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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音乐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地进步。电子音乐为我们在音乐与科技之间构建了一道桥梁。不过任何一门新兴的学科都需要不断地发展和进步来巩固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因此,中国的电子音乐发展起步较晚,我们在今后电子音乐发展的过程中,要不断地审视自己的实际情况,准确的定位,面向未来,充分地把我国电子音乐发展不断推向前进。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电子音乐的创作与发展趋势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音乐是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电子音乐是音乐与现代科学技术结合的产物,它对于传统音乐是一次创新,突破了传统模式,随着时代的进步,电子音乐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本文对电子音乐的发展进行了阐述,对比了传统音乐与电子音乐的不同点,探索了电子音乐这种高科技的产物在中国的发展。
关键词:电子音乐 计算机 创新
音乐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电子音乐却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尤其是电子计算机的出现,电子音乐是音乐创作结合计算机的技术,形成一种在计算机平台上发展的新的音乐形式。这种音乐形式不是以传统的乐器为创作工具,而是依靠点自己算计或者电子设备,通过一定程序就能创作出新的作品。对于传统的音乐是一次大的冲击,因而最初不被人们所接受。随着文化的发展,电子技术走进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和认可电子音乐。
相对比发达国家,我国电子音乐起步比较晚,特别是电子音乐是受制于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同时我国电子音乐的发展与传统音乐有着密切联系,分析传统音乐与电子音乐的关系,可以为创作更多我国本土特色的电子音乐提供参照。欧美等发达国家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媒介,经历了从磁带音乐、合成音乐,逐步形成现代的电子音乐的历程。今天电子计算机已经走进我们的生活,给我们带来了无法想象的便利和效率,当音乐与计算机技术结合,创新出电子音乐,更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感受和震撼。
最初电子音乐主要是模拟录音技术,之后不断接纳新的理念,加入新的技术。计算机在我国发展比较晚,但是利用这个平台,建立起来的音乐有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网络的发展推动电子音乐不断革新,信息的快速交流让创作者有了更广阔的共享资源。
我国直到九十年代才在把部分高校开展电子音乐试点专业,并且最初还是以专科起步,之后两年才建立本科专业。到目前各大院校都已经普遍开设了电子音乐的硕士点进行电子音乐的教学研究。
(一)传统音乐的创作特点
我国有几千年的文化,音乐的发展也有着独特的背景,形成了早期的传统音乐。由于深受中国历史文化影响,音乐无论从律制、音阶还是乐谱上都不同于西方音乐。传统音乐的创作手法和思想受到我国审美观和哲学等方面的影响,形成了中国传统音乐独特的特色。中国传统音乐从各个方面发展出来,有从民间发展的原生态音乐,也有一些知识分子集中了现实和文化气息创作的文人音乐,以及宗教在发展过程中形成自己独特的音乐,还有在封建社会宫廷中形成的宫廷音乐等等,这些音乐都承载着浓浓的历史气息。可以看出这些传统音乐创作上尤其自己的特点:首先其创作结构上的模糊性,并不像西方音乐那样有明显的块状组合,基本上都是连贯创作,偏感性而很少理性思考。缺少西方的明显的主题脉络和创作动机;其次,渐变性也是中国传统音乐的创作中一大特点。环环相扣的连贯性创作,在布局上体现出明显的渐变性的特点,很少出现速度的剧烈改变,而是逐渐改变。另外,中国传统音乐自由的创作手法也比较鲜明,并不受到逻辑思维的禁锢,而是随着心情和情感去创作,展现了中国传统音乐创作者内心对和平和生命的呵护。
(二)我国电子音乐的特点
我国电子音乐是在传统音乐基础上,深受传统音乐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有其自己独特的特点:
1.有传统乐器的影子。我国传统乐器较多,如笛子、琵琶、古筝等,电子音乐创作者在利用电子信息技术创作中与传统乐器结合,形成了创作的一大特点。
2.与美学和艺术结合。中国古老的文化,集中了儒家、道家和法家的思想,“和”的美学观点。而中国诗词博大精深,很早中国音乐就与诗词联系在一起,无不体现出流动的美感。电子音乐继承和发扬了这种美。
3.电子音乐的民族性。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在音乐创作上不断展示出民族特点和优势,不难发现,在我国很多电子作品中都体现了民族个性。
电子音乐在我国起步较晚,虽然在接受国内外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却还由于自身的限制,遇到很多障碍和问题。
(一)缺少专业教育方面的人才和机构
我国高校设置电子音乐的专业课程才20年左右时间,而西方国家有几十年历史,与之相比,我们国家在专业教育方面显得十分不足。我国培养电子音乐的专业人才缺乏,与国外发达国家电子音乐教育方面差距很大,不管在专业的设置上、师资力量、还是电子音乐的普及上,这些不足都影响着我国电子音乐教育的发展。尤其是教育的教师,多半都不是科班出身,教学经验少,人员素质参差不齐,达不到教学的预期要求。众多的教师中,创作方面的教育更是无法与西方国家相比,大部分凭借理论知识和兴趣去教学,严重妨碍电子音乐在我国的发展。
(二)教学硬件和环境不利于电子音乐发展
由于我国对于电子音乐的支持欠缺,一些音乐教学的硬件设施还比较陈旧,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教学环境在某种情况下对于学习效率有很大的影响,没有一个良好的教学环境,一些高校的电子音乐教学专业只能空乏讲解理论,没有实践环境支撑,教学效果低下。不能在教学中接触到软件和器材,很难了解和熟悉电子音乐的操作流程,严重影响学生电子音乐的掌握程度。
(三)与社会发展有些脱节
当前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西方很多国家利用先进的设备和软件不断创作和更新,而我国在某种程度上因为设备和环境的落后,跟不上电子音乐的发展,特别是电子智能化,提高了电子创作的准确性和效率。但是这样的背景,会产生一批依靠电子计算机技术创作音乐的作品,这些作品主要是创作者依靠物理声音创作,脱离了社会发展,甚至与大众审美产生距离。好的音乐作品应该符合大众的需求,符合大众品味。
随着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国际上的共享程度加强,人们在不断地扩充自己的知识体系,电子音乐的人才为了与国际接轨,会不断加快自身建设步伐。我国电子音乐要发展,首先要从教育上开始,不断加大对电子音乐教学人才的培养,才能为电子音乐未来教育提供广阔的空间。
中国电子音乐发展,也必须得到国家的广泛支持,尤其教育的设备和环境的改善,除了专业素养的扎实,实际的操作和训练才是加强学习的最好途径。电脑、数码设备和电子录音设备必不可少,而这些都需要国家投入大量的物力支持,给予相应的配套教学设备。虽然目前我国国内的大中专院校已经建立了音乐实验室,但是硬件的缺乏,难以适应当前电子音乐发展的大趋势,只有在科技进步的时代,跟上时代步伐,才能适应时代对电子音乐的需求。
另外,电子音乐要发展,必须加大电子音乐科研投入。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在电子音乐领域出现前所未有的创新环境,网络环境给科研实验室提供了新的途径和平台,依靠网络,借鉴国际上已有的科研基础,不断发展和创新电子音乐,结合其他专业,形成学科的交叉和融合,让电子音乐的发展更符合时代和社会的需求。希望广大音乐人员和电子音乐爱好者适应时代、大众化为基础,创作出大量具有本民族特色可听性的电子音乐作品。
张宏,渤海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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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美术界,许多美术创作者受市场环境的影响,从而导致创作心灵的迷失。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美术创作中“技”与“道”的关系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以“道”为中心是美术创作中的基本思想,“技”是“道”的哲学思想的具体体现。“技”与“道”对美术创作的影响是相辅相成,相互作用和促进的。技法是伴随着“道”的审美趣味的不断发展而日趋成熟的,正是因为“技”的不断成熟,才会促进“道”的升华。两者是辩证统一的,不能过度重视强调一方。过分强调技艺就会忽视美术创作的精神思想内涵,忽略技艺方面的提高也是不行的。
庄周在《庄子》-书中对“道”与“技”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即“道”进乎“技”“道”在“技”中、“道”“技”合一。而在美术创作中,“技”是“道”的基础,“道”通过“技”来体现,一件优秀的美术作品都是既精于“技”,又重于“道”。
在美术创作中,“技”的范围很广,在科技还未发达的以前,“技”可以理解为对绘画书法中“技巧”的熟练掌握,而在世界多元化发展的今天,随着艺术作品的多元化,“技”是完成一件出色的艺术作品必须具备的条件。
我们如何能够具备这些条件呢?一,我们对于我们进行创作的所使用的工具,材料,或者是软件、工艺要能够熟练地运用。二,在美术创作中,不管是绘画,设计中的效果图,还是雕塑艺术,都离不开造型能力。造型准确是最基本的,更重要的是将造型通过创作需求和实际创作环境表现出来。三,空间比例在画而上的安排,它决定着画而中各种物象的组织、安排,直接关系到画而的构图和观者的视觉感受。常规、基本的空间、比例运用如对称、平衡、黄金分割等,都应该很好地掌握。四,色彩的合理搭配,色彩是艺术的重要视觉语言,是创作者表达情感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当下新新世界,色彩更是人们传达信息和接收信息的重要元素。不管是那一种设计,都离不开色彩的搭配。
单纯的技术表现不能被称为是艺术,好的艺术作品都是灌入了画家的思想与灵魂甚至是一个时代的思想。“道”就是的美术创作者基于“技”把白己对生活、经历、环境的感悟投之于作品,使作品具有灵魂,具有思想。
其实,“道”就存在与我们日常的生活中,蕴藏于我们的内心,渗透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同的环境中长大,对不同的事物、不同的人、不同的地点都有不同的看法与感悟。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我们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正是这种独特的观点让我们明确了方向,知道了怎么去实现我们的目标。而美术创作者,把白己的理想、目标、追求甚至是对人、对物、对生活的感悟投注道作品之中并准确的表达出来时,便形成了美术创作中的“道”。
庄子“道”“技”合一的思想,也就是艺术与哲学合一的思想,而哲学本来白于生活,生活本就是一部哲学史书。在美术创作中,“技”是“道”的基础,“道”通过“技”来体现,一件优秀的美术作品都是既精于“技”,又重于“道”。所以说,在美术创作中,“技”是必不可少,而我们又不能仅仅满足于“技”,要去追求“道”,美术作品的创作,讲究“技”与“道”的完美结合,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才堪称经典。
俄罗斯巡回画派的伊利亚?叶菲莫维奇?列宾,列宾因为出身较为低下,这种低下的社会地位,促使了列宾比别人遭受到更多的人情冷暖。尽管是这样,列宾仍然利用有利条件认真学习绘画,练就了扎实的绘画技能。受当时社会环境他创作了反应底层人民艰苦生活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这幅著名绘画作品,表现了低层人民的生活境况,列宾为了描绘这些人物,从这些人物形象当中,我们不仅仅能够解读到当时沙皇俄国时期劳动人民的苦难与悲惨命运,甚至能够看到这些纤夫身上的巨大力量以及不愿意一辈子都受到他人压迫奴役的悲壮反抗意识。
在中国画中,也缺少不了这种扎实之“技”、生活之“道”。据记载,著名画家黄公望三十一岁开始作画,由于际遇的坎坷,到五十岁左右,也就是出狱后才专心从事山水画创作。由于他热爱自然,有较全而的文化修养,早期又在临摹众多的古代名家作品中练就了深厚的功力,胸中积累博大精深,使之一起步便具有了扎实的技艺与得天独厚的思想内涵,显示了艺术上的高格调。他的山水画大致有两种风格:一作浅绛色,山头多岩石,笔势雄伟;一作水墨,皱纹较少,笔意简远逸迈,充分体现出“寄兴于画”的思想和“浑厚华滋”的笔墨效果。
著名画家罗中立以一幅《父亲》轰动了整个画坛,从画中便可看出作者的绘画技艺之精湛。《父亲》刻画出了中国农民的典型形象,老农开裂的嘴唇、满脸的皱纹以及手中粗劣的碗等等写实的描绘,消除了观赏者与作品之间的隔膜,深深的打动了无数中国人的心;画家以深沉的感情,用巨幅画的形式,借超写实主义手法,刻画出一个勤劳、朴实、善良、贫穷的老农的形象。他咄咄逼人,发人深省。多少人曾在他而前黯然神伤。因为这位老农的形象已经远远超出了生活原型,他所代表的是中华民族千千万万的农民。正是他们辛勤的劳动,才养育出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他是我们精神上的父亲!《父亲》之所以引发了一个时代人民的共鸣,就是因为这幅作品不仅是一幅优秀的美术作品,更是一幅承载了画家全部思想感情的载体,即生活之“道”。
综上所述,可见,在美术创作中,“技”是所有一切的基础,“道”是“技”的升华,“道”寓于“技”。所以说“道”与“技”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只有做到“技”与“道”的完美结合,才可以在美术创作中取得辉煌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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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创作、艺术生产是文化工作的本体,既是主体性工作,又是基础性工作。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艺术创作生产与公共文化服务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艺术发展脉络,这些文化精粹一直流传至今,并被赋予现代化的新内涵。其中艺术创作的发展也是如此,从最初的文化习惯到现代的大众艺术,从远古的祭祀礼节到现代的高雅艺术,每个发展阶段都具有极强的时代特征。现代社会,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人们在精神艺术方面的要求也逐步提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要求在当代艺术创作过程中要紧紧把握时代的脉搏,反映我国现实的发展国情,同时结合人们生活的实际需要进行艺术的创作和研究,并在不断地探索和研究中发展艺术创作的手段和方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当代我国对人们思想价值观进行引导并为社会现代化建设服务的一种模式。从艺术创作生产和公共文化服务两者的关系来看,应当是相互促进、密不可分的,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在精神领域的体现,如何实现两者的有效结合,并最大程度地发挥相互之间的作用,促进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等问题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艺术创作生产的概念
现代社会,人们将艺术创作定义为艺术家们在自己的价值观、世界观的指导下,以一定的形式将自己所看到或者所体会到的现实生活情景,通过提炼、组合等方式进行再创造的艺术活动。从这一概念中可以看出,艺术创作生产更多的是艺术家进行的活动,而且进行艺术创作也并不是没有目的的,更多的是对现实社会的反映。
(二)艺术创作生产的意义
首先,艺术创作生产能够极大地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过程中需要社会大众的广泛参与,也需要人民大众能够在参与的过程中更多地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因此人民群众才是现代社会艺术创作生产的主体和受体,在艺术创作过程中要充分反映人们的需求。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在物质方面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也更加富足,此时就更需要用优秀的艺术作品来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实现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双丰收。
其次,艺术创作生产能够丰富社会主义文化。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每个阶段都有体现了这一时期特点的艺术文化,在现代社会也不例外,艺术创作也应当在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引导下进行。另外,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艺术创作生产能够更为充分地丰富社会主义文化。同时艺术创作在丰富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也受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影响,两者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在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影响下,艺术创作生产必定会更具力量和创造力,能够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
最后,艺术创作生产是对中国历史艺术文化的继承。
艺术的发展也需要继承,只有在继承中才能更好地发展,中国艺术创作生产也是一个继承和发展的过程。我国具有悠久的文化艺术发展史,在历史长河中我们的艺术呈现多样化特征,另外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也普遍存在,而这些不同正是我们进行艺术创作的基础,只有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才能进行艺术创作生产。
(一)公共文化体系的概念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公共文化服务在构建过程中的一个系统化,并能够彰显一定规律的模式。对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理解主要有两种认识:一种是将公共文化服务作为一种经济学的方式进行分析,是指由政府部门推出的、反映社会公众需求,并能够为现代化服务的一些文化产品或者服务;另一种是从管理方面进行的分析,认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仅包括政府部门推出的文化产品,还包括进行文化管理的活动。
(二)公共文化服务的意义
首先,公共文化服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为了更好地解决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必定会面临的一些困难和问题,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由政府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就成为一种重要的方式,这也是解决当前面临困难的重要手段。通过公共文化服务,政府能够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文化产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进而使全社会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为共同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进行努力。
其次,发展公共文化服务是保证人民群众基本权利的需要。
在现代社会,随着我国对公众文化服务建设的逐渐重视,由政府部门推广的文化产品也开始向农村群体或者弱势群体倾斜,让这些群体能够更多地享受到公共文化的福利,也体现了我国对社会普通大众的关注,更是对其基本文化权利进行保障的要求。
最后,发展公共文化服务是提升国家形象的需要。
一个国家屹立于世界之林的体现就是具有体现了这个国家特色的文化。随着世界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如果没有及时构建起一国自身的文化服务体系,在不久的将来,其必定会在国外文化的影响下出现问题,所以其必须针对当前形势构建起体现一国特色的文化服务体系,并不断地将其发展丰富,这既是保证国家安全的需要,也是一个国家的形象表征。
(一)艺术创作生产丰富公共文化服务
艺术创作生产具有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脉络,在艺术创作生产中,必定会充分体现出时代文化的特点,从我国现代社会艺术创作生产历程来看,在创作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是时代特色,重点体现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以及反映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这都是我们当前公共文化服务需要加强的内容。
另外,前面已经提到艺术是文化的一种体现,从古至今皆是如此。在古代,中国一直将艺术作为文化的主要内容来进行表述,现代社会也是如此,在继承传统艺术的基础上进行的艺术创作必定也是我国当代文化的内容,能够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现的建设提供帮助,丰富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和方式。
(二)公共文化服务指引艺术创作生产
公共文化服务与艺术创作生产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这就意味着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对艺术创作生产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具体体现就是,我们社会在进行艺术创作生产的过程中并不是漫无目的、随心所欲的,即使以这种方式创作出了艺术产品,也很难被社会所认可。那么,什么样的艺术产生才是我们社会需要的呢?这就需要从社会中寻找答案。
当前我国进行公共文化服务是体现了时代特色且符合人们生活需要的,因此,所有的文化活动都应该围绕着这一目标进行,艺术创作生产也不例外,所以说艺术创作生产要按照公共文化服务的要求进行,比如要能够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从这一方面看,公共文化服务的方向决定了艺术创作生产的方向,也就是说公共文化服务为艺术创作生产提供了指引性的作用。
(一)我国当前艺术创作生产的基本经验
我国逐渐重视艺术创作生产活动总的来说是从改革开放以后进行的,取得的经验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坚定了正确的发展道路。艺术创作生产要始终牢牢把握“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三贴近”原则,坚持党的艺术路线、方针和政策,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艺术创作生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次是高度重视艺术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实施精品战略。再次是遵循艺术发展规律,正确处理继承、借鉴、创新的关系。要充分认识艺术发展的相对独立性,深化对艺术创作生产规律的研究,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注重吸收借鉴国外艺术创作生产的经验,结合时代发展推动艺术生产的创新与变革。最后是实施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在艺术创作生产中的作用。改革创新是社会主义艺术创作生产发展繁荣的动力,必须调整改革原有的文化体制机制使之与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充分发挥政府主导和市场调节的作用,实现艺术创作生产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二)我国当前艺术创作生产面临的挑战
