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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是教育之基,一方面是指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基础;另一方面是指家庭教育是生命成长的基础,对人一生的发展都起到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家庭教育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家庭教育是儿童所接受的最基础的教育。对于流动儿童来说,良好的家庭教育不仅能够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还能够提高其学业成绩,促进其学校融合。积极开展家庭教育指导,进行家校合作,提升流动儿童的家庭文化资本,构建社会支持体系,是提高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质量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有效途径
根据全国妇联2013年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我国处于6-14周岁的流动儿童已达1472万,比2005年增加了347万。流动儿童作为城市中的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尽管在接受学校教育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在家庭教育方面的情况却不容乐观。家庭教育是基础性教育,尤其对于流动儿童而言,它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所不能替代的。因此,如何提高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质量,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一)良好的家庭教育能促进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
流动儿童是伴随着家庭融入城市的,面对陌生的环境,他们只能在家庭中寻找安慰与鼓励。家庭教育包括家庭气氛、家长素质、家长的教育观念与教育方式等,良好的家庭教育能够为流动儿童的心理发展提供正向作用,这对于儿童的思想发展是极为重要的。
(二)良好的家庭教育能够提高流动儿童的学业成绩
流动儿童父母的文化程度一般较低,其教育理念往往也比较落后。对于孩子学习成绩的期望往往寄托于学校,自身责任意识不高,并且往往会忽略了对孩子学习的鼓励。良好的家庭教育,能够发现孩子的优点,对其赞美、鼓励;同时对于孩子的不足,也会采取孩子易于接受的方式使其进行改正,增加孩子的自信心。积极自信的孩子也往往会在学校中积极表现,取得良好的学业成绩。
(三)良好的家庭教育能够促进流动儿童的学校融合
研究表明,流动儿童及其家长融入城市的水平高低与其家庭教育质量呈显著正相关,流动儿童及其家长在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融入城市的水平越高,其家庭教育的质量就越高,反之亦然[1]。良好的家庭教育不仅能够促进家长的城市融入水平,还能够促进儿童的城市融入水平,进而提高流动儿童的自信心,更好地融入学校生活。
二、提高流动儿童家庭教育质量的有效途径
(一)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家庭教育指导的目的在于更新家长的教育理念,改善家长的教育方式。对流动儿童家庭教育进行指导,不仅能够提高家长的教育能力,促进流动儿童家长的发展,还能够维护教育的公平、公正,保障流动儿童享受全面、平等的教育。有效地指导家庭教育,首先可以从建立家长学校入手,教育部门和学校要切实保障家长学校的实际落实与运行,保证活动开展的质量和数量;其次需要教师发挥专业优势,帮助流动儿童家长掌握科学的教育理念,提高他们的教育能力;最后可以通过开展各种活动,使家长在活动过程中真正体会教育的意义。
(二)进行家校合作
家校合作是指家庭和学校之间形成合力对学生进行教育,使学校在教育学生时能得到来自家庭方面的支持,而家长在教育子女时也能得到来自学校方面的指导[2]。家校合作能够使家庭和学校之间取长补短,在运作过程中,发现并解决双方教育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流动儿童的成长提供更好的教育。有效进行家校合作,需要家庭和学校双方投入,促使家校合作制度化、常规化。从双方主体来看,学校应该将家校合作常规化,使家长把家校合作看作是学校的常规性工作,使其习惯性地参与进来;学校应使家校合作制度化,使教师把家校合作看作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在这一过程中,教师与家长应敞开心扉、积极配合,使家校合作有序展开。
(三)提升家庭文化资本
法国社会学者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认为文化资本是指任何与文化及文化活动相关的有形与无形资产。从家庭教育的意义上来讲,家庭文化资本包括家庭的文化氛围、家长的教育方式、家庭的书籍、音像、绘画、父母的文凭、职业资格等。布迪厄非常重视家庭文化资本对儿童学术成就的作用,他认为“教育行为中产生的学术型收益,依赖于家庭预先投资的文化资本”[3]。家庭文化资本对流动儿童尤为重要,提升流动儿童家庭文化资本能够直接增加流动儿童的文化自信。提升流动儿童家庭的文化资本,首先是政府和社会应该为流动儿童家长的城市化提供平台,尤其在就业方面,应该保证他们公平就业,帮助他们谋求更好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间接地增加流动儿童家长的文化资本;其次,流动儿童家长也应自身付出努力,平时多看书看报,学习更多、更新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积累、提升自身的文化资本。
(四)构建社会支持体系
流动家庭在城市属于外来者,但是他们在城市中所作出的贡献却是不可低估的。面对流动家庭在教育中的困境,我们认为应该建立健全社会支持体系为流动家庭提供服务与帮助,使其感受到城市的社会关怀,增加他们对城市的归属感,促进流动家庭的社会融合,进而促进流动儿童的健康成长。为流动儿童家庭构建社会支持体系,首先需要政府的力量,通过发挥统筹、引导的作用,制定政策文件,为社会支持体系的存在提供保障。其次需要社区和其他社会志愿力量发挥行动的作用,携手为流动家庭提供具体帮助。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问题,不仅关乎流动儿童这一特定群体的健康成长,受社会多种因素的影响,还关系着祖国下一代的健康成长,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提高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质量,需要政府、社会、学校及家庭的共同努力,也需要我们付出耐心和时间,共同为流动儿童的成长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周广菊.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现状的调查研究———以常州市为例[J].江苏理工学院学报,2014(5):6-20.
[2]马忠虎.家校合作[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152.
[3](法)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摘要〕小学生父亲参与家庭教育在内容上按照从“供养”到“养育”分层递进,共七个维度,即“间接支持、家校联系、教育规划、学业辅导、陪伴互动、教育约束、生活照料”。通过对上海市某公办小学1~5年级的382位父亲进行的调查研究表明:父亲供养者角色明显,父亲参与结构性缺失;父亲参与柔性不足现象较多存在于父子关系中;工作是父亲参与的关键性阻碍因素;父亲对孩子学校教育世界的关注不够。改进家庭教育中的父亲参与,要推进父亲参与的社会支持政策,还要加强父亲专题性家庭教育指导。
〔关键词〕家庭教育;父亲参与;家校联系
随着现代家庭结构的嬗变、母亲就业的普遍增加、家庭生活的丰富,父亲的角色和职责被重新定义,父亲参与家庭育儿的价值在国内外被一些研究所证明,父亲参与家庭教育也被社会广泛呼吁。然而,现实与理想相距甚远,现代社会中“父亲缺席”“父爱缺失”的现象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为深入了解上海市小学阶段父亲参与的实际情况,为学校开展专项家庭教育指导提供依据,笔者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基础上,自编父亲参与问卷,对随机抽取的上海市中心城区某普通公办小学1~5年级的382位父亲进行了调查研究。
一、“父亲参与”的理论背景及调查设计
根据国外研究,父亲参与家庭教育主要由“父亲参与”概念来指代。“父亲参与”概念大致有如下几种内涵划分:Lamb等归纳出父亲参与的三个层面分别是投入/互动性、易接近/可得性、责任性;Hawkins等则提出了更为广泛、丰富和深刻的9个侧面,即提供经济支持、对孩子母亲的支持、管教和培养责任感、鼓励学业成就、给予表扬和情感支持、与孩子交流或聊天、关注孩子的日常生活、给孩子读书、鼓励孩子发展才能,涵盖了认知、情感、道德以及直接和间接的参与方式。Amato发展了基于父亲身份资源定向的“五角星”模型,即父亲通过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等间接参与方式对孩子加以影响。在上述国外概念研究的基础上,本次研究根据小学生教养内容和特点,结合上海本土文化,将小学生父亲参与内容按照“供养”到“养育”分层递进,共七个维度,即“间接支持、家校联系、教育规划、学业辅导、陪伴互动、教育约束、生活照料”。其中“间接支持”指父亲主要为孩子提供经济支持,给孩子母亲以鼓励和情感支持,而涉及亲子关系的“陪伴互动”维度又细分为“教育陪伴、互动交流、情感支持”三内容,从陪伴孩子参加各种教育活动,到了解孩子各方面情况,再到给予孩子情绪关注,在关注孩子情感方面层层递进。在问卷设计上,每个内容维度均结合上海父母育儿的实际情况,设置了四道行为情境题,让参与调查的父亲根据自己过去一年中的经历,作出0~6分的自我赋分评价(0表示“很差”,6表示“非常好”,数字越大表示评价程度越高)。
二、调查内容与主要结果
1.父亲参与“家校联系”最差,给予“间接支持”最好
,“情感支持”水平较高第一,在总体七维度的参与上,我们将每个维度获得的“平均数”除以“项目数”得到“项目平均数”,该分数高低反映的是父亲参与水平的高低。项目平均数分数越高,则表明父亲参与程度越高。父亲参与程度从高到低的排列顺序分别为间接支持、教育规划、教育约束、陪伴互动、学业辅导、生活照料和家校联系。最高的是间接支持,最低的是家校联系。第二,在“陪伴互动”这一核心内容维度上,父亲参与也有不同的内容侧重,如表2所示,从低到高的排列顺序分别是教育陪伴、互动交流和情感支持。
2.文化程度高的父亲参与整体表现好,低收入父亲“陪伴互动”强
