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您找到与蒋介石的战略思想相关的共4个结果:
农业经济发展战略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和资源条件,对未来较长时期内农业经济发展的全局所进行的根本性谋划和决策,是农业经济发展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方针、政策、重点、步骤和措施的概括。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析毛泽东邓小平农村发展战略思想比较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文摘要: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位从农村革命和改革中获得巨大成就的领导人,毕生都关注着中国农民问题,关注着农村发展。在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他们形成了各自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本文主要采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阐述了两人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之后,重点比较了他们在战略上、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内在逻辑关系。
论文关键词:毛泽东 邓小平 农村发展战略 思想 逻辑关系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关键因素。农村经济发展在什么样的思想指导下,就会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战略与政策,农村发展战略思想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能否实现,能否迅速赶上发达国家的重大的全局性问题之一。不同的农村经济发展战略思想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甚至直接影响到我国农村改革乃至现代化事业的兴衰成败。
(一)农业的根本出路
毛泽东在1959年提出了“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著名论断,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现代化,基本模式应该是“集体化加机械化”。其中,机械化是农业的根本出路。关于机械化问题,党内曾有过不同意见的争论。当时刘少奇认为农业合作化离不开工业化,农村只有配备机器、农药、化肥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等,提高生产的效率,才能引导农民由小生产者向社会主化大生产过渡。对此,毛泽东明确表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他主要从两个方面考虑了这个问题:(1)中国农业生产力低下,单个的农民不具有购买机械的能力;(2)机械化并不是集体化的前提条件,可以先进行农业合作化。他举例说,西方工业化国家在发明机器生产之前,是通过工场化手工作坊促使小生产走向社会化大生产,以此否定了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主张。时至今日我们再来看这场争论,究竟是先机械化还是农业合作化,也不是绝对的,虽然毛泽东否定了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主张,但这丝毫不影响他把农业机械化当作农业的根本出路。
(二)农业生产的首要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首先要解决好吃穿住的问题,才能从事其他更高层次的活动。毛泽东提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思想,与此同时,提出了粮食是农业这一基础的基础,并且把粮食作为农业生产的首要问题。解放之前,因为战争、灾荒,到处饿殍遍野;建国之初,因为粮食短缺,与投机商进行“米棉之战”。对此毛泽东深有感触,为了保证百姓有饭吃,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就这样产生了。随着粮食的年年丰收,一些人产生了盲目乐观情绪,毛泽东提醒说,“粮食是多了,从1949年到1956年增加了1400亿斤。但是多少人吃呢?我们这个国家好处就是人多,人多就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粮食多。增加这1400亿斤粮食就不见了,有时还觉得没有粮食。”而正式提出“以粮为纲”的指导方针是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之后,尽管是在“大跃进”时期提出来的,但是它仍然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政策,可是“全面发展”、“按比例发展”执行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最终将“以粮为纲”发挥到了极至,甚至起到了反面的作用。
(三)农村未来的平均主义情结
在毛泽东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中其实对农村未来也有自己的憧憬,那就是共同富裕,但要绝对的平均。面对农民的忍饥挨饿,毛泽东会眼含泪花,自己半年不吃肉,拿野菜当粮食吃;面对农村中的贫富差距,毛泽东忧心忡忡,寝食难安。这反映出毛泽东既希望农村走上快速富裕的道路又不希望农村出现贫富差距的矛盾心理。在他的理解看来,搞平均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必须平均,这其实极大的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延缓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这种建立在平均主义基础上的人民公社,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更不用说共产主义了。
(一)“不管黄猫黑猫,那种方法有利于农业,就用那一种方法”
邓小平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已经深刻地意识到农村体制存在的内在矛盾,这时候就已经在思考农村体制改革问题。他说,“所有的形式中,农业是单干搞的好。不管黄猫黑猫,哪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农业,就用哪一种方法。”邓小平认为,任何理论都必须应用于实践,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要以农民看得见的利益为出发点,至于运用何种方式进行农业生产,首先看的是实际效果,其次看农民意愿,采取试的原则,试验可以多种多样,而不应强求一样。此时的“猫论”并没有传播开来。这就是著名的“猫论”思想,也是“猫论”第一次公之于众。后来到80年代被传为:“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猫论”成为党和政府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上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标志。
(二)农业发展的宏观指导方针:“两个飞跃”
1990年3月,邓小平针对农村发展的现状提出了“两个飞跃”的重要思想。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邓小平根据对中国农村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的考察,此后他一直思考并探索新的农村发展的体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邓小平对农业第一个飞跃的历史地位给予了高度概括,指出:“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邓小平在推动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的同时,也逐渐认识到分散经营的不足,家庭承包后还存在一些不易解决的深层次矛盾。他在深入总结和充分肯定了中国农业第一个飞跃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又在恰当的时机提出了关于农业第二个飞跃的思想,第二次飞跃不能像过去那样一刀切,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逐步推进。
(三)“致富不是罪过”,先富带动后富
国家分配制度的改革历来是一项棘手的问题,在农村中显得更加的敏感和复杂。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就明确表示要讲按劳分配,多劳多得,重视物质利益,他指出“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随后又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在政策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
但我国贫富差距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并有日益拉大的趋势,有关数据表明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已接近0.5,远远超过国际警戒线0.4,严重影响中国社会的和谐。对此,邓小平早在上世纪就注意到了,对此,他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比如让发达地区和先富者多缴利税、技术转让、鼓励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包扶等方法也取得了初步成果,但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的两极分化问题,如何实现共同富裕仍然是一个深刻而持久的命题。
邓小平说过,“恢复毛泽东的那些正确的东西,把毛泽东已经提出但没有做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这就决定了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中毛泽东和邓小平贡献都是相当大的。虽然他们的农村经济发展战略思想正如前面两章所述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分别从属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体系,但却是一脉相承的关系。
