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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音乐是我们自己的精神文化,不论是否“申遗”,它都是我们世代相传、不可丢弃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自觉保护这份遗产。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 :浅谈加强中国传统音乐保护,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的论文;具体内容如下,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的国家,每个民族都创造了自己灿烂的音乐文化.历经漫长的岁月而保存至今,并积淀了丰厚的传统,成为一座传统音乐文化的宝库。历代以来.各族人民一直传承和发展着自己的文化。可以说,我国音乐文化本身就是由多元文化组成的大文化集合。近代以来世事巨变,传统文化艺术的保护和发展空前严峻,连连遭受重大损失。内外战乱、强敌入侵等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以及西方音乐的大量涌入,使得人们学习、接收和欣赏音乐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传统音乐也遇到了无数巨大的新挑战。
当前.随着全球现代化进程加速和世界经济一体化逐渐形成,由于世界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存在着很大差异,如何平等相处和交往便成为一个重大问题。在发达国家,有一种以强势经济为后盾的强势文化主宰世界的趋势,使得部分国家的传统文化受到了越来越严重的冲击,有些已经濒临。特别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这种现象更为明显。为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更好地展示全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促进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从而为人类的发展创造一个更好的文化生存空间,在2001年的联合国文明对话年活动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31届会议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化宣言》,宣言认为文化多样化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
因此,加大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力度(尤其是濒临消亡的传统文化),及时地抢救和保护处于生存困境中的文化遗产。成为时代赋予世界各国非常紧迫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正视当代传统文化发展中的危机意识。实际上,我们要认识到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既有同步的一面又有独立的一面.任何以牺牲文化建设来进行经济建设的做法都是万万不可取的。
在中华文化已有的各种传承方式中,努力建立一种严格意义的“原样保存”模式,不仅仅是借用今天的录音、录像、书籍记录等现代化保存手段,记录下传统的“此刻”状态,更重要的是培养一种发自内心对传统的尊重和珍惜。为当代及后代负责的态度,以树立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尽可能地将传统原样保存和继承。此外,我们还可以借鉴世界许多国家和民族在保存自己文化遗产过程中所积累的成功经验。任何轻言“创新”都是很危险的.只把传统看成“创新”的垫脚石.更是非常可笑的。马克思指出,传统文化的优秀作品.永远起着后人难以企及的不可代替的“典范作用”。
随着世界多元文化思想的不断传播,我国政府加大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力度,喜讯捷传。我国的昆曲艺术、古琴艺术、蒙古长调民歌(与蒙古国共同申报)和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先后入选联合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我们在为中华民族有如此灿烂丰富的文化遗产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之余,也必须清醒地看到,随着人们传统生存环境的改变和文化选择多元的冲击,部分传统音乐文化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严重影响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生存与发展,使在风雨飘零中的传统音乐受到了历史性的挑战。我们没有理由不将这些遗产保护好、管理好、传承好。
近年.国家针对传统文化流失严重的现象,采取了相关的保护政策。2005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进一步阐述了我国政府对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及总体目标,大大推动了对包括中国传统音乐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发展的力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针为:“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并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作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2006年5月,国务院公布了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有史以来,官方大规模地保护传统文化正深入发展。
此后,部分专家认为“申遗”是保护传统文化的最好手段,特别是在地方政府中也有这种想法。而一些地方政府却往往借文化的招牌招商引资,其结果是“政绩”有了,实际上并没有达到真正保护文化遗产的目的。如果仅仅通过“申遗”来保护文化遗产.将对传统音乐的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我国的传统文化浩如烟海,如只通过“申遗”保护,则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完成。“申遗”是一种手段,保护文化才是最终目的。保护文化遗产的手段多种多样.不能在“申遗”这一棵树上“吊死”。
传统音乐是我们自己的精神文化,不论是否“申遗”,它都是我们世代相传、不可丢弃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自觉保护这份遗产。人们最初是自发学习和传承传统音乐的,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一直延续至今。如今,乐师们已清醒地认识到传承后继乏人,只要有人习之,他们便竭尽全力“传道、授业、解惑也”。政府的帮扶有利于乐社的发展,但传统音乐始终是生于民间,长于民间,服务于民间的,传统音乐的发展离不开民间。我们认为,政府的积极、正确引导有利于传统音乐的健康发展。乐师不仅要推动乐社发展.而且要自觉保护祖上留下的音乐文化,积极招纳、吸引新成员加入乐社,培养新会员和知音,因为人们的需要是传统音乐真正存在的价值。
总之.处于自发状态下的传统音乐人.不但要自醒,而且要自觉保护传统文化,要有一种对传统文化发自内心的尊敬和珍惜.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子孙负责.尽可能将这份遗产“原样”传承下去。
历经岁月的洗礼而保存下来的传统音乐.虽然在当代急剧变化的浪潮下,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冷遇.但依然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河北省徐水县迁民庄南乐会“无论是来自外界的压力或是隐存于内部的危机,都从未令它放弃过生存的希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善于利用各种变体巧妙地维持自己的生存与发展”。E2]河北省高碑店市虽紧邻京郊,尤其是部分大型企业人住该市后,使得其经济快速发展,但城郊的虎贲峄南乐会依然茁壮成长。另外,在经济发达的广东,民间乐社遍地开花,尤其在广州,以及广州附近的番禺、佛山、中山等地较为兴盛,“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番禺区有大大小小的民间乐社60个”,它们依然活跃在民问社区。因此说,中国传统音乐依旧前景光明。并随着经济的发展将进一步壮大。并非有些学者所担心的那样——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逐步消亡。
然而,在部分地区,民间乐社不能正常参与活动,甚至有些乐社已经陷人瘫痪的境地,这也是~个不争的事实。中国艺术研究院张振涛研究员在1993年至1996年采访的冀中地区55家乐社中有8家乐社已经瘫痪,占总数的15%,相当于有1/7的民间传统乐社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时至今日,更多的传统乐社不能正常活动。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现实,加强保护处于困境中的民间乐社和那些承载着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的民间乐师。冯骥才曾对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说:“每一分钟都有遗产在消失.文化就是我们的生命。”“有些没有文字记载的遗产,全靠实物和传人,实物、传人一旦消失,这些遗产也就随之消失。”因此,必须正视当代传统文化发展中的危机意识,必须加大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力度。
当前,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好形势之下,各地政府应该提倡和积极引导,让农民做新农村文化的主角,正确合理地开发中国蕴藏的乡土文化资源,激发乡土文化的活力,这对传统音乐文化的延续无疑将会起到积极作用。我们相信,随着政府和民众保护古乐的意识越来越强烈,中国传统音乐的复兴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实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真正到来之时.中华文化将成为世界多元文化“大家庭”中一枝美丽的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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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音乐是外来之物,从认识到研究有一定的难度,建国以来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之路是曲折的,在不同时期的学术研究都出现了不同的特点,这和当时的历史背景、种植环境密切相关,还和当时的哲学思潮、文化氛围密不可分,并深受其影响。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建国后我国对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历程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建国后我国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基础上是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分别为发展的初期、沉寂期、苏醒期以及繁荣期,通过对这一段时间西方音乐史发展历史的研究,可以让我们总结经验教训,避免错误,完善音乐史的学科体系结构,为我们更好的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构建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西方音乐史 初期 沉寂期 苏醒期 繁荣期
建国后我国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也被称为现代西方音乐史的研究,由于政治、经济等历史原因,我们在建国以后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走了一段相当曲折的道路,它的发展与当时所处的哲学思想的变迁,历史文化的介入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们在这里对这段时间的分析有助于对以后我们在研究西方音乐史的时候能够总结教训,建立完善的研究体系。我们对建国以后的西方音乐史研究历程的研究,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对历史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梳理和归纳,在研究的过程中可以总结经验,完善体系结构,对今后我们的西方音乐史的研究有了一个保障和促进作用。
一、我国对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初期阶段是从1949年建国开始至1966年“”止
这段时期经历了新中国从成立开始,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等方针和政策。此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它极需要对社会各个方面进行革新和研究。而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可谓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从1949年到1966年经历了17的时间,在这17年间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历程也是非常曲折的。前7年即1949年至1956年,党的方针和政策基本上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特别是与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了良好的外交关系,这对当时的中国来说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安定了国内的政治,这一切好的外部环境都对我们研究西方音乐史具有良好的保障。这在期间,我国创造了健康的学术氛围,建立了多所专业的音乐院校以及专业的音乐团体,如在1949年筹建中央音乐学院;1951年中央戏剧学院附属歌舞剧院正式成立;1952年中央歌舞团在北京开始首演。
对于地方院校及乐团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如在1953年于沈阳建立东北音乐专科学院等等。专业院校和乐团的建立为培养大批专业的优秀人才做出了具有的贡献,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建国以来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另外,我国还外派的一批优秀的留学生,他们前往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等具有良好外交的国家进行音乐交流和学习,他们对西方音乐史研究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从1956年后期至1966年期间,经历了大规模的“反右”、“大跃进”以及“右倾机会主义”等运动后,人们的思想僵化,特别是发生于1963年的“德彪西风波”对研究西方音乐史的影响尤为巨大,让“德彪西和德彪西以后的欧洲音乐在中国的外国音乐研究中几乎成了禁区,这种不正常状况一直延续到“”结束。”这段时间我国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可以说没有什么成果可言,虽然还有一些人在坚持着西方音乐史的研究,但其研究成果是微乎其微的。
总之,从建国后到“”前的这段时期,是我们新中国对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初期,也是对后来音乐史研究的一个积淀。无论是前期的积极的学习和发展,还是后期的停滞不前,我们都不能否认这段时间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所取得的成绩的。
这期间经历了十年“”。我们可以从孙继南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音乐大事记》中可以看到:“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开始。此后全国音乐院校陆续停课‘闹革命’,机关团体停止正常工作,音乐刊物停止出版。大批音乐工作者开始陷入灾难。”只是几句短短的介绍,就把当前的形势表述出来,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对文化研究已经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这十年间,我国几乎没有写作过一本西方音乐史的书籍,甚至连译著或是译文都没有提到过,所以至今,我们在谈到这个时期的西方音乐发展史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采用了不提或是一笔带过的状态。由于这种特殊的原因,导致了对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发展畸形,这也是在这种特殊形式下产生的特殊文化,我们应该看到这段时间对西方音乐史研究的负面影响,同时也应该看到这种影响也是对以后我们能够更好的对西方音乐史研究起到一个促进作用。
1976年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结束了长达十年的“”。从这时开始,人们又开始对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了重新的思考和探索。音乐工作者也怀着热烈的情怀重新投入了对音乐进行研究的工作之中,这也包括了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工作,同时,我国的教育事业也在这个新形势下蓬勃发展起来,这也是对我们的研究工作有着巨大的影响,良好的文化氛围让我们在西方音乐史的研究中有了很大的进步。
首先是对重要的音乐期刊恢复了发刊。让我们的音乐工作者们能把最新的研究情况通过期刊传递出来,还为我们进行学术交流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活跃了我国对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学术氛围。其次,是恢复高考。恢复专业音乐院校的招生,这对培养专业的音乐人才有着巨大的贡献,并让这些新生力量渐渐地成为对西方音乐史研究的生力军,对西方音乐史学习中的新思想、新观念有了更好的研究和发展。最后是学术研讨会的广泛召开。这更是促进了对各方面进行学术交流、学术研讨开辟了新的天地。总体来说,这是我国的西方音乐史研究的苏醒时期,在这个阶段中,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已经逐渐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有了明确的西方音乐专史的研究,为日后的音乐史研究铺上了重要的奠基石。
在这一时期,最大的理论焦点就在于“新潮音乐”与“流行音乐”为中心展开的讨论。“新潮音乐”是指采用西方现代的作曲技法创作的现代新型音乐的模式,这种模式不仅是从音乐作曲技法开展的,还从更深层次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和价值观等视角来对“新潮音乐”展开讨论。自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开始,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就开始迅速发展起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逐渐成为了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后,政治环境进一步得到了开放,经济也大幅度的提高,这为我们的西方音乐史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基础,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启了对西方音乐史研究的新篇章。
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我国对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学术队伍已经壮大到专业的音乐院校教学人员、具有专业研究的研究生以及从事教育事业的高等师范院校的西方音乐史教师等等。这些研究人员都是从改革开放之后,国内外培养出来的专门研究西方音乐史研究人员,大批的新生力量在各自的岗位上进行研究和传播的工作,从1990年至今,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工作已经达到了空前繁荣,其研究成果也是这几个时期以来最多的,论文、专著都具有专业的深度和广度,并开拓了相关学科的发展。其研究成果可以从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首先是专业性的著作类成果。其次是由高等师范院校的关于西方音乐史教师为了教学需要而自行编写的具有实用性的西方音乐史教材,这一类的著作具有全面的,系统性的撰写方式,使学生能够更准确地掌握知识点和对史料性材料的认知。最后是关于对外国优秀的西方音乐史专著的翻译类成果,这是对以往音乐史的一种重大补充,丰富了我国对西方音乐史研究的成果。
总之,我们在总结和探讨建国后我国对西方音乐史研究历程的探索,不仅能从历史的角度对西方音乐史进行总结,还可以从中吸取以往的错误和经验,并能够让我们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走的更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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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西方现代音乐个性创新
论文摘要:现代西方音乐文化的个性张扬已达极致,出现了纷繁多变的各种音乐表现形式。从表面来看,这种个性化与传统的音乐相比已面目全非。但从历史的角度审视,现代西方音乐的个性发展和西方音乐的传统历史有着必然的联系。
20世纪的西方音乐在不同思想文化背景和不同音乐观念的支配下,出现了流派纷呈、风格各异的现象。一些作曲家出于对旧世界的反叛和对新音乐的探索,在旋律、调性、节奏、配器、曲式等方面创立了与传统手法有天壤之别的新样式,形成了新古典主义、表现主义及微分音乐、噪音音乐、序列音乐、电子音乐、偶然音乐、拼贴音乐、新调性音乐等形式。
这些纷呈各异的音乐形式之产生,与具有创造才能的音乐家是分不开的。意大利作曲家、钢琴家布索尼宣称:“有创造力的艺术家的职责始终是创造规则,而不是沿用已有的规则。只会沿用旧规则的人决不能成为一个创造者。”法国作曲家瓦莱斯终身只追求两件事:一是解放声音和音响;二是寻找新的声源。表现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勋伯格提出“作曲家力求达到的唯一的、最大的目标就是表现他自己”的观念。正因为音乐家有求异的观念,才有创新的形式产生,才使音乐表现形式得以丰富,音乐语言得以发展。
在现代西方音乐文化中,音乐家的个人创造及个性表现的充分张扬,有其特殊的历史文化原因。早在古希腊时期,音乐在知识领域就占有重要的地位。音乐一开始便与哲理性、科学性相结合。西方的这种科学探索精神反映在音乐创造中,就是历代作曲技法的积累、创新和发展;而作曲技法的创新发展又决定了音乐风格的变换交替。
