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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有过和平赎买资本主义经济的构想,但都没有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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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后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争及其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始终伴随着处理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而走过,期间各方围绕如何对待资本主义产生了不断的争论。文章就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党及社会各界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争的经过、论点及影响作一梳理。
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党面对的资本主义经济共有四类:一是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即南京国民政府公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官僚私有的工商业、金融业等经济;二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即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金融业等,当时又称“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三是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主要是英美等国家资本主义在华企业;四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即“受无产阶级国家监督和调节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国家“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1]541、670,在中国包括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个别企业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每接管一城市,即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废除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华特权。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由于美英等国家宣布管制中国在其管辖区的公私财产,中国政府被迫对美英在华财产针锋相对地实行了管制、冻结和没收等政策。
这些对待官僚资本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在当时的我们党内、工农群众和进步知识分子间没有明显分歧。但是,怎样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却不时发生争论或政策偏差。
由于中国人“对资本主义印象最深的是它剥削人压迫人的一面,而对它在历史上有过解放生产力和促进生产力发展作用的一面,印象并不深刻了。因为他们是在受剥削、受压迫、被奴役、被侵略的痛苦回忆中认识资本主义的”。因此,很多人对包括民族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资本主义都不知不自觉地怀有排斥心理。
尽管中共中央于1947年12月明确制定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但是,在人民解放军接管大中城市的过程中,石家庄、邯郸、阳泉、焦作、运城等多地发生了乱抓物资、乱抢机器和私人财物等破坏民族工商业的行为,天津、北平等地发生了工人分店铺、斗老板、过高要求改善工资福利待遇等现象。东北解放后,“党在东北对私人资本主义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虽然经过长期争论……未能正确解决”。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一再下令制止和纠正“左”倾倾向,对广大党员干部、军队指战员等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区分科学社会主义与农业社会主义、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等思想教育,并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原封原样”接管城市、谨慎对待工人工资福利要求等政策。
在筹建新中国过程中,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党内“存在着许多糊涂思想的”[4]1430,主要表现为尽快消灭资本主义的“左”倾思想。
为此,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明确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同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等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会后,刘少奇赴天津视察和指导恢复重建工作,其中关于团结资本家、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讲话,“基本精神是符合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他的本意,是要稳住民族资产阶级,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
同年5月,刘少奇在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的一份电报中,批评东北、天津等地党员干部允许工人向资本家提过高要求、强令资本家不准辞退工人、只说资本家的坏话和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只强调和资本家斗争而不讲联合等“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和错误路线”[5]428,毛泽东赞同该批评并将电报批转各中央局、市委和野战军前委。中共中央的纠“左”努力和刘少奇“天津讲话”,对天津工商业生产、社会生活的恢复重建和南方城市的接管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党内一些人对其提出异议,尤其是刘少奇对东北的批评引起东北局书记高岗等不满。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半年多时间内,因战争、灾荒对生产的破坏,加上资本家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导致新解放区物价连续四次大上涨,在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的过程中,一些人提出“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我们的政策是要与资产阶级“争利”、资产阶级要求划分国营和私营范围“我们不允许”、“国营经济是无限制地发展”、“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6]51、71等。
在对1950年3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左”倾言论的批语中、在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毛泽东、刘少奇等都对这些错误思想给予了批评,《人民日报》发表《如何调整公私关系》等社论,批评了部分国家经济工作人员缺乏与私人资本主义长期合作的思想。由于部分不法资本家乘机大施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等“五毒”行为,1952年初,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发起了“五反”运动。
运动掀起后,全国各地普遍地出现了对资本家打击过重的“左”倾现象,一些人又主张提前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再次对这些言论给予了批评。1952年9月,中共中央开始酝酿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此后直到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在党的引领下,社会各界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统一于限制和改造中,主要争论转向如何改造、如何快速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概括来看,在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七年里,中国共产党人、广大工农群众及部分进步知识分子等之间就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所发生的分歧和论争,其要点是:
第一,是否立即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当时在人民解放军接管大中城市、筹建新中国、平抑物价、“五反”运动中,全国各地都发生了立即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现象。不仅在广大工人、士兵中,因文化水平的限制,缺乏对党的新民主主义政策的了解,出现拆分资本家机器厂房、批斗资本家、向资本家提出过高工资福利等现象,而且在党政干部、舆论界和知识界中也不断有人发表立即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言论。例如,1949年5月,中共中央曾批评一些地方“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坏,不说资本家还有任何好处。
在党内思想上只强调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捣乱性……强调限制资本主义……只强调和资本家的斗争,而不强调联合愿意和我们合作的资本家”[7]318-319。在1952年“五反”运动中,一些人主张提前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中宣部主办的《学习》杂志1952年第一、二、三期连续发表许立群、吴江、艾思奇、于光远等人的文章,否定民族资产阶级在当时具备的积极性,对“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有一定的地位与作用,不加分析,一笔抹煞”,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反动的腐朽的一面”。
由于他们当时在宣传理论第一线,他们的思想倾向直接影响到新意识形态的建立。对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给予了批评,中共中央责令并批准中宣部、《学习》杂志社刊文纠正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错误认识。
还必须指出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对中国中央政府中非共产党人比例过高、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等也表示不满,对毛泽东、刘少奇等表现出不信任。这实际上也是不赞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实行保护、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
第二,着重利用还是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虽然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制定了利用、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但在如何利用和限制、着重利用还是限制等问题上,在党内外都存在不同看法,甚至毛泽东同刘少奇在一系列具体问题和政策上也“小有歧异”、“不尽一致”,毛泽东“在强调利用的同时,比较突出强调节制资本、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一面”,而刘少奇“则在赞成限制的同时,更强调发展和利用的一面”。
早在1948年10月,毛泽东、刘少奇等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张闻天向中央提出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十分重视。毛泽东看过刘少奇对该提纲的修改后,特地写信给刘少奇,称赞其对提纲“修改得很好”,但建议将“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改为“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因为“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限制的斗争将是经常不断的”。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阐明“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但其语境是阐述“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地位,并强调允许存在和发展的“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且“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
刘少奇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讲话,尤其是1949年春的“天津讲话”,强调利用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语调更为明显。他说:“我们党对资本家是又联合又斗争……今天的重点是联合还是斗争呢?今天的重点是联合……不要把重点放在斗争上”;“在城市里发展生产,第一是发展公营企业的生产,第二是发展私营企业的生产”[10]78、93。刘少奇在讲话中甚至说了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等话(诚然,这是针对当时民族资本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还有一定的作用而言的――编者注),以致毛泽东、邓小平、薄一波等认为用词不妥,后来高岗等用以诋毁刘少奇,在““””中更成为刘少奇的“罪状”。
1953年夏,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由利用和限制发展为利用、限制和改造,且全国各地不断发生加快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左”倾倾向。即便在这种背景下,刘少奇、陈云等仍强调要充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尤其是私营工业。1955年3月,陈云强调:“必须看到,私营工业是我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各工业部在制定工业生产发展计划的时候,必须把现有私营工业的生产能力计算在内,加以充分利用”。
第三,通过排挤还是竞赛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和商业的态度有所不同。1953年夏以前,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商业强调“排挤”和“替代”,而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强调利用和限制。1949年6月,刘少奇提出要“发展国家商业及合作商业,使之逐渐地在广大范围代替私人商业”。
同时,毛泽东也在多场合表示,要排挤和替代私商,引导私营批发商把资金投向其他有益的事业,尤其是工业。1952年“五反”运动期间,中共中央提出不仅要“消灭投机商业”,而且要“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逐步缩小私营商业”,但仍坚持“尽量发展私营工业”[13]354。1953年夏,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全国各地出现加速改造、彻底排挤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趋势。但是,同年9月,陈云认为:要继续“让私营零售商业多做一点生意”,“对(私营――引者注)批发商的限制也要有区别、有步骤地来搞……不要挤掉……要让他们继续搞下去”[11]444。1955年1月,陈云初步总结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经验后坚持认为:“一部分批发商现在能存在的,让他们继续存在……二批发也可以让其继续存在”,“这些私营批发商的存在,在现阶段对我们有利,我看再不要去挤他了”;城市和农村集镇的零售商更要“让他们在原有岗位上维持下来”,“如果挤掉他们,会引起造反;如果转业,转什么,也成问题”。他还指出,过去几年,“有些批发商转了小工业”,但是“几年来成绩不大”,“几年来的经验证明商业转工业是不行的”[11]557、567、564、559。
然而,1955年底和1956年初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掀起后,陈云的上述思想没能得到实现。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基本主张是利用和限制,但党内除了在着重利用还是限制上存在认识分歧外,就如何利用和限制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也存在不同认识。当时,全国各地不断发生“挤垮一些私营工商业的错误思想和做法……在处理公私关系上,明显地歧视私营工商业”[2]99,纷纷在价格、税收、金融、生产资料等多方面限制、排挤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
在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和“五反”运动中,这一“左”倾错误思想、言论和做法更为明显。相比之下,刘少奇、薄一波等倾向于通过提高公营经济的经营效益、和平竞赛来逐步实现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利用和限制。1948年9月和12月,刘少奇先后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下,“不善于经营管理经济,不善于在经济上和别人(资产阶级和富农――引者注)进行和平竞争,那我们就会要失败”,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不能采取措施加以禁止,“必须在和平的合法的经济竞争中”取胜;“用对待封建主义的办法对待资本主义是错误的,那么对它实行什么办法呢?和平的经济竞争……所谓经济竞争,就是不以行政手段为主……是在大体上相同的条件下,看谁经营得好”[10]15、51。
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增加税收、缓解“五反”运动后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困难,1952年底,国家财政部在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并经周恩来批准后决定实行新的税制。新税制为了保税,取消了对合作社征收营业税打八折、成立第一年免纳所得税等优惠政策;为了简化税制,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
由于准备不够充分、宣传解释工作没有跟上等原因,新税制的推行引发了物价波动和部分地方干部、群众的不满。这引起毛泽东等高度警觉,尖锐地批评“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新税制得到资本家的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2]242-243。1953年夏,全国财经会议对新税制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第四,能否赎买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有过和平赎买资本主义经济的构想,但都没有付诸实践。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中国有无必要、能否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实现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的国内甚至中国共产党内都有不同看法,“有人说,苏联并未实行这种制度,所以我们也不必实行”[10]52,有人认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应当马上直接加以没收”[11]591。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综合分析各方面情况后认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可能的”[14]688,“中国可能比俄国更多地、更长时期地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10]52-53。
此外,一些人还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和改造完成后同资本家共事“麻烦”,将资方人员包下来是“包袱”,一些工人抱怨“资本家过去是经理,现在还是经理”,等等。针对这些看法,毛泽东、刘少奇和陈云等在一系列场合予以批评,强调“资本家的机器是财富,但是人也是财富,他们有管理企业的知识和经验,而且人这种财富不下于机器那种财富”,把民族资产阶级接收下来,“决不能讲是包袱,而应该讲是财富”[15]83、40、51、84。
第五,社会主义改造是否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经济。由于受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及模式的影响,加上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认识的偏颇,1953年夏,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后,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在中国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当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资本主义绝种”[16]255。同年底,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完全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14]666。1955年10月,毛泽东继续强调:“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17]141。
但是,陈云等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并不等于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和完全排除自由市场。1955年11月,全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掀起之际,陈云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委座谈会上提出:“允许有些工厂不公私合营”,“有百分之七十公私合营了,就可以说基本上全行业实现了公私合营。”
[11]591-5921956年春夏,全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刚过,陈云等就发现改造过于集中、过于求纯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为了解决这些新问题、新困难,他们一再强调要允许非公有制工商业继续存在,要继续发挥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作用,甚至提出要允许不合格、草率组建的公有制工商业退回公私合营或私有制。例如,1956年5月和7月,陈云提出,手工业合作社、运输合作社和合作商店,“由于收入减少,生活困难,要求退出合作企业的,应当批准他们退出”;交通运输方面,“现有高级社在还本付息方面有困难的,可以退为初级社”[15]77、38。
同年7月,他还提出,“要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国家计划范围内搞个社会主义自由市场,恢复过去私人经营的一套……比如百货,可以分好多种,由私商来管,大的搞批发,小的搞零售”;我国不要同苏联那样“大小生产都纳入计划”,要“来个大计划、小自由,即主要方面有计划,次要方面来个自由市场”[15]50、86。在此基础上,1956年9月,陈云在党的八大上又正式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体制改革思想。
1956年初,鉴于社会主义改造过快、过粗和过于单一带来的问题,毛泽东等也提出要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要让资本主义地下工厂转为地上工厂,允许华侨来大陆投资办企业,一百年都不没收等。但是,相比而言,毛泽东主要是从策略上考虑继续利用资本主义经济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陈云主要是从战略上探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长期共同发展。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看,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内外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争论产生了以下积极影响:
第一,丰富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毛泽东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和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等系统地概括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这一理论在新中国建立前后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断得以完善。其中,有些观点就是在党内外的论争中不断得以完善的。
譬如,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1949年春之前,毛泽东、刘少奇等都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1948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说:“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3]161毛泽东在会议做结论时也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与帝国主义的矛盾。”
[18]386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坚持认为: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4]1432。然而,东北、平津解放后,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方面不断发生“左”倾错误,党内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经过长期争论”而“未能正确解决”[7]318,且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仍异常艰巨。在批评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左”倾错误的基础上,毛泽东、刘少奇等于1949年春改变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
刘少奇1949年春在“天津讲话”,中共中央1949年5月发出的《关于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错误的指示》等都强调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恢复发展生产的必要性。同年7月,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写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中说:“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斗争。这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存在的,并且仍然是主要的矛盾和斗争”,“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或者说在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
[19]1952年夏,随着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抗美援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民主革命遗留问题的基本完成,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重新提出,“在打到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6]231。至此,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理论才得以完善。 第二,催生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策略方针之一是“不要四面出击”。
该方针就是毛泽东在批评当时我国一些人错误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而提出的。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说:我们当前的总方针,“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20]。
第三,促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头三年,在百废待兴、内忧外困的背景下,我国之所以能够在短短的三年内既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又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党领导中国人民发挥了主人翁的作用,有效地执行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方针政策,其重要表现在于政治上坚持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各革命阶级的联合,尤其是团结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贯彻执行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方针;经济上利用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两个方面都同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紧密相联。
如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前后,党内外不断发生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左”右倾错误。
但是,在接管城市、平抑物价、“五反”运动等过程中,每当出现违背新民主主义政策的现象,各级党和政府都坚持以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为指导,及时分析问题,妥善应对,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适当减轻私企负担、促进城乡物资交流、扩大加工订货等维持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经营活动,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缓和了失业现象,使城乡人民的生产生活不断逐步转入正常轨道。在社会主义改造的三年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等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不断纠正着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左”右倾错误,特别是对待资产阶级的“左”倾倾向,从而增进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彼此之间通过思想上的碰撞取得了认识上的共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创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可见,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几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是在伴随着反对、防止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右倾错误中走过的。
第四,纠正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若干失误,萌生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不断强调组建产业联合会、企业管理委员会等都要吸收原工商业者参加,公方代表和改造后的企业负责人要树立同“资本家”长期“共事”的意识,要把原工商业者当做“财富”,充分发挥他们善于管理企业、熟悉经贸业务的知识和经验[15]51、84。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还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速度的急躁冒进、隔断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与商业的关系、打乱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原来的业务关系、把小资产阶级的手工业和商业当做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营商业经营范围无限扩大等错误做法。
所有这些归结起来都是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论争。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人的正确主张,不同程度地纠正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若干失误。1956年底,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正式确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但是,由于受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国际局势等影响,社会主义改造出现了要求过急、速度过快、工作过粗、形式过于单一等问题,其弊端也马上暴露出来。1955年下半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掀起后,一些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陈云很快察觉到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于是大胆地、及时地提出了不要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允许商户退出不合条件的商业合作社、划分国营和私营商业的经营范围等设想。
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上,陈云将这些构想概括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先驱。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前后,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社会各界就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一系列分歧和争论,论争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当今中国正确处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具有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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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理性利用是通过城市要素的集约利用及优化配置来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阶段目标,理性利用评价是城市管理的重要调控手段。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试论构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理性利用评价体系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提要:本文根据城市理性利用的内涵,提出理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基于DEA的C2R模型,以国内先进经济区城市为总体评价样本,评价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综合效率,为实现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调控提供理论指导。
关键词:C2R模型;理性利用评价;广西北部湾经济区
论文正文:
试论构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理性利用评价体系
基金来源:广西教育厅面上项目(200802MS138)“基于DEA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理性利用评价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地处我国沿海西南端,本研究区域主要由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等4市及玉林、崇左等2个通道城市所辖行政区域组成。2006年3月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全面开放开发正式启动,广西沿海地区开放开发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2008年1月16日,国家正式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标志着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开放开发正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北部湾经济区城市作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桥头堡,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服务更广阔的经济腹地。
然而,从国内一些经济区城市发展经验看,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人口不断增加,城市非理性发展的现象增多,能源、水、土地、矿产等资源不足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经济建设中存在和积累的深层次问题日益增多,因北部湾经济区的建立实施,使原有的城市利用格局和利用效益发生变化,及时采用DEA等科学方法对广西北部湾城市理性利用进行定量测算和评价,通过对影响城市理性利用效益各相关指标的分析,判定理性利用效益的优劣,为了解城市理性利用现状和开发潜能、为合理配置资源提供;为政府协调城市利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制定政策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城市理性利用是通过城市要素的集约利用及优化配置来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阶段目标,理性利用评价是城市管理的重要调控手段。广西北部湾城市理性利用一是要强调城市密度,将紧凑的布局、土地和建筑的混合利用、公交系统建设结合起来规划,目标是使居民生活更加方便,节约民众的时间和其他资源;二是提供多种便利有效的公共交通选择;三是在开发新区之前,尽量利用现有社区和已有的设施;四是保护自然景观和环境敏感地区;五是让公众和利益相关方参与开发决策,以避免做出错误判断和结论。
(一)研究思路
1、DEA模型构建。因为DEA测量的效率为相对效率,是被评价单元相对于“领先”单元的效率,因此开展广西北部湾经济区DEA评价以国内较成熟的长株潭城市改革实验区、长江三角洲区域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适宜城市要素为相对评价效率值。
2、DEA模型要求决策单元的个数应该接近或者超过输入输出变量的两倍。相对于评价单位自身纵向比值的DEA效果来说,横向的不同单位间的DEA评价更具合理性,以2008年广西北部湾经济区6市及长株潭城市改革实验区、长江三角洲区域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12市作为决策单元。
3、从评价指标体系中,根据德尔菲法确定输入、输出主成分指标m的个数,作为新的解释变量。
4、利用DEA评价模型对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理性利用进行评价,对非DEA有效的城市提出调控方案。
(二)城市理性利用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与特点。城市理性利用包括资源、环境、经济、人口与社会五个子系统的协调,实际上是达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阶段目标。根据全面性、科学性、独立性、可操作性、适用性的指标选取原则,考虑到系统的协调性和指标的可获得性,选择表1的指标构建城市理性利用评价体系中的输入、输出指标。(表1)
DEA方法将一个可以通过一系列决策,输入一定数量的生产要素,并输出一定数量的产品的经济系统(或人)称为决策单元(简称DMU),对已知的n个决策单元,可用DEA方法来判断各个单元投入/产出的合理性、有效性,特别适合具有时限性要求的理性发展评价。判断DEA对决策单元相对效率的测评比较多,本文采用评价DMU总体效率的具有非阿基米德无穷小的C2R模型,该模型可以评价DMU的技术效率、规模效益和综合效率。见如下形式:
min[0-(eTs-0+eTs+0)]st.jxj+s+0=0x0jyj-s+0=y0j≥0,s-0≥0,s+0≥0
(一)评价单元现状。根据德尔菲法选择评价指标限于篇幅不列过程,各评价单元的输入输出现状见表2。(表2)
(二)评价结果。利用DEAP软件,采用C2R模型,从投入不变产出尽可能增加的角度、采用多阶段单元测算的方法 (MULTI-STAGE)运算。综合效率测算结果见图1。(图1)
(三)结果分析。从图1初步分析,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各城市中南宁、钦州、玉林、崇左4个城市为DEA有效,说明这4个城市在以国内各主要经济区城市的整个样本体系为参照集合中是相对有效的,对这4个城市来说,基于2008年现状投入的情况下,目前它们的城市理性产出已达最大化,理性利用相对较优,城市的发展已经充分注意到了整个系统的协调,已设法提高投入产出的效率,但也应注意除了南宁,4个相对有效城市中,其投入总量与长株潭的长沙、长三角的南京、杭州、宁波、珠三角的佛山等相对有效的城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下一步的目标是随着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投入增加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其相对有效的理性利用目标;其余2个城市北海和防城港市的评价结果为DEA无效,说明在城市理性利用能力、系统整体协调性方面还有提高的余地。
基于德尔菲法调查,评价结果与实际情况基本相符,较客观地反映了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各城市的理性利用能力。
尽管仍然存在很多限制,数据包络分析方法依然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效率评价方法,从综合有效性的角度来看,北海市与各经济区城市之间的投入产出效率相差很大,非DEA有效的北海和防城港市必须提高从理性利用的角度加强城市的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建设和发展,合理调控资源的投入和配置,使城市投入对产出的正向效应越来越大。下一步研究将从规模效益、技术效益以及各单项指标的描述与投影方面加以测算分析,并提出更具针对性的开发潜能与合理性利用的城市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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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甘孜州和阿坝州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得到了大力加强。“十一五”时期,全面完成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沙化草地治理、水土流失治理、矿山植被恢复任务,空气和水质达到国家标准,生态文明水平不断提高。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川西北经济区发展方向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关键词:经济区 发展
川西北经济区发展方向
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的重点生态功能区,是指生态系统十分重要,关系全国或较大范围区域的生态安全,现生态系统有所退化,需要在国土空间开发中以发展生态产业为主,以保持并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的区域。
经对资源环境承载力等因素的综合评价,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了25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其功能定位是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区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示范区。各重点生态功能区按功能类型分为水源涵养型、水土保持型、防风固沙型和生物多样性维护型四种。四川省蕴藏着复杂多样的生态系统,几乎囊括了全国所有陆生生态系统类型,多种地貌共生,多种生物共存,保护好丰富的生态系统、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对维护全国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从地理位置看,川西北地区为青藏高原东南缘和横断山脉的一部分,分为川西北高原和川西山地两部分。
该区域地处长江和黄河流域上游,在涵养水源、蓄洪防旱、调节气候、净化水质和环境以及保持生物多样性等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规划,阿坝州的阿坝县、若尔盖县、红原县等3个县纳入了“若尔盖草原湿地生态功能区”。该功能区位于黄河与长江水系的分水地带,湿地泥炭层深厚,对黄河流域的水源涵养、水文调节和生物多样性维护有重要作用。
根据评价,由于湿地疏干垦植和过度放牧,导致草原退化、沼泽萎缩、水位下降。该功能区定位为水源涵养类型,目的是作为构建青藏高原生态屏障的组成部分,其重点是保护好多样、独特的生态系统,发挥涵养水源和调节气候的作用。根据规划,甘孜州的康定县、泸定县、丹巴县、九龙县、雅江县、道孚县、炉霍县、甘孜县、新龙县、色达县、乡城县、稻城县、得荣县、白玉县、石渠县、德格县、理塘县、巴塘县和阿坝州的马尔康县、金川县、小金县、壤塘县、汶川县、理县、茂县、松潘县、九寨沟县、黑水县共28个县纳入了“川滇森林及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该功能区原始森林和野生珍稀动植物资源丰富,是大熊猫、羚牛、金丝猴、林麝(獐子)等重要物种的栖息地,在生物多样性维护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根据评价,现山地生态环境问题较为突出,由于草原超载过牧等因素,生物多榉j生已受到威胁。该功能区定位为生物多样l生维护类型,目的是作为构建全国黄土高原—川滇生态屏障的组成部分,重点要加强水土流失防治和天然植被保护,发挥保障长江、黄河中下游地区生态安全的作用。
2.1发展方向
包括阿坝州3个县范围的“若尔盖草原湿地生态功能区”的发展方向是:一是推进天然林和天然草地保护、退耕还林。ih理水土流失,维护和重建湿地、森林、草原等生态系统。二是依照法规认真保护具有水源涵养功能的自然植被,防止过度放牧、毁林开垦草原。三是加强江河源头及上游地区的小流域治理和植树造林,减少面源污染。包括甘孜州全部18个县和阿坝州l0个县范围的“川滇森林及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的发展方向是:一是禁止对野生动植物进行滥捕滥采,积极恢复野生动植物物种,努力保持种群的平衡。二是加强防御外来物种入侵的能力建设,防止外来有害物种对生态系统的侵害。三是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与重要物种栖息地,防止生态建设对野生动植物栖息环境的改变。
2.2发展目标
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甘孜州和阿坝州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得到了大力加强。“十一五”时期,全面完成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沙化草地治理、水土流失治理、矿山植被恢复任务,空气和水质达到国家标准,生态文明水平不断提高。“十二五”时期,川西北生态经济区将继续加强环境保护,努力实施《青藏高原东南缘—川西北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规划》,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进一步巩固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成果;沙化草地治理、水土流失治理、矿山植被恢复取得重大成果;巩固落实建设项目“三同时”制度;保护生物多样性和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到2020年,物种多样性退化势头得到有效遏制,重要生态系统、遗传多样性的丰富度得到保持,生态敏感区和脆弱区得到积极保护,基本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根据规划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战略定位和发展方向,要积极通过实施一系列重点建设项目和开展有关工作,使川西北生态经济区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维护生物多样性、保护自然资源的生态功能大幅度提升,森林、水系、草原、湿地、农田等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得到显著增强。