我国艺术创作生产虽然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在当前的形势下,也有许多挑战需要面对。首先是艺术创作的艺术性还有待加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的追求在当前还远远高于对于艺术的追求,因此许多的艺术创作作品中或多或少都体现着物质的特性,并不是完全的艺术性体现。其次是艺术事业与产业发展仍存在矛盾。随着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深入,艺术创作生产中的深层次矛盾逐步凸显,人民群众享受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均衡化问题更加突出,艺术产业发展中政府、市场、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亟待理顺,中西艺术交流中“西强我弱”的格局亟待改变。
我国是一个文化大国,在发展公共文化服务的过程中也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艺术创作生产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方式在实现路径方面也应当是多样的,要多措并举。
(一)做好传统艺术的继承工作
历史艺术产品也是我们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也有许多精髓部分,因此,我们在艺术创作生产的过程中要做好继承工作,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让历史中优秀的艺术产品在现代社会中迸发出新的活力。
(二)采用多种措施做好艺术创作生产
针对当前我们面临的形势,艺术创作生产工作也不应单一地进行,应当根据具体的社会实践进行创作生产。首先要加强对艺术创作生产的引导;其次是要坚持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相统一;再次是建立健全文化改革创新机制;最后是完善艺术产品评价激励机制。
艺术创作生产是公共文化服务的一种方式,也是文化服务中的重要内容,针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当前形势,进行艺术创作生产,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产品正是时代的需求,更是我国建立文化大国,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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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次新的现代主义文学的裂变,全面推动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时期的到来。在美国多元文化文学的舞台上,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叙事策略与传统的叙事方法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消解了传统的叙事模式,在叙事手段上追崇毁灭与创造并存;作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成为了美国新兴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改编电影的悲剧意蕴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作为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中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洛丽塔》所具有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文学的范畴,该部作品也成为美国改编次数最多、受到评价最好、经典认可度最高的作品之一。本文意图通过分析《洛丽塔》的改编电影中最经典的两个版本,来撩开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中所蕴含的所谓“悲剧意蕴”的神秘面纱。
“我爱她。她可以变色,也可以凋零,无论她变成什么样子,我只需要瞥她一眼,我的心立刻就软成了她房间窗户上的水滴。”这是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中亨伯特凄凉而婉转却又热烈而直接的内心独白。他抑制不了自己心中对于洛丽塔的迷恋,他情难自抑,不停地喃喃自语。他痛苦,他懊悔,他自责,他有深深的负罪感,因为他有着被所有正常人所唾弃的心理――恋童癖。是的,在1955年纳博科夫的小说出版以前,人们并不知道或者说不想承认这种怪癖的存在,然而它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身边。人们小心翼翼地将这颗种子隐藏在内心中,等待着有一天它会渐渐休眠,消失不见,或是在某一个瞬间,“嘭”的一声长成参天大树。终究结局会向着哪个方向发展,答案或许就隐藏在《洛丽塔》改编的电影中。最为经典的是1962年由斯坦利执导的《洛丽塔》,导演对这种“恋童癖”进行了极度的挖苦和讽刺,这种“一边倒”的态度使刚刚对这种怪癖有所耳闻并嗤之以鼻的美国人对其大为追捧。但是,影片票房一路高唱凯歌也难掩这部作品中浓浓的悲剧意蕴。而在1996年,这本小说的又一个经典再次出现,导演阿德里安在演员选择上就下足了功夫,由英国著名电影明星杰瑞米?艾恩斯和从2400个备选演员中脱颖而出的多米尼克?斯万作为男女主角,还未开机便引起广泛的关注。
《洛丽塔》的作者是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活跃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一段时期,是公认的文学巨匠,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小说家。纳博科夫于1899年4月23日出生于俄国圣彼得堡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其实,说富裕已经不足以形容其家世的显赫。纳博科夫的祖父是俄沙皇时期的两代元老,任司法大臣一职。生活在这样一个显赫而又具有浓浓书香气息的世家里,他从小就接受了这种氛围的熏陶并受到了非常好的教育。纳博科夫的祖父意图在多方面培养他,因此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为他请了许多有很高水准的家庭教师来辅导他。事实证明,祖父的心思没有白费,纳博科夫天资过人,先后学习并熟练掌握了英、法、德三门语言。纳博科夫在其父亲的影响下,在文学方面的造诣更是常人所不能及。在他15岁的时候,他就已经能够把自己的作品编纂成书,并出版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本诗集。在这之后,他再接再厉,三年后,他人生中的第二本诗集也集结成册,出版发行。虽然他一生中出版了许多诗集,但是纳博科夫并不以诗作闻名于世人。但是从他后来作品的字里行间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的诗一般流畅而感人的词句来看,早年写诗的经历使他受益匪浅。
1917年受俄国二月革命的影响,纳博科夫一家开始了之后的流亡生涯,最终定居德国。而他也在1922年从剑桥毕业后与家人同住。起初,他也曾试图工作过一段时间,最终无法忍受工作的单调乏味而辞职回家专职写作。在1926年,他的小说《马申卡》成功地发表。在1940年5月,纳博科夫一家为了躲避战乱,在纽约犹太人救济组织的帮助下,成功地移民到了美国定居。
1941年在美国安顿下来以后,纳博科夫在美国自然博物馆、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等多所机构任职。但是天性使然,最终,纳博科夫辞去工作在家专心写作并于1955年在法国出版了《洛丽塔》。这部作品是纳博科夫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之一,是他的里程碑式的作品,这部作品的出版,彻底奠定了纳博科夫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巨擘的地位。
不可否认,《洛丽塔》是最为体现纳博科夫文学功底的作品,是后现代主义文学中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小说讲述了一个悲伤的爱情故事,中年男子亨伯特受少年时期初恋女孩因病早夭的阴影的影响,不自觉地患上一种精神怪癖――恋童癖。在这种病的推动下,他深深地迷上了房东的女儿――12岁的“小妖精”洛丽塔。洛丽塔对他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他沉迷其中,无法自拔。这种感情越难以启齿,就使他越疯狂地想要得到洛丽塔。他小心地遮盖好自己猥琐的企图,成为洛丽塔的继父,并最终在洛丽塔母亲过世后与其发生了一段有违人们心中道德标准的、以悲剧收尾的爱情。
小说出版后便争议不断,它所触及的较为敏感的领域引发了一场纯文学论者与人类道德卫道士之间的骂战。最终,这本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的书曾四次被出版社拒绝发行,但是在纳博科夫的努力下,这本书于1955年在巴黎得以出版发行,引起了轩然大波。尔后被大众渐渐接受,这本书又被美国多家出版社相继发行。
虽然从字面上来看,小说《洛丽塔》讲的是一个有着些许色情元素的故事,但是从电影来看,导演想展示给我们的并不是这些肤浅的表面信息,而是更为深刻的主人公的内心独白,他的痛苦与挣扎,他的选择与放弃,那种刻魂噬骨的悲哀,深深地影响了银幕外的观众。导演所展现给我们的,更多的是浓浓的情意而不是情色。这些情意不被察觉地渗透在整部电影的细枝末节中,从而更为感人至深。从第一次见面时洛丽塔的美丽脱俗的外表到她身后精心布置的背景,从第一次见面时洛丽塔身后在阳光中四溅飞射的喷泉水到她脚下生机盎然的草地,每个细节都展现了洛丽塔的童真可爱,每个细节都展现了洛丽塔独有的魅力,每个细节都展现了这份情意的美好无瑕。
曾有人说,“最大的悲剧不是失败、分离,而是将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世人看。”电影《洛丽塔》便是这种大悲剧的一个代表。漫天洒下的明亮的阳光也遮不住这初次相遇中蕴含的浓浓的悲剧色彩,没有人知道这只是在人群中多看了一眼,又导致了怎么样的心动,又让亨伯特和洛丽塔走上了怎样的一条不归路。
在《洛丽塔》中,处处都饱含着让人潸然泪下的悲剧情节,这些情节让影片似乎整个地浸在了悲剧的苦水里。众所周知,小说《洛丽塔》也是如此,翻开书,那浓浓的悲剧气息便扑面而来,让人猝不及防地沦陷其中。在小说的最后,主人公们相继以极其凄惨的方式撒手人寰,我们的心情随着主人公们的命运起起伏伏,最终跌到了悲伤的欲底,悲伤的情绪席卷而来,使得我们无法呼吸。而与此同时,影片所讲述的是一段不被世人所接受的不道德的爱恋关系,被所有的正义的卫道士所抵制,所唾弃,这不仅仅导致这部小说被多家出版社拒绝出版,更为这个故事添上了更加悲伤的一笔。即使最终在纳博科夫的努力下,这本小说得以在巴黎出版,但是并不代表世人接受了这种不道德、不正当的爱恋关系。这部作品从出版至今仍然争议不断,这也是这部作品成为经典名著的原因之一。
在电影的开头,倒叙了亨伯特追踪并枪杀了拐走洛丽塔的奎迪,由此,一个到处都充满了悲剧元素的大戏缓缓拉开了帷幕。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场悲剧的发生呢?
这首先要从主人公自身的主观原因说起,
第一,主人公亨伯特的童年非常不幸,通过1997版的电影《洛丽塔》,可以发现主人公在童年懵懵懂懂、半知半解时便与“性”这个词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他的童年并不是像电影中表面看起来的那么纯洁而美好,反而充满了悲剧色彩。当然,亨伯特童年的这些经历也让他后来的怪癖情出有因。
第二,在电影中,不仅仅是主人公亨伯特,很多的人都对宗教主义有着深深的不信任甚至是站在完全对立的立场。他们在外表上相信真主,对上帝毕恭毕敬,实际上他们在心中对这个宗教有着深深的怀疑,他们不信任一切人,除了他们自己。因此,信仰的缺失也造就了亨伯特唯我独尊、自私自利的性格。所以,在遇见洛丽塔时,他才能不顾世人的指责和这种行为对道德伦理的违背而不顾一切地想要将一个仅12岁的孩子据为己有,并做出之后的一系列疯狂的举动。
第三,主人公亨伯特有着一段不幸的婚姻,他之前的婚姻充满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味道,而他的妻子,有着一种可以模仿小女孩的天赋,这使亨伯特常常出现幻觉,以为自己与一个小女孩生活在一起,可以说,亨伯特的妻子也是使他的恋童癖愈加显化的推手之一。也正是这一段匆匆开始而又匆匆结束的婚姻,加速了亨伯特的人生轨迹逐渐偏离了正常的轨道。
第四,是主人公亨伯特自身的性格使然,在电影中,洛丽塔的妈妈也如亨伯特一样经历过十分不幸的婚姻,从他们的婚史中可以很容易地看出,他们都有着一模一样的充满着强烈的悲剧色彩的软弱性格,这种性格的标志性表现是对爱的极度渴望和对动荡现实的不安,同时又缺乏安全感,有着很强的幻灭感。这种软弱也体现在当她得知亨伯特对于女儿的非分之想后,其表现也更为软弱,只能把自己对亨伯特的不满写到寄给洛丽塔的信中。然而,此时,更大的不幸发生了,她在去邮局的路上意外死亡,此时,没有人能阻止悲剧的发生,人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亨伯特的大手伸向洛丽塔花蕾一样的身躯。
其次,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来看,在出版之初,《洛丽塔》之所以饱受争议和瞩目,并且被多次禁止出版和发售,与社会道德力量对这种猥琐的癖好的抵制是分不开的。人们不愿意甚至是不敢去相信自己生活的这个社会上竟然存在着敢于染指未成年少女的中年猥琐大叔,当然,人们也不会相信,他们之间存在着所谓的美好的爱情,人们眼中看到的只是低下的道德、猥琐的内心和低贱的行为。以至于后来,《洛丽塔》得以成功出版,到争议不断,到电影的好评如潮,这些都与当时的世风日下密不可分。当时的人们,人心不古,人们倡导及时行乐,去追求肉欲而忽略了精神上的满足。
大人们营造了不良的社会氛围,同时他们又很难保证孩子们不受这种氛围的影响,最终像洛丽塔一样,他们失去的,也许不仅仅是美好的童年。此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正是美国社会风气十分低下和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时期,美国的经济也呈现出了一种持续的上升势头。两种因素交融使得美国社会整体有着一种混乱而靡乱的气质,壮年一代们穷奢极欲,周旋于各种酒会之间;青年一代缺乏上一代的指导和管教而学习上一代的生活方式,将他们无瑕的青春不可避免地涂上了浓浓的悲剧的色彩。而当时的政府对这种现状一样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美国政府称自己的国家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使得美国的民众对民主有着或多或少错误的理解,认为民主便是自由自在、为所欲为,可以破除道德底线去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是的,这种所谓的民主,并没有使美国的社会更加阳光,反而,太多的自由,让美国的民众们无所适从,从而造成了这一幕幕悲剧的发生。
总之,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不仅仅是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成就很高的杰作,更是美国文学史上的瑰宝,它是当时美国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主人公亨伯特更是当时很多类似的浑浑噩噩、道貌岸然实则内心猥琐的美国人的缩影。《洛丽塔》这部电影不仅仅是一个人、一段爱情的悲剧,它更是一个时代、一代人的悲剧。仔细地回味这部电影,就会被那种深入人心的悲哀感摄住难以脱身。所以,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洛丽塔》中所含有的悲伤意蕴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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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论文,不单是一般文章的写作技巧和语言修辞,更是一种探究方法和过程的科学的表述和进步,是作者在实际过程中知识广度和综合能力的体现,也是医学科学自身发展的结晶。根据调查医学论文是医学科研工作的最后阶段,通过文字形式记录医学研究的最新结果。医学论文的质量高低是反映医学科学水平和动向的重要标志。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医学论文的四大选题四大基本方法,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这是常用的方法,可分为:① 以科研的结论或部分结论作为医学论文的主题;② 科研结果与开题时预测不一致,待查出原因,再寻找主题;③ 科研达不到预期结果,可总结经验,从反面挖掘主题。
医学科研的过程中,有时会出现意外的现象或问题,作者如果能够细心观察、及时发现,可以在这些偶然中获得新的选题。
临床工作是医学论文写作取之不尽的源泉,作者在临床中会经常遇到许多需要解决的实际应用问题或理论问题,对此,只要从本学科实际出发,用心思考,会从中产生很多好的主题。其包括:① 探讨发病机制与预后情况;② 分析临床症状与表现;③ 研究诊断方法和治疗方法;④ 疾病的多因素分析等。
医学文献是人们长期积累的宝贵财富,是医学论文选题的重要来源。阅读最新文献资料,可以了解当前医学科学研究的进展情况,开拓思路、激发灵感,从而挖掘提炼出好的医学论文主题。
病例讨论在临床医学教育中的作用
摘要:通过病例讨论可以加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掌握及运用, 建立和完善正确的诊断思维, 培养医学生的创新能力。同时加强医学生的医风医德教育。
关键词:临床教学病例讨论医学教育
病例讨论是在临床实践中训练医学生及住院医师的临床思维的重要方法之一。病例讨论不但可以拓展医学生的知识面,提高思维的深度与灵活性,而且可以加深对基础理论的认识。它在临床医学教育中的作用体现在以下方面。
病例讨论的基本要求和环节包括:典型或疑难病例的准备、患者资料的收集与基本分析、集体查房、集中讨论确定诊断和鉴别诊断、确定进一步检查方案、评估病情的发展和演变、评价预后等内容。医学生必须首先进行详细的病史采集,其次进行全面系统的体格检查,综合分析后才可能发现重要线索,然后结合实验室和特殊检查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和鉴别,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最后提出比较符合患者客观征象的临床诊断。例如,一个因“头痛、呕吐入院”的病人,就需要详细询问头痛的部位,疼痛的性质,发作的持续时间、程度、缓解及加重因素,是否伴有有发热、意识障碍、抽搐,有无外伤史以及有无高血压病等等。这就要求医学生掌握能引起头痛的相关疾病的基础知识,诊断要点,及相关的鉴别诊断以及解剖学、功能学和影像学的知识。同时医学生必须熟练掌握体格检查的方法,做到不遗漏每一个阳性体征,从而为提出完整的诊断打下坚实的基础。通过这一过程使医学生在学习中由被动转为主动,更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学生们对基础知识加深了理解,同时学会了理论联系实际,更加灵活地运用知识。
一个诊断的正确与否,关键还在于是否拥有正确的临床思维[1]。面对大量的临床资料,如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地分析和思考问题,是每一位临床医生必须面对的挑战,临床医学生应以临床为主,将症状、体征、化验和特殊检查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抓住主要矛盾,科学地进行分析,从而得出可靠的诊断。通过临床病例讨论这一过程,临床医学生将学会掌握正确的诊断思维。比如一位中年男性因“上腹部疼痛伴低血压”就诊。老师要引导学生抓住主要症状结合体检,不但要考虑到腹部疾病可以引起上腹痛伴低血压,而且心脏疾病亦可引起上述症状。进一步检查除了应该做腹部B 超和生化检查,还应该做心电图及心肌的酶学检查。从而明确诊断。从这一病例分析中,学生不但锻炼了临床思维的深度, 还锻炼了思维的广度和灵活性。
同时, 正确的临床思维有时不能仅靠个体的独立思考而成,而是需要集思广益, 广泛研讨才能形成。病例讨论可以起到启发、诱导和取长补短的作用, 每一位同学在临床实践中所掌握资料的深度, 知识面的广度, 分析问题的角度均有所差异。某些情况下,他人的意见可能正是自已的疏忽所在,在科技信息成倍增长的今天临床医生的知识更新离不开相互学习。总之,通过病例讨论,我们将学会全面地辨证地思考问题,将辨证唯物主义方法应用于病例讨论中将使我们的诊断思维日臻完善,在深度和广度上达到更高的境界。
新时期的医学教育不应单纯在课堂上传授知识技能,让学生乐于学习善于学习也是现代教育的重要目标,临床病例讨论的活泼、民主、平等、融洽的气氛可以激发同学热情、好奇、主动、愉快的心理状态[2]。成功的学习方法可以大大加强学习的有效性。医学教育应教授除理论知识外,还应教会学生如何学习的能力。引导同学如何思考,如何剥茧抽丝一步步得出正确的结果。在引导同学正确的思维方法的同时激发同学的创造性思维,对学生的想象力、思维的宽度和深度具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比如一个胸痛的病人,同学一般都会考虑到胸部疾病,老师还要启发学生是不是还可能有腹部疾病引起胸痛呢?除了肺部疾病可以出现胸痛,心脏疾病也可以有胸痛。同时还可以配以多媒体等教学形式引导启发学生的思维。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在对医学生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培训的同时,医风医德教育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3]。由于临床医学教育及医学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临床教育在医德教育中言传身教的重要性。临床病例讨论中,集体查房时带教老师应首先作出表率,无论在询问病史或是在体检过程中都要以病人为中心,注意尊重、爱护病人,注重病人的感受,并保护病人的隐私。比如当我们在查一个蛛网膜下腔出血的病人时,病人如果有剧烈头痛不能配合检查时,我们应该终止检查。并及时处理患者的不适症状。只有具有急病人所急、痛病人所痛、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精神。以及无私奉献于医学事业的高尚情操,寓德育于智育之中,才能为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学生在查房过程中也学会了关心爱护病人,也只有学会了关爱与尊重病人,我们才能更好的为患者服务。另一方面,在讨论的过程中学生也学会尊重同学及老师,认真听取他人的意见,互相虚心学习,逐步加强自身的素质教育。为做好一名合格的临床医生打好坚实的基础。
[1] 张志勇, 李如密.教学改革的使命, 变苦学为乐学[J]教育研究1989, 2: 182-183
[2] 钟南山, 程东海. 医学教育呼唤人文精神的回归[J]医学教育2003, ( 4) : 1-2
[3] 彭又香, 郑军, 付燕等.加强医学生临床实践能力培养探索和实践[J]医学教育2003, ( 2) : 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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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案,指官署治理公事用的桌子;人事争执的案件等。见宋 刘克庄《贺新郎·送陈子华赴真州》词:“北望神州路,试平章这场公案,向谁吩咐?”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近代史论文范文:从晚清四大公案看“翻案”。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从上一世纪90年代初唐浩明的小说《曾国藩》(1990-1992出版)风靡海峡两岸开始,重写晚清历史和人物在史学界和文艺界蔚然成风,最近中央电视台播放《走向共和》受到热烈欢迎,又令这一热潮升温。笔者在1992年出版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增订新版易名为:《帝国斜阳――晚清大变局》)也因对晚清历史人物和重大事件提出一系列崭新的看法,至今仍受到许多读者关注,有的读者说:“翻了许多大案,令人震撼”。怎样看待这一学术和文化现象?
