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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政治权力作为核心议题可以对中国古代的“民本”政治哲学进行探讨。围绕着政治权力,荀子的“民本”政治哲学设想从三个维度来展开,分别是“民本”、“君主”和“臣治”。“民本”维度主要解释政治权力的形上来源,“君主”维度解释政治权力的现实执掌者,“臣治”维度解释政治权力的运行。“民本”维度是整个思想的核心。荀子意图通过这种架构来最大限度地保障民众利益与制衡君王的专制。从历史上看,这种设想发生过一定积极影响,也受到过极大的限制。我们应在合理审视的前提下去利用其中的政治哲学智慧资源。
关键词:荀子;民本;君主;臣治
“民本”观念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传统。学者们对这个话题多有论及。而以政治权力为核心议题来讨论这个问题是当前较具有创发性的角度。从政治权力这个核心议题出发,先秦儒家大师荀子的“民本”政治哲学具有极强的特色,当予以关注。
在荀子思想中,政治权力指在一定的政治共同体中获得发号施令的势位:
古者天子千官,诸侯百官。以是千官也,令行于诸夏之国,谓之王。以是百官也,令行于境内,国虽不安,不至于废易遂亡,谓之君(《荀子·正论》)。能在“天下”行令的是“王”,能在“一国”行令的则是“君”。这两种角色所掌握的势位都属于政治权力。围绕着这种政治权力,荀子的“民本”政治哲学从三个维度来展开,分别是“民本”、“君主”和“臣治”。“民本”维度主要解释政治权力的形上之来源,“君主”维度解释政治权力的现实执掌问题,“臣治”维度解释政治权力的运行。
“君”作为政治权力的执掌者,是“天”为了“民”之“生”而树立起来的。那么,“天”所立之“君”能不能达到这样的实际效果呢?进一步讲,“天”为什么不像对待人之外的其他事物那样,直接让人“生,,而偏偏要立一个“君”作为中间环节呢?
这主要涉及到人之“生”所包含的特殊含义以及“君”的职分功能的问题。人之“生”,并不像其他万物那样本能与直接地与“天”相联系,他要通过一特殊方式——人之“群”。
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日: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与其他生存物相比,人所具备的自然条件比较差,但是却能让其他生存物为我所用,成为“最为天下贵’’的生存物,其关键原因就在于人具有群体这样一种生存方式。不过,这样的生存方式有其特殊的要求,否则不仅不能生存,反而会致“乱”危害生存。
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荀子·富国》)。人之“群”必须满足的要求就是要有“分”,即“秩序区分”。而能把握“分”的人是“君”。
君者,何也?能群也。能群也者,何也?日善生养人者也(《荀子·君道》)。“君”的本职工作正是能“群”,能通过对“群”的组织管理完成使民和谐“生养”的目标。
“君”发挥“群”能力的途径有很多,最根本的是体现在“制礼”上:
古者圣王以人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荀子·性恶》)。荀子的“礼宪”堪称“外王之极致”,是维持整个政治共同体秩序的制度性因素。而以“圣王”身份出场的“君”则是这种制度性因素的制定者,这使得“君”对整个政治共同体秩序的管理作用凸显无疑。因之,在政治共同体中发号施令的政治权力就必须交给“君”来执掌。
“君”的地位亦必须突出。这就是荀子的“隆君”主张。
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荀子·致士》)。“君”必须被当作一国唯一的重心,这是国家安治的要素。因为如果树立两个重心,则国家必乱。
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贵
之者,是贵天下之本也(《荀子·富国》)。“君”活着时,要使其生活上美满、安定和尊贵;“君”丧亡后,“民”要以“三年”之丧礼来对待。
君之丧,所以取三年,何也?曰: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尽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为民父母之说焉。父能生之,不能养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诲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诲之者也。三年毕矣哉!乳母、饮食之者也,而三月;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君曲备之者也,三年毕乎哉!得之则治,失之则乱,文之至也。得之则安,失之则危,情之至也。两至者俱积焉,以三年事之,犹未足也,直无由进之耳(《荀子·礼论》)。之所以“民”要为去世的“君”服丧三年,与对待父母的待遇相同,其原因在于“君”的地位实在太重要。他是国家治理之主,是礼义之根本,是百姓忠诚恭敬之情应极致赋予之对象。他既能使“民”获得饮食衣被这些基本的物质资料,又对“民”进行教诲,使人能获得礼仪熏陶及和谐的社会秩序。从这个意义上看,“君”可算是“民之父母”,以事父母的礼遇对待“君”绝对合适。甚至严格地说,为“君”服丧三年还不够。荀子“隆君”的主张让“君”定于一尊、全体“民”以之为“父母”,则“君”专制的可能性显得十分大。#p#分页标题#e#
对于这个问题,荀子也并不是没有考虑过,他指出:
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君者盘也,民者水也,盘圆而水圆。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荀子·君道》)。
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荀子·君道》)。君作为“民原”,并不只是作为政治权力的代表,他本身是带有义务和责任的。整个社会尤其是广大“民”的“正”与否、其行为是“圆”还是“方”、其行为是“清”还是“浊”都与君的品行相关联。所以“君”的言行甚至喜好若不谨慎则会给整个政治共同体尤其是“民”带来极大的祸患。
楚庄王好细腰,故朝有饿人(《荀子·君道》)。从当时的实践来看,一个不算很大权力的楚王对“细腰”的个人偏好竟导致大量宫中之人忍饥挨饿以至于饿死的惨剧,“君王”专制之害显然已经彰显无遗。
荀子试图通过两种方法来对可能出现的专制弊端进行解救。
第一种方法是直接针对“君”自己的,即对君主的个人修为进行不懈的提升。这也是儒家思想对于所有人的根本性要求。
请问为国?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荀子·君道》)。对于执掌权力的君王,最要紧的不是如何治理国家,反而是修身最为重要,这不是要忽略执政者治理国家的能力,而是认为对于掌权者而言,必须首先时刻坚持修身,使自己能时刻保持“成圣”的理想,其作为全社会仪表的身份才能名副其实,这是君王在自己职分内最应当完成之事业。
第二种方法就是在权力的运行上引入“臣”来完成,从某种意义上达到对“君”专权的制衡。
故人主欲强固安乐,莫若反己。欲附下一民,则莫若反之政。欲修政美俗,则莫若求其人。……彼其人者,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荀子·君道》)。“人主”想要保持政权稳固安乐,就要“求其人”,“彼其人”正是能在运行权力上起到决定作用的“臣”。
故明主急得其人,而暗主急得其執。急得其人,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執,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荀子·君道》)。
在权力运行上,得到“其人”(即臣)之助,君王从个人到国家都能安治;反之,则危亡。以“急得其人”的态度来执掌政权,最后能达到“身佚而国治”的状态。荀子希望“君”“身佚”而不是“身劳”,体现了荀子反对“君”在执掌了权力后自己去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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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本”观念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传统。学者们对这个话题多有论及。而以政治权力为核心议题来讨论这个问题是当前较具有创发性的角度。从政治权力这个核心议题出发,先秦儒家大师荀子的“民本”政治哲学具有极强的特色,当予以关注。
在荀子思想中,政治权力指在一定的政治共同体中获得发号施令的势位:
古者天子千官,诸侯百官。以是千官也,令行于诸夏之国,谓之王。以是百官也,令行于境内,国虽不安,不至于废易遂亡,谓之君(《荀子·正论》)。能在“天下”行令的是“王”,能在“一国”行令的则是“君”。这两种角色所掌握的势位都属于政治权力。围绕着这种政治权力,荀子的“民本”政治哲学从三个维度来展开,分别是“民本”、“君主”和“臣治”。“民本”维度主要解释政治权力的形上之来源,“君主”维度解释政治权力的现实执掌问题,“臣治”维度解释政治权力的运行。
前文已经提到,“臣”主要的任务就是负责政治权力的运行。为达此目标,“臣”必须要维系权力秩序中“在上之君”与“在下之民”的和谐。因此,“臣道”也就必须要进行详细的探讨。
“臣”的首要职责是把握好“君命”与“君利”之间合理之度。
从命而利君谓之顺,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逆命而利君谓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篡(《荀子·臣道》)。
‘“君利”实际是“国利”、“民利”,这与政治权力的来源相符合。而“君命”在某些时候代表君主的私利。所以“君利”高于“君命”,在某些时候“臣”可以“逆命而利君”。臣之“忠”不是完全听命于君主,而是要以“国利”、“民利”为标准对“君”进行制约。
那么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如何能利君呢?
