在进行新闻节目策划的时候,都缺乏相应的创新意识,局限于新闻事件本身,无法从新闻节目的整体出发去考虑新闻事件,忽略了新闻事件以外的内容,无法深入挖掘新闻事件,导致展现给受众的新闻节目创意缺失,深度不够[5]。新闻策划者要强化自身的创新意识,开放思维,跳出新闻事件本身,深入挖掘新闻事件的内涵,具备全局意识,从新闻节目的整体出发,策划出独具新意的新闻节目,增强新闻节目的市场竞争能力。以中央电视台法制频道推出的《新闻普法栏目剧》为例,这是一档普法类节目,以电视、电影创作的性来展示案件,再配以主持人对案件的分析、独白,策划者思维较为开阔,节目具备较强的创意。
综上所述,广播电视新闻策划对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的质量产生重要影响,新闻策划者应当通过多种途径激发自己的创新能力,为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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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文章的完成,离不开写作者的思考。只有想清楚了,才有可能写清楚。因此,进行作文思维训练,是提高高中生作文水平的有效途径之一。那么高中作文写作思维应该怎么训练呢?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述高中作文写作思维训练策略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作为表达学生意见或者思想的重要工具,作文写作能够培养和训练学生学会更好地表达内心思想和情感。但就目前学生写作情况来看,很多高中生的思维能力较弱,写出的作文语序不通,内容肤浅。究其原因,与学生日常写作思维训练不到位的相关程度较高,加上部分教师片面注重写作技巧的讲授,而忽略全方位地培养和兴趣的激发,导致学生对作文写作的积极性不高,甚至可称作“机械性写作”,写作教学实效性较差。下文笔者将结合教学经验,对高中作文写作思维训练策略进行深入探讨。
有序开展作文写作思维训练的根本基础在于让学生明确认识到这种训练方式对写作水平的裨益,充分体会到写作思维训练的重要意义。因此,首要教师必须转变自身的传统认知,剖析写作过程中思维训练的重要性,将思维训练置于与写作技巧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同时,在教学实践中严格要求自己,与时俱进,深入钻研能够提高自身的思维能力及学生作文思维训练的相关教学法,以帮助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
教材是学生学习过程中最重要的指导书,在学生开展作文写作思维训练的过程中,教师要积极运用课本内容指导学生的思维训练。首先,可利用课文加强对学生写作立意的思维训练。比如,指导学生体会一篇文章的中心思想,然后分析作者是如何根据这个中心思想展开后续写作的,以及文中运用了哪几类写作方法等。其次,可利用课文加强学生对作文写作结构的思维训练。引导学生体会文章写作中的时空顺序结构、逻辑顺序结构以及心理重组顺序结构等,并对贯穿文章始末的结构类型展开剖析,藉此培养和训练学生的写作思维能力。
“一切创作都是模仿”,从文学的起源到技能的学习,“模仿说”始终是其中重要理论基础之一。茅盾也曾说:“摹仿是创造的第一步,摹仿又是学习的最低形式。”可见创作是以模仿为基础。故而作文写作技巧的锻炼,便可从“仿写”开始。仿写句子是要求学生参照例句的格式和修辞方式,写出类似的句子。而仿写练习并非从高中阶段才开始,早在小学阶段就已开展相关仿写句子的训练。经过小学六年仿写句子的训练,学生通常都有了一定的仿写能力,但作文仿写与句子仿写不同,其并非指单纯性地仿句拼凑,而是具有更高的要求。学生需要按照由简到繁、由易到难的原则,循序渐进地进行仿写训练。
然而,相比句子仿写,片段仿写则在此等级上提升了一个等级的难度,但其本质上仍属于全仿写,即根据范文的格式、修辞方式、语境等因素进行仿写。但片段仿写则相对较为自由,其篇幅较短、描述对象简单,容易让写作基础差的学生所接受。如果学生能够灵活地进行片段仿写,那么在进行全篇作文写作时,就可以把这些片段运用到文章的开头、结尾,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此外,相比运用修辞手法、结构和特殊句型等进行简单模仿的片段仿写,模仿文章是仿写层级中难度最高的,这不仅需要学生能够先体会范文的内在含义,还要其学会、懂得如何将此内化为自己的理解,最终合二为一,仿写其神。
正如前文所述,思维训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形成良好的思维能力更是需要长期性和持续性的坚持。对此,教师应立足于学生身心发展的基本特点出发,遵循因材施教的原则,逐步展开学生写作的思维训练。同时,校方也应尽可能配合教师教学,合理配置教学资源,尽量避免学段中途变更语文教师,以此保证每位教师都能按照自己的教学模式来展开写作思维能力的培养与训练。此外,学生也应通力配合教师,按时完成教师布置的思维训练任务,并积极利用课余时间参与思维训练,充分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促使作文写作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除上述写作思维训练的方法之外,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还应以实际生情为重点参照,结合写作课程教学目标和教学重点,清楚认识到思维训练对学生作文写作的重要性,厘清“思维训练”与“作文写作”之间的实际联系,创新多元化的训练形式,在反复实践中不断优化教学方法,努力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写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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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发展为企业市场营销提供了更好的发展平台,企业产品更新的速度也越来越快,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消费者的需求也变得多元化,新经济背景给企业市场营销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为了适应新经济背景,企业市场营销战略的构建也应该具有新的思维。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经济时代企业市场营销战略新思维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本文针对新经济时代下企业市场营销战略新思维进行研究,明确企业未来市场营销战略的发展方向,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新经济时代 市场营销 战略思维
传统的企业市场营销战略观点把企业的市场营销活动看成是一项单纯的销售手段,是帮助企业扩展市场销售渠道、将产品转移到者手中的一种辅助活动,传统观点认为消费者永远追求物美价廉的产品,对于产品的样式、包装、附加服务、文化内涵等其他延伸的东西远远没有价格更为看重,因此,他们的工作重点在于以较低的生产成本生产更多的产品。传统的观点还认为,没有必要对目标客户群进行必要的细分,总是试图用一种产品满足更多消费者的需要,这样才能保证产品的低成本生产和批量化生产;这种观点还认为企业开展市场营销活动的目的就是增加企业的市场销售额和市场占有率,以此增加企业的利润,等等。
总而言之,传统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市场营销战略还处于一种把营销活动看成是一种手段和技巧,而没有上升到一种战略的高度加以认识和重视。现代企业的营销战略已经成为企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企业营销战略的实施和执行效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企业战略的实现和执行。
随着世界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的市场逐渐联系到了一起,众多的企业营销活动者在一个场合同台竞技。新经济背景下与企业开展市场营销活动密切相关的因素及其对企业市场营销战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电子商务为企业开展市场营销活动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和平台。电子商务对于企业的市场营销活动来说,最重要的在于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营销手段和平台,利用电子商务的强大手段,企业可以以传统营销手段无法做到的低成本开展一对一营销活动,可以帮助营销者收集消费者的信息,进而分析和挖掘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和模式,进而采取针对性的营销策略。
第二、技术革命日新月异,产品生命周期缩短、更新换代频率加快。技术革命的日新月异及其在商品生产中的快速运用使得企业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同时,也导致了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产品开发的成本能否在产品生命周期内及时地收回并保持一定的盈利水平,同时也是每一个阶段的营销策略必须考虑的问题,每个阶段的营销过程的策划、组织和统筹工作都要以产品生命周期的长短作为参考依据,营销活动的预算和投入必须考虑到在产品生命周期内能否收回。
第三、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企业产品的替代性越来越强,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和个性化要求越来越强。目前市场的基本态势是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已经完成,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这样的现实要求企业不能再依靠传统的营销战略,采取低成本、规模化生产来满足更多消费者的需求,而要进行市场细分、发现不同的需求和模式,来满足他们的需要,从而赢得局部优势。
针对以上对于新经济特点的论述及其对企业营销战略的影响,结合企业目前市场营销活动中的不足和误区,提出从下面几个方面来认识新经济背景下的企业营销战略的内涵并采取相应策略加以实施和执行。
第一、充分利用电子商务开展营销活动和一对一营销服务。电子商务缩短了企业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减少了传统营销活动的中间环节,使消费者和生产比较低的成本面对面的接触,这就使得企业营销活动者可以采取传统营销者无法采取的手段来进行更加具有针对性的营销活动。电子商务条件下的企业营销活动由于生产者和消费者面对面接触,营销者对于消费者的了解是第一手资料,因而也对消费者的了解和掌握也更真实,对消费者的需求分析的准确性也更高,从而更能开展有针对性的营销手段。
第二、根据不同消费者的购买特征和购买行为进行市场细分,发掘和识别不同目标市场的细分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营销。市场细分是消费者消费特征和购买行为模式发掘和模式识别的重要手段,也是市场机会发现的重要方法,市场细分强调需求的差异性和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异质性,把不同的消费者群分成若干的以需求特征和购买模式标识的细分市场,然后针对性制定营销策略并开展营销活动,可以提高营销活动的针对性和适应性,从而收到更好的效果。
第三、企业在开展市场营销的过程中,要注意社会和公众利益。一个品牌的建立可能需要很多年艰苦的努力,但毁掉一个品牌确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新经济形势下,特别是那些对环境污染比较严重的传统行业,其营销活动必须转移到社会公众注意力比较集中的环保问题,重点宣传其产品生产和消费环节的无公害性和环保性。
新经济背景下有着较传统经济不同的经济形势和特征,客观上要求新形势下的企业营销活动要从本质上区别于传统的营销活动。企业市场营销战略是指导企业营销活动的灵魂,因此,新经济背景下企业市场营销战略要在新思维的指导下制定和执行,充分利用电子商务信息技术,开展市场细分和市场调研,在营销活动中更多地关注社会公共利益和环保要求的表达。
[1]吴晓云,张峰.中国产业市场企业全球营销战略驱动因素实证研究.管理学报.20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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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探讨经济衰退时期企业的市场营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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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传入中国的百年历程,既对中国学术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也使西方哲学在中国形成了研究和发展的独特风景。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西方哲学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爱情,只有情,可以使人敢于为所爱的人献出生命;这一点,不但男人能做到,而且女人也能做到。
—— 柏拉图
哲学,一门很深奥的学科,往往使我们望而却步,但是,哲学又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是最平凡的事的抽象,是最现实的理论的总结。经过对哲学的学习,让我更加了解生活,懂得在生活中寻找真理,也学到了一种思维,一种总结与体会的能力,学着在生活中寻找哲学,升华生活。这门课是西方哲学,西方哲学与东方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千百年来,东西方互通互惠,进行着哲学和思想的交流。但是西方哲学又有着独特的神秘感,许多西方哲学家的思想理论也对我们的生活有着很大的影响,他们的哲学观点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只要我们细心体会,哲学就在我们身边。
柏拉图,相信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了解,为了更好地接触他,首先我们应该了解他的生平简介,了解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时势造英雄,柏拉图一定有他超越常人的不平凡,才成就了他不凡的一生。
我们都听说过也向往着这浪漫的词语-----柏拉图式的爱情,在我们心中那是最完美爱情的象征,是超越世俗的爱的力量。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柏拉图式的爱情,我们的理解是否正确呢,就让我们带着这美好的词语,走进伟大的西方哲学家柏拉图的世界,听柏拉图是如何为我们描述这美妙的爱情。了解柏拉图的爱情观就需要我们了解他的思想,解读他的世界观,探究他的哲学理念。相信,每一位哲学家都有自己的理念,都有超乎常人的思想成就,让我们用心聆听他们的心声,体会哲学家的伟大。
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年-前347年),古希腊哲学,也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其哲学思想影响了欧洲的哲学乃至整个文化的发展,他和老师苏格拉底,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古希腊三大哲学家。柏拉图出身于雅典贵族,青年时从师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死后,他游历四方,曾到埃及、小亚细亚和意大利南部从事政治活动,企图实现他的贵族政治理想。公元前387年活动失败后逃回雅典,在一所称为阿加德米(Academy)的体育馆附近设立了一所学园,此后执教40年,直至逝世。
柏拉图没有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但是他的教学思想得到了很好的传播。在教学中,柏拉图重视对普遍、一般的认识,特别重视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认为概念、真理是纯思维的产物。同时他又认为学生是通过理念世界在现象世界的影子中才得以回忆起理念世界的,承认感觉在认识中的刺激作用。他特别强调早期教育和环境对儿童的作用。认为在幼年时期儿童所接触到的事物对他有着永久的影响,教学过程要通过具体事物的感性启发,引起学生的回忆。柏拉图的教学体系是金字塔形。为了发展理性,他设立了全面而丰富的课程体系,他以学生的心理特点为依据,划分了几个年龄阶段,并分别授以不同的教学科目。至此,形成了柏拉图相对完整的金字塔形的教学体系。
他一生著述颇丰,其教学思想主要集中在《理想国》(TheRepublic)和《法律篇》中。柏拉图是西方客观唯心主义的创始人,其哲学体系博大精深,对其教学思想影响尤甚。柏拉图认为世界由“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所组成。理念的世界是真实的存在,永恒不变,而人类感官所接触到的这个现实的世界,只不过是理念世界的微弱的影子,它由现象所组成,而每种现象是因时空等因素而表现出暂时变动等特征。 柏拉图的《理想国》还向我们描绘出了一幅理想的乌托邦的画面,柏拉图认为,国家应当由哲学家来统治。他的理想国要求每一个人在社会上都有其特殊功能,以满足社会的整体需要。但是在这个国家中,女人和男人有着同样的权利,存在着完全的性平等。柏拉图在其最后的作品《法律篇》中进一步发挥了关于法律的作用的思想。他强调,法律是一切人类智慧聪明的结晶,包括一切社会思想和道德。从理想出发,他推崇哲学王的统治,“没有任何法律或条例比知识更有威力”;从现实出发,他强调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如同最野蛮的兽类。
了解了柏拉图的哲学思想,我们就不难理解他的爱情观。柏拉图认为:“当心灵摒绝肉体而向往着真理的时候,这时的思想才是最好的。而当灵魂被肉体的罪恶所感染时,人们追求真理的愿望就不会得到满足。当人类没有对肉欲的强烈需求时,心境是平和的,肉欲是人性中兽性的表现,是每个生物体的本性,人之所以是所谓的高等动物,是因为人的本性中,人性强于兽性,精神交流是美好的、是道德的。“所以,柏拉图式的爱情,就是一种异性间的精神恋爱,追求心灵沟通,排斥肉欲。柏拉图的爱情是一种理想式的爱情观,是一种极其浪漫但是根本无法实现的爱情观,是一种我们现代社会所缺少的纯精神的而非肉体的爱情。柏拉图这样说,在这世上有, 且仅有一个人, 对你而言, 她(他)是完美的, 而且仅对你而言是完美的。也就是说, 任何一个人, 都有其完美的对象, 而且只有一个,这是一种完美的男女平等的爱情观,是很难达到的一种状态,虽然我们总是能够坚持着这种信念,在爱情的道路上继续,但是往往现实并不总是随人愿,我们在苦苦寻找那个在世界某个角落等待我们的人,然而这个过程有时是那么漫长痛苦,所以说柏拉图的爱情是理想中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梦寐以求有的。
柏拉图式的爱情的由来有一个富有哲理的故事:
有一天,柏拉图问苏格拉底:“什么是爱情?”
