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您找到与英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pdf相关的共44个结果: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在企业,政工师作为思想政治工作者,除了负有保一方稳定的职责外,批评也是政工师的一项重要任务。面对各色各样的人,要有高超的批评技巧,谈何容易。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国有企业政工师工作过程中的批评技巧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批评是国企政工师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一项极具技术性的任务。批评技巧高低直接决定批评是否具有成效。任何一个国有企业的政工师都必须熟练掌握批评技巧和艺术,充分发挥批评的积极作用,使企业职工自愿、主动地从根本上纠正错误,树立正确的思想认识和行为习惯。
关键词: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批评技巧
思想政治工作是国有企业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是企业广大职工保持高昂的工作热情的重要措施。政工师作为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实施者,他们需要在了解思政工作本质的基础上开展思政工作,让广大职工树立以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为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而奋斗。批评是思政工作的重要手段,也是政工师开展思政工作的主要手段,掌握正确的批评技巧有助于提高批评的效果。对于高速公路公司的政工师而言,必须掌握批评技巧,充分发挥批评的作用。
批评手段多用于对工作或思想上出现错误的职工的思想工作,通过有效的批评使职工认识个人的错误,并及时纠正。但是,“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虽然批评是的用于通常属于“恶语”,但是也并非只有“恶语”才是批评。批评的目的在于指出职工做的不好的地方。但是,职工在出现问题的同时也可能伴随着值得鼓励的行为。因此,政工师在批评中需要注意批评的技巧,让批评能够在指出职工错误的同时还能激励职工进步,促进职工的成长。在开始批评前,政工师应首先考虑批评后是否能够促进职工进步,如若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批评将百害而无一利。不仅如此,当前高速公路公司人员结构处于更替阶段,老年职工大量退休,年轻职工大量涌入,职工队伍呈年轻化特点。而年轻职工的思想价值观、生活方式与老年职工有极大的差别,年轻职工的个性更强。而且思想特点具有极强的主观性,同样的批评方式用于不同性格的职工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对于“沉稳老实”型职工采用“温柔”的批评方式可以产生激励作用,从而受到良好的批评效果。而对于“老油条”型职工采用“温柔”的批评方式不仅不能产生激励作用,反而助长该类型职工的气焰,使错误行为“变本加厉”。基于高速公路公司职工的年龄、个性特点以及人的主观性特点,政工师需要掌握熟练的批评技巧,才能正确运用批评措施达到预期目的。
1.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原则要求政工师在批评过程中需要保持客观、公正的原则,针对职工的错误行为展开批评,不得夸大职工的错误行为或疏漏。基于实事求是的原则,政工师应收集第一手资料,理清批评的内容,并以事实为依据提出批评。只有这样,批评的强度才能其恰如其分,受批评职工也更能接受批评,并认真地改正错误行为。如若批评内容超出行为本身,将不实内容强加于受批评者,不仅使批评无法受到效果,反而可导致受批评者产生逆反心理,强化其错误行为。
2.心理相容。心理相容原则是至批评双方之间存在相互理解和信任的关系,批评双方的理解和信任也是开展批评的基础。从本质上讲,批评是帮助犯错职工认识并改正错误,而非只是批评。在这种意义,批评是对犯错职工的关心和爱护。因此,政工师应转变观念,将批评工作建立于关心和爱护犯错职工的基础上,站在犯错职工的立场上分析错误,用真诚的态度对待对方,听取受批评者的意见,获得受批评者的信任。
3.以理服人。以理服人要求政工师要通过讲道理的方式让受批评者从内心接受批评,而非通过地位、权势的威胁使受批评者表面屈服。一般而言,单纯的行政指令虽然可以让职工在行为上屈服,但是不能让职工在心理上“屈服”,也就无法达到认识错误、纠正错误的目的。因此,政工师需要以理服人,让受批评者主动意识到错误。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达到批评的目的。
4.一视同仁。一视同仁原则是指不能让职工对批评行为产生偏见。当受批评者认为批评未坚持公正原则,只批评普通职工,重点职工及领导不敢批评。批评行为同样不能得到受批评者的认同,不能产生共鸣,也就不能发挥批评的作用。因此,批评需要坚持一视同仁原则。
4.1敢于批评领导。各个级别职工在思政工作中处于平等地位,如若政工师只批评低级别职工,而不敢对领导提出批评,将眼光关注于低级别职工,对领导的行为不闻不问,政工师将失去广大基层职工的信任,批评工作也就失去的开展的基石。只有建立在公平公正基础上的批评工作才能让职工接受,否则批评工作同样无法受到效果。在批评高级别职工或领导时,政工师同样需要注意批评的技巧性,采用领导易接受的方式开展批评。
4.2批评受重视职工。公司有众多不同的部门组成,各个部门是公司不可获取的组成部分。在公司整体中,各个部门应属于平等地位。但是,对公司而言,不同部门产生的经济效益不同。而多数公司均存在重营销、轻行政的思想观念,导致实际中不同部门的职工处于不平等地位。及时在同一部门中,由于不同职工能力存在差异,同部门职工的地位也不平等。但是,而公司整体实力不取决于公司的优势,而取决于公式的劣势。因此,批评工作需坚持一视同仁原则,既批评普通职工,也应批评受重视职工。如果一个政工师,对领导都能提出批评意见,当他批评那些被重用的职工时,被重用的职工也能够接受。
5.因人而异原。正如上文所言,不同批评方式对不同性格个性职工的批评效果不同。因而批评工作需要因人而已,对于不同性格、不同职务的职工应采用不同的批评方式。例如对老职工的批评。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职工年级变大,能力变弱。当前未取得很大的成就,而且越来越多年轻职工的能力已经远远超过他们。但是老职工曾经为公司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因此批评中应该建立在尊重他们的基础上,顾全他们的外在形象。如对于犯错误老职工,可采用个别谈话方式。开始批评前不能直接开门见山,提出批评。而应旁敲侧击,从职工的身体、生活、家庭等方面问题为切入口,在交流中提出批评意见和看法。同时应以商量的预期进行批评,让老职工感受激励,促使老职工进一步提升。还能对年轻职工产生激励作用。而对于屡教不改的职工外则不应采用个人私下谈话方式进行交流,反而应采取公开不点名批评或私下针对性批评等方式,可受到更好的批评效果。
批评技巧的关键在于不批评,既通过批评的方式让职工产生来自公司的关系和爱护,在“春风化雨”中接受熏陶。而非从批评感受惩罚。在批评方法上,应根据事情实际情况、职工特点、企业情况,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地灵活使用各种批评技巧。需要直接的要直接,需要委婉的要委婉。只有如此才能使思想政治工作深入人心,才能让受批评者得到最大化的教育和改进。而不应千篇一律、千人一方,为批评而批评,使职工产生逆反心理,降低职工的积极性。
[1]张瑛.如何发挥政工师在企业管理工作中的指引作用[J].才智,2014,11(36):383.
[2]辛勤.新形势下企业政工师的角色再定位[J].财经界(学术版),2015,9(6):275+277.
[3]孙海瑞.浅谈国有企业政工师工作过程中的批评技巧[J].河北企业,2015,16(5):114.
[4]衡岩.政工师的自身修养与工作艺术的提升[J].中外企业家,2013,19(2):193.
[5]徐庭俊.企业中如何做一个好的政工师[J].中外企业家,2013,15(5):33-34.
[6]郑宏.浅谈如何才能做好企业政工师[J].东方企业文化,2014,22(8):51.
国有企业政工师工作过程中的批评技巧相关
浏览量:4
下载量:0
时间:
在当今竞争加剧的学术界,符合学术规范、呈现新观点是论文发表的基本要求。随着论文发表压力的增大,研究者必须证明其学术研究的创新所在,阐明前人研究中的空白与不足之处,从而为自己的立论预设空间。这就会涉及使用一些修辞策略来对自己的学术社团进行批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学术论文批评性言语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随着论文发表的压力逐渐增大,学术论文作者必须在论文中呈现其研究的创新点,指出前人研究中的不足或空白,这就需要使用批评性言语。本文从概念、类别、应用几个方面对学术论文中批评性言语进行研究。有助于学术论文作者了解国际学术论文的写作惯例,提高学术论文写作能力。
【关键词】: 批评性言语 学术论文 语篇分析
随着论文发表的压力逐渐增大,学术论文作者必须在论文中呈现其研究的创新点,指出前人研究中的不足或空白,这就需要使用批评性言语。本文从概念、类别、应用几个方面对学术论文中批评性言语进行研究。有助于学术论文作者了解国际学术论文的写作惯例,提高学术论文写作能力。
学术研究者发表论文的最基本要求是求证核实,追求创新。研究者在进行文献回顾的过程中,必然要采用一些修辞策略对前人的结论观点进行评价,指出其研究中的不足或空白,这就是批评性言语行为。Martin-Martin& Burgess和Salager-Meyer等的研究发现学术批评性言语一方面是显性的,针对某位学者或某种观点,指出其研究中的不足之处;另一方面是隐性的,不出现直接批评的词句,而是指出研究的空白,说明整个学术社团并没有进行该方面的研究,把学术社团作为批评的对象。批评性言语随着时间、学科、国别不同而变化。
根据Martin-Martin and Burgess的研究,学术批评性言语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类。
1.作者调节(±writer mediation)
分为有作者调节、无作者调节与转述的批评性言语。有作者调节的批评指的是作者通过使用I,we,me等人称代词显性出现在批评性言语中,对他人的批评完全负责,见例a。相反的是无作者调节的批评,即作者不直接出现在文本中而是采用the findings, the study,等词语来表明结果的客观性,如例b。此外,作者会在文中转述他人的批评,这些批评行为与作者本人无关,是由另外的作者在另外的文献中提出的,参见例c。
(a)Unlike Krashen, however, I have claimed thatmany learners develop extensive explicit knowledge and can make use of this in both formulating message in the L2 and monitoring their output. (有作者调节)
(b)The presentstudy addresses the issue of different language learning growth accruing from the use of formative assessment in direct comparison with more conventional summative assessment procedures in a longitudinal design.(无作者调节)
(c)Suchman and Jordanargue that“interactional troubles” cannot be so easily eliminated or set aside as the public opinion researchers would have it.(转述的批评行为)
2.批评对象(±personal)
分为有人称所指的与无人称所指的批评性言语。前者指的是被批评的对象在文中被直接明示,见例d;后者指的是被批评的对象为整个的学术团体,而非某个具体的研究者,见例e。
(d)However,McNellis and Blumstein’s workis also characterised by very small lexicons in their case only four words and although they consider that their work is "a reasonable first approximation to the system we envision with respect to much larger size vocabularies,"proof of this claim is explicitly left to further work. (有人称所指的批评)
(e)There is, however, very little empirical work on young children’s language play in L2. Much of the recent work has concerned adult students or it has primarily focused on the role of the teacher. (无人称所指的批评)
3.实现方式(±hedging)
分为采用模糊限制语的间接批评与不采用模糊限制语的直接批评。模糊限制语是用来表达不肯定或没有十分把握的修饰成分。
(f)It seems to me, however, that the work reported in the previous paragraph does not really take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network idea seriously.(有模糊限制语)
(g)Work in the discourse tradition has shown that when metaphor in real language use is closely examined and when metaphor theory is applied to empirical discourse data, difficulties and questions arise. (无模糊限制语)
三、批评性言语的应用
1.不同文化间的对比研究
学术论文中的跨文化对比研究侧重对摘要的分析。Martin-Martin对英语、西班牙两种语言社会科学领域160篇论文摘要进行研究发现西班牙语论文摘要中批评性言语的数量要低于英语论文摘要,从实施批评性言语的修辞策略来看,西班牙语学术论文摘要中更多地采用有人称所指的、直接的批评方式,而英语学术论文摘要中则较多地采用无人称所指的、有模糊限制语的间接批评,这主要是因为两种文化背景下的学术论著发表的压力以及作者与言语社团的关系不同。
2.不同学科间的对比研究
不同的学科进行学术批评时所选择的语用手段不同。Fagan & Martin-Martin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领域学术论文中批评性言语进行了对比研究。该研究以心理学与化学两个学科为例,分别选取了论文25篇,从批评的直接、间接程度,有无作者调节以及批评的目标三个层面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化学论文中批评性言语出现频率远远低于心理学论文;化学论文更多地采用非人称的、间接的批评,而心理学论文更倾向于采用无作者调节的,直接的,针对个人、有人称所指的批评。
3.不同时间内的对比研究
Salager-Meyer等通过对1930年至1995年间发表的医学领域内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三种语言的学术论文的批评性言语进行历时的、跨文化的研究发现:首先,从历时的角度看,自1990年以后,西班牙语学术论文中的批评性言语开始采用更为掩饰的或者说英语学术论文惯常采用的“政治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的基调来表达对同行或前人研究的批评;与之相对,法语学术论文中的批评性言语历时变化不及西班牙同行明显,但也在慢慢地、持续地向间接批评的方向变化。其次,从跨文化的角度看,西班牙、法国的学者对于批评性言语的使用要比英语学术论文学者频率高,而且更多地采用直接的批评方式。与其他语言相比,英语学术论文更多地采用间接地、多用模糊限制语的方式进行非针对个人的批评。
如今信息的便捷增进了国际间的学术交流,通过对国际学术论文批评性言语的研究,发现他们在信息呈现方面的惯常做法,可以帮助国内学术论文作者了解国际刊物的写作规范。同时有助于提高国际交流人员及英语学习者的英语论文写作水平。国内对于学术论文的研究大都集中在语类分析层面,较多地关注立场语、模糊限制语和评价资源的使用,对于学术论文中批评性言语的研究却很少,仅有的研究也局限于学术论文摘要这一语类。因此关注学术论文的批评性言语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Martin-Martin, P.The Rhetoric of theAbstract in Englishand SpanishScientific Discourse[M].Bern:Peter Lang, 2005.369.
[2] Hyland, K. Disciplinary Discourses:Social Interactions in Academic Writing[M]. London:Longman,2000.203.
[3] Martin-Martin, P., & S. Burgess. The rhetoricalmanagement of academic criticism in research article abstracts[J].Text, 2004,(24): 171-195.
[4]Salager-Meyer,F.Procrustes’recipe:Hedging and positivism[J].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2000,(19): 175-187.