历史小说和影视作品完全可以虚构,把《三国演义》看成《三国史》那不过是笑话。可是,这次《走向共和》深受观众欢迎,却明显带有重新发现历史的意味。这与20世纪中国政治对历史研究的干扰息息相关。
任何学术结论都是相对的。学术研究包括历史研究在内,本来就应如胡适所说“在不疑处有疑”,不断推陈出新,抛弃不符合实际的结论,不存在什么翻不翻案的问题。可是,自从上一世纪20年代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利用政权力量取消了学术和思想自由,就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现象:
1.神化领袖人物,并以拥护还是反对他们作为是非标准,窜改历史。
例如,认真研究过有关史料的人都知道,1922年的所谓陈炯明叛变,其实是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与孙中山推行武力统一的两条政治路线之间的斗争。谁是谁非可以从容讨论(当时包括胡适在内的许多学者和公众舆论都认为正确的是陈炯明)。但为了神化孙中山,国民党却认为陈炯明是“叛变”乃至“叛国”,组织御用文人编出一部《陈炯明叛国史》,并且不准人们说半个不字,1922年以前陈炯明对革命的巨大贡献也一笔抹煞,历史就变为一笔糊涂账了。而随着多年来官方审定的教科书的灌输,人们习非成是,听到真实情况评述,反而觉得是奇谈怪论。
2.由于没有言论自由,许多知识分子被迫借古讽今,按照政治斗争的需要去塑造历史。
如吴晗笔下的朱元璋,抗日战争时期好些人骂袁世凯、曾国藩,揭露明代的特务统治,其实都有影射蒋介石的企图,有的就不免有过头之处。又如,为了抗议国民党独裁统治对文化的摧残,人们热衷于写乾隆爷统治年代的文字狱;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对皇帝更是贬损唯恐不及;于是,18世纪中国和乾隆皇帝的全貌自然就模糊了。当《戏说乾隆》之类的影视推出后,新鲜感便油然而生。
3.以历史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大清帝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但在孙中山口中,却是“外国人”灭亡和占领中国的历史。孙中山说:“中国之见灭于满清二百六十余年而莫能恢复者,初非满人能灭之、能有之也,因有汉奸以作虎伥,残同胞而媚异种。始有吴三桂、洪承畴以作俑,继有曾国藩、左宗棠以为厉。今又有所谓倡维新、谈立宪之汉奸以推波助澜……。” 为了动员人们为推翻清帝国出力,曾国藩、左宗棠、康有为、梁启超统统被戴上汉奸帽子!
陈伯达的《中国四大家族》曾风行一时,蒋、宋、孔、陈是四大财阀几成定论。这对动员全国人民奋起反抗国民党的专制、腐朽的统治起过很大作用。可是,离开大陆后,陈立夫在美国靠养鸡活命,太不像财阀了。
4.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单化,神化劳动人民及其造反行动,贬低统治阶级的历史人物。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在“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思想指导下,中国自命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史家,往往有意无意贬低地主、资产阶级政治家和企业家、知识分子等等的贡献,乐于抬高劳动人民的作用。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又是对历史真相的掩盖。
5.为动员民众反对帝国主义,全盘抹煞外国人对近代中国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贡献。
19世纪中国内地最早的现代报刊是1835年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影响最大的报刊是《万国公报》,都是外国传教士创办的。当时的新式教育和对西学的介绍,也无一不依靠外国人。时至今日,研究中国教会大学的史家们,无不肯定它们的成就。可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不少论著仍把为这些事业贡献了一生的外国人,一概视为帝国主义分子;把他们办的文化教育事业一律称之为文化侵略!
这是给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危害极大的专制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和左毒的体现。所谓翻案,实质是肃清错误思潮在历史领域中的流毒。多数中国人离开学校后,很少重读历史。认真研究史料,从愚弄人们的历史谎言或史家们因主客观条件限制弄歪了的历史图景中解脱出来,实事求是,力求将真实情况介绍给读者,这样的翻案有利无弊。借助小说、影视,普及学术研究的新成果,十分有益。这件事迟早都要做,今天的热潮毋宁说来得迟了一点。
让我们从几个公案看看葫芦僧如何乱断葫芦案,就会对“翻案”的是非得失有进一步的了解。
天平天国研究历来有基本肯定和基本否定两派。这是正常的不同学术观点之争。但政治的介入,使问题复杂化了。
开其端的是孙中山。在他看来,“太平天国一朝为吾国民族大革命之辉煌史”,因而命追随者编就《太平天国战史》,并赞之为“今日吾党宣传排满好资料”。换句话说,赞扬太平天国就是赞扬革命,就是为革命的合法性提供依据。中国共产党崛起后,不少史家沿着孙中山的思路踵事增华,并摘引马克思的话以证明太平天国确是一场革命。以后进一步推到极端,一部近代中国史被说成是“三次革命(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为纲”的历史。直至今日,我们的中学和大学的标准教科书,还是跳不出这个窠臼。
可是,不但义和团怎么说都与革命不搭界,太平天国是否称得上革命,也大有疑问。
从理论上看,洪秀全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规定经济上实行彻底的绝对平均主义和公有制,“物物归上主”,实行一切财物归公的“圣库”制度;政治上则规定从最基层到中央,层层实行绝对的专制统治,政教合一,军政合一,行政和司法合一,百姓的劳动、教育、日常的一举一动全都在基层官员严密监控之下进行。总之,是一个极权统治的军事化社会。洪秀全更申明,“只有臣错没有君错,只有子错没有父错,只有妻错没有夫错”,“妻道在三从”,妇女“硬颈不听教”、“起眼看丈夫”、“眼左望右望”、“面情不欢喜”、“有喙不应声”都“该打”!明白无误是坚持三纲。从社会发展的眼光看,那里有什么革命气息?
从实践看,更为荒.唐。占领南京后,军政官员骄奢淫逸、贪污腐化,无所不为;杀戮臣下,互相残杀,血流成河;愚弄百姓,掠夺财物,劣迹斑斑;摧残文化,烧书删书,激起公愤。一般士兵夫妻不能团聚,军政官员则按级别分配女人,无不妻妾成群。这样的造反集团,那有不覆灭之理?说他们比清帝国的统治集团更为进步,甚至不惜为他们加上一袭革命外衣,真是匪夷所思!
有人以洪仁?提出的《资政新篇》作为他们思想先进乃至革命的根据。《资政新篇》确实是非常卓越的先进思想文献。洪秀全写??1条批语,除四条有所保留外,其余都写上:“是”或“此策是也”。洪仁?859年到达天京,20天后就受命掌理朝政。要是真正按他的思想办事,太平天国的历史确实可能改写。可是,洪秀全连当时可以立即施行的如改进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的一些建议都不予理睬。从1859年4月到达天京到1864年6月太平天国覆没,洪仁?生活在其中五年,权力较大的时间只有一年半??861年2月后的权力便一再削弱,眼见大厦将倾而无能为力。以他的思想作为判断太平天国性质的根据过于勉强了。
有的史家还以马克思的赞扬作为肯定太平天国的根据。对现代学术来说,某一先哲的语录本来不是判断学术是非的根据,何况马克思学派对太平天国的否定,最早和最彻底的就是来自马克思本人。这场战争的初期,马克思确实曾满腔热情地赞颂太平天国。他说:“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853年)可是,随着时间推移和对情况有更多了解,这位大思想家极其悲愤地作出新的论断:“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显唬?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in Persona(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中国记事》1862年)也就是说,在马老大爷看来,清廷与太平天国不过是腐朽与丑恶的对立,两者并无本质的区别;他原认为是“革命”的太平天国之战,不过是屡见不鲜的改朝换代的新尝试;这种局面是当时中国社会生活停滞,未有新的社会生产力和新的社会力量的必然产物。
再看看曾国藩的有关情况。评述曾国藩研究不能不谈及一篇著名文章,即范文澜写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此文作于1943年,研究者通常认为它是借古讽今之作,是影射当时对内独裁专制对外与侵略者勾勾搭搭的蒋介石。可是,由于过分急功近利,这篇文章的一些结论在学术上是经不起严格推敲的。
例如,范老拾孙中山的牙慧,以替清廷服务而断定曾是“出卖民族的汉奸”,是“百年来一切出卖民族的汉奸与屠杀人民的刽子手的开山祖”。他说:“那拉氏、肃顺二人是当时满洲皇族里最有‘政治头脑’的,他们知道(为)了挽救满清的统治不能依靠满人而要依靠汉奸。”这个基本前提如果可以确立,包括左宗棠、张之洞、陈宝箴、黄遵宪等等在内的汉族大臣都成了汉奸,晚清史变成一部汉奸卖国史!。
曾国藩是不是特别残忍的刽子手呢?从1851-1865年间,经过太平天国和清军之间残酷的内战,最新的研究成果是中国人口减少了一亿一千多万人,占总人口26%。从现有史料看,只能说双方的责任在伯仲之间,把这说成是曾国藩特别残忍的结果,未免肤浅和偏激!
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就在范文澜大骂曾国藩的同一年,毛泽东却在延安“向一些干部提议阅读《曾文正公家书》。”与此同时,八路军《军政杂志》全文出版了《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供共产党的军政干部学习,并且于1945年重版发行。毛当时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没有他的首肯,此事是办不成的。 但历史挺会捉弄人,延安的这类让不同观点并存的现象被人们淡忘,致使80年代至今还曾氏本来面目的努力,居然被不少人认为是新鲜的“翻案“文章。
在中国大陆,李鸿章几乎成了“汉奸” 、“卖国贼”的代名词,是个全盘否定历史人物。李鸿章的一生丰富、复杂,限于篇幅,全面评述留待异日,此处先介绍晚清一些著名人物的评论。
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是李鸿章的政敌。他们在1895年成立强学会,坚决拒绝李鸿章参加,不屑与之为伍!1901年,李鸿章还来不及在辛丑和约上签名,便在愤恨交加中身亡了。梁启超立即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评论了这个期间的大事和李鸿章的一生。其中有段耐人寻味的话:“若夫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身,其事固非无因,然苟易地以思,当夫乙未(1895年)二三月、庚子(1900年)八九月之交,使以论者处李鸿章之地位,则其所措置果能有以优胜于李乎!以此为罪,毋亦旁观笑骂派之徒快其舌而已。”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往他头上戴并不合适。
要全面评价李鸿章,不妨再听听张之洞的意见。张、李政见常相龃龉。谭嗣同曾一再引用他对李鸿章的评语:当时朝廷内外对西方军事、内政和外交“稍知之者,惟一合肥(李鸿章)。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谭嗣同全集》第158页,中华书局1981年北京)他们既是同时代人,又是颇有见识之士,而又非李氏的门生故旧,这些亲身观察所得颇值得后人重视。任公不愧为史学大师,这些话至今仍值得人们深思。以《辛丑和约》来说,实际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的一纸投降议定书。这怪谁呢?李鸿章是奉命收拾残局,所有条款都经朝廷同意,他没有背着最高统治当局出卖过任何国家权益。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应该清算的是慈禧及其他操纵和支持义和团的愚蠢官员们的误国大罪。列强的侵略和欺凌是应该反抗的,但国际法传入六十年后,不管有什么理由,用义和团那样的方式去对待外国人和外来事物是完全错误的。对下层民众说来,这是愚昧的爱国情绪恶性大发作。只要清政府善于引导和制止,本来可以避免发展成为一场弥天大祸。可是,慈禧及那些王公大臣们却要煽动与依赖这些无知之民同列强“一决雌雄”、“张国之威”!(《宣战诏书》,光绪二十六五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当时是两广总督,祸乱的兴起与蔓延都在华北,他对朝廷的荒.唐举措是坚决反对的,有什么理由要苛责李氏呢?
翻开一部晚清史,轻重工业创办,矿山开采,铁路建设,电报、航运的发展,留学生的派遣,各类学校的创办,海军创建,陆军编练,外交大事,几乎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他还提出“外需和戎,内需变法”的方针和许多改革、开放的主张,未被采纳而延误了时机。是非得失如何?失误中哪些是环境限制,哪些是自身责任?需要认真梳理。梁启超说:“今日举朝二品以上之大员,五十岁以上之达官,无一人能及彼者。”(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针见血,应该三思!
