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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一种以妇女为中心的批评,中国理论界翻译、介绍了许多文学作品及其批评著作。这一流派的思想、文学批评对中国的文学及其批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女性”的具体含义却很少给以明确的内涵。只把“女性”的含义做一个普遍的概化概念来应用。文章力图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阚下,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各个国家、重要流派中的“女性”的具体概念,给予一个明确的解释。以达到对“女性”内涵的多样性的充分认识。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女性;概念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而产生的。是女权主义运动波及到文化、文学领域的结果,也是运动深入到文化领域的结果。它是一种以妇女为中心的批评,包括文学作品的女性形象、女性的创作、女性阅读等一系列问题,是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界一股重要的理论思潮。
对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理论界翻译、介绍了许多文学作品及其批评著作,而且这一流派的思想、文学批评,对中国的文学及其批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在众多的著作中,“女性主义”只是一个概括性的概念,几乎所有涉及女性主义的批评及其论著中,都是以一个限定词加“女性主义”出现的,例如:“自由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女性主义文学”、“女性主义批评”等,这样似乎就明确了“女性主义”的概念,明确了它是哪个流派、哪个领域、哪个方面的女性主义,学术界对这一概念的运用,大有大而化之的趋势,而对“女性主义”这一概念中“女性”的具体含义却很少给以明确的内涵诠释,只把“女性”的概念做一个普遍的概化来应用,但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诞生,并非在一个国家,也不是在一个地域,对于“女性主义”中“女性”的概念也不是一个同一的概念。目前,学术界对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流派中对“女性”概念的理解有所模糊,对女性主义只是有所指,却没有很好的限定它的能指,当把“女性”这一概念具体化时,就没有很明确的概念了。这样对“女性”概念的具体所指的模糊性,就很容易造成具体内涵的含混不清,也就不能很好的理解各个国家、各个流派关于“女性主义”的介绍。那么对于一些问题的把握也就很容易限于表面化、肤浅化而不能达到深层探究。本文力图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阈下,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各个国家重要流派中“女性”的具体概念,给予一个明确的解释。这样对于更好的理解女性主义批评视阈下,女性创作、女性阅读、女性心理、女性形象等一系列问题以及对于梳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问题也具有重要意义。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以女性为中心的文学研究。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是产生在一个国家,也不是统一的文学评论流派,所以“女性”的概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对“女性”这一概念的内涵也是很值得研究、探讨的。学术界对女性主义的划分,主要包括“英美派女性主义批评”、“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另外还有“其他的女性主义批评”,其代表就是“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和“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批评”。笔者也是以这种划分为依据,分别给“女性”的具体所指以明确的内涵。
首先,是“英美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学术界把英国和美国的女性主义批评放到一块讨论,并不是因为地域的原因,而是因为:一方面不约而同地对女性问题中的社会因素给予格外的关注;另一方面就是,因为英语国家,女性主义者寻找的文学传统和艺术形象都集中在相仿的经典之中。从总体上看,英美女性主义批评派形成了一种特色鲜明的批评方法,基本上是一种社会——历史批评,关注社会与文化的语境,发展基于女性经验的理论和方法,谋求理解作者及人物的女性主体;奉行女性美学的原则,研究妇女作品的特殊性,妇女作家的传统和妇女文化要求文学反映妇女的现状,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奉行明确的性别路线。笔者从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的特征可以概括出,她们关于“女性”的具体概念:在“英美女性主义批评”这里的“女性”基本上是生物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女性,她们重视妇女的实际经验,并以将妇女定义为主体的方式克服男性文学批评将女性贬损为对象的理论。对女性的内涵主体实现是由英美国家的现实决定的。英国是一个相对保守的国家,她们的女权主义革命,在斗争中,更注重女性具体实际利益的获得,包括女性在革命中,获得多少可以实现的利益和权利。例如,工作的权利、工资的提高、福利的保障等,是以行动代替文学作品,对女性是切合实际的要求,采用本土化的方法。美国是以实用主义为理论传统的国家,注重“女性”的实践性效果,注重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因此,她们关于“女性”的概念多是生物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关于这一点,从英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家那里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
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的先驱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提出:“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自己的屋子。”在这里,“钱”和“屋子”不仅是指他们的本身,还是一种象征。女性要进行创作,首要的是经济基础,强调经济的作用,而且还要有自己的创作时间、空间,这些都是决定女性创作的必要条件,重视女性创作的实际决定因素,社会生活中的女性只有具备必要的经济基础,拥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才有进行创作的可能。
标志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式诞生的重要著作是米勒特的《性政治》。在这本书中,作者将社会、历史、文化等外在因素,作为文学研究的重要方面,认为性别与“种族、阶层和阶级”一样具有“政治的”属性。这部作品从男女生理差异出发,重点揭示男性中心文学对女性形象的歪曲,抨击传统的“阳物批评”,进而批判男性的父权制社会,确立了女性的主体性,充分重视了女性作为生物学、社会学意义上的女性的阅读与创作,区分了性别的差异。
吉尔伯特和格芭在《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作家与l9世纪的文学想象》中,分析了西方l9世纪前男性文学中的两种不真实的女性形象——天使和妖妇,揭露了这些形象背后隐藏的男性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歪曲和压抑,而且以一种新的女性主义视角重新阅读,并阐释了l9世纪一些著名女作家的作品,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完善起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诞生,是在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之后产生的,法国大革命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这场革命的爆发,女性也参加进去。但革命结束后,她们发现所谓的“自由”、“平等”、“博爱”只是男人的权利,女性的地位根本没有什么改善,于是,她们要求实现女性的权利,得到应有的地位,爆发了女权主义运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因此受到女权运动的重要影响。因此,她们的思想非常激进,并受后结构主义的影响比较深刻,相对于英美来说更理论化,注重语言学、哲学、心理学的分析和其他话语系统中的女性构成,注重妇女与语言的关系,她们对“女性”概念的理解不再是生理意义上的妇女,也不再是妇女的经验与历史,而是文化语境中的女性符号。她们认为女性是一种存在方式和话语方式,代表社会内部的一种反抗力量,而体现出一种浓郁的解构主义和心理分析的色彩,把女性作为父权制社会下的一种解构力量,是一种他者的符号化概念,而不是实体意义上的“女性”。法国女权主义代表人物克利斯蒂娃“认为‘一个人是女人’和‘一个人是男人’几乎同样荒谬,并且具有同样的蒙昧主义色彩”,“因此,我对‘女人’的理解是‘女人’无法预约、无法言传,存在于命名与意识形态之外。”“在更深的程度上,女人不是一个能‘成为’的某种东西。”这段话,用女性不可界定的符号学意义,模糊了男女的界限,目的是消解父权制度下的男女二元对立。法国另一位女性主义批评家西苏认为,在男女二元对立的社会中,男性代表正面价值,而女性是排除在中心之外的“他者”,只能充当男性存在及其价值的工具、符号,男性为了维护二元对立,极力压制女性。为了消解这种二元对立,西苏提出了“身体写作”理论,以一种全新的女性的语言,创造今天和未来的世界,注重重新建构一种女性的语言,利用女性的语言而不是女性自身,作为解构二元对立的男权社会的武器。
伊瑞格瑞是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又一位批评家,她对父权制社会中,坚持男女的二元对立做了尖锐的批判,指出社会中,人的肉体被符号化了,人的生物学、生理学结构被赋予了不合理的文化意义。“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人类的自身已经被符号化设置于社会网络之中,在文化中,并被赋予意义,男性被认为是雄性和阳具,女性则被动和被阉割的,这不是生物学的结论,而是自身的社会心理学意义。”
最后,其他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黑人和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谓他者妇女,就是我们看得到形象,却听不到声音的女性,黑人和女同性恋妇女长期以来就处在他者的地位上。”但是她们的理论思想,对于丰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作为黑人女性,一方面,她们要与黑人男性一起受到种族歧视的压迫;另一方面,她们还要受到种族内男人的压迫。因此。从她们自身所受的压迫来看,她们关于“女性”概念的理解,不同于英美、法国的女性主导概念,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经验不能概括到黑人女性的概念中,她们关于“女性”的具体概念,是与种族和阶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黑人女性本种族内部,有别于自人女性经验的;是黑人女性意识的产物,她们关于自身的概念,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巴巴拉·史密斯在《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萌芽》中指出:“承认黑人妇女创作中性政治与种族政治和黑人妇女本身的存在是分不开的。”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女性”概念的阐释,是以种族性和政治性为依据的。
在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对“女性”概念的理解,可从什么是“女同性恋”的概念中得到启示。到底什么是“女同性恋”,费得曼说:“‘女同性恋’描述了一种关系,就是一种两个女人之间保持强烈感情和爱恋的关系,其中可能或多或少有性关系,抑或根本没有性关系。共同的爱好使两位妇女花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一起;并且共同分享生活中的大部分。”也就是说,对于女同性恋女性主义中,“女性”的理解是,从恋爱双方的性别角度来理解的,这里的“女性”完全不同于父权制度下,以男女爱情为主要感情下的女性,而是以同性作为自己爱恋的对象,并与之共同生活,共同分享生活中的经验。关于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女性”的基本概念,就是以同性之问的爱为基础,并与同性共同生活的女性,这一关于“女性”的概念,彻底消解了男权社会中男女二元对立关系。
综上所述,英美派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比较现实,他们更多将对女性文学的揭示,同女性生活觉悟和女性社会实践相联系,因此,关于“女性”的概念多是社会学和生物学上的实体女性的理解;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受后结构主义的影响比较大,以语言为目标。试图通过颠覆男性的话语权利来实现女性主义的任务,因此,他们关于“女性”的概念多是一种符号学意义上的,“女性”是作为一种反抗社会的力量而抽象的存在;在黑人和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女性”概念,是对女性主义思想具体运用的结果,关于“女性”具体概念多体现出阶级、种族和个人经验,而非普遍意义上的概念,他们关于“女性”概念充分体现了共性基础上的个性要求与运用。
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女性”含义的具体理解,在已有的基础上,对女性主义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中,有关涉及女性的概念,我们可以更好的把握。对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下,“女性”的理解和阐释,我们也应该遵循以下几条原则:
1.对“女性”概念的理解,坚持共性基础上的个性研究。以后现代主义理论视角进行解读,提倡它多元共生性,既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本身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那么对“女性”概念的理解也不应是以一用之,而应是多角度、多元化的。
2。对“女性”概念的理解,不能仅从抽象概念出发,而应当把它放到社会大背景下进行解读,与有关女性文学中,作家、批评家生活的具体社会生活相联系,有时候还要涉及到她们的阶级、种族等特征,对“女性”的概念做具体回答,使“女性”这一概念在所指层面,不只是就概念丽论概念,而应使它更加丰富和生动。
3.坚持文艺学、美学的研究视角,对“女性”概念更有学术上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一方面,坚持这一概念源于实践而高于实践的理论美学追求;另一方面,要注重女性概念的实践运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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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形象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早期的中国在英国人眼中是一块令人神往的人间乐土。在14世纪的英国散文家曼德维尔笔下,中国是一个世间珍宝无奇不有的蛮子国,那里有世上最强大的大汗君王,以及他那布满黄金珍石,香满四溢的雄伟宫殿。到了十七、十八世纪,欧洲更是进入了“中国热”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几乎成了英国人眼中的典范,中国的理性主义,王道思想以及科举制度受到了众多英国文人的赞赏和追捧,大部分英国人把中国视作一个和平繁荣文明的乌托邦国度。虽然这期间也有少数作家对中国持否定态度,如十八世纪初的著名小说家笛福,曾在其《鲁滨逊漂流记续编》及第三编《感想录》中肆无忌惮的攻击中国文化,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中国形象正面的。
从十八世纪后半期开始,情况有所改变,英国人对中国的批评开始日益尖锐。1793年,英国派马噶尔尼出使中国,试图打开中国这个广大的市场,但因为清政府的封闭无功而返。马噶尔尼使团回国后发表了很多关于中国的报道和书籍,撕碎了中国理想国的面纱,西方人似乎恍然大悟,原来那个被他们所崇拜仰慕的理想国竟是如此封闭落后,停滞不前。中国形象开始一落千丈。
到了十九世纪,“中国热”现象已经彻底结束,欧洲进入了中国文化的摒弃期。这时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已经是一个落后愚昧,停滞不前,野蛮的国度。中国人逐渐被视为劣等民族,成为被蔑视的对象,毫无疑问,这种观念会融入英国作家的创作之中,并直接影响他们对中国形象的塑造。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将中国人视作与印第安人,摩尔人,马来人,东印度人一样的低等民族。华兹华斯没有到过中国,他对于中国的印象来自巴罗所写的《中国见闻》,巴罗是马噶尔尼使团的成员之一。这本书对于中国的评价非常低,书中写道:“这个民族总的特征是傲慢和自私,伪装的严肃和真实的轻薄,以及优雅礼仪和粗俗言行的牢固结合。表面上他们在谈话中及其简单和直率,其实他们是在实践着一种狡诈的艺术,对此欧洲人还没有准备好如何去应付”巴罗的这种态度直接影响了很多英国文人对于中国的看法。
而在散文家德•昆西笔下,东方中国是一场恐怖的噩梦,是个停滞腐朽的国家,中国人低能又野蛮无知。他说:“如果被迫离开英国住在中国 ,生活在中国的生活方式,礼节和景物之中,准会发疯。”所以他不仅赞成向中国贩卖鸦片,还主张用武力去教训那些未开化的中国人。
在拜伦眼中中国人也是受到嘲笑蔑视的对象。他在《唐璜》第13章第34小节中写到 “一个满清的官吏从来不夸什么好∕至少他的神态不会向人表示∕他所见的事物使他兴高采烈”。在这里表现了中国人的虚伪、冷漠、和对内心真实情感和自我的压抑,而这些都被是注重表现人内心真实情感的浪漫主义者所鄙视和嘲笑的。
诗人雪莱也把中国人当作“未驯服”的野蛮人,他在其抒情诗剧《希腊》中写道:“如果没有希腊文明,西方人也许至今仍是野蛮人,或许更坏,社会会弄到那种停滞而悲惨的境地,像日本和中国那样”
达凯莱在其叙事诗《一个悲惨的故事》中也写到了一个中国人,他唯一操心的就是一条神秘的 “英俊的猪尾巴”“他费劲儿的想把它拿到前面来,他却总是垂在屁股后面,他对此束手无策”这条猪尾巴,暗示了中国人的落后停滞与保持原状。
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国力已经非常强盛,慢慢走上了霸道之途,他们的民族优越感和傲慢感也愈演愈烈。对中国人的蔑视也是与日俱增。狄更斯笔下人物曾说过:“中国怎么可能有哲学呢?”丁尼生也说:“在欧洲住五十年也强似在中国过一世”
1858年4月10日,英国的《笨拙》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一首为广州写的歌》的诗歌,诗中写道:“约翰•查纳曼简直是混蛋,他要把全世界来拖累,这些顽固残酷的中国佬长着小猪眼,拖着大猪尾。一日三餐吃的是令人作呕的老鼠,猫狗,蜗牛与蛆蜒。他们是撒谎者、狡猾者、胆小鬼。约翰牛来了机会就给约翰•查纳曼开开眼。”这份杂志在英国家喻户晓,影响力很大。短短半个世纪,中国已经从欧洲人眼中的理想国沦为被侮辱和耻笑的对象。