相关文章:
4.试析钱锺书文学批评语体特征形成的原因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作为新闻语篇的灵魂,标题是新闻内容的集中和概括,它用简约的文字浓缩了新闻报道中最精华、最值得关注的内容。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英文新闻标题的批评话语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批评话语分析主要分析以语言为主要形式的社会交往活动,并通过语篇揭示其隐含的意识形态意义和权力关系。新闻语篇因其巨大的公众影响力而备受批评话语分析者的关注。作为新闻语篇的灵魂,标题是新闻内容的集中和概括,它用简约的文字浓缩了新闻报道中最精华、最值得关注的内容。本文运用批评话语分析理论对来自《中国日报》和CNN关于一名日本军官对二战期间日军对中国民众进行细菌战的忏悔书曝光的新闻标题进行分析。
内容的集中和概括,它用简约的文字浓缩了新闻报道中最精华、最值得关注的内容。新闻是对事实的报道,所以真实性和客观性是新闻语篇的两个基本原则。新闻语篇是由语言构成的,而语言是人类的重要属性之一,也是人类了解世界、改变世界的主要媒介。但是语言不只是能够反映事实,它还能够用来建构事实(崔瑞国,2012:225)。韩礼德指出语言是拥有多种选择的意义系统,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合适的语言。所以话语的选择归根结底受到报道者的个人想法、立场、意识形态或者价值判断的影响,这就导致新闻报道难以做到完全客观。就如福勒所说,所有对事实的描述都不是完全中立的。
新闻语篇的语言特点、思想、意识形态和立场颇受批评话语分析的关注,研究主要集中于语言、权力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上。对同一事件,不同的媒体会有不同的话语选择,不同的话语选择可以反映他们不同的立场。本篇文章将从批评话语分析视角比较《中国日报》和CNN对二战期间一名日本军官的书面忏悔书被公开这一事件报道的新闻标题,分析不同话语选择如何反映双方不同的立场和观点。
批评话语分析是现代语言学的一个新分支,它综合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种学的、大众媒体以及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来自不同学科和领域的学者都对此感兴趣。这一理论的主要观点集中体现在两本书:Language as Ideology (Kress et al., 1979) 和 Language and Control (Fowler et al., 1979)。这是基于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基础上对话语的社会性分析。这一理论致力于揭示意识形态对话语的影响以及话语如何反映意识形态。批评话语分析汲取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并且肯定人类语言的本质以及人类对语言的需要是和语言的功能紧密相连的。
批评话语分析认为语言拥有三种功能:概念功能、交际功能、文本功能。根据Fowler 和 Fairclough的观点,概念功能指说话者对世界所有现象的经验认识。交际功能反映说话者对某一现象的态度以及评价,自此基础上建立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的关系。文本功能是前两种功能的工具,听话者可以通过此功能理解说话者的话语;而且文本功能还可以把话语和语境联系起来。
批评话语分析语言学家认为语言和社会是不可分割的。人类语言的选择有意或无意地遵循一定原则,也就是说,话语是基于说话者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所以,语言形式是由社会功能决定的,那么不同的语言结构可以反映不同的意识形态,并且有助于保持并强化社会意识相态的不同。
作为一种公众性的话语,新闻报道与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是密不可分的。新闻标题使用精准语言浓缩、概括新闻的大意,这种浓缩有自身的特点,能够反映独特的语言风格,揭示其主流社会意识形态。所以从批评话语分析角度分析主流媒体的新闻标题是非常具有可实践性的。读者可以通过这一分析了解报道背后的意识形态,更形象地理解媒体自身的主张和态度。
批评话语分析在分析话语时强调话语生成、传播和理解的生活语境和社会历史背景。批评话语分析的一般分析方法是:首先,分析语篇的结构特点,并且与语篇生成的技巧以及过程联系起来分析。例如,批评话语分析会用“名词化”和“被动化”来描述在文章中大量出现的动作名词和被动结构,这是话语生成的两种代表形式。然后,分析这些技巧和过程是如何把意识形态灌输到具体内容中的。最后,进一步论述语言结构背后的意识形态和过程具备怎样的社会作用,像有助于获得、保持或推翻一定的权力关系。
Fairclough认为批评话语分析应该把文本分析和社会分析结合起来,他还进一步提出话语分析应该包括三个过程:文本分析、过程分析以及社会分析。文本分析与批评语言学相似,它主要描述语言特点并且揭示蕴含的社会性含义。过程分析目的是阐释话语生成和话语推断过程的社会关系。社会分析用于解释话语的社会环境和其对话语的影响。
2014年7月16日,二战期间一名日本军官的书面忏悔书被公开,这证实了二战期间日本军队使用伤寒和霍乱疫苗对中国民众进行细菌活体实验的事实。《中国日报》和CNN同时都对此进行了报道,但使用了截然不同的新闻标题:
Officer confesses Japanese army used bacteria on civilians in WWII (China Daily);China highlights Japanese war crimes (CNN)。
(一)文本分析
首先,两个标题的主语不同:《中国日报》把日本军官作为主语,而CNN把中国放在主语的位置,在这两个标题里主语是事件行为的实施者。《中国日报》的标题表明日本开始审视自己的行为,愿意对自己二战期间的残忍行为忏悔,这只是想向社会披露这一事实。
而CNN的标题把人们的视线转向了中国,强调是中国在故意突出日本二战期间的罪行。试图让公众相信公开日本军官的忏悔书很可能再次引发中日间的口水之战,而且中国应该为口水战甚至于对两国外交的不良影响负责。 (二)过程分析
过程分析在于分析话语生成以及话语的理解,此部分将从话语产生角度分析两则新闻标题。《中国日报》作为中国的官方媒体使用这一标题,表明作为二战期间被日本侵略的国家,中国希望日本能够正面历史,承认二战期间所犯罪行。然而,日本一直试图篡改历史,掩饰其罪行。而日本军官的忏悔书证实了日本二战期间的罪行所以《中国日报》从中国人民的立场出发选择这一标题 。从对标题的分析可看出《中国日报》言语选择背后的意识形态。作为国内最大的综合性的英语媒体,是国内外人士了解中国的英语媒体首选。《中国日报》希望引导其读者选择其主张,向读者渗透其意思形态。
CNN24小时向全世界播报新闻,并且特别关注亚洲,在亚洲国家设立了7处新闻机构加强对亚洲的报道。中日关系是亚洲非常重要的国际关系之一,对此CNN一直非常关注。CNN代表的是美国的意识形态和立场,我们可以从其新闻标题中了解美国对报道事件的态度。在标题中,CNN使用的“highlights”明显地表明美国对中国的不友好态度。这一标题显示美国认为是中国在蓄意强调日本的罪行,引起中日之间的敌对。其实,CNN把人们的视线导向中国是在偏袒日本,减弱读者对日本的关注,特别是同样在二战期间受到日本侵略的国家的民众对日本的关注。美国和日本同属于
(三)社会分析
社会分析用于解释话语的社会环境和其对话语的影响。安倍晋三,在2012年参选为日本首相,他手握可以改善中日双边关系的机会。但是,出身于日本右翼政党,安倍晋三针对中国的方针政策会明显偏向右翼,强调对中国的强硬态度(刘江永,2013:116)。安倍晋三多次参拜靖国神社,毫不考虑二战期间受其侵略的国家民众的感受,这使得中日关系一度紧张。《中国日报》的新闻标题是对日本拒绝正视历史问题的反击。
美国是“一超多强”世界格局中唯一的超级大国,与中国和日本都有密切关系。进入与21世纪中日关系迂回曲折,美国时刻密切关注着中日关系的演变。美国一直试图保持中日关系的适度紧张,保证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刘卫东,2007:14)。所以美国的新闻报道也与其国家总体战略保持一致,致力于始终维持中日关系的适度紧张。
中美两国主流媒体对这一事件采用不同的新闻标题反映了中国美两国不同的国家利益。两家主流媒体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报道事件,分别代表两个国家不同的声音。社会环境可以影响新闻报道语言的选择,而新闻报道又反过来反映社会环境。
本论文比较分析了《中国日报》和CNN对同一事件报道使用的截然不同新闻标题。从分析可看出国家利益、立场、观点、社会环境和不同的意识形态都会影响新闻的言语选择以及对新闻事件的态度。媒体可选择如何呈现报道事件,从哪个角度进行报道,会按照自己的意愿有意引导读者的注意力。虽然新闻报道是客观真实的,任何报道、任何媒体在报道时都会有自己的主观选择和意图。所以,希望本文章可以提高读者对新闻语言的批判性思维,对所谓事实的分析判断意识。
英文新闻标题的批评话语分析相关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在中国当前的的语境下,有两种倾向值得我们警惕:过分地夸大文化全球化的作用以致于根本忽视了文化本土化倾向,结果会使中国文化丧失其固有的民族身份;过分强调文化本土化、并以对全球化的敌意来排斥一切外来影响也会产生另一种形式的文化民族主义。后者很可能会使中国的国际文化交流和学术交流后退,甚至给经济建设带来障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全球化时代英语的普及和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全球化时代英语的普及和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全文如下:
提要:探讨全球化这个现象已成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前沿理论课题。本文从全球化时代英语的普及以及对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冲击入手,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对策:既迎接全球化的挑战,掌握英语这一文化传播工具,同时又在与西方学术界的交流中借助英语这一工具提出中国批评的策略,最终达到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因而一味反对英语的普及只能使对外开放的大门关闭,而全盘西化则会导致中国文化身份的失却。
关键词:全球化;英语;批评话语;后殖民
在所有的主要国际性语言中,英语毫无疑问是最为普及和最具有影响力的一种语言,这不仅体现在东西方的学术研究中,同时也体现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对外贸易中。既然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全球化或跨国资本化的时代,那么英语的功能也就变得越来越明显,因而也就对在世界范围内使用十分广泛的其他语言构成了挑战。
20世纪初和80年代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助于英文这个中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英语对青年人的生活和工作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了不可缺少的东西,它毫无疑问是中国目前使用得最为广泛的一种外国语言。许多科学家把英语当作与国际社会进行交流并推广他们科研成果的唯一手段,但也有少数人,特别是一些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观念老化的人文知识分子,则对英语在全球化时代的普及和渗透感到忧心忡忡,他们甚至担心,英语的普及或许会损害中国的民族和文化身份,甚至有可能使中国的文学批评话语"殖民化"。
本文的写作实际上是对中国的批评界和知识界流行的文化"非殖民化"尝试作出的回应。全球化语境下英语的普及和文化渗透性在当前这个全球化或跨国资本化的时代,英语在我们的科学研究和知识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尤其体现于近来人们对国际互联网的使用。在我们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领域内,特别是英语语言文学系科,我们不得不面临着近几年来风行于英语国家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产生的巨大影响,因为它作为一门跨学科的学术理论话语,目前已经进入了中国的批评理论界。有些人甚至认为,文化研究的崛起不啻是为经典文学和传统的文学研究敲响了丧钟,另一些人则怀着喜悦的心情欢迎这种冲击波,以便借此机会扩大带有精英意识的文学经典的范围,甚至对之进行重新建构。
确实,文化研究已经在近几年里逐步介绍到了中国,并在中国的批评界得到讨论,这是伴随着后现代主义在中国语境下的辩论日渐衰落后的一个事件,基本上与关于后殖民主义或后殖民性的讨论同步进行。毫无疑问,文化研究是英语世界的最新现象,它甚至对精英文化和经典文学的研究也构成了挑战。所谓语言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象征着美国的语言霸权,因为它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力量已经对英语本身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谓的"美国英语"(American ism)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因此探讨英语的普及而不涉及文化研究的盛行就无法将其与中国文化和批评话语的"非殖民化"相联系。
在我看来,任何文化或文学现象,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可以在一种国际视角中被当做一个"文本"来考察。同样,任何文化或文学,假如要被放到一个广阔的国际语境中来考察或试图更为有效地与国际社会或学术界进行交流,那么它就别无选择地要借助英语之中介才能发挥作用。这对于中国的后殖民研究者大概是一个悖论:一方面,他们试图使中国文化和批评话语非殖民化以便捍卫并保持中国的民族和文化身份;但另一方面,为了能够更有效地同西方学术界进行交流和对话,他们又不得不用英文来发表自己的著述,因为英语是当今学术交流唯一有效的国际性语言。
为了论述的方便,我首先略述一下文化研究的历史和在西方的研究现状。正如同其在西方的情形一样,文化研究并不指向传统的精英文化,而是专指当代非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甚至包括消费文化和传媒文化。但另一方面,就文化研究所涉及领域而言,它无疑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1)专事后殖民写作/话语研究的种族研究(ethnicstudy),其中包括爱德华·赛义德(EdwardSaid)的东方主义概念的建构以及对此进行的意识形态的和学科层面的批判,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Spivak)的从解构和第三世界女性批评家的立场对帝国霸权的批判,以及霍米·巴巴(HomiBhabha)的有意混杂民族和文化身份进而消解帝国话语的后殖民批判理论。当然随着国际性的后殖民讨论的进一步深入,巴巴的理论越来越有影响和冲击力,特别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学者和批评家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因为他们目前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下最为关注的现象是民族身份和散居民族(Diaspora)文化问题。
(2)以专注某一特定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为主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区域研究(areastudy),例如目前对东西方学者都有着诱惑力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研究等。在这一框架下,诸如全球化问题、反帝国主义的策略以及亚洲认同等问题都成了研究者们关注的对象。尤其是近几年来的亚洲金融危机更是成了学者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它可以说是全球化给经济界和金融界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
就我们所从事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而言,我认为,文化全球化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直接结果,完全有可能带来两方面的后果:其积极的意义在于,它使我们的文化工业和学术研究直接受到市场经济的制约,而非仅依赖于政府的行政命令,因而使得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关系更为密切;它的消极方面则体现在,它使得精英文化的生产或非市场指向的文化生产变得越来越困难,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新的等级制度。
在中国当前的的语境下,有两种倾向值得我们警惕:过分地夸大文化全球化的作用以致于根本忽视了文化本土化倾向,结果会使中国文化丧失其固有的民族身份;过分强调文化本土化、并以对全球化的敌意来排斥一切外来影响也会产生另一种形式的文化民族主义。后者很可能会使中国的国际文化交流和学术交流后退,甚至给经济建设带来障碍。
(3)专注女性写作/话语和女性研究的性别研究(genderstudy),其特征是把注意力从过去的政治取向的女权主义文化政见转到注重女性自身的生理和生物属性,在一个多元文化的语境下不以全然对抗的立场出现。在这一方面,妇女的文化身份被重构为一种双重边缘的力量,她们经历着从边缘向中心的运动,最后的企图在于消解旧的中心,重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男性意识的女性话语。在最近几年里,随着女性写作在中国的繁荣,女权主义批评和妇女研究对男性和女性学者都越来越有吸引力。
(4)专注影视、广告业和其他属于大众文化形式的传媒研究(mediastudy),其中自然包括以语言作为文化传播媒介的翻译研究,这也许是当前的文化研究者最为关心的问题。面对非精英取向的文化研究的强有力冲击,经典文学和精英文化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国际互联网这一第四媒体的普及也给虚构文学以及传统的电影和电视工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领地变得越来越狭窄,因而毫不奇怪,不少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对下一个千年文学的前景感到忧心忡忡。这就是我对文化研究在当今西方和中国之情形的理解和描述。应当指出的是,文化研究的这些方面都是通过英语的普及或英语的语言霸权主义的强力而实现的,因此毫无疑问,这已经显出了全球化时代不可避免的种种症候。据说在这一时代,人人都必须学习用英语阅读和写作,并用英语进行交流,若不想把自己孤立于国际社会,他/她都不得不面临英语的渗透。因而人们便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面对英语的巨大影响,如何才能保持民族和文化身份的特征?显然,在全球化和跨国资本的语境下,人文学者们都认为,英语确实作为一种新的霸权在发挥着作用,没有它,人们就无法跟上国际科学技术和学术研究的最新进展。
