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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是指为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进行的有组织、有目的的投资兴建固定资产的经济活动,即建造、购置和安装固定资产的活动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其他工作。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探讨淄博通信公司在工程建设中取得的可喜成就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山东省淄博市通信公司在工程建设中,力求“用最小的投入换得最大的效益”,取得可喜成绩。
淄博通信公司在工程建设中取得的可喜成就的原因探讨:
公司对那些市场需求不大,甚至可以用其它通信方式解决的通信工程,该减的减,该砍的砍,坚持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以实现投资效益的最大化。2002年4月份,某单位上报了一项预算为7万多元的宽带工程施工报告。公司派员通过现场勘测,发现准备上的施工项目处在居民平房区,根据市政建设规划,将来拆迁的可能性比较大,且宽带用户较少。最后,公司决定取消这一工程项目,采用向该小区增加备用电路的方式解决了少数宽带用户的需求。
还有一个单位上报了一项为某院校敷设宽带lP的工程,公司调查后认为该校园已被ADSL覆盖,没有必要再搞重复建设,干是果断取消了这个近10万元的投资项目。在宽带工程项目审核过程中,淄博通信坚持只要被一种宽带技术(IP、ADsL、G.LIT、homePNA)和网络覆盖,就不再进行第二种宽带方式的覆盖。
在工程项目建设中,即使是市场有需求、必须上的项目,淄博通信也本着“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通过调整施工方案,努力降低工程造价。
2002年4月,为满足齐鲁石化睛纶厂的通信需求,淄博通信计划投资20多万元,在该厂安装一套接人网设备。在工程立项过程中,建设部门发现计划安装的接人网位置与该厂的电话模块局机房距离较近,于是经与厂方协商,决定从模块局引出400对电缆替代接人网。通过调整施工方案,不但节省投资巧万多元,还降低了以后的维护成本。
2002年上半年,淄博通信有一项需购置大量程控交换设备端口、投资达1000万元的重要程控交换新技术实验工程。为节省投资,公司三改施工方案,最后通过合理调整、优化程控交换网络,调剂一定数量的交换设备端口,仅用500万元就圆满完成了这项新技术实验工程。
2002年上半年,淄博通信计划投资60多万元,为3个新建居民楼增加接人网设备。通过市场分析,淄博通信发现有的农村接人网设备利用率较低,效益较差,于是将偏远农村的3套接人网设备调剂安装到这3个新建居民楼,节省了投资,提高了原有设备的利用率。2002年1至7月份,淄博通信新增电话6万余部,没有新增任何程控交换设备。2002年以来,淄博地区DDN专线用户发展较快,在DDN扩容工程中需要大量的DDN设备专用机架,这种机架每套需6000多元。
为降低工程造价,淄一博通信自己动手生产DDN机架,每套成本只有1000多元,仅此一项就节省资金30多万元。原来淄博通信在管道工程建设中使用的地井盖是铸铁盖,不但价钱高(单价400多元),而且容易被盗。现在,公司推广使用的是一种用复合材料制成的新型地井盖,单价仅为100多元,不但降低了成本,而且盗失现象也大大减少。
过去,由于工程管理粗放,对剩余料管理不严,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工程剩余料的浪费。2002年以来,淄博通信严格了工程剩余料的管理,工程管理审核部门在工程预算时就将可利用的工程剩余料考虑到预算中,有效降低了工程的决算成本。2002年前7个月,仅16个单项管道工程就利用各种工程剩余料折计12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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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政策是指国家和政党为调节民族关系,处理民族问题而采取的相关措施、规定等的总和。从世界范围来看,民族政策的实质和作用有积极和消极之分,前者如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发展政策;后者如种族隔离、种族歧视政策等。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的民族政策相关论文:成就与挑战。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面对中国56个民族长期共存且发展极不平衡,少数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比汉族相对滞后的实际情况,中国政府逐步制定了一整套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政策体系,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民族平等政策。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第一天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就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规定了相同的内容。现在实施的1982年制定的《宪法》第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压迫”。为保证各民族一律平等落到实处,有关法律和政策又具体规定每个民族不分大小,都以平等的地位参加国家大事和各级地方事务的管理;全体公民不分民族、种族和宗教信仰,都同样地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各民族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各民族享有同等的就业权利,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等等。
(二)民族团结政策。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专门法令,废止历史遗留下来的种种带有歧视和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和匾联等。其后颁布的《宪法》规定:“国家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1984年颁布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也有类似论述。
(三)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所谓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就是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在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国家充分尊重和保障各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权利的政治制度。早在1947年,中国共产党就建立了省一级的内蒙古自治区。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施行《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54年和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进一步完善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84年颁布实施并于2001年修订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化、法律化奠定了基础。由于这一制度既充分保证了国家在大政方针上的集中统一,又充分保证了各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因而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最佳政治制度。
(四)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政策。中国政府解决民族问题的系列政策中,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是解决民族问题的目标,而民族区域自治则是实现上述原则和目标的基本制度保障。而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大政策又包含以下一系列具体政策。
1.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政策。鉴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实际情况,《宪法》规定:“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民族乡工作条例》,也对此作了政策和法律上的相关规定。
2.尊重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政策。《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本地方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为此,全国和有关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工作机构和研究机构,在民族地区推行民族语文教学、民族语文出版和民族语言广播,并用民族语文执行公务等。
3.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政策。《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民族区域自治法》也有类似规定。为了保证这些法律的贯彻落实,《刑法》还规定,对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要追究刑事责任。
4.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侵犯他人合法宗教信仰自由的行为都将受到严厉制裁。
为推动各民族尽快走上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道路,国家还在财政、税收、金融、贸易、资源开发、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以及民族干部的培养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特殊优惠政策帮助少数民族加快发展。例如云南省,从建国到1997年,中央和省级人民政府制定的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特殊优惠政策就达144项,其中,仅财政优惠政策和民族贸易优惠政策就有下列多项(参见表1和表2)。
表1少数民族地区财政优惠政策
序号 政策 起止时间
(年)
1国家对云南专设直接过渡经费 1956~1964
2国家设置少数民族地区补助费 1955至今
国家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预备费高于一
3般地区 1964至今
国家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另加百分之五的
4机动金 1964至今
5国家规定对边疆干部生活实行补贴 建国初期
6国家规定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超收分成收
入留用 1964~1985
7国家对云南给予自治区财政体制照顾 1964~1994
8国家对边疆民族地区设置补助专款 1972~1975
中央对民族自治区的补助数额每年递增
9百分之十1980~1988
10 云南省对民族地区实行一次性财政补贴1986至今
11 国家设立边境建设事业补助费1977至今
12 国家设立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1980至今
13 国家对贫困地区棉布提价实行补贴1983~1985
云南省地方经济发展基金对民族地区投
14 放借款优先1986至今
在这一整套民族政策体系的作用下,中国政府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成功道路,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仍以云南为例:
表2民族地区贸易优惠政策
序号 政策 起止时间
1 国家对民族贸易企业实行价格补贴 1950~1970
2 国家允许民族贸易企业利润留成 1951~1983
3 国家对民族贸易企业实行资金拔补 1952~1983
4 国家对民族用品生产定点企业减免税 1991~1994
国家对民贸茶叶生产加工定点企业信贷
5 贴息 1991至今
国家对边境小额贸易实行“自找货源、
6 自找销路、自行谈判、自行平衡、自负 1984~1995
盈亏”的优惠政策
7 国家对边境贸易实行税收优惠政策 1991~1995
8 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外汇补助 1991~1995
9 国家对12大类162个品种的边贸进口商品1992~1995
免税及减税
10国家对云南中缅边境小额贸易货物的税
收给予优惠1994至今
(资料来源:根据《民族工作》1997年第6、7、8期刊载的《云南民族地区特殊政策演变情况综述》一文提供的资料整理列表而成)
在政治方面,云南自建国后已先后建立了8个自治州、29个民族自治县和197个民族乡,民族自治地方面积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70%。民族自治地方的州长、县长均由实行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民族乡的乡长亦由建立民族乡的民族的公民担任。1999年底,全省少数民族干部已有26.7万人,占全省干部总数的25.6%。