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有能比知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与强君挢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以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谓之辅;有能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国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拂。故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荀子,臣道》)。
谏、争、辅、拂是臣在处理与君关系时能达到“利君’’要求的四种形式,各自在不同情况下发挥作用。真正能将“臣”的使命优秀地完成的最好榜样是《荀子》所推崇的“圣臣”:
上则能尊君,下则能爱民,政令教化,刑下如影,应卒遇变,齐给如响,推类接誉,以待无方,曲成制象,是圣臣者也(《荀子·臣道》)。圣臣将君民关系协调得融洽,将政令教化执行妥当,更能“应卒遇变”、相机理事。他不是一个僵化的执行者,而是运筹帷幄的政治家。达到这样水准的“圣臣’’的现实榜样屈指可数,如“殷之伊尹,周之太公”,而最高水准的便是“周公”,他的功绩被誉为“大儒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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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政治权力作为核心议题可以对中国古代的“民本”政治哲学进行探讨。围绕着政治权力,荀子的“民本”政治哲学设想从三个维度来展开,分别是“民本”、“君主”和“臣治”。“民本”维度主要解释政治权力的形上来源,“君主”维度解释政治权力的现实执掌者,“臣治”维度解释政治权力的运行。“民本”维度是整个思想的核心。荀子意图通过这种架构来最大限度地保障民众利益与制衡君王的专制。从历史上看,这种设想发生过一定积极影响,也受到过极大的限制。我们应在合理审视的前提下去利用其中的政治哲学智慧资源。
关键词:荀子;民本;君主;臣治
“民本”观念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传统。学者们对这个话题多有论及。而以政治权力为核心议题来讨论这个问题是当前较具有创发性的角度。从政治权力这个核心议题出发,先秦儒家大师荀子的“民本”政治哲学具有极强的特色,当予以关注。
在荀子思想中,政治权力指在一定的政治共同体中获得发号施令的势位:
古者天子千官,诸侯百官。以是千官也,令行于诸夏之国,谓之王。以是百官也,令行于境内,国虽不安,不至于废易遂亡,谓之君(《荀子·正论》)。能在“天下”行令的是“王”,能在“一国”行令的则是“君”。这两种角色所掌握的势位都属于政治权力。围绕着这种政治权力,荀子的“民本”政治哲学从三个维度来展开,分别是“民本”、“君主”和“臣治”。“民本”维度主要解释政治权力的形上之来源,“君主”维度解释政治权力的现实执掌问题,“臣治”维度解释政治权力的运行。
在政治共同体的现实秩序中,能够发号施令的政治权力掌握在“君”手中,但掌权者并不是政治权力的核心。因为掌权者对权力的执掌还存在着是否正当合法的问题,这个问题由政治权力的来源解答。荀子在肯认“君”掌握政治权力的同时,也从形上的层面追溯了政治权力的来源,它体现荀子秉承了起自周公、发展于孔孟的儒家“民本”传统。
《荀子》对政治权力的来源进行过许多解释,较为典型的解释是这句话:“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他认为,“天”造就众多“民”不是为了“君主”的利益。恰恰相反,“天”造就、树立起君主——即让君主掌握政治权力——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保障众多“民”的利益。
对这个论述的解析我们可以得到两个重要的信息:一是荀子的“民本”意识,他在此处坚定地站在“民”的立场上,赋予了“民”在政治共同体中更根本的地位;二是在安放“民”地位时他不是只从现实的层面入手,而是也同时从形上层面人手,引入了“天”概念。“‘天’在中国人心中并不仅仅是指自然界,而是会对人们的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根源性存在”。荀子的“天”即具有这样的涵义。荀子在讲述“礼”之三本时明确指出,“天地者,生之本也”、“无天地,恶生?”(《荀子·礼论》),人的活动要循礼而“上事天”、“王者天太祖,诸侯不敢坏”(《荀子·礼论》)。人因以“天”为“生之本”而必须以严肃的态度敬天、事天,展示出荀子思想中的“天人之间还有一层形而上的联系”。因此,荀子所说的“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就不仅仅是从“民”的利益保障的现实层面来阐述政治权力的起源,而是将“民”之利益与“天”沟通,使其带有了神圣性的意味。此涵义亦可表述为“天一民”结构。这种结构正是对儒家经典《尚书》中“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民本”思想的传承。
以上是通过“天之立君”的目的来解释政治权力之来源在于“天一民”。此外,从执政者的产生途径来说,也能说明“民”在政治权力来源上的决定地位。
涂之人可以为禹。曷谓也?曰: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为仁义法正也。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荀子·性恶》)。或以为,“涂之人可以为禹”是荀子解释“化性起伪”可能性的命题,这固然是荀子的一种意图。但是,此处荀子并不仅仅只讲道德上的“化性起伪”问题,“禹”的身份也不仅仅是道德楷模而已,他还是历史上存在过的圣君,是执掌过政治权力的人。所以,此处荀子也是在讲具体的某个“君”是如何造就的问题。从这个理解意义上看,“涂之人可以为禹”就强调了“禹”这样的“君”不是上天专门生出来的,而是从一般人中成长起来的。“涂之人”就是以个体形式存在的“民”,他们每个人都具有成长为“君”的材质,所谓“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
今使涂之人伏术为学,专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县久,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矣(《荀子·性恶》)。“涂之人”都有成长为执掌权力、制礼义的“圣人”的可能性,关键看个人是否能“为学”。反过来,“圣人”之所以能执掌权力、能作出“制礼义”这般常人所无法做到的超越性事业,也是由“人之积”得来的。“君主与民众其生性都是一样的,每一个普通人都具有成为禹那样的圣君的可能性,而圣君则是人通过积累仁义法正而达到的。”连“君”本身也是由“民”成长起来的,这从另一个侧面凸显了“民”相对于“君”的根本性地位以及对政治权力的来源的决定性作用。
那么,既然普通的人都有成为“君”的可能性,对当时已普遍盛行的“世袭制”又当如何看待呢?“世袭制”是让去世君王的子嗣接替他执掌政治权力,这种做法明显将普通人排斥在了机会之外,似乎与荀子的主张存在矛盾。对此,荀子进行了解释:
圣王之子也,有天下之后也,势籍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然而不材不中,内则百姓疾之,外则诸侯叛之,近者境内不一,遥者诸侯不听,令不行于境内,甚者诸侯侵削之,攻伐之(《荀子-正论》)。