到公元9世纪左右,因为基督教迅速发展的需要,教堂得到大规模的兴建,教会合唱团的发展以及管风琴的诞生等,共同促使最具逻辑性和理性思维的新的音乐形式—复调音乐的产生。复调的创作可以认为是中世纪个人理性创造的雏形。在这一时期,一方面基督教音乐继续发展;另一方面,欧洲封建王国逐渐形成并强大,以骑士音乐为代表的世俗音乐开始兴盛。中世纪后期,人们对教皇与教会的怀疑和思想的离心倾向,导致了音乐的创新与发展。当时,以法国作曲家马肖(Machaut,约1300——1377)为代表的所谓“新艺术”,在音乐内容、音乐技术方面(节奏、记谱的系统化)接受了以往“古艺术”中被认为“不正确”“不完美”的东西(节奏的“二分法”等)。中世纪对音乐情感严格控制,把音乐视为“思”,这种观念与“音乐”格格不人。从马肖开始(包括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否定了宗教对音乐的偏见,主张音乐应当传达感情体验。当然,这种发展变化从历史的角度看是缓慢的,而不是价值的突然逆转。可以说,中世纪时期是一个多种音乐风格并存发展的时期。
在文艺复兴时期,音乐文化领域像其他领域一样,人文思想得到发扬,人们重新思考音乐的目的。作曲家着意去协调乐曲与诗的协和关系,遵循语言的节奏。这些都使当时的音乐创作获得了新的发展,包括形式上的创新。如使用红黑相间的音符、复杂巧妙的记谱等。在文艺复兴时期,人的个性意识开始得到展现。音乐的多形式、多风格已有较大的发展。从“伪音”的应用开始,作曲家们给演奏(唱)者以一定的自由。发展至巴罗克时期,音乐艺术与建筑艺术、绘画艺术、雕塑艺术一样,风格有了显著变化。歌剧诞生,器乐曲作为独立体裁;复调音乐风格逐渐向主调音乐风格转移;大小调式逐渐取代教会调式;大量新的音乐体裁不断出现。在当时的音乐探索中,那些在和声、曲式、旋律方面的新手法又一次成为较稳定的、具有某种普适性的音乐语言。
到了18世纪中下叶,随着工业革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启蒙思想的传播及法国大革命的冲击,人道主义、个性解放及“人权、自由、平等”的理念又一次推动了人本身的解放。新崛起的中产阶级涌向剧场和音乐厅,提出了新的文化要求。艺术的大众化为音乐家成为独立艺术家提供了条件。莫扎特与大主教的决裂,贝多芬的博爱、平等及斗争精神,是这一时期音乐家个人意义、个人自尊在音乐文化上得到高度强化的典型代表。在他们的作品中,个性化思想得到进一步体现。
到了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使得个性意识又得到进一步发展。自由竞争取代了世袭制,追求自由、崇尚个人主义成为这一时期的时代精神。作曲家在崇尚自由的环境中自觉地追求个性风格,主观幻想性、抒情性、自传性及个人心理刻划已是创作的首要特征。比如卢梭就说:“我和我见过的所有人都不同,如果我不是最好,至少是不同。”帕格尼尼说:“我避免一切平庸。”多种音乐体裁在这一时期得到全部的呈现。与传统差异更大的印象主义音乐产生了。朦胧的色彩,模糊的轮廓,难以分辨的色调变化,注重细腻的听觉和感觉,淡漠内容,是印象派音乐的标志。印象主义音乐是对传统的挑战,同时也是对未来的呼唤,是20世纪音乐许多重要特点的近源。
纵观西方音乐发展轨迹,可清楚看出:文艺复兴否定中世纪,希望有古代的自由;古典时期否定巴罗克,憧憬古代的静穆;浪漫主义时期否定古典,强调主观个人感受。而20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及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西方音乐在某些方面达到了否定传统的顶点,在音高、节奏、音色、力度、组织结构等方面均有空前突破。尤其经过浪漫主义音乐的百年发展,20世纪的音乐家已不满足于表现感情的夸张及演奏上的炫技性。他们在思想观念上和作曲技术上都需要新突破,呈现出对新因素的追求。他们所强调的“个性”不仅表现在内容上,还体现在作品赋予演奏家以充分的自由度和给听众以充分的、无边的想象上。音乐家强调个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出现了一批批竭力主张打破一切传统音乐准则、使用新的方法和新的材料作曲、不断标新立异的先锋作曲家。一些人崇尚理性思维,从事有序化、定量化的创作实践;另一些人则强调音乐创作的直觉性,采用不同于传统的音响(噪音、生活音响、电子音响,……)素材进行创作,从而呈现出音乐史上风格变化最剧烈、最蓬勃,也最令人目不暇接、疑虑重重的景象。而这一切都是音乐史上自律与他律交替发展的结果,也是理性与感性交替发展的结果。
因此,20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在继承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具有开创性的音乐历.史新时期、新形式—新古典主义、表现主义、偶然音乐、拼贴音乐、音色音乐,等等。这种多样化音乐风格的产生,是音乐文化的延续,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西方音乐文化从古希腊发展至今的重要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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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音乐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地进步。电子音乐为我们在音乐与科技之间构建了一道桥梁。不过任何一门新兴的学科都需要不断地发展和进步来巩固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因此,中国的电子音乐发展起步较晚,我们在今后电子音乐发展的过程中,要不断地审视自己的实际情况,准确的定位,面向未来,充分地把我国电子音乐发展不断推向前进。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电子音乐的创作与发展趋势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音乐是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电子音乐是音乐与现代科学技术结合的产物,它对于传统音乐是一次创新,突破了传统模式,随着时代的进步,电子音乐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本文对电子音乐的发展进行了阐述,对比了传统音乐与电子音乐的不同点,探索了电子音乐这种高科技的产物在中国的发展。
关键词:电子音乐 计算机 创新
音乐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电子音乐却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尤其是电子计算机的出现,电子音乐是音乐创作结合计算机的技术,形成一种在计算机平台上发展的新的音乐形式。这种音乐形式不是以传统的乐器为创作工具,而是依靠点自己算计或者电子设备,通过一定程序就能创作出新的作品。对于传统的音乐是一次大的冲击,因而最初不被人们所接受。随着文化的发展,电子技术走进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和认可电子音乐。
相对比发达国家,我国电子音乐起步比较晚,特别是电子音乐是受制于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同时我国电子音乐的发展与传统音乐有着密切联系,分析传统音乐与电子音乐的关系,可以为创作更多我国本土特色的电子音乐提供参照。欧美等发达国家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媒介,经历了从磁带音乐、合成音乐,逐步形成现代的电子音乐的历程。今天电子计算机已经走进我们的生活,给我们带来了无法想象的便利和效率,当音乐与计算机技术结合,创新出电子音乐,更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感受和震撼。
最初电子音乐主要是模拟录音技术,之后不断接纳新的理念,加入新的技术。计算机在我国发展比较晚,但是利用这个平台,建立起来的音乐有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网络的发展推动电子音乐不断革新,信息的快速交流让创作者有了更广阔的共享资源。
我国直到九十年代才在把部分高校开展电子音乐试点专业,并且最初还是以专科起步,之后两年才建立本科专业。到目前各大院校都已经普遍开设了电子音乐的硕士点进行电子音乐的教学研究。
(一)传统音乐的创作特点
我国有几千年的文化,音乐的发展也有着独特的背景,形成了早期的传统音乐。由于深受中国历史文化影响,音乐无论从律制、音阶还是乐谱上都不同于西方音乐。传统音乐的创作手法和思想受到我国审美观和哲学等方面的影响,形成了中国传统音乐独特的特色。中国传统音乐从各个方面发展出来,有从民间发展的原生态音乐,也有一些知识分子集中了现实和文化气息创作的文人音乐,以及宗教在发展过程中形成自己独特的音乐,还有在封建社会宫廷中形成的宫廷音乐等等,这些音乐都承载着浓浓的历史气息。可以看出这些传统音乐创作上尤其自己的特点:首先其创作结构上的模糊性,并不像西方音乐那样有明显的块状组合,基本上都是连贯创作,偏感性而很少理性思考。缺少西方的明显的主题脉络和创作动机;其次,渐变性也是中国传统音乐的创作中一大特点。环环相扣的连贯性创作,在布局上体现出明显的渐变性的特点,很少出现速度的剧烈改变,而是逐渐改变。另外,中国传统音乐自由的创作手法也比较鲜明,并不受到逻辑思维的禁锢,而是随着心情和情感去创作,展现了中国传统音乐创作者内心对和平和生命的呵护。
(二)我国电子音乐的特点
我国电子音乐是在传统音乐基础上,深受传统音乐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有其自己独特的特点:
1.有传统乐器的影子。我国传统乐器较多,如笛子、琵琶、古筝等,电子音乐创作者在利用电子信息技术创作中与传统乐器结合,形成了创作的一大特点。
2.与美学和艺术结合。中国古老的文化,集中了儒家、道家和法家的思想,“和”的美学观点。而中国诗词博大精深,很早中国音乐就与诗词联系在一起,无不体现出流动的美感。电子音乐继承和发扬了这种美。
3.电子音乐的民族性。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在音乐创作上不断展示出民族特点和优势,不难发现,在我国很多电子作品中都体现了民族个性。
电子音乐在我国起步较晚,虽然在接受国内外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却还由于自身的限制,遇到很多障碍和问题。
(一)缺少专业教育方面的人才和机构
我国高校设置电子音乐的专业课程才20年左右时间,而西方国家有几十年历史,与之相比,我们国家在专业教育方面显得十分不足。我国培养电子音乐的专业人才缺乏,与国外发达国家电子音乐教育方面差距很大,不管在专业的设置上、师资力量、还是电子音乐的普及上,这些不足都影响着我国电子音乐教育的发展。尤其是教育的教师,多半都不是科班出身,教学经验少,人员素质参差不齐,达不到教学的预期要求。众多的教师中,创作方面的教育更是无法与西方国家相比,大部分凭借理论知识和兴趣去教学,严重妨碍电子音乐在我国的发展。
(二)教学硬件和环境不利于电子音乐发展
由于我国对于电子音乐的支持欠缺,一些音乐教学的硬件设施还比较陈旧,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教学环境在某种情况下对于学习效率有很大的影响,没有一个良好的教学环境,一些高校的电子音乐教学专业只能空乏讲解理论,没有实践环境支撑,教学效果低下。不能在教学中接触到软件和器材,很难了解和熟悉电子音乐的操作流程,严重影响学生电子音乐的掌握程度。
(三)与社会发展有些脱节
当前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西方很多国家利用先进的设备和软件不断创作和更新,而我国在某种程度上因为设备和环境的落后,跟不上电子音乐的发展,特别是电子智能化,提高了电子创作的准确性和效率。但是这样的背景,会产生一批依靠电子计算机技术创作音乐的作品,这些作品主要是创作者依靠物理声音创作,脱离了社会发展,甚至与大众审美产生距离。好的音乐作品应该符合大众的需求,符合大众品味。
随着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国际上的共享程度加强,人们在不断地扩充自己的知识体系,电子音乐的人才为了与国际接轨,会不断加快自身建设步伐。我国电子音乐要发展,首先要从教育上开始,不断加大对电子音乐教学人才的培养,才能为电子音乐未来教育提供广阔的空间。
中国电子音乐发展,也必须得到国家的广泛支持,尤其教育的设备和环境的改善,除了专业素养的扎实,实际的操作和训练才是加强学习的最好途径。电脑、数码设备和电子录音设备必不可少,而这些都需要国家投入大量的物力支持,给予相应的配套教学设备。虽然目前我国国内的大中专院校已经建立了音乐实验室,但是硬件的缺乏,难以适应当前电子音乐发展的大趋势,只有在科技进步的时代,跟上时代步伐,才能适应时代对电子音乐的需求。
另外,电子音乐要发展,必须加大电子音乐科研投入。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在电子音乐领域出现前所未有的创新环境,网络环境给科研实验室提供了新的途径和平台,依靠网络,借鉴国际上已有的科研基础,不断发展和创新电子音乐,结合其他专业,形成学科的交叉和融合,让电子音乐的发展更符合时代和社会的需求。希望广大音乐人员和电子音乐爱好者适应时代、大众化为基础,创作出大量具有本民族特色可听性的电子音乐作品。
张宏,渤海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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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是蒙古族传统音乐的前提条件;冲突是蒙古族传统音乐的必经过程;互补是蒙古族传统音乐的发展趋势;变革是蒙古族传统音乐的必然结果。民俗社会的艺术动力孕育雏型期的蒙古族传统音乐;发展变革的时代活力形成繁盛期的蒙古族传统音乐;民族人文的互补潜力发展创新期的蒙古族传统音乐。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蒙古族传统音乐传承研究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蒙古族传统音乐传承研究分析全文如下:
摘要:传统文化是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积累和变化的结果。在时代不断地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正在不断地进行着碰撞。时代在不断的进步,人们的审美观点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思想和现代的思想不断地进行交流与融合,使得传统的文化不断地得到传承。传承蒙古族传统音乐得以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式,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有不断地传承才能保证传统音乐一直得到继承和发扬。
传承是历史、当代的范畴。传承主体的代际状态通常处于该范畴的核心地位。任何有活力、有前景的传承,都是发展、变化着的。并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不断得以创新。这样,就可能使一个民族的艺术真正存活于人们的现实生活中,进而充分显示其独特的美学价值与精神力量。蒙古族传统音乐既是历史的积淀和存在的反映,又是不断变化发展的音乐文化事象。它的发展离不开时代特定的现实,在历史中形成并在现实中得到丰富和发展,是历史性和现实性的统一。
1 研究蒙古族传统音乐的现实意义
历年来,蒙古族音乐都在中国的音乐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许多的人对传统文化产生了质疑,使得传统的音乐受到遗弃。同时,传统的老一辈艺人不断的去世,大部分的传统音乐已经没有原来的面貌,失去了其本来定的面貌。在通过一些调查和分析我们可以很清晰的发现现阶段传统音乐的现状。很多的优秀文化得不到有效的传播,随着老一辈艺人的辞世,许多的传统音乐没有继承人进行相关传承,也没有相关的一些机构对这些传统的文化进行补救式的传承,只是依靠一些音乐的爱好者和传统的艺人对传统的音乐进行默默的坚守。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人员的缺失使得一些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流失,给传统文化带来非常大的损失。同时,因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在进行传承的过程中还是采用较为落后的手段,一般就是对徒弟进行口头上的言传身教,这样的方式有其自身的优势,可以保留传统音乐的本来面貌。但是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因为这种方式是较为私密性的方式,一般只是对几个人甚至一个人进行传授,是一种不开放的传授方式,这样就局限了传统的文化传承,使得其在传承的过程中受到一定的影响。
2 蒙古族传统音乐研究的现实意义
随着社会的进步,传统音乐的一些弊端不断地显现出来,毕竟时代在不断地发展,人们的思想在不断地进步,传统音乐因为更新的速度较慢在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较为落后的情况。因此,社会上就会出现一些对传统文化不认同的思想,甚至是排斥和抵制。认为传统的音乐是落后的、不开放的、较为愚昧的音乐。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传统都有其必要存在的因素,蒙古族传统音乐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得到传承本身肯定具有自身的优势。而且在发展中也不断地出现音乐方面的非常优秀的作品。任何的事情都具有两面性,传统的文化也不例外,本身来讲传统的音乐还是文化积淀的结果,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传统文化不断地吸收历史发展中的优秀成果,使得传统文化得到非常重要的发展。同时,在进行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坚守传统文化的底线,保持着传统文化的本来面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是各代的传统文化传承者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且,蒙古族的传统文化并不是一无是处,在其中存在着相当多的精华,只要加以变革就能够成为被大众接受的非常优秀的音乐,因此在进行蒙古族传统文化的传承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
1 与马存在着共鸣
在蒙古族中马是非常神圣的存在,是蒙古族的圣物。在蒙古族的发展工程中,不论是在内蒙古的周边还是在草原的内部,都有着对马的无限推崇,其本身的许多民谣和传统的音乐也是存在这许多对马的歌颂和表达。同时,通过蒙古的服饰和乐器也可以看出蒙古人民对马的喜爱。比如蒙古族的人民喜欢用带有马图样的饰品,他们的乐器也有很多的涉及到马的因素。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马头琴了,这个是蒙古族的代表乐器,据现今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早在蒙古建国的时候就存在宫廷的乐队中,是蒙古族较为特色的传统乐器之一。
一般来讲,马头琴由马骨组成琴干,在琴箱上面蒙上一层马皮,用来演奏的琴弦和琴弓都是有马尾制成,虽然只有两个弦索但是却能够发出较为空灵悠扬的琴声,表现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表现的形式也较为丰富多彩,在以游牧为主的蒙古族中是一种非常适合的演奏方式,具有较强的穿透力和共鸣,因此在以游牧为主较为粗犷的蒙古族人民的心中应该是较为容易得到传播。同时,蒙古族对于马的推崇还表现在其本身的文化上,在蒙古族的传统故事和童谣上,很多都是和马有关的内容,有关于马的传说在蒙古族的古典故事中占据着较为重要的比例,包括蒙古族的童谣中也是包含了大量的关于马的传说。
2 与其自身的游牧文化紧密结合
蒙古族的传统音乐是中国音乐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其音乐的表现形式不同于中原的文化,是游牧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大国来讲,蒙古族的传统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早期的传统音乐中,蒙古族的音乐占据着较为重要的地位,在一定的时期是非常流行的音乐表现形式。而且蒙古族的传统音乐本身就具有较高的文化成就,在音乐的表达上较为悠扬,充分的表现出草原民族对自由和生活的热爱和向往,相较于传统的中原文化来讲,更加的能够激发人们心中对自由的渴望。
在历史的不断发展过程中,蒙古族的传统音乐将本民族的风俗人情和传统民俗很好的融入到了其传统的音乐中去,是自己情感最真挚的表达。在蒙古的传统音乐中,许多的音乐曲调是非常的优美的,在音乐的情怀上主要是表达对自己民族的热爱和对父母的感恩兄弟的情感。草原的游牧生活相对来说是较为寂寞和较为枯燥的,所以蒙古族的传统音乐是无数的游牧人民在孤单寂寞的时候情感最真实的表达,,我们可以从中了解这些底层人民最真实的情感表达,这样的真情流露更加的能够表现出音乐的内涵。本身音乐作为一种情感的表达,就是需要投入真实的情感,这样的文化传承才有意义,传统的蒙古文化很好的做到了这一点并且融入了非常多的情感在其中,因此这样的传统文化是值得传承并且应该不断的进行传承的。
1 传承方式较为落后
在现阶段来讲,传统文化的传承还是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一般来讲传统音乐的传承是采用师徒的方式进行的,不像现代的文化传播是采用较为集中的大规模授课的方式,因此传统的教学方式就会较容易造成传统的音乐传承存在一定的问题。本身来讲这种传播的方式在一些方面的发展中就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因为传播的群体有限,有些真正有天赋学习传统音乐的人员因为传承方式的限制不能很好地进行学习甚至根本没有机会进行学习,而那些不一定有兴趣的人员却因为家族的压力或者是各种原因不得不对传统的音乐进行学习。众所周知,兴趣是学习新兴事物的基础,如果没有兴趣就算是学习的再好也无济于事,但是传统的音乐却因为本身传承方面的问题使得传统的音乐在传承上不能真正的得到大规模的传播,这是限制传统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不了解才会造成误解,因为自身的一些弊端使得传统的文化得不到社会的认可,这是一个积极悲剧的事实。
2 在进行发展传承的过程中没有与时俱进
时代在不断的进步,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音乐也要结合时代的发展进行相关的改进。毕竟社会的进步也是有其自身的价值的,还是值得传统的文化进行借鉴的。闭关自守会限制自身的发展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但是显然有些传统音乐的传承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是采用传统的传承方式按部就班的进行传承和发扬,但是时代使得人们的各种思想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传统的音乐在某些方面已经不再适合人们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因此在发展中的与时俱进是非常重要的。
3 国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稍显欠缺
目前来讲,对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国家在制定各项的规章制度方面还是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因为非物质遗产的保护本身就不像物质遗产是真实存在的事物,它只是相关的精神文化的一种传承,这样的文化遗产形式本身在保护上就会存在一些较为不便的因素,这个度很难较为清晰的把握。如果国家干预的太多,就会使传统的文化遭受一定的冲击,失去本来的内涵,如果干预的过少就会起不到较为良好的保护效果,所以国家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也是存在一定的难度的。而且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无形的遗产,在传承的方式和方法上也有自己的特点,这些都是其保护的时候需要注意和考虑的问题。
1 大力发展学校教育