3.1实施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修复工程,构建重点生态功能区。启动第二轮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深入实施退耕还林、退牧还草、防沙治沙、湿地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等工程,提高天然林管护、人工造林、退耕还林补助标准,扩大实施范围,巩固实施成果。实施草原生态保护工程,坚持重点突破与面上治理相结合、工程措施与自然修复相结合,全面加强草原生态建设。科学合理布局草原围栏,加快重度退化草原的补播改良。
采取填沟还湿、限牧还湿、治沙还湿、灭鼠保湿等措施,重点保护石渠、色达等高原湿地,尽快促进湿地恢复和修复。加快若尔盖国家级湿地保护区工程和阿坝曼则唐湿地保护区工程建设,启动红原日干乔、壤塘南莫且湿地工程建设。加快大熊猫栖息地修复、森林植被恢复、林地生态监测、自然保护区重建等重点项目建设,恢复森林植被。
3.2坚持“点上开发、面上保护”的原则,合理实施生态资源开发。坚持生态保护优先,综合运用工程、技术、行政、法律等手段,严格资源管理。推进清洁能源、优势矿产、旅游资源和水资源等优势资源集约开发和节约高效利用,培育生态农业、生态能源业、生态旅游业、生态药业、生态矿业和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科学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坚持市场配置资源等原则,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健全资源开发利益共享机制,资源开发与产业发展相结合,资源就地转化尽可能最大化,提高资源利用率。
实现矿产资源有序合理开发。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开发,尽可能依托现有城市作为后勤保障和资源加工基地,避免形成新的孤立居民点。建成以水电为主体的生态能源输出地,除满足川西北生态经济区发展的需要外,主要向省内和全国东中部地区输送水电,为保障全省的能源需求及支持全国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3.3加快以产业为支撑的城镇发展,促进生产要素的适度集聚和城乡区域的协调发展。以县城和特色集镇建设为重点,加快城镇化进程,大力提高川西北生态经济区社会的现代化水平。加强州府和县城所在地城镇、重点旅游景区和交通交汇点城镇特色风貌打造,提高综合城镇的存在能力。优化城镇空间布局。
明确功能定位,充分体现地域文化,突出民族特色和自然风貌,进一步优化城镇空间布局。按照“组团城镇”发展思路,建立区间便捷通道,引导中心城镇有序拓展空间。阿坝州将积极培育汶川一茂县一松潘一九寨沟、汶川一理县一马尔康一阿坝、九寨沟—若尔盖一红原一壤塘一金川j条城镇轴线,逐步形成点轴结合、功能互补、规模协调的城镇体系,打造内涵丰富、文化多元的特色魅力自治州。甘孜州的康东区域将加快集聚生产要素,加快重点城镇发展;康南区域将依托水电、电网建设和旅游圈以及高原特色农牧林业,培育壮大相关产业,打造一批旅游城镇;康北区域重点解决农牧区的民生问题,加快县城公共设施和集中定居点建设。
4.1加大生态环境建设投入力度。生态建设是一项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伟大事业和宏伟工程,须打破行业、地域、所有制的限制,拓宽投资渠道。积极抓住国家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机遇,充分利用国家优惠政策,积极争取国家继续加大对川西北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广泛吸引和鼓励外资、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入生态环境建没。坚持“谁破坏、谁治理,谁受益、谁负担,谁建设、谁保护”的原则,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生态环境建设。
4.2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完善资源开发利益补偿长效机制。强化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工程政策的稳定性。加强对生态移民项目和后续替代产业发展的资金和政策扶持。探索建立林业发展基金、牧区育草基金等生态公益基金或征收生态环境建设税。强化重大资源开发项目的生态保护,增加项目投资中生态保护的比重。探索实行资源使用权有偿转让制度,强化资源开发的利益补偿机制,完善资源开发的补偿政策,加快制定资源开发的反哺政策,促进资源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当地群众生活水平。
4.3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生态环境建设水平。充分重视科技成果在川西北生态经济区的建设和管理中的转化、推广,因地制宜探索不同地区行之有效的科技推广模式和典型,积极推广应用先进的技术成果和管理经验,提高生态环境建设水平。努力加大相关农业科研经费对牧区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强优良畜种和草种选育、草原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等关键技术的研发。
4.4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积极开展各类专业人员的职业培训,大力培训川西北生态经济区发展急需人才。制订优惠政策鼓励国内其他地区专业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和技能型人才到川西北生态经济区丁作。继续努力加强人才和智力对口的支援工作。
4.5推动丰十会公众广泛参与。努力在全社会侣导生态文明,积极开展绿色创建活动,提高全社会的生态意识和环境意识,广泛发动每一位公民特别是青少年志愿者积极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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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市场营销战略对于企业的营销目标的实现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市场营销也开始探索新的营销战略道路。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西北铝市场营销战略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各行各业对铝箔等铝加工产品的需求也随之大幅增加,同时由于铝箔行业利润空间大,市场空间也较大导致大量资本涌入,加剧了该行业的竞争。再加上潜在进入者的威胁和来自国外企业的竞争,使得行业内各企业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如何适应市场的变化,如何满足顾客的特殊需要,如何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是每个企业都必须考虑的课题。 本文从西北铝业市场营销现状入手,运用SWOT分析法对西北铝业面临的的形势进行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适合企业发展的目标和战略。
关键词:市场营销;战略
西北铝的主导产品为铝及铝合金管、棒、型、线、排、板、带、箔、铝粉、镁粉、铝镁合金粉、水性铝膏、铸造铝材和深度加工产品等14大类,近百种合金,上万种规格。产品特点为多品种,多合金,多规格,附加值高,技术密集性强。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航海、兵器、核工业、国防科技、交通运输、机械制造、仪器仪表、家用电器、化工、电子、电力、建筑、包装、装饰等行业。企业现有产品生产能力10万吨,注册商标为“奔马”牌。
企业于1999年通过ISO9002,1994质量管理体系认证,2002年通过ISO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各行各业对铝箔等铝加工产品的需求也随之大幅增加,同时由于铝箔行业利润空间大,市场空间也较大导致大量资本涌入,加剧了该行业的竞争。再加上潜在进入者的威胁和来自国外企业的竞争,使得行业内各企业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如何适应市场的变化,如何满足顾客的特殊需要,如何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是每个企业都必须考虑的课题。每个企业都应根据自己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选择适合本企业发展的竞争战略,特别是制定好营销战略和搞好营销管理。
1.国有企业传统的惯性思维仍然严重存在,难以破除,部分干部、员工的思想观念跟不上市场的发展和要求,人员内部流动、末位淘汰机制未能合理形成,执行力不强,劳动生产工作效率偏低。
2.缺乏科学的、合理的和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3.人力资源的管理和开发需要加强,尤其是从事市场工作的人员的文化素质较低,远远不能适应公司发展的需要。
4.财务管理比较粗放,需要严格的成本控制以降低各类费用和产品成本。
5.没有长远的、能适应市场发展需要的营销战略,营销管理水平还有待提高。
6.西北铝业对市场整体的研究和统一的营销计划不够。
7.没有明确的目标战略,即便是在某些方面制定了目标,但也缺乏切实可行的保证措施。
8.营销政策措施是零散的,而非系统的,还远远谈不上营销要素的组合功能。
9.营销计划是战术的,而非战略的,对未来缺乏长远的打算和明确的思路。
10.销售人员的选拔、培训、奖励、晋级没有统一的政策。
11.营销政策措施更多地建立在感性基础上,而非理性基础上。
总之西北铝业缺乏对行业前景、自身市场定位和应采取的营销战略的系统分析,又没有把自身与竞争对手的资源能力进行比较,可以说,西北铝业的营销管理水平还处于较低阶段,还停留在自发的水平上。因此,为了西北铝业未来的发展,为了西北铝业能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西北铝业有必要加强营销管理,制定长期的营销战略
1.西北铝业存在的优势
(1)生产设备先进、辅助设施完善。企业拥有较为完善的熔炼、铸造、挤压、铸轧、压延、制粉等铝加工专业生产设备及配套的动力、工模具、检验等辅助设备。挤压设备有挤压力6MN~50MN挤压机11台,18m、22m、24m立式淬火炉和18m铝材时效炉各1台及成套的拉伸、矫直、轧管设备。压延设备有1600mm铸轧机3台,1800mm铸轧机2台,1450mm冷轧机、1700mm冷轧机、1700mm冷精轧机、1625mm铝箔万能轧机、1700mm铝箔粗中轧机、精轧机和拉弯矫直机各1台,高精度轧辊磨床2台以及横切、纵切、分切、分卷、合卷等配套设备。其中由日本引进的25MN双动反向挤压机、由意大利引进的1450mm冷轧机和1625mm铝箔万能轧机,为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世界先进水平的装备,由奥钢联引进的1700mm箔材粗中轧机、精轧机,为当今世界先进水平的装备,由德国西马克公司引进的45MN双动反向挤压机,为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装备。
(2)环保设施齐备、环境治理达标。西北铝业在同行业中,率先达到了行业要求环保标准。公司已经通过了150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并严格按照15014001环境管理体系运行。使企业的环境管理又更上了一个台阶,远远走在国内同行业其它企业的前面。
(3)人员素质较高。从公司人员结构状况来看,大多数职工拥有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一定的铝加工理论知识,同时近年企业本着尊重知识、重视人才、精简高效的原则,积极推行人才战略,将人才资源转变为人才资本,对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管理人才采用待遇留人、感情留人等人性化管理;在分配制度上大胆拉开差距,加大了向关键岗位人员倾斜的力度。
(4)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和良好的产品质量。在质量管理方面,公司依照150900标准、以“持续改进改进工作质量、实物质量和服务质量,不断满足顾客需求”的质量方针,采用国家技术标准、国外技术标准和行业技术标准,根据专用产品技术要求,制定了企业技术标准,针对顾客不同需求及企业生产能力,制定相关的技术协议。
2.西北铝业存在的劣势
(1)人员较多难以消化。与绝大多数国有企业一样,西北铝业面临人员富余问题,若与同等规模的私营企业或外资企业相比,公司大约多出100多名在岗人员。
(2)国有制企业机制不灵活。西北铝业是一个国有控股企业,那种国有体制下的诸多弊端,均在西北铝业中体现出来,并且制约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3)公司的营销能力薄弱,缺乏强有力的营销手段。市场经济是信息的时代,是竞争的时代。西北铝业缺乏对市场的研究,对产品的研究,对客户的研究,没有健全的客户网络和销售网络,营销能力薄弱,目前的营销仅仅建立在销售市场较好情况下的一种简单推销。另外,公司没有相应健全的信息系统,缺乏及时生产能力,缺乏生产柔性,缺乏对顾客的及时供货能力。
3.西北铝业面临的机会
(1)西部大开发、三线企业搬迁、国企改革带来的政策机遇。
(2)GDP高速增长、人民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的市场机遇、铝箔需求市场的迅猛增长。
(3)符合国家的产业发展政策,受到政府的鼓励和大力支。
(4)区域和产业发展政策及影响。随着国家的“西部大开发”、城乡电网改造、“西电东输”计划的进一步实施,交通、建筑、电力等基础设施产业得到更大投入的同时,也将大力推动铝消费的增加。处于调整阶段的国内铝业很可能在国内市场先找到突破口,由大量需求铝产品的产业发展来带动铝业自身的发展。
4.西北铝业面临的威胁
(1)氧化铝粉、电解铝价格的上涨。
(2)铝箔行业竞争对手规模扩大、竞争加剧。
(3)国际铝业集团进入中国。
1.总成本领先战略
总成本领先战略可以为企业在市场上赢得成本方面的竞争优势,这种战略要求企业达到经济规模生产,尽力降低生产成本,控制费用,最大限度地减少研究开发、服务、推销、广告等方面的费用。
2.产品差异战略
产品差异性战略也称特色经营战略,采取这种战略具体方法是:通过公司形象、产品特性、优质服务等形式,努力创造产品特色,以便将企业自身的产品与竞争者的产品区别开来,使用户建立起品牌偏好与忠诚,从而愿意为企业的产品多付钱赢得超常收益。这种战略使用户的价格敏感性下降,回避竞争者的价格竞争。
3.目标集中化战略
目标集中战略也称专门化战略。采取这种战略的企业主要通过满足特定用户群的特殊需求或者将精力集中于有限区域市场或产品的特定用途的方式,来为自身创造竞争优势和建立市场地位。这一战略的前提是:企业能够以更高的效率、更好的效果为一特定的市场服务,超过在更广范围内竞争的对手。
4.组织高效的营销队伍
销售渠道策略是企业市场营销的重要策略之一,企业如何把产品最有效地传递到用户,是企业经营中的重要任务,也是与对手进行竞争的有效手段。西北铝业的产品是属于原材料产品,其销售的渠道和消费品不同。为采取直复营销管理,加强代理商管理,加强网络营销、电子商务建设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最有效办法,电子商务将是华西铝业分销渠道未来发展的方向。
5.价格战略
西北业应根据企业的基本战略需要,灵活的选取定价目标。从中长期看以市场份额为目标,近期以生存为目标。按定价目标相应的定价方法为中长期以成本为中心定价,特殊产品以市场需求为中心定价,近期以竞争为中心定价。
目前西北铝业面临的困难很多,形势非常严峻,营销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为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各级营销人员要抢抓合同,争取用户,增加订单,开拓市场;要有大局观念,保持好的传统,发扬成绩,充分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要认真思考,想办法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努力做好西北铝的营销工作。
[1]胡建绩 陆雄文:企业经营战略管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26.
[2]迈克尔•波特:竞争战略(M)陈小悦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33.
[3]祝海波 邓德胜 聂绍芳 李雪岩合著:市场营销战略与管理(M)北京:中国经 济 出 版社,2006.
[4]林 峰 杭建平 王海云:市场营销战略与应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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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一般定义为:在信用货币制度下,流通中的货币数量超过经济实际需要而引起的货币贬值和物价水平全面而持续的上涨--用更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在一段给定的时间内,给定经济体中的物价水平普遍持续增长,从而造成货币购买力的持续下降。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陕甘宁边区通货膨胀的表现与成因探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陕甘宁边区通货膨胀的表现与成因探析全文如下:
抗战时期,在陕甘宁边区金融业发展过程中,持续存在的通货膨胀甚至数度出现极为严重的状况,是陕甘宁边区面临的一大难题。对其进行客观、全面的分析,不仅有助于回顾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金融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而且对当今也有可资借鉴之处。
1、边币从属法币时期通货膨胀的出现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即于1937年10月被改组为陕甘宁边区银行,并宣布法币为边区流通货币,收回苏币。由于国民党发给八路军的军饷基本都是法币5元和10元的整币,市场缺乏小票,给边区市场贸易带来极大不便。为了找零需要,1938年6月,边区银行以光华商店代价券的名义自行发行元以下辅币,票面额为二分、五分、一角、二角、五角。光华券虽不是边区银行发行,但边区银行对光华券负有保证和兑换之责,有可靠的保证[1].因此,光华券发行后深得群众信任。光华券发行初期,边区政府对光华券的发行数量严格控制,因而对边区物价影响不大。
然而,1940年8月以后,国民党政府不按时发给八路军抗日经费,11月19日起干脆停发,造成边区财政的极大困难,不得不增发纸币来解决。因此,从1940年下半年起光华券的发行数字逐步增大,供边区财政透支,弥补赤字。11月12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关于发展边区经济建设决议》,规定银行要增发钞票400万元,交付财政厅作生产基金及经费之用。所以11、12月份边区政府共增发光华券2090415元,以垫付财政支出,货币发行每月增额分别为59%和100%[1].从开始发行到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银行币发行为止,光华券前后共经历了两年零九个月。光华券发行额及同期延安和国统区物价指数统计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截止到1940年上半年,光华券的累计发行数量并不大,但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发行数量大增,是上半年发行数的十余倍,延安物价指数已经上涨6倍多。可见,这时的陕甘宁边区开始出现了缓慢的通货膨胀。
由于延安物价不断上涨,1941年上半年延安的物价指数超过了国统区,市场上对货币周转需求的增加,原来发行的小面额光华券已不能满足需要,边区银行于1941年初,增发了面值7角5分的一种光华券。这种高面值的辅币,接近主币,实质上视为主币使用。因此,大量增发光华券以解决财政急需,无疑是促使物价上涨的重要原因。此外,光华券是法币的辅币,它的价值和法币的价值是完全等同的,由于国统区自1939年以后通货加速膨胀,物价急剧上涨,对边区物价亦有影响。
2、边币成为法定货币后通货膨胀的主要表现
皖南事变以后,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促进边区经济的发展,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41年1月30日发出《关于停止法币行使的布告》,禁止法币在边区的流通,同时决定建立自己独立自主的货币体系,发行陕甘宁边区银行币。2月18日,边区政府发出布告,指出:“边区银行发行1元、5元、10元的边币”,“逐渐换回光华代价券,使边钞成为唯一的边区通货单位”,“使人民免受法币狂跌的损失”[3].边币成为边区的法定货币后,边区的通货膨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边币发行数量多、速度快,而边区市场对边币的需求量有限1941-1945年边币具体发行数字详见表2:从表2来看,边币发行的数额增幅较快,1943年下半年,发行额就已经达到13亿余元,1945年上半年更是高达54亿余元。1941年上半年、1943年上半年和下半年是三个发行的高峰时段,其中最大月增幅高达 71.2%.从 1941 年上半年到1945年上半年,累计增幅高达928.8%.原边区银行行长曹菊如在1944年陕甘宁边区整顿财政会议上指出:“一百多万人口的边区,发行额竟达到小数点以上十位,也就相当可观了。现在边币的发行总额,相当于抗战前若干时候中、中、交、农四行发行额的总和,跌价是不足为怪的。”[5]可见,1941-1945年间,边币发行不仅数额大,而且发行速度也过快。
此外,边区市场对边币的需求量有限,从而造成边币流通量相对过剩。一方面,边区贸易有时仍采用以货换货的形式,大大减少了货币的实际流通量。例如,1943年以前,“对外贸易全要通过货币,去年(1943年)则以货换货的形式代替了一部分。这部分约占对外贸易总额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这些东西换回之后,多是不需经过市场,直接拨给有关的部门,……这就缩小了边区的商品流通量,而我们的发行额则向着相反的方面发展,只有发行,而没有收缩,结果通货过分膨胀”[1].另一方面,还有很多地方使用实物,也挤占了一部分的边币流通空间。边区政府最大的收入为公粮、公草、公盐等全要实物。有些地方的税收,如绥德营业税,关中的各种税收,也不要边币而要实物或法币,其他税收用边币的也是不多的,因而使老百姓觉得边币没用场或作用不大[2].这样就造成了边币的用途缩小,使老百姓觉得边币派不上用场,不利于边币流通范围的扩大,同时也造成了边币发行额激增与商品流通量缩小的矛盾。
第二,边币贬值导致有些地方拒用由于边区可供流通的商品极其紧缺,过多的边币追逐过少的物资,必然使边币贬值。边币发行时与法币等价,但不久边法币比值开始猛烈跌价,明显反映了边币的贬值。例如,绥德的边法币比值,到1941年4月跌到15:1,到5月跌到20:1.绥德的边币推行不开了,大批边币像狂风暴雨般的转往陇东,接着又挤到关中,使得边币猛跌,关中边币完全垮台。接着,边币挤到三边,加之盐务处曾一度停收边币,更影响到定庆路一带,边币被完全拒用。于是,边币又挤回到延安。凡是大批边币所到之处,边币猛跌,法币飞涨,黑市盛行,物价飞腾,囤积投机等现象屡见叠出,边币公开的或变相的被人拒用[3].6月底,边币跌价是最严重的时候,关中、陇东、三边,均跌落到法币的三四毛钱,好多地方根本拒用边币[4].1941年延安市上半年边币物价指数从926.21上涨到1914.5,而法币只从926.21到1219,前者上涨了 155.3%,后者上涨只有 31.6%,边区多涨出了 74.7%.下半年边币物价指数从2175.6上涨到4421,而法币只从1087.5到1768.4,这当中,多涨了40.6%[5].可见,边币物价指数比法币指数的上涨幅度大得多,说明边币逐渐在贬值。
边区政府对法币实行严格管理之后,1942年2月,边法币比价回落到2.58:1,6月份又跌到3.55:1.1943年,边区实行以边币2.1元换法币1元的固定牌价。但延安市的法币黑市,从3月起开始上涨为1:2.24,12月高达1:9,有些地方还升到1:10,陇东、庆阳、西华池曾高达1:18.1944年初,边法币比价黑市价格继续上涨,比价高达1:13或14,甚至达到1:18或19.2月中旬,从延安开始到各分区相继大量供应法币,市场上边法币比价很快提高到1:10至1:12之间。同年6月,边区银行将各地兑换法币牌价改为1:8.5,此后比价才基本保持稳定[6].因此,边法币的比价持续下跌,除了当时边区法币供应紧张之外,边币贬值无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边区物价上涨一方面边币发行数量多、速度快,一方面边币贬值,因而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边区的物价暴涨。1937-1945年延安市物价总指数详见表3:表 3 显示,1937-1944年间延安的物价总指数持续上升,1937-1940年物价总指数还是缓慢增加,但1941-1944 年间则物价上涨迅猛。与1937年全年物价总指数相比,1941年上涨约21倍,1942年约94倍,1943年约1181倍,1944年约5871倍,直到1945年物价总指数才开始有了较大下降。
事实上,边币发行量、边法币比价和物价三者是密切相关,环环相扣的。原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认为:“边币发行快,物价涨得快,边法币比价跟着跌落;边币发行慢,物价涨得慢,边法币比价跟着也要涨些。自然,物价及边法币比价之涨落还有其他许多重要原因,不可完全归之于发行量及速度,但发行数量及速度与这二者是有重大关系的。”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持续出现的通货膨胀,有其深刻的原因。择其要者,有如下几方面:
1. 对发行边币认识和政策上的失误
党和政府的相关负责人对边区经济中的一些问题有过争论,尤其是1941年,对于边币发行量,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认识,且一直未获定论,而最终倾向于放松发行。有人认为要渡过财政困难或筹码不够,不能不无限制发行,被称为无限制发行论者。另一些人则认为,票子多了,物价则涨,不能发行;商品少,货币多,不能再发行;外贸不平衡,发行要缩少,被称为保守的发行论者。本来两种观点都有它的片面性,而银行的主要领导基本都倾向于后一种认识。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迫使银行不得不大量发行[2].
