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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问候语作为日常交际的一部分在各国文化中都占据着重要地位。比较英汉两种问候语的内容、意义、结构、称谓、合作原则等方面,可以得出二者在问候语使用中的差异,并对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失误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英汉语言;问候语;差异
问候语作为社交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社会生活中最为普遍的语言表达,在各国文化中都具有建立和延续各种人际关系的作用。通过问候语的使用,交际双方的身份、地位、角色以及二者之间的亲疏关系被突出出来并加以确定。它们也是一种常规用语,构成了各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在同一语言内部,其成员对问候语的使用表现为一种无意识的社会习惯;然而,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各民族文化背景的差异,人们在使用问候语时经常会产生一些交际失误。本文将从语言学不同角度对英汉招呼语进行了系统对比分析,通过内容、意义、结构、称谓、合作原则等方面的对比,指出不同语言的问候语在表达形式和实际使用方面的差异。
英汉问候语的功能和使用是相似的,但其在内容、语义、句型结构等方面却是大有区别的。接下来本文就将逐一从五个方面对英汉问候语的差异进行对比。
1
内容差别
中英文招呼语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问候语内容的差异。从古至今,中国人不仅把食物作为人的第一需求,而且还将其作为聊天的中心,所以人们一见面通常使用“吃了吗?”作为问候语。在英语国家,人们通常将谈论天气作为问候语,如,“Lovely day.isn’t it?”(天气挺好,是吧!),“It’s s0 cold today,isn’t it?”(今天真冷,对吧?),“It’s extremely windy today,isn’t it?”(风真大。不是吗?)。这种语言现象主要归因于英国多变的天气。由于英语和汉语一些习惯性的问候语在内容方面存在差别,所以在使用时应考虑文化差异,以免产生不必要的尴尬。例如。在英语中“你吃了吗?”并不是一种问候语,而是男士向女士发出的邀请。
中文问候语的内容可以根据说话双方的关系、场合、心理状态等进行变化。汉文化中习惯使用诸如“你在忙什么?”或“你去哪?”等传统的问候语。这类问候语的目的不是询问,而是表达说话人的关心。听话人可以用一些模糊的字眼如,“瞎忙”、“出去”、“有事”,作为回答。在英语文化中,一些个人信息被视作隐私,只有和非常亲密的朋友在一起时才会说起。而且英语问候语的内容也有很大的约束性。汉语中的“你在忙什么?”或“你去哪?”在英语文化中就会被作为一种对个人隐私的侵犯。曾经有一位外籍教师向学校领导抱怨经常会有人询问他要去哪里,要做什么,甚至陌生人也会这样发问。他认为他在中国没有人身自由。直到外事人员给他做出解释才罢休。由此可见一种语言中的问候语在其他语言中可能并不适合。
2意义差别
英汉问候语的另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表达意义上的差别。汉语和英语有时使用相同的问候语,但是由于语义场的不同,两者表达的意义也有所不同。
English
Chinese
Good morning!
早上好!
Good afternoon!
下午好!
Good evening!
晚上好!
从以上两者的对比可以看出,英语中的一些表达在汉语中都能找到对应。但是汉语的“早上”指的是8点以前,而英语的早上指的是从太阳升起到中午的这段时间。所以英语的“Goodmorning”比汉语的“早上好!”在一天内可使用的时间范围要长。而“Good afternoom”则是中午到下午6点之间一个较为正式的问候语;“Good evening”也是用于下午6点以后的一个较为正式的问候语。这两者在汉语的日常会话中都找不到对应项,除了在电视电台广播节目,或是正式的演说中出现。相同的例子还有英语中的“Hi!”是一个中性问候语,在汉语中也没有对应,只能根据发音用“嘿!”替代。事实上,“Hi!”同汉语中的“你好”意义相近,只是在意思上表露的不甚明确。
3结构差别
英汉问候语在句子结构上也存在差异。例如,汉语也有将天气作为问候语的时候,但是汉语通常使用感叹句,如:“天气真好!”或“天气真糟糕!”来表达对好天气的欣喜和对坏天气的不满;而英语通常使用反意疑问句来表达他们的感情,如,“Lovelyday,isn’t jI?”,“Il’s extremely windy today,isn’t it?”,这在汉语中却是极为少见的。类似的差异还有在汉语中有很多可以用“是”或者“否”来回答的问候语,如。“上学去啊!”,“出去呀?”,“洗衣服啊?”但是英语中就没有类似的问候语。
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汉语的问候语在一些场合趋于简化。熟人在路上见面的话如果没有重要的事情,多以“嘿!”或“改天我再找你!”,“哪天我给你打电话!”。
英语问候语形式较为固定,回复也较为正式。如,
——How ale you?
——Fine,thanks./I’m fine,thanks,and you?
汉语问候的形式就较为灵活,并随着现代生活的步伐增添了新的内容。如,双休日打算去哪?,上网了吗?,你们单位效益怎么样?/现在在哪儿干呢?
4称谓差别
英汉问候语的差异在称谓上也有所体现。首先,汉语的人称代词比英语要丰富。仅仅第二人称汉语就有“你”和“您”,而英语只有“you”,而且单复数均可用。一般而言,“您”是和较高的社会身份相联系的。地位低的人称呼地位高的人为“您”。而地位高的人称呼其下属为“你”。汉语中还有很多用于称呼对方的敬语和称呼自己的谦卑语。例如,称呼别人用“君”、“公”、“先生”、“足下”、“阁下”等,称呼自己用“鄙人”、“在下”、“弟子”等。尽管汉语的代词比英语要丰富的多,但是汉语问候语中的代词的使用却远不如英语的频繁。通过下面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差异。
(1)How ale you?最近怎么样?
(2)How is your work?工作怎么样?
(3)How is your family?家里都好吧?
“老”是汉语中常用的称谓前缀,用在姓氏前表示对被称呼人的尊敬。人们在称呼地位较高或者年龄较长的人时,多用“老”。如,“张老”,“李老”等。但是在英语中相应的翻译就变成了“Old Zhang”,“Old Li”,失去了尊敬的意味。因为在国外称呼对方“老”是很不礼貌的。在使用问候语时,直接称呼对方“先生”、“小姐”或“女士”即可。
其次,在中国,一个人的职业或头衔可以直接被用来当作称谓,如。赵经理、李校长、王工程师、张老师等。但是我们很少听到英语中有这样的称呼“Bureau Director Smith”,“Manager Black”,
“Principal Brown”,等。在英语中,只有少数职业名称可以作为称谓使用,像“Doctor”,“Governor”,“Mayor”,“Professor”等,但后面均不加姓氏。
汉语的一大特色就是有一套复杂的亲属称谓体系。根据血缘关系以及年龄大小衍生出了不同的名称。例如,英文中的aunt在中文中就有若干对应词:姑姑(大姑、二姑),婶婶,姨妈,等等。中国人不仅用这些亲属称谓词称呼和自己有关系的人,还用于称呼非亲属关系的人或者是陌生人,以此来拉近人与人的距离。如称呼老人用“爷爷、奶奶”,称呼中年人用“伯伯、叔叔、大婶、阿姨”等。而在英语中,只有称呼亲属才会使用这些词汇,对于非亲属关系的人一般使用“先生”、“小姐”或“女士”。
5合作差别
1967年,美国哲学家格莱斯提出了会话交际的合作原则。格莱斯认为,为了保证会话参与者能够持续地进行有意义的语言交际,要求每一个交谈参与者在整个过程中所说的话符合这一次交谈的目标或方向,这就是会话的“合作原则”。
大多数英语问候语都遵循“合作原则”,即被问候人都尽可能回答问候人的询问。例如:
A:How ale you?
B:Just fine.How’s your mother?I heard she WEkcJn’t well.
A:She’0 got a headache.but she i8 much better now.
B:Glad to hear that.
A:Thank you!
以格莱斯的“合作原则”为标准,汉语的问候语大多违反了这个原则。汉语问候语的回答较为模糊、笼统。
A:你家孩子出国的事情怎么样了?
B:估计还得几个月!
A:要好好培养啊,孩子学习好吧?
B:凑合吧!
在上面的例子中,A询问事情的进展是否顺利,而B只是告诉对方一个时间,并没有直接回答。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更是模糊,或许只是为了表示谦虚。
汉语中的问候语还可以用一些和问候人所说话题不相关的问题来回答。比如:
A:您老要去提水啊?
B:你这是要去哪儿?
以上对话毫无关联,违反了格莱斯的合作原则。显然B知道A在发问,他却没有正面回答,而是问了另外一个问题。实际上,A和B的问题都无需回答。尽管这个回话意义不完整,但是双方都没有感到不自然或是被冒犯。因为汉语的问候语所要表达的只是一种人与人之间语言的交流,并不一定要提供什么信息。
问候语存在于所有语言之中。它作为恰当开始谈话,为建立、维持和商定社会关系提供了手段。在跨文化交际的大环境下。怎样运用语言才得体,才合乎理解,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通过以上对比可以得出,由于英汉两种语言有着不同的渊源,使得问候语的习惯性表达产生诸多差异,如果忽视了这些差异就会使交流产生困难,造成误解。因而加强跨文化研究在语言理论和实际应用方面都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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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认为,个人的灵魂只有“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由它领导而不反叛”时,人的心灵才会实现理性和谐;城邦中三个阶层的公民只有“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且“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二为一”,这样城邦才会实现正义和理性之治;希腊世界亦是如此,唯有良好国家约制恶劣国家,希腊世界才会实现理性和谐。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就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析孔子与柏拉图理想秩序观差异性比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试析孔子与柏拉图理想秩序观差异性比较全文如下:
论文摘要:基于对孔子与柏拉图相关文本的解读,本文拟以秩序为切入点,综合采用文献分析、比较分析、层次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孔子与柏拉图中西方两位先哲的秩序观进行梳理和比较研究,以期从文明发轫期窥探和挖掘出中西秩序理念的分歧。
论文关键词:孔子 柏拉图 秩序
基于彼时华夏地区与古希腊特定的地理经济形态、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形态等基本要素,本文拟对孔子与柏拉图的秩序观进行差异性比较,以期较为系统清晰地展现出文明发端时中西文化差异的某些印迹。
长期以来,华夏地区与古希腊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分别形成了农耕与商业两种不同的经济形态,并呈现出不同的文明形式——大陆农耕文明与海洋商业文明。
华夏地区以陆地为主,依托土地而发展的农业为其主要经济形态,农耕文明即为华夏文明的本源。因“周人是以发展农业而强盛的氏族,他们认了农神后稷为始祖。从国王起‘卑服即康功田攻’,就因这样才得灭商而有天下”,故西周建国后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由于土地的固定性,大量从事农耕的农民就被牢牢束缚到土地上,以家族为单位长期在一个地区繁衍生息,除非发生大的自然灾害或战争,一般不会有太大变动,农业的属性决定了华夏人思想上保守、仁爱、安天命的特性。
相应,华夏地区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家文化”,即敬宗法,以宗亲血缘为中心来判定人与人之间的亲疏远亲,呈现出“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分封制即是这种文化在政治上的体现。古希腊位于地中海沿岸,以半岛、海洋为主,依托海洋而发展的商业贸易为其主要经济形态,故商业文明构成了西方文明的本源。希腊城邦内的居民首先是商人,主要从事海上经济贸易,人口流动较大,商业的属性决定了希腊人思想上冒险、理智、崇尚人自身力量的特性。相较华夏地区的“家文化”,可以说古希腊所形成的是一种“海洋文化”,重个人权利,追求平等与自由,政体的选择上亦旨在实现公民的良好发展和城邦正义,显得灵活多样。柏拉图所在的雅典,为古希腊典型的海上强国,商业贸易发达,并曾以其强大的海军实力城邦希腊,造就了希腊史上最辉煌的时刻。
可以说,彼时中西方特定的地理经济形态及文化特性直接影响了孔子与柏拉图对其理想社会秩序的构建。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而孔子与柏拉图恰如其中的“仁者”与“知者”,在不同的地理经济背景下,各自设计出了不同的秩序模式,预示着今后中西思想文化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
孔子与柏拉图对人性的假设不同,分别侧重于人性“家庭性”与“理性”两个不同方面。
孔子的理想秩序观以“家庭性”为逻辑起点。孔子视血亲伦理为人与生俱来的最重要情感,为人性之本,故尤为注重人的家庭属性,往往把人首先置于一家之中予以考虑。正如赵汀阳所述“传统中国意义上,‘人性’和‘家庭性’便在理想条件下是被认为是一致的。就儒家思想传统而言,家庭性几乎构成了对人性的完全充分论证。”
