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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犯罪手段往往带有某种行业的特征,通过技术鉴定或对犯罪工具等的同一认定,可以成为追讯与证实犯罪嫌疑人作案有力证据。利用犯罪嫌疑人特有的作案方式、手段,从侦查办案的全局出发,以人找案,做好串并案审理工作,以查清犯罪嫌疑人的全部犯罪事实,深挖犯罪。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犯罪的特点及讯问方法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犯罪的特点及讯问方法
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流动人口不断向城市涌入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重大进步意义的历史趋势。通过研究这一时期的流动人口犯罪问题进而探索出针对流动人口犯罪的讯问方法,对预防流动人口犯罪和准确及时破获流动人口犯罪案件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化进程中的流动人口是指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工业化的兴起,人口像城镇集中,城镇人口增加,城镇数目增多,城镇规模扩大,城镇人口在总人口数中的比例不断提高,这就是农业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城市化过程。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流动人口的实际意义也不同:从行政管理角度来看,流动人口是指离开了户籍所在地到其他地方居住的人口;从经济结构方面来看,流动人口是指游离于农业生产而在其他产业中没有稳定职业的人;
从流动的功能来看,流动人口是指背井离乡奔走于各大城市之间为城市化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一群人;另外,还可以从社会政治、流动的目的等多角度来看流动人口。 我国流动人口主要是由农村流向城市,由偏远贫穷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流向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人们为了能过获得更好的收入、社会保障、医疗条件、教育条件,而离开自己居住的地方,来到更大的城市来工作和居住是流动人口形成的原因。
要探索针对流动人口犯罪的讯问方法,我们必须分析研究流动人口犯罪的成因和特点,下面就其情况简单介绍一下。
(一)流动人口犯罪成因
1.个人原因。
农民是我国流动人口的主力军,他们中的大部分文化素质较低,除了一些农业技巧又没有其他劳动技能,在城市激烈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另外在户籍、劳动就业、子女上学以及医疗保障等方面遭到某些不公正待遇和歧视等等,其中一部分人会心理扭曲不能排遣以致产生逆反心理,特别是在金钱、物欲的诱惑下,甚至采取与法律制度和道德准绳相悖的手段,以实现快速致富的愿望,进而导致违法犯罪的发生。
2.社会原因。
在城市激烈的竞争中处于劣势的流动人口往往从事又脏又累的工作,工资却少得可怜,遭受不公平待遇,生活、就业、医疗等方面经常受到限制、歧视和排挤,侵害流动人口合法权益的事件频繁发生。当前我国有关流动人口的法律法规尚未完善,还不能适应当前对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需要。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心中不满无处宣泄,导致流动人口铤而走险,采取极端手段通过违法犯罪行为来发泄心中愤恨,达到报复的目的。
3.经济原因。
我国现存的城乡二元制使社会服务中一系列政策都倾向于城市人口,在政治、经济、文化、卫生、教育等方面外来人口都受到不平等对待。在城市中流动人口大多从事脏、累、重的工作,同时还有一部分人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沉重的城市生活成本及农村家庭重担使之与城市人口产生相对剥夺感,成为刺激流动人口犯罪的重要诱因。
4.文化原因。
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进步的,社会文明也随之有所更新和发展,新的文明必将取代旧的文明成为主流,而在文明生长发展过程中必然会产生文化冲突。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其核心内容就是追求现代化。因此引起了不同群体亚文化的冲突、主文化和亚文化的冲突。
(二)流动人口犯罪特点
流动人口犯罪具有流窜性的特点,流动人口由于本身的属性就具有流动的特点。一部分居无定所的人往往抱着碰运气的心理,游荡于街头巷尾,车站码头,城镇乡村,寻找犯罪目标,捕捉犯罪时机。由于流动人口密集,临近地区的犯罪量也相应较大。这就需要犯罪的流窜性来提供支持,越来越方便的交通工具也为他们的犯罪流窜性的特点提供了支撑。
流动人口犯罪具有团伙性的特点,城市流动人口主要来自农村,进入陌生的城市之后,人生地不熟,不得不投靠亲戚,这使得流动人口带有浓厚的乡土观念和地域观念,这为团伙犯罪提供了客观的条件,从而形成了诸多如盗窃团伙、抢劫团伙等种种的犯罪团伙。从沈阳市的流动人口的结构来看,这种劳动人口来源的密集性也大大促进了犯罪的团伙性。
流动人口具有利欲性的特点,流动人口来到城市中打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赚钱。所以一部分流动人口会为了赚钱而从事一些道德和法律所禁止的行为。抢劫、抢夺以及故意伤害常发生于生活处于困境或报复性冲动的情况下,一般来说,盗窃、抢劫、诈骗这三类案件比重较大。
流动人口具有低龄化的趋势,流动人口本身就以青壮年人居多,他们当中又有许多未成年人。这批本应享有受教育权利的适龄青少年往往离开家乡到大城市闯荡,由于自身文化素质较低又不具备劳动技能,只能从事报酬低、工作条件差和工作时间长的劳动,这使本来就处在叛逆期的青少年在强烈的欲望和不平衡心理的刺激下,很容易感情用事,特别是受到社会不良现象的影响,心智尚未成熟的他们难以辨别是非,丧失理智,不计后果,最终误入歧途走上犯罪。
(一)交替式讯问法
1.交替式讯问法是指在一起案件侦查中,由两组或两组以上侦查员对同一名犯罪嫌疑人轮流讯问,最终以多组不同讯问力量的合力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获取犯罪嫌疑人供述的一种讯问方法。由于流动人口居无定所,熟悉多个地区的风土人情地理风貌,一旦被某地公安机关抓获后往往只供述当地案件,此时专案组可调集工作在本地而生源不同的侦查员组成区域不同的讯问小组,对号入座,依次讯问,且最好采用不同方言,营造不同环境,加深犯罪嫌疑人在不同作案地的作案印象,从而促使其供述。
2.讯问时重点把握心理技巧――点而不破、宽严相济。
(1)在初查尚未获得流动人口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的充分证据时,如果证据链条上出现缺口,客观上给犯罪嫌疑人翻供、证人翻供提供了可乘之机,造成讯问困难的局面。侦查人员在审讯中的引而不发可在犯罪嫌疑人充分陈述事实的基础上,适时插话打乱其思路,利用其陈述中的事实矛盾,进行紧迫式讯问,步步紧逼,使其不能自圆其说,让犯罪嫌疑人误认为侦查人员已全部掌握其犯罪事实和证据,迫使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
(2)在审讯时,应采取以宽严相济的策略,所谓严,就是以进攻性的提问方法警告犯罪嫌疑人。所谓宽,就是采取启发、教育、争取、指明出路等比较缓和的审讯方式,使犯罪嫌疑人心悦诚服地交代犯罪事实。流动人口犯罪以青年人为主,犯罪嫌疑人自我控制能力差,情绪不稳定,可塑性大,在审讯中应采用“情感催化和敲山震虎”法。
(二)复述讯问法
1.利用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犯罪的团伙性、利欲性特点,各个击破。这种讯问方法必须在精心研究案情和犯罪嫌疑人的个性特点的前提下并结合现场气氛,编造与案件相似的故事,即能够触动犯罪嫌疑人。流动人口犯罪利欲性特点决定他们往往具有互不信任、互相猜忌的个性,在团伙内常常出现分赃不均的矛盾,在讯问中,应当善于利用犯罪嫌疑人互不信任的个性,达到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目的。
2.讯问时重点把握心理技巧――利用矛盾,出奇致胜。
(1)在流动犯罪嫌疑人往往自认为作案手段高明,公安机关证据不足,抱有很强的拒供心理。首先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通过对某一细节进行追问及反复讯问法,让犯罪嫌疑人自由表演,不要急于拆穿,等矛盾充分暴露,侦查人员把我关键问题给予犯罪分子致命一击,让其自乱阵脚;其次针于流动人口共同犯罪,可以利用犯罪团伙成员之间利益不均、互相猜忌等固有矛盾及各自立功赎罪的心理,进行分化瓦解打破其所谓的“攻守同盟”把握时机各个击破。
(2)办案人员必须准确判断嫌疑人负隅顽抗的客观条件,把握其心理状况,以便出奇制胜。应采用声东击西法指的是审问流动人口犯罪嫌疑人时,侦查人员避开犯罪情节,以聊天的讯问方式让嫌疑人放松警惕,同时在暗中埋伏陷阱,诱导其进入侦查人员设下的圈套,犯罪嫌疑人一旦上套,侦查人员在告知其真实情况,打乱犯罪嫌疑人思路,使其自相矛盾,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三)情感影响法
1.根据流动人口犯罪形成的个人因素、社会因素及流动人口犯罪低龄化趋势的特点。
通过唤醒犯罪嫌疑人尚未泯灭的良知和恻隐之心,引发其负罪感和悔过之心,是一种极具感染力和说服力的论说方法。通过消除犯罪嫌疑人消极的负性的情感情绪因素的不良影响,引导激发积极的正性的情感情绪因素来实现的良好的道德感和理智感能促进供述动机的强化,特别是那些有着强烈的道德意识,要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心理分析,了解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特点,尤其是作案时的心境和讯问中的态度;对情感型嫌疑人较容易被讯问人员的言行所感动,所以可以通过行为特征来识别。
2.讯问时重点把握心理技巧――循序渐进。
在审讯时,办案人员不可一开始就触及问题的核心与实质,而是先把案件有关情况讯问清楚,由浅入深,逐步缩小包围圈。然后,根据讯问进展情况,适时讯问主要罪行和关键情节,造成一种使犯罪嫌疑人无法掩盖已承认的事实,对核心问题又推脱不了的态势,迫使其在主要问题上彻底缴械。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讯问一定要做到循序渐进、一鼓作气,发问时言词要简洁,主要以回答“是”或者“不是”, “有”或者“没有”的问句为主,不给犯罪嫌疑人丝毫回避问题的机会。同时择时进行施压,反复出示证据,打破其心理平衡,造成“兵临城下”之势,迫使犯罪嫌疑人供述其犯罪事实。
(四)使用证据法
利用犯罪嫌疑人特有的作案方式,手段深挖余罪。
流动人口犯罪手段往往带有某种行业的特征,通过技术鉴定或对犯罪工具等的同一认定,可以成为追讯与证实犯罪嫌疑人作案有力证据。利用犯罪嫌疑人特有的作案方式、手段,从侦查办案的全局出发,以人找案,做好串并案审理工作,以查清犯罪嫌疑人的全部犯罪事实,深挖犯罪。
讯问在侦破流动人口犯罪中起着无法取代的作用,讯问中注意灵活调整方案,有效发挥合力作用,使讯问方法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使审讯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相信根据实践工作的需要,对讯问方法作进一步的研究和完善,流动人口的犯罪问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呈明显上身趋势,能否控制和解决流动人口的犯罪问题已经成为了迫在眉睫的问题。本文对于流动人口犯罪方面的询问方法进行了分类和比较,从而得出了讯问此类犯罪的多种方法,对于不同类型的流动犯罪问题能过进行不同种类的讯问方法,从而为此类犯罪的迅问方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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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大学教师重科研轻教学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既与大学教师所处的大环境以及人们对高校科研工作的理解有关,也与现行高校职称评审制度有关。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英国约克大学职称评审制度介绍及启示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本文介绍了英国约克大学和武汉大学的职称评审制度,通过比较两所高校在职称评价标准、评审办法等方面的差异,分析武汉大学评审制度的不足,并提出了改进办法。
[关键词]约克大学 武汉大学 职称评审 启示
高校职称评审制度是高校人事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涉及教师的切身利益和长远发展,是教师关注的焦点。本文通过比较武汉大学与英国著名高校约克大学职称评审中不同的做法,找出武汉大学职称评审制度的不足之处,并提出改进办法。
(一)简介
根据从事工作的不同,约克大学的教学科研人员可分为三类:教学科研并重型(academic staff),科研型(research staff)和教学型(teaching staff)。教学科研并重型人员的晋升道路分为讲师、高级讲师、副教授和讲座教授四个档次,科研为主型人员分为六级、七级、八级和高级科研人员四个档次,教学为主型人员包括六级、七级、八级和高级教学人员。担任所有职务的基本条件是教职人员必须拥有博士学位,且大多经历了博士后深造,有独立工作的能力。
约克大学职称聘任工作每年秋季学期开学时开始,第二年夏季学期结束时公布结果,过程持续将近一年。学校对名额不做任何限制,教师达到标准,即可通过职称评审。对没有通过评审的教师,一般要求其不能连续申请,目的是使教师有时间改善教学科研工作。
(二)职称评审评价标准
针对教学科研并重型、科研型和教学型三类人员的工作特征,约克大学制订了不同的职称评审标准。本文主要研究教学科研并重型教师的评价标准。对教学科研并重型教师,学校主要从四个方面评审:科研、教学、构建研究环境上的贡献,以及公共服务。
科研标准:1.在本专业顶尖杂志公开发表经同行专家认可的高质量论文,发表高水平成果,或创作出高水平艺术作品;2.指导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的数量;3.主持重要的研究项目;4.在知识转化或创新方面成就;5.获奖及在其他学术机构任职;6.在国际国内会议上做重要发言;7.在推进学科知识以外取得影响更广泛的研究贡献。
教学标准:1.本科生和研究生管理方面发挥的作用;2.课程编写、创新方面作出贡献;3.学生及同行的良好反馈;4.受邀担任其他教学机构的检查人;5.在发展跨学科课程方面作出贡献;6.在维持教学质量方面作出的贡献。
构建研究环境上所作贡献标准:1.领导研究团队的能力;2.持续获得外部科研基金的能力;3.拓展新研究团队和研究项目的能力;4.在探索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机会上作出贡献;5.在扩大科学研究影响力方面作出贡献;6.受邀担任国内或国际咨询人。
公共服务标准:1.在院系或校外研究机构中担任重要的管理职务或承担相关工作;2.在学校委员会、工作小组或其他跨专业活动中作出贡献;3.对经费、设备及教学、科研辅助人员成功管理的能力;4.领导教职员工和博士生的能力。
(三)参与职称评审的责任主体及其职责
参与约克大学职称评审的七个责任主体包括:申请人、院系负责人(Head of Department)、专家顾问组(Advisory Panel)、学术晋升委员会(Academic Promotion Committee)、同行专家(Referees)、学术委员会(Senate),以及理事会(Council)。它们的职责分别是:
申请人:在规定的时间内,向院系负责人提交职称申请所需的各项材料,并保证所有材料的真实性。
院系负责人:核实申请人材料,就申请中出现的问题咨询相关专家和同事。在此基础上,完成针对申请人的保密报告,并将报告提交到相关专家顾问组和学术晋升委员会。报告中需分析申请人提供的材料能否证明其满足申请岗位的要求,同时明确申请人是否存在任何不足。如有其他需说明的问题,也需一并在报告中列出。
专家顾问组:按学科分为艺术与人文科学类专家顾问组(Arts and Humanities Advisory Panel),自然科学类专家顾问组(Sciences Advisory Panel)和社会科学类专家顾问组(Social Sciences Advisory Panel)。根据申请人所在学科,由相对应的专家顾问组从专业角度对申请人材料和院系负责人的报告进行评价,并将评价意见反馈学术晋升委员会。
学术晋升委员会:根据申请人提供的材料、院系负责人的报告以及专家顾问组意见,学术晋升委员会综合评价申请人是否完全符合晋升条件。将那些从表面看来完全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材料(prima facie case)送给同行专家评议。结合同行专家意见,委员会得出最终推荐名单,提交到学术委员会。
同行专家:在深入了解申请人工作的基础上,同行专家对申请人的学术贡献、学术研究地位作出评价,就其是否满足申请岗位要求给出意见,反馈给学术晋升委员会。
学术委员会和理事会:审阅学术晋升委员会提交的推荐名单,确定最终名单,并向全校公布晋升结果。
根据申报教师工作内容的不同,武汉大学将其分为基础教学型教师,教学科研并重型教师和科研为主型教师。本文主要研究教学科研并重型教师。
教学科研型并重教师的主要评价标准包括:1.基本条件:学历(一般要求博士)、外语和任职年限要求;2.教学条件:主讲过至少1门本科生课程,申报教授要求主讲过研究生课程,并完成每学年教学工作量任务;3.科研条件:在本专业核心以上期刊发表过一定数量的论文、出版学术专著、主持或参与科研项目、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奖励、申请发明专利获授权、取得有国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等。
武汉大学职称评审的具体做法是:个人申报,院系对材料进行审核,召开院系教授委员会会议进行第一轮评审。通过评审的材料送给同行专家评议,汇总同行专家意见后,召开学院职称聘任分委员会会议进行第二轮评审,通过第二轮评审的材料上报到学校。学校职能部门在对材料复核后,按照学科分类,召开各学部学术委员会会议,进行第三轮投票。通过评议者,进入最后一轮校职称聘任委员会评审,通过者对外公示。
由以上分析看出,武汉大学有比较完整的评审制度,但其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不容忽视,特别是评审标准的制定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归纳起来,问题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
(一)重科研轻教学