到了十九世纪最后一二十年,英国进入一种文化自我怀疑时期,面对逐渐崛起的东方国家如日本和中国,西方人的态度开始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一方面,西方人一如既往的贬低中国人,认为黄色人种是低劣的人种,只有白人具有高贵血统。另一方面,中国义和团在抵抗外敌入侵时表现出的英勇气概给了欧洲人强烈的震撼,很多欧洲人开始对中国人感到忧心和恐慌。一种被称为“黄祸论”的论调席卷西方世界。
皮尔逊是“黄祸论”的第一个阐释者,他在其《民族生活与民族性》中论述了中国人的可怕,认为“如果中国有一个足够出色的君主,再学习到西方先进的科技,就会成为一个任何西方国家都不敢轻视可怕的国家,他们早晚会溢出自己的边界,扩张到新的领土,并且把较小的种族淹没掉。对欧洲国家造成军事、道德、经济上的威胁。”1900年,有关义和团的传闻给西方带来了了普遍的恐慌,在他们的想象中,“漫山遍野的黄种人在亚洲广阔的天幕下,排山倒海的扑向西方人孤岛式的据点,哪里的文明之光将被这野蛮残暴的黄色浪潮吞噬。”
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当时在英国甚至出现了一些描写中国入侵的小说,这些小说表现出强烈的种族歧视态度。到20世纪初,甚至演变成了一种妖魔化中国的风气,最突出表现在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塑造的一个阴险邪恶的中国人物形象身上,他就是傅满楚。这个人物集整个东方民族的狡诈残忍于一身,暴露了西方人恶意丑化和妖魔化中国人的阴暗心理。
总的来说在摒弃中国文化的十九世纪,英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基本上是负面的,中华民族被视为野蛮愚昧的民族。但是主流之中也有例外,比如:英国作家兰陀就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之邦,在其《想象的对话》中有一篇题为《中国皇帝与清蒂之间想象的对话》的文章,文中他以理想的中国与英国相对照,指出中国是一个和平、公正、民主的国家。唯美主义者王尔德也很向往东方艺术,对《老庄》哲学颇有共鸣。然而这种艺术理想,在欧洲19世纪的中国文化摒弃大潮中显得非常脆弱。
总之,从18世纪末英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就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到19世纪,中国已经从文明古国彻底沦为野蛮落后毫无生命力的国度。这个变化绝不是偶然的,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晚清政府的封闭落后,腐败无能是一个不能回避的原因。
从18世纪后期开始这个自诩为世界中心的大清国就开始走下坡路,夜郎自大,闭关自守,贪污腐败之风盛行,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的无能表现令中国人民饱受屈辱,清政府的专制、黑暗可见一斑。于是当时的西方人习惯性的将中国描绘为一个贫穷落后,腐败成风,没有民主人权的国家,虽然其间不免有夸大之词,但与当时中国的状况也绝非没有吻合之处。即使按照我们所学过的教科书的观点,这个时期也是中国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政权腐败,民不聊生,而这也正是我们要推翻封建专制进行民主革命的原因,因此我们绝不能简单的斥责西方对我们的歪曲和丑化,而是必须首先审视自身,正确的认识自己,这是我们能够不断进步的先决条件。
同一时期的英国国力却已很强大,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发展的巨大进步,交通也越来越便利,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来到中国,对中国现实的了解日益增多。这时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不再是来自传教士带有美化的宣传,而是褪去了理想色彩,更加接近真实的中国。随着自身国力的日益强大,优势日彰,英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也前所未有的高涨起来,面对在许多方面比自己落后的东方文化,一种鄙夷之情就油然而生。“社会基础即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以及文化实力在异国形象的塑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当时强大的英国面对日渐贫弱、没有进步、闭关落后的中国自然的就会采用俯视的视角和轻视的态度来对待我们,这也是这个时期中国负面形象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在异质文化接受交流的过程中,一个国家往往被另一国家视为“异已”的他者而存在,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也是这样,在英国作家眼中,中国是一个和他们自身不同的“他者”,是一个文化利用的对象。早期的英国对中国了解有限,很多思想家和文学家感到了他们自身文化中的缺憾,就把自己的文化梦想投射到与他们自身完全不同的东方文化中,希望从中国形象中找到一种可以改变现状的力量,这从一个侧面表达了英国人内心的渴望,所以他们笔下的中国形象往往是理想化的。
到了19世纪,英国的国力逐渐强盛,他们的民族认同感和优越感也与日俱增,这样的英国需要一个“他者”作为对比来肯定自身的优势。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被否定的他者,他们试图从中国的落后,愚昧贫穷中来印证他们自身的强大,先进和优越,所以这个时期的中国形象就被夸大的负面化。虽然这里面并非没有真实的成分,但很多都被恣意的夸大了,甚至还有很多刻意的谩骂和侮辱。建立在欧洲中心论和种族歧视基础上的黄祸论不仅反应了欧洲人对中国的仇视心理,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们自身的一种文化恐慌,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华民族的逐渐崛起。
至于19世纪的少数作家对中国文化深表赞同,其实也是一种文化利用的现象。西方人向来很有自省意识,他们对照自身文化的不足之处,渴望从异质文化中寻找一些可以改善自身的东西。但这并不表示中国文化就真的融入了英国人的思想意识之中。归根到底,他们只是把中国作为一个异己的“他者”,一个文化利用的对象。所以其笔下的中国形象也并非真实的中国,而是建立在他们自身需要基础之上的想象物,是其自身欲望的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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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现代金融知识越来越繁杂,越来越具有专业性,普通消费者的相关知识和专业人士相比存在巨大差距,双方的信息也很不对称,这就导致普通消费者在金融专业人士面前处在相对弱势地位。在一个健全的金融市场上,只有建立了严密规范的保护机制,让普通消费者的利益得到切实可靠的保护,金融市场才能向纵深和长远发展,而不至于被瓶颈束缚。保护主体利益原则是金融法律的一项基本原则,这一原则也强调必须重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完善法律规范,加大力度保护消费者利益,规范金融运作程序,加大信息披露力度,减少信息不对称,从而发展出多层次的、健全的金融市场,构建规范的金融市场秩序。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消费者的信任,从而为消费者提供更高水平的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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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14日英国财政部发布消息,宣布已于当日发行首只人民币主权国债,发债规模达30亿元人民币,期限3年,票面利率为2.70%。英国财政部同时表示,债券发行收入会纳入英国的外汇储备。
以2009年实施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为标志,人民币国际化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正式启动。近5年来,通过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政府间双边贸易互换,人民币离岸中心建设等重要举措,人民币国家化取得了显著进展。环球银行同业金融电讯协会)的数据显示,目前人民币已经成为全球第7大贸易结算货币和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英国发行人民币国债是人民币国际化一个新的里程碑,将有力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速。
本文从探讨伦敦离岸金融中心的国际地位出发,分析英国发行人民币国债的现实意义,本文认为伦敦发行人民币国债对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意义在于人民币已经完成从贸易结算货币、国际投资货币到国际储备货币的跨越。英国发行人民币国债是人民币国际化一个新的里程碑,将有力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速。
伦敦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立源于2011年9月中英财金对话的响应。在此基础上,2012年4月伦敦金融城正式启动人民币业务中心计划,意味着伦敦成为继香港、新加坡之后的第三个人民币离岸市场。英国政府之所以对伦敦人民币离岸中心建设显示出高度的热情,是为了把伦敦打造成人民币离岸市场的欧洲中心,扩大国际金融与国际贸易中人民币的使用比例。事实上,在与法国巴黎,德国法兰克福,瑞士苏黎世的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竞争中,伦敦确实已经先行一步,并且取得了一定成绩。英国力争打造人民币离岸市场的欧洲中心,是因为英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逐渐奉行"去美元化"策略,以及2010年后受到欧债危机影响,经济发展前景不明朗,亟需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其中抓住人民币国际化这一良机,加大力度与中国的经贸、金融合作,对英国来说是一个新的利润增长点。中国现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增速平稳,人民币币值稳定,中英规模日趋扩大的贸易与投资往来有助于英国国内经济复苏。建立伦敦人民币离岸市场,对于推动人民币跨境结算、跨境人民币投资融资以及跨境人民币存款贷款等人民币离岸业务的发展也有很大作用。
目前,推进人民币国家化的路径主要是通过政府间货币双边互换、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外汇融资以及人民币金融产品投资等渠道,然后在香港、伦敦、新加坡等人民币离岸市场进行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在全球的发展。
伦敦作为全球知名的国际金融中心,在外汇交易规模,金融衍生品交易,私募股权投资方面处在全球领先地位。此外,伦敦完善的金融机构配套、享有声誉的金融监管框架、完备的法律体系为离岸人民币业务提供了安全保障。伦敦汇聚了全球高素质的金融人才,使其在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创新上超越其他金融中心,有能力为人民币产品创新提高智力和技术支持。还有一点就是伦敦地理优势卓越,适合作为联系亚洲和欧美离岸人民币支付、结算的纽带,拓宽人民币国际化的空间。
从2012~2014年,中英双方的一系列措施使得伦敦人民币离岸市场高速发展。特别是在人民币外汇交易,人民币贸易结算和和贸易融资方面,增长速度最快。到目前为止,英国已经成为欧洲增长最快的人民币支付市场,2014年7月在英国发生的人民币支付规模是2013年同期的两倍。2013年,伦敦的人民币外汇融资平均每天达到253亿美元,比2012年增长了50%。此外,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14年1~7月中英双边货物和服务贸易总值达444.8亿美元,与2013年同比增长22.3%。中英双边贸易的大幅增长,意味着跨境人民币交易和结算的规模也随之扩大,伦敦已经拥有庞大的人民币资金池,其存量和增量都足以支撑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人民币离岸市场越做越大。
为了抓住人民币国际化机遇,追赶香港和新加坡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步伐,巩固伦敦在人民币欧洲中心的地位,英国政府终于在2014年10月做出重大举措,发行西方国家首只人民币主权债券,并将债券发行收入纳入英国外汇储备。此举措标志着人民币正式成为英国的外汇储备货币,显示了英国对人民币国际化的信心,对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是一个里程碑事件。
大致上,一国货币的国际化大致要遵循"三步走"。即一国货币职能要经过三个阶段,从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再到储备货币。所以,一国货币国际化成功的标志就是该货币在国际上被广泛纳入储备货币。
目前中国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2012年人民币在全球贸易结算货币中只能排全球14位,,而2014年人民币在贸易结算中仅次于美元、欧元、日元、加元、澳元和瑞士法郎,排名跃升至全球第7位。从2009年算起,央行已经先后与26个境外国家货币机构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额度高达2.9万亿元,而且在香港、伦敦、台湾、新加坡、法兰克福等地建立了人民币清算行,人民币与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主要货币也已经实现了直接交易。上海自贸区的成立增加了人民币的流动性及交易量,提高了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市场的占比同时不断完善人民币回流机制。"沪港通"的开通,表明资本账户将进一步对外开放,提高了人民币金融资产的吸引力,反过来又促进了人民币跨境使用的扩大。不过,人民币与全球主要储备货币仍有很大差距。IMF的数据统计显示,截至2014年二季度,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货币依然是美元,占比超过60.7%,第二为欧元,占24.2%,日元、英镑、加元、澳元位居其后。在资本项目尚未完全自由兑换的条件下,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使用规模并不大,在全球的比例不到1%。人民币在国际化的道路上,依然任重道远。
英国此次人民币主权债券并首次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两个方面促进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
(1)推动了伦敦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目前中国正处经济转轨期,金融市场改革刚刚开始,利率市场化还没完成形成,人民币汇率机制不完善,在这些条件的约束下,显然通过在岸人民币市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难以实现。于是,离岸人民币市场对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离岸人民币市场对于人民币跨境结算,投资以及人民币金融产品创新以及离岸人民币基准利率形成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英国发行人民币国债对于推动伦敦离岸市场发展主要有三点。一是增加了人离岸人民币的流动性。鉴于英国在主权债券信用上有较高的级别,会吸引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将人民币资金注入伦敦市场。二是丰富了离岸人民币金融产品种类。此前伦敦市场已经有人民币存单、金融机构债券、公司债券等人民币产品,此次英国发行的人民币国债很有可能会带动离岸人民币金融产品的创新,丰富人民币产品种类。三是进一步完善离岸人民币基准利率。发行债券上具有国际口碑,通常发行国债的收益率会被参照为市场基准利率。此次英国发行的人民币主权债券利率也很大程度上会被看作是离岸人民币债券的基准市场利率。
(2)此次英国发债并把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货币,可以看做是英国看好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一种信号效应,为人民币晋升国际储备货币添加筹码。尤其在欧洲范围内,会有极大的辐射效应,进而会影响世界对于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看法。在美元长期存在持有风险,欧元、日元因为欧盟、日本经济不景气相继贬值的情况下,欧洲各国亟需寻求新的外汇储备货币来对冲美元、欧元、日元作为储备货币的风险。近年来人民币币值稳定,加之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稳定以及目前中国欧盟经贸往来到达历史新高度,双边贸易连续三年超过5000亿美元,使得欧盟对人民币的需求不断增加,预计会有更多与中国经贸往来频繁的欧州国家会效仿英国,采取更多的金融创新方法把人民币纳入国家的外汇储备。此外,10月15日在法兰克福召开的会议上,欧洲央行已经讨论了把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的可能性。如果近期欧洲央行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很大可能帮助人民币在201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特别提款权(SDR)货币构成比例调整审核当中纳入为SDR一揽子货币。届时所有的IMF成员国都将通过持有SDR获得人民币敞口,让成员国增加人民币的外汇储备,更深层次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发展。
伦敦是全球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和离岸金融中心,英国发行人民币国债对人民币国际化将产生重大而且深远的影响。它既表明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已经从周边地区拓展到全球金融强国,也表明人民币已经实现从贸易结算货币、国际投资货币到国际储备货币的跨越。
当代国际货币体系由20世纪4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美元霸权主导。美国一直认为美元的全球霸权是美国最大的国家利益,人民币国际化将对当代国际货币竞争格局尤其是美元霸权形成挑战。虽然目前人民币国际化进展顺利,但未来很可能受到传统国际货币发行国尤其是美国的反制。对此我们应该具有清醒的认识并做好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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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英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型,英国的税制也经历了一个从自然经济税制属性的单一税制向基本适应近现代市场经济需要的税收体系的复杂转变过程。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英国政府预算制度的演进及特征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 要:英国政府预算制度的演进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早期形成阶段(1215年—1688年)、中期发展阶段(1688年—1852年)、近期成熟阶段(1852年至今)。以1215年《大宪章》的签订为起点,英国政府预算制度开始了其漫长的形成过程,议会对君主的预算控制权逐步进行了剥夺与控制,但从19世纪末开始,预算控制权又逐步从议会手中转向政府。英国预算制度的发展呈现出与其议会制度、政治制度发展相关的若干特征,诸如原创性、渐进性和灵活性等。?