音乐的教育对于音乐的传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传统的蒙古族音乐的传承基本上是靠口头传授的方式,在传承的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虽然这种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不可否认还是有其自身的优势存在的,毕竟这种方式在传统音乐的传承上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但是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对于这种方式也应该加以改进,要与时代进行结合,积极的引进现代的教育理念,采用学校教育的方式对传统音乐进行发扬。现代的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采用学校的教育,可以很好的聚集较为优秀的资源使得一些人才得以被发现。因为以往的家族或者是师徒的传播方式因为本身的范围很小,非常有可能造成真正的人才或者是有天赋的人员不能学习这些传统的音乐。而学校的教学方式相对来讲就较为广泛,它不仅可以面向社会召集一些对传统音乐较为感兴趣和有天赋的学生,同时还可以对传统的音乐进行普及,是一种较为优秀的文化的传播手段。
2 积极吸收现代的音乐元素
每一种音乐的传承都有自己的途径和手段,顺着自己的轨迹不断的发展。但是时代在不断的进步,因此在发展中也要不断的吸取一些新鲜的元素对传统的音乐加以改进,积极的和时代进行结合。因为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许多的传统思想和观念已经较为束缚现阶段的传统音乐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影响下,传统的音乐传承者应该不断的根据时代的特点对传统的音乐进行改进,保留其中重要的内涵和精华,对其中较为落后的部分进行改进和完善。这样不仅可以使传统文化的精髓得到较为完整的传播,也可以对其中较为落后的东西加以改进,使得传统文化保持较为长久的活力。
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发展在历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其传承非常重要。但是,传承的过程并不顺利,在发展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在以后的发展中要注意其传承的重要性,通过不同的手段对传统的文化进行保护,不仅要在音乐本身进行不断的改革和创新,还要国家的相关部门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保证其能够较为长久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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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期,音乐治疗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从西方传入中国,从而开始了音乐治疗学在中国的发展之路。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时期下中国音乐治疗学的发展和应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音乐治疗学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兴起于西方的一门交叉学科,并于改革开放时期传入了中国。伴随着社会的整体发展,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也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和肯定。鉴于此,本文从音乐治疗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谈起,并对其今后的发展前景和应用进行了具体分析,以期获得更加深刻和本质的认识。
关键词:音乐治疗学 发展历史 前景和应用
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历史中,音乐和医学一直都有着极深的渊源,素有“医艺同源”的说法。早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所以原始人经常手舞足蹈,念念有词,试图赶走病魔。虽然带有宗教和迷信的色彩,但却是医学和音乐最早的融合。此后历朝历代的文献和典故中,都经常出现一些利用音乐治疗疾病的事例。如中国第一部医书《黄帝内经》,就详细探讨了人体的心、肝、脾、肺、胃和音乐中宫、商、角、徵、羽五个音的相互关系。三国时期的音乐家嵇康在他的《养生论》中记载,一位公主在意外中双目使命,此后郁郁寡欢,没想到学会了演奏古琴后,心情却慢慢好转起来,最后高寿无疾而终。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也表示,自己在心烦的时候尤其喜欢听音乐,能够让自己的心情在瞬间好转。此外还有《吕氏春秋》、《西使记》等,都记载过音乐治疗的事例。而当代中国音乐治疗学的发展,开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音乐治疗学专家刘邦瑞教授,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音乐治疗学问题》的文章,让中国的音乐和医学工作者第一次认识了现代的音乐治疗学,并掀起了一股研究和应用的热潮。如张伯源、邱宜斌、杜青青、王旭东等,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索,并成立了中国音乐治疗学会,建立了长沙马王堆疗养院、北京回龙观医学院等多个实践基地,并在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等高校开设了相关课程。理论研究、临床应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全面开花。到今天,中国的音乐治疗学的研究队伍越来越壮大,治疗效果越来越明显,群众对其认可程度也越来越高,表现出了旺盛的发展势头。
(一)加强音乐治疗学科的自身建设
正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只有学科本身的完善和健全,才能对其应用打下良好的基础。因为音乐治疗学是一门年轻的、交叉的学科,所以在自身的学科建设上还有着多方面的不足。比如在全国范围内尚没有一个统一的培养和应用标准,高校或培训机构培养出来的人才水平层次不齐等等。以上种种,都严重阻碍了这门学科的应用和发展。所以引导其朝着科学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已经是刻不容缓。具体来说,首先要制定出一个全国统一的音乐治疗师职业资格认证标准和考核体系。所有的从业人员都要达到这个标准后才能上岗,使从业人员的技能和素质得到最根本的保障。其次是建立以高校为主阵地的人才培养基地。相对于其他培训机构来说,在高等教育中培养音乐治疗学人才,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应该在现有的基础上,按照从课题――方向――专业――学院的路线,继续推进音乐治疗学人才的高质量培养。再次是建立监督和管理音乐治疗学行业的学会机构。前文中提到的中国音乐治疗学会,侧重于理论研究,尚没有一个负责职业监督、认证、审核工作的机构。所以要尽快建立起该机构,以此来保障音乐治疗学行业能够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最后是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和渠道。高校是音乐治疗人才培养的主阵地,但并不是惟一的学习渠道和场所。应该给那些大学校园之外的,想要学习音乐治疗学的人以学习渠道和机会,比如可以和高校、医院、学会等机构练手,建立起较为固定的培训机构,定期展开培训和考核等。所以说,只有通过学科自身的健全和完善,才能真正保证这门学科的发展。这也是当下的中国音乐治疗学界的首要任务。
(二)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前文中提到,音乐治疗学在中国是有着悠久发展历史的,并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民族的审美习惯等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要在使音乐治疗学在中国得到更好地应用和发展,则必须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具体来说,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开发丰富的民族音乐资源。中国的民族音乐历史悠久,类型丰富。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与西方音乐相比,民族音乐在音乐审美风格上,无疑有着更强的认同力。所以应该将民族音乐视为是音乐治疗的重要资源,除了能够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外,还能够推动民族音乐的传承和发展,可谓是一举两得。对此音乐治疗师和理论研究机构,应该有选择的将民族音乐进行归纳和整理,使之成为一个个系列,并予以有针对性的运用。其次是挖掘市场的巨大潜力。音乐治疗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乃是人民群众对其的认同,所以开发音乐治疗的市场潜力也是尤为必要的。特别是从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自改革开放后,在物质和精神文化建设获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负面效应。
体现在人的心理和生理健康方面,则是人们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长期处于亚健康的状态,不少人都患有精神和心理等方面的疾病。在正是当代中国的真实写照,更是音乐治疗学大展身手的好机会,所以应该扩大音乐治疗学的应用层面,使之真正和普通群众结合起来,而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只有少数人才能享有的。最后是与中医相结合。中医是中国的特色医学,其作用和价值已无须赘述。因为音乐治疗学是从西方传入的,所以以西方医学理论为基础。而如果能够将其和中医相结合,则不但能够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而且还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同,推动音乐治疗学的普及和发展。比如中医讲究养生,对此就可以选用一些节奏舒缓、曲调圆润的民族音乐,来满足人们对静心静神的需要。所以说,只有做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才能从根本上推动音乐治疗学在中国的发展。
(三)扩展音乐治疗学的应用领域
2003年,美国音乐治疗学家罗伯特在中央音乐学院讲学时强调,当代西方的音乐治疗学领域,已经有了极大的扩展,涵盖智力缺陷、心理和情感障碍、听力和视力损伤、胎教等个多个方面。所以中国的音乐治疗学也应该与时俱进,扩展音乐治疗学的应用范围,使其作用和价值得到更加广泛地发挥。具体来说,包含医疗、心理、精神、教育、儿童发展、老年康复等多个类型。与之相配套,要加大对音乐治疗产品研发和推广的力度,比如可以把一些有着良好治疗效果的音乐加工成音像制品,并进入音像市场、广播电视市场等。还可以研发一些高科技的音乐治疗康复产品,如音乐电疗仪等。通过这种自上而下的完善,让音乐治疗的领域得到扩展,并在更广阔的市场中获得良好的信誉和竞争力。
(四)利用音乐治疗学解决普遍问题
中国有句俗语说得好,“好不好,看疗效”,只有亲眼看到和亲身经历过音乐治疗,才能对其作用有真正的认识和感受。而如何才能获得这种“亲身”的效果呢?结合当下的实际情况来看,利用音乐治疗解决一些当代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正是一条捷径所在。比如空巢老人问题。2010年前后,中国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达到了1.5亿人,占到了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随着生活环境的巨大变化,加之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使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只能独守空巢,因为长时间的封闭,使他们很容易产生孤独、抑郁和惆怅,严重影响了个人的身心健康和家庭和睦。
而针对这种情况,音乐治疗则有着自己的独到之处,其能够以一种潜移默化和润物无声的方式,作用于老年人的心理,对于缓解老年人的孤寂、焦虑等情绪有着显著的疗效,帮助老年人重新树立起自信心。而且对于那些体弱多病,需要加强锻炼的老年人,音乐还可以减少他们锻炼时的枯燥看和劳累感,使体育锻炼成为了一种趣味活动。此外还有独生子女问题、大学生就业问题,都是当代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而音乐治疗则正好有着独到的功效,通过对这些普遍问题的处理,能够让更多的人都认识和肯定音乐治疗,这对其普及和发展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综上所述,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算起,音乐治疗学在中国也已经有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历史,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默默无闻到多方关注的发展历程,并一步步表现出了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可以预见,其是有着广阔发展前景的。在下一步的工作中,首先要完善学科的自身建设,然后则是根据中国的实际状况,发挥出其在中国的特有优势,并通过解决一些普遍关注的问题,让更多人认识和感受到该学科的作用。也相信在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国音乐治疗学一定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本文为2014年度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中国音乐治疗学的发展及其应用》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14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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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马克思学说涉及领域之广,使得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分别都在自己的领域内对其进行阐释,因此还可以根据学科分工考察其内容。“马克思主义”一词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学说的总称在马克思在世时已经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末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曾广泛使用,但内容受到歪曲,马克思对此提出尖锐批评。恩格斯在80年代初开始使用“马克思主义”一词,并在1886年专门作了说明。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略论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前景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前景,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空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发展、完善的需要。文章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现状,分析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展的种种现实可能性,进而展望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展的广阔前景。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西方;前景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共运史发生了巨大的变故――苏东剧变。顷刻之间,整个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主义阵营顿时欢欣鼓舞,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力量受到严重挫折,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谷。在新的历史时期21世纪,世界发生了新的变化,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走入困境,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逐步崛起,再次鼓舞了世界人民,再次唤起了世界人民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追求。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前景,推进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保持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中国作为当今大国屹立于世界在意识形态方面所必须做出的重大举措。
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广阔发展前景,可以使社会各界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在苏联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后,尤其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解散,使人们失去了对社会发展前景的信心,几乎全世界掀起了反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声浪,不少人已经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过去式,在当代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我们对于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声浪无动于衷,那么很可能马克思主义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内真的会消亡了。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死死地教条,不是一成不变没有发展前景的理论,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实践的科学向导,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广阔发展前景,可以极大地增强社会各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世纪末出现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修正,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否定;20世纪中期出现了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甚至否定列宁;20世纪晚期苏联的发展面临困境,又出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新思维,放弃马克思主义,放弃科学社会主义。这一系列的变故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受到重创,使得社会各界不得不重新考虑马克思主义。面对变化多端的世界,社会各界都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怀疑,动摇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前景,促进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新发展,有利于回归马克思主义,有利于增强社会各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广阔发展前景,可以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进一步奠定基础。十九世纪,马克思主义诞生于欧洲,造就了一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出版了大量著作,为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资本主义世界逐步发生了新的变化,后继马克思主义者在这种新变化影响下开始分裂,形成当前西方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流派。虽然马克思主义分化成不同流派,但西方不同流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所取得的一些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如果我们能科学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前景,预测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展未来,逐步采取一些能够促进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展的措施,那么就会进一步奠定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展的基础。
当前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展的最新动态表现之一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生产资料所有制、产品分派和再分派、政治上层建筑、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发生了新变化,在社会思潮方面也有新的表现,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背景下有进一步的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书籍不断涌现;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和马克思主义进一步结合,并且形成新的流派,比如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欧洲共产主义等等。
当前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展的最新动态表现之二是,从欧洲到亚洲再到美洲的一系列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会议的召开。在这里列举一二,1995年9月末在法国巴黎首次召开了“国际马克思主义大会”,有来自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信仰者上千人参加会议,随后,法国的《人道报》刊登出《马克思引起了轰动》一文,让世界知道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他的生命力是强大的。2007年十月初,以“替代全球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与世界政治的选择”为议题的第五届国际马克思主义大会在法国巴黎召开,以不同的分议题举行了四次全体会议,另外还专门进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讨论。此外,马克思主义会议不定期的在欧洲、美洲其他国家召开。这些无不体现马克思主义在当前西方国家的最新动态。
马克思主义产生至今,不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还是在广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这是世人皆知的。但是,研究就会发现,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研究中面临较大困难,存在重大问题。