苏格拉底微笑着说:“你去麦田里摘一株最大最好的麦穗回来,在这过程当中,只允许摘一次,并且只能往前走,不能回头。”柏拉图按照苏格拉底的话去做,很久才回来。
苏格拉底问他摘到没有?
柏拉图摇摇头说:“开始我觉得很容易,充满信心地出去,但是最后空手而归!”
苏格拉底继续问道:“什么原因呢?”
柏拉图叹了口起气说:“很难得看见一株不错的,却不知道是不是最好的,因为只可以摘一株,无奈只好放弃;于是,再往前走,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可是我越往前走,越发觉不如以前见到的好,所以我没有摘;当已经走到尽头时,才发觉原来最大的最饱满的麦穗早已错过了,只好空手而归咯!”
这个时候,苏格拉底意味深长地说:“这就是‘爱情‘。”
之后,就产生了柏拉图式的爱情
柏拉图式的爱情,是一种精神恋爱,是一种包含着深刻哲学思想在内的爱情,诚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都能理解的爱情。这种超越肉欲的爱情也与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和教学理念紧密相关,这充分体现了他的唯心理论,他提倡政治上的平等和自由,强调教学上的因材施教,因时施教。从柏拉图的思想来看,他的所有理论都体现了一种理想化的状态,这也与他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相关,他在青年时期热政治,希望能参加政治事务,公正地治理城邦,但是实际经验告诉他,包括雅典在内的所有城邦都不能做到这一点。最后,他认为只有在正确的哲学指导下才能分辨正义和非正义,只有当哲学家成为统治者,或者当政治家成为真正的哲学家时,城邦治理才能是真正公正的。
学习了西方哲学,让我懂得了哲学并不是那么高深莫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而且,生活中很多事情都可以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就像我们身边的爱情,我们向往柏拉图式的爱情,虽然我们无法达到如此纯洁的精神恋爱,但是可以把它作为自己的目标。哲学与生活是我们最好的学习的方法,能够更加深刻的理解哲学,更加细致的体会生活的真谛。在以后的生活中,会更多的运用哲学,与实践相结合。
苏格拉底是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其哲学对整个西方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西方古典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因为他的出现,哲学变得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
一.生平
苏格拉底出生于希腊雅典一个普通公民的家庭。其父是雕刻匠,母亲是助产妇。他容貌平凡,语言朴实,却具有神圣的思想。青少年时代,苏格拉底曾跟父亲学过雕刻手艺。后来他熟读荷马史诗及其他著名诗人的作品,靠自学成了一名很有学问的人。他以传授知识为生,30多岁时做了一名不取报酬也不设馆的社会道德教师。苏格拉底把自己看作神赐给雅典人的一个礼物、一个使者,任务就是整天到处找人谈话,讨论问题,探求对人自己最有用的真理和智慧。因此他的一生大部分是在室外度过的,喜欢在市场、运动场、街头等公众场合与各方面的人谈论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什么是虔诚?什么是民主?什么是美德什么是勇气?什么是真理?以及你的工作是什么?你有什么知识和技能?你是不是政治家?如果是,关于统治你学会了什么?你是不是教师?在教育无知的人之前你怎样征服自己的无知?等等。贯穿这些讨论的主题就是引导人们认识:在这些对于人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其实人是非常无知的,因此人们需要通过批判的研讨去寻求什么是真正的正义和善,达到改造灵魂和拯救城邦的目的。作为公民,他曾三次参军作战,当过重装步兵,在战争中表现得顽强勇敢,并不止一次在战斗中救助受了伤的士兵。此外,他还曾在雅典公民大会中担任过陪审官。 40岁左右,他成了雅典的远近闻名的人物,并进人五百人会议。他在雅典和当时的许多智者辩论哲学问题,主要是关于伦理道德以及教育政治方面的问题,被认为是当时最有智慧的人。然而,在雅典恢复奴隶主民主制后,苏格拉底被控,以藐视传统宗教、引进新神、败坏青年和反对民主等罪名被判处死刑。他拒绝了朋友和学生要他乞求赦免和外出逃亡的建议,饮下毒酒自杀而死,终年70岁。
二.主要的哲学思想
1. 知识论
古希腊苏格拉底提出通过彼此谈话洁难,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寻求真理的方法。基本内容分为三步。(1)出发点是“自知其无知”,事先不提出任何独断的原则。驳斥自然哲学家就重要间题提出的论证是彼此分歧的,其思辨超出人类知识的限度,批评智者派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放弃求知的原则。(2)手段是通过对知识的爱(爱洛斯)和彼此的谈话、诘难以寻求真知识,同时也推进了问答者彼此的友谊。(3)目的是形成概念,求得真知识。集中种种对立的例证,通过归纳的方法,从个别具体的事例,寻求一般概念或永恒本质。一方而起到积极作用,有一定的辩证法因素,另一方面由于强调“自知其无知”和“认识你自己”,从自我意识中去寻求真理。 苏格拉底的知识论把知识建立在理性基础上,认为一切知识都是经由概念的。概念是撇开具体事物的特殊属性而形成的,是普遍的、不变的。所以知识也是普遍的、绝对的、永恒不变的。他“自知自己无知”,认为人们一般所谓的知识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知识,因为它们都是变化的、没有永恒价值的;但他们还自以为有知识。而苏格拉底认为自己还没有达到那种绝对的、永恒的、真正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认为自己是无知的。苏格拉底提出的这一命题包含有价值的思想,那就是不应该停留于个别、具体,而应提高到一般。这种看法是人类认识史上的进步。苏格拉底认为,人们不能认识外部世界,也不应该认识外部世界。因为他认为自然界是神创的,由神支配,受神管理的,人的理性不可能认识神所创造的东西。只有放弃的自然的认识,承认自己是无知的人,才是聪明人。可见,苏格拉底的“自知自己无知”又是反对人们从客观存在的自然界出发去获得知识。
2. 目的论
从智者开始,古希腊哲学由注重研究自然本身转到注重研究社会伦理和人。但他们只停留在感性阶段,只能得出相对主义的结论。到苏格拉底才根本改变了这种状况。苏格拉底在反对自然哲学中提出了自己关于原因的主张,即目的论。在苏格拉底看来,世界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是其中有一种支配力量,它使万物成为如此的样子,并且是最好的,这个支配力量就是“好”(“善”)。善是他的哲学思想的一个基本概念,是说明事物“为什么”的原因。在苏格拉底的哲学中,善或目的具有相同的意思。他认为万物的存在和发展都追求一种完满性原则,整个世界的万物都具有这样的目的性。这样,苏格拉底就把目的论当成了他的世界观。 用目的论来说明世界,这是苏格拉底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古希腊哲学正是从苏格拉底开始,自然哲学中决定论的宇宙观为目的论的宇宙观所代替。目的论的提出,在于对世界的统一性,事物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进程,及自然中谐调的现象等作出哲学上的解释。这种解释力图克服自然哲学中的机械决定论,宇宙运动的循环论,和把精神、意识现象统统归结为物质的组成方式不同的片面性观点,同时也力图克服智者们不重视研究原因,把一切都看成相对的、主观的、可怀疑的错误观点,这在认识史上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3. 美德论
美德即知识”是苏格拉底伦理学的核心命题,他的“美德即知识”著名论题开启了西方道德理性主义的先河。“美德即知识”是苏格拉底关于理性的人的品质的论述,也是关于道德伦理的论述。美德即知识”作为苏格拉底伦理学的一个基本命题,“它表明美德的本性是知识,人的理智本性和道德本性是同一的”。苏格拉底所追求的是一种关心人的灵魂的普遍的道德真理。这一命题跟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和“善是人生的最高目的”是分不开的。“认识你自己”就是关心自己的灵魂,也就是追求关于美德的知识;追求善,把“善”作为人生的最高目的,这才是高尚的生活,有意义的生活。而且他认为人都是向善的,不可能自愿从恶,把这归于人的本性。有些人之所以作恶,就是没有关于美德的正确的知识。只要人的理智追求知识,就不会犯错。
4.方法论
苏格拉底认为一切知识,均从疑难中产生,愈求进步疑难愈多,疑难愈多进步愈大。苏格拉底承认他自己本来没有知识,而他又要教授别人知识。这个矛盾,他是这样解决的:这些知识并不是由他灌输给人的,而是人们原来已经具有的;人们已在心上怀了“胎”,不过自己还不知道,苏格拉底像一个“助产婆”,帮助别人产生知识。苏格拉底的助产术,集中表现在他经常采用的“诘问式”的形式中,以提问的方式揭露对方提出的各种命题、学说中的矛盾,以动摇对方论证的基础,指明对方的无知;在诘问中,苏格拉底自己并不给予正面的、积极的回答苏氏自比产婆,从谈话中用剥茧抽丝的方法,使对方逐渐了解自己的无知,而发现自己的错误,建立正确的知识观念。这种谈话也有几个特点:第一、谈话是藉助于问答,以弄清对方的思路,使其自己发现真理。唯在谈话进行中,苏氏则偏重于问,他不轻易回答对方的问题。他只要求对方回答他所提出的问题,他以谦和的态度发问,由对方回答中而导引出其他问题的资料,直至最后由于不断的诘询,使青年承认他的无知。在发问的过程中,苏氏给予学生以最高的智慧,此即有名的苏格拉底反诘法。
三.意义
苏格拉底可以说是古代希腊哲学的一个分水岭。在他之前,古代希腊的哲学家都偏重对宇宙起源和万物本体的研究,对于人生并不多加注意。苏格拉底扩大了哲学研究的范围,他将哲学引到对人心灵的关注上来。他认为:研究物质世界的构造和法则、探索外界事物的本质不能够说没有意义,但对于哲学家来说,应该有比树木、石头和星辰更有价值的问题,这就是心灵问题,道德问题,知识问题。这些问题和人息息相关。他引用德菲尔阿波罗神庙所镌刻的那句神喻来呼吁世人:“认识自己”旨在希望人们能通过对心灵的思考关怀而追求德行。可以说,苏格拉底把哲学的领域扩展了,对后来的西方哲学和宗教、乃至社会和民主制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也为____的欧洲化奠定了人文基础。几百年后的罗马哲学家西塞罗说,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召唤下来,使它在各地落脚生根,并进入各个家庭,还迫使它审视生命、伦理与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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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崭新的命题,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更在于为西方哲学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西方哲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论文摘要: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他全部认识论哲学的起点,也是他“普遍怀疑”的终点。他从这一点出发确证了人类知识的合法性。也就是说:笛卡尔是唯心主义者,但并不是从此命题看出来的,我思故我在并不是唯心命题,而是纯粹认识论的内容。说笛卡尔是唯心论者是纵观他的哲学体系而得出的结论,而并不是从这一命题既不是唯物也不是唯心 。“当我怀疑一切事物的存在时,我却不用怀疑我本身的思想,因为此时我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就是我自己思想的存在”。我无法否认自己的存在,因为当我否认、怀疑时,我就已经存在!所以,否认自己的存在是自相矛盾的。而否认和怀疑是一种思考活动,所以他说,我思故我在。并非是平时所说的“我思考,故我存在!