武汉大学的职称评审,评价被评审人的主要标准是科研成果和教学质量,实际上主要依据科研,即有没有发表论文和专著、有没有主持或参与科研项目,有没有取得奖项、专利和成果,而且对科研成果的级别和指标做了详细规定。对教学工作,只有简单工作量的要求,上几门课、完成多少学时数即可,没有体现对教学效果、教学态度、师生评教、教学研究的要求,教师教学水平的好坏、教学能力的高低基本不影响职称评审结果。
这是一种很明显的重科研轻教学的职称评审制度,其带来的危害不容小视。在这种制度导向下,教师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研究如何发表文章、拿项目、满足职称条件上。主观条件和客观现实影响下,教师在完成基本教学任务后,不再愿意多参加教学工作,教学热情下降,教学质量降低。长此以往,必将影响高校人才培养工作。
(二)论文重数量轻质量
武汉大学科研评价标准的一个重要依据是论文的数量,要求申报人至少公开发表一定数量的文章才能参加评审。这导致部分教师撰写论文不是为了解决科学问题,只是用来满足文件要求。实际工作中发现,在职称评审的前一年,一些教师突击发表文章,特别是会议文章,文章数量骤增,质量则得不到保证,学术泡沫由此产生。
为把紧论文质量关,学校也规定论文发表的期刊必须是核心及以上,且至少1-2篇被SCI、EI、ISTP、SSCI收录。对期刊和论文收录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控制了论文质量。但是,这种要求一是没有考虑到不同学科之间的刊物数量和质量的差异,二是把三大检索、SSCI、核心期刊目录等图书索引工具用来衡量期刊学术水平,明显是不合适的。
(三)重硬指标轻软指标
武汉大学职称评审中对学历、资历、外语、学时数、论文数量、项目数量、经费、获奖等易衡量的硬指标均做了详细的规定,而对教学能力、学术影响力等比较抽象、难以量化的软指标未做具体要求。教师的工作水平、成就高低反映在教学、科研、学术地位等各个方面,缺一不可。在评审时,不应厚“硬”薄“软”,应该软硬兼顾。
(四)未最大限度发挥同行专家的评审作用
在约克大学,申报高级讲师需要经过三位同行专家评审,两位校外,一位校内。申报副教授和讲座教授需要经过五位同行专家评审,其中一位由副校长直接指定,并任命为专家组组长,其他四位由组长指定,五位专家全部来自校外,且至少有一位来自国外大学。同行专家意见是校学术晋升委员会确定最终推荐名单的重要依据。武汉大学对同行专家评议的规定是,申报教授需要经过五位同行专家评审,其中至少三位来自校外,申报副教授不做强行规定,可以送审也可以不送。同行专家意见是学院职称聘任分委员会的参考意见,最终学院推荐名单由分委员会成员投票决定。
武汉大学对副教授聘任不是必需同行专家评审的规定,增大了评审中人为因素的影响,有失公平。评审教授申报人材料的同行专家如果有校内专家,校内专家的评审通常会受到工作关系、人情来往等条件制约,评审工作的公平性将受到不良影响。
(一)加强教学业绩评审
在制定职称评审标准时,综合考虑教学成果和科研成果比重,加强对教学成果考核,引导教师重视教学工作,加大在教学方面投入。评价标准可借鉴约克大学,如通过教案、教义、作业布置与批改等情况来考察教学态度,通过学生及同行的教学评价等来反映教学效果,通过教学论文发表、教材编写、课程创新方面作出的贡献等来衡量教学研究能力,通过在权威教学机构任职等来表现教学影响力。
(二)用科学的方法考核论文质量
考虑到不同学科间刊物质量和数量的差异,学校不再对论文数量,发表刊物和检索情况做统一标准,而改由各院系参照学科特点,根据申报人的论文数量和质量,对论文整体情况做鉴定。院系可根据本学科期刊和会议排名,规定申报副高、正高的教师分别应在哪种层次的期刊或会议上发表多少篇文章。在顶级期刊、会议上发表文章的作者,不论其文章总数多少,都应重点考虑。
(三)处理好软、硬指标的关系
对教师成果中易量化的硬指标做定量评审,不易量化的软指标做定性评审。如教学工作可通过对教学工作量的定量考核和教学态度、课堂教学效果的定性考核相结合的方式来综合评价。
(四)更大限度发挥同行专家的作用
在现有基础上,更多发挥同行专家评审作用,可以有效减少人为因素干扰,增强评审的公平性。建议在副教授评审中增加同行专家评审环节,在教授评审中加大校外专家比例,有条件的学科鼓励邀请国外专家评审。
综上分析,约克大学职称评审有很多值得武汉大学学习的地方。通过不断向制度先进、管理科学的海外大学取经,武汉大学职称评审制度会日趋成熟和完善。良好的职称评审制度能引导教师教学、科研工作向正确的方向前进,促进教师成长,从而提高学校整体师资队伍的水平,带动学校健康、高速的发展。
[1]University of Promotion of Academic,Research and Teaching Staff[EB/OL].(2010-08-10)[2011-07-30].http://www.york.ac.uk/admin/registrars/acadprom/ProceduresCriteria2010.pdf
[2]王增湘.大学教师重科研轻教学的原因及对策[J].管理学刊,2010,23(5):83-85.
[3]韩明.从职称评审看高校“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成因与对策[J].高教探索,2010(3):133-135.
[4]易金生.美国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及启示[J].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323-325.
[5]杜丹.关于高校职称评审工作改进的思考[J].西安邮电学院学报,2009,14(6):159-161.
[6]邹军.高校职称评审中充分发挥同行专家鉴定导向作用的思考[J].高教论坛,2009(7):101-103.
[7]何剑.高校科研工作“量化管理热”的“冷”思考[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6(2):7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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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作为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场所,如何做好学生管理工作,需要其不断地进行实践与反思。目前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制约了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高校管理者须改变传统的管理理念,树立以学生为本的观念,实施 以人为本 的管理模式,以提高工作效率。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英国高校学生事物管理模式探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是高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和管理,以学生为中心的人性化管理模式。本文通过分析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的重要性,探索出不断优化人性化管理模式的方法。
【关键词】: 以人为本 高校学生管理 管理模式
英国高等教育历史悠久,排名位于世界前列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建于12世纪,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英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程度较高,大学具有良好的国际声誉。近年来,英国高等教育发展十分迅速,学生群体需要和特征日益复杂,英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模式在新环境下也随之不停的发展。我国高校由于近年来的扩招,高等教育大众化、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年轻一代的大学生表现出的多元化价值要求也给当前学生管理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通过研究和借鉴英国高校学生事物管理的核心理念和工作体制,对提高我国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向。
当前,英国高校学生事物管理形成了“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并全面具体地体现在学生事务管理实践中。这种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是以确保学生得到更好的服务为目标的,在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都有表现。英国的学生事务管理工作充分尊重学生自主选择的学习和生活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对学生进行有效的引导和管理。学生事物部门将学生看做独立的成年个体,充分尊重每一位学生独立的人格、个性和权益,保证学生的自我教育在整个大学阶段的重要性。这种尊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英国高校管理者认为他们有责任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对学生的日常管理更多地是协商而不是命令,将尊重学生成长作为学生事物工作的前提,积极为学生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同时也要求学生对自己的学业负责。
2. 学生事物部门把深入了解学生状况作为工作的出发点,了解学生的思想心理特点,以学生的需要来确定服务的内容和形式,进而增强工作的针对性。英国高校里各种指导服务中心很多,基本满足学生的各种需求,例如一些留学生较多的高校,会在学校内部设立留学生服务中心,确保留学生在不熟悉的国家也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帮助。
3. 确保学生发挥主体作用,在学校的领导管理机构设立学生代表席位,保证学生对学校的各种决策有知情权,并参与到决策当中来。如果学生对学校的任何方面有不满,都可以通过学生代表向学生事物管理部门反映,从而保证学生的各项权利。
英国是英美法系的发源地,国家的法制化进程较高,在学生事务管理方面,法律和制度的完善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从学校管理政策的制定到学生考试作弊等问题的处理,均有律师提供法律咨询,并依法处理。在对学生违纪的处理过程中,学校必须严格遵照法律处理流程,并给予学生相应的申诉权利。但如果某项事物属于学生自己的私人事物,那么学校绝不会介入,只是在学生需要帮助的时候提供法律咨询和建议,而不是直接代表学生去处理。这种处理方式即保护了学生的隐私,又可以使学生得到相应的帮助,值得我国高校学生管理部门的学习。
同时,英国高校实行导师制,是由导师对学生的学习、品德和生活等方面进行个别指导的人才培养制度。学生进入高校后,学院会为他指定一位导师,与国内进行学生管理工作的辅导员不同,英国的导师是以教学指导为主,在教学上重视个别指导、言传身教,力图营造和谐、宽松、自由的教育环境。这使导师制超越了作为一种教学手段的功能,对学生而言,从导师身上学到的不仅仅是学术知识,还有研究事物的态度和思维方式,对学生的整个学习生涯产生深刻的影响。
在我国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背景下,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所处的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模式向“大众教育”模式过渡,高校学生工作的服务对象发生了改变,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学生年龄普遍偏小,适应能力较弱;班级、团组织的凝聚力降低,组织学生活动难度加大;社会环境变化迅速,就业形势严峻等。这些问题都给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带来了更大的压力。通过分析英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的基本情况,结合我国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1. 管理方式民主化,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
以学生为本的理念是现代大学理念的重要内容,要求我们在开展学生工作的过程中,坚持一切从学生出发,以调动和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手段,在工作方式方法上要由管理型向引导服务型转变,多与学生互动,尊重、关心、引导好每一个学生,重视学生的想法,维护学生利益。
2.加强队伍建设,提升工作水平
现阶段我国很多高校负责学生管理工作的辅导员并没有经过系统的培训,造成在进行学生工作时有不够专业的情况出现。我们应着重加强学生工作者的队伍建设,提高工作水平。基于现阶段学生工作面临的政策环境、工作难度、内外影响等各种新形式,只有不断的提高学生管理工作者的业务水平,才可以保证“以学生为本”的管理理念,有效的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素养。
3. 完善制度建设,增强工作实效
要真正增强学生工作的效率,就必须从制度抓起,使管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英国学生事物工作有严格的规范,服务机构健全,学生工作的制度、细则、工作职责明确。在我国,学生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建设仍然不够,学生处职责不清,辅导员事物过于繁多,导致有时会有疏漏的情况。为了解决此类问题,需要加强学生部门的服务职能,帮助学生解决在校期间的具体问题。同时,也应发挥学生的自我教育与自我管理作用,借助学生会、学生社团进行学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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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CA课程设计理念是实用与创新,不追求课程体系的完整,以项目作为驱动,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在阶段性的项目制作、学习过程中遇到所需要的知识,老师一般少讲或不讲,可以告诉学生查阅相关参考文献,由学生自己解决,锻炼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绝大多数学生都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项目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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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习谈NCCA的课程方案
2013年8月在伯恩茅斯大学(Bourne mouth University简称BU)的传媒学院我们进行了为期三周的学习考察,通过学习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扩展了自己的专业视角,为以后的教学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案例。
BU传媒学院的英国国家计算机动画中心(National Centre for Computer Animation简称NCCA)成立20多年来为业界培养了大批人才,毕业生遍布动画、游戏、电影特效、广告创意等各大相关企业,毕业生安德鲁?洛克利(Andrew Lockley)因电影《盗梦空间》赢得美国电影奥斯卡奖最佳视觉效果奖。
BU的本科教育学制3年,研究生1年,NCCA的计算机动画制作专业需要艺术和技术的双重能力,现有三个专业方向。一个偏重艺术类,重点放在动画软件的应用上;第二个偏重技术类,重点放在动画程序的设计上;第三个艺术和技术课程各占一半,强调艺术和技术双重能力。
对技术类的学生来说,在数学物理和计算机上要有扎实的基础,因为NCCA对这方面的要求比较高,需学习少量的艺术方面的课程;艺术类学生在报名时,需要提供作品集,但并不一定是动画作品,申请者以前是否接触过动画并不重要,作品集能够体现自身艺术功底和能力,当然需学习少量的技术方面的课程。
NCCA课程设计理念是实用与创新,不追求课程体系的完整,以项目作为驱动,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在阶段性的项目制作、学习过程中遇到所需要的知识,老师一般少讲或不讲,可以告诉学生查阅相关参考文献,由学生自己解决,锻炼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绝大多数学生都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项目任务。NCCA课程中有高达70%的课程能够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他们实习公司包括:英国广播公司BBC、IBM公司等国际知名企业,可发展学生的实际技能,提高学生综合素质。BU因此成为英国就业率最高的大学之一。
BU的教学团队曾经参与大型巨片《阿凡达》的动画制作,教学团队中有从事技术领域研究和教学的人,也有艺术教学研究和教学的人。技术方面包括计算机、数学、物理等理科,艺术方面有动画制作、美术。教学中学生不仅要了解如何应用动画制作软件,同时还要知道动画背后的理论,程序运行参数的设定,如人体或动物关节弯曲时肌肉收缩的逼真性等,电脑动画需要结合技术和艺术两方面,单纯靠一方面是不够的。
印象比较深的是肖智东博士的课,内容是运动捕获(Motion Capture),这是一门偏技术领域的课程,在工作室内讲授,现场通过真实人物的行为动作表演,运用工作室内的摄影设备和计算机软件捕捉人物骨骼动作,在骨骼动作的基础上运用软件添加上肌肉、皮肤、衣服等要素可以成为另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动物的行为动作。这种真实环境下的学习氛围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此外,学校会经常从业界聘请一些专家与学生交流,把专业知识和实际工作经验带入课堂。
NCCA时刻把握业界的动态,每周至少有一位业界人士来BU做讲座,内容包括他们正在做的项目,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为学生将来求职做准备;业界还有一个工业顾问委员会,每年到NCCA举行两次会议,工业顾问委员会的成员都由本校往届毕业生任职,通过会议形式告诉NCCA,业界下一步的可能发展趋势;对从业人员要求的角度来讲,也可以了解到NCCA在哪些方面做得比较好,哪些方面做得不够,需要进一步改进;在得到业界反馈的同时,也可以把NCCA面临的问题拿出来与他们讨论。
