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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阐述了文化因素在当前农村社会发展中的表现,分析了文化建设在推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提出了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对策。
论文关键词:文化建设:农村;社会发展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把社会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十六届六中全会又把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和谐社会的丰富内涵中,社会稳定、安定有序是社会和谐的主要标志。所谓社会稳定,是指构成社会系统的内部诸要素如经济、政治、管理、文化、内政外交等方面处于相互协调和良性发展的状态,虽然和谐社会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但绝不是一个动荡的社会。有序、稳定、协调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意。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经济相对落后,文化相对贫乏。在我国现阶段,和谐社会的关键和难点在农村,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否,关系到国家稳定发展的大局。没有广大农村的和谐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就成为一句空话。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人们的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干百年来一向相对平静的乡村社会,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和各项改革事业的推进,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与日俱增。如何统筹好各方的利益关系,有效化解矛盾纠纷,最大限度地避免不稳定事件的发生,是目前乡土重建和新农村再造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
1文化因素在当前农村社会发展中的表现
当今的中国社会,处在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三农问题是事关改革发展的重要问题。农村社会稳定事关整个社会稳定的大局,也关系到能否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战略目标。因此,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与和谐对于推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加快农村小康社会进程,营造和谐稳定的农村社会环境,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随着中央有关惠农政策的不断出台和农村各项改革事业的深入推进,农村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农民物质和精神生活得到大幅度提高,农村村容村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生活整体呈现出良性发展的态势。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农村一些地区也出现了许多不和谐、不稳定因素,主要表现在:土地纠纷日益增多,村级财务管理混乱,村干部工作方法粗放,宗族势力死灰复燃,农村社会治安存在盲点,民事纠纷此起彼伏,封建迷信大有市场,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不够健全。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其核心是围绕经济利益展开的。造成这种社会现象的原因,既有政治、经济、社会管理方面的因素,也有文化方面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后者更为根本。
从文化的视角考察,农民接受教育程度普遍比较低,认知事物和价值取向带有较强的从众心理。农民处在社会最底层,遇到事情心理上常常处于无助状态,人生的不幸感、自卑感非常强烈,遇到挫折容易导致极端行为甚至铤而走险。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矛盾和冲突,贫富差距扩大带来的心理失衡、现代大众传媒带来的多元文化,必然会对农民的思想产生深刻的冲击和影响。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和传统伦理不同甚至相反的价值观念大量涌现,传统意义上的乡村礼俗社会正在土崩瓦解,几代同堂的大家庭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已不复存在,在农村老人无人赡养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人们在处理集体与个人、公与私、义与利等重大问题上愈来愈以自我为中心,利己主义思想逐渐抬头。再加上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本身的薄弱,因此在围绕宅基地、承包田、农民负担、计划生育、投工投劳甚至一些琐碎的利益问题上,干部与群众、群众与群众的矛盾和纠纷时有发生。这些矛盾如果得不到及时疏导和化解,就可能激化为不稳定因素。正如有学者坦言:“农民教育存在的问题直接制约着农村的社会稳定和全面发展,党和政府应引起高度重视…”。
农民法治观念淡薄,传统文化中的一些陋习在农村普遍存在。数千年来,乡村社会的维系和治理主要靠传统礼俗和风俗习惯。“现代工业文明对传统的乡土文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作为融家族文化、礼治文化、安土重迁文化于一体的乡土文化在商品经济的作用下已发生变化。家庭意识的淡化、平等观念的强化、恋土情节的弱化和经济观念的显现化势必影响农村社会结构的和谐性与整合性,并在相当程度上滋生社会不稳定。’’。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建国后历次运动对传统礼仪的批判,曾经对乡村社会调控起重要作用的传统礼俗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消蚀殆尽,社会主义新文化和精神文明在一些地方并没有扎下根。一些农民的精神世界往往处在真空地带:没有理想、没有追求,过一天算一天。加之一部分农村基层干部素质不高,普遍存在人治现象;伴随着近年来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客观上使传统道德的约束力逐步减弱。在市场经济浪潮和利己主义思想的冲击下一些农民攀比心理、仇视心理严重,对社会报有不满和反社会情绪。一些村民维权要求强烈而法治观念淡薄,动辄采取过激行为,往往抱有“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和“法不责众”的心态,不管大事小事动辄越级集聚上访,严重扰乱了社会生活和相关部门的工作秩序。
封建迷信在一些农村大有市场。一些传统宗教在农村带有相当严重的迷信色彩,某些外来宗教,如__、天主教,到了农村以后也发生变异有了迷信色彩。近年来,农村信教人数猛增,一些地方非法宗教活动十分猖獗。部分别有用心的人为了达到某种意图,不惜一切拉拢发展乡村干部甚至中小学生人教。一些传教人员散发反动宣传材料和海外宗教宣传品,导致部分教徒离心离德,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当前农村封建迷信呈现出一些新特点:一是传统形式与现代形式并存,并由隐蔽走向公开,一些人公开打着科技和宗教旗号粉墨登场;二是参与人数多且呈年轻化趋势三是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呈城乡互动趋势。封建迷信的泛滥影响了农村社会风气,破坏了生产生活秩序,一些信教群众有田不种或不务生产,有的甚至变卖家产、等待世界末日的来临,幻想“升天”,结果造成家庭破裂。有的信徒有病不医治,寄希望于鬼神显灵,由于拖延医治导致死亡事件时有发生。由于受到家长或教徒的影响,有的学生辍学信教,从而导致学习成绩下降,影响了义务教育的普及与下一代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在有的地方,甚至发生因封建迷信导致的流血冲突和家毁人亡事件,给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大危害。#p#副标题#e#
2文化建设在推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农村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社会稳定、提高农民素质、转变思想观念、推动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1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特别是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农民素质的提高和乡村社会的整合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乡风文明”,它表现为农民在思想观念、道德规范、科学知识、文化修养、行为操守等方面的与时俱进。而在一些农村地区,随着社会转型及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发生了重大变化,几千年来传承下来的传统美德正在逐步消失和发生蜕变,宗法观念、修庙塑神、买卖婚姻、重男轻女、虐待老人等现象随处可见,封建传统思想和行为还很有市场。由于文化生活的贫乏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缺位,有的地方农户办红白喜事或节庆日,往往举办一些低下粗俗的文化活动,如邀请杂牌歌舞队表演下流的脱衣舞,借以招揽观众。一些乡村赌博成风,烧香拜佛、占卦算命看风水等封建迷信活动死灰复燃。宿命论、有神论等思想和观点在一些地方开始复活。农村文化活动对提升农民文化素质、丰富其精神文化生活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农村文化建设还有助于为农村和谐社会建设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从而为社会整合提供一个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在一个社会内,文化维持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文化除了以一整套行为模式、价值和规范来支持社会整合外,还提供一套强制的制裁方法,以保证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文化之所以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一方面是由于文化具有共享性,共享一种文化的社会成员能够相互认同,因此对于事物能够产生普遍一致的意见,这就为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共同配合提供了自觉自愿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文化具有传递性,在上一代社会成员向下一代社会成员传递生活技能和价值规范的过程中,也就将一个社会的本质性的传统保存了下来,使得一个社会不至于因时间的流逝或上一代社会成员的消失而产生混乱,从而使一个社会获得了历史的稳定性。’
2.2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是开发农村人力资源的重要途径 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核心的内容在于培育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素质。正如《中央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所指出的:“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需要”。随着农村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对农民的文化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当代农业发展和农村振兴,离开知识经济的支撑,仅靠简单劳动力和有限的农业资源是无法完成的。现阶段我国农村人力资源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受教育程度低,科技素质整体水平低,社会心理素质差;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低下,接受新事物、新技术、新工艺能力差、时间长,与现代高科技农业对高素质劳动力需求的矛盾愈来愈突出,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不利于农业可持续发展。而农村文化建设可以提高农民的知识和技能的水平,以智力的提升推动经济的发展。农村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作用,就是通过文化熏陶和教育的方式,从根本上改变农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把他们打造成新型农民,这也是新农村再造的关键所在。为此,必须花大气力办好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大力发展成人教育,通过卫星、广播、电视等多种形式,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把科技兴农落到实处。
2.3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是推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路径 文化是经济的内核,文化的繁荣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在我国许多农村,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单靠农业发展是很难改变农村生活的,只有因地制宜,改变观念,充分发挥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利用文化旅游、文化服务、民间工艺加工、民俗风情展演等来发展农村文化产业,调整产业结构,才能最终帮助广大农民脱贫致富,同时推动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文化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人们片面强调文化的精神属性和政治功能,忽视和否定其经济功能,忽视其商品属性。实际上,文化与经济是密切结合的,在知识经济时代,文化是生产力的重要要素,是生产力大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与文化互相融合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已不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服务手段,而是新型的朝阳产业,有的地方已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在一些农村地区文化产业已经成了农村发展、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传统乡村社会文化资源的开发,正在成为许多地方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例如,近年来,一些地方农村大力开发古村落旅游、农家乐、生态文明村、观光农业园等农家旅游,给当地农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为农民找到了一条符合地域特色且节能环保的致富之路。
2.4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有利于农民树立良好的心态和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 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相比,农村文化的建设与农民的思想观念更为滞后。这不仅制约着农村发展、农业增收和农民增收,也制约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现。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是仅仅盖几座新房子,也不是简单地看农民的收入增加了多少。没有农民思想观念的现代化,没有具有现代性的农民,农村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如果不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占领农村市场,不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农民,就不会有农村的社会稳定。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有助于帮助农民确立以和谐为目标的道德评判体系,丰富和提高农民的精神生活,促使农村社会逐步形成以和为真、以和为善、以和为美的风气,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相承接、与和谐新农村要求相吻合的道德体系。发展农村文化事业,通过多种大众媒体和方式途径,深入宣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关爱弱者、伸张正义,用社会主义核tL,价值体系占领农村市场,有利于在广大农村形成与新农村建设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新风尚,造就与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新型农民,进而推动乡村社会的全面进步。
3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路径分析
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村文化建设,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得到不断丰富和提高,基层民主在一步步推进,农民的民主法治观念逐步增强,和谐农村的构建在逐步深化,农村社会治安状况日趋进步。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民往往处于弱势地位,适应新情况、面对新挑战的能力较差。个体的认知能力也受到许多局限,在一些大是大非面前往往摇摆不定、喜欢感情用事。如果不能正确和及时地加以引导,势必影响社会的团结和稳定。目前,农村文化建设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还有较大差距。农村文化建设关系到农村的全面发展,在繁荣农村经济、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在新农村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可以采取下对策措施。
3.1加快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尽快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其他社会力量和个人积极参与的农村文化建设投入机制。政府要加大文化资源向农村地区的倾斜力度,文化领域新增加的财政投入应首先考虑农村。要在农村文化建设中引入“民办公助”和“公办民营”等多种实现模式,提高公共文化的社会效益;要坚持以政府为主导,以乡镇为依托,以村为重点,以农户为对象,发展乡、村公共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场所,构建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网络;要根据农村文化由于受地区问文化差异和地域文化特色的影响,继而在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方面呈现出差异性的特点,鼓励弘扬和挖掘民族民间特色文化,引导地方和社会资金支持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展农村特色文化。
3.2坚持“种文化”和“送文化”相结合,并且要多在“种”字上下功夫 农民精神文化需求的层次和满足的水平是衡量农民生活质量高低的重要指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光靠“送文化”是远远满足不了的,也无法真正激发农民追求符合自己需求的多层次多元化精神文化需求的积极性,而“种文化”恰恰弥补了这一不足,也是农村文化长远发展的根基所在。要加大“种文化”活动的力度和覆盖范围,通过“种文化”活动不断激发农民群众传承文化和创造文化的积极性,提升农民的参与热情和乡村社会的凝聚力。要为农民自办文化提供交流平台,增强农民本土民间文化的自豪感、成就感、认同感、归宿感,激发农民的文化创造活力。无论是“送文化”还是“种文化”,都必须因地制宜,充分考虑农村实际和农民的需求及当地的民风民俗,让群众喜闻乐见但又不能低级媚俗。