当我们对毛邓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进行比较时,我们既要看到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的继承,看不见这种继承关系,就会否定或忽视毛泽东对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的艰辛探索的巨大作用和历史意义。看不到邓小平对毛泽东农村发展战略思想的超越,就会低估甚至抹杀邓小平独特的贡献和创造。我们只有从具体的历史的角度来分析他们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的关系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一)农村发展战略产生的时代背景差异
新中国是建立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之上的国家,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农村发展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出现曲折。在这样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农业现代化是有一定难度的;毛泽东在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农村发展道路的过程中进行了很多尝试,形成了一些新的观念,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决策。然而,一方面,由于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迅速到来,对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另一方面,他也没有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农村出现的新的矛盾和问题,这样就有可能使得当时的农村发展战略存在着一些局限和弱点。而邓小平是有一定经验可循的,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之一,在毛泽东制定农村战略政策过程中他都有参与,可以说基本上经历了毛泽东时期的所有成功与失败。因此,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他在制定新的农村发展战略政策时就可以吸取失败的教训,吸收成功的经验。虽然新的农村发展战略取得了一些成果,也仍然是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农村发展的道路也依然存在着坎坷。
(二)个人理解角度的不同导致了农村发展战略问题上的差异
1、对社会主义及其发展阶段的不同理解
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毛泽东并没有很清楚的认识。他认为社会主义就是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并提出短时期内超越发达资本主义的不切实际的目标,对我国当时所处的阶段没有很好的把握。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则科学地提出了我国处于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并明确指出“三步走”战略理论,与毛泽东时期提出的“两步走”有一定的区别,去掉了其中不现实的成分,保留了可以利用的部分,增加了新的内容。
2、对农民阶级性的理解差异
农民的阶级性问题历来是毛泽东关心的重要问题,毛泽东认为,我国广大农民虽然仍然是小生产者,但他们都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情,集体化是农民发展的必然趋势。关于农民的对于集体化道路的热情问题,毛泽东把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视为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农村直接可以从互助组发展到合作社,农民过早的走上了集体化道路,作为小生产者的积极性被抹杀掉了。而邓小平认为,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有单干的积极性,在这种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之前,是不应该过早从互助组发展到合作社的。这种对农民阶级性或积极性的不同理解上使他们在农村发展道路上产生了不一致,后来农村中发展至今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充分证明农民还有单干的积极性。
3、对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的定位不同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发展生产力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毛泽东也想发展生产力,这是他发动“大跃进”一个重要的因素。问题在于他夸大了生产关系的作用,逐渐演变成为“唯生产关系论”。这种认识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建设。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纠正了这种错误认识,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辨证关系中,关注角度的不同,影响了各自的农村发展战略,也对农村发展产生了不同效果。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战略观念,是指管理主体在管理实践中从全局和长远出发,对管理客体和管理过程进行总体谋划的管理观念体系。战略观念来源于管理过程中制定和实施战略的活动,是管理主体对战略的地位、作用反复认识的强化。而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则是管理主体战略观念的物化表现形式。换句话说,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是战略观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蒋介石的西北战略观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蒋介石的西北战略观全文如下:
目前,大陆研究蒋介石的文章,大多侧重其政治军事活动,对他的思想研究尚不够深入,尤其是抗战前后他对西北战略地位的认识,目前尚未见到专门文章,本文试对此做一粗浅探讨。
蒋介石关注西北战略地位主要是在抗战前后特殊的历史时期,因此,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鉴于中国首都南京的危险境地,计划在中国内陆地区寻求一个安全的后方根据地,初步认定西北为长期抵抗之后方根据地;1934年蒋介石视察西北时,又视西北为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1942年,再次视察西北期间,更明确提出“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其中心思想就是把西北的战略地位与抗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被迫宣布迁都洛阳办公,其间召开了一次有关时局的国难会议。此次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就是以西北为未来长期抵抗根据地的问题。时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宣称:“今日我们在洛阳开会,是继续五千年民族奋斗的精神,发扬我民族五千年来伟大的潜藏力,用西北作最后的长期的抵抗根据,打破自建立民国以来最严重最危急的当前的困难。”[1](P1748)随后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提议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案》,内中称“……陪都之设定,在历史地理及国家将来需要上,终以长安为宜,请定名为西京”[2](P4),拟议退守西北并以之作为长期抵抗的根据地。由于当时日本军队挑衅的主要地区是华东的上海,中国所受的最大威胁在东部沿海地区,所以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依据孙中山早年的构想及当时国内的实际情形,做出了一旦华东地区战事扩大,政府将退守中原与西北的打算。
此案通过不久,蒋介石专门提议《切实进行长安陪都及洛阳行都之建设事宜案》,其中称:“关于长安陪都者:为统一事权起见,将长安改为行政院直辖市,即兼负建设陪都之责任,其市区应根据陪都之计划,划定适当区域,市之经费,由国库拔款。”可见他对陪都西安的规划和建设十分关心,表明此时蒋介石的确有以西北为长期抵抗根据地的打算。若要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首先必须开发和建设西北,为此,国民党中央很快成立了西京筹备委员会,以专门的组织力量对陪都西京的建设作了若干筹划,对整个西北地区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全国经济委员公还专门设立了西北办事处,侧重从事西北的交通水利等建设。
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做出以西北为长期抵抗根据地的原因,一是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为消减因不抵抗而激发的沸腾民怨,提出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可转移国人视线,表明政府抗日的决心;二是从国防战略的角度看,自鸦片战争中国国门被打开后,东南沿海门户洞开无险可守,而西北内陆地形复杂,列强染指的程度较轻,许多人便看好西北,以为它可成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另外从政治上看,当时西北地方军阀尚能听命中央,这是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确立以西北为长期抵抗后方根据地的主要原因。
正如时人所言:“自鸦片战争以后,我国门户洞开,毫无国防可言,数十年来徒在国际均势下度其苟安、黯淡的生活,近者国际均势已被打破,此种苟安黯淡的生活亦失所凭依,强邻挟其军事上种种优越条件,随时足以亡我,在此种环境之下,欲言国防,实事上已不我许,故欲求救亡图存,惟有积极开发西北,固其地势,充实国防,于必要时东据崤函,西固边圉,南连三蜀,北阻强俄,成封豕长蛇之势,进可以控制天下规复失地,退则可以闭关自守为民族复兴根据地,故今日中国之言国防,舍积极开发西北以外,固别无良好之出路也。”[4](P68)这里所说的“欲言国防,实事上已不我许”,清楚地表明了东南沿海无险可守的事实。
蒋介石后来称:“二十四年我到西北的时候,正是敌人的压迫一天一天严重的时候,国家危急情状,真是朝不保夕,随时可亡;而当时国际情形,格外惨淡,既无道义信用可言,复无条约协定可恃;而敌人则如此蛮横凶暴,我们的国势又衰弱不堪。所以我们当时对于抗战大计,实在很不容易决定,因为当时国家的重要建设,无论经济、政治、交通、文化,统统都在沿江沿海一带,而为我们国家之宝藏的西北和西南各地,反而一点没有准备,没有开发。当时人心惶惶,都觉得抗战没有什么把握。