在经济方面,一是基础设施建设迅速发展;二是经济实力显著增强。1999年,云南民族自治地方国内生产总值达561.71亿元,发展速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三是人民生活不断改善,199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249元。
在社会方面,民族自治地方的教育、科技事业有了较大发展。民族地区教育已基本建立寄宿半寄宿制学校、民族中小学、民族中等专业学校、民族干部学校、民族学院等相互衔接的完备的教育体系。1999年全省少数民族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8%,少数民族在校生达232.15万人,占全省在校生总数的34.35%。8个自治州和29个自治县都建立了专门的科研机构和科学技术协会,少数民族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有近14万人,各种实用科技得到了有效推广。
在民族文化方面,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得到继承和发展。全省有22个少数民族使用26种语言,14个少数民族使用22种文字,有1000多所学校进行民汉双语文教学。各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和风俗习惯受到尊重与保护,到1996年5月,全省佛教、道教、伊斯兰教、__和天主教等五大宗教活动场所共有4789所(处),基本满足了信教群众正常的宗教生活的需要。民族医药、民族艺术和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也得到了正常的发展。
总之,中国政府根据中国国情制定的一整套民族政策以及这套政策的贯彻落实,确保了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和民族地区50多年的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的是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民族地区的发展在区域分工、固定资产投资、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组合、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益等方面,受到计划的束缚和制约,民族地区的发展受到一定阻碍;但是国家又依靠中央权威,动用政府行政和计划手段,制定了一系列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优惠政策,从另一个方面促进了民族地区的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后,经过20多年的努力,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中国加入WTO后,意味着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将与世界全面接轨,这就解除了对民族地区加速发展的体制束缚;但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加入WTO,也给以往靠中央权威,动用政府行政和计划手段建立起来的一整套民族优惠政策的落实带来了挑战和困难,从另外一个方面制约了民族地区的发展。从长远看,这种挑战主要集中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许多民族优惠政策特别是经济优惠政策自行中止或功能减弱。
据统计分析,建国以来中央和云南省政府制定的144项民族特殊优惠政策,到1995年,能继续执行的只有50%左右,另外50%的优惠政策已经停止或难以执行,而在继续执行的政策的功能也大大减弱了。[1]特别是其中的经济政策,自行中止执行的更多。如前文表1、表2所列的24项优惠政策,至今仍在继续执行的只有9项。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用行政和计划手段建立起来的优惠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以著名的“民族贸易三照顾”政策为例,所谓“民贸三照顾”政策,就是国家按照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的指导思想,“在贸易上实行等价交换,但是有时还要有意识地准备赔钱”[2](P167)的原则,允许经营民族贸易的国营企业经营“赔钱”的买卖,而国家对这类企业则在自有资金、利润留成和价格补贴等3个方面予以照顾,即民贸企业自有资金的80%由国家划拨,其余20%向银行贷款;民贸企业经营获得的利润,全部留用或比一般企业留用比例高;民贸企业对收购边疆民族地区的农副土特产品可实行最低保护价,对供应边疆民族地区的外来工业品实行最高限价,由此而形成的亏损由国家补贴。
这一政策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功效,保证了最边远、最偏僻的山区民族都能出售土特产品,也能吃上盐巴、茶叶,点上煤油灯。但这一政策与市场经济规律却是冲突的。其原因主要有自有资金和利润留成照顾实际上是把民族地区贸易系统中的民贸企业与专业公司,以及民贸企业中享受照顾的国营企业与其他合作企业、个体商贩置于不平等的竞争位置上,因而不符合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原则;价格补贴中对工业品的最高限价和对农副产品的最低保护价,则不符合市场经济根据供求关系自由定价的原则等等。由于这些优惠政策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所以在市场取向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尽管中央三令五申要继续贯彻落实,如在1985年5月24日,经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商业部《关于进一步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商业若干问题的报告》规定:对民贸三照顾的县(旗)的商业(含供销社)企业,继续实行减税、免税;对少数主要工业品和农牧土特产品继续实行价格补贴;对自有流动资金不足的尽可能给予照顾;对民族贸易企业继续给予低息贷款[3](P383)等等。然而事实上自1983年以后,这一政策便因难以贯彻而自行中止。
(二)保护与发展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政策难以落实。
中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花园,云南则是全球仅存的民族文化多样性最为富集的少数几个地区之一。为了将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早在建国初期,邓小平在其著名的《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讲话中,就提出了消除民族隔阂、真正形成中华民族美好大家庭需要做好的三件工作。即要使少数民族相信,“在政治上,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真正平等的;在经济上,他们的生活会得到改善;在文化上也会得到提高。所谓文化,主要是指他们本民族的文化。”[2](P162)这里,邓小平把保护、发展和提高民族文化放到了与民族平等、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位置。其后中国的《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文物保护法》都对保护与发展民族文化作了专门规定,云南省还于2000年颁布实施了《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
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和社会转型速度的加快,云南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进程和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的社会转型,驱动着各民族为获取更多的物质利益而奋斗。由于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滞后,一些民族,特别是弱小民族逐渐对自己的文化丧失了信心,出现了盲目摹仿其它生活方式的倾向,致使民族服饰、语言、传统民居、歌舞艺术、礼仪习俗以及生态文化等,都出现了流失加剧的危机。在奔现代化的急切心情驱使下,传统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对青年一代失去了吸引力。在对外来文化和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双重认同矛盾之间,很多人选择了前者,从而形成了民族文化自我认同的危机。两个危机交织在一起,就有可能使少数民族经数千年历史发展积淀下来的珍贵民族文化遗产,在20~30年或更长一段时期内大部消失。面对这两个危机,中国的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政策因过于笼统,实际上很难有效发挥遏制民族文化流失的实际作用。
应该说,中国政府制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从总体上讲,无论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都是正确的,只是其中的许多具体政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可行性大大降低了。而一些与市场经济规律有冲突的具体政策,则应明令取消而代之以新的政策。针对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本建立和中国加入WTO后民族政策落实和民族自身发展面临的挑战,中国政府既不能重走老路完全动用行政手段来解决,也不能放任不管,“如果我们放任各民族在不同的起点上自由竞争,结果是可以预见的,那就是水平较低的民族走上淘汰灭亡的道路。”[2](P162)可行的办法是把计划和市场两种调节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把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倡导与企业和农户家庭的独立自主运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构建与市场经济体制和WTO规则相适应,又有利于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新的具体政策体系。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和艰巨的工作,需要进行多学科、多部门的联合攻关才能完成。针对前文分析的民族经济发展和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问题,这里提出两点初步的政策建议。
第一,民族经济发展政策建议。就区域政策而言,总的要求是在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实现计划与市场优势互补,国家既要放手让民族地区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来解放生产力,又要适当利用计划手段来继续帮助和扶持民族地区发展生产力。
就产业政策而言,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范围、程度和形式应根据不同产业的特点而有所差异。初步设想可大体划分为三种形式:一是对能源、交通、水利、通讯等基础产业的发展和重大工业项目的布局,仍应坚持计划调节和国家扶持为主,为民族地区创造参与市场竞争的条件;二是对民族地区生产的原材料、初级产品和农副土特产品,应以市场调节为主,计划调节为辅。计划手段主要起宏观指导作用,如信息和市场指导等,但对某些关系重大的产品应建立储备制度并制定最低保护价;三是对轻工业和第三产业则完全放开让市场自由调节。
二是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政策建议。与民族经济政策的具体和详尽相比,中国政府关于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的政策就显得过于笼统和简单了。因此,如果说民族经济政策难以落实的主要原因,是体制转轨后诸多具体政策自行中止和失效的话,那么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与发展政策难以落实的主要原因,则是缺乏具有强制规定性的具体政策。
所以关于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政策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国家要像制定民族经济政策一样,制定一系列具有强制规定性的具体的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政策。在这方面,云南省已经开了一个好头,在全国率先专门为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立了法,全国人大会也应抓紧制定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这样,就能把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提升到国家意志的层面加以强制执行。关于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政策的第二个建议,就是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如果说经济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和WTO规则下政府对经济发展更多地只是发挥市场调控作用的话,那在同样的背景下,在民族传统文化加速流失的危机面前,政府恰恰应该发挥主导作用。只有在政府强有力的倡导、支持和保护下,才能唤醒全社会保护与发展民族传统文化的意识,才能扭转民族传统文化面临的颓势,也才能最终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1]云南民族地区特殊政策演变情况综述[J].民族工作,1997(8).