在中国人心目中,袁世凯可能是同汪精卫差不了多少的角色。专制统治、复辟帝制、订立二十一条出卖主权,这些理应谴责。可是,他还有另外一面。
从1895年开始的变法维新运动中,他是强学会的支持者,严复的朋友;除了小站练兵成绩突出外,所上奏章,谈论国事也颇有见地。戊戌政变,另有因由,他负不了主要责任。进入20世纪,身为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推行新政成绩最为显著。
大清王朝最后十年推行新政的主要成就之一是废除科举,实行新的教育制度。促使朝廷当机立断,在1905年开始永远废除科举的就是他和张之洞。而兴办学堂最多的也是他所管辖的直隶(今河北省)。
在政治体制改革和建立新的社会管理体系方面,直隶也走在全国前列。全国首次地方选举是1907年的天津市政选举。义和团事件后,规定中国不准在天津地区驻军;精明的袁世凯的建树之一,是训练3000警察进驻这个地区,维护了主权和地方治安。用警察取代衙役管理社会治安,应该说是一个进步。在建立和推广这个制度上,袁世凯功不可没。同时,他对清末的立宪是支持的。
在经济领域,发展工商企业也用力很勤,成绩显著;有的至今仍在继续发挥作用。中国人今天仍热情传诵詹天佑修京张铁路的功绩,但往往不了解这条铁路的决策、资金筹措,包括决定用中国人和中国资金修建等等主要是袁世凯的功劳。
进入民国,袁世凯是被政治错误埋葬的。但即使在政治领域,最少有几条也是应该肯定的:
首先,执政的第一年,就制订了《国会组织法》,接着又依法进行选举,并在1913年初召开了国会。
其次,1913年1月9日公布《文官考试法》,表明他有意建立现代国家机关。其中规定文官高等考试,以国法学、刑法、民法、国际公法、行政法、经济学和财政学七种为主科,一定要考。商法、政治学、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通商约章等五种为附科,应试者自择其一。这些科目设计很有意思,如果主科加上外语、电脑两门,用来考选今日中国的高级文官,必将对建立真正的法治国家大有裨益。
再次,他推行军民分治,规定督军不得兼任省长,也是完全正确的。
在一般人心目中,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日益专制,一心想做皇帝,总不能说还有什么建树吧!但恰恰在这个时候,经济领域却颇有作为。简单说来是:
1.起用周学熙、张謇等内行人主管财政和工商行政,做了不少排忧解难的事。例如,为鼓励制造业和加工业各民营公司,由政府出资建立保息制度。投资第一年开始,即可获得四至六厘股息。第六年起才按保息金的二十四分之一,分年摊还。 开办厂矿的手续简化;有的税收也降低了。例如,采矿税就从原来25%降至10―15‰,从而促进了矿山开采。 到处设卡,征收厘金是晚清留下的弊政,十分不利于经济发展。袁世凯政府没有彻底废除,但对颇为大宗的土布免征厘金,亦不失为做了一件好事。
2.依靠各地商会,充分听取工商业家意见,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规,完善了市场机制。粗略统计,袁世凯政府制定有关经济法令八十多件,推进了清末新政的未竟事业。
3.纠正清政府混淆垄断与专利的错误,取消创办企业动辄给予专营权若干年的规定,专利只给予真正的发明创新,从而促进了自由竞争。
4.整理和健全财政税收制度,民国三四年间(1914、1915)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约计每年可余二千万” 。
5.整顿金融秩序,收回各地乱发的纸币(如广东),统一铸造银币(袁大头),奠立了统一币制的基础。
总的看来,袁世凯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过去有个流传很广的说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强无暇东顾,推动了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欧战确实为中国人腾出较大的发展空间,但决定性的是本国的制度建设。统计数字表明,欧战前中国民族工商业已以较高速度发展,大战爆发只是加快了发展速度。清末新政和袁世凯政府在经济制度方面的建树,应该得到公允的评价。
中国人重视以史为鉴。近代中国是今日中国的昨天,“殷鉴不远”,晚清、民国时期许多经验教训正确加以总结,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经济建设有些地方其实是重蹈洋务运动的覆辙,代价非常沉重。不能责怪学者没有及时提出警告,关键在有没有着力维护一个让学者们敢于讲真话的宽松、自由的环境。历史人物在我们的读物中被涂抹得面目全非,不过是学术文化环境不正常的体现。
时至今日还要用政治和阶级标签去干涉自然科学和技术研究的蠢人,大约已经极为罕见;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研究受干扰的情况却并不鲜见。可是,半个多世纪让我们付出代价最巨的恰恰是后一领域的失误。让人们头脑清醒的最好办法是掐指算一算,有那次学术批判是搞对了的?
在1958年席卷全国的“拔白旗,插红旗”的学术大批判后,创造社巨子、时任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的冯乃超说了一句话:“这是以无知批有知”!著名经济史学家、先师梁方仲教授则说:“乱拳打不倒老师傅”!他们一语道破困扰中国学术文化几十年的噩梦的实质,这两句警世箴言应该永远记取。
学术文化研究承担着国家学术文化传承和更新的重任。学术文化的是非只能在自由讨论中让时间和读者自行作出判断,任何行政干预都只能带来负面效果。应像延安当年对待曾国藩那样,既有人斥之为汉奸,也有人力倡拜读其家书、治兵语录。
不是说要建设文化大省吗?离开正常的学术文化环境建设,只能培植一批谨小慎微的庸才,还会产生一些不学有术的鼠辈。那些叱咤风云、冲破陈腐的大师可能刚一露头就被打得遍体鳞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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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问题在于不断发现真的过去,在于用材料说话,让人如何在现实中可能成为可以讨论的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历史形象与历史题材创作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关键字:历史题材创作 历史形象 历史
[摘要] :为比较方便地将文学作品(包括影视剧)中的历史题材与历史著作中的“历史”概念进行区分,可用“历史形象”一词来概括文学中表现出来的与历史相关的因素。中国当代文化中的“历史题材热”与我国当代消费文化的出现与发展息息相关。在这里,历史是被作为“形象”来消费的,它不是“资治通鉴”的对象,而是作为一种虚幻的“形象”变成了供大众进行消费的对象。
历史题材自古以来就是文学作品乐于表现的重要对象。英国作家莎士比亚写有专以历史题材作为表现对象的历史剧,小说家司各特特别善于以历史题材来写小说。在中国,比较典型的就是《三国演义》。即使是《水浒传》与《西游记》,都有真实的历史人物与事件存在。可见,小说作为虚构的艺术,借诸于历史题材创作,竭力要向读者营造它所叙述的事是真实发生的事的假象,本身是其技艺的组成部分。那么,一旦历史进入到文学中,我们又该如何看待现身于艺术中、本身又带有艺术特点的历史?又如何去看待它的真实性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必然要置身于这样的困境:是否将文学中的“历史”与历史著作中的“历史”等量齐观?为解决这种困境,我主张用“历史形象”一词来概括文学中表现出来的与历史相关的因素。这个概念有可能使我们比较方便地将文学作品(包括影视剧)中的历史题材与历史著作中的“历史”概念进行区分,从而有可能使我们站在一个特定的角度来看待文学作品中的历史题材的表现问题。
小说叙事作为艺术,总是与虚构、想象等人类的艺术行为有关,它的人物、事件、情节与场景总是被塑造与想象出来的。即使是历史小说,一个作家确实提供了许多真实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被视为现实存在过的场景、事件和人物,但是,小说中真实的信息,并不像我们一般要求于历史著作那样地严格。正是在这儿,我们能发现“历史形象”的两个特点:一方面,它与历史——即被视为现实存在过的场景、事件和人物——有关;另一方面,它与艺术形象有关,在某种意义上,这甚至意味着,小说中的“历史形象”,首先要被视为小说形象中的一部分来看待。于是,历史形象问题就可能成为评论和研究历史题材创作的一个重要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关系到对历史与文学两种文类的联系与界限的认识。
同作为一种叙事的技艺,历史与诗(史诗)有着共同的源泉。在古代希腊的神话传说中,文艺女神缪斯是宙斯和记忆女神的九个女儿,各司其职,分管历史、史诗、抒情诗、颂歌、喜剧、悲剧等。在这里,历史与诗同被视为一种艺术(技艺),而且都是记忆之女。就某种意义而言,诗也可被视为记载历史(记忆)的一种技艺。以这种观点来看待《诗经》中一些被学者认为具有“史诗”性质的诗,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些诗是记载民族记忆的一种方式。
然而,历史与诗的这种同源性并不能掩盖它们的相异性。古代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就区分过诗与历史的界限。在《诗学》中,他明确地说:
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1](p28-29)
亚里斯多德通过诗与历史的比较,用意是阐述诗的摹仿也具有真实性,并不像柏拉图所说的“和真理隔了三层”,是不真实的谎言。亚里斯多德所谓的可然律是指在假定的前提或条件下可能发生某种结果,必然律是指在已定的前提或条件下按照因果律必然发生某种结果。换言之,历史所写的只是个别的已然的事,事的前后承续之间不一定见出必然性;诗所写的虽然也是带有姓名的个别人物,但他们所说所行不是个别的,而是带有普遍性的,合乎可然律或必然律的。
因此,诗比历史显出更高度的真实性。亚里斯多德强调了诗的哲学色彩,认为诗与哲学一样是一种知识与理解的东西,揭示了事物的本质与规律。亚里斯多德借此肯定了艺术的真实性不同于历史层面的真实性,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肯定了艺术的虚幻性。就这个意义而言,亚里斯多德在自己的文学理论中为文学的想象留下了合理的空间,他说:“如果诗人写的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他固然犯了错误;但是,如果他这样写,达到了艺术的目的,能使这一部分或另一部分诗更为惊人,那么这个错误是有理由可辩护的。”[1](p93)
从上述亚里士多德关于诗与历史的不同的相关论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亚里斯多德对“历史”的理解是某种带有编年纪事性质的“编年史”,这是由个别的不具有可然律和必然律的历史事件组成的。然而,此后的历史写作使“历史”本身的内涵发生了亚里斯多德未曾预料到的变化。也就是说,一旦“历史”也成了一种叙事的技艺,是一种历史学家编修的具有可然律和必然律的一种艺术时,情形就变得非常复杂。一方面,一些历史书籍可以被视为是文学;另一方面,一些文学书籍在特定的场合里,又被视为历史。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就变得是需要辨明的东西,而不是不言自明的东西。被鲁迅称为“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的《史记》在文学史上被视为是“发愤抒情”之作,而在史学中被称为具有“实录”特点的作品。在“实录”和“抒情”这一绝不可相类的两个概念之间,《史记》究竟是历史著作还是文学著作就不是一个能够清晰地予以回答的问题了。同样,《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与曹操的形象被众多的读者认同为真实的历史人物本来的面貌,也是常见的事。也就是说,历史与诗的界限看似清晰,实际上又是模糊的。
20世纪70年代后期发端于美国的新历史主义提出了对历史的一种全新看法,这种看法将历史写作视为一种类似于文学的话语写作。新历史主义的学者之一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在《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和《历史主义、历史与修辞想象》等文章中认为,历史是一种诗意的虚构的叙事话语,对它的阐释需要修辞性的阐释。他引用加拿大学者弗莱的理论认为历史接近于诗歌,属于话语写作的范畴,在其中存在神话式的情节结构,其本质是一种杂交式的文类,是和诗歌结合后的产物。当历史学家在努力使支离破碎和不完整的历史材料产生意思时,必须要借用柯林伍德所说的“建构的想象力”。所以他认为把历史叙述成悲剧、喜剧、传奇或讽喻,完全取决于历史家本人的叙事观点——如历史家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
他认为历史事件本身并没有内在的美学效果,是历史家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赋予了它。所以他说“历史是象征结构、扩展了的隐喻”。[2](p160-168)如果带着这种眼光去看《史记》,我们发现,叙事中体现出来的使人震撼的美学效果,像刘邦、项羽和荆轲这些人物形象,只能被视为是司马迁个人的想象力作用于特定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产物,而很难说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也就是说,站在“历史”这一角度看,《史记》往往缺乏真实性;而只有站在艺术叙事这一角度看,《史记》才具有艺术上的“真实性”。这真是一个暖昧不清的真实性问题。这样,只有将《史记》视为接近于诗的话语写作,我们才能理解:它所体现出来的叙事艺术成就,属于艺术性的技艺,而不属于“历史”。
这种新历史主义关于历史的看法对历史而言几乎是颠覆性的,其直接后果是否定了亚里斯多德认同的诗与历史的界限。这里的积极意义,在于为我们提供了审视历史著作的新的方式,使我们在关注“历史”这一术语“讲述过去的事”这一属性的同时,去思考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即:“谁写下了它?”这个问题使我们关注这样一种现象:历史表述往往并不将我们引向一种关于过去的事件及其发展逻辑的真理,而是特定的作者带着特定的个人与时代的“偏见”写下来的关于过去的事的解释。因此,分析历史著作就像分析小说一样,既要考虑到组成它的人物、事件与情节,也要考虑这些表述中带有作者个人印记的美学效果。
新历史主义关于历史的这一看法,同样也能为我们如何看待文学中与历史相关的写作提供新的观察方式。就某种意义上讲,历史题材创作中的历史形象,似乎才更合适地被视为是海登?怀特所谓的“话语写作”,是作家依据“建构的想象力”对“历史”的重构。在这儿,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合二为一,或者说,历史叙事消融于文学叙事之中。当然,在不同的历史题材作品中,历史形象对“历史”的表现方式是不同的。《西游记》中也使用了“玄臧取经”这一历史事实,然而,它的表现方式与《三国演义》对历史题材的表现方式是绝不能相类的。因此,根据历史题材作品中对“历史”不同的使用与改编方式,我们可以将历史形象大致分为这样三类:纪实类、戏说类与介于纪实与戏说之间的中间类型。在这儿,考察的一个中心问题,或者说,据以划分的一个核心标准,即是历史形象对“历史”的表现方式问题。
所谓纪实类的历史形象,即是指在历史题材创作中,作者是本着为历史作纪实性的记录(作品本身也体现出来)的精神塑造出来的文学作品中的历史形象,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就在市场上相当红火的以领袖为题材的纪实类作品就属于这种类型。所谓戏说类的历史形象,即是指那类除了人名是真的,而所叙述的所有事都是虚构的历史题材创作现象,像电视剧《戏说乾隆》即是此类作品的典型。所谓介于纪实与戏说之间的中间类型的历史形象,实则上是一个相当难以界定的概念,它只是指明了它所处理的历史题材是介于“纪实”与“戏说”之间的,文学史上出现的大量历史题材创作,都属于此种类型,典型的就是《三国演义》,郭沫若的历史剧也应该属于这种类型。这三种类型历史形象的划分,大致上勾勒出了历史题材创作的基本面貌,体现出了作者在进行历史题材创作时对“历史”不同的处理方式。
历史形象这一概念的提出,对我们认识当前的历史题材创作,也是相当有益的。人们(特别是历史学家)经常会以历史中个别的事实甚或是对历史人物的整体评价的错误来指责文学作品与影视剧中的历史表现缺乏真实性。除了炫耀学问的吹毛求疵,这种指责一般而言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历史与一个民族整体的文化记忆相关,往往是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传承中相当重要的媒介,所以历史学家所要求于历史的,是能够起到传统上所谓的“资治通鉴”的认识与教育功能。而传统的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中的历史形象,往往能够与这种传统功能相适应。像郭沫若的历史剧写作所体现出来的“以古鉴今”的特点,就是自觉与有意识地在文学作品中发挥历史形象这一传统功能的例子。但是,20世纪90年代后,出现于中国的小说与影视剧中“历史题材热”现象中的历史形象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却不能不说是往往与这种传统功能相左,甚至是背道而驰的。
中国当代文化中的“历史题材热”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社会转型时期开始的产物,其传播载体以长篇小说和影视剧为主,其主人公多是历代的王侯将相。这种历史热现象与我国转型期消费文化的出现与发展息息相关。以实用性、世俗性、当下性为价值取向的消费文化,在催生了“历史题材热”的同时,又内在地决定了其中的历史形象的特点。在众多的历史题材小说和电视剧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和制作者那种“欲抱琵琶半遮面”的创作状态:一方面试图将故事引向对历史的“再现”,另一方面又试图以大众感兴趣的一些视点重新诠释与“化装”历史;一方面试图以巨大的场景和完整的叙事展现古代气象,另一方面又是商业主义的,世俗的。这些历史题材的作品,有点类似于杰姆逊分析怀旧影片时所提到的特点:“它们对过去有一种欣赏口味方面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是非历史的,这种影片需要的是消费关于过去某一阶段的形象,而不能告诉我们历史是怎样发展的,不能交代出个来龙去脉。”[3](p206-207)这种历史形象消费,是非历史的形象消费。
在这里,历史是被作为“形象”来消费的,它不是“资治通鉴”的对象,已经失去了亚里斯多德所谓的“叙述已发生的事”的传统的叙事功能,它不再必然地与传统的精神、气度、道德联系在一起,而是作为一种虚幻的“形象”变成了供大众进行消费的对象。历史变成了“文化工业”的制作者所选取的形象消费的一种,从而沾染上了极浓的流行趣味,其与历史意识相关的深度感消失了。杰姆逊说:“过去意识既表现在历史中,也表现在个人身上,在历史那里是传统,在个人身上就表现为记忆。现代主义的倾向是同时探讨关于历史传统和个人记忆这两方面。在后现代主义中,关于过去的这种深度感消失了,我们只存在于现时,没有历史”。[3]
一般说来,过去意识(历史意识)可理解为个体对整体人类时间的一种连续性存在的意识,或对过去历史上兴衰成败变革的意识,这是一种深沉的与传统相关的意识,构成了传统的历史小说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在当代的历史形象消费中,虽有部分作者企图将故事引向对历史所谓的“再现”,以完整的叙事展现古代气象,但是,这往往也会淹没在整部作品对流行趣味的迁就和迎合上。在历史热中,我们没有走向历史,反而是在告别历史与传统,从而浮在表层,在非历史的感性经验中感受当下。这正是在当代的历史题材创作中,历史形象的塑造所体现出来的新特点。