父亲参与一定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综合结果。本次调查以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两个客观因素作为参照,分析学历和收入的高低在父亲参与各维度上的差异体现。第一,父亲的文化程度是影响父亲参与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以大学专科为划分界限,即“大学专科以下”为文化程度较低,而“大学专科及以上”为文化程度高,将文化程度高低的两类父亲群体进行父亲参与内容七维度的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在五个维度有显著性差异。在“教育约束、陪伴互动、学业辅导、教育规划和家校联系”这五个方面,文化程度高的父亲参与表现远远优于文化程度低的父亲。同样,在“陪伴互动”三维度内容中,文化程度高的父亲在“教育陪伴”和“互动交流”方面大大优于文化程度低的父亲,两者具有显著性差异。第二,本研究将月收入>=5000的父亲归入高收入群体,反之不及5000月薪的则为低收入群体。将这两类父亲群体在参与内容七维度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仅在“陪伴互动”和“间接支持”这两个维度有显著性差异,且均是收入低的父亲比收入高的父亲表现优异。而在“陪伴互动”的三维度上,两类父亲群体没有显著性差异。
三、结论与讨论
通过本次随机的父亲参与调查,笔者在大众对父亲缺席现象有普遍感知和认同的基础上,根据数据提炼出一些上海市小学生父亲参与的倾向性问题。
1.父亲供养者角色明显,父亲参与结构性缺失
本次调查发现,父亲参与程度从高到低的排列顺序分别为间接支持、教育规划、教育约束、陪伴互动、学业辅导、生活照料和家校联系。这与人们的常识、研究者的经验判断基本一致,即父亲在对孩子的直接生活照顾、有关学业的学习辅导、日常的亲子互动等内容缺席较多,日常照顾仍然是母亲的传统职责范围。上海小学生父亲基本扮演的还是传统意义上的“供养者”角色,他们为孩子、为家庭而努力打拼,认真工作,并大多践行着“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将教育孩子自动归为母亲的职责范围。其实,自然性别差异是先天给予的,而社会性别差异是通过文化理念、家长认同、社会引导和同伴互动等方面的影响所造成的。许多研究证据显示,父亲和母亲一样具有抚育性,可以像其配偶一样做很多“母亲”的行为,也可以和母亲一样参与许多照顾孩子的活动。国外有研究者提出,父职行为从性别角色化向去性别角色化发展,父亲也是孩子的照顾者。[1]因此,若一味苛责父亲不参与家庭教育是有失偏颇的,上海小学生父亲参与存在的是结构性缺失问题,尤其在学业辅导、生活照料和家校联系三个方面。未来,促使父亲从“供养者”角色转变为“养育者”角色,需要父亲自身的积极投入以及全社会良好氛围的营造。
2.父亲是规范者,“远其子”现象多存于父子关系中
亲子关系是家庭教育的逻辑起点,而父子关系和母子关系一样,也是永远不会消失且深远影响子女一生的重要家庭关系。父亲参与的“陪伴互动”维度是体现父子关系的重要指标。调查发现,父亲在“陪伴互动”方面的参与,排在“教育规划”和“教育约束”之后。相比日常生活过程中的陪伴和互动,父亲更愿意给孩子做好人生发展的领航者,给孩子制定各种教育规则,当孩子犯错时来管教和惩戒孩子。而涉及到情感交流部分,父亲的参与度明显下降,有22.0%的父亲很少“拥抱、亲吻孩子”(“很少”和“较少”比例相加,以下同),而有超过三成的父亲不会对孩子说“我爱你”。尽管随着时代发展,奶爸、猫爸较之以往有增多趋势,但大多数父亲还是习惯与子女保持一定的距离。父亲参与“远其子”、柔性不足的这一特点和传统文化中父母的家庭职责和角色分工不无关系。中华传统文化中,父母在家庭教育中扮演的一般是“严父慈母”的角色,对孩子严格要求,不苟言笑,大多是传统父亲。母亲是“温暖”和“亲近”的,而父亲则是“冷酷”和“遥远”的。其实,大爱无形,大爱无音,父亲的爱是非常深沉的。更深入的调查往往会发现并不是母亲比父亲投入了更多的爱,而是父母传递爱的方式是不同的。母亲可能倾向于通过讲述和感情来直接向儿童表达爱,而父亲可能倾向于通过可靠的服务和工作来显示对孩子的爱。[2]可见,父亲们不是不爱,一方面是他们常常羞于表达,另一方面则是他们特殊的爱的表达方式。
3.父亲参与需要意识和行动,工作是关键性阻碍因素
父亲参与是父亲作为教养者,自身的教育理念和教养行动的综合体。它既需要父亲有参与的正确理念和日常意识,也需要父亲在实际的生活中身体力行地积极投入到家庭教育过程中去。本次调查显示,文化程度高的父亲参与表现在五个参与维度上远远优于文化程度低的父亲。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文化程度高的父亲对父职意义的积极认同并内化为行动。由于接受了更长时间的文化教育,他们大多具有较好的文化修养,更容易认同父亲和母亲一样具有家庭育儿的亲职角色,同时在实际行动中,会更具有自我学习力,不断完善自我、积极参与,比文化程度低的父亲们表现得更优异。而另一个有趣的调查数据则是,在“陪伴互动”和“间接支持”这两个维度,收入低的父亲比收入高的父亲参与表现优异,他们给予孩子的陪伴更多,给予孩子母亲的支持更多。这有力地证明了父亲对工作的过多投入是造成自身与孩子疏远的重要原因。父亲的高收入,来源于自身的文化资本和辛勤的工作投入。国外研究表明,工作压力越大的父亲因花在工作上的时间较多,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就越少。可见,即便有参与的理念,但在事业、工作占据大部分日常生活的前提下,父亲参与的时间和空间会不断受到挤压,不仅陪伴孩子、陪伴家庭的时间无形压缩,而且父亲也容易将工作职场上的压力传染、转移给家庭和孩子。
4.父亲对孩子学校教育世界的关注不够,缺席现象较严重
鼓励学业、关注生活是国内外父亲参与的重要内涵。根据小学生的年龄特点,本次调查将连接孩子教育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家校联系”作为家长参与的重要内容之一。上海小学生父亲参与存在结构性缺失问题,在家校联系方面参与度是七维度中得分最低的。具体而言,很少“参加学校家长会”的父亲超过四成,占到总数的40.3%;能够“了解学校各项活动及进展情况”的父亲只占到总数的35.5%;能够“与孩子的老师交流/通话,了解孩子在校表现”的父亲不到三成,比例为27.0%;而能够“作为家委会成员或家长代表,经常为学校出力、出谋”的父亲比例最低,仅有6.7%。随着父亲参与学校教育内容层级上的深入,父亲们的参与度是逐层降低的。根据相关研究调查,“参与意愿”和“自身时间”是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最关键的限制性因素。[3]结合父亲自身特点,由此推断,上海小学生父亲参与之所以在家校联系这一内容维度上参与度最低,与父亲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上有极大的关系。主观上,传统性别角色意识较强的父亲,会认为关注孩子的学业、了解孩子的在校生活情况是妻子更多承担的家庭职责;客观上,工作花去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在分身乏术、精力不济的情况下,被动忽略乃至主动放弃参与学校教育的活动。此外,由于上海的小学以女性教师为主,[4]客观的学校环境中的性别失衡,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父亲与教师的日常沟通与交流。父亲在家庭教育中的缺位是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和教育问题,对本次调查反映出的小学生父亲参与的一些倾向性问题,笔者认为政府和学校要给予高度重视并采用各种措施鼓励父亲参与。政府应有相应的政策、制度保障,鼓励和支持父亲参与。学校应针对父亲缺失问题,多多开展相关的家庭教育指导,提升父亲参与的意识,改进自己的参与行为。
参考文献:
[1]张亮,徐安琪.父亲参与研究:态度、贡献与效用[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5.
[2]皮卡哈特.怎样做个体贴的父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1.
[3]郁琴芳.家校合作中校长与家长的认知差异———基于上海市146所公办学校的调查[J].上海教育科研,2014,(5).
[4]许沁.小学教师普遍“男少女多”职业成就感是留人关键[N].解放日报,201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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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儒家十分注重“为学”,即道德的修养和实践。孔子提倡“为学”的原则应是“为己之学”,自称孔子“后学”的荀子极力推崇孔子,并在“为学”问题上也强调“为己之学”,然而两者的区别仍然十分明显。荀子的“为学”一开始就不是单纯以成人成德为目的,而是作为实现客观外在目标的手段提出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历史论文范文:荀子的“大儒”观。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孔子开创的儒学,与先前作为一种职业的儒存在着质的区别。荀子从对贱儒、陋儒、俗儒、小儒的角度批判,欲将自己以“大儒”化身出现的价值理想与思想路线确立于世,。值得注意的是,荀子以孔子、子弓为“大儒”,但他所立之“大儒”与孔子所崇尚的以“君子”,在核心价值思想上仍存在一定的差异。
关键词:荀子 大儒 孔子
原始儒家始于孔子,然“儒”作为一种职业早已出现。《论语・雍也》:“子谓子夏:‘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1]。据《周礼・大宰》云:“儒以道得民。”“道”是解释职业“儒”的重点,汉郑玄《注》云:“儒,有六艺以教民者。”将“道”释为六艺,始见于《荀子》。汉许慎《说文解字》云:“儒,柔也,术士之称。”
在甲骨文中“儒”与“需”二字实乃同一字也,为一人沐浴之状,且当时也有“儒人”一词。“需”字后来用来表其他意思,而原本作“儒”用“需”就添加人字旁二变为“儒”。儒早先就是宗教神职人员。据推测,这种宗教人员,在主持祭祀仪式前需要戒斋沐浴,所以“儒”又有作“濡”的用例。《论语・子罕》中有记载:“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兄父,丧事不敢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2]由此可见,即便到孔子创立儒学时,“儒”的一部分仍是因从事宗教祭祀这种职业而存在。
孔子开创的儒学,与先前儒人,存在着质的区别。先前的儒人虽有着较高的修养,能够主持祭祀等重大的活动,但在宗法贵族制度下,他们的修习礼义之道为了服丧相礼的需求,而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有着不一样的宗旨,即要立志成为“君子”,而“君子”又以行“仁”为己任。这与当时流行兴起的“学而仕”的价值取有关。“仕”对孔门儒家来说,不是个人的做官发财,而是为了实现其“为仁”的担当。
那么,荀子对儒门内诸子的批判,就是为了厘清儒学内部那些自以为得到孔子真传的俗儒、贱儒、陋儒、瞽儒对孔门儒家担当意识的偏离与背离,将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家思想学说净化与纯化,以此来显示自己一派乃孔子真传,是孔门儒学说真正的正统。荀子批判先秦诸子,采用的是外部批判和内部净化的两条技术路线,为的是将自己以“大儒”化身出现的价值理想与思想路线确立于世,使之得以传播并得到世人的到认可。
虽然荀子以孔子、子弓为“大儒”,但他所立之“大儒”与孔子所崇尚的以“君子”,在核心价值思想上仍存在一定的差异。
在谈大儒之前,我们首先应该了解:在《荀子》一书中,所涉及的儒名繁多,大儒的提出,针对的是贱儒、陋儒、俗儒、小儒等不良、无知之儒。荀子将“儒”大致分为四类:
第一类乃为品行低下,才智平庸的贱儒,俗儒。也就是在《非十二子》文章上半部分中所涉及的三大贱儒:子张氏、子夏氏、子游氏。“俗儒”荀子在《儒效篇》中这样解释:“逢衣浅带,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随其长子,事其偏僻,举其上客,亿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是也”[3]。俗儒在荀子看来衣冠楚楚,道貌岸然,只会粗略的效法古代的圣明君主,实际上却扰乱了当时的社会秩序,学说荒谬、杂乱,不懂得效法后代帝王、统一制度。他们中,有的不懂的礼义的作用,言谈在一定程度上和墨子没有什么区别,有的凭借称道古代圣王的欺骗愚昧的行径而获得生存;有的心甘情愿尾随官宦之臣,吹捧度日。在荀子看来俗儒与贱儒的本质是一样的,二者虽然自称为儒,但实际却庸俗不堪。
第二类是德虽不贱,才皆平庸,陋儒、沟瞀儒是也。荀子这样描述陋儒:“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礼,安特将学来识志,顺《诗》、《书》而称,则末世穷年,不免为陋儒而已”;而对子思、孟子则这样描述:“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然而犹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饰其辞而�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荀子认为沟瞀(无知)儒受子思、孟子的影响而不明子思、孟子的思想并不能代表孔子思想。
第三类是德性高尚,才智皆良,小儒,雅儒是也。荀子这样描述小儒“志愚私,然后能公,行愚情然而后能修,知而好问,然后能才,公修而杂,可谓小儒矣”[4],在《儒效》篇,荀子这样描述雅儒:“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以是尊贤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5]。
第四类便是荀子最为欣赏和推崇的大儒。在《荀子・儒效篇》,对大儒有明确的阐释:“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苟仁义之类也……故开张其法以测度之,则��然如何符节,言不差错也”[6]。
可见,荀子笔下的大儒,是品行高尚的道德家,还是才能皆开通,博古通今,知一举万的大学问家,更是“法后王”、善于治国与团结民众的心智成熟、手段高超的政治家。
在荀子看来,大儒为世人所诚服,“故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厥而趋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连之属莫不徙服,夫是之谓从师”[7]。大儒之如此被尊贵,自然可以成为人之师长,起到化俗的作用。
基于对不同儒者正反作用的分析,荀子提出任用不同儒者会造成好坏不同的后果:“人主用俗人,则万乘之国亡,用俗儒,则万乘之国存;用雅儒,则万乘之国安,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矣。”然而大儒却不被任用。面对任用大儒这一心愿不能实现的现实,荀子不禁仰天长啸,发出了“世之愚,恶大儒”(《成相篇》)的苦叹。当时君王热衷于争霸,慧眼识大儒,诚信用大儒的君王是寥寥无人,这就难怪荀子要发出如此的感叹。
[1]金良年:《论语》,凤凰出版社,P54。
[2]金良年:《论语》,凤凰出版社,P88。
[3]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P138。
[4]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P139。
[5]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P139。
[6]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P140。
[7]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P121。
[8]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1年韦政通:《荀子与古代哲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
[9]孙伟:《重塑儒家之道――荀子思想再考察》,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0年。
[10]邱立汉:《大儒的气度――徐州你的政论散文及其论辩艺术》,《龙岩学院学报》,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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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是指对企业的资产或股权的购买行为,其结果可能是拥有目标企业几乎全部的资产或股份,从而将其吞并;也可能是获得企业较大一部分股份或资产,从而控制该企业。
2000年以来,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钢铁生产原材料供应紧张,价格激增。确保原材料稳定供应成为钢铁企业发展首当其冲考虑的问题,成为了钢铁企业发展的长期性、战略性任务。各国钢铁企业纷纷在国外寻找原材料供应基地,在这样的背景下,米塔尔于2006年1月27日宣布要约收购阿塞洛,并提出对价方案。阿塞洛董事会于1月29日一致拒绝米塔尔的恶意收购。欧洲各国政府官员及工会组织纷纷表示立场反对收购。米塔尔及阿塞洛各自开展穿梭访问,向各国政府、工会、欧盟组织、股东及潜在盟友进行游说,以寻求支持。
卢森堡议会金融委员会于3月22日通过的收购法修正案提案,其最重要的部分在于禁止发出收购要约的公司在12个月内再次提出要约。这就意味着,一旦阿塞洛发行新股以稀释股票价值,米塔尔将无法相应地修改其对价。这使得米塔尔收购前景顿然陷入渺茫。
在4月6日卢森堡国会金融委员会主席表示,经过委员会开会讨论,决定废弃3月22日通过的收购法修订案提案。根据这项法案,收购方不能在12个月内改变对价。而该法案的废弃,将为米塔尔收购阿塞洛扫除了法律方面的障碍。米塔尔收购阿塞洛顿时又柳暗花明。
在4月28日的阿塞洛股东大会上,董事长JosephKinsch成功地再度当选,其他董事会提名的董事也获通过。之前,一些机构投资人对阿塞洛的防御米塔尔的对策不满,想在投票中将包括董事长在内的一些人选下来。这一结果标志着反米塔尔的力量赢得了这一回合的较量。
5月19日,米塔尔宣布大幅改善收购条件,具体如下:
A.提高阿塞洛股票的收购价格至37.74欧元,比l月29日的报价提高了33.8%。整个报价价值由186亿欧元提高到258亿欧元。B.所有股票一股一票。预计米塔尔家族所持股票将占45%,从而失去绝对控制权;C.取消原米塔尔家族所持B股的董事任命权,所有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从事后案情的变化可以推断出,很可能是米塔尔在得知SEVERSTAL将要介入的消息后,抢先出手寻求主动,在收购报价和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大幅让步,回应阿塞洛拒绝谈判的借口,转守为攻。
5月26日上午,阿塞洛与俄罗斯的SEVERSTAL就两家合并事宜发表联合声明如下:
A.SEVERSTAL的主要股东A.M将其拥有的全部钢铁业务、铁矿、煤矿及在意大利LUCCHINI的股份拿出来用于交换阿塞洛的股份.A.M还将拿出12.5亿欧元现金以每股44欧元的价格收购阿塞洛股票。44欧元比阿塞洛5月25日收盘价格高出36.6%。B.A.M将总共获得合并后阿塞洛的约32%的股票,阿塞洛原股东持有约68%的股份。C.A.M将担任阿塞洛董事会的非执行总裁,他有权任命董事会18名成员中的6个席位。D.A.M同意将按照董事会的建议去投票。另外,他同意在4年内不动阿塞洛股票,在5年内锁定阿塞洛股票。E.除非50%以上的股东反对,本交易将得以执行,并于7月底结案。
由于两家的协议具有法律效力,且要获得50%以上的股东反对票难度很大,因此一时间米塔尔收购成功的前景又急转直下。
不过,米塔尔并不放弃,他们在股东和各相关政府机构中渲染“恐俄”情绪,策动股东向阿塞洛董事会施压,要求拒绝SEVERSTAL,接受米塔尔。6月8日,在经过4个多月的对抗后,米塔尔终于能够第一次与阿塞洛就有关收购事宜进行面对面的谈判。6月25日,经过9个小时的讨论,阿塞洛董事会一致决定接受竞争对手米塔尔再次更新后的收购报价。
米塔尔将阿塞洛股票收购价格在前次35.37欧元报价的基础上,提高了14%至每股40.40欧元。总计收购价值256亿欧元(米塔尔的收购是由股票十现金支付的,因此,总收购价值随米塔尔股价而波动)。公司合并后的名称叫做阿塞洛-米塔尔,米塔尔家族将握有阿塞洛-米塔尔43.5%的股权,放弃绝对控股。阿塞洛股东在新公司中占有50.5%的股权。新公司的所有股东都将只持有一类股票,每股拥有一票表决权。米塔尔承诺在四年内不会将任何持股套现。阿塞洛可提名的董事和高管人士的数量将超过米塔尔。阿塞洛董事长JOSephKinsch将担任新公司的董事长。在高管团队中,阿塞洛将任命4人,米塔尔将任命3人。阿塞洛还将提名新公司的CEO。在米塔尔对股价、公司控制和高管岗位安排做出让步后,阿塞洛董事会终于放弃抵抗,接受了米塔尔的收购。
在阿塞洛董事会宣布接受米塔尔收购后,很快有多家组织或个人对米塔尔收购阿塞洛表示支持:持有7.8%股份的最大股东ZALESKI表示支持,并将于6月30日投票反对与SEVERSTAL的合并;曾强烈批评米塔尔、并持有5.6%股份的卢森堡政府表示支持,并将继续持有新公司的股票;曾强烈批评米塔尔的法国政府对收购最后由恶意转为善意表示欢迎;比利时政府也对阿塞洛董事会一致决定接受米塔尔的对价感到高兴;表示反对米塔尔收购阿塞洛的仅有阿塞洛的职工股东组织从SA。他们仍然担心公司被收购后会出现重组而减员。
7月26日,米塔尔收购要约到期,共收购得到92%的阿塞洛股票。这个结果标志着股东对米塔尔收购阿塞洛的认可。
8月29日公布最后的结果,共收购得到阿塞洛93.72%的股票。余下的股票将于9月17日之前强制收购,实现两家公司的合并。
根据国际钢铁行业排行榜,新的阿塞洛--米塔尔公司具有生产能力约1.3亿吨,2005年产量1.097亿吨,销售量0.97亿吨。在米塔尔兼并阿塞洛之前,全球十大钢厂的粗钢产量排行第一名在前十名中占的比重为21%,是第二名的1.35倍;而二强合并之后,两个比例分别变为33%和3.43倍。
截至2005年末阿塞洛、米塔尔有61个钢铁厂,分布在全球27个国家,在大多数市场上都是最大的钢铁生产商。现在世界上仅存的阿塞洛-米塔尔不占主导地位的市场就只有亚洲和俄罗斯了,但是在印度的攻势已经展开,而中国不仅是其凯觑的对象,更是被米塔尔视为地球上最后一块有待开发大市场,并且通过入主华菱已经将一只脚探了进来。
合并前的米塔尔拥有丰富的上游矿、煤资源。米塔尔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生产商之一。其56%的铁矿石需求和42W0的煤需求是通过其自有矿山或长期协议来满足的。米塔尔还是世界最大的焦炭生产商之一,其产量满足自身需求的81%。米塔尔更是世界最大的直接还原铁生产商。产能1100万吨,可以满足其全部的短流程工厂需求。
米塔尔在进一步投资矿山方面非常积极。2005年5月米塔尔与印度harkhand进行探讨建立一个1000万吨以上全流程的钢厂,其中包括开发那里的铁矿石资源,预计产量每年3000-4000万吨。