荀子对待“世袭制”的态度有两个层次。首先,他不反对“世袭”。他同意作为圣王的后代可以继承圣王的“君”位,成为新的政治权力执掌者。其次,通过“世袭”获得的“君”位同样要接受“天一民”这个神圣来源的检阅,其事实上的合法性只能由这个来源确立。“圣王之子”执掌权力并不意味着事情就完全确定不可更改了。一旦他违背了“使民生”的要求,那么他将受到惩罚,轻则受到削弱,重则被赶下“君”位甚至被杀掉,即被“革命”。
是以臣或弑其君,下或杀其上,粥其城,倍其节,而不死其事者,无他故焉,人主自取之”(《荀子·富国》)。“人主”丢掉政治权力乃至自己身家性命皆是“自取之”,是其违背“使民生”要求后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所以,“世袭制”确立君王的方式固然对“民”有排斥,但由于“君主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①,“民”对于由“世袭”获得政治权力的君王完全可以行使“人民的革命权”。荀子的“君舟民水”论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而有的学者认为,“他(荀子)的君民‘舟水’关系说,实质上是弱化了孔孟民本主义精神,强化了君主专制的力度,在根本上构筑了古代儒学君本主义的基本框架”。此论实未揭橥荀子关于政治权力与“君”关系的全部涵义,有偏颇之嫌。
“君”作为政治权力的执掌者,是“天”为了“民”之“生”而树立起来的。那么,“天”所立之“君”能不能达到这样的实际效果呢?进一步讲,“天”为什么不像对待人之外的其他事物那样,直接让人“生,,而偏偏要立一个“君”作为中间环节呢?
这主要涉及到人之“生”所包含的特殊含义以及“君”的职分功能的问题。人之“生”,并不像其他万物那样本能与直接地与“天”相联系,他要通过一特殊方式——人之“群”。
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日: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与其他生存物相比,人所具备的自然条件比较差,但是却能让其他生存物为我所用,成为“最为天下贵’’的生存物,其关键原因就在于人具有群体这样一种生存方式。不过,这样的生存方式有其特殊的要求,否则不仅不能生存,反而会致“乱”危害生存。
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荀子·富国》)。人之“群”必须满足的要求就是要有“分”,即“秩序区分”。而能把握“分”的人是“君”。
君者,何也?能群也。能群也者,何也?日善生养人者也(《荀子·君道》)。“君”的本职工作正是能“群”,能通过对“群”的组织管理完成使民和谐“生养”的目标。
“君”发挥“群”能力的途径有很多,最根本的是体现在“制礼”上:
古者圣王以人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荀子·性恶》)。荀子的“礼宪”堪称“外王之极致”,是维持整个政治共同体秩序的制度性因素。而以“圣王”身份出场的“君”则是这种制度性因素的制定者,这使得“君”对整个政治共同体秩序的管理作用凸显无疑。因之,在政治共同体中发号施令的政治权力就必须交给“君”来执掌。
“君”的地位亦必须突出。这就是荀子的“隆君”主张。
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荀子·致士》)。“君”必须被当作一国唯一的重心,这是国家安治的要素。因为如果树立两个重心,则国家必乱。
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贵
之者,是贵天下之本也(《荀子·富国》)。“君”活着时,要使其生活上美满、安定和尊贵;“君”丧亡后,“民”要以“三年”之丧礼来对待。
君之丧,所以取三年,何也?曰: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尽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为民父母之说焉。父能生之,不能养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诲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诲之者也。三年毕矣哉!乳母、饮食之者也,而三月;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君曲备之者也,三年毕乎哉!得之则治,失之则乱,文之至也。得之则安,失之则危,情之至也。两至者俱积焉,以三年事之,犹未足也,直无由进之耳(《荀子·礼论》)。之所以“民”要为去世的“君”服丧三年,与对待父母的待遇相同,其原因在于“君”的地位实在太重要。他是国家治理之主,是礼义之根本,是百姓忠诚恭敬之情应极致赋予之对象。他既能使“民”获得饮食衣被这些基本的物质资料,又对“民”进行教诲,使人能获得礼仪熏陶及和谐的社会秩序。从这个意义上看,“君”可算是“民之父母”,以事父母的礼遇对待“君”绝对合适。甚至严格地说,为“君”服丧三年还不够。荀子“隆君”的主张让“君”定于一尊、全体“民”以之为“父母”,则“君”专制的可能性显得十分大。
对于这个问题,荀子也并不是没有考虑过,他指出:
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君者盘也,民者水也,盘圆而水圆。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荀子·君道》)。
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荀子·君道》)。君作为“民原”,并不只是作为政治权力的代表,他本身是带有义务和责任的。整个社会尤其是广大“民”的“正”与否、其行为是“圆”还是“方”、其行为是“清”还是“浊”都与君的品行相关联。所以“君”的言行甚至喜好若不谨慎则会给整个政治共同体尤其是“民”带来极大的祸患。
楚庄王好细腰,故朝有饿人(《荀子·君道》)。从当时的实践来看,一个不算很大权力的楚王对“细腰”的个人偏好竟导致大量宫中之人忍饥挨饿以至于饿死的惨剧,“君王”专制之害显然已经彰显无遗。
荀子试图通过两种方法来对可能出现的专制弊端进行解救。
第一种方法是直接针对“君”自己的,即对君主的个人修为进行不懈的提升。这也是儒家思想对于所有人的根本性要求。
请问为国?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荀子·君道》)。对于执掌权力的君王,最要紧的不是如何治理国家,反而是修身最为重要,这不是要忽略执政者治理国家的能力,而是认为对于掌权者而言,必须首先时刻坚持修身,使自己能时刻保持“成圣”的理想,其作为全社会仪表的身份才能名副其实,这是君王在自己职分内最应当完成之事业。
第二种方法就是在权力的运行上引入“臣”来完成,从某种意义上达到对“君”专权的制衡。
故人主欲强固安乐,莫若反己。欲附下一民,则莫若反之政。欲修政美俗,则莫若求其人。……彼其人者,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荀子·君道》)。“人主”想要保持政权稳固安乐,就要“求其人”,“彼其人”正是能在运行权力上起到决定作用的“臣”。
故明主急得其人,而暗主急得其執。急得其人,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執,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荀子·君道》)。