上述争论的问题,毛泽东的认识也有较大转变。1941年6月,毛泽东两次致函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认为“凡不可免之钱,予以概允”,“此时不与斤斤计较”;他还认为,在货币发行问题上,“不必肯定边币只维持1000万,宜作1500万打算,较不束缚手足”,“商品货币流通量成正比例,亦不宜坚持,宜估计到许多新条件,还待今后研究。如持之过坚,将来不准,有损信誉”[3].可见,此时毛泽东还是主张不要过于限制货币发行的数量,货币首先应从满足革命战争的需要出发。7月31日,毛泽东就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政策的争论问题,致信林伯渠、谢觉哉。信中建议他们:“注意检查自己工作中的缺点,例如……在纸币发行工作上,……我觉得都是有严重缺点的。”[4]
8月,中共中央召开了金融问题讨论会,毛泽东在会议的结论中指出:“边区的问题,基本上不是金融问题,而是经济与财政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只有通过发展生产。”[5]
可见,毛泽东这时已经看到了问题的实质,认识到货币发行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即货币的发行应以生产的发展为基础。边区银行的两任行长(即曹菊如、朱理治)都因坚持保守发行而被免除职务,甚至被戴上金融本位主义的帽子。批评者揭露,朱理治“只是在消极方面打主意,紧缩通货,以求金融之稳定”,“他想以发展储蓄来收缩通货……可是朱理治都想自己另来一套,而不想与财政厅搞好关系,密切配合,这是金融本位思想,这就给两年来银行工作以极大损害”,形成银行与财政厅对立,是银行“本位主义”和“闹独立性”[6].然而,财经办事处有的领导过分强调了政府威望在货币发行上的作用,认为银行的任务就是发行边币,调剂金融,支持财政。财政厅的领导更是只强调需要的一面,而忽视了可能的一面,认为多发点纸币没有什么害处,甚至说:“只不过多用点马兰纸么!”[7]因此,边区银行和财政机构的认识存在较大分歧,边区银行的主要领导受到打压,从而导致政策上的失误。
2. 边币发行准备不足,甚至毫无准备
尽管陕甘宁边区相关负责人认识到边钞发行必须要有充足的发行准备,然而,实际情况却是边币的发行准备不足,甚至是毫无准备。1941年2-7月,边币猛跌时期,发行无准备,银行没有法币也没有物资了[1].1943年7月,遭遇第三次高潮,为蓄备物资,发行更猛,但发行毫无准备,金融上所用资金占不到发行的(0.3%)。银行发行以大公家的所有动产和不动产为准备,同时也承认准备金以有价证券及部分法币保证之,但实质上没有准备,更不允许银行蓄存大量的法币[2].
边区金融方面的负责人曾指出:“边币发行,去年(1943年)总计发了十八万万余元,政府以全部税收(盐税、货物税、营业税等)及公营企业的全部资产作保证”[3].这些担保品都是潜在的资源财富,因而边币的发行实际上缺乏现实的价值基础。边区银行行长黄亚光指出,1943年3月-1944年2月,“我们无法币准备的尽量发行,仅到年末(发到18.6亿)实际流通额发到17.5亿,比可能增发额4.4亿多超过了四倍”,“这样无保证兑换的结果,物价与比价都超过此速度达到比友区多增跌了六倍”。曹菊如在抗战胜利后曾总结经验:“在四年半的发行历史中,开始三年几乎是没有准备金,不能无限制兑换,甚至完全不兑换,结果是边币惨跌。”[5]
直到1944年7月,陕甘宁边区银行正式发行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以逐步收回之前发行的边币,这时发行保证金才增加为50%[6],银行准备金虽不足,但法币可充分接济,获得了较长时间的金融稳定[7].由于边区物资匮乏,再加上需要建立正规的边区金融制度以摆脱法币的影响、调剂财政和投资生产等,又不得不发行边区货币,客观上导致边币发行准备金不足,有时候甚至空发边币。这样就无法有效约束货币发行的规模,必然会出现通货膨胀。
3. 以增加发行来解决边区的财政困难
边区的外援突然断绝之后,边区政府被迫把发行货币作为解决边区财政困难的重要手段。1941年前边区财政因有外援,年年有节余。1941 年财政亏空达567 万余元边币[8].1941年2月,中共中央根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的提议,决定在3月底前发行边币200万元,交财政厅作为生产资金和经费之用。1942年3月份物价金融波动,边区财政支出又突破了原来的预算,5月财政厅给西北局写信要求增发票子[9].1942年下半年的增发额,已达1400003400元,而财政垫支便占去1109000000元,占增发额的77%,这样过分支持财政的发行方针是错误的[10].1943年5月,边区政府做出边区银行归财政厅领导的决定。银行发行基本上多用于财政开支。1943 年下半年生产与贸易放款增长3倍多,财政放款则增长了8倍。银行三分之二的贷款用于消耗性的财政开支上,引起物价金融空前大波动[11].边区银行归财政厅领导后,显然会过多地强调财政需要,而放松了对货币发行的控制,更助长了货币发行过多支持财政的倾向。对此在1944年作了纠正,边区银行由财政厅领导重归边区政府直接领导[12].1943年陕甘宁边区发行、物价与财政指数比较详见表4:表4说明,物价、财政开支和发行是亦步亦趋的关系。从全年来看,12月发行指数比1月份增加11.7倍,但同期的物价则上涨了18.5倍,同期的财政开支也扩大为16.3倍。
1944年4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的第二次高干会议指出:“盲目的用银行的发行来满足财政上的开支,……同时银行变成了财政厅的发行机关, 而放弃了扶助边区经济发展的任务。”[1]任弼时在会议上总结 1943 年金融经验教训时指出:“盲目地用银行发行边币去满足财政上的开支”[2],“为什么去年下半年发生金融波动、物价高涨? ”“财政开支增加引起的银行发行政策的错误”就是原因之一[3].因此,金融物价大动荡使边币发行、物价、财政预算循环增长。边币增加发行,导致物价的上涨,物价上涨使财政预算支出突破,又须追加财政预算支出。财政支出又赖于银行增发边币。边币增发,物价更以高速上涨,如此逐月恶性循环。而且,财政支出增加的指数,大于货币发行增加的指数;而物价上涨的指数又大于财政支出与边币发行的指数[4].
4. 边币无法独占边区流通市场,有一部分被法币代替
虽然边币在内部中心区域已作为唯一流通手段,但是在边界的流通市场上,还是法币多于边币,甚至在米脂佳县一带,边币尚被拒用,因此就使得法币代替了不小一部分的边币市场。换句话说,边区内部总的商品流通所需要边币流通量,有一部分被法币代替了,结果使边币量与商品量的矛盾更加尖锐化起来[5].1942年12月,法币在边区仍占有65.4%的份额[6].据1943年中共西北局的调查:边币的流通范围只占全边区市场半数左右。关中几乎80%以上用法币,警备区、三边和陇东的一部分甚或大部分也用法币。
就在延属边币也未能独占市场,有些地方以及有些东西连计算单位也用法币或小米,而不用边币,由于边币价格日益下降,物价日益上涨,大家都存货而不存边币[7].陈云也曾指出:“边区流通市场中实际有边币又有法币,法币约占65%左右”[8].而且,边区与友区在对外贸易上是联系着的,但在金融上是隔断的,因为边区银行不给兑法币。所以,在这两方面之间,便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商人要外汇到境外买东西,银行不能供给,迫得他们在黑市中购买。老百姓到境外卖了东西,取得法币之后,决不愿到银行以一元之法币兑值五毛法币之一元边币,也只有把它在黑市上卖掉。我们成天叫“不许做黑市买卖”,实际是句空话[9].因此,有些地区法币还占主导地位,使得边区内部总的商品、物资流通所需的边币流通量,有相当一部分被法币所代替,从而造成边币量与商品量之间的矛盾更趋尖锐,而边币法币黑市交易的猖獗,也进一步扰乱了边区的金融秩序,影响到边币币值的稳定。
5. 外贸入超数额大,导致法币需求增加,边币跌落边区生产不能自给,因而可供流通的商品极其紧缺,不仅导致边币流通量过剩,而且引起边区出入口的不平衡,所能够出去的货物,远远少于从边区外进来的货物,历来入超都占相当大的比重。在皖南事变以前,边区需要从外输入的东西甚多。所能输出的,只有食盐为大宗,占整个输出90%,其它一小部分的皮毛、药材等只占总输出的10%.根据贸易局统计,延安1941年上半年输入总额是6637000元,输出总额是2147000元,入超4490000元[10].1941年延安出入口的相差达9678666元。除掉延安而外,绥德亦是大的入超区域,其他各口亦多处入超[1].1942年边区贸易局计划出口6200万元,入超控制在1200万元左右,但到这年6月,仅延安市就入超3332万元,几达边区全年计划入超数的3倍[2].因此,由于边区外贸入超数额较大,对法币的需求不断增加,影响边币对外价格的日益低落。进口货物大量涌进边区之后,边币比价(对外价格)即要随之降落,进口的物价也跟着上涨,随之其他物价也跟着上涨起来。
毛泽东于1941年8月13日就曾精辟地指出:“出入口不平衡,相差甚大(八百万元)”,“能够解决发展经济与平衡出入口这两个问题,就能使边币稳定。”[3]1944年4月,任弼时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去年下半年发生金融波动、物价高涨的“基本原因是由于入超”,“更基本的原因就是由于有一部分生活必需的资料,我们还不能够自给;而已经可以自给的生产品,还没有能够使它的产量增加得更多,以至于我们能够把它输出边区以外,来抵消必须由外面输入货物的价值”[4].因此,边区贸易的大量入超,最终必然导致边币贬值以及各类物价的全面上涨,解决途径唯有发展经济与平衡出入口。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持续数年的通货膨胀无疑是边区金融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大难题。在边币发行流通的不同时段,通货膨胀的程度有所不同。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陕甘宁边区即出现了缓慢的通货膨胀。边币成为边区法定货币后,边区的通货膨胀变得越来越严重,通货膨胀的特征表现为货币发行数量多、速度快,且边区市场对边币的需求量有限,边币贬值甚至很多地方拒用,同时还出现了物价暴涨的现象。货币发行量、币值和物价这三者之间是互为因果、互相影响的。只要其中有一个超过了限度,就会引起连锁反应,最终出现恶性循环。
实际上,陕甘宁边区通货膨胀的产生有一定内在的必然性,在战时条件下也是难以避免的。造成边区通货膨胀的原因,既有内外部因素,又有主客观因素。对发行边币认识和政策上的失误这是内部的主观因素。边币发行准备不足,甚至毫无发行准备和以增加发行来解决边区的财政困难是客观因素,也是内部因素。边币无法独占边区流通市场,有一部分被法币代替以及外贸入超数额大,导致法币需求增加,边币跌落,这些属于客观因素,也是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很显然,内部和主观因素对边区通货膨胀的产生起着更直接的作用。由于边币的跌价与由此所引起的物价高涨造成了人民生活某种不安的情形,影响了党政军人员生活的改善,甚至大大影响了政府财政预算数目不断的膨胀,所有这一切就使得整个边区经济生活的发展不能不受到某种严重的不必要的损失[5].陕甘宁边区政府也意识到通货膨胀的严重危害,为治理通货膨胀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到1945年后,边区的通货膨胀明显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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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和政府即在高校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通过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建立马克思主义教育平台,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材建设,培养了一支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师资队伍,在广大教育工作者中开展以学习为重点的思想改造运动等一系列措施来推动这一工作,从而为新中国培养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新型知识分子奠定了坚实思想基础,也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高校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关 键 词:新中国成立初期 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高等学校
高等学校是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基地,高等教育事关国家发展和民族未来。因此,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和政府即在高校进行普遍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的指导地位。这是改造旧教育,建设新教育的题中之义,是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一环,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高校的实践。当时,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推动这一工作,为新中国培养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新型知识分子奠定了坚实思想基础。对这一历史进程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对当今高校的思想理论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并颁布的《共同纲领》提出了新中国教育发展的方向,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1]为改造旧教育、创建新教育,人民政府在接管、接收公、私立高校时,废除了原有法西斯式的训导制度、特务统治和反动的政治教育,取消了“国民党党义”、“公民”、“军事训练”等反动课程。重视对高校师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是党的优良传统。早在苏区中央局创办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延安的抗大、陕北公学均开设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与党的基本政策知识课程。新中国初期,在高等学校开设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就成为改造旧大学、建设新大学的重要措施。
1949年上半年,燕京大学自动添设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问题、马列主义基本问题、中国社会史、历史哲学、共产党宣言和联共党史等新课。1949年10月,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颁布了《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以“废除反动课程(国民党党义、六法全书等)”、“添设马列主义课程”、“逐步地改造其他课程”为各院系课程的实施原则;同时规定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包括社会发展简史)、新民主主义论(包括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史)和政治经济学为文学院与法学院的共同必修课程,前两门为各大学专科学校各院系共同必修课。这个规定还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文法学院的文学、哲学、历史、教育、经济、政治、法律等七个系的课目进行改造,各学科添加不少与学科相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的课程,这“是用新民主主义的、科学的、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用马列主义观点和方法,代替国民党反动统治时充满唯心论、机械论,以及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的反动课程的重大措施。”[2]
1949年11月17日,刚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的华北地区及京津19所高等院校负责人会议,讨论高等教育改造的方针,明确指出:当前课程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加强政治课学习。这确立了政治理论课在新中国高校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1949年12月和1950年6月先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第一届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再次强调,我们的教育应该培养新型知识分子作为我们国家建设的新型骨干,高校要进行革命的政治教育,肃清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会议通过的并由教育部于1950年8月14日颁布的具有法规性质的文件《高等学校暂行规程》,把对学生进行革命的政治思想教育列为高等学校任务的首条。教会学校亦不例外。1950年8月1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教会学校应遵守政府法令设政治课为必修课。之前,即5月19日,教育部颁发了经过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批准的《北京师范大学规程》,规定政治课约占本科各系全部课程的15%。同时强调,在文化业务课中,也应贯彻革命的思想与政治教育,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3]这些规定说明思想政治教育列为高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并予以法制化。
1951年6月,教育部召开高校课程改革讨论会,针对当时存在的“把政治课与业务课对立起来”和认为“只有政治课才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等错误的或片面的看法,进一步明确政治课与业务课的关系,强调政治课是各系科的基本课程,要着重于系统的理论知识的讲授。9月10日,教育部就政治课问题向华北各高校发出指示:(一)“各系拟定教学计划时,应把思想政治课作为业务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取消“政治课”的名称,将《社会发展史》改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论》,与《新民主主义论》及《政治经济学》同为独立课目,并“应将上述三课目同其他业务科统一计划”。(二)将“政治课教学委员会改为各该课目的教学研究指导组,由教务长负责计划、组织、督导检查”。从此,在我国各高校,各门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目列入整个教学计划,成为各系、各专业学生的公共必修课。
1952年10月7日,教育部在认真总结近3年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课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发出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的指示》,具体规定了高校政治理论课课程门数、学时及其讲授的次序。迄今,高校开设的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仍大致沿袭这一体系,只是名称有所改变。同年底,教育部制定的中国语言文学、编辑、历史学等三个文科专业的四年制教学计划(草案)中,马列主义基础、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四门政治理论课,为专业主要课程,总课时480学时。[4]1953年11月27日,高等教育部制订的《高等学校培养研究生暂行办法(草案)》,把马列主义理论列入教学计划。
