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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8月,在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爆发的三区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影响下,在全国人民革命斗争胜利的鼓舞下爆发的。三区革命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在新疆的反动统治,牵制了国民党在新疆的军事力量,有力支援了全国人民解放战争;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本地民族干部,成立了民族军,训练了数以万计的指战员,为新疆的解放和解放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论民族因素对苏联调停三区革命的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内容提要: “苏联与三区革命”是近50年来中苏关系史中的研究热门。由于档案文件的禁锢,许多疑团没有解开。例如,苏联为什么调停三区与国民政府和解,就没有得到完全解答。苏联在三区革命的全过程中,采取了全面支持军事进攻,力主和平谈判和指挥战略撤退三个步骤。从外在的现象,亦即国际外交的角度看,很好解释,那就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所导致的合理结果。但同样,为什么就在签订同一个条约时,苏联却坚持外蒙古必须独立,而对新疆却网开一面呢?要知道,当时民族军拿下乌鲁木齐已经是唾手可得的事了。本文仅就中亚的民族因素对苏联的对新疆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做粗略的分析,认定是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亦即民族分裂主义的威胁,使苏联采取了务实政策——促使三区与中国中央政府和解。为将上述苏联务实政策讲情楚,对上个世纪20和30年代苏联的对新疆政策进行了简单的回顾。文章所使用的核心资料主要是已解密的前苏联时期的绝密档案。
1944-1945发生在新疆伊犁、塔城和阿山的三区革命是在苏联的全面扶持下发生与发展的。当时苏联之所以全面扶持三区革命是为了彻底推翻盛世才控制的__省政权,代之以由新疆原住居民代表组成的民族自治政府。但当1945年9月上旬,三区连成一片,南疆燃起革命烈火,国民党的乌苏、精河守军被歼,乌鲁木齐唾手可得的时候,苏联却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转而约束民族军停止进攻,应国民政府所请,全力主导三区与新疆当局讲和,促成了这次震动中外的“伊宁事件”得到了和平解决。
苏联为什么对三区革命的态度发生180度的大转弯呢?一般研究者只从国际大环境着手,认为中苏于1945年8月14日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做出了从三区革命中脱手的保证1,不得不放弃推翻新疆现政权的方针,说服三区讲和。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将分析仅仅停留在这一步却是远远不够的。本文在肯定中苏条约重大影响的前提下,着重论述影响苏联做出这一重大转折的另一决定性的因素——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对苏联的威胁,和由这一威胁决定的苏联务实政策所起的决定作用。
就意识形态而言,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是联共(布)与苏共的最高职责,因为在任何角落、特别是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或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革命都会削弱世界资本主义的力量,增强世界无产阶级的力量,而首先是增强苏联的力量。因此,除了戈尔巴乔夫之外的所有苏联领导人,从战略思想上讲,都没有放弃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尽管他们在推进这一战略时,所实行的策略有很大差异。但是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动革命,与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等通行的国际法准则是不相容的,势必影响苏联与有关国家的关系;而且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大多数情况下,推进世界革命会直接损害苏联现实的国家利益,这时苏联又将维护国家利益原则放在第一位——执行务实政策。也就是说,苏联领导人在不放弃世界革命战略的前提下,实行维护现实国家利益的务实政策,不断平衡世界革命战略与务实政策之间的矛盾:有条件的时候,就发动或支持革命;条件不允许时,就取消革命或将革命限制在苏联国家利益所允许的范围。可以说,苏联的整个对外政策就是在不断平衡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中进行的。苏联对三区革命的这次策略转变就是其世界革命战略与务实政策相平衡的产物。
在三区革命发动阶段的1944年初,苏联驻新疆的各个领事馆受命发回关于新疆原住居民民族解放运动前景的资料。苏联驻喀什总领事报告说:“在目前条件下,如果没有穆斯林教会参加,就不可能开展民族解放斗争。穆斯林教会无疑将在斗争的所有阶段起着主导作用。”2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在革命的初期,苏联在支持新疆革命者的同时,也放手让伊斯兰教会活动,利用它发动信仰伊斯兰教的新疆各族人民起来与国民党反动统治作斗争。这样,新疆封建与宗教上层人士就乘机钻进革命的领导层。最初领导伊宁起义的“解放组织”共有12名领导成员,其中只有阿巴索夫和卡斯木江是真正的革命者,其余大都是封建与宗教上层人士。31944年11月12日在伊宁成立的“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就是一个伊斯兰传经师,又是一个泛突厥主义者。他是乌兹别克人,在苏联农业集体化年代从乌兹别克逃到新疆。在布道时他大肆鼓吹新疆实行彻底“独立”的泛突厥主义思想,被盛世才逮捕,从1937-1942年一直被关在伊宁的监狱。三区革命起来之后,他抓去了革命的领导权,使他不仅是泛伊斯兰主义者和泛突厥主义者的精神领袖,而且还是整个三区革命临时政府军政事务的最高主宰者。在他的活动和影响下,伊斯兰宗教界和封建上层很快的结合到一起,占据要津。当时参加临时政府的有三种成分:“其一是具有革命意识和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人,主要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为代表;其二是持资产阶级观点的,主要以艾尼瓦尔木沙巴耶夫和赖希木江为代表;其三是封建阶层的,主要以艾力汗吐烈、艾肯木拜克和加为代表。”4尽管以阿合买提江和阿巴索夫为代表的进步力量在起义中起了重大作用,但“艾力汗吐烈自任(临时政府)主席后,早期参加革命活动的只有阿巴索夫等极少数人被列入政府委员,大多数具有进步思想的人,都被排斥在政府之外。”5