自从二十四年江西军事告一段以后,我才能到西南各省来视察,其后又到西北华北各省巡视。我将西南与西北情势通盘考察,整个研究之后,得了一个大发现,觉得我们有西南西北这广大的土地、民众为根据,抗战已有把握,所以抗战的计划,从此就能决定了。因此可以说,我上次到西北来视察的结果,就是决定了我国抗战的大计。”[5](P1629)蒋介石的这段话表明,尽管九一八后国民政府有以西北为长期抵抗后方根据地的设想,并做了一些努力,但最高当局并未完全下决心大规模建设西北,因为当时所谓“剿共”大业尚未完成。
1934年把红军赶出江西后,蒋介石终于可以腾出手来考虑酝酿已久的后方根据地问题了。他带着自己的顾问人员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华北、西南和西北,最后确立以西南为抗战的政治经济中心。主要是基于下述考虑:首先,1935春夏间,蒋介石视察西南后,对这一地区有了新的认识;其次,追剿红军的过程中,国民政府中央势力渗入西南,客观上为蒋介石策定以西南为抗日的主要后方根据地提供了条件。但同时蒋介石仍坚持西北为国防重地的看法。1934年视察宁夏时,声称:“大家要知道,今日的宁夏,非特是西北的重镇,而且是国家的屏藩,这种重大的责任,如果专委诸政府及军队,是不可以的,应该由大家同力合作,一致联合起来保卫;假使大家放弃了责任,不起来保卫,一旦被外国人侵入,非特失去了西北的重镇,也失了国家的屏藩。”[6]蒋介石虽只提到了宁夏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但透过这一事实我们可以看出他所隐含的其实是整个西北国防地位的重要性。因此即使在决定了西南为主要后方根据地之后,国民党五全大会第三次会议依旧将《西北国防经济建设案》作为重要问题来讨论,该议案宣称:“自东北事变以来,建设西北,已为全国一致之主张,但如何利用西北经济资源,如何从事西北国防准备,似尚未有根本之具体计划。兹就西北之可靠资源,与夫国防之实际需要,拟具西北国防经济之建设草案。”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仍坚持西北是国防重地的看法,1937年1月曾两次致书杨虎城:“须知陕西,无论军民,不能离整个国家而存在,中央更不能无陕西以作国防之基础。”[8](P111)“兄等应知中央无论如何决不能放弃西北。中央数年以来,确认西北尤其陕西为北方国防之根据。并于开发西北建设西北之事业,无不本国防之见地,按照计划尽力进行,不独国家资本对开发西北经济、交通水利、铁路等建设不遗余力,尤奖励全国企业界大量投资,综计三年以来,合政府人民之资力,总数当在一万万元以上,而陇海线之向西延展,及其联络各线之增筑,尤为国防上既定计划,无论如何困难,断不中止进行。财政困绌如此,而不惜竭全力以图之者,诚欲使后方交通与国防要地得有相当之规模,以为御侮复兴之根据地。”
抗战前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曾决定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和御侮的国防重地,这在当时有积极意义。一方面国内由此兴起了规模巨大的“开发西北”声浪,也正是有了这一方针和国民政府的相关措施,至全面抗战爆发前,西北包括水利交通在内的开发活动才有了初步发展,从而为战时西北后方根据地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起到了加强西北国防的作用。抗战前后,西北的国防地位的确相当重要,尤其是它涉及未来中国抗战的国际通道。蒋介石非常清楚,若战争一起,中国海上交通很快就会中断,而中国的抗战若没有外援是很难取胜的。所以仅从这点来看,西北的国防已是相当重要了,何况抗战前日本人的势力已渗透到绥远,关东军还派遣大批特务在西北各地四处活动,以似是而非的“民族自决”理论在各民族当中煽风点火,挑拨离间,以达到分裂西北、以华制华的目的。假如日本的阴谋得逞,西北有失,西南也将不保,为此国民政府一直高度重视西北的国防战略地位。
在抗日后方根据地的问题上,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最终决定以四川和西南为主,因为蒋介石特别看重地理位置、人口和物产资源,这些方面西南的条件远优于西北,只不过初期西南的统一问题尚未解决,所以只好暂定西北为长期抵抗的根据地。但在如何复兴民族的问题上,蒋介石认为西北有得天独厚的条件。1934年视察西北期间,蒋介石的一系列演说,都表明了他将西北视为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他曾在陕西宣称:“大家都知道的陕西省,尤其是长安这个地方,是我们中国文化之发源地,亦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自黄帝开国以后,从周代起,历秦汉唐诸朝,都是以长安为中国的首都,而且在这个时代,我们中华民族,无论武功文化都由此不断的发扬光大到极盛的地步,所以不仅是生长在这个地方的人,要认识这种民族历史的光荣和伟大,而毅然以复兴民族之大业,引为己任,就是从远方来游的人,只要他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是黄帝的子孙,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莫不怀古情深,油然感奋。
看到如此美好的江山,和历代许多的遗迹,想起历代祖先建设国家、发展民族的伟绩,就可以晓得我们中华民族有最伟大的创造能力和最光明的文明历史,同时再想起现在我们国家危急存亡的情形,更是不胜今昔之感,你看我们的祖先,是何等的伟大,我们的历史,是何等的光荣,但是到了现在,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国家已陷于危险存亡的境地,不仅不足于各国并驾齐驱而独立生存于世界,并且连第三等的国家地位也做不到,而且要列在次殖民地的地位,随时有被灭亡的危险,这是何等的耻辱,何等的悲痛。但是我们大家,都是黄帝以来历代圣祖神宗的后裔,祖先既有那样伟大的聪明智力,那样伟大的精神气魄,那样伟大的事业,难道我们就没有吗?难道我们就不能继承祖先光荣的历史和伟大的事业吗?”[9](P120)西北的确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早在远古时代,一些著名的氏族部落最初大都活动于西北,周秦两代更是发迹于渭水流域。
历史上周秦汉唐皆建都西北,关中曾长期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特别是被称为推动世界中古历史发展主轴的丝绸之路由此横穿而过,使这片广袤神奇的黄土地,成为展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舞台。西北的丝绸之路曾是中华民族得以向世界展示其伟大创造力和灿烂文明的门户,也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中介地。五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西北逐渐失去了往昔的风采。特别到15世纪以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北目渐走向衰落。物质的西北虽日趋落后,但作为华夏文化之源,它却沉积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不朽的文明之光,它是民族灵魂、民族精神的寄托。历史步入近代后,中国所面临的强敌已不是传统的游牧民族,而是金发碧眼的“西夷”,这种前所未有的变局所引发的危机也较前更为强烈
。面对西方的挑战,中国人除从西方那里学习长技以抵抗西方外,还必然要从几千年的固有文化中汲取精华,强化对固有文化的认同和归属,以便使中华民族统合于共同的旗帜下,全民一致地反抗外来侵略,参与自强自救活动。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人开始重新认识西北的历史地位,尤其作为中华民族发源地的西北倍受关注。中国人自古即有强烈的祖先崇拜意识,中华儿女正是基于对远古始祖的认同和归属感,才使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特别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祖先崇拜意识尤其能显示伟大力量。
近代以来,面对列强侵略的不断深入,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进一步增强,炎黄子孙的观念成为激发各阶层爱国热情的重要力量。特别是抗战前后祭奠人文初族黄帝陵的活动更是兴盛一时,其中1937年国共两党一齐派代表同到陕西中部县(今黄陵县)祭祀黄陵更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御侮共同抗日的一段佳话。尽管祭文的用词和内容不完全相同,但却一致把发扬中华民族精神作为祭祀黄陵的主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要以此作为复兴民族精神的源泉。正如时人所言:“现在我们每年到民族扫墓节,政府派了大员致祭黄帝陵和汉武灵寝即所以追慕祖先,鼓励民族精神之意。”[10](P36)蒋介石认为西北是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其侧重点也正是从强调民族祖先和民族发源地入手的。
抗战前后兴起的“开发西北”思潮中许多人在论述开发西北的必要性或意义时,所强调的也是这一点。著名进步记者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第三版序言中写道:“从九一八以来,中国的上上下下,无不在苦闷中、在彷徨中。但他们坚定的相信:中国民族当前虽遭到空前的危机,但这危机并不就制定的死命,以它内在的力量,以它豪迈的气魄,在不久的将来,它必能挣脱枷锁,稳健立足于新世界之中。由于这种信念,故他们虽苦闷彷徨,然而并没有一个人失望,他们时时在寻求中华民族的出路,在这寻求的过程中,大家不约而同的把目光转向了西北——汉民族发祥地的西北。”[11]要使发源于西北的民族精神得以发扬光大,只有“开发西北”、宣传西北、振兴西北才能激发出民族的自尊与骄傲,才能挽救整个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
1942年,蒋介石再次到西北视察,这一次他明确宣称“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他说:“这次视察的结果,和二十四年视察的感想当然不同,我觉得西北不但是我们抗战的根据地,而且更是我们建国最重要的基础。”[5](P1629)蒋介石所说的建国根据地,主要指的仍是国防重地和后方根据地,并不是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他说:“我们在西北的军人同志,必须认清西北目前的形势,与其在国际上的重要性,大家要一致努力来建设西北,巩固西北,要使我们的三民主义的革命事业,能够在这雄伟险要、广大无边的西北建立起深固的基础,开拓出无限的前途。否则,如果西北的建设没有根基,那么我们国家便很危险。……我们现在如果是真正有事业心,有远大志向,就必须到荒僻边远的地方,开辟我们固有的疆土,来充实我们的国防,巩固我们的国基。”[12]为此他提出保护森林渠塘,造林开渠,发展畜牧和开发驿运等西北各省的建设要务。