上述情况表明,我国高校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程设置主要是依据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并结合当时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情况而加以调整并发展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作为公共必修课列入教学计划,成为高校“进行经常的系统的政治教育的最基本形式和根本方法”,[5]使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一开始就接受到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同时,在旧文科的改造中,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注意运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与方法,构建马克思主义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实现“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及国际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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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观念,是指管理主体在管理实践中从全局和长远出发,对管理客体和管理过程进行总体谋划的管理观念体系。战略观念来源于管理过程中制定和实施战略的活动,是管理主体对战略的地位、作用反复认识的强化。而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则是管理主体战略观念的物化表现形式。换句话说,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是战略观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蒋介石的西北战略观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蒋介石的西北战略观全文如下:
目前,大陆研究蒋介石的文章,大多侧重其政治军事活动,对他的思想研究尚不够深入,尤其是抗战前后他对西北战略地位的认识,目前尚未见到专门文章,本文试对此做一粗浅探讨。
蒋介石关注西北战略地位主要是在抗战前后特殊的历史时期,因此,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鉴于中国首都南京的危险境地,计划在中国内陆地区寻求一个安全的后方根据地,初步认定西北为长期抵抗之后方根据地;1934年蒋介石视察西北时,又视西北为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1942年,再次视察西北期间,更明确提出“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其中心思想就是把西北的战略地位与抗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被迫宣布迁都洛阳办公,其间召开了一次有关时局的国难会议。此次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就是以西北为未来长期抵抗根据地的问题。时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宣称:“今日我们在洛阳开会,是继续五千年民族奋斗的精神,发扬我民族五千年来伟大的潜藏力,用西北作最后的长期的抵抗根据,打破自建立民国以来最严重最危急的当前的困难。”[1](P1748)随后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提议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案》,内中称“……陪都之设定,在历史地理及国家将来需要上,终以长安为宜,请定名为西京”[2](P4),拟议退守西北并以之作为长期抵抗的根据地。由于当时日本军队挑衅的主要地区是华东的上海,中国所受的最大威胁在东部沿海地区,所以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依据孙中山早年的构想及当时国内的实际情形,做出了一旦华东地区战事扩大,政府将退守中原与西北的打算。
此案通过不久,蒋介石专门提议《切实进行长安陪都及洛阳行都之建设事宜案》,其中称:“关于长安陪都者:为统一事权起见,将长安改为行政院直辖市,即兼负建设陪都之责任,其市区应根据陪都之计划,划定适当区域,市之经费,由国库拔款。”可见他对陪都西安的规划和建设十分关心,表明此时蒋介石的确有以西北为长期抵抗根据地的打算。若要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首先必须开发和建设西北,为此,国民党中央很快成立了西京筹备委员会,以专门的组织力量对陪都西京的建设作了若干筹划,对整个西北地区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全国经济委员公还专门设立了西北办事处,侧重从事西北的交通水利等建设。
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做出以西北为长期抵抗根据地的原因,一是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为消减因不抵抗而激发的沸腾民怨,提出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可转移国人视线,表明政府抗日的决心;二是从国防战略的角度看,自鸦片战争中国国门被打开后,东南沿海门户洞开无险可守,而西北内陆地形复杂,列强染指的程度较轻,许多人便看好西北,以为它可成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另外从政治上看,当时西北地方军阀尚能听命中央,这是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确立以西北为长期抵抗后方根据地的主要原因。
正如时人所言:“自鸦片战争以后,我国门户洞开,毫无国防可言,数十年来徒在国际均势下度其苟安、黯淡的生活,近者国际均势已被打破,此种苟安黯淡的生活亦失所凭依,强邻挟其军事上种种优越条件,随时足以亡我,在此种环境之下,欲言国防,实事上已不我许,故欲求救亡图存,惟有积极开发西北,固其地势,充实国防,于必要时东据崤函,西固边圉,南连三蜀,北阻强俄,成封豕长蛇之势,进可以控制天下规复失地,退则可以闭关自守为民族复兴根据地,故今日中国之言国防,舍积极开发西北以外,固别无良好之出路也。”[4](P68)这里所说的“欲言国防,实事上已不我许”,清楚地表明了东南沿海无险可守的事实。
蒋介石后来称:“二十四年我到西北的时候,正是敌人的压迫一天一天严重的时候,国家危急情状,真是朝不保夕,随时可亡;而当时国际情形,格外惨淡,既无道义信用可言,复无条约协定可恃;而敌人则如此蛮横凶暴,我们的国势又衰弱不堪。所以我们当时对于抗战大计,实在很不容易决定,因为当时国家的重要建设,无论经济、政治、交通、文化,统统都在沿江沿海一带,而为我们国家之宝藏的西北和西南各地,反而一点没有准备,没有开发。当时人心惶惶,都觉得抗战没有什么把握。
自从二十四年江西军事告一段以后,我才能到西南各省来视察,其后又到西北华北各省巡视。我将西南与西北情势通盘考察,整个研究之后,得了一个大发现,觉得我们有西南西北这广大的土地、民众为根据,抗战已有把握,所以抗战的计划,从此就能决定了。因此可以说,我上次到西北来视察的结果,就是决定了我国抗战的大计。”[5](P1629)蒋介石的这段话表明,尽管九一八后国民政府有以西北为长期抵抗后方根据地的设想,并做了一些努力,但最高当局并未完全下决心大规模建设西北,因为当时所谓“剿共”大业尚未完成。
1934年把红军赶出江西后,蒋介石终于可以腾出手来考虑酝酿已久的后方根据地问题了。他带着自己的顾问人员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华北、西南和西北,最后确立以西南为抗战的政治经济中心。主要是基于下述考虑:首先,1935春夏间,蒋介石视察西南后,对这一地区有了新的认识;其次,追剿红军的过程中,国民政府中央势力渗入西南,客观上为蒋介石策定以西南为抗日的主要后方根据地提供了条件。但同时蒋介石仍坚持西北为国防重地的看法。1934年视察宁夏时,声称:“大家要知道,今日的宁夏,非特是西北的重镇,而且是国家的屏藩,这种重大的责任,如果专委诸政府及军队,是不可以的,应该由大家同力合作,一致联合起来保卫;假使大家放弃了责任,不起来保卫,一旦被外国人侵入,非特失去了西北的重镇,也失了国家的屏藩。”[6]蒋介石虽只提到了宁夏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但透过这一事实我们可以看出他所隐含的其实是整个西北国防地位的重要性。因此即使在决定了西南为主要后方根据地之后,国民党五全大会第三次会议依旧将《西北国防经济建设案》作为重要问题来讨论,该议案宣称:“自东北事变以来,建设西北,已为全国一致之主张,但如何利用西北经济资源,如何从事西北国防准备,似尚未有根本之具体计划。兹就西北之可靠资源,与夫国防之实际需要,拟具西北国防经济之建设草案。”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仍坚持西北是国防重地的看法,1937年1月曾两次致书杨虎城:“须知陕西,无论军民,不能离整个国家而存在,中央更不能无陕西以作国防之基础。”[8](P111)“兄等应知中央无论如何决不能放弃西北。中央数年以来,确认西北尤其陕西为北方国防之根据。并于开发西北建设西北之事业,无不本国防之见地,按照计划尽力进行,不独国家资本对开发西北经济、交通水利、铁路等建设不遗余力,尤奖励全国企业界大量投资,综计三年以来,合政府人民之资力,总数当在一万万元以上,而陇海线之向西延展,及其联络各线之增筑,尤为国防上既定计划,无论如何困难,断不中止进行。财政困绌如此,而不惜竭全力以图之者,诚欲使后方交通与国防要地得有相当之规模,以为御侮复兴之根据地。”
抗战前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曾决定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和御侮的国防重地,这在当时有积极意义。一方面国内由此兴起了规模巨大的“开发西北”声浪,也正是有了这一方针和国民政府的相关措施,至全面抗战爆发前,西北包括水利交通在内的开发活动才有了初步发展,从而为战时西北后方根据地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起到了加强西北国防的作用。抗战前后,西北的国防地位的确相当重要,尤其是它涉及未来中国抗战的国际通道。蒋介石非常清楚,若战争一起,中国海上交通很快就会中断,而中国的抗战若没有外援是很难取胜的。所以仅从这点来看,西北的国防已是相当重要了,何况抗战前日本人的势力已渗透到绥远,关东军还派遣大批特务在西北各地四处活动,以似是而非的“民族自决”理论在各民族当中煽风点火,挑拨离间,以达到分裂西北、以华制华的目的。假如日本的阴谋得逞,西北有失,西南也将不保,为此国民政府一直高度重视西北的国防战略地位。
在抗日后方根据地的问题上,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最终决定以四川和西南为主,因为蒋介石特别看重地理位置、人口和物产资源,这些方面西南的条件远优于西北,只不过初期西南的统一问题尚未解决,所以只好暂定西北为长期抵抗的根据地。但在如何复兴民族的问题上,蒋介石认为西北有得天独厚的条件。1934年视察西北期间,蒋介石的一系列演说,都表明了他将西北视为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他曾在陕西宣称:“大家都知道的陕西省,尤其是长安这个地方,是我们中国文化之发源地,亦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自黄帝开国以后,从周代起,历秦汉唐诸朝,都是以长安为中国的首都,而且在这个时代,我们中华民族,无论武功文化都由此不断的发扬光大到极盛的地步,所以不仅是生长在这个地方的人,要认识这种民族历史的光荣和伟大,而毅然以复兴民族之大业,引为己任,就是从远方来游的人,只要他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是黄帝的子孙,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莫不怀古情深,油然感奋。
看到如此美好的江山,和历代许多的遗迹,想起历代祖先建设国家、发展民族的伟绩,就可以晓得我们中华民族有最伟大的创造能力和最光明的文明历史,同时再想起现在我们国家危急存亡的情形,更是不胜今昔之感,你看我们的祖先,是何等的伟大,我们的历史,是何等的光荣,但是到了现在,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国家已陷于危险存亡的境地,不仅不足于各国并驾齐驱而独立生存于世界,并且连第三等的国家地位也做不到,而且要列在次殖民地的地位,随时有被灭亡的危险,这是何等的耻辱,何等的悲痛。但是我们大家,都是黄帝以来历代圣祖神宗的后裔,祖先既有那样伟大的聪明智力,那样伟大的精神气魄,那样伟大的事业,难道我们就没有吗?难道我们就不能继承祖先光荣的历史和伟大的事业吗?”[9](P120)西北的确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早在远古时代,一些著名的氏族部落最初大都活动于西北,周秦两代更是发迹于渭水流域。
历史上周秦汉唐皆建都西北,关中曾长期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特别是被称为推动世界中古历史发展主轴的丝绸之路由此横穿而过,使这片广袤神奇的黄土地,成为展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舞台。西北的丝绸之路曾是中华民族得以向世界展示其伟大创造力和灿烂文明的门户,也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中介地。五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西北逐渐失去了往昔的风采。特别到15世纪以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北目渐走向衰落。物质的西北虽日趋落后,但作为华夏文化之源,它却沉积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不朽的文明之光,它是民族灵魂、民族精神的寄托。历史步入近代后,中国所面临的强敌已不是传统的游牧民族,而是金发碧眼的“西夷”,这种前所未有的变局所引发的危机也较前更为强烈
。面对西方的挑战,中国人除从西方那里学习长技以抵抗西方外,还必然要从几千年的固有文化中汲取精华,强化对固有文化的认同和归属,以便使中华民族统合于共同的旗帜下,全民一致地反抗外来侵略,参与自强自救活动。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人开始重新认识西北的历史地位,尤其作为中华民族发源地的西北倍受关注。中国人自古即有强烈的祖先崇拜意识,中华儿女正是基于对远古始祖的认同和归属感,才使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特别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祖先崇拜意识尤其能显示伟大力量。
近代以来,面对列强侵略的不断深入,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进一步增强,炎黄子孙的观念成为激发各阶层爱国热情的重要力量。特别是抗战前后祭奠人文初族黄帝陵的活动更是兴盛一时,其中1937年国共两党一齐派代表同到陕西中部县(今黄陵县)祭祀黄陵更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御侮共同抗日的一段佳话。尽管祭文的用词和内容不完全相同,但却一致把发扬中华民族精神作为祭祀黄陵的主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要以此作为复兴民族精神的源泉。正如时人所言:“现在我们每年到民族扫墓节,政府派了大员致祭黄帝陵和汉武灵寝即所以追慕祖先,鼓励民族精神之意。”[10](P36)蒋介石认为西北是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其侧重点也正是从强调民族祖先和民族发源地入手的。
抗战前后兴起的“开发西北”思潮中许多人在论述开发西北的必要性或意义时,所强调的也是这一点。著名进步记者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第三版序言中写道:“从九一八以来,中国的上上下下,无不在苦闷中、在彷徨中。但他们坚定的相信:中国民族当前虽遭到空前的危机,但这危机并不就制定的死命,以它内在的力量,以它豪迈的气魄,在不久的将来,它必能挣脱枷锁,稳健立足于新世界之中。由于这种信念,故他们虽苦闷彷徨,然而并没有一个人失望,他们时时在寻求中华民族的出路,在这寻求的过程中,大家不约而同的把目光转向了西北——汉民族发祥地的西北。”[11]要使发源于西北的民族精神得以发扬光大,只有“开发西北”、宣传西北、振兴西北才能激发出民族的自尊与骄傲,才能挽救整个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
1942年,蒋介石再次到西北视察,这一次他明确宣称“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他说:“这次视察的结果,和二十四年视察的感想当然不同,我觉得西北不但是我们抗战的根据地,而且更是我们建国最重要的基础。”[5](P1629)蒋介石所说的建国根据地,主要指的仍是国防重地和后方根据地,并不是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他说:“我们在西北的军人同志,必须认清西北目前的形势,与其在国际上的重要性,大家要一致努力来建设西北,巩固西北,要使我们的三民主义的革命事业,能够在这雄伟险要、广大无边的西北建立起深固的基础,开拓出无限的前途。否则,如果西北的建设没有根基,那么我们国家便很危险。……我们现在如果是真正有事业心,有远大志向,就必须到荒僻边远的地方,开辟我们固有的疆土,来充实我们的国防,巩固我们的国基。”[12]为此他提出保护森林渠塘,造林开渠,发展畜牧和开发驿运等西北各省的建设要务。
蒋介石提出“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的方针,首先是基于他的“一面抗战,一面建国”、“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理论。他说:“大家不要以为在抗战期中不能建国,要知道,我们一贯的国策,就是要一面抗战,一面建国,因此,我们一切建国事业,必须在抗战期中努力完成,国家的前途才有希望。否则,如要等到抗战结束以后,才来建国,那宝贵时机一经错过,不仅国家要蒙受很大的损失,而且要重陷于危险的境地。各位可以知道,现在的西北,较之六年以前,各种建设的进步,真可说是一日千里,但是如果没有这五年多的抗战,我想西北各省的进展,决没有今天这样迅速。”[12]其次,1942年蒋介石到西北视察时,欧战和太平洋战争已相继爆发,中国的抗战正式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此时蒋介石认为中国抗战将与欧战同时结束。基于这种预测,为充实中国持久抗战的力量,他明确提出了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的口号:“要知道,现在的战争,已不是中日两国的战争,而是整个世界的战争;因为今日战争,不过是世界战争之一部分,所以中日战争之结束,亦不是中日两国单独可了,而是要随世界战争之总解决,始能获得真正的解决。
因此,我们在这持久抗战,抗战胜利的基础已经大定之时,就格外宝贵目前这个千载难得的时机,尽量利用,加倍努力,来促进各种建国事业的发展。”[12]三是蒋介石认为西北有丰富的自然和矿产资源,因此有着无限光明的前途。他说:“我们西北既有如此广大肥美的土地,复有开采不尽的宝藏,不仅我们一生事做不完,就是我们后代子孙三五百年以后,仍将是做不完的。但是我们要求国家、民族能够世世代代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趁此抗战的时机,由我们这一代手里,来建立千年万世永固不拔的基础。”[12]抗战时期,有很多专家学者被迫转移到后方,这在客观上为他们走出书斋,了解调查中国西部提供了一个机会,因此当时兴起了一股考察西北的热潮。所有考察人员返回重庆后,特别宣传的就是西北蕴藏如何丰富,开发前景如何光明等,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提出“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也就成了意料中的事了。
在如何开发西北的问题上,蒋介石除提到造林开渠,发展畜牧,开发驿运外,还强调开发西北必须要树立坚定的信念、勇气和决心,他说:“现在一般同志,总是说西北交通不方便,工业不发达,所以一切事业不容易建立,抗战以来,几乎中外人士,大家都有这种感觉。其实这种话是应加以研究的,固然,自从我们的海口被敌人封锁以后,一切重工业的机器,是无法进口了,但是大家要知道,我们国家的建设,是要依赖于真正革命的精神,并不是要全靠外来的机器。
无论敌人怎样来封锁我们,我们只要能发挥革命的精神,尽可以完全用自己的力量,把国家建设好。”“各位在西北,可以看到我们古代建国的历史,自汉唐以迄前清左宗棠时代为止,其间每一个朝代的创业,何尝有一次不是完全靠著自己的精神与决心,以努力完成的?”“而我们的古人运用他们的双手与双足,不避风雪,不辞劳瘁,亦能将广漠无垠的疆土开发出来,建立历史上不世的功业。我们现在要开发西北,建设中国,必须效法古人这种开疆辟土,艰难创业的精神,利用我们无尽藏的人力、物力,来发展我们的事业,就没有不成功的”。[12]抗战时期,中国各方面的物质条件都很落后,要把西北建设成国家重要的后方基地,的确需要坚定的信念和艰苦创业的精神,在这一点上蒋介石提出用革命精神建设西北比较符合中国实情,有相对的合理性。但由于蒋介石始终坚持限制人民,尤其限制进步思想,加之国统区吏治的腐败,所以他所倡导的革命精神不可能在开发西北、建设西北中发挥实质性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知道开发建设西北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事业,不可能一蹴而就,蒋介石强调我们“一切建国事业,必须在抗战期中努力完成”、“必须趁此抗战的时机,由我们这一代手里,来建立千年万世永固不拔的基础”,显然是一种急于求成、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且不同时代,“开发西北”的内容也不尽相同。20世纪,无论是国防经济还是社会经济,若不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没有周密的规划和精心组织,缺乏基本的人力财力资源等诸多条件,而依旧以古老的传统方式在极端贫穷的基础上起步,那么即使有再革命的精神,最后也只能给人“雷声大,雨点小”的印象。