1945年1月5日,该临时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会上通过了9项宣言。在宣言中宣布: “永远消灭中国在东突厥斯坦领土(何谓“东突厥斯坦领土”宣言没有做出解释,但所包括的地区,除指以三区为主的民族军控制区外,还包括以喀什为中心的南疆突厥语系民族居住的广大地区,实际上指的是全新疆地区)上的专制统治”,“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独立的共和国”。6这是以艾力汗吐烈为代表的泛突厥主义者,用民族解放之名,行分裂国家和民族之实的根本错误行为。这种行为违背新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也违背最初发动革命的真正爱国、进步的革命者的初衷。苏联对此大不以为然。该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后,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叶甫赛也夫就曾对新疆著名人士包尔汉暗示,他同包尔汉一样,也不赞成三区成立独立国家,从中国分裂出去。7
苏联为什么不愿意新疆出现一个伊斯兰教“独立国家” 呢?因为这必将激发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泛滥,首先将影响苏联中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这是被十月革命以来新疆所发生的多次伊斯兰起义所证明了的。
在新疆与苏联的32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内,与哈萨克加盟共和国的边界1718公里,与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近1000公里,与塔吉克加盟共和国450多公里,与俄罗斯联邦55公里。除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外,新疆与苏联几个中亚加盟共和国都是近邻,而且与这些加盟共和国有十几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同一民族,这些民族之间有着割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十月革命后,大批被红军击溃的白卫军和难民移居新疆。20年代苏联农业集体化时,又有大批富农涌来 。在移居新疆的俄国大批侨民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苏维埃政权充满敌意,伺机挑起中亚地区的民族动乱,恢复旧制度。而新疆每一次大的民族暴动,又有大批新疆居民来到苏联的中亚,冲击那里的社会稳定。历史证明,新疆与苏联中亚的几个加盟共和国,一方的民族的动向对另一方民族都会产生直接影响。因此,苏联最高决策者从不支持新疆的任何民族运动,这一政策就逐渐形成了苏联对新疆传统的务实政策。
但是,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苏联并没有放弃世界革命战略。而事实上,十月革命之后在制定对新疆政策方面苏联一直存着两种力量的斗争:一种是世界革命派,或曰意识形态派,主张在新疆发动革命,在新疆实行苏维埃化;一种是务实派,反对在新疆举行任何民族革命运动,主张保持新疆稳定,与新疆地方当局维持良好的关系。前者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和一部分苏联激进的地方负责人为代表,后者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外贸人民委员部及其在中亚地区的工作人员为代表。
1919年红军对中亚地区的胜利进军,激发了一部分人的革命狂热。当时有许多跨中苏两国同一民族的人在俄国内战期间在红军服役,并参加了俄共(布)。8其中,以维吾尔族人数为最多。在阿拉木图活跃着一个维吾尔族共产党员小组。在七河地区有50个各种革命组织和共产党小组,其中维吾尔族(主要是来自新疆的塔兰奇、回族、喀什人)的党员达1500人之多。9此外,还有数十名来自新疆各民族的学生在苏联的高等院校学习,共产国际试图通过他们与新疆建立联系,在新疆建立革命组织,然后创建革命党。蒙古族的共产党员则帮助共产国际在居住于新疆的蒙古族中进行工作。101923年曾准备召开“中国__省革命者代表大会”,俄共(布)中央中亚局为此还通过了专门的决议,并拨款5万卢布作为会议经费。11会议虽未开成,但说明旅居苏联中亚地区的新疆革命者有了比较大的影响,以至得到了俄共(布)中央中亚局的支持。毫无疑问,当时红军在中亚胜利进军的形势以及旅居中亚的新疆各族革命者的积极活动,激发了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一些领导人在新疆发动革命的冲动。特别是1921年5---6月份红军进入新疆与流窜到这里的白卫军作战之后,红军在新疆地区的影响急剧上升,在新疆发动革命问题被一些人提上了日程。
1919年秋,俄共全俄执行委员会和俄联邦人民委员会向突厥斯坦派遣一个全权委员会(后来改为俄共〈布〉中央中亚局),从1920年7月起,绝大部分国际关系问题,其中包括对新疆关系问题都要经过该委员会(中亚局)讨论。在讨论中,该局成员、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负责人亚.鲁祖塔克正式提出了在中国新疆建立喀什和准噶尔苏维埃共和国的建议,并将该建议提交1921年6月4日举行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进行讨论。当时任外交人民委员的契切林坚决反对这个建议,列宁也支持契切林的意见,鲁祖塔克的提议被否决了。12但是共产国际的实际工作人员仍然试图将他们的想法付诸实施。而且,鲁祖塔克不乏支持者。1922苏俄驻新疆商务代表卡赞斯基(旧译作喀赞斯克依)就是一个激进的“世界革命”的鼓吹者。以致契切林不断指示外交人民委员部在中亚的工作人员进行调查,并提出切实的报告。这些在中亚和新疆的工作人员了解实际情况,他们认为在新疆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是异想天开。被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外贸人民委员部授予全权的联合特别委员会(当时设在在喀什,负责与新疆当局进行外贸谈判)的报告中特别指出,虽然在喀什举行武装起义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然而,“引发这一暴动有多么容易,将这种自发的社会力量引入相应的轨道就有多么困难。喀什的居民极其蒙昧,并仇视与‘异教徒’有关的一切事物。他们还处于宗法氏族阶段,刚刚出现西方意义上的社会政治分层的苗头。因此,对尽人皆知的‘阶级意识’格格不入。
勿需成为先知就可预言,泛突厥主义者的民族革命浪潮冲击的不仅是汉人,还会冲击到我们。”由此,报告得出结论说:“目前我们不应向着喀什的穆斯林群众,而应向着他们的奴役者汉人。我们应在一段时间里停止任何形式的使喀什人发动革命的尝试,我们的行为在中国人看来应该是奉公守法的。”13对有人想将新疆从中国分割出去的想法,驻中国新疆地区的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全权代表C.纳措夫予以坚决驳斥。他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破坏中国完整的运动将给协约国以口实,实现其将中国置于国际监督之下的夙愿,这意味着中国彻底地被国际资本奴役。”其二,纳措夫认为,新疆超前的、无组织的武装斗争“势必使我方冒提供切实的武装援助之风险,可能会有损于我们在全中国范围内的外交工作:因为国际外交界无疑会利用类似的机会在中国公众中进行反苏宣传。”14以上为数众多的报告,特别是类似于上引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外贸人民委员部的报告和纳措夫的报告对苏联最高领导人做出对新疆的决 策起了重大作用。另一方面,从十月革命胜利时起,中国新疆当局的领导人都坚持执行对苏联的友好政策,也为苏联最高领导保持与新疆的稳定的关系创造了条件。1927年2月17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听取了泽连斯基和卡拉汉(当时任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负责对华事务)的报告后,就在新疆开展革命工作问题做出了“特别决定”,结束了关于是否在新疆举行革命的争论。