关键词:政府预算制度;演进过程;英国历史
英国政府预算制度的演进及特征
从世界范围看,作为现代财政管理核心的政府预算制度起源于英国。纵观英国政府预算制度从13世纪初的萌芽到发展成熟,其数百年的发展演变正是英国议会以法律形式逐步剥夺君主财政权的过程。英国政府预算制度的演变与其议会制度的形成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 英国政府预算制度的早期形成阶段
(一)早期形成阶段的起点:1215年《大宪章》的签订
12世纪初,英王约翰(King John,1199—1216)即位前后,英格兰经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王室财政陷于极度的困难之中。在这样的财政背景下,约翰王仍然不断扩军备战,进行无休止的财政榨取,这使得国王与贵族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从而导致1215年的贵族反叛。最终,英王约翰被迫于1215年6月19日与反叛贵族签署《大宪章》。从内容来看,《大宪章》不过是一个典型的封建法和习惯法文献。但就其精神实质而言,《大宪章》则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一是确立了“法律至上,王在法下”的原则,这一原则成为英国宪法政治的基础;二是向国王宣告国民有被协商权,并明确规定国王必须召开有若干贵族组成的议会,为议会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三是首次将“非赞同毋纳税”和“无代表权不纳税”等预算原则以法律形式确立下来,从而标志着英国政府预算制度早期形成阶段的开始。
(二)英法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时期预算制度的进展
1337—1453年间的英法百年战争成为英格兰宪政发展、社会变化和民族意识成长的催化剂,为议会权力的增强创造了客观条件。虽然战争有助于国王威望的提高,从而使王权产生****倾向,但另一方面,百年战争带来的额外开支使英国君主不得不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更加依赖于议会的支持。君主们急剧膨胀的军费需求,迫使他们频繁地要求议会给予其财政授权。百年战争期间,议会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逐渐分为上、下两院。下院的形成使纳税人与君主的税收关系进一步发生变化,意味着议会是由纳税人选出的代表,而不是由国王指定的人选所组成的机构。
英法百年战争刚刚结束,两大贵族集团——约克家族和兰开斯特家族便展开了历时30年(1455年—1485年)的“玫瑰战争”。在“玫瑰战争”时期,议会的地位曾一度受到冲击。由于局势动荡,政权不稳,国王惟恐触犯国民,尽量减少税收的征收;同时,没收敌对贵族的地产也使国库得到充实,国王征税的动力减弱,议会召开的次数明显减少。但这一时期,下院的地位得到很大提升。这是因为,许多在战争中反对国王的大贵族被剥夺爵位,因而失去上院议员的资格,上院议员人数大大减少。而国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特别注意向世人表明,他得到了全民的拥护。
(三)都铎王朝时期的预算制度
在都铎王朝时期,除了亨利七世善于开源节流,维持了王室财政的独立性外,其他君主都入不敷出。亨利八世给后继者留下约100 000镑的外债;伊丽莎白一世时期,预算支出激增,特别是因与西班牙战争耗费巨大,到她统治的最后一年,政府发行的公债总额达到400 000镑。为解决财政困境,国王总会或多或少地依赖于议会的支持,才能获得所需的财政资金,并需要做出妥协以回报议会的拨款举动。因此,在这一时期逐步形成“王在议会”的宪政原则,并出现了“议会至上”的萌芽,议会尤其是下院的政治地位得到提高,议会下院进一步加强了对政府预算权的控制。 (四)17世纪时议会初步具有预算控制权
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士一世(King James I,1603—1625)和查理一世(King Charles I,1625—1649)实行了一系列的敛财行为,并在税收问题上都与议会发生过激烈的冲突。1642年,以克伦威尔为首的议会军最终打败王党军,处死了国王查理一世。议会宣布成立“共和国”。随后,克伦威尔又废除共和国,建立起护国政府,由克伦威尔担任护国主,实施军事独裁统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7世纪40年代以议会战胜国王为特征的英国革命,却没有增强议会的预算控制权。在共和国和护国政府时期,议会被迫给予克伦威尔一项长期性的年度收入授权。当议会休会时,护国会及其咨政会有权征收任何数额的钱款,以应付紧急事件的需要。克伦威尔还开征了种类繁多、不得人心的税收,有的经过而大部分则未经过议会的批准。
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詹姆斯二世(King James II,1685—1688)继位不久,便有步骤地开始实施****主义统治,最终导致了1688年的“光荣革命”。1689年2月,议会召开全体会议,宣布荷兰执政威廉和其妻玛丽共同登上王位,成为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King William III and Queen Mary II,1688—1702)。同时,议会发布《权利法案》,作为新国王登基的条件。该法案明确规定,议会是英国最高的立法机关,议会权力高于王权。议会的最高权力终于以成文法的形式固定下来。经过四百多年的议会与国王的斗争,议会终于完成了对政府预算权力的初步控制。
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使得英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伴随着内阁制度、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英国政府预算制度也随之发展完善。
(一)现代税制结构基本形成,议会的税收控制权逐步加强
随着英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型,英国的税制也经历了一个从自然经济税制属性的单一税制向基本适应近现代市场经济需要的税收体系的复杂转变过程。在短短的一个世纪当中,从简单直接税——土地税到间接税——货物税和关税,再到现代直接税——所得税,英国的现代税制结构基本定型。
随着现代税收体系的逐渐形成与完善,议会在税收控制方面也获得显着进展。在1816年、1833年、1841年、1848年、1850年等年份,政府的税收提议或是被击败,或是被修正。1787年,议会通过《统一基金法》,建立起“统一基金”。所谓的“统一基金”,是政府在英格兰银行的公共账户名称。自1787年开始,政府所有的收入均应纳入统一基金,所有的支出均应由统一基金支付。统一基金的建立极大地增强了下院的预算控制权。
(二)议会逐步加强了对王室收入的控制力度
“光荣革命”后,议会认识到:以往给予国王大笔拨款授权的做法,为国王滥用权力和侵吞预算资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议会建立起“王室年俸制度”。1689年,议会给予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一笔60万英镑的固定年收入的终身授权。作为回报,君主取消了自己大部分的世袭收入,将其列入“王室年俸”,由专门指定的政府收入来支付用于君主和王室需求的财政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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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CA课程设计理念是实用与创新,不追求课程体系的完整,以项目作为驱动,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在阶段性的项目制作、学习过程中遇到所需要的知识,老师一般少讲或不讲,可以告诉学生查阅相关参考文献,由学生自己解决,锻炼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绝大多数学生都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项目任务。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英国学习谈NCCA的课程方案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英国学习谈NCCA的课程方案
2013年8月在伯恩茅斯大学(Bourne mouth University简称BU)的传媒学院我们进行了为期三周的学习考察,通过学习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扩展了自己的专业视角,为以后的教学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案例。
BU传媒学院的英国国家计算机动画中心(National Centre for Computer Animation简称NCCA)成立20多年来为业界培养了大批人才,毕业生遍布动画、游戏、电影特效、广告创意等各大相关企业,毕业生安德鲁?洛克利(Andrew Lockley)因电影《盗梦空间》赢得美国电影奥斯卡奖最佳视觉效果奖。
BU的本科教育学制3年,研究生1年,NCCA的计算机动画制作专业需要艺术和技术的双重能力,现有三个专业方向。一个偏重艺术类,重点放在动画软件的应用上;第二个偏重技术类,重点放在动画程序的设计上;第三个艺术和技术课程各占一半,强调艺术和技术双重能力。
对技术类的学生来说,在数学物理和计算机上要有扎实的基础,因为NCCA对这方面的要求比较高,需学习少量的艺术方面的课程;艺术类学生在报名时,需要提供作品集,但并不一定是动画作品,申请者以前是否接触过动画并不重要,作品集能够体现自身艺术功底和能力,当然需学习少量的技术方面的课程。
NCCA课程设计理念是实用与创新,不追求课程体系的完整,以项目作为驱动,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在阶段性的项目制作、学习过程中遇到所需要的知识,老师一般少讲或不讲,可以告诉学生查阅相关参考文献,由学生自己解决,锻炼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绝大多数学生都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项目任务。NCCA课程中有高达70%的课程能够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他们实习公司包括:英国广播公司BBC、IBM公司等国际知名企业,可发展学生的实际技能,提高学生综合素质。BU因此成为英国就业率最高的大学之一。
BU的教学团队曾经参与大型巨片《阿凡达》的动画制作,教学团队中有从事技术领域研究和教学的人,也有艺术教学研究和教学的人。技术方面包括计算机、数学、物理等理科,艺术方面有动画制作、美术。教学中学生不仅要了解如何应用动画制作软件,同时还要知道动画背后的理论,程序运行参数的设定,如人体或动物关节弯曲时肌肉收缩的逼真性等,电脑动画需要结合技术和艺术两方面,单纯靠一方面是不够的。
印象比较深的是肖智东博士的课,内容是运动捕获(Motion Capture),这是一门偏技术领域的课程,在工作室内讲授,现场通过真实人物的行为动作表演,运用工作室内的摄影设备和计算机软件捕捉人物骨骼动作,在骨骼动作的基础上运用软件添加上肌肉、皮肤、衣服等要素可以成为另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动物的行为动作。这种真实环境下的学习氛围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此外,学校会经常从业界聘请一些专家与学生交流,把专业知识和实际工作经验带入课堂。
NCCA时刻把握业界的动态,每周至少有一位业界人士来BU做讲座,内容包括他们正在做的项目,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为学生将来求职做准备;业界还有一个工业顾问委员会,每年到NCCA举行两次会议,工业顾问委员会的成员都由本校往届毕业生任职,通过会议形式告诉NCCA,业界下一步的可能发展趋势;对从业人员要求的角度来讲,也可以了解到NCCA在哪些方面做得比较好,哪些方面做得不够,需要进一步改进;在得到业界反馈的同时,也可以把NCCA面临的问题拿出来与他们讨论。
NCCA在计算机动画方面的研究水平在英国也排名前茅,研究理念渗透到教学中,使学生能够接触到最新、最前沿的知识。NCCA的学生不仅可以从课堂上、互联网上学到动画制作的知识,还可以从研究中直接学到,有些学生甚至直接跟着博士生或博士后参与到一些课题的研究中来。BU学生的知识体系更加超前,让他们觉得,掌握所学知识之后不仅可以在业界谋求一份工作,还可以做创造全新动画技术的先锋人物。
NCCA课程目标强调培养学生的可转化技能,不仅教给学生在业界立足的技能,更重要的是在他们长远的职业生涯中,现在学到的东西能够让他们不断积累、学习新的知识,进一步向前发展。对出现的新技术、新方法能通过自主学习去掌握,对动画制作软件开发和业界发展的潮流有更深层次的认识与掌握,具备一定的转化能力,未来职业生涯中能通过自身努力可向更高的层次发展。BU的毕业生在这点上都得到业界的广泛认可,尤其在电影特效领域。
在BU培养的学生中,Tom Box是2000年毕业于NCCA,成立了Blue-zoo动画工作室,目前是英国最大的动画公司之一,团队现有120多人,平均每年创造1000多分钟动画,公司的经营理念为“创造性的服务”(Creative Services)。通过创造性的服务为公司持续发展提供资金,从而引起更多的工作机会,公司得以持续的生产制作,继续研发、规划、设计“创造性的服务”,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2012年Blue-zoo动画工作室赢得BAFTA奖,即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对于Blue-zoo动画工作室将来的发展,Tom Box告诉我们:业界的“需求与信任”是公司发展动力与源泉。
总之,NCCA从课程设计、课程教学、课程实施、课程目标等几个方面着手,培养学生艺术和技术双重能力,造就动画技术先锋人才。通过此文希望能给我们的课程改革带来更多的启发,引起我们对高等职业教育更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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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前的的语境下,有两种倾向值得我们警惕:过分地夸大文化全球化的作用以致于根本忽视了文化本土化倾向,结果会使中国文化丧失其固有的民族身份;过分强调文化本土化、并以对全球化的敌意来排斥一切外来影响也会产生另一种形式的文化民族主义。后者很可能会使中国的国际文化交流和学术交流后退,甚至给经济建设带来障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全球化时代英语的普及和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全球化时代英语的普及和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全文如下:
提要:探讨全球化这个现象已成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前沿理论课题。本文从全球化时代英语的普及以及对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冲击入手,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对策:既迎接全球化的挑战,掌握英语这一文化传播工具,同时又在与西方学术界的交流中借助英语这一工具提出中国批评的策略,最终达到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因而一味反对英语的普及只能使对外开放的大门关闭,而全盘西化则会导致中国文化身份的失却。
关键词:全球化;英语;批评话语;后殖民
在所有的主要国际性语言中,英语毫无疑问是最为普及和最具有影响力的一种语言,这不仅体现在东西方的学术研究中,同时也体现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对外贸易中。既然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全球化或跨国资本化的时代,那么英语的功能也就变得越来越明显,因而也就对在世界范围内使用十分广泛的其他语言构成了挑战。
20世纪初和80年代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助于英文这个中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英语对青年人的生活和工作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了不可缺少的东西,它毫无疑问是中国目前使用得最为广泛的一种外国语言。许多科学家把英语当作与国际社会进行交流并推广他们科研成果的唯一手段,但也有少数人,特别是一些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观念老化的人文知识分子,则对英语在全球化时代的普及和渗透感到忧心忡忡,他们甚至担心,英语的普及或许会损害中国的民族和文化身份,甚至有可能使中国的文学批评话语"殖民化"。