蒋介石提出“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的方针,首先是基于他的“一面抗战,一面建国”、“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理论。他说:“大家不要以为在抗战期中不能建国,要知道,我们一贯的国策,就是要一面抗战,一面建国,因此,我们一切建国事业,必须在抗战期中努力完成,国家的前途才有希望。否则,如要等到抗战结束以后,才来建国,那宝贵时机一经错过,不仅国家要蒙受很大的损失,而且要重陷于危险的境地。各位可以知道,现在的西北,较之六年以前,各种建设的进步,真可说是一日千里,但是如果没有这五年多的抗战,我想西北各省的进展,决没有今天这样迅速。”[12]其次,1942年蒋介石到西北视察时,欧战和太平洋战争已相继爆发,中国的抗战正式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此时蒋介石认为中国抗战将与欧战同时结束。基于这种预测,为充实中国持久抗战的力量,他明确提出了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的口号:“要知道,现在的战争,已不是中日两国的战争,而是整个世界的战争;因为今日战争,不过是世界战争之一部分,所以中日战争之结束,亦不是中日两国单独可了,而是要随世界战争之总解决,始能获得真正的解决。
因此,我们在这持久抗战,抗战胜利的基础已经大定之时,就格外宝贵目前这个千载难得的时机,尽量利用,加倍努力,来促进各种建国事业的发展。”[12]三是蒋介石认为西北有丰富的自然和矿产资源,因此有着无限光明的前途。他说:“我们西北既有如此广大肥美的土地,复有开采不尽的宝藏,不仅我们一生事做不完,就是我们后代子孙三五百年以后,仍将是做不完的。但是我们要求国家、民族能够世世代代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趁此抗战的时机,由我们这一代手里,来建立千年万世永固不拔的基础。”[12]抗战时期,有很多专家学者被迫转移到后方,这在客观上为他们走出书斋,了解调查中国西部提供了一个机会,因此当时兴起了一股考察西北的热潮。所有考察人员返回重庆后,特别宣传的就是西北蕴藏如何丰富,开发前景如何光明等,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提出“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也就成了意料中的事了。
在如何开发西北的问题上,蒋介石除提到造林开渠,发展畜牧,开发驿运外,还强调开发西北必须要树立坚定的信念、勇气和决心,他说:“现在一般同志,总是说西北交通不方便,工业不发达,所以一切事业不容易建立,抗战以来,几乎中外人士,大家都有这种感觉。其实这种话是应加以研究的,固然,自从我们的海口被敌人封锁以后,一切重工业的机器,是无法进口了,但是大家要知道,我们国家的建设,是要依赖于真正革命的精神,并不是要全靠外来的机器。
无论敌人怎样来封锁我们,我们只要能发挥革命的精神,尽可以完全用自己的力量,把国家建设好。”“各位在西北,可以看到我们古代建国的历史,自汉唐以迄前清左宗棠时代为止,其间每一个朝代的创业,何尝有一次不是完全靠著自己的精神与决心,以努力完成的?”“而我们的古人运用他们的双手与双足,不避风雪,不辞劳瘁,亦能将广漠无垠的疆土开发出来,建立历史上不世的功业。我们现在要开发西北,建设中国,必须效法古人这种开疆辟土,艰难创业的精神,利用我们无尽藏的人力、物力,来发展我们的事业,就没有不成功的”。[12]抗战时期,中国各方面的物质条件都很落后,要把西北建设成国家重要的后方基地,的确需要坚定的信念和艰苦创业的精神,在这一点上蒋介石提出用革命精神建设西北比较符合中国实情,有相对的合理性。但由于蒋介石始终坚持限制人民,尤其限制进步思想,加之国统区吏治的腐败,所以他所倡导的革命精神不可能在开发西北、建设西北中发挥实质性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知道开发建设西北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事业,不可能一蹴而就,蒋介石强调我们“一切建国事业,必须在抗战期中努力完成”、“必须趁此抗战的时机,由我们这一代手里,来建立千年万世永固不拔的基础”,显然是一种急于求成、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且不同时代,“开发西北”的内容也不尽相同。20世纪,无论是国防经济还是社会经济,若不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没有周密的规划和精心组织,缺乏基本的人力财力资源等诸多条件,而依旧以古老的传统方式在极端贫穷的基础上起步,那么即使有再革命的精神,最后也只能给人“雷声大,雨点小”的印象。
不过在蒋介石的宣传鼓动下,当时国统区的“开发西北”声势再次高涨了起来,时人称:“自总裁于去年冬巡视西北归来后,‘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等口号风起云涌,颇有雨后春笋之势。”尤其是蒋介石回到重庆后声称“西南是抗战的根据地”,“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这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时人称:“于是随着这样重视西北的号召,怎样开发西北和怎样建设西北的呼声,又响遍了全国而吸住了每个关心西北问题的人们,因为抗战建国到了今天,才正确地明确地决定抗战中建国的根据地是在大后方的西北,这实在是一个有深长意义的抉择和有极大力量的号召。”
总之,在抗战前后的民族危机关头,蒋介石立足于西北是民族发源地和国防重地的优势特点,抓住了复兴民族和建设后方根据地这一关键问题,先后以西北为长期抵抗之后方根据地、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和建国的根据地相号召,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对确立后方根据地、发扬民族精神及支持长期抗战产生了一定影响,同时对国内兴起的开发西北思潮也起了促进作用,在当时有相对的进步意义。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我军的建军之魂、立军之本、制胜之道,是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毛泽东关于当代中国革命战争和军队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基本组成部分包括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以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毛泽东政治思想论文范文:试析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试析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全文如下: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国际战略家。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始终关注国际风云的变幻,以一个国际战略家的世界眼光,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国际战略思想。这一思想对建立新中国、捍卫独立主权、提高中国国际地位,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它对于我们科学分析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制定21世纪的中国国际战略,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笔者认为,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可以概括为“2731体系”,即由两种理论、七项原则、三大灵魂、一个支点四大要件构成。
中间地带理论和三个世界理论是支撑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这座大厦的两块磐石,是我们理解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先导。
(一)中间地带理论。
(二)三个世界理论。
毛泽东提出中间地带理论是以二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为前提的。经过一段和平发展后,这个体系已经发生质变。一方面,在美国的大力扶持下,西欧国家和日本的国力迅速提升,对美国在资本主义阵营中的盟主地位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中苏两党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意识形态上的论争导致两国关系破裂,使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特别是,战后广大亚非拉民族国家纷纷诞生,并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这些变化说明,国际政治力量已经发生了新的分化和改组,需要对国际格局进行新的定位。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第一次明确完整地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注:《毛泽东外交文选》,第600-601页)
邓小平在同年4月10日召开的联合国第六次特别会议上发言时,全面阐述了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引起了强烈的国际反响。三个世界理论把苏联列入第一世界,这既是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深刻揭露,也是对苏联国际地位的重新确定。这一理论肯定了新兴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地位,并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从而为中国找到了与国力和国家利益相符的战略地位。尤其是,这一理论把日本、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划入第二世界,指出它们同霸权主义国家既有联系又有冲突,从而抓住了第二世界国家的本质特征,极大地增强了国际反霸力量。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建构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国际战略时,已经放弃了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为标准的旧模式,这不仅使中国逐步摆脱了一度在国际上比较孤立的困境,成为遏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主要力量,而且为中国后来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对外开放廓清了道路。
(一)国家利益原则。