三区革命旧址
第二次考验,也是最严峻的考验,是1931年新疆发生的哈密事变17,和由此引发的泛突厥主义的大泛滥——喀什成立了一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当时各族人民武装起义的烽火几乎遍及全疆,起义者曾控制了新疆80%的土地。由于苏联一直宣传自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天然盟友,新疆起义各族与苏联中亚地区各族又大多属于同一个民族,一些起义者很自然地把乞援的目光投向了苏联,要求苏联给予实际的援助。起义领导人之一、曾留学苏联、并与共产国际有密切接触的尼扎梅金就曾向苏联驻喀什总领馆提出从苏联购买武器的请求,但遭到断然拒绝。18当时,正如在20年代所发生的情况那样,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一些思想激进的负责干部,特别积极地要求苏联当局站在起义者一边,就势在新疆推进社会主义革命。1931年9月驻塔什干共产国际代表多尔夫通知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说:联共(布)中亚局书记鲍曼认为,新疆的起义“具有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因此我们应当帮助这次运动,应在新疆开展积极的革命工作”,鲍曼还指出,“军事工作者和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工作人员坚定不移地反对帮助汉人镇压起义”。19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还向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提交报告,建议在新疆和甘肃开展革命工作,并依靠农民和城市劳动者建立革命党。20
当时所有的情报都证明新疆政权已不堪一击,是支持摇摇欲坠的新疆现政权,还是支持起义者,苏联最高决策者在密切观察局势的发展。要求苏联支持维吾尔等新疆起义者的请求纷至沓来。但与此同时,由新疆起义激发起来的反苏洪水也开始大肆泛滥。插进起义队伍中的马仲英一下子成了在新疆叱咤风云的人物,而其背后的支持者就是日本,而英国则在喀什大肆活动。英国和日本特务在南、北疆兴风作浪,在新疆掀起了“泛突厥运动”的洪流。在宗教外衣的掩护下封建上层开始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起义者中“亲英的南方集团”和“亲日的北方集团”成为西方刊物司空见惯的术语。苏联工农红军情报处给政府的报告说:“起义运动的继续发展可能导致中国在新疆的统治寿终正寝和穆斯林国家建立的尝试。同时必须指出,这种尝试不可避免地导致争取自治的漫长的民族斗争(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回、维吾尔族之间的斗争),同时也不排除维吾尔人内部在和田与喀什之间争取自治的斗争。类似的情况会被英国人广泛利用,以扩大其在喀什的影响,消除我们对新疆经济影响的优势地位,并对我国边境构成威胁。”21这份报告引起了苏联最高决策者的高度警惕。
所谓对苏联边境构成威胁的势力主要是指“移民”。俄国内战期间逃到新疆的白卫军和巴斯马赤分子混进了起义队伍,与新疆起义者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同时与他们在苏联境内的亲友保持着秘密接触,并怂恿他们向新疆迁移。当时中亚地区的农民正饱尝强行推行的“农业集体化”之苦,于是纷纷向新疆逃来,因为据说在新疆起义后的同胞已经掌握了大权,成了主人。据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中亚代表的报告,仅1933年一年,从苏联中亚移到喀什的吉尔吉斯移民(柯尔克孜人)就有60000人。中亚一些著名的移民活动分子也混杂在移民中来到喀什。红军情报处的报告预计:由于食品短缺,“巴斯马赤分子和民族反革命分子可能加紧活动,从喀什对我(苏联)领土进行偷袭。而移民与我境内千丝万缕的联系将激化移民情绪,在巴斯马赤队伍进入我境内时为其扩充势力奠定基础。”22
最使苏联不安的是,1933年11月12日,在英国庇护下的沙比提大毛拉和穆罕默德.伊敏在喀什策划成立了一个“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宣布该共和国为“永久民主共和国”。 1931年在苏联中亚地区搞反苏暴动的“泛突厥主义”分子吉尔吉斯人加纳伯克和乌兹别克人色提瓦尔江等麇集喀什,借助英国和日本势力,串通流亡到柏林、喀布尔、安卡拉等地的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反苏分子,欲以新疆为跳板,重返中亚,继续进行反苏活动。他们与巴斯马赤分子沆瀣一气,大肆煽动苏联中亚地区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向喀什移民,其实质就是为了纠合反苏人马。“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加纳伯克一伙又成为沙比提大毛拉政权的依靠对象。很显然,任新疆局势发展下去,苏联中亚地区很快就会卷入民族大动乱的旋涡。
鉴于以上情况,苏联决策者不理会激进派的各种反对意见,对__省当局逐步给予支持,以免其在起义烽火中彻底崩溃。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31年8月5日决定向新疆出售两架飞机,飞机及两名飞行员和机械师很快被派往新疆;231932年6月23日又确认总价值为200705美元的军火交易,按规定,苏联总共向新疆供应8架飞机,还有空投炸弹、大炮、汽油等武器和战略物资。24在新疆__省岌岌可危的关键时刻,苏联又毅然决定答应盛世才的请求,派出红军,全力支持他平息了新疆的民族动乱。
苏联决定支持盛世才,引起世界革命派的激烈反对。共产国际上书联共(布)中央,罗列了不能支持盛世才的各种理由,指出:虽然穆斯林人民运动的首领中有封建主,“但却不能改变其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而我们对新疆反动军阀的武装援助并不能改变他们对我们的敌视态度,“借助于我们的武器,及随之而来的对维吾尔和其它民族的血腥镇压,不能不给整个民族解放运动造成伤害,并促使反革命势力的更大联合和扩大新疆的反苏基础。因此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援助新疆政府镇压新疆维吾尔人起义是不适宜的。”25就意识形态原则而言,共产国际不无一定道理。但苏联决策者这时并不考虑意识形态原则,而是苏联现实的国家利益,并没有取消支持盛世才的决定。这次考验证明,苏联对新疆的传统政策是以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为前提的,甚至是超越意识形态之上的。