[2]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郭大烈,董建中主编.中华民族知识通览[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
[4]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19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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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著名学者、诗人,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 安徽徽州绩溪人,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著闻于世。胡适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在史学、文学和哲学几个方面,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尝试集》、《白话文学史》(上)和《胡适文存》(四集)等。他在学术上影响最大的是提倡“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晚年潜心于《水经注》的考证,但未及写出定稿。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胡适学术成就探因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胡适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颇多,这在学术界已逐渐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同。本文通过对胡适生平资料的收集、整理,总结出了他在学术上取得成就的“四因子”:雄厚的国学基础,这为他后来治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丰富的新知识、新思想,为其治学提供了参考比较的材料;科学方法论的指导,是他治学的一把利刃;现实社会的需求,是他治学前进的动力。有这四个因素,才使他能够在学术研究中驰骋,也正是在这四个因素的作用下,才使得他在学术的研究中取得了卓然的成就。
关键词:胡适 学术成就 原因
胡适在近代史上是颇受争议的人物之一,但其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已被大多数学者所肯定,正如胡明先生在《胡适文化学术思想概论》中指出:“胡适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者中是学科领域涉猎最广、研究面最宽的一位,有所谓‘十项全能’之美称。他在思想史、哲学方法论、认识论、逻辑学、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版本目录、校勘辨伪等领域均沉替下来做过一番理论探索工作,写出一大批有很高学术造诣的研究专著和文章,在诸多学科都作出了开风气的重大贡献”。[1]这段话虽有溢美之感,但确实反映出了他在学术上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学术界对胡适的研究多偏重于他的思想、五四时期的主张和政治活动,而对其在学术所取得成就的原因很少论及,本文试从四个方面来探讨他在学术上所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以期能够给予即将从事学术研究的工作者和已在学术上进行研究的式作者一点借鉴,这也是本文的一个主要目的。
毋庸置疑,胡适本人在学术研究中的孜孜以求,坚持不懈的主观努力是无可替代的,另外他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朋友所提供的见解的帮助也是应该承认的。对于这两点因素,在本篇文章中,作者就不再赘述,本文仅试就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探求他在学术上取得成就的因子。
胡适的“破蒙”教育是比较早的。在他还不到三岁时,他父亲便亲自当起老师,一边教妻子冯顺弟认字,一边教小胡适认字。在父亲忙时,他的母亲便当起了代理教师继续教他认字,她自己也借此温习熟字。就在这样的温馨团居生活中,在其母亲认得近千字的时候,小胡适也认得了七百多字。
在他父亲胡传去世后,其母亲便把希望全寄托在小胡适身上,谨尊亡夫“糜儿天资聪明”应“努力读书上进”的遗嘱,亲自把不到四岁的胡适,送到私塾读书。由于小胡适此时已识得近千字,故不须念《三字经》、《千家文》、《百家姓》、《神童诗》等一类“破蒙”的读本。他最先读的书,则是他父亲胡传亲自编写的体现儒家人伦和程朱理学精神的《学为人诗》、《原学》二本。他父亲所秉承的程朱理学的“遗风”也随之遗留了下来。为了使先生能够尽心尽力的教,使小胡适受到更好的教育,别人家教两元的学费,其母亲都是加倍的给,并叮嘱先生:“每读一字,须讲一字意思;每读一句,须讲一句的意思。”[2]先生掰开揉碎,由浅入深的讲解,使胡适受益匪浅。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他一生最得力的讲书正是他“母亲增加学金的大恩惠”。[3]
在这个受到“优待”的私塾里,在他母亲晨喊夜陪的严厉督促下,小胡适顺利的完成了他九年的家乡教育,读了“《律诗六钞》、《孝经》、《小学》、(朱熹集注本)、《孟子》(朱熹集注本)、《论语》(朱熹集注本)、《诗经》(朱熹集注本)、《大学》(朱熹集注本)、《中庸》(朱熹集注本)、《易经》(朱熹集注本)、《礼记》(陈 注本)、《纲鉴易知录》、《御批通鉴辑览》、《资治通鉴》[4]等书。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中国古代哲学著作,及比较近代的宋明诸儒的论述,我在幼年时差不多都已读过。”[5]这些经史典籍的熟读,为他后来做学问,“整理国故”,打下较为系统的旧文的基础。这些由朱熹注的书也使他“陶醉”于宋儒之中,以至于“觉得对于《四书》、《五经》一直由朱熹注是比较近情入理的”。[6]这在他幼小的心灵中便深深地埋下了尊崇孔孟儒家,特别是从崇拜程朱理学的根苗。这对他一生来说都是起作用的。由于幼时秉承了家乡的程朱理学遗风后又在学堂读了朱子注本,这为胡适开拓了治汉学的路子。基于这一点他自己也是承认的,“我另一灵感的来源,也可以说是出于我早期对宋学中朱注的认识和训练。朱熹的宋学为我后来治学开拓了了道路”。[7]
在私塾里胡适还得到了一项意外的收获,那就是为他“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在他的儿童生史上“打开了一个新鲜的世界”[8]的小说。这一时期他一共读了《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三十多部“小说”(包括弹词、传奇以及笔记小说在内)。这些大量“白话小说”的阅读,使得胡适在“不知不觉之中得了不少白话散文的训练”,并且“在几十年后”于他“都是很有用处”。看这类小说的另一好处便是帮他“把文字弄通顺了”。他后来也说:“《周颂》、《尚书》、《周易》等书都是不能帮助我作通顺文字的,但小说书却给了我绝大帮助。”他不但要看这些小说书,还要把其中的故事讲出来给自家姊妹听。这样就逼着他“把古文的故事翻译成绩溪土话”,使他“更了解古文的文理”。以至于他到“十四岁来上上海开始作古文时,就能做得很像样的文字了”。[9]这就使胡适在无形中得到白话散文的训练,对他后来倡导白话文和考证小说早早打下了基础。
在上海六年的“新学”教育中,胡适仍继续坚持自习“汉学”,而且还特别“留心读周秦诸子的书”及“宋明理学的书”。[10]蔡元培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序文中就对胡适“虽自幼进新式的学,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而大加褒扬,并且进一步指出了这在他治中国哲学史中的大作用。
海外的七年求学之中,胡适是更注意中西古今兼修,力图在学问上融包古今,贯通中西。这一时期,他对中国的古典哲学与文学特别留心,他对老子,墨子的思想作了认真的研读和思考,并留意将研究心得写成了文字,为他后来系统地研究先秦思想史作了坚实的准备。对裴 “崇有论”,范缜的“因果论”的认真检阅,对宋儒注经的公正评价无不显示出他对中国哲学史自觉的留心考察。1914年8月,胡适在日记里还专门排列出了一个现代哲学研究系统的纲目。文学方面,他作了不少唐宋诗词的研究札记。他的一些关于文学的主要见解已经相当成熟。他对白居易《与元九书》为代表的“文学实际主义”创论抱有浓厚的兴趣,专门作了深入研究,由之生发出他的一篇相当重要的文学专论(见1915年8月18日日记)。