由于孝、悌为家庭伦理的核心内容,孔子亦把孝悌视为个人修养之根本,并主张予以推而广之,“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只有这样才会达到“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犹一家的“大同”境界。故孔子是以“家”来理解社会、国家、乃至天下,认为只有良好的伦理修养,和睦的家庭关系,国家才会安定有序,天下才会太平。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以人性的理性假设作为逻辑起点。柏拉图重理性,认为宇宙、国家、个人皆天然被赋予了理性,“理想国”即是基于灵魂三分(理智、激情、欲望)及其理性假设而层层构建起来的。
柏拉图认为,个人的灵魂只有“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由它领导而不反叛”时,人的心灵才会实现理性和谐;城邦中三个阶层的公民只有“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且“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二为一”,这样城邦才会实现正义和理性之治;希腊世界亦是如此,唯有良好国家约制恶劣国家,希腊世界才会实现理性和谐。因而,可以说是理性支撑起了柏拉图理性世界的大厦。
从中西方政治发展的脉络来看,“家庭性”与“理性”可谓中西思想文化的基底,左右着中西方政治、秩序、及文化的走向。西周以来,中国政治越来越走向与伦理相结合的道路,伦理政治成为古代中国的主要特色;相较,西方自古希腊即注重节制与理性,轻伦理,而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则标志着西方伦理与政治的彻底分离,现实政治则成为其主要特色。而这种趋向从孔子与柏拉图秩序观的逻辑起点就可见一斑。
“仁”、“礼”为孔子思想的精髓,作为基本原则理念贯穿于孔子秩序观的始终。“仁”为“礼”的内核与灵魂,“礼”为“仁”的外在制度框架,两者相辅相成,相互推进,共同维系着孔子理想社会秩序的有效运行。仁者,“爱人”,它根植于血亲伦理之情,重自身内在之修养,推崇仁爱众人之心。“仁”集中了孔子对个人行为道德教训的精髓,为个人道德修养的题义。“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孔子把孝敬父母、尊敬兄长视为仁之本,亦为做人之根本。“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以孝悌为支撑,整个社会将形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和谐状态。
“礼”缘仁情而作,以仁、德为内核,“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作为外在的制度框架,“礼”亦根植于宗亲血缘,通过规范行为来加强内心修养,以促使德性内化。“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广泛地学习文化典籍,只有再以“礼”约束之,才不会离经叛道,故“不知礼,无以立也”。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表现了“仁”与“礼”互为支撑的关系,亦突出了“礼”的道德内化作用。无论国家,抑或天下,孔子皆主张施以“礼”治之。这样“依于仁”,“立于礼”,内修仁,外循礼,“仁”、“礼”互相补充,互相促进,则天下有治自然成矣。
理性分工与法律分别为柏拉图中期与晚期秩序观的核心理念,维系着其“理想国”的有序运行。“理想国”中,柏拉图主张通过理性分工实现个人、城邦、乃至希腊世界的有序和谐:灵魂三分中突出理智的节制作用;城邦三个阶层公民有序分工中突出哲学家的理性治理;城邦间分工合作中注重发挥良好国家的理性约制。
简言之,“理想国”即是一种基于自然禀赋的理性分工秩序。晚期,柏拉图以神性论证了法律的理性,开始注重法律在实现城邦理性之治的效用,并着重探求城邦走向强盛的法律之道。柏拉图认为和平时期应制定法律,保证每个公民定期进行军事训练,不管天晴下雨,“一个月至少留一天(如果当局认为合适,可以超过一天)用来进行军事演习”,制定娱乐规划时应包括“战争游戏”等。不过,柏拉图对法律的意图作了限制,认为法律的本质在于“人们之间的和平与善意”,故政治家“只有当他把他所制定的有关战争的法律当作和平的工具,而不是他的关于和平的立法成为战争的工具时,他才成为一个真正的立法者。”因而,晚期柏拉图在城邦理性之治中融入法律,即“杰出的人那儿获得真理,并以法律的形式配合它去管理国内事务和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更具现实性与可行性。
孔子与柏拉图秩序观的外延亦有不同:孔子的“大同社会”涵盖天下间的一切地区与国家,是一种天下逻辑;柏拉图笔下的“理想国”外延仅限于古希腊地区及城邦,为“民族/国家”(城邦)逻辑。
孔子秩序观的逻辑为“家庭→国家→天下”,国家之上始终存在着一个更高的政治单位——天下,“天下有道”亦为其秩序的最终归结点。在孔子看来,国是家的延伸,“天下”为最大的家,正所谓四海为一家。赵汀阳认为“中国的政治哲学把天下看成是最高级的政治分析单位,而且同时是优先的分析单位。这意味着,国家的政治问题要从属于天下的政治问题去理解,天下的政治问题是国家的政治问题的依据。政治问题的优先排序是‘天下-国-家’”,这在儒家创始人孔子身上更是有明显体现。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孔子以“天下”观天下,其最终追求的亦是一种顺应宗法秩序,天、地、人皆归于有道的天下秩序,有一种天下主义的意识倾向。故“天下”构成了孔子秩序观的外延。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以“个人→城邦→希腊世界”为框架而层层构建起来,秩序的最高层次是达于希腊世界,带有浓重的希腊中心主义与民族主义色彩。作为古希腊的基本政治单位,城邦一直为柏拉图思考的主题,城邦的正义或理性之治更是柏氏穷尽一生要解决的问题。不同于孔子的天下主义,柏拉图以“民族/城邦”为基本单位看待世界,无论是哲学家治国,抑或城邦法治,皆旨在探究城邦正义及希腊世界下希腊民族的团结与和平。而在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上,柏拉图又带有极强的民族与文明优越性,对希腊民族与非希腊民族采取分而视之的态度,视希腊人为文明人,而非希腊人为蛮族、敌人,“希腊人与希腊人之间的一切关系是属于内部的,自家人的;希腊人与蛮族之间的关系是属于外部的,敌对的”。因而,柏拉图的秩序观仅限于希腊世界内部,并未把非希腊世界包含在内,希腊民族/城邦即构成了柏拉图秩序观的外延。纵观西方发展史,国家间往往充斥着严重的民族/国家意识倾向,这从柏拉图秩序观的外延亦可窥出一斑。
位于人类文明的发端,彼时华夏地区与古希腊精神文化大发展,并奠定了此后中西文明发展的精神基础。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公元前800至前200年间)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存在。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
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孔子与柏拉图的秩序观根植于中西方独特的物质文化土壤,故能在比较中显现出中西思想文化基因的差异。在新时期的中西交往中,我们应正视彼此间的内在差异,合理进行扬弃,消弭分歧,避免误会与冲突,在“和而不同”中实现世界不同文明间的和谐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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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英汉两种语言被动结构的几个典型方面的比较论述来分析和比较英汉被动结构。
【关键词】被动结构 英汉被动结构对比
被动结构是语言表达的一种十分常见的结构,不论是在英语表达中还是在汉语表达中,被动结构都占有其一席之地。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英语和汉语的被动结构进行简单的分析和比较。
一、应用的广泛程度比较
在英语中被动结构用的要比在汉语中广泛,尤其是在科技英语中,被动结构的使用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同一个语境,同样的含义,英语往往用被动语态表达,汉语却习惯于用主动语态,主要原因是英文考虑的重点是事情,即受动者,而汉语考虑的重点则是人,即施动者。虽然汉语中有“被”字可用来表示被动,但是在更多情况下我们并不执着于主语与谓语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因而一般使用主动形式。比如,我们时常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但我们从来不说“人不可被貌相,海水不可被斗量”,因为我们知道动作的执行者是人。而英文要说:As a person cannot be judged by his appearance , so can the sea not be measured with a bushel.
英语中结构被动句用得广泛,汉语中结构被动句用得少. 英语中结构被动句用得广泛主要是因为不必说出主动者、不愿说出主动者、无从说出主动者或便于连贯上下文等原因。汉语中结构被动句用得少, 是由于汉语往往将宾语提前作为说话的主题, 而在动词上暗示被动语气, 即用词汇的手段表示被动, 从而呈现为意义被动句。另外, 汉语使用结构被动句时,大多数情况下要求施动者同时出现, 否则用主动句结构。
二、时态比较
英语被动语态有时态的变化, 是时态清晰句, 它的时态主要体现在助动词to be 的不同变化形式中。汉语是时态模糊句, 即汉语在“被”字句中, 没有特定的时态变化形式, 它的时态关系主要靠时间副词或上下文来体现。例如:
我没有被邀请, 但我还是来了。
I wasn’t invited, but I’ve come anyway.
英语时态很清楚“我”是过去(wasn’t) 没被邀请的, 但“现在”我已经来了。汉语句的时态就不如英语句那样清楚了, 只能根据句义: 既然已经来了,“没被邀请”肯定发生在过去。
三、语义含义比较
汉语中“被”是从“承受”“、遭受”的含义演变而来,因而曾经被认为是“不幸语态”(ineffective voice) ,主要用以表达对主语而言是不如意或不希望的事, 如“被捕”、“被剥削”等。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 这种含义已逐渐淡化,“被”字句也可用来表达主语所希望发生的事情, 如“她被评为三好学生”。尽管如此,大多数情况下被动意义仍然不使用“被”字句, 按照汉语的习惯, 如果句中无须指出施事,主动意义与被动意义又不致发生混淆, 一般就不用结构被动句,而用当然被动句。试比较:
It was done. 这件事已做了。
It was well done. 这件事做得好。
It was poorly done. 这件事做得不好/ 这件事搞坏了/ 这件事被弄坏了/ 这件事给弄糟了。
英语中,以上三个句子都可用被动句来表达,但汉语却可以用主动式,只有第三种意义才用被动句式。与汉语相比,英语中的被动语态几乎没有情感意义上的限制,它所注重的是形式上的合乎规范。英语的主动句和被动句所表达的是对同一件事的两种看法,强调受事者,使它处于中心位置,但并不涉及说话人和当事人对整个事件的评价和受事者是否遭遇不幸。例如:
John ate three apples just now.
Those apples are eaten by John just now.
第一个句子侧重的是当事人的动作和状态,它是对“What happened to John just now ?”这一问题的回答“, 约翰刚吃了三个苹果”,而第二个句子的信息重点就发生了转移,它应该是对“What happened to those apples ?”这一问题的回答,询问的重点是苹果的状况,“苹果刚被约翰吃了”,只是在讲述一个客观事实,并不夹杂说话者的主观感情。
四、翻译上的比较
一些英语学习者在做英汉互译时,往往认为汉语中带有“被、遭、受、由”等字的句子,应该译成相应的英文被动句;而英文的被动句则应译成汉语的被动句,但实际并非如此。英汉互译时未必都与其相应的形式来表示,这是因为中英两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模式) 不同。试比较下列句子:
Ⅰ 汉语被动句译成英语的主动句
① “把”、“将”句型译成英文的祈使句
把门关上。
不说The door is closed.
而说Close the door.
②“把”句型译成英文的SVO 结构
小王把衣服洗了。
不说The clothes have been washed by Xiao Wang.
而说Xiao Wang has washed the clothes.
③ “把”、“受”、“被”句型译为英文的其他主动句型
他应该受到责备。
不说He is to be blamed.
而说He is to blame.
Ⅱ 英语被动句译成汉语的主动句
① 英语被动句中的主语在汉语译文中做主语
He was fully occupied in writing letters.
他被写信充分占据了。(直译)
他忙于写信,一点空儿也没有。(意译)
② 英语被动句译成汉语的无主语句
Nothing can be done without money.
没有钱就无法做事。
③ 英语被动句译成加主语的汉语主动句,如:“有人、大家、我们、人们??”
A woman was heard moaning after midnight.
有人听到一名女子午夜后呻吟。
④ 英语被动句译成汉语带“希望、据报道、据推测??”等字的无主语句
It’s reported that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s were seen over our town last night.
据报道,不明飞行物昨夜在我市上空出现。
⑤ 将英语被动句中的主语译作汉语译文中的宾语
He was advised by the doctor to take up golf.