NCCA在计算机动画方面的研究水平在英国也排名前茅,研究理念渗透到教学中,使学生能够接触到最新、最前沿的知识。NCCA的学生不仅可以从课堂上、互联网上学到动画制作的知识,还可以从研究中直接学到,有些学生甚至直接跟着博士生或博士后参与到一些课题的研究中来。BU学生的知识体系更加超前,让他们觉得,掌握所学知识之后不仅可以在业界谋求一份工作,还可以做创造全新动画技术的先锋人物。
NCCA课程目标强调培养学生的可转化技能,不仅教给学生在业界立足的技能,更重要的是在他们长远的职业生涯中,现在学到的东西能够让他们不断积累、学习新的知识,进一步向前发展。对出现的新技术、新方法能通过自主学习去掌握,对动画制作软件开发和业界发展的潮流有更深层次的认识与掌握,具备一定的转化能力,未来职业生涯中能通过自身努力可向更高的层次发展。BU的毕业生在这点上都得到业界的广泛认可,尤其在电影特效领域。
在BU培养的学生中,Tom Box是2000年毕业于NCCA,成立了Blue-zoo动画工作室,目前是英国最大的动画公司之一,团队现有120多人,平均每年创造1000多分钟动画,公司的经营理念为“创造性的服务”(Creative Services)。通过创造性的服务为公司持续发展提供资金,从而引起更多的工作机会,公司得以持续的生产制作,继续研发、规划、设计“创造性的服务”,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2012年Blue-zoo动画工作室赢得BAFTA奖,即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对于Blue-zoo动画工作室将来的发展,Tom Box告诉我们:业界的“需求与信任”是公司发展动力与源泉。
总之,NCCA从课程设计、课程教学、课程实施、课程目标等几个方面着手,培养学生艺术和技术双重能力,造就动画技术先锋人才。通过此文希望能给我们的课程改革带来更多的启发,引起我们对高等职业教育更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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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是中共中央胡锦涛在2003年7月28日的讲话中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一种方法论,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战略思想。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把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把科学发展观列入党的指导思想。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科学发展观解决了当下我国在发展过程中的困惑和认知偏差,极大的推进了作为发展中国家对于发展的科学认知。科学发展观是当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极大的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地位
科学发展观概念的提出已经十年有余,但其对于中国当下发展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仍然是一个全新的概念,继续探讨其内涵及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对于中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和加快马克思中国化进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科学发展观是近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伟大的创新,同时它也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中国共产党人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借鉴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和理念,与时俱进地提出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性认识和回答,为当下中国发展实践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理论的创新,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从中国发展实际情况出发,根据世界的发展趋势,对中国的现实发展进行了反思与批判,创造性地提出的发展理论。科学发展观是当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在修改的新党章中描述得更加清晰:“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新的发展要求,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指导思想。”
发展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是一个重大课题。新中国历代国家领导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江泽民、胡锦涛等都致力于发展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成了当代中共党人必须解决的课题。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实现中国更快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首要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和社会发展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经济的各领域、各行业要协调发展,要正确处理好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这些观点是科学发展观重要的理论来源。
科学发展观最主要的理论来源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思想。通过对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基础上,邓小平正确的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实行改革开放,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聚精会神搞好经济建设。
邓小平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思想发展实现了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认识的一次飞跃。江泽民同志着眼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和国内改革发展的新任务,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发展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要求实现全面发展,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可以说,科学发展观在理论思路、基本概念、语言表述中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既一脉相承,又创新发展。
以胡锦涛为的党中央对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进行了反思,在借鉴和吸收发达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的基础上,形成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明确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科学发展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发展方向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和谐发展道路从价值观上进行了贯通,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做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新飞跃,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最新形态。
社会主义的发展思想升华到科学发展观既是一种内在的逻辑,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科学发展观以其对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科学回答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把对发展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用中国本土化语言的形式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思想做出了高度概括,这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转化为中国形式的又一范例。以人为本概括简明,但思想内涵丰富,充分体现并深化拓展了马克以人为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使这一科学理念不仅文化底蕴更加深厚,而且更加富于中国民族特色。科学发展观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中的“科学”二字是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关键。科学发展中的“科学”二字不是科学主义的,而是对科学主义的扬弃。
第一,“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内在的包含着新型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经验“现实的人”的重视,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追求的目标。
第二,“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是科学发展观的价值目标。科学发展观描述的价值目标是基于人和自然相互协调的可行性选择,而不是根据人自身的目的预设的社会发展模式。科学发展观包含的价值观念重塑了与人的终极发展相适应的价值目标、理想和信念体系。
第三,“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摈弃了人类利用智慧征服自然来满足私欲的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而是人类与“共在”的自然双方的可持续发展,重塑了人、人类社会在发展中的新型关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使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科学价值和人文价值在同一个概念中得到了统一,既倡导了马克思主义新型的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扬弃了科学主义思想指导下反人文价值的倾向和见物不见人的物化原则。同时,对于发展理念的正确认识和把握,也恢复了科学精神的真正权威。科学发展观内在的包含着科学与人文精神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维范式的创新,从而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理论提升。
【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探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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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道德失范,是指在社会生活中,道德规范约束力的失去或弱化,表现为相当一部分具有道德责任能力的社会成员,在社会活动中不遵守本该遵守的道德准则,丢失了最起码的道德良心的行为现象。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程中道德失范问题的法律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在以经济建设为第一要务及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不断加快的时代背景下,却频繁地爆发了一系列刺痛国人良知的道德恶性事件,本文希望从个案切入,探究道德失范问题的形成原因,并从“道法合和”
的古代法律思想中寻求解决建议。
【关键词】法制; 道德失范; 法律道德化。
2011 年 10 月 13 日,年仅两岁的女童小悦悦在佛山南海一处五金城里被两辆面包车先后4 次碾过,7 分钟有18 人路过,却无一人伸出援手,最后被一拾荒阿婆发现,送至医院,抢救无效永久离开人间。
类似事件频繁见诸报端,从围观跳楼、旁观溺水到冷眼无视凶案等等,洛阳性奴案、李阳家暴案都无不令人扼腕,无情冲击着古老礼仪之邦的文明底线。缘何在政府高层努力推动着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道德教育,大力重构社会主义新时期核心价值体系的大背景下,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各种各样的道德嬗变和道德滑坡现象呢?
( 一) 道德权威弱化。
道德是关于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善恶、美丑、正义与非正义事业、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荣誉与耻辱等观念、规范、原则和标准的总和。道德在中国政治文明和传统法律文明形成中,一直扮演着核心角色,从早期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罚”到“援礼入法”、“礼法结合”再到“礼法合一”,无不突显道德在社会统治中的非凡意义,古代法律制度在“阴阳合和”的辩证思维方式的指导下进行设计、建设,逐渐形成“礼法”传统,因其神化君权、强化王权而深受封建集权统治者的欢迎,道德便成为了国人价值评判的主要标准,以礼为核心,法、术为手段的统治制度随着封建制度在中国数千年的延续而融化在国人思维里。然随着封建制度的终结,新政权的诞生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中国的政治结构、文化理念、经济制度和社会生活方式等各方面正不断而又茫然地走向转型与发展,道德的在社会统治中的核心地位亦逐渐边缘化,具体体现如下:
( 1) 社会经济的发展。
我国当前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经济基础的改变,必然带来上层建筑的调整,致使原有的适应那种单一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思想观念和道德意识,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但由于市场经济在我国确立并发展的时间尚短,与其相适应的伦理秩序和道德观念、规范仍处于形成和完善的过程中,这就形成了一个道德空场。
由于市场的开放性,拓宽了人们交往活动的范围,也瓦解了传统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熟人社会,熟人言论在个体生活中的监督弱化,人们的道德要求容易因此放松,也正是由于社会的开放性,使得各种文化思潮、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传统秩序内产生激烈碰撞,令人们无所适从,甚至背道而驰; 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对自然现象的了解更加理性,“自然报复”论不再成为人们约束自我的内心力量,从而一定程度瓦解了道德自律权威。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使道德的主客观环境更加复杂化,道德滑坡有着更大的可能性。
( 2) 利益主体的多元化。
集权的计划经济要向开放的市场经济转型,个体自由必须得到凸显,才能增强市场的活力,那么相应的个人利益就应由被压制变为充分尊重和合法保护,形成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使实际的价值取向明显多元化。但当道德主体意识增强却又没有健全的利益协调机制进行合理规范和引导的情况下,个人利益不可避免地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产生矛盾。人们往往是见利忘义,只是片面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道德约束常常被抛之脑后。在法律、体制和道德还不足以很好地约束和引导利益主体的利益行为的情形下,在强大的物质利益诱惑下,在个人利益在这种转型条件下,人们的道德行为必然会出现一定时期的震荡,一定程度的道德滑坡成为现实。
( 3) 博弈成本的大小。
道德观的形成是通过博弈的方式产生的。道德滑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 社会中的种种制度安排客观上使得遵从道德的行为成本过高,而违反道德的行为需要付出的代价太小。就如案例二所呈现的“英雄流血又流泪”现象。本应在公平基础上的博弈变得严重的不公平,博弈的作用被极大地异化,成为权力者玩弄权术的工具,这样,好的公共道德是难以树立的,只会以形形色色的“潜规则”取而代之,难怪人们大呼“做人难,做好人更难! ”
( 二) 法律权威尚未完全建立。
传统道德权威在社会转型、利益主体多元化及博弈格局改变的冲击下已慢慢流于形式,在人们膨胀的认知欲和征服欲的引导下,社会以进步为目标,“崇尚个性”、“追逐自由”的观念甚嚣,人在追求权利的过程中是不愿意受到的约束的,致使思想意识日渐混乱、行为举止更无章法,这就需要有外在的强制性来约束和规范,这种权威就是“法”。但法更倾向于约束行为而不约束思想,即使法作为外在强制权威得以树立。但为何近代以来的中国,价值体系会全面崩溃,观念危机日重一日? 是什么原因致使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却没有使法律成为新的权威呢?