3.3加强新农村文化工作的队伍建设和阵地建设 有了稳定的队伍,才会有经常性群众活动的开展,文化设施的利用及功能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为此必须建设一支专职为主、兼职为辅、群众社团组织为补充的形式多样的新农村文化工作队伍。首先要配齐乡镇文化站干部,切实解决好文化站机构、编制和人员待遇问题。其次要充分发挥文化馆的培训指导作用。再次要发挥好对群众文艺团队的引导作用。目前,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农村文化阵地流失现象,导致封建迷信的泛滥和黄赌毒等丑恶现象的死灰复燃。现有的农村文化机构是群众文化活动的主要场所,要充分发挥其带动和辐射作用,有计划、有选择地发掘农村文化人才,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要充分利用节假日、双休日和农闲季节,组织开展群众广泛参与的文化活动,特别是要开展一些形式新颖、思想向上、内容健康、易于群众广泛参与的文化活动。
发展农村文化事业,对于丰富农民文化生活、提高农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农村社会不稳定因素处处存在,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重要途径就是加强文化建设。目前要以增强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为重点,营造友好的邻里关系,培养农民自觉担当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要特别关注孤寡老人,贫困人群等各类弱势群体的文化权利,使他们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受益者;要遵循文化发展规律,尊重文化族群的地域差异,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通过各种途径满足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从而最终从思想深处铲除社会不和谐的根基,使广大农民既关心修身齐家之事,又有治理天下的情怀,从而保障农村社会健康、稳定、有序、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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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大学建设的重要内容。当代中国大学建设在大繁荣、大发展的前提下,大学文化建设也存在一定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为大学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方法。本文主要试图从大学文化建设角度来阐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其的影响。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大学文化建设
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文化的精神支柱和本质所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们党着眼于激发和凝聚全社会的精神力量而做出的战略部署。在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代表着当代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历史走向,具有其他任何价值体系都不可替代的先导性和影响力。只有旗帜鲜明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高校师生加强自身价值体系建设正确解答师生在现实中遇到的困惑和问题,才能不断增强广大师生的思想共识,增强学校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才能从根本上牢固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筑牢大学文化建设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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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对方之劲路,随屈就伸,人刚我柔,我顺人背,虽变幻无穷,但丝毫不含抵抗性。以柔克刚,关键在不顶抗对方,而 让它的力量在我之圈里走化掉,使之引进而落空。当对方失去重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其击倒。功夫深者可以借力将人腾空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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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形象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早期的中国在英国人眼中是一块令人神往的人间乐土。在14世纪的英国散文家曼德维尔笔下,中国是一个世间珍宝无奇不有的蛮子国,那里有世上最强大的大汗君王,以及他那布满黄金珍石,香满四溢的雄伟宫殿。到了十七、十八世纪,欧洲更是进入了“中国热”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几乎成了英国人眼中的典范,中国的理性主义,王道思想以及科举制度受到了众多英国文人的赞赏和追捧,大部分英国人把中国视作一个和平繁荣文明的乌托邦国度。虽然这期间也有少数作家对中国持否定态度,如十八世纪初的著名小说家笛福,曾在其《鲁滨逊漂流记续编》及第三编《感想录》中肆无忌惮的攻击中国文化,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中国形象正面的。
从十八世纪后半期开始,情况有所改变,英国人对中国的批评开始日益尖锐。1793年,英国派马噶尔尼出使中国,试图打开中国这个广大的市场,但因为清政府的封闭无功而返。马噶尔尼使团回国后发表了很多关于中国的报道和书籍,撕碎了中国理想国的面纱,西方人似乎恍然大悟,原来那个被他们所崇拜仰慕的理想国竟是如此封闭落后,停滞不前。中国形象开始一落千丈。
到了十九世纪,“中国热”现象已经彻底结束,欧洲进入了中国文化的摒弃期。这时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已经是一个落后愚昧,停滞不前,野蛮的国度。中国人逐渐被视为劣等民族,成为被蔑视的对象,毫无疑问,这种观念会融入英国作家的创作之中,并直接影响他们对中国形象的塑造。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将中国人视作与印第安人,摩尔人,马来人,东印度人一样的低等民族。华兹华斯没有到过中国,他对于中国的印象来自巴罗所写的《中国见闻》,巴罗是马噶尔尼使团的成员之一。这本书对于中国的评价非常低,书中写道:“这个民族总的特征是傲慢和自私,伪装的严肃和真实的轻薄,以及优雅礼仪和粗俗言行的牢固结合。表面上他们在谈话中及其简单和直率,其实他们是在实践着一种狡诈的艺术,对此欧洲人还没有准备好如何去应付”巴罗的这种态度直接影响了很多英国文人对于中国的看法。
而在散文家德•昆西笔下,东方中国是一场恐怖的噩梦,是个停滞腐朽的国家,中国人低能又野蛮无知。他说:“如果被迫离开英国住在中国 ,生活在中国的生活方式,礼节和景物之中,准会发疯。”所以他不仅赞成向中国贩卖鸦片,还主张用武力去教训那些未开化的中国人。
在拜伦眼中中国人也是受到嘲笑蔑视的对象。他在《唐璜》第13章第34小节中写到 “一个满清的官吏从来不夸什么好∕至少他的神态不会向人表示∕他所见的事物使他兴高采烈”。在这里表现了中国人的虚伪、冷漠、和对内心真实情感和自我的压抑,而这些都被是注重表现人内心真实情感的浪漫主义者所鄙视和嘲笑的。
诗人雪莱也把中国人当作“未驯服”的野蛮人,他在其抒情诗剧《希腊》中写道:“如果没有希腊文明,西方人也许至今仍是野蛮人,或许更坏,社会会弄到那种停滞而悲惨的境地,像日本和中国那样”
达凯莱在其叙事诗《一个悲惨的故事》中也写到了一个中国人,他唯一操心的就是一条神秘的 “英俊的猪尾巴”“他费劲儿的想把它拿到前面来,他却总是垂在屁股后面,他对此束手无策”这条猪尾巴,暗示了中国人的落后停滞与保持原状。
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国力已经非常强盛,慢慢走上了霸道之途,他们的民族优越感和傲慢感也愈演愈烈。对中国人的蔑视也是与日俱增。狄更斯笔下人物曾说过:“中国怎么可能有哲学呢?”丁尼生也说:“在欧洲住五十年也强似在中国过一世”
1858年4月10日,英国的《笨拙》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一首为广州写的歌》的诗歌,诗中写道:“约翰•查纳曼简直是混蛋,他要把全世界来拖累,这些顽固残酷的中国佬长着小猪眼,拖着大猪尾。一日三餐吃的是令人作呕的老鼠,猫狗,蜗牛与蛆蜒。他们是撒谎者、狡猾者、胆小鬼。约翰牛来了机会就给约翰•查纳曼开开眼。”这份杂志在英国家喻户晓,影响力很大。短短半个世纪,中国已经从欧洲人眼中的理想国沦为被侮辱和耻笑的对象。
到了十九世纪最后一二十年,英国进入一种文化自我怀疑时期,面对逐渐崛起的东方国家如日本和中国,西方人的态度开始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一方面,西方人一如既往的贬低中国人,认为黄色人种是低劣的人种,只有白人具有高贵血统。另一方面,中国义和团在抵抗外敌入侵时表现出的英勇气概给了欧洲人强烈的震撼,很多欧洲人开始对中国人感到忧心和恐慌。一种被称为“黄祸论”的论调席卷西方世界。
皮尔逊是“黄祸论”的第一个阐释者,他在其《民族生活与民族性》中论述了中国人的可怕,认为“如果中国有一个足够出色的君主,再学习到西方先进的科技,就会成为一个任何西方国家都不敢轻视可怕的国家,他们早晚会溢出自己的边界,扩张到新的领土,并且把较小的种族淹没掉。对欧洲国家造成军事、道德、经济上的威胁。”1900年,有关义和团的传闻给西方带来了了普遍的恐慌,在他们的想象中,“漫山遍野的黄种人在亚洲广阔的天幕下,排山倒海的扑向西方人孤岛式的据点,哪里的文明之光将被这野蛮残暴的黄色浪潮吞噬。”
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当时在英国甚至出现了一些描写中国入侵的小说,这些小说表现出强烈的种族歧视态度。到20世纪初,甚至演变成了一种妖魔化中国的风气,最突出表现在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塑造的一个阴险邪恶的中国人物形象身上,他就是傅满楚。这个人物集整个东方民族的狡诈残忍于一身,暴露了西方人恶意丑化和妖魔化中国人的阴暗心理。
总的来说在摒弃中国文化的十九世纪,英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基本上是负面的,中华民族被视为野蛮愚昧的民族。但是主流之中也有例外,比如:英国作家兰陀就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之邦,在其《想象的对话》中有一篇题为《中国皇帝与清蒂之间想象的对话》的文章,文中他以理想的中国与英国相对照,指出中国是一个和平、公正、民主的国家。唯美主义者王尔德也很向往东方艺术,对《老庄》哲学颇有共鸣。然而这种艺术理想,在欧洲19世纪的中国文化摒弃大潮中显得非常脆弱。
总之,从18世纪末英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就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到19世纪,中国已经从文明古国彻底沦为野蛮落后毫无生命力的国度。这个变化绝不是偶然的,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晚清政府的封闭落后,腐败无能是一个不能回避的原因。
从18世纪后期开始这个自诩为世界中心的大清国就开始走下坡路,夜郎自大,闭关自守,贪污腐败之风盛行,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的无能表现令中国人民饱受屈辱,清政府的专制、黑暗可见一斑。于是当时的西方人习惯性的将中国描绘为一个贫穷落后,腐败成风,没有民主人权的国家,虽然其间不免有夸大之词,但与当时中国的状况也绝非没有吻合之处。即使按照我们所学过的教科书的观点,这个时期也是中国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政权腐败,民不聊生,而这也正是我们要推翻封建专制进行民主革命的原因,因此我们绝不能简单的斥责西方对我们的歪曲和丑化,而是必须首先审视自身,正确的认识自己,这是我们能够不断进步的先决条件。
同一时期的英国国力却已很强大,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发展的巨大进步,交通也越来越便利,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来到中国,对中国现实的了解日益增多。这时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不再是来自传教士带有美化的宣传,而是褪去了理想色彩,更加接近真实的中国。随着自身国力的日益强大,优势日彰,英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也前所未有的高涨起来,面对在许多方面比自己落后的东方文化,一种鄙夷之情就油然而生。“社会基础即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以及文化实力在异国形象的塑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当时强大的英国面对日渐贫弱、没有进步、闭关落后的中国自然的就会采用俯视的视角和轻视的态度来对待我们,这也是这个时期中国负面形象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在异质文化接受交流的过程中,一个国家往往被另一国家视为“异已”的他者而存在,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也是这样,在英国作家眼中,中国是一个和他们自身不同的“他者”,是一个文化利用的对象。早期的英国对中国了解有限,很多思想家和文学家感到了他们自身文化中的缺憾,就把自己的文化梦想投射到与他们自身完全不同的东方文化中,希望从中国形象中找到一种可以改变现状的力量,这从一个侧面表达了英国人内心的渴望,所以他们笔下的中国形象往往是理想化的。
到了19世纪,英国的国力逐渐强盛,他们的民族认同感和优越感也与日俱增,这样的英国需要一个“他者”作为对比来肯定自身的优势。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被否定的他者,他们试图从中国的落后,愚昧贫穷中来印证他们自身的强大,先进和优越,所以这个时期的中国形象就被夸大的负面化。虽然这里面并非没有真实的成分,但很多都被恣意的夸大了,甚至还有很多刻意的谩骂和侮辱。建立在欧洲中心论和种族歧视基础上的黄祸论不仅反应了欧洲人对中国的仇视心理,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们自身的一种文化恐慌,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华民族的逐渐崛起。
至于19世纪的少数作家对中国文化深表赞同,其实也是一种文化利用的现象。西方人向来很有自省意识,他们对照自身文化的不足之处,渴望从异质文化中寻找一些可以改善自身的东西。但这并不表示中国文化就真的融入了英国人的思想意识之中。归根到底,他们只是把中国作为一个异己的“他者”,一个文化利用的对象。所以其笔下的中国形象也并非真实的中国,而是建立在他们自身需要基础之上的想象物,是其自身欲望的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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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惩于晚唐五代藩镇割据之弊,曾令江淮诸郡毁废城垣,故淮南、荆襄、江南东西、两浙、福建、广南、四川等南方地区,被迫或自发毁弃城壁的现象较普遍,导致许多府州县治所城市长期没有城郭,或虽有旧城而长年不加修理,使其自然废弃。这种在内地州县不提倡筑城的政策,基本上延续了整个宋代;事实上,两宋时代的内地(虽然南北宋间“内地”的含义并不相同)州县治所亦大部分没有较完整的城郭,基本上处于无城状态。在我们所研究的宋代汉水流域49个州(府)县治所中,北宋中期可以确定仍存有城郭的只有11个,占全部治所城市的22%稍强;可以确定在南宋时得到维修、重修或新修城垣的,只有7个,占全部治所城市的14%;到了元中后期,可以确证仍存有城垣的只有襄州、郢州和均州3座了。换言之,自北宋以迄于元,汉水流域筑有城郭的州县治所城市呈现出逐步减少之势。我们认为,这应当是内地的晋遍趋势。
与在内地不提倡筑城、内地州县确亦普遍不筑城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宋代比较重视边地的筑城,很多边地州县治所确电筑起了城垣。北宋前期,主要是在北边与西北边的河北、河东、陕西诸路筑城;北宋中后期以迄于南宋,主要是在广南西路、荆湖南路的缘边地带及福建、广东路的沿海地区筑城。但是,对边地州县筑城的普遍性也不宜估计过高。熙宁十年(1077年),中书门下在回复神宗诏问的奏疏中说:“看详天下城壁,除五路州军城池自来不阙修完、可以守御外,五路县分及诸州县城壁多不曾修葺,各有损坏,亦有无城郭处。”则即便是沿边的河北东、西路及河东、秦凤、永兴军等五路也只有州、军城得到定期修护,五路县城及其它地区的州、县城则多久不修葺而自然废隳,有的州县治所并“无城郭”。
一般说来,蒙古、元朝统治时期,在各地普遍推行了毁城和禁止修城的政策,特别是在蒙古军队数遭挫折的四川、襄汉、荆湖、两淮地区,平毁了大量的城郭。元朝法律也曾禁止在汉人地区特别是南宋故地修筑城郭。因此,虽然元末一些地方曾自发兴筑了不少城垣,但总的说来,蒙古、元朝统治时期,基本上可视作“毁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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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一个新的文化休闲街区项目,不同的选址要求体现了不同企业的价值取向。“1912”选址的要求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在区位方面,首选入驻一、二、三线城市核心商圈位置或一、二线城市区域副中心核心位置,其次为一、二、三线城市核心商圈3公里范围以内,或区域副中心与主城核心商圈交界处。这方面的要求主要取决于打造城市客厅定位,要发挥城市客厅作用,必须保证一定的客流量,而一、二、三线城市核心商圈位置或一、二线城市区域副中心核心位置的优先选择,为充裕的客流量提供了比较可靠的保证。
二是在地块特征方面,要求项目规整、边界清晰、临主干道、有较长沿街展示面、交通便利,可建商业面积不少于5万平米。这个要求主要取决于整体文化氛围打造,没有一定的体量,街区就会没有纵深,整体文化氛围就无法突出,时空变换般的独特文化感受效果就会降低。
三是文化遗存方面,要求地块所处区域有文化特色与历史遗风可借鉴。这个要求主要取决于打造文化名片目标,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是“1912”区别于其他文化休闲街区的标志,正如南京1912集团董事长李天成先生所说,“商业运营是我们的事业载体,文化创意是我们的事业引擎”⑦,特色文化底蕴要求对“1912”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基于“1912”项目打造目标的独特选址要求,有效避免了为赶潮流而快速上马项目,其后因运作不佳门庭冷落而黯然收场的潜在风险,为“南京1912”的快速扩张加了一条牢固的安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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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报告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文化建设目标,这是我们党的重大战略决策。贯彻这一决策,就是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相适应、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相承接,是我们党准确把握时代和形势发展变化、积极回应各族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以党的为标志,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要让人民过上殷实富足的物质生活,又要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文化生活。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和重要保证。现在我们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城乡居民的文化生活水平还比较低。特别是随着人民生活从温饱达到总体小康,文化消费进入快速增长期,人民对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期待越来越高。只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才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切实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如期实现。