(1)亚里士多德. 诗学诗艺[M]. 罗念生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2)海登?怀特. 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A]. 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C]. 张京媛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3)杰姆逊. 后历史主义与文化理论[M].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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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张的哲学》中客观地描绘了一系列好坏不一的_和非基督_此从表面看来它是一篇非话语主导的小说。但是在深层意义上,小说却是以基督的新价值、新视角来塑造其人物形象的。这体现了老舍对于来自西方的基督爱恨交加的矛盾情感与态度。这种矛盾情感在中国现代作家那里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老张的哲学》的爱情悲剧看封建伦理道德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通过对王德与李静,龙凤与李应两对年轻人的爱情悲剧的分析,对悲剧背后体现的封建伦理道德关系进行阐述,对中国传统的社会心理结构进行深刻的艺术分析,从而进一步剖析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对美好人情和人性的摧残压迫,达到较为全面的理解老舍笔下悲剧人物命运的效果。
关键词:老张的哲学;爱情悲剧;封建伦理道德
《老张的哲学》是老舍早期的代表作,反映了老舍创作初期的思想与艺术追求,表现了作家独特的艺术创作潜力与价值观。
李静与王德自幼就相识,二人可谓是朝夕相处,自然日久生情。 他们年幼的时候,李静说笑话给王德听,而王德转转眼珠又把她的笑话改编一回,说给她听。等长大后,他们还似幼年相处的那样亲热,然而他们不自觉地在心的深处多了一些东西,爱情的种子就这样在两人之间悄然萌发了。
“在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的规范下,‘男女授受不亲’是老中国儿女必须遵守的一条日常守则,‘存天理,灭人欲’是其思想行动的指南。在这一伦理体系中,男女纲纪森严,男女两性自由交往被视为不合礼法的行为,儒雅君子大有谈‘性’色变之态。老舍笔下传统的男女角色就是封建伦理意识的传承者与实践着,他们迷迷糊糊生存其中,不以为喜,不以为悲,只觉得从来如此,天经地义。”[1]李静的姑母便是封建伦理道德践行者的典型,她自以为对李氏祖宗负责任,对于侄女的婚姻大事,她的意见是:“儿女不能有丝毫的自私,所谓儿女的爱情就是对于父母尽责。李静不能嫁王德,因为他们现在住在一处,何况又住在自己的家里。设若结婚,人家一定说他们是‘先有后嫁’,是谓有辱家风。老张虽老丑,可是嫁汉之目的,本在穿衣吃饭,此外复何求!况且嫁老张可以救活叔父,载之史传,足以不朽!”[2]在姑母“处世哲学”的耳濡目染下,李静自然而然的受姑母的熏陶和影响,况且在传统孝道的指引下,李静不可能弃他的叔父于不顾,虽然她的心属于王德,但为了救叔父,她在姑母的安排下,既无挣扎,又无反抗,听从命运的摆布坐上车子去和老张拜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封建伦理道德对人心的腐蚀有多么严重,谨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赵姑母把侄女嫁给一个比她大很多的人做妾,在她看来这才是合规矩的,也是最完美的,既能帮李静找到名正言顺的婆家,又能抵了她兄弟欠下的债。直至王德在婚礼上大闹,李静心里才有了一丝丝希望,但因王德父母在封建“冲喜”思想观念的指导下给王德安排了亲事,李静最后的一丝希望也破灭了,她觉得人生已了无生趣,便随她的叔父死去了。
从小李静便受到封建伦理观念的熏陶,她不敢反抗,也从没想过反抗。其实在我看来,假如李静能与王德私奔到外地,然后二人共同努力赚钱还欠老张的债,那结局应该是很美好的吧。但封建伦理道德绝不允许他们这么做, 假如她真的和王德私奔了,想必不会被我们礼教之邦所容,全家人都定会受社会的指骂。因此一对有情人最终阴阳相隔,抱憾终生。
相比王德与李静,老舍在《老张的哲学》中对龙凤与李应的爱情的刻画着墨较少,在我看来,龙凤与李应的爱情悲剧更多的应归咎为李应的胆小怯懦。李应在得知龙树古答应将女儿卖给孙八做妾时,大脑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他一会想去找王德,一会想杀老张,一会想和龙凤私奔,但最后这一个个念头全被他否决了。正在这时,他远远地看到龙凤向他走来,但怯懦的李应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躲了起来,而没有上前叫住龙凤,就这样他错过了心爱的女子,错过了一辈子的幸福,他自己没有勇气面对这一切,便抛下一切事务远走他乡。
当然,李应的怯懦很大程度上也源于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根深蒂固。他上过几天学堂,但这个学堂正是老张这个封建乡绅办的,而老张正是孙八与龙凤买卖婚姻关系的极力促成者,主人公之间彷佛被一根无形的线彼此牵连起来。本来龙树古坚决不肯把女儿嫁给孙八的,但老张对他说:“有这么好的姑娘,你给她说个婆家,至少得一千元彩礼,把债还清,再由姑娘的力量给你运动个一官半职的,这不是一条活路?再说,收彩礼是公认的事,并不是把女儿卖了。你愿意守着饼挨饿,我就没有办法了!”这里老张利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后终于说动了龙树古。我们可以看出老张是龙凤与李应爱情悲剧的直接推动者。
龙树古虽然答应了老张的提议,把女儿嫁给孙八,但最后婚礼前夕,龙树古还是带着龙凤先躲开了,他答应老张卖女儿是想先借孙八的彩礼钱把老张的债还清。龙树古是虔诚的_,他不是传统封建伦理道德的信奉者,因此他能够随机应变,不至于委屈了女儿。而李应这个封建伦理道德的遵循者却独自一人出走,失去了与龙凤结合的机会,令人叹惋。
总的来说,《老张的哲学》的爱情悲剧是封建社会下伦理道德的悲剧,有其独特的阶级性和时代局限性。通过对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时代环境下主人公的无可奈何同时这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对于传统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我们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样社会才能不断发展进步。
爱情悲剧看封建伦理道德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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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教育工作者的愿望,就是将学生培养成具有创造精神的高素质人才。随着素质教育的深化和人才观念的更新,怎样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怎样有利于学生全面的发展和优良个性品质的形成,已成为检验教育教学成效的关键因素了。美术教育是培养创造意识和创造能力的良好渠道和途径,美术创作又是美术教育中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是被公认为培养创造能力最具成效的课程,在大力倡导创新意识的今天,美术教育就更应该发挥他独特的作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辅导学生美术创作的实施策略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绘画创作教学日趋成为学校美术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纵观学校绘画创作教学还存在不少问题,在一些绘画创作的展出、比赛中都会隐射出一些问题,引发我们的思考。本文以如何进行绘画创作的实践过程为例,从少儿绘画创作的背景意义、如何选择绘画作品、作品的训练、作品成型与提炼等几个方面讲述了笔者对如何进行美术创作的探索和实践。
(一)小学绘画创作的意义
现今艺术教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尤其是儿童的绘画创作,儿童绘画作品的创作是培养孩子审美能力的特别有效的手段,它能使学生欢乐、激动,促使他们更注意观察周围生活,激发想象,并在自己的艺术创作活动中,能鲜明、充分地表现出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可以说绘画这门艺术已经深深地扎根于校园,越来越多的美术教师加入到了绘画创作教学的行列,绘画创作教学日趋成为学校美术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所谓的美术绘画创作指什么呢?就是运用美术手段,把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包括感受、理解、评价、愿望等)显示出来,这就是美术创作。
(二)创作的分类
现在的创作比赛无非是两大类:一是命题创作,这首先要引导学生有目的地观察、记忆、为自己的绘画创作收集所需的各种形象,并可以通过画速写或画记忆画来收集有关的素材。二是自由绘画的创作,没有特定的主题,需要鼓励学生在平日生活中善于观察,留心周边的事物,这就需要引导学生展开必要的想象。
现在的美术绘画比赛中,好的作品层数不穷,那么我们该如何去选择创作适合艺术节的绘画作品呢?由此笔者从近几年自身的比赛中归纳出少儿绘画的选材组合一般要遵循以下原则。
(一)追求童真
首先要收集素材,作为美术老师在美术教室里面要有很多的素材,人物的动物的建筑的各方面的素材这样学生和老师在选材的时候就会有参照,在选材的时候作品内容要适合儿童的心理和生理特点,杜绝成人化的作品。少儿绘画必须是少儿的,亦即少儿天性的写照,绘画内容的选择,不能离开孩子的生活。
(二)内容宽泛
现在的绘画比赛都是以命题的方式来进行,在比赛的时候如果让学生当场发挥的话,不管是构图构思质量还是比赛时间基本都是不能完成的,因此作为教师只有在比赛前给学生“备”好画,这样在正式比赛的时候才不会手足无措。
那么作为教师,在平常训练的时候该如何指导学生“备”画呢?首先我们就要备人物,不同形态,表情动作的人物,学生要分组的“备”,接着则是“备”道具,什么样的人物组合适合什么样的道具映衬,接着才是“备”场景,比如春天的特色场景,劳动的特色场景,喜庆的场景等等,教师在平常的训练中要指导学生不停的组合搭配构图,只有画面的内容覆盖的命题范围广,适用性大,这样在比赛中才会更加的接近命题创作。
(三)构图合理
有人这样比喻,布置构图就像布置房间一样,一个房间总不能把家具塞满就了事。正确的应该是想想哪些家具摆在什么地方最合适,做到既实用又好看。如果一个比赛的学生连最基本的怎样构图都不会的话,那么她是无法在接下来的训练中很好的去诠释作品的,所以,在平常的训练中我们要教会学生下笔前先想想,把画的内容分布在什么地方最能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哪些地方画主要的东西(就是主体部分),哪些地方画衬托的东西(就是背景),哪里应该留出空白,为什么?想好了再下笔。
(四)材质创新
对于绘画比赛创新很重要,从以前的水彩笔画到水笔画蜡笔画结合,到现在的国画版画水彩水粉画,技法在不断的创新,对于技法可能会设计到专业的美术教师,那么对于专业不是很强的美术教师我们也要从另外的角度去转换创新,比如说纸张材质的创新,很多时候只要你去尝试,你会发现意想不到的效果。
(五)独具慧眼
其实用独具慧眼这个词语有些夸张,但是作为教师我们要学会挑学生,一般能参加美术比赛的学生肯定是在绘画上有专长的,在我任教到现在经过几次大小型的比赛特别是美术比赛,我觉得作为美术老师要学会挑学生,如何去挑学生,首先要挑成绩好的学生,成绩好是首要的,当然也要绘画底子好的基础上去选成绩好的学生,而且这种训练自觉性要强,绘画有时为了备战艺术节一练就是2个小时,那就要靠学生的毅力与耐力了。再者就是要挑会动脑的“活泼”型的学生。
作为教师我们首先要和学生一起参与定稿,学生只有参与了整幅画的构思定稿这样才能开动脑子,去理解为什么要这样那样的变化构图,用意何在,也是为了学生在练习的时候能更好的去诠释。教师可以先定主题然后让学生说说自己的想法,也可以让学生简单的画下构图,虽然刚开始的形会比较的稚嫩,但是有时候我们正是会从他们这些幼稚的形中找到灵感,学生与老师一旦定稿就要让学生进行反复的加强练习,在不断的练习中发现问题在不断的改进中在加强练习。
(一)学生练稿
1、单个组合的练习
学生自己模仿,教师定好稿确定画面构图后,学生就要先单个的去训练作画,当然要从大的部件入手,如先是几棵大树的练习,默画,接着便是篱笆的练习,再接着就是小部件的练习,而且在练习的时候我们最好能算好时间大概一个物体的默写要多少时间,以便在接下来的练习中心中有个数。
2、单个组合的拼装
教师示范或讲解难点,学生经过了单个组合的训练,接下去就要进行组装的训练也就是整幅作品的结合,当然在组装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难以把握的地方,这个时候教师就要引导示范,讲解注意点比如说大小,远近,疏密等原理,及时的帮助学生解决疑难问题。
(二)学会欣赏
在稿子的毛胚稿基本练习完后,学生就要学会欣赏,不是说叫你去欣赏一些优秀作品范画,而是叫学生自己学会欣赏自己的练习稿,欣赏各个物体之间的大小比例关系,近大远小关系是否合理恰当还有各部分之间的组合是否合理或者是要舍去些什么添加些什么使得画面的效果更加的美观,还有各物体的用笔技法等进步了还是原地打转,画面的效果如何,这些学生都要自己学会欣赏,然后再从教师的引导中学改进,会改进。
(三)作品提炼:学生的模仿由于年龄的限制只能是浅层次的模仿,要想作品成型还需要教师进行不断的提炼,在学生能将作品完整地临摹下来之后,还需要教师的进一步提炼,而且切入点应该从情感入手,也就是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作品所表现的内在情感,在练习的过程中更好的表现这种情感, 还可以化难为简,减少高难度的笔画或者是费时间的笔画。
(四)材质尝试:作品的画面美除了上面提到的画面效果美内容美,在最后我们就要利用不同的材质去创造发现美,在以往的艺术节比赛绘画比赛中都是有纸张限制规定的,一般都是白色素描纸张,这样就限制了很多画种的发挥。但是在近几年的比赛中,方式逐渐的改变了,纸张可以由参赛选手自己准备,这样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因此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就要想方设法的各方面去尝试创新,在稿子全部成型之后,我们可以从纸张的选择上去入手。
少儿美术教育不是专门传授美术技能的活动,而是对少儿进行智力开发的手段。它的目的不在于教会孩子们画一张好的作品,也不是为了培养未来的画家,而是作为开发智力、培养创造才能的一种手段。美术创作是生命的某种神奇的展现方式,是一种直率同时也更含蓄的语言,就让我们用智慧的头脑去挖掘孩子们心灵深处那份创作的才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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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总经理朱波说,2012年江苏电影票房156348万元,排名全国第三,位列广东省和北京市之后。2008年以来,江苏电影票房的年均增长率超过了60%。但目前江苏省还没有形成一套成熟高效的与市场体制相适应相衔接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成熟市场环境下的市场营销方式很难在江苏电影中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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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后计划体制以来江苏省电影创作
江苏自古人杰地灵,在中国电影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江苏电影人都走在全中国电影人的前列,无论是编剧、导演、演员还是其他各类电影的技术工作者,都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据显著的位置。例如中国早期电影的特别贡献者、出生于吴县的包天笑(代表作《空谷兰》);新中国成立后,出生于淮阴的陈白尘(代表作《阿Q正传》)、谢铁骊(代表作《早春二月》)、出生于镇江的张骏祥(代表作《鸡毛信》;出生于南京的水华(代表作《白毛女》)、王苹(代表作《柳堡的故事》)、王家乙(代表作《五朵金花》);出生于常熟的严寄洲(代表作《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
江苏拍摄电影有85年的历史。1958年,江苏省文化局根据“全国电影事业跃进会议”提出的“省有电影制片厂”的号召,成立了江苏电影制片厂。同时,南通市也成立了南通电影制片厂。两厂主要拍新闻片、纪录片和科教片。1962年,国民经济计划调整,各省电影制片厂均停办。1972年,江苏新闻电影制片组成立,恢复了江办新闻纪录片的生产;1976年扩展为江苏新闻电影制片厂,生产新闻纪录片和科教片。1979年恢复江苏电影制片厂,开始拍彩色戏由片,1981年更名为南京电影制片厂,开始拍摄故事片。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中国的电影生产有着严格的计划体制,全国拥有拍片计划的电影制片厂是北京、上海等16家,被称作计划内电影厂,地方小厂属于计划外的电影厂。计划外的如果要投拍故事片,需要与计划内大厂联合挂名,才可以生产影片供应市场。
2001年,国家广电总局颁发了《摄制电影许可证(单片)资格认证制度的实施细则》,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社会资金获得了电影制片的“准入证”。2004年开始执行电影的四大文件,即《电影剧本(梗概)立项、电影片审查暂行规定》、《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管理规定》、《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和《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更使中国的电影生产摆脱了计划体制的旧有模式,而开始向市场体制转型。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江苏省的电影创作进入了后计划体制时代。
摄制电影的计划限制取消之后,江苏省内涌现了大批电影制作及传媒公司。同时由于近年来中国电影市场的扩大,中国电影业呈现井喷之势,更让江苏省内的文化主体和市场主体以饱满的热情加入了电影制作行列。其中不乏叫响省内外的力作,例如2007年由江苏省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扬州广电总台和山西电影制片厂、北京橙天智鸿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故事片《江北好人》,2012年由常熟市政府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联合出品的故事影片《柳如是》,均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近些年来,江苏的影视单位不仅积极参与主旋律影片商业大片的摄制而且作为投资主体摄制出品了一批质量上乘口碑良好的主旋律影片,如《下辈子还做母子》、《草房子》、《红发卡》,《情暖万家》、《秋之白华》、《吴仁宝》等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受到电影专家学者的好评。《吴仁宝》通过长线放映的方式,收获票房过千万元。有的还获得“五个一工程”奖、“华表奖”。李源潮同志任江苏省委书记时亲自领导策划拍摄了影片《情暖万家》,该片以泰州市信访局张云泉事迹为原型,由江苏民营企业作为投资主体进行拍摄,取得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