本文的写作实际上是对中国的批评界和知识界流行的文化"非殖民化"尝试作出的回应。全球化语境下英语的普及和文化渗透性在当前这个全球化或跨国资本化的时代,英语在我们的科学研究和知识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尤其体现于近来人们对国际互联网的使用。在我们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领域内,特别是英语语言文学系科,我们不得不面临着近几年来风行于英语国家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产生的巨大影响,因为它作为一门跨学科的学术理论话语,目前已经进入了中国的批评理论界。有些人甚至认为,文化研究的崛起不啻是为经典文学和传统的文学研究敲响了丧钟,另一些人则怀着喜悦的心情欢迎这种冲击波,以便借此机会扩大带有精英意识的文学经典的范围,甚至对之进行重新建构。
确实,文化研究已经在近几年里逐步介绍到了中国,并在中国的批评界得到讨论,这是伴随着后现代主义在中国语境下的辩论日渐衰落后的一个事件,基本上与关于后殖民主义或后殖民性的讨论同步进行。毫无疑问,文化研究是英语世界的最新现象,它甚至对精英文化和经典文学的研究也构成了挑战。所谓语言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象征着美国的语言霸权,因为它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力量已经对英语本身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谓的"美国英语"(American ism)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因此探讨英语的普及而不涉及文化研究的盛行就无法将其与中国文化和批评话语的"非殖民化"相联系。
在我看来,任何文化或文学现象,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可以在一种国际视角中被当做一个"文本"来考察。同样,任何文化或文学,假如要被放到一个广阔的国际语境中来考察或试图更为有效地与国际社会或学术界进行交流,那么它就别无选择地要借助英语之中介才能发挥作用。这对于中国的后殖民研究者大概是一个悖论:一方面,他们试图使中国文化和批评话语非殖民化以便捍卫并保持中国的民族和文化身份;但另一方面,为了能够更有效地同西方学术界进行交流和对话,他们又不得不用英文来发表自己的著述,因为英语是当今学术交流唯一有效的国际性语言。
为了论述的方便,我首先略述一下文化研究的历史和在西方的研究现状。正如同其在西方的情形一样,文化研究并不指向传统的精英文化,而是专指当代非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甚至包括消费文化和传媒文化。但另一方面,就文化研究所涉及领域而言,它无疑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1)专事后殖民写作/话语研究的种族研究(ethnicstudy),其中包括爱德华·赛义德(EdwardSaid)的东方主义概念的建构以及对此进行的意识形态的和学科层面的批判,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Spivak)的从解构和第三世界女性批评家的立场对帝国霸权的批判,以及霍米·巴巴(HomiBhabha)的有意混杂民族和文化身份进而消解帝国话语的后殖民批判理论。当然随着国际性的后殖民讨论的进一步深入,巴巴的理论越来越有影响和冲击力,特别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学者和批评家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因为他们目前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下最为关注的现象是民族身份和散居民族(Diaspora)文化问题。
(2)以专注某一特定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为主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区域研究(areastudy),例如目前对东西方学者都有着诱惑力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研究等。在这一框架下,诸如全球化问题、反帝国主义的策略以及亚洲认同等问题都成了研究者们关注的对象。尤其是近几年来的亚洲金融危机更是成了学者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它可以说是全球化给经济界和金融界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
就我们所从事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而言,我认为,文化全球化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直接结果,完全有可能带来两方面的后果:其积极的意义在于,它使我们的文化工业和学术研究直接受到市场经济的制约,而非仅依赖于政府的行政命令,因而使得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关系更为密切;它的消极方面则体现在,它使得精英文化的生产或非市场指向的文化生产变得越来越困难,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新的等级制度。
在中国当前的的语境下,有两种倾向值得我们警惕:过分地夸大文化全球化的作用以致于根本忽视了文化本土化倾向,结果会使中国文化丧失其固有的民族身份;过分强调文化本土化、并以对全球化的敌意来排斥一切外来影响也会产生另一种形式的文化民族主义。后者很可能会使中国的国际文化交流和学术交流后退,甚至给经济建设带来障碍。
(3)专注女性写作/话语和女性研究的性别研究(genderstudy),其特征是把注意力从过去的政治取向的女权主义文化政见转到注重女性自身的生理和生物属性,在一个多元文化的语境下不以全然对抗的立场出现。在这一方面,妇女的文化身份被重构为一种双重边缘的力量,她们经历着从边缘向中心的运动,最后的企图在于消解旧的中心,重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男性意识的女性话语。在最近几年里,随着女性写作在中国的繁荣,女权主义批评和妇女研究对男性和女性学者都越来越有吸引力。
(4)专注影视、广告业和其他属于大众文化形式的传媒研究(mediastudy),其中自然包括以语言作为文化传播媒介的翻译研究,这也许是当前的文化研究者最为关心的问题。面对非精英取向的文化研究的强有力冲击,经典文学和精英文化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国际互联网这一第四媒体的普及也给虚构文学以及传统的电影和电视工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领地变得越来越狭窄,因而毫不奇怪,不少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对下一个千年文学的前景感到忧心忡忡。这就是我对文化研究在当今西方和中国之情形的理解和描述。应当指出的是,文化研究的这些方面都是通过英语的普及或英语的语言霸权主义的强力而实现的,因此毫无疑问,这已经显出了全球化时代不可避免的种种症候。据说在这一时代,人人都必须学习用英语阅读和写作,并用英语进行交流,若不想把自己孤立于国际社会,他/她都不得不面临英语的渗透。因而人们便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面对英语的巨大影响,如何才能保持民族和文化身份的特征?显然,在全球化和跨国资本的语境下,人文学者们都认为,英语确实作为一种新的霸权在发挥着作用,没有它,人们就无法跟上国际科学技术和学术研究的最新进展。
随着英语的普及,文化和民族身份研究也越来越引起东西方学者的关注,因为他们已不只是在自己的国家或地区发挥作用了。正如霍米·巴巴的混杂(hybridity)理论所显示的,随着全球化时代文化旅行和文化传播的进行,人们的民族和文化身份也变得愈益模糊。一个人不管是身处中心(第一世界)或边缘地带(第三世界),都有可能同时在中心和边缘发挥作用,就像那些没有中心、没有总部、同时也不受本国政府管辖的巨型跨国公司的运作方式那样。同样,中国和西方的一些有着双重身份和国际知名度的学者也可以同时在东方和西方的学术领域发挥作用。由于他们频繁的国际性交往和活动,他们的语言身份自然也是模糊的,这样,英语就义不容辞地成了使他们得以与外界进行交流的唯一手段。
一方面,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不遗余力地向国人介绍西方学术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以便借此来更新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他们也必须用英文写出学术著作,在国际主要学术期刊上发表或在国际知名的大学出版社出版,才能得到西方乃至国际学术界的承认。对于这一现象,我们自然应予以重视,因为它在我们的文化研究领域里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作为"地球村"里人们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国际性语言,英语的影响正变得越来越广泛,特别是在那些现代化进程快得使人难以预料的国家和地区更是如此。在这些国家,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说来几乎等同于西化。
在当今的中国,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英语的普及具体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1 各主要大学,都有英语系或以英语为主的外语系(院),它们代表着中国的外语教学与研究水平,而其他的外语教学和研究则发展缓慢,有的甚至呈萎缩状况。
2 所有的大学生和研究生都应把英语课当做一门必修课,而不管他们今后所要从事的工作需要与否。3 博士研究生在撰写博士论文时,不管是什么领域的,都必须使用原文资料,通常是英语资料,只有这样才能有所创新,才能提交答辩并通过。4 任何学者或研究人员要想申请高一级的职称,都必须首先通过一门外语(通常是英语)考试才能申报。5 在几乎所有的城市中学(甚至一些大城市的小学)和许多农村中学,学生都必须学一门外语(通常也是英语)才能拿到毕业证书,等等。英语除了在中国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使用外,还广泛地应用于商业和贸易业务或消费和广告业务。
毫无疑问,中国的英语教学正在日益繁荣,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英语教师的收入上,他们比其他语种的教师,显然收入要高一些。这一切都无可辩驳地显示出,中国的学术研究正变得越来越国际化或全球化,也越来越规范化。如果没有英语的中介,这肯定是无法实现的。这不仅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也是任何人都无法预料也无法抗拒的历史之必然。
因而现在的情形是:在全球化的时代,不管你喜欢与否,你都必须懂一些英语,没有这一技能你就无法成功地在当今时代生活和工作下去。中国文化和批评话语必须"非殖民化"吗?由于全球化的到来,中国可以在世界上找到自己无可替代的地位和独特价值。作为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文化全球化对中国的知识生活以及文学写作和批评话语有着更为深刻的影响。
学者们不得不感到自己实际上处于(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已能使用互联网来从事学术研究,文化全球化实际上已经使我们更为方便地直接与国际社会和学术界进行有效的交流。在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界,有些学者借助英语花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把西方在批评理论和文化研究领域里的最新研究成果翻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同行,旨在影响并更新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批评。自80年代初以来,诸如形式主义、新批评、现象学、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后结构主义、阐释学、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等西方批评理论或文化思潮如同走马灯一般匆匆进入中国当代文坛和思想界,对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及文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或更早一些,几乎西方所有的现代主义文学大师的主要作品均翻译成了中文,对相当一批中国当代青年作家所产生的影响甚至超过许多中国作家所产生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倾向:一些理论功底和英文水平都相当差的青年学者为了追逐流行的时尚,在自己的批评理论著述中大量滥用从西方借来的批评术语,造成的结果是,连本专业的同行都读不懂他们的文章。这显然不利于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与国际文学研究界进行平等的对话。因此,毫不奇怪,他们的激进作法使恪守传统的那部分中国学者不满甚至恼怒,因为在这些学者看来,中国是一个文学和理论批评大国,但在国际理论批评争鸣中发不出自己的声音,中国学者却没有自己的批评话语。
出于对重建中国批评理论话语的关心,这些学者号召建立自己的批评理论话语,并将其视为中国的文化"非殖民化"进程中的一种后殖民策略。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建立"中国学派"的声音再度进入人们的耳际,这尤其在一些关于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的研讨会以及一些刊物上发表的批评论文中可见端倪。显然,在这些人看来,全球化和外来影响不可避免地与中国文学的发展以及中国批评话语的建构相对立,因而也就成了中国文化及其理论批评话语的"殖民化"的主要原因。当然,在这一影响中充当中介的正是英语的普及。
如果认真地考察这一现象,那么我们就应当说,认为中国文化和批评理论话语是否"被殖民"应视不同的情形而定,决不可一概而论。有些人认为,英语的普及是过去20年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从内容到表达形式(话语)全盘西化的主要原因,因为许多理论教义和文化学术思潮都是通过英文的中介进入中国文化界的。结果,中国文化便失去了自己的民族身份,批评家也失去了自己的话语,如果他们在国际论坛上不能用英文发言的话,甚至连自己的声音也丧失了。
另一些人则认为,通过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来实现中国文化的非殖民化是必要的,这在80年代初比较文学在经历了漫长时间的"沉默"后再度勃兴时曾颇有吸引力,但在当前这个多极角逐和多元走向的世界,这种建立学派的尝试实际上是过时的"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或"西方中心主义"(Westcentrism)的翻版,即所谓的"中国中心主义"(China centrism)。他们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中国人学习英语以致于掌握英语与否竟成了衡量一个人是否品味高或学识渊博的标准?而与其相对照的是,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懂中文的人却很少,更不用说把握中国文化和哲学思想的内在精神了。
中国学生或学者为了能出国深造,首先得通过英语考试,而那些来中国工作的西方专家却不必学汉语,他们来中国做生意或旅游往往都由年轻的中国翻译或导游陪同。这难道不是一种文化交流上的失衡吗?我们并不否认上述现象确实存在,但是要探讨这些现象,还得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进行考察分析。应当承认,这些学者也有自己的理由担心英语在国际社会的渗透性力量和语言霸权,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中国文化和理论批评话语的"殖民化"现象。
实际上,自90年代初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的引进,中国的文化学术界曾出现过一股"后学热",尤其是"后殖民热"成了中国的语境下反对所谓西方文化新殖民主义渗透的一个对抗性策略。中国许多的"保守主义者"确实认为,早在20世纪初,中国文化和文学话语就"被殖民"了,自五四时期以来,中国的语言变得越来越欧化或西化,因而这一历史责任是推卸不掉的。确实,在那以前的中国文化和文学基本上不大受到任何西方影响;同样,中国对外开放以来,各种西方学术思潮和文化理论蜂拥进入中国,对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话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在这方面,鲁迅的"拿来主义"原则直到今天都很有影响。
当然,这既是一件好事,同时也是一件坏事:对于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向世界进而跻身世界文化和文学的主流是颇为有益的;另一方面,这些理论思潮的进入无疑淡化了有着悠久传统的中国文化和民族身份,使其"被殖民"了。我们现在面临的这样一种两难正变得越来越明显,同时也使我们越来越担心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的前景。