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始终把文化建设放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重要战略位置。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无论是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还是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都要求我们必须加快文化改革发展步伐,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同样,只有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才能更好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重要作用,推动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没有文化的积极引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综观世界几千年历史,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绵延不绝,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有共同的精神家园。只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才能进一步提升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优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动力和有力支撑。
当前我国文化建设正处于一个重要发展机遇期,面临巨大的发展空间。我们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为持续推进的过程,积少成多、聚沙成塔,才能取得质的突破和巨大的成效。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们党在思想文化建设上的重大理论创新,也是党的提出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它鲜明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用什么样的精神旗帜团结带领全体人民开拓前进、中华民族以什么样的精神风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大问题。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先进文化、有益文化、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同时存在,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相互交织。要在这样的条件下发展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必须努力构建具有广泛感召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以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思想意识和社会思潮,使先进文化得到发展,健康文化得到支持,落后文化得到改造,腐朽文化得到抵制,实现文化自身的和谐。
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我们要深入持久地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着力解决社会道德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力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广泛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培育文明道德风尚,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切实抓好青少年的思想品德和心理素质教育,营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思想文化环境,努力形成安全稳定的治安环境、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文明礼貌的社会环境。
坚持正确导向,营造积极健康的思想舆论氛围,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任务。我们要始终坚持用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思想引领舆论。对社会热点问题、重大突发性事件,媒体要强化社会责任,维护群众利益,不回避矛盾,不激化矛盾,善意表达,科学引导,在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维护稳定上下功夫。要通过开展和谐创建活动,使和谐精神、和谐理念深入人心,从而大力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倡导爱国爱家、诚信礼让等道德规范,以形成和谐社会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崭新局面,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营造一个良好的思想舆论氛围。
党的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了全面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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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大学建设的重要内容。当代中国大学建设在大繁荣、大发展的前提下,大学文化建设也存在一定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为大学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方法。本文主要试图从大学文化建设角度来阐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其的影响。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大学文化建设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国家竞争力,有利于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有利于建设和谐文化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利于引导全社会思想道德上的共同进步。
大学文化,是以大学为载体,通过师生的不断传承和创造,为大学所积累的精神成果以及蕴含在大学制度、大学品质和大学产品(人才和知识)中的文化特色。大学文化是在大学校园这一特定场所内形成的一种特殊文化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超越物质存在的历史价值,并对社会文化起着传承、示范和辐射的作用。概括的讲,大学文化建设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所谓大学精神,主要指在大学文化中所体现出来的那些一贯的、持久的、为全体成员所共享的、并引以为豪的大学文化理念和文化品质,它既指大学中全体成员的言行中所渗透的一种主导意识,也指他们所具有的精神活力状况和精神气质。学精神的形成需要长时间的积淀,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形成起来的。一所大学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大学精神的存在。
所谓大学校园文化是指以大学校园物质形态(校园环境、教学设施等)为基础的,以师生特有的思想观念、心理素质、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等为核心的,以校园特色的人际关系、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以及由师生参与创办的报刊、讲座、社团、沙龙及其他文化活动为表征的精神环境、文化氛围。大学校园文化直接影响高校师生的软环境,对于浓郁人文氛围、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形成优良的教风学风和工作作风、激发创造力、增强凝聚力、弘扬主旋律,都能发挥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是高等学校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学精神和大学品牌的重要体现。
校园文化的内涵可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是物质文化,主要是指:校园物质环境,这是精神文化结晶方式的实体存在;第二层是制度文化,主要是指:各项校纪校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人际交往活动的方式;第三层次是行为文化,主要指师生员工的行为习惯、生活方式、各类群体、社团的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表现出的校风、班风、学风等;第四层次是精神文化,这里主要是指师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情趣等。
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要建设好大学校园文化这座大厦,应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遵循着以物质文化为基石,制度文化为屋架、行为文化为砖瓦、精神文化为砥柱的思路,着重提升大学校园文化品位,增添校园学术气息,丰富校园文化生活,逐步形成文化层次多样的校园文化体系。
大学精神是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精髓,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是大学精神形成的载体。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如果离开大学精神就将迷失方向,大学精神如果离开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就将无所依附。两者相辅相成,有机统一。
社会主义大学承担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人才、攻克科学难关、孕育精神文明成果的重任。大学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大学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关系大学能否完成使命的重要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大学精神文化的根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大学的运用与发展。在社会主义大学文化建设中,要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穿于大学文化建设的全过程,正确处理好主导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关系,着力培育和发展大学文化。
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文化的精神支柱和本质所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们党着眼于激发和凝聚全社会的精神力量而做出的战略部署。在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代表着当代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历史走向,具有其他任何价值体系都不可替代的先导性和影响力。只有旗帜鲜明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高校师生加强自身价值体系建设正确解答师生在现实中遇到的困惑和问题,才能不断增强广大师生的思想共识,增强学校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才能从根本上牢固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筑牢大学文化建设的根基。
一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保证正确的办学方向。大学文化建设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这是建设优秀大学文化的根本保证,也是构建大学核心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应把大学文化建设纳入学校事业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中,营造良好氛围,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共同负责、全校共同参与的格局。必须坚持先进性要求,突出主旋律,提倡高品位、高格调。要吸收世界进步文明成果,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努力建设既有深厚底蕴,又充满生机活力的科学民主、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特色鲜明的大学文化。
二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原则确定大学的办学理念、办学特色和办学定位。办成什么样的大学、如何办好大学,这既是大学办学的基本要旨,也是大学文化特色的本质所在。面对日新月异的时代潮流和社会发展,大学文化建设要着眼长远,凝炼目标,明确定位,有所为有所不为。注重开展校园文化活动,提炼和形成校园文化精神。
三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凝聚高层次创新人才。大学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是教师,尤其是具有人格魅力和学术造诣的大师,以及优秀的教学科研骨干。大学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学术本位、崇尚科学的理念,坚持以教师为主体,加强学科整合,大力引进高水平人才,全心全意依靠教师共同建设学校,尤其要重视中青年教师的骨干作用。在校园中要倡导学术民主精神,在法律制度的规范下,倡导学术包容。
四是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养德才兼备的未来创新型人才。大学文化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切实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努力推进思想理论课教学改革,抓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荣辱观,对国家和民族有责任感、对真理正义有执著的追求,自觉地把自我价值的实现体现在对社会的服务和奉献之中。同时,要重视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和民族文化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活动能力、社会服务意识。
五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设计大学学校制度。制度设计应该体现出激励导向,特别是人事分配制度、科研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学术评奖制度等,都应该着眼于为人的创造才华提供展示的舞台。同时,制度设计应该体现民主治校理念,保证师生对学校重大事项决策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不断创新校园文化活动的形式和载体,注重校园文化建设的先进性、时代性和实效性,不断增强校园文化活动对学生的吸引力。
总之,大学文化建设任重道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其提供了原则与方法,并将成为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1]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 剡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意义与对策分析[J]﹒新学术论坛﹒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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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简单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纲领式的论述了儒家、道家、佛家文化思想的根本精髓,阐述了其“和谐”理念的内涵,探讨了如何进一步挖掘升华其思想,做到古为今用,以期为构建现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必要之支持。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和谐社会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贡献给世界的一个普遍价值观,可以与西方文化倡导的“自由、民主、人权、法制”的普遍价值观相提并论。中国的经典书籍《礼记》中,生动地描绘了“大同社会”的美妙与和谐,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和谐”理念最早的文字表述,与柏拉图的“理想国”同期。“大同社会”代表了中国古代和谐社会理想的最高境界,从此中国人民对和谐世界的探索与追求不断延续,直至今日。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本文就此简单探讨一下中国传统文化思考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理念,以期合理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做到古为今用,从而加快构建现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
简单地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道家和佛家思想为两翼的文化思想体系。
在孔子、孟子确立了儒家思想的基本观后,儒家思想发展的历史贯穿了中国从先秦到“五四运动”以来几千年的历史,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其基本思想已经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像中国古代儿童入学,首先要读“四书”,即儒家哲学最重要的读物——《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除了儒家思想以外,道家和佛家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完美的补充,儒、道、佛三家水乳交融、和谐共存,构建了中国人自己的精神家园。所以说把握住这三家文化的内涵,就把握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从而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其对和谐社会的思考和贡献。
儒家理论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认为这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其主要内容简单说就是是仁和义。仁义的观念是儒家思想最为强调的观点,以前人们说某某人是伪君子,骂他“假仁假义”,就是说仁义观。其实儒家仁义观是一种高尚的个人道德情操观,他要求人们做事情必须符合道德标准。如果是出于非道德的考虑,即使做了应该做的事,这种行为也是“不义”的行为,用一个为孔子和后来儒家学者所蔑视的词来说,那就是“为利”。“义”与“利”之间的辩论是中国人千百年来的热门话题。
其次,儒家理论强调家庭的和睦与社会的和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被儒家经典理论提倡的一个和谐社会的基本次序。“家和万事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直接影响社会的平安、和谐。儒家思想强调依靠道德的规范作用来实现家庭和谐,通过提炼、宣扬相应的伦理规范来调适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从而构成了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及和谐繁荣的道德世界。
道家文化与儒家思想简单地说是一种对立统一。儒家强调人的社会责任,但是道家强调人的内部的自然自发的东西,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们常说孔子重“名教”,老、庄重“自然”。中国哲学的这两种趋势,约略相当于西方思想中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传统。儒道两家文化既相互对立,同时又相互补充,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道家文化认为只有遵循事物的发展规律,才能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自然界万物在不断变化,万物变化所遵循的最基本的规律是“物极必反”,这种思想来自道家的祖师——老子。意思是说,任何事物的某些性质如果向极端方向发展,这些性质一定会使它转向自身的反面,这构成一条自然规律。所以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必须掌握“度”这个事物发展变化的关键。