在权力运行上,得到“其人”(即臣)之助,君王从个人到国家都能安治;反之,则危亡。以“急得其人”的态度来执掌政权,最后能达到“身佚而国治”的状态。荀子希望“君”“身佚”而不是“身劳”,体现了荀子反对“君”在执掌了权力后自己去运行。
前文已经提到,“臣”主要的任务就是负责政治权力的运行。为达此目标,“臣”必须要维系权力秩序中“在上之君”与“在下之民”的和谐。因此,“臣道”也就必须要进行详细的探讨。
“臣”的首要职责是把握好“君命”与“君利”之间合理之度。
从命而利君谓之顺,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逆命而利君谓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篡(《荀子·臣道》)。
‘“君利”实际是“国利”、“民利”,这与政治权力的来源相符合。而“君命”在某些时候代表君主的私利。所以“君利”高于“君命”,在某些时候“臣”可以“逆命而利君”。臣之“忠”不是完全听命于君主,而是要以“国利”、“民利”为标准对“君”进行制约。
那么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如何能利君呢?
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有能比知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与强君挢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以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谓之辅;有能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国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拂。故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荀子,臣道》)。
谏、争、辅、拂是臣在处理与君关系时能达到“利君’’要求的四种形式,各自在不同情况下发挥作用。真正能将“臣”的使命优秀地完成的最好榜样是《荀子》所推崇的“圣臣”:
上则能尊君,下则能爱民,政令教化,刑下如影,应卒遇变,齐给如响,推类接誉,以待无方,曲成制象,是圣臣者也(《荀子·臣道》)。圣臣将君民关系协调得融洽,将政令教化执行妥当,更能“应卒遇变”、相机理事。他不是一个僵化的执行者,而是运筹帷幄的政治家。达到这样水准的“圣臣’’的现实榜样屈指可数,如“殷之伊尹,周之太公”,而最高水准的便是“周公”,他的功绩被誉为“大儒之效”。
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周也。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称贪焉;杀管叔,虚殷国,而天下不称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称偏焉。教诲开导成王,使谕于道,而能掩迹于文、武。周公归周,反籍于成王,而天下不辍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以少当也,不可以假摄为也。能则天下归之,不能则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离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归周反籍焉,明不灭主之义也。周公无天下矣,乡有天下,今无天下,非擅也;成王乡无天下,今有天下,非夺也:变势次序节然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诛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顺也。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业,明枝主之义,抑亦变化矣,天下厌然犹一也。非圣人莫之能为,夫是之谓大懦之效(《荀子,儒效》),
周公之所以获此评价,在于他理想地完成了对荀子政治权力构架中的一种设想。周初武王驾崩后,成王年幼而不能理国,但他也不是暴君不至于乱国,故实有荀子所谓“身佚’’的特点。这样一个君主在位,就是臣发挥职能之机会。一方面,权力的运行便可全部交由“臣”周公处理,君主不会专权;另一方面,成王本身正处在需要教化修身的阶段,周公可以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与良好的品行促使成王不断提高其修为,使其长成以后也不至于专断施暴。而更难得的是周公也并未趁机篡位专权,而是在将各种政事处理完善,教育成王成熟之后又归政于他。自始至终,“君”、“民”及社会的秩序在周公的维系下都以和谐的态势存在。这正是荀子所希望看到的政治权力良好运行的情况。
作为一种具有“人世”意义的思想,荀子的“民本”政治哲学中包含着不容忽视的理论价值与政治哲学智慧。我们可以从两个大的方面来审视其意义。
第一个方面的意义是历史意义。作为诞生于公元前3世纪的思想,荀子的“民本,,政治哲学与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特别是政治方面的历史联系紧密,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政治理论上看,作为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集大成者,荀子“民本”政治哲学堪称儒家政治哲学发展中的里程碑。他对“民本,,传统如何进一步高扬,对政治权力在实际制度中如何平衡地贯彻,对政治体系中民、君、臣等政治主体的地位如何安放等都有较为细致的论述。其理论呈现出理想性与现实性较好结合的特点。金耀基先生对此有精当的评论:“荀子之中心思想,则依旧守儒家政治哲学之一贯之义——民本思想。其‘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一语,上通孟子‘民贵君轻’之义,下接梨洲‘君客民主’之论,谨此一语,荀子已可堂堂在儒学中占一席崇高之地位”。荀子的这种地位在汉、唐儒者中颇受尊崇。西汉大儒董仲舒即十分佩服荀子,服膺荀子在政治哲学方面的成就,曾“作书美孙卿”。刘向称“如人君能用孙卿,庶几于王”。唐朝杨惊专为《荀子》作注,评价荀子“根极理要……名世之士,王者之师”。只是到了中唐以后,儒学内部“心性”理论兴起,政治哲学内容逐渐不受重视,荀子之地位亦随之降低。直至近代,儒学家们开始重新重视政治哲学,荀子方重获尊崇。