首先,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并存,这两种社会形态的国家有不同的意识形态,有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不同的意识形态存在相当程度的对抗、不同文化价值观存在相当程度的冲突。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为了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坚决抵制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马克思主义。
其次,在西方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之对这种变化做出不同反应的后继马克思主义者分化成不同流派,伯恩施坦“修正”主义首先对马克思主义提出异议,并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的“修正”。此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影响下,逐步动摇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各种流派不断出现,但是,他们的研究是片面的,没有采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很是片面。以至于当前西方国家学者不能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给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研究带来了困难。
第三,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研究马克思主义注重研究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注重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注重研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大大缩小,缺乏世界眼光、世界视域。对马克思主义的其他领域研究甚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够,更没有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前景,这种理论视域的忽略没能对马克思主义向西方国家发展起到作用。
以前的西方社会主义国家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放弃了多年努力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转而却发展资本主义。然而,当今人们不得不再次思考,为什么社会主义已经形成了强大的阵营,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巩固的情况下,却发生了国际工运史的巨大挫折;不得不再次思考,为什么日益崛起的中国,不仅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而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飞速发展。因此,在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越来越多,研究的领域越来越广,研究工作也越来越深入,他们希望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找到他们想要的答案。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基本有两大流派,一是美国“垄断资本学派”,二是“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垄断资本理论”是以垄断为中心的新的理论体系,在他们的《垄断资本》这本著作中阐述了“经济剩余”这一核心理论,得出结论是,在垄断资本主义运动趋势中,起主导作用的不再是利润率趋势下降的规律,而是“剩余增长的规律”,同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提供吸收增长的剩余所必需的、从而也使对这一制度平稳运行所必需的消费和投资的出路,造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停滞,最终导致垄断资本主义这种不合理的制度的死亡。后来奥康纳提出“国家的财政危机”理论,此理论指出国家通过资本费用社会化的方式增加了社会剩余(包括利润),但是产生的社会剩余并没有实现社会化,反而被私人占有,这种社会化的利润和私人占有的矛盾必然造成国家支出和国家收入的不平衡,即“国家的财政危机”,最后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不能解决这种矛盾,要想解决这种矛盾的最后出路就是社会主义。
曼德尔提出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些新变化反应了资本的基本运动规律和内在矛盾,也促使了资产阶级国家经济职能的加强。国家经济职能的加强,既顺应了资本积累和增值的需要,也加剧了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不可避免的就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危机的加剧,这种危机会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衰落。因此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废除是当前国际性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中心目标。
在西方,不只有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还有其他各种马克思主义学派从不同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社会批判理论”,并把这种批判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实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批判,后来受到科学的诱惑而发生了从批判性向科学性的转变,现在他们提出“社会批判理论”就是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理论的本质。这样的批判理论是建立在对资产阶级极权主义批判的基础之上,以抽象的异化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他们否定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力量,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改变了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状况,瓦解了无产阶级,认为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阶级已经被资产阶级“一体化”,认为当前的革命主体应该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被压迫者和现代工业社会中的新左派。
“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给予了高度评价,其学派代表人萨特说:“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远未衰竭,它还非常年亲,几乎还在童年,它的发展几乎刚刚开始。因此,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不可能被超越,因为产生它的历史条件还不曾被超越。”他批评“现代马克思主义者”教条化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割裂了理论和实践的联系,他还把辩证法看作“是一种方法和一种在对象中的运动”,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把西方哲学的方法引入到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试图通过现代数学、数理逻辑和模式结构等方法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还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欧洲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
马克思主义到底在西方能否存在,到底能否在西方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可以看看马克思在当代西方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当人类即将迈入21世纪的时候,英国广播公司(BBC)在全球范围内举行过一次“千年思想家”的网上评选活动。结果,卡尔?马克思位列榜首。时隔几年,进入新世纪,2005年英国广播公司再一次进行了“谁是当今英国人心目中最伟大哲学家”的调查活动,其结果是,马克思又以最高的得票率居于首位。
同是在2005年,德国《明镜》周刊也想英国一样,进行过一次在民间的民意调查,这次调查惊人的发现德国有一半以上的人民认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今天仍有意义”,他们也很向往社会主义。在有人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终结论”的今天,这个评选结果不能不发人深思,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当前在西方国家有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信仰马克思主义。正像上世纪我们的伟大领袖邓小平所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领袖的断言是科学的、超前的,当今马克思在西方的地位不是自封的,是历史发展的选择,是广大人民群众的选择。
资本主义从产生之初起就伴随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之后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其内部的矛盾一直不能解决,并且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发展。20世纪初,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激化,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结果先后诞生了15个社会主义国家;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给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几乎全面崩溃;20世纪90年代股市迅猛发展,而企业实际亏损,到2000年股市奔溃,资本主义经济衰退;2008年美国再度爆发经融危机,并影响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欧洲相继出现“次贷危机”。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而当代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哲学思想在一系列经济危机面前日益暴露出其理论上的局限性,他们不能解释、更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因此,他们转而研究马克思主义,以期求助于马克思主义解决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
要说求助于马克思主义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问题,首要表现应该是美国实行罗斯福“新政”,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爆发空前经济危机,美国罗斯福统统上台后,为了应对危机,要求国会授予广泛的行政权,进行国家调节和干预经济,相继推行了一系列措施,最终缓解了美国经济危机,使经济、社会恢复正常。再到2008年美国再度爆发影响恶劣的经济危机,美国同样用的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充分利用国家宏观调控挽救经济危机。相继与美国之后欧洲爆发的“次贷危机”,英国、德国、法国等欧盟国家,本国内的经济理论对于这场经济危机显得无济于事,他们向美国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后在国家干预经济后逐步使危机中的经济恢复正常。
综上所述,就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在世所说,马克思主义是无限发展的理论体系,他不是封闭的,需要后继马克思主义者继续发展,需要不断丰富。虽然当前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展面临困难、存在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在西方有越来越多的群众信仰马克思主义,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不同领域研究马克思主义,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社会问题。因此,在当前形势下,对于崛起中的中国来说,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前景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国,要想提高国际地位,增强国际影响力,就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这种意识形态能否在西方发展,研究如何能使西方国家和人民群众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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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音乐通史研究至今已逾半个多世纪。从20世纪30至40年代的萌芽,到50至60年代的初步形成,到70至90年代的恢复与发展,再到90年代末开始的学术化转型,经历了一个从政治实用化到学术化,从单一写作模式到多样化转变的过程。目前,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刻,我们应充分运用新知识和新方法,以促成学术的转型。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探讨中国近现代音乐通史研究历程及特点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从萌芽、初步形成、恢复与发展以及转型四个阶段,对中国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历程及不同阶段的特点进行了分析,以期为音乐文化的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音乐 通史研究 历程 特点
在我国,对于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开始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伴随着西方音乐文化的传入,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开始逐渐向着近代音乐文化转变,对中国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历程以特点进行探讨,对于促进音乐文化的转型和发展是非常必要的。这里主要从以下四个阶段,对其进行分析和讨论。
我国对于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萌芽于20世纪30-40年代,主要是针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历程的研究和论述。在1936年,李树化在《中国近现代艺术史》中,以19世纪欧洲“国民乐派”的兴起为参考,对西方音乐文化传入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音乐发展历程进行了评述,对中国音乐流布嬗变态势及发展格局等进行了分析,非常直观地体现出了作者对于中国近现代音乐与传统音乐之间差异性的认识。
之后,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创造性地开设了“新音乐运动史”课程,从当时社会背景和教学目的出发,出现了许多以左翼和救亡音乐的成长和发展为主要脉络的《中国新音乐运动史》,其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有冼星海的《现阶段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几个问题》、陈原的《中国新音乐运动之史》等。在萌芽时期,对于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点,明确了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思想基础,同时对史料进行了最大程度的汇集。但是受客观条件及思想认识局限,部分研究缺乏科学性与可靠性。
在新中国成立后,许多音乐工作者以保卫革命音乐传统为口号,开始了对五四运动以来的音乐发展历程的研究,也标志着我国真正意义上对近现代音乐通史研究工作的开始。在研究中,一方面,针对许多老一辈的音乐家、戏曲艺人等进行了采访录音,对相关素材进行了完善,同时,对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宣部资料室等存在的相关资料进行了收集和整理;另一方面,在通史编撰中,采用了综合史学研究方法。例如,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要》的编写中,采用了新的综合史学研究方法,将全书的内容分为了两大部分,针对音乐创作、音乐理论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论述,同时,在编写过程中,应用了规范化的学术标准。
在““””结束后,一度被搁置的近现代音乐通史研究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81年10月,在当时第一届“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术讨论会”上,《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和《中国民主革命时期音乐简史》两部史稿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的音乐院校了陆续开始了对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出现了许多近现代音乐通史著作,如《中国音乐史讲义》、《中国音乐史》、《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等,这些资料从整体框架层面上看,多是以时间分期法,实现对于章节的划分;从内容方面看,涉及了传统音乐文化和新音乐文化两个部分,包括了著名音乐家、作品、乐器等相关内容;在史料的应用方面,力求历史资料的多样性,强调文物与文献考证研究的互补结合的史学研究传统。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为了适应教育教学工作的实际需要,教材类的通史迅速增加,为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参考依据,如1991年孙继楠主持编写的《中国音乐通史简编》、2003年陈秉义编写的《中国音乐通史概述》等,都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效。一些以多元化、边缘化研究视角编撰的音乐通史著作也随之出现,如臧一冰的《中国音乐史》、居其宏的《20世纪中国音乐》等,从多个方面对近现代音乐的发展进行了研究,颇具新意。
首先,历史观念新。在该时期,对于音乐通史的研究,着重介绍了近现代中国音乐的发展情况,同时加强了对于流行音乐历史的研究,在描述方面更加细致,富有个性;其次,研究视野新。在该时期的著作中,都体现出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唯物史观与知行相统一的风格,无论是研究目的还是研究视野,都有了很大的创新,开始逐渐由单纯的课堂讲义向着全社会普及,同时推动了中国音乐与世界音乐文化的交流;然后,结构布局新。在这一时期,对于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已经开始针对现有的基本章节和框架,进行相应的改进和完善,突破了传统结构和叙述方式的束缚,使得相关著作的结构更加合理,层次更加分明,条理清晰,便于研究人员的参考和应用;最后,知识内容新。从著作的内容分析,在这一时期,对于音乐通史的研究,不仅追求充分性和详实性,而且注重内容涵盖范围的广泛性,对于许多对音乐发展存在一定贡献,但是被埋没或者遗忘的音乐家进行了挖掘,拓展了研究的范围,保证了研究的全面性和可靠性。
从上述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中国近现代音乐通史的研究历程,经历了从政治化治史方式向学术化治史方式的转变,各种新知识、新观念、新方法的应用,以及西方音乐文化的引入,推动了中国近现代音乐通史学术研究的发展和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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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历来被认为是欧洲文明的摇篮,是欧洲乃至西方哲学的故乡。古希腊哲学的最早流派米利都学派约产生于公元前7或前6世纪,在此之前,古希腊哲学也有一个漫长的孕育时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古希腊哲学的前提是古希腊神话。古希腊神话包括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两部分。在最古老的神话中,讲到了天地的开辟、众神的诞生、人类的起源等。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西方哲学根本传统的一种阐明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西方哲学根本传统的一种阐明全文如下:
关键词:西方哲学;存在;思维;语言
摘要:西方哲学的全部历史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标准的三段式关系推理:因为思维是存在之家(古代哲学),语言是思维之家(近代哲学),所以语言是存在之家(现代哲学)。当今西方哲学的困惑是:什么是语言之家?
The Linguistic Prison Cell:
A Clarification for the Fundamental Tradition of West Philosophy
Key words:West philosophy, Beings, thoughts, language, home
Abstract:The whole history of West philosophy could be summed up as such a standard syllogism of relation inference: because thoughts is Beings’ home (ancient philosophy) and language is thoughts’ home (modern philosophy), so language is Beings’ home (the present philosophy). Now the puzzle of West philosophy is what language’s home is?