( 1) 法律在社会管理中角色不凸出: 我们现代化进程欲建立民主共和政体,以保障人民对自由的追求和权利的实现,在这种政体之下,“人人是法律的臣仆”,法超越于政治之上,对最高权力进行限制、对社会形成普遍的约束,成为权威,应突出“法律具有最高性”的原则。现阶段,我国已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政治体制也日渐民主,但封建集权思想仍有残留之迹,权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现状并未彻底消除,党政一体,三权分立也名不符实,在政治与法律之间,法律不能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约束,也就难以超越于政治之上而取得权威性。
( 2) 国家法与习惯法形成冲突: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文明古国,加之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影响,使中国形成传统综合性法律思维,讲求国家法与习惯法在文化冲突中的融合,形成“诸法和合”的格局。但近代以来,分析性的思维方式,使人们逐渐习惯用分析的态度对待法律统一性与灵活性原则,往往认为灵活性会破坏统一性,使得广大的农村和民族地区的法治进程举步维艰,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这又影响到了法律权利性的树立。
( 3) 法律体系冗杂: 随着社会关系的复杂化,立法趋细趋多,部门划分愈加分明,是不可避免的,也有其合理性。但我们立法过于强调条文的制订、法律程序也异常复杂,不用说平常百姓,就连专业法律工作者都有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时候,那法律到底是法官、法学家手中的宝典,还是老百姓生活中的信条呢? 由于过于专业,令寻常百姓在诉讼面前无所适从,只得求诸相关人士,无形中增加权利保障成本,甚至衍生出腐败、欺诈等现象,令百姓“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焉”,所以令人目不暇接的法律、法规,在生活中得不到完全的落实。
( 4) 法律制度落实缺位: 我国法制建设进程不断深化,成绩喜人,但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人,似乎对现实的法制状况都有不同程度的不满。这种矛盾在于,“成绩”是指立法上的,我国已经建立了相当规模的法律体系,基本上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 “不满”是指在法律实践中存在着强烈的“术”的意味。所谓“术”,就是对法的“灵活”掌握、“灵活”运用,通俗地说,就是法律规定的是一套,实践中做的又是另一套。
旧的权威已失,新的权威未生,新旧交替之际,价值观念混乱,人就像汪洋中失去舵手的小船一样失去了前行的方向,随波逐流、盲目乱撞,各种社会问题纷至沓来。现今道德沦陷状况愈演愈烈,为社会统治和社会和谐埋下不利因素,所以在法律至上原则的指导下,对现行政治体制做彻底的改选,改选成真正的权力多元、分权制衡的民主制度,使法律成为不受政治的束缚而成为真正的价值权威。并继承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精华,重塑“法”的价值。
由于历史的延续性以及文化的独特性,我们在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文化的今天,必须重新审视传统法律文化中道德的作用。
道的思维方式是综合性的,并以阴阳和合的观念指导中国文化建设和法制建设数千年,在其引领之下,法律与道德是和合的、法律内部诸法是和合的,法律对正义的诉求既不愿受形式之限,又不愿受实质之限,形式与实质也是和合的。但在西学东渐后,道德、法律走上分析之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二者则画地为牢,各自为政,道德失范行为,法律不予过问; 法律制裁行为,道德亦不予谴责。所以国人对目前的道德危机应寄予充分的重视,欲“抚大厦于将倾”,就不要将道德、法律分开来对待。也许美丽的花园之国新加坡在应对道德建设与经济发展脱节问题的道德法律化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思路。
所谓道德法律化是指国家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原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由于道德、法律都共同反映了人们对建立公平、和谐、有序的社会的追求,在调节范围上有一定的重合性,加之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渊源,使得道德法律化有了可能性。
道德法律化有其必要性和可能性。在我国市场经济完善的过程中,在道德规范功能弱化的现实中,道德法律化是适应社会情况发生了客观变化的需要,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是我们知道,法律毕竟不同于道德,道德具有自身的特点和功能,法律不可能完全取代道德。道德法律化是有一定的限度的,或者说在社会转型这个特殊时期,道德只能借助法律资源作为一种援助,但非长久之计。
理想的状况应该是符合正义和道德的法律内化到个体内心中,就是将公平、正义等基本价值观和道德关怀在法律上体现出来,否则法律本身是否“合法”就会受到质疑。同时法律的基本理念必须蕴涵着普遍主义的道德考虑,法律应该接受道德的检视,从而使道德和法律统一起来,使得经济秩序和社会交往都井然有序。总之,从长远眼光看来,我们还是要从底线伦理开始培育道德,而不能放弃道德。
[1]朱长根,谭英 . 道德法律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J]。 法制与社会,2007( 5)。
[2]焦国成,王易 . 当前社会道德状况和公民道德建设[J]。 新视野,1996( 3)。
[3]孙立平。 道德滑坡的社会学分析( J) .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1( 9)。
[4]费孝通。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龙大轩。 道与中国法律传统[M]。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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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英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型,英国的税制也经历了一个从自然经济税制属性的单一税制向基本适应近现代市场经济需要的税收体系的复杂转变过程。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英国政府预算制度的演进及特征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 要:英国政府预算制度的演进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早期形成阶段(1215年—1688年)、中期发展阶段(1688年—1852年)、近期成熟阶段(1852年至今)。以1215年《大宪章》的签订为起点,英国政府预算制度开始了其漫长的形成过程,议会对君主的预算控制权逐步进行了剥夺与控制,但从19世纪末开始,预算控制权又逐步从议会手中转向政府。英国预算制度的发展呈现出与其议会制度、政治制度发展相关的若干特征,诸如原创性、渐进性和灵活性等。?
关键词:政府预算制度;演进过程;英国历史
英国政府预算制度的演进及特征
从世界范围看,作为现代财政管理核心的政府预算制度起源于英国。纵观英国政府预算制度从13世纪初的萌芽到发展成熟,其数百年的发展演变正是英国议会以法律形式逐步剥夺君主财政权的过程。英国政府预算制度的演变与其议会制度的形成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 英国政府预算制度的早期形成阶段
(一)早期形成阶段的起点:1215年《大宪章》的签订
12世纪初,英王约翰(King John,1199—1216)即位前后,英格兰经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王室财政陷于极度的困难之中。在这样的财政背景下,约翰王仍然不断扩军备战,进行无休止的财政榨取,这使得国王与贵族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从而导致1215年的贵族反叛。最终,英王约翰被迫于1215年6月19日与反叛贵族签署《大宪章》。从内容来看,《大宪章》不过是一个典型的封建法和习惯法文献。但就其精神实质而言,《大宪章》则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一是确立了“法律至上,王在法下”的原则,这一原则成为英国宪法政治的基础;二是向国王宣告国民有被协商权,并明确规定国王必须召开有若干贵族组成的议会,为议会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三是首次将“非赞同毋纳税”和“无代表权不纳税”等预算原则以法律形式确立下来,从而标志着英国政府预算制度早期形成阶段的开始。
(二)英法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时期预算制度的进展
1337—1453年间的英法百年战争成为英格兰宪政发展、社会变化和民族意识成长的催化剂,为议会权力的增强创造了客观条件。虽然战争有助于国王威望的提高,从而使王权产生****倾向,但另一方面,百年战争带来的额外开支使英国君主不得不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更加依赖于议会的支持。君主们急剧膨胀的军费需求,迫使他们频繁地要求议会给予其财政授权。百年战争期间,议会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逐渐分为上、下两院。下院的形成使纳税人与君主的税收关系进一步发生变化,意味着议会是由纳税人选出的代表,而不是由国王指定的人选所组成的机构。
英法百年战争刚刚结束,两大贵族集团——约克家族和兰开斯特家族便展开了历时30年(1455年—1485年)的“玫瑰战争”。在“玫瑰战争”时期,议会的地位曾一度受到冲击。由于局势动荡,政权不稳,国王惟恐触犯国民,尽量减少税收的征收;同时,没收敌对贵族的地产也使国库得到充实,国王征税的动力减弱,议会召开的次数明显减少。但这一时期,下院的地位得到很大提升。这是因为,许多在战争中反对国王的大贵族被剥夺爵位,因而失去上院议员的资格,上院议员人数大大减少。而国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特别注意向世人表明,他得到了全民的拥护。
(三)都铎王朝时期的预算制度
在都铎王朝时期,除了亨利七世善于开源节流,维持了王室财政的独立性外,其他君主都入不敷出。亨利八世给后继者留下约100 000镑的外债;伊丽莎白一世时期,预算支出激增,特别是因与西班牙战争耗费巨大,到她统治的最后一年,政府发行的公债总额达到400 000镑。为解决财政困境,国王总会或多或少地依赖于议会的支持,才能获得所需的财政资金,并需要做出妥协以回报议会的拨款举动。因此,在这一时期逐步形成“王在议会”的宪政原则,并出现了“议会至上”的萌芽,议会尤其是下院的政治地位得到提高,议会下院进一步加强了对政府预算权的控制。 (四)17世纪时议会初步具有预算控制权
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士一世(King James I,1603—1625)和查理一世(King Charles I,1625—1649)实行了一系列的敛财行为,并在税收问题上都与议会发生过激烈的冲突。1642年,以克伦威尔为首的议会军最终打败王党军,处死了国王查理一世。议会宣布成立“共和国”。随后,克伦威尔又废除共和国,建立起护国政府,由克伦威尔担任护国主,实施军事独裁统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7世纪40年代以议会战胜国王为特征的英国革命,却没有增强议会的预算控制权。在共和国和护国政府时期,议会被迫给予克伦威尔一项长期性的年度收入授权。当议会休会时,护国会及其咨政会有权征收任何数额的钱款,以应付紧急事件的需要。克伦威尔还开征了种类繁多、不得人心的税收,有的经过而大部分则未经过议会的批准。
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詹姆斯二世(King James II,1685—1688)继位不久,便有步骤地开始实施****主义统治,最终导致了1688年的“光荣革命”。1689年2月,议会召开全体会议,宣布荷兰执政威廉和其妻玛丽共同登上王位,成为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King William III and Queen Mary II,1688—1702)。同时,议会发布《权利法案》,作为新国王登基的条件。该法案明确规定,议会是英国最高的立法机关,议会权力高于王权。议会的最高权力终于以成文法的形式固定下来。经过四百多年的议会与国王的斗争,议会终于完成了对政府预算权力的初步控制。
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使得英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伴随着内阁制度、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英国政府预算制度也随之发展完善。
(一)现代税制结构基本形成,议会的税收控制权逐步加强
随着英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型,英国的税制也经历了一个从自然经济税制属性的单一税制向基本适应近现代市场经济需要的税收体系的复杂转变过程。在短短的一个世纪当中,从简单直接税——土地税到间接税——货物税和关税,再到现代直接税——所得税,英国的现代税制结构基本定型。
随着现代税收体系的逐渐形成与完善,议会在税收控制方面也获得显着进展。在1816年、1833年、1841年、1848年、1850年等年份,政府的税收提议或是被击败,或是被修正。1787年,议会通过《统一基金法》,建立起“统一基金”。所谓的“统一基金”,是政府在英格兰银行的公共账户名称。自1787年开始,政府所有的收入均应纳入统一基金,所有的支出均应由统一基金支付。统一基金的建立极大地增强了下院的预算控制权。
(二)议会逐步加强了对王室收入的控制力度
“光荣革命”后,议会认识到:以往给予国王大笔拨款授权的做法,为国王滥用权力和侵吞预算资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议会建立起“王室年俸制度”。1689年,议会给予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一笔60万英镑的固定年收入的终身授权。作为回报,君主取消了自己大部分的世袭收入,将其列入“王室年俸”,由专门指定的政府收入来支付用于君主和王室需求的财政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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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14日英国财政部发布消息,宣布已于当日发行首只人民币主权国债,发债规模达30亿元人民币,期限3年,票面利率为2.70%。英国财政部同时表示,债券发行收入会纳入英国的外汇储备。
以2009年实施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为标志,人民币国际化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正式启动。近5年来,通过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政府间双边贸易互换,人民币离岸中心建设等重要举措,人民币国家化取得了显著进展。环球银行同业金融电讯协会)的数据显示,目前人民币已经成为全球第7大贸易结算货币和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英国发行人民币国债是人民币国际化一个新的里程碑,将有力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速。
本文从探讨伦敦离岸金融中心的国际地位出发,分析英国发行人民币国债的现实意义,本文认为伦敦发行人民币国债对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意义在于人民币已经完成从贸易结算货币、国际投资货币到国际储备货币的跨越。英国发行人民币国债是人民币国际化一个新的里程碑,将有力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速。
伦敦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立源于2011年9月中英财金对话的响应。在此基础上,2012年4月伦敦金融城正式启动人民币业务中心计划,意味着伦敦成为继香港、新加坡之后的第三个人民币离岸市场。英国政府之所以对伦敦人民币离岸中心建设显示出高度的热情,是为了把伦敦打造成人民币离岸市场的欧洲中心,扩大国际金融与国际贸易中人民币的使用比例。事实上,在与法国巴黎,德国法兰克福,瑞士苏黎世的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竞争中,伦敦确实已经先行一步,并且取得了一定成绩。英国力争打造人民币离岸市场的欧洲中心,是因为英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逐渐奉行"去美元化"策略,以及2010年后受到欧债危机影响,经济发展前景不明朗,亟需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其中抓住人民币国际化这一良机,加大力度与中国的经贸、金融合作,对英国来说是一个新的利润增长点。中国现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增速平稳,人民币币值稳定,中英规模日趋扩大的贸易与投资往来有助于英国国内经济复苏。建立伦敦人民币离岸市场,对于推动人民币跨境结算、跨境人民币投资融资以及跨境人民币存款贷款等人民币离岸业务的发展也有很大作用。
目前,推进人民币国家化的路径主要是通过政府间货币双边互换、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外汇融资以及人民币金融产品投资等渠道,然后在香港、伦敦、新加坡等人民币离岸市场进行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在全球的发展。
伦敦作为全球知名的国际金融中心,在外汇交易规模,金融衍生品交易,私募股权投资方面处在全球领先地位。此外,伦敦完善的金融机构配套、享有声誉的金融监管框架、完备的法律体系为离岸人民币业务提供了安全保障。伦敦汇聚了全球高素质的金融人才,使其在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创新上超越其他金融中心,有能力为人民币产品创新提高智力和技术支持。还有一点就是伦敦地理优势卓越,适合作为联系亚洲和欧美离岸人民币支付、结算的纽带,拓宽人民币国际化的空间。
从2012~2014年,中英双方的一系列措施使得伦敦人民币离岸市场高速发展。特别是在人民币外汇交易,人民币贸易结算和和贸易融资方面,增长速度最快。到目前为止,英国已经成为欧洲增长最快的人民币支付市场,2014年7月在英国发生的人民币支付规模是2013年同期的两倍。2013年,伦敦的人民币外汇融资平均每天达到253亿美元,比2012年增长了50%。此外,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14年1~7月中英双边货物和服务贸易总值达444.8亿美元,与2013年同比增长22.3%。中英双边贸易的大幅增长,意味着跨境人民币交易和结算的规模也随之扩大,伦敦已经拥有庞大的人民币资金池,其存量和增量都足以支撑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人民币离岸市场越做越大。
为了抓住人民币国际化机遇,追赶香港和新加坡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步伐,巩固伦敦在人民币欧洲中心的地位,英国政府终于在2014年10月做出重大举措,发行西方国家首只人民币主权债券,并将债券发行收入纳入英国外汇储备。此举措标志着人民币正式成为英国的外汇储备货币,显示了英国对人民币国际化的信心,对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是一个里程碑事件。