从政治实践上看,最大的影响是使得儒家思想成为了中国古代官方恒定不变的意识形态。儒家思想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钦定的思想,“规范了2000年的中国社会”。这中间起到直接作用的是董仲舒,而若追溯其源,则荀子与焉,正所谓“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除此之外,荀子所构建的一系列具有操作性的儒家政治哲学方法对古代政治体制的建立变迁也产生了相应的影响。首先是对皇权的限制与制约。虽然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基本属于君主专制制度,但君主所掌握的权力并不是绝对的毫无限制。“即使在有作为的皇帝在皇权至高无上之时,也不是像有些书籍说的那样:君临一勿,权力无限”。“天命,,之权威、“民众”之力量、“贤臣”之职责和仁义道德的要求都在不同程度上起到过对皇权的制约。这正是荀子“民本”政治哲学中所提到的措施。史实中典型的代表莫过于唐太宗与大臣的关系。唐太宗明确将荀子所主张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理念作为执政的座右铭,非常注意纳谏与纠错。故此,治国较久。其次是相权的设置与发展。荀子“民本”政治哲学中有“臣治”这一维度,他希望借此维度来制约可能出现的“君权”专制。古代政治制度中“相”的设置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荀子的要求。自秦统一开始,中国历史上相继出现过独相制、群相制、兼相制三种相权制度。这种变化体现的是君权与相权的斗争。执掌政权的皇帝不断变革相权制度以达到弱化相权的目的。这从侧面反映了“相”的存在确实造成了对君权的威胁与制约,同时也反映了皇帝不论怎么变革也无法消除“相”的存在。再次,荀子“民本”政治哲学中所强调的重视社会民生、重视执政者道德的修养等理念都不同程度地在古代政治君主的执政中得到实现。虽然这些措施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起码“在实际上减缓了传统社会专制统冶者对百姓剥削的残酷性”
当然,由于在秦统一以后古代中国所处的社会始终是专制社会,荀子之理想未得到实施之处更多。反而君主们截取其思想的部分内容以为专制服务。这导致荀子思想被后人批判为“君主主义”的鼓吹者。笔者认为这样的批判不是公正的评价。
我们应以理性的态度来审视荀子的“民本”政治哲学,并对其思想精华进行合理的转化与利用,此为荀子思想所具有的第二个方面的意义——现实意义。中国自近代遭受西方力量入侵以来即走上一条追求实现近代化(现代化)的道路。这种追求在政治方面即体现为建立民主制度的努力。为实现民主,许多人将儒家思想不加分辨地作为批判的对象,这种做法无疑过于偏颇。更理性的做法是对儒家思想与西方文化进行沟通。“中国固然需要参照、借鉴西方的制度文明和价值理念,并使某些制度与价值真正在中国生根,以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助缘;然而,中国的现代化……有着自己的道路与模式,自己的特殊性;……离开了民族化的现代化也是难以成功的”。儒家“民本”政治哲学无疑正是属于中国民族文化中的精华之一,是可以依靠的优良的理论资源。
其一,从宏观上看,“民本”与“民主”具有能够沟通与融合的属性。按照金耀基先生的意见,“民主”具有“民有”、“民治”和“民享”三个层面(即林肯所说的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的含义。其中,“民治”含义为儒家“民本”所无,而“民有”、“民享”则俱为“民本”所有。也就是说“民本”与“民主”两者在权力来源于人民、权力为了人民这两个层面上具有融合的基础,只是在权力由人民执掌与运行这一个层面上“民本”有缺憾。具体到荀子的“民本”哲学,“民有”、“民享”正是其内容之重点所在。即使在“民治”层面,也不是完全不涉及。笔者认为,荀子“民本”哲学的“臣治”维度还是对权力运行的问题进行了一定思考的。而“臣”运行权力之目的还在于服务于“民”,故其与“民治”之间也并不是完全不可沟通的。此外,荀子的“明分之道”“划分、确定每个层次、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界限,其最终所指向的就是通过这一途径给予并保障每个人所应得的利益”。其中所蕴含的“应得”观念与西方民主政道的基础“权利”概念有极大的相通性。
其二,从微观上看,荀子“民本”政治哲学中许多具体理念可以直接为我们今天的政治实践所采纳。在历史上的专制社会中,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荀子关于“民本”的许多有价值的理念无法得到实施,但今天我们有了条件。这些理念包括以下三种。
一是人民作为权力的来源具有神圣性。荀子所讲的“天之立君,以为民也”的理念提醒我们,人民作为权力的来源是带有神圣性的。执政者不可只将人民利益作为巩固政权的工具与手段,而是必须从根本处对人民的意志抱有敬意与尊重,真正做到“以民为本”。
二是执政者的个人道德修养不容忽视。荀子认为“修身”是执政者的“为政”之要。对于执政者可能出现的腐败与专权,制度制约固然是必须的手段。但并不能因此就舍弃对于执政者自身的道德修养要求。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君子”在位肯定好于“小人”在位。
三是国家权力的执掌与运行应有所分离。在荀子的思想中,“君主”与“臣治”是相互有张力的两个维度。负责运行权力的“臣”可以按照“从道不从君”的原则与“君”相抗衡。这是不同于西方“三权分立”的一种权力制衡模式。此模式亦可为当前政治文明建设所借鉴。
总之,荀子的政治哲学架构将“民”之利益与具有生万物特性的“天”相挂搭,以之为政治权力的根本来源;而善“群”的“君”由于能实现“天”所赋予的使众“民”生的需求,被“立”为现实政治权力的执掌者;再以“臣”来具体运行权力以期对可能出现的君主个人专制进行制衡,保障民利的落实。这种“民本”政治哲学的设想在历史上发挥过一定作用,对我们今天的政治文明建设亦有裨益。我们应本着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态度对之进行合理审视与探讨,从中发掘有价值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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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儒家十分注重“为学”,即道德的修养和实践。孔子提倡“为学”的原则应是“为己之学”,自称孔子“后学”的荀子极力推崇孔子,并在“为学”问题上也强调“为己之学”,然而两者的区别仍然十分明显。荀子的“为学”一开始就不是单纯以成人成德为目的,而是作为实现客观外在目标的手段提出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历史论文范文:荀子的“大儒”观。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孔子开创的儒学,与先前作为一种职业的儒存在着质的区别。荀子从对贱儒、陋儒、俗儒、小儒的角度批判,欲将自己以“大儒”化身出现的价值理想与思想路线确立于世,。值得注意的是,荀子以孔子、子弓为“大儒”,但他所立之“大儒”与孔子所崇尚的以“君子”,在核心价值思想上仍存在一定的差异。
关键词:荀子 大儒 孔子
原始儒家始于孔子,然“儒”作为一种职业早已出现。《论语・雍也》:“子谓子夏:‘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1]。据《周礼・大宰》云:“儒以道得民。”“道”是解释职业“儒”的重点,汉郑玄《注》云:“儒,有六艺以教民者。”将“道”释为六艺,始见于《荀子》。汉许慎《说文解字》云:“儒,柔也,术士之称。”
在甲骨文中“儒”与“需”二字实乃同一字也,为一人沐浴之状,且当时也有“儒人”一词。“需”字后来用来表其他意思,而原本作“儒”用“需”就添加人字旁二变为“儒”。儒早先就是宗教神职人员。据推测,这种宗教人员,在主持祭祀仪式前需要戒斋沐浴,所以“儒”又有作“濡”的用例。《论语・子罕》中有记载:“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兄父,丧事不敢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2]由此可见,即便到孔子创立儒学时,“儒”的一部分仍是因从事宗教祭祀这种职业而存在。