当然,生在徽州的胡适,不可能脱离皖学派对他的影响。朱熹、戴震、吴敬梓对他都有很深的影响。对朱熹、戴震的崇拜使他懂得了宋儒理学,对吴敬梓的敬仰使他顿悟到了文学发展的趋势,这些都是影响他后来学术活动的重要因素。对此,本文的前后均有所论及,这里就不再作专门的论述。
胡适对于国学所取得的坚实基础无疑成了他以后治学的一个前提,一个基础。没有如此的基础他就不可能在治学中取得很高的成就。
胡适在上海求学时期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新文化与旧文化进行着激烈的碰撞。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如火如荼,气象峥嵘。这一瞬息万变的全新世界是胡适在那被高山崇岭封闭着的家乡所不能梦想的。此时少年的胡适正闪烁着一对睿智的眼睛,拼命的汲取着时代赐与的思想文化营养。
胡适在澄衷学堂读书时受到了当时“思想很新”的国文教员杨千里很大的影响。他曾在胡适的作文本上题了“言论自由”四个字。这在当时仍把皇帝和孔夫子的话当作绝对真理的年代,无疑是有很大进步的。以后,这几个字几乎成了胡适终身奋斗的目标。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杨先生还用吴汝纶删节的严复译本《天演论》作教本,而且出了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11]的很新颖时髦的作文题。这对于胡适思想上启蒙的影响可谓很大了,正如他自己所说::“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12]杨先生对于胡适,不仅传授了新思想新知识,而且为其新思想、新知识的接受打开了一扇天窗。
在读完赫胥黎《天演论》时,胡适的思想随之受到了震动,这震动也影响了他的一生。赫胥黎人类进化论与存疑主义的哲学方法论实际上成了“胡适思想”的重要构成因素。这也为他以后注解、阐释与运用进化论思想,提供了知识养料。胡适自己也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13]后来,正是由胡适将进化论与实验主义合而为一种方法论。他将这种方法论与历史的方法结合起来,从而在哲学史及文学史等的研究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开拓性成就。从实际的效用来看,正是这种“进化”思想的接受和大量新学理的输入,才使胡适能够写下长文《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他也是以进化论的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流派使其“一一显示出变迁的痕迹”“递次演进的脉络”[14]的。可以说,赫胥黎,达尔文的天演进化学说直接启迪了他的治学思想,使其能够从一个新角度、新手法对中国学术的问题进行探究,从而产生具有创见性的观点。
这一时期,胡适所读的书也开始由《四书》、《五经》转到《明治维新三十年史》、《新民丛报》一类新书上了。这使胡适的眼光从古代转到了近代;从旧世界转到了新世界。新书的广泛阅读一方面为他增添了新知识,另一方面也丰富了他的思想。为其治学增加了“新源流”。
在胡适所读的新书中,对有他有深远影响的却是梁启超的《新民说》、《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这两部著作使胡适“受了梁先生无穷恩惠”。[15]《新民说》诸篇文章历举了西方民族的许多优长,解剖中国国民的奴隶根性,给胡适“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之“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文化”,[16]鼓舞了他以后的求知之路中去寻找那高等民族的新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胡适“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他“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17]这本“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的学术著作第一次给胡适“一个学术史”[18]的见解。这对于胡适将来用历史的眼光治哲学史无不裨益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缺了的三个最要紧的部分”也使胡适发了野心,“心想:‘我将来若能替梁先生补作这几章阙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我越想越高兴,虽然不敢告诉人,却真打定主意做这件事了。这一点野心就是我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19]可见《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不仅为胡适“开辟”了知识的“新世界”,也给了他一个新启示:治中国哲学史。正是因为有此时播下的“种子”才有“开山”巨著《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诞生。
七年的海外留学时期才算得上是胡适接受新知识、新思想的主要时期。在这一时期,胡适学习了德国文学、法国文学。英国文学、哲学,心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这些学科的学习构建了胡适的知识体系,为其以后治学提供了一个参照系。他对这些学科中最感兴趣的则是哲学。在哥伦比亚大学时,他曾师从哲学系的名教授厄德诺学习,与哲学系夏德教授关系也不错。胡适后来就跟随这位德籍汉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一位“丁龙讲座教授”另修汉学的。这时胡适的中西兼学及以“中国古代哲学方法进化史”作为他的哲学博士论文,应该说都是有相当影响的。但为胡适所崇拜的,也是对胡适影响最为深远的则是杜威的思想,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据胡适自己回忆,他当年之所以转学哥大,便是因为对杜威和实用主义哲学发生了兴趣。实验主义作为美国式实践理论概括,强调以人的“经验”出发,主张用行为效果来证明思维的合理性,根据事实效果来判或修正信念,“要把注意之点从最先的物事移到最后的物事;从通则移到事实,从范畴(categories)移到效果”,[20]带有强烈的反教条主义和反思辨哲学的色彩,反映了美国创业时期求实和创新的精神,体现出一种开拓、进取、行动和成功超过一切的美国风格。它较之五四前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思想界不失较之封建主义思进步的学说。用这种较之封建思想进步的学说来指导学术研究无疑会取得进展性的成果。他说:“我写《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都是受那一派思想的指导,我的文学革命主张也是实验主义的一种表现,《尝试集》的题目就是一个证据。”[21]实验主义对于胡适,简直是贯穿他学术生涯命脉,是指导他学术活动的原则。这对他后来倡导文学革命,倡导白话诗文,考证古史和传统小说,研究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以及政治和生活方面都有重要影响。他后来也告诉人们他的本可以作为夸耀资本的文学革命,也只不过是“实验主义的一种实际运用”。[22]胡适的一生中,在思想、文化以及学术上涉猎了众多领域,他都是开风气之先的,他在某些学术领域甚至还起到了一种范示性变革的作用。这与他的“实验主义的态度在各方面的应用”[23]有很大的关系。
新知识的丰富,扩大了他治学的视野,也奠定了他治学的基础。新思想的汲取,延展了他治学的思路,也构建了他的治学方法论,为其治学提供了便利法门。他所提倡的“输入学理”其实就是要输入西方的新科学,新知识,新思想,新方法。在“整理国故”时他也主张“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方法上,要虚心接受西洋学者研究古学的方法;材料上,欧美日本学界有无数新法门,可以给我们添无数借鉴的镜子,学术的最大仇敌是孤陋寡闻。