大致上,一国货币的国际化大致要遵循"三步走"。即一国货币职能要经过三个阶段,从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再到储备货币。所以,一国货币国际化成功的标志就是该货币在国际上被广泛纳入储备货币。
目前中国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2012年人民币在全球贸易结算货币中只能排全球14位,,而2014年人民币在贸易结算中仅次于美元、欧元、日元、加元、澳元和瑞士法郎,排名跃升至全球第7位。从2009年算起,央行已经先后与26个境外国家货币机构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额度高达2.9万亿元,而且在香港、伦敦、台湾、新加坡、法兰克福等地建立了人民币清算行,人民币与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主要货币也已经实现了直接交易。上海自贸区的成立增加了人民币的流动性及交易量,提高了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市场的占比同时不断完善人民币回流机制。"沪港通"的开通,表明资本账户将进一步对外开放,提高了人民币金融资产的吸引力,反过来又促进了人民币跨境使用的扩大。不过,人民币与全球主要储备货币仍有很大差距。IMF的数据统计显示,截至2014年二季度,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货币依然是美元,占比超过60.7%,第二为欧元,占24.2%,日元、英镑、加元、澳元位居其后。在资本项目尚未完全自由兑换的条件下,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使用规模并不大,在全球的比例不到1%。人民币在国际化的道路上,依然任重道远。
英国此次人民币主权债券并首次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两个方面促进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
(1)推动了伦敦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目前中国正处经济转轨期,金融市场改革刚刚开始,利率市场化还没完成形成,人民币汇率机制不完善,在这些条件的约束下,显然通过在岸人民币市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难以实现。于是,离岸人民币市场对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离岸人民币市场对于人民币跨境结算,投资以及人民币金融产品创新以及离岸人民币基准利率形成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英国发行人民币国债对于推动伦敦离岸市场发展主要有三点。一是增加了人离岸人民币的流动性。鉴于英国在主权债券信用上有较高的级别,会吸引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将人民币资金注入伦敦市场。二是丰富了离岸人民币金融产品种类。此前伦敦市场已经有人民币存单、金融机构债券、公司债券等人民币产品,此次英国发行的人民币国债很有可能会带动离岸人民币金融产品的创新,丰富人民币产品种类。三是进一步完善离岸人民币基准利率。发行债券上具有国际口碑,通常发行国债的收益率会被参照为市场基准利率。此次英国发行的人民币主权债券利率也很大程度上会被看作是离岸人民币债券的基准市场利率。
(2)此次英国发债并把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货币,可以看做是英国看好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一种信号效应,为人民币晋升国际储备货币添加筹码。尤其在欧洲范围内,会有极大的辐射效应,进而会影响世界对于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看法。在美元长期存在持有风险,欧元、日元因为欧盟、日本经济不景气相继贬值的情况下,欧洲各国亟需寻求新的外汇储备货币来对冲美元、欧元、日元作为储备货币的风险。近年来人民币币值稳定,加之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稳定以及目前中国欧盟经贸往来到达历史新高度,双边贸易连续三年超过5000亿美元,使得欧盟对人民币的需求不断增加,预计会有更多与中国经贸往来频繁的欧州国家会效仿英国,采取更多的金融创新方法把人民币纳入国家的外汇储备。此外,10月15日在法兰克福召开的会议上,欧洲央行已经讨论了把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的可能性。如果近期欧洲央行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很大可能帮助人民币在201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特别提款权(SDR)货币构成比例调整审核当中纳入为SDR一揽子货币。届时所有的IMF成员国都将通过持有SDR获得人民币敞口,让成员国增加人民币的外汇储备,更深层次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发展。
伦敦是全球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和离岸金融中心,英国发行人民币国债对人民币国际化将产生重大而且深远的影响。它既表明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已经从周边地区拓展到全球金融强国,也表明人民币已经实现从贸易结算货币、国际投资货币到国际储备货币的跨越。
当代国际货币体系由20世纪4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美元霸权主导。美国一直认为美元的全球霸权是美国最大的国家利益,人民币国际化将对当代国际货币竞争格局尤其是美元霸权形成挑战。虽然目前人民币国际化进展顺利,但未来很可能受到传统国际货币发行国尤其是美国的反制。对此我们应该具有清醒的认识并做好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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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广义上是指人民警察,分为公安部门管理的公安警察(即狭义“公安”,包括治安、户籍、刑侦、交通等)、国家安全部门管理的国家安全警察、及法院检察院系统的司法警察三大类。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英国、丹麦两国警察教育培训情况及经验借鉴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2015 年 6 月,笔者随团赴英国警察学院和丹麦国家警察学院进行了一次短期考察。通过两国同行的介绍、相互之间的交流以及实地观摩,对两国警察教育培训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为此,笔者仅就考察所见、所闻,结合当下我国正在推行的警察职业化教育改革,谈一点粗浅的认识和体会。
(一)英国警察学院建设及教育培训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创立现代警察制度的国度之一,现有 15 万名警察,隶属于内政部。共建有两所警察学院,即英国警察学院和英格兰警察学院,其主要功能是从事警察职业培训,不搞学历教育。
英国警察学院是为英格兰和威尔士所有警察服务的专业机构。本机构建立于 1912 年,成立后接管了前英国国家警政改进署(NPIA)曾负责的警务培训和发展职责。学院目前的性质是担保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为前汉普郡警察局长亚历克斯·马歇尔,学院董事会由 15 名成员组成 :其中包括英国内政大臣直接任命的三名代表、三名警察局长和高级警官代表 ;英国警察局长协会、警察工会,英格兰和威尔士警督协会、警察协会提名的代表 ;学院独立董事长、首席执行官等。作为英国警务领域主要从事专业研究与培训机构,警察学院的首要目标是加强英国警察的职业精神,培养合格人才,收集整理优秀警务实例并在全国警察机构予以推广 ;其主旨是保证所有警务人员都能熟练掌握警务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具体职责包括:(1)确立警务活动的标准;(2)为各地方警务培训教官提供资格认证 ;(3)收集、研究和推广优秀警务案例 ;(4)收集、研究和推广警察职业道德、职业精神和价值观 ;(5)开展中、高级警察职业培训。
(二)丹麦警察学院建设及教育培训
丹麦警察始建于 1911 年,现有约 1.5 万名警察,隶属于司法部。丹麦国家警察学院是全国唯一一所警察教育训练机构,于1914 年 10 月设立,由于当时培训规模较小,故而主要以租凭场地为主。1989 年,司法部取得了Brondbyoster 小学及邻近的土地,在对该校旧址进行全面翻修改造后,于 1996 年作为警察学院用地,此后经过不断扩大,2003 年基本完成建设工作。
学院现有 150 名教职员工,可以同时容纳 1200 人受训。由院长负责警察学院的日常管理工作,下设基础培训、在职进修、IT 培训、行政管理四个职能部门和国际处、首席顾问处两个独立的处。学院的主要职责是制定警察职业标准、开展对见习警官的基础培训和正式警官的提高培训,其中,开展对见习警官的基础培训是其主要任务。丹麦每年招收 400 名见习警官,凡是年满 21 周岁且符合警察招录条件的丹麦公民,均可报考警察,申请人通过招募考试录取后,即被任命为见习警官。所有见习警官又必须在一年的见习期内分四期(每季度一期,每期100 人)接受丹麦国家警察学院提供的基础培训。学制为三年,毕业后获得本科毕业文凭并授予学士学位,是一种典型的学历教育。
英、丹两国,虽然警察队伍数量悬殊,管理体制也不尽相同。但是,由于地缘相近的原因,两国在警察队伍建设、业务建设,尤其是对警察素质养成教育方面的思路与做法十分接近。
(一)警察职业素质的“五星”(*)结构
两国警察教育界同行一致认为,警察职业素质由两个部分组成 :一是所有警察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即“五星”的中间部分。
包括对时政的正确认识、文化素养、警察职业伦理、职业心理、警务理论、体能和实战技能等。
这一部分的素质主要通过基础阶段的教育训练来完成。每位警察要获得执业资格,必须首先经过这一环节的系统教育与培训,能够满足基本的治安巡逻、社区管理、现场急救、追捕逃犯、文书制作等勤务要求,并为下一步向不同的专业方向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二是不同警种与不同层级的警察应当具备的不同素质,即指“五星”的各个尖角部分,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素质与能力。
当每位警察具备了所有警察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后,即可以根据自己所从事的岗位和兴趣,选择不同的发展方向,如专攻侦查破案、网络安全、技术鉴定等。每一尖角又呈一座宝塔形,分别代表着一个警种、一个层级、一种专业,塔底宽、塔尖窄,体现出各类人才的梯状结构。并以此为基础,两国均制定有符合本国特色的警察执业的基本素质要求及各层级、各警种的素质能力标准,这种分类标准也成为两国警察教育培训课程设置及警察素质等级考核的主要依据。
(二)突显实战的教育理念
突显实战又是两国警察教育培训与队伍建设的共同特色。这种特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要求每位警员必须时刻保持强壮的体魄,以确保“追得上、打得赢”.丹麦在警察招录的体能测试中,坚持女性与男性一个标准、中年与青年一个标准 ;并且规定,凡是 55 周岁以下的丹麦警察,每两年须接受一次体能测试,不合格者必须离开警队,这就迫使每位在职警察每天须自觉地进行必要的体能训练。这一规定的基本出发点是,警察在与犯罪嫌疑人的交锋中,对手不会因警察是女性或年长者而特别宽容。二是校局合作的培训模式。丹麦的见习警察教育采用的是“三上两下”的校局合作模式。新生入学后,首先在校内完成 33 周的基础理论与基本技能的培训,主要开设警察学、丹麦语交流、体育、驾驶员培训、刑法、急救等课程,核心课程为警察学,然后下派至警区进行 22 周的实践性培训,主要通过巡逻熟悉警区结构以及了解治安勤务的基本流程,实习结束后再经过返校--实习、返校的过程。通过这种往返交叉的学校教学与岗位实践,使理论及时转化为实践,实践及时上升为理论,不断加深对警务知识与技能的理解与把握。每一阶段学习或实习时,分别由学校和实习单位进行严格的考核,不合格者即时淘汰。三是实战化的课堂教学。
两国同行认为,警务活动是一种程序性很强的活动,许多职务行为,如巡逻、盘查、取证、抓捕、枪支使用等都可以制定一种规范化的操作流程--职务活动标准。警察在职务活动中只要按此程序执行,其结果即受到法律的保护。警察学院不仅负责这种职务活动标准的研究、制定与推广,而且,在校内教学训练中,也是以这种职务活动的标准作为范本,并以小班化授课形式,串插案例边讲、边练、边讨论,使课堂教学内容完全与实战同步 ;实战训练课则采用一对一的指导模式,确保每位学员、每个环节、每一动作规范到位。
(三)警察学院与警务实战的高度融合
从表面上看,两国的警察学院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教育、研究机构,但实际上却与警务实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合作,学院工作成为警务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表现在 :一是由于两国警察职业素质和警务活动标准由学院负责制定,这种规范标准一经获得通过,即在全国范围内生效。为了保证这种行业标准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学院必须牢牢掌握警务实战的动态,并始终处于引领实战的前沿。二是具有收集、整理并向全国推广警务优秀案例的职责。全国各地警务活动中形成的经典案例须定期汇集于警察学院,由学院专家进行精心筛选、整理,形成案例库并向全国推广,使得学院成为全国基层在职警察学习警务知识、提高警务技能的重要阵地。三是在教官队伍建设方面,警察学院的所有教官都是来自各地警察机关年富力强的实战高手,学院教官与实战岗位形成定期的良性互动,同时这种来自于实战的一流高手也成为高质量后备警务实战化人才培养的有力保证。
他山之石可以为我所用。英、丹两国的国情虽然与我国大不相同,但是,由于两国在警察队伍建设和职业化教育方面起步较早,许多理念与做法已经过实践的检验,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笔者以为,就当下我国的警察职业化教育改革而言,英、丹两国的做法至少给我们四点启示 :
(一)结合职业特征,制定民警职业素质标准和警务活动标准
警察教育是为警察队伍建设和业务建设服务的。因此,警察院校的培养目标应以警察职业素质为导向,警务课程的教学内容应以警务活动标准为依据。在这方面,我们完全可以参照英、丹两国的做法,由公安部(或委托公安大学等院校)牵头,集全国警察院校和全国公安机关的集体智慧,制订适合我国国情的三个标准体系 : 一是所有警察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标准 ;二是各警种、各层级警察的特殊素质标准 ;三是按警种分类,制订诸如巡逻、盘查、搜索、抓捕、取证等重要警务活动标准。这种明确的职业素质标准和警务活动标准,不仅有利于人才的培养,而且对规范警察职业行为,开展警察业务素质考核也是大有裨益的。
(二)遵循人才培养规律,实行分段、分类教育训练
警务活动是一项极为庞杂的活动,警务人才的培养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分阶段培养无疑是一个可行办法。因此,警察高等院校的学历教育可以采用“先打基础,再分专业”的做法,即 :第一阶段,围绕所有警察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开展教学训练,以解决“五星”结构的中间部分,使其毕业后能尽快适应公安基层工作 ;第二阶段,再进行专业性和拓展性教育训练,以解决“五星”结构的尖角部分,为今后向更高层次的发展打下基础。在职民警培训则主要以分类培训为主。由于警察职业存在警种类别及序列高低之分,不同警种、不同层级民警的职责存在较大差别,其素质要求也明显不同。因此,对于在职民警的培训,除了各级培训基地应根据培养对象的实际,确定培训内容及培训方式外,公安部及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的业务主管部门,也必须承担起警种条线民警的培训任务,与培训基地一起,制定培训计划、落实培训课程、参与培训管理与考核等,做到队伍建设与业务建设相互促进。
(三)推进校局合作,加快院校教育的实战化进程
开展校局合作,强化实习环节,是警察教育的有效方法之一。
从现实状况看,许多院校在这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合作基地的选择不适合、实习安排不合理、缺少高质量的指导教官等。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是要发挥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政治部的功能,制定实习基地及指导教官的选拔标准并给予适度的经费支持,明确校局双方的权利义务,严格过程管理与实绩考核,对优秀的实习基地、实习指导教官及时给予奖励,不合格者及时淘汰。二是制定详细的实习大纲,明确不同阶段、不同岗位的实习目的、内容、要求和考核标准等,以确保实习质量。同时赋予实习基地对实习学生相应的管理与考核权,学生实习期间由实习单位负责管理,实习成绩亦由实习单位负责考核,不合格者不发毕业证书,真正形成院校与实战部门的共育人才机制。此外,各警察高等院校还应发挥自身的人才和智力优势,成立专职的现代警务研究机构,引导教师深入基层一线开展调研,针对当前公安工作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研究,形成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指导警务实战 ;及时收集经典案例,进行整理、分析、点评并向基层推广,以牢固确立自己在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四)内外结合,构建实战化师资队伍
实战化师资队伍建设应坚持以院校为主,实战部门为辅的原则。首先,警察高等院校可以对教师实行分类管理,即是将校内教师划分为基础理论课程和公安业务课程两个类别,并根据其各自不同的特点实行分类管理。前者主要以理论教学与研究为主,定期利用教学间隙开展警务实战调研活动,了解警务工作的基本情况 ;而后者则应根据自己的专业方向,在邻近公安机关选择固定的实习单位和联系点,采用有课上课,无课参与实战的模式,做到在校能教、上岗能干,真正成为“双师型”人才。在教师职称和职务晋升方面,亦应针对不同类别的特点,制定相应的配套政策,以调动两个方面的积极性。
其次,由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教育训练主管部门牵头,定期在全省范围内选拔既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又有一定理论水平的领导及业务骨干组成教官人才库,给予必要的政治、经济待遇,实行专向培养,为警察院校和各级培训基地服务。也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在本地公安机关退居二线的局级、处级以及科所队领导骨干中选拔一部分优秀人才,到学校担任实战教官。由于这部分同志不仅实战经验丰富,而且工作压力、家庭生活压力也相对减轻,在即将退休前的二三年内,完全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教学活动之中,是一笔不可忽视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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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的字源来自民主,通常指的是一个独立经济体社会的统治阶层成为控制社会的政治实体后,统治阶层进行的制宪和其控制的政党为普选进行的民主参选人的实质差额提名。但是在一般人与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解中,民主化通常是指从威权主义或极权主义等其他各种政治体制转变成自由民主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治权威的组织方式可能会出现本质上的改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发展中国家民主化进程中的问题及教训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兴起的全球民主化浪潮席卷许多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改革虽风起云涌,但大多数国家并未实现和平发展、稳定繁荣的预期目标。 相反,各种问题层出不穷,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倒退,普遍深陷民主化困境。 审视发展中国家民主化进程中的问题,剖析深陷引发问题的原因,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纵观 20 世纪后期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转型,并不尽如人意,普遍出现政局动荡、国家分裂、经济衰退、社会混乱、民生凋敝、腐败丛生、恐怖势力猖獗等问题。