孔子开创的儒学,与先前儒人,存在着质的区别。先前的儒人虽有着较高的修养,能够主持祭祀等重大的活动,但在宗法贵族制度下,他们的修习礼义之道为了服丧相礼的需求,而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有着不一样的宗旨,即要立志成为“君子”,而“君子”又以行“仁”为己任。这与当时流行兴起的“学而仕”的价值取有关。“仕”对孔门儒家来说,不是个人的做官发财,而是为了实现其“为仁”的担当。
那么,荀子对儒门内诸子的批判,就是为了厘清儒学内部那些自以为得到孔子真传的俗儒、贱儒、陋儒、瞽儒对孔门儒家担当意识的偏离与背离,将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家思想学说净化与纯化,以此来显示自己一派乃孔子真传,是孔门儒学说真正的正统。荀子批判先秦诸子,采用的是外部批判和内部净化的两条技术路线,为的是将自己以“大儒”化身出现的价值理想与思想路线确立于世,使之得以传播并得到世人的到认可。
虽然荀子以孔子、子弓为“大儒”,但他所立之“大儒”与孔子所崇尚的以“君子”,在核心价值思想上仍存在一定的差异。
在谈大儒之前,我们首先应该了解:在《荀子》一书中,所涉及的儒名繁多,大儒的提出,针对的是贱儒、陋儒、俗儒、小儒等不良、无知之儒。荀子将“儒”大致分为四类:
第一类乃为品行低下,才智平庸的贱儒,俗儒。也就是在《非十二子》文章上半部分中所涉及的三大贱儒:子张氏、子夏氏、子游氏。“俗儒”荀子在《儒效篇》中这样解释:“逢衣浅带,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随其长子,事其偏僻,举其上客,亿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是也”[3]。俗儒在荀子看来衣冠楚楚,道貌岸然,只会粗略的效法古代的圣明君主,实际上却扰乱了当时的社会秩序,学说荒谬、杂乱,不懂得效法后代帝王、统一制度。他们中,有的不懂的礼义的作用,言谈在一定程度上和墨子没有什么区别,有的凭借称道古代圣王的欺骗愚昧的行径而获得生存;有的心甘情愿尾随官宦之臣,吹捧度日。在荀子看来俗儒与贱儒的本质是一样的,二者虽然自称为儒,但实际却庸俗不堪。
第二类是德虽不贱,才皆平庸,陋儒、沟瞀儒是也。荀子这样描述陋儒:“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礼,安特将学来识志,顺《诗》、《书》而称,则末世穷年,不免为陋儒而已”;而对子思、孟子则这样描述:“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然而犹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饰其辞而�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荀子认为沟瞀(无知)儒受子思、孟子的影响而不明子思、孟子的思想并不能代表孔子思想。
第三类是德性高尚,才智皆良,小儒,雅儒是也。荀子这样描述小儒“志愚私,然后能公,行愚情然而后能修,知而好问,然后能才,公修而杂,可谓小儒矣”[4],在《儒效》篇,荀子这样描述雅儒:“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以是尊贤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5]。
第四类便是荀子最为欣赏和推崇的大儒。在《荀子・儒效篇》,对大儒有明确的阐释:“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苟仁义之类也……故开张其法以测度之,则��然如何符节,言不差错也”[6]。
可见,荀子笔下的大儒,是品行高尚的道德家,还是才能皆开通,博古通今,知一举万的大学问家,更是“法后王”、善于治国与团结民众的心智成熟、手段高超的政治家。
在荀子看来,大儒为世人所诚服,“故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厥而趋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连之属莫不徙服,夫是之谓从师”[7]。大儒之如此被尊贵,自然可以成为人之师长,起到化俗的作用。
基于对不同儒者正反作用的分析,荀子提出任用不同儒者会造成好坏不同的后果:“人主用俗人,则万乘之国亡,用俗儒,则万乘之国存;用雅儒,则万乘之国安,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矣。”然而大儒却不被任用。面对任用大儒这一心愿不能实现的现实,荀子不禁仰天长啸,发出了“世之愚,恶大儒”(《成相篇》)的苦叹。当时君王热衷于争霸,慧眼识大儒,诚信用大儒的君王是寥寥无人,这就难怪荀子要发出如此的感叹。
[1]金良年:《论语》,凤凰出版社,P54。
[2]金良年:《论语》,凤凰出版社,P88。
[3]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P138。
[4]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P139。
[5]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P139。
[6]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P140。
[7]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P121。
[8]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1年韦政通:《荀子与古代哲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
[9]孙伟:《重塑儒家之道――荀子思想再考察》,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0年。
[10]邱立汉:《大儒的气度――徐州你的政论散文及其论辩艺术》,《龙岩学院学报》,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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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企业营销工作必须有好的营销战略,才能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市场营销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引言
电力企业要想长远的发展下去,优质的服务必不可少。电力企业的本质具有一定的服务性,因此,电力营销工作也要讲求方法,以优质的服务取胜于同行,进而提高电力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电力市场目前的概述以及现状