医生建议他打高尔夫球。
五、结论
本文通过论述及列举实例,对英汉被动结构进行了简单的分析与对比。英语与汉语的被动结构之间既存在着相同的方面,也有着不同。作为英语学习者,只有熟悉和掌握两者的异同,才能更好地理解与掌握两种语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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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颜色词在英汉两种语言中有着丰富的内涵,在文化心理和民族习俗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从黑色、白色的中文和英文含义可以看出中西文化的差异。了解并掌握这些颜色词汇的差异,对克服中西文化冲突,推动中西文化交流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关键词:颜色词;中西文化;差异
自然界是五颜六色的。颜色在人们心目中会产生特定的含义,引起特定的联想,激发特殊的反应,这就是颜色的社会内涵。汉语和英语中有不少颜色词反映出不同的文化心态和感情色彩。特别是汉语,自古以来就有丰富多彩的颜色词。同样,在英语中,也有不少能够折射出西方文化的颜色词。但由于英汉民族自然环境、社会制度、风土人情、文化背景不同,其内涵意义既有相似点,也有不同点。下面就中西方文化中黑色和白色颜色词的象征意义进行一些对比和探讨,以期对英语学习者带来些许兴致,提高英语学习者学习英语的热情,以及加深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了解。
一、黑色(black)
黑色(black)在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文化中的联系意义大致相同。例如,黑色是悲哀的颜色,英美人在葬礼上穿黑色服装,中国人在葬礼上戴黑纱。英语中的Black Friday指耶稣在复活节前受难的星期五,是悲哀的日子。同时,黑色都代表黑暗、阴险、邪恶。比如汉语有黑社会、黑帮、黑幕,而英语中也有类似表达。如: black money(黑钱,指来源不正当而且没有向政府报税的钱); black market(黑市交易或黑市意为暗中进行政府禁止买卖的商品或外汇的交易,或指进行违法的投机市场); black market price(黑市价格); black day(凶日); black future(暗淡的前途); blackmail(勒索); black list(黑名单)。
但是,黑色在英语和汉语中也有不同的含义。黑色在中国古代象征尊贵、刚毅、严正、铁面无私、憨直、神秘等褒义。在戏剧脸谱中,往往用黑色脸谱象征人物的刚直不阿、严正无私或憨直的性格。另外,它又由于其本身的黑暗无光给人以阴险、毒辣和恐怖的感觉。它象征邪恶和反动,如指阴险狠毒的人是“黑心肠”,不可告人的丑恶内情是“黑幕”,反动集团的成员是“黑帮”、“黑手”,把统治者为进行政治迫害而开出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名单叫“黑名单”,它又表示犯罪、违法,干盗匪行径叫“走黑道”,称杀人越货、干不法勾当的客栈叫“黑店”,把违禁货物叫“黑货”,违禁货物交易的场所称为“黑市”,利用非法手段得来的钱叫“黑钱”,把有组织犯罪并以实施某些犯罪为目的而形成的结伙、帮派、集团或组织称为“黑社会”等。
在英语中黑色也有其自己的文化内涵。众所周知,__文化对英美人影响深远。在《圣经》里,黑色象征魔鬼、邪恶、痛苦与不幸。所以,黑色(black)是西方文化的基本禁忌色,它象征死亡、凶兆和灾难,如black death黑死病, to wear black for her father为她父亲戴孝, black words不吉利的话, a black letter day凶日; 它又象征邪恶和犯罪,如Black Man邪恶的恶魔, a black deed极其恶劣的行为, black guard恶棍、流氓, blackmail敲诈、勒索;它也象征耻辱和不光彩,如a black mark污点,black sheep败家子, a black eye丢脸、坏名声;它还象征沮丧和前途暗淡,如black dog沮丧,意气消沉,The future looks black前途暗淡。在英语中black还象征气愤和恼怒。如: black in the face(脸色铁青); to look black at someone(怒目而视);He gave me a black look.他怒气冲冲地看着我。在文学及表演艺术上,黑色代表虚伪(falsehood),错误(error),因而,black humor(黑色幽默)指的就是一种荒诞、病态、过分夸张的幽默。
有趣的是,商业英语的be in the black却有好的意思,表示“有盈余”, 再比如:black figure / in the black(盈利、赚钱、顺差); black figure nation(国际收支顺差国)。
由此可见,黑色的英汉文化内涵还是有不少差异的。正是由于这些文化差异,在翻译过程中,有时候英语的“black”和汉语的“黑”是 不能等同的,比如:black sheep“败类”;black eye“丢脸”;black tea“红茶”;black swan“稀有罕见的东西”;black leg“工贼”;in one’s black books“被某人嫌恶”;black coffee(不加牛奶的咖啡); 而汉语中一些有“黑”的词不也能用black表示,如:黑心evil mind ; 黑手evil back stage manipulator; 黑幕inside story; 黑线a sinister line ; 黑话 (argot)、黑暗 (dark),黑面包 (brown bread). 这些都是我们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应该注意,以免陷入颜色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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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白色(White)
“白”在汉语里常有不吉祥之意。如“白事”指“丧事”。丧事人家贴白纸,穿白衣、戴白帽,以表示哀悼。旧时,迷信的人把给人带来灾祸的人称为“白虎星”。称智力低下的人为“白痴”;把出力而得不到好处或没有效果的叫做“白忙”,“白费力”或“白干”。它还象征知识浅薄,没有功名。如称平民百姓为“白丁”、“白衣”;把缺乏锻炼,阅历不深的文人称为“白面书生”。“白”也象征反动、腐朽、落后,如“白色恐怖”、“白区”。这些都含贬义。当然在汉语中,白色也有用于褒义的一面。白色给人以洁净、明亮的感觉,因此我们可以说“洁白如玉”、“白雪阳春”。白色还象征着“正义、光明、善良”,如“白衣天使”。正义的东西总是敢于公开的,是光明磊落的,因而,它又象征“正当、合法”。如“白色收入”、“白道”、“白市”。
西方文化中的white除了表示“白”以外,还象征高雅纯洁、高尚、公正、幸运、吉利等,因此它是西方文化中的崇尚色。据__《圣经》记载,以色列人祭祀上帝的供品都是白色的。因此白色被当做节日的颜色,总是与好兆头联系在一起。对英民族而言,象征纯洁、幸福、希望、和平、光明、权力、美丽、善良是英语“white”词义中的主导方向。如英民族举行婚礼时,新娘总是身着白色衣裙,戴白色面纱,称white wedding(穿白纱的婚礼),取其纯洁之义。西方格林童话故事中“Snow White”,白雪公主是聪明、善良、美丽的化身,深得世界各国儿童广泛同情和喜爱。在The Bible《圣经》故事中,天使总是长着一对洁白的翅膀,头顶上悬浮着银白色的光环。在《圣经》中,白色的绵羊white sheep指代的是美好而善良的东西,而“black sheep”指的是败家子、害群之马。在弥尔顿(John Milton)的《失乐园))中,撒旦和其他天使都是白色的,但当撒旦被逐出天堂打人地狱后,他被烧成了一个黑色的魔鬼。又如英语中:white day是“吉日”;white soul为“纯洁的心灵”;white man指“高尚的人”;white hat指代“好人”; white lie为“善意的谎言”。This is very white of you (你真诚实), white-handed(正直的), a white witch (做善事的女巫), white hope(被寄予厚望的人或事)。汉语中的“清白无辜”、“洁白无瑕”与英语中的white意义相近。这些都是white的褒义用法,当然在一定场合中white也可用作贬义,比如white用于形容心理情感的变化时;white-hot(愤怒的);white feather 不是白色的羽毛,而是懦弱的意思;white -faced不是皮肤白的,而是由于生病脸色苍白的。
英语中许多含white的词组汉译时常不能直译为“白”。例如:a white night(不眠之夜),white elephant(累赘无用的东西),white alert(空袭解除警报),white coffee(加牛奶或奶油的咖啡), white war(不流血的战争), white crow(罕见之物),white alloy (假银),white area (闲置地区),white chip (微不足道的东西), white sepulcher(伪君子,伪善者),white feather(胆小鬼,懦夫),white-haired boy (得宠的人,宠儿),white market(合法交易),white shoe(女子气的;未成熟的)和white room(无尘室)。反过来,汉语中的“白皮肤”也不能译成she has a white skin,而应译为she has a fair skin。在涉及到人的皮肤时英语的fair与汉语的“白”相对应。
三、结束语
通过对汉英“黑”、“白”两种颜色象征意义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汉英民族对颜色自然本色的认识和感受大体趋同,但颜色词的象征意义在不同的民族文化里有很大的差异。虽然“黑”、“白”两种颜色并不能代表所有的颜色词,也不能揭示出所有颜色词的象征意义,但是,它们所代表的象征意义对我们理解汉英文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颜色词象征意义的差异折射出中西方文化的不同,所以研究颜色词的象征意义对于跨文化交际而言是非常必要的,应该引起语言学习者的足够重视。
参考文献:
[1]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
[2]马贞如.英汉语中“色彩词”的理解与翻译[J].广州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0,(7).
[3]邵志洪.汉英颜色词使用的比较[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4,(1):87-92.