胡适的学术成就也正得益于他扎实的国学基础和丰富的新知识。温公颐在《关于胡适的〈先秦名学史〉》中就说::“作者熟悉西方哲学史,他参照西方哲学史的方法整理先秦逻辑思想发展的来龙去脉。作者优越于前人的地方,在于他既掌握了古代的资料,又熟悉西方的哲学史,这样他就可以收‘它山之石,可以为错’之功,比起那些只懂‘汉学’,或只知西方哲学史的人就优越多了。”蔡元培先生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序文中也说::“适之先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中自幼进新式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容易多了。”
没有方法指导的学术工作无异于“盲人骑瞎马”。有了方法,但没有丝毫科学性的也是不能指导学术工作取得成就的。“科学”方法的指导是学术工作者取得成绩的保障;同时,它也给学术工作提供了迈向成功大门金钥匙。胡适在学术上的一系列的成就,正是在其所提倡的“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下取得的。
胡适自幼便秉承了他父亲程朱理学的“遗风”,在以后的求学中又一直读朱子注的《四书》、《五经》,并且觉得朱注是“比较近情入理”的。一方面,这使得他对朱子的“物而穷其理”的归纳精神有所取得与继承。朱子曾说:“穷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与其所当然”,“所谓穷理者,事事物物,各自有个事物底道理,穷之须要周尽”。胡适自己也认为程朱一派“新儒学”的治学门径在于“他们把‘格’字样‘至’解,朱子用的‘即’字,也是‘到’的意思。‘即物而穷其理’是自己到事物上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24]另一方面,也使得他对程朱理学所提倡的怀疑加以汲取与继承。朱子认为:“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疑渐渐释,以致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25]后来胡适也主张:“做学问须在无疑处而有疑……”[26]
当然,胡适对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方法的继承不单停留在“宋学”的怀疑精神和归纳的方法上。他在观察研究中发现,程朱的“即物而穷其理”,虽有归纳的精神,但存在“一种被动的态度”。而陆九渊、王阳明的学说“主张真理即在心中,抬高个人的思想,用良知的标准来解脱‘传注’的束缚”,恰好“这种自动的精神很可以补救程、朱一派的被动格物法”。随后,程、朱的归纳手法,经过陆、王一派的思想解放,便成了“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转机”。“解放后的思想,重新又采取程、朱的归纳精神,重新经过一番‘朴学’的训练,于是有清代学者的科学方法出现,这又是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转机。”[27]这自然使胡适把视野投向了“清学”的重量级人物——戴震。
胡适对戴震这位徽州文化史上的先哲,乡贤很是推崇,不仅为他写传,而且讨论他的思想、学术。直到后半生,胡适还穷尽精力,研究《水经注》,为戴震辨证,戴震及其“皖派”清学学术性格是考字义,辨名物,其学术个性是“由古文训以明义理”和“执义理而的能考核”。其中怀疑、辨伪、求是的学术精神则是与朱子之学有一致的地方。诚然,戴震及其“清学”的内在学术精神,本有对“宋学的空论的反动而起。戴震及其“清学”主要体现出的是治学的实证精神——重实证,尊重事实。同时,他们有“假设通则原能力”——“因物求则”。尤其是戴震提出的“但宜推求,勿为株守”,胡适认为这是“清学”的真精神。
在西学中胡适接受了赫胥黎的“存疑主义”,尼采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及杜威的实验主义。在这些西洋现代学术思想的启发下,胡适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继承不再单向的了,而是双向的,互动的。胡适在晚年原口述自传曾回忆说:“杜威对有系统思想的分析帮助了我对一般科学研究的基本督的了解,他也帮助了我对我国近千年来——尤其是近三百年来——古典学术和史学家治学方法,诸如‘考据学’、‘考证学’等等。(这些传统的治学方法)我把它们英译为evidential investigation(有证据的探讨),也就是根据证据的探讨(无征不信)。”[28]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接受西洋文化的基础上,胡适把杜威的整体哲学化约为方法,并以此来观照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在西学观照与中学双向互动来寻求两者的相通之处,从而逐步建构了他的科学方法论,亦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具有兼容并蓄,承先启后的开创性意义的方法论。唐德刚先生说,胡适的治学方法“只是集中西‘传统’方法之大成。他始终没有跳出‘乾嘉学派’和西洋古僧所搞的‘圣经学’的窠臼”。[29]既指出了胡适方法的优越性,也指出了它的局限性,既然是集大成者自有它的精妙过人之处。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几乎所有出类拔萃的学者,都受到过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王国维、梁启超、陈垣、冯友兰等大师都在实证方法上作过探索,并有所创见。
胡适的方法和乾嘉考据一样,都比较注重微观研究。胡适曾说:“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30]正是由于他的这种重微观研究的方法,使得他在考证、辨伪、翻案文章,尤其是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禅宗史、《水经注》的考证,贡献颇丰。胡晓先生在《胡适中国改革思想述评》中写道:“今天的新方法论虽然很多,但科学实证方法仍然是基本的方法。胡适的红学研究及以后的古典白话小说考证都是十字真言方法的示范,水经注、禅宗,道教等学术问题的研究成果,都是这一方法的结晶。”[31]有的学者就据此认为他的方法只是适合微观研究,不适合综合宏观研究。我认为这是不准确的。胡适在考证中做工的工作比较多,但他并不甘愿赴乾嘉考据学派的后尘,他的《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国思想史纲要》、《白话文学史》(上)、《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实验主义》、《新文学的建理论》、《中国禅学之发展》等,无一不是宏观研究力作,不能因为他最终没有完成中国哲学通史和中国文学界通史的写作,就证明他缺乏宏观把握的能力,证明他的方法发现不了社会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笔者认为,正是这种方法的指导才使他在宏观研究中取得了累累硕果。朱文华先生在《胡适评传》中认为,胡适虽然没有在形式上完成通史,但把他的论著综合起来,实际上“其本轮廓和线索勾勒出来了,主要的见解也提了出来”。
在胡适的实验主义方法论中有些精神原则即使是今天,仍然有值得参考与借鉴的方面。首先,“十字真言”是胡适的一大创造,一大贡献。他对实践中疑难问题的重视,对大胆假设的提倡,对事实证据的强调,对考证步骤的研究,对评判标准的阐释,都是有其精到之处,其基本精神至今仍具生命力。其次,胡适在整理国故中提出三原则:“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32]其中,他提出的“历史”、“系统”、“比较”方法仍是今天学术研究中常用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最后,胡适还注重功力与见解并重,实践与理论并重,材料与方法并重,文献资料与非文献资料并重,这些真知灼见对于今天的学者仍富有启迪意义。