关键字:笛卡尔 我思故我在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 哲学思想 文艺复兴 要了解笛卡尔的哲学思想必然先得了解其人的生平。笛卡尔简介:
勒奈·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另译笛卡儿,1596年3月31日生于法国土伦省莱耳市-1650年2月11日逝于瑞典斯德哥尔摩),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他对现代数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将几何坐标体系公式化而被认为是解析几何之父。他还是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奠基人,他的哲学思想深深影响了之后的几代欧洲人,创立了“欧陆理性主义”(ContinentalRationalism)哲学。 生平笛卡儿出身于一个地位较低的贵族家庭,父亲是布列塔尼议会的议员。在他8岁时笛卡儿就进入拉夫赖士(La Fleche)的耶稣会学校接受教育,受到良好的古典学以及数学训练。1613年到巴黎学习法律,1616年毕业于普瓦捷大学(Université de Poitiers)。毕业后笛卡儿决心游历欧洲各地,专心寻求“世界这本大书”中的智慧。因此他于1618年在荷兰入伍,随军远游。1621年笛卡儿退伍,并在1628年移居荷兰,在那里住了20多年。在此期间,笛卡儿专心致力于哲学研究,并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他在荷兰发表了多部重要的文集,包括了《方法论》、《形而上学的沉思》和《哲学原理》等。1649年笛卡儿受瑞典女王之邀来到斯德哥尔摩,但不幸在这片“熊、冰雪与岩石的土地”上得了肺炎,并在1650年2月去世。 1663年他的著作在罗马和巴黎被列入禁书之列。1740年,巴黎才解除了禁令,那是为了对当时在法国流行起来的牛顿世界体系提供一个替代的东西。说Rene Descartes(笛卡尔)是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概也不过分。德国存在哲学大家Heidegger(海德格尔)曾说:“自从Leibniz(莱布尼兹)以来,德国思想界所达到的,Descartes的基础理论的(各种)主要发展(变化),丝毫没能超越这个基础理论,而恰恰展开了它形上学的广度,而为十九世纪创造了前提。但是,在笃信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人们眼里,Descartes却有一个致命的把柄被人抓在手里,那就是他那句回荡了几个世纪的名言:“我思故我在”。这句被Descartes当作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出发点的名言,在过去的东欧和现在的中国学界都被认为是极观唯心主义的总代表,而遭到严厉的批判。很多人甚至以“存在必先于意识”、“没有肉体便不能有思想”等为论据,认为Descartes是“本末倒置”、“荒.唐可笑”。我们读书论坛就有一位网友特意为自己起了“我在故我思”的笔名,以示对唯物主义的坚定信念。
笛卡尔的主要科学哲学思想:笛卡尔的哲学开始与科学,他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在天文学上也有很深的造诣。笛卡儿对数学最重要的贡献是创立了解析几何。笛卡儿成功地将当时完全分开的代数和几何学联系到了一起。在他的著作《几何》中,笛卡儿向世人证明,几何问题可以归结成代数问题,也可以通过代数转换来发现、证明几何性质。笛卡儿引入了坐标系以及线段的运算概念。笛卡儿在数学上的成就为后人在微积分上的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后者又是现代数学的重要基石。在物理学方面,笛卡儿也有所建树。他在《屈光学》中首次对折射定律提出了理论论证。他还解释了人的视力失常的原因,并设计了矫正视力的透镜。力学上笛卡儿则发展了伽利略运动相对性的理论,强调了惯性运动的直线性。笛卡儿发现了动量守恒原理。他还发展了宇宙演化论、漩涡说等理论学说,虽然具体理论有许多缺陷,但依然对以后的自然科学家产生了影响。
笛卡尔之思与在。(cogito,“意识”或“语言”)(being,“ 有”或“是”)?“思”外之“在”是否只是“思”为自身所建构的逻辑基础和合理性根据?如果“思”外有“在”,它如何在“思”中显现、如何被言说?如果“思”外无“在”,我们的意识为何能自觉到自身的非自足性而去寻索一个“思”外的存在论基础?如同康德所言人性中潜存着形而上学的本能冲动,言说不可言说者成为哲学的千古悖论。古代哲学撇开其显现方式而直接断言终极实在,笛卡尔则居于二者之中。人们一般认为笛卡尔确立了人类理性而摧毁了上帝的权威。的确,笛卡尔之后的很多西方近现代哲学家只能在自明的意识范围内谈论“在”的问题,但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的副标题是:“展示上帝的存在和人的灵魂与身体的差异”。他在第三、第五沉思中以“上帝”的名号探讨终极之“在”,这种探讨与第一、第二沉思的反独断论相结合,形成了全新的现象学存在之思。当笛卡尔确立了近现代哲学的自明性原则而步入自我学之后,他没有像其后继者一样停留在那里,而是很快跨越了出来。
在此,笛卡尔所走的第一步是把近现代哲学引上自我主体的路向,这一步的任务是清除独断的终极实体和上帝存在的问题。“我一直认为上帝和灵魂这两个问题,应该是借助于哲学的论证而不是神学的论证去阐明的基本问题。”(Descartes,1986,p. 3)如同黑格尔所评说的,怀疑一切是笛卡尔哲学的第一要义。现在让我们追寻一下笛卡尔式的怀疑的思路。笛卡尔按照认识的顺序而怀疑,笛卡尔首先揭示了感官的欺骗性:“有时候塔从远处看是圆形的,而从近处看则是方形的„„我发现外知觉的判断是错误的„„任何我曾经认为在我清醒时所拥有的感性经验,我都同样可以在睡梦中拥有。”(Descartes,1986,p. 53)笛卡尔花了较大的篇幅讨论睡梦的问题。经验实在论认为我们通过感觉经验可以达到客体实在,认为一旦我们感觉了,我们就是感觉到了某种引起我们感觉而又处于感觉之外的对象客体。但我们每个人都在睡梦中感觉过并不具有实在性的东西,尽管在梦中我们坚信其实在性。对梦的思考给东西方哲学大师们以极大的启示。“庄周梦蝶”更是逼近本体论思考:人们皆以为庄周为现实,蝴蝶为梦,庄子反问之,为何不能是蝴蝶为实而庄周为梦?“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还是“蝴蝶之梦为周与”?笛卡尔和庄子一样,也认为从意识的直观性而言,笛卡尔说:“于是我决定把一切曾经进入我的心智的事物都认为并不比我梦中的幻觉更为真实。”而追问“无”,即是言说不可言说者。在逻辑和语言终止之处,维特跟斯坦的“神秘”、海德格尔的“诗”开始进入哲学话题。笛卡尔顺着安瑟伦的思路进入信仰之思而探讨终极的“在”,也就有着逻辑的必然。笛卡尔没有直接强言不可言说的“无”,而是通过描述剖析“有”的非自足性而间接地言说“无”,因此他的终极之思亦是现象学之思。 笛卡尔的哲学思想更让他运用于自然科学之中,然后又相互理解由此及彼。他从逻辑学、几何学和代数学中发现了4条规则:
1. 绝不承认任何事物为真,对于我完全不怀疑的事物才视为真理;
2. 必须将每个问题分成若干个简单的部分来处理;
3. 思想必须从简单到复杂;
4. 我们应该时常进行彻底的检查,确保没有遗漏任何东西。
笛卡儿将这种方法不仅运用在哲学思考上,还运用于几何学,并创立了解析几何。笛卡儿第一步认为怀疑就是出发点,感官知觉的知识是可以被怀疑的不能信任我们的感官,所以他不会说“我看故我在”、“我听故我在”。 从这里他悟出一个道理:我们不能怀疑“我们的怀疑”意指 我们无法怀疑的,是我们正在“怀疑”这件事的“怀疑本身”,只有这样才能肯定我们的“怀疑”。 而当人们觉得理所当然或习以为常,他却感到疑惑,由此他推出了著名的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 笛卡儿将此作为形而上学中最基本的出发点,从这里他得出结论,“我”必定是一个独立于肉体的、在思维的东西。笛卡儿还试图从该出发点证明出上帝的存在。 笛卡儿认为,我们都具有对完美实体的概念,由于我们不可能从不完美的实体上得到完美的概念,因此有一个完美实体――即上帝――必定存在。 从所得到的两点出发,笛卡儿继续推论出既然完美的事物(神)存在,那么我们可以确定之前的恶魔假设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一个完美的事物不可能容许这样的恶魔欺骗人们,因此我们可以确信“这个世界真的存在”,而且数学逻辑都应该是正确的。现实世界中有诸多可以用理性来察觉的特性,既它们的数学特性(如长、宽、高等),当我们的理智能够清楚地认知一件事物时,那么该事物一定不会是虚幻的,必定是如同我们所认知的那样。
虽然笛卡儿证明了真实世界的存在,他认为宇宙中共有2个不同的实体,既思考(心灵)和外在世界(物质),两者本体都来自于上帝,而上帝是独立存在的。他认为,只有人才有灵魂,人是一种二元的存在物,既会思考,也会占空间。而动物只属于物质世界。
笛卡儿强调思想是不可怀疑的这个出发点,对此后的欧洲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思故我在 所产生的争议在于所谓的上帝存在及动物一元论(黑猩猩、章鱼、鹦鹉、海豚、大象 等等都证实有智力),而怀疑的主要思想,确实对研究方面很有贡献。
因为一个完美的事物不可能容许这样的恶魔欺骗人们,因此我们可以确信“这个世界真的存在”,而且数学逻辑都应该是正确的。现实世界中有诸多可以用理性来察觉的特性,既它们的数学特性(如长、宽、高等),当我们的理智能够清楚地认知一件事物时,那么该事物一定不会是虚幻的,必定是如同我们所认知的那样。虽然笛卡儿证明了真实世界的存在,他认为宇宙中共有2个不同的实体,既思考(心灵)和外在世界(物质),两者本体都来自于上帝,而上帝是独立存在的。他认为,只有人才有灵魂,人是一种二元的存在物,既会思考,也会占空间。而动物只属于物质世界。
这种终极存在的观念,不可能来自于外在经验,也不可能来自于自我的创造,因此追寻终极观念的来源,“唯一的可能性选择就是它被天赋在我的心灵中”。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笛卡尔的这段话:“我用‘上帝’这个词来指其观念存在于我心中的那个‘在’,我无法达到这种‘在’所拥有的所有完善性,但却能以某种方式在我的思维中达到它。”
参考文献
罗素《西方哲学史》
刘华《存在哲学》
King,Magda,2001《剑桥名人史》
从古希腊先哲们开始,西方哲学就建立在严密的逻辑分析推理的基础上,这种层层递推的思维必然导致数学的发达,于是毕达格拉斯主义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西方哲学的中流砥柱,西方人思维的特点,逻辑性强、规则性强、进攻性强、思维严密、对自然知识和终极真理的追求有无法遏制的狂热等无一不是由此衍生出来的。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哲学恰恰相反,在漫长的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把儒学、道学、佛学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安静、圆通、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心灵的不断净化,最终达到出于宇宙融于宇宙的境界。冯友兰先生说“中国的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确定性,因为他们想知道的只是自己;同样的,中国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们想征服的是自己的心灵。对他们而言,智慧的内容不是知识,其功能也不在于增加自己的财富。”
简言之,西方哲学的目的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东方哲学的目的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前者必然以不断的发展、不断的扩张、不断的进攻、不断的破坏来达到目的,以无法遏制的欲望作为推动自身发展的唯一动力;后者强调适可而止、物极必反、和谐静谧、天人合一,以知足长乐为座右铭。
古希腊哲学对西方世界最大的影响莫过于留下了逻辑概念,这一点正是我们,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今天所羞愧的,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并没有这个遗产。然而这种严密的逻辑概念又怎样呢?其基础不过是同一率(A是A)、矛盾率(A不是非A)和排中率(A不能既是A又是非A,也不能即不是A又不是非A),这一理论对西方人影响之深以至于他们无法理解“X既是A又是非A”,并且对逻辑的追求也一发不可收。中国哲学里占主导地位的是与西方相反的悖论,即不追求清晰的逻辑关系,对混沌状态的接受程度比较高。西方哲学把重点放在思想上,指望通过不断的逻辑推理找到终极真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呢?究其原因就让我们从东西方哲学的产生条件进行对比: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的阶段,产生的过程也许不是明朗的,相反却有可能是模糊不清的。这就需要去探寻事物产生的源头,从头开始,厘清事物发展的脉络并且试图预期事物的未来发展,哲学也不例外。在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中,古希腊是不能抛开的一个必经环节,古希腊哲学就是西方哲学的源头。西方哲学起源于古希腊,并且经历过古希腊哲学、__哲学、近代哲学、现代哲学等阶段,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哲学所关注的哲学问题也在不断地变化,先后出现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的两次转向,近代西方哲学所探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认识论方面,而现代西方哲学则开始向人本主义转变(当代的哲学特征并不明显,以后现代命名的宽泛的文化更分布在文艺批评、人类学以及一些边缘的问题研究,但仍然处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阶段),尽管在古希腊之后的西方哲学发展不尽相同,但其承继的仍然是古希腊的哲学精神——都表现为对各种现象之后的原因的关注和对确定性的追求;而中国哲学的产生,并不象西方哲学那样可以找到明确的起点,也没有出现类似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试图截然与传统分开或创立新的传统。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哲学是从《易经》开始甚至可以上溯到更早的阴阳五行等观念,而此后中国哲学、科学的发展以及理论依据往往都来自于这些传统观念。纵观整个中国哲学,各种学说的前后相继性很明显,各个学派所讨论的问题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主要都集中在政治伦理方面,即都表现为对人的关怀和规范。
哲学的产生需要一定的自然、社会和经济条件,作为西方哲学初始阶段的古希腊哲学如此,中国哲学也不例外。但是由于古希腊典籍的缺乏,资料不齐全,所流传下来的往往是一些传记学家或者是哲学家的零碎记载形成的残篇,这对于全面了解古希腊哲学家的思想以及中西哲学的对比有很大限制。以下所进行的主要是古希腊哲学和中国哲学的产生之初的条件对比,以此试图揭示中西方哲学在源头之处的不同,从而更好地理解两个哲学的方向和发展,最终达到两者相互的交流和融合:
第一,自然条件:古希腊境内多山,不具备农耕的条件,没有如同多数文明古国那样有丰饶的土地,但是却适合种植果树,其尤为盛产的是葡萄和橄榄,其生产的葡萄酒和橄榄油多数用于对外出口,因此从根本上说,古希腊还是农本经济,而不是一些学者所认为的商品经济。在陆路交通不畅和不具备如同中国那样农耕条件的情况下,古希腊的经济要发展必须利用它的良好的海岸线,大力发展海上贸易,进而才能够通过海上与其他地区交往、交流,互通有无,所以,古希腊在海上贸易过程中形成相对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在与其他地区的经济交往过程中,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文明(例如对亚细亚文明和埃及文明等当时先进文明),学习和汲取它们的文明成果和文化精华,并且对之进行批判、改造和综合,从而形成具有古希腊特色的哲学-科学文化。在自然因素这一条件中,中国的地理环境和古希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因为中国与古希腊的自然条件不同,首先,中国有着广袤而丰腴的土地以及便利的陆路交通,农业比较发达,经济的交流主要通过内陆各个国家(甚至只集中在几个诸侯国)之间的互通有无,而不必也难以(因为尽管中国也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是太平洋在当时的航海条件下是无法跨越的)通过海上贸易交往来实现经济发展。其次,在古代,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同一地域的文化往往具有相似性,例如在中国的周边国家的文化要么没有根本区别(如印度文明),要么是中国文化的“文化卫星国”,虽然在具体表现上有所不同,但在本质上都是面向自身的“内在文化”,这样的外在条件使中国文化的视野被限制在一个类似的传统环境当中,成为一种内向型文化。再次,中国的文化是当时的先进文化,先进文化往往难以接受和认同落后文化,而落后文化却能较好地接受、认同先进文化(如古希腊、日本等),因而,在这种诸多的自然条件影响下,造成古代中国与其他不同的文明交往较少,进而引进其他文明的先进文化也较少,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稳定的和完善的文化结构。这些自然条件使中国哲学的特征表现为一种封闭的自我发展,具有稳定性。