那么,怎样衡量事物变化发展的“度”·事实上,没有人能划出适合一切事物、一切情况的绝对界限,必须依据客观不断变化。例如过去人们认为海南不能发展工业,而现在,我们提倡“生态立省”和“一省两地”战略,就是考虑到海南保护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的必要性和发展工业的优势等现实情况,合理把握事物发展的“度”,在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的同时,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佛教传入中国,是中国历史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它传入中国以后已经与中国的思想相结合,推动着中国的哲学思想不断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学文化——禅宗,对中国哲学、文学、艺术等影响深远。
佛家文化的和谐理念首先是关于心境之间的和谐,也就是在人的认识层面构建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和谐。佛教的平等和谐观教人摆脱苦难的方法主要是教人掌握一种新的认识体系,从自我的心理上寻求突破。在这种新的认识体系的指导下,既体悟到世间一切的虚幻性,又认识到世间一切存在的价值以及它们之间的圆融与和谐,从而在实现自我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之间圆融和谐的基础上,完成精神的终极超越。
综上所述,儒、道、佛三家文化都在各自的立场上提出了其对和谐社会的思考和探索,包含了不少思想的智慧和精华。如何更好地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也是新一代炎黄子孙的职责所在。我们将倍加努力,坚持科学发展观,科学地继承和发展和谐理念,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而奋斗。
[1] 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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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方文明由于对土著文化和异质文化的摧毁正引导世界走向终极毁灭,因此需要反思所谓“文明”及其价值。透过充满进化论色彩地认识背后所隐含的逻辑,这种“文明”的历史不过是胜利者的历史和城市文明的历史,以对大自然的异化为前提,而真正的文明存在于大自然之中并与之和谐相处。
关键词:文明;西方文明;本土文化
对于“文明社会”和本土文化的关 系这一问题的认真讨论,需要我们这些 来自“文明世界”的人能够诚实地反思自身与“文明”的价值。很多年我都没能做到这点,而且我还发现,即使今天在“文明社会”成长的人,他们的大部分思想和行动依然保持着旧的传统习惯和行为。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遇到的所有人都相信,所谓“文明”在本质上都是某些积极的东西。我们在学校学习的历史是文明的历史。我们了解到人类走向文明的第一步是始于大约一万年前,从狩猎采集向农业文明的转变。到了大约五千年前,一些文明的发达形式才主要出现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谷、中国及后来的秘鲁和墨西哥的大河流域周围,表现为以城市建设、文字、技术和精美工艺的开发使用为特征,尤其在建筑上的成就让人叹为观止。
这些文明从产生、发展、扩张到最终成为整个星球的主宰,这一过程就是所谓的“历史”。我们虽然有时也承认某些文明交替时出现的困境,但常常都被认为是人类进步的必要代价。
我的这种基本认识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遗憾地说,我的导师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教会我不囿于许多现代的偏见,而唯独不认为这也是一个偏见。他把“文明”作为一个适用于任何价值实现的包容性术语。他关于欧洲文明取代美国本土文化的言论,我最初读到时还心安理得,但今天读起来觉得很不舒服。在我前四十年的生命历程中,我始终认为狩猎采集社会是人类发展的第一阶段,接下来才是文明的早期阶段。这并不意味着我赞许欧洲人对北美土著人干下的那些可怕的事情。我也曾有些许震惊,并对这些文明人违背自身的原则做出了道德判断,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很快就将注意力转向了对其他问题的关注。
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文化史上的动荡颠覆期,可以听到许多以前从未听到的声音,印第安人开始讲述他们的故事。当时我读到一本讲述墨西哥历史的书,从被征服者的视角把西班牙人的征服故事描述为侵略。在某种程度上,这本书使我的眼睛为之一亮,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以前只是从胜利者的角度看待历史。我开始明白,也可以平等地从被征服者和被屠杀者的角度看待历史和思考问题。
60年代末期,我看问题的视角完全变了。在我看来,西方文明正引导世界走向终极毁灭。要想改变现状,我认为其他的文明在某些方面应该有所作为,并期待着这种进步文明出现。许多与我持相同观点的人也指出,原居民(尤其是土著印第安人)很久以前就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类与地球的关系。这是我最早的认识――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就已经孕育了现代西方文明丢失的智慧。虽然早在1970年的夏天,我对此有过叙述,我的整个思想仍未改变。
几年后我遇到了帕尔?谢帕尔德(Paul Shepard)。他是第一个让我认真思考“文明本身就是问题”这一命题的人。他相信那些从事狩猎采集的人才是真正智慧的人,崇尚他们所掌握的城市和乡村文化,认为我们所谓的“文明”不可避免地会使人类远离自己的本性以及更广阔的世界。他著述颇丰,其中有一本《本性和癫狂》(Nature and Madness),讲述了要顺应自然而生活,活在自然之中。
“文明”即是“驯化”。提到“驯化”,我们主要想到的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而对某些动物进行的转变训练,例如把野狼变成家犬。帕尔?谢帕尔德认为,在文明社会中,我们有教养孩子的义务,使他们能适应社会和他人的认可和需要。也就是说,我们迫使他们采用的行为方式是脱离了孩子的自然本性――“野”的方式。这种教养导致了各种心理的和社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原始狩猎采集社会里是不存在的,因为那时孩子们以自然的方式成长。因此,他认为文明社会是一个癫狂的社会。
与其他大多数人一样,我是一个已经社会化的人,对这种离经叛道的观点颇感震惊。但我先前已有的思考角度的转变使我能够认真对待帕尔?谢帕尔德的观点。从很多方面来看,他的观点让我们在《圣经》一开始读到的神话有了现实意义,而对此神话我以前毫不留意。根据这个神话,男人和女人最初生活在天堂,一个“极乐花园”(伊甸园),他们可以随处摘取所需食物。由于违抗了上帝的禁令,上帝把他们从天堂赶到了人间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们靠驯养的动植物和其他东西活着。在____传统中,我们称之为“人类的堕落”。
对我来说,帕尔?谢帕尔德的话使这个神话具有了深刻的含义。导致这种“人类的堕落”的是偷吃善恶智慧树上的果实。希伯来人非常珍视这种智慧,他们传统信仰的核心就是不断求索,即便在纯真的天堂花园,对知识智慧的渴望也并不纯粹就是坏事。可以说,对于这个神话的创造者,文明的过程是消减了自然供给物的依赖而导致了各种各样的苦难,但却因此获得了知识和智慧的“正果”。我不希望丢弃它。
在开始出现永久定居点到建造城镇之间有一段长期的农业社会阶段,这期间包括园艺生产和更加复杂的农业生产,并常伴有捕鱼和狩猎活动。当欧洲人开始定居在现在的美国时,北美大平原上仍有游牧狩猎和采集者,但是,大部分地区的土著人已经定居在村庄并且种植着大量的粮食作物。数千年来,这已经成为土著人民的一个显著特征,而我们否认他们的文明指的是他们不会建造城镇。帕尔?谢帕尔德所描述的驯化和癫狂的大部分东西,是属于城市的城镇和乡村生活的,而不是从事园艺生产的乡村生活所具有的特征。
我们来看看当城市出现时发生在美索不达米亚城的故事。那里的城市居民无法自己生产食物,因为所需的食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水利灌溉系统,但这种系统的创建和维护需要大量艰苦的劳动,而自由的土著社区居民不愿干这个活就必须强迫别人去干。在狩猎采集时期只有一些人是奴隶,但是,现在大多数劳力都是被迫的了。这种城市经济以奴隶制为基础,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不同导致了以前从未有过的极端的阶级差别。
我讲这些不是要考证劳动的发展史,而是试图总结在狩猎采集文化时期,甚至在园艺生产时期,人们对其所从事的大多数劳作是愉悦的。相反,在文明社会中,大多数劳动没有了快乐,因为多数人作为劳动者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为了填饱肚子。奴隶制成了普遍现象,封建社会的农奴制度只是稍有进步。即使在废除奴隶制和农奴制以后,大多数人仍然是为了维持生计而被迫劳动,远谈不上有什么工作乐趣。现代工业要求人们例行程序地在工厂和矿山劳动,劳动的法律法规大部分由他人制定,丝毫不考虑满足劳动者其他方面的需求。工业化早期工人们在工厂的工作条件比起早期的奴隶和农奴时期好不了多少,这些情形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又再现了,工人们被迫生产出远远超过他们维持生计所需的东西,以便支撑另一大类不工作的人或从事非生活所需工作的人的生活。看来帕尔?谢帕尔德对大多数人的文明生活和土著人的生活之否定性比较结论是正确的。
文明的其他特点就是战争和父权制并将二者相结合。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间互相争夺资源,需要军事防御他人入侵,能否生存就取决于是否拥有精良的士兵(他们通常是男性)。一旦创建了常备军队,他们就完全有把握夺取政权。早先拥有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女权社会让位了,在许多方面作为一个女人不是仆人就是奴隶。战争胜利所导致的不仅仅是城邦到帝国的扩张,还导致了众多人口沦为奴隶。劳动者不得不给士兵以及日益增长的非劳动人口提供所需要的东西。我们时常惊叹古代文明留传下来的宏大工程,但是有时却忘记人类为此所付出的惨痛代价。所幸的是《圣经》提醒我们记住这些事情,因为希伯来文学中的核心人物摩西(Moses)就曾领导了埃及建造金字塔的奴隶大逃亡。
然而,这一切不是要否定另一个比较,文明也使一些人成为能工巧匠、艺术家、学者、教师、智者,甚至科学家。《圣经》故事中对知识的渴望在这里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这些人中还包括各类专业人士、商人、管理人员、军官、富人和统治阶层。正是他们讲着《圣经》中的故事并教化每个人,让大家像他们一样认为文明是一个伟大的进步,愚昧无知就是不文明,进而把对不开化地区的武力征服、资源掠夺和文明同化合法化。本土文化走向消亡并不被视为是一种损失。
原居民遭受种族灭绝曾经发生在西半球、澳大利亚、新西兰,或者其他对非洲人的极端剥削与奴役的地方。所有这一切都是现代欧洲人的邪恶作为,但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在很久以前了。19世纪末,美国西部的原住民为维护他们的自由进行了最后的努力,但都失败了。幸存者要么居住在保护区,要么已经融入当今主流社会。那时欧洲人通常将他们认为毫无价值的土地划为保护区,这些土地几乎不能给原居民提供按照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生存的基本条件。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克服万难,保留并坚守着自己一如既往的传统生活方式。
当不再存有任何抵抗的时候,一些欧美人开始为他们对土著人的土地掠夺和肆意屠杀行为感到些许悔恨。但是后来,当发现土著人生活的保留地下面埋藏着有价值的矿藏(如铀矿)时,他们又开始了不公正的掠夺。可悲的是,土著领袖总是收受贿赂并与他们同流合污,剥削和掠夺仍在持续着。
甚至那些真心想为原居民寻求福祉的欧美人士也从未怀疑过他们的文明的优越性。他们表达善意的方式就是努力把原居民同化到他们优人一等的文明中,然而,由于许多原居民即便在极端贫困的条件下生活也拒绝这种变化,这些想成为慈善家的人便开始打起了原居民后代的主意。当父母反对他们的子女接受主流文化教育时,这些人经常把他们的孩子强行带走并送进专门设计的旨在把他们变成欧美社会成员的学校中去学习。即使这样做是出于好意且尽可能人道,但实际上仍是这些文明人残酷地对待其他文化的另一种表现。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土著居民融入了主流文化,有些也还混得不错,但大多数沦为了社会底层。
如今盗抢孩子的行为没了,但被同化的压力无处不在。绝大多数在保护区生活的人困难重重,大部分剩余经济的可能性建立在欧美人的许多不健康生活方式的基础之上。由于州的法律在保护区不适用,这些保护区有时就会去满足欧美人在其他地方禁止的违法经营,例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印第安保留地上,赌博业蓬勃发展并为原居民提供了一些就业机会。显然,在赌场工作与传统土著生活方式确实相矛盾,赌场的存在导致土著传统文化中反对的财富和权力的差异。
我原认为现今这个领域发表的学术著作,终于能够避免一些歪曲和诋毁,相对客观地展现土著居民及其思想,可最近我又震惊地再次看到从欧洲中心论的视角描述他们的文章。看来即使学者们已经认识到了前辈们没有发现的土著民族的优点和美德,但也很少有人能“屈尊”一下。
如今少数主流文化圈中的人已经认识到原居民拥有我们已经丢失的智慧。我们转而躬身请教,发现其中一些人仍然身体力行展现着他们古老的知识智慧。这种新的交往增强了一些原居民努力维持他们生活文化的动力,这是赐予我们所有人的一份厚礼,但西方主流文化一直极少追求且总体上很少给予回馈。
追溯这段令人感伤的我们的民族 文化史,我是想表明我自己对中国如何 对待本土文化,尤其是那些代表非城市文明延续的本土文化非常感兴趣的原因。我希望这些本土文化的价值与重要性能够得到认可。我希望大多数从中国主体经济制度分离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方式一直可以存在。我坚信中国最有可能保护好自己的本土文化,重视它们对世界极其重要的理解并从中加以学习。但我也担心有可能简单地用现代文明去同化这些本土文化,担忧会像我自己的国家那样从未认认真真地追寻一下这些传统的原居民的文化优势。
也许没有比这种同化具有更长期的可能性,当然我不能说存在不同化的可能性,但我希望在这么做之前认真地思考一下其他的可能。而教育又是文化中的关键因素,因此接下来我要重点谈谈这个话题。中国教育与文化的关系特别复杂。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在用现代的启蒙教育重塑自己。这一过程中传统文化的独特的价值观已经逐渐变得模糊和削弱,取而代之的是西方的价值观。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大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前,在本土文化和“文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中国的高等教育面临几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为了资本主义的成功而摧毁本土文化;第二种选择是重构教育价值观并力求一体化到整个文化系统中;第三种选择是通过吸收大量现代的文化成果,修正并弘扬传统价值观;第四种选择是形成一个针对本土文化的独特特征的地方教育;第五种选择是探索将传统文明和现代科学精华相互融合,打造一种适宜土著民理解并能满足他们需求的教育。
在上述选项中我会选择最后一种。我坚信,本土文化中的价值观及取向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但是,本土文化中的价值观及取向如果不能审视从当代文明和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已经学到的东西,这些价值观和取向将不能得以发展。少数民族可以选择继续遵循自己祖先的方式生活,但是他们的领导者应该有能力向外界阐释他们正在做什么,他们这样做的道理。他们需要证明,在继续延续自己祖先价值观的同时,他们也完全知晓祖先们一无所知的东西。
我坚信,今天的中国能够以自身的文化传统为自豪,而且能够将其与学习到的现代西方文明融会贯通。但值得注意的是,现实中通过理论研究和实际践行得到的东西早已打上了现代西方文明的烙印,而西方文明本身对经验的东西是排斥的。当我们说世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相互关联的时候,解释这种关联性的模型却是高度割裂的;当我们说相互作用的东西在空间上是分开的时候,解释这种现象的模型却又要求彼此接近;现实世界是随机变化的,在一定程度上由可以自主调节的实体组成,而解释它的模型认为这些实体全是被动的东西。
在美国,那些能认真看待这类证据的人往往被排除在大学之外。所幸的是,普通大众喜欢听他们说话。在此,我想列举其中的两位。一位是倡导生态经济学的赫尔曼?达利(Herman Daly),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一切事物之间的关系,即人与人之间、人与地球上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他提倡以增加社会福祉、和谐健康发展为目标,这些观点遭到以增加市场活动为目标的人的强烈反对。他被逐出了学院派经济学家协会,却被诺贝尔奖委员会授予优秀民生奖。另一位是鲁伯特?谢尔德瑞克(Rupert Sheldrake)。他曾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英国生物学家,后来他开始撰文阐释过去的经验如何影响现在。他认为不能用单一能量传递(the trivedi effect)来解释,他称之为“形式因果性”并列举了大量有支撑力的证据。文章发表后,他遭到生物学界同行的强烈排斥。他请求同行们利用他给出的有关实验数据,自己动手验证其理论。但他们拒绝了他的请求,因为他的理论违背了同行们秉持的已有模型,他们必须让其沉默。鲁伯特?谢尔德瑞克被逐出了生物学界,但他的理论引起了很多非学院派人士的兴趣,并且积累了越来越多的有力证据。
我相信这些独特的例子正好符合本土文化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的包容和发展,伴随着由其导致的对科学的整体反思,将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人类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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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之大,在于精神之立。诚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著名教育家亚伯拉罕·弗莱斯克纳所说:“在保障大学的高水准方面,大学精神比任何设施、任何组织都更有效。”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摘要】高校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阵地。建设和谐校园,必须有和谐文化为支撑。校园价值现是高校校园文化的掇心和基础,大学精神与校田价值现互为表里。社会 政治 发展 对高校校田文化建设提供方向要求,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应成为校园价值观的灵魂。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价值观;大学精神
【论文正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胡锦涛2007年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作了重要讲话,在谈到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时强调:“要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 教育 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
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高校校园文化作为我国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重要的作用。高校教师和学生的政治观和价值观如何,影响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能否实现。目前,高校校园中客观地存在着与建设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相抵触的社会思潮。这些思潮的传播和蔓延。侵蚀着高校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给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挑战。因此,如何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高校校园的社会思潮,构建具有时代特征的大学精神,已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构建和谐校园、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一面旗帜,鲜明地亮出这面旗帜,就是要昭示人们不论在社会思想观念如何多样多变的情况下。不论在人们价值取向发生了怎样变化的情况下。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部位是不能动摇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抓住了和谐文化建设的根本。我们建设的和谐文化,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为内在规定的和谐文化。建设和谐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校园和谐文化及和谐校园的建设,对社会文化具有强烈的辐射、示范和引领作用,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高校校园文化、校园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关系