[4]邓克凤.谈颜色词的英汉文化内涵[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9):1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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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英汉互译是跨文化的交际行为,英汉互译的目的和特点是语言文化的交流。熟悉两种文化和掌握两种语言同样重要。因此,文章着重从价值观念、思维习惯与语言习惯、宗教信仰、日常生活与社会习俗和地理环境与物质生产方式等几个方面讨论中西文化的差异,将英汉两种语言受文化差异影响而产生的不同表达方式进行比较,进而指出如何在翻译中进行合理恰当的文化转换,完成翻译的文化交流之使命。
【关键词】英汉互译;中西文化;价值观念;宗教信仰;习俗;地理环境
所谓文化,指的是一个社会具有的独特的信仰、习惯、制度、目标和设计的总模式。它包括一切人类社会共享的产物。文化是一个社团成员所共有的由社会习得的一个统一的整体,是指受社会成员决定和制约的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文化不仅包括历史背景、风俗习惯、地理环境、政治、经济、法律、宗教信仰、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还包括语言。文化具有象征性,而语言是文化中最重要的象征系统,语言也是文化中一个颇为特殊的组成部分,是整个文化的基础。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指出:中西文化是两种根本不同类型的文化,属于平行发展、互不冲突、各有偏重、各具特色的两大文化系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都是通过语言的交流来完成的。而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文化转换为另一种语言文化的过程,也就是说任何翻译都离不开文化,语言的翻译实质上是文化的翻译。美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认为:“翻译是指从语义到语体在译语中间最贴切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文的信息。”奈达的定义体现了他在语义和语体两个层面提倡等值翻译的观点,却未提到文化的再现。所以,要想搞好翻译,必须注重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知识。在翻译中,译者对某段文字理解得正确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该部门文化的理解。如果他没有两种文化的对比知识,就无从谈起对两种语言文字的正确理解与表达。在汉译英中,需要了解大量的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特别是两种文化的差异,因为正是这些差异给我们带来了难译性,对两种文化差异的理解度标志着等值等效的翻译度。为此,译者不但要精通目的语和源语,还要了解和研究诸多语言背后的文化,熟悉中西文化的差异,在正确翻译观的指导下,对文化差异进行合理的文化转换。笔者拟从价值观念、思维习惯与语言习惯、宗教信仰、日常生活与社会习俗和地理环境与物质生产方式等几个方面来探讨翻译中的中西文化差异。
一、东西方价值观念的差异
价值观念作为文化构成的深层因素,既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社会文化在人们心目中长期渗透、积淀的结果,是民族性格的基石。中西文化差异之一是时间取向不同。中国人在时间上采取过去取向,对过去的眷恋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中国人对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珍视。在中国文化中长者是智慧和权威的象征。与此相反。西方人在时间上是未来取向,因而尊重青年是西方文化中第一级价值。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传统、社会背景、宗教信仰及道德观念等造就了中西文化中价值观念的不同。在文化个性上,东方人崇尚群体价值观念,而西方人崇尚个体价值;东方人讲究社会伦理,西方人则讲究个体道德;东方人性格内向、表达情感含蓄,而西方人性格外向、直率;东方人以形象、综合思维方式看待事物,西方人则以抽象、分析思维方式看待事物。这些差异在语言中都有体现,翻译应特别注意,以免引起交际失误。
东西方文化中价值观念的一大差异表现在称谓用语上。首先是对父母以外的亲属的称呼。英语中用grandfather、grandmother、uncle、aunt、cousin和nephew等几个词分别表示亲属中的长辈、平辈和晚辈;而汉语中则多达几十种,要把是否血缘关系、是否姻亲关系以及姑、表、堂等各种关系用称谓全部表达清楚。这种复杂的称谓系统严格地划分出家族中的长幼尊卑,而英语中人们直呼其名的现象,在这里绝对是不可思议的。另外,中国受上千年的儒家文化影响,自古以来就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尊称和谦称的运用在中国也很普遍,称自己为“鄙人”,称对方为“阁下”;称自己的儿子为“犬子”,称别人的为“令郎”;称自己的老婆为“贱内”,称对方的为“尊夫人”;称自己的意见是“浅见”、“愚见”,别人的是“高见”等。对待谦虚,中国人和英语国家的人反应也是截然不同的。英美人对别人的夸奖往往欣然接受,说声Thank you;而中国人却不像他们那样直率,习惯用“过奖了,过奖了”、“哪里,哪里”一类用语来表示自己的谦虚态度,这样价值标准的不同,就容易造成误解,以至于还会闹出笑话来。有这么一则笑话,一女士会见外国朋友,要求翻译要严格按她的意思翻,不许走样。老外一见到她,立刻拍马屁道:“You are very beautiful.”翻译照翻,女士心花怒放,嘴上还要谦虚一下:“哪里,哪里”。翻译不敢怠慢,把女士的话翻成英文:“Where?Where?”老外一愣,还有这样的人,追问哪里漂亮的,干脆马屁拍到底:“Everywhere,everywhere.”翻译:“你到处都很漂亮。”女士更高兴了,但总是要客气一下:“不见得,不见得”。翻译赶紧翻成英文:“You are not allowed to see,you are not allowed to see.”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大家都把赞扬看成是对他们的鼓励、认可、赞同,只不过表达对这种赞扬的方式不同,西方人习惯向称赞他们的人表示感谢而中国人则要表示谦虚。在翻译时就要了解这样的差别,对语言进行调整,甚至于要符合对方语言习惯,即使意思有很大改变也在所不惜。这样才能避免造成误解,甚至尴尬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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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感色彩中的文化差异在翻译中的处理
英汉对基本颜色的分类差别不大。汉语中有赤、橙、黄、绿、青、蓝、紫,英语中有red,white,black,green,各种颜色对于不同的民族而言,在视觉和心理上所引发的联想和象征意义也不尽相同,译者在翻译时应特别注意其中的差异。
在英汉语言中,红色red有时可以完全对应,有时却大相径庭:如:红旗red flag红糖brown sugar,红茶black tea等等。green在英语中可以表示“嫉妒、眼红”,如,green with envy是指“十分嫉妒”的意思。汉语中表示十分嫉妒的“眼红”,应该译为green-eyed而不能译为red-eyed。由于美元的纸币是绿色的,所以green在美国也指代“钱财、钞票、有经济实力”等意义。黄色yellow在英汉语言中的引申含义差别较大。在英语中yellow可以表示“胆小、卑怯”的意思,例如:a yellow dog可鄙的人,ayellow livered胆小鬼。汉语中黄色一词有象征低级趣味、色情庸俗的意思,如黄色电影、黄色书刊等等。这些名称中的“黄”与英语中的“yellow”无关。能够表示汉语中的意思的词应该是:pornographic色情的、vulgar庸俗下流的等。然而,英语中另一个颜色词blue却常用来表示汉语中这类意思。如:blue jokes下流的笑话,bluefilms黄色电影等。蓝色blue在汉语中的引申意义较少,而在英语中blue是一个含义十分丰富的颜色词。英语的blue常用来喻指人的“情绪低落”、“心情沮丧”。有时也用来指黄色的、下流的意思。如:blue talk下流的言论、blue video黄色录像。白色white在英汉语言中都有纯洁和清白的意思,但也有一些含义上的不同。如:汉民族文化中,白色与葬事相联系,如:“红白喜事”中的“白”指葬事。但在英语文化中,white表示幸福和纯洁。黑色black在英汉两种语言文化中的联系意义大致相同。例如,黑色是悲哀的颜色。在翻译时译者多选用表示悲哀的字眼。black在英语中还象征愤怒和气愤,如:black in the face脸色铁青。总之,大自然的色彩是丰富斑斓的,英汉颜色词的词义有时相当,有时相佐。我们在翻译时应该仔细推敲,谨慎处理。
三、宗教信仰的差异
宗教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指的是由民族的宗教意识、宗教信仰所形成的文化,表现在不同的民族在崇尚、禁忌等方面的文化差异。儒教、道教、佛教是中国的三大宗教,这三大宗教在中国民众中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汉语和英语中,大量的习语体现了与宗教信仰的关系。佛教在中国有超过一千多年的历史,信仰佛教的中国人相信佛控制着世间的万物。例如,“借花献佛”、“闲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等。在许多西方国家,人们信仰__,因此人们视圣经为其为人处世的指导原则,许多英语习语来自圣经。例如,“sell one’s birth right for a mess of pottage”(因小失大、见利忘义)。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切不可硬要将异族文化向本族文化靠拢,一定要了解宗教文化的差异,才能准确、娴熟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四、日常生活与社会习俗上的差异
汉民族在长期的农业劳动中常常用牛耕地,由于“牛”在生产劳动中成了人们的好帮手。中国人对“牛”也就有了特殊的感情。因此,中国人说“他像老黄牛一样干活”,“他有一股牛劲”,而英国人则说work like a horse(像马一样工作),因为他们早期用马耕地。众所周知,英国是一个典型的海洋国家,而汉民族则在亚洲生活繁衍,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土地,比喻花钱浪费,大手大脚,英语是spend money like water(挥金如水),而汉语是(挥金如土)。英语中有许多与海洋有关的比喻,其喻体均取自海洋,在汉语中没有完全相同的对应比喻,between the devil and the deep sea(在魔鬼和深海之间)。汉译则取意为进退维谷。
五、地域政治及风土人情的差异对翻译的
影响语言本身是表达思想的手段,而所表达的思想则又必然归属于某种专门知识如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社会、教育、文学乃至风土人情等。英汉两个民族因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政治环境与生活经历不同,必然存在各自独特的民族个性,使语言有浓厚的民族色彩。例如: Those were days when the sun never set on the British flag nor rose on many an East End home. 不了解英国的地理知识,大多数人会误译为“那些日子里,太阳从未在英国国旗上落下,也未在东方家庭升起”。实际上,从地理上来看,英国伦敦分为西区和东区,西区叫West End,是富人居住的繁华地区;而东区,即East End,则是穷人居住的地区。East End 具有特定的政治内涵。因此其正确译文为:那是日不落大英帝国的黄金时代,也是伦敦贫民区千家万户从不见天日的岁月。
再来看看“apple”组成的两个习语“be the apple of someone’s eye”和polish the apple”,译者若按照字面上去理解和再现,便会使读者不知所云。只有深挖其文化的沉积和习俗才知前者源出圣经《旧约〈申命记〉》(Deuteronomy)32 章第10 节一段所说。在西方,古代以“apple”比作瞳孔,用相应的汉语来译,应为“掌上明珠”。而后者,因为过去美国学生为了讨好老师而把擦得闪闪发亮的苹果送给老师。这一习语从此风俗而来,用汉语即“阿谀奉承”。
六、结束语
从上述的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出:翻译的失误,往往并不是因为译者遇到了语音、词汇或语法方面的障碍,而是由于译者只注意语言形式的对等,忽略了转达语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所造成的。在跨语言交际中,交际双方文化背景不同,传统习惯以及行为、思维模式各异,所有对言辞的文化内涵迥然,因此在翻译时,我们必须尊重译入语读者的思维模式、审美心理和价值观念等文化观念,不能把源语读者的文化观念强加给译入语读者,也不能用本文化类型和标准来解释其他文化。因此,译者要加强对文化背景知识的学习,深刻了解中西文化差异,并通过两者的对比,作出对等的文化传译翻译技巧和原则,将原文内容灵活处理,相互补充和完善,紧密联系习语的文化背景,回归原文内容以及文体风格的基础上,达到信,达,雅的标准,使翻译这一跨文化交际得以流畅和谐地完成。
【参考文献】
[1] 蒋磊. 英汉习语的文化观照与对比[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
[2] 尤晋年, 李德新. 中西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J].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5,(3).
[3] 申艺芳. 浅谈英语翻译中的中西文化差异问题[J]. 绥化师专学报, 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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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汉翻译过程包括理解和表达两个重要的阶段。只有在正确理解原文词义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地表达原文。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英汉翻译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引言:英汉翻译研究生态学视域的成立