第二,社会条件:由于古希腊自然因素的阻隔使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以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各个城邦被自然而然地隔离开来,这也就有利于各个城邦独立自由发展,多种政体在相对独立的情况下依照城邦的实际情况不同而出现,并且创造了诸多形式的政体,有僭主制、寡头制、贵族制、共和制、民主制、君主制等形式。这种状况“实在得益于这一地区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以及希腊人政治组织能力下的相对割裂的地理环境”。在多样性的环境里能促进相互之间的比较和思考,人们的思想也呈现出多样化,激发人的批判精神和创造能力,也有利于在相互比较中形成新、更正确的认识。另一方面,在一些较为宽松的城邦里形成了古希腊著名的民主制,这种民主制总体上为哲学的产生提供了社会条件,因为在民主制度下,自由思想和相互辩论可以允许合法存在,它允许甚至保护公民自由思想的权利,有利于使一些背离传统的或与时下流行的思想得以产生和发展,甚至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一些权贵常常邀请一些“社会名流”进行聚会、探讨,极大地促进思想的多样性,一部分人试图开辟另一些道路或者对传统进行批判——而不是简单继承,用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在这种自由的环境下,对传统(主要是巫术和神话)采取超越成为可能,由此形成古希腊哲学的新的传统:超越传统。
因此古希腊哲学具有科学精神和不断超越的特点,因此城邦制和民主制为古希腊哲学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社会环境。在中国,虽然较早形成中央集权的国家,有利于经济的迅速发展,但是由巫术、仪式直接继承下来的敬天、祭祖的传统思维,在宗法制度的制约下,产生了以家庭为中心,注重人与人的关系以求得身心内外谐调的价值取向,在大一统的国家内形成具有自身的特点的中国文化,并通过国家权力来强力推行,使思想传统较早形成和比较一致。另一方面,较严厉的思想钳制使思想自由被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尽管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中国哲学的繁荣时期,但是这已经是在传统定型的前提下继承下的发展),能够进行讨论、研究和辩论的空间较小,多数思想家把传统思想当作政治行为、礼仪和道德规范的主要来源,使中国哲学整体朝向伦理(政治)的方向进一步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的观点虽然不尽相同,但是都无法超越传统,都是在传统所限定的范围内展开,他们的学说也试图从古代的传说和古籍中寻求证明,用以支持自己的学说,这也表明了中国哲学对传统的态度并不是采取积极的批判,而是继承和诠释,这种态度被强化成为中国哲学的主流:继承传统。
第三,经济条件: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物质资料日益丰富,使一部分人能够直接脱离物质生产劳动,而从事脑力劳动。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的产生来自于“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务几乎全都获得了以后”因此,在古希腊,探讨政治和哲学在社会经济发展后获得了物质前提,只不过多数人主要思考政治问题,有一部分人则转移了注意力,把对政治体制和政治规范以及对人和社会的关注转向对自然和现象之后的原因的关注,用理性而不是经验去探求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他们惊叹于自然的各种现象的奇妙,“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做成说明”。并试图寻求在各种自然现象后面的非神的、恒定的原因,试图用理论来论证其合理性,注重概念的明晰和逻辑的严密,进而产生古希腊独特的哲学-科学思维方式。但在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应当比古希腊时期更为繁荣,可拥有物质满足前提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如同古希腊那样对自然“惊异”呢?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经验的作用。在中国的各种理论当中,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伦理道德都需要具有可实践性,就是哲学也不例外,因此,中国的古代科学一直具有丰富的实用技术和各种发明创造,但却缺乏科学理论资源;另一方面,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士人阶层)也同样处于物质满足的前提下,但是他们在社会地位上并不是独立的,必须依附于权贵,被权贵豢养,因而需要为权贵的争权夺利斗争服务,因此士人关注的焦点放在政治斗争、权利斗争中,而不是如同古希腊的哲学家那样关注自然等对现实“无用之事”。
相反,在古希腊,哲学家与权贵的关系一般来说是平等的,人格是独立的,甚至有的哲学家本身就是贵族,因此可以自由、自主地进行思考。在中国相对例外的是老子和庄子,他们都不是为贵族服务的士人,他们的哲学思想与古希腊的哲学思想也最为相像,都提出了关于本原(甚至更进一步提出“道”的一般性本原的规定性)的观点和较为丰富的辩证法观点,但他们所形成的道家文化并没有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反而在中国文化关注人事的大方向决定下,道家最后也变成主要地关注人的生存问题,他们虽然也探讨自然,但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个人的自我修养,而不是找到世界的本原,从而形成与古希腊哲学的不同的发展方向,最后成为一种修身养性的宗教。再次,古希腊哲学把自然当作一种认识对象,而中国从原始神话和原始宗教影响下形成的“天人合一”思想传统以及敬天、孝祖的思想对中国哲学的发展起较大影响,其中的是“敬天”的思想尤为重要,“敬”在于相信和畏惧,也就把天当作一个不可怀疑具有神圣地位的东西,至于这个“天”是神还是其他的什么,在中国传统思想看来是不证自明的,没有必要也不用去关心,所以“天”并没有西方神话和宗教那样的神的巨大力量,也不具备事物本原的至上地位,虽然万事万物都是从“天”产生,但是却需要阴阳变化、五行化生才能产生万事万物,因而没有形成如同古希腊哲学那样的绝对性思维方式。总而言之,中国文化在面对自然事物时,总是避开了对自然现象背后原因的关注,更多地落到现实当中,通过经验解决现实当中出现的问题和对人的行为的规范,古希腊哲学重在“是什么?”,而中国哲学则探讨“怎样做?”。
以上所探讨的是中西方哲学的不同思想比较以及中西方哲学在产生之初的条件的相互对比,从中看出中西方哲学在方向上和方法上的巨大差异,但从对比中找出两者的差异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个中西方哲学融合的新的立足点、结合点,从而形成一个坚实的基础,实现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和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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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中国化不仅仅是近些年我国人民所追求和向往的,也是一种文化和习俗的自然形成。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西方哲学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内容摘要:一般认为,西方哲学的主要特征是逻辑的、分析的,而中国哲学的主要特征是体验的、综合的。传统的中西方哲学比较研究也是基于这个认识的,但对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应当从中西方哲学智慧,内容以及他们的相同之处进行分析研究。
关键词:(1-3个): 中西方哲学 智慧
哲学可谓博大精深,虽然这个学期已经学习了一个学期的西方哲学,但仍只是略懂皮毛,也可以说是只知道了一些大家都懂得的那些简单的哲学思想,对于那些复杂一点的哲学思想仍然是不理解。现在就我的那一点理解来谈谈对中西方哲学的看法。
中华民族的哲学。它致力于研究世界的本原和古今历史演变的规律,形成了自己独具民族特色的自然观、历史观、伦理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而西方哲学是拥有相同历史传统和统一概念体系的统一的哲学体系。公元前5~3世纪,人类文化史上出现了一大奇观,中西方文明几乎同时达到了一个新高峰。中方哲学以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繁荣为标志,而西方哲学则以古希腊科学文化的昌盛为特征。中西方这一时期的哲学和科学传统对于后来东西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下面将从以下几方面谈谈中西方哲学的异同点。
一、中国哲学的神秘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
泰勒斯是西方自然哲学的开创者,也是第一个用理性的目光审视自然的先哲。他认为自然界的万物总是由某种最基本的东西构成的,它就是世界的基始或本原。泰勒斯对自然的解释是“水是生命的源泉,万物的基始是水”。这个观点为人类认识自然开创了一条可贵的理性认识之路。它引导人们从自然本身去解释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避免了用主观意志或凭个体好恶解释自然带来的任意性和神秘性。虽然古代西方人对构成自然界万物的本原的认识有各不相同的看法,但他们都是通过理性方法来解读自然。其意义在于人类对自然开始有了理性思考,推动了哲学思维和科学理性思维的发展,这对西方后来科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基础意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西方理性主义。
中国的自然哲学创始人是老子。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显然,在老子的道家学说中,“道”是构成万物的本原。老子的“道学”将人们从多元宇宙观发展为一元宇宙观,力图从自然自身解释自然的多变现象,这与泰勒斯是一致的。在老子那里是“道”带来了一个整体的一,即宇宙这个统一的大系统。中国人认识自然的视角,从老子开始就与西方的泰勒斯不同,米利都学派追求的本原是构成万物的分立体;而东方的“道”却是形成整体一的基础,它是抽象的。老子说过:“道,可道,非常道”,“道”的抽象特性,它将引导东方人论“虚”,并乐于思辨玄想,因而缺少微观实证分析的本性。中国的中医理论体系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特色。
由于泰勒斯的本原是构成万物的分立体,因此,它引导的是西方学者对具体事物的结构和形成规律的寻求。东方的中国人接受的是道家学说,它的抽象性和神秘性以及它的整体视角和运动本性,它引导的是东方学者用思辨和玄想及经验观察去对整体性质和物质的运动做出把握。
二、中西方哲学智慧的差异
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是中国智慧发展的坚实基础。东方信仰“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孔孟之道”一统天下,长达五千年之久,这种“伦理精神”和“价值理性”世代相传,沿袭至今,至使东方的科学技术发展,受到极大的阻碍。然而,这却成就了东方的文化发展。西方的智慧是理性的,有两千年的哲学、自然科学发展史,创造了完整的哲学、自然科学的理论体系,有逻辑严谨的数学。西方人把他们的智慧用于对哲学、科学体系的探索与研究,利用他们已有的科技成果发展军事,进行殖民扩张。西方的科学体系推动了全世界的进步,让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西方庞大的、具有系统性和体系化的欧氏理论与中国的认识论和多神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东方智慧以直觉思维为主体,西方智慧以逻辑思维为主体;东方与西方智慧的巨大差异,构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与发展结果。
三、中西方哲学的相通之处 中西方哲学的发展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他们的发展自始至终充满了激烈的斗争。就世界构成“本体”而言,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就认识论而言,是反映论与先验论之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发展了辩证法。唯心主义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成为官方哲学和宗教哲学。
几千年来,唯物主义作为非官方的民间哲学,长期受到压抑,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就方法而言,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争。中西方哲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哲学倾向的贯彻,是为一定的阶级、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
中华传统思维早就了我们发现知识经验,西方思维造就了他们发现就形成了知识。中西方的哲学如果互相借鉴的话,那么西方也就不会有异教徒惨死这样的惨案发生,都尝试着去包容别人就不会觉得别人的信仰是错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自由,我们应该尊重别人的权力。如果我们能够借鉴西方的公理化的思维方式,把我们的发现形成知识,再经过一代代人的完善,那么我们今天就不用去学习别人的知识,说不定现在世界上的大部分的高科技知识都是我们国家的,因为我们国家的科技水平是近三百年才开始落后的,在这之前,我们的水平都处在世界的前列,只是这短短的三百年就造成这样巨大的差别,不得不让我们反省一下。以上的这些有些是个人的想法,也有来自对他人的借鉴,尽管这门课的上课时间很短,但我已经在上这门课的时候感受到西方哲学的魅力并且让我对西方哲学增加了兴趣,希望以后可以更多地接触到西方哲学。
参考文献:
《浅析东西方哲学的分殊点及其影响》 沈佳强
《中西方哲学智慧的比较分析》 张志伟
摘 要:我们通常意义上的西方哲学史都是从其主要内容角度进行梳理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等。然而,其中的两个重要概念的发展,也可以被我们用来看做西方哲学史的概观。从理性与非理性的角度,可以毫不费力地看出几千年西方哲学在神与人的纠葛中所做的努力,并且可以概括为两条发展的路径。
关键词:理性;非理性;神;人
西方哲学史倾注了众多哲学家生生不息的努力,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它很显然是一部发展史,无论是世界观的还是方法论的。但这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理解。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从其中的核心:神与人的纠葛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是两条路径不断发展完善、成就辉煌的过程。
一、从神的世界开始
可以简单地说是自上而下,人一直理性地在非理性物中寻找自己。
人类在最初的探索中,都习惯性地从自身之上去寻找世界及众生的答案,妄图通过神或上帝来解释自身的终极所在。然而,在这一系列努力中,神的形象光辉耀眼,却始终找不到人应有的位置。无论是从民间信仰到口头传送的神谣,还是从《神谱》[1]到《荷马史诗》[2](以下版本皆同),人始终都没有感受到自身的存在,一直在神的世界中徘徊,希望有那么一个万能的神能够给人类带来光明与幸福。
但是,在神的世界中我们看到很浓烈的人的影子,无论是《神谱》还是《荷马史诗》,强烈的神的意志统治下的人与神的纠葛,却无处不将神描写得与人相似,具有人的情感,拥有人的行为方式。可以这么说,在神的光环感召下,那时的人分不清楚到底是神似人,还是人来源于神。
以泰勒斯开始的自然哲学家,开始了摆脱神话世界的步伐,开始从人的自身之外去寻找答案,水、火等任何一种元素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的本原与始基。但思想还是打上了宗教神话的烙印,把人和自然看成是浑然一体的,从自然的角度简单地思考人。而他们对自然的重视更是给了自然一个神一般的世界。
普罗泰戈拉似乎开始了对人的真正关注。但他是在自然哲学家的基础之上的(自然哲学家开始的对人生存的地球与宇宙的思考,试图在视野上摆脱神的世界回到人间;但这个人间并不是人的共同体、社会或者生活环境,而是人的整个的生存环境,是与神或上帝共同生活的大环境)。他在神的世界发现了人,发现人对世界的价值所在——人是万物的尺度,存在时万物存在,不存在时万物不存在 [3]。但他的“人”却不是人类的人,是相对的人,是神衍生的人,是具有一定局限的人。我们依旧不知道自己在宇宙之中的位置。