实际上,在我看来,解决这一两难并继续对外交流决不意味着贬低中国文化或消解文学话语,因为这是中国文化和文学所经历的现代化进程中一种必不可少的牺牲。在对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中的现象作了这番详细考察之后,我觉得对这些复杂的现象应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英语的普及并不一定会导致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话语的"殖民化",我们完全有必要在过去的年代里花很大的力气通过英语的中介把西方文化和文学作品翻译介绍到中国,因为这肯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和繁荣中国文学和文化。
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美学价值和深刻思想也越来越得到西方汉学家以及普通大众的承认。英语的普及也会帮助我们把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内在精神介绍给外部世界。
在这方面,我们的科学家已经先走了一步,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为什么不能也这样做呢?就拿我所从事的比较文学研究来说吧,这是当今中国最具有国际性的学科之一。如果我们承认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第一阶段以接受-影响(特别是西方文学是如何影响中国文学的)为特色的话,那么我们将进入的第二个阶段就应当以更多地关注中国文化和文学在全世界的传播为主。这样,用英文来发表我们的研究成果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在这方面,我们的科学家同样又走在了前头,他们用以衡量其科研成果之价值的一个标准就是看有多少成果(用英文)发表在世界一流刊物上,而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则处于刚刚开始的阶段。
因而通过英语的中介把中国文化的光辉遗产及其优秀的文学作品介绍给世界肯定是极为有益的,这样,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就会了解真正的中国究竟是何面貌,而无须从那些出于无知或偏见对中国误解甚至曲解的西方人写出的著述中来了解中国及中国人民。这样看来,强调文化非殖民化并不意味着取消英语及其教学的普及和提高,因为尽管中国过去曾受到部分地殖民化,但中国文化并没有被殖民。与其相反的是,一些试图使中国文化殖民的外国人不是被"汉化"就是深深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只有全面地提高英语水平,我们才能更为有效地与国际社会进行交流。
因此,英语的普及与中国的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并不矛盾,倒是借助英语,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世界并建构中国批评话语。中国批评话语建构过程中英语的作用自从中国正式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实际上也就进入了全球化的机制,而中国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更是从机构上完善了这一进程。因此,它无法回避无情的"丛林法则"(lawofjungle)。
可以预见,英语将在人们未来的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地球村"里,可以很容易地彼此进行交流,既交流对不同论题的看法,同时也就某些重大的项目进行通力合作。如果我们各自总是讲自己的母语的话,那么有着数百种语言的世界将乱成什么样子!我们肯定要商定以一、二种相对说来为较多的人使用的国际性语言作为我们交流的工具。
港澳台同胞在与我们交流的过程中一般很自觉用普通话;我们的北欧合作伙伴也自觉地使用英语作为语言,因为就其使用的广度和普及的程度而言,英语都是最为理想的国际性交流语言,因此我们不得不在国际交流中使用它。
为了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我们也必须用英语撰写我们的主要著述,或者将我们的重要观点翻译成英文,这大概令那些观念保守者大为失望。他们会问:既然世界上使用汉语的人最多,为什么国际著名刊物都是英文刊物呢?为什么诺贝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委员(除个别委员外)竟不能用原文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呢?确实,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数位居世界第一,但有没有可能让全世界的人统统用汉语来进行交流呢?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不仅是因为中国政府不能向所有有兴趣选修汉语的各国学生提供资助,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汉语是世界上最难掌握的语言之一,甚至在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眼里也是如此。此外,汉语的方块字也无法与国际流行的语言系统或因特网相兼容。
既然英语已经成了目前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或作为母语,或作为一种官方交流语言,或作为第一外语)的一种国际性语言,那我们为什么不能使用它来交流呢?应当认识到,这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一种选择,否则我们就将再度使自己孤立于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可以理解,在我们的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领域内,学者们非常担心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话语可能遭遇到的"殖民化"。但应对的策略不应当是阻止人们学习英语和用英语来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如果我们掌握了英语,尽管它不是我们的母语,我们仍然可以运用它在国际学术界发出我们的"声音"。反之,如果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只能与一些外籍华人和少数汉学家进行交流,那造成的损失将是无法弥补的。
值得庆幸的是,学习中文在国外越来越普及。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不仅为了和中国做生意而学习汉语,而且还为了能更好地掌握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精神实质。这一点完全可从中文热在全世界的兴起见出端倪。
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什么启示呢?过去,当中国处于落后状态时,这种现象显然是不可能出现的。那些对与中国做生意颇有兴趣的人只是学一些语言以便和中国的合作伙伴进行谈判,而现在,由于西方文化已经发展到了尽头,并暴露出一些无法解决的危机,因而一些西方有识之士认为只有从他种文化(例如中国文化)的视角来反观自身才能有助于解脱自身的危机。
因此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的强大,随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实质愈益为世人瞩目,越来越多的西方青年来到中国并非只是为了学习语言,而是在掌握语言技能后继续攻读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但是在他们的初学阶段,为了使他们对中国文化和文学产生兴趣,我们可以用英语给他们做这方面的讲座,当他们觉得用英语讲授中国文化课会失去一些东西时,他们就会更倾向于直接听用汉语讲授的课程。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稳步发展,汉语将在未来的国际交流中显得越来越重要,并且越来越普及。
若希望那样一种情形得以实现,我们就只有在现阶段重视英语学习,利用英语来普及中国文化和文学,而非使之"殖民化"。也许可以这样说,我们现在努力多学英语是为了将来少讲英语。但这一天的到来似乎还有着漫长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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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财政管理体制是规定各级政府之间以及国家同企业,事业单位之间在财政资金分配和管理职权方面的制度,它包括国家预算管理体制,税收管理体制,国有企业财务管理体制,文教行政事业财务管理体制,基本建设财务管理体制等.其中国家预算管理体制是财政管理体制的主导环节.狭义的财政管理体制也即是国家预算管理体制.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历史学论文范文:近代早期英国国家财政体制散论。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在16-18世纪中叶英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而广泛的变迁中,国家政权既推动或限制、规 范着社会的变迁,又以自身的性质、职能的转变成为这场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自 16世纪绝对主义王权兴起之后,英国国家政权的统治职能在内涵与外延上都开始发生转 变,17世纪的政治风云更使国家政权的阶级属性和统治方式、管理职能朝着近代化的方 向前进。君主立宪政体的确立使英国土地贵族、工商资本家、金融银行家等各个统治集 团的利益获得了更为充分、更为有效的表达。本文仅就英国国家财政体制在这一时期的 转变和完善作一些探讨,以期能够加深和丰富对近代英国社会变迁的整体认识。
税收之于一个国家,犹如血液之于生命。在向近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构建具有近代 意义的税收体系对任何一个政府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一个完整意义上的近代 国家税收体系必须具备公开、公正、有序、有效等诸种不可或缺的特征。所谓公开、公 正,是指国家税收应具有公共事务的性质,必须得到社会成员的认可和认同。所谓有序 、有效,是指国家税收体系运行时的每一环节、过程都应该依照一定的法度,即国民之 意愿而行,国家税收的每一项收入、支出及绩效都要向国民有所交待,接受国民或其代 议机构的核准。这些特征在技术上就体现为制税、收税、用度、审计等多种层次和制度 。这种近代税收体系的建立决定于制度、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种历史和时代因素,也 是国家政权与社会中各个集团、阶层、阶级利益反复角逐、长期斗争的结果。英国之所 以能够在二、三百年间由一个二流国家跃居西欧诸国之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较早 地建成了一个相对较完备的国家税收体系。其最大的特征就是由议会控制着整个国家税 收体系的关键:征税大权。
由议会控制、把握征税权,是中世纪晚期西欧英、法、西诸国共有的现象。这是由当 时重建法律和秩序,消除贵族叛乱,驱逐外敌的社会普遍需求所使然。随着时代发展, 每个新兴的民族国家政权极欲获得更多的赋税收入,然而由于各个政府和它的国民相互 作用方式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税收制度。在西班牙,“出于对内乱的厌倦,西班牙的 代议机构卡斯提尔国会将征税管制交给了王权,”在法国,由于“三级会议极欲终止法 国动乱的愿望,使王室不经被统治者的同意便夺取了征税权,造就这一权力的紧张形势 过去之后,这一权力却长久地保留下来”。[1](P149,147)而英国则不同,即或是在绝 对主义君权达顶峰的都铎时代,英国国会尤其是下院仍牢牢地把持着征税大权,都铎君 王们只能依靠其他途径开辟财源,如没收教产加以拍卖。斯图亚特王朝欲强化王权,夺 得征税大权,但遭到国会的顽强抵制。在王权与国会之间所展开的复杂激烈的斗争中, 征税权始终是双方争夺的一个要点。虽然历经内战、复辟等种种磨难,由国会控制征税 大权的原则一直未得改动。直至1688年“光荣革命”发表《民权宣言》规定:王室在议 会规定的税收之外从事征税是非法的,[2](P186)再次确定了国会的征税权。
征税是归王权还是归议会,究竟有何差别及意义呢?笔者以为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 关注:
其一,从政体层面上看,税权的归属决定了未来国家政体的发展方向。西、法两国王 权由于攫取征税大权而迅速发达起来,建立了对社会经济的全面控制,成为一种不受任 何力量约束的专制王权;这两国中的等级(三级)会议,由于将财权拱手转让给王权,而 使自身“成为国家机器特别是王权的赘疣。结局是可以预见的,三级会议停开了,而王 权却因时移事易不再恢复会议产生前的老样子,国王摆脱了身上的紧箍,开始向专制的 方向大踏步迈进。”[3](P407)道拉斯·诺斯指出“……法国国王所获得的自由的程度 和其英国对手比起来是大相径庭的。这种区别在这两个国家后来两个世纪的经济发展中 产生了重大的影响。”[3](P407)英国国会则因手中一直紧握征税大权,故而成为遏制 王权走向全面专制的重要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使得都铎王权的绝对主义统治处于相对有 限、相对薄弱的境地,使得英国国会在一次次与王权的冲突较量中逐步占据上风,不仅 保全了自己的存在,而且也最终确立起立宪君主制政体。
其二,从行政管理层面上看,税权归属也是决定国家统治制度安排的重要因素。获得 了征税权力的法国王权,处于直接面对众多臣民和经济组织的地位。而单凭君王及其小 小宫廷是无法承担由众多程序组成的征税过程及管理事务的,从而使建立一支专业的官 僚队伍和繁杂的事务机构成为自然而然之事。绝对的王权与庞大的行政官僚组织的结合 遂成为16—18世纪三百年间法国统治制度安排中最为明显的特征。英国则不然,王权既 无征税之权,亦就不存在维持一个庞大的中央政府和一支依赖王权的庞大的官僚组织的 必要。
其三,从国家财政状况看,税权归属亦是决定税收数量、种类的重要因素。在西、法 建立起王权对税收绝对控制的国度中,决定税赋数量结构的关系相对简单,即国家的需 要与臣民财富之间的关系。而在近代初期,诸国争雄的军事战争是国家公共开支的最大 费项,且往往具有急迫性的特征。在这种状况下,西、法诸国在决定税赋征收额度时, 常常是以国家需要为原则,多多益善,必要时甚至可以竭泽而渔,以求暂度难关。如西 班牙在1470年到1540年之间,国家税收狂增了22倍。[1](P149)尽管海外殖民的收益可 供支配,但当时西班牙帝国税收主要是来自阿拉贡、那不勒斯、米兰特别是繁荣的低地 地区。狂征暴敛之下,帝国内部矛盾必然激化。低地地区的反叛,荷兰的独立既耗费了 帝国的国库,又断绝了其主要税源。
为了弥补亏空,帝国虽施征用地产、转让特权、出 售爵位等孤注一掷之策,以求应急,但均未奏效。帝国财政在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 的百年期间,先后6次宣告破产,奏响了帝国垮台的丧钟。法国王权凭借强大的官僚队 伍和规模巨大的农业经济,运用包税制增加赋税以及对外借款、卖官鬻爵等各种敛财手 段支撑国家财政的运行。由于教士和贵族享有免税特权,故沉重的税赋皆由市民和农民 构成的第三等级来承担。结果社会内部的裂隙愈来愈大,最终导致第三等级的大规模反 叛,专制帝国的大厦轰然倒坍。英国王权则处在与西、法两国全然不同的境况之中。每 一笔税赋收入的数量都须与国会反复讨价还价之后方能获得,实属不易。尽管伊丽莎白 女王深得国民拥戴,也不得超越成例。这位女王深知,“对于下院议员来说,牺牲他们 的生命要比打开他们的钱袋容易些,所以她不得不时刻警惕地注视着政府的开支,不得 不一再勒紧自己的钱袋,以致于她周围的大臣不断地抱怨、嘲笑她的吝啬。”[4](P364 )
另外,西、法专制王权在征税时,往往从最易征收、最易管理的直接税,即人头税、 户税、炉灶税和交通税等税种下手,不断地把以往一些临时税改为永久税,不断花样翻 新地设置一些新税。英国王权则无此类幸运。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英国“更多依靠间接 税而不是直接税,但它的具体特点却使人民不大怨恨。例如,英国没有象法国那么多的 包税商、收税员和其他中间人;英国的许多税都是‘看不见的’(例如对某些基本产品 的货物税),或者看上去只是损害外国人(例如关税);没有国内人头税,法国商人对这 种税很反感,因此它对国内商业来说是一种消极因素;英国的土地税在18世纪大部分时 间里是主要的直接税,没有任何特权阶层能免交,对社会上多数人来说也是‘看不见的 ’;各种各样的税都是经过选举产生的议会讨论后批准的,”[5](P100)故而不易激起 社会内部冲突与矛盾。
17世纪末以后,由于国家战略的调整,积极地参预大陆事务以防 法国称霸,英国的税赋总额不断攀升。有史料表明,17世纪末以后,英国税赋总额与法 国基本拉平,分别为1500万和1600万英镑。而当时两国国民生产总值相差悬殊,英国为 6800万英镑,法国为16000万英镑,税赋各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20%和10%。表面上看, 此时是英国而非法国处于国家的横征暴敛之中,当时也的确有人认为“看到英国臣民缴 纳的巨额贡赋之后,应该认为生活在法国真是大幸。”[6](P440)但布罗代尔的看法则 相反。他认为首先法国纳税人承担的负担未必轻于英国人,因为法国人在国税之外,尚 须接受贵族和教会强加的沉重“额外”负担。其次,法国税种以直接税为主,它在政治 上和行政上总是不受欢迎,而且很难增加。英国则以间接消费税为主;约占税额的70% 。这种税不太显眼,容易隐藏在价格里。而英国的民族市场比法国更开放,消费一般都 经过市场,间接税的收入就尤其可观。最后,将两国人口总数考虑在内(英法两国人口 比例为1∶3),以人口总数与国民生产总数相比便会发现另一种结果,即英国在人均收 入方面显然领先于法国。[6](P440—441)