合并后,阿塞洛一米塔尔对矿、煤资源的掌控进一步扩大。截至2007年末,阿塞洛一米塔尔占有铁矿10处,遍布南北美洲、欧洲、亚洲、非洲等地;另外,还将新建利比里亚、塞内加尔等多处铁矿石项目,真正实现双方资源统筹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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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亦作“论箸”,即是指议论性著作。清戴名世《九科大题文序》:“其为学者分别邪正,讲求指归,由俗儒之讲章而推而溯之,至于程朱之所论著。”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著类文章写作的相关结构,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著类文章写作结构全文如下:
多年来中外文期刊对论著文章的结构已形成了通用模式,正文内容主要由引言(Introduction)、材料和方法(Materials and Methods)、结果(Result)和(and)讨论(Discussion)等部分组成,英文简称为IMRAD。此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可根据其具体情况改动,如临床研究时可将“材料和方法”改为“临床资料”。现分别介绍如下:
读者在决定是否阅读此文时,首先要看文题。因此文题应该具有吸引力,能准确概括论文内容,提纲要领,点明主题,做到文题与内容相符。
总的要求是简明、醒目、有吸引力、紧扣文章内容。文题在15个汉字以内为宜。因为标题太长,记起来费劲,念起来吃力。如果标题实在太长而又不能省略,可通过副标题方式处理。但标题简短也要适度,太短而令人费解同样是不可取。
此外,要避免题目空洞和笼统,如“计算和检索”的标题就太大,令人摸不着边际。当前的趋势是,文题不加冗长套语,如“初步探讨”、“……的观察”,“一些想法”等一类词完全可以省略。学术性研究论文中应少用疑问性标题,如“有无……”、“何时……”、“如何……”等。
文题只是文章的标签,并非具体内容,因而一般不需用完整的句子,不包含主语、谓语、宾语、状语等句子成分。文题多用名词、名词词组或动名词表达,如“药物依赖的治疗及预防”。文题中避免使用非标准化缩略语。
论文作者对内容负责,又作为文献检索中的作者索引供读者查询和联系。
作者署名不宜过多。作者应是:(1)参与选题和设计、资料分析和解释者;(2)起草或修改论文中关键性理论或其他主要内容;(3)对编辑部的修改意见进行核修,在学术界进行答辩,并最终同意该文发表者。集体署名的文章必须明确负责的关键人物,其他有贡献者可以列入文章最后的致谢部分,作者中如有外国人,应征得本人同意。人名后一般不注明学衔职称。
论著类文章写作的结构
论文摘要是论文的缩影,是全文的高度概括和浓缩,使读者和编辑审稿人一目了然,从而大大节省了他们的阅读时间,能在最短时间内让读者决定是否值得进一步详读全文;对审稿人来说,这是取舍该稿、是否录用的第一步。
在50年代以前的科技文章中尚无摘要的内容,由于其后科学突飞猛进,期刊激增,人们形容为“信息量爆炸”,各类期刊全世界以每10年25%的速度递增,每年出版的科技论文在400万篇以上,为了大大节省编辑部和读者的宝贵时间,60年代国外首先提出科技论文应附摘要,《中华医学杂志》(CMJ)英文版1972年也提出要求附摘要。80年代加拿大温哥华一个研究小组进一步提出结构式摘要,即要求有摘要的四要素(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要求摘要写法分成四部分,分别冠以要素的标题,使读者无需查阅正文即可基本了解实质性内容。
论文摘要又称文摘,必须提纲挈领,言简意赅,字数在250个汉字左右。摘要又分报道性(informative)和陈述性(indicative)两种。前者又称资料性(信息性)摘要,它具备四要素,能指明文章的实质内容。后者又称指示性摘要,指明文献主题范围,多用于实验性或技术性较强的论文,着眼于“目的”要素,摘要应概括论文的主要论点、分析过程和结论。
总之,文摘是全文的精华,不可加进解释和评论。用词精炼,结构严谨,采用第三人称写法,避免使用非通用的缩略语,不用疑问句和感叹句。没有图表中内容,不能出现文中的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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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政治权力作为核心议题可以对中国古代的“民本”政治哲学进行探讨。围绕着政治权力,荀子的“民本”政治哲学设想从三个维度来展开,分别是“民本”、“君主”和“臣治”。“民本”维度主要解释政治权力的形上来源,“君主”维度解释政治权力的现实执掌者,“臣治”维度解释政治权力的运行。“民本”维度是整个思想的核心。荀子意图通过这种架构来最大限度地保障民众利益与制衡君王的专制。从历史上看,这种设想发生过一定积极影响,也受到过极大的限制。我们应在合理审视的前提下去利用其中的政治哲学智慧资源。
关键词:荀子;民本;君主;臣治
“民本”观念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传统。学者们对这个话题多有论及。而以政治权力为核心议题来讨论这个问题是当前较具有创发性的角度。从政治权力这个核心议题出发,先秦儒家大师荀子的“民本”政治哲学具有极强的特色,当予以关注。
在荀子思想中,政治权力指在一定的政治共同体中获得发号施令的势位:
古者天子千官,诸侯百官。以是千官也,令行于诸夏之国,谓之王。以是百官也,令行于境内,国虽不安,不至于废易遂亡,谓之君(《荀子·正论》)。能在“天下”行令的是“王”,能在“一国”行令的则是“君”。这两种角色所掌握的势位都属于政治权力。围绕着这种政治权力,荀子的“民本”政治哲学从三个维度来展开,分别是“民本”、“君主”和“臣治”。“民本”维度主要解释政治权力的形上之来源,“君主”维度解释政治权力的现实执掌问题,“臣治”维度解释政治权力的运行。
在政治共同体的现实秩序中,能够发号施令的政治权力掌握在“君”手中,但掌权者并不是政治权力的核心。因为掌权者对权力的执掌还存在着是否正当合法的问题,这个问题由政治权力的来源解答。荀子在肯认“君”掌握政治权力的同时,也从形上的层面追溯了政治权力的来源,它体现荀子秉承了起自周公、发展于孔孟的儒家“民本”传统。
《荀子》对政治权力的来源进行过许多解释,较为典型的解释是这句话:“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他认为,“天”造就众多“民”不是为了“君主”的利益。恰恰相反,“天”造就、树立起君主——即让君主掌握政治权力——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保障众多“民”的利益。
对这个论述的解析我们可以得到两个重要的信息:一是荀子的“民本”意识,他在此处坚定地站在“民”的立场上,赋予了“民”在政治共同体中更根本的地位;二是在安放“民”地位时他不是只从现实的层面入手,而是也同时从形上层面人手,引入了“天”概念。“‘天’在中国人心中并不仅仅是指自然界,而是会对人们的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根源性存在”。荀子的“天”即具有这样的涵义。荀子在讲述“礼”之三本时明确指出,“天地者,生之本也”、“无天地,恶生?”(《荀子·礼论》),人的活动要循礼而“上事天”、“王者天太祖,诸侯不敢坏”(《荀子·礼论》)。人因以“天”为“生之本”而必须以严肃的态度敬天、事天,展示出荀子思想中的“天人之间还有一层形而上的联系”。因此,荀子所说的“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就不仅仅是从“民”的利益保障的现实层面来阐述政治权力的起源,而是将“民”之利益与“天”沟通,使其带有了神圣性的意味。此涵义亦可表述为“天一民”结构。这种结构正是对儒家经典《尚书》中“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民本”思想的传承。
以上是通过“天之立君”的目的来解释政治权力之来源在于“天一民”。此外,从执政者的产生途径来说,也能说明“民”在政治权力来源上的决定地位。
涂之人可以为禹。曷谓也?曰: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为仁义法正也。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荀子·性恶》)。或以为,“涂之人可以为禹”是荀子解释“化性起伪”可能性的命题,这固然是荀子的一种意图。但是,此处荀子并不仅仅只讲道德上的“化性起伪”问题,“禹”的身份也不仅仅是道德楷模而已,他还是历史上存在过的圣君,是执掌过政治权力的人。所以,此处荀子也是在讲具体的某个“君”是如何造就的问题。从这个理解意义上看,“涂之人可以为禹”就强调了“禹”这样的“君”不是上天专门生出来的,而是从一般人中成长起来的。“涂之人”就是以个体形式存在的“民”,他们每个人都具有成长为“君”的材质,所谓“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
今使涂之人伏术为学,专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县久,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矣(《荀子·性恶》)。“涂之人”都有成长为执掌权力、制礼义的“圣人”的可能性,关键看个人是否能“为学”。反过来,“圣人”之所以能执掌权力、能作出“制礼义”这般常人所无法做到的超越性事业,也是由“人之积”得来的。“君主与民众其生性都是一样的,每一个普通人都具有成为禹那样的圣君的可能性,而圣君则是人通过积累仁义法正而达到的。”连“君”本身也是由“民”成长起来的,这从另一个侧面凸显了“民”相对于“君”的根本性地位以及对政治权力的来源的决定性作用。
那么,既然普通的人都有成为“君”的可能性,对当时已普遍盛行的“世袭制”又当如何看待呢?“世袭制”是让去世君王的子嗣接替他执掌政治权力,这种做法明显将普通人排斥在了机会之外,似乎与荀子的主张存在矛盾。对此,荀子进行了解释:
圣王之子也,有天下之后也,势籍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然而不材不中,内则百姓疾之,外则诸侯叛之,近者境内不一,遥者诸侯不听,令不行于境内,甚者诸侯侵削之,攻伐之(《荀子-正论》)。
荀子对待“世袭制”的态度有两个层次。首先,他不反对“世袭”。他同意作为圣王的后代可以继承圣王的“君”位,成为新的政治权力执掌者。其次,通过“世袭”获得的“君”位同样要接受“天一民”这个神圣来源的检阅,其事实上的合法性只能由这个来源确立。“圣王之子”执掌权力并不意味着事情就完全确定不可更改了。一旦他违背了“使民生”的要求,那么他将受到惩罚,轻则受到削弱,重则被赶下“君”位甚至被杀掉,即被“革命”。
是以臣或弑其君,下或杀其上,粥其城,倍其节,而不死其事者,无他故焉,人主自取之”(《荀子·富国》)。“人主”丢掉政治权力乃至自己身家性命皆是“自取之”,是其违背“使民生”要求后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所以,“世袭制”确立君王的方式固然对“民”有排斥,但由于“君主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①,“民”对于由“世袭”获得政治权力的君王完全可以行使“人民的革命权”。荀子的“君舟民水”论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而有的学者认为,“他(荀子)的君民‘舟水’关系说,实质上是弱化了孔孟民本主义精神,强化了君主专制的力度,在根本上构筑了古代儒学君本主义的基本框架”。此论实未揭橥荀子关于政治权力与“君”关系的全部涵义,有偏颇之嫌。
“君”作为政治权力的执掌者,是“天”为了“民”之“生”而树立起来的。那么,“天”所立之“君”能不能达到这样的实际效果呢?进一步讲,“天”为什么不像对待人之外的其他事物那样,直接让人“生,,而偏偏要立一个“君”作为中间环节呢?