按照社会大文化的观点,校园文化是一种具有自身特色的亚文化形态,在分类上属于社会文化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讲,高校校园文化应该是指在高校这一特定范围中生活的每一个成员所共同拥有校园价值观和这些价值观在物质与意识上的具体化。校园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最基本的功能是育人(图1)。
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应成为校园价值观的灵魂。
(一)大学精神、校园价值观与大学文化
大学文化的结构层次,既有社会文化结构的共性,又有其鲜明的个性,其结构层次可通过下图(“果树”型校园文化结构层次图)来具体说明(图2)。
校园精神文化尤如果实的果核(种子),是校园文化的核心层,它包括校园文化观念、 历史 传统,为大多数人认可、遵循的共同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生活信念等;它体现在校园文化主体身上的理想、信念、价值目标与相应的观念体系,是一种校园中独有的群体意识;它是校园文化的精髓和核心,是学校精神的集中表现。是校园文化建设的灵魂;它的主要特点是内在激励,是一种隐性文化。而大学精神更是核心层的中心,它是校园文化中的“基因”文化,由一届届学生和一代代教师、管理者传承着,保持着某一个学校文化的特质。
综合分析校园文化这四个层次,精神文化构成了校园文化的内核,这种文化深藏于学校的历史沉淀之中,反映学校的优良传统和办学精神,体现着学校的校风和学风,以一种无形但超强的内聚力传承着校园精神,激励着教师和学生。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可以说,关键取决于校园文化核心层的精神文化。校园文化这种结构,决定了校园文化建设的重点应在精神文化建设。
(二)大学精神与校园价值观的地位和作用
大学精神与校园价值观是学校教学、科研及其战略发展的导向与实施的文化核心。其作用辐射整个大学系统的各个方面。
大学之大,在于精神之立。诚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著名教育家亚伯拉罕·弗莱斯克纳所说:“在保障大学的高水准方面,大学精神比任何设施、任何组织都更有效。”
大学精神就是大学在长期的教学、科研、管理等活动中形成的一种信念和不懈追求,是基于自身的基础条件、教育目标、时代要求和发展方向,为使学校获得更大的发展,经过长期精心培育而逐步形成的。它是大学价值观体系的外化,体现出大学在一切行为、观念中的主导意识和价值取向。
校园价值观与大学精神互为表里,构成大学文化的核心。校园价值观是大学精神的内核和底蕴,而大学精神是校园价值观的一种表现形态。大学精神与校园价值观是时代精神与社会价值观在高等学校的折射,处处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反映了大学的个性与校风学风状况。文化贵在个性。大学精神与校园价值观也是大学独特个性的反映。校风,为一校共同精神之所寄,是大学精神与校园价值观的浓缩与精华。是其外在表现。秉承着大学的历史、发展与前途命运。每一所大学的大学精神与校园价值观都秉承着自身的发展历史。大学精神与校园价值观始终与大学的发展和前途命运紧紧相连。
三、构建具有时代特征的大学精神
大学文化精神,是学校对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学校与教师、学生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解。这种价值判断,决定了大学办学的指导思想、日常思维模式和工作方法。学生的成长、成才是教师价值的最高体现,也是学校价值的最高体现。
先进大学文化的精神价值在于,在处 理学 校自身与社会的关系中,承认社会对自己存在的意义,进而主动按社会的需求调整自己的方向,努力为社会作更多的贡献;先进大学文化精神的学术价值在于,在处理学校与教师、学生的关系中,承认教师、学生对自己存在的意义,进而积极营造民主、包容、理性的人文环境,为师生的成功提供条件,创造机会。
软环境建设中所传达出的 教育 理念、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最能体现一所大学所独有的文化精神和气韵,是大学精神内核的彰显及核心价值观的体现,因而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校园文化的导向功能、陶冶功能、整合功能及凝聚功能。
社会 政治 发展 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提供方向要求,社会 经济 发展是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决定力量,社会文化发展是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文化熔炉,高校发展则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提供内在动力。新时期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应坚持方向性与批判性相结合,主导性与主体性相结合,全面建设与重点推进相结合,以及国际性与民族化相结合的原则;应以营造健康向上的育人氛围、弘扬合乎时代要求的大学精神、成为先进文化示范基地为总体要求。
在大学精神建设的过程中,要注意把握以下几方面的价值取向:
(一)大学精神应以人为本。大学的教育对象首先是人,它必须考虑到人的特殊性。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社会化的人,无视个体人的存在,何谈社会的发展。马克思曾指出:“社会在生产个人的同时,人也生产着社会。”大学应改变教授单向教学,却无任何信息反馈的局面,在师生之间建立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使课堂教学由单向转为双向流动。大学不再是培养知识的容器,而是培养勤思考、会思考、敢于提问、辩难的有智慧的人。大学应启发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形成独特的思维,获得发现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也应关注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总之,我们要培养的是具有健全人格的大学生,这样的教育才能体现“人”的存在价值与意义。
(二)大学精神应引导形成先进文化。大学不只是高等学校,不只是为成年人灌输高级知识的学府,而且是国家最高文化组织和最核心的思想、学术基地。一种高级文明,既要有由下而上的文化积累和进化,又要有由上而下的文化向导和独创。这就需要一个独立的知识精英阶层,站在整个文化的象牙塔里,反省、创造、传播高级文明成果,所以大学应自觉地把大学精神引导成一种先进的文化。自古以来,大学就是研究学问的地方,以探讨深奥的 科学 知识和掌握高深学问作为其存在的前提。如果离开了高深学问的传承、研究、融合和创新,大学就失去了它存在的认识论基础。高深学问要求忠实于真理,而真理能够站得住脚的标准就是它的客观性和先进性。因此,大学始终是先进文化自由沟通、争辩、交流、碰撞、创新的基地。
(三)大学精神应引导社会进步。超越现实,摆脱世俗生活的纠缠是大学存在的基本条件,也是从高起点上结合现实,改造现实,服务现实的前提。没有超越就不能升华,没有脱离就无从发展。大学不只是认识和适应现实,而且要给予人们把握和改变现实的力量。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发展观,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 自然 的辩证关系,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从而使人类社会具有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大学为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的关键和重点是培养具有可持续发展理念和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同时还要积极开展可持续发展的学术研究,直接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服务社会与引导社会应当是辩证统一的,引导社会是服务社会内涵的必然发展。因为从本质上说大学是思想最活跃、最富有创造性的学术殿堂,是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化的摇篮,应当具有超凡脱俗的品质,走在时代的前列。更重要的是随着人类社会逐步从 工业 经济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迈进,大学正在从工业经济社会的边缘迈向 现代 社会的中心,时代强烈要求现代大学不仅要服务社会。而且要站在时代的前列引导社会前进,这是 历史 赋予现代大学的神圣职责。
(四)大学精神应与时俱进。我们的大学是一个封闭的象牙塔,现代大学应“走向世界”。它要面向世界,吸收世界一切的优秀文明成果。为己所用,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跟上时代的步伐,体现时代的精神。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和信息 网络 化趋势的迅速发展,在世界范围内逐步兴起了新一轮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浪潮,这就要求我们的大学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国际化的建设人才。
四、高校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阵地
高等院校是传播知识、传承文化、研究学问、追求真理、创造思想、培养人才的重要场所。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阵地。高校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来展开。
(一)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针,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马克思主义既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又是崇高的价值目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首要和根本的,就是要深刻理解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辩证方法。高校的改革和发展、参与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参与和谐社会、和谐文化建设,都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发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革命精神,与各种各样不和谐的、不文明的、敌对的行为和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和谐是要通过与不和谐进行斗争才能实现的。当前,高校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社会上的不和谐现象或多或少对高校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在高校里确实存在不和谐的现象,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守马克思主义阵地,建设和谐校园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
(二)要在高校中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和目标,是中华民族振兴的成功之路。要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凝聚人心,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果鼓舞人心,使广大师生坚定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信念,以天下为己任,自觉地把个人追求与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统一起来。把个人奋斗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一起来。
(三)要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伟大的民族精神,支撑着伟大的民族。有没有伟大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前途的一个重要尺度。一个民族,没有伟大的民族精神,没有高尚的民族品格,没有坚定的民族意志,不可能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面对某些强国的文化、经济和军事霸权的挑战,我们必须不断弘扬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要弘扬中华民族的改革创新精神,借鉴历史上改革创新的经验教训,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重,识大体,顾大局。理解改革,支持改革,投身改革,促进改革取得更大成功。
(四)要牢固树立和认真实践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荣辱观是人们对荣誉和耻辱的认识、评价和态度。胡锦涛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美德、高尚的革命道德和时代精神的提炼和升华,反映了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针对性。今天,只有牢固树立和认真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分清是非荣辱,明辨善恶美丑,才能形成维系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和道德风尚。
目前,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对我国的社会道德体系,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对社会大众特别是对青年学生产生了负面影响。高校如果没有良好的学风和校风。没有良好的道德水准,就难以培养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以及良好的公民,就难以成为社会良知和公平正义的代表者和维护者,更难以产生世界一流的优秀大学。因此,高校广大师生要牢牢树立和认真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用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指导,推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 法律 法规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建设,在高校形成知荣辱、讲正气、求真理的学风和校风,为建设和谐社会、和谐文化、和谐校园提供坚实的思想道德基础,为代表和维护社会良知与公平正义坚守一方重要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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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对旅游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研究成果有限。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综述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
摘要: 随着旅游开发的进一步深化和旅游业规模的不断扩大, 旅游给目的地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日益明显, 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使之成为旅游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关键词: 旅游; 社会文化影响; 理论, 研究方法; 简评与展望。
论文正文:
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综述
随着旅游业在全球范围内规模的不断扩大和迅猛发展, 旅游给目的地社会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突出, 因此, 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开始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近年来, 国外对旅游的社会影响研究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成果, 通过文献检索, 共检索到167篇文献, 研究角度主要涉及旅游综合影响、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和感知及旅游影响的测度和方法等方面。
在旅游对社会的影响上, Qieqi ( 1978) 等人在美国Virgin岛所做的研究表明, 当地的社会和家庭结构并没有因为旅游业而产生多大的变化。L iu和Xierdun等人于1987 年在土耳其所做的一项跨国研究亦证实了这一点。另一方面, Luomance在1978年的研究报告中指出: 美国特拉化州的居民抱怨旅游导致了他们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逐渐缩短了, 旅游使传统形式的社交活动越来越少了。
Bisitezaruo (1989) 在对奥地利一个乡村的研究中就指出: 旅游并没有使休闲游憩设施的实用性得以增加。这一结论与大多数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结果正好相反。与此同时, 米尔曼和皮扎姆( 1988 )也在他们对佛罗里达中部的一个旅游目的地的研究报告中指出: 当地居民不能理解旅游对提高道德、诚实、礼貌、行为态度、人们相互间的信任等有何种贡献。
与旅游相伴而生的许多其他的社会文化问题是与旅游开发强度相关联的, 过多旅游者涌入目的地增加了人们生活的密集度, 也增加了旅游者与当地人共用设施的拥挤度。[ 1 ]过分拥挤降低了旅游经历的价值, 也给当地人造成了额外的压力。著名的以色列旅游学者Cohen (1978) 提出: 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旅游的负面影响上是过分了, 对于此问题应考虑到旅游对目的地整个社会的综合贡献。显而易见, 对于许多落后地区, 旅游可以改善当地基础设施, 促进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大量来自发达国家的旅游者带来的文化冲击着接待地的传统伦理观念, 使社会和家庭的凝聚力减弱、环境和生态遭到破坏, 动摇着整个接待地的社会基础。因此, 相对来说, 国外对旅游消极的社会影响方面的研究更为重视, 也较多一些。
相比较而言, 在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这一领域里, 国内的研究远远滞后于国外。中国当代旅游业的发展起步于1970年代末, 在三十余年的时间里, 旅游学术研究显得非常薄弱。尤其,旅游给目的地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更是如此。同时, 由于旅游影响研究从起步之初就并非建构在对旅游业发展高屋建瓴式的前瞻性防范研究上, 而是一种由于问题的暴露而不得已进行的检讨和探因式的后补性研究, 因而旅游影响研究一直滞后于旅游学研究的其他领域。[ 2 ]直到20世纪90年代, 随着人们对旅游的认识不断深化, 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 旅游经济不是旅游的领头学科, 仅仅是旅游研究的一个分支。国内的旅游社会影响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1991年南开大学的刘振礼教授在河北野三坡进行了有关旅游对接待地的社会效应调查研究, 得出了旅游的社会影响以有利方面占主导地位, 尤其以经济方面最为突出的结论, 研究结果发表于1992年《旅游学刊》的第3 期上, 这是国内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关于旅游社会影响的学术论文。但是, 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 十余年间国内公开发表关于旅游社会问题的文章一共仅有20余篇。近十年间较有代表性的旅游社会影响研究有申葆嘉(1992) 的“论旅游接待地的社会压力问题”, 戴凡和保继刚( 1996) 的“旅游社会效应研究———以大理古城居民学英语为例”, 郑何敏( 1996) 的“旅游对风情民俗资源的消极影响及对策研究”,赵刘平( 1998) 的“再论旅游对接待地的社会文化影响”, 王宪礼、朴正吉(1999) 等的“长白山生物保护区旅游的社会效应分析”, 王雪华(1999 ) 的“论旅游的社会文化效应”, 李建欣(1999) 的“国外旅游社会学管窥”, 刘纬华、肖洪根(1999) 的“对西方旅游对社会学研究中新迪尔凯姆学说的分析”, 2001 年和2002 年肖洪根的“对旅游社会学理论体系研究的认识(上、下) ”等。
从统计的论文可以看出, 国内旅游社会效应以有利方面占主导地位, 但是旅游对传统文化、居民生活压力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也有着一定的负面作用。
1. 国外相关理论引介。
国外关于居民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感知的理论成果颇丰, 主要有旅游发展阶段理论( G. V.