所谓市场营销就是指企业中个人或者集体创造的产品和价值,并通过跟他人交换而获得所需要目标的社会活动。因此,市场营销不但产生价值,还能进行等价交换,而电力市场营销也遵循这同样的价值导向。但电力市场由于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导致电力市场与其他市场有很大的不同。电力企业往往将企业的发展重点放在电力和市场的开发,对市场营销和服务的重视度不够。经过市场改革的影响和供电企业自身的探索,大部分供电企业已经初步的建立起营销理念和营销模式,但在对于营销服务上的探索却远远不够。这对供电企业对电力市场占有份额的把握和企业自身发展都带来很大的阻碍。如今,我国电力市场一般有以下几个特征:①社会经济在不断发展,不同的行业对于电力资源的需求量也在不断上升,所以,在特点的时间段内,国民经济增长与电力资源消费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电力资源供给量的增长也有助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②我国在供电和发电等环节均具有巨大的潜力,因而电力企业生存发展的核心就在于电力需求的激发和促进,所以,各个电力企业都将发展的重点放在开拓电力市场,开发市场需求促进自身的长久发展。③随着近年来我国人民法律意识的逐步增强,以及《电力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电力使用方和供应方都对电力企业的不法行为产生了深刻的认识,且明显加大了投诉和管理力度,所以,在市场营销中电力开展优质服务的重要意义也受到了人们的关注。
2电力企业长远发展的关键所在
2.1建立健全市场营销技术服务管理体系
目前,不同的企业要想增强其市场竞争力,最为关键的一步就是做好市场营销服务。为了进一步满足电力用户日益增长的需求,各个电力企业应以行业规范为基础,建立健全能够体现自身特征的营销服务体系,从而逐步提高自身营销服务的信息化、自动化和现代化水平。电力企业的市场营销技术服务管理体系应体现划账付费、电能表资产运行、电费、合同、流程、负荷,以及电力用户需求预测等多个方面。另一方面,电力企业还应对用户的实际需求进行具体分析,实现其市场营销策略与用户实际需求的相互契合,充分分析和了解电力用户的潜在问题、实际需求,从而最大限度满足电力用户的多方面需求,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进而增强自身综合实力。
2.2确保电网运行足够可靠安全
要想电力设备以及电力供应能够得到可靠的运行且供应网络足够安全,做好不同电压电力资源的安全输送工作是关键,也是电力用户获得良好服务的基本保障。所以,电力企业应在自身设备保养维护,以及电力运行和生产过程中,严格执行相关安全规范,避免出现违规违章操作现象,为电网的高效安全运行提供保障。
2.3转变原先的思想理念
在电力企业的运营生产中,最为核心的一步就是提高电力的服务质量,所以,不同的电力企业应将提高自身的服务水平以及增强员工的服务意识作为工作的基础,为电力用户提供安全、快捷、方便、优质的服务,从而提高自身的信誉程度和综合竞争力。在电力企业开展市场营销过程中,优质服务的提供应符合国家制定的“两个根本性转变”原则,将自身市场竞争力提高的基础定位于优质、高效的服务。
3电力市场营销的创新策略
3.1实行服务型营销策略
由于供电企业在电力市场营销中在服务方面还存在着较多的问题,这就需要供电企业在电力市场营销中大力推行服务型营销策略,对客户进行分级别的、具有针对性的销售服务。同时,通过充分的沟通,了解客户的想法,满足客户的消费需求,循序渐进的将服务型营销开展起来。
3.2推行价格导向型的营销策略
现阶段,电力市场呈现出供大于求的局面,其竞争力可想而知。而且,电力市场营销自身具有统一性和固定性的特点,使价格成为供电企业增加自身竞争力的一大重要手段。因此,供电企业应针对不同类型的客户对其所在的电力使用领域和时间将收费方式和收费细则量化。如:将工业用电、商业用电和居民用电通过用电时间和电量等,进行差异化的价格定量,从而有效的增加利润,提高企业的市场占有量。但在竞争的同时,也要根据电力市场的特性进行详细的分析实施,确保电力企业的利益,保证整个电力市场的开发,避免影响到电力市场的长远发展。
3.3推行品牌推广型的营销策略
电力市场营销中,供电企业常常对于企业自身品牌的建设和宣传工作不够重视,这对企业的持续发展和宣传上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因此,供电企业应在大力发展企业市场占有量的同时,加强对企业自身品牌建设和宣传力度。对自身有突出特点的电力产品进行宣传,通过宣传效益引导客户的消费趋势,提升电力企业的形象建设。在打造良好的口碑的同时紧握市场方向,从而更快的发展。
4电力优质服务的作用以及服务途径
4.1电力优质服务的作用
要想不断的发展电力营销,就要使得电力的服务更为优质,对整个电力营销系统进行观测能够看出,电力服务也是电力营销中比较核心的内容。现阶段,我国的电力市场正在加速运行,优胜劣汰的趋势也相对较为严重。因此,为了实现电力市场的高校运行,需要各大电力企业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实力,进而提高综合竞争力。从现如今我国电力行业的发展趋势上来看,保证优质的服务将会成为未来我国电力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电力企业应该对电力用户的基本信息以及用电需求等进行深入地了解,打造创新的发展模式,提高电力服务的优质性,这样才能为电力用户提供更为全面且具体的信息,同时也能保证电力企业的长足发展。
4.2实现的方式
4.2.1确保电网运行的稳定性以及安全性要想确保电力系统能够在正常运行的同时,还能够为用户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这就需要电力企业最先要确保电网运行足够稳定和运行。对于用电设备等进行明确的把握,其中包括继电器、变压器等等。只有保证电力系统运行的安全性,才能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最重要的是要做好电力系统的维护工作,这也是避免出现电力故障的重要手段。
4.2.2构建更为完善的管理服务体系在电力营销中构建更为完善的管理服务体系,能够使得企业运行更为规范统一,实现电力营销的信息化和电子化。将电力营销和服务相连接,主要就是为了采取更为合理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同时扩展服务范围,做到服务和运行的高效性。
4.2.3打破传统的服务观念和模式在电力营销中,要加强对企业员工的培训,使得员工的服务意识更强,在保证优质服务的基础上做好营销工作。同时,需要将顾客至上的基本原则灌输到工作人员的心中,将电力企业的营销观念和营销方法融入到电力服务中去,提高企业的社会效益。
4.2.4重视地方企业跟政府部门的联系为了做好地方企业跟政府部门之间的联系工作,地方企业要跟政府部门多多沟通,同时还要和其他的同行之间做好沟通工作,有针对性地解决各类问题,提高电力企业服务的幼稚型,创造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5结语
综上所述,由于电力营销策略能够为供电企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提供保障,且为企业自身的发展提供明确的定位,因此,供电企业要想更长远的发展,做好电力市场营销策略工作很有必要。对此,必须坚持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转变供电企业的服务观念,提高服务效率,使电力市场能够得到良性的、快速的发展。
1寻求用户需要,做出合适方案
现代经济生活中,竞争越来越激烈的背景下,一家企业如果要获得最大利益,最重要的是客户们的需求,而不是一家企业想生产什么。换句话说,一家企业如果想销售产品,不仅仅需要对销售技能进行提升,也应该需要营销管理方面的工作,也就是理解客户需求什么样的产品。一家企业应该对市场和客户需求足够敏感,得知他们需要什么,这就需要一家企业具有足够好的的预测与判断能力,也要利用一些方法来获取市场和客户的需求信息。不断提升企业的自身价值,提高一家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只有一家企业同时满足消费者、经销商、销售代表等多方面的需求,才能得到利益最大化,所以,一家企业真正市场营销的核心问题就是客户需求什么。不断创造价值,提升价值的过程才是一家企业的核心问题。与此同时,一定要知道客户需求什么。