苏联出武器和军队打败马仲英,将盛世才扶上了台,又说服哈密起义领导人和加尼牙孜参加盛世才政府,平息了自哈密起义以来的新疆动乱。盛世才执行亲苏亲共政策,新疆生产、建设和社会生活都取得明显进步。盛世才本人还加入了联共(布),并两次提出新疆作为新的加盟共和国与苏联合并;以至莫洛托夫不得不在第七届全苏维埃联盟代表大会上宣告:苏联“绝对维护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的独立、完整和主权”。26可以说,苏联对新疆的务实政策在盛世才时期取得了最大的成功。
但是,也正是在盛世才时代这一政策遭到了彻底失败。盛世才“倒戈”正是苏联抗击法西斯德国最艰苦时刻。当时高加索地区有几万穆斯林与希特勒合作,甚至有许多人还加入了德国的“东征军”,极大地影响了苏联中亚地区的稳定。盛世才在这一关键时刻“倒戈”无异于在苏联的侧肋上扎了一刀,造成了苏联十分被动的局面。
盛世才的“叛卖”证明意识形态派那一通“阶级分析”是对的,使苏联领导人不得不考虑激进派的意见,从而导致了苏联对新疆传统政策的中止。斯大林与苏联其他决策者们从盛世才身上得出的基本教训是:“再也不能依靠统治新疆的汉族军阀,也不能指望那些民族领袖们,他们与帝国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帝国主义的金钱要比真主实际得多。”于是苏联转而依靠新疆、特别是与苏联交界的三区真正的革命者,他们大多来自穷苦的农牧民家庭,而农牧民们受着国民党和民族上层的“双重压迫,只有依靠他们才能在我们(苏联中亚)边界筑起一道长城(安全屏障)”。这段话是苏联驻迪化领事对一位著名的新疆进步人士透露的机密。它道出了苏联支持三区革命策略的核心——在支持革命的过程中贯彻阶级路线,事实上在整个革命过程中苏联正是循着这条阶级路线走的,苏联支持三区革命者,发动了以伊宁为中心的三区革命,对新疆采取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策略——从传统的务实政策转移到意识形态派所主张的激进政策上来。但这时苏联仍然没有使新疆“独立”出去的思想,仅仅是企图由新疆原住民族建立一个新疆自治政权,能与苏联保持长期稳定的友好关系,保持苏联对新疆的政治经济的优越地位。这是苏联最高决策层在1944年5月初定下来的原则,新疆“解放组织”所发布的政策宣言也证实了这一点(关于苏联对新疆的战略要求需要转文论述)。
可是,随着“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的出现,30年代哈密起义后所发生的一些险象一下子全露出了苗头。桀骜不驯的艾力汗吐烈一伙人极力将革命拉向斜路,而新疆移民像潮水般地向中亚地区涌来(与30年代不同,不是苏联中亚移民流向新疆,而是新疆移民涌向中亚),仅此一项就给苏联中亚地区造成巨大损失,更不用说这个新出现的“伊斯兰国家”——“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不仅破坏中国领土和民族的统一,而且也对中亚几个加盟共和国的政治和社会稳定造成了重大冲击。十分清楚,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是对中苏两国的共同威胁,而作为苏联支持伊宁暴动的结果恰恰是出现了泛伊斯兰主义者掌权的“国家”——“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内在相互矛盾的怪圈:苏联为打掉新疆的反苏政权而发动革命暴动,而为动员广大居民投入暴动行列就得依靠伊斯兰教会,而依靠伊斯兰教会就无法遏止泛伊斯兰主义势力的抬头,使新疆出现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国家”,这个国家反过来又威胁到苏联中亚地区的安全。这样一来,“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的出现就成为苏联考虑重新回到对新疆传统政策上来的一个决定因素,正是这一决定因素促使苏联决策者走出了怪圈——主导三区革命领导人与中国中央政府进行谈判,和平解决新疆问题。这就是苏联为什么调停伊宁事件和平解决的内在因素。
以上情况表明,消除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威胁是贯穿苏联对新疆政策始终的一条主线。这一威胁既来自包括新疆在内的苏联外部,也来自苏联的内部(中亚地区),最危险的情况是内外结合。中国新疆稳定与否,都对苏联中亚地区有直接影响。同样,中亚地区是否安全与稳定,也直接影响着新疆。实际上正是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共同威胁使中苏两国有了切合点,和平解决了新疆问题。今天苏联已经解体,几个中亚加盟共和国都各自成为独立国家,但作为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民族分裂主义依然存在,依然威胁着中亚国家和中国新疆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今天的“东突”,就是历史上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发展的极端——“恐怖主义”。我们重温苏联对新疆务实政策的历史,不能说没有现实意义。
注释:
1 1945年8月14日中苏互换照会(一)称:“关于新疆最近事变,苏联政府重申,如同盟友好条约第五条所云,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北京,1982,第1329页。
2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中国问题咨询处全宗,目录32-a, 第299箧,案卷11,第1---18张。
3赛福鼎著:《赛福鼎回忆录》,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年,第296页。
4 包尔汉:《新疆五十年》,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第282页。
5 赛福鼎.艾则孜:《天山雄鹰——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生平》,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70页。
6 A.A.哈吉姆巴耶夫:《1931---1949年新疆民族解放运动》,第2卷,莫斯科,1974年,第19页。
7 包尔汉:《新疆五十年》,第282页。
8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514,目录1,案卷3,第53张。
9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62,目录2,案卷8,第33张。
10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514,目录1,案卷27 ,第3---4张。
11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514,目录1,案卷56 ,第2张。
12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3,案卷174 ,第4张。
13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4,总卷102,案卷5,第48张。
14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案卷48 ,第123---124张。
15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等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2卷,下册,莫斯科,1996,第619页。