众所周知,在国际社会中活动的主体是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国家主权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因而源于国家主权的国家利益(包括安全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就自然成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动因,成为国家对外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外关系上,始终以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为最高准则,坚定不移地站在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与国家主权的原则立场上。
在国家交往中,既尊重别国的主权,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又坚定地维护国家的尊严,维护中国人民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决不允许别国干涉中国内政,决不拿国家利益作交易。“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毛泽东曾如是说。这从当年毛泽东果断作出抗美援朝决策、拒绝赫鲁晓夫在中国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实施“一条线”“一大片”战略可见一斑。在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斗争中,毛泽东既坚定国家利益至上,又旗帜鲜明地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倾向。
(二)反霸原则。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外关系中,始终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同各国友好合作、促进共同经济繁荣作为对外工作的根本目标,并把反霸视为重中之重,强调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同时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侵略扩张行为。毛泽东强调:“中国是大国,党是大党,也没有理由看不起小国小党。”(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97页。)当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就是一次生动的反霸行动,三个世界理论更是体现了反霸的鲜明态度。之所以把美苏看作第一世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苏都企图称霸世界,都想把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纳入它们的势力范围,并欺侮那些实力不如它们的发达国家。只有反对霸权主义,才能实现国家主权平等,才能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权、生存权、发展权。因此,反对霸权主义就是维护人权和国权。
(三)反和平演变原则。
和平演变是西方国家用来扰乱视听,扰乱民心,动援敌对国国民信念,甚至制造动乱以直接摧毁敌对国家的意志,最终实现其颠覆敌国政权的目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武装干涉、军事包国和政治孤立遭到失败后,于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了和平演变战略,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第四代人的身上,企图通过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渗透,使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从内部演变,实现不战而胜的目的。毛泽东最早觉察到这一变局,并号召全党提高警惕。1959年,毛泽东在一次小型会议上指出,杜勒斯所说的和平转变,“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容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43页。)
1964年6月,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说我们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这话讲的灵不灵?我不希望灵,但也可能。为此,毛泽东着手建构“防修工程”,把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作为防止和平演变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来抓。毛泽东认为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并提出“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61-1162页。)实践证明,毛泽东富于远见的反和平演变战略,对于我们维护民族独立、捍卫社会主义成果,推进社会主义大业,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重大的历史价值。
毛泽东政治思想论文
(四)一边倒原则。
毛泽东认为,在雅尔塔体系作用下,新中国要想求得生存和发展,“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3页。)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极有可能对新生政权进行武装干涉,如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所面临的遭遇,这就决定了新中国有必要同社会主义国家结成联盟,以便增强抗衡力量。实践证明,这一国际战略是完全正确和十分必要的,它有利于保障新生国家的安全,有利于使新中国获得国际承认,有利于获得必要的国际援助。当然,一边倒是建立在独立自主、平等互利基础之上的,绝不意味着倒向苏联的怀抱,决不意味着关闭同西方国家的往来,绝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有依赖之心,而是把战略上的配合同战术上的批评有机结合起来。之后,毛泽东在1949年春夏之交又先后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些原则标志着新中国的外交与旧中国屈辱外交的彻底决裂,并以新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一)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经验,是贯穿于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活的灵魂。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53页。)所以,毛泽东历来注重“冷眼向洋看世界”,善于追踪世界风云,从中把握国际政治力量之间矛盾关系的演变,作出科学判断,并适时调整中国国际战略。上述一系列理论原则的提出,都鲜明体现了实事求是精神,是实事求是精神的理论结晶。新中国能在扑朔迷离的国际社会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与毛泽东长期坚持用实事求是来观察、分析、处理国际事务息息相关。
(二)独立自主。国际战略中的独立自主,是指一国在国际交往中不屈服、不依附于任何大国,始终把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敢于同企图控制和干涉本国内政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行为进行坚决斗争。这是坚持实事求是、从本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的必然结论。毛泽东历来认为,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传统、文化习俗和地理环境,各国人民应根据本国的基本国情和自身优势,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一切事务,任何外国无权干涉。他特别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5页。)
在新政协筹备会上,毛泽东重申:“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有一丝一毫的干涉。”(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65页。)
在出席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时,毛泽东专门就各党的独立自主问题与各国党的领导人交换看法,认为国有大小,党也有大小,都要平等相处,各国党的事由他们自己决定,并明确要求把这个意思写进大会宣言。毛泽东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是我们这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要条件。什么都靠别人,靠不住。处处依赖别人,不但经济不可能很快地上去,就是已经赢得的政治独立也有可能重新丧失。
由于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使新中国在国际风云的惊涛骇浪中经受了严峻考验。因此,邓小平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页。)
(三)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在国际斗争中,毛泽东始终高瞻远瞩,不信邪,不怕压,敢于斗争,从不屈服于任何国际敌对势力的威胁与蛊惑,从不拿原则作交易,敢于从战略上藐视它们,保持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在战术上高度重视它们,善于同它们作斗争,灵活运用各种策略,谨慎地处理各种外交问题,并在斗争中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把谋万世与谋一时、谋全局与谋一域有机结合起来。这是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精华所在。例如,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奉行的和平共处原则,生动体现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在国家关系上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在国际事务中时时处处维护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尊严。而在某个事件上或特定场合中,为打破僵局,促使形势朝着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向发展,能够作出必要的让步和妥协。在万隆会议上讨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有些国家的代表并不反对它,只是不喜欢用“共处”这个词,由此使会议陷入僵局。有鉴于此,周恩来表示可以采用联合国宪章中用过的“和平相处”来代替“和平共处”,从而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革命和建设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异常险恶,所面对的国际敌人十分强大,因而必须树立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坚定信心。毛泽东在建构其国际战略思想时,最根本的立足点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在1946年8月6日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95页。)