随着英语的普及,文化和民族身份研究也越来越引起东西方学者的关注,因为他们已不只是在自己的国家或地区发挥作用了。正如霍米·巴巴的混杂(hybridity)理论所显示的,随着全球化时代文化旅行和文化传播的进行,人们的民族和文化身份也变得愈益模糊。一个人不管是身处中心(第一世界)或边缘地带(第三世界),都有可能同时在中心和边缘发挥作用,就像那些没有中心、没有总部、同时也不受本国政府管辖的巨型跨国公司的运作方式那样。同样,中国和西方的一些有着双重身份和国际知名度的学者也可以同时在东方和西方的学术领域发挥作用。由于他们频繁的国际性交往和活动,他们的语言身份自然也是模糊的,这样,英语就义不容辞地成了使他们得以与外界进行交流的唯一手段。
一方面,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不遗余力地向国人介绍西方学术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以便借此来更新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他们也必须用英文写出学术著作,在国际主要学术期刊上发表或在国际知名的大学出版社出版,才能得到西方乃至国际学术界的承认。对于这一现象,我们自然应予以重视,因为它在我们的文化研究领域里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作为"地球村"里人们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国际性语言,英语的影响正变得越来越广泛,特别是在那些现代化进程快得使人难以预料的国家和地区更是如此。在这些国家,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说来几乎等同于西化。
在当今的中国,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英语的普及具体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1 各主要大学,都有英语系或以英语为主的外语系(院),它们代表着中国的外语教学与研究水平,而其他的外语教学和研究则发展缓慢,有的甚至呈萎缩状况。
2 所有的大学生和研究生都应把英语课当做一门必修课,而不管他们今后所要从事的工作需要与否。3 博士研究生在撰写博士论文时,不管是什么领域的,都必须使用原文资料,通常是英语资料,只有这样才能有所创新,才能提交答辩并通过。4 任何学者或研究人员要想申请高一级的职称,都必须首先通过一门外语(通常是英语)考试才能申报。5 在几乎所有的城市中学(甚至一些大城市的小学)和许多农村中学,学生都必须学一门外语(通常也是英语)才能拿到毕业证书,等等。英语除了在中国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使用外,还广泛地应用于商业和贸易业务或消费和广告业务。
毫无疑问,中国的英语教学正在日益繁荣,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英语教师的收入上,他们比其他语种的教师,显然收入要高一些。这一切都无可辩驳地显示出,中国的学术研究正变得越来越国际化或全球化,也越来越规范化。如果没有英语的中介,这肯定是无法实现的。这不仅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也是任何人都无法预料也无法抗拒的历史之必然。
因而现在的情形是:在全球化的时代,不管你喜欢与否,你都必须懂一些英语,没有这一技能你就无法成功地在当今时代生活和工作下去。中国文化和批评话语必须"非殖民化"吗?由于全球化的到来,中国可以在世界上找到自己无可替代的地位和独特价值。作为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文化全球化对中国的知识生活以及文学写作和批评话语有着更为深刻的影响。
学者们不得不感到自己实际上处于(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已能使用互联网来从事学术研究,文化全球化实际上已经使我们更为方便地直接与国际社会和学术界进行有效的交流。在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界,有些学者借助英语花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把西方在批评理论和文化研究领域里的最新研究成果翻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同行,旨在影响并更新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批评。自80年代初以来,诸如形式主义、新批评、现象学、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后结构主义、阐释学、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等西方批评理论或文化思潮如同走马灯一般匆匆进入中国当代文坛和思想界,对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及文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或更早一些,几乎西方所有的现代主义文学大师的主要作品均翻译成了中文,对相当一批中国当代青年作家所产生的影响甚至超过许多中国作家所产生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倾向:一些理论功底和英文水平都相当差的青年学者为了追逐流行的时尚,在自己的批评理论著述中大量滥用从西方借来的批评术语,造成的结果是,连本专业的同行都读不懂他们的文章。这显然不利于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与国际文学研究界进行平等的对话。因此,毫不奇怪,他们的激进作法使恪守传统的那部分中国学者不满甚至恼怒,因为在这些学者看来,中国是一个文学和理论批评大国,但在国际理论批评争鸣中发不出自己的声音,中国学者却没有自己的批评话语。
出于对重建中国批评理论话语的关心,这些学者号召建立自己的批评理论话语,并将其视为中国的文化"非殖民化"进程中的一种后殖民策略。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建立"中国学派"的声音再度进入人们的耳际,这尤其在一些关于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的研讨会以及一些刊物上发表的批评论文中可见端倪。显然,在这些人看来,全球化和外来影响不可避免地与中国文学的发展以及中国批评话语的建构相对立,因而也就成了中国文化及其理论批评话语的"殖民化"的主要原因。当然,在这一影响中充当中介的正是英语的普及。
如果认真地考察这一现象,那么我们就应当说,认为中国文化和批评理论话语是否"被殖民"应视不同的情形而定,决不可一概而论。有些人认为,英语的普及是过去20年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从内容到表达形式(话语)全盘西化的主要原因,因为许多理论教义和文化学术思潮都是通过英文的中介进入中国文化界的。结果,中国文化便失去了自己的民族身份,批评家也失去了自己的话语,如果他们在国际论坛上不能用英文发言的话,甚至连自己的声音也丧失了。
另一些人则认为,通过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来实现中国文化的非殖民化是必要的,这在80年代初比较文学在经历了漫长时间的"沉默"后再度勃兴时曾颇有吸引力,但在当前这个多极角逐和多元走向的世界,这种建立学派的尝试实际上是过时的"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或"西方中心主义"(Westcentrism)的翻版,即所谓的"中国中心主义"(China centrism)。他们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中国人学习英语以致于掌握英语与否竟成了衡量一个人是否品味高或学识渊博的标准?而与其相对照的是,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懂中文的人却很少,更不用说把握中国文化和哲学思想的内在精神了。
中国学生或学者为了能出国深造,首先得通过英语考试,而那些来中国工作的西方专家却不必学汉语,他们来中国做生意或旅游往往都由年轻的中国翻译或导游陪同。这难道不是一种文化交流上的失衡吗?我们并不否认上述现象确实存在,但是要探讨这些现象,还得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进行考察分析。应当承认,这些学者也有自己的理由担心英语在国际社会的渗透性力量和语言霸权,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中国文化和理论批评话语的"殖民化"现象。
实际上,自90年代初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的引进,中国的文化学术界曾出现过一股"后学热",尤其是"后殖民热"成了中国的语境下反对所谓西方文化新殖民主义渗透的一个对抗性策略。中国许多的"保守主义者"确实认为,早在20世纪初,中国文化和文学话语就"被殖民"了,自五四时期以来,中国的语言变得越来越欧化或西化,因而这一历史责任是推卸不掉的。确实,在那以前的中国文化和文学基本上不大受到任何西方影响;同样,中国对外开放以来,各种西方学术思潮和文化理论蜂拥进入中国,对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话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在这方面,鲁迅的"拿来主义"原则直到今天都很有影响。
当然,这既是一件好事,同时也是一件坏事:对于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向世界进而跻身世界文化和文学的主流是颇为有益的;另一方面,这些理论思潮的进入无疑淡化了有着悠久传统的中国文化和民族身份,使其"被殖民"了。我们现在面临的这样一种两难正变得越来越明显,同时也使我们越来越担心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的前景。
实际上,在我看来,解决这一两难并继续对外交流决不意味着贬低中国文化或消解文学话语,因为这是中国文化和文学所经历的现代化进程中一种必不可少的牺牲。在对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中的现象作了这番详细考察之后,我觉得对这些复杂的现象应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英语的普及并不一定会导致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话语的"殖民化",我们完全有必要在过去的年代里花很大的力气通过英语的中介把西方文化和文学作品翻译介绍到中国,因为这肯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和繁荣中国文学和文化。
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美学价值和深刻思想也越来越得到西方汉学家以及普通大众的承认。英语的普及也会帮助我们把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内在精神介绍给外部世界。
在这方面,我们的科学家已经先走了一步,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为什么不能也这样做呢?就拿我所从事的比较文学研究来说吧,这是当今中国最具有国际性的学科之一。如果我们承认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第一阶段以接受-影响(特别是西方文学是如何影响中国文学的)为特色的话,那么我们将进入的第二个阶段就应当以更多地关注中国文化和文学在全世界的传播为主。这样,用英文来发表我们的研究成果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在这方面,我们的科学家同样又走在了前头,他们用以衡量其科研成果之价值的一个标准就是看有多少成果(用英文)发表在世界一流刊物上,而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则处于刚刚开始的阶段。
因而通过英语的中介把中国文化的光辉遗产及其优秀的文学作品介绍给世界肯定是极为有益的,这样,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就会了解真正的中国究竟是何面貌,而无须从那些出于无知或偏见对中国误解甚至曲解的西方人写出的著述中来了解中国及中国人民。这样看来,强调文化非殖民化并不意味着取消英语及其教学的普及和提高,因为尽管中国过去曾受到部分地殖民化,但中国文化并没有被殖民。与其相反的是,一些试图使中国文化殖民的外国人不是被"汉化"就是深深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只有全面地提高英语水平,我们才能更为有效地与国际社会进行交流。
因此,英语的普及与中国的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并不矛盾,倒是借助英语,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世界并建构中国批评话语。中国批评话语建构过程中英语的作用自从中国正式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实际上也就进入了全球化的机制,而中国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更是从机构上完善了这一进程。因此,它无法回避无情的"丛林法则"(lawofjungle)。
可以预见,英语将在人们未来的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地球村"里,可以很容易地彼此进行交流,既交流对不同论题的看法,同时也就某些重大的项目进行通力合作。如果我们各自总是讲自己的母语的话,那么有着数百种语言的世界将乱成什么样子!我们肯定要商定以一、二种相对说来为较多的人使用的国际性语言作为我们交流的工具。
港澳台同胞在与我们交流的过程中一般很自觉用普通话;我们的北欧合作伙伴也自觉地使用英语作为语言,因为就其使用的广度和普及的程度而言,英语都是最为理想的国际性交流语言,因此我们不得不在国际交流中使用它。
为了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我们也必须用英语撰写我们的主要著述,或者将我们的重要观点翻译成英文,这大概令那些观念保守者大为失望。他们会问:既然世界上使用汉语的人最多,为什么国际著名刊物都是英文刊物呢?为什么诺贝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委员(除个别委员外)竟不能用原文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呢?确实,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数位居世界第一,但有没有可能让全世界的人统统用汉语来进行交流呢?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不仅是因为中国政府不能向所有有兴趣选修汉语的各国学生提供资助,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汉语是世界上最难掌握的语言之一,甚至在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眼里也是如此。此外,汉语的方块字也无法与国际流行的语言系统或因特网相兼容。
既然英语已经成了目前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或作为母语,或作为一种官方交流语言,或作为第一外语)的一种国际性语言,那我们为什么不能使用它来交流呢?应当认识到,这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一种选择,否则我们就将再度使自己孤立于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可以理解,在我们的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领域内,学者们非常担心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话语可能遭遇到的"殖民化"。但应对的策略不应当是阻止人们学习英语和用英语来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如果我们掌握了英语,尽管它不是我们的母语,我们仍然可以运用它在国际学术界发出我们的"声音"。反之,如果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只能与一些外籍华人和少数汉学家进行交流,那造成的损失将是无法弥补的。
值得庆幸的是,学习中文在国外越来越普及。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不仅为了和中国做生意而学习汉语,而且还为了能更好地掌握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精神实质。这一点完全可从中文热在全世界的兴起见出端倪。
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什么启示呢?过去,当中国处于落后状态时,这种现象显然是不可能出现的。那些对与中国做生意颇有兴趣的人只是学一些语言以便和中国的合作伙伴进行谈判,而现在,由于西方文化已经发展到了尽头,并暴露出一些无法解决的危机,因而一些西方有识之士认为只有从他种文化(例如中国文化)的视角来反观自身才能有助于解脱自身的危机。
因此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的强大,随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实质愈益为世人瞩目,越来越多的西方青年来到中国并非只是为了学习语言,而是在掌握语言技能后继续攻读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但是在他们的初学阶段,为了使他们对中国文化和文学产生兴趣,我们可以用英语给他们做这方面的讲座,当他们觉得用英语讲授中国文化课会失去一些东西时,他们就会更倾向于直接听用汉语讲授的课程。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稳步发展,汉语将在未来的国际交流中显得越来越重要,并且越来越普及。