16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808(卡拉汉档),目录12,总卷88,案卷254,第9张。
17 哈密事变的直接起因是1931年__省政府应哈密农民的请求,对哈密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宣布结束王府统治制度,在哈密地区设立哈密、伊吾、宜禾三个县,废除徭役,由政府统一征收赋税。但在实际执行中,农民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引起农民的不满。王府封建主乘机加以利用,举行武装暴动。由于暴动一开始就被封建上层抓去领导权,并恢复原来的封建制度,所以这次起义历史上称为“哈密事变”。新疆其他地区的起义,大抵与哈密事变类似。帝国主义势力又乘机插手,造成了30年代新疆的民族大动乱。其性质与40年代的三区革命迥然不同。
18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62 ,目录2,案卷3037,第60张。
19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62 ,目录2,案卷2209,第9---10张。
20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495 ,目录154,案卷457,第9张。
21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8/08,目录16,总卷162,案卷117,第9张
22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62 ,目录2,案卷3037,第68张。
23Б. А . Бармин , СССР и Синьцзян 1918-1941гг. Брнаул, 1999. р.116.
24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495 ,目录154,案卷12,第195张。转引自Б. А . Бармин , СССР и Синьцзян 1918-1941гг. Брнаул, 1999. р.116.
25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495 ,目录154,案卷457,第29---30张。
26 M. Beloff: The Foreign Policy of Soviet Russia, Vol l, p.237-238. 转引自:包尔汉:《新疆五十年》,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第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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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双方建立了战略同盟关系。以此为契机,在1956年双方又签订了《苏中文化合作协定》,目的是推动两国间广泛的文化交流。这一时期在文化艺术领域中,苏联音乐文化对中国音乐教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苏联音乐文化在中国建国初期时的传播与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本文立足于新中国成立至50年代末60年代初这一时期中国的音乐文化,从音乐文化思想和传播在中国的苏联歌曲两个方面研究这一时期苏联音乐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关键词】苏联音乐文化;中国音乐文化;1950-1960
(一)社会主义在音乐上的创作:1933年的一篇题为《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章,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词进行了分析,认为该称谓具有文学色彩。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民族主义形式方面的文化。诞生于文学领域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将丰富多样的文学创作手法变成了迎合时代的单一创作。强调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原则来创作音乐是有一定哲学理论思想基础的,可以保证音乐为无产阶级服务。
(二)批判资产阶级音乐:1950年,苏联代表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全球争霸,形成了两极对垒的世界格局。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在军事上、在经济上,甚至在文化上都视彼此为宿敌。苏联对20世纪出现的音乐――以勋伯格为代表的表现主义音乐、序列音乐、印象派音乐以及偶然音乐等现代音乐门类都进行批判。苏联音乐的创作目的决定了苏联音乐代表了资产阶级形式主义音乐的对立面。
(三)对传统音乐风格的继承:苏联音乐要想发展,必须紧紧依靠传统民族文化,但只是在形式上的继承,而在内容上则是要以人民群众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等政治问题为主。对音乐创作的要求是要承认古典音乐文化遗产,尤其是俄罗斯音乐文化进步的作用,以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源继续推广苏联音乐。
随着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苏两国的交流,尤其是音乐文化交流也随之变化。首先,20世纪上半叶最显著的变化是两国友好的外交政策为两国音乐文化交流提供了比较稳定的外部环境。中苏两国亲密的关系以及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使得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苏联热”,当时值得追捧的就是学唱苏联歌曲。其次,中国派遣了大量的专业音乐人才赴苏联进行系统化、专业化的学习。他们肩负起了文化传习的责任,更承担起了文化传播的功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音乐文化事业的建立。
(一)中国有大量的留学生在苏联学习,留苏学生成为新中国成立时期各个领域的领头人,不仅对自己的专业领域,而且对文化交流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音乐也是其中的一部分。留学生对革命的热忱以及崇高的理想使他们愿意去接受苏联歌曲,在上山下乡期间,他们将苏联歌曲带到了广大人民群众中。
(二)书刊、媒体等对音乐文化的推广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51年,上海万叶书店出版了由涅斯契也夫撰写的《论苏联群众歌曲》,这是我国建国后的第一本介绍苏联歌曲的译著,介绍了苏联20世纪上半叶群众歌曲的发展情况。
(三)1933年,苏联歌舞团首次到上海表演新兴革命艺术,而这种形式在50年代更为常见。1952年,来访的苏联各文艺团体大多都要演唱苏联歌曲,特别是合唱类的。
(一)中国音乐美学中的“反映论”