在中国电影业持续发展的背景下,2012年,江苏省城市影院共放映电影180.3万场,观影4434.02万人次,票房收入15.6348亿元,同比增长分别为56.1%、34.87%、43.43%,居全国第三位。制片方面,2011年共生产27部,2012年21部,包括动画片。
江苏省电影市场巨大的吸引力,江苏省政府和人民非常自豪,也愿全力以赴促进江苏电影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由江苏广电总台、新华日报报业集团和石湫机场科技工业园共同投资的江苏(国家)未来影视文化创意产业园园区于2011年成立。该园区将集影视主题乐园、影视创意硅谷、影视拍摄外景区、影视制作中心、影视接待中心、会展演艺培训中心于一体,确保拥有一部剧本进来打造一部成片出去的各个精密环节。投资规模约为50亿元,将打造成国内首家以民国景观为特色的影视拍摄制作国家级基地和国内领先、国际有影响的影视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和长三角地区5A级文化旅游休闲中心。
2012年3月16日,国家广电总局与江苏省人民政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部省共建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计划总投资100亿元,总规划面积约六平方公里,是经由国家广电总局批准的唯一一个数字电影产业园区。园区以数字电影拍摄为龙头、后期制作为支撑,实现电影拍摄、制作、发行、交易等功能于一体。
2012年,江苏省文联及其属下的电影家协会举办了首届江苏省“钟山奖”电影剧本征集活动,这是一次面向全国的大型征集活动,在江苏电影史上也是第一次。旨在针对江苏电影创作中剧本缺乏这一短板,通过征集,推荐优秀电影剧本,发现、培养优秀青年编剧人才,推动电影创作繁荣发展,促进江苏优秀电影作品生产。从2012年6月15日开始,历时近十个月,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各行业、各年龄段作者的电影剧本566部,经来自江苏和全国的资深电影导演、编剧、电影理论家组成的评委会的四轮评选,最终39部佳作脱颖而出,最终评出二等奖三名,三等奖三名,优秀奖十名,优秀剧本提名奖二十三名(一等奖空缺)。由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南京毅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江苏幸福蓝海影业有限公司联合摄制的电影故事片《一号目标》于2013年5月在南京开机。该片的原剧本就是从这次电影剧本征集活动中脱颖而出的《梅园岁月》。
从电影工业的角度看,受到社会关注的江苏电影《柳如是》的市场定位不够明确,结果影片节奏慢,采用纪实的风格,艺术上不错,但市场失败。鉴于外地人到南京要看“一大一小”的说法,“大”就是指长江大桥,“小”则是指小红花艺术团,表明历史上江苏省的电影创作的成就与江苏地区的儿童文学、艺术创作的繁荣本就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曾获儿童电影奖项的南京电影制片厂的儿童片是在小说基础上改编的,而且江苏省的少儿文学创作在全国名列前茅。2013年江苏某民营公司做的《我的影子在奔跑》,仍是儿童片,获得了本年度的金鸡奖与华表奖。有些江苏电影人开始具有国际先进的市场营销理念,找准自己的市场定位,瞄准某个市场研发电影产品并进行发行,例如《秋之白华》卖到了日本市场,就在一个厅放,也赚了不少钱。
面对新的市场契机,江苏人努力使江苏成为电影强省。电影强省的标志不仅仅表现在强大的电影消费能力上,更重要的是制作水准高的影片。多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叫得响、留得住、传得开,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的主旋律影片;多部票房超亿元的商业大片或文艺大片的生产,才是江苏成为电影强省的重要标志。以此标准看后计划体制以来的江苏电影,的确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需要去做。
2011年《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实施意见》中指出,江苏省电影产业发展水平还不高,存在着市场主体不强、生产规模较小、精品力作不多、优秀人才缺乏、地区发展失衡等突出问题。缺乏一批以电影制片业为龙头,以高效的发行放映为保障,以多层次开发、多渠道经营为支撑,具备良好综合效益的国有或国有控股龙头骨干企业。整个的制作业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模式,缺乏现代电影企业所需要的监制、制片人、项目经理等岗位设置。
江苏民营电影公司的盈利手段还处在一个比较低级的状态,只能满足于不赔钱,能赚一点钱,只要能融到资而不管这种资金对电影及公司的长远发展有多少助益。例如对社会游资甚至是某政府重要官员的子女因为参与而带来的投资不分区别地吸纳,不顾及剧本故事基础如何。
按照电影产业发展规律,当产业链完整之后,制作体系非常发达了,支撑这个制作体系的即它的发行体系也应相对完善才能形成良性发展。
但是,在2012年的全国院线公司票房排行榜上,江苏本土院线公司票房没有进入前10强的。江苏的幸福蓝海院线公司和江苏东方院线公司也依然在10强之外。
江苏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总经理朱波说,2012年江苏电影票房156348万元,排名全国第三,位列广东省和北京市之后。2008年以来,江苏电影票房的年均增长率超过了60%。但目前江苏省还没有形成一套成熟高效的与市场体制相适应相衔接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成熟市场环境下的市场营销方式很难在江苏电影中看到。
通过以上了解,我们发现,后计划体制以来江苏电影并未在全国形成较大的影响力。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虽然在倡导包括电影产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但由于相比中央财政的越来越富有,地方省市仍然是靠土地获取财政收入,文化产业并没有真正成为各省市自然也包括江苏省的重要税收来源。即使从全国的经济主要支柱来看,中国依然主要依赖制造业,而且制造业目前已超过美国。从国家的角度看,也未能真正认识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不可能像如石油产业那样由于是关系国家命脉的重要军事物资而受到重视。
江苏省自然也在倡导建设文化大省、电影大省,但是目前经济大省的提法说明经济更为重要,电影、文化终究是点缀。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提法,一方面使得电影文化产业不受到重视;另一方面,即使是想要发展电影文化产业,也仅从能否产生当下、即时的经济效益的角度来对待电影产业。于是出现了大量的游资进入电影行业,甚至是大老板出钱给小情人拍电影。这是一种拿电影当玩具的做法;香港电影黄金时期就很多这种情况。但香港电影因此趋于衰落而好莱坞没有,因为电影是个工业。什么是工业?工业是有规则有方法,这个行业才持久。由于电影市场热闹,难免有不冷静的投资商,所以中国当前的电影投资处于非理性亢奋状态。很多投资不是行业性的投资,而是冲动式投资。这样持续下去,造就了虚假繁荣的现象,对电影市场的未来有破坏力。采取了很多急功近利的方法,比如广告植入。
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法的片面认识,还影响到电影类型百花齐放式的繁荣发展。从文化工业的角度看,雅与俗是共创与独创的区别。雅是为自己写作的,而写的时候考虑到别人、以唤醒别人为目的或以卖的多少为目的,这就是俗的。重复的故事就是俗文艺,它巩固我们的价值观,就像007,它每一次都让我们肯定自己相信的东西,而挑战我们的东西就是雅文学,它会让人不安,一定不会有太多的观众。
在一个产业中,俗与雅要有一个均衡的状态。例如香港王晶的俗电影培养了电影市场,有老板愿意投资,有一部分就流向王家卫。而台湾有十年电影就没有产业,因为台湾的年轻导演都想当侯孝贤、蔡明亮,现在才有人愿意拍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电影,台湾电影才得以新生。大陆电影政策其实有特定的意识形态指向的,是不自由的,因为有时要自由表现的电影未必有票房。这样,一些艺术电影就不可能在现有的电影生态环境中生存。
第二,即使从文化产业形成的基础上看,中国(自然也包括江苏省),也不具备像电影产业这样的文化产业良好运行的条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始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表明至目前为止,市场并未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很多企业都是国有层面进行资金的控制,属国有控股公司,微观方面则由职业经理人经营,但是源头上不许民企进入。对像电影产业这样的媒介文化产业来说,要想形成真正的产业需要两个基本前提条件,其一,产业是市场条件下的商业运作个体的集合体。也就是说只有外在于电影的物质保障和政策保护丧失,电影企业个体必须自谋生路,在市场上通过竞争或合作的方式真正以企业形态生存时,才具有形成产业的基本条件。其二,个体的市场行为成为主流。
只有当大部分的电影企业个体都采纳市场行为,使商业运作体制成为文化行业主流时,电影文化系统才能称为产业。但是众所周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只有形成规模经济才能具有竞争性的意识形态背景下,中国电影依托计划体制时期已经形成的电影制片厂格局,重组成几大电影集团,如中国电影集团、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这样的“巨无霸”。这些“巨无霸”就是上述国有层面进行资金的控制,微观由职业经理人经营的模式。
另一方面,虽然出台了“四大文件”,允许民营电影公司自主经营,但是除了华谊兄弟传媒集团、博纳影业集团等具有原部分国营背景的董事会成员这种天时地利而形成较具影响力的民营电影集团公司之外,一般基础薄弱的中小民营企业无法与之竞争,因为基础条件天生匮乏。小投资片想搏市场,基本上没有可能。
美国也经历了小电影厂混战的时期,最终兼并形成华纳,掌握了90%的市场。国内的现状是,传统的电影厂打散了,但是市场模式没有能形成真正的垄断性机构,华谊公司也垄断不了。
而且,按照产业化的内涵,电影形成产业应该是20%靠票房,其他靠衍生产品,如服务;然后由创作带动产业。而现实的情况是,中国目前能赢利的电影生产商还是依赖票房。
于是,江苏有的民营公司的思维是想赚政府的钱,由于保守怕赔钱,一味想投政府的喜好。这包括政宣意义上的口味,也包括权贵们握有财政的权力,让其官二代获利。这自然也不是一个良好的市场主导的发展途径。
不管怎样,中国电影的产业化的政策已经使电影生产打破了地域性,所以排片的影院很少能看到先天弱势的江苏本地生产的电影。资金聚拢方面,也可以先做发行,例如保利博纳,夺取国外大电影公司影片的分销权。2012年的政策也使得中国“巨无霸”电影集团获得了发行好莱坞大片的份额,而先天弱势的江苏电影业却无法获得一个公共竞争的机会。
第三,江苏对于电影创作人才也未有更吸引人的人才政策。
留不住人,原因跟政策有关,电影家协会主席及成员也流失,都在北京跑。资金是江苏的,但演员、制作人员都是外地的,领导也知悉,但也无法改变。领导从口头上是重视的,但有行内人士反思江苏对待电影的政策,同样的作品在别的省市能通过而在江苏通不过。与浙江比,江苏的财政收入也是非常高的,但浙江省对一个电影作品获得国家“五个一”工程奖能给予一比六的奖励,而江苏一比一都困难。陕西省的政策则是,如果一个片子获奖,或者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奖励三百万或五百万。
可见一个电影在哪个省市获得立项、由哪个省市出品,与奖励机制有关。江苏电影业目前不分民营和国有,普遍高端主创人才缺乏,这包括好剧本、好的制作班子。
江苏省文联所属的电影家协会是沟通、联络电影人的部门,也注重发现人才、推出人才。它虽然不是生产单位,但当下已经混搭的电影市场中,也可以搞三产。在价值观与导向上,电影家协会担责。如发现在导向性、示范性上不错的剧本,电影家协会就可以去操作。
与之相关的是审片方对民营电影人士的不放心,担心他们水准太低。电影局每次审片都很困惑,说门槛低了,垃圾片也就多了;但懂行的人就说,得有量才能有质。如果都封杀了,量没有,质也找不到。要先繁荣。
政府电影主管部门管理的思维方式,并不能真正领会文化产业及软实力的意义。骨子里并未认为文化应在重要地位,经济仍是首要。好的剧本如及时更新的对当代矛盾焦点的分析、评判便不能出现,对编剧者也未能给予重视。
对国家、地方“软实力”的认识还体现在对娱乐业假定性的深刻认识上。现实与娱乐要分开,电影是一种娱乐工业,不是现实,因此电影审查不应有太多的禁忌。
第四,民营公司的许多负责人也有剧本创意策划不够有竞争性的缺点。
目前我们看到的江苏本土生产的大量的片子拍出来不好看,这首先在于剧本故事的不够精彩。为什么不先把剧本搞好再拍?这就是江苏后计划体制以来的电影业处在初级阶段的特点。同时,报怨审查不通过也是令人生疑的,是自己没本事做好。可见,计划经济年代有素养的电影人知道拍什么,现在民营却不知道怎么拍,只是盲目想做电影这个生意。
有些江苏的民营公司急功近利,不明白像华谊兄弟这样的大型民营公司崛起的经验在于:营利的不二法门就是拍好电影,认真干电影就是电影公司的本业,别无其他。很明显目前投入到电影市场的热钱虽然数量惊人,但大多数都是非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企业,事实上业内真正专业的企业,都在不约而同地实行策略式投资。
第五,江苏比较缺乏整合各分散经营的小公司的文化环境。浙江经济就是私营特征,而江苏人更倡导集体致富,所以是小康社会。江苏合伙人少,不像浙商一样具有敢冒风险的文化特征。浙江省有商会,大家发展,都是合伙制。但是江苏很多民营电影公司不会进行成熟的资本运作和内部重组。
江苏电视为何能在当前中国的电视行业中处于前列呢?在于电视没有实行制播分离,江苏广电集团比起南京电影制片厂在全国电影业中的位置来,在全国的电视业具有较好的基础。
苏商也曾表达要宣传自己,展示江苏的软实力,但也只是流于呐喊,并未找到电影去为之代言。这就是双方的相互牵制,即电影不发达,商人、政府也想不到借这种媒介发言。
江苏目前并不具有适合电影企业创业的良好环境。制度的建立就是指一个公平公正的创业环境。因为民营经济要提高它的利润,要给创业者政治地位,要提高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是要提高创业者本身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是要让他获得合理合法的利润。创业中间的障碍实际上很多,包括企业金融障碍、办事政府不接待、社会趋势、还有仇富心理,这些都是创业的弊端。政府还是比较重视这个问题的。但是,江苏的省会城市南京,一直都不是一个创业的地方。
从中国城市或者世界上其他城市来看说,创业型的城市大部分移民比较多。交流比较多。新兴的移民城市大部分是创业城市。有的不是这种城市的,它也是有很多移民混杂在里面。如果是一个当地构成,主要是由某一个地域构成,这种地方创业都比较不好。国有经济比例比较高的,创业不好;政治氛围太浓的,创业不好。
在江苏省对本省人提出的希望中,用“创新,创优,创业”来激励自身。江苏电影业的繁荣也需要江苏好儿女更好地发挥这样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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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音乐的多样性发展依靠自身的规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人们对精神层面的要求也日渐提升,因此对于当代的流行音乐要求也越来越高。此时流行音乐在时下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创作者为了满足社会的发展需求以及人们的需求,他们在创作中不断创新,在创作过程中给音乐加入一些特殊的元素,比如增加中国的传统艺术的音乐元素以及国外的古典风音乐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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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音乐,创作,应用,作品,流行,民族
民族音乐元素在流行音乐作品创作中的应用
近年来,港台流行音乐成为时下最受欢迎的音乐,对我国当代的流行音乐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然而在这种冲击下,我国的流行音乐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这归因于我国的民族音乐。在流行乐创作过程中融入民族音乐元素可让流行乐更为饱满,音乐制作人可以从不同的方面以及不同的喜好,在创作上大胆的进行创新,大部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因此推动了流行乐与民族音乐的融合,对当代我国的流行音乐的发展起促进作用。
所谓流行音乐是指那些结构短小、内容通俗、情感真挚、形式多样且被广大群众所喜爱并被广泛传唱,阶段性流行甚至传唱至后世的歌曲[1]。这些歌曲和乐曲存在于大众生活中,其并不是固定的一种歌唱形式,其中很多不同形式的音乐也在相当程度上被公众所认可。我国流行音乐创作具有我国的民族色彩,中国民族风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反映了流行音乐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汲取,同时体现了我国流行音乐的发展趋势。流行音乐是随着现代电子科技的推动而发展起来的,而传播媒介则为流行音乐的发展和传播提供了一定的技术条件,因此可以说音乐的流行在于音乐推广的效果和范围,以及相应的传播手段。同时也可以把流行音乐当作一种音乐行为,其发展空间大且没有固定的限制。
流行音乐的多样性发展依靠自身的规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人们对精神层面的要求也日渐提升,因此对于当代的流行音乐要求也越来越高。此时流行音乐在时下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创作者为了满足社会的发展需求以及人们的需求,他们在创作中不断创新,在创作过程中给音乐加入一些特殊的元素,比如增加中国的传统艺术的音乐元素以及国外的古典风音乐元素。在这个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流行音乐创作中含有的民族音乐元素也逐渐增多,这有利于民族音乐元素在流行乐创作中发挥有效的作用用,从而促进我国的流行音乐引领时代潮流。
(一)民族乐器元素的应用:
我国民族乐器的历史悠久,种类繁多。从古时候的编磬、编钟古筝等乐器到现在琵琶、二胡、箫等,这些乐器不但有各自的独特之处且还有着丰富的表现力,所以现代很多流行音乐创作者运用民族乐器特色和表现力进行创作,使流行音乐更具有个性和吸引力。另外我国的流行音乐也受到相当一部分的欧洲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的影响,在演奏乐器上常常参照运用西方乐器,这充分说明我国的流行音乐也在紧跟时代的步伐。在融合时代潮流的基础上,我国流行音乐的创作方面运用了我国民族乐器。
(二)民族歌曲元素的应用:
流行音乐融合民族音乐元素还有一种相对简单的方式,对传统的民歌、民谣进行翻唱,以流行音乐的形式将民族歌曲进行演唱。另外宋祖英的《又唱浏阳河》中,创作者从原有的民族歌曲作品中搜寻创作和演唱的灵感,同时宋祖英的唱功和音色让这首歌更进一步的展现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后来也被广大听众传唱。韩红演唱的《北京的金山上》也用流行音乐的方式对民族音乐作品进行翻唱,韩红用自己独特的嗓音以及在曲风上也有一定的改编。除了以上例举的以外还有很多民族声乐的再创造,这些再创造同时也给流行音乐带来了新鲜感,既满足了大众对流行乐的热爱又对民歌文化进行了沉淀。
(三)民族戏曲元素的应用:
在古时候,大多数歌曲都是通过戏曲的形式进行演唱的。由于我国的民族比较多,在不同的地区存在不同的民族,拥有属于自己独特的音乐,同时也包括不同的剧中。流行音乐是一种大众化的音乐,具有一定的实验性,应用戏剧曲艺的方式可以实现对流行音乐的创新。
例如流行音乐歌手陶?演唱的《苏三说》中用R&B说唱的方式演唱“苏三离开了洪桐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言心内惨,过往的君子听我言…”该作品吸收了民族戏剧的音乐表现形式,是采用戏曲的唱调融合流行乐中,该种唱法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视觉和听觉感受。还有另外一组优秀创作乐团,信乐团的《北京一夜》中也巧妙的运用了摇滚与京剧唱腔相结合的形式,另类的演示了“国粹”的独特魅力[4]。由此可见,当代流行音乐在戏曲的应用上,作品的民俗性凸显的更强,也显示了民族音乐元素的多样化。
(四)民族歌舞元素的应用:
我国的民族音乐元素主要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元素,由于我国的少数民族无论在劳动中或者是娱乐活动中,始终都会伴随着歌舞进行。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庆祝节日的过程中,通常是把少数民族音乐与舞蹈有机结合。例如我国羌族的尔马俄足节、回族的花儿节、白族的火把节以及侗族的采桑节对歌等。例如我国流行音乐《套马杆》,在歌唱的同时必须要与舞蹈相结合,该歌曲的意境才能够完美的表达出来。
再如我国曾经流行的《九百九十九朵玫瑰》,就在创作过程中应用了舞曲中的琵琶曲音调,跟着歌声音调踏着欢快的舞步欢跳,在流行音乐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歌舞是一种比较完美的特征,同时也提高了我国音乐审美意义。这些不同的民族音乐元素在流行音乐中的运用,为我国流行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实现了二者之间的结合,发挥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流行音乐之所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主要是因为其在音乐内容、旋律以及风格等方面让人更易接受,由于流行音乐是我国民族音乐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音乐也通俗易懂,在一定程度上让人们产生共鸣,同时也符合人们对音乐的审美标准。流行音乐作品的创作融合了以上相关的民族音乐元素,可以有效地提高民族流行音乐的水平,另外可以增加流行音乐作品创作素材,进一步促进我国流行音乐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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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材料绘画,是用于界定现代绘画中那些非传统材料的绘画作品的。比如画面上粘贴报纸、麻袋、金属,然后再用颜料作画的,还有一些绘画技术和装置技术结合但是偏静态绘画的,不一而足,难以一概而论。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综合材料在当代陶瓷艺术创作中的应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21世纪是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各个学科互相渗透从而衍生出新的“学科”与空间,在这个衍生的空间里,我们可以发展新的事物与产品。这些就是时代发展的特征,它们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式。
在这个社会中,所有的事物已经不再单一,它们都是各种各样的东西组合而成。比如说,水果的嫁接,现在很多水果产品都是通过不同的植物进行嫁接而成;将人们日常生活的产品与电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各种各样的电器产品,如电被褥、电饭煲。学科的结合也很常见,心理学与消费学结合起来就是消费心理学,心理学与色彩学的结合被称为色彩心理学,最为常见的一种综合产品当属计算机,计算机本身就是由各个学科知识综合出来的产品。
由此可见,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综合性,同样,艺术的发展也需要综合性。常言道:“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创造。”而我们的创造,其实就是材料的综合,它可以判断一个整体构成因素的比例,最大程度发挥有效构成因素的作用。想要产生一个新的事物,一个新的产品,最好的方式就是将构成材料进行很好的综合,这是最有效的办法,同时也是人类智慧的表现。
(1)陶瓷材料应用各个材料的必然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科技革命的改革,陶瓷艺术也跟着不断发展,与传统的技术相比,现在的陶瓷技术已经可以很好地突破空间与地域的限制,开始朝向多元化发展。传统的陶瓷艺术使用的材料比较单一,只有泥土一种材料,而现在的陶艺家们选择原材料的种类开始逐渐增多,他们不单单采用泥土这种单一的材料,开始发掘其他材料与陶瓷组合,比如说,金、木、石、铜、钢、铁、银等,这种组合材料制作的陶瓷具备更好的表现力。每一种材料在陶瓷艺术中所起的作用都不相同,陶艺家们能够认识到各个材料的作用并将其添加到陶瓷艺术中,足以说明他们开始认识到各种材料在陶艺中的重要性,了解想要转换陶瓷的形象还可以通过改变材料进行。陶艺家们这种想法的转变大大激发了其审美的心理,同时还体现了工业文明的发展,为综合材料与陶瓷艺术结合起来提供充分的条件。
(2)在创作过程中综合材料的突破。
材料,对于一个陶艺家来说就是制作一个产品的基本因素,它承接陶艺家的意念。陶瓷产品在制作过程中加入了陶艺家的意念。因此,陶瓷产品的原材料不论是人工的还是天然的,都已经失去了其自身的意义,所成型的陶瓷产品已经具备新的意义。美国有一位大师,他的一生都奉献给艺术的创新,他放弃了单纯使用一种材料的方法,将多种材料结合起来,或刷,或贴,或拼,或印,从而创造出不同于其他人的艺术作品,他的每一个作品都具备独特的风格,他就是美国知名艺术大师劳森伯格。艺术的创造,可以从改变材料做起。以前,人们认为陶瓷原材料只有一种,那就是泥土。
因此,无论陶艺家们如何改进陶瓷技术都无法更进一步。现在,陶艺家们意识到,陶瓷制作改进不应该只从技术上更新,还可以创新陶瓷材料,认识到这一点之后,陶艺家们开始注重材料的运用,他们不再单一地使用泥土,开始在泥土中加入塑料、石材、金属、木材、玻璃、水泥、纤维等,将这些材料综合运用起来,从而为整个陶瓷市场带来一个新的面貌。以前,陶艺家们不重视的黄泥巴、三合土、匣钵土也可以广泛用于陶瓷制作中,并逐渐成为制作陶瓷的好材料。综合材料的出现,为陶瓷创作带来了一个全新的面貌。
(3)综合材料在当代陶瓷艺术创作中的具体应用。
综合材料,顾名思义就是将各个不同语言的材料综合起来。因此,不同的综合材料都具备其自身特有的肌理、色彩、质感。材料的不同组合方法决定了最终形成的陶瓷产品具备不同的视觉效应。因此,我们在制作陶瓷产品过程中可以寻找不同的综合材料,使综合材料可以和现代陶瓷艺术创作有机地融合到一起。艺术品的构成元素不应该单一,我们可以在其中加入坚硬的铁元素,温暖的木质元素,透明的玻璃元素,哪怕我们仅仅加入木质元素这一种,木质品种的不同,所构成的艺术品也不相同。然而,在陶瓷艺术创作过程中加入综合材料并不是说可以任意添加材料,我们选择材料的时候一定注意其中的关联性。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陶瓷产品中加入木质品,但是此结合过程不可以随机选择,为了更好地体现二者的对比性,我们可以将木质品通过合适手法加工后再融合到陶瓷品中。不同的综合材料,加入到陶瓷创作中的效果也不相同。因此,在陶瓷创作中加入综合材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传统创作中的局限性,扩大陶艺家的思维,丰富陶艺家的想象力,从而创作出具备不同特征的产品。当然,陶艺家们在创作过程中并不是盲目地去选择材料,他们对综合材料的运用具有一定的特征。具体运用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天然材质的运用。各种不同的物质组成了我们生活的世界,因此我们的世界是一个物质的世界,这里的物质很明显是天然形成的。天然岩石经过风沙侵蚀以及地壳运动之后在自身内部结构不变的同时,外形部分有所变化。经过长时间的风沙洗礼,它们会形成更适应自然的特征。如何使这种天然材料与陶瓷艺术创作结合起来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天然材料经过环境琢磨已经具备一定意义,在与陶瓷品结合时需要从不同的肌理、质感、色泽中找到切合点。在选择材料的时候需要找到其关联性,比如说木质的选择,木质与陶瓷结合的时候可以进行一定的雕琢,表现出木质肌理与陶瓷质感的对比性,从而让作品具备更强的深度。
第二,人工材质的运用。在天然材质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一定的加工,从而生产出另一种不同的物质就是人工材质,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一定技术从矿石中提炼出金属,对提炼出的金属进行一定的化学、物理加工,或者是对其施加复合材料,从而使其具备双重性质。所形成的物质有其天然的一面,也有人工的一面,正因如此,人们才能更好地发挥想象力,从中感悟到自然与现实的双重力量。总而言之,如何在陶瓷创作中加入综合材料源于陶艺家的构思,不同的构思,不同的材质,不同的工艺,最终形成的陶瓷产品也将大不相同,在陶瓷创作中,综合材料的应用有着不容小觑的作用。
在陶艺创作中加入综合材料已经是大势所趋,虽然每个陶艺作品对于综合材料的运用手法都大不相同,但是这并不能阻止综合材料与陶瓷艺术的融合,通过研究综合材料在当代陶瓷艺术创作中的应用,使陶艺家们可以在未知的领域积极探索,寻找更好的方式方法,打造更完美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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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指创造文学艺术作品,也可作文艺作品。创作是我们造型综合能力与艺术创造能力的集中体现。在学习创作的过程中,能够同时满足我们对于求知和创造的快感需求。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具体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每个艺术家都具有创造能力,可为什么在美术创作中能够坚持原创性的却是少数,综合具有原创性表现特色的艺术家的经验及我个人的浅见,我认为要实现在美术创作中坚持原创性,需注意以下几点:
美术创作者在进行创作实践时,思路要清晰、透彻、单纯,专注于自己的内心世界,心无旁骛地探索发自内心的感受想法。一个不能在思想上集中专注的艺术家,不仅无法感受美术实践中的一些细节以及一些微妙的变化与细腻体验,更很难确认稍纵即逝的原创性语言的特征和意义。要想在创作中有所突破,就不能把复杂的思想观念带入美术创作中,要做到“外要离相,内不动心”,这样才能在构思上深刻化,表达方式上完美化。[1]运用一切可能性来开创自己的表现方法,探索各种形式语言和媒介材料,以寻求独特的创意构思,美术创作应该在没有任何复杂思想观念影响下的一种个体精神畅游和飞翔,随心所欲,自由地发挥个人的想像力和创造力,才能展现出创作者最大的创造潜力。
我们往往会发现,很多中国艺术家会不自觉地流露出与古代人相似的思维方式,或受西方绘画的影响产生一种思维定势状态。其实,有很多艺术家并不满意自己的创作态度,只是因为他们不敢打破常规,缺乏大胆的探索精神来打破现有的思维模式,因而在艺术创作中依然停滞不前。正是因为这种保守思想阻碍了他们在艺术创作中的前进道路。袁运生的作品《泼水节》,在当时来看,被一些人说成是有碍社会风气,受到很多不公对待。这幅作品着重描绘了傣族人民泼水节的狂欢盛景,揭示了人民热爱生命、追求自由、向往幸福的美好愿望。在傣族的民族风俗中,相互泼水是为了洗刷被恶魔毒汁污染了的身体,同时也是相互致幸福的意思。
《泼水节》在后来得到了各方的好评。其中,日本驻波大学教授、著名的美术评论家桑原住雄先生,谈到《泼水节》中出现裸体这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在装饰空间的壁画中出现裸女形象,从中国的当时来看,完全是破格的事物,这也可以看作是中国美术的新尝试。这就是作者敢于打破常规,挑战新事物的结果。[2]袁运生画家和他具有一样品质的画家都具有一种无法使自己的创作停留在符合社会一般大众的审美上,总是要走在社会与时代的前面,按照自己内在的需要来探索新的表达方法。也正是因为这样,就注定了这些艺术家要承受先行者的孤独。但也正是由于具有这一精神品格,才使得他们成为伟大的艺术家。因此我们在创作中要敢于打破常规,尝试新事物。
一种创意的产生是非常不易的,艺术家有时就是因为这一独特的创意而留名艺术史。而后来者再重复使用这一创意构思时就不能再体现这种表达方式原有的意义了。很多看来具有“独特创意”的构思,其实不是他们自己的创作,而是借鉴了已有的艺术现象后创作出来的样式。在装置艺术中出现了杜尚的《小便池》、单伯格的《上帝》的作品之后,各种概念想法和表达手段都出现在艺术家的作品中,可是,我们发现重复这一创作理念,就失去了装置艺术的原创性,这样的作品也就不能再次打动人们。
好的作品必须是由深刻动人的创意思想出发的,在美术创作中,只要能给自己留下独立思考的空间,想像力就会发挥积极的作用。我们在创作构思中就不会局限于所看到的某些具体的事物形象,而是会不自觉地加入自己的精神活动。当感觉想像力匮乏时,不妨看一些儿童绘画、民间艺术等,通过各种渠道来刺激和激发我们的思维,拓展想像的空间。如果我们的美术创作中,以个人的想像为出发点,在创作理念上进行创新,就可以超越对所表达对象在形象和结构上所谓的合理化思维障碍,反而突出了作品的审美价值。
当艺术家在进行创作实践时,处于一种四平八稳、不痛不痒的状态时,不如干脆尝试改变表现方法,突破这种自我重复的僵局,尝试新方式进行创作。毕加索在16岁时就有非常好的绘画基本功,可以画出很棒的写实绘画,可他并没有固守这一传统的表达方式,而是创立了立体主义绘画,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因此要想创造出好的作品,就要打破原有的表现方法,去尝试新的表现方法。
一个艺术家在创作中无法取得突破,或许是由于表现形式的平庸和想像力的不足,也可能是在选择题材和体裁上没有自己独特的判断。当陈丹青以油画《西藏组画》蜚声海内外后,以西藏题材为创作在当时很热门,但是当已经有人选择了这一题材进行创作并且创作了一些成功并有影响力的作品时,再去涉足这一题材的,无非就是对于这已有的艺术现象进行重复。这种盲目的跟风行为只能使美术创作陷入平庸的状态。在创作中,如果能真正找到一种能够让自己有感而发的表现题材,这对于美术家确立个人的原创性美术作品面貌是至关重要的。
并非所有的原创性作品都是优秀的、有意义的。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全面的艺术修养对美术创作中原创性的表现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有人可能会问,既然如此强调原创性的重要性,那么是否可以在创作中“胡来”呢?在美术创作中,别出心裁固然重要,但是所选定的某种表达方式还要符合人性的基本要求。这种表达方式还是要体现出它在艺术修养和文化底蕴层面上具有积极的意义。[3]不然,虽然创造出了某种不同于任何人的表现形式,但是没有发挥出这一表达方式的有效性,就是由于创造者自身缺乏艺术修养,缺乏文化知识的延伸,就会被称为是“胡来”或不成熟的创作。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在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谈起了对艺术作品主题性的看法。刘大为认为:当前,很多艺术家已感到美术作品的内涵不足,希望多创作一些有影响、有思想含量的重大题材作品。这就要求艺术家在美术创作中要坚持原创性,必须系统了解时代历史背景,具备创作需要的相应的全面素养。例如,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为纪念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而创作的油画作品《自由领导人民》,该画作在1831年的巴黎沙龙会展上第一次正式对外进行展览,于1874年被卢浮宫博物馆收藏。德拉克洛瓦是浪漫主义最伟大的画家,左拉誉他为“浪漫主义的雄狮”,安格尔称之为“艺坛上的魔鬼”,而新印象主义者称他为色彩新纪元的开创者。
《自由领导人民》标志着德拉克洛瓦艺术的成熟,这幅画作描绘的是1830年7月22日,巴黎的市民、手工业者、学生发动起义,为了粉碎查理十四恢复波旁王朝的统治,最终取得了胜利。画面正中塑造了一位自由女神的形象,她一手高举三色旗,一手紧握武器英勇地向前,在这里突出地体现了浪漫主义的特征。这是一幅具有重大题材的优秀的原创性美术作品。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这样优秀的作品,如法国画家席里柯的《梅杜萨之筏》、唐代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等。
通过前文的研究,笔者认为一幅优秀上好的美术作品的原创性在美术创作中起决定性的因素。在创新型的社会中,美术在当代文化发展中不仅体现出它所具有的教育和审美作用,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直观地展现了最为可贵的创造精神,是一个国家和社会能否站在时代发展的前沿,引领潮流的关键所在。希望通过此文的浅析,能够引起广大美术创作者在创作实践中对原创性问题的重视与思考,突显出自己大胆的创作精神和活力,展现出自己的原创面貌,从而提高美术创作的质量,繁荣创作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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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音乐主要是音乐创作和制作过程中对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它不是一种独立的音乐体裁或风格。然而,正是由于计算机的应用,它不仅改变了音乐创作的技术手段,同时也因技术手段的改变而改变了创作方式,并因而产生了与以往传统的音乐创作方式很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创作观念和音乐手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计算机音乐创作的作曲方式探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计算机音乐创作是一种新型的创作方式,改变了传统的作曲方式。在计算机音乐创作中,有两种不同的创作方式,第一种是计算机作为工具,模仿或者是创作传统的印象特性和音乐形式,影视配乐和流行音乐基本上都是采用的这种方式。还有一种是使用计算机突破原来的歌曲创作方式,寻找全新的音乐表现形式、音响效果、音色设计。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计算机在音乐创作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计算机音乐创作已经成为了一种音乐风格。计算机不仅改变了音乐技术手段,也改变了创作方式,丰富了计算机音乐创作的形式,提高了创作的范围。计算机音乐创作对于突破现有的音乐风格具有明显的优势,这也是计算机创作研究的重点。