若希望那样一种情形得以实现,我们就只有在现阶段重视英语学习,利用英语来普及中国文化和文学,而非使之"殖民化"。也许可以这样说,我们现在努力多学英语是为了将来少讲英语。但这一天的到来似乎还有着漫长的距离。
浏览量:5
下载量:0
时间:
后殖民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西方学术界的一种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它主要是一种着眼于宗主国和前殖民地之间关系的话语。后殖民主义的特点就在于,它不是一种铁板一块的僵化的理论;自诞生之初它就常常变化,以适应不同的历史时刻、地理区域、文化身份、政治境况、从属关系以及阅读实践。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后殖民批评与民族主义潜流--以中国形象为例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后殖民批评与民族主义潜流--以中国形象为例全文如下:
内容摘要:中国形象的异文化表述已经成为比较文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跨学科课题。本文从西方哲学中的真理观转型入手,以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为个案解剖,对后殖民批评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在背后起着支配作用的民族主义潜流,作了积极认真的探索。
在西方形成知识领域权力结构的认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西方古典哲学建立在实体论的基础上,相应的古典真理观,其实质即在于真理的客观符合论,认为真理乃是符合客观事实的知识体系。在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那里,"逻各斯"指的就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它是客观的和普遍存在着的(1)。这种观点在现代西方特别是以波普尔为代表的科学哲学那里仍然产生着强有力的影响,波普尔本人就反复强调科学知识的可证伪性,注意理论知识与客观事实之间的对应关系,认为这才是真理性之所在(2)。西方哲学史上的大多数流派,不管它们有多么大的差别,但是它们的共同特点都在于是寻找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坚信知识的公正、客观和普遍性,并以此作为自己探求知识的最高境界。
十九世纪以来,这种情况逐渐有了改变,西方哲学逐渐向意义论哲学转移和过渡。不是和实体观念相联系的客观事实,而是和主体的解释相关联的知识体系本身的内在结构更多地唤起了人们的关注。马克思在著名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一重要命题,认为意识形态乃是一种"虚假的意识",从阶级分析的视角,较早地揭示了知识领域的权利控制所造成的扭曲现象。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列宁以俄罗斯思想领域为个案研究,对这些思想做了进一步发挥,提出了著名的"两种文化学说",认为在每一个社会都不存在统一的民族文化,而是按照阶级社会中的压迫与被压迫的权力关系,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文化体系,再次肯定了两种文化地位的不均衡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葛兰西认为,意识形态具有实践意义,并不是任意的意识形态即单个人的成见,而是一定的社会团体的共同生活在观念上的表达,他把这种意识形态称之为"有组织的意识形态"(organic ideologies),并把当时第二国际的失败归咎于工人阶级运动在抵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渗透上的无能,因此他提出了和传统的政治领导权(political hegemony)相区别的文化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也译作文化霸权)的概念(3)。以"文化霸权"概念为切入点,知识领域的权力结构研究由此蔚为大观,到二十世纪中期的法国哲学家福柯手里,权力概念成为知识领域的一根魔杖,福柯宣称:
我所关心的问题从来都是一贯的:权力的效应和"真理的生产"。……总之,谎言的运作机制。我研究的问题是真理的政治。(4)
福柯认为自己从事的研究不是"真理"本身的内容,而是有关"真理"的产生的政治历史(5),在福柯看来,"理性就是秩序、对肉体和道德的约束,群体的无形压力以及整齐划一的要求"(6),从这样的思路出发,福柯强调知识领域内无所不在的权力关系,以及由此造成的知识的虚构性与非真实性。
这些思想构成了西方的后殖民批评的重要思想资源,并产生了明显影响。后殖民批评的重要代表人物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 W. Said)在他著名的《东方学》(Orientalism)一书的"绪论"中,以较长的篇幅谈到了葛兰西和福柯对自己思想的影响,并把这种影响有意识地具体运用于西方传统的东方学研究领域,旨在揭示西方学术界对东方的文化暴力与霸权,以及西方对东方社会的压制、想象与歪曲。他认为:"西方和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7),他引用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这样一句话来描述东方人的处境:"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8),而在西方人来表述东方的这样一个学术领域,萨义德认为,"政治帝国主义控制着整个研究领域,控制着人们的想象,控制着学术研究的机构"(9),"欧洲的东方观念本身也存在着霸权,这种观念不断重申欧洲比东方优越,比东方先进"(10),东方学领域"充斥着欧洲优越性的陈词滥调,形形色色的种族主义、帝国主义,以及将东方视为某种理想的、不变的抽象存在的教条观念",因而东方学有两个特点"一是扭曲,一是不准确"(11),所以在萨义德看来,标准化和文化类型化加剧了十九世纪学术研究和公众想象中"妖魔化东方"的倾向,在二十世纪当然更是如此,西方的东方学研究中的客观性和公正性的知识体系是不存在的。
这些观点近年来在中国获得强有力的回响,涉及许多重要学术领域和重大理论问题,包括西方人在国际汉学研究以及在文学艺术和大众传播媒介中"妖魔化中国"的问题,作为鲁迅文学创作自觉理性基础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是否充满谬误的问题,近现代中国对西方文学的输入究竟是"窃火者"还是"文学殖民"的问题,这不仅有知识的客观性与公正性问题,也有政治和学术的关系问题,同时也是关系到新世纪中外文化与文学交流的问题,既令人深思,也有不少理论逻辑的混乱扭结。是否果真存在着"妖魔化中国"呢?由于文学研究前沿领域各学科的相互交叉,文学理论领域的后殖民研究已经和比较文学领域的形象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跨学科的胶着状态,中国形象的异文化表述已经成为学界普遍感兴趣的问题,因此本文拟从中国形象入手,对照中国的自我表述,进而通过他者反观自身,反思后殖民批评在中国的接受状况,这是一个极富学术意义与现实针对性的课题,希望能引发更具学术深度的思考。
在论述西方人所描绘的中国形象时,我们必须首先意识到,西方如同东方一样,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概念。从空间范围来看,从欧洲诸国远及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从时间范围来看,从古希腊罗马经中世纪至今,从语种来看,涵盖英、法、德、俄等多种语言,因而不宜把西方复杂多样的文化传统简单化。西方人对中国形象的描述,到底哪些是强权体制下的歪曲与附加,哪些是合乎客观事实的知识,我们还需要借助中国人自己的表述来仔细地加以区分。
简要地讲,西方人并非一概贬斥中国,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在历史上,西方对中国曾经有过充满美好礼赞的时期。
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文本是,世界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经于十三世纪来到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在中国为官和游历17年,回国后出了一本《马可·波罗游记》。根据该书记载,元代中西交通频繁,各种人士往来很多,世界各国皆希望通与高贵的元帝国的贵族联姻来修好政治关系,那时候亚洲北极地区的商品和贸易主要都是运往中国的。书中描绘了中国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华美廉价的丝绸锦缎,雄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驿道交通,普遍流通的纸币,对我国古代的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举世闻名的发明,用"黑色石头"(煤)做燃料等,均有不少的记载。书中把中国描写得黄金遍地,美女如云,绫罗绸缎应有尽有,简直就像天堂一样。这部游记传达出的中国人是一个高度文明、和平而繁荣的民族。书中的内容,使每一个读过的人都无限神往。这本书问世后在欧洲广泛流传,激起了欧洲人对中国文明与财富的倾慕,最终引发了新航路和新大陆的发现。
马可·波罗的书并不为其同时代的欧洲人所相信,同时代的人称他为说谎者。因为在当远远落后于中国的欧洲,人们根本无法相信在东方有如此的高度文明,他们把《游记》中的许多叙述看作无稽之谈,诸如拿黑色石头(煤)当燃料;整个原南宋地区共有1200多个城镇等。实际上,马可·波罗时代的欧洲人判断失误,正如清末的中国人对欧洲没有正确的理解一样,纯属愚昧落后所致。
在十八世纪的欧洲,甚至出现了所谓的"亲中国浪潮",路易十四的家庭教师念诵道:"圣人孔子,请为我们祈祷",伏尔泰满怀激情地赞颂中国人,莱布尼兹则建议西方君主都应该向中国学习,请中国的文人来,并派西方的文人去那里,以便发现普遍真理。欧洲人对中国怀有同样的信念:
存在着一种由人自己管理自己和由理性来管理人的模式。没有宗教,没有教会:自由思想的绿色天堂。这个模式只要照搬就可以了。它的盛誉传遍欧洲。伏尔泰肯定地说:中国君王的身边都是文人,在人民苛求的目光注视下,文人的意见,甚至是责备的意见他都认真地听取。人们曾把这种热情编成两句韵文:
沃修斯带来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书里把这个国家说得奇妙无比。
……
重农主义者吹捧中国的专制制度,魁奈发现他自己的体系与中国的天地和谐,突出农业,国家负责组织的概念完全相同。
启蒙时代的人对欧洲的一切都重新评价,但对中国社会却全盘肯定。(12)
耶稣会士、启蒙主义哲学家将中国渲染成一个世俗乐园,中国的开明帝王,宗教宽容的政策,孔夫子的睿智,都使当时的西方人自愧弗如,这是一个强大、繁荣和高度文明的中国。西方人是否受骗了呢?
毫无疑问,任何解释都只能是主体的解释,纯粹的客观性是不存在的。这些描述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想象、美化和失实的地方,和当时历史上真正的中国已经有了距离,从"焚书坑儒"到清代的"文字狱",中国并不存在什么"自由思想的绿色天堂",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走向另一个极端,而全盘否定知识的客观性,实际上,这些描述和当时中国的繁荣富强以及在世界上的地位基本上是相适应的。在漫长的古代史上,在与周边邻国的交往中,辽阔的疆域,丰饶的物产,发达的文明,都使中国人产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有一种"天朝上国"、"八方来朝"的感觉,所谓"华夏与夷狄"之分,以及"中国"的命名,都突出地传达出这种优越感,中国意即"中央之国",其余皆是边缘,现在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有一个栏目,中文叫"中华艺苑",英文为"centre stage",直译为"中央舞台",就是沿用了这个意思。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多次提到唐僧取经途中所到之处,一提到来自"东土大唐",令异域国王顿生敬意。王维在《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中写道:"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这是大唐帝国鼎盛时期的气象。而元代开国君主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大陆,蒙古骑兵的铁蹄踏至多瑙河流域,建立起跨越欧亚的庞大帝国,也使中国声威远播。
不仅如此,在彼时彼地的东亚邻国的眼里,中国的形象也是美好的。日本大约是世界上最早派遣留学生的国家之一,古代日本多次派遣"遣唐使"来中国学习,中国文化特别是唐朝文化对日本产生了深远影响,以致后来宋、元、明、清历代更迭,都无法改变日本人对中国文化崇敬、羡慕的心理。历史上的许多日本乃至朝鲜的文人都能写漂亮的汉文诗,甚至也像中国一样写"诗话",这些事实本身表明,在当时的中国的自我表述和异文化表述中,中国形象是一致的,也是美好的。
和中国的大一统思想文化体制不同,多元化始终是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使在启蒙运动时期,欧洲思想界也存在着为数不多但截然相反的观点。贝克莱认为孔子的思想只不过是些简单化的教条,笛福抨击了这个"竟敢声称可以自给自足,而把勇敢的英国商人视为不受欢迎的蛮夷"的中华民族,耶稣会士富凯批评了他的同事撰写的颂扬中国的文章,孟德斯鸠始终反对当时欧洲的亲中国浪潮,并说"我从来都说中国人不象《耶稣会士书简集》里所说的那样诚实"。(13)伴随着中国国势的逐渐衰颓和鸦片战争后西方对中国的逐渐征服,这类观点在整个西方世界变得越来越有影响。以男人蓄辫、女人缠足和残酷的刑罚为特征的近代中国(这也是早期的好莱坞电影中描绘中国时反复出现的意象),在世界上的总体形象,就是老弱、保守、愚昧、落后,以至出现了"支那"这样一个带有强烈种族歧视色彩的词汇作称呼中国,在日本便是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荷兰字典《标准范罗德字典》在解释"支那"时这样写道:"支那,即愚蠢的中国人,精神有问题的中国人等。"西方其它字典对"支那"一词的解释也大同小异(14)。
如果说,由于古代交通条件的限制和往来的不便,使西方对中国的记载稀少和含混外,那么,由于近代西方世界在全球范围内的殖民扩张,交通条件的极大改善,和中西之间往来的日益频繁,以及作为学术体制化的国际汉学的逐步形成和发展,东亚大陆的中国变得不再遥远,在西方人眼中的形象也变得逐渐清晰。大致说来,这个时期的中国形象基本上是丑陋和负面的。
这个时期的西方人对中国的描述中最突出是专制和停滞。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他又写道:"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那里笼罩着不安全与恐怖。它的统治只有靠大棒才能维持",还要依靠因袭旧套,"礼是老百姓服从安静"(15)。黑格尔在1822年写道:
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政治专制的国家。家长制政体是其基础;为首的是父亲,他也控制着个人的思想。这个暴君通过许多等级领导着一个组织成系统的政府。……个人在精神上没有个性。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16)
西方人敏锐地观察到,专制和停滞给中国人的民族性格的许多方面留下了深深的烙印。1875年7月6日的《纽约时报》在题为《令人恐怖的考试制度》中写道:
在大清国,士,或称知识分子,……他们反对电报、铁路以及一切新鲜的东西。他们阅读的经典是孔夫子时代创作的……清国男人们的心智的发展也被抑制在孔夫子时代的水平。……知识的缺陷使他们难以理解近年来侵入他们领土的那些外国人,洋人对他们而言几乎是不可思议的。(17)
这其实也就是十九世纪末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浦(Authur H Smith)撰写的《中国人的素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论述中国人国民性格中的心智混乱、麻木不仁、因循守旧等。明恩浦曾在中国乡村生活长达20年,直接的经验观察、诚实和客观的态度,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使此书成为西方人介绍与研究中国国民性格的最具影响的著作之一。该书在赞扬中国人节俭、勤劳等优点同时,也论述了中国人许多民族弱点,包括缺乏公共精神、同情心的缺乏、漠视时间、言而无信等。此书不仅影响了西方人和日本人的中国观,甚至对中国的现代国民性反思思潮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一些观点今天已经不仅是西方,而且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普遍接受的观点。
赛珍珠小说以及改编成的电影《大地》、《中国的天空》、《龙种》等小说中,中国是一个贫穷闭塞、愚昧落后、盗匪猖獗、充满灾荒与战乱的国家,中国人都是坚忍不拔、勤劳憨厚的农民,这其实正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真实写照。马文·马特力克(Marvin Mudrick)在论述中国古典小说时,认为谋杀、自杀、处决和严刑逼供几乎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家常便饭,慨叹"中国酷刑"之可怕,斥责中国将领乱军中竟然舍太太逃命而毫无忏悔意识,缺乏高贵情操,男女之间眉来眼去不是做成浪漫史的材料,而是祸水的根源(18),这些都是中肯而发人深思的。
事实上,中国社会的一批先知先觉者,他们比西方人更了解中国,也更热爱中国,"爱之愈深,恨之愈切",因而他们对中国历史与现状批判的激烈程度,甚至远在西方人之上。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梁启超扼要地描述了当时中国的现状:
今我国民轻弃信义,权谋诡诈,云翻雨覆,苛刻凉薄,驯至尽人皆机心,举国皆荆棘……
今我国民轻薄无行,沉溺声色,绻恋床第,缠绵歌泣于春花秋月,销磨其少壮活泼之气,青年子弟,自十五至三十岁,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为一大事业,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甚者为伤风败俗之行,毒遍社会……(19)
梁启超由此提出了一个后来影响深远的思想--"新民"即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并以文学作为新民的主要手段,也就是著名的"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梁启超以小说改良为发端,以改造国民性为途径,全面提出了他改造中国的主张,包括"欲新道德","欲新宗教","欲新政治","欲新风俗","欲新学艺","乃至于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20)。梁启超的这些影响是深刻的,在青年毛泽东所组织的长沙"新民学社"那里,依然有梁启超思想的影子在闪动。