Doxey, 1975 ) 、旅游生命周期理论( R. W.
Bulter, 1980 ) 、社会交换理论( J. AP, 1992 ) 、社会表现理论(RL. Pearance, 1996) 、游玩理论、补偿理论、冲突理论(Bystrzanouski, 1989 ) 、分配理论( Pearce, 1989) 等。西方学者在大量的实证研究中运用这些理论来阐释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 国内研究也是以此为理论基础的, 一些学者在翻译和引介这些理论方面作出了努力。肖洪根对国内外旅游文化研究进行评述, 以及国外旅游社会学研究动态进行文献综述和理论归纳。宗晓莲对西方旅游人类学的理论、观点、流派及发展的介绍。张晓萍翻译了《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
一书。彭兆荣的《旅游人类学》一书对西方旅游人类学研究内容、理论、方法等进行梳理与评述,并提出不少独到见解。刘赵平详细引介了社会交换理论, 并将其理论化的概念模型在其对野三坡旅游研究中加以应用。“社会交换理论是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看成是一种计算得失的理性行为的社会学理论, 它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互动都是为了追求最大利益的满足。”应天煜较全面论述了社会心理学范畴的社会表征理论在旅游学的应用, 认为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来源与直接经验、社会互动和媒介三种形式, 并倡导运用此方法对居民群体进行划分, 以获得不同居民支持并有助于旅游发展。
2. 国内学者的理论创见。
国内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研究起步较晚, 大量的研究是建立在西方的理论之上并试图对其作出验证与回应, 理论创见不多。李有根认为应将居民群体感知旅游关系的社会知觉, 这种知觉具有选择性、恒长性、理解性和动态性等特征, 研究中应注意居民的积极反映和消极反应, 以及二者转变的条件。刘赵平划分了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的三个基本层次, 总结了三种理论: 发展阶段理论、涵化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王妙应用比较文化理论对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进行分析, 认为是主客之间的文化差距产生了示范效应。
3. 研究采用的主要方法采用的主要方法有: 系统分析法、游客属性法、时空对比法、发展阶段法—目的地生命周期模型、旅游影响尺度的量化模型———TIS模型等。
近年来我国对旅游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研究成果有限。该领域的研究主要是对国外相关成果的介绍、模仿与回应, 缺乏系统的研究理论方法和学术著作。个案研究点也相对狭窄, 尚有很多尚未涉足的地区, 如少数民族旅游地。特别是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感知研究有待深入与加强。
首先, 在借鉴国外相关理论的同时, 应在实践中充分验证其对我国旅游地居民的适用性。因国内外旅游发展形态、特征等不尽相同, 吸收国外理论并使其本土化, 对于研究结果的真实性非常重要。
其次, 旅游所引发的社会文化影响错综复杂,其中涉及文化、艺术、民俗、信仰、道德等诸多方面。研究居民对社会文化影响感知必然要运用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知识, 应注重不同学科理论方法的交叉适用, 丰富研究视角。
再次, 拓展旅游地研究区域及类型, 如乡村旅游地、少数民族村寨旅游地、生态博物馆等。并应开展不同旅游类型区域居民感知的比较研究, 以揭示我国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的共性与个性。
最后, 旅游地社会文化影响存在渐变性, 因此影响居民感知与态度的因素往往是深层次的、不易察觉的。从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角度, 以人为本, 探究居民生存境况、心理状态、价值体系等人文底蕴, 有助于真实地了解居民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感知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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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化传承出现了一种趋势,即由强调整体和谐的文化价值观向更强调个体和物质利益的文化过渡。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文化传承、文明进步与社会和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
文化传承、文明进步与社会和谐
文化传承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行为意识和社会制度路径选择具有巨大影响,而文明进步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可以说,社会系统演化是文化与文明两股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文化基于历史传承,文明基于科学进步,两者虽相互影响,却遵循着各自的规律。当文化传承与文明进步的张力保持一致时,两者会形成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和谐状态;
当文明进步与文化传承发生离变并达到一定临界点时,文明基于自身的进步规律会与文化产生摩擦。这时,制度创新成为协调文化与文明关系的内生性要求,并可能产生两种结果:一是引起文化的强制性变迁,以适应文明进步的价值观与制度范式要求;二是文化对文明形成掣肘,使人们的行为保持在与文化传承相适应的价值范式与制度范式之中。一种良性互动的结果是:文化传承、文明进步与制度创新形成新的发展合力。
改革开放是在传统文化价值观和计划经济体制与工业文明所必需的个体创新性不相适应的情况下,发生的一场集文化变迁和文明进步于一体的经济社会体制创新
中国传统文化信奉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对自然的依存,注重人与自然的整体协调关系。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并不局限于人的共同体内部,而是包容了天、人、道(客观规律)之间的根本关系。
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保持的多子分承的家庭财产分配制度、祠堂族田以及一些赈济与借贷性质双兼的仓、会经济制度,是与这种文化价值观相一致的制度安排。由于天人合一思想包含的整体和谐理念对于民族行为意识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每当社会发展显著背离整体和谐的发展路径时,就会出现激烈的社会变迁现象。均富、和谐的整体主义价值观以及由此产生的国民意志与社会选择倾向是根深蒂固的。因此,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近代中国革命胜利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历史必然性。
文化缺陷往往伴随着文明的发展而逐渐暴露出来,并成为文明进步的束缚。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与自然、个体与整体相互调适,存在的基本问题是对个人价值、自主精神与创新能力的忽视,并导致个体盲从于整体与传统,滋长了守旧意识与等级制度观念,淹没了个体主动性的发挥。现代工业文明需要人们具有独立自主意识、创新意识,需要个体充分发挥主动性,需要人们独立决策、自主经营、自由竞争,而这些恰是受到传统文化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排斥的。
因此,从这样的角度观察,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传统文化价值观和计划经济体制与工业文明所必需的个体创新性不相适应,以至于严重束缚了中国现代文明进步的情况下,发生的一场集文化变迁和文明进步于一体的经济社会体制创新。实行改革开放,并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文化价值观与文明进步的要求相适应,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度建设过程中的一个必然时期。
可见,正是文化传承与文明进步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决定了我国改革开放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性。显然,这场制度创新,以彰显个体主体价值观为文化特征,以追求市场竞争主体利益最大化为价值目标,以经济文明进步为社会发展向度,以市场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化传承出现了一种趋势,即由强调整体和谐的文化价值观向更强调个体和物质利益的文化过渡。
个体私营经济的独立自主意识与产权边界意识、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规则与自由流动的资源配置方式,使得人的个体性、自主性得到了极大开发,个体主体价值观在这种经济制度创新中逐渐显性化,并对工业化、现代化起到了强大的促进作用,对个体主体性缺失的传统文化缺陷也具有显著的矫正意义。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我国社会出现了许多值得反思的不和谐现象,其中分配不公与生态环境过度受损是两个典型的不和谐问题。这与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过程中个体主义价值观膨胀是密切相关的。
一些主体利用其占优的资源配置权,进行有利于自身的资源配置,使得利益天平向自己一边倾斜。当这种倾斜达到一定程度(基尼系数、环境可持续性指数是显示这种倾斜程度的指标),便造成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冲突,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和谐。
正如在天人合一的文化意识下个体性往往容易被磨灭一样,个体主义与物质利益中心主义现象发展得过分突出,不仅会背离传统和谐文化的价值基础,而且同样会束缚社会效率与现代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不和谐现象,正在成为文明进步本身发展的障碍。这表明,如果个体主义放弃整体和谐是个体发展的前提条件这一长期约束因子,就会表现出对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危害性。
因而,实现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价值理念创新――构建个体与社会整体协同的和谐文化价值体系――已经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可见,放弃整体性前提的过度个体主义与物质利益中心主义价值观,必然要向将个体置于整体发展之中的和谐价值观发展过渡,否则任何个体最终都难以获得长久的幸福生活,任何文明进步都将因社会矛盾加剧而停止。拉美现象在本质上就是由过度个体主义价值观与自由主义制度安排下的贫富差距扩大而引起的。这也就是新世纪初期以来,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和文化背景。
改革开放的制度创新在一定意义上是以激发个体积极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个体价值观为基础的,这种个体价值观的凸显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文明进步的要求。与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的个体主义价值观充分发达并暴露出大量缺陷之后的制度创新不同,中国是在一直缺乏个体主义价值观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的。因此,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价值观创新必将随之而来。
由此可见,文明进步本身存在的“创新性毁灭”不仅存在于文明自身即新文明对旧文明的“毁灭”,而且也激荡着文化的演化,带来文化观念的革新。在中国市场经济制度创新过程中,个体价值观的发扬确实对工业化和现代文明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过度个体主义的价值观对文明进步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利的,并且已开始在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产生危害。纠正过度个体主义与物质利益中心主义价值观,把个体发展置于整体和谐发展和以人为本的发展价值前提之下,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价值观条件。
这是一种和谐价值观的回归,但并非向历史上缺乏个体主体性的社会状态与文化价值观回归。这是一种经过了市场经济与个体主体价值观洗礼的和谐文化回归,是一种获得了市场经济的个体动力又指向整体利益协调的和谐文化回归。建立这样一种基于“个体―整体”统一性的和谐社会价值理念与制度架构,实现现代文明进步中的文化糅合与制度创新,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度建设过程中的又一个必然时期,即和谐社会建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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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作为一种比较理想的政治制度,既是社会实现和谐的必由之路,也是各国人民通向幸福的康庄大道。而建设宪政国家,实现社会和谐,都离不开体现民主法治精神的宪政文化的发育和成熟,根源在于“文化是体制之母”。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大力培育宪政文化。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宪政文化与和谐社会构建相关论文。仅供大家阅读参考!