不过在蒋介石的宣传鼓动下,当时国统区的“开发西北”声势再次高涨了起来,时人称:“自总裁于去年冬巡视西北归来后,‘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等口号风起云涌,颇有雨后春笋之势。”尤其是蒋介石回到重庆后声称“西南是抗战的根据地”,“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这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时人称:“于是随着这样重视西北的号召,怎样开发西北和怎样建设西北的呼声,又响遍了全国而吸住了每个关心西北问题的人们,因为抗战建国到了今天,才正确地明确地决定抗战中建国的根据地是在大后方的西北,这实在是一个有深长意义的抉择和有极大力量的号召。”
总之,在抗战前后的民族危机关头,蒋介石立足于西北是民族发源地和国防重地的优势特点,抓住了复兴民族和建设后方根据地这一关键问题,先后以西北为长期抵抗之后方根据地、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和建国的根据地相号召,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对确立后方根据地、发扬民族精神及支持长期抗战产生了一定影响,同时对国内兴起的开发西北思潮也起了促进作用,在当时有相对的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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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共同为中国的发展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前我国处于改革发展的新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外开放的深入,人民的思想出现了多元化的现象。这给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加之国外敌对势力不断扶持我国的极少数极端民族分裂分子开展分裂祖国、分裂民族的违法犯罪活动,影响了我国的区域民族关系。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更要捍卫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化指导,正确处理民众的价值观引领以及意识形态问题,这对于促进各民族之间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对生活状态与生活过程的真实反映2.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容决定了意识形态的内容,说明其内容具有从属性;3.社会生产方式不断变化决定了其具有历史性;4.意识形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直至消亡。
1.科学性与阶级性的统一。一是作为正确科学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批判和继承了过去人类历史上意识形态的理论成果,并对社会发展规律进行了科学的概括,同时对社会发展规律作出了理性的总结。二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无产阶级通过研究人类发展规律总结提出的,它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代表了1社会主义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意识形态。
2.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科学的意识形态,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它来源于实践,它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产生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成果,它不是空洞浮夸的东西,而是在社会实践中具有指导性作用。社会实践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它是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依据实践的客观存在标准,不断的发展变化,所以它不会变成空想教条的东西。
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自身的优势,疯狂的进行意识形态的扩张。而其扩张时机正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发展,使之产生了了多样化的价值观念,而一元化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已经难以满足大众的各种需求。同时社会群体的成分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始朝多元化个性化方向发展,其思维方式也具有随意性,上述这些都大大削弱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逐渐边缘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加深,各种资产阶级思潮随之而来,各种极端民主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思想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形成了冲击。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发展和社会活跃,不可避免的各种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逐步渗透在我国的各个阶层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此外,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宗教意识也会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造成冲击。少数民族分裂势力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大充满敌意,他们往往会利用宗教进行有目的的破坏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进行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同时还有少数邪教组织也乘机利用迷惑人的宗教外衣进行反人类、反社会的犯罪活动。上述这些行为思想都会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地位形成冲击和挑战。
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网络和新媒体已成为当前接受信息的主流渠道,而“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社会主义挫败”、“共产主义希望渺茫”等等错误言论也出现在网上,这些错误的理论通过网络的传播扰乱了大众的身心,动摇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同时使得国内的一些人也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持怀疑态度,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
社会中往往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思想意识,我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和生产方式的冲击,社会出现了多元化的思潮。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因此各民族的思想文化各种各样,加之宗教文化的影响。如何在我国复杂的多民族关系下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元化指导地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国的民族关系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而思想意识观念更是千差万别,因此我们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一元化的今天,更多地对于各民族思想文化具有一定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因此我们要广泛地搜集、整理个民族优秀文化,然后用马克思主义对其进行整合规范和吸收、通过创新包容的办法来解决这一对矛盾体。
在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宗教信仰活动占了很重要的部分,并且宗教在少数民族的文化作品中也具有很广泛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产物,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然而在少数民族地区,民族问题往往和宗教问题紧密相连,宗教问题不能妥善地解决,往往会造成更大的民族问题。因此我们在对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的同时,尽量尊重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采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办法发挥其积极的方面,限制其消极作用。共同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的和平统一。
在少数民族地区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了民族文化、民族思想意识等为代表的民族精神。这是少数民族精神层面的精华,也是我国少数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我国各个民族因为地理因素、生活环境人文历史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广泛差异的多民族国家现状使得各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大不相同,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正是使之凝聚团结的最坚强纽带。我们应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和各个民族的民族精神相结合,找到凝聚的结合点,培养并升华各个民族的民族精神,把马克思主义和各个民族的生活习俗结合起来,使之更生活化日常化,有利于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少数民族中具有亲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更有利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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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地处我国沿海西南端,本研究区域主要由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等4市及玉林、崇左等2个通道城市所辖行政区域组成。2006年3月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全面开放开发正式启动,广西沿海地区开放开发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2008年1月16日,国家正式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标志着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开放开发正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北部湾经济区城市作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桥头堡,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服务更广阔的经济腹地。
然而,从国内一些经济区城市发展经验看,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人口不断增加,城市非理性发展的现象增多,能源、水、土地、矿产等资源不足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经济建设中存在和积累的深层次问题日益增多,因北部湾经济区的建立实施,使原有的城市利用格局和利用效益发生变化,及时采用DEA等科学方法对广西北部湾城市理性利用进行定量测算和评价,通过对影响城市理性利用效益各相关指标的分析,判定理性利用效益的优劣,为了解城市理性利用现状和开发潜能、为合理配置资源提供参考;为政府协调城市利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制定政策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一)评价单元现状。根据德尔菲法选择评价指标限于篇幅不列过程,各评价单元的输入输出现状见表2。(表2)
(二)评价结果。利用DEAP软件,采用C2R模型,从投入不变产出尽可能增加的角度、采用多阶段单元测算的方法 (MULTI-STAGE)运算。综合效率测算结果见图1。
(三)结果分析。从图1初步分析,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各城市中南宁、钦州、玉林、崇左4个城市为DEA有效,说明这4个城市在以国内各主要经济区城市的整个样本体系为参照集合中是相对有效的,对这4个城市来说,基于2008年现状投入的情况下,目前它们的城市理性产出已达最大化,理性利用相对较优,城市的发展已经充分注意到了整个系统的协调,已设法提高投入产出的效率,但也应注意除了南宁,4个相对有效城市中,其投入总量与长株潭的长沙、长三角的南京、杭州、宁波、珠三角的佛山等相对有效的城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下一步的目标是随着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投入增加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其相对有效的理性利用目标;其余2个城市北海和防城港市的评价结果为DEA无效,说明在城市理性利用能力、系统整体协调性方面还有提高的余地。
基于德尔菲法调查,评价结果与实际情况基本相符,较客观地反映了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各城市的理性利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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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是1937年至1949年之间,在中华民国内的一个行政区域,包括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和宁夏的部分区域,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抗战时期是国民政府行政院的直辖行政区,解放战争开始后被蒋介石政府宣布为非法叛乱区域。。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朱理治领导下陕甘宁边区银行的变化与发展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朱理治领导下陕甘宁边区银行的变化与发展全文如下:
在中共革命金融事业方面,朱理治①曾发挥过重要作用。长期以来,朱理治的革命活动,虽已被学者关注②,但仍存很大的学术空间。特别是其担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期间③,正是边区财政经济由依靠外援走向独立自主的重要时期,如能梳理此时期银行工作④,对于认识边区如何应对外援断绝、恢复和发展经济,应是一很好的学术载体。另外,学界对于边区银行的研究,主要侧重于银行的整体工作、边币发行等问题⑤,就朱理治领导下银行的变化、银行工作在边区引发的争议等,论述犹未充分。本文结合当事人回忆录、日记、银行工作报告等史料,通过梳理上述问题,希冀展示外援断绝后边区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复杂性。
1941年3月5日,朱理治被任命为边区银行行长⑥。为何会被任命?据其回忆:外援断绝后,财政发生困难,“边区银行只好靠发行来接济,造成边币贬值,物价飞涨,群情大哗,追究责任,中央撤了曹菊如同志的行长职务,决定由我接任行长”①。另据曹菊如回忆:“所发行的货币,大多数用于非生产性的财政支出,拨付机关部队的经费等,再加上发行数额过多,以致不久边、法币比价由一比一逐渐出现了差价,而且越来越大。”②也就是说,外援断绝后,银行未能处理好边币发行与物价稳定工作,应是中央撤换行长的主要原因。
银行为何不能处理好边币发行与物价问题?有研究认为边区银行“一时间因缺乏准备,难以适应调剂财政,投资生产,扶助公私经济,周转贸易,稳定物价,代理金库,经理公债,支持抗战的要求,仓促间大量发行钞票”③。这一解释未能注意到边区就银行工作如何服务于经济,已形成初步认识。如边区中央局指示:银行业务方式要加以改善,能调剂边区金融④;曹菊如注意到银行任务应是投资、放款、存款、汇兑、营商、代理金库、发行辅币⑤;林伯渠认为银行业务应大量吸收存款,对工业、农业、对外贸易三项积极放款及投资,并多设分行及代办处,健全汇兑网⑥。至于这些认识为何不能影响银行工作以避免金融与物价问题,须分析当时的财政经济环境。
其一,未能建立统一的财政体系,财政问题突出。1940年,毛泽东致信彭德怀,提到“根据地工作最差最无秩序最未上轨道的是财政经济工作,许多重要工作都接受了苏维埃时期的教训,独财经工作至今没有接受过去的教训,如不速加注意,必遭破产之祸”⑦。在毛泽东看来,当前的财经工作须加以改善。有研究也表明1940年前后,边区才设想建立正规的财税制度⑧。意识到财经工作的重要,主要在于1939年 以 来 财 政 问 题 的 突 出。为 增 强 防 务,1939年 回 调 的 军 队 占 边 区 部 队 总 数 的50.63%⑨,加上“后方学生仍继续来延安学习”,以致脱离生产的机关部队人员由1937年的“不过三万”增至到1939年的“四万多人”⑩ .人员的增加,“虽有外来一点经费补助,已经分配不过来,我们处在财政供给问题的严重威胁下”.1940年5月,曹菊如指出“财政应做到自给自足,但现在还是入不敷出,每月需要十七万元,尚差四万多元”;11月,又说“财政今天遇到了一个严重的难关”.说明到1940年年底,边区财政问题已相当严重。
其二,财政对银行的依赖性越来越大。1940年前,边区银行“为边区政府的货币金银的出纳管理机关,维护法币的流通,发行少量辅币,解决市场找零之用,便利交易往来之需,别无其他作用”.到1940年,银行放款成为政府解决财政空缺的重要方式。据统计,1938~1940年,财政机关放款占银行放款比例分别为21.6%、18%、69.2%;财政机关放款中,直接财政放款则由8.2%上升到93.1%.也就是说,银行放款中用于财政支出的比例越来越大。就银行而言,增发辅币来满足政府工作需要的趋势愈加明显。如光华代价券的发行累计逐月指数,由1938年下半年的3.2上升至1940年11月的59瑏瑥?。有时增发直接是应上级要求。如1940年11月,边区中央局要求银行增发钞票400万元,交财政厅作生产基金及经费之用瑏瑦?。那么,面临外援的突断和独立经济体系的构建,边区政府只能继续依靠银行增发货币来应对。总之,1941年年初,即使边区内部已意识到银行工作应是调剂金融、促进生产,但因未建立有效的财经工作,面对外援突断,政府不得不依靠银行增发货币来弥补财政缺口,加上经济基础薄弱、生产与消费不平衡等因素,银行也就无法处理好发行货币与物价稳定问题。那么,面对中央的任命,如何调整银行工作来适应形势需要,成为朱理治的主要任务①。
朱理治上任时,除稳定物价外,银行还须肩负“解决紧迫的财政困难”“帮助发展生产事业”②。但抗战以来,银行偏重于自营的商业,“不能面向全边区”③。面临当前的金融形势,朱理治是如何调整银行工作来完成肩负的任务呢?