作为五四新文化思潮的主要代表陈独秀,在《今日之教育方针》、《新青年》、《我之爱国主义》等文中,多次痛心疾首地谈到中国国民性的种种问题:
债权无效,游惰无惩……官吏苛求,上下无信……
白面书生,为吾国青年称美之名词。民族衰微,即坐此病。美其貌,弱其质……艰难辛苦,力不能堪。青年堕落,壮无能为。
公共卫生,国无定制;痰唾无禁,粪秽载途。沐浴不勤,恶臭视西人所蓄犬马加甚;厨灶不治,远不若欧美厕所之清洁。试立通衢,观彼行众,衣冠整洁者,百不获一,触目皆囚首垢面,污秽逼人……(21)
闻一多在著名的诗歌《死水》中,以"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来作为象征中国的意象。潘光旦研究生物学与遗传学,毕生探索中华民族的强种优生之道,致力于改善民族素质。鲁迅多次写到中国人看客式的冷漠、麻木和愚昧,在为俄译本《阿Q正传》写的"序"中,鲁迅表示要通过阿Q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22)这些深刻的探索与尖锐的批判凝聚着中华民族伟大先驱者智慧的光芒,响彻着他们前进的脚步声。对近现代中国社会与国民性格的观察,中西之间的表述基本一致,正如《白雪公主》里那面不讨人喜欢的魔镜一样,你可以勃然大怒,可以摔碎它,但是你不得不承认,这是真的,这的确是反映中国现实与历史的一面真实的镜子。王富仁在论述鲁迅的创作时指出: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外力的压迫下结束了自己的封闭状态而介入了广泛的世界联系,它所暴露出的中国的落后不是单方面的,而是整个社会的。经济上的贫穷落后、政治上的封建专制、思想上的愚昧保守是同时存在于中国社会的三个最现实的根本问题。中华民族为结束自己的这种落后状态所作的所有努力有其社会的价值和意义的。鲁迅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个伟大的文化巨人,对中国国民性改造的思想追求形成了他思想和创作的最明确的理性基础。(23)
这些情况,直到今天,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于中国的现实之中,在八十年代的知青作家朱晓坪的小说《桑树坪纪事》中,在王蒙的小说《冬天的话题》、《高原的风》、《风筝飘带》中,我们看到了这一思想的延续与深化。因而这决不仅仅是鲁迅,也是近百年中国思想界苦苦求索的一个重要主题。
愚蠢的偏见和恶意的歪曲当然是有的,但这不是西方人描绘中国形象的全部,甚至也不是主体,并且其中一些在西方也受到严厉的批评。乔治·安森(George Anson)的《世界旅行记》中认为中国人的生活混乱不堪,中国的书写文字根本就不存在等。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在《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一书中正确地指出,由于安森本人只是一个海军军官,并且在未经中方许可的情况下在广州强行抛锚,因而他和中国人之间相互抱有强烈敌意,安森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幻想家,他所说的话十足地荒诞无稽。虚幻、荒诞和真实混杂在这部作品里。"(24)早期美籍华人在美国受到的种种迫害及不公正待遇,在美国人撰写的有关中国移民的书籍中也得到了真实的叙述和描写(25),笼统地斥为"妖魔化中国"是没有理由的。
尽管我国翻译的后殖民理论的著述迟至1999年才先后出版,这主要是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当年1月出版,罗钢、刘象愚主编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同年4月出版,5月萨义德的《东方学》中译本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但是自九十年代初以来,后殖民批评却蔚为大观,风行中国大陆文学研究界。其实迄今为止,我们对后殖民批评的了解是比较有限的。就艺术领域来说,后殖民主义广泛涵盖文学、电影、建筑等各艺术门类,对这些我们知之甚少。就后殖民理论批评本身而言,它具有复杂和多方面的内容,它广泛涉及文化与帝国主义、殖民话语与西方对东方的文化再现、第三世界的文化抵抗、全球化与民族文化身份,以及种族、阶级、性别的关系等多方面的问题。"后殖民理论批评本身的方法也可以划分为结构主义的,女权主义的,精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唯物主义的,新历史主义的,等等"(26)。
在后殖民理论批评的诸多代表人物中,我们所熟悉的不过霍米·巴巴(Homi Bhabha),弗郎兹·法农(Frantz Fanon),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萨义德(Edward Said)等数人(27),就在这有限的几个人中,除了萨义德的《东方学》有中译本外,其余仅有零星的论文译成中文。这样误读、扭曲甚至附加就在所难免,如詹姆逊(Fredic Jameson),其实很难归入后殖民批评谱系,但是在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一书中却名列榜首。就东方学本身来说,我们的后殖民批评者的主要知识都是来自姗姗来迟的中译本即萨义德的《东方学》,这乃是一本抨击西方东方学领域的著作,而对于东方学本身的产生、历史沿革和当今发展动态,其实并不了解。中国的后殖民批评有二多二少,介绍性质的多,生搬硬套的更多,理论上的独创性少,真正具有说服力的更少。这使我国的后殖民批评从一开始就带有理论上的先天贫血,而是更多地和我们固有的狭隘民族主义的偏见挂上了钩。
后殖民批评在中国闪亮登场,产生较大影响,是在《读书》杂志于1993年第9期以显著位置刊发张宽、钱俊和潘少梅三人介绍萨义德的《东方学》及其新著《文化与帝国主义》之后。稍后,《钟山》杂志于1994年第1期发表了陈晓明、张颐武、戴锦华和朱伟的《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其后《文艺报》等处也陆续刊载了大量的论述,后殖民批评开始在中国大陆掀起强劲冲击波,这种冲击波一浪高过一浪。从一开始进入中国,这种理论思潮就带上了强烈的本土化特征,我们把它高度简化为一个概念,即"文化霸权",随之而来的是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问题,隐藏其中的则是狭隘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文化身份的认同和建构就是"中华性"论、"改弦更张"论、"失语症"论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论,在逻辑上环环相扣,组成了我国后殖民批评的主要逻辑链条。如果说,《读书》、《钟山》等杂志主要是对萨义德等人的思想的介绍和对"东方主义"的批判,那么这些观点则是正面阐述了我国后殖民批评的主要主张。
张法、张颐武、王一川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以西方现代性为参照系的,西方他者的规范成为中国定义自身的根据,中国的"他者化"成为中国的现代性的基本特色所在,中国的现代化显示为一种"他者化"的过程,现在应当力图跨出"他者化",放弃西方式的发展梦想,悉心关切民族文化特性和独特的文明的延展和转化,作者把这种趋势概括为从"现代性"到"中华性"的转变,并认为这是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状况所发生的极其引人注目的转变(28)。
季羡林对近现代以来中国的中国文艺理论与文化的发展状况持尖锐的批评态度,大声疾呼"世界文明,东西方文化要互补,我们不是不借鉴,但是,我想,中国的文艺理论要走出自己的路,必须改弦更张。……改弦更张不是修修补补的问题。……如何改弦更张?首先必须对西方文论彻底检查一番,以决定取舍,不能奴隶般地当应声虫。中国的文艺理论,无论是整理旧的,还是创造新的,绝不能让他们牵着鼻子走。……东方的思维,东方的文化应大放异彩,不能作西方的奴隶,而要作自己的主人"(29)。
曹顺庆在《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一文中,把当前文论研究中最突出和最严峻的问题概括为"文论失语症",他认为,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30)。当务之急是要接上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曹顺庆鲜明地提出了要"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理论主张,并陆续撰文系统地阐述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方法与途径,包括对话语核心概念、范畴的清理,对文化架构的清理,对话语表述方式、言说特征的清理,然后在与西方文论话语对话中使之凸现、复苏与更新,再将初步复苏的中国文论话语放到中外文学批评实践中加以检验,在实践操作中对传统话语进行改造与更新等(31)。
总体来说,我国的一些文学研究者沿袭了僵硬的东西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从知识领域的权力关系入手,猛烈抨击西方文化霸权,不加任何具体分析,笼统地斥责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在社会思想领域和文化上进行"西化"渗透,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后面是"传教士们陈旧而又高傲的面孔"(32)进而质疑西方的价值标准和现代化模式,发展到否定近百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斥为西方文化殖民的结果,表现在作为文学研究核心的理论话语领域,就是力图通过排斥和清除西方话语,从中国固有传统重新建构一套本土话语体系,反抗西方话语霸权,从而实现在中外文学交流中话语权利的争夺。对西方文化的批判和对中国民族文化的弘扬形成呼应之势,文学研究已经成为民族主义的讲台,并且由于占领了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制高点而大行其道,这在文学理论与批评领域表现得极为充分。从更广阔的背景看,这是九十中国大陆思想文化界的一个显著特点,反映了它的主流走向,其实质也就是直截了当地反西方文化,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反西方思潮,这种以文化孤立主义形式出现的"反西方主义"引起了海内外学界的不安和新闻传播媒介的广泛关注(33)。
后殖民批评属于广义的意识形态批评,实质上乃是一种政治话语(political discourse),中国文学批评具有强调"美刺"、"教化"的古老传统,现代又有"文艺为政治服务"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模式,因而这两种批评模式在政治话语的内在本质上具有某种亲和性。这使我们很容易进入"文艺为国际意识形态斗争服务"的后冷战思维模式,这使我国的后殖民批评能够将来自官方的主旋律和来自民间的理论探索找到了共同点,同时它的反帝国主义的理论框架我们使倍感熟悉和亲切,契合了饱受西方列强侵略的中国人的反抗心理,能够酣畅地宣泄我们的屈辱心理,因而在中国迅速形成蔓延之势。罗志田认为:
近代百多年间,中国社会始终呈乱象,似乎没有什么思想观念可以一以贯之。……但若仔细剖析各类思潮,仍能看出背后有一条潜流,虽不十分明显,却不绝如缕贯穿其间。这条乱世中的潜流便是民族主义。(34)
其实还不仅如此,由于中国积贫积弱而在国际关系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民族主义思潮始终强劲,不管我们曾经打出过多少主义或思潮的旗号,它都一直是潜藏在背后的中国思想界主潮,并往往发展为义和团式的狭隘民族主义和盲目排外的思潮。近百年中国的民族主义通常以西化和传统两种不同的方式出现,但是人们"往往难以真正了解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为’强国’ 而激烈反传统甚至追求’西化’的民族主义心态"(35),因而西化派在意识形态话语上往往居于劣势,而"从历史的光荣中寻找文化认同的基础,是世界民族主义的通例" (36)因而主张回归中国古典传统的国粹派或者说是民族化倾向在更多的时候占据了意识形态上的制高点,因为他们更多地喜欢缅怀祖先的光荣传统,在文学研究领域同样如此。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种倾向日益强烈,加之后冷战思维模式的延续,九十年代初中国大陆上的西化派由于非学术原因而全盘崩溃,一度在八十年代受到压抑的民族化倾向便迅速抬头,所以当后殖民理论进入中国的时候,具有丰厚土壤的民族化倾向找到了来自西方的学理依据,便迅速繁荣起来。值得注意的是,以马克思和列宁为代表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却否认民族文化概念,以阶级文化取而代之,而我们的弘扬民族文化论者却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个重要的理论观点。
我国后殖民批评的基本弱点在于,它是情绪型的而不是理智型的,使中国知识分子可以扬眉吐气地揭露西方的帝国主义文化暴力,宣泄我们胸中郁塞已久的民族主义情绪,从一开始就延续了中国与西方、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侵略与反侵略、霸权与反霸权的一整套我们高度意识形态化了的陈旧思维定势,把国际文化交流定位为意识形态领域水火不容的斗争,这和极左思潮肆虐时期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批判有着惊人的相似。它把现代性与所谓"中华性"相对立,全盘否定来自西方的东西,用知识领域的权力概念彻底取代了客观真理性内容,一切都成为中西之争,也就是真理与权力之争,这是我国后殖民批评在理论上无法克服的痼疾,因为还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彻底取消知识的客观性与公正性,从我国一些后殖民批评所乐于引证的"中国形象"的辨析,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完全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认为真理只不过是权力的表现形式,就会发展到把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统统视为"思想理论战线"与"你死我活的斗争",不断地展开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夺权"活动,"“”"结束的时间不算太长,殷鉴尚且不远,难道我们就对此种思维的荒谬性就毫无警觉与意识吗?如果说,阶级文化论被推到极端(只承认阶级性而否认超阶级的共同性)之后出现了许多偏执与谬误的话,那么,二十余年后的今天,我国的后殖民批评把族群推到极端,一切以国家或民族(nation)划线,简单地以非中即西的民族文化身份来作为泾渭分明的分水岭,而否认每一国家或民族中均含有超越东西方的属于全人类共同的东西(如时下被极力贬斥的来自西方的"现代性"与"西方文论话语"),那就更是荒.唐了。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理论旅行"开始关注,特别是西方文论到中国的"理论旅行"中所带有的权力色彩更是成为我们理论的聚焦点,但是我们同时还更应该关注一种理论到另一国旅行中所产生的变异,即该理论的延伸、附加与扭曲。正如马克思主义可以俄国化一样,后殖民批评本质上并非倡导东西之间互不相容的僵硬对立和相互对抗,而是西方知识话语内部的一次自我批判与重新清理,但是到中国旅行的结果,也带上了浓重的中国化色彩,质言之,这种来自西方的理论在我们这里已经成为反西方和自我表扬(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的利器,它已经完全变味了,这大约是西方后殖民批评的始作俑者所始料未及的吧。
(1)全增嘏主编《西方哲学史》,上册,第44-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2)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第35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3)俞吾金《意识形态论》,第241-24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4)(5)《福柯访谈录--权力的眼睛》,第43页,第3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6)福柯《疯癫与文明》,"前言",第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7)(8)(9)(10)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第8页,第28页,第18页,第10页,第1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12)(13)(15)(16)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第30-31页,第32页,第32页,扉页,北京三联书店1993。
(14)http://home.zsu.edu.cn/pyramid/special/history/03.HTM
(17)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第9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18)黄维樑、曹顺庆主编《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垦拓》,第27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9)(20)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第207-2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1)吴晓明编选《德赛二先生与社会主义--陈独秀文选》,第17页,第35页,第43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22)《鲁迅全集》第七卷,第81-8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3)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第195-19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24)史景迁《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第7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5)James A. Banks, Teaching Strategies for Ethnic Studies(A Simon & Schuster Company, 1991),p.411-412.