西方哲学历经诸多变迁,却有一个“吾道一以贯之”的根本传统存在着,以至直到今天的哲学家,仍然不能超越它。在我看来,对西方哲学从古至今的这个根本传统,可以用海德格尔的一句名言来概括:“语言是存在之家。”这似乎是老生常谈了,但是据我的研究,这句话蕴涵着这样一个推论:因为思维是存在之家,语言又是思维之家,所以语言便是存在之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逻辑推论的过程,正好反映出了西方哲学全部历史的过程。如果说古代存在论哲学意在说明“存在如何”(命题z),近代认识论哲学意在说明“思维如何”(命题y),那么现代语言哲学就意在说明“语言如何”(命题x)。于是,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形式推理:
{(x→y)(y→z)}→(x→z)
其中:①(y→z)意味着:没有思维的存在就没有存在的存在。这就是古代存在论哲学的结果“思维是存在之家”。②(x→y)意味着:没有语言的存在就没有思维的存在。这就是近代认识论哲学的结果“语言是思维之家”。③(x→z)意味着:没有语言的存在就没有存在的存在。这就是现代语言哲学的结果“语言是存在之家”。
仿照贝克莱“存在即被感知”的说法,可以说,西方传统哲学的一个最根本的传统是:存在即被思维。现代发生了所谓“语言学转向”以后,此说法又演变为:存在即被陈述。这个传统是早在“前苏格拉底”时代就已成型了的,而直到今天,例如海德格尔哲学,也未能超脱。海德格尔终身试图超越西方哲学传统,结果仍然像孙行者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
西方古代哲学确实基本上是一种“本体论”哲学,它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存在之为存在”如何的问题。但不论就其思路、还是就其结果来看,古代哲学本质上都是理性主义、逻辑主义的。这里所谓“理性主义”或者“逻辑主义”不仅是在认识论意义上说的,而且是在存在论意义上说的,就是以思维代存在、以“能知”代“所知”,以世界的逻辑构造代世界的实在构造。总起来说就是理性压倒一切,以至“这种理性至上的秩序统治了西方文化近两千年。”[1]关于这个传统,雅斯贝尔斯曾指出:“西方人始终运用了三大原则。第一大原则是坚定的理性主义。”[2]
人们通常以为这个传统是柏拉图开创的,其实,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Logos)学说就已经是这种理性主义的张本了。我们知道,Logos这个词同时具有三种意义:自然之道(laws),逻辑理性思维(logic),言说(dialogue)。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正是如此,它既是自然本身的“道”、客观规律;又是思维的“道”、理性、理念;同时也是语言、言说。可见这是以“能知”代“所知”的滥觞。一方面,此“逻各斯”不是感性的、经验的,而是理性的、思维的。感性的“眼睛和耳朵对于人们是坏的见证”;“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智慧只在于一件事,就是认识那善于驾驭一切的思想”[3],这就是“逻各斯”。另外一方面,“思想是最大的优点;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4]作为自然之道的“逻各斯”(海德格尔所谓“大道”Ereignis)本质上乃是“驾驭一切的思想”,而“自然的话”就是“逻各斯”自己的陈述(犹如海德格尔所谓“道说”Sage)。这就是赫拉克利特的核心观念。其实,此前的毕达哥拉斯的“数”,实质上已经是一种“逻各斯”,因为在他看来:“万物的本原是一”,而“1”就是理性。[5]他与赫拉克利特的分歧仅仅在于:“逻各斯”表现为“斗争”还是“和谐”。
巴门尼德首次提出了西方形而上学的根本范畴“存在”(古希腊文on,英文being)问题,同时也就进一步确定了西方哲学理性主义的以思维言说代存在的思路。他的名言是:“存在者存在着,不存在者不存在。”[6]此话原文:Estineinai,oukestinmeeinai(英文Beingsis,non-beingsisnot)。其中einai一词乃是系动词“存在”即“是”(英文is),其动词原形是eimi(英文tobe),动名词形式是on(英文being),而estin是其名词用法(英文Beings)。einai这个词有两层意思:一是陈述性,属于对象性语言的用法,表示世界的本体;二是断定性,属于元语言的用法,表示判断。所以,巴门尼德那句名言的意思就是:“存在者是,不存在者不是”;实际意思则是:“存在的东西可由‘是’表述,不存在的东西不可由‘是’表述”。这里的“由‘是’表述”亦即被人断定,因而就是思维的事情。对此,我们从巴门尼德的另外一句话可以看得更加清楚:“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一的。”[7]仅进目前所知的材料来看,这句话是西方哲学根本传统的最早宣言,实在不可轻轻看过。于是,用思维、理性、语言、表述来代替客观存在本身,就成为了古希腊哲学的一个根本特征。
这个特征通过雅典哲学传承下来,成为西方哲学的基本传统,它甚至也为我们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所谓“语言学转向”提供了一把钥匙。当初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辩证法”,就是这种传统的“发扬光大”:寻求客观的真理不是通过实际的考察,而是通过理性思维的逻辑推论、语言的论辩。亚里士多德曾指出:“有两样东西完全可以归功于苏格拉底,这就是归纳论证和一般定义。这两样东西都是科学的出发点。”[8]但是苏格拉底的归纳决非后来培根那样的经验主义的归纳,而是理性主义的归纳,即不是从观察出发的。苏格拉底由此把一切归结于理性思维、知识。例如他的一句名言是:“美德就是知识。”意思是说:具有善的美德,其实就是具有关于“善”的概念的知识;所谓“不道德”,只是“无知”的同义语。这算是西方式的“知行合一”了。
柏拉图的“理念论”更是典型的理性主义,这是人所共知的。他不仅是苏格拉底的高足(流传下来的柏拉图的“对话”著作,正是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形式),还深入钻研过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他还继承了巴门尼德的“存在”观念及其唯理主义。“理念”范畴不仅直接来自苏格拉底的“概念”,而且正是他所理解的作为实在的“存在”本身。“理念”(idea)具有三点重要含义:一是思想、概念,二是实体、本体,三是理想、典范。在他看来,不是理念来自经验事实的归纳,而是经验事实之存在是由于“分有”了理念;而所谓认识,不过是“回忆”理念——先验理性。总之,作为“真实世界”的理念世界,是最实在的存在。这正好是以思想代存在的典型。黑格尔评论道:“柏拉图的研究完全集中在纯粹思想里,对纯粹思想本身的考察他就叫辩证法。”[9](而这也正是后来黑格尔自己的思路。)在柏拉图的观念里,这种“纯粹思想”也就是纯粹的存在本身。
亚里士多德创立了谓词逻辑(对此,我们下文将有讨论),而斯多亚学派则创立了命题逻辑。该派同时兼具有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倾向,总的是理性主义的哲学。他们认为宇宙的本性是理性,人的本性也是理性;他们要人“断激情”、“不动心”。他们赞赏赫拉克利特的“火”亦即“逻各斯”,称之为“普遍的理性”,实即上帝意志的体现,由此而得出了决定论和宿命论的结论:“服从神灵……因为一切事变是为最完满的智慧所统治着的。”[10]换句话说,实际世界的变化只不过是某种“智慧”实即逻辑思维的“事变”。形式逻辑在西方的发达不是偶然的,它是古希腊哲学思路的必然结果。而其极至则是:逻辑既是思维的架构,因而也是存在本身的架构。
饶有趣味的是,中世纪____神学家都是“合乎理性”或者叫做“合乎逻辑”地推出上帝的存在的。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争论,犹如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争论,换句话说,都是在理性主义传统范围内的争论。尽管他们强调信仰高于理性,但这与后来的理性主义最终不得不依赖于直觉的信念并没有什么实质区别。安瑟伦虽然承认“我决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11],但他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在逻辑思维上确实无懈可击。阿伯拉尔则是主张“理解后再信仰”的,他那种通过逻辑方法寻求真理的主张恰恰更是理性主义的东西。后来托马斯·阿奎那则更尊崇理性,也就是他,利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来提出了关于上帝存在的“五大论证”,进一步表明了逻辑理性可以很好地为宗教信仰服务。经过这种论证,作为最高存在者的上帝就存在于逻辑思维之中了;而同时,上帝本身作为一切存在的本体,其实就是最高的智慧,亦即理性本身。
近代哲学是认识论哲学,其关键问题是思维问题。这里,恩格斯的话仍然绝对适用:对于西方哲学来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2]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语言问题在此时也受到了高度重视。对语言的关注决不是“语言学转向”以后的事情,事实上在近代、甚至在古代哲学中,语言问题始终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西方近代哲学既关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同时也关注思维与语言的关系问题。
欧洲“文艺复兴”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古希腊理性主义传统的复兴,但他们却没有后来的理性主义那样偏狭。一般来说,他们是兼顾理智与自由意志的。例如,但丁主张:“首先能实行思想,以辨别是非,其次则能将其所认定之是非悬为目的,而以行动达此目的。简单说,就是先思而后行。”[13]不过,我们似乎也不难从中读出一种思维优先的理性主义味道来。大致讲,理性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时代潮流。
近代理性主义的最大代表是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兹。笛卡儿试图对所有知识进行一次“理性”的、实即演绎逻辑的清理,因而第一步工作就是寻求整个推理体系的大前提。他意识到,这个前提应是“存在”或“是”本身;这个前提既是所有知识的逻辑前提,它本身就不能是被“推出”的逻辑结论。那么这个前提从何而来?此时,希腊思维方式发生作用了:存在的,总是能被思考的;或者反过来说,能被思维的,必是存在的。因为,思维本身就是绝对存在的,或曰“自明的”(self-evident)。于是就有了笛卡儿的著名论式:Cogitoergosum(IthinkthereforeIam),此即“我思故我在”或“我思故我是”。这里,思维就成了存在的充分而且必要条件。这就是所谓“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一直影响到德国古典哲学乃至于现代西方哲学如胡塞尔的思维模式。斯宾诺莎是笛卡儿的直接继承者,他是把真理建立在“真知识”(指理智与直觉)的基础上、又把真知识建立在“真观念”(直觉)的基础上。为了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问题,他设想了主体与客体的一种对应关系:物的广延属性作用于人的肉体,物的思想属性作用于人的心灵。这就是说,物的思想属性与人的思想属性本来是同一的。莱布尼兹则用“单子”解决这个问题:“单子”这种东西既是构造一切存在的基本实体,它本身又是一种精神性的“灵魂”。单子按其知觉能力的高低形成不同的等级,最高级的单子是构成上帝的单子;其次是构成人的单子,亦即“理性灵魂”。从后者看,思想与存在本是一回事。
我们说过,德国古典哲学是理性与意志的直接同一;这里我们还想指出,它同时也是思维与存在的直接同一。而此“同一”,正是古希腊哲学理性主义的观念“存在者与能被思考者同一”的近代体现。康德的哲学号称“批判哲学”,他对“知”“意”“情”、“真”“善”“美”进行全面系统的批判,但是在这一切之外、之上的,正是“理性”。以理性或理智来反思和评判一切,这是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费希特的“知识学”认为,思维与存在不过是理智自身固有的两个系列,即“观念系列”与“实在系列”;一切——包括“物质的、占据空间的世界的表象”——都是从理智(自我意识)中产生出来的。自我建立自我→自我设立非我→自我统一非我:都是理智的自我意识的作用。谢林也是如此解决问题的:“自然与我们在自身内所认作智性和意识的那个东西原来是一回事。”[14]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绝对观念的展开,更是对于理性概念的运动过程的描述。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是哲学的起点,这个起点构成哲学的全部意义”[15];而他的解决办法,就是逻辑学的一元论。他的希腊式的思维方式使他“坚决相信思想与事情是符合的”;“任何对象,外在的自然和内心的本性,举凡一切事物,其自身真相,必然是思维所思的那样”[16]。他说:“思想不仅是我们的思想,同时又是事物的自身,或对象性的东西的本质。”[17]这与巴门尼德说的“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一的”实出一辙。全部意识就是理性,全部存在也是理性本身而已。
但是,思维却离不开语言,而只能存在于语言之中。列宁说过:“任何词(言语)都已经在概括”;“感觉表明实在;思想和词表明一般的东西。”[18]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这就是说,没有了语言也就没有了思想。这是近代哲学家们的一个共识。其实这个看法也是从古希腊哲学那里继承下来的。苏格拉底所谓“辩证法”(dialectics)这个词就是从“谈话”或“论辩”(dialect)发展而来的。这意味着:存在取决于语言,对实在的把握取决于对语言的理解。而对语言的理解,在苏格拉底看来,又取决于对概念的正确运用。
亚里士多德作为柏拉图的学生、苏格拉底的再传弟子,继往开来,深刻地影响了未来的西方思想。西方的形而上学是在亚氏手里建立起来的(他称之为“第一哲学”),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也由此而巩固起来。亚氏第一次明确界定了哲学形而上学的对象,是“专门研究‘有’(或译‘存在’)本身,以及‘有’凭本性具有的各种属性”;“考察作为‘有’的‘有’,以及‘有’作为‘有’而具有的各种属性”[19]。此“有”即希腊文on,是einai的动名词;它相当于英文being,是tobe的动名词。作为形而上学对象的“作为有的有”,希腊原文“toonheon”(英文being as being)。我们上文说过,希腊文on既有陈述性,即可译为“‘在’之为‘在’”;又有断定性,亦可译为“‘是’之为‘是’”。我们汉语用“是”“在”“有”三个词来对译on或being,正可以揭示出on或being的意谓:“是”为系词,它是一种断定,属于元语言的或者知识论、逻辑学、语言学的范畴;“在”和“有”为动词或动名词,是陈述性的,属于对象性语言的或者存在论的范畴。
希腊哲学对此未有明确区分,这影响到后来的西方哲学。亚里士多德就是如此,在他那里,存在论、逻辑学、语言学搅在一起,这一点,我们从他的《范畴篇》《解释篇》《分析》前篇、后篇及《形而上学》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那根本的、非其他意义的、纯粹的‘有’,必定是实体。”[20]这个作为纯有的实体一方面是一切事物的基质,另一方面又是逻辑的主词。如他所举的例子“苏格拉底是人”,“苏格拉底”在存在论意义上是一个实体,他是自足地存在的;在语言逻辑意义上是一个主词,它是可以被“是”断定的。这显然跟巴门尼德的“存在的东西可由‘是’表述,不存在的东西不可由‘是’表述”是同样的思路。“苏格拉底是…”这个表述也就是巴门尼德的“存在者存在着”(Estineinai)。所以亚里士多德对“人”的最高界定是:人是理性的动物。难怪巴门尼德讲“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一的”,亚里士多德也讲“思维者和被思维者是一样的”[21]。后来的西方哲学总是大讲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总是强调“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并且总是用思维、乃至于用语言来说明存在,这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他们眼中的世界不是世界本身的构造,而是“世界的逻辑构造”[22],乃至语言的构造。
所以,近代哲学家们都多少对语言进行了探索,例如笛卡儿、莱布尼茨等。探索的结果就是:认识或者思维是离不开语言的。这实质上就是说:语言是思维之家。难怪他们都致力于发明某种理性的科学的人工语言。他们的理性主义、“语言主义”立场直接影响了当时的语言学家。法国的保尔-罗亚尔学派(Port Royal school)是近代著名的理性主义语言学派。他们以笛卡儿哲学为基础,试图寻求存在于一切语言中的普遍性语法原则,因为他们认为人类共同的思维结构存在于共同的语言结构中。此前的英国学者威尔金斯(John Wilkins)已有类似的想法,试图构造一种普遍适用于全人类的理想语言——他称之为“普遍语法”、“哲学语言”。另一位典型代表则是德国哲学家海德(G.Herder),他在其著作《论语言的起源》中提出,思维和语言是同源的、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语言不仅是思维的工具,而且是思维的形式及其内容。持有类似看法的还有同一时期的一些英国语言学家,如詹姆士·哈利斯(James Harris)、霍恩·托柯(Horne Tooke)、詹姆士·伯尼特(James Burnett)等。
这里,德国著名学者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尤其值得一提。在许多基本观念上,他是现代先验理性主义语言学家乔姆斯基(Chomsky)、萨丕尔(Edward Sapir)、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的先驱。洪堡继承发展了海德的基本观点,认为思维和语言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他们的精神,一个民族的精神就是他们的语言。”[23]他用康德的先验理性主义方法来理解思维和语言的关系,认为语言决定了对世界的理解和解释,语言的不同决定了思维体系的不同,因为正是人的内在的语言形式(相当于康德的先验范畴)加诸感觉经验材料,决定了思维内容及其结果。
海德格尔已经被人们鼓吹得令人头晕目眩了,那就让我们从海德格尔谈起。我们知道,海德格尔的雄心壮志,是要超越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回到“前苏格拉底”的希腊传统。我们要问的是:他做到了这一点吗?进一步说,以他的方式,他可能做到这一点吗?我们认为,海德格尔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他的宏愿。要理解海德格尔,关键是要抓住“存在”和“语言”这样两个东西。所以,我们尤其应当注意他的那句名言:“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或者译为“语言是存在之家”。
海德格尔后期之转向语言或者所谓“道说”问题,是因为前期那种从“此在”来说明“存在”的思路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于是在时代风尚和西方传统的双重影响下,他的思想也发生了“语言学转向”。这种转向同时出自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德里达站在后现代立场上对他所进行的批评;二是“语言学转向”这个时代潮流的大背景。德里达批评海德格尔:由“此在”来说明“存在”本身的做法,在一种更高的层面上重新确立了“大写的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对海德格尔产生了深刻触动,以至于《存在与时间》原计划中的续写终于没有了下文。怎么办?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学情趣显然对他产生了巨大的魅力,而这似乎只是时代潮流所致。但在我看来,更根本的原因还在西方的那个根本传统。
那么,现代何以会发生“语言学转向”?在我看来,这是因为,近代哲学试图沟通心灵与存在、主体与客体或主观与客观,结果却以“不可知论”告终;同时,人们发现,在主体与客体之间、主观与客观之间,存在着一种中介,那就是语言或者符号世界。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同一于语言媒介。极而言之,这种符号媒介不仅仅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介,简直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共同的本体了。所以,根本上讲,现代分析哲学并非真正的“拒斥形而上学”或“本体论”,而是有它自己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分析哲学的形而上学,是一种“语言本体论”或“逻辑本体论”。这一点特别突出地表现在语言哲学的意义理论之中。这种理论是建立在一种三元关系之上的:存在·语言·心灵。语言符号及其逻辑结构被夸张为真正的存在或者本体,而客观实在仅仅是语言的“指称”,心灵或者意识则仅仅是语言的“意义”。
西方理智主义传统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传承,最突出地体现在这种语言分析哲学的逻辑主义之中。他们“拒斥形而上学”,把哲学归结为语言-逻辑分析,这实际上就是希腊哲学那种以思想代存在、以“能知”代“所知”的思路的极端形式。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认为,原子命题构成逻辑系统,原子事实构成外部世界,这两者是一样的。罗素认为,哲学的方法就是逻辑分析;维特根斯坦则更进一步认为,哲学本身就是逻辑分析——语言分析。让我们来看看他的一番话:“真正说来,正确的哲学方法应该是这样:除了可说的之外,就什么也不说;可说的就是自然科学的命题,也就是某种和哲学不相干的东西,然后,当某人要说什么形而上学的东西的时候,就总得向他指明,他对他命题中的某些记号并没有赋予任何意义。”[24]真正的事实、问题,不仅是可思的,而且是“可说的”;并且这种“说”,一定是在符号逻辑的语言中的“可说”。于是“世界就是我的世界”,因为“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25]。这是理智主义导致唯我主义的一个妙例。
分析哲学认为形而上学不过是语言的误用、“胡说”。所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称:“哲学是一场反对用语言来蛊惑我们理智的战斗。”[26]维也纳学派自陈的使命是“捍卫科学,拒斥形而上学”,他们把自己的哲学界定为“意义的追逐”;然而他们所追逐的只是语言的意义,而不是存在本身的意义;或者说,他们用语言的意义代替了存在的意义。至于蒯因后来重建本体论,主张“形而上学是科学”。为此,他提出了“本体论承诺”问题:在构造一种科学理论时,也就承诺或者约定了这个理论的对象的存在;一旦接受了一种科学理论,也就承认了这种理论预设的对象的存在。为此,他制定了“本体论承诺的标准”:“存在就是成为某变项的值。”例如张三存在,那是因为我们承认他是以下表达式的逻辑变项的一个值:(x)(x是张三)。这又是以逻辑语言或思维代存在的一个典型。如果说普罗太戈拉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那么,在分析哲学家看来,思维-语言-逻辑就是万物的尺度。
后现代主义者试图“的掉”(deconstruct解构)西方哲学的这个根深蒂固的传统,但他们在追根溯源方面似乎做得还远远不够。这种消解其实从意志主义、尤其是在尼采那里就已经开始了,但却总是显得那样的徒劳无益。我们现在回头来看,语言之所以能成为西方哲学的最后边界,是因为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将对于“存在”(古希腊语on,英语tobe)的思考视为自己的核心课题,而on或tobe具有双重意义:它是哲学意义上的“存在”,又是语言学意义上的系词“是”。前者是从“对象性语言”层面对事实的陈述,后者是从“元语言”层面对思想的表述。在前一种情况下,它是一种对象性的陈述或描述;在后一种情况下,它是一种元语言性质的判断或断定。于是,“事实-思想-语言”打成一片了,或曰混为一谈了。西方哲学这种以“言”代“有”、以“思”代“在”的理性主义传统,确实异常强大,以至于现代人文主义最杰出的哲学大师海德格尔,最后也未能彻底逃出“语言的牢笼”,以至承认“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不仅如此,当今西方哲学似乎还有某种越陷越深的迹象。