当然,实证主义方法论也有其局限性,我们不能因为胡适在这样方法论的指导下取得了很大成就,就认为它是万能的方法论,也不能因为这种方法论至今仍有很多的优点,就去掩盖它的不足。胡适方法论的局限性和他的哲学基础有关,实证主义是与形而上学及非理性主义不相融的,故他的方法论不适合单独对本体、思辨、直觉、情感、思维等领域的研究,这点早在二十年代的科玄论战中,玄学派出所 已经指出。胡适的方法论主要是以近代自然科学成果为理论依据,他所坚持的普适性和统摄性早已不得复存在,其论证方法基本上运用以归纳演绎为主的形式逻辑,而对强调公理的现代逻辑则未予重视。因而他的方法论基本上停在定性分析阶段,缺乏程序的严密语言规范性,研究的结果由于受到研究者的主观因素对客观方法的干扰而不精确,不适宜需要定量和数理分析领域的研究。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康梁等人发动了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孙中山领导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王朝,但最终归于失败。随着历史的发展,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革命可以使旧朝灭亡,新朝建立,但文化却不能简单的更新替代。要救中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必须首先解放中国人民的思想,而要解放人的思想则必须从影响了中国人民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开始。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文言文一向被封建统治者视为正统,而白话文则被子认为是“穷门小道”。这种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对立,恰恰是封建尊卑关系的一种反映。直到五四运动前夜,这种八股文言文仍然统治着中国文化界,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阻碍着社会的正常发展,且文言文晦涩难懂,而白话方则通俗易懂,更易为人民大众所接受,而要解放人的思想,宣传新的文化,新的思想,必须要找到一种为世人都能接受的宣传方式也是必要的,所以新文化运动首先就从白话文打开了封建文化的缺口。而胡适则可说是当时提倡白话文的第一人,陈独秀就曾说:“文学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峰则为吾友胡适。”[33]
胡适认为,白话文学革命的必然性在于,文学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记载,社会生活因时进化,不能自止,文学自然也同时进化,不能自止,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他曾说:“我们若在满清时代主张打倒古文,采用白话文,只需一位御史的弹本就可以封报捉拿人了。”[34]可见,白话文运动已成为势所必然。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期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这是当时第一篇论文学革命的文章。在此,胡适鲜明地提出“反对文言,提倡白话”的白话正宗说,他断言“然今以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这正宗”。这可以说是对封建尊卑观念的挑战。此后胡适一直提倡用白话文来作新文学,而他自己可以说一直在身体力行,把这一观点付诸于行动。为此,他用白话作诗编为《尝试集》,为了让人们从心理上更易为接受白话文,胡适还写了《白话文学史》,在作《哲学史大纲》时也用白话文,并采用了新式的标点符号,这在中国学术史上可谓第一次;此外,在写作方式上,胡适的这部书“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古人的话,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这表明,封建时代的著作,是以古人为主,而五四时期的著作是以自己为主”,[35]这就从行文格式和使用语言上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了革新,可以说是当时的白话文运动向学术领域推进的标志。
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文学事业可以说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赞成和拥护,1919——1920年之间,全国大小学生刊物总共约有400多种,全是用白话文写作,并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时代性的一种需求,而它的出现也影响和推动了社会思想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新民学会等“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36]
胡适在学术上取得的重大成就主要得力于他的“整理国故”,而“整理国故”在当时是有其社会根源的。广义的文学革命时期,否定的精神友配了一切,使中华民族在学术上,在思想上完全失掉了发展的根据。于是使人们在五四时代和五四以前的时代之间,有了一个绝大的断层,把这两个时代完全隔开。而要弥补这样的一个断层只有两种方法:一是舍弃祖国的全部,完全借助于外国,努力于外国的新思潮,新生活,新精神,从而造成一个全新的国度。然而这在当时是不可取的,一方面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力量还不够强大,另一方面这也不符合文化发展的规律,它割裂了文化发展的联系;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设法在那两个隔开的时代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从而造成一个统一发展的局面。这就需要在“输入学理”的时候,对国故进行整理,发掘出“国粹”,造成接受新文化的基础。这一方法,是很实际的,也是符合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规律的。
早在留学美国时,胡适就在他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的“导论”中提出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在哪里有找到可以有机地联系现代欧美思想体系的合适的基础,使我们能在新旧文化内在调合的新的基础上建立我们的科学和哲学?”在其论文中他主张复兴非儒学派,认为“在这些肖像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胡适在国外设计的这一文化复兴方案,拿到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来,在面对中国的断层时就自然的表现为“整理历史典籍,挖掘传统资源,发现传统价值”。但胡适并非是单纯地钻在故纸堆中,而是用评判的态度来整理国故的,“重新估定一切的价值”:即“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缪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37]
尤为重要的是,胡适毕竟是通过引入新的学理。新的治学方法对传统的国故加以整理的第一人,因而他的整理研究在当时确实开了新风气,有相当的范示意义和奠基意义。这样的整理,起码能消除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某种盲目崇拜,也能使那些为新时代斗争的人不再有感到失掉的伤痛,从而最终能减少人们心理中对外来文化、现代文化的排拒,使之能更好的接榫。
1921年7月,胡适作《研究国故的方法》的演讲,提出“历史的观念”、“疑古的态度”、“系统的研究”等观点,在随后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他又全面阐述了国故整理的基本方针和具体方法。一时间,“整理国故”运动蔚然成风,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胡适本人也在哲学史、禅宗史、《红楼梦》考证等领域中取得了卓然的成就。但由于他的资产阶级和阶级偏见,反对马克思主义,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反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使他的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上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一点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在阅读和参考他的著作时,我们是应该认真予以辨析的。