“反映论”的观点阐述了音乐艺术体现的内容是客观与实际现实的反映,同时也是各种音乐思想的基础,是现实的一切声音在人脑中的反映。1950年,中国在对苏联音乐的批评与译介中对“反映论”的观点已经悄然接受。斯大林在1936年1月17日的讲话中提到:苏维埃人民现实主义歌剧必须是社会主义题材、音乐语言必须是现实主义、歌剧中的角色从当代人中选取。从以上特征,我们可以发现中国50年代创作的《洪湖赤卫队》、《刘胡兰》、《小二黑结婚》等歌剧受苏联“反映论”音乐思想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二)音乐的社会功能
苏联音乐非常注重其音乐的社会功能效用。其本质就是要利用音乐自身的教化功能构建一种异于资本主义音乐文化体系的思想统治工具来发展和巩固其社会主义政权。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全国百废待兴,此时的音乐所充当的角色同文字一样,都是呼吁和倡导建设祖国。
尽管在50年达末至60年代中苏关系日益紧张,但外交关系上的急刹车并没有中断两国音乐文化思想的交流,中国依旧按着苏联音乐思想理论运行和发展着。整个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作为学生向苏联学习各种文化的一个时期,从苏联借鉴与融合来的音乐理想思想体系需要很长的时间在理性中批判的继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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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2月25日,前苏联召开了最后一次最高苏维埃共和国会议,与会代表以举手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了苏联在法律上停止存在的决议。俄罗斯联邦代替苏维埃联邦登上了历史舞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进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转轨过程中,俄罗斯民族主义迅速兴起。它的兴起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在俄罗斯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够比民族自豪感更重要。”俄罗斯民族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民族优越感和自豪感。帝国时代的俄罗斯民族深信“帝国”的扩张就是俄罗斯救世使命的体现;苏维埃时代,尽管俄罗斯民族走上了一条和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道路,但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他们用自己的成就向世界证明了自己的特殊使命。俄罗斯民族对于自己的特殊使命一直深信不疑,其意识中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优越感始终没有改变过。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替代前苏联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登上了国际舞台,但其综合实力已大不如以前。国家从一个超级大国变成了世界二三流国家,国际地位一落千丈,经济面临崩溃,历史和现实的巨大落差给民众心理带来了沉重打击,民族主义此时的兴起有利于填补国内意识形态真空,满足民众恢复传统寻求辉煌的心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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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代替苏联登上了历史舞台。西化改革失败后,俄罗斯国力和国际地位日趋衰弱,以追求国家利益为核心的民族主义迅速兴起,并成为俄罗斯国内影响深远的政治思潮。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有其深刻的根源。
【关键词】苏联;俄罗斯;民族主义
1991年12月25日,前苏联召开了最后一次最高苏维埃共和国会议,与会代表以举手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了苏联在法律上停止存在的决议。俄罗斯联邦代替苏维埃联邦登上了历史舞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进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转轨过程中,俄罗斯民族主义迅速兴起。它的兴起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是俄罗斯社会转型时期所形成的一种特定的政治、文化思想,但是它的产生不是孤立、偶然的现象,它是在俄罗斯联邦建立的过程中各种社会思潮发展的必然结果。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兴起填补了苏联解体后意识形态的真空。从历史上看,俄罗斯的每一次社会变革都会伴随着激烈的思想冲突和碰撞,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的转型亦是如此。新俄罗斯联邦成立后,亲西方的俄罗斯政治家盖达尔,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推行大规模的自由化改革,但是西化改革并没有为俄罗斯带来复兴,相反却使自己的经济形势严重恶化,国际声誉一落千丈,对国际重大事务影响力下降。俄罗斯社会思想领域出现了自由主义思潮、新欧亚主义思潮、左翼社会主义思潮、新斯拉夫主义思潮等思潮。这反映了俄罗斯社会对于仓促而行的改革没有做好心理和思想的准备,俄罗斯社会出现了思想认同危机。此时,处在经济低迷和心理失落双重困惑中的俄罗斯人只能转向本民族的历史和传统,希望借助民族主义的信念和力量进行政治动员和文化整合,使俄罗斯早日走向富强之路。
“在俄罗斯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够比民族自豪感更重要。”俄罗斯民族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民族优越感和自豪感。帝国时代的俄罗斯民族深信“帝国”的扩张就是俄罗斯救世使命的体现;苏维埃时代,尽管俄罗斯民族走上了一条和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道路,但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他们用自己的成就向世界证明了自己的特殊使命。俄罗斯民族对于自己的特殊使命一直深信不疑,其意识中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优越感始终没有改变过。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替代前苏联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登上了国际舞台,但其综合实力已大不如以前。国家从一个超级大国变成了世界二三流国家,国际地位一落千丈,经济面临崩溃,历史和现实的巨大落差给民众心理带来了沉重打击,民族主义此时的兴起有利于填补国内意识形态真空,满足民众恢复传统寻求辉煌的心理需求。