我们的问题是:如果说思维是存在之家,语言是思维之家,那么什么是语言之家?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继“语言学转向”之后,西方哲学向何处去?看来,今天的西方哲学家们如果试图超越西方哲学传统,他们首先必须超越现代语言分析哲学;进一步说,他们还必须超越海德格尔式的“超越”方式。具体来说,他们当然必须继续研究语言-逻辑-思维,但是首先必须把它们拉下形而上学存在论的王座;他们当然必须反思存在,但是首先必须把存在从语言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总之,他们必须冲破语言的牢笼。
[1]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 第97页。
[2]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第14-15页。
[3]《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6页。
[4]残编D 112,《古希腊罗马哲学》,第29页。
[5]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第8卷,第1章;《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0页。
[6]《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31页。此处译文略有改动。
[7]《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31页。巴门尼德此话与前一句话之间存在着矛盾:一方面,不存在者不存在,另一方面,不存在者却进入了思维、语言,即能被思维、陈述者,因而它也是能存在者。这个矛盾是由柏拉图的理念论解决的:不存在者也是一种理念,因而也是实在的。但实际上真正的解决是现代语言哲学对指称和意义的区分:不存在者没有指称,但有意义。这个意义世界相应于柏拉图的理念世界。
[8]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13卷,第4章,1078b。
[9]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第204页。
[10]《古希腊罗马哲学》,第440页。
[11]《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40页。
[12]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13]《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第19页。
[14]《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第210页。
[15]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第292页。
[16]黑格尔:《小逻辑》,第77、78页。
[17]黑格尔:《小逻辑》,第120页。
[18]《列宁全集》,第38卷,第303页。
[19]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4卷,第1、2章。
[20]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7卷,第1章,1028a10-31。
[21]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第3卷,第4章;《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153页。
[22]此为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之著作名Der Logische Aufbau der Welt。
[23]转引自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第57页。
[24]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转引自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第631页。
[25]转引自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第151、149页。
[26]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 309节。
[1][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
[2][德]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
[3]《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1981年版。
[4]《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5]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6]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
[7]《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
[8]《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9]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10]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年版。
[11]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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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可以分为声乐和器乐两大类型,又可以分为古典音乐、流行音乐、民族音乐、乡村音乐、原生态音乐等。在艺术类型中,音乐是比较抽象的艺术,音乐从历史发展上可分为东方音乐和西方音乐。东方以中国为首的中国古代理论基础是五声音阶,即宫、商、角、徵、羽,西方是以七声音阶为主。音乐让人赏心悦目,并为大家带来听觉的享受。一般一首音乐时长在3分29秒左右,让人更加享受每首音乐的时间,可以陶冶情操。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刍议中西方音乐教育的差异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西方音乐体系对我国的音乐教育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通过中西方音乐差异化的分析、学习和借鉴,达到西为中用的目的。亲切温和、清新明快地营造一个和谐宽松、高雅文明的艺术氛围;深入浅出、旁征博引,避免枯燥单调、就事论事,照本宣科。我国的音乐教育应该结合本国音乐教育的实际特点,把民族音乐的发展和发扬,作为音乐学习者的重要价值体现。
关键词:中西方音乐 差异化 艺术 教育
音乐如同语言一样,具有很强的民族性,民族、地域的差异,会让音乐艺术存在差异。就像不同语言之间语法、词汇的诸多差异,中西方音乐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的,这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是分不开的。音乐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文化地域性差异形成的时候,音乐的差异性也就随之产生。究其原因,中西音乐文化的差异根本在于中西方人们的宇宙观、世界观的差异。这些差异在音乐文化的产生与塑造成型过程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具体来说,则是中西方社会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也就是哲学体系上的差异,中国的哲学体系经过以儒、释、道为主要代表的诸多哲学派系长期作用,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中国传统音乐的创作思维一般是“砌砖式”,即越加越高,越加越长;然而西方传统音乐的创作思维却是“细胞分裂式”,即越变越多,越变越长。
我国在近现代基本采用的是国外的一些音乐教育方法和内容,并在1952年教育部颁行的教学计划中规定音乐为中小学必修课。为了加强对艺术教育工作的领导,1989年国家教委设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与艺术教育司(后改设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这是我国第一个主管艺术教育的职能机构。1989年,国家教委制定并颁布了《全国学校艺术教育总体规划》。这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部有关学校艺术教育的重要文献,为学校艺术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学校艺术教育目标、任务、管理、教学、师资、设备和科研等各个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是学校艺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蓝图。
音乐,从广义上来说,是文化的外延,是文化孕育出来的精华的一种结晶形式。从这种意义说,中国传统音乐是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活动中积累的丰富的审美经验。新中国成立以后到今天,尤其是改革开放的30年里,音乐教育得到了相当的重视和长足的进步,也缩短了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差距,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工作和普及全民素质教育的过程中,音乐教育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而可以说,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以及音乐社会功能在不同历史时期所体现出的功能也在转变。
中国的音乐教育注重的是技能学习,而国外的音乐教育注重的是悟性开发,即给被教育者更多的空间和机会自己教育自己。中国人强调的死记硬背,而西方人重视的是引导解决的方法,给他寻找钥匙的方向和思路,而不是直接打开门就让他进去。在我国音乐教育中,比如在声乐教学中长期存在老师贯穿给学生的东西学生不能消化,而学生又不能另辟蹊径,如果和老师的方法技巧等稍有差别,便被认为不尊师,从而使不能按照自己的条件方法训练,不能更好地发展自己。不得不承认,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古国的音乐艺术,在国际乐坛中的影响力及生命力,已经远远不及西乐了。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诸如挽救“民族艺术瑰宝――京剧”这样内容的文字见诸报端;我们也时常听到流行音乐的fans们随口就是一句不听大陆流行乐的理由,日韩学欧美,港台学日韩,大陆学港台!在我们大多数青年爱乐人的心目里,瞎子阿炳和肖邦、海顿绝对不是一个等级的人物,大谈“波洛乃兹”、“惊愕”也远远比小议“金蛇狂舞”、“二泉映月”更有品位与层次。但音乐欣赏是多么自由、多么个人的体验啊,我们就是为了这种天马行空般的体验而喜爱音乐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萦绕在我们周围的许多音乐已经越来越没有想象力,越来越不人民,越来越不让人快乐了。
这样讲话是不是很刻薄?身为一个中国人,其实一直都很相信,我们有自己拿得出去的作品与艺术形式,而且这样的作品与艺术形式是随处可见的,比如:一个能吼出几句信天游西北壮汉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就绝不低于一身顽疾的卡列拉斯。比较才能让我们产生优越感或发奋图强,但无论怎样的比较也不会让我们丧失信心,因为我们知道,发现不了自身的潜能比发现自己问题一箩筐更可怕。所以,人们常说,国内培养“钢琴师”,国外培养“音乐家”。这里不是说中国的教学模式错误,西方如何如何的好,但确实有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的地方,怎么把我国音乐教学模式进行改革,更好的提高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应该是每一个热爱音乐的人需要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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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公司是指依照《公司法》和《证券法》的规定设立的并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审查批准而成立的专门经营证券业务,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历程及存在问题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资产证券化是20世纪最重要的金融创新工具之一,它的诞生对商业银行完善自身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增强流动性有着重大的意义,同时也为商业银行提供了一种新的融资方式。2005年,随着国家对信贷资产证券化相关法规的颁布,这种金融工具纷纷被各家商业银行青睐,并进行尝试。本文介绍了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涵义及中国的发展历程,分析其对我国资本市场产生的作用及存在的不足,并得出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信贷资产证券化是资产证券化的一个分类,特指证券化的基础资产为信贷资产,是指把欠流动性但有未来现金流的信贷资产(如银行的贷款、企业的应收账款等)经过重组形成资产池,并以此为基础发行证券。从广义上来讲,信贷资产证券化是指以信贷资产作为基础资产的证券化,包括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消费信贷、信用卡账款、企业贷款等信贷资产的证券化。
2.1、探索阶段:1990-2005
1992年,海南省三亚市开发建设总公司发行“三亚地产投资券”。
2000年3月,荷兰银行以中集集团3年内的应收账款为基础资产在国际商业票据市场上多次公开发行商业票据。
2003年1月,德意志银行将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高风险项目组成的20亿元资产包进行证券化。
2003年6月,中信信托投资公司以华融资产管理公司132.5亿元的不良债权资产设立财产信托,其中的优先级受益权被转让给投资者。
2003年10月,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对工行宁波分行约26亿元的不良资产进行证券化,成为国内商业银行第一个资产证券化项目。
2.2、试点阶段:2005-至今
2005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颁布实施了《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工作管理办法》,资产证券化序幕正式拉开。
2005年12月,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作为第一批试点单位分别成功发行了第一期贷款支持证券―“开元2005”、“建元2005”。这批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总规模超过130亿元。
2007年4月,国务院下达关于信贷资产证券化扩大试点的批复,扩大试点正式开始。其后,浦发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的“工元一期”资产支持证券在银行间市场发行。
2008年1月,中国建设银行成功发行了首支不良资产支持证券。同期,上汽通用汽车金融公司发行了首支汽车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2008年底,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监管机构出于风险担忧和审慎原则暂停了资产证券化的审批。
2012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财政部下发《关于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正式重启信贷资产证券化。
3.1、疏导商业银行风险
资产证券化能够降低银行体系风险,形成外部监督。在我国目前由银行中长期贷款替代资本市场融资的情况下,风险大量积聚于银行体系。资产证券化可以将银行风险分散、转移给数目众多、愿意和能够承担风险的社会个体,从而降低整体金融风险。
3.2、增强资产的流动性
我国银行资金“短存长贷”、资产负债结构不配问题已成为造成流动性风险和削弱资产流动性的主要原因。通过资产证券化,商业银行可以将存量长期信贷资产转变为可流动的证券,降低商业银行长期信贷资产存量;商业银行还可以设计标准化的贷款合同,向资金需求者发放贷款并短期持有之后,通过证券化方式将贷款分销给资本市场投资者,减少自身持有的增量长期信贷资产,进而增强了资产流动性。
3.3、提高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
资产证券化可以有效提高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信贷资产证券化多数采用表外模式的处理方法,银行通过将信贷资产真实销售的形式把用于证券化的信贷资产转移到资产负债表外,从而有效提高资本充足率,并相应减少由于高负债所必须缴纳的法定存款准备金,通过改善资产负债结构增强资产扩张能力。
3.4、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
银行的信贷资产是具有一定数额的独立价值并具有生息特性的货币资产,因此也具备了转化为证券化金融工具的可能性。信贷资产证券化提供了标准化、流动性高的投资品种,可丰富资本市场产品,促进债券市场的发展,实现资金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的双向流通,降低系统性风险,有利于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4.1、基础资产范围小
信贷资产包括个人住宅抵押贷款、银行不良资产、汽车销售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学生贷款、工商企业贷款、信用卡应收款、转账卡应收款等。而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微不足道的发行数量和规模与银行业庞大的资产规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经济的快速增长使信贷资产不断增加,银行资本金收益的增长难以跟上信贷资产规模的扩张,这为信贷资产证券化提供了较大的发展空间。
4.2、产品运行方式不成熟
自2005年国家开发银行和建设银行进行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以来,国内许多学者从法律、税收、会计等角度对会计处理方式、SPV 组织形式进行了研究,普遍认为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框架和金融体制下,可以通过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并且经过表外处理达到风险隔离要求。信托型 SPV 是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所采用的主要结构模式。但是至今仍未建立起完善、系统的资产证券化的法律体系,在现行的法律制度下,信托型 SPV 是我国资产证券化成本最小、障碍最少的模式选择,但其中仍存在一些问题,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有赖于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市场的进一步成熟。
4.3、缺乏优质中介服务机构的支持
资产证券化涉及到多家中介服务机构,其中资产评估机构和资信评估机构是最重要的中介机构。目前我国资产评估业和资信评估业还远远不能满足资产证券化对它们的要求,必然影响资产支持证券的市场接受程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资产证券化的顺利进行。
4.4、法律法规环境不配套
由于我国的资产证券化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因此缺乏配套的法律和法规。我国法律上没有像美国的《破产法》那样有明确的规定,尤其是带有追索权和权益保留的转让在证券化中都是比较重要而常见的安排,这在我国的现有法律中尚不存在对应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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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留守儿童是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转型而产生,并将长期存在的一个特殊社会弱势群体。自产生以来,留守儿童数量急剧上升,2005年底我国有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占全国农村儿童的28.29%,预计该数据在今后20年仍将不断攀升。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因群体数量庞大且成长环境特殊在受教育机会、营养与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安全、行为与学业发展等方面均处于弱势,而生活在我国贫困农村地区的留守儿童,因其居住地可利用的生活、医疗和教育资源更为匮乏,而成为留守儿童中更加需要重点关注的群体。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议音乐教育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发展的作用及途径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议音乐教育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发展的作用及途径全文如下:
【摘 要】本人结合音乐教育实践,试从留守儿童心理状况、音乐教育对留守儿童成长的重要作用和音乐教育促进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成长途径等方面,谈音乐教育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成长的影响。
【关键词】音乐教育;留守儿童;心理成长;作用;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进城务工成为农民致富的一个主要途径。受条件的制约,儿童不能随父母外出,农村产生了大量的留守儿童。据统计,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占80%以上,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学校是留守儿童成长的主要阵地,教师在留守儿童的成长过程中担当重要的责任。音乐教师应利用音乐教育解决与改善留守儿童心理问题,使其能够健康发展。
农村留守儿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由于农村经济条件落后、基础教育薄弱以及父母教养的缺失等原因,农村留守儿童在教育、品行、身心健康等方面出现了许多问题,其健康成长状况令人堪忧。由于父母不在身边,留守儿童长期缺乏亲情的抚慰和关怀,内心极度渴望被关心重视,使他们存在诸多心理问题:
(一)亲情缺乏,没有幸福感。留守儿童本身缺失家庭关怀和完整的爱,存在心理不平衡的现象,由于父母不在身边感到生活单调,出现抑郁、焦虑、逆反、敌对的心理,缺乏幸福感。
(二)学习能力差,学习压力大。在学习过程中,得不到父母的帮助,有厌学情绪,学习中出现强迫症状,害怕考试,造成学习成绩差。
(三)难以适应环境,人际交往能力弱。留守儿童不善与人交流、不能与人友好相处,极易出现情感冷漠、缺乏爱心等心理问题,在与人交往中往往会感到紧张、忧郁、多疑、焦虑,存在情绪与交往问题。