这主要涉及到人之“生”所包含的特殊含义以及“君”的职分功能的问题。人之“生”,并不像其他万物那样本能与直接地与“天”相联系,他要通过一特殊方式——人之“群”。
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日: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与其他生存物相比,人所具备的自然条件比较差,但是却能让其他生存物为我所用,成为“最为天下贵’’的生存物,其关键原因就在于人具有群体这样一种生存方式。不过,这样的生存方式有其特殊的要求,否则不仅不能生存,反而会致“乱”危害生存。
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荀子·富国》)。人之“群”必须满足的要求就是要有“分”,即“秩序区分”。而能把握“分”的人是“君”。
君者,何也?能群也。能群也者,何也?日善生养人者也(《荀子·君道》)。“君”的本职工作正是能“群”,能通过对“群”的组织管理完成使民和谐“生养”的目标。
“君”发挥“群”能力的途径有很多,最根本的是体现在“制礼”上:
古者圣王以人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荀子·性恶》)。荀子的“礼宪”堪称“外王之极致”,是维持整个政治共同体秩序的制度性因素。而以“圣王”身份出场的“君”则是这种制度性因素的制定者,这使得“君”对整个政治共同体秩序的管理作用凸显无疑。因之,在政治共同体中发号施令的政治权力就必须交给“君”来执掌。
“君”的地位亦必须突出。这就是荀子的“隆君”主张。
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荀子·致士》)。“君”必须被当作一国唯一的重心,这是国家安治的要素。因为如果树立两个重心,则国家必乱。
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贵
之者,是贵天下之本也(《荀子·富国》)。“君”活着时,要使其生活上美满、安定和尊贵;“君”丧亡后,“民”要以“三年”之丧礼来对待。
君之丧,所以取三年,何也?曰: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尽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为民父母之说焉。父能生之,不能养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诲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诲之者也。三年毕矣哉!乳母、饮食之者也,而三月;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君曲备之者也,三年毕乎哉!得之则治,失之则乱,文之至也。得之则安,失之则危,情之至也。两至者俱积焉,以三年事之,犹未足也,直无由进之耳(《荀子·礼论》)。之所以“民”要为去世的“君”服丧三年,与对待父母的待遇相同,其原因在于“君”的地位实在太重要。他是国家治理之主,是礼义之根本,是百姓忠诚恭敬之情应极致赋予之对象。他既能使“民”获得饮食衣被这些基本的物质资料,又对“民”进行教诲,使人能获得礼仪熏陶及和谐的社会秩序。从这个意义上看,“君”可算是“民之父母”,以事父母的礼遇对待“君”绝对合适。甚至严格地说,为“君”服丧三年还不够。荀子“隆君”的主张让“君”定于一尊、全体“民”以之为“父母”,则“君”专制的可能性显得十分大。
对于这个问题,荀子也并不是没有考虑过,他指出:
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君者盘也,民者水也,盘圆而水圆。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荀子·君道》)。
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荀子·君道》)。君作为“民原”,并不只是作为政治权力的代表,他本身是带有义务和责任的。整个社会尤其是广大“民”的“正”与否、其行为是“圆”还是“方”、其行为是“清”还是“浊”都与君的品行相关联。所以“君”的言行甚至喜好若不谨慎则会给整个政治共同体尤其是“民”带来极大的祸患。
楚庄王好细腰,故朝有饿人(《荀子·君道》)。从当时的实践来看,一个不算很大权力的楚王对“细腰”的个人偏好竟导致大量宫中之人忍饥挨饿以至于饿死的惨剧,“君王”专制之害显然已经彰显无遗。
荀子试图通过两种方法来对可能出现的专制弊端进行解救。
第一种方法是直接针对“君”自己的,即对君主的个人修为进行不懈的提升。这也是儒家思想对于所有人的根本性要求。
请问为国?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荀子·君道》)。对于执掌权力的君王,最要紧的不是如何治理国家,反而是修身最为重要,这不是要忽略执政者治理国家的能力,而是认为对于掌权者而言,必须首先时刻坚持修身,使自己能时刻保持“成圣”的理想,其作为全社会仪表的身份才能名副其实,这是君王在自己职分内最应当完成之事业。
第二种方法就是在权力的运行上引入“臣”来完成,从某种意义上达到对“君”专权的制衡。
故人主欲强固安乐,莫若反己。欲附下一民,则莫若反之政。欲修政美俗,则莫若求其人。……彼其人者,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荀子·君道》)。“人主”想要保持政权稳固安乐,就要“求其人”,“彼其人”正是能在运行权力上起到决定作用的“臣”。
故明主急得其人,而暗主急得其執。急得其人,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執,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荀子·君道》)。
在权力运行上,得到“其人”(即臣)之助,君王从个人到国家都能安治;反之,则危亡。以“急得其人”的态度来执掌政权,最后能达到“身佚而国治”的状态。荀子希望“君”“身佚”而不是“身劳”,体现了荀子反对“君”在执掌了权力后自己去运行。
前文已经提到,“臣”主要的任务就是负责政治权力的运行。为达此目标,“臣”必须要维系权力秩序中“在上之君”与“在下之民”的和谐。因此,“臣道”也就必须要进行详细的探讨。
“臣”的首要职责是把握好“君命”与“君利”之间合理之度。
从命而利君谓之顺,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逆命而利君谓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篡(《荀子·臣道》)。
‘“君利”实际是“国利”、“民利”,这与政治权力的来源相符合。而“君命”在某些时候代表君主的私利。所以“君利”高于“君命”,在某些时候“臣”可以“逆命而利君”。臣之“忠”不是完全听命于君主,而是要以“国利”、“民利”为标准对“君”进行制约。
那么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如何能利君呢?
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有能比知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与强君挢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以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谓之辅;有能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国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拂。故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荀子,臣道》)。
谏、争、辅、拂是臣在处理与君关系时能达到“利君’’要求的四种形式,各自在不同情况下发挥作用。真正能将“臣”的使命优秀地完成的最好榜样是《荀子》所推崇的“圣臣”:
上则能尊君,下则能爱民,政令教化,刑下如影,应卒遇变,齐给如响,推类接誉,以待无方,曲成制象,是圣臣者也(《荀子·臣道》)。圣臣将君民关系协调得融洽,将政令教化执行妥当,更能“应卒遇变”、相机理事。他不是一个僵化的执行者,而是运筹帷幄的政治家。达到这样水准的“圣臣’’的现实榜样屈指可数,如“殷之伊尹,周之太公”,而最高水准的便是“周公”,他的功绩被誉为“大儒之效”。
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周也。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称贪焉;杀管叔,虚殷国,而天下不称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称偏焉。教诲开导成王,使谕于道,而能掩迹于文、武。周公归周,反籍于成王,而天下不辍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以少当也,不可以假摄为也。能则天下归之,不能则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离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归周反籍焉,明不灭主之义也。周公无天下矣,乡有天下,今无天下,非擅也;成王乡无天下,今有天下,非夺也:变势次序节然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诛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顺也。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业,明枝主之义,抑亦变化矣,天下厌然犹一也。非圣人莫之能为,夫是之谓大懦之效(《荀子,儒效》),
周公之所以获此评价,在于他理想地完成了对荀子政治权力构架中的一种设想。周初武王驾崩后,成王年幼而不能理国,但他也不是暴君不至于乱国,故实有荀子所谓“身佚’’的特点。这样一个君主在位,就是臣发挥职能之机会。一方面,权力的运行便可全部交由“臣”周公处理,君主不会专权;另一方面,成王本身正处在需要教化修身的阶段,周公可以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与良好的品行促使成王不断提高其修为,使其长成以后也不至于专断施暴。而更难得的是周公也并未趁机篡位专权,而是在将各种政事处理完善,教育成王成熟之后又归政于他。自始至终,“君”、“民”及社会的秩序在周公的维系下都以和谐的态势存在。这正是荀子所希望看到的政治权力良好运行的情况。
作为一种具有“人世”意义的思想,荀子的“民本”政治哲学中包含着不容忽视的理论价值与政治哲学智慧。我们可以从两个大的方面来审视其意义。
第一个方面的意义是历史意义。作为诞生于公元前3世纪的思想,荀子的“民本,,政治哲学与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特别是政治方面的历史联系紧密,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政治理论上看,作为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集大成者,荀子“民本”政治哲学堪称儒家政治哲学发展中的里程碑。他对“民本,,传统如何进一步高扬,对政治权力在实际制度中如何平衡地贯彻,对政治体系中民、君、臣等政治主体的地位如何安放等都有较为细致的论述。其理论呈现出理想性与现实性较好结合的特点。金耀基先生对此有精当的评论:“荀子之中心思想,则依旧守儒家政治哲学之一贯之义——民本思想。其‘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一语,上通孟子‘民贵君轻’之义,下接梨洲‘君客民主’之论,谨此一语,荀子已可堂堂在儒学中占一席崇高之地位”。荀子的这种地位在汉、唐儒者中颇受尊崇。西汉大儒董仲舒即十分佩服荀子,服膺荀子在政治哲学方面的成就,曾“作书美孙卿”。刘向称“如人君能用孙卿,庶几于王”。唐朝杨惊专为《荀子》作注,评价荀子“根极理要……名世之士,王者之师”。只是到了中唐以后,儒学内部“心性”理论兴起,政治哲学内容逐渐不受重视,荀子之地位亦随之降低。直至近代,儒学家们开始重新重视政治哲学,荀子方重获尊崇。