其四,税权的归属不同也可转化为不同的社会制度环境,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施加不同 的影响。西、法两国的税收制度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征,即教士与贵族不在纳税人之列 ,处于免税的特权地位。这种政策的产生或许有着历史传统的因素,但它的实施实质上 是消除了两个潜在的对手对国家、王权的抵制与反抗,在政治上可谓是一种巧妙的安排 。然而在社会及经济层面上,这种政策则造成对从事贸易、商业、工业等行业人士的歧 视,从而诱导人们对从事教会、政府和军队的职业的偏好与追求;造成社会在“对政府 的财政政策的反应中逐渐形成所有权结构,只鼓励那些不受国家影响也对社会没有产出 的活动,而阻止个人去从事各种生产性活动。”[1](P149—150)而由商人和土地贵族所 组成的英国国会,在其所奉行的税收政策中,是断不会以损害自身利益为代价的。恰恰 相反,英国以税赋为核心的各种国家财政政策都是以促进工商贸易和农业的发展为目标 ,而后再以其利得的部分份额作为税赋,从而逐渐形成了各种较为合理的制度安排,保 障和推动了对社会产出做出巨大贡献的私人所有权的不断发展。
近代初期西欧各国政府开支大幅度增长,其主要原因是战争的频繁发生、战争期限的 延长和战争费用的迅速增加。由于这种战争消耗大,花钱多,所以每一方都迫切需要“ 钱、钱,更多的钱”——这是一句古老的格言。[5](P97)但是当时西欧各国却没有一个 现存的体制能够使税入相应增加以应付新的高水平的开支。此外,在战争时期,国家不 仅需要更多的钱,而且需要立刻将钱筹集起来。增加赋税,使之与支出水平相等,这个 办法即使行得通,也无法解燃眉之急。如何使国家的预算最终保持平衡,这是欧洲“新 型君主国”所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西欧诸国为此进行了无数次尝试,但很少取得成功 。[7](P482)英国也是如此,自都铎时代以来,历代国王、政府都常常被不时之需所困 ,为尽快地筹措到急需的金钱而苦恼。例如,好大喜功的亨利八世空怀重振先祖往昔风 采的雄图大志,先后数次遣兵欧陆远征,耗资巨大,但却无功而返。为了筹集空前浩大 的军费,他被迫出售刚刚从修道院手中没收来的庞大教产,[8](P181—192)结果痛失为 英国绝对主义王权建立强固经济基础的重大机遇。[9](P124)伊利莎白女王,如前所述 ,节俭度日,力图维持财政平衡,但其晚年因同西班牙作战欠下一笔巨债。斯图亚特王 朝早期的两位君王在财政上更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与国会争斗不已,结果酿成全面 统治的危机。
西欧诸国在税赋之外,为筹措金钱开辟了许多途径,如以国家税赋为抵押的短期贷款 、拍卖国有土地、卖官鬻爵、以“年金”形式的长期贷款等等,但这些举措并不能满足 国家需求和社会的需要。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公共开支特别是经费的需求增长太快;二 是国家的信用度太低,一方面拼命借贷,另一方面为了还债就开增新税;若仍不敷需求 就不惜宣布国家财政“破产”,拒付和延付贷款从而酿成社会紊乱。而解决这类问题的 关键在于一个国家除了税收制度之外,还必须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借贷制度,两个制度合 一方为完整的近代国家财政体系。这种借贷制度的成功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 要有相当有效率的借贷机构,一个是要在金融市场维持政府的‘信用’。”
近 代第一个霸主西班牙之所以衰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未觅得一种合理的理财之法,结果 承负了一笔相当于10年至15年的税入的巨债,每年需付的利息就大大超过了政府年总收 入的一半。[7](P496)继之而起的法国也是长期陷于巨额债务之中,难以自拔。只有17 世纪60—70年代,柯尔贝尔大力改革,大幅削减开支,减少征税,开办借贷银行,使法 国国家预算出现了难得的盈余。然而好景不长,柯尔贝尔1683年死后,路易十八便废弃 了柯氏的改革措施,回到了“那种可以随他自己的意愿偿还,而不是由放债人决定何时 抽回资金的贷款”的老路,[7](P496)结果法国国家负债累累,在金融市场上的信誉也 大为下降,最终使其称霸欧洲的宏图大业全然落空。而在荷兰,情形则截然不同。“荷 兰政府不仅可以以更低的利息借钱,而且可以借到更多的钱,”从而使荷兰在西班牙、 法国和英国这类大国抗争时毫不畏惧。
其原因在于荷兰政府在借钱、贷款以及发行短期 公债和债券方面完全按照商业运行方式运行,绝少拖欠违约,从而使荷兰的公共信贷享 有完全的信任。1655年,荷兰议会设立了一笔“偿债基金”,专门偿还公债和债券,但 却不受投资者欢迎,因为“含泪收回本金的那些人却不知如何处置这笔钱,不知道如何 为这笔钱再找到一个如此安全,容易生息的去处。”[7](P494)
英国政府在近代初期与西、法两国相似,长期寻找不到一种合适、合理的理财方法。 例如“英国在1688年前就借国债,但都是短期借款,利息很高。付息不按期,还本更不 准时,有时需借新债还旧债。总之,国家的信誉不佳。”[6](P430)而在1688年革命以 后,英国建立起了一种复杂的公共借贷制度以应付大大增长的政府开支。荷兰这个当时 在经济上是欧洲最先进的国家,再次为此提供了一种模式。[2](P188)1693年,英国政 府与国会首次确立了采用政府长期借贷的原则。1694年4月,政府以8%的利率发行120万 英镑的公债,并将认购者组成了一个被称为“英格兰银行董事公司”(即英格兰银行)的 股份公司。结果大获成功,在11天内公债就全部被认购一空。[7](P500)它的第一份认 股人名单是由国王和王后领衔。
尽管当时英国社会对此仍存在一定的怀 疑甚至反对意见,[6](P430-432)尽管“辉格党”的历史学家们没有对此给予多大的喝 彩,“但是这个事件在英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实不亚于1688年事件,因为它使公共借贷 有可能稳妥而经常地进行,从而给政府奠定了一种新的财政基础。”18世纪的一位英国 首相诺思勋爵曾把英格兰银行称为英国宪政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是作为一个普通银 行在起作用”——亚当·斯密也写道——“而是作为国家的一个大蒸气机在起作用。” [2](P188、189)从此以后,英国的公共借贷体系在英格兰银行的操作下,逐步完善,逐 步发展,国家的资信程度空前提高,政府发行的各种证券、公债券成为社会大投资者的 主要投资渠道。不仅如此,英国小的私人投资者对国家债券也是情有独钟,踊跃认购。 [7](P481)“公债的利息准时偿付,不容违约,债权由议会保证还本,这一切确立了英 国的信誉,因而借到的款项之大令欧洲惊诧不已”。[6](P433)
近代初期英国金融体制和公共信贷体系的建立与发展绝非一帆风顺。18世纪20年代西 欧的法国、荷兰和英国等曾遭受了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即著名的“南海泡沫事件”。 法、英两国处理这一事件显现出迥然不同的风格。在法国,政府善后处理政策不当,致 使人们对这场大崩溃所造成的浩劫一直耿耿于怀,给法国政府开辟财源带来极大的困难 ,投资者不敢再贷款给法国政府。[7](P507)而在英国,政府凭借议会的担保和英格兰 银行妥善操作,将投资者的损害减少到最低限度,并成功地维系住政府公共信贷的信任 度。到18世纪30年代,英国的金融市场恢复正常,此时的英国政府债券的持有者也不愿 意政府偿还其债券,“有钱的大公司及其拥有者(即股东)最为担忧之事莫过于被迫早早 收回其本金”。[7](P509)随着时日发展,英国的国债、公债的数额愈来愈大。
据保罗 ·肯尼迪统计,1688——1815年期间,英国战争总支出为2293483437镑,其中借款为67 0559060镑,几占总支出的三分之一。当时英国国内有一批人对此忧心忡忡,“许多英 国评论家都因为国债的规模及其可能发生的后果而发抖。”[5](P102)这其中就包括诸 如笛福、大卫·休谟等人,然而他们那种“不是国家毁了公共信贷,就是公共信贷毁了 国家”的悲观推测未成为现实,[6](P432)相反英国再次以巨额的国债为后盾,在英、 法争霸的“七年战争”中占据了上风。法国人包括荷兰人也以为英国政府负债过重,难 以持久支撑,必将迅即垮台。然而事实给予他们无情的嘲弄。英国人对自己政府依旧十 分信任,继续认购各种公共债券。
1782年英国政府再次发行公债,数额为300万英镑, 而认购数却远远超出这个定额,达500万之多![6](P432,434)及至19世纪初,有人估算 “欧洲全部公债高达380至400亿法郎,其中英国独占四分之三还多。”[6](P433)而法 国公债数额仅占40亿,便不堪重负了。公共信贷已成为“英国政治的奇迹,使欧洲各国 既惊讶又畏惧,”第二届皮特政府甚至自豪地宣称“这个民族的生机乃至独立建立在国 债基础之上。”布罗代尔感叹道:公债“有效地动员了英国的有生力量,提供了可怕的 作战武器,”它“正是英国胜利的重要原因。”[6](P433)
西方的经济史家常常将英格兰银行的创立、公债的发行和稳固以及其它金融业的变革 合并称之为“金融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以政府和国会为代表的英国国家政权则起 到了巨大的组织、协调、保障的作用。英格兰银行虽以私人股份银行身份出现但实为国 家银行,它所创置的信贷、投资、公共开支三者相互有机联系的新的金融体制,不仅仅 在英国对外争霸战争中发挥出了神奇的功用,其最大的历史意义还在于构筑起一个坚固 、庞大、有效的金融运作机构,为英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工业革命的到来 提供了基本条件。
英国国家政权功能在近代初期所发生的转变和改善是多重的,上述以税赋和公共信贷 为核心的近代国家财政体制的形成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国际学术界 ,对16—18世纪中叶,英国国家政权所起到的经济推动作用多有论述,如英国国会对18 世纪圈地运动的法律支持和保障,英国政府对专利制度的完善与推广,英国政府对以东 印度公司为代表的海外贸易殖民公司的保护和规范等等。对英国国家在近代初期社会经 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的总体评估,尤其是与当时西欧诸国进行对比之后所做出的基本结 论,笔者以为经济史学家克里斯托夫·格拉曼的看法较为公允。他认为商业社会色彩较 重的荷兰是沿着将国家政府的权力降低至最小限度的方向发展;在绝对主义专制色彩较 重的欧洲大陆国家的政府,则以国家利益与封建王朝的利益以及对财政的关心作为国家 经济政策的重心;而在英国,政府将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并重,从而使英国国家政权与 百姓之间取得了一种也许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为协调的关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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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字上土下左土右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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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广义上是指人民警察,分为公安部门管理的公安警察(即狭义“公安”,包括治安、户籍、刑侦、交通等)、国家安全部门管理的国家安全警察、及法院检察院系统的司法警察三大类。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英国、丹麦两国警察教育培训情况及经验借鉴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2015 年 6 月,笔者随团赴英国警察学院和丹麦国家警察学院进行了一次短期考察。通过两国同行的介绍、相互之间的交流以及实地观摩,对两国警察教育培训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为此,笔者仅就考察所见、所闻,结合当下我国正在推行的警察职业化教育改革,谈一点粗浅的认识和体会。
(一)英国警察学院建设及教育培训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创立现代警察制度的国度之一,现有 15 万名警察,隶属于内政部。共建有两所警察学院,即英国警察学院和英格兰警察学院,其主要功能是从事警察职业培训,不搞学历教育。
英国警察学院是为英格兰和威尔士所有警察服务的专业机构。本机构建立于 1912 年,成立后接管了前英国国家警政改进署(NPIA)曾负责的警务培训和发展职责。学院目前的性质是担保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为前汉普郡警察局长亚历克斯·马歇尔,学院董事会由 15 名成员组成 :其中包括英国内政大臣直接任命的三名代表、三名警察局长和高级警官代表 ;英国警察局长协会、警察工会,英格兰和威尔士警督协会、警察协会提名的代表 ;学院独立董事长、首席执行官等。作为英国警务领域主要从事专业研究与培训机构,警察学院的首要目标是加强英国警察的职业精神,培养合格人才,收集整理优秀警务实例并在全国警察机构予以推广 ;其主旨是保证所有警务人员都能熟练掌握警务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具体职责包括:(1)确立警务活动的标准;(2)为各地方警务培训教官提供资格认证 ;(3)收集、研究和推广优秀警务案例 ;(4)收集、研究和推广警察职业道德、职业精神和价值观 ;(5)开展中、高级警察职业培训。
(二)丹麦警察学院建设及教育培训
丹麦警察始建于 1911 年,现有约 1.5 万名警察,隶属于司法部。丹麦国家警察学院是全国唯一一所警察教育训练机构,于1914 年 10 月设立,由于当时培训规模较小,故而主要以租凭场地为主。1989 年,司法部取得了Brondbyoster 小学及邻近的土地,在对该校旧址进行全面翻修改造后,于 1996 年作为警察学院用地,此后经过不断扩大,2003 年基本完成建设工作。
学院现有 150 名教职员工,可以同时容纳 1200 人受训。由院长负责警察学院的日常管理工作,下设基础培训、在职进修、IT 培训、行政管理四个职能部门和国际处、首席顾问处两个独立的处。学院的主要职责是制定警察职业标准、开展对见习警官的基础培训和正式警官的提高培训,其中,开展对见习警官的基础培训是其主要任务。丹麦每年招收 400 名见习警官,凡是年满 21 周岁且符合警察招录条件的丹麦公民,均可报考警察,申请人通过招募考试录取后,即被任命为见习警官。所有见习警官又必须在一年的见习期内分四期(每季度一期,每期100 人)接受丹麦国家警察学院提供的基础培训。学制为三年,毕业后获得本科毕业文凭并授予学士学位,是一种典型的学历教育。
英、丹两国,虽然警察队伍数量悬殊,管理体制也不尽相同。但是,由于地缘相近的原因,两国在警察队伍建设、业务建设,尤其是对警察素质养成教育方面的思路与做法十分接近。
(一)警察职业素质的“五星”(*)结构
两国警察教育界同行一致认为,警察职业素质由两个部分组成 :一是所有警察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即“五星”的中间部分。
包括对时政的正确认识、文化素养、警察职业伦理、职业心理、警务理论、体能和实战技能等。
这一部分的素质主要通过基础阶段的教育训练来完成。每位警察要获得执业资格,必须首先经过这一环节的系统教育与培训,能够满足基本的治安巡逻、社区管理、现场急救、追捕逃犯、文书制作等勤务要求,并为下一步向不同的专业方向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二是不同警种与不同层级的警察应当具备的不同素质,即指“五星”的各个尖角部分,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素质与能力。
当每位警察具备了所有警察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后,即可以根据自己所从事的岗位和兴趣,选择不同的发展方向,如专攻侦查破案、网络安全、技术鉴定等。每一尖角又呈一座宝塔形,分别代表着一个警种、一个层级、一种专业,塔底宽、塔尖窄,体现出各类人才的梯状结构。并以此为基础,两国均制定有符合本国特色的警察执业的基本素质要求及各层级、各警种的素质能力标准,这种分类标准也成为两国警察教育培训课程设置及警察素质等级考核的主要依据。
(二)突显实战的教育理念
突显实战又是两国警察教育培训与队伍建设的共同特色。这种特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要求每位警员必须时刻保持强壮的体魄,以确保“追得上、打得赢”.丹麦在警察招录的体能测试中,坚持女性与男性一个标准、中年与青年一个标准 ;并且规定,凡是 55 周岁以下的丹麦警察,每两年须接受一次体能测试,不合格者必须离开警队,这就迫使每位在职警察每天须自觉地进行必要的体能训练。这一规定的基本出发点是,警察在与犯罪嫌疑人的交锋中,对手不会因警察是女性或年长者而特别宽容。二是校局合作的培训模式。丹麦的见习警察教育采用的是“三上两下”的校局合作模式。新生入学后,首先在校内完成 33 周的基础理论与基本技能的培训,主要开设警察学、丹麦语交流、体育、驾驶员培训、刑法、急救等课程,核心课程为警察学,然后下派至警区进行 22 周的实践性培训,主要通过巡逻熟悉警区结构以及了解治安勤务的基本流程,实习结束后再经过返校--实习、返校的过程。通过这种往返交叉的学校教学与岗位实践,使理论及时转化为实践,实践及时上升为理论,不断加深对警务知识与技能的理解与把握。每一阶段学习或实习时,分别由学校和实习单位进行严格的考核,不合格者即时淘汰。三是实战化的课堂教学。