苏格拉底知道了。他认识到人是人类之中的人,对于人类的主要论述的是人与人构成的社会规范的个体体认之上。相对人性而言,神性,只是个别的超越与升华,是个别在某些极妙的场合与神性的交合实现了跨越意义上的体认,他不属于我们,虽然他在我们之中。柏拉图发现了在人之中的神性世界“理念”,而在柏拉图的具体实践中,发现自己的理念无法与现实的人的世界达到完全契合,只留下“苏格拉底说:或许天上建有它的一个原型,让凡是希望看见它的人能看到自己在那里定居下来……”[4]的感叹。
可以这么说,苏格拉底之下的哲学家,就沿着这一条路不停地探索,努力地在人类的自身及人类社会共同体中找到解释整个宇宙的力量。而这个力量是理想化的,具有一定神性,这一切的事实不过是人类理性的力量诉诸非理性的武器去实现人的价值与意义的发现。然而,无论是道德规范的力量,还是政治体制的约束等,人类在于理性世界付出的努力,始终抵不过非理性的特例的极微侵蚀,因为这都是人类的体认,在非理性的机体上发微的。于是,在这样的困境中,人们依然想到神,在人的世界仍然有神的影子。
难怪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世界里,理性的力量再强大,科学的手段再高明,始终的人还是神的俘虏。并且其希望仍是个别人的个体超越从而感召群体,从而唤醒所有人的神性光辉,共筑人的神性世界。正是在这样的努力中,人类最终的恶果就是中世纪的对人的全面否定,只有完完全全地臣服于耶稣基督这个人格神的脚下,才能得到救赎。
最终的在基督的世界中完全地实现了这一条道路的完善,在从上到下的过程中发现人。在自然神与自然的神一般的世界畅游无果之后,才找到了这样一个人格神,在人类之间树立一个神的形象,从而使人得以神的子弟的身份出现。而这一切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文艺复兴这一强调人的非理性的运动所取代。
在神的世界下降到人的世界,一个伟大的理性光辉照耀大地,看似伟大的飞跃,实则是理性的畅想,却没有理性的基础,继而使神性失去了它的力量,这样的发展就走到了尽头。继之又起的另一条路径,则是在人的非理性的层面之上的崛起。当人们发现在非理性之中的神并不能给我们什么之后,开始了在非理性的基础之上进行理性的升华。于是,第二条路便从感觉与经验开始,进行理性的体验之旅。
二、在人的世界着眼
也可以说是自下而上,在人的感觉与经验中寻找神一般的理性力量。
人的复兴是基于对罗马帝国物欲横流的体验开始的。罗马的穷奢极欲将人的感受性发挥到了极致,但苦于当时仍受神的思想的奴役,没有出现思想。苦于这么说,第二条路径最早的意识应该是在柏拉图的“感觉”中。当中世纪的宗教救赎在于自我的选择;当库萨说,人与上帝一样具有创造力;当布鲁诺深入事物内部探索开始,人类的感觉萌芽了。人类在天地万物中发现了自身的感觉与经验才是人类的基础。
于是,以罗吉尔·培根为始的英国经验论出现,则是开启了人的经验之旅,开始了将研究的角度确实地放在人的角度,人的非理性意识开始了理论之战。而在培根对经验的发现中,重点的是现代科技繁华的伏笔,对人的研究需要的是人类社会的各种手段——科技;而对于人在神的世界中,在于理性的框架之下,思维才是阵地与武器。
接着,霍布斯呐喊了“一切知识来源于感觉”,经验开始了系统的旅程。而与之同时的大陆唯理论始终抓住神不放手,妄图有朝一日人类群体的“神性”全部体认了,他们就仍然有复兴之日。
在理性与非理性的战斗中,康德似乎在重解,似乎在重构。在他的哲学中,他努力的去寻找人类之中的上帝属性,却真实的发现了人。因为只有在人的世界中,上帝才有他的意义可言。于是,上帝死了,其实人也死了。
这时,黑格尔出现了,他开始的对理性与非理性的界定,最终实现了人的完全发现——在人的世界中去塑造人的完全意义上的神(可以说是经验论发现了人,但却是黑格尔在几千年以来哲学对于人性与神性的纠葛中,发现了人的不确定与确定的秉性所在——即非理性与理性,这样的人类才有了升华与超越的可能,从而最终实现了人的完全发现)。在其后的一二百年时间里,在理性与非理性的斗争中,马克思实现了其人类共同体意义上的发展,实现了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意义的解释,建构了人类共同体的高峰体验。然而,费尔巴哈发微的在人的个体意义上的对理性与非理性的解释中,却是始终继续着。由此升起的个体意义上的努力,包括叔本华、尼采等开始的现代哲学的发展,却是不管在人的非理性研究途径及研究方法上都实现了空前的繁荣。
至此,人类的理性与非理性之战依旧继续着,然而作为西方哲学的第二条路径已经形成;人类继续着在人的世界通过上升的方法找到人的完全意义上的神。
三、两条路径的联想
但这两条路径的发展中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平行的,不光两者交融,而且还有第三种努力,可以说是两者交合的产物,即从巴门尼德的存在论开始的哲学无人称化努力,妄图在人的努力之下去实现对无人称哲学的发现。然而,最终存在主义哲学的形成,这样的努力依旧呈现的是模糊的无人称化,纠葛在人于非人称之间。
人类的努力是积极的,愿望是美好的,然而现实告诉我们,这条路似乎没有了尽头,也没有了方向。从雅斯贝尔斯到海德格尔再到萨特,这一系列的努力并没有给出一条明确的道路,只是在哲学又多了一个角度、一种眼光给我们看世界而已。
于是,当我们静静地思考的时候,在这两条路径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两条路。而这两条路其实一直是伴随着神与人共同发展的。
1.同一。既然人类习惯于在人与神的世界中纠葛,那么就实现其真正意义上的同一,不是下降的,也不是上升的,是规律的单一,其宗旨是既非理性又非非理性的同一。然而,实现这样的统一的研究方法与途径又是什么呢?也许这根本就不是哲学该做的努力。但是,摆脱了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哲学还是哲学吗?
2.分立。完全意义上的分立,即我们人类与我们生存的时空,有意识的也好,无意识的也罢,是完完全全的分立的。之所以出现的纠葛,是第三者的存在才能发生的。于是就会套用我们习惯性的表达方式:三元论。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是”是因为它们之间发生了关系,“不是”是因为它们也可以特立独行;并不存在一元论与二元论的矛盾纠葛。但是最大的疑问则是,基于人类现在理性与非理性共存的现实,怎样去实现其分离、分立,这样的分离、分立有探索及发展的价值与意义所在吗?
于是,我们可以这样概括总结,本真的哲学路径是由其研究对象或者内涵决定的。我们如果想在哲学上去实现突破,那么首先需要从对象或者内涵着手。但是,基于现实的人类的特性的处之上,最终的哲学突破事实上在人类自身。
参考文献:
[1] 赫西俄德.工作时日 神谱[M].张竹明,蒋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2] 荷马.荷马史诗[M].罗念生,王焕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3] 张志伟.西方哲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67.
[4] 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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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作为近代哲学的最高问题,经历了由康德的二元对立进入抽象的同一,再过到黑格尔绝对唯心论基础上思辩的对立统一。黑格尔在驳斥康德不可知论的基础上,继承并发发展了谢林的哲学思想,从而创立了其思维与存在同一于“绝对理念”的学说。在他看来,思维是存在的本质,一个事物的存在只有符合思维才具有实在性;思维不断在存在中实现自己,使存在同自 己相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批判地吸收其合理的思想,科学地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以期取得新的进展。
关键词: 黑格尔 绝对理念 思维与存在 同一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其中的“思维与存在同一”问题,在西方哲学上经历了漫长的思索、争论,逐渐从模糊到明确,从抽象从具体,到了近代则采取了自觉的形式突显出来,发展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最高问题。它经历了由康德的二元对立进入抽象的同一,再过到黑格尔绝对唯心论基础上思辩的对立统一。
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同一,是黑格尔整个思辨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他的全部哲学基本的和首要的命题。从社会政治根源上说,他之所以研究这个问题并形成其内容丰富的理论,一方面,在于近代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揭示了思想可以构筑起存在,思维能够实现自身的道理,是黑格尔站在德国资产阶级立场上对法国革命所作的新的哲学概括;另一方面,在于德国资产阶级的日益成熟和变革现实的信心不断增强,相对于康德时代有着将近质的飞跃。从理论上说,则是从康德的“理念”学说出发,是自康德古典哲学革命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本文主要从理论上来论述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
一、黑格尔前的德国古典哲学家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
在近代哲学中,思维与存在的对立在一开始就被明显的亮出,两者在斗争的过程中逐渐趋向于同一。
康德原则上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否认思维把握客观存在本来面目的可能性。他一方面肯定在我们之外存在着刺激我们感官的客体,即“自在之物”;另一方面,他又断言客观存在的事物——“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是超验的、彼岸的东西,认识所能达到的只是“自在之物”刺激我们感官而产生的感觉表象,即所谓“现象”。这样一来,在康德面前就存在两个世界:一个是可以认识的此岸的“现象”世界,另一个是不可认识的彼岸的“自在之物”世界。可见,康德本质上是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否认思维能够把握客观存在的本来面目,否认世界的可知性。但在这里,他第一个把主体能动性思想等一系列辩证法因素引入到解决思维与存在的问题中来,为以后德国古典哲学家特别是黑格尔在解决思维与存在同一问题上提供了启发。
由于康德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以二元对立的形式典型地表现出来,使他之后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一下子就可以抓住中心问题。继康德之后的费希特,认识到康德哲学导致思维与存在分裂的关键在于肯定一个不可知的“自在之物”的存在,于是他取消了康德的“自在之物”,竭力发挥了康德的主观唯心主义中的“主观感觉”,构造出一个“自我”,作为本体,认为康德的“自在之物”是“自我”的产物,他称之为“非我”,并构造了以下三个命题:1、自我设定自身(正题);2、自我设定非我(反题);3、自我设定自身和非我(合题)。“自我”就是作为这样一种能动的活动,按照正、反、合的规律,实现了他的思维与存在同一。就这样,他把认识和实践同一为个别思维主体,即“自我”的能动的设定行动,思维与存在在自我意识内部达到了同一,比起康德哲学则进了一层。
谢林反对费希特把“自我”看成是至高无上的,认为要使“自我”和“非我”的同一,就必须有一个凌驾于二者之上,既非主体又非客体的东西,他称之为“绝对”。“绝对”是产生一切有限事物(物质和精神)的本原,并且是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必然同一的根据。“自我”和“非我”都产生于“绝对”。“绝对”是思维与存在的“无差别的同一”,是一种不自觉的精神力量。他站在客观唯心主义的立场上,认为只要肯定有一个在思维之外独立存在着的客观的东西,我们就不能对它有所认识,而要认识客观存在,就必须把思维与存在看成是“无差别的同一”,即单纯的等同,思维与存在溶合为一,没有差别。谢林就这样试图在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来构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二、黑格尔论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
黑格尔驳斥了康德的不可知论,继承了谢林在“绝对”的基础上实现了思维与存在统一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但是不同意谢林所谓的“无差别的同一”。他在吸收谢林的客观唯心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把辩证法用于思维与存在同一论,论证了“绝对”是对立的统一,是矛盾发展的过程,从而在客观唯心主义的范围内系统地论证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
黑格尔强调:哲学不应只作为“应当”哲学,它更重要的是要作为一种“应为”哲学。所以他极力反对康德在认识之外确立一个“自在之物”。他认为,康德哲学里的知识只是对于“现象”的知识,而关于“物自体”的知识是不可知的,这就割裂了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其实质是一种不可知论。而对于谢林的“无差别同一”,则认为忽略了思维的主体的能动性,没有了解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是一个矛盾发展的过程,而不是一次就可达到的无差别的同一。于是,他在“绝对理念”的基础上,肯定地回答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在黑格尔哲学里,“绝对理念”是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是“实体”,同时又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能动的创造性的认识主体。他从其唯心论的人本主义出发,坚信人类理性的力量,主张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但要强调的是,黑格尔所说的“思维”, 不仅指的是人们头脑中的思想,而且主要指的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之外的某种“客观思想”,亦即“绝对理念”,人脑中的思想不过是“绝对理念”发展的高级阶段而已。 至于黑格尔所说的“存在”,也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存在”,而是“客观思想”。黑格尔是根本不承认物质的存在的。按黑格尔的的看法,一切事物(存在)都不过是“绝对理念”(思维)的异化物,是“绝对理念”的外壳或皮囊,而“绝对理念”则是万物的内在根据和核心。
总的说来,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学说,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①存在即思维,没有思维以外的客观存在。②思维是存在的本质、灵魂;存在是思维的外化、躯壳,二者可以相互转化,并把实践引入到解决思维与存在同一问题中来。③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是一个矛盾发展的辩证的过程。
下面就从这三个方面来具体阐述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于“绝对理念”的学说。
⑴存在即思维,没有思维以外的客观存在。这是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之所以能达到同一的一个基本前提。
黑格尔吸收了谢林关于思维与存在等同的思想,把它作为自己哲学的一个成分,认为存在即思维,客体即主体,没有思维以外的客观存在。黑格尔说:“照我看来,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他明确否认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从根本上否认事物的客观存在。他说:“唯物论认为物质的本身是真实的客观的东西。但物质本身是一个抽象的东西,物质之为物质是无法知觉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没有物质这个东西。”[1]在黑格尔看来,关于事物是否可知的问题,只能有两种看法:要么主张事物在思维之外独立存在,而这就是不可知论;要么主张事物的可知性,而这就意味着存在即思维。此外的看法是不可想象的。正据于此,黑格尔就取消了康德哲学里“自在之物”的独立存在,认为一切事物(存在)都不过是“绝对理念”(思维)的异化物,是“绝对理念”的外壳或皮囊,而“绝对理念”则是万物的内在根据和核心。这样,存在就是思维了。
⑵思维是存在的本质、灵魂;存在是思维的外化、躯壳,二者可以相互转化。而要把握一个对象,就是意识着这个对象的概念。并把实践引入到解决思维与存在同一问题中来。