生态学是研究物质与周围环境关系的一门科学,其发轫之初很长时间里被用于自然科学研究。而随着生态学的发展和交叉、跨学科研究日趋成熟,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们发现了生态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容性,认为人文社会领域和自然一样,事物与事物、事物与环境间都发生着联系,没有独立于环境之外的事物和现象,故而认为生态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生态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遂真正结合起来。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们对文本的认识由仅仅关注认识文本内部自足性问题发展到研究文本内外部关联问题,研究的视野也随之由微观文字向宏观文化转向,人们对文本的认识,已无法将文本语言与该语言所蕴含或显现的某国或某民族的文化相割断。对于成功的翻译者来说,他不仅要作为两种语言的专家,还要是两种语言各自代表的文化的熟知者。对于英汉翻译的研究者来说,他们需要不断探寻着解释原文本与译文本之间形成文化差异的依据———这些依据就是社会各层面因素影响文本文字的关系。生态学强调事物与其环境协调、互动、互相促进。在英汉翻译领域,一个成功或优秀的译作应当是不仅内部自足和谐发展,而且内部与外部互惠互利、共生共栖的文本。其动态性体现在这种交互作用是永无止息、不断旋螺式发展的,而非一成不变或者无意义的重复。用生态学视角看待英汉翻译,为的是建立一种整体性思维。有学者为“整体性”的意义进行了阐释:“整体性是生命的基本属性,整体性不是部分的简单累加,也不是由外力推动而形成的原子集合体,它有着超越部分之和的更为丰富的内涵和属性。”对翻译及其研究工作来说,把握“整体性”是关键。翻译活动涵盖原文本和译文本,涉及原文作者、译者、译文读者3方,包括语言和文化2个层面,同时受到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主流意识形态等的影响。梳理和廓清这些形成翻译活动的要素的动态平衡发展,有助于建构英汉翻译研究的生态学视域。
二、原文本与译文本的交互解读
原文本一经生成,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在各种读者解读下成为“一百个读者有一百个哈姆雷特”的消费品。如果没有读者的阅读,则文本只是完成了生产过程,惟有读者的阅读才能使文本的意义得以生成,使文本价值得以实现。译文本的产生就是原文本蕴涵得到复活的一个过程,译文本的产生同时是对原文本的“消费”,促成原文本价值的重新生成和意义再现。译文本对原文本的意义即在于此:扩大或者新生成原文本意义。译者与原文作者的生活背景、个人知识、经验、思维方式等都有很大差异,译者对原文本的意义进行解读的过程中有译者的前结构参与,这种前结构大大影响了原文本意义的重现:原文作者将生活的客观信息内化于文本,译者在翻译之前先作为原文本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以自己的前结构对原文本进行内化,但这次内化的主体是译者而非原文作者,由此不同主体所作的“内化”经由不同文本载体产生出不同的文本接受。原文本意义和译者根据前结构而解读出来的意义不同,所以可以说,译者通过内化能扩大原文本的意义,使原文本意义更加多样。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两种理论都强调读者阅读对文本的意义,认为读者也是促成文本意义产生的主体之一。译者作为原文本的一种特殊的读者,他的阅读并不是被动地阅读,他是原文本意义产生的主体之一。生态学视域下的译者已经不是“戴着镣铐跳舞”的对原文本亦步亦趋的“传声筒”,而是担任协调者、统筹者的角色。多样化的意义被译者融注于笔端,形成了译文本,多样化的意义由此再传递给译文读者。由上文所述可见,译文本不是对原文本文字表达简单地“复述”,而是积极地参与了原文本的意义生成。但原文本对译文本的决定意义又不言而喻,因为译者对原文本无论如何创新解读,都须坚持一个原则———不能颠覆原文本的根本主旨。“生态观认为,生物圈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各种要素之间进行着有序的能量、信息和物质交换。”在翻译这项工作中,原文本和译文本成为两个和谐共生、交互解读的文本圈。尤其经典的作品是如此,原文本、译文本共同服务于这部作品的题旨、指向,使经典作品传世;原文本、译文本形成作品的两个共生共存的表现载体,相互间发挥最佳协调效果,共同服务于作品价值的生成和阅读消费。
三、译者与译文本环境的互动
生态学认为,自然界具有适者生存的原理。只有符合该法则而存活下来的事物才称得上有较强的生命力,在遇到各种生存困境时才能够延续生命,这个原理在人类的进化和发展史上已成无可辩驳的规律。英汉翻译受到各种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科技因素、人文因素等,适应这些因素的翻译活动才能较好适应译文本文化环境,成为广为接受的文本,进而吸引更多的大众读者,亦即拥有广大的受众。受众对译文本的消费是译文本价值的体现。如果一个译文本无法赢得受众青睐,则译文本的价值就是有限的。如今,进行英汉翻译前,译者选择要译的作品的思想内容必须符合本国政治环境的要求,否则译文本无法通过相关部门的审查,也就无法顺利出版。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译者选择的作品可以更加多样化。比如,我国改革开放前,译者翻译的多数是苏联的作品,而且多数是关于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作品,这符合当时“将一切政治化”的社会环境,也是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所需;到了改革开放后,特别是随着全球化社会来临以及价值观多元化,翻译所选择的作品样式、作品主题呈多样化,翻译不再仅限于从社会主义国家引进作品,而是面向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优秀作品。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体制改革的深入,出版行业也由政府部门主管、财政支持发展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所以文化市场上读者的需求是译文本得以产生和畅销的一个因素———如果不是因为读者喜爱,作品很难找到出版商。除此之外,经济社会的发展促成了各学科门类及生活实用的大量文本的翻译,翻译人才的数量大大超过过去以文学作品翻译为主的翻译人才数量。“现代生态学已不仅仅是一门研究生物与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而是已成为指导人类行为准则的综合性学科,是研究生物存在条件、生物及其群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可见,政治、经济、文化、主流价值观等因素共同组成译文本“生态环境”,这环境中的各种因子共同作用,促成翻译的顺利进行和历史发展。只有适应这些因子,译文本才能最终实现价值。
四、名家译作对原文本和译文本环境适应举隅
译者在翻译之前,对原文本进行解读,进而通过译文本再现原文本风采,体现了对原文本的适应及对译文本所在的由政治、经济、主流价值观等组成的生态环境的适应。然而,这两种适应很多时候是互相矛盾的。生态学视域下的翻译能够很好解决这个问题。在生态学视角运用于翻译之前,人们普遍对翻译的归化和异化各执一词,莫衷一是,无法达成公论。生态学视域下翻译观可以很大程度地扩展翻译的视野,使得翻译不再拘泥于归化异化之争,而是以适应性为基础,赋予译者以协调者、操纵者的角色,译者在原文本和译文本两个文本圈间取得平衡,认为只要能达成平衡,则归化异化皆可行。这种主张是合理的,因为根据心理学上的格式塔理论,读者阅读的时候虽然会欣赏作品的字词句,但又不是拘泥于字词句,而是以整体感觉来欣赏作品,即不是从文字形式的叠加得出印象,而是在各个部分间协调、纵横、兼顾、整体认知。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而是要优于各个部分的简单相加。翻译过程中必须持有整体观念,而不能局限在字词句方面对原文本死译、硬译。死译、硬译后的作品,虽然字词句之间适应原文本,然整体效果要么无法适应译文本语言环境,要么无法适应译文本文化环境。如,对英语长句硬译,其结果是汉语译文不堪卒读。这是翻译没有适应译文本语言环境的不协调翻译行为。如,英语文学对《圣经》典故的使用相当普遍,而且经常不需要加以注释,因为原文本的读者对西方宗教文化相当熟悉,毋需作者赘述,而在对《圣经》文化普遍陌生的中国读者看来,这些典故犹如天外来客,中国读者不明就里。这就是翻译没有适应译文本文化环境的不协调的翻译行为。从格式塔心理效应来看,译文本的读者需要的是对译文本整体价值观、信息等宏观了解,译者只要在这些宏观方面能够保持与原文本一致,则不必拘泥于该如何忠实于原文本的遣词造句。即是说,译者更大的责任在于将不熟悉原文本语言环境和文化环境的译文本读者所需要的所指信息显化,使之前景化,而不是仍将其作为隐含信息而让译文本读者解读困难。所以,刘士聪先生说:“将译文作为一个独立文本加以审视,审视其整体的审美效果,看其内容是否与原文相符,看其叙事语气与行文风格是否与原文一致,这一点很重要。”译者必须权衡利弊,了解两种文化的特点和两个民族文化心理特点,了解原文本哪些语言、文化信息是译文本读者可以无障碍地接受并且不会误读的,保留这些信息的风貌,而原文本当中对译文本读者产生障碍的信息,则需要进行明晰化处理,恰当采用释义、套用、注释等手法,这样从整体去达到忠实原文本的效果。只有这样的整体协调,才是对两种语言的“生态系统”的最佳适应,与原文本取得真正的平衡。严复在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时,采用了变译的策略,许多人并不认同。然而,如果借生态学的视角来加以解释,则可发现,严复的翻译策略选择是相当理性的,其译文本体现出生态学意义的平衡观和协调观。严复的翻译是为了适应当时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开启民智,号召人民群众反抗不公平的社会制度,于是遵循原文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基本思路,在原文本基础上添加了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主要是关于中国国情及号召人民起来斗争的信息,使得译文本语篇更加恢弘、气势磅礴。严复的翻译,将原文本的信息型文本转化为译文本的呼吁型文本,将原文本内涵的对自然的生态选择转化为译文本内涵的对社会的生态选择。可见,严复对《天演论》的翻译,没有违背原文本的基本思想与内涵,甚至提升了原文本的内涵与意义,而且又适应译文本所在的政治环境,达到开启民智的目的。因为,当时在译文本所在的环境———中国土地上,人民群众迫切希望国家独立、政局稳定,在时局动荡、民族存亡之际,普及原文本的科学知识实在意义不大,而经过严复的翻译及译文本传播,原文本的价值得到超越性实现。严复的译文本不仅适应了原文本,而且适应了译语的环境的各种因子,译文本即是在英汉两种语言及其承载的文化之间取得最佳协调关系的成果。有学者因此评论,“虽然严译《天演论》在有的方面没有很好地忠实于原作,对内容和语气都作了修改,但我们不应该脱离当时的翻译生态环境孤立地对其做出评价,这样的评价是有失公允的。严译《天演论》很好地适应了当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人对其不应过于苛求,应有更公正的评价。”傅东华在翻译玛格丽特的小说GoneWiththeWind(傅译的书名《飘》)时,将语言大量作了中国本土化,包括在对原文本人名的翻译上,也去掉英语人名汉译经常采用的音译法,而是用典型的汉语人名二字格式或者三字格式给人物重新命名。这使得译文本读来给人恍如在读汉语原著之感,似乎不带英语著作的痕迹。当然,该译文本在翻译界引起的争议丝毫不亚于严复翻译《天演论》所引起的争议。但是不可否认,傅东华译作一直是最广为接受、广为流传的GoneWiththeWind汉译本。探究起来,不难发现,傅东华译作广受欢迎的原因正在于其适应了译语读者的阅读需求,适应了译语的生态环境,而对原文本的风采却毫无影响———因为翻译上局部的归化异化无损于原文本的思想,同时又能为译语环境所接受。王佐良翻译培根的《论读书》,影响极大。译文本无论在文采还是在思想上,都不逊色于原文本。而在具体的细节上,又可以看出译者并非惟原文本马首是瞻。例如,培根《论读书》原文本中,“Studiesservefordelight,forornament,andforability.Theirchiefusefordelight,isinprivatenessandretiring;forornament,isindiscourse;andforability,isinthejudgmentanddispositionofbusiness.”王佐良将其译为:“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长才。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傅彩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原文用简单的词汇和句型,以及大量省略句,而译文则文采斐然,句式整饬,超乎原文。如果仅遵从原文省略句式和平实的措辞特点,则译文会如白开水,很难在一向推崇文采的汉语文化环境下产生大的影响。王佐良在尊重保留原文本思想的基础上,适应汉语文化环境里论说散文重文采和汉语句式喜好排比和四字格的特点,使译文形式整饬,朗朗上口,广为传诵,成为经典。可以说,培根的这篇论说文《论读书》之所以能在中国产生很大影响,一定程度要归功于王佐良的翻译。这样对译语环境和原文本风姿的双重适应和选择,即是适合了生态学的平衡、和谐理念和整体、关联思维。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红楼梦》充满的中国各种传统文化信息,是汉译英上的难点。《红楼梦》英译本以杨宪益译作和霍克斯译作两个译文本最广为流传。前者以直译为主,将各种文化信息直接按照字面意思翻译过去。这种直译法会令熟悉汉语文化的人们读来如同读原文本,较为轻松,而对于英语国家中更多的普通读者来说,则会障碍重重,因为他们的文化背景中缺少汉语文化,故而无法理解文本当中蕴涵的中国传统文化信息。后者以意译为主,将对英语民族来说很生疏或者会造成误解的信息以英语文化中可与之构成联想、意义相似的形象代替,使得鸿篇巨著的《红楼梦》不会因为太多陌生的异域文化信息的出现而阻碍英语读者对名著的理解。从生态学角度看,霍克斯很好地适应了译语主要的阅读环境,使得译语与读者之间产生了较为和谐的互动,其译作属上佳;而杨宪益的译文会使得汉语文化空缺的外国读者云里雾里,译文和译语读者之间难以形成和谐流畅的传播接受关系,也就难以产生平衡、和谐的生态学的关系。
五、结束语
赵小兵提出,“各种关系集于译者一身,各种平衡的工作需由译者来完成,译者选择的和谐意识,实际上是一种高度的创造性意识。译者正确地把握文学翻译中的各种主体间的关系,把握语篇内外之间的关系,充分地考虑跨语境问题,是保证文学译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意义关联和和谐一致的重要途径。译者须具有和谐的整体意识,使文学译本达到和谐的境界。”生态学的整体和谐观已经引入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英汉翻译工作来说,意义在于构建了生态翻译学,译者及研究者可以以更加开阔的眼光,上升到另外一个层面高屋建瓴,宏观把握翻译。对于翻译策略的选择,译者只需要以生态学的眼光看待,在原文本风采保留的基础上,以适应译语生态环境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主流价值观等各种因子为准则,灵活运用和搭配各种译法,则译无定译。只要能协调、平衡、拓展原文本价值又吸引译语受众,甚至促进译语环境的社会变革,引导译语环境社会正面价值观念的提升,则译文本即属佳作。
一、英美文学作品中的西方文化以及英汉翻译
(一)《圣经》故事方面
英美国家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都会受到宗教的影响,特别是基督教思想影响非常深远、广泛。通常西方人会把《圣经》作为他们的生活道德准则,《圣经》的内容深深地融入到西方文化中。在西方人的文学艺术以及日常语言中也会广泛应用到《圣经》故事。比如,“Godforbid”“Oh,heavens”“forGod?ssake”等已经成为西方人的口头常用语。实际上,《圣经》不单单是基督教的一部正式经典,而且也是一部内容、思想的经典文学作品。英美文学家常常为了丰富写作题材,进而巧妙地引用《圣经》中的词句、人物或者典故。比如,“Absalom?shair”,本意是指押沙龙的头发,潜台词是“美丽反而是一种致命伤”;“Manna”在《圣经》中赐给以色列以及摩西人的食物,潜台词是代表意外收获。圣经的典故以及故事也被常常应用于英美文学作品中,其中英国诗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代表,他的《力士参孙》《复乐园》及《失乐园》中都采用了《圣经》里的典故。
(二)词汇代表的不同文化内涵