(四)性格孤僻,情绪不稳定。由于缺少父母对其情绪上的疏导,留守儿童遇到问题得不到及时排解,导致情绪不稳定、脾气暴躁、性格抑郁、自我封闭、缺乏自信和自暴自弃的心理,形成悲观、偏执、内向、胆小、自卑、消极、孤僻、不合群的性格。
(五)人格不健全,人生无目标。留守儿童自幼离开父母,在其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由于缺少父母的引导和管束,有的孩子出现意志薄弱、道德品质差、妒嫉他人、憎恨富人、仇视社会等心理,并有撒谎欺骗、小偷小摸、打架斗殴等不良行为。
因此,留守儿童问题不可忽视,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势在必行。
音乐教育对于促进留守儿童塑造完美人格、保持健康心理、实现全面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对于一个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留守儿童占农村儿童大多数,是今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力军,他们的素质关系到整个民族的素质,他们的成长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未来。作为弱势群体存在的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更需要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作为一名支教的音乐教师,我认为成功的音乐教育能提高留守儿童的素质和审美情趣,通过音乐的熏陶促进他们心理健康发展,让他们具备健全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
(一)音乐教育的德育功能,有利于净化他们的心灵,帮助他们树立正确人生观和世界观,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提升道德素质,塑造健全人格。
(二)音乐教育的智育功能,有利于开发留守儿童的智能,培养他们的语言、数学、逻辑、运动、空间、人际关系、内省和观察等能力,提高留守儿童获取知识、积累知识、运用知识的能力。
(三)音乐教育的美育功能,有利于培养留守儿童审美能力,让学生在感受旋律美、节奏美中培养高尚的情操、塑造美的灵魂。
(四)音乐教育的体育功能,有利于培养留守儿童健康的身心素质。音乐净化人的心灵、调节人的情绪、促进人的心理健康,体育锻炼人的身心、强壮人的体魄、促进人的身体健康,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音乐的娱乐解压作用,能及时疏导、释放留守儿童心理压力,平衡心理,愉悦身体,有利于他们身心的全面发展。
(五)音乐教育的凝聚和激励功能,有利于促进同学之间的交流,增强留守儿童的集体荣誉感,培养协同合作能力。
(六)音乐教育的传承功能,有利于培养留守儿童成为音乐历史文化的传承者和现代先进文化的接班人。音乐教育对留守儿童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发挥其积极作用能促进留守儿童健康成长,将他们培养成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四有”接班人和建设者。
学校是留守儿童教育的主体,老师是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引路人,二者应主动担当起培养教育留守儿童的重任,采取灵活多样、丰富多彩的教学方式,以音乐教育促进留守儿童德、智、体、美全面健康发展。
(一)培养留守儿童学习音乐的兴趣。在音乐教育中,培养留守儿童的学习兴趣尤为重要。首先,音乐老师要以自己扎实的基本功,在学生面前展现专业的音乐素养,用自己丰富的乐理知识和美妙的歌声,解答学生的疑惑,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其次,运用多种形式和手段,培养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老师在课堂上要营造宽松、自由、愉悦的氛围,让学生心情舒畅地学习;运用电教和多媒体动画手段,将音乐转化成具体的形象,让学生在轻松的情境中学有所获;丰富教学内容,开发音乐课程资源,让学生开阔视野。再次,组织各种音乐实践活动,发展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传授学生音乐基础知识、进行技能培训,让学生了解音乐相关知识,掌握呼吸、发声、共鸣等声乐技巧;成立课外音乐兴趣小组,组织观看演出、开展音乐比赛,举办音乐节,搭建展示学生音乐才华的舞台,吸引更多的留守儿童热爱音乐。
(二)用音乐加强与留守儿童心灵的沟通。作为大学生志愿者和一名音乐老师,我们采取互动式的音乐教育,注重用心和音乐去与留守儿童沟通,疏导其心理,成为他们信任的朋友。首先,通过家访和谈话聊天,了解掌握留守儿童家庭情况和其对音乐的认识情况,并因材施教、循序渐进将他们带入音乐的殿堂;其次,注重在教学过程中发挥个人音乐的潜能,挖掘孩子心灵深处的东西和音乐天赋,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实践,让留守儿童享受成功的快乐;再次,注重他们的音乐审美观,激发孩子主动对天籁之音的追求,让他们参与到互动的音乐教育中来,让孩子感受审美的意境和对音乐的创造力,让音乐真正走进留守儿童的心灵。
(三)音乐教学中倾注对留守儿童的人文关怀。留守儿童处于特殊的成长环境,他们特别渴望和需要老师的关怀。音乐教师要将教学的过程当成重塑留守儿童形象和信心的过程。首先,在教学的目的上倾注人文关怀。我们在音乐教学中要注重对留守儿童进行思想的熏陶、意志品质的培养,让留守儿童在学习音乐中,继承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精神,激发其爱国主义热情,培养他们高尚的道德情操、健全的人格品质;其次,在教学内容中倾注人文关怀。扩大留守儿童的音乐视野,用音乐优美的旋律和生动的歌词,培养其对音乐的感受能力、理解能力、鉴赏能力,陶冶高尚的艺术情操,形成正确的艺术观;再次,在教学方法上倾注人文关怀。教师要为留守儿童成长营造良好的音乐环境和氛围,打破“满堂灌”的陈旧教学方法,通过参与合唱、音乐游戏、歌舞伴奏、观看录像欣赏、相互观摩和交流演出等,多形式多渠道开展音乐教学,激励留守儿童主动学习音乐,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独立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促进孩子的心理健康发展。
(四)以丰富多彩活动为载体,展示留守儿童的音乐成果。利用节假日组织开展针对留守儿童的活动,如组织留守儿童进行歌曲排练、音乐技巧培训和安全文明知识讲座,举办歌曲歌词知识抢答赛、歌曲接龙趣味赛、“三独(独唱、独奏、独舞)”比赛、爱国经典歌曲歌咏赛、以感恩为主题的文艺汇演,组织留守儿童到外地参观访问、举行城乡儿童文艺联欢等活动,展示留守儿童学习成果,开阔他们的视野,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让留守儿童保持积极向上的健康心理。
(五)用音乐治疗留守儿童心理疾病。针对那些已经患有心理问题的留守儿童,我们要建立留守儿童心理发展状况记录卡(包括心理问题产生时间、主要表现、原因分析、治疗方式、治疗效果等)。在对他们定期进行心理健康辅导的同时,尝试用音乐治疗他们心理疾病。音乐治疗分为聆听式、再创造式和即兴演奏式三种方法。在聆听式治疗中,我们让留守儿童聆听、欣赏、理解音乐乐曲的内容,达到放松肌肉、启发联想、安抚心灵、宣泄感情、缓解稳定情绪、释放减轻压力目的,引导他们将消极生活状态转变到积极的生活状态中来。如用柔和优美的音乐治疗抑郁症、以轻快活泼的音乐消除自我封闭症状。通过在校园播放音乐,改善学习紧张的气氛,缓解焦虑情绪,提高学习效率;在再创造式治疗中,让留守儿童直接参与到音乐表演和音乐创作,通过歌曲欣赏和音乐想象,使自身心理在音乐活动中被同化和感染,身心和谐,达到改善治疗其心理生理的目的;即兴演奏式音乐治疗是以鼓、铃鼓、木琴、三角铁等为工具,根据他们自身的喜好即兴演奏各种节奏,在团体的演奏中重塑自我,增强集体意识,学会与别人和睦相处,建立协调人际关系,从而达到身心愉悦、健康的目的。
总之,留守儿童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过程中,留守儿童同样担当重任。我们音乐教师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以音乐教育把每一位儿童培养成为适应未来社会需要和挑战的一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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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民主或称“协商(和)式民主”、“结盟民主”,指在一个国家内可以有多个以种族、语言或宗教分割的政治力量并存,但同时依然保持很大程度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主要是通过各个政治势力之间互相协商机制来取得的民主模式。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发展传统文化与基层党内协商民主的可行性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党内协商民主是将党内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结合,把协商民主的理论、原则和原理在党内民主运作过程中实践而形成的新概念。即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党员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就共同关注或关系共同利益的问题进行自由、平等地协商,以期达成共识,形成全体党员共同接受的民主的、科学的、合法的路线、方案和决策过程(1)。发展党内协商民主在能切实发挥党员主体性,保障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和表达权等权利的同时,还能提高政党决策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党内协商民主与党内选举民主是党内民主的两种基本形式,二者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都对我国政党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两者也有不同点:选举民主侧重于结果,党员主要通过选票的形式赋予各级政党机关、集体以领导权、决策权和管理权。而党内协商民主侧重于过程,表现在在投票前或选举以外的协商、意见或偏好的表达,以期达成共识的商议过程。党内协商民主既不是否定、更不是替代选举民主。二者对增强领导者的政治合法性和决策科学性,对促进党内和谐,保持政治稳定都担负着共同的责任。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协商政治思想资源,凝聚着“和合”文化精神。如古代《易传》中“和”的观念;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思想等。而我国外交政策上也体现了鲜明的协商文化传统,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战略思想,我国民主制度上的“多党合作制”等。中国共产党充分挖掘“和合”思想蕴涵的当代价值,研究“和合”思想文化在党内协商民主发展中的作用,并不断赋予“和合”文化在我国现代社会中的内涵。这些传统文化的协商思想不但赋予党内协商民主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赋予了其鲜明的时代特色。使基层党内协商民主成为当今多元社会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的战略选择。
第一,党内协商民主的理论与政策指导。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实行的政党制度。1989年12月,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第一次明确了民主党派“参政”的职责范围,规定民主党派参政主要是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协商国家大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和国家领导人选、国家事务管理”。党的十三大提出建设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构想,即更加全面地向带有协商性的民主政治迈进,试图在社会生活的领域内推进协商民主。江泽民同志在第十九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又将我国的政党制度阐述为“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2)。
2006年,我国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党的十七大又明确提出“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这为党内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上指导。由此可以看出,我国政党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和党的政策理论都为党内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相应的理论与政策指导。
第二,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为党内协商民主奠定了制度框架基础。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为协商政治构建、政治运作等提供了框架体系。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实施能充分表达各党派的利益、愿望和诉求,不断畅通社会利益表达渠道,充分协调不同利益关系等优势。这一基本制度的优势不但为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参与畅通了制度化渠道,同时也广泛地拓展了各种社会党内民主的积极力量,这对于激发基层党员参政、议政的积极性,集思广益、广集良策,推动执政党领导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都具有积极作用。因此,我国倡导的这种协商民主形式,为基层党内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制度形式。
第三,其他制度资源为党内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外部力量。
首先,以民主集中为代表的党的基本组织制度。坚持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该制度的有效实行对充分发扬民主,广纳民智,形成科学决策,并有效地贯彻执行具有积极作用。其次,以党委制为代表的党的领导制度。党委制要求党委集体领导,它不但为基层党内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制度合法性及其实施的可能性,成为基层党内发展协商民主可以借鉴的制度资源。最后,党的代表大会制。党的代表大会制能够充分体现党内民主和实施党内监督。在协商民主的发展过程中,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选举制度等,其实质都是为保证党员的主体地位,维护党员的基本民主权利,让党员积极献言献策,通过各种形式参与到党内民主政治事务中来,真正实现党内民主。因此,在推进基层党内协商民主的过程中,应该充分发掘并不断创新这些可以利用的党内制度,使之成为推进基层党内协商民主发展可以借鉴、利用的制度资源。
1.社会经济条件
改革开放为党内民主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成果为党内民主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市场经济发展在给人们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多元化,表现在党内民主方面,党员利益诉求出现多元化。而党内民主要求实现党员对党内公共事务的广泛参与。新形势下,要通过充分发挥两类基本的党内民主形式――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两者相互结合共同提高党组织的决策和应变等能力。同时,政党本身要更加注重党内民主,而党内协商民主在基层的推进、发展、完善正是顺应了新形势下的客观要求。在基层党组织工作中,畅通并拓宽基层党员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通过协商、讨论的方式不断协调基层党员之间不同的利益,最终形成科学决策。
2.基层党内协商民主发展的经验基础
近些年来,我国在不同地方、不同领域内开展的协商民主实践,成为基层党内协商民主发展可以借鉴的丰富资源。如浙江台州的“民主恳谈”,其形式具多样性,有民主沟通会、决策听证会、决策议事会、村民议事会、乡镇人大表决会、党代会代表建议回复会、重要建议论证会和村民代表监督管理会等。在探索实践过程中,台州还以“民主恳谈”为载体,不断创新发展基层协商民主新形式,相继衍生出了参与式公共预算、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村级民主决策五步法、党内“民主恳谈”、警民恳谈等广泛、多层的协商民主形式。还有,中国共产党实行的党内协商民主试点工作,如浙江省“椒江模式”,鲜明地体现了党内协商式民主特点与精神,成为推动党内协商民主的尝试。如近些年我国推行的基层党组织干部“公推公选”试点工作,改变了以往候选人由上级党组织直接任命的做法,变为候选人由基层党员群众民主协商产生,这种方法能有效弥补单纯投票的不足,能充分地体现广大党员的意愿,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这些成功经验为党内协商民主在基层的推进提供了有效的启示。
3.现代信息技术是党内协商民主发展的有效载体
新媒体时代的信息技术为基层党员政治参与、政治决策、政治监督提供了新的手段和快速、便捷的信息通道。一方面,新媒体技术改善了基层党员政治参与的途径和手段,党员通过网络媒介及时了解党的政策文件和政治决策运作程序,可通过网络媒介等途径直接向基层党组织、或有关部门进行咨询、质疑,从而实现”受众”到“对话”的角色转变。这种转变既维护了基层党员的政治权利又加强了党的决策的合法性,更能充分体现党内平等协商、参与讨论、理性建议。另一方面,信息传递和反馈速度的提高,避免使党的决策出现主观性和盲目性。因此,信息技术、网络媒介的快速发展在提供科学技术条件的同时,也为基层党内协商民主的发展也注入了巨大的活力。
综上所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协商思想的基础上,并充分利用我国政党制度中丰富的协商资源,积极吸取基层党内协商民主实践的成功经验,尊重基层党员的主体地位,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以人民利益为最高价值追求目标,在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和党情的前提下,积极推进基层党内协商民主的发展,也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积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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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2000到2500年前,东西方文化思想同时出现了一次大繁荣,并深刻的影响了各自随后的发展历程。今天,就逻辑学历史而言,古希腊被视为其发源地和圣地,而古中国是否曾有过逻辑学尚在争论中。本文将以古希腊逻辑思想的背景、起源、发展为主线,在总结其逻辑学成就的基础上,与中国古代的逻辑研究进行对比,力求找出东西方思想、文明的差异,并获得启发。
逻辑学作为一门关注语形和语义的思维科学,其直接的来源是论辩。语言表达思维,思维规律包含逻辑。故此对语言的丰富运用首先产生了逻辑研究的需要,这一点,古希腊与古中国是一致的。古希腊时期,出于民主城邦制的需要,雄辩之风在各个城邦盛行,对民主的关注,世界观的见解,天文地理的研究,都可能成为论辩的焦点,相应的,人们自然注重论辩中的一些规律,即一些思维方式正确与否的判定法则(今天我们称其为有效性)。公元前390年,苏格拉底在雅典开设了第一所修辞学校,并明确提出了人的语言和思维相关联的观点。这个伟大的观点虽不甚具体,却正确揭示了逻辑学的产生离不开对语言的应用这一真理。其后传弟子柏拉图丰富了他的思想,而到亚里士多德时,逻辑学正式诞生。而同一时期的中国,同样处于各个思想激烈交锋的时期,不同流派在百家争鸣中为取得一席之地,需要一番唇枪舌剑,而辩论的繁荣同样为中国逻辑的发展提供了基础。由孔子最先提出儒家的“正名”思想,诸子百家围绕名与实的关系展开了一系列论战,道家的“无名”,墨家的“取实予名”,名家的“反正名”等,诸多论题将研究思路一步步带到抽象化的程度,从而形成了中国早期的逻辑学——名辩学。
另外,逻辑学产生和发展中,往往以哲学为天然的载体。因为同样是思维科学,哲学命题的研究需要逻辑工具来提供必要的证明和方法。古希腊有众多的哲学流派,泰勒斯、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巴门尼德等,从各自的角度对世界的本源和存在方式等进行解释。其中的命题的内涵,相互关联,甚至于描述方式本身,都需要准确无误,而自然的,这就要求关注语形和语义,也就自然促使逻辑学与这些哲学研究结合起来。而在古中国,儒家、道家、墨家等,提出各自的哲学观点时,无不需要大篇的论述,尤其是道家,其相对出世的思想,具有更高的抽象性,对逻辑的需求更直接,如《道德经》中,大量运用了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同时又有排中律和二律背反的内容。总之,东西方的逻辑学,和其哲学相伴发展的。
由此,我们应该看到,古中国和古希腊产生逻辑学的基础大体是一致的。但是,与我们的名辩学松散的存在不同,西方逻辑学的发展走上了一条系统化专业化的道路,并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下面我们将总结这些成就并稍作分析。
严格的逻辑学,公认的产生于亚里士多德。不过此前的一些逻辑学萌芽也在此稍作介绍。亚氏之前,古希腊曾有过著名的“智者运动”,即一些有诡辩倾向的专职辩者进行论战,教授,或帮人打官司。不难看出,古希腊的智者同古中国的名家很相似,他们都在一些离经叛道的观点上提出了自己的学说主张。然而无论是智者的“芝诺悖论”还是名家的“邓析两可”,都不能算作是直接的逻辑学成果,但它们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和认识这个世界,从而为更深刻的探索思维规律创造了前提(正如大多数悖论一样),而这,正是其逻辑学意义所在。之后的苏格拉底,提出了人的语言和思维相关的伟大观点,这实际上揭示了逻辑学研究关注语形语义的必然性,而其后传弟子亚里士多德,最终总结并发展了前人的思想,正式创立了逻辑学。
古希腊的逻辑学成就,集中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和斯多葛学派的命题逻辑学说。《工具论》中包含《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辩篇》,《辩谬篇》六篇内容。在这些著作中,亚里士多德阐述了他的逻辑学体系:首先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将事物分成十类范畴,包括实体、数量、活动等;进而关于命题,根据主词和谓词进行划分,并给出了不同命题间的逻辑关系(不包括今天的差等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逻辑方阵;同时对谓词分类,提出包含定义,固有属性,属,偶性的四谓词理论;创立三段论,分析其中的三种格,并将其作为推理有效性的重要判别式;最后对具体的命题研究给出科学证明方法,即有效前提和三段论结合。
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所做的工作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将语言内容抽象成形式(即形式化),并做逻辑学上基本的规定,二是建立以三段论为主要内容的有效性的判别体系,并作出应用性研究。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被称为逻辑学之父,很大程度上因为其得以令一个抽象性的研究系统的形成,而古中国的诸子百家中,这方面的成就,只有墨家的《墨经》——包含诸多定义和方法论的著作可以相比。