(一)政局动荡、国家分裂、社会混乱
发展中国家在推进民主化进程中,主要效仿的是西方的多党制、竞争性选举。 为争夺权力,朝野政党展开激烈角逐,导致政局的持续动荡,国家分裂,民族凝聚力散化,社会陷入严重混乱之中。 亚洲的菲律宾、印尼、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发展中国家,在推进民主化过程中,危机频发,动荡不止,尤其是泰国,政治纷争不断,自 2006 年至今,已更换多位,2013 年 12 月后,反对派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冲突一度导致严重的社会混乱。 中亚的乌克兰,在“橙色革命”后,国内矛盾丛生,武装冲突不止,国家面临分裂,社会陷入混乱之中。 非洲发展中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 发生政变更是司空见惯, 仅 20 世纪 90年代,就先后发生近 10 起政变。 2003 年,非洲的科摩罗、中非、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几内亚比绍、毛里塔尼亚、几内亚等国,一年内陆续发生 8 起军事政变,有人称之为非洲的“政变年”. 拉美的阿根廷、巴西、智利、厄瓜多尔等国,都曾在民主化进程中发生过军事政变, 其中厄瓜多尔最为频繁, 仅 1997 至2007 年的十年间,先后更换了七位总统。
(二)经济衰退、民生凋敝、腐败丛生
发展中国家希望引入西方民主模式能给他们带来经济的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但事实并未能如其所愿。 相反,民主转型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导致经济的持续衰退,甚至停滞不前,民众生活日趋贫困。 如中亚的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坦,2003 年起先后爆发了所谓的 “玫瑰革命”“橙色革命”和“郁金香革命”,但“颜色革命”并未能促进其经济发展,使百姓生活因此而好转,却普遍陷入通货膨胀、经济衰退、民生凋敝的漩涡中;爆发“阿拉伯之春” 的西亚北非国家, 同样陷入经济困境,其中利比亚损失尤为惨重,国家的经济活动基本停止。 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 同样深陷经济衰退或停滞的泥沼,人民生活较民主转型前更加贫困。 此外,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转型,不但使经济陷入困境,而且也未能有效遏制腐败,相反腐败问题更加严重。 如菲律宾被称为亚洲“民主的窗口”,但腐败已成为其标签;印度被视为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典范,但印度的腐败举世公认;而印度尼西亚的腐败几乎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西亚的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被民主化”后更是迅速腐败,在“透明国际”2013 年腐败程度排行榜上,这些国家均排在全球最腐败国家的后十名之列。 从透明国际公布的 2013 全球贿赂地图看,腐败最严重的仍然是非洲、中亚、东南亚、拉美等实行民主化改革的发展中国家[1].
(三)民族仇恨、暴力冲突、恐怖活动猖獗
发展中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 政局持续动荡,政府公信力下降,社会秩序失控,导致部族、教派及利益集团之间暴力流血冲突不断,恐怖势力频繁制造事端。 2008 年 9 月,印度佛教和____发生连续数周的暴力冲突,造成约 20 人丧生。 2009 年 11 月,菲律宾因家族争夺省长引发政治仇杀,57 人殒命。
2010 年 6 月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爆发种族暴力冲突事件,伤亡逾千人。 2010 年尼日利亚不同利益集团及宗教派别流血冲突,致使数千人死亡。 2011 年 6月,埃及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使千余人受伤。 2014年 2 月 18 日,乌克兰政局动荡,引发暴乱,首都基辅冲突区域成为一片火海,官方确认示威者与警方在激烈冲突中造成至少 26 人死亡[2],至今仍处在持续动乱中。 泰国自 2013 年 11 月 30 日至 2014 年 2月 23 日,由于政局动荡,发生暴力袭击,据其公共卫生部官方统计, 已造成 17 人死亡、739 人受伤[3].
此外,布隆迪、卢旺达、肯尼亚、伊拉克、阿富汗等国,不同宗教信仰派别之间经常发生残酷的暴力冲突事件。 持续动荡的发展中国家,也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 从亚洲到非洲、拉美,恐怖势力活动最为猖獗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等国,恐怖事件频发,犹如家常便饭。
发展中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在推进民主化过程中产生问题的原因较为复杂。 但从宏观视角考察,普遍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经济发展缓慢,埋下社会动荡的祸根
民主化改革应与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虽然穷国也有可能实行民主,但一般来说,民主更有可能在富国获得成功。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如果你想造就民主, 就请促进经济增长。 ”从发展中国家来看,民主化改革之前,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民众生活窘困,因此,人们期望通过剧烈的社会变革来改变生活状况和自己的命运。
但发展中国家在推进民主化进程中选择了“以民主促发展”的道路,期望通过民主化改革,促进经济的发展,民生的改善。 结果事与愿违,民主化不但没有带来广大民众生活质量的改善, 反而使之不断下降,让民众陷入绝望,引发强烈不满,产生对抗情绪。 这就很容易被政客蛊惑和煽动,成为政党角逐的工具,使社会陷入持续动荡之中。 此外,由于经济低迷,民众生活困苦,又往往易于导致饥饿的民众以选票换面包,政客则以金钱换取选票,出现严重的政治贿选。 而政客们一旦当选,则又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权谋私,恣意挥霍,激起民众更大的愤怒,使整个社会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二)“激进式”民主化策略,违背民主发展的客观规律
民主化策略方式的选择不是任意的,需要遵循民主发展的客观规律, 从本国的现实条件出发,准确把握民主的时机和方式,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但从发展中国家来看,大多选择的是“激进式”民主化道路,这与其客观现实条件并不相符。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但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缺乏民主的历史传统,而且社会结构呈现为“哑铃形”,权贵阶层与贫苦农民阶层两极分化,各自利益诉求的巨大差异,往往更易于产生矛盾和对立,甚至爆发冲突。 如东南亚的泰国,农民选举出来的,中产阶级选民并不认同,而中产阶级选出的领导人,农民不承认,由此,政府与反政府之间冲突不断,恶斗不止。
此外, 民主需要公民普遍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能够充分理解和认识民主的意义,形成对民主的广泛共识。 但从发展中国家看,教育普遍落后,各阶层民众受教育程度较低,政治素养不高,政治认知能力有限,民主意识普遍淡漠,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诉求,也未形成对民主的统一共识,往往被政客操纵、利用,成为其玩弄政治手段的工具,导致政权合法性危机。 可见,不顾客观现实条件,违背民主发展的客观规律,急于求成的“跨越式”“激进式”民主,最终可能导致民主的挫折或失败。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出现了问题,主要是那里的激进民主化所致”.
(三)“移植”西方民主模式,脱离本国国情
任何民主都有其适合的条件,西方的选举民主制度不是民主的唯一方式,一些发展中国家不顾及本国国情, 一味简单照搬西方政治模式和政党制度,注定难逃失败的厄运。 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是建立在其思想文化条件、历史传统及其经济发展水平等基础之上的,是历经几百年的发展逐步形成的。 西方民主制度虽然符合西方国家的国情,但并不与发展中国家的国情相适应。 从发展中国家来看,大多既无民主的历史传统,也缺乏西方民主所必备的思想文化、经济社会条件,民主的土壤贫瘠。 如果在这样的土壤上,“移植”、推行西式民主模式,其结果或者难以存活,或者导致“劣质民主”. “民主的种子不是任意撒播都可以生长开花的,只有适合于本国的国情,并深深扎根于本国国情的深厚土壤中,才能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
尽管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传统、经济状况、思想文化条件、 民族价值观等与我国存在巨大差别,但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其民主化进程中的问题与教训,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应始终注重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其民主化过程中,之所以引发群众的强烈不满,产生对抗情绪,出现严重的社会动荡、秩序失控,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经济发展的持续低迷,民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 这启示我们,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始终注重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要始终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展开,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进行民主政治建设,通过制度、体制创新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 因为只有促进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才能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获得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和真诚拥护,才能筑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群众基础。 如果经济发展缓慢,甚至不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有效改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就很难被广大人民群众认同,即使建立了某种形式的民主,也难以保证长治久安。 当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并不是要忽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相反,应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使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
尤其是当今时代,人们的思想日益活跃,独立性、自主性、选择性日渐增强,民主意识彰显,维护自己权益的要求更加强烈。 要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来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的民主权益,彰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概括地说,就是要把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机结合起来,走以发展促民主的道路,实现二者的科学发展,协调推进。
(二 )社 会主义 民 主 政治 建 设 ,应立 足 现 实 ,循序推进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政治之路充满了坎坷和曲折,甚至遭遇‘民主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民权利的急遽扩大超过了政治制度和体制的最大承载能力,形成了权利超速现象”.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立足我国的现实国情,循序推进。
立足我国的现实国情,就是要从我国的历史传统、思想文化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民族价值观等实际出发, 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既要从中国传统优秀政治文化中吸取营养,又要以人民群众鲜活生动的实践为源泉,创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与实践形式,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民主化道路。 循序推进,就是要在保证社会政治环境稳定的前提下,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民主的实行除了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外,还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在动乱的社会里,无法实施真正的民主”[6]124. 坚持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出发,精心谋划,科学部署,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分期、分阶段有序推进社会主义民主。 我们应当认识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必要性和急迫性,不能无所作为,但也必须考虑社会的实际承受能力,不能急于求成,草率行事,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灾难。 此外,应注重培育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平等意识、参与意识,形成科学的民主价值观,达成对民主的广泛共识,并逐步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拓宽参与途径,畅通群众利益表达渠道,稳妥、审慎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可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但不能照搬西方民主模式
发展中国家推进民主化,之所以会落入“民主陷阱”,其直接原因是由于脱离实际,照搬西方民主模式。 “民主并非一项出口商品;它不能像棵玫瑰一样从一片文化土壤移植到另一片文化土壤。 它需要得到与当地条件相适应的细心照料和调整”[9].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要坚持走自己的路,可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但不能照搬西方民主模式。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坚持走自己的路,就是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前提下,遵循民主自身的内在发展规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道路。 民主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我们可以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民主政治中的积极有益的成分, 如西方的权力制约机制、监督体制以及司法制度中的合理做法等。 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通过博采众长,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自信。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具有本质的区别。 西方民主模式虽有其历史的进步性,但也有其适用的条件和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并非具有什么“普世价值”,不应把西方民主作为标准范式,用以衡量、评价本国民主。
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输出民主的实质是推行新殖民主义,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其霸权地位,获得垄断利益。 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要吸取发展中国家推进民主化过程中的教训,既要坚决抵制任何外部强加的民主,又防止“移植”外来民主。
[1]“透 明 国 际 ”公 布 2013 全 球贿赂地图 :四 分 之一的人曾行贿英美腐败增加[EB/OL].[2013-07-11]
[2]张喆。基辅广场血腥一日:乌克兰骚乱致死 26 人,俄全力助乌维稳[N].东方早报,2014-02-20(4)。
[3]马勇幼。暴力让泰国局势更加恶化[N].光明日报,2014-02-25(8)。
[4][美 ]塞缪尔·亨廷顿。第三 波-20 世 纪 后 期 民 主化浪潮[M].上海:三联书店,1998:4.
[5]郑永年。反思民主是为了中国更快、更好的民主化[EB/OL]. [2008 -02 -27]
[6]邱 慧 青,郑 曙村。 发 展 中 国家 的 “ 民 主 化 失 灵 ” 表现、原因及教训[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2)。
[7]邓小平文选 :第 2 卷[M].北京:人 民出版社 ,1994:168.