1.1.市场细分
(1)客户的需求可以反映在市场上,所以说,所谓的需求细分就可以说成市场细分,而不是产品细分。产品细分是市场细分的结果,因为客户的需求决定市场的细分。市场的细分的首先要做事情就是寻找客户。
(2)客户市场细分的主要依据是人文地理和客户的心理行为等因素。产品市场的细分基本上是以消费者的心理行为规模和地理情况等为依据的细化的。如果一个企业能够充分了解并且认识市场需求,同时能够利用市场得到客户需求,这也是与所谓的市场细分不能分割的一部分。所以,选择目标市场、决定经营方向,同时与一家企业现有生产的产品情况等因素的相结合才能够寻找目标客户,定位市场需求。
(3)所谓的市场细分实际上是比较、分类、选择的过程。市场细化的具体程序是:正确确立市场范围,正确确定企业经营条件的能力,罗列市场范围内所有可能的潜在客户群体,同时进行分析不一样的社会群体对产品不一样的需求情况,也要进行初步判断和划分出市场的不同。对不同需求市场潜在的价值进行筛选。市场的定位要与一家企业本身的优势和发展目标相结合。
(4)我们都知道,一家企业产品的差异化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一家企业所生产产品的成本和该产品的推销费用的增长。所以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在所得的收益和成本之间做出一个合理的权衡。通过以上研究,得到市场细分具有以下几个特征:a.每一个不同市场的购买力及该市场规模的可衡量;b.企业可参与直接获利与市场细分容量;
1.2提高核心竞争力
核心竞争力可以说是一个企业在营销方面发展好坏的重要因素之一。具有模仿难、可持续性和竞争性等一系列特点。采取合适的策略能够使一家企业在技术领域和企业文化领域及人才和品牌等领域具有竞争力,同时也可以得到客户价值与优良的公司运转能力。从另一方面来看,一家企业业务层面上也可以提高竞争优势,同时也能够差异化来作为基本依据。当然,成本领先的基本条件不能是偷工减料,实际上是在保证质量可靠的前提下,在其他方面降低生产成本,比如说,采用先进的设备,采用优秀的管理方案,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人工成本。
1.3分析企业与市场的关系
通过分析企业自身与市场供求关系,从而分析市场环境影响一家企业营销管理活动中购买心理与行为,在进行下一步讨论,一家企业面对市场环境变化而可能带来的市场机会与挑战。通过这些再进一步制订出该企业的发展前景与战略,确立该企业进行市场细分行为和选择目标市场行为的理论依据和具体方法。
1.4营销活动与营销决策研究
一家企业通过其对目标客户营销活动决策的调研与研究,阐述该企业运用市场营销手段从而达到企业所规定的目标的方法。企业可以通过对其渠道策略、产品策略、订价策略、销售促进策略的调研与研究,说明各种可以选择的具体策略,也能够从全方面上提出了“市场营销组合”的策略,特殊强调了一家企业不能片面地,不能分割地,要进行系统而全面的运用市场营销手段控制市场。确定并选择符合市场营销环境变化标准的最有效的营销组合方案,进而完成企业所规定的目标。
2改变市场营销观念,调整营销策略
在信息科技不断发展的的带动下,21世纪的主流媒体转化为“网络传媒”,大型的门户网站以及各种各样的网络交流平台逐渐成为新兴传播媒介,具有传播途径广、传播范围大、传播影响力强等一系列优异特点。实际上。新兴的网络媒体环境很大方面上扩展了传统传媒的形式以及其内容展,同时在文化宣传内容上等方面也存在着扩大的作用。新兴的网络媒体的强大传播能力以及其便捷的传播形式给当前市场营销带来很大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影响。第一,新兴网络媒体为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宣传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窗口;第二,新兴网络媒体的进步与发展改善了销售模式;第三,新兴网络媒体为企业了解客户需求提供一个崭新的平台。
2.1适应市场营销新环境
所谓的电子商务就是以网络作为支点,所以电子商务运作的基本特征与网络的特征具有很高的相似性,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电子商务的经营以网络为基础,也就是说没有网就没有电子商务,因此电子商务所销售的产品具有某种意义上的虚拟特征,客户在购买产品之前对产品的了解全部是基于网上的影像资料和消费者自身的想象,这就需要商家对产品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介绍;第二,电子商务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节约了很多经销商等中间环节,所以对关于产品的广告宣传以及产品促销活动都是采用网络进行的,导致了产品成本就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客户在市场中进行各个方面比较,使电子商务产品的价格受到了影响;第三,电子商务的运作也不能够完全说明电子商务的营销是全部在网络上进行的,而受到网络销售相关的国家政策影响,电子商务所考虑的营销策略也一定要包括共同这一重要环节;第四,电子商务的发展也代表了市场营销的新的时代的来临,也就是说大型企业在电子商务的背景下的营销会时时刻刻影响到我们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面,所以说,大型企业的社会责任比以前的更加繁杂。
2.2市场营销观念转变对企业管理的影响
一家企业市场营销观念的转变对企业的管理的创新型有很大影响。现如今,科技不断创新,一家企业只有不断转变观念,不断创新,才可以保证一家企业具有市场竞争力。一家企业在市场营销管理过程中销售策略销售管理的变化,就是一家企业不断创新的表现。当然,一家企业在管理层面上的创新也会导致市场营销活动的变化。比如说,将信息技术引入到市场营销策略中,使用信息技术为消费者提供服务,就是企业管理中的创新表现。而一家企业的创新性行为,也有利于促进市场营销行,使销售更加方便、有效。一家企业领导者和员工都会因为企业创新和市场影响之间的相互作用而感受到一家企业的美好前。这种行为也会导致员工更有动力地投入到实际工作中,企业管理者也将因此不断调整管理方法,促进企业的发展壮大,赢得企业利益。
结语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一家企业在日常企业的管理行为活动中,一定要制定组织切实可行使命和目标,积极探索消费者的需求,一直提高一家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尽最大的可能满足客户的一切要求。这有这样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氛围下,不断地提升企业自身价值,从而取得最大的利益,赢得企业的最好发展前景。一家企业的领导者、管理者和经济工作者对市场营销理论的学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对企业生存和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指导意义,紧跟时代步伐,采用电子商务模式,对市场营销理论的学习与运用一定使企业更加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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