当然,胡适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远不限于以上四点因素,本文只力求从他取得成就的主要因素进行论述,至于其它方面的一些因素,限于本文篇幅则不再多做赘述。
【参考文献】
[1] 《江淮论坛》1989年第5期
②③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卷一《四十自述:九年家乡教育》第49—50页
[4] 易竹贤《胡适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22页
⑤⑥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129页
[7]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卷一《四十自述:九年家乡教育》第49—50页
②③④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卷一《四十自述》第49-50,51-52,73-74页
①②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卷一《四十自述》第70,70页
③④易竹贤《胡适传》第101,148页
⑤⑥⑦⑧⑨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卷一《四十自述》第71-73页
[20] 转引易竹贤《胡适传》第100页
②③ 转引王炜《胡适与实验主义》《兰州学刊》1992年第6期
④ 转引沈卫威《胡适对徽州文化的继承与超越》《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
①④ 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第163页
② 转引沈卫威《胡适对徽州文化的继承与超越》《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
③ 易竹贤《胡适传》封面
[28] 唐德刚译著《胡适口述自传》第96,137页
[30] 《论国故学》《胡适文集》卷二
[31] 《安徽史学》1995年第3期
[32]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存》二集卷一
[33]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卷二第六号
[34] 《文学革命论》《中国磨擦文学大系史料索引》
[35]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15页
[36] 斯诺《西行漫记》第125页
[37] 《新思潮的意义》《胡适作品集》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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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作清歌吹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苏轼写柔奴能白作自演歌曲,清亮悦耳的歌声从她芳洁的口中传出,使人感到如同风起雪飞,使炎热的酷暑之地变为清凉之乡。使得政治上失意的词人由忧郁苦闷、郁郁寡欢、烦躁不安变得超然旷达、淡定安详。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浅谈从《定风波》(长羡人间琢玉郎)来看苏轼笔下的女性美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摘要:在苏轼的笔下,存在有大量鲜活、生动的女性形象:柔奴就是其中之一。作品《定风波》(长羡人间琢玉郎)充分展示了柔奴这一形象的容貌美、才艺美、品行美,体现了苏轼作品中女性美的特点,表现了他进步的女性观。
关键词:柔奴容貌美才艺美品行美
论文正文:
浅谈从《定风波》(长羡人间琢玉郎) 来看苏轼笔下的女性美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审美标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审美观,尽管审美会因人因时而异,但一些普遍的共同的美还是存在的,它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发生改变,也不会冈为欣赏者的不同而发生改变。不仅有共同美的存在,而且荧感也有共同性。所谓“美有同嗜然”,人人会心,古今同品。比如苏轼在《定风波》中刻画的人物柔奴就代表了古今、人人都认同的美。不仅在宋人看来是美的,在今天看来也是美的。柔奴这一典型形象的成功塑造,电使得作品具有了较高的艺术魅力、审美价值。
美和丑总是相对而言的。有的人外表很丑,但心灵很美,在文学作品中有外表丑陋内心美好的形象,比如《巴黎圣母院》中的敲钟人卡西莫多,外表奇丑,而心地却十分善良这是化“丑”为美。在文学形象中也不乏外表美而心灵丑者,如《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外表美丽,内心狠毒,我们只能把她作为文学形象来欣赏,而不应向她的人品来学习。她还不能算作理想的美。如果单纯说一个女子的容貌美,似乎不足为奇。外表美是一种外在的美,一个人更重要的是内在的美,心灵的美,而柔奴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她不仅有美丽的容颜还有美好的心灵,是内在美与外在美的完美统一。下面我们就赏析一下柔奴体现的女性美之所在:
一个相貌丑陋的人同然可以通过善的行为改变其形象,但不可甭认,一个人的外表美也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在相互不是很了解的前提下.第一印象占了很大的比重,影响到人的视觉,为什么青年人看起来比老年人要好,是因为年轻人的外貌年轻,肤色好,而老年人则饱经沧桑,面部多是皱纹,但老年人有丰富经验和远高于年轻人的智慧在苏轼笔下的歌妓舞女大多是美女,柔奴是其中之一。
苏轼《定风波》(氏羡人问琢玉郎)的原序:“王定国歌儿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丽,善应对,家世住京师。定国南迁归,余问柔:‘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对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因为缀词云。”这罩不仅谈到作者写作的背景,还谈到了柔奴美丽的容貌。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六月,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王巩字定国,从苏轼学为文,因收受苏诗而受牵连,被贬宾州监盐酒税。宾州即岭南地区,条件颇为艰苦。去时,王巩携歌女柔奴同行,三年后,北归,与苏轼一起饮酒,王巩出柔奴劝酒。苏轼遂作此词助兴,也可见柔奴的人格、苏轼的胸襟。
在宋代,有大量歌妓、舞女存在,这与统治者的倡导有关,官员司以妻妾成群,拥有歌女、舞女,供他们寻欢作乐。在这些女子中,不乏才貌双全者。有的还与主人产生了真挚的感情,终身与主人相随、相伴,与主人同甘苦、共患难。王巩携柔奴到岭南,则正是那个时代特有生活的真实写照。如果说在现代社会,有官员带歌女出游的话,完全是一种被人唾弃的行为,而在宋代,则截然不同,时代背景小同,对事情的理解也就相异了,歌女与主人相依为命、不离不弃、患难与共的可贵精神,是值得称颂的。而在词人苏轼笔下的女子,不仅外表灵巧秀美,而且才艺双全、具有令人赞赏的人品美,这是他们形象的一个普遍特点。词人在原序中提到“眉目娟丽”,是在赞美柔奴天生丽质、美貌绝顶、无与伦比。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教分付点酥娘。”这是词的第一句,作者并没有从正面描写柔奴之美,而是采用了虚拟的手法。“琢玉郎”,本指雕琢玉器的工匠,这里借指王巩这位善于相思的多情种子。“点酥娘”本于梅尧臣之诗,有“女子能点酥为诗”,这里借以夸赞柔奴的聪明才艺。“点酥”大概相当于现在的裱花工艺艺。‘分付”,即交付。这一整句是说羡慕你这位多情男子,老天交付给你一位心灵手巧的“点酥娘”来了。苏轼并没有对柔奴的容貌和身段作具体的摹写,而是采取了以虚驭实的手法,把一个上天交付给的冰清玉沽的美人摆在读者面前,给了读者充分想象的自由空间。