[8]房宁。从实际出发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J].求是,2013(23):36.
[9][美] 霍华德·威亚尔达。 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7.
意大利着名政治家马基雅维利早就指出,不可能在那不勒斯建立和佛罗伦萨一样的政体,这是政治体制本身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不同所决定的。 美籍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熊皮特也认为,他所主张的竞争式民主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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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也称为城镇化,是指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社会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工业(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第三产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城市化程度对老年人心理状况影响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城市化使老年人的生活环境发生急剧的变化,此种老年人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移居老人,即为追求更好更高的生活质量,更妥善的养老安排或更方便地照顾子女和孙辈或更方便地被子女或孙辈照顾,从农村或其他小城镇向大城市转移的老年人,此类老年人或多或少都带有一定的主动性;另一种是生活在城乡结合部中受城市化进程影响的老年人,此类老年人基本上为被动型,不论其希望或是不希望,城市化进程都不可能因此而加速或停}卜。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许多“老年村民”变成“老年市民”。本研究考察不同城市化程度区域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
1. 1对象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抽取城市农村区域、农村转城市过渡区域与城市区域两个社区共300名老年人(60岁以上)进行问卷测量,发放剔除没有按照要求填写的问卷和不满足测谎要求的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183份(61%),男73名(40. 0% )、女110名(60.0%);农村69名( 37. 7 % )、农转城65名(35. 5 % )、城市49名(26. 8% )。
1. 2工具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老年人口的基本人口学资料、心理健康和孙辈依赖情况进行调查。工具如下:人口学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区域等。中国心理健康量表(老年版)(e.o,包括自我、情绪、社会适应、人际关系和认知功能5个维度,共68道题(包括3道测谎题),评价每一项口所描述的情况与自身的符合程度,从不同意到同意4点计分,1表示不同意,4表示同意,总分为5个维度得分之和。5个分量表和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hach曰为0. 75 - 0. 95,各项口与对应分量表及各分量表与总量表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 21一0. 76 ,0. 73 - 0. 92 ( P < 0. 001),重测信度为0.71 -0.9,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和实证效度。
1. 3方法按照严格的质量控制,主试统一,指导语统一,集体实施测量,为保证客观性,问卷不记名,在被试完全明白如何操作时开始测量,文盲老年人在主试的帮助下完成问卷。
1. 4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16. 0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双因素方差分析。
2. 1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现状
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量表总分(198. 7士24. 1),心理健康各因子自我、情绪、社会适应、人际关系和认知功能5个方而的评分分别为(38. 09士4. 86 ) ,(49. 37士16. 68 )、( 53. 57士9. 39 )、( 33. 46士4. 74 )、( 25. 74士5. 52)分;心理健康各个维度得分均处于中等水平。
2. 2区域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
(性别:男,女)x3(区域:农村,农转城,城市)的组间设计,其中因变量指标为老年人心理健康量表总分及各因子的得分,多元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人际关系”因子和“自我”因子具有显著的性别效应妞(1, 177)=8.274,P<0.O1;F(1,177) -5.584,P<0. OS ],即女性的人际关系能力和自我认识水平显著高于男性‘牡会适应”因予‘、隋绪”因子和老年心理健康总分具有区域效应(F(z,177>=5. 659,P<0. O 1;F(2,177)=2. 449,P<0. OS;F(2,177) =2.794,P<0.05];
事后多重比较发现,在社会适应水平、情绪体验水平和老年心理健康水平上,城市区域显著优于农村区域与农转城区域,而农村区域与农转城区域间无显著性差异;“认知功能”因子的性别x区域交互作用显著(F(2,177)= 2. 775 , P < 0. 05 ],进行简单效应分析。控制性别变量,在男胜水平上无区域效应,而在女性水平上“认知功能”因子存在边缘区域效应(z,m}> -z.94z,p = o. os > o. os ),且城市区域显著优于农转城区域和农村区域,农村区域与农转城区域间无显著性差异。控制区域变量,在农村区域水平上“认知功能”因子存在“性别效应,(F(1,m}> -s.s4o,P
李娟等发现男女老年人在心理健康总分上存在显著差异,并且男性在情绪、社会适应、自我、认知功能的得分均显著高于女性,女性的人际分显著高于男性。岳春艳等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处于中等水平,男性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优于女性;在情绪、自我认知和社会适应方而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得分显著高于女性。
本研究与李娟等和岳春艳等研究结果有差异,相比之下,较接近于岳春艳等研究成果,原因一是李娟等研究对象为北京市城区老年人,岳春艳等研究对象涵盖城市和农村,但不包括农转城区域,原因二测量工具不同,本研究测量工具为中科院李娟近年标准化的专对于老年人群体的心理健康测量问卷,信效度较高,但真实情况尚需进一步大规模调查。产生差异的原因还可能是本研究选用城市老年样本较小。
本研究结果说明农转城区域虽然外界环境变得更加接近城市环境,但是老年人的心理状况更加接近于农村环境,心理城市化难以跟上建设城市化,两级差异值得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城市化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社会适应能力,因为城市老年人的生活较丰富,信息源较多,环境较为复杂,使得城市老年人的性格开朗,所以适应能力比农村老年人强。
而农转城区域的老年人相比于城市区域和农村区域老年人,个体情绪状态更加不良,心情更加不愉快。城市化进程打破了原本稳定的居住环境,有些老年人还而临着搬迁,外界较为复杂的环境难免对其造成影响,难免造成心情低落。该条件下总体上农转城区域老年人更接近于农村区域老年人,但其置身于新城之中,生活各方而受到城市化的各种影响,其心理健康状况具有复杂性及特殊性,应引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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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主线。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其理论创新主要表现在基于马克思文本的实践诠释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基于对理论及实践创新成果的再创新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基于实践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综合创新三个方面。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理论创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党的成立和不断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进和发展的过程。作为一个科学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究竟是什么时候正式提出的,由谁最先提出,它是如何发展演变的,值得进行深入的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产生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形成了四大重要的理论成果,两大理论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它们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众所周知,随着十月革命的炮声,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越来越多的中国先进分子所接受。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艰辛探索。
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说:“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我们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也在讲话中运用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都反复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历史和实践证明,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现实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巨大进步的致胜法宝,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得到坚持和发展。所以我们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在中国的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实际领导地位,标志我党在政治上走上成熟,党中央领导才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探索中,坚持一切从中国国情和革命实际出发,大胆地进行理论创新,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从1928年开始,为解决大革命失败后如何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问题,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初步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1930年针对教条主义发表《反对本本主义》,从思想方法和认识路线上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初步探索,形成了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思想雏形;长征胜利后发表《实践论》等著作,从哲学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942年在延安整风中,发表《反对党八股》等文章,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1945年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实现。[3]
(二)邓小平理论
主义建设与改革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探索,勇于实践,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这一飞跃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仍处在进一步的发展之中。邓小平理论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二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中国发展的新形势,科学判断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对新时期如何建设一个思想上、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中央,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中,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认真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深入分析我国发展新阶段特征,提出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么样发展等重大时代问题,深刻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赋予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勇气和求实精神进行理论创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怎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三次理论飞跃,体现了21世纪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精神和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四)科学发展观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重要意义
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同时,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的新局面。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经过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实践具体相结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我们必定以科学的态度,创造性的态度,勇于实践,善于总结,不断以新的理论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坚持理论创新,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这是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蓬勃发展的根本保证和理论武器。
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实践中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改革开放以来来,我们党根据我国具体国情和社会主义发展实际,把握时代脉搏与特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实践,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既富有科学性、系统性又具有显著的本土性,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实践具有强大的理论指导意义。如我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本土性特征的具体显现。
在人类社会迈入充满希望与挑战的新世纪之际,中国共产党将继续认真学习、全面研究我们党的历史,并结合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曲折历程进行反思,按照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的要求,切实搞好党的自身建设,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我们就一定能够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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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通常是指从威权主义或极权主义等其他各种政治体制转变成自由民主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治权威的组织方式可能会出现本质上的改变。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我国科学民主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各种科学都是此在的存在方式”,人类从远古走进21世纪的今天,每个成员都或多或少与科学有所交涉,因此,科学与每个普通公众的生存和权利都有关系,并非科学家或其他少数人的专利。科学的民主化不仅是科学本身发展的反映,而且也是科学活动日益社会化的体现,几乎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民主化都已成为发展科学技术、制定科学技术政策的重要标准与尺度。推进科学的民主化,不仅影响着科学的健康发展和科学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对于民主理念的启蒙、科学精神的弘扬及公众素养的提升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拟从我国近代以来科学民主化的历史语境、历史演进和历史影响三个方面进行探究。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地推翻了清王朝,封建君主制度被推翻,但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并建立了新帝制。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康有为上书黎元洪总统,请求把孔教定为国教,明确载于宪法。这些现象的发生并非偶然,它表明帝制思想,以及中国传统社会旧的保守势力、风俗习惯、心理积习、思想信仰等远远不是一场政治革命就可以根除的。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的民主政治还未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必须要请“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来救中国。
新青年派认为,“民主与科学既是新文化的标志,也是社会进步的两大动力。一方面,假如没有共和的民主制度,科学便不能发展,另一方面,假如没有科学的思想作指导,那么共和的民主制度也不可能巩固。”[1]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封建专制观念残余严重的发展中国家,“德先生”和“赛先生”在中国实践中所遇到的最大障碍并不是政府不支持、法律和政策不配套、经费不充足等“形而下”的问题,而是影响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的传统文化中异化的儒家理念的“形而上”问题,即八股式、教条式的被认为是“正统思想”的孔学,以及孔学所渗透的道德、礼教、生活等问题。因此,应彻底改变人们头脑中的异化儒家思想,启发人民的民主理念,铲除养成中国人“奴性”的封建礼教,培养广大人民的独立人格,使其从旧观念和旧礼教中解放出来,理解并接受现代民主理念,推进科学的民主化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
第一,科学民主化的兴起。