两国同行认为,警务活动是一种程序性很强的活动,许多职务行为,如巡逻、盘查、取证、抓捕、枪支使用等都可以制定一种规范化的操作流程--职务活动标准。警察在职务活动中只要按此程序执行,其结果即受到法律的保护。警察学院不仅负责这种职务活动标准的研究、制定与推广,而且,在校内教学训练中,也是以这种职务活动的标准作为范本,并以小班化授课形式,串插案例边讲、边练、边讨论,使课堂教学内容完全与实战同步 ;实战训练课则采用一对一的指导模式,确保每位学员、每个环节、每一动作规范到位。
(三)警察学院与警务实战的高度融合
从表面上看,两国的警察学院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教育、研究机构,但实际上却与警务实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合作,学院工作成为警务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表现在 :一是由于两国警察职业素质和警务活动标准由学院负责制定,这种规范标准一经获得通过,即在全国范围内生效。为了保证这种行业标准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学院必须牢牢掌握警务实战的动态,并始终处于引领实战的前沿。二是具有收集、整理并向全国推广警务优秀案例的职责。全国各地警务活动中形成的经典案例须定期汇集于警察学院,由学院专家进行精心筛选、整理,形成案例库并向全国推广,使得学院成为全国基层在职警察学习警务知识、提高警务技能的重要阵地。三是在教官队伍建设方面,警察学院的所有教官都是来自各地警察机关年富力强的实战高手,学院教官与实战岗位形成定期的良性互动,同时这种来自于实战的一流高手也成为高质量后备警务实战化人才培养的有力保证。
他山之石可以为我所用。英、丹两国的国情虽然与我国大不相同,但是,由于两国在警察队伍建设和职业化教育方面起步较早,许多理念与做法已经过实践的检验,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笔者以为,就当下我国的警察职业化教育改革而言,英、丹两国的做法至少给我们四点启示 :
(一)结合职业特征,制定民警职业素质标准和警务活动标准
警察教育是为警察队伍建设和业务建设服务的。因此,警察院校的培养目标应以警察职业素质为导向,警务课程的教学内容应以警务活动标准为依据。在这方面,我们完全可以参照英、丹两国的做法,由公安部(或委托公安大学等院校)牵头,集全国警察院校和全国公安机关的集体智慧,制订适合我国国情的三个标准体系 : 一是所有警察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标准 ;二是各警种、各层级警察的特殊素质标准 ;三是按警种分类,制订诸如巡逻、盘查、搜索、抓捕、取证等重要警务活动标准。这种明确的职业素质标准和警务活动标准,不仅有利于人才的培养,而且对规范警察职业行为,开展警察业务素质考核也是大有裨益的。
(二)遵循人才培养规律,实行分段、分类教育训练
警务活动是一项极为庞杂的活动,警务人才的培养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分阶段培养无疑是一个可行办法。因此,警察高等院校的学历教育可以采用“先打基础,再分专业”的做法,即 :第一阶段,围绕所有警察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开展教学训练,以解决“五星”结构的中间部分,使其毕业后能尽快适应公安基层工作 ;第二阶段,再进行专业性和拓展性教育训练,以解决“五星”结构的尖角部分,为今后向更高层次的发展打下基础。在职民警培训则主要以分类培训为主。由于警察职业存在警种类别及序列高低之分,不同警种、不同层级民警的职责存在较大差别,其素质要求也明显不同。因此,对于在职民警的培训,除了各级培训基地应根据培养对象的实际,确定培训内容及培训方式外,公安部及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的业务主管部门,也必须承担起警种条线民警的培训任务,与培训基地一起,制定培训计划、落实培训课程、参与培训管理与考核等,做到队伍建设与业务建设相互促进。
(三)推进校局合作,加快院校教育的实战化进程
开展校局合作,强化实习环节,是警察教育的有效方法之一。
从现实状况看,许多院校在这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合作基地的选择不适合、实习安排不合理、缺少高质量的指导教官等。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是要发挥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政治部的功能,制定实习基地及指导教官的选拔标准并给予适度的经费支持,明确校局双方的权利义务,严格过程管理与实绩考核,对优秀的实习基地、实习指导教官及时给予奖励,不合格者及时淘汰。二是制定详细的实习大纲,明确不同阶段、不同岗位的实习目的、内容、要求和考核标准等,以确保实习质量。同时赋予实习基地对实习学生相应的管理与考核权,学生实习期间由实习单位负责管理,实习成绩亦由实习单位负责考核,不合格者不发毕业证书,真正形成院校与实战部门的共育人才机制。此外,各警察高等院校还应发挥自身的人才和智力优势,成立专职的现代警务研究机构,引导教师深入基层一线开展调研,针对当前公安工作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研究,形成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指导警务实战 ;及时收集经典案例,进行整理、分析、点评并向基层推广,以牢固确立自己在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四)内外结合,构建实战化师资队伍
实战化师资队伍建设应坚持以院校为主,实战部门为辅的原则。首先,警察高等院校可以对教师实行分类管理,即是将校内教师划分为基础理论课程和公安业务课程两个类别,并根据其各自不同的特点实行分类管理。前者主要以理论教学与研究为主,定期利用教学间隙开展警务实战调研活动,了解警务工作的基本情况 ;而后者则应根据自己的专业方向,在邻近公安机关选择固定的实习单位和联系点,采用有课上课,无课参与实战的模式,做到在校能教、上岗能干,真正成为“双师型”人才。在教师职称和职务晋升方面,亦应针对不同类别的特点,制定相应的配套政策,以调动两个方面的积极性。
其次,由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教育训练主管部门牵头,定期在全省范围内选拔既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又有一定理论水平的领导及业务骨干组成教官人才库,给予必要的政治、经济待遇,实行专向培养,为警察院校和各级培训基地服务。也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在本地公安机关退居二线的局级、处级以及科所队领导骨干中选拔一部分优秀人才,到学校担任实战教官。由于这部分同志不仅实战经验丰富,而且工作压力、家庭生活压力也相对减轻,在即将退休前的二三年内,完全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教学活动之中,是一笔不可忽视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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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大学教师重科研轻教学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既与大学教师所处的大环境以及人们对高校科研工作的理解有关,也与现行高校职称评审制度有关。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英国约克大学职称评审制度介绍及启示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本文介绍了英国约克大学和武汉大学的职称评审制度,通过比较两所高校在职称评价标准、评审办法等方面的差异,分析武汉大学评审制度的不足,并提出了改进办法。
[关键词]约克大学 武汉大学 职称评审 启示
高校职称评审制度是高校人事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涉及教师的切身利益和长远发展,是教师关注的焦点。本文通过比较武汉大学与英国著名高校约克大学职称评审中不同的做法,找出武汉大学职称评审制度的不足之处,并提出改进办法。
(一)简介
根据从事工作的不同,约克大学的教学科研人员可分为三类:教学科研并重型(academic staff),科研型(research staff)和教学型(teaching staff)。教学科研并重型人员的晋升道路分为讲师、高级讲师、副教授和讲座教授四个档次,科研为主型人员分为六级、七级、八级和高级科研人员四个档次,教学为主型人员包括六级、七级、八级和高级教学人员。担任所有职务的基本条件是教职人员必须拥有博士学位,且大多经历了博士后深造,有独立工作的能力。
约克大学职称聘任工作每年秋季学期开学时开始,第二年夏季学期结束时公布结果,过程持续将近一年。学校对名额不做任何限制,教师达到标准,即可通过职称评审。对没有通过评审的教师,一般要求其不能连续申请,目的是使教师有时间改善教学科研工作。
(二)职称评审评价标准
针对教学科研并重型、科研型和教学型三类人员的工作特征,约克大学制订了不同的职称评审标准。本文主要研究教学科研并重型教师的评价标准。对教学科研并重型教师,学校主要从四个方面评审:科研、教学、构建研究环境上的贡献,以及公共服务。
科研标准:1.在本专业顶尖杂志公开发表经同行专家认可的高质量论文,发表高水平成果,或创作出高水平艺术作品;2.指导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的数量;3.主持重要的研究项目;4.在知识转化或创新方面成就;5.获奖及在其他学术机构任职;6.在国际国内会议上做重要发言;7.在推进学科知识以外取得影响更广泛的研究贡献。
教学标准:1.本科生和研究生管理方面发挥的作用;2.课程编写、创新方面作出贡献;3.学生及同行的良好反馈;4.受邀担任其他教学机构的检查人;5.在发展跨学科课程方面作出贡献;6.在维持教学质量方面作出的贡献。
构建研究环境上所作贡献标准:1.领导研究团队的能力;2.持续获得外部科研基金的能力;3.拓展新研究团队和研究项目的能力;4.在探索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机会上作出贡献;5.在扩大科学研究影响力方面作出贡献;6.受邀担任国内或国际咨询人。
公共服务标准:1.在院系或校外研究机构中担任重要的管理职务或承担相关工作;2.在学校委员会、工作小组或其他跨专业活动中作出贡献;3.对经费、设备及教学、科研辅助人员成功管理的能力;4.领导教职员工和博士生的能力。
(三)参与职称评审的责任主体及其职责
参与约克大学职称评审的七个责任主体包括:申请人、院系负责人(Head of Department)、专家顾问组(Advisory Panel)、学术晋升委员会(Academic Promotion Committee)、同行专家(Referees)、学术委员会(Senate),以及理事会(Council)。它们的职责分别是:
申请人:在规定的时间内,向院系负责人提交职称申请所需的各项材料,并保证所有材料的真实性。
院系负责人:核实申请人材料,就申请中出现的问题咨询相关专家和同事。在此基础上,完成针对申请人的保密报告,并将报告提交到相关专家顾问组和学术晋升委员会。报告中需分析申请人提供的材料能否证明其满足申请岗位的要求,同时明确申请人是否存在任何不足。如有其他需说明的问题,也需一并在报告中列出。
专家顾问组:按学科分为艺术与人文科学类专家顾问组(Arts and Humanities Advisory Panel),自然科学类专家顾问组(Sciences Advisory Panel)和社会科学类专家顾问组(Social Sciences Advisory Panel)。根据申请人所在学科,由相对应的专家顾问组从专业角度对申请人材料和院系负责人的报告进行评价,并将评价意见反馈学术晋升委员会。
学术晋升委员会:根据申请人提供的材料、院系负责人的报告以及专家顾问组意见,学术晋升委员会综合评价申请人是否完全符合晋升条件。将那些从表面看来完全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材料(prima facie case)送给同行专家评议。结合同行专家意见,委员会得出最终推荐名单,提交到学术委员会。
同行专家:在深入了解申请人工作的基础上,同行专家对申请人的学术贡献、学术研究地位作出评价,就其是否满足申请岗位要求给出意见,反馈给学术晋升委员会。
学术委员会和理事会:审阅学术晋升委员会提交的推荐名单,确定最终名单,并向全校公布晋升结果。
根据申报教师工作内容的不同,武汉大学将其分为基础教学型教师,教学科研并重型教师和科研为主型教师。本文主要研究教学科研并重型教师。
教学科研型并重教师的主要评价标准包括:1.基本条件:学历(一般要求博士)、外语和任职年限要求;2.教学条件:主讲过至少1门本科生课程,申报教授要求主讲过研究生课程,并完成每学年教学工作量任务;3.科研条件:在本专业核心以上期刊发表过一定数量的论文、出版学术专著、主持或参与科研项目、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奖励、申请发明专利获授权、取得有国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等。
武汉大学职称评审的具体做法是:个人申报,院系对材料进行审核,召开院系教授委员会会议进行第一轮评审。通过评审的材料送给同行专家评议,汇总同行专家意见后,召开学院职称聘任分委员会会议进行第二轮评审,通过第二轮评审的材料上报到学校。学校职能部门在对材料复核后,按照学科分类,召开各学部学术委员会会议,进行第三轮投票。通过评议者,进入最后一轮校职称聘任委员会评审,通过者对外公示。
由以上分析看出,武汉大学有比较完整的评审制度,但其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不容忽视,特别是评审标准的制定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归纳起来,问题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
(一)重科研轻教学
武汉大学的职称评审,评价被评审人的主要标准是科研成果和教学质量,实际上主要依据科研,即有没有发表论文和专著、有没有主持或参与科研项目,有没有取得奖项、专利和成果,而且对科研成果的级别和指标做了详细规定。对教学工作,只有简单工作量的要求,上几门课、完成多少学时数即可,没有体现对教学效果、教学态度、师生评教、教学研究的要求,教师教学水平的好坏、教学能力的高低基本不影响职称评审结果。
这是一种很明显的重科研轻教学的职称评审制度,其带来的危害不容小视。在这种制度导向下,教师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研究如何发表文章、拿项目、满足职称条件上。主观条件和客观现实影响下,教师在完成基本教学任务后,不再愿意多参加教学工作,教学热情下降,教学质量降低。长此以往,必将影响高校人才培养工作。
(二)论文重数量轻质量
武汉大学科研评价标准的一个重要依据是论文的数量,要求申报人至少公开发表一定数量的文章才能参加评审。这导致部分教师撰写论文不是为了解决科学问题,只是用来满足文件要求。实际工作中发现,在职称评审的前一年,一些教师突击发表文章,特别是会议文章,文章数量骤增,质量则得不到保证,学术泡沫由此产生。
为把紧论文质量关,学校也规定论文发表的期刊必须是核心及以上,且至少1-2篇被SCI、EI、ISTP、SSCI收录。对期刊和论文收录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控制了论文质量。但是,这种要求一是没有考虑到不同学科之间的刊物数量和质量的差异,二是把三大检索、SSCI、核心期刊目录等图书索引工具用来衡量期刊学术水平,明显是不合适的。
(三)重硬指标轻软指标
武汉大学职称评审中对学历、资历、外语、学时数、论文数量、项目数量、经费、获奖等易衡量的硬指标均做了详细的规定,而对教学能力、学术影响力等比较抽象、难以量化的软指标未做具体要求。教师的工作水平、成就高低反映在教学、科研、学术地位等各个方面,缺一不可。在评审时,不应厚“硬”薄“软”,应该软硬兼顾。
(四)未最大限度发挥同行专家的评审作用
在约克大学,申报高级讲师需要经过三位同行专家评审,两位校外,一位校内。申报副教授和讲座教授需要经过五位同行专家评审,其中一位由副校长直接指定,并任命为专家组组长,其他四位由组长指定,五位专家全部来自校外,且至少有一位来自国外大学。同行专家意见是校学术晋升委员会确定最终推荐名单的重要依据。武汉大学对同行专家评议的规定是,申报教授需要经过五位同行专家评审,其中至少三位来自校外,申报副教授不做强行规定,可以送审也可以不送。同行专家意见是学院职称聘任分委员会的参考意见,最终学院推荐名单由分委员会成员投票决定。
武汉大学对副教授聘任不是必需同行专家评审的规定,增大了评审中人为因素的影响,有失公平。评审教授申报人材料的同行专家如果有校内专家,校内专家的评审通常会受到工作关系、人情来往等条件制约,评审工作的公平性将受到不良影响。
(一)加强教学业绩评审
在制定职称评审标准时,综合考虑教学成果和科研成果比重,加强对教学成果考核,引导教师重视教学工作,加大在教学方面投入。评价标准可借鉴约克大学,如通过教案、教义、作业布置与批改等情况来考察教学态度,通过学生及同行的教学评价等来反映教学效果,通过教学论文发表、教材编写、课程创新方面作出的贡献等来衡量教学研究能力,通过在权威教学机构任职等来表现教学影响力。
(二)用科学的方法考核论文质量
考虑到不同学科间刊物质量和数量的差异,学校不再对论文数量,发表刊物和检索情况做统一标准,而改由各院系参照学科特点,根据申报人的论文数量和质量,对论文整体情况做鉴定。院系可根据本学科期刊和会议排名,规定申报副高、正高的教师分别应在哪种层次的期刊或会议上发表多少篇文章。在顶级期刊、会议上发表文章的作者,不论其文章总数多少,都应重点考虑。