文化和词汇密切相关,每个民族的语言词汇中都可以看出这个民族的风俗民情、政治制度、经济、历史、地理及文化艺术等,但是如果文化背景不同的话,相同的词汇代表的涵义也会有所差异。就日常生活称呼语而言就有很大的文化差异,比如,我们中国一直以来都有“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在汉语中主要用“老”来表示对对方的尊重和尊敬,常常也会使用“老王”“李老”或者“老先生”。对于中国文化而言,年长通常代表着智慧、经验、身份,但是西方文化中,将“Old”这个词汇表示过时、落后于潮流等意思。并且在西方,年龄是个人的重要隐私信息,尤其是西方的女性非常忌讳他人询问其年龄。因此,西方人一般不会叫对方“oldpeople”“grandma”等,通常会直呼其名。其次,中西文化的差异同样体现在颜色词汇方面,从而影响颜色词汇含义大大不同。如,汉语常常会用“眼红”体现嫉妒的情感,用“走红”表示非常受欢迎,但是英语会用“begreenwithenvy”表达嫉妒,“red”这个单词仅代表“负债”“赤字”的含义,而不带有感情色彩,采用“blacktea”表示红茶。
二、有效处理文化因素对于英美文学作品翻译的影响
在西方文学中,西方文化被良好地体现出来,而翻译则可以为中国读者提供一个更方便、准确了解西方文化的途径和方法,正确合理地翻译西方文学作品,使中国的读者可以快捷地掌握和学习西方文化知识,掌握西方文化精髓。但是文化差异是英美文学作品翻译的一个重大阻碍。如果从译法的层面分析,可以将翻译分成意译、直译两种方式,翻译家的风格也可以概括为“异化”“归化”两种。异化翻译和归化翻译并不是对立的,在英美文学作品翻译的过程中,无论应用“异化”策略还是“归化”策略都会有一定的覆盖、交叉情况,因此在实际翻译的过程中应该采用异化、归化相互融合的方式。如果因为语言文化的不同差异导致词句语义空缺,可以采用“并行法”进行翻译。比如,在影视片名翻译中,WaterlooBridge是一部非常著名的电影,翻译者并没有仅仅采用“异化”翻译方法直接翻译成“滑铁卢桥”,而是翻译成《魂断蓝桥》。这样可以更好地表达影片中的一些悲伤情节,也可避免受众误以为是拿破仑失败的滑铁卢战场。其实,片名“WaterlooBridge”也就是英国伦敦的滑铁卢桥,为了以防观众误解,因此借用了我国《太平广记》中描述的“蓝桥相会”传说,把“滑铁卢桥”翻译成“蓝桥”,这样不仅点明了爱情主题,也将原名中的“桥”保留了下来,同时也通过“断桥”暗示了影片的悲剧色彩。由此可见,有机结合“异化”和“归化”的翻译方法不仅可以将原名的基本形式保留下来,也可以将影片的主要内容真实地传达出来,更加合理。反而如果单独采用异化或者归化的翻译方法,都不能完全地传达出原文的信息,不利于双方的文化交流。
三、结语
综上所述,英美文学作品的英汉翻译者不仅应该拥有扎实、深厚的双语语言知识,掌握基本的翻译技巧,同时更应该全面地掌握西方文化。英美文学作品中的各个方面都渗透着西方文化,翻译者平时应该多注意学习、积累西方文化知识,选择一种符合中国文化背景的翻译形式,使广大中国读者能够真正地品味英美文学作品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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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研究因其研究对象是文学文本或文学现象,这就需要立足于文学现象或事实的文学性,不能脱离语言艺术层面或诗学,把审美现象替代为历史、哲学、宗教等。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比较文学硕士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中国比较文学在它的成长之路上经历了全面向西方学习、对外开放,关注比较文学自身文学性问题,再次回转归向东方的实践探索历程。但回归并不是一种倒退,反而体现出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不断成熟与发展的良好趋势。学界在开放与退守、文化研究还是文学研究、向西方看齐还是向东方回转等诸多问题上相互争鸣,各抒己见,共同把握着衡量比较文学“度”的围栏与框架,使得比较文学在平衡中不断发展,走向繁荣。
关键词:比较文学;对外开放;文学性;回归东方
时至今日,比较文学之跨界色彩鲜明,包容范围之深之广有目共睹。在其开放性和国际性不断滋养下的民族交流之树日益繁茂,但学科发展中也存在着学科边界日益泛化,理论体系不够完善,创新思维固化以及因缺乏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立足点而成为西方理论阐释的注脚等问题,这使得比较文学经历了一次深刻而严重的危机。对此,比较文学走向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中国首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导高层论坛”提出了中国学者应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与他种文化共同建构新的文化语境,从而形成一种文化自觉的命题。叶舒宪也在其论文《论西方思想的“东方转向”问题》中谈及“比较文学学者研究的兴趣点发生了转移,因而呈现出一种‘自西向东’方向性的改变,‘东方转向’问题从某种意义来说具有其双重颠覆性,它既颠覆着西方沙文主义的知识现状,又质疑其社会科学的基本假设和思维方式,进而引发人们对独具特色的本土文化资源的探寻热潮,以及对其文化价值的重估”[1]。由此可见,针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缺少独立性和自主性的现状,学界基本上采取从东方文化与文学自身内部寻求未来发展的途径,这种“向内转”的趋势已然成为一种潮流,逆向与比较文学的“文化”转向,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比较文学的“人类学”转向等潮流沟通交流,双向疏通比较文学国际性之河。本文旨在归纳梳理转向时期的重要文献,勾画出一条近些年来比较文学转向路线。
一
中国比较文学自成立之日起,就确立了“走出去”的战略方针。此时探讨重点还集中在学科建设是否具有合理性、学科的本体论究竟为何、比较文学的名与实等一些基本问题的探讨上。同时,一些民族主义者抛出“不忘国粹,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等尖锐命题来挑战比较文学界因年幼而暂时的无所适从。中国学派所应对的方式就是在保持传统文化特质的同时,吸纳法国影响研究学派和美国平行研究学派的学科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的同时,自创阐发法研究,用西方理论解读中国文学,从而推动中国文学国际化进程。正如曹顺庆所展望的那样:“在构建文化软实力上,他国化也给我们开辟了一条行之有效的研究路径。当前,如果要想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就必须对软实力的两翼———‘拿来’和‘送去’的他国化状况进行深入的研究,从中探讨文化发展与创新的规律,分析既能增强我们的文化资源基础,又能提高我们的文化影响力的文化传播规律。”[2]
由此可见,比较文学学者的确具备开放性的眼光,在研究过程之中立足比较文学这一根本特性,可以说没有开放性,比较文学自身难以为继,开放性是比较文学的动力之源。有三位学界权威无疑促进了比较文学未来发展的对外开放性。一是中国比较文学学术带头人乐黛云先生,她提出在当前文化转型时期比较文学研究应当更加关注“新的人文精神”,即以文化传统中“和而不同”思想为基,大力促进世界异质文化相互交流,多元共生。二是王宁教授,他在《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一书中表明:在经济全球化、国际一体化的当下,人文学者应当充分顺承这一浪潮,推动中国文化与文学走向国际化。三是天津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孟昭毅教授,他在论文中谈及从文化多元主义的思想来分析,人们企图以强调不同族群艺术表达的多样性,来改变民族文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而族群间的文化交流与连接,又以消解民族性的反作用在全球化时代表现得异常强大。因此,新的族群离散与族群融合也形成了一种冲击民族的力量[3]。
他认为,一个民族能够成立的前提是应具有相同的语言文字,独特的文化传统,积淀到一定程度的文化情结以及审美准则。而文化全球化恰恰在极力冲刷这一切,它让人们通过各种交流媒介了解他者文化,效仿他者文化,并在此过程中学习对方的语言文字以便更加深入地了解彼此。但是在交流沟通的过程中,已经成为主流的文化强者的偏好以及审美准则往往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冲击文化弱者的头脑,因而造成其学术心态的失衡,在一味学习中忘记了自己研究的立足点。而这个问题恰恰是值得注意的,因为正是它敲响了比较文学开放性的警钟,学界应该反思对外开放“度”的问题,以及自身研究“质”的问题。在文化交流的进程之中,在强势的“他者”眼中,中国比较文学为欧洲中心主义所轻视,所扭曲,安门立户的阐发法不过被其当做一种注脚而非一门学派来对待。在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应正视其所存在的问题,一是阐发法既然过度依赖于对文学文本进行生搬硬套的理论分析,因此很容易成为西方先进理论的注脚,同时也局限了学界研究方法的创新。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研究应当从关注自身的“文学性”转向关注比较文学跨文化的特性,即文化转向。叶舒宪认为,由于比较文学具有跨语言、跨学科的重要特性,所以它能较早地接受来自外界的形形色色的理论信息,领先于一般的学科研究,较早地把握学科探索变异的节奏与趋势[4]。刘贵珍在评论王宁新著《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时介绍了王宁本人对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之间关系的看法。王宁认为,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并非单纯是对抗性的关系,其间也能达成通力合作。他们认为,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不是对立性的,而能构成一种张力,互相推动双方的发展。也有人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关注“文学性”,关注“经典”的做法有失恰当。因为当某些作品一旦被认为是“经典”,其中的某些杰出表达就具有了“文学性”。
而这种认定不过是特定审美情趣在读者的脑海中固化,它的背后竖立着某种具有统治秩序的意识形态之墙。人们呼吁“回归文学性”,“回归文学性经典”,他们实际上是希望能退回到这面墙体之后保护自己。但是文化研究则恰恰相反,它恰恰质疑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并试图从整体的历史关系中探寻其形成过程。持此观点的研究者必然是站在文化研究的立场上,而不是一个文学人的眼光看待此问题。二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泛化问题值得关注,并且有待改善。比较文学在其文化转向阶段虽然日胜一日,但渐渐脱离开了它的文学本质,从而使比较文学学科模糊泛化,边界不明。比较文学虽然具有包容性的特点,但又不是无所不包,否则就不能作为一个正统学科来界定它的内涵与外延。因此,孟昭毅教授在极为认真地反思比较文学本体论意义之后,提出比较文学学者应当关注对文学文本的细读。他认为,比较文学归根结底还是关于文学的研究,无论它包含的范围有多广,文本研究还是其最终的根基。离开文学的特性来谈比较文学研究是一种极其错误的方式,这种现象的出现值得当代学界去反思。此外,还有一些文章也关涉到这一问题,如王志耕提出:“比较文学危机的真正原因是学科边界的泛化,其出路在于找到与文化研究分而治之的可能性。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其实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都具有明显差别。
文化研究的对象是文化系统中文化诸要素与艺术文本的隶属关系,比较文学则是文化系统中艺术文本的并置结构关系;文化研究致力于破解文化系统中非文学因素与文学的各种隐喻关系,是一种纵向研究;比较文学致力于破解文化系统中不同文学因素之间的各种转喻关系,是一种横向研究。基于此,比较文学应当放弃跨科际研究的属性,通过退守的形式维护其学科的完整性。”[5]这篇文章更为系统地分析了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在对象、范围、研究重点等方面的差异性,比较文学应当更加关注对文学要素的研究。笔者认为如此的倡导自然有其合理的因素,但“退守”是否就真正把握了比较文学的脉搏?无论是走出去也好,退回来也罢,比较文学自身的特性决定着它发展变化的轨迹,学界需要认真体会它的“度”到底在哪里。因为比较文学在中国属于新兴学科,它还像个未发育成熟的孩子,自身的特征并未充分表现出来。
二
至于退守到何种程度,学界见仁见智。但较为权威的观点认为,回归后的“文学性”有了某种升级的意味,它不仅涵盖历史与传统,而且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富有人文关怀。不仅注重文本中呈现的“个体”的生存境遇,更加关注其“人类学”走向。叶舒宪在《“世界文学”与“文学人类学”》中表示,原来人们关注“文学性是什么?”,现在则思考“族群的种类与各自的文学性”,还有“到底哪一种文学性具有普适性?欧洲中心主义标榜的文学标准是否能一直延续下去?”答案不言自明,因为欧洲中心论已经阻碍了比较文学健康平衡的发展,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内部的多样性构成,理所当然成为未来研究关注的焦点。这不仅仅为中国学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还成为国外研究者转换新视角的巨大宝库。
于连的《对比较的重新思考》中谈及不应将“远东”视为一种欧洲理性的神话式反面,要研究这样的反面还要关注自身内部。这与叶舒宪提到的比较文学研究东方转向不谋而合。可见比较文学的转向趋势已经为中外学者所觉察。其实,当人们去关注比较文学“文学性”这一要素时,自然而然的会界定出“文学性”的范围。它的根基是文本,但是不止文本研究那样简单。它研究文学内部要素的问题,也关注文学研究的安身立命,发展趋势,独立地位等重大课题。简单讲就是比较文学是研究自身存在以及其存在的合理性问题。而关注“文学性”问题的时候,必然会涉及到“东方转向的问题”。叶舒宪认为,西方世界虽然依靠强大的科技力量走上了繁荣之路,但是工业革命的成功却扭曲、异化了现代西方人的灵魂,很多人都经历了重大的精神危机,但是他们却不能依靠自身的免疫力来治疗,因此,东方文化便成为他们所能找到的最好的解毒剂。20世纪西方哲学也同样在质疑自身传统的形而上学观。他们主张承继并发扬舒本华、尼采的悲剧意识,进而探寻东方智慧的神秘乐园,在伊甸之中寻找精神慰藉,开掘苦难之源。
这可以看做是比较文学实现其“东方转向”的外在条件。此外,叶舒宪在《再论20世纪西方思想“东方转向”》中,分别从哲学、经济学、生态伦理学、心理学、女性主义等方面论证了东方转向与中国密不可分。上述几种思潮已为中国学者广泛借鉴并加以运用,几乎研究任何一个稍有名气的文人学者,抑或诗人理论家,都要从这几种思潮择取一二加以分析,成为注脚解读的典型现象。但是这些典型的西方思想在经历了历史的冲蚀之后,也开始转向东方,关注东方,因为东方的特质是如此的明显,蔓延范围是如此的深广,存在数量是如此的巨大,它不可能因为距离的遥远而被永远忽视。比较文学是一门与时俱进的学科,它随着历史的发展,经历了全面学习西方、对外开放———回归文学性———再次回转归向东方的历程,这种回归并不意味着是一种形式上的倒退,反而体现出它的不断成熟与发展。学界在开放与退守,文化研究还是文学研究,向西方看齐还是向东方回转等问题上相互争鸣,各抒己见,共同把握着衡量比较文学“度”的围栏与框架,使得比较文学在平衡中不断发展,走向繁荣。
这条回辙型的流动轨迹,体现出中国比较学界在学科体系中,在如此曲折的探索中不断地自我完善与自我更新,它仿佛一条长河一样沟通南北,跨越东西,将比较文学流动成一种国际性的学科。在交流之中不断重视自身的特性,不断丰富发展,精益求精。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需要广大学者能够真正做到求同存异,海纳百川,探索钻研,共同促进比较文学之大兴盛、大发展。
【参考文献】
[1]叶舒宪.论西方思想的东方转向问题[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2).