从政治实践上看,最大的影响是使得儒家思想成为了中国古代官方恒定不变的意识形态。儒家思想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钦定的思想,“规范了2000年的中国社会”。这中间起到直接作用的是董仲舒,而若追溯其源,则荀子与焉,正所谓“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除此之外,荀子所构建的一系列具有操作性的儒家政治哲学方法对古代政治体制的建立变迁也产生了相应的影响。首先是对皇权的限制与制约。虽然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基本属于君主专制制度,但君主所掌握的权力并不是绝对的毫无限制。“即使在有作为的皇帝在皇权至高无上之时,也不是像有些书籍说的那样:君临一勿,权力无限”。“天命,,之权威、“民众”之力量、“贤臣”之职责和仁义道德的要求都在不同程度上起到过对皇权的制约。这正是荀子“民本”政治哲学中所提到的措施。史实中典型的代表莫过于唐太宗与大臣的关系。唐太宗明确将荀子所主张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理念作为执政的座右铭,非常注意纳谏与纠错。故此,治国较久。其次是相权的设置与发展。荀子“民本”政治哲学中有“臣治”这一维度,他希望借此维度来制约可能出现的“君权”专制。古代政治制度中“相”的设置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荀子的要求。自秦统一开始,中国历史上相继出现过独相制、群相制、兼相制三种相权制度。这种变化体现的是君权与相权的斗争。执掌政权的皇帝不断变革相权制度以达到弱化相权的目的。这从侧面反映了“相”的存在确实造成了对君权的威胁与制约,同时也反映了皇帝不论怎么变革也无法消除“相”的存在。再次,荀子“民本”政治哲学中所强调的重视社会民生、重视执政者道德的修养等理念都不同程度地在古代政治君主的执政中得到实现。虽然这些措施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起码“在实际上减缓了传统社会专制统冶者对百姓剥削的残酷性”
当然,由于在秦统一以后古代中国所处的社会始终是专制社会,荀子之理想未得到实施之处更多。反而君主们截取其思想的部分内容以为专制服务。这导致荀子思想被后人批判为“君主主义”的鼓吹者。笔者认为这样的批判不是公正的评价。
我们应以理性的态度来审视荀子的“民本”政治哲学,并对其思想精华进行合理的转化与利用,此为荀子思想所具有的第二个方面的意义——现实意义。中国自近代遭受西方力量入侵以来即走上一条追求实现近代化(现代化)的道路。这种追求在政治方面即体现为建立民主制度的努力。为实现民主,许多人将儒家思想不加分辨地作为批判的对象,这种做法无疑过于偏颇。更理性的做法是对儒家思想与西方文化进行沟通。“中国固然需要参照、借鉴西方的制度文明和价值理念,并使某些制度与价值真正在中国生根,以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助缘;然而,中国的现代化……有着自己的道路与模式,自己的特殊性;……离开了民族化的现代化也是难以成功的”。儒家“民本”政治哲学无疑正是属于中国民族文化中的精华之一,是可以依靠的优良的理论资源。
其一,从宏观上看,“民本”与“民主”具有能够沟通与融合的属性。按照金耀基先生的意见,“民主”具有“民有”、“民治”和“民享”三个层面(即林肯所说的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的含义。其中,“民治”含义为儒家“民本”所无,而“民有”、“民享”则俱为“民本”所有。也就是说“民本”与“民主”两者在权力来源于人民、权力为了人民这两个层面上具有融合的基础,只是在权力由人民执掌与运行这一个层面上“民本”有缺憾。具体到荀子的“民本”哲学,“民有”、“民享”正是其内容之重点所在。即使在“民治”层面,也不是完全不涉及。笔者认为,荀子“民本”哲学的“臣治”维度还是对权力运行的问题进行了一定思考的。而“臣”运行权力之目的还在于服务于“民”,故其与“民治”之间也并不是完全不可沟通的。此外,荀子的“明分之道”“划分、确定每个层次、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界限,其最终所指向的就是通过这一途径给予并保障每个人所应得的利益”。其中所蕴含的“应得”观念与西方民主政道的基础“权利”概念有极大的相通性。
其二,从微观上看,荀子“民本”政治哲学中许多具体理念可以直接为我们今天的政治实践所采纳。在历史上的专制社会中,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荀子关于“民本”的许多有价值的理念无法得到实施,但今天我们有了条件。这些理念包括以下三种。
一是人民作为权力的来源具有神圣性。荀子所讲的“天之立君,以为民也”的理念提醒我们,人民作为权力的来源是带有神圣性的。执政者不可只将人民利益作为巩固政权的工具与手段,而是必须从根本处对人民的意志抱有敬意与尊重,真正做到“以民为本”。
二是执政者的个人道德修养不容忽视。荀子认为“修身”是执政者的“为政”之要。对于执政者可能出现的腐败与专权,制度制约固然是必须的手段。但并不能因此就舍弃对于执政者自身的道德修养要求。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君子”在位肯定好于“小人”在位。
三是国家权力的执掌与运行应有所分离。在荀子的思想中,“君主”与“臣治”是相互有张力的两个维度。负责运行权力的“臣”可以按照“从道不从君”的原则与“君”相抗衡。这是不同于西方“三权分立”的一种权力制衡模式。此模式亦可为当前政治文明建设所借鉴。
总之,荀子的政治哲学架构将“民”之利益与具有生万物特性的“天”相挂搭,以之为政治权力的根本来源;而善“群”的“君”由于能实现“天”所赋予的使众“民”生的需求,被“立”为现实政治权力的执掌者;再以“臣”来具体运行权力以期对可能出现的君主个人专制进行制衡,保障民利的落实。这种“民本”政治哲学的设想在历史上发挥过一定作用,对我们今天的政治文明建设亦有裨益。我们应本着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态度对之进行合理审视与探讨,从中发掘有价值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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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独特而丰富的休闲思想内涵和表现形式,主要深受老庄哲学的影响。而中国古代诗歌辞赋中渗透着休闲所独有的文化意蕴。本文将从休闲的视角探讨陶渊明作品中的休闲思想内涵,希望对丰富和拓展现代休闲学的研究有所裨益。
关键词:传统文化;休闲思想;分析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休闲思想内涵。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教都有自己的休闲观。中国的休闲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特别是以士大夫文人为主的休闲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1]中国休闲文化有其独特而又丰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从诗词歌赋到词曲小说,从琴棋书画到茶道酒道,从山水园林到隐士养生,无不渗透着休闲所独有的文化意蕴。[2]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休闲持有的特殊认知和体验方式。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今天,高度重视中国古代的休闲思想,充分挖掘古代休闲的意蕴价值,不断寻求中国传统休闲的现代移植和文化转换,是当代休闲研究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义务,也是当今休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历史上是社会、政治不安的时期,文人士大夫为了远离政治迫害,纷纷地采取了回避政治,对政治不闻不问及面向自然的生活态度。这些文人士大夫们特别崇尚老子、庄子的哲学思想,寄情于山水之间,追求一种清净无为的生活,美丽的山山水水成为文人、士大夫们从事休闲娱乐、审美静观的消遣对象。文人士大夫的旅游休闲意识比以往更加成熟,人们在游玩山水中领略玄趣,追求与道冥合的境界,力图使自己的精神回到自然状态之中去。当时社会、政治不安的现实和文人、士大夫们那种崇尚自然、田园生活的纯洁的心态,也直接促成了这一时期休闲思想的逐渐成熟。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曾对魏晋南北朝的艺术作了一个概括的描绘:“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3](P.208)魏晋南北朝是一个艺术的自觉的时代,也是一个美学的自觉的时代,也是一个人的自觉时代。
魏晋南北朝时期可以被视为我国古代休闲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为休闲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取之不及、用之不竭的源泉。这一时期的休闲思想主要体现在日益兴起的山水诗及田园诗的创作之中。登山玩水这种休闲方式很早就成为士大夫及贵族阶层享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政治上的不得意,往往使这些士大夫们将怀才不遇和怅惘之情凝聚于诗文之中。游山玩水这种休闲方式也常常使他们忘却胸中的苦闷与烦恼。因此,旨在描写山水之美的山水诗以及歌颂美好田园生活的田园诗便成为此时文学作品中最主要的创作素材。这一时期的著名的山水诗人的主要代表有谢灵运、鲍照、谢朓等人,他们是开创山水诗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北朝的郦道元、杨衒之的游记散文,不仅生动地描绘了自然景观,而且还描写人文景观,都是很有学术价值的佳作。而东晋末年的陶渊明,则另辟蹊径。他不肯为五斗米而折腰,便转而热爱大自然,赞美大自然,特别向往隐逸生活,“诗书敦夙好,园林无世情”,“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他开创的田园诗充满了对自然而又美好的田园生活的热爱。而他写的《桃花源诗并记》,勾勒出一个静谧、淳朴自然的“桃花源”理想的境界,实在令人神往!而郦道元与陶渊明不同之处在于它注重纪实的创作手法,陶渊明则注重对理想生活的描述。他们不仅为中国古代休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对近现代中国休闲思想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杰出的诗人陶渊明开创的田园诗充满了对纯洁田园生活的热爱。他的散文作品《桃花源记》为我们勾勒出了理想中的“世外桃源”是中国传统隐逸文化所向往的理想社会,历代文人名士和布衣百姓在喧嚣的尘世中都希望寻觅到能够隐逸的“世外桃源”,并以这样的理想社会形态作为独善其身的精神寄托。陶渊明撰写的辞《归去来兮辞》、诗《饮酒》等对倘佯逍遥、怡然自得的隐居生活发自内心的赞美。本文从不同的角度去挖掘陶渊明作品中的休闲思想内涵,希望对丰富和拓展现代休闲学的研究有所裨益。
陶渊明,(约公元365—427年),字元亮,号五柳先生,谥号靖节先生。东晋著名诗人,文学家,辞赋家,散文家。出身于破落官僚地主家庭。曾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令等职。因不满当时士族地主把持政权的黑暗现实,任彭泽令不足三月即辞官归隐,作《归去来兮辞》,自明本志。从此“躬耕自资”,直至六十三岁在贫病交迫中去世。他长于诗文辞赋,诗歌多描写自然景色及其在农村生活的情景,其中的优秀作品隐寓着他对腐朽统治集团的憎恶和不愿同流合污的精神,但也有宣扬“人生无常”、“乐天安命”等消极思想。曾做过几年小官,后辞官回家,从此隐居,田园生活是陶渊明诗的主要题材,相关作品有《饮酒》《归园田居》《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诗》等。他的诗歌创作开创了中国古代田园诗的典范,为我国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欢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以及他冲淡渺远,恬静自然,无与伦比的艺术风格。
陶渊明的休闲思想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继承了汉魏以来抒情言志诗歌的传统等特点,他所撰写的《归去来兮辞》、《饮酒》、《桃花源记》等“隐逸诗”,对倘佯逍遥、怡然自得的隐居生活发自内心的赞美。流传千年的《桃花源记》构思出一个宁静安谧、纯朴自然的“桃花源”的理想境界,是在令人神往!并以这样的理想社会形态作为独善其身的精神寄托。二是反映隐逸生活的田园诗(山水诗),后人常用质朴、平淡、自然来评价陶渊明田园诗的风格。隐士得意于丘中,倘佯于林间,拥抱美好的山川、赞美大地,形成了大量寄情于景、借景抒情的山水诗。与唐诗、宋词不同的是,六朝的山水诗更多了一分超然物外的意境和逍遥自适的心情,诗风显得更加轻灵、飘逸,文笔则更加隽永,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2]下面我们就对陶渊明作品中的休闲思想内涵进行具体的分析:
一、陶渊明的《归园田居》