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兴起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家和社会现实的产物。苏联解体后,虽然俄罗斯登上了国际舞台,但是国内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独立后,叶利钦领导下的俄罗斯政局不稳,政府更迭频繁;西化改革的失败,使俄罗斯的经济更加衰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人口危机带来的如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不足等社会问题;苏联的解体激发并鼓舞了俄罗斯国内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它们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要求获取更多的主权,甚至有部分少数民族提出脱离联邦,自建主权国家的要求,民族分离主义倾向严重,俄罗斯联邦面临着进一步解体的威胁等等。在此种情况下,俄罗斯民众产生了一种回到过去、缅怀过往的情绪,对于因社会转型而处于痛苦和绝望之中的俄罗斯民众来说,俄罗斯民族主义起到慰藉民心的作用。另外,民族主义统一全体民众的意识,凝聚国民力量,维护国家利益的作用也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具有很大的市场。
苏联解体后西方国家不仅对俄罗斯进行打击、遏制和孤立,同时为其国内的反政府力量提供政治和经济援助。20世纪90年代,叶利钦政府实行全盘西化政策,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不断下降,在国际事务中完全丧失了二战后苏联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与其他大国的交往中,俄罗斯处处被动,不断让步。美国轻蔑地称其为第三世界国家,明确表示要遏制俄罗斯的帝国冲动。尽管俄罗斯一再表明自己的欧洲立场,但西方国家并没有因为俄罗斯有融入西方的愿望而对其“刮目相看”,真正平等地对待俄罗斯,北约东扩、科索沃战争等事件中西方国家都采取了遏制俄罗斯的措施。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以赛亚·柏林讲过,“当一个民族感到持续的压力且民族自尊心受到伤害时,必然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强力压制迟早会有反弹,压制不住的反弹,人们受够了强势国家高傲阶级的欺凌,迟早会发出民族主义之问:我们为什么要听从他们?他们凭什么?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为什么不?”西方国家的打压激起了对西方的愤怒,加强了俄罗斯民族的认同,刺激了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兴起,使其成为维护民族利益的一面旗帜。
俄罗斯民族主义是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国内影响深远的一种思潮,它主要指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社会转型过程中,围绕对俄罗斯民族国家的忠诚所形成的政治思潮。它的影响涉及到俄罗斯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领域,客观上起到了凝聚整个民族,整合社会力量的功用,发挥了团结俄罗斯社会阶层,防止分离主义倾向进一步发展的作用。
[1] 陈黎阳.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民族主义[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6.
[2] 胡建龙, 张虹, 王翠荣. 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迅速兴起的原因探析[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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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说:“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涌呼应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知觉;浸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然,以渐至于衰息。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三十年代的苏联社会及文化思潮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三十年代的苏联社会及文化思潮研究全文如下:
外界对苏联社会的印象通常是铺天盖地的标语、领袖的画像和雕塑、大小会议上的慷慨激昂的发言等等,并且认为这就是苏联社会的本质。他们据此得出结论:苏联社会是由一个固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的,而且从1917年11月7日以来就是这样。
然而,事实远非如此。十月革命后的头二十年,尽管大部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还在使用,苏联政权也依然自封为马列主义者,但是,伴随着经济和政治的变化,苏联的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来的社会主义目标被抛弃,政权的实际目的,仅仅在于维持它的稳定和权威,在于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为了给刚稳定的秩序以及它所需的社会政策辩护,也为了给已落空的革命希望一个说法,斯大林政权对意识形态进行了一次彻底的修正。
俄国革命并非从刚生下来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板着脸孔的马列主义老太太。事实上直到1929年,苏联知识界还保持着相当的活力与自由。许多旧文人还能够继续他们的工作。知识界跟外部世界的联系还保留着。苏联的艺术和科学总体上跟世界的其他地方齐驾并驱。现代主义也跟国外一样,活跃在俄国的舞台上。在社会科学方面,党的信条尽管占据主导地位却并不僵化。在社会政策方面党继续宣扬革命理想,尽管在实践上调子已经降低了。党对俄国的文化落后性有了更敏锐的认识。
同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官僚主义在不断滋长。列宁在1922年就批评国家机构跟沙俄官僚机构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涂了一层苏维埃油彩。工人反对派受到批判,工人们对工厂的控制早在1921年就受到了责难,收入不平等现象在发展。人们努力保持革命理想,实行了以下一些措施:进步的教育,男女平等,反宗教运动,以及党的“最高定额”,即为党员所规定的最高收的限制等。
1929年,斯大林击败了党内最后一个反对派后,确立了党的绝对的权威。在此基础上斯大林实行自上而下的革命,以完成如下目标:
(1)使社会的各个阶层,特别是农民和知识分子,在党的直接控制下联合起来;
(2)加速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基础的发展;
(3)把政治上的控制手段,引入到社会政策领域。