[2]曹顺庆.“他国化”:构建文化软实力的一种有效方式[J].当代文坛,2014(1).
[3]孟昭毅.从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J].中国比较文学,2012(4).
[4]叶舒宪.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后文学时代”的文学研究展望[J].新东方,1995(2).
[5]王志耕.比较文学:在退守中得到生机[J].中国比较文学,2006(1).
[摘要]自比较文学这门课程在内蒙古民族大学蒙汉双语专业开设以来,由于比较文学这一学科自身及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特点,比较文学教学面临着诸多困境。在建构主义理念下,立足于教学对象的实际特点,以蒙古文学为基点,不断增强学生民族文学认同感和责任感,努力培养比较研究意识,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进而营造开放的课堂,是今后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建构主义;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
从1978年华东师范大学施蛰存教授开设比较文学讲座开始,比较文学在中国开始复兴。全国许多高等院校陆续开设了比较文学课程,进而设立了比较文学系。内蒙古民族大学于2010年将比较文学作为专业选修课(24学时),面向蒙汉双语专业的本科生开设,并在2011版人才培养方案中作为专业必修课开设(40学时)。从比较文学教学实践来看,以往比较文学课程都是在中文系或外语系开设,其对象大都是汉族学生。比较文学能够走进少数民族学生课堂,让少数民族同学了解比较文学,进而培养文学比较意识方面奠定了初步基础。这对于比较文学的全面发展和演进来说也是一件意义非凡、影响深远的事情。比较文学教学在少数民族学生中如火如荼地开展的同时,在蒙汉双语专业的具体教学实践中,比较文学教学面临着诸多困境。其中有些问题是全国所有开设比较文学专业的高校所面临的共同的问题,有些则是蒙汉双语专业所独有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着该课程的教学效果,丞须教育工作者反省并着力解决。
一、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的困境与原因
比较文学教学一直是众学科教学的难点之一,从比较文学课程的开设及实践效果来看,大多数中文系的学生都觉得“有点难”、“没什么兴趣”,对于蒙汉双语专业的蒙古族学生来讲,这样的情况更为普遍而深刻。从学理层面讲,比较文学属于新兴学科又是“舶来品”,中国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尚处于建设阶段。比较文学始于欧洲,法国学派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滥觞。在法国比较文学理论产生之初,研究的是两国或两国以上文学的相互影响关系;美国学派作为法国学派的对立面,将没有“事实联系”和“相互影响”的文学关系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引入比较文学领域,从而大大发展并更新了比较文学的观念,开拓了比较文学的领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比较文学努力克服“欧洲—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虚心地向先行者学习。在学习和借鉴的同时,摸索着适合自己的比较文学道路,从而努力构建“中国学派”。然而无论是从比较文学的理论建设还是从高校的比较文学教学实践来讲,我们所运用的理论和方法都是欧洲的、西方的。所以作为这一新兴学科的产物———比较文学课程,对于授课教师及学生来讲,都是一种全新的挑战,都需要一个积累经验,总结教训的过程。这一过程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来讲,或许更加漫长,更为艰辛。从比较文学学科性质来讲,比较文学的跨界性、开放性和宏观性、抽象性等特点,导致这一门课程教学中的难度加大。“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界限和跨学科界限的各种文学关系”[1]14。作为比较文学的研究者可以着力从某一角度,即从某一种或两种跨界角度去研究文学关系。
对于本科生来讲,在有限的课时中,要求他们全面了解比较文学的跨界性特点,无论是抽象的理论学习,还是初步的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都很难达成;比较文学研究比以往的文学研究更具开放性和自由性。它比传统的文学研究更具有广泛的内容。这样的特点导致学生学习难度的加大。从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实际特点来看,比较文学教学难度要更高一筹。内蒙古民族大学蒙汉双语专业的生源,大多来自农村牧区。他们一直接受母语教学,来到大学之后则改为汉语授课。蒙古族学生接受汉语授课,并且所学内容大致与汉语言文学专业内容相同,加之比较文学课程本身所存在的难度。因此,对于蒙汉双语专业的学生来说,可谓是难上加难。另外从课程设置上来讲,许多高校在大学一二年级大都安排了公共必修课,而专业必修课则一般都安排在三四年级。由于比较文学课程对各门课程内容都有所涵盖,因此常常安排在三四年级的学习阶段。这样的安排应该是合理的,但由于三四年级是学生着手考研、实习和找工作的阶段,好多学生已经无暇顾及这门课程的学习;另外,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课程开设时间较晚,所以对于授课教师来讲,所积累的教学经验较少,可借鉴的案例不多;适合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编写出版。
二、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不是简单地将知识由外向内的转移和传递,而是学习者主动以原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生成意义、建构理解的过程,即充实和改造自己的知识经验。由于每个人的经验以及对经验的信念不同,导致人们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也就有所不同。因此,建构主义十分关注以原有的经验、心理结构和信念为基础,来建构新的知识。强调学习者学习的主动性、社会性和情境性。建构主义对学习和教学方法都提出了有别于传统教学方法的许多新的观点。因此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学,可以基于建构主义理念,结合被施教者原有知识经验的特殊性,可以大胆地构拟出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设想。任何理念最终只能在实践中进行检验。有了科学合理的理念,更应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彰显民族文学特色,营造开放课堂。唯有如此,建构主义理念下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才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基于蒙汉双语学生实际特点,创建民族特色比较文学教学模式。“跨民族比较的根本意义在于跨文化”[1]12,“民族”才是文化的表现,不论是文化还是文学,各民族之间的差别才是极其鲜明的。因此“一个多民族国家之内的各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应该顺理成章地划入比较文学的范围之内”[1]12。蒙古族与其他民族文学关系的比较研究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领域,蒙古族学生责无旁贷。因此,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可以说是培养蒙古族比较文学专门人才的重要途径。蒙汉双语专业的学生,虽说汉语水平及汉文学素养不及中文系的学生,然而他们却有着自身独特优势,即蒙汉语言、文学知识的掌握。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这是比较文学教学的有利先天条件。在教学中努力让学生思考蒙古文学、文化同其他民族文学、文化之间的关系。因此,不断强化学生民族文学认同感和责任感,鼓励他们学好民族文学的同时,努力具备多元文化知识储备,为比较文学的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学,首先要基于学生特点,善于扬长避短,发挥学生的蒙、汉文学方面的优势。在宏观上让学生了解比较文学概念,掌握比较文学基本常识的同时,还让学生以蒙古族文学为中心,比较蒙古族文学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蒙古族有着丰富而灿烂的民族文化和文学传统,因此,在比较文学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建构主义的理念,在学生原有的蒙古族文化和文学知识储备的基础之上,通过将蒙古族文学同其他民族文学的比较中,构建新的比较文学知识经验,从而创建富有民族特色的比较文学教学模式。教师优化知识结构,改进教学方法,打造开放课堂。比较文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因此比较文学教学,对授课教师来讲,是一项综合能力的挑战,他们需要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同时又需要掌握先进的教学手段来辅助教学工作。主讲教师搭建课程教学网络辅导站或微信教学群,有效利用该平台,上传为课堂改革教学制作的特色电子教案、微课视频及习题、讨论题等,与学生进行互动,为学生经常性学习创造便利条件。理论联系实际,多以实际案例代替理论讲解。在课堂上教师将有限的课时统筹安排,合理规划,为学生勾勒出该课程总体脉络的同时,又要突出重点,将比较文学基本原理的讲解同具体典范的案例相结合,改进传统教学方法,采取学生分组讨论模式。引导学生主动思考,继而营造开放课堂。如,讲到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时,我们可以以学生熟知的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和哈斯宝作为例子,谈他们对汉文化的吸收、借鉴以及创作情况。其重点在于将问题抛给学生,让他们依据现有的知识储备,来印证作家是如何对汉文学、汉文化吸收借鉴的。学生在不同观点的碰撞中,会开动脑筋主动思考,进一步强化所学内容。
在讨论过程中教师应适时提供点拨和提醒,及时纠正学生错误观点,有效控制课堂节奏,进而营造开放课堂,从而激发学生对比较文学这门课程的学习兴趣,培养其独立思考能力,使其具备初步的比较文学意识。布置小论文或提炼小提纲。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在分组讨论之后,以一篇小论文或提纲的形式将自己的观点或结论进行总结提交。这将是学生所学知识融会贯通的有效途径。通过准备作业,学生可以主动查找资料,进一步充实知识体系,提高理论思维能力,激发学术研究兴趣。例如,可以选取当今比较热门的话题作为探讨的切入点。如,《狼图腾》电影的热映,再次引起了各界对“狼是否是蒙古民族图腾”的话题。教师可以围绕这一话题,设置与比较文学相关的问题,如《狼图腾》文学作品与同名电影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以及其他民族的图腾是什么,各民族图腾的特点及图腾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最后要求学生以论文的形式,将所讨论话题进行总结提交。这样教师以实际生动的话题引入教学讨论中,再结合教材上的经典案例进行补充讲解。结合教学经验,组织编写蒙古比较文学教材。
目前全国大部分高校蒙汉双语专业虽已开设比较文学必修课,甚至一些高校蒙古语言文学专业也已设立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授予点,但至今还没有《蒙古比较文学》一类的教材出版。纵观国内比较文学教材,其主体内容庞杂,抽象理论知识偏多,实际案例分析相对较少,学生极难消化和吸收。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中所使用的教材,都是针对中文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所编写的,因此对于蒙汉双语专业学生的学习理解来讲有一定的难度。与内蒙古地区讲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的蒙汉双语专业或蒙古语言文学专业的一线骨干教师通力合作,编写一本面向蒙汉双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材,促进少数民族比较文学教学势在必行。总之,在民族院校蒙汉双语专业比较文学教学中,教师必须尊重各民族文化历史的多样性的同时,在建构主义的理念下营造开放的课堂,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蒙古文学为基点,在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中,比较研究蒙古文学同其他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而促进比较文学在民族地区高校的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惇,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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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最新学术动向是从不同侧面突出强调文学的文化功能,作为一种自觉而清醒的学术选择,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学术思路,反映了当今国际学术界的发展态势,也与国际潮流暗合。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比较文学论文范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随着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深入,身处其中的传统中文专业课程教学改革势在必行。以中文专业基础课比较文学为例,分析比较文学课程教学现状,并结合学科特点进行教学反思,提出改革建议:根据理论与实例教学并进的原则选择教学内容,在教学方法上应坚持讲授与讨论结合,在实际教学中要充分体现比较文学专业特点,做好跨界融合。
关键词:地方本科院校;比较文学;教学改革
中文是我国普通高等教育中历史悠久的传统学科。由于其厚重的专业基础、广泛的就业面以及相对固定的社会需求量,成为地方性院校普遍开设的专业。然而,随着许多地方性本科院校开始放弃传统的精英大学发展目标,选择了多学科性、应用型大学发展之路,传统中文专业课程教学亟待进行改革,以使中文教育为社会服务,为实践服务,培养中文应用型人才。面对地方本科院校当今的转型发展之路,如何在教学中将必可不少的理论与时代需求相结合,就成为中文专业教师普遍面临的困境和迫切解决的任务。