如果说这首词,只是在原序中偶尔提到对柔奴的直接外貌描写,还不足以说明苏词笔下女性美的一个显着特征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从苏词的其他词中加以印证。如:“眉长眼细。淡淡梳妆新绾髻”(《减字木兰花》[赠君猷家姬]),捕写一位侍女不着胭脂、淡妆素雅的自然之美。“眉长”、“眼细”、“淡妆”、“绾髻”无不显示出侍女的本色美,不加妆饰,她的美丽是原生态的、清新自然的,无任何人_[做作。而在《诉衷情》(琵琶女)巾的“肤莹玉,鬓梳蝉。绮窗前。素娥今夜,故故随人,似斗婵娟”,是从正面描写琵琶女的肤色白皙、鬓发俏丽,展示了琵琶女的外形美,结尾以月亮作衬托,更显出琵琶女天姿国色、美丽动人。其他如“云鬓裁新绿,霞衣曳晓红”赞美了舞伎的头发、衣着的和谐美,“寒玉细凝脂”是赞美妻子的容貌清秀。
苏轼笔下“塑造的女性清新自然而不艳丽妖娆,容貌秀丽而不妩媚,体现的是女性的本色美”,不同于温庭筠、柳永笔下的人工修饰之美。这跟作家不把女性当做观赏的对象,而是尊重女性,把女性放到了一个较高的层次,不无相关吧。
“白作清歌吹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写柔奴能白作自演歌曲,清亮悦耳的歌声从她芳洁的口中传出,使人感到如同风起雪飞,使炎热的酷暑之地变为清凉之乡。使得政治上失意的词人由忧郁苦闷、郁郁寡欢、烦躁不安变得超然旷达、淡定安详。这是写柔奴的歌声产生的艺术效果,肯定了柔奴技艺的精湛。“皓齿”,即洁白的牙齿,是写柔奴的容貌美,当然作家本意并不仅于此,而是运用了通感的艺术手法,来展示柔奴的歌声之美。风起雪飞是视觉效果,而炎海变清凉,则是触觉的效果在起作用,使读者由视觉的感知转向了触觉的变化,以此来展示柔奴的歌声轻柔、舒爽,使人产生怡情悦性的审美享受。这有些夸张的意味,引起读者的无限遐思。而“言为心声”,歌声正是歌女柔奴内心世界的表达,是因为她的心情旷达,能与主人同甘苦、共患难的精神使然。反过来,这对于支撑、坚定王巩的生活和人生信念起到了关键作刚。
尽管说“所言之物,可以饰伪:巨奸可以有忧国语,热中人能作冰雪文。言之格凋,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澹,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是用于分析文学作品风格的,但是将这种观点运用于此,并无不可。柔奴自作的歌曲,相当于自己所写的东西。那么柔奴的歌声有其特殊的风格,是她性格、人品的展示。只有高尚的、真挚的情感才能打动人,这正说明柔奴的歌曲创作具有高度的艺术真实性。“诗品出于人品”,能写出这样好的歌曲来正源于她高尚的品行和真挚的情感。
苏轼笔下的女子不仅能歌,而且善舞,多才多艺。如“响亮歌喉,遏住行云翠不收”(《减字木兰花·庆姬》)来比拟衬托庆姬歌喉的响亮程度,能“遏住行云”,使飞鸟不停地展翅飞翔。也有善舞者,如“霜庭按舞月娟娟”
(《浣溪沙》[学画牙儿正妙年])写月夜庭院击节跳舞的小歌女的动人舞姿,“翠袖倚风萦柳絮”(《浣溪沙》[万顷风涛不记苏]),写歌伎的翠袖在柳絮般洁白、轻盈的雪花巾摇曳。她们有的还通晓乐器。如《鹧鸪天·佳人》中,“酥胸斜抱天边月,玉手轻弹水面冰”,写琵琶女高超的技艺。“长笛吹《新水》”(《菩萨蛮》[娟卷缺月西南落])是歌妓作别时吹笛以表达依依不舍之情。“玉笙不受朱唇暖,离声凄咽胸填满”(《菩萨蛮》)则显示了笙妓高超的吹笙技术。
总的来说,在苏轼的词中,这些女性形象不仅精通各种乐器,如琵琶、胡琴、笛笙,能演奏美妙动听的音乐,而且歌喉清丽、舞姿婆娑,尽管她们是歌妓舞女,地位卑下,但在苏轼的笔下却得到了应有的尊重,把她们当做艺术家来看待并加以歌颂。他融入其中,同情、理解她们的遭遇和不幸,并与她们产生了强烈共鸣,共同享受艺术带来的审美愉悦。
“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是写柔奴的北归。先勾勒出了她的神态容貌,“万里归来年愈少”,岭南的艰苦生活她甘之如饴,心情舒畅,归来后,更加容光焕发,更显年轻。“年愈少”未免有些夸张,但却是苏轼对柔奴不畏艰难困苦、历险若夷的由衷赞美。“微笑”,写出了柔奴在北归后对度过那段艰难岁月的一种超越、一种解脱,表现了豁达和乐观的人生态度,艰苦岁月没有把她击垮,反而更历练了她的性格,使她更加倔强坚强。“岭梅”,指大庾岭上的梅花,有较强的生命力,“笑时犹带岭梅香”,写柔奴与主人南迁而归,不但见不到颓唐之态,反而更加精神焕发,堪与岭梅相媲美。这也说明了柔奴的坚强意志,像岭梅斗霜傲雪。这一切为下文做好了铺垫。
“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词人先以否定句开头,事出有因,尽管苏轼当时还没到过岭南,但迁谪于此的文人对荒蛮的岭南早有叙述,故苏轼略有所知,所以对岭南的好坏提出疑问,“却道”,陡转而下,使得答句“此心安处是吾乡”,更显铿锵有力、警策隽永。一般的官员都害怕到岭南,所以苏轼对王巩和柔奴充满了敬佩之情。同时,也显示了柔奴的达观、聪敏的品性。
“此心安处是吾乡”,这类随遇而安、表达旷达性格的话语在白居易诗中多见。白居易《香炉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题东壁》五首之四,“心泰身宁是归处,故乡何独在长安?”在《初出城留别》中有“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在《种桃杏》中有“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等语,意即能使内心平静的地方就可以当做故乡。在白居易看来,在身、心二者中,心安是身安的前提,只有心安才能达到身安,也才能达到身心安泰的最高境界。他追求的是一种身心自然合一的生命境界。
苏轼的词显然是受了白居易诗的影响,又加进了王巩和柔奴的烙印,有他们的个性色彩。这种随遇而安、不随外物而改变的乐观心态,对他们克服岭南的艰难险阻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故乡是人心,人心到哪里,故乡就在哪里。故乡本是指具体的地方的,故乡不可动,而人心则是主观的,人心是可动的,作家到处漂泊,曾慨叹“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临江仙》[忘却成都来十载])四海为家,把人心当做故乡也就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故乡概念,人到了哪里,人心也就到了哪里,故乡也就到了哪里。凡能使人安心的地方都是故乡。
原先的故乡可能是繁华的,而现在的所在地是荒凉的。人心不会因为外在条件的好坏而改变,这是一种至高的人生境界,是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不怨天尤人、不绝望、不抱怨,而是虽身处逆境、困境,仍能泰然处之。“此心安处是吾乡”是“含有深刻人生哲理的妙悟,柔奴随缘自适、随遇而安的乐观旷达,与家主‘共进退,同患难’的‘忠爱’之情是何等的难能可贵!”苏轼对王巩和柔奴的赞美,受到他们的感染,在晚年被贬岭南时,在艰难困苦中,正是这种随遇而安的精神,有助于他乐观、坚强地生活下去,并成就了一番文学业绩。苏轼的精神是和王巩主奴一脉相承的,所以他把它引入词中,加以赞赏。
苏轼笔下的女性的品行美也可以从其他作品看到,比如《西江月》(玉骨那愁瘴雾),借咏梅来表达对朝云的怀念之情,歌颂朝云梅花般高贵的品质,正是她在苏轼落难时不离不弃,相依相伴,使得苏轼终身难忘。在《醉落魄》(苍颜华发)中,苏轼塑造了一位重感情,有人情味的女性形象。“旧交新贵音书绝,惟有佳人,犹作殷勤别。”这位歌妓情意恳切,疏肝利胆,是可贵的知己。在苏轼《江城子》(翠娥羞黛怯人看)中,“翠娥羞黛怯人看。掩霜纨,泪偷弹。且尽一尊,收泪听阳关。漫道帝城天样远,天易见,见君难”,写出了女子的气韵高雅、情深意重。
在苏词的笔下,存在有大量鲜活的、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不论她们的生活环境、社会地位如何,在苏轼的心目中,她们都情高志远,才艺双全,是美好的化身,是苏轼最尊敬的人。尤其是那些才貌双全,品行高尚的女子,更是苏轼歌颂赞美的对象。在宋代,女性的地位低下,苏轼进步的女性观对促进男女平等、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物质日益繁盛的现代社会,有了柔奴的任劳任怨、吃苦耐劳的精神,无疑对于人们克服浮躁心态,安心本职工作,拥有稳定情感生活,推动社会文明进步都具有现实意义。也期待新时代下,新的女性学习柔奴精神,成为现代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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