宪政文化与和谐社会构建全文如下:
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宪政国家,都离不开宪政文化的打造和弘扬。宪政文化不仅为一个国家建立宪政制度提供理论支持,而且还为一个国家实现和谐社会奠定政治文化基础。因此,深入探讨宪政文化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作用,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学术界对宪政文化的全面关注始自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有代表性的观点:
一是从社会角度解释,认为宪政文化应包括与行宪有关的各种思想意识、制度、组织机构和一定的政治、经济状况。
二是从文化角度解释,所谓宪政文化就是人类在追求和创建宪政这一政治形式的政治实践中,形成的有关宪政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组织机构。
三是从法律角度解释,认为宪政文化作为一种法律文化,它是指一国公民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主要是宪法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有关宪法现象,并直接影响人们宪法行为的、具有普遍性并相对稳定的社会心理和观念的总称。
四是从民主政治角度解释,认为宪政是以宪法为核心的民主政治,这种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潜移默化为社会大众较为稳定的思想方式、心理结构形式、价值判断标准和行为习惯,就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宪政文化。这些观点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宪政文化的基本内涵,但对宪政文化内涵的特殊性缺乏深入分析,因而容易导致宪政文化与其他社会文化的混淆。
对宪政文化的解读尽管各有千秋,但中心意旨则都指向了宪法和宪政。创制宪法是实施宪政的前提,而宪政是以宪法规定的原则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是宪法的实施状态。但是,人类政治实践表明,并非所有宪法之花都能够顺利结出宪政之果。因为“宪政之于宪法,犹如法治之于法制,其盛衰兴废,不独受制于法律之制度,更取决于政制之安排、社会之结构、公民之素质与民众之信仰”。就是说,作为静态的宪法要转变为动态的宪政,很大程度上既取决于宪法的实施,也取决于宪政文化。
我们认为,所谓宪政文化就是社会成员对宪政的认知、情感、态度和信仰的总体倾向。它反映着人们对民主、法治、人权、平等、自由等普世价值的普遍认同和坚定信仰,蕴涵着人们对政府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理念,以及对围绕宪政发生的现象与行为的政治评价。从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来看,宪政文化属于政治主体的一种主观认识,它形成于各个民族的政治生活和文化传统之中,是现代社会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和谐社会构建与宪政、宪政文化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因为和谐社会不仅包含着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政治价值观,而且和谐社会调整各种利益关系,依靠的根本手段是宪法和法律。从当今世界来看,各国社会发展追求的都是和谐状态,各国政治发展追求的都是宪政形态,各国文化发展追求的都是宪政文化。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达到了和谐状态,那么该国的政治运作一定是宪政形态,该国民众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形式、价值判断标准和行为习惯一定表现为宪政文化。因为惟有宪政才能确保政府按照宪法和法律进行社会管理,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协调人与人的关系,从而使社会处于和谐状态;惟有宪政文化,才能确保宪政成为调控和维护社会的权威形式,从而使社会和谐保持持续状态。
二、宪政文化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实现后能否持续,不仅取决于我国社会各领域的制度创新,而且取决于宪政文化的培育和形成。
第一,宪政文化奠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文化基础。
从人类社会变迁中可以发现,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差别不仅体现在社会的制度安排方面,而且也体现在社会的政治文化方面,亦即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在一种相应政治文化的支撑下,才能实现正常运作与稳定发展。只有政治文化与社会制度处于一种相互适应的良性关系,社会才具有一种既有序又和谐的发展状态。
因为政治文化不仅对现实社会起着维护和延续的作用,而且发生嬗变的政治文化还可能带来现实社会的迅速变迁。我们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需要一种新型政治文化支撑,这就是宪政文化。如果一个国家形成了宪政文化,其民众的政治权利意识强烈,对宪法和法律的认同程度较高,参与政治相当热情,政治态度比较宽容,而且善于接受社会的政治变革。因此,我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建立社会的政治文化基础——宪政文化。
第二,建设宪政文化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既包括社会利益层面的和谐,也包括社会文化层面的和谐。从一定意义说,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文化层面的和谐,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和谐。因为文化和谐是一个社会最深刻、最持久的和谐,所有社会的政治文化总是与该社会的制度,特别是与该社会的政治制度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不管是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还是发展社会主义宪政国家,都需要传统政治文化的不断创新与发展。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愈益丰富、多元,在此状况下,只有建立宪政文化体系,才能融合各种社会文化,整合人民内部不同利益诉求,化解各种利益矛盾,最终实现社会和谐。
第三,宪政文化的建立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的一个重要标志。
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志在于该社会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能够实现和维持一种协调性的发展。忽视任何一个文明的发展,都会给社会的发展与和谐带来严重影响。相对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来说,政治文明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因为没有政治文明提供的制度和法律保障,社会和谐不仅无法实现,而且物质文明提供的物质支持、精神文明提供的智力支持也不可能是持续的。我国是一个经历了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社会制度和法律建设的程度较低,民众的民主法律意识淡薄,这就更需要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建设政治文明就是要实现宪政文明,宪政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志。只有建立和实行了宪政制度,才会有真正的政治文明。而宪政的基石在于宪政文化,没有宪政文化的建构与弘扬,就没有发达的政治文明,更不会有社会的繁荣与和谐。
第四,宪政文化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行为规范。
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善治的社会,“善治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市场经济社会的利益关系必定众多而复杂,要使市场经济下的社会保持一种和谐的运行状态,就需要协调好各种社会关系,其中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和谐的社会,理应是一个公民与政府之间有着良好合作关系的社会。公民与政府良好合作关系的建立和保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和提高。
因为公民政治参与能够增强公民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促进公民对政治权威的认同;同时,它能增强政治系统的传导和反馈功能,有利于政府的正确决策,及时化解社会的各种矛盾,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证明,政治参与带来的政治稳定程度,与政治制度化成正比。因此,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水平,实现社会的政治稳定,就必须普及宪政文化,实现政治的宪政化。因为一个国家的宪政和宪政文化取得了根本性的发展,不仅意味着该国政治制度化水平的提高,而且更意味着该国民众政治参与行为的理性、规范和有序。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公民与政府之间不仅具有一种和谐的关系,而且公民理性的、规范的和有序的政治参与行为有助于和谐社会的维护。
宪政作为一种比较理想的政治制度,既是社会实现和谐的必由之路,也是各国人民通向幸福的康庄大道。而建设宪政国家,实现社会和谐,都离不开体现民主法治精神的宪政文化的发育和成熟,根源在于“文化是体制之母”。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大力培育宪政文化。
第一:加强宪政教育,培养和普及宪政观念。
宪政文化的形成源于宪政观念的确立和传播。培育宪政文化,建设和谐社会,首先需要对公民加强宪政教育,培养和普及宪政观念。宪政观念发端于西方,其内容非常广泛,但其核心内容在于宪法至上观念和公民权利观念。宪法至上观念是宪政文化的最基本内容,它表明社会成员对宪法权威的普遍认同,也显示人们对宪法的高度忠诚;公民权利观念作为宪政文化的基石,它既要求国家承认公民的各种权利,也要求国家保护公民的各种权利。培养我国公民的宪政观念,需要做到:首先,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是宪政文化赖以发展的根基,是宪政文化得以生成的最原始动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法治、平等、权利等宪政观念会愈益深入人心。其次,加强宪政理论研究。宪政理论是宪政文化的载体,对其加强研究,不仅能够深化和巩固公民的宪政观念,而且为宪政文化不断地输送新的内核。再次,普及公民的政治意识,塑造公民的政治人格,提高公民的政治能力。
第二:建设和实施宪政制度,促进宪政文化的发展。
宪政文化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其发展依赖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对我国而言,其依赖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基础是社会主义宪政制度。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的前提下,宪政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就变得尤其重要。由于全国人大及其会担负着监督宪法实施的重任,因此,推进我国的宪政建设,需要继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其结构的完善不仅直接关涉到人大职责和功能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履行和发挥,而且从根本上影响着社会主义宪政制度的发展程度。因此,应该依据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状况,逐步扩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的范围,把竞争机制引入选举。同时,在继续理顺人大与党、政府、司法机关和各种社会团体关系的基础上,优化人大的代表结构,逐步实行人大代表的专职制。
第三:吸收先进宪政文化的优秀成果,建设中国特色的宪政文化。
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在我国绵延了两千多年,与之相应的传统政治文化对民众影响深远,造成民众具有顺从谦卑的文化性格,自我的权利意识淡漠。这说明,我们只有对传统政治文化进行改造,大力弘扬公民权利文化,才能建立和谐社会所需要的宪政文化。“如果不深究西方宪政文化所反映的阶级内容,单从形式上看,西方宪政反映出一些人类宪政文化发展的共性”。因此,我们在改造传统政治文化的同时,必须吸收先进宪政文化的优秀成果,合理借鉴一切宪政文化发展的有益经验,才能使社会主义宪政文化具有特色和活力。
“任何一种外来文化,都只有植根于传统才能够成活。而一种在吸收、融合外来文化过程中创新传统的能力,恰又是一种文明具有生命力的表现”。因此,我们应以世界眼光和全球意识来思考我国宪政文化的建设,对西方宪政文化的理论与实践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学习和吸收对建设和谐社会有益的理论与思想,使我国的宪政文化得到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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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关于文化产业的研究较早,但缺乏新型文化业态特征、分类等方面的研究。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型文化业态投融资机制、模式及“两型社会”研究新进展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新型文化业态投融资机制、模式及“两型社会”研究新进展全文如下:
新型文化业态是指凭借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支持而衍生出来的、与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有关的文化业态,其产品附加值高,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运用高新技术创新文化生产方式,培育新的文化业态”。十七届五中全会及“十二五”规划均提出,要“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十七届六中全会的主要议程之一就是研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提出“促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鼓励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降低社会资本进入门槛”等。这种高层重视以及《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等相关政策推动着文化产业尤其是新型文化业态及其投融资方面的相关研究与发展。“两型社会”建设是世界各国共同追求的发展目标,与新型文化业态及其投融资关系密切。本文拟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及其最新进展进行综述并得出相应启示。
国外关于文化产业的研究较早,但缺乏新型文化业态特征、分类等方面的研究。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有:赵立志分析了新兴文化产业的特征以及四川的数字内容、文化旅游、版权等新兴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提出了克服体制障碍、加大政策扶持等对策。张君君以湖南省为例,对文化产业新业态的含义、分类、产业特征以及湖南省文业产业新业态的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盈利模式及融资模式的问题。
王晓波、郭欣、杨帆以保定市为例进行分析指出,培育文化产业新业态需要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改革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赵瑞政根据山西新型文化业态的发展状况、培育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革相关体制机制、出台相关保障政策等对策。这些研究以局部区域为对象,对新型文化业态的特征、发展状况及对策等进行了分析,且涉及到体制机制、政策等方面,打下了一定基础,但不够系统、深入。杜丽芬、王国平和刘凌云对“新兴文化业态”的概念、分类及特征等进行了分析,但未涉及投融资等方面。
刘忠指出新兴文化业态所具有的“新”特点、作用、制约因素及其光明未来,提到了投融资渠道不畅的问题,但未深入进行分析。肖荣莲分析了新兴文化业态的产生背景、特点以及意义与发展路径。黄伟一提出了新型文化业态的发展需要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共同努力、其发展关键是要解决融资问题等建议。郭雁鸿从系统科学、产业经济学、传媒经济学角度分析了新型文化业态的发展机理。这些对我国新型文化业态的发展状况及机理等进行了研究,但未及其它。
叶朗对2012年动漫游戏、网络新媒体等新型文化业态的发展相关情况进行了归纳与分析,还涉及到电影投融资状况等的分析,对我们具有启发意义,但还不够全面。崔文贞对新型文化业态的概念、分类以及对策进行了分析,并指出要提高专业化发展水平、实施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等。这些研究涉及到新型文化业态的公共政策方面。杨宁对已有新兴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进行了综述,认为包括作为文化产业组成部分的新兴文化产业研究及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新兴文化产业研究两部分,并对其研究中的关注重点从五个方面进行了综述。上述研究为新型文化业态的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这些研究还可进一步深入,而且缺乏关于新型文化业态投融资体制、机制和模式等方面的研究。
Brinkman认为国外保险公司在文化产品不同阶段提供的完善保险服务为文化企业赢得信贷融资提供了重要保障。Robert and Merton、Riding and George认为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完善的中小文化企业担保、再担保体系为文化企业信贷融资问题提供了重要保障。这些研究指出了保险、担保的重要性,但未具体研究投融资体制及机制等。齐勇锋以山西省为例提出了构造区域文化投融资运营主体、放宽投资准入门槛等文化产业投融资体制改革策略。
李贵斌和宋晓丹分析了国外文化产业投融资机制及大庆市文化产业投融资机制的策略选择,以期总结经验并探讨大庆市文化产业投融资机制创新模式。吴少新、张立勇、张远为提出以突破种种束缚我国文化投融资方面的体制性障碍为突破口,通过综合配套改革推动文化投融资机制改革。这些文献涉及到文化产业投融资机制、体制的研究,但研究不够系统。
Phillip McCalma分析了外国直接投资在美国好莱坞电影投融资中的重要作用,并指出国际资本的介入丰富了美国文化产业的融资主体构成。余晓泓基于美国文化产业投融资机制的分析提出,当前解决我国文化产业投融资难题的首要办法是广泛吸收民间资金和国外资本。陈清华认为文化产业投融资机制创新的关键是要塑多元化投融资主体。
这些文献涉及投融资主体的研究,但分析得不够深入。关于文化产业投融资的政策支持等方面,Braedon Clark以澳大利亚电影产业为例指出,税后优惠政策较之直接补贴更有利于吸引更多的私人资本投入电影产业。Nantes Métropole认为,吸引投资的一个困难常常是因为投资者在评估风险和无形资产估价方面存在的问题。公共政策在鼓励投资者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且指出西方国家常见的工具主要有贷款及担保、股权融资、税收优惠和政府资助、非货币支持措施。该研究指出了吸引投资的困难、公共政策在鼓励投资方面的作用以及西方国家常见的投融资工具。
龙怒认为我国政府应出台更具吸引力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吸引企业投资文化产业,并通过有关政策引导,培育文化企业做大做强。魏鹏举指出国家政策激励及公共资金投入引导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建构公共资金引导的市场化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的思路和建议。李华成认为必须依靠政府对我国文化产业投融资制度加以完善。这些研究探讨了政府政策支持的重要性以及具体的支持方式,但研究不够全面。
总之,已有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与启发意义,但不够全面系统且可进一步深入,而且缺乏关于新型文化业态投融资体制及机制的研究。
三、文化产业投融资模式的研究
Robert C. DiGregorio and Jr.指出,美国电影业目前已形成了诸如制片公司提供资金、独立发行商融资、代理融资、终端客户融资、贷款、预售协议等多样化融资方式。Laura Clayton and Hugh Mason认为英国创意产业中的中小企业在资金需求和融资渠道方面主要有透支、设备租赁或租购、权益融资、银行长期贷款、票据贴现等方式且各占一定比例。Bin Zhang and Xiaoyan Du基于英国目前的投融资形式得出利用资本市场积极融资、吸引风险资本等启发。高颖认为,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主要投融资模式主要包括银行贷款、投资基金、并购重组、无形资本融资及跨国融资等。可见国外的投融资方式及模式是多样化的。
国内方面,罗华和方晓萍将创意产业投资模式分成国家与政府投资模式、民营投资模式、外资投资模式、基金投资模式四大类。周正兵和郑艳探讨了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的发展模式。欧培彬提出应构建不同于传统融资方式的新型文化产业投资基金。高凌霁提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模式,并以华谊兄弟集团的融资模式为例进行个案分析。这些研究都分析了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等投融资模式。刘丽和张焕波、胡晋芳和李莉、龙怒、李童、刘学华分别对北京市、西安市、云南、陕西、上海等区域的文化产业投融资模式、方式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杨靖吉提出我国文化产业初创期应以内源融资模式为主,成长期应以债权融资为主,成熟期应以股权融资为主,强调不同时期应采用不同的融资模式。