黑格尔在肯定了一切事物都是思维的根本前提下,又将事物区分为思维与存在两个方面。他一方面主张存在即思维,没有思维以外的客观存在的同时;另一方面又明确反对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看成是无差别的同一、单纯的等同。黑格尔认为,谢林所认为的“绝对”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这话诚然不错,但是承认思维与存在的绝对同一,那就不免于片面。其实在“绝对”里,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不仅是同一的,而且又是有区别的。
黑格尔认为,一切事物都是思维与存在两个方面的统一:思维是存在的本质,存在是思维的内容。黑格尔说:“一切真实的事物,就它们之为真理而言,即是理念。”而理念是“概念和客观性的绝对统一”。而这两方面又不是平等并列的:思维是存在的创造主,存在是思维的外在化。黑格尔说: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里,“思维统摄了存在,主观性统摄了客观性。”[2]由于思维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所以思维与存在二者不是僵硬地对立着的:思维一方面可以通过“外在化”的作用产生自己的对象——存在;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克服自己和对象间的对立,使之成为己有,即“同化”,也就是使存在或对象为自己所占有。就这样,由“外在化”和“同化”这两个方面的作用,构成了思维与存在同一的发展过程。
在这里,黑格尔把实践引入到认识论中来论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在黑格尔看来,康德哲学老是停留在“应当”上,未免太软弱了,理念必然不会停留在主观性里,而是要扬弃它的主观性并表现自身为客观的东西。而理念要使客观世界同自己相符合、相一致,需要一个中介,那就是“实践”。[3]他指出:“活动和劳动,这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中介”,“每一个行为都要扬弃一个观念(主观的东西)而把它转变为客观的东西”。只有实践、行动是沟通主体和客体的桥梁,是使思维转化为存在,使存在符合思维,实现思维和存在的同一的一个必要环节。
⑶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是一个矛盾发展的辩证的过程。
黑格尔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不是谢林无差别的“绝对同一”,也不是一次就可以达到的同一。在他看来,任何一个具体事物的存在总是暂时的、相对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是一个矛盾发展、相互转化的过程,是思维在存在中不断实现自己,使存在不断符合自己的过程,是由“自在”到“自为”,由有限到无限,由相对到绝对,由直观的多样性到多样性的统一,由表面的现象到深刻的实质的过程。总之,是思维把握存在、占有存在的过程,是“绝对理念”在思维与存在的这种矛盾进展中,在事物新陈代谢的发展中不断实现自己,使事物逐步同它的概念相符合,达到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的过程。黑格尔与其他近代哲学家相比较,在对解决思维与存在问题颇具特色之处就是把其系统的辩证法作为方法论应用于解决“思维与存在同一”问题当中。
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过程,大体上是一个由存在到思维、由客观到主观的纯概念转化、发展的过程。思维与存在并不是两个根本不同、截然分开的东西,而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发展阶段:由存在到思维是一个由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自在”阶段到“自为”阶段的发展。[4]黑格尔写道:“它(指世界)的是如此与它的应如此是相符合的。[5]但这种存在与应当的符合,却并不是死板的、没有发展过程的。”按照黑格尔的观点,既然思维是存在的本质,那么一个事物只有符合蕴藏在其中的思维才具有真实性。然而,由“绝对理念”派生出来的各个具体事物,都是受一定的条件限制的“有限事物”,它们只是“绝对理念”发展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或阶段。因此,对于任何一个具体事物来说,它们都不可能完全同它的概念相符合,就是说其中必定存在着既符合但又不完全符合的矛盾。任何一个具体事物都由于其内在的思维和存在的矛盾而运动、变化和发展,并最终归于灭亡,为另一个更符合于概念、理念发展要求的具体事物所代替。任何一个事物的存在总是暂时的、相对的,而“绝对理念”则在思维和存在的这种矛盾进展中,在事物的新陈代谢的发展中不断实现自己,使事物逐步同它的概念相符合,使思维与存在同一。
在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里,最基本的一个内容是他引以为荣的一个命题:“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由于在黑格尔看来,世界上的各种具体事物都不过是“绝对理念”的“外壳”或“皮囊”,是“绝对理念”发展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或阶段,所以他认为:一切曾经是现实的东西的东西,都必定要转化为不现实的东西;而一切符合“绝对理念”发展要求的东西,不管它同现存的一切怎样抵触,也必将变成为现实的。唯有“绝对理念”是永恒的生命,一切有限事物皆不免于毁灭。可见,在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里,思维与存在就似空间里两条渐近线,彼此不断无限接近,但又永不相交。
总之,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概括起来就是:思维是存在的本质,一个事物的存在只有符合思维才具有实在性;思维不断在存在中实现自己,使存在同自己相符合;思维与存在同一于“绝对理念”当中。
三、评价
黑格尔在论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基本观点的过程中,构造了一个“绝对理念”自己认识自己,自己实现自己、不断走向思维与存在同一的哲学体系。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一个客观唯心主义体系,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的认识的发展完全被归结为“绝对理念”神秘地自行实现、自己认识的过程。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既有其积极合理的一面,又有它非科学的一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批判地吸收其合理的思想,科学地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取得新的进展。
⑴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一方面走出了在他以前的西方哲学家的思存对立和割断现象与本质、各走极端或绝对同一,走向了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同一,有利于我们科学地了解辩证唯物主义的对象及其思维方式;另一方面,黑格尔反对唯物主义,抵制外在的世界受限制认识的自由,规定思维能够认识的内容,一开始就是思想内容,思维得到了自由。[5]思维不但不受制于实在,而且还能创造实在。黑格尔在事物是否可知的问题上的第二种看法,即主张“存在即思维”的观点,是十分荒谬的。马克思对此尖锐地指出:“黑格尔陷入了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并且,黑格尔的“思维”、“存在”并不就是辩证唯物主义里的“思维”、“存在”。 这样,黑格尔的本体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本体论,它没有承认现实的感性事物对思维的制约作用,只听任思维凌驾一切;它认识论里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从根本上看,只呈现一种现象,只是在精神中消解思维与存在自身的对立,映射出了思维(意识)与存在的一体,并没有真正达到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同一。他的“思存同一论”是置于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的,虽进一步发展了可知论,驳斥了不可知论, 但终决定了他的同一论并非科学的同一论。
⑵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强调理性活动的积极性、能动性,批判了旧形而上学认识论、反映论的被动、消极、直观性,揭示了认识发展的过程性、发展性、辩证性,并企图去揭露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对人类认识发展史作出了重在的贡献;但他把人类作为有限的认识主体,这个主体是由“绝对理念”分化出来的主体理念,是“绝对理念”借以实现自我认识的一个工具,人类的思维也不过是“绝对理念”的高级发展形式,只有“绝对理念”作为唯一的实体是一直存在着的,并在人类历史活动进程中,以人类自觉思维为起点,一步步认识并达到这一精神实体,且使其更为成熟。黑格尔的错误在于,他只是透过了存在(实体),看到了存在的存在(绝对理念),于是一味赞美存在的存在而忘却了存在。于是,当黑格尔在强调理性作用的同时,就错误地贬损了人类在认识中的主体地位,以理念主体湮灭了人类主体, 理性吞噬了人性,使人类的能动性在理性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这是极端的的错误,乃至后来的一些哲学家如叔本华,尼采,在批判黑格尔这种理性压抑人性的错误时,走上了另一个极端——非理性、反理性主义的哲学道路。
此外,黑格尔在论证思维与存在二者可以相互转化时,做了一件哲学上划时代的大事:把“实践”作为思维与存在转化的必要中介引入到认识论中来论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一思想无疑是深刻的,启发了马克思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论证了思维与存在同一于实践。
综上所述, 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论,虽然有其不合理的一面,但也存在很多思想的闪光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批判地吸收其合理的思想,科学地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以期在新的历史时期下取得新的进展。 参考文献:
[1] 张志伟. 《西方哲学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2002
[2] 黑格尔. 《费希特和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赵敦华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第一版
[3] 赵敦华. 《西方哲学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5月第一版
[4] 罗素. 《西方哲学史》 何兆武、李约瑟译 商务印书馆 1963年9月第一版
[5] 张传有. 《西方社会思想的历史进程》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年4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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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哲学史上,从古希腊到20世纪的哲学都随其时代的精神境况而产生某种新的哲学主题,西方哲学主题的每一次转变都彰显了当时时代的精神状况。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西方哲学智慧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理想代表针对未来,哲学的思考就是要让人能够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向度中连贯起来,让自己的生命不再只是活在当下那片片断断,刹那生灭的过程中而已。
关键词:西方哲学 科学 生活
这个学期,也就是大三第一学期,我们学习了“西方哲学智慧”这门课程,感觉这门网上授课教学的课程学起来有点麻烦,不过我们还是顺利的完成了课程的学习。本来,我对于学习一门关于西方哲学的课程——“西方哲学智慧”,确实是对此不太敢冒。不过,上了大半学期的课程,感觉这门课程的学习也没想象中那么恐怖。而且视频内容适中,通俗易懂,加上我课下查看书籍,上网搜索资料来辅助学习,使自己更清楚学习内容,渐渐对这门课程产生了兴趣。
在学习“西方哲学智慧”期间,我从对哲学的模糊认识到系统的去了解西方哲学的一个发展历程。关于“西方哲学智慧”的授课视频,带领我在哲学的浩瀚宇宙中畅游了一回。
西方哲学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已经发生过三次重大的转折:从古希腊哲学转向中世纪哲学;从中世纪哲学转向近代西方哲学;从近代西方哲学转向现代西方哲学。
西方哲学来源于古希腊,从泰勒斯到普罗提诺,中间十几个世纪,通过历史的变迁,古希腊文明一去不返,然而其精神永存。尽管原始哲学不太严肃,空洞的想象多而实证的经验少,但古代的哲学家们,几乎对凡人所能触觉到的东西,都提出了大胆的质疑与合理性设想,形成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的唯心主义两大流派。后来的继承者们,或者在此基础上继承和发扬光大,或者提出与两大流派相反的观点,或者喋喋不休地考证与唠唠叨叨地解释,终究跳不出古代哲人们所设计的圆圈,只不过比原始哲学更加完善清晰而已。
____最初是从犹太教发展而来的,由于早期__们坚定的信仰和纯洁的道德以及宽容和忍耐精神,赢得了越来越多的罗马人皈依,最终成为了罗马国教。与希腊哲学不同,中世纪哲学——无论是早期的教父哲学还是后来的经院哲学,从来就没有获得过独立的地位,它所讨论的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基督____本信仰和教义。基督____想是惟有灵魂才能到达伊甸园,基督____质精神是灵肉对立和唯灵主义,因此它在哲学上必然会对应于一种唯心主义观点,即把精神看得比物质更加具有根本性,把作为思维对象的概念世界看得比作为感觉对象的现象世界更加本质和真实。
在这个阶段,中世纪____哲学不再像古希腊哲学那样把眼光头像自然世界和客观存在,而是把灵魂和上帝作为研究的对象。它所追问的核心问题也不再是世界的本源,而是精神的本质——通过对上帝这个绝对精神的追问而深入到具有人—神结构的个体意识的灵魂,深入到一般精神的能动本质,尽管这种意识和一般精神的能动本质是通过唯心主义或唯灵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由于主观精神世界是一个比客观自然世界更加深邃的世界,所以中世纪基督____尽管具有种种扭曲和偏颇的形式,但是他对西方哲学精神向自身内部的神话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构成了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现代西方哲学一般指黑格尔之后至今的西方哲学,自黑格尔之后,出现了唯意志主义、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直觉主义、分析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等新流派,它的特点是新流派众多、思想方式变化深刻、与现代科技与人文众学科的关系密切,与未来哲学的发展息息相关。它们带来了西方哲学两千年来最为深刻的思想方式的变革:反形而上学、反主体主义、向语言的转向等等,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哲学思维。
以史为鉴,才能获得自己真正的成长。在学习“西方哲学智慧”的过程中,虽然我没有弄懂每一个知识点,有时候甚至不知道那些哲学家到底要研究什么,思想里头到底有着怎样的内涵,但是我从中学会了很多东西,懂得了很多道理。当真正用理性思考经验之后,就能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做,知道哪一种人生更为理想,也更适合自己。理想代表针对未来,哲学的思考就是要让人能够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向度中连贯起来,让自己的生命不再只是活在当下那片片断断,刹那生灭的过程中而已。许多人因生活环境从小就在责骂声中长大,形成了气质自卑,甚至认为自己的人生都是黑暗的。然而难道人生就真的只有这短短20、30年就可以决定了吗?人只要还没有进棺材,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要把生命视为一个整体,对任何事情成败得失的判断,都不能只看某一点,而要考量整体生命。只有完整的看待,才能够在面临挫折的时候,很快地重新振作,重新出发,以及在得意的时候知所收敛。人活在世界上,有些问题只是表面的小问题,而有些问题则是属于根本的大问题。生死就是最根本的大问题。除了生死的问题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也属于根本的问题。譬如:人为什么有不一样的命运及不一样的遭遇?为什么有些人做坏事却没有遭受报应?为什么有些人生下来就必须受苦受难?