1958年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06-807页。)毛泽东认为,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表面上很强大,实质上很虚弱。因为美国到处伸手,侵略别国,而它每占领一个地方,就像一根绳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美国就像十个指头按十个跳蚤,哪个指头也动弹不得。所以,美国没什么了不起,并不可怕。可以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整个国际战略都建立在这个支点上。它使我们一次次地渡过难关,是我们不断战胜强大敌人的精神动力源。伟大的科学家阿基米德曾说给他一个支点他就可以将地球撬起来,可惜他始终没能找到它。而毛泽东在建构其国际战略思想时,支点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以上所述均奠基于这个支点,倘若离开或否定它,将无法理解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国际战略决策。
在上述体系中,“理论”是指导,“原则”是规矩,“灵魂”是统帅,“支点”是基础,由此构成一个内容丰富、层次分明、逻辑严密的完整的科学体系。它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的源头活水,并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国际战略谋划中得以延续。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法学家格哈德卡斯珀在论文《宪政》(Constitutionalism)中提到:“宪政有描述性和规范性的两个内涵。描述性内涵是说它被用来指代历史上,人们为逐求各项权利、自由等的制度性承认的奋斗;规范性内涵的意思是它包括了美国宪法中政府的必要特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国内政治论文范文:强国梦与宪政之路—蒋介石在1943年。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2003年,岁次农历癸未。回顾上一个癸未年——1943的中国,看看当时统治者的言行,或能在尘封中觅得若干历史智慧。
通常认为,1943年前后,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最为风光的成就是在外交上。跻身“四强”,消除了不平等条约体系,对一个长期被侵略、被压迫的国家说来绝非小事。国民党和蒋介石本人,当时就曾这样大事宣扬。
这些事的来龙去脉怎样?1942年年元旦白宫对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说:“可告知蒋先生,我们欢迎中国为四强之一。”同年10月10日,民国国庆,英美两国都发表声明放弃根据不平等条约取得的在华特权(英国有所保留,不放弃香港、九龙)。无论从那个角度看,中国被称为“强国”乃至“四强之一”,都是名不副实。受难百年,依旧积贫积弱,专制,腐败,令人心痛脸红。尽管如此,这件事仍然不失为中国军民长期坚持抵抗日本侵略的成果之一。但在看到这一面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相关的国际背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极力想将中国扶植起来。他们打的算盘,一是支持中国抗战,有利于战争全局;二则希望催生一个民主和强盛的中国,有利于稳定战后亚洲的秩序。
以此为背景,这一年里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国民政府确实在外交上风光一时。当时接连有四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1月11日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在华盛顿签字,中英同名条约同日在重庆签字,完成了美英放弃在华特权的法律手续。国民党藉此大肆宣扬,说一举解决了国人力图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百年之痛。
实际情况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不平等条约取得的特权已逐步收回。开其端的是北洋政府。1921年11月开幕的九国华盛顿会议,讨论的就是中国要求全面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各项主要议题,都有程度不等的进展。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掀起轩然大波的山东问题,在这个会议期间经过36次谈判,于翌年1月31日达成协议,得到比较妥善的解决。司法主权的收回,也是由北洋军阀打赢第一仗的。1926年,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方要实施建设大上海计划,把租界周围的中国地区建设成为模范城市,作为要求取消外国租界的基础。5月5日宣布自任凇沪商埠督办,而请著名学者丁文江出任总办,全权管理上海,实行这一计划。丁文江实际任期只有8个月,其出色建树之一,是亲自与上海领事团的代表——英、美、日领事反复谈判,于8月31日签订了《收回上海会审公廨暂行章程》,一举把租界当局属下的会审公廨收回,成立江苏管辖的上海临时法院。1总之,除了汉口、九江租界由群众自发行动收回的特例(时间也是在上海收回会审公廨之后的1927年1月5日和6日),无论执政的是北洋军阀、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通过谈判逐步收回主权的,情况并无二致。
又以关税自主权的收回为例,1925年10月26日开始北京政府和13国的代表开关税特别会议,至11月19日已经基本达成协议,承认中国享有关税自主权,从1929年1月1日起生效;条件是中国政府同时裁撤祸国殃民的厘金。就在这时,实际控制北京的冯玉祥战败,政局动荡,会议停开。26年2月复会,4月20日直系和奉系军阀联手又把段祺瑞赶下台,谈判又被迫中止,功亏一篑。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双方又回到谈判桌上,终于在1929年2月起实现了关税自主。
这些外交成就是历届政府和颜惠庆、顾维钧等职业外交家多年努力的结果,不能完全归功于国民党政府。
更令美、英和国民党政府尴尬的是,汪伪政权和日、德、意等国已经抢在他们前面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迫使他们不能不改变留待战后再行解决的初衷,宣布立即取消不平等条约。
第二件事是1942年底至1943年6月,宋美龄历时七月的北美之旅。
这位“第一夫人”长得漂亮,能说会道,加上珍珠港事件后,美国人民反日情绪高涨,她四处演讲、活动,对争取美国人民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起了良好作用。在一个民主国家,民间的同情与理解绝非小事。从1882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第一个排华法案开始,美国一直在移民和取得美国国籍等方面歧视和限制中国人。宋美龄访美期间,正值美国朝野正在推动废除排华法,她的活动也有助于有关法案在国会顺利通过。经过她的交涉,罗斯福还答应了不少援助中国的要求。她和罗斯福的会谈,还就战后中国和亚洲不少问题取得了共识,为后来的开罗会议作了铺垫。
第三件事是1943年10月29日中国驻苏大使代表中国政府与美英苏三国外长一起在保证世界普遍安全的《莫斯科宣言》上签字。这个宣言倡议战后建立联合国,建立世界安全体系。美国人费了不少唇舌,才说服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让中国排在美英苏之后签字,正式忝陪四强末座,从而为成为联合国发起国和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奠定了基础。
第四件是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短短4天,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多次会谈。《开罗宣言》郑重宣告:“三国之宗旨……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这无疑是一个重大成就。
不过,在表面的光华后面,蕴藏着深刻的危机。一个专制、腐败的政府不可能真正成为对世界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强国。美英(主要是美国)不过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支持抬高中国。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他们不放心也看不起,内心充满鄙夷。
罗斯福早就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与无效率”极为不满。开罗会议期间,他便对儿子坦言:“蒋尽管缺点很多,我们还得靠他。”而邱吉尔根本看不起蒋介石,对同蒋介石的会谈非常勉强。会议期间,蒋介石狮子开大口,要求美国提供十亿美元的贷款。而1942年,美国已经给中国提供了5亿美元的援助,这笔钱等于当时国民党政府全年收入的一倍。蒋提出这个过份要求后,美国财政部长私下大骂蒋是“他妈的骗子”,“让蒋介石那帮人跳长江去死吧!”2美国政府和国会没有什么人同意提供这笔贷款。当美国官员将实际情况通知蒋介石时,蒋氏居然称若得不到及时的援助,他的政府半年内将垮台,并以不派远征军赴缅甸和不修机场等威胁。美国国内一片骂声,说蒋的行为无异于勒索敲诈。
由于名不副实的“四强”之一的蒋介石政府不能承担重任,为换取苏联在对德战争结束后出兵打日本,1945年2月4日至11日举行的雅尔达美英苏首脑会议上,他们又达成了损害中国主权的秘密协定。
又如《租借法案》,美国提供给英国和苏联的租借物资,完全交由英、苏本国政府自行处理;而对中国,却有一个附加的条件,物资的处置必须在美国代表的监督下。无他,因为国民政府腐败,臭名昭彰。
到下一年,国民党军大溃退,日军横扫湘、桂,直逼贵州,美国政府干脆旧话重提,让美国将军统率全部中国军队!那里还有什么“四强”的影子?
1943年,墨索里尼垮台了,欧洲法西斯彻底失败已指日可待。美军在太平洋也节节前进。同盟国如日中天,唯独蒋介石及其政府在走下坡路。