(三)处理好软、硬指标的关系
对教师成果中易量化的硬指标做定量评审,不易量化的软指标做定性评审。如教学工作可通过对教学工作量的定量考核和教学态度、课堂教学效果的定性考核相结合的方式来综合评价。
(四)更大限度发挥同行专家的作用
在现有基础上,更多发挥同行专家评审作用,可以有效减少人为因素干扰,增强评审的公平性。建议在副教授评审中增加同行专家评审环节,在教授评审中加大校外专家比例,有条件的学科鼓励邀请国外专家评审。
综上分析,约克大学职称评审有很多值得武汉大学学习的地方。通过不断向制度先进、管理科学的海外大学取经,武汉大学职称评审制度会日趋成熟和完善。良好的职称评审制度能引导教师教学、科研工作向正确的方向前进,促进教师成长,从而提高学校整体师资队伍的水平,带动学校健康、高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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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作为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场所,如何做好学生管理工作,需要其不断地进行实践与反思。目前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制约了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高校管理者须改变传统的管理理念,树立以学生为本的观念,实施 以人为本 的管理模式,以提高工作效率。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英国高校学生事物管理模式探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是高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和管理,以学生为中心的人性化管理模式。本文通过分析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的重要性,探索出不断优化人性化管理模式的方法。
【关键词】: 以人为本 高校学生管理 管理模式
英国高等教育历史悠久,排名位于世界前列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建于12世纪,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英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程度较高,大学具有良好的国际声誉。近年来,英国高等教育发展十分迅速,学生群体需要和特征日益复杂,英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模式在新环境下也随之不停的发展。我国高校由于近年来的扩招,高等教育大众化、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年轻一代的大学生表现出的多元化价值要求也给当前学生管理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通过研究和借鉴英国高校学生事物管理的核心理念和工作体制,对提高我国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向。
当前,英国高校学生事物管理形成了“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并全面具体地体现在学生事务管理实践中。这种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是以确保学生得到更好的服务为目标的,在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都有表现。英国的学生事务管理工作充分尊重学生自主选择的学习和生活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对学生进行有效的引导和管理。学生事物部门将学生看做独立的成年个体,充分尊重每一位学生独立的人格、个性和权益,保证学生的自我教育在整个大学阶段的重要性。这种尊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英国高校管理者认为他们有责任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对学生的日常管理更多地是协商而不是命令,将尊重学生成长作为学生事物工作的前提,积极为学生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同时也要求学生对自己的学业负责。
2. 学生事物部门把深入了解学生状况作为工作的出发点,了解学生的思想心理特点,以学生的需要来确定服务的内容和形式,进而增强工作的针对性。英国高校里各种指导服务中心很多,基本满足学生的各种需求,例如一些留学生较多的高校,会在学校内部设立留学生服务中心,确保留学生在不熟悉的国家也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帮助。
3. 确保学生发挥主体作用,在学校的领导管理机构设立学生代表席位,保证学生对学校的各种决策有知情权,并参与到决策当中来。如果学生对学校的任何方面有不满,都可以通过学生代表向学生事物管理部门反映,从而保证学生的各项权利。
英国是英美法系的发源地,国家的法制化进程较高,在学生事务管理方面,法律和制度的完善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从学校管理政策的制定到学生考试作弊等问题的处理,均有律师提供法律咨询,并依法处理。在对学生违纪的处理过程中,学校必须严格遵照法律处理流程,并给予学生相应的申诉权利。但如果某项事物属于学生自己的私人事物,那么学校绝不会介入,只是在学生需要帮助的时候提供法律咨询和建议,而不是直接代表学生去处理。这种处理方式即保护了学生的隐私,又可以使学生得到相应的帮助,值得我国高校学生管理部门的学习。
同时,英国高校实行导师制,是由导师对学生的学习、品德和生活等方面进行个别指导的人才培养制度。学生进入高校后,学院会为他指定一位导师,与国内进行学生管理工作的辅导员不同,英国的导师是以教学指导为主,在教学上重视个别指导、言传身教,力图营造和谐、宽松、自由的教育环境。这使导师制超越了作为一种教学手段的功能,对学生而言,从导师身上学到的不仅仅是学术知识,还有研究事物的态度和思维方式,对学生的整个学习生涯产生深刻的影响。
在我国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背景下,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所处的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模式向“大众教育”模式过渡,高校学生工作的服务对象发生了改变,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学生年龄普遍偏小,适应能力较弱;班级、团组织的凝聚力降低,组织学生活动难度加大;社会环境变化迅速,就业形势严峻等。这些问题都给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带来了更大的压力。通过分析英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基本情况,结合我国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1. 管理方式民主化,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
以学生为本的理念是现代大学理念的重要内容,要求我们在开展学生工作的过程中,坚持一切从学生出发,以调动和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手段,在工作方式方法上要由管理型向引导服务型转变,多与学生互动,尊重、关心、引导好每一个学生,重视学生的想法,维护学生利益。
2.加强队伍建设,提升工作水平
现阶段我国很多高校负责学生管理工作的辅导员并没有经过系统的培训,造成在进行学生工作时有不够专业的情况出现。我们应着重加强学生工作者的队伍建设,提高工作水平。基于现阶段学生工作面临的政策环境、工作难度、内外影响等各种新形式,只有不断的提高学生管理工作者的业务水平,才可以保证“以学生为本”的管理理念,有效的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素养。
3. 完善制度建设,增强工作实效
要真正增强学生工作的效率,就必须从制度抓起,使管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英国学生事物工作有严格的规范,服务机构健全,学生工作的制度、细则、工作职责明确。在我国,学生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建设仍然不够,学生处职责不清,辅导员事物过于繁多,导致有时会有疏漏的情况。为了解决此类问题,需要加强学生部门的服务职能,帮助学生解决在校期间的具体问题。同时,也应发挥学生的自我教育与自我管理作用,借助学生会、学生社团进行学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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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色学校是英国中等教育改革的旗舰标志,自1994年发展至今,几乎涵盖了所有英国公立中学。英国特色学校的发展提高了英国中等教育质量,促进了教育公平。目前,我国基础教育改革提倡发展学校特色,建设特色学校,本论文通过对英国特色学发展的研究,对我国特色学校发展和基础教育改革带来启示。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英国特色学校对我国基础教育的启示探讨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要:英国特色学校在满足国家课程要求的同时,选择一些特色科目,向所有学生提供丰富与和谐的教育,这一举措满足了不同学生个体需要,办出特色学校。我国的基础教育在应试教育体制下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通过研究英国特色学校具有的优势与获得的成果,以获得一些具有借鉴性的启示,促进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特色学校;基础教育;个性化学习
所谓“特色学校”,就是指在学校教育工作的整体或全局上形成的、具有比较稳定的、区别于其他学校的独特风格或独特风貌的学校。”[1]英国的特色学校一系列举措有利于学校与学生的发展。应试教育体制下,我国基础教育片面注重学生的升学率,评价标准单一,学校与学生之间发展都不平衡。通过英国特色学校的研究,发现其值得借鉴的经验用以启发我国的基础教育,不断促进学生的发展。
自主的课程设置。赋予学校课程自主权,要求学校根据自身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制订学校的课程目标,开发和建立自己的课程体系是英国当前学校变革的总体特征。这一理念促进了英国中等教育阶段学校课程的多样化,也使得以科目为中心的特色学校建设成为可能。英国特色学校在申请认定时不仅要在办学水平方面达到相应要求,还要慎重选择自己的优势领域,考虑“特色”对学校和社区发展的重要意义。特色领域得到政府部门的认定后,政府将通过额外的拨款用以聘请教员和购置设备,用以支持特色项目和特色学校的发展。
注重学校与社区之间的关系。合作是特色学校的重要任务之一,英国特色学校不仅仅局限于提高特色科目和整个学校的标准,还强调特色学校之间通过互相合作和共享彼此经验与特色而共同提高。学校至少要与五个地方学校合作,至少要与一个中等学校结成伙伴关系。为了提高处于社会落后学校的办学质量,要求学校之间合作,分享资源、分享优秀管理,使每个人都能学到专业知识。
个性化学习模式。对于如何发展个性化学习,英国特色学校积累了很多经验,首先,最有效的教学基于真正了解每个学生的优势和弱点。其次,要发展每个学生的自信心和竞争意识,就必须教给学生一些建立在自己的学习经验之上的策略。这些策略面向全体学生,为了做到这点教师需要发挥创造性,扩展学习机会,增加学习容量。
(1)学校资源分配不合理
我国基础教育过程中,学校之间的资源分配很不合理,学校之间的差异很大。一些较好的学校,拥有先进的教学设备、优秀的教师资源、素质较高的生源等,长久以来这些学校就发展成了名校。而那些地处偏僻、经济水平落后地区的学校只有当地的留守儿童、家境贫穷的孩子去读,在生源方面只能接受这些素质相对较差的学生。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学校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名校吸纳了绝大部分优质的生源,同时拥有优秀的名师,二者的结合,大大提升了学校的升学率,使得这些学校更加有名气,成为了真正的名校,湖南地区的“四大名校”就是典型的代表。每年这些学校的升学率、重点大学录取率远远大于其他学校,这些数字吸引了更多的优秀学生。
(2)评价标准单一
在我国,接受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考上大学,成绩为唯一的评价标准。学生从小学到高中,学校、家长关注的就是学生的成绩,分数成为了焦点。学校的文化课才是重点,美术、体育、音乐等课程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教师对学生缺乏足够的关怀,只是将目光放在学生的学业成绩上,其他方面的优秀表现得不到应有的肯定。在这种模式下,学生的特长得不到发展,学生的潜力也得不到正确的对待,所有学生被同等的对待,用一个统一的分数标准去衡量,违背了许多教学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学生的创造力得不到发展,思想僵化,思维定势严重。尽管一些重点学校的学生考试成绩很好,但是学生大多是在应试教育的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失去了个性,缺乏创造力。
(3)学校缺乏与外界的共同发展
英国政府非常注重学校与社区的联系,加强与社区其他学校的合作带动薄弱学校的发展;促进学校与社区的共同发展。我国普通高中在发展中往往不重视与社区的联系,甚至封闭办学,不仅造成了学校与社区关系的松散,也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在我国,学校之间更多的是一种竞争的关系,学校存在着抢优秀生源的情况,很多通过一些政策试图争取留下成绩优异的学生。其实,学校之间可以形成一种合作的关系,加强与其他学校的联系,不断学习他校优秀的办学经验至。在我国现行的体制下,想达到学习之间的诚意合作很难。学校于周围的社区联系也较少,相对处于封闭的状态,两者不能很好的合作,学校的校园氛围得不到有效的改善。
(1)创设情境,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学习
素质教育呼吁学生的全面发展,但是我国基础教育应试教育思想仍然是根深蒂固,大部分学校观念继续停留在片面追求“升学率”,忽视学生的均衡发展。英国特色学校倡导个性化的学习,根据学生的需要和兴趣来制定教学方案。“每一个学习者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人,他有他自己的历史,这个历史是不能和任何别人的历史相混淆的。”[2]学生要通个性化学习这种主动学习来不断掌握和更新知识、技能,从而适应社会发展,完善生活。我国基础教育过程中,要针对学生与学校的特点,建立特色学校,创设个性化的学习环境,是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学校要积极创设情境,开设特色课程,尊重学生的差异性,帮助学生形成个人特色的学习风格,提升学习能力,迎接个性化学习时代的挑战。
(2)权利下放,扩大中小学校办学自主权
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确定了三级课程管理的体制,越来越多的学校进行校本课程的开发,通过校本课程促进学校的发展。在“以校为本”的理念下,学校需要考虑自己的办学传统、学校特色,也需要明确学校发展优势与弱势,本校教师和学生的实际情况,以及学校所处地区的特点及周边环境等。在这一过程中,校本课程开发也因此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与外延:校本课程开发不仅可以是学校对国家的预留课程空间进行开发的过程,也可以是学校“校本化”实施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过程。通过校本课程开发形成学校特色,使学校掌握自主权,发展自己学校的优势科目,充分利用学校的有利资源。
(3)发展特色学校,推进优质学校教育
特色学校不像普通中学那样对所有的学生施以同样模式的教育,而是针对学生个体发展的不同,尽力挖掘每个学生的潜力,使每个学生进入适合自己的特色学校,使每所学校获得成功。我国大部分地区的中等教育也已经从发展学校的数量跨越到提升学校质量的阶段。我国的重庆市在发展特色学校有了一定的经验,特色学校之“重庆经验”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积极的影响,使得优质学校和薄弱学校都获得了发展。[3]优质的学校不是搞一个模式的教育,而是办出自己的特色,发展学生的个性,使他们的潜能得到最充分的开发。人们可以根据社会对不同人才的需求,选择不同类型的学校教育。基础教育阶段的目标是大面积提供教育质量,人人接受优质教育,每个学校都要办好。重点学校不是解决提高基础教育质量问题的最终出路,发展特色学校,借鉴别国的经验,会使我国在发展优质学校的道路上少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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