(26)参阅陈厚诚、王宁主编《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第510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27)在"Post Colonialism: New Mailing List"中,后殖民理论批评的代表人物包括Homi Bhabha, Partha Chatterjee, Amilcar Cabral, Frantz Fanon, Ranajit Guha,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Edward Said, Trinh T. Minha, Ngugi wa Thiong’o, Abdul Jan Mohamed等,其中多数人我们不熟悉
(28)张法、张颐武、王一川《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
(29)参阅《文艺理论建设要改弦更张--季羡林教授访谈录》,《中外文化与文论》第2期。
(30)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
(31)曹顺庆有关论述尚多且较为系统,择其要者有《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载《东方丛刊》1995年第3辑;《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载《文艺研究》1996年第2期;《再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载《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
(32)冯骥才《鲁迅的功与"过"》,《收获》2000年第2期。
(33)参阅赵稀方《中国后殖民批评的歧途》,《文艺争鸣》2000年第3期。
(34)(35)(36)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第1页,第2页,第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浏览量:4
下载量:0
时间: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指企业管理人员,针对员工在思想上的各种矛盾、疑惑,通过宣传科学、正确的道理,解决员工的思想问题,帮助员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员工以积极的姿态投入工作和生活,促进企业全面发展的一种教育疏导工作。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批评与自我批评”看电力企业政治思想工作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谈“批评与自我批评”看电力企业政治思想工作全文如下:
【摘要】:本文在前半部分,分析了电力企业政治思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然后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功能进行了归纳与总结,最后,探讨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企业政治思想工作中的具体应用。
【关键词】:批评与自我批评;电力企业;政治思想工作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内的一种优良作风,也是对党内成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式。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能营造出充实而富有生机的党内生活,增强党内成员的凝聚力。而将批评与自我批评艺术运用到电力企业政治思想工作中,既可提高企业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同时也可营造和谐的企业文化氛围。
1.1未进行深入调查研究,针对性不强
思想是指引我们言论、工作、生活及学习的直接动力,思想正确了,我们的精神状态才会变得更好,工作起来也会更积极。而如果思想不通、精神萎靡,工作起来也会无精打采。电力企业的政治思想工作对其未来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在传统工作理念的作用下,企业的政治思想工作大多是自上而下进行,由政治思想工作部门对企业员工进行理论灌输或宣传教育。政治思想部门的工作流程,基本上就是照发文件,给员工念读文章等,这样的工作模式有一定的弊端,它既没有展开深入调查和研究,同时也未与员工进行有效沟通,工作方式较为单一。采用这样的工作模式来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其针对性和感召力都不强,企业政治思想工作原有的魅力与效果也被大打折扣。
1.2政治思想工作方法、理念等陈旧
政治思想工作无法发挥其应有的效果,这可能由多方面的原因引起,从政治思想工作本身来看,只采用某种固定的形式和方法,而不做任何创新与改变,不跟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是政治思想工作遭遇的瓶颈问题。现阶段,尽管很多企业已开始重视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不过由于管理者的视野不宽,开展的结果仍不乐观,政治思想工作触及的层面也不深。在社会不断发展的今天,职工的思想意识也变得更为复杂,然而很多企业却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种情况,对政治思想工作也未进行深入研究,而是采用传统的方式,或直接照抄上级部门下发的相关指示与要求,这就使员工对政治思想工作产生严重的抵触心理。
1.3政工队伍的整体素质偏低
新时期中,互联网等媒体得到了快速发展,员工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更加多样化,电力企业的政治思想工作难度也在不断加大。而对于电力企业大部分政工干部而言,他们通常都是理工科出身,关于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不多,对做好这项工作也没有足够的信心。再加上很多政工干部未掌握经营管理的相关技能,这就使得其与企业的生产经营实际相背离。
2.1问题功能
现阶段,党内出现了一些问题,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党解决问题的最强武器和方法。该种方法具有问题功能,它能帮助党组织及其成员及时发现、分析问题。然而,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有正确与错误之分,提问的角度、方式不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效果也会不一样。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能对问题进行正确的思考,从而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反之,则可能会给党带来不利影响和沉痛的教训。
2.2教育功能
毛泽东同志说过,房子如果不常清洁,肯定会布满灰尘,我们的脸不经常清洗,也会布满灰尘,这个道理在党内的政治思想工作中同样适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打扫、洗涤党内问题的得力武器。目前,党内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成员思想不端正、不能正确辨别是非等方面,而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通过讨论、批评与说服等方法进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内成员的错误思想、行为等提出批评,可提高成员自身的党性与纪律性,同时也能让其坚持真理、及时更正错误,这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教育功能的直接体现。
2.3监督功能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党内成员间互相提意见,以知无不言、言无不信,有错即改,无则加勉的态度来检讨工作,实际上就是让党员群众进行监督与自我监督,给党内的问题成员打预防针,防止小错酿成大错。批评的对象是别人,也就是监督别人的行为并帮其找出错误,从而震慑被批评者及时予以改正,避免错误再次发生。自我批评的对象是自己,也就是自己监督自己的行为,并进行自我反省,避免错误再次发生。通过党内成员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既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和改正错误,同时也能提高党的政策的民主、科学性。
3.4团结功能
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党内逐渐形成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从团结到批评再到团结”这一万能公式。批评与自我批评具有团结功能,它实际上是为了增进团结、凝聚共识,使党内的全体成员都能齐驱并进,克服前进中的所有困难。毛泽东同志曾表示:"党内的革命队伍中,团结是非常重要的发展方针。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及时指出党在工作中的错误,摈弃腐朽的党内作风,能帮助我们赢得党心民心,同时也能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与战斗力。我们应认真分析党员在思想、政治上出现的错误,并在合适的时机中展开批评,使其在政治、行动上能与党保持高度一致。
3.1 扎根实际,避免实施高压
批评应以事实为基础,切勿实施高压政策。未进行实地调查,就不具备发言权,因此,企业管理者对员工提出批评前,应事先做好调查,了解实际情况,判断职员所犯错误的性质及应承担的责任,然后再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解决。电力企业管理层应同员工进行有效沟通,要摆出事实真相、给员工讲道理,增强批评教育工作的实际效力。例如,彭水供电公司管理层为端正企业成员的不良思想及行为,使其树立优良的政治、工作作风,该部门领导在公司开展了 “批评与自我批评讨论会”,会上,领导先做了自我批评,提出了个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缺点,并请在会上成员提建议,同时引导全体成员监督其后续的工作,此外,他还要求员工彼此间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如在电力服务中遇到的困难等,从而有效指导了员工接下来的工作方向。
3.2制度建设与思想建设共抓
针对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邓小平同志曾表示,该项工作的开展,首先要解决党内成员的思想问题,其次是要完善党内的规章制度。基于此,要在全党范围内形成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良好作风,就应当制定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相适应的制度。一方面,应逐步完善现存制度。现存制度有其合理的一面,不过受历史、现实因素影响,它也暴露出一些缺陷。例如,不少党内成员在民主生活会上讨论工作,在批评会上畅聊希望等,如何使批评会的目标更明确,内容、程序更规范和公开,这也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问题。此外,电力企业还应从自身发展实际出发,对其内部的普通党员进行思想教育,不仅要对党内成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也应对党外职员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要提高电力企业全体成员的自觉性,为电力企业营造出和谐的政治、工作氛围。
3.3强化网络舆论引导
网络舆论赋予了电力企业员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充分的话语权,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职工在网络空间内表达的意见是否过于主观臆断,是否有失公允,同时还应采取措施来降低网络舆论带来的负面影响。现实中,电力企业既要鼓励员工积极发表正常的网络舆论,同时也应强化网络素质教育。要充分利用传统与网络两大媒体,发挥其舆论监督作用,对于网络上职员关注的焦点问题,企业应及时予以公布和报道,同时也可组织员工开展网络上的批评会,让他们相互监督某个阶段中的工作情况,并及时做好总结。
总之,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做好电力企业政治思想工作的一种有效方法。基于此,电力企业管理层应创新其理念,重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开展,提高全体职工的政治、思想觉悟。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摘要: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就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这个问题涉及我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质的理解。在古代政治哲学中,道德与政治是直接同一的,在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发展中,出现了政治与道德相疏离的倾向,而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则普遍确认政治正义的道德依据。事实上,无论是道德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具有建立和维护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功能,因此表现出道德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性。
关键词:政治哲学;伦理学;政治与道德的关系
在西方学界,政治哲学的复兴是以罗尔斯在20世纪70年代初发表的《正义论》为标志的,而在我国学界,政治哲学研究进入活跃状态已是21世纪的事情,晚于欧美近三十年。因此,在我国,政治哲学仍然属于新兴的研究领域,这自然会带来对政治哲学的学科性质的讨论。在这个讨论中,厘清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尤为重要。因为这个关系不仅涉及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同时也涉到我们对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的内在相关性的理解,更涉及我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质的理解。在笔者看来,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从最一般意义上说,“善”是道德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是伦理学的最高范畴;“正义”是政治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是政治哲学的最高范畴。但无论是道德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具有建立和维系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功能,而无论是“善”还是“正义”都代表着一种体现健全人格和健康社会的正面价值,因此对“善”的追求和对“正义”的追求,无论是在伦理学中还是在政治哲学中,都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表现出道德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性。本文试图通过概要地梳理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来阐释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粗浅理解。
无论是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还是在古希腊哲学中,有关政治问题的哲学思考都属于伦理学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在古代哲人看来,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来自于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为政者必须是善者,这一点在古代哲人那里是不言而喻的。在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中,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统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的道德品行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政治的兴衰。如果统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顾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而将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导致政权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生活共同体的瓦解。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从其主要内容上看,就是一种包含政治学说在内的伦理道德学说。在这种学说中,政治的最高境界同时即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即“仁政”。儒学创始人孔子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意就是说,为政者必须良善正直,才有可能避免臣民的邪恶。道德上的正直和政治上的正义均是“道义”本身的基本内涵。离开了“道义”,不仅无从判断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的是是非非,而且会造成政治秩序的混乱,并最终导致天下大乱。孟子更注重人的道德品性与政治的关系。他强调人性在根本上是“善”的;人性的善就表现为每个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即“仁心”;而君王有不忍人之心,就会有不忍人之政,即“仁政”。所以,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人有“仁心”若能“推恩”,便可使道义原则广布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在古希腊政治哲学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是最为卓越的。尽管他们二人对诸多政治问题的理解存在着很大差异,但他们都把“善”或“至善”作为政治活动、国家生活的最高目标,也是衡量政治行为和人的政治品质的最终标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也是从“善”的理念中获得最终的依据。如柏拉图所说:“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识问题,关于正义等等的知识只有从它演绎出来的才是有用的和有益的。”柏拉图在他的著名著作《理想国》中就是把正义作为他的国家学说的核心理念,这使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对正义概念进行理论探讨的政治哲学家。在他看来,一个城邦(国家)主要由三个阶层的人构成,即统治者(护国者)、辅助者(保卫者或武士)和农耕商人,每种人在城邦中都做最适合他的天性的事情,互不干扰,这是构成城邦的原则。所谓“正义”就在于符合这个原则,即“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同时,正义就是智慧与善。城邦的“正义”主要体现为“智慧”、“勇敢”和“节制”这三种美德。其中,“智慧”是属于城邦统治者的美德,“勇敢”是属于城邦保卫者的美德,而“节制”则是属于城邦中所有人的美德。因此,正义的城邦就应当是“善”的,“这个国家一定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和正义的”。
柏拉图还确信,城邦的正义与个人的正义具有一种同构性。国家有三个部分,每个人的灵魂也有三种品质,这就是“理性”、“激情”和“欲望”。当人的这三种品质彼此友好和谐,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由它领导而不反叛,这样的人就是有节制的人。这种人能够“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内秩序井然,对自己友善”。他们能够带来城邦的和谐。