古希腊另一个重要的逻辑学成就是斯多葛学派在命题方面的贡献。斯多葛学派从“意谓”概念入手,将逻辑研究对象上升到抽象层面,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命题的性质和结构:首先依据是否能进行分解,将命题分为原子命题和分子命题,原子命题又包含“确定的”“不定的”“中间的”三类,分子命题分为条件命题,合取命题,析取命题,否定命题等。虽然与今天的表述并不完全一致,但依照命题间关系和联结词进行划分的思路和现代逻辑学是一致的;斯多葛学派又分别谈论了命题、命题形式、表象、论证做主词的情况,指出命题形式做主词时才是逻辑学研究的对象;对于蕴含命题、析取命题和合取命题的研究,斯多葛学派与今天的描述几乎一致,这也是该学派最显著的成就之一;而在论证的分类与方法方面,斯多葛学派也有相应的涉足。
可以说,斯多葛学派在某些领域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今天依然未被超越。而如此系统且完备的建立一种学科体系,是同时期中国的古人所没有做到的。实际上,斯多葛学派和亚里士多德的成就并不仅是个人的成果,很大程度上是古希腊逻辑学体系的一种结晶。相较之下,百家争鸣中的儒家、道家、名家等,做的更多的是芝诺、苏格拉底等前逻辑时代的工作,只有墨家真正走上了逻辑研究的道路。而在这差异背后,是思想文化、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等方面的不同,针对这点下面我将就此进行说明。
古希腊的逻辑学和古中国的名辩学各自的特点,归结起来如下:古希腊的逻辑学在形式化方面做的更好,无论是亚氏的三段论和逻辑方阵,还是斯多葛学派建立在“意谓”上的命题逻辑,都体现了这点,相较而言,古中国只有《墨经》试图在这方面做出努力,但定义过于冗杂,仍然没有实现脱离语言内容的抽象化;还在系统化方面,古希腊的成就亦更为明显,《工具论》就给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包含范畴、定义、三段论、应用准则的逻辑体系,从而能实现对一个命题的完整判定方法,斯多葛学派则是继承苏格拉底、麦加拉学派等的基础上,形成包含形式化、命题分类、有效性的完整理论,而同时期中国的百家争鸣,则是各自为营,围绕名实关系,儒家的“正名”、道家的“无名”、墨家的“取实予名”等,借助具体的论题进行论战,却较少涉及关于“名”和“实”本体体系的建立,导致看起来有些像自说自话,未成一统,虽然墨家亦曾做出过系统化工作,但仍然处于辩论层面,而不是深入知识体系本身。这些特点,是由包括区位、历史、地理、生产方式、语言、思维传统等多种因素造就,下面我们将依次做出分析。
从区位来看,古希腊处于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交际处,直接受这两大地域文明的影响。自由便利的文明交流使得古希腊能够积累相当的文化成果,便于系统化的建立知识体系。而古中国的位置则颇为偏僻,大多数思想由本土产生,百家争鸣时各派的观点、思路、方法大都处于萌芽阶段,尚未来得及系统化便草草以独尊儒术来结束。所以,我们的名辩学看起来松散,并且形式化的程度较低。
同时,历史、地理和生产方式上的因素影响了古希腊和古中国对理论研究上的热情。希腊人是移民,具有更多的探索动力,同时地处海滨,眼界开阔,海洋文明本身为其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物质条件。这一切,让古希腊人有更深入的求知欲,其研究成果往往亦足以形成较完备的体系。而古代中原文明则是本土产生,且居于内陆,这形成了一种较为保守的性格,由于农耕文明的缘故,更加注重眼前的利益,而缺少深入探索的热情。所以我们的名辩学,更多的是呈现不同的名实观点,而较少有名实体系的建立。只有墨家在这方面有开创性的工作,但不足以让整个名辩学的研究发生质变。相对于古希腊,我们的文化缺少了完备而思辨的理论,使得其价值难以被承认。
语言方面,古希腊人的语言习惯较为直接,容易按照主词、谓词等进行划分,从而进行逻辑学上的研究,而且所使用的字母文字,因字母本身的符号功能,更容易实现抽象化。反观古汉语,大量使用缩略、一语多义等表达方式,本身较难展开,同时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很难单纯脱离具体意义而纯粹作为符号。由此观之,语言上的差异使得古代中国在形式化方面较难实现。
思维传统也是古希腊的逻辑学与古中国名辩学差异的重要原因。古希腊有严格系统化的传统,比如希腊神话,即便故事各不相同,但总是建立在同一个确定的世界观之上,即由奥林匹斯山上的十二主神为首的世界中。而古中国的思维相对发散性更强,神话中的神灵大多出处不一,各说典故。研究方法上,古希腊人更喜欢借助数学和论辩来获得精确的结果,古中国则讲求“悟”,而显然前者更自然的符合逻辑学发展的要求。
总之,比较不同的逻辑学文明,可以让我们更深入的认识不同的思维,从而了解这门科学本身,而更好的发展逻辑学,恰恰应该对其有更深入的理解。这也是这篇论文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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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音乐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音乐类型和种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民族音乐代表着一个国家音乐的发展特色,也代表了一个国家在音乐方面悠久的历史文化。因此在我国,现代民族音乐经历了比较长久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有问题的出现,也有闪光点。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我国民族音乐发展的探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中国民族音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具有丰富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象征。然而,随着世界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我国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也受到了重大冲击和挑战。本文着重探讨了我国民族音乐当前面临的这一困境与机遇,并尝试探索出一条属于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之路。
我国民族音乐是由民间歌曲、戏曲、曲艺、原生态民歌、说唱等传统艺术发展而来,经过各个历史时期的筛选与融合,并与地方语言相结合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对我国艺术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作用。曾经较长一段时间内,民族音乐受到人们广泛的喜爱与认可。然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与各国的联系日益密切,外来音乐文化逐渐进入我国,对民族音乐的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流行、摇滚、爵士等西方音乐受到大批年轻人的追捧和喜爱。人们发现音乐的演唱形式并非只有一种,还可以通过更多种表现形式和演唱技巧进行表达,并由此也产生了一大批新的形式的民族艺术作品,民族音乐的发展随之进入一个新的多元化艺术时期。
但也正由于多元音乐文化格局的形成,民族音乐的发展也受到了来自西方音乐文化的重大冲击。面对这一情形,如何使我国民族音乐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主动参与到格局中,成为民族音乐发展的重要问题。就未来发展趋势而言,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因此,我们要主动吸收和引进外来音乐文化元素,并将其融入到我国民族音乐中,不仅表现在民族音乐的创作中,也表现在作品的演唱方法上。演唱者在塑造不同人物时,除了选择相应声部的演员外,还要注重声音的色彩、位置、音乐的风格、语言特点及不同地域作品的差异等。这便要求民族音乐的发展在保留其自身独特风的同时,还要不断进行改革与创新。
另外,在党的报告中也有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由此可见,在强调文化软实力的今天,推动民族音乐的创新与多元化发展,不仅是民族音乐本身需要不断完善的过程,更是国家发展的需要、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
(一)表现形式过于单一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的发展,我国逐渐发展为多元化的国家。我国民族音乐也应如此,但是在当下的民族音乐中,民族音乐的载体和表现形式还是以歌曲为主,甚至只有民歌这一个载体,一提到民族唱法就会想到民族歌曲,就像一提到美声唱法就会使人们不自觉的想到西洋歌剧一样,民族歌曲已经成为了民族音乐的代名词。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就是在歌曲的创作上,由于歌曲创作的比较多,并且在表演上也比较容易表现和把握;其次主要是民歌能够让大众更容易接受,形式普遍,易于理解,而且民歌更具有时效性,歌手很容易借助歌曲成名,因此像民族歌剧、戏曲等越来越少,歌曲成为了民族音乐的主要载体,形式单一,不符合如今多元化的社会形式。
(二)歌唱方法和表演模式千篇一律
当前我国民族音乐的歌唱方法和表演模式大致相同,因为在民族音乐的平台上有一批让人难以忘怀的艺术家,例如宋祖英、阎维文、蒋大为等,他们的歌众人周知,并且他们的歌唱方法和表演模式成为了当时民族音乐的样板,导致许多人一直在模仿他们的歌唱方法和表演模式,从而形成了舞台上前篇一律的现象。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局面,主要的原因有媒体的影响和民族音乐发展的不均衡,首先由于媒体在进行宣传时,为了迎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口味,使民族音乐主要趋向于大众化和娱乐化的风格,失去了原本的特色;其次是由于民族音乐各系列发展不均衡,使得演唱风格普遍一致,并且在民族音乐的教育上也过于追求标准化和规模化。
(三)缺乏相应的民族音乐理论知识
中国民族音乐经历了从传统民族音乐到近现代民族音乐的过程,传统民族音乐历史悠久,展现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性格、生活、情感等,受制于地理环境和传播媒介,传统民族音乐的传承发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地域性。自西方音乐进入我国后,传统民族音乐在吸收部分西方音乐理论及演唱方式,再结合自身特点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为近现代民族音乐,出现了大量优秀民族音乐作品,如《走进新时代》、《春天的故事》等。但民族音乐理论的发展却停滞不前,再加上中国民族音乐的多样性、复杂性,音乐理论发展匮乏,难以支撑现代民族音乐的发展步伐,也无法达到规律性的理论共识。
如何在把握民族音乐的民族性、艺术性、世界性的基础上,研究出中国民族音乐的教学体系和学术理论,是中国民族音乐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因此,要使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跟上时代发展,必须打破音乐实践单方面发展的路径,建立起和西方美声理论体系并行不悖的民族音乐理论体系和教育体系,实现音乐艺术实践与理论携手并进。
(四)民族音乐教育不受重视
由于应试教育长期长期占主导地位,视音乐教育一直受不到应有的重视,带有传统色彩的民族音乐就更是如此。民族音乐课的教学情况几乎处于无人问津、无人监督、无人指导的状态,致使音乐教育无法从根本执行教学大纲,更无法完成规定的内容,音乐课教学几乎只流于形式。另外,民族音乐教学科研严重不足,教学观念陈旧,教学模式单一,也致使很多学生对民族音乐课程丧失学习兴趣。
(一)增加表现形式,实现多元化
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民族音乐也应该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不能局限于民歌一种形式,可以发展多种表现形式,例如戏曲、说唱、歌剧等,尤其应大力发展歌剧,因为歌剧能够评定我国音乐和音乐的水平,也能够充分的体现我国各民族的文化,在民族音乐的发展史中,我国的歌剧也有一定的成果,例如家喻户晓的中国歌剧《白毛女》就影响了几代的人们。由此看来民族歌剧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也比较久远,但是没能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因此要想实现民族音乐的多元化,就要从观念上重视民族歌剧等多种形式的发展。 (二)总结经验,不断创新
民族音乐不能只是一味的模仿老一辈的演唱方法和表演形式,应从中总结经验,在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要将原有民族音乐的优点融入到的当今的新作品中,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出具有一定特色的民族唱法。另外还应该根据歌手的特点,将民族文化与现代方法结合在一起,从而创造出适合自己的民族唱法。
(三)加强音乐理论研究
加大对民族音乐理论的研究、增加研究的投入、在原有经典的民族音乐作品中寻找理论的依据是促进民族音乐发展的方法之一。我国民族音乐具有科学和系统的理论基础,讲究一定的演唱技巧和方法,因此若想研究我国民族音乐理论,就要从传统的民族音乐理论中吸收营养,找到理论研究的根本,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掌握我国民族音乐的核心特点。
(四)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
充分利用电视、网络等现代媒体,提高民族音乐在世界的话语权,将优秀的民族音乐艺术传播到更远、更多的地方。中央电视台举办的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就是一个有效的方式,不仅为国家选拔出大批优秀音乐人才,同时也大大提升了民族音乐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五)树立民族音乐品牌意识
树立民族音乐的品牌意识,就是要增强中国民族声乐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双向联系,不断提升中国民族音乐在世界音乐舞台上的地位。因此,中国民族文化也可大胆借鉴中国其他传统文化的成功案例,将创新力度加大加快。如,美食文化节目《舌尖上的中国》就是典型的例子。以记录日常生活的方式作为切入点,向世界人民展现中国各民族原生态歌曲的创作由来、演唱方式、语言习惯、民间歌手的生活形态等,用生动活泼的方式讲述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加强民族音乐与民族文化的关联,使中国民族音乐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种符号,这样才能树立起品牌意识,让民族音乐长存于世界音乐文化之林。
我国的民族音乐文化丰富多彩,是世界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民族音乐的生存环境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世界的发展要求中国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也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国民族音乐的只有在传统音乐文化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多元化的发展途径,完善并创新民族音乐艺术,才能更好的提高我国民族音乐在世界文化中的影响力,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添上更为绚烂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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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音乐指由广大人民群众在漫长历史过程中,通过口口相传而流传下来的音乐形式和音乐作品。它无论从使用的乐器、演奏的乐谱还是演奏形式,都有着极强的民族性和地域性,与当地的民俗习惯相溶合,与当地的民俗活动相结合。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广告音乐发展史探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广告音乐研究课题较新,分歧较多,但意义重大,关于广告音乐发展史的研究较少。本文通过大量史实的收集与整理,从广告史和音乐史两方面对其进行梳理和归纳。
关键字:广告音乐;口头叫卖;广告史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5)135-0058-01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用贫求富者,皆以为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门不如倚市门。秦汉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幌子”这样的广告已经较常见了,“音响叫卖”进入历史舞台。据古文献记载,音响叫卖在西汉时便出现了,《诗经.周颂》“箫管备举”汉代郑玄注云:“箫,编小竹管,如今(汉代)买觞者吹也”。唐代孔颖达疏解亦云:“其时卖觞之人,吹箫以自表也”。也就是说,在东汉的时候,买糖食的小贩就已经懂得以吹箫管为音响媒介,来吸引人们的注意从而招来生意。音响叫卖由此发端。
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辉煌时期,城市商业已初具规模,《随书.炀帝纪》:大业元年三月,“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安于东京”,商业之繁荣可见一斑。唐朝商业也空前兴旺,唐朝对市场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商品价格由官方评定,悬牌经营,这说明招牌的重要性开始凸显。唐代诗人杜牧的《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作为广告的另一种形式的“幌子”也很普遍了。
北宋时,改变了自古以来的坊市制度,市场和交换的地域和时间不再由官方限制。这一时期的口头叫卖被一些聪明的商人加以改进,配以乐曲歌词,沿街吟唱叫卖,大大提高了叫卖效果。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七记载:“是月季春,万花烂漫,牡丹芍药,棠梨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歌叫之声显然比单纯的叫喊人更吸引人。南宋吴自牧的《梦梁录》载:今街市与宅院,往往效京师叫声,以市井诸色歌叫卖物之声,采合宫商以成其词。也就是说,南宋临安效仿北宋东京街头的叫卖声,且配以乐曲歌辞,沿街吟唱叫卖。许多宋词元曲的中不少的词牌、曲牌如《货郎儿》、《卖花声》、《叫声等》,都是采纳叫卖市声加工而成,这一形式一直沿用至今。
中国近现代,报刊兴起,1861年创办的《上海新报》,1868年创办的《万国公报》,1872年创办的《申报》,报纸上都发布广告,《申报》的《本馆条例》就写着,专谈该报发行,广告事宜,随着广播媒介的兴起,1927年,上海地区有一位叫万仰祖的人,首先组织在无线电广播上为“大百万金”牌香烟做广告(加图片)[1]。当时上海地区规模较大的商店,如绸布庄、药房等,大都自己选择各种曲目叫电台播送,在节目中插播广告。[2]这一时期霓虹灯广告、大橱窗广告、月份牌广告都开始勃兴。1979年1月28日第一条电视商业广告――“参桂补酒”问世,孙顺华在《中外广告史》中写道电视广告,作为视听兼容、声画并茂的综合艺术,集语言、音乐、图像、动作与一体。杂志广告、互联网广告也逐渐出现和勃兴。
叫卖,音响等也是一种古老的听觉性广告表现形式。早些时候,广告当然不是一个独立的行业,商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及广告的发布者是集于一人的。而后的第三次社会大分工,负责物品流通的商人阶层开始出现,这也为广告代理业务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公元前700年的古埃及商人们,开始雇佣专门为他们商品作促销服务的人。一些雇主雇佣专人在渡口大声喊话,发布商业信息。公元900年,欧洲各国盛行卖报员沿街传报新闻。1141年,在法国贝星州出现了一个专门的口头叫卖团体,该团体得到法国国王路易七世签发的特许经营证,他们负责为业主做口头广告宣传业务。
早在中国的原始社会中,原始先民们已经开始创作、运用音乐了,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在描写中国原始先民音乐活动的时候这样写“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3]由此可见音乐与原始社会联系在一起,音乐先于广告而存在,音乐原本也并不是商品。
持“劳动起源说”的普列汉诺夫说:“原始人在劳动时总是伴着歌唱。音调和歌词是次要的。主要的是节奏,歌的节奏恰恰是工作节奏的再现,音乐起源于劳动。”在一般条件下,人们充分的认识到,唱歌,并不能解决温饱,而只有打猎和劳动,才能解决温饱,才能想到唱歌。当私有制出现的商品社会有所发展的时候,音乐艺术与物质在作等价交换。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举出了古代罗马诗人普洛佩尔提乌斯的一卷《哀歌集》和8盎司鼻烟相互交换的实例[4],这种以音乐为业,以音乐谋生被称为音乐商品出现和音乐商品价值的萌芽发展时期。中国古代宫廷里的“音乐奴隶”或是“乐妓”,就是私有制产生于发展、社会分工的产物。
唐代词人李益公开卖词,在宋代城市中,“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在元代,元曲作为商品性的音乐传播,活跃在城市歌妓艺人之间。中国古代的叫卖歌谣是直接依附于商品交换的而出现的音乐商品,这种在宋代称为“叫声”的“叫卖歌谣”,元代商贩们又称为“货郎儿”。货郎们的劳动(包括创造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在其“叫卖歌谣”中实现其价值与使用价值。中国古代和近现代的“叫卖歌谣”是现代广告音乐――典型而实用的音乐商品胚胎。[5]随着后来广播电视的发展,广告音乐的传播效果大大加强。这种广告音乐的商品交换行为,最初不是在音乐听众和观众以及媒体之间进行的,而是媒体与企业之间进行。这种与音乐听众与观众不直接发生交换联系的广告音乐性质的音乐商品,还有电视剧、电视晚会音乐。音乐也从单纯艺术性走向了艺术性和商业性并存的状态。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音乐早于广告出现,但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音乐以其艺术价值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之中,当出现私有制,商品经济开始萌芽的时候,音乐的商业性也初露端倪,伴随着商业的发展,最初意义上的广告以歌谣为主的“口头叫卖”和以乐器为主的“音响叫卖”开始出现,广告和音乐共有的商业属性让它们做了最好的结合,即广告音乐。
[1]孙顺华 查灿长,等.中外广告史[M].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2]平襟亚,陈子谦.上海广告市话.上海市地方史资料(三)[M].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84.
[3]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篇.
[4]阿.伊.康津斯基:《西洋音乐通史》第一章《古代音乐文化》,中央音乐学院编译室,译.音乐出版社,1958.
[5]曾遂今.音乐社会学[M].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12):23-24.
[6]陈培爱.广告学原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7]杨海军.中外广告史新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8]约翰・菲利普・琼斯.广告与品牌策划[M].孙连勇,李树荣,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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