1.稳步发行货币、调整银行业务
就朱理治与银行业务的改变,虽学者给予认可④,但因问题侧重点不同,并未系统梳理业务的调整。在笔者看来,朱理治是在稳定边币发行的基础上,相应地调整贷款、汇兑、存款三方面业务。就发行业务而言,朱理治认为“在目前革命与战争时期,不发行是不可能的,滥发、随意发也是有害的”⑤。要根据经济、贸易的变动来调整发行工作。如1941年上半年,由于财政支出及投资公营生产的需要,银行增大发行量,仅3月下半月,递增率达71.1%,4月为37.1%,5月为27.2%,6月为18.3%;与此同时,物价与边法币的比价有所变动,以延安为例,物价递增率由3月的12.9%增至6月的26.7%,而比价递增率由6.6%增至14.6%⑥。对此,银行在7、8月间“发行上采取紧缩政策”,7月递增率为7%,8月为8.5%.到9月、10月,因投资盐业生产,发行量又上升,递增率分别为16.9%、13.2%.12月,因“抢购物资,进行农贷,及财政周转”,发行递增率由11月的4.5%变为13.9%⑦。总体来说,发行基本依照朱理治的设想,在保障边区财政、经济发展的同时,尽量控制发行速度。除稳健发行外,朱理治还努力扩大银行资金类型。朱理治、黄亚光向高岗、贺龙等报告,强调“边法比价交换的货币损益,不是银行一般业务之收益所能弥补的”.建议增加边币平准基金与银行业务基金,“以特产作基金,使银行经常保持着三千七百五十斤特产”⑧。大体反映朱理治已形成通过掌握出口物资来增加银行资金、完善发行工作的思路。另外,努力增加资金类型。
1941年8月,银行发布公告,在赤金、纹银、现洋等原价的基础上提升价位⑨,以此来吸收民间散余的通货资本。据当年统计,银行资金种类有货币(法、边币)、硬货(金银),其中货币占96%⑩。为改变这种以货币为主的资金类型状况,银行又设法掌握其他类型。如经调查,发现部分公营工厂“借钱存货不生产”.为此,银行决定采取实物抵押的方式,即放款给工厂,工厂须以产品作为抵押。经努力,到1942年底,银行发行的准备金40%属于“生金银、硬币、法币及银行经过物资局及光华商店所储存之商品”,60%属于“生产事业投资及放款合同,各种有抵押之借据”①。
关于贷款业务。起初,朱理治认为解决金融问题的关键在于生产,特别是各机关生产②。但通过对5月物价猛涨的分析,朱理治致信毛泽东,建议对公营事业放款“需重新配备,设法调剂,如能发展者促其尽量发展,不能发展者则收回放款转移生效最大之处”③。也就是说,朱理治原认为应加大对机关生产的支持,后转变认识,认为银行贷款应着眼于整体经济发展。换言之,对财政“一面是帮助,一面是挤”,银行贷款业务方针应是“发展生产”④。为此,边区银行调整放款对象及各项放款比例。就朱理治任期内银行贷款整体情况,见下表。
从上表可看出,在朱理治的领导下,银行贷款对象发生改变,加大了对农业生产、贸易的放款力度,农业贷款更是从无到有,到1942年,远超过对机关生产的放款。说明贷款工作中心逐渐由支持财政、机关生产转向支持整体经济发展,但1943年朱理治离任后,贷款工作又以支持财政为中心。除贷款对象改变外,放款方式也有所不同。
1942年,银行决定农业放款采取实物贷款办法;工业放款采取订货办法,将来以货还本;商业放款,除小型带救济性质贷款外,亦采订货办法⑤。以农贷为例,银行以折实方式发放耕牛、农具等贷款,即按市价将贷款折成实物(粮食或棉花)放出,农民收获后交还等价实物。如1942年发放的400万元农贷,除延安、甘泉、子长等部分地区实行现金放款外,其余基本采用实物贷款;不同地区还采取不同的折实方式。如在志丹、安塞等县,银行用镢头、犁、铧等实物贷出,用农产品收回;在安塞县,青黄不接时放出小米,秋收后仍用小米归还⑥。农贷折实“帮农民解决了困难,促进了生产,给银行保本保值,使农贷得以周转下去,对私对公都是合理的”⑦。关于汇兑业务。汇兑业务在1941年之前主要是汇款,之后则扩展为货币兑换、汇款两种。
1941年1月,边区政府宣布边币为唯一流通货币,规定边法币汇率为一比一。自2月起,“边币即与法币发生差价”,且法币“一直在暗中使用”⑧。继而形成法币黑市交易。为保障银行对金融市场的掌控,朱理治建议“由银行来实际管理外汇”,公开创办交换所,“允许法币与边币依公平价格自由兑换,老百姓只要得到边币,就能得到法币”⑨。12月,边区政府发布公告,“授权各地贸易局联合当地商民组织货币交换所”、“除货币交换所外,任何人不得以买卖货币为营业”①。当时由银行参与办理的有三种:银行自办的固定交换所,包括光华商店代办的;银行主办的流动交换所和临时交换所,如在富县收公盐代金时收法币数万,陇东在收公粮代金时,开设10个临时交换所;银行找合作社代办②。创办货币交换所是银行通过市场来调剂边法币比价、稳定金融的重要举措,是银行汇兑业务扩展的重要标志,属“革命根据地金融史上的一个创举”③。
另外,朱理治认为,要“稳定外汇,稳定物价,便利出入口商人,制止黑市。当然,单靠管理外汇来达到以上目的是不够的”,还要发展汇款业务④。据统计,1941年307笔,1942年625笔⑤。从业务情况来看,汇款业务明显恢复,且较外援断绝前有所发展。
关于存款业务。在1941年前,银行存款业务虽开展,但对象主要是政府机关及公营单位,且银行信誉并未建立起来⑥。正如后来银行总结:1940年前“对发展存款估计不足,主观努力不够,因为没有达到应有的成绩”;1941年后“对存款工作确实下了很大的力量”⑦。该总结注意到1941年之后银行在存款业务方面的努力。朱理治上任后,提议“采用有奖储蓄的办法吸收存款”⑧ .
1941年6月25日,边区银行专设储蓄部,办理活期储蓄存款,规定3元以上即可开户,每月结息一次;9月18日,边区银行组成社会服务团,到各县市城镇巡回宣传,随后银行在《解放日报》刊发有奖储蓄广告⑨。到1942年,边区银行共发行两期储蓄奖券,吸收民间存款150万元。有奖储蓄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众对银行“票子”的信任度。
如第一期发放50万储蓄券,设立5万奖金,相对于50元的本钱来说,奖金利益相当客观,而且当众开奖的方式,更是刺激着民众。民众议论:“人家命好,得了头彩!”“八路军的‘票子’不骗人”,“得不上,咱的‘票子’不要了。”“不要?还还本钱呢!”瑏瑠?2.扩充银行机构、完善相应制度。调整业务的同时,朱理治也注意银行内部建设,主要体现在扩充机构和完善相应规章制度。机构的扩充,离不开人员的充实。朱理治认为“没有一批政治进步、文化水平较高、好学上进、朝气蓬勃的知识分子充实我们的干部队伍,我们的事业就不可能前进,更不可能有较大较快的发展”.为此,银行与陕北公学、女大等建立“互惠”,由银行为其提供生产资金,作为交换,银行从这些单位中抽调知识分子,共50余名。经努力,银行人员得到充实。
1941年前,银行人员“不过五六十人”;人员少,且分布范围广,以1938年为例,当时银行人员共54人,包括职员27人,练习生9人,杂务人员18人,其中3人在保安,2人在安塞,4人在白家坪,2人在绥德,往来延安与西安的有1人,其余42人留在延安瑏瑣?;到1942年,仅在延安总行的干部就有90人,且干部中大学生比例为40%多。
机构扩充体现在延安总行和地方分支机构两个层面。延安总行原仅有业务、总务、稽核三个机构,到1942年8月,有业务处、秘书处、金库处等7个机构①。地方分支机构方面,1940年前,银行下设3个分行②;到1942年,共有4个分行,其中三边分行下设2个代办处、陇东分行下设3个办事处、绥德分行下设米脂支行和清涧办事处;在安塞、志丹、延川、固临等9县设有办事处;延安还设有商业代办处、文化沟办事处;增设33个货币交换所③。相比抗战初期,地方分支机构的增设,对边区金融网络系统的构建奠定重要基础。据统计,1940年,负责办理汇出、汇入业务的有三边分行、绥德分行、陇东分行及西安办事处;1942年,则包括三边分行、绥德分行、陇东分行、关中分行、米脂支行、延长办事处、富县办事处、子长办事处④。边区内部汇兑机构由3个增加到8个,增长近2倍,说明银行金融网络有了很大的拓展。另据三边分行工作人员回忆,1942年,分行内部设有会计科、出纳科、兑换所、秘书科、总务科,负责办理部队和行政事业单位的经费存取、办理工商业的往来存款、发放工商业和农业贷款、收兑金银、办理边法币兑换等业务⑤,呈现出业务的规范化和系统化。
在扩充机构的同时,朱理治还注重完善相关制度。据不完全统计,朱理治任期内,边区银行制定的存放款、汇兑、现金出境等章程、办法、条例、法令有20多项⑥ .如1941年,银行制定《陕甘宁边区银行汇出汇款暂行章程》,就汇款的方式、汇款申请书的填写内容、取款机构、汇率等内容进行了相应规定⑦;同年,颁布《陕甘宁边区银行战时法币管理办法》,就边区公私商人、机关部队等兑换法币的相关事宜给予规定⑧。章程的制定,代表着银行相关业务的制度化。
1942年,朱理治起草《陕甘宁边区银行条例(草案)》,明确银行的任务及工作业务等。如银行业务方面,包括:“经收各种存款及储蓄”;“办理下列各种货款。甲、农贷,如耕牛、农具、植棉、青苗等货款。乙、合作事业,尤其是生产合作。
丙、公私工业,如长期投资放款,短期借款。丁、公私事业,如小本商人货款,出入口抵押放款”;“办理边区及其他有通汇条约之各种汇兑”;“办理期票汇票等买卖及贴现”;“办理票据交换及划汇”⑨。该草案虽并未颁布实施,但凸显着朱理治在完善边区银行机构设置、业务范围等方面的努力。
综上所述,相对抗战初期,边区银行的工作业务有所调整、分支机构有所扩充、规章制度有所完善。这种局面的形成,朱理治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据工作人员回忆,朱理治主持银行工作期间,“是银行最好的时期之一,困难之大,任务之艰巨,成绩之显著”为所公之人。《解放日报》曾报道:“除加紧建立其分支行、办事处、代办所等金融网外,总行内部机构大加改组,规章也臻完善,计分秘书、业务、金库、调查四处,下设各科,另辖光华印刷厂。并与贸易总局加强联系,辅导人民合作事业,扩大办理农贷事宜,统一并巩固边区金融,促进国民经济之发展,建立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内的五银行(西北农民银行等)通汇,筹备实行外汇允许制度。”整体来说,与朱理治领导下的边区银行发展状况基本吻合。
朱理治上任之初,就注意到边区内部就边币发行存在不同声音。据其回忆,3月,“边区政府希望不发,中央和西北局希望发”①。另据胡乔木回忆,1941年,就经济政策问题,边区政府和中央局之间出现了分歧和争论,涉及银行工作的是边币发行问题②。林伯渠在边区县长联席会议上讲到,为巩固边币,银行应“采取加强准备,限制发行数额的办法”③;6月,毛泽东致信林伯渠:“不必肯定边币只维持一千万,宜作千五百万之打算,较不束缚手足。”④由此可见,争论焦点在于边币的增发与限发。
随着物价问题的突出,争论逐渐激烈。朱理治“开始感到了工作难做”④。如朱理治提出边币跌价因贸易的不平衡,但谢觉哉不同意其说法⑤。就当时内部存在的意见,据朱理治回忆,“第一种认为,发行票子,物价就涨,过去发行的不对”;“第二种主张,物价涨了,筹码不够,票子发得少,以后要继续发”;第三种意见是“边币发得太快了,事先缺少宣传准备”⑥ .谢觉哉也记述了各种说法:“一、饱和点说;二、筹码不够说,停止法币行使,发行公债,没有资本;三、政治保证说;四、输出入不平衡以致边币跌价说;五、商店黑市说;六、作生产资金说;七、法币跌值说;八、和法币数量比较说;九、边币不能脱离法币说。”对此,谢觉哉认为“都有一方面理由,但不是货币的基本原则,不能拿副道理来代正道理。用纸币济财政的急,不是不可以,但应认清这是苦水,不是甘露”⑦。
总的来说,此次争论中,就边币发行方面,谢觉哉等认为银行要限制性发行;部分人坚持有政府的支持,边币可继续增发;朱理治则“一方面要反对那种害怕发行边币,限制与束缚边区生产发展的倾向;另一方面也要反对无限制的过多的发行边币”⑧。就边币跌价的起因,朱理治认为是出入口贸易不平衡;有的认为“由于纸币发行多了”⑨。就此次争论,作为决策中心的代表,毛泽东也表达了意见。
7月31日,毛泽东致信林伯渠、谢觉哉:“我现在不能断定纸币与运盐不失败,我同二兄谈过,如弄得不好,也许要失败的。但我现在还不能同意停止现行政策,采取另一政策,因为另一政策也许要失败的,或失败得更大。”
8月6日,毛泽东致信谢觉哉:“今后必须停止公业投资,发动私业投资,即大放农贷与合作社贷款,兼放畜牧贷款与私商贷款”,“出入口问题一解决,则物价、币价两个问题即解决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总结边区财政经济主要矛盾应在于生产的人民与消费的人员矛盾、出入口不平衡的矛盾瑏瑡?,基本认同朱理治的观点,支持银行的发行政策。如此一来,争论暂告一段落。
最后一次争论是在1942年下半年,焦点集中在边币、法币比价问题上。就边区财政经济建设,西北局认为应“开展拥护边币的运动,开展储蓄运动,严禁黑市,实行进出口商业的兑换制,禁止法币在边区市场的流通,加强各地方银行业务”.中央财经委员会拟出“1942年原则上不发票子”,朱理治认为当前银行中心任务是推行边币,边币“不得已才能发行,尽可能不发行”瑏?瑣 .也就是说,此时边区内部在推行边币、稳定物价的认识上基本一致。因从1942年3月起,边币不断贬值。2月到5月,边币、法币的比价分别是2.58∶1、2.91∶1、3.00∶1、3.50∶1瑏瑤?。6月,朱理治决定收缩通货,也得到南汉宸、林伯渠等人的支持。
7月4日,为争取“边币提高到与法币3比1”,银行发出紧缩通货、提高边币的决定。但随后朱理治就否定了该决定。因经过对边区内外贸易变动的分析,特别是6月以来日伪、国民党的抢货行动,朱理治意识到“金融贸易问题基本上是抢物资”,而银行工作应配合政府抢购物资,“发行一些票子到外面买货,以货换货,使物价稍微提高”.对此,王震、高岗等表示支持边币对法币的斗争,但“都不愿提高物价”.即使在边区整顿财政会议上,朱理治再次强调“边币提高有利于推行边币,抢购物资。提高后这两点是达到了,基本上是好的。另外,物价虽然没有低,但也没有涨。其次,票子购买力好了,将来紧急时,可再发,对口岸也有好处”①。但“大家”仍不同意其观点。另据曹菊如回忆,“对边币究竟是稳定在边、法币比价上,还是稳定在物价上,又成为财经工作者的议论中心,意见纷纭,其说不一”②。也就是说,此次争论中,朱理治希望通过稳定汇价以利于抢购物资,即使客观上会造成物价一定程度的涨幅。但大多数人从稳定物价角度出发,仍然反对朱理治的提议。
此次争论的结果,应是朱理治被否定。因为,其一,以延安为例,从1942年8月到12月,物价逐月递增率为14.8%、-1.8%、4%、6.5%、-1%③,物价得到了稳定;再加上从10月起,银行开始由黄亚光实际负责④。这说明从10月起,银行应是执行了政府“稳定物价”的方针。其二,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高岗提出要清算陕北历史,朱理治受到批判,其银行工作思路被定为“金融本位主义”.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即1943年1月15日,朱理治即被免去银行行长职务。也就是说,不但朱理治的意见未能被采用,而且他还被撤职了。
至于朱理治为何会被撤职,据银行工作人员回忆,因高岗就陕北肃反问题问难朱理治,加之高的哥哥因做黑市买卖被银行工作人员扣起,高便“指责朱理治对西北局闹独立性”“说朱理治的金融政策是错误的”⑤;在朱理治的回忆中,被任命之初,“因高岗负责西北局工作,怕人事问题搞不好,不愿意接受”.虽未提起自己为何会被撤职,但提到高岗及其哥哥,并强调“历史证明,高岗的做法是不行的……我离开银行以后不到一年……边区金融市场混乱,影响整个经济生产不能正常进行”⑥;1944年银行工作总结提到“在发行方针上,×××自然是保守的、消极的,与党的财政工作总方针-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总方针之精神是相反的”;“在发行问题上,他又是由金融本位主义出发,他不是从边区财经工作的总方针上,不是从财经政策上,来处理发行问题,而是孤立的来求金融稳定”⑦。这样来看,因在当年陕北肃反中与高岗产生个人恩怨,加上朱理治力主通过稳定边币、法币比价,与中央稳定物价的目标发生冲突,致使其被撤职。
其实,无论边币发行问题,还是边法币比价问题,争论实质应是银行的定位问题。在谢觉哉看来,银行“主要任务是发展国民经济”⑧。朱理治认为银行任务“首先是发展公私经济,其次是周转财政,第三是发行并调剂货币”⑨。贺龙认为银行“主要任务是发行边币,调济金融支持财政”.谢觉哉是从政府角度出发,认为银行应配合政府开展经济建设;贺龙强调银行应服从当前革命需要;朱理治从银行角度出发,强调工作应具相对独立性,不应被财政所拖累,要在支持经济的同时构建起稳定的金融体系。现在来看,各方均有促进经济发展、保障革命继续的考虑,只是侧重点不同。相对来说,朱理治的观点更符合经济规律,应给予肯定。但就朱理治而言,在中央要求稳定物价的前提下就任银行行长,为何此时会提出与中央相左的意见呢?要理解朱理治这看似有悖逻辑的行为,须考察当时边区银行的工作环境。
朱理治认为导致边区经济困难的因素主要在于: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财政收支的矛盾、出入口的不平衡以及金融的紊乱①。要解决这些问题,生产“应向着私人经济与农业方面发展”;“财政上能够不靠发票子来维持开支”,机关努力实现自给;“对外贸易必须要有相当的管理,并要逐渐统一公家的对外买卖”;银行“必须严格管理外汇(法币)”,发展业务“首先要采用有奖储蓄的办法吸收存款。其次,是建立金融网,发展汇兑贴现等等事业”② .