亚里士多德同样把“至善”理解为人们组成城邦所要达到的目的。所以,他在《政治学》一书中,开篇就说:“所有城邦都是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因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着他们所认为的善),很显然,由于所有的共同体旨在追求某种菩,因而,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这种共同体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谓“至善”就是“追求完美的、自足的生活”,因而也就是“公正”或“正义”。既然城邦的最高目的是至善,那么“公正”就是为政的准绳。他说:“人一旦趋于完善就是最优良的动物,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公正就会堕落成最恶劣的动物。不公正被武装起来就会造成更大的危险,人一出生便装备有武器,这就是智能和德性,人们为了达到最邪恶的目的有可能使用这些武器。所以,一旦他毫无德性,那么他就会成为最邪恶残暴的动物,就会充满淫欲和贪婪。公正是为政的准绳,因为事实公正可以确定是非曲直,而这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秩序的基础。”
在古代哲学中,政治哲学之所以从属于伦理学,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就建立和维系社会生活秩序而言,习俗、习惯和道德作为生成和维系秩序的文化机制要比法律、政治制度久远得多。习俗、习惯和道德是在人们的共同生活的漫长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系列有效的行为规则以及解释这些行为规则的观念。这些行为规则和观念经过长期的演化过程已经固化到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甚至深深地植根于人们心理结构下意识层面中,成为社会秩序的深层机制。法律、政治制度通常是阶级、国家产生以后才形成的社会规范,因而法律、政治制度等的产生也就标志着文明社会的开始。但是法律和政治制度与社会习俗、道德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习俗和道德构成了社会秩序的深层机制,因而法律和制度的制定和施行就必须与这些习俗和道德保持基本的一致。事实上,大部分法律和制度都是通过立法程序和政治过程而将那些对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总体秩序至关重要的习俗和道德规范法律化、制度化。因此,法律和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习俗和道德。离开了习俗和道德,政治问题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其二,在古代哲人看来,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也来自于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在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中,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统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的道德品行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政治的兴衰。如果统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顾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而将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导致政权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共同生活的瓦解。柏拉图之所以在《理想国》中呼吁让哲学家出任国家统治者,就是因为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家的最高追求就是至真、至善的理念,因而能够将“善”作为自己的执政标准,他们不看重浅近的物质利益,也不在乎手中的权力,因而较之其他人更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和社会良好风尚的建树。
其三,政治哲学对政治问题的考察和研究必然带有一定的价值取向,而这种价值取向归根到底来自于道德原则。也就是说,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的根据并不在于政治活动自身,而在人们最基本的道义原则中。因此,只有伦理学才能为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提供形而上学的终极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伦理学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具有绝对意义的“善”,是所有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归宗。
在欧洲传统政治学说中,确信“善”与“正义”、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始终占据主流地位。特别是在中世纪,由于宗教神学和罗马教会的强权统治,使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采取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形态,即作为“至善”的神是王权或国家权力的全部根据。然而,到了中世纪末期,教权的腐败、王权的专制、教权与王权之间的矛盾以及宫廷内部围绕权力展开的争斗等等,使人们越来越难以看到,也越来越难以相信政治统治的良善本性,并逐渐对“政治植根于道德”这一传统观念产生怀疑。
最先对这一传统政治观念提出挑战的是文艺复兴时期著名政治理论家马基雅维里。他在《君主论》一书中干脆把政治统治与道德本性剥离开来,提出一种“用目的说明手段正当”为原则的政治无道德论。马基雅维里是中世纪晚期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从政治理想上说,他崇尚共和政体,认为共和政体有助于促进社会福利,发展个人才能,培养公民美德。但面对当时意大利人性堕落、国家分裂和社会动乱的状态,他认为实现国家统一社会安宁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建立强有力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他看来,人是自私的,追求权力、名誉、财富是人的本性,因此人与人之间经常发生激烈斗争,为防止人类无休止的争斗,国家应运而生,颁布刑律,约束邪恶,建立秩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君主应当不图虚名,注重实际,只要能够达到目的,无需考虑手段的道德性质。残酷与仁慈、吝啬与慷慨,都要从实际出发,即所谓“明智之君宁蒙吝啬之讥而不求慷慨之誉”。所以他在《君主论》中说,君主“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君主“如果有必须的话,他就要懂得怎样走上为非作恶之途”。“当君主认为“如果没有那些恶性,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的话,那么也就不必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一些事情看来是恶行,可是如果照着办了却能给他带来安全与福祉。”这就是说,政治统治的正义是用其最终目的和效果来说明的,一切与此无关的道德都应该被抛弃。基于这种观点,马基雅维里明确地把政治学当作一门实践学科,将政治和伦理区分开,把同家看作纯粹的权力组织。可以说,他是近代第一个使政治学独立于伦理学的思想家,因而有资产阶级政治学奠基人之称。
当然,在近代政治哲学中,马基雅维里的这种比较极端的政治学观点并不多见。多数政治哲学家并不否认政治合法性本身所蕴含的道义原则。这特别体现在近代法学和政治学有关自然法的讨论中。所谓自然法不过是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原则,如“各有其所有,各偿其所负”(格劳修斯),“既受他人恩施之惠,就应努力使他不因施惠而自悔”(霍布斯)等。当然,自然法的内容应当是什么,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但不管怎样,自然法所涉及的就是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原则,法律和政治行为如果不符合自然法的要求,就是不合理的、不合法的。因为“自然法”本身就被理解为维系社会共同生活的最基本的尺度,没有这些基本要求或不符合这些基本要求,社会生活就建立不起来,即便建立起来也维持不下去。
但问题在于,如何才能使自然法成为共同的生活准则而不致于被个人的任意性所破坏?人性中是否具有足以使自然法得以贯彻的道德根基?对于这样的问题,近代思想家则比较普遍地表现出对人的德性能力的不信任,即便不否认道德良善的重要性,但也不把政治正义的实现寄希望于人的道德品性。如英国哲学家霍布斯从人性本恶的基本立场出发,干脆否认了人凭其本性执行自然法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尽管自然法是理性法则,但人的趋利避害的自私本性使人倾向于不愿接受自然法的约束,因此,要使自然法行之有效,就必须依靠具有强制力的政治权力。他说:“正义的性质在于遵守有效的信约,而信约的有效性则要在足以强制人们守约的社会权力建立以后才会开始,所有权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按照霍布斯的这一观点,政治的正义与其说是根源于人性的善,不如说是为了防范人性的恶。
稍晚于霍布斯的英国哲学家洛克不同意人性本恶的说法,而是认为人天生就是要过社会生活,这就决定了最初的“自然状态”应当是一种社会生活的状态,一个自由、平等的状态。在自然状态中,人们根据自己的愿望行动,并受理智的约束,在理性的范围内,其行动服从自然的道德律,这就是“自然法”。洛克还认为,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有根据自然法来惩罚违反自然法的人的权利和要求犯罪人作出赔偿的权利,这就是所谓的自然权利。由此看来,洛克既肯定了自然法是一种道德律,又肯定了个人执行自然法的正当权利,但他同样认为,政治的正义不可能直接从这种自然法和自然权利中产生。因为,尽管在自然状态中,人们的行为是受理性的自然法约束的,但人们的行为却常常是非理性的,这就造成了自然状态的种种缺陷,其中最主要的缺陷是:第一,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种确定的、规定了的、众所周知的法律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和裁决纠纷的共同尺度,从而使有些人由于利害关系而心存偏见,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理解和运用自然法。第二,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个有权依照既定的法律来裁判一切争执的知名的和公正的裁判者。每个人以自然法的裁判者和执行者自居,而又偏袒自己,这就使他们的裁决因情感和报复之心而超越正当的范围。第三,在自然状态中,往往缺少权力来支持正确的判决,使它得到应有的执行。这就是说,在自然状态下,人们无法解决在理解和执行自然法方面所产生的分歧,这就易于导致战争状态。要避免可能发生的战争状态,就必须走出自然状态,组成公民社会和公民政府,把每个人执行自然法的自然权利交给这样的政府,通过颁布和执行确定的、众所周知的、大家共同接受的法律,来维护自然法和自然赋予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他说:“虽然他在自然状态中享有那种权利,但这种享有是很不稳定的,有不断受别人侵犯的威胁。既然人们都像他一样有王者的气派,人人同他都是平等的,而大部分人又并不严格遵守公道和正义,他在这种状态中对财产的享有就很不安全、很不稳妥。这就使他愿意放弃一种尽管自由却是充满着恐惧和经常危险的状况;因而他并非毫无理由地设法和甘愿同已经或有意联合起来的其他人们一起加入社会,以互相保护他们的生命、特权和地产,即我根据一般的名称称之为财产的东西。”
霍布斯和洛克的上述观点在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诸多学派中是很普遍的。近代欧洲正处在由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过渡过程中。而市场经济是以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最大限度地追求私人利益为内在驱动力的,这就必然要求个人的私有财产权利得到国家和法律的保护。不管这种私人财产权利被理解为来自于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如霍布斯),还是被理解为来自于人的劳动(如洛克),或者被理解为私有财产制度的产物(如卢梭),私人财产权利都是不能被取消,不能被侵犯的。这也是近代政治思想家竭力予以肯定的自由平等权利的核心内容。因此,在近代政治思想家们看来,要保护私有财产权利,防止相互侵犯,靠人们的善良意志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将私有财产权利以法律的形式确立起来,并使之得到有强制力的国家的保护。因而在近代大多数政治哲学家看来,道德的良善和政治的正义并不是直接同一的,后者总是在前者不起作用的地方才能发生。这样,政治思想家们在人们角逐私利的行为中难以相信道德意识本身可以产生积极的政治后果,同时又在自由平等的理想之下寻求实现正义的政治途径。
道德与政治之间的这种疏离使政治思想家们越来越倾向于把政治生活或国家政府之类的问题当作独立的研究领域,探讨政治过程、政治生活、政治制度、政治策略的性质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特别是在19世纪后半叶,随着各门社会科学的普遍兴起,政治问题的研究也逐渐被纳入科学研究的轨道。诞生了作为实证科学的政治学。
当政治学成为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以后,政治哲学一度衰落,政治问题的探讨逐渐被纳入实证科学的轨道,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将道德问题从政治视野中排除出去。并且受“唯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政治学界一度对政治哲学采取漠视的态度,认为政治哲学所关注的价值判断,没有严格的确定性,只能各执己见,莫衷一是,不可能是真正的科学,因而不值得重视。这种情况延续了几乎一个世纪。应当说,把政治生活作为独立的对象,从“事实”的意义上加以研究的确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从政治生活的总体上说,排除道德问题的或忽视“价值”维度的思考,又是十分片面的。在现实的政治活动中,事实与价值是不可分离的。从客观事实上说,人类的政治生活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有机体,它在任何一个历史起点上的未来演化趋势都具有多种可能性,而哪一种可能性能够变成现实,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体的价值选择。在这种价值选择中,人们对于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平等与自由等道德原则的理解显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决定了人们的历史活动所具有的基本目的和所要采取的基本步骤。正是由于这一点,罗尔斯在试图通过对政治正义的思考来解决政治过程所面临的各种困难问题时,也指明了政治哲学对于伦理学的从属性。他说:“政治哲学有它自己的明确特征和问题。作为公平的正义是针对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结构这个具体问题而言的一种政治正义观念。就此而言,它的范围要比统合性的哲学和道德学说狭窄得多,诸如功利主义、至善主义、直觉主义以及其他的学说。它关注的是(以基本结构形式存在的)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不过是道德问题的一部分。”
在罗尔斯看来,如果我们把社会看作是一个公民平等参与的公平的合作系统,那么这种平等的基础就是拥有最低限度的道德能力。因此他确信,作为公平的正义将公民视为从事社会合作的人,这种人拥有两种道德能力,“一种道德能力是拥有正义感(sense ofjustice)的能力:它是理解、应用和践行(而不是仅仅服从)政治正义的原则的能力,而这些政治正义的原则规定了公平的社会合作条款。”“另一种道德能力是拥有善观念(conception of good)的能力:它是拥有、修正和合理地追求善观念的能力。这样一种善观念是由各种终极目的和目标组成的有序整体,而这些终极目的和目标规定了一个人在其人生中被看作最有价值的东西,或者被视为最有意义的东西。”因此,罗尔斯高度注重政治的正义与道德能力的关系,他在《正义论》中这样说:“我希望强调,正义观只是一种理论,一种有关道德情感(重复一个十八世纪的题目)的理论,它旨在建立指导我们的道德能力。或更确切地说,指导我们的正义感的原则。”
不独罗尔斯这样看,几乎所有的当代政治哲学家都这样看。与罗尔斯齐名的当代政治哲学家诺齐克,尽管他在有关政治正义的理解上与罗尔斯有着尖锐的对立,而主张一种极端的自由主义,但他同样明确地强调,道德哲学为政治哲学既提供了背景又确定了边界。而具有约束力的道德禁令就是国家强制力的最根本的合法性源泉。《当代政治哲学》的作者金里卡也认为,在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有一种根本性的关联,政治哲学关注的焦点是那些使得公共机构的运作具备合法性的道德义务,公共责任和私人责任的内容和界限,都必须诉求更深刻的道德原则才能确定。他说:“对公共责任的任何解释都必须契合更宽广的道德框架:这种道德框架既要能够容纳又要能够说明我们的私人责任。”
从以上对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的历史梳理,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政治哲学在当代的复兴包含着人们对政治生活的道德价值的重新理解。这一点,在我国学界还是相当模糊的。不少学者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普遍的法治社会,依法治国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因此,确立治理社会的道德原则似乎是不合时宜的事情。这些学者也许并不否认道德建设的重要性,但却在观念上把道德建设与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看成是不同的过程。他们忽视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任何政治生活都有其道德基础,至少在本质上包含着道德原则在其自身之中。至于法制建设,更是如此,正如美国伦理学家麦金太尔所说:“只有那些具有正义德性的人才有可能知道怎样运用法律。”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论文摘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一种以妇女为中心的批评,中国理论界翻译、介绍了许多文学作品及其批评著作。这一流派的思想、文学批评对中国的文学及其批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女性”的具体含义却很少给以明确的内涵。只把“女性”的含义做一个普遍的概化概念来应用。文章力图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阚下,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各个国家、重要流派中的“女性”的具体概念,给予一个明确的解释。以达到对“女性”内涵的多样性的充分认识。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女性;概念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而产生的。是女权主义运动波及到文化、文学领域的结果,也是运动深入到文化领域的结果。它是一种以妇女为中心的批评,包括文学作品的女性形象、女性的创作、女性阅读等一系列问题,是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界一股重要的理论思潮。