《归园田居》组诗共五首,写于其归隐后的第二年。其中第一首诗集中表达了他那种摆脱无聊的官场生活后的喜悦之情,以及归隐田园生活后所带来的无限乐趣,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和隐居生活及休闲生活的向往和热爱。文章将叙事、议论、抒情巧妙地融为一体,创造出生动自然、引人入胜的艺术境界;语言自然朴实,洗尽铅华,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归园田居》
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4](P.380)
《归园田居》第一首,诗人只用了短短几句,就表达了他对仕途的厌恶之情。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不只是榆柳桃李中的几间草房、村落中的几缕炊烟,听到的不只是深巷中的犬吠、树头的鸡啼,所有这些还构成一种境界:宁静安谧、淳朴自然。诗人的田园诗并不仅仅在于客观地描绘了美好的田园生活,更主要的是强调和表现这种美好田园生活中的情趣,他把那些生活中最能引起自己思想感情共鸣的东西表达出来,充分表现了诗人那种热爱自由、淳朴的乡村休闲生活、蔑视尔虞我诈的官场生活的情怀。在饱尝羁绊之苦后,一旦回到自己的田园,感到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美好。因“质性自然”、“本爱丘山”,视仕宦之途为樊笼的陶渊明,终辞职归隐,抛离尘杂,返归自然。心境自然也是悠然自得的。这种守拙返朴的田园生活与丑陋的世俗生活恰好成了鲜明的对照。而且能看到一位洒脱诗人对着这宁静的田园景物,在吟唱“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心声。
其二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
白日掩荆扉,对酒绝尘想。
时复墟曲人,披草共来往。
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
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
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4](P.380)
《归园田居》第二首,着意写出乡居生活的宁静。先是从正面写“静”。生活在偏僻的乡村,极少有世俗的交际应酬,也极少有车马贵客造访。正因为没有俗事俗人打扰,所以“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那虚掩的柴门,那幽静的居室,已经把尘世的喧嚣俗念都远远地隔绝了。
不过,柴门也有敞开之时,诗人“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常与乡邻们共话桑麻。然而在诗人看来,与纯朴的农民“披草共来往”,不是世俗的“人事”;共话桑麻,也不是“杂言”。与充满机巧虚伪的官场相比,这里别有洞天。
乡村生活也有它的喜乐悲欢。“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令人喜悦;同时又“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然而这一喜一惧,并非“尘想”杂念。相反,这单纯的喜惧表示着乡居劳作使诗人的心灵明净了,感情淳朴了。
诗人或从正面说,或从旁说,让读者去领略乡村的幽静和自己心境的恬静。元好问曾说:“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诗人在这里正是描绘了一个宁静、纯美的天地。如今,城里人到农村旅游,不也是厌倦了人事的应酬,缓解工作和学习压力,想到农村放松心情吗?
其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4](P.380-382)
为了不使豆田荒芜,诗人一大早就下了地,到了晚上才披着月光回来。虽然很辛苦,但他并不抱怨,这从“带月荷锄归”的美景就可以看出来。“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这句诗为农家披星戴月的艰苦劳作增添了浓浓的诗情画意。陶诗的情趣来自于写意。“带月荷锄归”,劳动归来的诗人虽然独自一身,却有一轮明月陪伴。月下的诗人,肩扛一副锄头,穿行在齐腰深的草丛里,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月夜归耕图啊!其中洋溢着诗人心情的愉快和归隐的自豪。让人感觉到一幅耕种之暇享受乡村生活的悠闲乐趣。如今城里人到农村旅游,从事各种各样的休闲活动,如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儿同样可以体验田园生活得乐趣。#p#副标题#e#
二、陶渊明的《饮酒》
《饮酒》共二十首,都是酒后偶然的题咏,不是一时所作。本篇是《饮酒》二十首中的第五首。该诗的前半部分着重说出“心远地自偏”的道理,后半部分则写出诗人欣赏自然景色的悠然心情。
《饮酒》
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4](P.380-382)
这些别人都瞧不上眼的乡村、平凡的事物、乡间生活,在诗人笔下却是那样的优美、宁静,显得格外亲切。归隐后的陶渊明还亲自参加生产劳动,接近劳动人民,歌颂劳动,这使得他的田园诗更具劳动生活气息。
这首诗主要是想展示诗人运用魏晋玄学“得意忘象”之说领悟“真意”的思维过程,蕴含着丰富的哲理思想与高尚的情趣。然而,它不是枯燥乏味、简单的哲理演绎。诗人为我们描绘出它那种悠然自得的心情,也为我们描写了幽美淡远的美景,在这种情景交融的美妙的意境中蕴含着万物各得其所的哲理;这种哲理又被诗人高度提炼、浓缩为“心远地自偏”诗人意味深长地说:“心远地自偏”。心静,境自静。无求名求利之心,即使身居闹市,也宛如在山。这深刻的道理被诗人平淡地说出,亲切感人。诗歌巧妙地运用了象征手法。“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人在悠然自得,怡然自乐的休闲状态中,达到了休闲的本真。“鸟倦飞而知还”,这是诗人无意中看到的美景,在南山那美好的黄昏夜色中,飞鸟结伴返回山林中,万物自由自在,适性而动,正像诗人所向往的那种摆脱官场束缚,悠然自得,诗人在这里悟出自然界和人生的真谛。
《饮酒》其五中的最后一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给读者以理性的启示。“真意”,我们可以理解为人生的真正意义,那就是人们生活的目标不是追求名与利,也不应该被龌龊的官场玷污了自己自然的天性,而应该回到大自然中去,去欣赏大自然无限美好的景色,享受那种怡然自得的休闲生活。整首诗充分表现出作者从大自然美景中悟出人生的真正意义,从而获得恬静的心境。诗的意境是平和的、诗人的心态是淡然处世的。诗人在东篱之下采菊,悠然之间偶一抬头,美丽的南山自然而然映入眼帘。山上的气象到傍晚时分越发可爱,一群群飞鸟结伴而归。看着眼前的自然美景,作者忽然联想到自己的归隐田园,从中悟出返璞归真的哲理,因而不胜欣慰。
第七首诗的倾向与第五首一致,也是咏物寄志,超凡脱俗。
《饮酒》其七
秋菊有佳色,浥露掇其英。
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
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
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
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5](P.90)
这首诗写诗人饮酒食菊,远离世情。诗人的一生最喜欢的一个是美酒,一个是菊花,这两点都非常突出,这两点在《饮酒》其五中都有生动的体现。菊为傲霜之品,所以食菊能修身自洁。饮此忘忧之酒,使感情更加超凡脱俗。见归鸟之入林,悟人生之归宿。诗人特别喜欢描写青松、秋菊、孤云、归鸟。在这些景物上,体现着诗人自身坚贞孤高的品格和爱好自由、自然的情感。
三、《桃花源记》
《桃花源记》是陶渊明的代表作之一,约作于永初二年(公元421年)。这时作者归隐田园已经16年了。从仕途到田园,再从田园到桃源,这是诗人对理想境界的进一步探求。年轻时的陶渊明本有“大济苍生”之志,可是在仕途上破灭了。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文章在开始部分,先以美好、静谧、“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花林作为铺垫,从而引出一个纯朴、自然的世外桃源。在那儿,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那么美好,简直是个理想的休闲世界。《归园田居》是陶渊明辞官归隐之际与上流社会公开决裂的政治宣言。文章以绝大篇幅写了他脱离官场的无限喜悦,想象归隐田园后的无限乐趣,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和隐居生活的向往和热爱。《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不仅是隐士的小天地,也是千千万万农民的乐土。无论是诗人对理想社会的向往,还是《桃花源记》中反映出的桃源人民纯朴的精神世界,都是源于作者半生田园生活得真切体验。文中描绘的理想社会的美好图景,是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抗议。此后,以“桃源”为主题的诗歌创作层出不穷。唐代王维的《桃源行》、韩愈的《桃源图》、北宋王安石的《桃源行》皆为名作。这说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长期以来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而当今以“桃花源”名为的旅游景点,更是吸引了无数的中外游客,对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地推动作用。在那里人们亲身体验诗人笔下美好的“桃花源”景致,从中获得美的享受。
陶渊明的田园诗不仅为中国古代休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对近现代中国休闲思想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开创的田园诗充满了对纯洁田园生活的热爱。他的散文作品《桃花源记》为我们勾勒出了理想中的“世外桃源”是中国传统隐逸文化所向往的理想社会,历代文人名士和布衣百姓在喧嚣的尘世中都希望寻觅到能够隐逸的“世外桃源”,并以这样的理想社会形态作为独善其身的精神寄托。陶渊明撰写的辞《归去来兮辞》、诗《饮酒》等对倘佯逍遥、怡然自得的隐居生活发自内心的赞美。本文从不同的角度挖掘并探讨了陶渊明作品中的休闲思想内涵,希望对丰富和拓展现代休闲学的研究有所裨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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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本”观念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传统。学者们对这个话题多有论及。而以政治权力为核心议题来讨论这个问题是当前较具有创发性的角度。从政治权力这个核心议题出发,先秦儒家大师荀子的“民本”政治哲学具有极强的特色,当予以关注。
在荀子思想中,政治权力指在一定的政治共同体中获得发号施令的势位:
古者天子千官,诸侯百官。以是千官也,令行于诸夏之国,谓之王。以是百官也,令行于境内,国虽不安,不至于废易遂亡,谓之君(《荀子·正论》)。能在“天下”行令的是“王”,能在“一国”行令的则是“君”。这两种角色所掌握的势位都属于政治权力。围绕着这种政治权力,荀子的“民本”政治哲学从三个维度来展开,分别是“民本”、“君主”和“臣治”。“民本”维度主要解释政治权力的形上之来源,“君主”维度解释政治权力的现实执掌问题,“臣治”维度解释政治权力的运行。
前文已经提到,“臣”主要的任务就是负责政治权力的运行。为达此目标,“臣”必须要维系权力秩序中“在上之君”与“在下之民”的和谐。因此,“臣道”也就必须要进行详细的探讨。
“臣”的首要职责是把握好“君命”与“君利”之间合理之度。
从命而利君谓之顺,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逆命而利君谓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篡(《荀子·臣道》)。
‘“君利”实际是“国利”、“民利”,这与政治权力的来源相符合。而“君命”在某些时候代表君主的私利。所以“君利”高于“君命”,在某些时候“臣”可以“逆命而利君”。臣之“忠”不是完全听命于君主,而是要以“国利”、“民利”为标准对“君”进行制约。
那么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如何能利君呢?