关键在内政。那么,这一年中国内部有哪些引人注目的事件?蒋介石对内政又有什么考虑?
当时有两件事在海内外闹得沸沸扬扬。
一是突然浮出水面的大灾荒及因而引发的封报事件。
1942年冬到次年春天,河南、广东大灾荒,导致3000万河南人死了300万,广东也饿死300万,都占当时全省人口的十分之一,狗吃人,人吃人,惨不忍睹。
问题的严重性最初是被美国记者察觉的,他们欲披露此事,蒋介石摇头不信,对灾荒轻描淡写,说“有灾也不会太严重”。所以会饿死那么多人,就是由于“最高领袖”不相信,不但没有及时采取救灾措施,还照样征粮! 1943年2月1日,《大公报》以《豫灾实录》为题报道了大灾荒。王芸生奋笔写就《看重庆,念中原》,第二天作为社论刊出。蒋介石看了勃然大怒,亲自下令将《大公报》停刊整顿三天,王芸生应美国政府邀请赴美,已经买好机票,也不准成行。
另一件事是高官大贪污。当时几乎无官不贪,高官更带头贪。身为行政院院长兼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便是一个活标本。
1942年国民党政府利用美国贷予的5亿美元,提出一亿美元为准备金,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储蓄券”,规定按20元购买1美元储蓄券,抗战胜利后凭券兑换美元。当时美元的黑市价已经是110元兑1美元,孔祥熙一面下令停止出售美元储蓄券,一面则由其部属出面,利用职权将尚未售出的350万美元储蓄券按官价购进,归入他的私囊;还有799万5千美元的储蓄券则由中央银行其他人员购进私分。
1943年,当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傅斯年提出质询,监察院院长也提出弹劾时,蒋介石竟一面利用新闻检查制度封锁新闻,一面通过他的侍从室拿走全部材料。蒋介石派遣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说服傅斯年,以国家利益为藉口,力图把丑闻隐瞒下来,说一旦公开腐败案,日后恐再难得到美国的支持。蒋介石还请傅斯年吃饭,极力拉拢,冀图让傅斯年相信,他会认真处理此案。蒋的真实意图是不了了之。此事一拖再拖,经过傅斯年等人反复抗争,直至1945年,才迫使孔祥熙下台。既然“最高领袖”对贪污大案持如是态度,上行下效,各级政权的腐化便一发不可收拾了。
灾害和贪污,都不奇怪,任何国家和政府都会经常碰到。问题是在不同政治制度下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和结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亚马蒂亚·森有个论断:“饥荒从来没有发生在以下国家:独立,经常举行选举,有反对党提出批评,允许报界自由报导、并可对政府政策是否明智提出疑问而不受严密审查的国家。”3道理非常简单,在民主、自由社会里,某一届政府不关心人民疾苦,甚至不管人民死活,人民就要通过选票让你下台让贤。河南旱灾惨剧实质是人灾,是剥夺新闻自由和政治独裁专制的恶果。贪污能否彻底遏制,同样取决于有没有政治民主、分权制约和新闻自由。这些都是宪政问题。
当时没有宪法,只有国民党自己制定的所谓《训政时期约法》,规定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中央统治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离民主十万八千里!1938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起见”,弄了一个咨询性的国民参政会,规定只有“提出建议案”、“提出询问案之权”;也可以讨论“政府对内对外之施政方针”,但通过的决议是可听可不听的;也不承认国民党之外的政党存在,连中国共产党的“参政员”也只能以文化团体代表的资格参加。4
当时,独裁专制统治造成的全国性的官员腐败和严重的通货膨胀,招致民怨沸腾。美国政府对此非常不满,国内的批评更连绵不断。共产党、民主同盟等反对党固不待言,就是国民党内,要求实行民主、宪政的呼声也非常强烈。国民党西南联大区党部的党员教授蒋梦麟等就曾召开会议,公推冯友兰拟稿以区党部的名义致信蒋介石,要求国民政府为收拾人心而开放政权,实行立宪。信中写道:“睹一叶之飘零,知深秋之将之。”“昔清室迟迟不肯实行宪政,以致失去人心,使本党得以成功。前事不远,可为殷鉴。”据说,蒋看罢“为之动容,为之泪下”。5
在内外压力下,国民党政府已经非变不可。1943年9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在开幕式上蒋介石说:“战争结束的时间,决不会超出我本年春季所说的两年之内。”因此,要讨论如何建国的问题,“而政治建设的基础,就在宪政的实施。”“宪政实施以后,本党还政于民……在法律上本党应该与一般国民和普通政党处于同等的地位,在法定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之下,享同等的权利,享同等的义务,受国家同等的待遇。”6他还有多次谈话都谈到宪政,这表明他确实在考虑这个问题。
不过,他所讲的宪政理论上有许多荒.唐之处,而实践上更是依旧肆意践踏民主和公民权利。
1943年,蒋介石发表了两篇重要论著:《中国之命运》、《中国的经济学说》。学界认为这是蒋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回答。判断他的《中国之命运》,应该有一个标准。他不是说要实行宪政吗?从政治上说,最好的标准就是学界公认的宪政理论。
宪政的核心是保障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以此为目标建立一套政治和法律体系。它有几个基本要素:1,公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财产、通信等自由权利。2,国家权力分立和互相制衡。政府权力受到法律和制度的严格约束,使之既能有力地管理好公共事务,又不致侵犯公民的个人权利。3,宪法至上,并有严格的宪法司法、违宪审查制度。4,实行法治,司法独立。5,各级政府民选,层层成立议会,地方自治,政治生活民主化。
《中国之命运》追求什么?要中国人“事事以民族为本位”,“以忠孝为根本。为国家尽全忠,为民族尽大孝”。与此同时,重申“中国人民老早就有了很大的自由,不须去争。”“无论在战时或战后,一片散沙一样的‘个人自由’是不能存在的。”在其他讲话中,蒋介石更一再高呼:“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其实,在冠冕堂皇的“国家”、“民族”后面,他的内心独白是“朕即国家”,服从我就是服从国家。这是与宪政完全背道而驰、为专制统治服务的理论。
《中国之命运》还声色俱厉谴责:“世界上那一个国家的政党,有从事武力和割据的方式,来妨碍他本国的国家统一,而阻碍他政治上进入轨道的?这样还不是反革命?……怎么能不祸国殃民?”他实际是在指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地方势力搞封建割据。其实,当时的地方势力对保护公民自由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如云南,在龙云等地方实力派庇护下,西南联大的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就得以保持和发展。又如桂林成为战时重要的文化中心,也与广西地方势力李宗仁等的支持息息相关。在政治生活正常的国家里,确实没有政党甚至私人拥有军队的。问题是由于历史条件的汇合,中国已经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个真正有远见的政治家必须从实际出发,用民主、共和的方式处理相互关系,推行地方自治,逐步消除对立,建立互信,从而逐步实现军队国家化。那时有一个谁代表国家的问题。不能以拳头大小定是非,“军队国家化”不等于大的吞并小的;而应首先致力于地方和全国民主化和自由的保障,通过“共和”的办法逐步联合、统一。这样的制度和相应的政治文化建立起来了,不介入政治的中立化的国家军队的建立,就水到渠成了。蒋介石没有这样的认识和胸怀。
蒋介石口口声声反对封建割据的目的何在,在他的日记里,就说得一清二楚了。他在1943年8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如果始终要用十个军以上兵力防制陕北,则不如肃清陕北以后,可抽出兵力在后方各地分别肃清”。为此“应先用宣传”,“以澄清国际视听”!7他念念不忘的不是消灭日本侵略者,而是剿灭共产党和地方势力。
再深入一步去考察,这牵涉到中国乃至东方各国统一的道路问题。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是走“联省自治”的道路,还是走武力统一的道路?矛盾十分尖锐。中国人有浓烈的大一统情结,在苏联出于自身利益而介入下(不但提供政治和军事顾问,还给了大批武器和金钱),不幸走上了武力统一的错误道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实,联省自治的实质是在各省逐步民主化的基础上,实现全国共和统一。在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下,这既能避免内战,又有利于迫使各地区的统治者为了争取民心,不得不致力地方经济发展和逐步民主化。而走武力统一的道路,带来的只能是内战频仍,生灵涂炭,专制独裁。中国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结论;东方不少国家还在继续证明这一道理。每当听到一些国家军阀混战的消息,我总是认为他们的军人、政治家和知识阶层没有从历史中学到足够的智慧,还在重蹈中国的覆辙。
这几年史家黄仁宇有个观点在中国知识阶层中影响很大:“蒋介石可以被认为首先给中国制造了一个原始型的统一政府。” “国民党和蒋介石制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中共与毛泽东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现今领导人物继承者的任务则是在上下之间敷设法制性的联系,使整个系统发挥功效。”8要说原始型统一政府的话,袁世凯老早就制造出来了。其实,国民党失败的基本原因之一恰恰是没有解决现代国家的上层机构问题。北伐成功后,将原有的比较接近现代国家的架构给摧毁了。
国民党的基本口号是“以党治国”,突出党权,代替了民主的架构,代替了国会和宪法。国民党实行五院制,不同于现代国家的三权分立。他们规定,五院都由国民党中央的政治会议领导,立法院的权源是党,而不是民。这是一个大的颠倒。国民党的党章规定,有最后决定权。原来最后决定权归孙中山,后来经过反复的较量,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被拥戴为“最高领袖”。国内各方面势力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支持蒋介石领导抗日战争,尽可能维持国家的统一稳定。战争时期权力需要相对集中,但蒋介石的权力已经超出这个范围。抗日战争爆发前,他的权力已经不受监督,形成了一个个人独裁的体制,导致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连绵不断互相厮杀。1931年2月国民党重要领袖和立法院长胡汉民仅因在约法问题上发表了不同意见,就被蒋氏软禁在南京。以此为契机,一批国民党领袖和两广军人于同年5月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与南京政府对抗,严厉谴责蒋氏“迷信武力”与“个人独裁”,并且坚持了五年。同一年竟然有三个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分别在南京、广州、上海召开!