对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理论界翻译、介绍了许多文学作品及其批评著作,而且这一流派的思想、文学批评,对中国的文学及其批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在众多的著作中,“女性主义”只是一个概括性的概念,几乎所有涉及女性主义的批评及其论著中,都是以一个限定词加“女性主义”出现的,例如:“自由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女性主义文学”、“女性主义批评”等,这样似乎就明确了“女性主义”的概念,明确了它是哪个流派、哪个领域、哪个方面的女性主义,学术界对这一概念的运用,大有大而化之的趋势,而对“女性主义”这一概念中“女性”的具体含义却很少给以明确的内涵诠释,只把“女性”的概念做一个普遍的概化来应用,但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诞生,并非在一个国家,也不是在一个地域,对于“女性主义”中“女性”的概念也不是一个同一的概念。目前,学术界对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流派中对“女性”概念的理解有所模糊,对女性主义只是有所指,却没有很好的限定它的能指,当把“女性”这一概念具体化时,就没有很明确的概念了。这样对“女性”概念的具体所指的模糊性,就很容易造成具体内涵的含混不清,也就不能很好的理解各个国家、各个流派关于“女性主义”的介绍。那么对于一些问题的把握也就很容易限于表面化、肤浅化而不能达到深层探究。本文力图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阈下,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各个国家重要流派中“女性”的具体概念,给予一个明确的解释。这样对于更好的理解女性主义批评视阈下,女性创作、女性阅读、女性心理、女性形象等一系列问题以及对于梳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问题也具有重要意义。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以女性为中心的文学研究。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是产生在一个国家,也不是统一的文学评论流派,所以“女性”的概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对“女性”这一概念的内涵也是很值得研究、探讨的。学术界对女性主义的划分,主要包括“英美派女性主义批评”、“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另外还有“其他的女性主义批评”,其代表就是“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和“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批评”。笔者也是以这种划分为依据,分别给“女性”的具体所指以明确的内涵。
首先,是“英美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学术界把英国和美国的女性主义批评放到一块讨论,并不是因为地域的原因,而是因为:一方面不约而同地对女性问题中的社会因素给予格外的关注;另一方面就是,因为英语国家,女性主义者寻找的文学传统和艺术形象都集中在相仿的经典之中。从总体上看,英美女性主义批评派形成了一种特色鲜明的批评方法,基本上是一种社会——历史批评,关注社会与文化的语境,发展基于女性经验的理论和方法,谋求理解作者及人物的女性主体;奉行女性美学的原则,研究妇女作品的特殊性,妇女作家的传统和妇女文化要求文学反映妇女的现状,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奉行明确的性别路线。笔者从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的特征可以概括出,她们关于“女性”的具体概念:在“英美女性主义批评”这里的“女性”基本上是生物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女性,她们重视妇女的实际经验,并以将妇女定义为主体的方式克服男性文学批评将女性贬损为对象的理论。对女性的内涵主体实现是由英美国家的现实决定的。英国是一个相对保守的国家,她们的女权主义革命,在斗争中,更注重女性具体实际利益的获得,包括女性在革命中,获得多少可以实现的利益和权利。例如,工作的权利、工资的提高、福利的保障等,是以行动代替文学作品,对女性是切合实际的要求,采用本土化的方法。美国是以实用主义为理论传统的国家,注重“女性”的实践性效果,注重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因此,她们关于“女性”的概念多是生物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关于这一点,从英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家那里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
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的先驱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提出:“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自己的屋子。”在这里,“钱”和“屋子”不仅是指他们的本身,还是一种象征。女性要进行创作,首要的是经济基础,强调经济的作用,而且还要有自己的创作时间、空间,这些都是决定女性创作的必要条件,重视女性创作的实际决定因素,社会生活中的女性只有具备必要的经济基础,拥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才有进行创作的可能。
标志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式诞生的重要著作是米勒特的《性政治》。在这本书中,作者将社会、历史、文化等外在因素,作为文学研究的重要方面,认为性别与“种族、阶层和阶级”一样具有“政治的”属性。这部作品从男女生理差异出发,重点揭示男性中心文学对女性形象的歪曲,抨击传统的“阳物批评”,进而批判男性的父权制社会,确立了女性的主体性,充分重视了女性作为生物学、社会学意义上的女性的阅读与创作,区分了性别的差异。
吉尔伯特和格芭在《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作家与l9世纪的文学想象》中,分析了西方l9世纪前男性文学中的两种不真实的女性形象——天使和妖妇,揭露了这些形象背后隐藏的男性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歪曲和压抑,而且以一种新的女性主义视角重新阅读,并阐释了l9世纪一些著名女作家的作品,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完善起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诞生,是在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之后产生的,法国大革命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这场革命的爆发,女性也参加进去。但革命结束后,她们发现所谓的“自由”、“平等”、“博爱”只是男人的权利,女性的地位根本没有什么改善,于是,她们要求实现女性的权利,得到应有的地位,爆发了女权主义运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因此受到女权运动的重要影响。因此,她们的思想非常激进,并受后结构主义的影响比较深刻,相对于英美来说更理论化,注重语言学、哲学、心理学的分析和其他话语系统中的女性构成,注重妇女与语言的关系,她们对“女性”概念的理解不再是生理意义上的妇女,也不再是妇女的经验与历史,而是文化语境中的女性符号。她们认为女性是一种存在方式和话语方式,代表社会内部的一种反抗力量,而体现出一种浓郁的解构主义和心理分析的色彩,把女性作为父权制社会下的一种解构力量,是一种他者的符号化概念,而不是实体意义上的“女性”。法国女权主义代表人物克利斯蒂娃“认为‘一个人是女人’和‘一个人是男人’几乎同样荒谬,并且具有同样的蒙昧主义色彩”,“因此,我对‘女人’的理解是‘女人’无法预约、无法言传,存在于命名与意识形态之外。”“在更深的程度上,女人不是一个能‘成为’的某种东西。”这段话,用女性不可界定的符号学意义,模糊了男女的界限,目的是消解父权制度下的男女二元对立。法国另一位女性主义批评家西苏认为,在男女二元对立的社会中,男性代表正面价值,而女性是排除在中心之外的“他者”,只能充当男性存在及其价值的工具、符号,男性为了维护二元对立,极力压制女性。为了消解这种二元对立,西苏提出了“身体写作”理论,以一种全新的女性的语言,创造今天和未来的世界,注重重新建构一种女性的语言,利用女性的语言而不是女性自身,作为解构二元对立的男权社会的武器。
伊瑞格瑞是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又一位批评家,她对父权制社会中,坚持男女的二元对立做了尖锐的批判,指出社会中,人的肉体被符号化了,人的生物学、生理学结构被赋予了不合理的文化意义。“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人类的自身已经被符号化设置于社会网络之中,在文化中,并被赋予意义,男性被认为是雄性和阳具,女性则被动和被阉割的,这不是生物学的结论,而是自身的社会心理学意义。”
最后,其他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黑人和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谓他者妇女,就是我们看得到形象,却听不到声音的女性,黑人和女同性恋妇女长期以来就处在他者的地位上。”但是她们的理论思想,对于丰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作为黑人女性,一方面,她们要与黑人男性一起受到种族歧视的压迫;另一方面,她们还要受到种族内男人的压迫。因此。从她们自身所受的压迫来看,她们关于“女性”概念的理解,不同于英美、法国的女性主导概念,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经验不能概括到黑人女性的概念中,她们关于“女性”的具体概念,是与种族和阶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黑人女性本种族内部,有别于自人女性经验的;是黑人女性意识的产物,她们关于自身的概念,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巴巴拉·史密斯在《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萌芽》中指出:“承认黑人妇女创作中性政治与种族政治和黑人妇女本身的存在是分不开的。”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女性”概念的阐释,是以种族性和政治性为依据的。
在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女性”概念的理解,可从什么是“女同性恋”的概念中得到启示。到底什么是“女同性恋”,费得曼说:“‘女同性恋’描述了一种关系,就是一种两个女人之间保持强烈感情和爱恋的关系,其中可能或多或少有性关系,抑或根本没有性关系。共同的爱好使两位妇女花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一起;并且共同分享生活中的大部分。”也就是说,对于女同性恋女性主义中,“女性”的理解是,从恋爱双方的性别角度来理解的,这里的“女性”完全不同于父权制度下,以男女爱情为主要感情下的女性,而是以同性作为自己爱恋的对象,并与之共同生活,共同分享生活中的经验。关于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女性”的基本概念,就是以同性之问的爱为基础,并与同性共同生活的女性,这一关于“女性”的概念,彻底消解了男权社会中男女二元对立关系。
综上所述,英美派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比较现实,他们更多将对女性文学的揭示,同女性生活觉悟和女性社会实践相联系,因此,关于“女性”的概念多是社会学和生物学上的实体女性的理解;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受后结构主义的影响比较大,以语言为目标。试图通过颠覆男性的话语权利来实现女性主义的任务,因此,他们关于“女性”的概念多是一种符号学意义上的,“女性”是作为一种反抗社会的力量而抽象的存在;在黑人和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女性”概念,是对女性主义思想具体运用的结果,关于“女性”具体概念多体现出阶级、种族和个人经验,而非普遍意义上的概念,他们关于“女性”概念充分体现了共性基础上的个性要求与运用。
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女性”含义的具体理解,在已有的基础上,对女性主义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中,有关涉及女性的概念,我们可以更好的把握。对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下,“女性”的理解和阐释,我们也应该遵循以下几条原则:
1.对“女性”概念的理解,坚持共性基础上的个性研究。以后现代主义理论视角进行解读,提倡它多元共生性,既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本身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那么对“女性”概念的理解也不应是以一用之,而应是多角度、多元化的。
2。对“女性”概念的理解,不能仅从抽象概念出发,而应当把它放到社会大背景下进行解读,与有关女性文学中,作家、批评家生活的具体社会生活相联系,有时候还要涉及到她们的阶级、种族等特征,对“女性”的概念做具体回答,使“女性”这一概念在所指层面,不只是就概念丽论概念,而应使它更加丰富和生动。
3.坚持文艺学、美学的研究视角,对“女性”概念更有学术上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一方面,坚持这一概念源于实践而高于实践的理论美学追求;另一方面,要注重女性概念的实践运用价值。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摘要:《阿毛姑娘》是作家丁玲为“梦醒了无路可走”的女性们写就的一首悲歌、一篇祭文。阿毛姑娘年轻生命的陨灭显然是又一出“沉默的他者”的悲剧,她是底层人民,是普通农妇,偶然间觉醒了自我,于是挣扎、抗争,但最终还是被铁屋子般的封建男权社会吞噬了。在她身上有最原始的女性意识的萌芽和最决绝的叛逆。
关键词:丁玲 《阿毛姑娘》 女性意识 女性主义
《阿毛姑娘》是丁玲于1928年刊发在《小说月报》上的一篇小说,描绘了一个生活在城乡交界处的姑娘面对外界诱惑而心理失衡最后自杀而亡的故事。主人公阿毛是一个无知无识的乡下女子,是底层人民,似乎并不属于“惊世骇俗”的莎菲们一类,所以一直以来被评论者轻视、忽略,不够重视,甚至曲解。冯雪峰就认为她是一个向往“资产阶级颓废享乐生活”的“贫农的女儿”。可事实真是如此吗?阿毛并没有那么简单。
从女性主义批评来看,尽管性别批评面对的是整个文学世界,但女性的共同经验使性别批评格外关注同性的作品,尤其是那些表现女性意识,女性世界的作品。阿毛姑娘是一个反常规人物。她的思想超越了同阶级那些无欲无求的普通农妇。作为一个社会底层女性的角色,她的有意识、有思想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从“沉默”到“苏醒”再到最后的“反抗”,这是她由无知后觉醒再到无路可走、不得不自杀的一整个心路历程,更是她作为一个反常规人物的变化体现。一名女性的无奈和悲哀,在丁玲笔下,完完全全渗透在阿毛姑娘这一反常规形象之中。即使不像丁玲笔下其他女性角色那样“醒目”,但在不醒目中却展现了这样一个倔强叛逆的孤独灵魂。
十六岁阿毛的出嫁——小说一开始便到了阿毛人生轨迹的重大转折点。幼年失母的阿毛自小长养在荒僻贫穷的山谷里,只和老父相伴,环境的闭塞和缺乏母亲的生活示范,使阿毛无知到极点,竟至于在这个“非常的日子”里,“她实在不能了解这嫁人的意义”,只是因为父亲等长辈们都说这嫁是应该的,便“想来总没有错”,接受了。这是多么讽刺啊,一个女人,连出嫁是怎么回事还不清楚,要嫁给谁都不知道。这关乎自己一生的大事,却连问都问不得。几千年来匍匐在男权脚下的中国女性就这样成了沉默的“他者”。
在中国宗法制父权社会中,男性是占据主体、自我地位的,是完整绝对的象征体。阿毛在完全不自知的情况下由父亲的家走向了丈夫的家。在当时社会这一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完完全全反映了女性这一性别中的弱者形象的无助与卑微。尽管在现代社会,女性的“从父”“从夫”的思想并未完全消失殆尽,作为一名女性却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体是多么可悲。
接着,可以说是本来毫无欲念的无知少女阿毛在男性的启蒙下,突然苏醒了作为女人的情感需求,逐渐萌发了对异性的爱。加上在夫家生活清闲,阿毛似乎过得快乐自在。可是阿毛在夫家里,自然仍然只是一个附属物,她没有自己说话的权利,只能“服于人”,是“事人者”。她没有经济来源自然也没有经济权,她虽然劳作,却不是家庭财产的拥有者更不要提支配者了。
阿毛姑娘并非一开始就有思想、有意识。一次偶然的入城让她彻彻底底地转变了思想。
杭州城跟阿毛生活十六年的乡下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拥挤的人群、繁华的街市,一个则是“恬静、自由的仙谷”。进城的一切都是那样热闹新鲜,回去后不禁为自己的枯燥生活感到悲伤。逐渐地,她开始不断幻想向往那种精致富足的物质生活。就这样,阿毛从一个终日只知道勤着做事的“单纯的孩子”,变成了对“物质有了许多希求的“好思虑的少女”,她渴望自己变成那些城里女人一样,有漂亮的衣服穿,有优雅的爱情,变得像她们一样尊贵。于是阿毛堕入无尽的悲伤之中,每天苦苦思索不讲一句话,婆婆丈夫父亲无一人知道原因,请来的大夫也手足无措。
不少批评者将阿毛悲剧的原因归结为她作为女人的“虚荣心”。可从心理学上的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得知,人只有先满足了物质上的需求才能追求更高层次的情感需求,这是人类的本性。阿毛的期望、欲望是完全正当的。尤其把她放在几千年来有生命、无历史、始终缄默的背景下来看,就更加体现了一个乡下女子自我生命意识萌发的可贵。在中国以男权为中心的宗法制社会里,妇女的地位极其低下。女性没有社会角色,甚至连名字也没有,若想得到社会认同,唯有“夫荣妻贵,母凭子贵”;不但如此,作为女人,处处受限,家庭中的三从四德使女人完全没有自我意识,只知敬顺服从。在这一社会大背景下,懵懂无知的阿毛因进城,复苏了本能欲求,实现了女性个体意识的觉醒,是难能可贵的。
从阶级上看,丁玲在文中写道,阿毛“在她那种阶级中,已是一个勇敢的英雄”,她的所思所想早已超越了同阶级的其他人。阿毛对于爱的理解虽然只是源于直觉,却与只是女性莎菲的主张有相似之处。莎菲对于灵与肉和谐的主张,实际上是对“男权社会女性仅仅是性别符号的反叛”,莎菲要在人的意义上追求女性的生存价值。虽然阿毛的女性意识还很朦胧,但在当时社会对于同阶级无欲无求只懂得安闲度日的女性来说已然是不小的进步。
意识到周围没有能理解的人之后,阿毛将自己的欲望和幻梦寄托在男性和婚姻的“二次投胎”上,她未能完全摆脱社会对女性的束缚,这也是由那个时代阶级社会的本质特点所决定。
阿毛想去跟着黑高个教授进城里当模特,教授的出现让天真的阿毛以为这是来解救她的,这是她脱离这个无欲无求困境的机会。她叫着:“我要去的!我要去的!为什么不准我去?”结果是被阿婆一掌打在地下,被小二打,被公公骂。“所有的人故意给她看一些轻视的眼色。”可是“阿毛哭也不哭,好像很快乐的挨着打。”年轻的阿毛怎么明白嫁了人就必须严守夫妇之道。女人所有的生存空间只能局限于“男子居外,女子居内”的家庭秩序呢?在封建伦理道德中,当模特更被认为是有损名节,触犯了男女有别,授受不亲的大忌。婆婆压迫儿媳实际是压迫女性的父权制度的延续,人人被压迫,又各有压迫别人的希望,这才是中国社会女人之所以在此最残酷的命运轮回中万劫不复的原因。
可是,美好的幻梦终将逝去。阿毛羡慕的美姑娘死了,阿毛的思想也发生了改变,她开始思索关于生命的结局——死亡这一更深奥的哲学问题。“宇宙间真真到底有个什么?什么也没有!到头来,终得死去!无论你再苦痛也好,再幸福也好。”年轻的阿毛就这样一步步地走上了结束自己生命的道路。原来生活的不幸各不相同,纯粹绝对的幸福根本不存在。这是多么令人悲哀。失去“理想”这是阿毛自己最不愿意的;死去,既然“根本无所谓幸福”,又早晚都要死去,何不早些结束生命。就这样,“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阿毛放弃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当阿毛哑声地嘶喊着,又怪声地笑起来,在垫被下抓出一大把火柴杆抛出:“是的,我吃了!我吃了!我现在就死!我现在就会死!”最终,阿毛用嘶喊的声音极端的方式将自己对这个社会的最后一点眷念也丢却了。可以认为这是阿毛在反抗,在抗争,在用生命对抗。
从女性长久的沉默到女性意识的自我苏醒再到女性作为独立生命个体的存在而最终走向抗争,“沉默—苏醒—反抗”这一女性成长三部曲在丁玲的《阿毛姑娘》上得到完整地体现。阿毛从一名完全失声的沉默者成长为一个用生命捍卫自由、尊重、爱情的独立高贵的生命个体。虽然选择了用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来反抗挣扎,她作为一名普通农妇,这是她唯一能做主的选择,也是她对宗法社会做出的最后一次、最为激愤、最令人震惊、也最有反抗意识的抗争。可以说阿毛是比莎菲女士更决绝的“充满了对社会的鄙视和个人孤独灵魂的倔强挣扎”的叛逆者,也是在同一时代同阶级女性中难能可贵地具有反抗精神和女性主体性意识的独立高贵的个体。
在丁玲女性小说的众多人物中,阿毛并不是最出彩最成功的女性角色,但是她由无知觉醒再到无路可走、不得不自杀的痛苦万分的心路历程却极其形象地反映出作为一名女性的无奈和悲哀。丁玲的大胆和敏锐也让阿毛姑娘突破了当时的种种局限走进人们的生活,震撼读者心灵,《阿毛姑娘》为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的解放寻求了出路,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女性作为独立的生命个体,敢于冲击传统旧社会、敢于抗争不公的命运,做自己命运的叛逆者,也做历史的、时代的叛逆者。
[1]庄钟庆,等.《丁玲创作独特性面面观》[M].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2]丁玲.《丁玲自述》[M].河南:大象出版社,2006,5;
[3]陈慧芬,马元曦 《当代中国女性文学文化批评文选》[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
[4](法)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郑克鲁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5]丁玲,《阿毛姑娘:丁玲全集(第三卷)》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