一、比较文学本科课程教学现状与反思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比较文学正式作为一门课程进入我国高等教育的课堂。纵观现今比较文学的本科课程,无论是教学目标还是教学内容,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正如陈惇所言:“随着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各校开设的课程也与以往不同。除了讲比较文学原理的课程之外,还有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文学类型的比较研究、文学思潮的比较研究、比较诗学、中外文学关系史、跨学科研究等,确实比以前丰富多了。”[1]造成比较文学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等方面多样化发展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各学校在具体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进度、教学大纲等的制定上具有一定的自主权。这种多样化又是沿着三个方向在演变:一个方向是继续讲比较文学的基本原理;第二个方向是比较文学理论体系中的某一个方面的拓展和深化,如中外文学关系史、比较诗学、跨学科研究等,它们本来属于比较文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部分,现在把它们单独分离出来,自成一个专题,进行深入的探讨;第三个方向是把比较文学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或者说是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去研究另一种学科的某个专题。[1]而对比较文学本科课程的教学内容,学界有多种看法。有学者认为“高校中文系或外文系比较文学本科课程的最好形态,是将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外国文学史的内容,与现有的比较文学相关理论探讨与方法讲解结合起来,以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为主的种种现象方面的内容来充实现有的比较文学教材与课堂,让比较文学课程教学内容更加多样化、综合化、‘文学史化’”。[2]还有学者认为“比较文学本科课程要轻概论,而重在讲具体案例”[3]。持后一种看法的不只一位学者。有学者因为在本科阶段进行的比较文学课程教学实践中,“教学的实际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学生在学完学科的基本理论知识后,仍然不清楚什么是比较文学,学习本学科有什么用,比较文学的论文应该怎么写”,所以主张比较文学“课堂教学的内容重点就不再是对纯学科理论知识的学习,而在于具体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的学习,包括比较文学的基本类型和研究方法,文学范围内比较研究的领域,以及每一种研究方法应该怎样去操作等”[4]。针对上述教学目标演变的三个方向课程安排各有特点与优势,但都有不足。全面讲授学科原理的课程易失于枯燥晦涩,专题研究的如中外文化史、比较诗学等课程虽长于专精,但有失广博与系统,与其他学科结合的课程如“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主义”“鲁迅与中外文化”“俄国文学与中国近现代文学”“中西戏剧比较”等课程针对性强,但也因为专精,容易失却比较文学的学科特色。
二、比较文学教学建议
(一)坚持理论与实例教学并进
在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原则之下,既要讲授比较文学作为学科的相关理论知识,又要有研究方法、研究实例的介绍。学科的基本理论介绍既是必要的又是重要的。经过一学期的学习,作为初学者,学生能掌握比较文学的学科性质、学科历史、学科特征、学科研究范畴等具有完整性和体系性的知识。另一方面,从比较文学本科阶段的培养目标来看,如果将学贯中西从事高级研究的人才培养作为比较文学本科教学的培养目标并不现实,因通过大学四年级一个学期几十个课时的教学就能让学生一跃成为比较文学的研究专家未免不切实际,而几十个课时的教学让学生对比较文学有大致的了解,形成初步的比较文学研究意识和较为开阔的比较视野则是有可能实现的。有学者主张“比较文学课的主要内容则大致可分为三大块:一是比较文学的概念原理和规律;二是比较文学的历史,包括中外比较文学的发展史和目前的研究动态;三是比较文学的研究策略和方法。这三块内容中,第一块和第二块是较固定的内容,更多的属学理知识,同时也因比较文学历史较短而容量较小。第三块既是学理性的,又具有操作实践意义,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内容的选择往往受到教师科研方向和成果以及课时长短的影响,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随意性”[5]。笔者对此分类非常赞同。实际上,这三块内容较好地将理论讲解与实践操作结合在了一起,一并考虑了本科课程设置的规范性与高校教师授课的个性化特点,既有相关的概念原理、学科发展历史的介绍,又有研究方法与研究实例的诠释,精专与文博兼而有之。当然,在实际操作中,因为课时有限,内容安排过多并不合适,以上三块内容还是应该择其重点,合理分配比例。简之,教学对象、教学目标的不同决定了教学内容的不同。在设计与选择比较文学本科阶段的课程教学内容时,一定要将其与研究生阶段的教学内容进行区分,本科阶段主要是为了普及比较文学的学科基础知识,自然应当侧重前两块内容,而研究生阶段则重在提高学术水平,可以进行一些专题性的介绍。
(二)坚持课堂讲授与讨论结合
要想真正有效地完成比较文学的本科课程教学,在教学方法上应坚持讲授与讨论相结合。因为教学方法一定程度上由教学内容、教学目的来决定。比较文学本科课程坚持理论与实践兼备的教学内容决定了教学方法中需同时采用讲授与讨论两种方法。对于那些理论性强的名词术语、概念、学派观点应由教师进行细致分析与解释,但是也不能任由教师一言堂、满堂灌,教师应适时地举些例证或者提出问题启发学生进行思考,让学生运用所学的方法尝试着进行分析,以期养成研究的习惯与思维方式。为了取得更好的讨论效果,最好由教师提前布置好题目让学生准备,真正做到言之有物、论之有效。比如在比较文学中关于“形象学研究”讲授时,笔者发现同学们往往对“他者形象”特别是隐藏在“他者形象”背后的“自我形象”等概念理解有难度,为了让学生们更好地理解形象学的研究内容和对象,在老师对相关概念进行讲授之后,以讨论的形式,组织学生们亲自阅读具有“他者形象”的代表性作品,并在课堂中分析讨论“作者是如何塑造异国异族形象”“塑造异国异族形象的目的是什么”等问题,让学生们在讨论中体会和理解“形象学”的相关理论知识,让学生在实践中验证理论,在理论中培养实践能力。
(三)充分体现比较文学专业特点,做好跨界融合
比较文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和其他知识及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例如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换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6]。因此,比较文学具有跨文化、跨学科的特点,所以,在进行本科课程教学时必须坚持其“跨”的特点,要跨越单一的文化背景和学科背景,达到真正的跨界融合。所谓跨界融合的第一层意思是跨对象之界的融合,即既要做好文学内容的比较研究与讲授,又要做好文化现象的比较研究与讲授。当然,文学作为学科的出发点,其内容所占比例应相对高于文化现象的讲授比例。在文学类关于中西方诗歌异同的研究与讲授中,除了要对诗歌这一文体在中西方的差异进行分析外,更重要的还需要引导学生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来思考分析导致中西方诗歌差异的原因。跨界融合的第二层意思是跨学科之界的融合。即既要与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现当代文学等学科在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方面有所区别,又要及时吸收这些学科的新理论、新观念和新成果。一般来说,高校的比较文学课程的开设晚于中国文化概论、文学概论、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等课程,此时的学生已有了较为系统的中国文学史知识和外国文学史知识,这样在比较文学课程教学时教师既不是炒冷饭,重复介绍,又可以充分引导学生利用所学的知识进行比较研究。跨界融合的第三层意思是跨地域之界的融合。即做好中国与外国的比较。中国的比较文学无论在研究还是教学方面都应该立足于本民族,从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出发进行中外文学、文化的比较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形成中西文化的对话与沟通。也只有在对别国文学、文化的观照中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本国的文学与文化。这一点正如学者严绍璗所说:“一旦把这种跨文化的立场变成自己的学术观念和方法论基础,我发觉自己对从前拥有的关于中国文学和东亚文学的各种知识产生了不少躁动不安的情绪,即时常怀疑自己已经获得的知识的真实性价值。”[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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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邹建军.论高校本科比较文学课程教学内容的“文学史化”[J].世界文学评论,2007(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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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袁盛财.关于普通高校比较文学教学的几点思考[J].邵阳学院学报(社科版),2008(1):22-23.
[5]韦建国,吴孝成.试论比较文学教学中的具有实践功能的可操作性———关于21世纪高校文学课教学改革的思考(之四)[J].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02(2):51-52.
[6]陈惇,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9.
[7]严绍璗.确立关于“东亚文学”历史的更加真实的观念———我的关于“比较文学研究”课题的思考和追求[J].中国比较文学,2006(2):3.
摘要:目前,在很多高校中都设置了“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这一专业,然而,国内很多学者对这一专业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对其利弊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而本文则主要针对这一名称提出了质疑。
关键词:高校;专业名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一、前言
教育部于1998年大规模地调整了二级学科,其中,《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这两个二级学科进行了合并,即《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置于现在中国语言文学的一级学科下。在该课程名称诞生伊始,国内的学者就提出了各不相同的观点。例如,谢振天指出,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学科,强行把它们合并在一起,对学科发展产生了很大阻碍。一方面,导致认识论的混乱,很多师生没有正确认识到这一学科的实质,从而将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同等对待,认为两者的教学研究是一样的。另一方面,在具体的教学研究过程中也造成了混乱,在很多师生眼中,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是相同的,理所当然地把外国文学的相关教学、论著看做是比较文学的教研成果。再如,孟华指出,把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捆绑起来进行学科设置,对于比较文学的长期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二、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名称的质疑
从本质上来看,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并不是一个学科体系的范畴,而教育行政部门在全国教育系统中把这两个学科强制地合并成为一个学科,并没有经过学术意识的公众论证。然而,在我国的综合性大学中,尤其是师范类院校,基本上原来的“外国文学”课程均变为了现在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那些“外国文学”的教师也随之成为“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教学者和研究者。
1、比较文学的内涵
从某种角度来说,“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一学科的设置是混乱的,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定位就是“非学术性”的,另一方面,一些教学研究者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没有形成正确科学的“比较思维”。事实上,在人文学术史上,“比较文学”和其他各个“文学”存在很大的差别。例如,“外国文学”、“中国文学”,在命名是都是以“地域”为基础的,其涵义就是在存在于特定地域中的一种“文学”。但是,“比较文学”作为一个逻辑体系,它是专门用来解析及阐述以上各“文学”的,它不是“文学存在”,而是“学术存在”。
2、世界文学的内涵
可以说,“世界文学”也是以地域为基础认定的一种“文学”,其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属性:一方面,从古至今,思想家们对未来的人类社会做出的无数的构想,例如,“天下大同”、“桃花源”、“万国共和”和“共产主义”。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人们期望在人类的生活中能够实现语言上的相同,从而出现了“世界语”,与此同时,人们还期望人类可以在精神形态实现融合,从而形成了“世界文学”。但是,“世界语”的流布失败了,而“世界文学”也尚未形成一定的模本,因此,可以说,“世界文学”是先哲们的一个“梦”。另一方面,从本质上来看,真正的“世界文学”尚未形成,而高校学科中的“世界文学”指的是世界各国的“文学”,其仍然是在世界各地存在着。无论是高校,还是学者,都没有展示出“世界文学”的样本,这是因为“世界文学”属于世界,其超过了“国别”。严格来说,“世界文学”就是指世界上各个国家文学的一种“集合体”。在学术意识的层面来说,“世界文学”也就是“国别文学”,或者“外国文学”,是相对于“中国文学”而言的。例如,《世界文学》这本杂志是国内著名的研究“外国文学”的刊物。从这个角度来看,“世界文学”早已形成了定论,且学界也达成了基本共识。
3、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名称的质疑
正如前文所述,“世界文学”就是先哲们对于人类未来社会的一种幻想,一个“梦”,尚不存在任何模板。因此,以一个不具体的“梦”来当做我国高校中一门学科,并不合理。此外,现行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其实质就是“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专业”。但是,“外国文学”作为一个总量代词,其需要进行还原,成为具体的“国别文学”,如“美国文学”。因此,“世界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地域文学”,这样一来,使得“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所具有的“非学术性”特征更加凸显。综合以上分析,“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这一学科名称的设定是不科学的、不合理的,需要进行改进和完善。
三、结论
总而言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这一学科的名称存在很大学术问题。但是,需要指出的人,在人文学术界,包容性地阐述某一学科概念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而要想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就更难了。因此,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应该寻求学科的基本学术内涵,尊重并遵循其基本特征,从而有效保护这一学术的严肃性与价值。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这一学科的名称,也应该形成基本的公式,以促进其健康长期的发展,不断提升学术本身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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