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后,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受到西方思想、知识、文化的熏陶,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掀起了一场旨在改造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革命――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对于科学精神和民主理念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以及创立了“科学社”和《科学》杂志的留美知识分子胡明复、赵元任、周仁、秉志、任鸿隽、杨铨等,对于普及人们的科学知识,引起人们的科学兴趣,训练人们的科学思维,弘扬民主理念和科学精神发挥了巨大作用,促使中国公众的思想得到空前解放,还为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事业的发展。
第二,科学民主化的推进。
20世纪30年代后,教育家陶行知提倡“科学下嫁运动”,即把科学传播给工农大众,科学民主化的推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原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和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创办了《科学通讯》和《中国科学》两种期刊,成为我国科学工作者交流的媒介。1950年8月22日成立了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科普协会),以“普及自然科学知识,提高人民科学技术水平”为宗旨。全国科普协会为新中国的科普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从1950年8月到1958年9月,科普协会以电影、展览、墙报、画廊等形式进行科普活动,参加人次超过10亿。1958年至1966年,中国科普事业蓬勃发展,虽然期间受到“反右”三年自然灾害的困扰,但整体而言,不论是科普讲座还是大规模的群众性科学实践活动,都能紧密配合当时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需要,很受公众欢迎,科学的民主化进程在这一阶段得到了很好的推进。
第三,科学民主化理念的变革。
20世纪80年代欧美发达国家兴起了一场“公众理解科学”运动,促使科学民主化理念发生了变革。公众理解科学明确提出,每个人都需要对科学事实、科学方法、科学的成就以及科学的局限性有一定的了解。此外,公众理解科学,使公众不再像以往传播中只是被动的接受,现在还有对科学项目中科学原理的询问、对其可行性的置疑、以及请其做出必要的解释等权利。这些在过去科普中被认为是天方夜谭的事情,在公众理解科学中却被视为理所当然。这种情形的出现,是科学民主化的必然结果。
第一,科学民主化唤醒了科学家的人文良知。
随着西方人文主义和科学精神的传播,人要求自由、公正和尊严。“在唤醒科学家社会责任感方面,爱因斯坦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不断地提醒和告诫科学家们仅仅关心科学是不够的,关心人的发展才是一切科学和技术上的奋斗目标。”[2]科学在本质上是追求至善的,关注现实、关怀社会,特别聚焦于解决人类福利的问题,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全球变暖、食品安全等问题都需要运用科学技术加以解决,这些都时刻提醒科学共同体在进行科学研究的同时也要担负起一定的社会责任,人文关怀绝非口号,而是体现在当下科学家的实践活动中的。
第二,科学民主化保证了科学的健康发展。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违背科学求真务实精神的学术不端行为层出不穷,李醒民教授在题为“应该大力弘扬科学精神”的文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反科学思潮没有看到科学的深层涵义即科学精神,这为商品社会中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物欲主义、拜金主义的滋生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而科学精神正是上述各种极端主义的有效解毒剂。”[3]而弘扬科学精神作为推进科学民主化的首要目的,不仅是为了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更希望科学精神的具体内涵为公众所理解,并在潜移默化中渗透到公众的心灵之中。同时也使公众打破思想中固有的科学是万能的、科学家是神仙的神话,尊重权威但不迷信权威。
第三,科学民主化健全了科学的运行机制。
随着科学民主化的推进,我国先后创办以“科学社”为代表的科学团体、《新青年》和《科学》等期刊、中国科学院和科普协会的创立以及为提高公众科技素质而确立的科教兴国战略,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的颁布实施,我国的科学运行机制不断发生着改变,走向了社会化、法制化。科学民主化意味着普通大众应与科学专家有同样的参与科学事务的权利。使科学共同体的内部交流转化为科学共同体之外的科学探讨,促使公众自发、自愿参与科学传播实践制度和文化层面创新,实现全民参与的高效运行模式。
第四,科学民主化使公众理性理解当代科技发展的不确定性。
随着科技的进步与发展,其不确定性与风险性开始呈现出来,使公众对科技工作者和政府失去了信任。例如,近些年来颇受争议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温室效应、转基因食品问题等,不只是与学术相关的,而是涉及到公众的切身利益。“科学的民主化,既是科学走向社会化的必须,也是要藉由民主的程序来挽回公众对科学丧失掉的信任,为科学的社会合理性提供依据与支持。”[4]因此,科学共同体有义务帮助公众理性的理解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从而确保大多数公民都应该有充分的、平等的机会来对最理想的结果做出评定。
恰如史蒂芬?耶利所言,“我并不认为草根代表可以立竿见影地解决什么,但是它意味着,这是一种重建信赖的制度性安排,它为受社会尊敬的科学提供了最好的前景”。[5]科学的民主化不仅推进了科学知识的普及、科学思想的传播、科学技术加快转化为生产力,还提升了公众的整体素养,不断革新着社会的价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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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学辞典在当代中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到繁、从综合到分类、从借鉴到原创的转换历程,由此也折射出中国当代美学近30年间的学术进程:对西方美学的认识逐渐深入,对中国古代美学资源进一步开掘,将马克思主义美学向前推进。辞典编纂中所存在的问题,折射出美学自身的发展困境。在世界美学的大背景下,国人极力凸显中国美学的独特地位与丰富资源,此举也反过来影响美学辞典的编纂风格,并在电子信息时代酝酿着更大发展。
关键词:美学辞典 中国当代美学
从1981年译介苏联学者奥夫相尼柯夫的《简明美学辞典》,到2007年邱明正主编的《美学小辞典》(增订版)出版,美学辞典在中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到繁、从综合到分类、从借鉴到原创的转换历程。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在这近30年的时间跨度中,各式各样的美学辞典有将近20部之多。
中国当代美学的学术进程,也由此得到鲜明展现与不断推进。
美学辞典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历程,可大致作以下概括:
第一,从无到有。1981年,《简明美学辞典》中译本出版,这也是第一本中文版的美学辞典。五年后,由中国人自己编纂的《美学辞典》[1]才正式面世,并由此走向兴盛繁荣之路。美学辞典的出版在1986—1995年间最盛,共出版了12部,而这也是当时的辞书热在美学领域的反映。
第二,从简到繁。《简明美学辞典》出版时,收词只有235条,全书不到27万字。十年后,《哲学大辞典•美学卷》出版,收词增加到2200多条,字数近120万。再过十多年,《中华美学大词典》(第二版)的收词达约3400条,全书字数近178万。
第三,从综合到分类。早期美学辞典,多着眼于对基本美学理论的介绍与解释,尚缺乏对具体部类的细致划分。1987年《文艺美学辞典》出版,开始将重点放在文艺美学的基本理论上,试图对研究领域及辞典的适用范围作体系内的进一步限定。此后,遂有《诗歌美学辞典》《当代世界美学艺术学辞典》以及《当代西方美学新范畴辞典》等划分更为细致、关注重点更为明确的专科辞典。
第四,从借鉴到原创。美学辞典的编纂初期,多是依照西方学术理念来筛选范畴、阐释概念。内容上虽然也中外并收,但中国美学所占比重与其在世界美学界的实际分量并不相称,如《美学辞典》里的中国美学术语只有36条,占全书的1/18强,所以这些辞典也就谈不上有多少中国特色。直到《中国古典美学辞典》出版,才试图将关注中心对准美学研究中的“中国经验”,力图发掘出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资源。该辞典“基本上涵盖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各个领域,也突出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特点”[2]。这项工作也得到后来的逐步推进,如成复旺主编的《中国美学范畴辞典》主要以蔡钟翔主编的中国美学范畴丛书为基础,以精简的形式更全面地反映中国美学的范畴体系,字数上超出《中国古典美学辞典》达9万之多;而林同华主编的《中华美学大词典》则着意“以宗白华先生倡导和奠基的中国审美文化和审美理论为特色,表达中华民族地大物博、山川俊美、思想丰富、历史悠久的文化结构”[3],力求全面反映中国美学史。由此,把美学史看成审美文化史、审美理论史、技术美学史以及艺术审美史之四者综合,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美学,极力凸显中华民族丰富的审美文化遗产以及当代的审美文化硕果。范围之广、篇幅之巨,均远超前人。
当代中国的美学辞典,其编排体例一直注重信息检索的速率以及信息利用率。这既表现在条目编排常按学科体系分为基本理论、中国美学、西方美学以及具体艺术门类等各个部分,也表现在同时设置部首索引和音序索引,兼顾专业研究者和普通的美学爱好者的使用需求。所不同者,是总体信息含量的大小以及辞典编纂背后所隐含的学术理念、学术观点,而这直接影响到内容的筛选范围以及对词语、命题的解释。可以说,美学辞典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历程,其实也浓缩了中国当代美学在这近30年间的学术进程。
译介第一部国外美学辞典时,中国美学处于十年内乱之后的复苏期。那时候的美学研究、审美活动似也负有解放思想的重任,人们亟需一本像样的美学辞典作为明辨美丑、探究美学问题的指南。但《简明美学辞典》只收常用美学词语235条,显然篇幅过小且不能面对当时中国的现实问题,由此遂有《美学辞典》应运而生。后者只重点收录有重要地位的美学家、流派、专著以及在某个艺术领域对美学有重大贡献的人物,还有一些常用美学术语,而忽略在世的学者及其著作,所以全书只有673个词条。
此后十年,进入美学辞典编纂的高峰时期。所出辞典中,—部分是供中等以上文化水平的读者和广大美学爱好者参考查用的,另一部分则兼顾学术性与知识性,并积极吸收美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美学研究的学术进程,在此得到更加集中的展示。姑举其中几例:
其一,对西方美学的认识逐步深入。《美学辞典》问世时,国内学者对西方美学的一些最新成果还了解不多,诸多条目(如“结构主义”、“信息论美学”、“接受美学”等)都属较早引进的西方学说,且对这些概念的剖析也尚不深入。该辞典对于西方自古希腊至当代的所有美学思潮、艺术流派,仅以38个术语条目和151个人物条目作扼要介绍,对20世纪西方美学的阐释尤显薄弱,甚至对于当时西方美学界正在发生的从文学研究到文化批判的转向,竟然只字未提。这些都与西方美学的实际情形不大相称。
蒋孔阳主编的《哲学大辞典•美学卷》中,与西方美学相关的条目有近700个,更别说在“美学原理”部分还有专门介绍。该辞典所涉范围既有时代、思潮、流派,也有学说、术语、人物、著作,此外还有美学会议、研究机构以及相关学术刊物,视野已经大大拓展。
出版于1996年的《当代西方美学新范畴辞典》,虽将筛选范围框定在20世纪初到七八十年代,而且是当代西方美学领域中业已成熟的22个流派,但各类术语与命题达到480多条,总字数达64万。对于这些学派常用术语的辨析多能厘清其来龙去脉,甚至勾勒其在特定语境中的特定用法及含义。这为学界同人研习当代西方美学提供了很好的参考。编纂者之所以能掌握这么多材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80年代以来美学界大胆引进、译介了数以百计的当代西方美学名著,且有《美学译文》《世界艺术与美学》等丛书或期刊相继译介了许多当代西方美学资料。
其二,对中国古代美学资源进一步开掘。如前所述,国人撰写的第一部美学辞典,对于中国古代美学资源并未予应有的重视,虽然也涉及一些中国美学术语,但无论是内容的筛选还是概念的辨析,都显得视野狭窄或阐释简略,尤其是对《周易》中的美学思想未能充分开掘。《哲学大辞典•美学卷》则收录与中国美学相关的名词、学说条目将近440条,人物、著作、刊物条目300多条,对于“拙”、“自然”、“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才胆识力”等此前人们重视不够的范畴或命题都有论及。
至于《中国美学范畴辞典》,因为有中国美学范畴丛书作基础,故能集众家之长,对中国美学的诸多概念都能作出沿波讨源的辨析,譬如其中的“妙悟”、“雄浑”、“自然”、“文质彬彬”等。但该书在编排上却将范畴和命题混在一起,以致或多或少消解了范畴的普适性与命题的情境约定性之间的差异。
其三,将马克思主义美学向前推进。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一直非常重视。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就已介绍到中国。60年代,学界曾围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十年动乱期间,学术研究空寂,而80年代又恢复既往的讨论,并且学术研究开始走向多元化、多样化的发展道路。“有的继续向‘反映’论深化,有的向‘艺术生产’发展,有的向‘主体论’拓展,有的向‘形式论’努力,有的向心理学逼近,有的向‘读者反映和接受理论’靠拢,有的着意在‘批评方法’和‘术
语概念’上翻新。”[4]在众多的讨论中,学界对于“美的规律”、“尺度”等核心概念也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这些情形在美学辞典中也有反映。例如,《美学辞典》仅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思想作扼要介绍,但对其中的“尺度”、“物化”等核心概念并没涉及;《哲学大辞典•美学卷》则不仅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要人物及经典著作,而且对其中的“尺度”、“物化”、“美的规律”等词不光有词源学上的考证,还着重介绍了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美学界普遍感到美学研究已经进入高原状态,很难再有多少实质上的推进。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以及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成了学界普遍担忧与热议的话题,虽然问题的提出常从“文论”着眼,但谁也不能否认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美学领域。
在此大背景下,美学辞典编纂热也逐渐降温,十年间的出版数量只及前一个十年的一半,并且其中对于西方美学部分,除了更多的知识性介绍以外,在学理上的推进并不让人乐观。对中国美学资源的进一步开掘,则是这段时间的突出成果,而这当以《中华美学大词典》的编写为主要标志。
该词典初版于2000年,两年后再版。不仅在篇幅上远超此前任何一部美学辞典,而且在内容的选择上也有不少新的举措,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对民族资源的重视以及对审美文化之边界的拓展。以往的美学辞典,不论是中西合璧的还是专论中国的,一直都着眼于正统的、主流性的作品、概念和思潮,而对民间的和少数民族审美文化中所呈现的积极因素重视不够,《美学辞典》虽然也涉及民间艺术,但仅有几个词条。90年代中后期关于“失语症”的那场广泛而热烈的争议,使美学界深刻认识到华夏美学资源的宝贵之处。唯有最大限度地开掘出本民族的美学资源并对它们加以现代的整理与阐释,才能使中国美学具有自己鲜明的族群色彩。这既是剖解中国文论“失语症”这一难题的上佳途径,也可将古代文论、古代美学的现代转化落到实处。出于以上考虑,编者在美学辞典中大力搜罗中国古代与现代、庙堂与民间、人文与自然、汉族与少数民族等等各类美学资源,并赋予美学研究以文化研究的品性以致走向“审美泛化”的做法,也就显得很自然了。该辞典的美中不足之处,在于对美学人物的选择略嫌宽泛。
美学辞典在中国,可以说曾经经历了一段饶有意味的历程。编纂初期,以译介起家;此后的繁荣,多停留于知识性与学术性的复杂纠葛之中;再后的降温,也是美学研究由热到冷的真实显现。以美学辞典的编纂为切入点,来展示甚或回顾中国当代美学的学术进程,这既非最佳视角,也非笔者能力所及。因为中国当代美学的实际进程,要远比前面所说的复杂。
单就改革开放之后的近三十年来说,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美学研究成就最为卓著的时期。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在美学思想的立足点上,加强了对马克思《巴黎手稿》的美学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在学科的问题空间上,除了引入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中悬而未决的问题外,进一步扩大到审美心理、审美教育、审美范畴、审美文化等问题;在研究范围上,除积极推进美学原理的建设外,大大拓展了西方美学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开辟了中国美学史研究的新领域,同时,文艺美学、心理学美学、接受美学、当代人类学美学等新学科也逐步得到健全和发展,建筑美学、服装美学、企业美学、医学美学、影视美学、都市美学、生态美学、计算机美学等新课题也越来越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深入的探索;在学术层次上,近年来开始延伸到对‘实践美学’的反思乃至于对学科合法性等问题的思考,显示出元美学的某种理论气质,展现了百家争鸣、多元发展的学术格局。”[5]在新世纪,更有“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环境美学”以及美学的边界问题等层出不穷的新论争。如此异彩纷呈的学术进程,不一定每次变换都能在美学辞典中留下印记。所以,以美学辞典的编纂为视角来展示或回顾,注定会遗漏一些重要信息。
至于美学辞典编纂中的是非成败,也很难有一定的标准来加以衡量。是追求大而全,还是追求小而精?是追根溯源杂列众说,还是举其大要点到即止?这中间的“度”实难把握。此外,对于美学术语与范畴的每次解释都是一种新的阐释,这中间也没有标准答案或最佳操作范式。其魅力在此,其教训也恐在此。
但不管怎么说,美学辞典曾在中国美学的当代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不仅表现在普及美学知识,使对于审美活动的思考深入到大众当中,也表现在促使学界对整个学科的基本问题、学科体系都进行一番深入追问。这中间既有经验也有缺憾,有时候是因为编者所处时代资讯不够通达而导致,有时候则是美学辞典作为工具书囿于自身的学术品性而不能随意追赶热点问题而造成。但更多的是因为辞典编纂背后的理论支撑出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美学辞典编纂中所存在的问题,其实只是美学自身的发展困境之缩影而已。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说,审美对象的繁复性以及审美意识的不确定性与美学辞典的科学性、明晰性之间,向来有着不大容易协调的难题。尤其是在当今,随着信息传递的日益便捷与媒介多样化,审美风尚时时更新,审美观点与审美趣味也日新月异。审美活动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向更广阔、更深入的范围渗透,但美学研究已经成为越来越少的坚守者所愿意思考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再去编写一部知识介绍性的美学辞典,似乎意义已经不像二十多年前那样重要。今后的美学辞典,似乎应在学术的深刻性上以及更深入地开掘中国民族与民间的美学资源方面下力气,而网络化时代也为新型的美学辞典之编纂提供了不少便利。相信不久的将来,就会有各式各样的美学资源数据库,其信息含量之丰富、检索方式之便捷都超越于以往时代,那应该是一种崭新意义上的“美学辞典”。
[1]?本文所说的《美学辞典》,均指王世德主编的《美学辞典》(知识出版社1986年出版),并非A.A.别利亚耶夫等的《美学辞典》(东方出版社1993年出版)。
[2]?周来祥,王杰.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评《中国古典美学辞典》.学术论坛,1992(3).
[3]?林同华主编.中华美学大词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4]?马驰.艰难的革命: 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5]?郑元者.上海美学研究发展报告(1978-1998)∥郑元者.美学心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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