生活是应该被赋予意义的,而不是物无所值的。一个人既然来到世上,必要创造价值,方能显出它的独特性。没有谁见过一个堕落的,怀着消极的心态的人能活出真正的自我,即使对世界有所贡献,那于自己来说,也是无法救赎自己的。就如叔本华说的:人生就是痛苦和无聊之间的钟摆。我就不喜欢他这种消极的人生态度,照他这样子说,那人生不是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吗?那活着又是为了什么?如果不能洒脱的活着,不如不要存在着,既然选择了存在,就该好好的生存着。哲学里的思想是千奇百怪的,也许我不该排斥别人的观点,但是我始终认为人生是需要积极的态度的,没有人可以永远快乐,但是也不必永远悲哀,我们要用现象学的态度来对待事情,不要老是固定在同一个思维里,没有流动就不会有发展,思想也是如此,随着现象而发展,思想也会变得更加精辟,使人不断得到进步。
学习 “西方哲学智慧”后,真的感受很深,我确实从里面学到了很多知识,特别是一种心灵的感悟。我喜欢哲学,喜欢它带给我全新的感受,喜欢它的深度,喜欢它的不可捉摸,喜欢它字里行间透着的奥妙的气息,我也许读不懂一本哲学书,但是我从中学到的知识,将会使我受用一生。因此,我将会努力把我对哲学研究学习的兴趣延续下去,努力学好哲学这门“各类学科的科学”,为踏入社会增长跟多的知识,准备更多的筹码。
参考文献:罗素《西方哲学史》
经过一个学期的西方哲学智慧的学习,在老师的教导和自己的认识下认识了西方哲学智慧,最近借了几本关于哲学的书籍开始观摩, 通过对书本知识的浅层了解,写下这篇关于形而上学的读后感。 首先,对本书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吧:本书是达米特的代表性著作,它 最为系统地反映了作者哲学思想的全貌。全面阐述了意义,真与反实的论 等问题。从弗雷格的意义理论出发,作者阐发了弗雷格的涵义和指称的概 念,对弗雷格关于涵义与指称区别的论证做了进一步的辩护,批判了真值 条件意义理论,提出了辩护主义的意义理论以及意义理论的显示原则、交 流原则,试图把应用于数学领域的直觉主义逻辑方法推广到日常语言领域, 解决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问题,以奠定其哲学理论的逻辑基础。本书 涉及的哲学理论博大精深,其主要观点大胆而深刻,颇有争议而极具原创 性,是学界公认的一部相当重要的著作,是 20 世纪哲学的真正高水准的成 果之一迈克尔·达米特的《形而上学的逻辑基础》很值和一读:该书是重要的、 大胆的、论战性的,并且非常深入。它的总主题:语言哲学是解决形而上学问题 的途径。
该书取得的形而上学大“收获”不仅仅是对经典逻辑的修正„„它是 20 世纪哲学的真正高水准的标准性著作之一 且不说读了这本书会有什么样的感觉,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何谓:形而上学 吧,形而上学在古典哲学里面是至高无上的,是第一哲学。是研究宇宙自然 的基础。当然一些概念被后来人推翻并完善了,但是它的核心思想却是不 可动摇的,至今起着重要作用。正因为这些观念,许多哲学家把哲学的核 心放在了研究宇宙万物统一的,最普遍最一般的本质或者共相上,认为它 是万物存在的根本根据。所以,这门科学是研究所有科学的基础所在。这 就是形而上学。几千年以来,形而上学的演变史几乎等同与哲学的发展史。 在哲学家看来,如果哲学是人类科学中最美丽的王冠,那形而上学就是王 冠上最美丽的那颗宝石。然而在以黑格尔作为起点的现代哲学开始之后, 西方开始普遍质疑形而上学,开始重新开辟道路,开展对传统的革命,这 是因为对形而上学的错误解读。但是它在哲学史上占据的位置是至高无上 的。
或者科学发展到了另一个地步,它又会重新回到人们研究的中心而得 到进一步的肯定和发展 其实, 虽说略读过本书, 但是对其内容可谓知之甚少, 关于什么语义值、 推理与真的概念及其各种各种关于真的理论,真的太过于抽象化了,在这 片哲学的海洋里,自己甚至连冰山一角都还没有厘清,更不要说会有懵懵 懂懂的感觉了,能够开始有这种懵懵懂懂就表示自己离哲学的脚步不远了, 这里也会为自己提出一个书本上的理论:这样的基本假定似乎合理吗?我 们在这个析取、条件句及全称量词等条件中有诸多的不符之处吧。
虽说没 有打算以后的人生为哲学而活,但是哲学是每时每刻存在着,其实,看完这本书过后,我更想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哲学,学习哲学的意义在哪里?大家都知道,从初中开始,老师就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中国的老子、 孔子、孟子、韩非子等等诸子百家的才能智慧,这些人,可以说都是中国乃至世界哲学史上的先驱。因为古人便知道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等等哲学思想, 这是何等的智慧啊?更有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如: 苏格拉底、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罗泰格拉等等在哲学史上的皇冠级人物,这些人都 可以说是智慧的结晶,尤其是柏拉图针对苏格拉底而说的: “我爱我师,我 尤爱真理” ,这是多么崇高的战斗主义精神,为了真理,且不论正误,至少 是自己在追逐着心中的理念,这是多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啊。
当代的马克 思、恩格斯、列宁等等,都在哲学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创造性伟绩。再看看 我们熟悉的当代中国伟人---毛泽东,将更多的哲学思想用在了为中国的解 放事业上,熟悉地结合了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华民族在他的领导下取得了胜 利;邓小平更是将哲学的思想用在了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
说了这么多关于哲学的杂事,那什么是哲学呢?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如 果你问一百位哲学家,那恐怕至少会得到一百种以上的回答,因为至今关于什么 是哲学这个问题,不同的哲学家都会有各自的答案。据官方资料得到:哲学是 世界观与方法论,是关于世界的本质、发展的根本规律、人的思维与存在 的根本关系的理论体系。 长期以来,人们把哲学等同于形而上学,又把 形而上学等同于玄学。就哲学研究外部世界的本原和一般本质来讲,把哲 学说成形而上学没错,但把哲学说成玄学,就把哲学和科学对立起来。任 何一门学科,只要有明确的可具体界定的可实证的研究对象,能够建立起 完整严密的逻辑体系,都可以成为科学;而有明确的可具体界定的可实证 的研究对象是能够建立完整严密的逻辑体系的前提。科学与玄学相对而言, 哲学的科学化与哲学的玄学化相对而言,哲学的科学化与哲学的形而上学 性质、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定位是对称的——哲学的科学化程度同哲 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地位成正比。“世界观和方法论”本身具备指导性、 实证性与可操作性;当我们说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时,实际上就已经承 认哲学是一门科学。
哲学科学化是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哲学发展观;哲 学发展史,本质上就是在天与人、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关系中, 使哲学逐步科学化的历史。哲学科学化的进程,是天与人、思维与存在、 主体与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哲学科学化的逻辑,是天与人、 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历史关系的浓缩。哲学史 上的各种唯物论、唯心论、二元论、不可知论、证伪主义等流派只不过是 这种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历史过程中的不同环节;而对称哲学,作为对 它们的扬弃、综合、升华,本身就既是哲学科学化的结果,也是哲学科学 化的总结 看完这些,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太深奥了,太空虚了,我只想说, 哲学就是对生活中过去的总结和未来的展望,同时对当前的生活有一个更 加合理的指导吧,这就是我对于哲学的看法。应该多半的人会认为我的观 点是一个谬论吧,其实我个人觉得是很有道理的,让我来做一个简要的解 释吧:过去的总结和未来的展望就相对于上文所说的世界观,对当前的生 活有一个更加合理的指导就相对于上文所说的方法论,虽然言语间没有什么典雅的词汇,但是这样对于我一个还未入门的伪哲学学者来说,是再容易理解不过了。 说了这么多,其实多半是从网上找来的资料罢了,但是通过浏览这本 书过后,我更想说说作为年轻的一代,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哲学,哲学的意 义何在呢?我想,要是学习一个东西没有任何意义的话,不学也罢,自然,哲学的意义是非同一般的。
那么学习哲学有什么意义呢?或者更直白的说学习哲学有什么用呢?其实 这个问题真的让人很难回。在我认为,哲学是一个非常高深的一门学问,因为哲 学是智慧之学。凭借哲学智慧,我们不仅可以在日常事务中深谋远虑,而且能获 得一切事物的知识。一个民族想要更文明,更有教养,非有哲学基础不可。拥有 哲学,好比一个人行路时用自己明亮的眼睛探路,没有哲学相当于在黑暗中摸索 或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黑格尔说:“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哲学,就像一座庙, 其他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哲学在一个民族中的地位 就像是庙里的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所在。所以,有这样一句话:一个有哲学思 想的人,是会创造幸福的人;一个热爱哲学的民族,是世界上最有希望的民族! 看完这本书,其实,并不在于这本书讲了什么,因为对于整个哲学史来说, 这本书不过是九牛一毛、 冰山一角罢了 (虽然这本书有着极其丰厚的学术代表性) 更在于,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世界,怎样去理解哲学,感悟哲学,从而应用到实 际问题中来。 最后,我以一则哲学笑话来结束这篇小论文吧。 古希腊七贤之一的泰勒斯,有一天晚上走在旷野之间,抬头看着满天灿烂 的星斗,却预言第二天下雨。正在这时,他掉进脚下的坑里,差点摔个半死。别 人把他救起来,他说谢谢你救我,你知道吗,明天会下雨啊!于是又有了一个关 于哲学家的笑话——哲学家是只知道天上的事情不知道脚下发生什么事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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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进步,要求大学生具有不断创新的思维,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是当今高等教育中重要内容和目标。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大学生创新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培养中医药大学生的创新及实践能力、造就创新实用型中医药人才是中医药继承与发展的前提,也是时代赋予中医药院校教师的重要使命。就如何培养中医药大学生的创新实践观念、创设实践环境、创新教学方法、提升中医药学生的临床技能等方面进行探讨。
关键词:中医药大学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国运兴衰,系于教育”,而中医药的兴衰系于中医药高校的教育,中医药高等学校是培养中医药创新型人才的基地和摇篮,肩负着中医药继承与发展的重要历史使命,因此当代中医药大学生必须具有创新与实践能力[1-2]。而现代的大学生在创新与实践能力培养方面普遍存在一些问题,现将问题及解决方法阐述如下。
1中医药大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存在的问题
越来越多的高校意识到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要性,但由于医学人才特别是中医人才培养模式单一、封闭状态尚未根本解除,导致多数中医药高校缺乏激励和支持创新实践活动的措施,缺乏有利于培养中医药人才创新实践的氛围与环境,而且学校对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考核评价体系也不完善,再加上中医药大学生自身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在参与创新实践能力培养中缺乏主动性,同时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教师课后与学生交流甚少,加之部分教师自身创新教育理念不强,导致教师对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的力度不够。而中医学是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如果未经临床实践锻炼和培养,学生将无法深入理解和应用所学的医学理论,也就无法用医学理论指导今后的临床工作,更谈不上开展中医学的创新活动。
2医药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的探析
2.1创设有利于中医药人才创新实践的氛围与环境
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学校应提供激发与展示学生创造力的校园环境,教师也应该通过多种方式帮助学生培养兴趣,例如营造宽松民主、和谐互动的课堂气氛,提升学生在参与创新实践能力培养中的主动性,具体操作如下。
(1)成立各种兴趣小组或学生协会等,促进教师与学生的沟通,从而拉近师生距离,也可充分利用第二课堂,定期举办各种学术讲座、沙龙以及报告会等,并鼓励学生积极参加[1]。
(2)充分利用实验室资源。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尽量用实验室已有的设备让学生了解更多的知识,并在实验中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3)重视临床技能课程。由于教学进度的限制,临床实践的时间往往有限。为此,学校可以专门开设临床技能课程作为限选课、公选课等,让学生多摸脉、多看舌象、多进行急救训练等,为进入临床实习做好准备。
(4)重视基础课程教学中临床技能的培养。在基础课程的教学中,教师可以采用案例式教学法、情景模拟教学法等,要善于利用微课,在课堂上将基础与临床相联系,给学生尽可能多的学习思考机会,而且要善于从中引导、点拨,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2],这样既可加深知识记忆,同时又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5)积极组织临床实践活动。一提到临床实践,大家普遍想到的是医院实习、见习,其实高校也是临床实践的场所。高校组织面向全体学生的校园专业性大赛就是一个很好的实践途径。以笔者所在的山东中医药大学为例,有岐黄杯中医知识大赛、我爱背经典大赛等学术活动。若能模拟技能大赛的模式,利用现有条件,在其中加上临床技能操作部分,则对学生临床技能的培训具有较大的激发和检验作用,还可以让学生的临床技能得到更好的锻炼。技能教学与技能比赛相辅相成,高质量的专业教学是提升技能的基础,而高质量的专业技能比赛又可有效促进技能教学的发展。以技能大赛为例,技能大赛不仅能增强专业课对学生的吸引力,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促进教师教学质量的提高,而且能促进学校专业实训设备更新和创新实践指导教师队伍的建设。2014年10月,首届全国中医药院校技能大赛在南京举办,此次大赛的举办既是对各中医药高校教学水平的检验,也贯彻落实了国家的教育理念,促使大学生活学活用知识、规范临床技能,培养大学生的中医辨证思维能力、实践能力、创新精神、综合素质和团队协作精神等。
(6)创建创新实践平台。该平台可依托第二课堂开展实践活动,借助远程网络增强沟通,实现学生协会与教师指导团队的互相促进,形成由教师指导团队、学生社团、第二课堂平台、网络沟通共同组成的创新实践能力培养平台,切实提高学生创新实践能力。
2.2中医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及教学方法的创新
2.2.1中医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中医药传统课堂教学是以教师为中心、以书本为主、以教代学、以讲代练、以记代思的教学方法,已不能满足现代中医教育的需要。中医诊断学是中医学重要的基础类课程,是连接基础与临床各科的桥梁,具有基础理论密切结合临床实践的特点。在中医诊断学教学过程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有:一是课程内容抽象、直观性差,单一的语言讲解难以描述清楚,学生难以理解,更不能很好地运用这些理论指导临床;二是课程实践性很强,即使是基础课程,也与临床密切相关,学生难以建立中医思维,而学习中医诊断学的阶段是建立中医思维的关键时期。因此教学方式单一、教学方法枯燥、教学效果不理想等依然是中医诊断学教学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由此可见,重理论和传统、轻实践与创新以及单一的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已不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坚持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相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能够真正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促进高素质全面发展人才的养成[3]。
2.2.2各种教学方法及教学手段在第一课堂中的应用第一课堂是以课堂教学为中心,这种培养方式有利于学生系统地掌握专业知识和培养中医药学生的中医思维方式,但由于其表现形式单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创新能力的提高。而各种教学方法及教学手段的应用,可以改变传统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有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目前,案例与情景模拟教学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医学教育中成为最主要的教学方法。如情景模拟教学是一种将角色扮演、对话练习和情景教学融为一体的、能够将学习和兴趣结合起来的仿真模拟演习教学方法[4]。该教学法可引导学生进行自主探究性学习,将学生置于一个特定事件的真实情景中,通过师生、生生之间的双向和多向互动,积极参与,平等对话和研讨,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创新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案例教学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典型案例的运用,将学生作为认知的主体,培养其运用理论方法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并设计不同的临床情景,由简单到复杂,使学生如身临其境,从而激发其主动思考能力及应变能力等。李健芝等[5]将案例教学法应用于内科护理学教学中,实验组93.8%的学生认为案例教学法能提高学习兴趣,61.1%的学生认为能提高口头表达能力。唐立龙等[6]认为案例教学法能够充分调动学生对中医诊断学课程学习的积极性,并能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同时案例教学法对提高教学质量和提升教师教学水平有积极意义,值得大力推广。李琳霞等[4]认为情景模拟联合案例教学法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学生将理论知识运用于临床实践的能力,提高学习效果、临床思维能力及分析解决问题等综合能力,为学生走向职业岗位奠定了基础。案例与情景模拟教学法使学生能够独立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解决临床实际问题,可以缩小理论与临床的距离,使学生能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临床思维能力及人际沟通能力等[5-6]。综上所述,21世纪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是人才资源,而对创新实践型人才的争夺已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因此,全方位培养创新实践型人才是时代赋予中医药高等教育的重任,更是我国中医药传承与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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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肖鸿雁.三个课堂视域下的大学生创新型人才培养[J].品牌,2015(1):207-209.