辛阳对中美文化产业的投融资机制、方式以及投融资效率进行了比较分析并提出了完善我国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的建议。可见,目前关于文化产业投融资模式、方式的研究中,国外文化产业投融资方式更加多样化,而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融资方式还比较单一,需要加快融资方式的创新等。简言之,这些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与借鉴意义,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了重要基础,但仍需深入,而且缺乏关于新型文化业态投融资模式方面的研究,更缺乏以“两型社会”为视角的研究。
王克修分析了“两型社会”与新文化业态的理论关系,并对推动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中新的文化业态培育实践进行了分析。黄岑、邓向阳认为,“两型社会”和“文化产业新业态”两者之产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要充分发挥文化产业新业态在“两型社会”建设中的作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未涉及新型文化业态的其它方面。
综上可知,目前国内外关于新型文化业态的概念、特征、发展以及文化产业投融资体制、机制、模式等方面有一定的研究。相对而言,国外相关文献涉及较少,而且多表现为对文化产业个别领域如对电影业等的研究,还未能系统地研究整个产业的投融资问题。而国内的相关研究相对丰富,包括文化产业投融资体制、机制、方式等以及新型文化业态的特点、分类等,个别的涉及其与“两型社会”之间的关系方面。
然而学术界这方面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不够全面、系统,未能深入的展开,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尤其缺乏新型文化业态投融资机制和模式方面的研究,更缺乏新的研究视角。而且在实践中,新型文化业态虽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其发展远远不够,其投融资体制障碍依然明显、投融资机制尚不成熟、投融资模式仍然不完善。
因此,基于“两型社会”这个研究视角,以相关理论研究为基础,运用多种分析方法对新型文化业态发展中的投融资体制、机制和模式等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就是目前迫切需要开展的课题。
(注:基金项目:湖北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湖北文化产业经济研究中心资助重点研究项目(HBIR2013Z003);2012年度湖北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青年项目(Q20123102);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湖北省重点培育学科应用经济学学科建设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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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思想作为传统文化当中的精髓,在我国历史发展长河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儒家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儒家文化是我国两千多年传统文化中最为耀眼的瑰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儿女在沧桑巨变中无悔追求的崇高志向。二者在中华民族漫长历史中发展形成的智慧结晶。本文将梳理儒家传承的文化精髓,并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探讨如何将二者更好地培育与发展。
【关键词】儒家文化 核心价值观 培育
核心价值观是区别一种文化或多种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它在价值观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统领和支配着一般价值观;核心价值观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灵魂的表现,它为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提供了价值原则。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特征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它既导致了人们价值比较选择和整合上的困难,又催生了国人在转型期间面临的文化困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的三个“倡导”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正确的方向。如何“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成为全社会及全体公民的共识和自觉追求,是当前学术界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党的以来,以为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推向了历史新阶段。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繁荣发展为条件”、“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的滋养。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基础和主流意识形态,有着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它是我们民族在长期文明演进过程中形成的传统。传统具有时间性。然而时间并不是一个容器。时间是自为的存在过程。①作为自由意志存在物具有时间性。在时间中,有了家园与归属,有了生命本根。传统的时间性,既有其绵延性,亦有其当下性。其绵延性是指其民族精神,其当下性是指其时代精神。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传统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道德的发展方向,就是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儒家文化就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学说,一种思想,而是一种文化。从文化发生学角度看,任何一个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对于该民族核心价值观的生成具有基础和源泉性作用,这是世界文化发展的一种共有现象或普遍规律。基于这种理论前提,一个民族的精神必具备历史向度的与向下向度的。历史向度的,在民族历史发展中作为出发点的那个东西;向下向度的,这个民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基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内在地包含两种价值目标,对内凝聚本国人民的力量;对外树立中国文化形象。二者共同构成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标体系。因此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本的任务还在于如何在本国人民内部凝聚力量、形成共识,得到本民族广大人民的认可。而要想得到本民族广大人民的认同,就必须深入本民族认同价值形成的文化价值之中,即必须扎根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因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抛开儒家文化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了其最具活力和最具特色的部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既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成分,也有传统文化的成分,两者缺一不可。马克思主义是核心价值观倡导和培育的指导思想,而作为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文化则是它重要的思想来源和基础。
(一)弘扬儒家文化,重在传播孔子和儒学的人格教育意义。
1923年,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之一的梁启超先生在《为创办文化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中曾指出:“启超确信我国儒家之人生哲学,为陶养人格至善之鹄,全世界无论何国、无论何派之说,未见其比,在今日有发挥光大之必要。”②梁启超先生对于“儒家之人生哲学,为陶养人格至善之鹄”的确信,是基于对“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论题深入思考而得出的③。梁启超对儒家思想的精神特质和中心论题有个概述:“儒家哲学,范围广博。概括起来,其用功所在,可以《论语》‘修己安人、一语括之。至于就健全或理想的人格而言,“孔子尝说,‘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自儒家言之,必三德具备,人格才算完成。”对于这种智仁勇“三德具备”的人格,我们应该从儒家核心价值观里面的“仁”出发来加以理解:孔子所谓学,其实就是教人养成人格。何为人格?孔子用一个抽象的名来表示它,叫做“仁”;用一个具体的名来表示它,叫做“君子”,君子是一种崇高优美的人格,所以内容包含得很丰富。儒学之教,有一个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要人践行君子的标准,人人有士君子之行。
(二)传播儒家大同思想,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大同思想是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儒家的社会观。它主要是儒家关于理想社会的描述和追求。内在地包含了人与他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身的和谐等思想。
1.仁者爱人:人与他人和谐相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而人与他人的相处就是“和谐”的一部分。因为人与他人的和谐相处是社会和谐的基础。而在当今社会由于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的膨胀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冷漠。儒家处理人与他人和谐相处的原则是“仁者爱人”思想。孔子认为“仁”的表现就是爱人,而在爱人的众多表现中首要的就是对父母亲人的爱。儒家认为,人际关系的和谐应该从家庭内部开始。“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室家大凶。”④所以首先应“和于室人”⑤在家庭中做到“父慈子孝,兄爱弟敬。”但是,人还应该考虑到除了自己父母兄弟之外的人际关系。因此,儒家在亲亲的基础上,又认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⑥的“推己及人”的更广泛的爱。所以,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大力宣传“仁者爱人”精神,“仁者爱人”精神对于解决当今社会存在的自我主义、道德冷漠等现象无疑是一剂思想良药。若想要解决问题,需先从意识层面入手。
2.仁民爱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必须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19世纪中期,恩格斯曾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大量论述,其基本观点在今天看来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有些话已经成为经典言论。例如恩格斯就曾明确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随着自然科学的大踏步前进,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因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较远的自然后果。但是这种事情发生得越多,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⑦”
我国古代的儒家思想提倡“仁者爱人”的精神,这是人所共知的。同时儒家也非常重视“生态道德”,要求人们“爱物”,从而使得儒家的仁爱精神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孔子热爱自然、热爱生命。孟子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意思是说,对于万物只是爱惜而不施以仁德,对于人民要施与仁德而不当亲人看待,亲爱亲人而仁爱人民,仁爱人民因而爱惜万物。由此看出,孟子认为爱己爱人是不够的,还应进一步把这一爱心施与万物,应该由己及人,由人到物。荀子明确地把生态道德(外节于万物者也)与人际道德(内节于人)看成道德统一体的两个方面,并将它们的关系规定为“外”与“内”的关系。这说明,儒家不但重视人际道德,而且还把道德由人际道德扩展到宇宙万物。虽然儒家把生态道德与人际道德看成是道德的两个方面,但就重要性来讲,儒家基本观点是人际道德重于生态道德。因为在儒家看来,人是万物之灵,在万物中最为可贵,爱人应大大超过爱物。
3.克己以成人:人与自身的和谐
人与自身的和谐也是社会和谐的一部分。人是社会中的一份子,也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如果人自身的道德修养都不符合标准,那么何谈整个社会的道德素质呢?因此说,人自身的和谐,即道德修养的提高不仅关系到个体的道德价值,更关系到整个社会道德素质的提高。儒家处理人与自身和谐关系的思想。即“克己以成人”思想就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继承。儒家认为,个体具有道德完善的自主性。人努力使自己的主观思想“和”于客观世界的过程,就是人的自身道德修养的提高过程。因此,人们要正确处理在道德修养提高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如义与利、情与法、言与行等。
人们所希望达到的理想人格实际上就是对所有关系的超越和发展。实现与天地和、与人和,使自己成为完美的人。儒家对道德修养的价值予以了高度肯定,讲“克己以成人”,以追求人内心的自我超越。这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有着积极的意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荣辱思想是以个人的道德素质为前提的。儒家的德性修养思想启示我们,个人的道德修养的提高与完善的重要性。这为荣辱思想的培育提供了指导方法。一方面,因为道德修养具有自主性,所以,个体道德素质的提高是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自主追求过程。另一方面,每一个个体思想道德的素质的提高都是成人的基础,拥有社会价值。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过程中,要把个体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放在首要位置,发挥个人的道德价值,进而为全社会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奠定基础。
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立足于时代发展,把握时代特征,必须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升华与超越。因此,只有扎根于历史传统并符合时代发展要求,才能凝炼出符合中国实际需要,反映世界发展潮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形成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引导社会前进方向,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
(一)坚持主导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坚定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指引人民推动社会进步、创造美好生活的科学理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灵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弘扬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在主导政治价值指导下进行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在国际环境复杂多变,意识形态风云激荡的今天,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统一人们的思想,才能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方向以及社会主义性质。当然,马克思主义不是顽固的教条,而是开放的理论和行动的指南,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纵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产生,无不是在历史的进程中与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吸收和融合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才形成的。
明确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以中华文化繁荣为条件,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化是根本,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这就把中华文化与民族复兴、社会主义道路高度统一起来了。”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传统优秀文化交融的过程,以赋予其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良好的思想条件,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是弘扬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坚持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的有机统一,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以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力量,又尊重文化多样性,追求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的隐形的,柔和的教育是核心价值观教育努力的方向。
(二)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
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物质财富的历史积累和精神价值的高度凝聚,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精神面貌和外在影响力的集中体现。“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最深沉的力量,它为整个社会提供了共同的价值追求和共有的精神家园,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容。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持续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要以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即主要以儒家文化为核心,更要合理地吸收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有益的文化成果。
就文化本身而言,自其产生之日起就不是一个封闭静止的系统,也不是民族性的凝固化、纯粹化、绝对化和狭隘化,而是一个开放、包容、交融和革新的动态过程,总是在交流与融合、兼容与渗透中发展与进步,体现着世界上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文化的差异性和统一性的辩证联系,中华传统文化历来具有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开放视野和博大胸怀,总能不断地从外来文化中汲取营养,丰富自身以求发展进步,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弘扬这种文化态度,既植根于传统文化土壤,彰显着浓厚的民族气息,又要具备全球视野,吸纳其他文化中的优质成分,特别是西方文化中崇尚民主法治、追求自由平等、讲求科学理性等一些信念和准则,可以弥补我国传统文化之不足,将这些优秀思想整合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使其既具有民族特色,又具有世界特色。(作者单位:海南大学)
①萨特:《存在与虚无》,陈章良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193页。
②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32页
③朱贻庭编:《儒家文化与现代人的精神生活 与孔子对话》,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145页
④说苑?敬慎
⑤礼记?昏义
⑥礼记?礼运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4页
⑧《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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