对于朱理治的金融构想,毛泽东及边区政府曾给予支持。其一,毛泽东在边币发行的争论中,支持朱理治及银行工作,特别肯定了朱理治对经济问题的分析“很有价值”,建议作为西北局“起草财经纲领的参考”③。其二,边区政府给予朱理治工作上的支持,如任命朱理治兼管贸易局;发布命令,要求各党政机关领导的公营商店,严格遵守贸易政策④;支持朱理治建立货币交换所等。照一般逻辑来说,在这样的环境下,银行应能充分发挥作用。事实并非如此,银行在工作开展过程中,存在着内、外两种因素的制约。
银行内部,存在干部工作意识不强、业务开展不充分等问题。朱理治注意到“多数干部对银行和贸易局的基本任务还不太了解,如有的干部觉得没有事做;有的分行只知道赚钱做买卖;有的干部认为银行是一个财政出纳机关;有的干部认为自己是建设的会计科”;“各分行、贸易局对政府的金融政策宣传解释得不够,对于一部分群众对边币的错误观点和不正确的主张,没有给以纠正和反驳”⑤。
这些问题的存在,减弱了银行工作的效能。如1942年,陇东分行在环县发放农贷,但因“县区政府配合不够,边行又只派去一人”,导致全县7个区46乡中,仅有3个区9乡的农民能借到钱及麦种,“其他各区乡因未登记,致不能放款”⑥。该材料在点明县区政府配合不当的同时,强调银行“仅派1人”,或许因工作人员不够,或许银行对此次贷款并未给予重视。再如1942年的农贷,存在“放款尚未做到及时放出;在乡间对农贷的宣传与解释,也做得不够,以致乡上居民有的不敢借;延安县某乡,曾发生普遍散放现象,每人三元至十元不等”⑦。结合前述朱理治所注意到的不足,说明银行因自身问题,影响到农贷未能及时、充分地发挥作用。银行外部,作为边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机关部队的自给生产,与银行的边币流通、贸易统一工作发生冲突。
朱理治在分析边币为何未能独占内部流通市场时,指出政治上是“由于政府关于严禁法币在边区内行使的法令,尚没有能够贯彻实行”,“首先是机关部队,没有严格执行”⑧。据习仲勋报告,关中地区“公营商业机关部队不能很好地提高与巩固边币的信用”,“八团在东区叫炭厂子及炭井上若友区来驮炭的,一律要法币,不要边币,边区脚户驮炭的也得法币边币各半,才予卖给”;“新正工委三区政府的染房给群众染了布,群众给边币他们不要”⑨。类似现象到1942年年底仍存在,据陇东分行报告,“这次分区各机关要集中300~400万元法币去晋西北买货,在各地交换所兑换出50~60万元;在部队中还要集中法币;他们卖盐还全部收法币;在延安留守处,由陇东分区拨给他们粮食1150石,派了粮秣科王同志来卖粮,每斗60元法币。他们不要边币,影响了边币的推行”①。
机关部队“喜爱”法币、拒用边币,是因“法币在边区里可以买到东西,在友区也可以买到东西。而边币则只能在边区内买到东西,到友区就不行了”②。为保证本单位生产自给,各机关“不惜在生产上作无原则的竞争,妨碍了财政政策的贯彻执行”③,导致本应作为边币流通基础的公家,却“领导着人民来贬边钞的价”④。在民众看来,“公家出边币,公家都不信任了,完全是骗老百姓哩!”⑤这样一来,边币的流通信誉便可想而知。以庆阳为例,“表面上不许使用法币,实际上拿边币买不进东西。商家普通用暗号,要买货先问是大的还是小的(大的代表法币,小的代表边钞)。若是大的,货多价低;若是小的;货无价高”⑥。
流通信誉未建立,边币也就无法如朱理治所预想的那样,统占边区内部经济贸易市场。直至1942年,法币至少占据“一半以上的市场”⑦ .进而影响到边法币比价问题,不利于金融稳定和贸易正常发展。如1941年,“6月时,延安边币跌落,盐务处拒用边币收法币,因此,三边沿路都不用边币了,延安去驮盐的也买不进盐,老百姓有把边币撕掉的。以后,边币渐渐集中延安,到7月,延安边币跌到2元顶法币1元了。延安物价飞涨,虽然不拒用边币,但大家买卖非用法币不可。投向各机关的生产资本,也有转向商业(如各种商店的建立)作投机买卖的”⑧。银行利用金融调剂经济、贸易之目的也就无法实现。
另外,朱理治提出的贸易统一之设想,在实际中仍受机关部队自给生产的影响。因在对外贸易中,存在着诸如359旅根据自给原则要取消盐公司,自己专卖。陇东驻军曾不同意取消军事附加,强拉盐客,架走贸易站长,因部队需要而低价倾销食盐。因陇东关中特产存积太多,发生竞卖及乱卖现象,使价格大跌,贸易局虽要求各机关停止送货,但有些单位不能很好地遵守法令,执行贸易政策,只顾本部门需要而使整个贸易工作受了不少损失等现象⑨。总之,边区贸易处于“想管理而又怕管理,决定管理又管理不了,特产与食盐决定统销而又统销不了的基本形势”.
贸易未能有效统一,直接影响银行利用贸易来稳定金融的计划。因为实现贸易发展与银行工作的互动,贸易局可采取订立合同或嘱咐等方式来联系行商运入必需品;贸易局联络坐商,组织买卖行商所输入的货物。如遇到行商不愿即时出售货物或坐商现款不足时,可将货物押在光华商店,由贸易局发给其押货栈单,而银行对持单的商人进行抵押放款以作周转。贸易局帮助行商售出输入品后,即时鼓励其购运土产出境,多余的现款可通过汇兑的方式汇出。
银行通过贸易来掌握物资和法币,“在边币流通量多、物价上涨的情况下,各地银行应将商店存货及法币有计划地抛出;边币流通量少,物价陡跌,外汇上涨时,银行应用买货和汇兑等方法,将边币抛到市场上去”.这一系列互动实现的前提,是银行能切实掌握贸易的统制权。但事与愿违,“盐和特货未统一起来,法币到不了自己手里,金融发生波动,是无力来维持的”瑏瑣? .另据谢觉哉分析,1943年边法币比价突高的原因,在于贸易产品“统销不密,致银行不能掌握全部或大部外汇,加以破坏分子作祟所致”①。印证了银行未能掌控贸易对金融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总之,机关部队的自给生产利于增加机关部队的物质基础、保障革命的继续,如从银行角度出发,其与边币流通、贸易统制相冲突,加上银行自身存在的问题,制约着朱理治金融构想的实现。对朱理治而言,一方面利用金融调剂经济、财政、贸易的理想难以实现,另一方面面对边区外部抢购物资的形势,因此,不得不从当时能够掌控的边币发行入手,来提高边法币比价、抢购物资。但边区政府从稳定物价角度出发,未能支持朱理治这一设想,也就凸显出金融问题在革命进程中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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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是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基地,高等教育事关国家发展和民族未来。因此,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和政府即在高校进行普遍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的指导地位。这是改造旧教育,建设新教育的题中之义,是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一环,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高校的实践。当时,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推动这一工作,为新中国培养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新型知识分子奠定了坚实思想基础。对这一历史进程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对当今高校的思想理论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并颁布的《共同纲领》提出了新中国教育发展的方向,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为改造旧教育、创建新教育,人民政府在接管、接收公、私立高校时,废除了原有法西斯式的训导制度、特务统治和反动的政治教育,取消了“国民党党义”、“公民”、“军事训练”等反动课程。重视对高校师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是党的优良传统。早在苏区中央局创办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延安的抗大、陕北公学均开设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与党的基本政策知识课程。新中国初期,在高等学校开设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就成为改造旧大学、建设新大学的重要措施。
1949年上半年,燕京大学自动添设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问题、马列主义基本问题、中国社会史、历史哲学、共产党宣言和联共党史等新课。1949年10月,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颁布了《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以“废除反动课程(国民党党义、六法全书等)”、“添设马列主义课程”、“逐步地改造其他课程”为各院系课程的实施原则;同时规定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包括社会发展简史)、新民主主义论(包括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史)和政治经济学为文学院与法学院的共同必修课程,前两门为各大学专科学校各院系共同必修课。这个规定还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文法学院的文学、哲学、历史、教育、经济、政治、法律等七个系的课目进行改造,各学科添加不少与学科相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的课程,这“是用新民主主义的、科学的、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用马列主义观点和方法,代替国民党反动统治时充满唯心论、机械论,以及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的反动课程的重大措施。”
1949年11月17日,刚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的华北地区及京津19所高等院校负责人会议,讨论高等教育改造的方针,明确指出:当前课程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加强政治课学习。这确立了政治理论课在新中国高校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1949年12月和1950年6月先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第一届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再次强调,我们的教育应该培养新型知识分子作为我们国家建设的新型骨干,高校要进行革命的政治教育,肃清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会议通过的并由教育部于1950年8月14日颁布的具有法规性质的文件《高等学校暂行规程》,把对学生进行革命的政治思想教育列为高等学校任务的首条。教会学校亦不例外。1950年8月1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教会学校应遵守政府法令设政治课为必修课。之前,即5月19日,教育部颁发了经过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批准的《北京师范大学规程》,规定政治课约占本科各系全部课程的15%。同时强调,在文化业务课中,也应贯彻革命的思想与政治教育,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这些规定说明思想政治教育列为高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并予以法制化。
1951年6月,教育部召开高校课程改革讨论会,针对当时存在的“把政治课与业务课对立起来”和认为“只有政治课才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等错误的或片面的看法,进一步明确政治课与业务课的关系,强调政治课是各系科的基本课程,要着重于系统的理论知识的讲授。9月10日,教育部就政治课问题向华北各高校发出指示:
(一)“各系拟定教学计划时,应把思想政治课作为业务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取消“政治课”的名称,将《社会发展史》改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论》,与《新民主主义论》及《政治经济学》同为独立课目,并“应将上述三课目同其他业务科统一计划”。
(二)将“政治课教学委员会改为各该课目的教学研究指导组,由教务长负责计划、组织、督导检查”。从此,在我国各高校,各门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目列入整个教学计划,成为各系、各专业学生的公共必修课。
1952年10月7日,教育部在认真总结近3年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课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发出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的指示》,具体规定了高校政治理论课课程门数、学时及其讲授的次序。迄今,高校开设的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仍大致沿袭这一体系,只是名称有所改变。同年底,教育部制定的中国语言文学、编辑、历史学等三个文科专业的四年制教学计划(草案)中,马列主义基础、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四门政治理论课,为专业主要课程,总课时480学时。1953年11月27日,高等教育部制订的《高等学校培养研究生暂行办法(草案)》,把马列主义理论列入教学计划。
上述情况表明,我国高校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程设置主要是依据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并结合当时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情况而加以调整并发展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作为公共必修课列入教学计划,成为高校“进行经常的系统的政治教育的最基本形式和根本方法”,[5]使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一开始就接受到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同时,在旧文科的改造中,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注意运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与方法,构建马克思主义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实现“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及国际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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