蒋不但没有建设起现代国家的上层架构,反而建立和发展了与专制统治相适应的制度。
一是用“手令”决定一切,批个字、写张条子就是圣旨,就是官员任命、财政支出和解决重大事项的依据。
二是建立特务系统,严密控制全社会,特别是知识阶层。最初是复兴社,1938年,又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央调查统计局,俗称军统、中统。这一年还成立了一个带特务性质的“三民主义青年团”。
三是建立书报审查制度,严密控制公民的思想和言论。文艺和人文社会科学书籍的出版都必须先将原稿送到国民党各级宣传部或图书审查委员会去审查。在学校则实行所谓训育制度。
四是要求学校乃至全社会“党化、军队化”。在他看来,现代化的社会就是一个军事化的社会。他曾不厌其烦地说:“就是要使全国国民的精神和行动现代化,我们知道现代是‘科学的时代’,所谓‘现代化’者,就是要‘科学化’‘组织化’和‘纪律化’,概括的说,就是‘军事化’。”9
这些制度和机构的建立,使国民政府与现代国家的架构越行越远。秘密逮捕、暗杀、严刑拷打、任意判刑、草菅人命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1935年,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的学生自治会曾悲愤地揭露: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奠都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至三十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九一八’事变,三日失地万里,北京大学学生组织‘帝国主义研究会’,清华大学学生组织‘现代座谈会’,此乃约法所许之权利,而政府则解散之,逮捕之。著作乃人民之自由,而北平一隅,民国二十三年焚毁书籍竟达千余种以上。……此外刊物之被禁,作家之被逮,更不可胜计。”10这种状况在1943年没有改变。
在这样的体制下,全国人民强烈要求的反贪污也化为闹剧。
1943年前后的蒋介石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符号,这是当时社会条件、传统弊端在蒋身上的集中体现,又鲜明地体现了他的个性。
当是时,内外的压力,使蒋不能不考虑实行宪政。这是整个世界难以抗拒的趋势。但是,真要实行宪政就要改变原有的体制乃至整个官场文化,蒋介石又没有这样的认识和魄力。
在经济领域,即使在抗战期间,蒋介也把“建国”、“富强”等口号整天挂在嘴边。
国家的富强一直是中国的知识阶层千百年来孜孜不倦的追求,问题是如何才能富强。
严复在1895年后总结洋务运动的失败,就强调富强与贫弱的关键是“自由不自由”。这个总结与现代经济学研究完全是吻合的。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亚马蒂亚·森说:“扩展人类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发展的主要手段。”11
“富强的关键是自由”——而在1943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这个道理。
蒋介石如何考虑中国经济的发展?事实上他还是延续了传统的思想,将政府的作用归结于“养民、保民”。自管子以降,中国传统思想就是发展经济,养活子民,教民农战。蒋介石在1943年反复强调的是:“经济以养民为本位”;“经济以计划为必要”,“使资本国有化”,“在工业建设方面,必须采取计划经济制度”,并按孙中山提出的办法:“统一而国有之”;由于德国用军事化带动经济发展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特别强调要实现“民生与国防之合一”。12
不但蒋介石这样想,苏联计划经济的貌似成功,德国、意大利法西斯管制经济使国家迅速发展,给中国知识阶层留下深刻印象,甚至马寅初这样的对国民党的腐败持严厉批评态度的著名经济学家 ,某些地方也有类似的看法。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受过系统的西方教育,对统治者直不讳,经常严厉批判国民党的错误的经济政策,特别是通货膨胀政策。在经济思想上,马寅初坚持自由经济,要竞争,要保障私有经济的发展,但另一面他接受了德国国家经济学的影响,认为经济要有国家的干预,特别是作为一个贫弱的国家,更需要政府的统制。马寅初也同样受到苏联的影响,认为中国的经济要吸取苏联的经验,搞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这在当时的知识阶层颇具代表性。进入三十年代,他就一再鼓吹中国应该实行“统制经济”、“管制经济”。马寅初说:“就现在之情形而论,苏俄之统制经济可谓大告成功”。13
这在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三民主义提出来开始,实行民生主义,就是凡是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都要由政府来办,甚至还包括土地国有。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学者,反对孙中山的所谓土地国有等政策,后来也有所动摇。把公有作为理想固然有中国传统的影响,但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的反映——已经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它的社会存在很多弊端,穷富差异、种族问题、妇女的权利等等一再困扰人们,侵犯公民自由现象也屡见不鲜。如何去除这些弊端?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中国的思想家解决不了。两次世界大战及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将资本主义的黑暗面暴露得很充分,如何解决资本主义的黑暗面,这关系到中国建国的选择问题。而这时候苏联大张旗鼓地宣扬五年计划的成就,中国的思想界迷惑了,很多人愿意在经济上吸取苏联的那一套。
就蒋介石来说,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有“以德为师”的思想。
他早就对法西斯理论甚感兴趣。1931年5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决定国家大计的“国民会议”。蒋介石在会议的第一天便提出必须在中国建立法西斯主义的统治。他认为当时世界各国政府形式互异,而统治理论不外三种。中国应该选择什么呢?他说:
“第一,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第二,共产主义之政治理论……中国亦无需乎此,可断言也。第三,自由民治主义之政治理论……若在无此项历史社会背景之国家行之,则意大利在法西斯蒂当政以前之纷乱情形,可为借鉴。……今日举国所要求者,为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以达到解除民众痛苦之目的。”14
在如此明确的号令下,他的追随者们便掀起了鼓吹和贯彻法西斯主义的浪潮。于是一批又一批党政军大员被派往德国和意大利考察;德国顾问包括柏林警察总监则请进来盘踞军政要津;决心贯彻法西斯主义,奉蒋介石为唯一领袖的力行社、复兴社等组织纷纷成立,而在这些组织推动下鼓吹法西斯主义的书刊如雨后春笋。《法西斯蒂及其政治》、《法西斯意大利政治制度》、《希特勒与国社党》及法西斯蒂小丛书等鼓吹法西斯主义的著作顺利通过国民党图书检查制度大量出版,而其执笔者和组织者竟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室的要员。
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执政后,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元气大伤的德国竟在纳粹统治下迅速恢复和发展,更令蒋介石赞慕不已。用蒋介石给希特勒密信中的话来说是:“吾两国国势相仿,目的相同”,“德国民众仰赖大(希特勒)坚毅有方领导之力,能于困苦艰难中发奋上进,获取其继承光荣历史而应有之民族地位,良为(中正)之所钦佩也。”15蒋氏对德国顾问关于政治、军事、经济和两国关系的建议言听计从。从1934年开始,在以蒋为首的军事委员会下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来改组成为国民政府的资源委员会,请以翁文灏、孙越崎等知识精英作智囊。这些技术官僚满腔热情,要建设好自己的国家,便与德国合作,请德国帮助建设工厂,而以原料偿还。他们的建设思想是要政府投入,搞官办企业。
这就走入了一个误区,客观上对官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实际的结果是发展了以孔祥熙、宋子文为代表的官僚经济。这也是重蹈洋务运动的覆辙,为国民党走向毁灭埋下了伏笔。
当时,马寅初针对国民党的官僚靠垄断、走私、投机倒把发国难财非常愤慨,提出征收临时财产税,“至少要将他们的财产征收一半以上”。作为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和参议员,又是国民党党员,出于爱国、爱党,马寅初不断四处去演讲,矛头直指孔祥熙、宋子文,终于触怒蒋介石。蒋下令要将马抓起来,但又不能明目张胆地逮捕他。爪牙们想出一个办法,“请马院长去前线考察”,实际把他关押起来,其后被转送贵州息烽集中营。迫于美国的压力和各界人士及学生的不断抗议,后来才被放回重庆家中软禁,但还是不准他发文章,也不准他公开作报告。直到1944年这些禁令才被冲破。讲富强,却不准最著名的经济学家讲话,那不是南辕北辙吗?
政治、经济是密切联系、很难割断的。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所谓富强自然只能是黄粱美梦。
1 胡适:<丁文江的传记>,《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72-482页。
2 汪荣祖、李敖:《蒋介石評传》,商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台北版第516-517页。
3 亚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北京版第153-156页。
4 <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国民参政会纪实》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46-47页。
5 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6页。
6 《总统蒋公言论总集》卷二十第261-262页,国民党党史委员会。
7 转引自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台北版第324页。
8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北京版第295页。
9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第二期目的和工作要旨〉,《总裁言论选集》卷十2276页。
10 〈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一二九运动》138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
11 亚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北京版第42页。
12 蒋介石:《中国经济学说》,《总统蒋公言论总集》卷五第24、26页。
13 《马寅初全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卷第245页。
14 蒋介石:〈国民会议开幕词〉(1931年5月5日),《申报》1931年5月6日。
1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