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有能比知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与强君挢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以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谓之辅;有能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国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拂。故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荀子,臣道》)。
谏、争、辅、拂是臣在处理与君关系时能达到“利君’’要求的四种形式,各自在不同情况下发挥作用。真正能将“臣”的使命优秀地完成的最好榜样是《荀子》所推崇的“圣臣”:
上则能尊君,下则能爱民,政令教化,刑下如影,应卒遇变,齐给如响,推类接誉,以待无方,曲成制象,是圣臣者也(《荀子·臣道》)。圣臣将君民关系协调得融洽,将政令教化执行妥当,更能“应卒遇变”、相机理事。他不是一个僵化的执行者,而是运筹帷幄的政治家。达到这样水准的“圣臣’’的现实榜样屈指可数,如“殷之伊尹,周之太公”,而最高水准的便是“周公”,他的功绩被誉为“大儒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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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政治权力作为核心议题可以对中国古代的“民本”政治哲学进行探讨。围绕着政治权力,荀子的“民本”政治哲学设想从三个维度来展开,分别是“民本”、“君主”和“臣治”。“民本”维度主要解释政治权力的形上来源,“君主”维度解释政治权力的现实执掌者,“臣治”维度解释政治权力的运行。“民本”维度是整个思想的核心。荀子意图通过这种架构来最大限度地保障民众利益与制衡君王的专制。从历史上看,这种设想发生过一定积极影响,也受到过极大的限制。我们应在合理审视的前提下去利用其中的政治哲学智慧资源。
关键词:荀子;民本;君主;臣治
“民本”观念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传统。学者们对这个话题多有论及。而以政治权力为核心议题来讨论这个问题是当前较具有创发性的角度。从政治权力这个核心议题出发,先秦儒家大师荀子的“民本”政治哲学具有极强的特色,当予以关注。
在荀子思想中,政治权力指在一定的政治共同体中获得发号施令的势位:
古者天子千官,诸侯百官。以是千官也,令行于诸夏之国,谓之王。以是百官也,令行于境内,国虽不安,不至于废易遂亡,谓之君(《荀子·正论》)。能在“天下”行令的是“王”,能在“一国”行令的则是“君”。这两种角色所掌握的势位都属于政治权力。围绕着这种政治权力,荀子的“民本”政治哲学从三个维度来展开,分别是“民本”、“君主”和“臣治”。“民本”维度主要解释政治权力的形上之来源,“君主”维度解释政治权力的现实执掌问题,“臣治”维度解释政治权力的运行。
“君”作为政治权力的执掌者,是“天”为了“民”之“生”而树立起来的。那么,“天”所立之“君”能不能达到这样的实际效果呢?进一步讲,“天”为什么不像对待人之外的其他事物那样,直接让人“生,,而偏偏要立一个“君”作为中间环节呢?
这主要涉及到人之“生”所包含的特殊含义以及“君”的职分功能的问题。人之“生”,并不像其他万物那样本能与直接地与“天”相联系,他要通过一特殊方式——人之“群”。
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日: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与其他生存物相比,人所具备的自然条件比较差,但是却能让其他生存物为我所用,成为“最为天下贵’’的生存物,其关键原因就在于人具有群体这样一种生存方式。不过,这样的生存方式有其特殊的要求,否则不仅不能生存,反而会致“乱”危害生存。
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荀子·富国》)。人之“群”必须满足的要求就是要有“分”,即“秩序区分”。而能把握“分”的人是“君”。
君者,何也?能群也。能群也者,何也?日善生养人者也(《荀子·君道》)。“君”的本职工作正是能“群”,能通过对“群”的组织管理完成使民和谐“生养”的目标。
“君”发挥“群”能力的途径有很多,最根本的是体现在“制礼”上:
古者圣王以人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荀子·性恶》)。荀子的“礼宪”堪称“外王之极致”,是维持整个政治共同体秩序的制度性因素。而以“圣王”身份出场的“君”则是这种制度性因素的制定者,这使得“君”对整个政治共同体秩序的管理作用凸显无疑。因之,在政治共同体中发号施令的政治权力就必须交给“君”来执掌。
“君”的地位亦必须突出。这就是荀子的“隆君”主张。
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荀子·致士》)。“君”必须被当作一国唯一的重心,这是国家安治的要素。因为如果树立两个重心,则国家必乱。
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贵
之者,是贵天下之本也(《荀子·富国》)。“君”活着时,要使其生活上美满、安定和尊贵;“君”丧亡后,“民”要以“三年”之丧礼来对待。
君之丧,所以取三年,何也?曰: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尽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为民父母之说焉。父能生之,不能养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诲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诲之者也。三年毕矣哉!乳母、饮食之者也,而三月;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君曲备之者也,三年毕乎哉!得之则治,失之则乱,文之至也。得之则安,失之则危,情之至也。两至者俱积焉,以三年事之,犹未足也,直无由进之耳(《荀子·礼论》)。之所以“民”要为去世的“君”服丧三年,与对待父母的待遇相同,其原因在于“君”的地位实在太重要。他是国家治理之主,是礼义之根本,是百姓忠诚恭敬之情应极致赋予之对象。他既能使“民”获得饮食衣被这些基本的物质资料,又对“民”进行教诲,使人能获得礼仪熏陶及和谐的社会秩序。从这个意义上看,“君”可算是“民之父母”,以事父母的礼遇对待“君”绝对合适。甚至严格地说,为“君”服丧三年还不够。荀子“隆君”的主张让“君”定于一尊、全体“民”以之为“父母”,则“君”专制的可能性显得十分大。#p#分页标题#e#
对于这个问题,荀子也并不是没有考虑过,他指出:
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君者盘也,民者水也,盘圆而水圆。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荀子·君道》)。
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荀子·君道》)。君作为“民原”,并不只是作为政治权力的代表,他本身是带有义务和责任的。整个社会尤其是广大“民”的“正”与否、其行为是“圆”还是“方”、其行为是“清”还是“浊”都与君的品行相关联。所以“君”的言行甚至喜好若不谨慎则会给整个政治共同体尤其是“民”带来极大的祸患。
楚庄王好细腰,故朝有饿人(《荀子·君道》)。从当时的实践来看,一个不算很大权力的楚王对“细腰”的个人偏好竟导致大量宫中之人忍饥挨饿以至于饿死的惨剧,“君王”专制之害显然已经彰显无遗。
荀子试图通过两种方法来对可能出现的专制弊端进行解救。
第一种方法是直接针对“君”自己的,即对君主的个人修为进行不懈的提升。这也是儒家思想对于所有人的根本性要求。
请问为国?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荀子·君道》)。对于执掌权力的君王,最要紧的不是如何治理国家,反而是修身最为重要,这不是要忽略执政者治理国家的能力,而是认为对于掌权者而言,必须首先时刻坚持修身,使自己能时刻保持“成圣”的理想,其作为全社会仪表的身份才能名副其实,这是君王在自己职分内最应当完成之事业。
第二种方法就是在权力的运行上引入“臣”来完成,从某种意义上达到对“君”专权的制衡。
故人主欲强固安乐,莫若反己。欲附下一民,则莫若反之政。欲修政美俗,则莫若求其人。……彼其人者,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荀子·君道》)。“人主”想要保持政权稳固安乐,就要“求其人”,“彼其人”正是能在运行权力上起到决定作用的“臣”。
故明主急得其人,而暗主急得其執。急得其人,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執,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荀子·君道》)。
在权力运行上,得到“其人”(即臣)之助,君王从个人到国家都能安治;反之,则危亡。以“急得其人”的态度来执掌政权,最后能达到“身佚而国治”的状态。荀子希望“君”“身佚”而不是“身劳”,体现了荀子反对“君”在执掌了权力后自己去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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