[4]李琳霞,赵琳,李艳红,等.情景模拟联合案例教学法在儿科临床实践中的应用[J].卫生软科学,2015,29(2):109-111.
[5]李健芝,于小华,胡丽,等.案例教学法在内科护理学教学中的应用[J].齐鲁护理杂志,2010,16(1):109-110.
[6]唐立龙,梁严,陈宏.案例教学法在中医诊断学课程教学实践中的应用[J].时珍国医国药,2013,24(9):2250-2251.
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正在从以劳动密集型的代加工转变为以技术创新为驱动力的自主品牌深加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要求下,对大学生进行创新创业教育是顺应时代潮流,也是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必然选择。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首次世界高等教育会议上发表的《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与行动世界宣言》中又进一步指出:“为方便毕业生就业,高等教育应主要培养创业技能与主动精神:毕业生将愈来愈不再仅仅是求职者,而首先将成为工作岗位的创造者”。从国内外对大学生创新创业的认识看来,结合学生工作的各个方面对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进行分析极具价值的。
一、创新创业教育的内涵
教育部在《关于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见》中指出:“在高等学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积极鼓励高校学生自主创业,是教育系统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服务于创新型国家建设得重大战略举措;是深化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是落实以创业带动就业,促进高校毕业生充分就业的重要措施。”创新创业是指基于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品牌创新、服务创新、等方面的某一点或几点创新而进行的创业活动,创新是特质,创业是目标。大学生群体富有创造力,是创新创业的主力军;同时在我国人口问题的背景下,鼓励大学生进行创新创业教育是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的有效途径。
在鼓励大学生进行创新创业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思考一下大学生创新创业所需要的素质,以此来联系和反思目前高校学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达到提升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目的。经过高考进入大学校园的学生们对于“创新创业”是一无所知的,甚至包括部分高校的有关工作人员也不是很了解“创新创业”的具体内涵,在这样的情况下几无可能去做好“创新创业教育”,如何实现大学生创业,成为企业家的目的。
二、心理健康教育和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之间的关系
心理健康是指精神、活动正常、心理素质好。既能过着平平淡淡的日子,也能经受各种事件的发生,心理健康突出表现在社交、生产、生活上能与其他人保持较好的沟通或配合。任何个人或者团队要进行创业必须是具有一个积极健康的心态,以创新为特质的创业风险性更高,创业者需要面临的质疑、挫折和打击将更多。大学生要进行创新创业教育,不仅仅需要能够应对危机和面对挫折的心理素质,另一方面也是需要成熟的人际关系沟通能力,这样看来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基础是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给大学生提供的不仅仅是良好的人际关系,更重要的是健康的心理状态下,人们往往能够接受新的观念和新的思维方式,人们往往就能够从多角度地去理解和解释事物。
三、校园安全稳定和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之间的关系
我们知道大学生不同于成熟“社会人”的区别在于大学生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对自己的未来缺乏规划,而一个成熟的社会人会懂得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为自己所在的环境思考。校园安全稳定问题包含的内容很多,其中最尖锐的问题就是大学生的生命财产安全问题,在这些方面受到侵害的大学生大多是因为缺少对自我的保护意识;同时也有因为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任地从事危险活动或者在虚拟网络世界浪费时光,以致生理出现问题。
在创新创业教育发展较为成熟的国外,创新创业教育是成体系的一门通识教育,各个教育阶段都有对应程度的课程和实践设计,从幼儿教育开始,创新创业教育就试图给学生树立一个良好的自我意识、责任感。一般认为要做到创新创业必须要具备良好的信息搜集和处理能力、对社会的灵敏思考、对国家的责任感,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通过创新创业教育可以对大学生进行高效社会化,实现学生从校园到社会的过度。反过来看,一个校园安全稳定可靠,学生的生活也必然是健康而自由的,这给大学生进行创新创业活动提供了思想土壤和安全的基础保障。
四、学风建设和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之间的关系
现在大学校园的学习气氛已经不如以前了,大学里考试挂科和作弊的情况屡见不鲜,在学生群体中间吃喝玩乐之风远胜于求学好问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校园进行学风建设是必要的。创新创业的特质是创新,对于学生而言,创新的基础是专业的科学知识,要创新创业必须对专业的科学知识进行专研。在这其中,学生需要去主动的查阅文献、采集数据、做实验、分析总结,这样带着极强的兴趣来进行专业知识的学习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样比起坐在教室里对着课本听不太熟悉的老师讲课更有用。我们必须要承认理论和实践是相互促进的,学生通过课本学来的知识终觉浅,要融汇其中的道理还是要通过实际动手操作来不断验证。
五、小结
大学生进行创新创业,不仅仅是一个活动或者比赛,也不仅仅是一小部分学生的事情,而应该是一种观念普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是面向全体学生的,目的在于提高所有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人际沟通能力、社会责任感等等;同时要做好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决不能单兵作战,要协同做好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校园安全稳定和高效学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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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起源于经济学领域的运用,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1912年提出了创新的概念。20世纪40年代诞生了创新教育,并于70年代后期在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迅速兴起,国外学术界在创新教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成效,把创新教育发展带入正轨,走向成熟。我国创新教育以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在内的九所大学作为试点高校,积极开展将创新理念融入课堂教学和课外实践的活动探索,在国内掀起了创新教育的研究热潮。
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院校加强学生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既是职业教育必然的发展趋势,是满足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更是高职学生成长与发展的现实需要。近年来,各高职院校十分重视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提出了高职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一些实行改革方案,越来越多的院校围绕学生创新意识及创新能力培养展开了一系列研究探索。
本文通过搜索中国知网、中国期刊网上的文献,对研究现状进行综合评述,以期为未来高职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研究提供全面可靠的文字资料,对创新教育进一步深化研究。
一、高职院校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研究概况
在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中输入“高职院校学生创新培养”,发现第1篇与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相关的论文发表于1983年,自1998年相关研究论文逐渐增多起来,但都是本科院校的相关研究,最早有关高职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论文发表于1999年的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期刊,2008年第1篇硕士论文发表,至此有关高职学生创新培养研究方面的论文逐渐热起来。可见高职院校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研究潜力很大。
从研究角度看,普遍认为高职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很有意义,但也存在很多问题,据此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何小青[1]认为学生的个性发展关乎学生的创新能力,高职院校要从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好奇心、想象力、挑战性、意志力、进取心等六个方面的创造性入手,构建有利于实施创新个性培养的高职教育体系。孔英[2]提出创新能力的培养应从创新第二课堂活动,设置创新情景,培养创新技能、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方式,强化技能训练和突出创新能力的考查等方面入手。汤云珠[3]指出职业学校要注重教师队伍建设,改革教学模式,营造民主氛围,切实建立和完善校企合作基地,形成多元化的办学体制。吴兴富[4]强调必须从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注重培养自己的创新技能,重视动手能力和自身素质的培养,培养自己的问题意识、积极学习和积累社会科学的宽厚基础知识等几个方面培养创新能力。
二、高职院校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研究的主要内容
1.创新及创新能力的内涵
对于创新及创新能力内涵的界定,不同研究者根据不同的领域有不同认识,陈霞[5]认为创新的字面意思是更新、出心与改变等,其基本内涵是指人们在特定的环境中为满足个人、集体或社会需求而进行的改进或创造新事物、新方法、新环境等活动及其获得的有益效果。温江寒[6]认为创新能力中最重要的心理品质和能力有三个方面:一是创新精神,即在创新活动中高度的劳动热情、自信心、独立思考的品质和探索精神;二是创造性思维,即在创新过程中的思维,它是创新活动的核心;三是实践、动手能力。何勇向[7]认为创新能力应该由强烈的创新意识,健康的个性和独立性,良好的智力,结构合理的知识积累,创造性思维能力等因素构成。陈青[8]认为创新能力是指为达到某一目标,综合运用所掌握的知识,通过分析、解决问题,获得新颖的、独创的、具有社会价值的精神和物质财富的能力。
2.创新能力培养的途径
(1)高职院校大学生创新教育模式的理论研究
我国高职教育在20世纪末才开始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与国外职业教育相比相对滞后,在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方面的理论研究也相对不成熟,刘滨滨[9]认为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关键在于构建适用于创新教育的课程体系,重新架构教育评价体系的内容和优化教师队伍等方面的内容。杭国英[10]强调建立人文与素质教育系列课程、增强创业教育课程、开发创新思维训练系列课程、扶持科技创新活动课程“四位一体”的培养系列课程。强伟纲[11]强调要将创新教育与素质教育相互渗透,构建专业能力与创新能力双维度培养的课程体系。胡清认为课程设置应以普适创新素质课程为基础,以专业技术创新课程为提升,以开放式活动课程为拓展,构建多层次的课程体系。陈涛[13]通过考察高职院校的实践活动,根据培养平台的不同,将目前高职院校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具体做法概括为四种模式:教学实践结合型培养模式、产学研结合型培养模式、依托科研项目型培养模式、分层递进式培养模式,高职院校可以根据自身的优势和不足,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一种或者组合几种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模式。有学者认为,当前推动高职创新教育的关键是建立合理的创新课程体系。
(2)我国高职院校创新能力培养模式研究
近年来高职创新培养研究领域不断扩大,深度逐渐增加,目前有代表性的培养模式有:
①以项目驱动的三元制创新培养模式;依托由学校、校办生产基地和社会企业三方联动的专家工作室,以课题项目驱动,整合不同学科资源,将校外元素引入校内学习活动中,使产品研发与课堂教学内容结合,项目实施与专业技能操作相结合,使学校的教学紧跟企业和社会的发展变化,学生的创新能力得到了全面发展;
②自主成长、环境优化和多元融合的培养模式,尊重学生自主成长规律,让学生自己做学习的主人,激发学生的优秀潜能,优化校园文化氛围,培育有效的创新教育环境,整合多方优势资源,取长补短[;
③基于创客空间的运行模式,创设创新工坊,为学生创新提供各类工具、仪器、材料等,对有创新意愿、创新意识的学生开放,同时还开展各类创新创业活动,为学生营造轻松的创新氛围,培育创客文化;
④基于三育人教育理念的培养模式,打造创新校园文化、建立文化创意基地、构建“三化”创新教育体系,通过复合育人推动创新创业教育;
⑤“二进、三做、四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二进是企业项目进课程,企业人员进课堂,三做是实施项目引领、旧案新作、实案真做,实现教室和实训室结合,办公室和工作室结合,教学与社会服务结合的“四结合”;
⑥“五课堂联动”的人才培养机制;围绕课堂教学、学生专业社团、工作室、合作企业及虚拟公司,形成第一、二、三、四、五课堂的“五课堂联动”机制,多层次的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与创新创业能力;以上创新培养模式都是各学校结合各自的专业特点开展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而成,每一种培养模式都有成功的案例和可借鉴的经验,当然也存在有待完善和改进的地方,需要我们不断深入研究,总结形成系统完善的培养体系。
3.高职创新教育存在的问题
学者们对高职创新型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徐艳琴[20]通过调查认为缺乏对创新的认识,缺乏系统的教育,创新教育形式单一,创新教育课程体系不完善,师资缺乏等。瞿丹英认为一是缺乏校园创新文化,教师仍以知识传授为主,未能形成开放性、研究性的校园文化氛围;二是缺乏创新教育培养计划,不能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三是学生缺乏创新原动力,满足于常规学习;四是创新教育体制不完善,大多数高职院校局限于组织各种课外活动,技能竞赛等,尽管对创新教育起到积极作用,但其往往缺乏系统性和持续性,难以形成长效机制。还有学者集创新理念、创新实践和创新能力为主要内容的教材尚处于开发阶段,缺少可模仿的创新案例,缺乏对学生创新激情的适当引导[22]。李文芳[23]将我国高职创新教育存在的问题归结为以下方面:①较多专注局部创新能力的培养,没有从职业发展的角度构建一个完整的创新培育体系;②缺乏实施考核和效果评价;③学生处于被动地位,抑制学生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④重视相关理论的研究,导致理论与实践脱节等。
4.解决创新教育中存在问题的策略
针对目前我国高职学生创新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很多学者和专家都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①以创新能力培养和社会需求导向为主线,重构专业课程体系,将创新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融合;②搜集整理创新素材,形成创新案例集,开展创新项目剖析、指导、创新技能训练及实践等;③深化教学改革,将信息技术融入教学中,改变教学方法,让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探究;④依托政行企校深度融合,积极打造校园众创空间;⑤鼓励学生通过参与科技社团、技能竞赛、社会实践等活动提高自己的创新能力,培养创新品质;⑥制定合理有效的创新培养考核体系;⑦提高教师自身的创新能力[24]。此外高职院校要更新教育理念,充分认识到创新能力培养的意义,将其纳入人才培养方案,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引导、激励学生创新,并通过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提高学生创业、就业与职业发展能力。
三、结语
从高职院校自身发展、学生长远职业生涯角度考虑,加强高职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是高职教学的重要使命。纵观近年来高职创新教育的发展情况,研究总体上表现为认识不断深化,视角不断拓宽,范围不断扩大,从以往的多数以定性的理论分析、探讨为主,向创新培养体系的构建、实践应用及效果分析等方面转变,越来越贴近实际,对于高职创新型人才培养产生一定的实际效果,但距离高职创新教育的目标要求还相差甚远;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不可能在短期内形成一个合理有效的培养机制和培养模式,高职院校创新教育的发展需要政府、高校和社会组织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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