在传统的音乐创作中,主要是作曲家使用乐谱编码音乐信息,演唱家和演奏家按照作曲家的编码进行解码,这就是还原演奏真实的效果。在这个过程中,乐谱的过程非常重要,因为乐谱并不能完整地记录整个过程,所以作曲家的编码有可能会出现差距,演唱家和演奏家在进行解码的过程中就会加入很多创新因素或者是理解上的因素,造成了实际的歌曲和作曲家展示出来的并不相同。
使用计算机创作音乐则没有这些差异,首先计算机能够让作曲家的编码过程更加简便,能够真实详细地记录作曲家的信息。同时,计算机还降低了演唱家和演奏家的解码难度,这个过程的转换都由计算机来完成。作曲家只需要在琴键上完成常规的演奏,这些演奏信息就能够在计算机上进行自动编码,这也是数字编码的真正内涵。计算机能够实现自动解码,这个过程中就是数字信号转向了模拟信号。在进行计算机作曲的时候,作曲家要将构思、创作和演奏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能够对音响效果进行及时处理,能够有质量地安排最好的成品。
计算机接收到了作曲家的信号之后,能够及时地将信息转化成为声音信号,作曲家就可以通过耳机或者是音箱进行歌曲的感知。计算机会将这些声音信号呈现在音序器软件界面中,显示和音响一致的多种图形,有MIDI事件表、多轨图形、乐谱、声音频语、时间码以及其他的指标,这些会让作曲变成一种动态的过程,多个界面能够单独或者是同时显示各个参数,实现了视觉和听觉上的结合。作曲家可以直接看见无形的音乐,同时对曲子进行编制,通过合并、复制、剪切、删除、复制等工作,实现了和文字处理一样的功能,不需要像传统作曲一样凭借着记忆预想声音,而是在视觉和听觉的体验中完成作曲。
(一)拼格组合音乐图形
作曲家在传统的作曲过程中大多是枯燥的,为了创作一首音乐歌曲需要写出成千上万的音符,不满意的音符还要不断调整修改。很多作曲家在枯燥和繁重的工作中失去了创作的灵感,也失去了创作的兴趣。相对而言,计算机创作歌曲则是转变了了声音繁重枯燥的工作,作曲家只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将自己的灵感及时记录在计算机中,就能够得到一定的音乐效果。作曲家可以根据音箱或者是耳机展示出来的效果进行修改,在调整中提高作曲的效果。在演奏结束之后,作曲家还能够随意地编制音乐,进行重组和删除,改变原来的播放模式,实现音乐的移位、调转、变形、倒影、缩短、拉长等,给一首音乐选择很多的音色,让乐器演奏出来不同的曲调,让单调的音乐变得更加有意义。这个在计算机上的编辑过程就像是拼图游戏一般生动有趣,作曲家的灵感层出不穷,作品的质量不断提高。
(二)立体化安排线性思维
观众在听音乐的过程中,一般都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欣赏音乐,在脑海中呈现了线性的思维模式。计算机作曲就打乱了这种欣赏模式,可以使用拼图的方法进行音乐片段的拼接,打乱现有的顺序,使用立体化的顺序展示。计算机实现了立体化的线性思维,可以在图形拼接中完成作曲,打破了时间的装置。作曲家在计算机软件上对看不见的音乐片段进行切换重组,将顺序性的顺序打乱之后立体安排,提高音乐的立体感。
(三)扩展了素材的可能性
传统作曲一般都是将表现力、音域、音色作为主要是的创作方式,这是书面创作和口头创作的方式。计算机进行歌曲的创作则是打破了这种创作模式,可以模仿常规的乐器音色,使用非乐器的声音素材作为创作的灵感,创作和发明创作的音色。作曲者可以在大自然中进行声音的采集工作,可以是动物的鸣叫和吼叫声,也可以是风声、流水声、海涛声音甚至是工业上的嘈杂声等,这些都是内容丰富的素材。使用计算机合成器能够将各种各样的声音素材收集起来,然后将各种仿真音色制作成为失真音色,打破了时间和范围的限制。只要是作曲家能够想到的音乐,都可以使用合成器创作出来。作曲者还可以使用广播电视、VCD、CD等的音乐拼接起来,形成自己的音乐素材。作曲者通过实际的模拟之后,能够找到最想要的声音效果,打破了传统的歌曲创作模式,提高了音乐的无限性。
在歌曲创作中,计算机音乐创作是重要的组成,并且占据着更加重要的地位。计算机打破了原有的创作模式,提高了音乐的可塑性和无限性,让音乐的创作更加灵活,是重要的创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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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冼星海的抒情歌曲中,常常以革命群众或生活中的普通人为创作对象,他是继聂耳之后又一个注重音乐形象刻画的作曲家。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冼星海的音乐既能充满深刻的表现力,又可以使得深刻性与易解性达到融合。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冼星海抒情独唱歌曲创作探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要:抒情独唱歌曲是作曲家们经常涉足的一个创作体裁,由于其篇幅的相对短小,风格的抒情悠扬,受到人们的特别爱戴。在冼星海的众多创作体裁当中,抒情独唱歌曲占了一小部分数量,但是这一部分歌曲的传唱率颇高。这些抒情独唱歌曲浓缩了冼星海的创作精髓,具有很高的音乐审美价值。它们体现了冼星海在音乐艺术创作上的形象化、乡土化、雄壮美、细腻化。在抗日战争时期创作的这些歌曲,特别富于爱国主义情怀,受到较高的赞誉。本文试图对冼星海这一时期产生的抒情独唱歌曲进行探析,希望更全面地解读冼星海的声乐作品。
关键词:抒情歌曲;形象化;乡土化;雄壮美;细腻化;职称论文
论文正文:
冼星海抒情独唱歌曲创作探析
冼星海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为数不多的创作体裁广泛、作品成果丰富的作曲家之一,他的作品至今仍是我国音乐的民族瑰宝,被人们广泛流传。解放后至今,文艺界对冼星海及其作品的研究产生了一次又一次的热潮,理论成果非常丰富,提升了人们对这位伟大作曲家的认识高度,树立了他在我国音乐界崇高、不可动摇之地位。
冼星海抒情独唱歌曲的创作大多数在他从回国之后,至前苏联之前的这个阶段。虽然在数量上不多,但它们在冼星海创作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抒情独唱歌曲是一种声乐体裁,类似于普通的艺术独唱歌曲,篇幅短小,结构凝练。和普通独唱歌曲不同的是,它们贴近现实生活,反应时代强音,更讲究情感的宣泄,情绪的表达,旋律更为悠扬,曲调朗朗上口。冼星海的抒情独唱歌曲大致分成两类,一类是纯抒情性的艺术歌曲,如《夜半歌声》、《热血》、《江南三月》等;一类是富有战力的反抗外敌侵略的革命歌曲,如《黄河大合唱》中的《黄河颂》、《黄河怨》等。他所创作的抒情独唱歌曲一般有以下四个特征:形象化、乡土化、雄壮美、细腻化。
在冼星海的抒情歌曲中,常常以革命群众或生活中的普通人为创作对象,他是继聂耳之后又一个注重音乐形象刻画的作曲家。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冼星海的音乐既能充满深刻的表现力,又可以使得深刻性与易解性达到融合。作品常用鲜明、生动、通俗、易懂的音乐语言以及清晰、规整的构思来完成作曲家对形象化的追求。
在上文对歌曲《黄河颂》的分析中,笔者提到过,这首歌曲就是冼星海注重形象化创作的典型力作。冼星海在创作《黄河颂》旋律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困难,当时他曾对别人说:“《黄河颂》太难写了,我谱出了三个,但一个也不能令我满意。今天我又写了一整天的《黄河颂》,到现在还没有完成······我一定要创一种既有中国民族新风格特点,又能表现新的时代情感的颂歌旋律。······昆曲是有些旋律带点颂歌味道的,但不能表现出黄河的伟大战斗气概。”1现在看来,冼星海的踌躇是因为冼星海找不出能够刻画黄河形象的旋律,黄河既浩瀚又宛转,总的说来又很壮丽,集众多特点于一身着实给创作增添了难度。不过,最后在作曲家的努力下,一条既雄伟又刚强的旋律还是出现在他的笔下,黄河的体态和性格、精神,都在《黄河颂》的旋律中展现。
冼星海的形象化创作手法在对大自然美好风光的描绘时也表现得十分非常惟妙惟肖。如在《江南三月》中,三段歌词分别呈现了蝴蝶纷飞、柳叶长垂、油菜花开等自然环境的景象,作曲家在音乐上灵活的以附点节奏为素材,以平缓的旋律进行为形象刻画手法,描绘了这些自然景象灵动的气息,对初春之时万物苏醒、大地回春的环境做了精准的勾勒。再如《二月里来》,歌曲歌颂的是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努力生产、自给自足的生活景象,作曲家对于这样的画面也做了恰当的处理,旋律走向和节奏安排以及艺术处理都尽可能满足了人民积极的生活态度,以及对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我们在演唱这首歌曲之时,眼前仿佛呈现了一幅革命根据地的老百姓生产劳作的图画。
在冼星海的抒情独唱歌曲中,十分注重对民间音乐素材的使用,他可以根据不同作品内容和形式的要求加工改变民间音调,使之符合自己作品的艺术风格,创作了许多非常富于民族特点而又富于不同个性特色的歌曲。关于民族音乐形式,冼星海说到:“民族形式是反映某个民族历史、传统、生活、习俗的方式,是形成民族特有的风俗与气派的一种东西。”他还进一步指出:“重视民族形式问题还能提高一个民族的自信心,能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2因此,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提出“民族形式的被尊重,无疑是发扬民族的自尊心也就是一切艺术都不应该忽略的一点。”3正是这种指导思想,令冼星海的歌曲具有浓郁的民族气息和地方特色。
《二月里来》是冼星海创作于1939年的《生产大合唱》中的一首分节歌曲。这首歌曲具有浓郁的南方民间小调的色彩,采用了我国五声音阶创作,属于降A宫调式。歌曲的旋律舒展流畅、线条委婉,感情细腻而真挚,具有清新的民族风格。
谱例一
我们可以从上面的谱例看出,歌曲的结构短小,是由承上启下的四个乐句组成,一般的江南民歌也都是这种结构模式特征。旋律没有大的起伏和跳动,基本上在五度之内上下波动,也显示了南方民间音乐含蓄、内敛的性格。节奏上附点音符的使用增添了惬意之感,哼唱起来更有朗朗上口的轻松愉悦,而这首歌曲比较特殊之处在于句尾长音的停顿总用装饰音来修饰,巧妙而衔接自然。
不仅是《二月里来》这首短小的歌曲具有强烈的乡土特征,《黄水谣》这种长大的抒情歌曲中也蕴藏了强烈的民族气息。《黄水谣》由三个乐段组成,其中第一乐段,无论从调式调性还是转调手法上看,都彰显民间音乐风格及民间音乐创作手法。
谱例二
这首歌曲第一乐段建立在E宫调式上,但旋律的第一句却让人在调式上产生B徵的感觉,而从第二句开始,歌曲就慢慢地向E宫调式过渡,这种转调手法类似于民间移调,不用特定的和弦模式,通过音与音的自然衔接,不露痕迹地将音乐过渡到同宫系统的其他调式当中。旋律上的起伏比较大,这一点又与陕北地区民间音乐的地方特色相关,陕北民歌向来以高亢、率真见长,而笔者认为,《黄水谣》的这段旋律之所以采用起伏大跳的旋律手法,除了描绘黄河翻滚流淌的气势之外,也包含着陕北民间音乐的性格特征,歌曲中的乡土化特色展现的清晰明朗。
冼星海歌曲的乡土化特征,不单单体现在旋律的安排上,在节奏节拍的处理方面也体现着民族特色,有很多歌曲的节拍经过多次变化,如《黄河颂》从2/4到3/4,再到2/4,最后变成4/4,这种节拍变化类似于我国民间音乐灵活的板式变化,充满了浓郁的民间乡土感。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旋律还是节拍,“乡土化”特征在冼星海歌曲中的展现是多角度的。不难发现,冼星海十分擅长研究民间音乐的特征,并且能够巧妙地将民间音乐音调运用在自己的歌曲当中,这种做法体现了作曲家的民族精神,也用实际作品向人们展现了他对我国民族音乐的热爱和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三、雄壮美的音乐特征
冼星海在纪念他的老师法国伟大的作曲家保罗.杜卡的文章中曾这样写到:“这导师的最大贡献,除了雄厚的,富于伟大想象的作风,准确的表情,平衡而紧凑结实的曲体之外,他是被称为”近代音乐的‘力’,我现在写信来纪念他,正不知我国的音乐界,几时才能把一点这个‘力’移植到我们祖国奄奄的乐魂里。”4通过冼星海的文字,我们能够深切体会到冼星海在音乐上的审美追求——力量,他对这种雄壮美的喜爱是与他所处的时代以及他本人人格中的雄壮美、崇高美紧密相连的。
冼星海的抒情歌曲中常常彰显伟大的气魄,雄亮、宏伟、充满气势的音乐风格在冼星海作品中颇为常见。他当时所处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急需有能够鼓舞人心的音乐作品出现,于是他便创作了一些关于抗敌的革命歌曲,如《太行山上》就是这样的作品。他认为:“只有民族性的壮气,才能启发整个民族的兴奋。歌声越是激昂悲壮,民族的前途就可以肯定是越来越有光明。”
通过观察,笔者发现“雄壮美”这一艺术特征主要通过一下几种创作手法来完成。
1、大跳音程构成的起伏性旋律。
在《黄河颂》中,一句旋律从d1进行到f2,一个十度的跨越立即彰显大气凛然的气魄。而后,旋律经过几个来回又恢复到e1,形成此起彼伏之感,浑然有力。谱例三:
2、由密集逐渐变为宽广的节奏
让我们看看《黄河怨》的例子,谱例六这一句的节奏先以6/8拍宣叙的特征密集地涌出,之后的3/4拍突然放缓,增强了顿挫及力度感,由快到慢、由密到缓,使听众感到了一种蓄势待发的力量,为之后的爆发作了铺垫······最后,“血”字上拖腔的使用,打破了一字一音的平稳感,扩大律动,直到“债”字6拍的出现,节奏放到了最宽限,大气之感又展现得酣畅淋漓。
谱例四
3、赋予力量感的长时值尾音
与其他作曲家的创作特征不同,在演唱冼星海的抒情歌曲中,尾音的时值经常偏长,并需要演唱者赋予强大的气息及力量,这类音符往往象征必胜的信念以及永不服输的精神,一股雄壮的气势直冲而上。尤其在歌曲的结尾,这种长音频繁出现,并且在一个较高的音区展现,形成慷慨激昂的高潮。
冼星海这种“雄壮”的创作风格不仅由于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冼星海人生经历的坎坷与磨难也造就了他的意志,使他的人格气质中蕴藏着一种永不屈服的斗争力量。冼星海的学生李凌在回忆中谈到:“对于打击,星海是永远也不愿低头······星海对于温柔,或者说消极的哀怨、忧郁,好像没有缘份一样。”他的朋友马思聪对他的印象是:“星海什么都不怕,他是连学不好也不怕的······他的纪事是一连串的苦斗······他有气魄,有粗野的力,有诚恳的真情。”5的确,冼星海的作品除了体现宏伟磅礴的气势和势不可挡的战斗精神之外,也仿佛在教育人们对待困难要有不服输的拼搏精神,当挫折摆在眼前的时候,不是一味的哀怨,而是要从这种悲痛中挺起来,要从痛苦中获得重生的力量。在冼星海的歌曲中,我们很少能听见哀怨的小情调,那不属于他对人生的理解和认识,虽然我们能够找到这样痛苦哭诉的音乐段落,但跟随着的往往都是痛苦中的觉醒,音乐在叹息之后总是呈现大段有力量的旋律,鼓励人们重新崛起。从人生观到社会价值观,冼星海都秉承着一股坚忍不拔的力量之美,在他的歌曲中,永远是压不倒、战不败的雄壮之胸怀。
四、细腻化的音乐特征
所谓的细腻化表现手法在音乐学术界中没有明确的定义,笔者认为,细腻化的表现最显著的特征是用简练的创作手段勾勒细致的艺术情感。在中外史上具有细腻风格的抒情歌曲曲库中,大多采用的艺术手段都不是夸张、复杂的,朴实、含蓄的旋律、节奏和装饰展现的艺术气质才最涌入人们的内心深处。冼星海的歌曲《夜半歌声》就运用了这种表现手法,这首歌曲处处让人觉得细腻、委婉,耐人寻味。比如说在描写夜半情景的时候,歌词中写到“风凄凄,雨淋淋,花乱落,叶飘零······”每三个字的旋律都表面听起来感觉在同一音高上,这种做法恰到好处的勾勒了阴冷、潮湿、凄凉的夜晚,而我们仔细观察谱例,会发现旋律并不是单一的在同一音高上反复出现,而是有向下二度的游离(如“雨淋淋,花乱落”),这就是细腻的表现,正因为有这种小幅度的旋律运动,人性化的味道才流露出来。 歌曲《黄河之恋》是电影《夜半歌声》的插曲,它被当作一首抗日救亡的歌曲在当时轰动了全国。救亡歌曲一般具有战斗精神,旋律果断、刚烈,进行曲式的风格融入其中。这首歌曲的引子很有特点,是主人公向母亲陈述的一句话,这句旋律有宣叙调的叙述特征,而结尾的四个字又带出了悲壮的情感,旋律转换成长线条的音调组合。
谱例五
从宣叙转咏叹,细腻的情感不经意间流出,旋律在五度音程之间起伏徘徊,既包含着无奈的情绪又预示着反抗。由于歌曲后半部分激烈斗争的音乐风格,对比之下这一句引子更显精致,韵味十足。
从多处细腻化的表现手法上看,冼星海不失为既拥有博大气度,又拥有细腻情怀的作曲家,他对自己作品的创作态度,永远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
冼星海的声乐作品在当时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在抗日救亡情绪日益高涨的那个时代,冼星海的歌曲就像人们的精神支柱,只要唱起那些激动人心、鼓舞斗志的歌曲,就能找到希望的曙光,就能看到抗战胜利的光明。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冼星海的抒情独唱曲都有较高的音乐艺术价值,这些歌曲在形象化、乡土化、雄壮美、细腻化等多个层面都有突出的表现,难能可贵的是,这些特征经常会结合在一起,我们通常可以在一首作品中品味到多种感觉,这也是一般抒情歌曲所难以达到的意境;历史地位上,由于冼星海的歌曲民族化、普遍化、世界化的音乐风格,得到了国内乃至国外的一致认可,形成了不可动摇的一面音乐史上具有英雄般气质的伟大旗帜。到了21世纪的今天,冼星海的这些歌曲依然唱响在各种舞台,经典的意义在于,可以沿着历史的河流延续到未来。
冼星海不见得是我国音乐史上创作抒情歌曲数量最多的作曲家,但他的这些作品绝对在价值上有突出的意义,在歌曲中,抒发的是大情、大爱,而不是小情绪、小资调。大而不空,则表现在作曲家对每一乐句的仔细酝酿。正是由于本人博大的爱国主义胸怀,造就了抒情歌曲同样具有的爱国主义艺术曲风。笔者深信,这些作品一定能在人类音乐的历史足迹中,留下深深的烙印。
1 选自《冼星海全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
2 参见《从文化学角度谈冼星海审美趣味的形成》,罗小平,《音乐研究》1995年第3期。
3 参见《冼星海的音乐观》,梁茂春,《音乐研究》,1985年04期。
5 参见《冼星海的歌曲创作》,李佺民,《人民音乐》1985年06期。
参考文献:
1、选自《冼星海全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
2、参见《从文化学角度谈冼星海审美趣味的形成》,罗小平,《音乐研究》1995年第3期。
3、参见《冼星海的音乐观》,梁茂春,《音乐研究》,1985年04期。
4、参见《冼星海的歌曲创作》,李佺民,《人民音乐》1985年06期。
5、参见《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音乐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巴德尔甘拜,《人民音乐》200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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