这一时期文化和社会政策的主题是纪律以及党至高无上的教义。根据这个主题,党对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决定论者(他们现在被称作布哈林反对派)发动了全面的攻击。这些学者失去工作;著作得不到发表;有的人以反革命的罪名被逮捕了。取代这些人的是在各行各业工作的党员,他们的特点是把权力看得比学术良心更重要,他们满脑子党的权威观念,压制所有的异端思想。在艺术和哲学领域,具有唯意志论色彩的马克思主义(根源于列宁革命前的思想)占了统治地位。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极端的马克思主义被应用于社会科学的时期。不过,这一时期自然科学还保持着相对的自由。
随着经济和政治的急剧变化,极端马克思主义显然过时了。极端马克思主义的盛行使一个又一个理论园地荒芜了。文学方面,很少有价值的作品得到发表;在历史学方面,学生连历史事件的年代表也搞不懂;哲学家只会背教条;谁也不把法律课程当一回事。
苏联政权认识到,它正在利用的“无产阶级”思想和政策并非最适合于它的目标,因此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极端马克思主义接着就在各个领域遭到了否定。那些曾经在党的名义下宣扬和应用这些观点的人们,被宣布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破坏分子,并且在遭到了清洗。革命知识分子风气随之被传统主义所取代。党仍然牢牢控制着文化,只是它的文化政策向相反方向转了180度大弯。
这次转变表现在文学和艺术上,是拉普和其他此类文艺组织的清洗,以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的确立”。在历史学方面,到1934年已倒退到传统的“国王-战争”模式,并且给沙皇俄国的过去恢复了名誉。心理学方面,逐渐从强调环境的条件作用转变到强调个人的意志和责任。政治学家也跟在斯大林屁股后亦步亦趋,1937年后他们拼命论证国家是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工具,同时也是抵抗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主要工具,只要这些需要存在,国家就不会消亡。
在社会政策上也有了相应的变化。由于党发现仅仅靠强制还不足以激发无产阶级的积极性,因此它逐渐转向建立传统的政治秩序:对国家和法律的美化;对阶级分化的鼓励;作为激励因素的收入差别;传统的权威式的家庭;最后还有教育政策的转变,目的是培养适应新的官僚主义工业秩序所需的既自信又顺从的性格。
在20年代,正如在其他文化领域一样,作家们也亨有广泛的自由。尽管一些极端主义文学团体建议党直接掌管文学,党并不要求所有作品都符合它的官方标准。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全都赞同:“任何文学潮流,学校、团体都不能在党的名义下获得成功”。
1929年,党开始把作家组织起来。党把全权授予极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学团体,这个团体是在拉普的名下组织的,它着手把无产阶级文学的标准,强加给所有的作家。那些坚持艺术自由的团体以及一个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写出无产阶级文学的马克思主义团体,都受到了审判。甚至著名的无产阶级诗人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也受到了批判,这促使他在1930年自杀了。
在拉普领导下,文学毫无成果。1932年,党的领导认识到这一形势,解散了拉普,并且使拉普领导人成为替罪羊。就这样,1929-1932年的极端的“无产阶级”政策作为反马克思主义被否定了,与此同时,党的一贯正确的形象得到了维护。那些负责管理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的人,突然变得因循守旧,并且开始横眉冷对所有的文艺革命实验,说它们是“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学的新官方路线,很快推广到其他艺术形式上。起初大家并不明白它的含义,直到不断有一些作家和艺术家因为不能紧跟而挨批,党的目的才变得一目了然了。
其他艺术领域的转变模式也和文学的相似:最初都经历了始于1929年的无产阶级宣传的时期,续而遭遇了一次或多或少总有点忽然的变化,从激进的无产阶级内容转变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传统主义上了。转变的时间表,在戏剧和电影方面是在1932年;音乐方面是1932至1933年;建筑学是在1935年左右。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的特征是:满怀热情的民族主义(与民族主义宣传和民族主义历史学的复辟相呼应);对古典作家的推崇(与为沙皇俄国的过去正名相呼应);感情多于理性分析的批评;迎合大众的趣味。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任何背离都会被扣上“形式主义”的帽子。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定义下,好和坏被刻板地规定了,没有什么价值的连续,也不存在中间路线。
“新苏维埃人” 就是具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种人生观的人。马克西姆?高尔基最先描叙出这种乐观的、个人主义的、理想化的所谓“新苏维埃人”。一个文学纲领要求:不朽的作品应该表现“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斯大林式的人,计划经济的创造者,必须展现出全部精神风貌;这些作品将揭示出那种人的精神力量是如何锻造的,他的灵魂是怎样形成的,以及他的思想是如何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教导下得到加强、丰富和武装起来的。”简言之,“新苏维埃人”都是高大全式的人物。
这种新的个人主义实际上主要是为了适应领导的需要和为他们所拥有,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而对群众而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看上去是为了让人民和政权同心同德,也为了在幻想中满足他们对权力的渴望和对控制自己命运的梦想,以及刺激他们参与政权实行的目标的热情。
历史学的转变是忽然和激烈的。1929年以前,普罗科夫一派的历史学家在史学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普罗科夫是职业历史学家,同时也是老党员,共产主义学院和红色教授学院的领导。普罗科夫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学领域的一统天下,在1929至1930年间,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被根除了,所有重要的职位都被安插上新训练的党员。
普罗科夫以党的名义灌输的这种史学思想,其特点是绝对的经济决定主义,对俄罗斯历史的严厉的反民族主义态度,以及在阶级斗争和社会经济形态的僵硬框架中对历史的高度抽象的处理。在他的历史视野中,个人仅仅是客观力量的代理人。由于这些因素,特别是因为他踩着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向上爬,他的确是目中无人。普罗科夫的这种态度,象他对异端史学思潮的毫不妥协一样,使他走向了极端。普罗科夫提出,“过去的历史就是今天的政治”,它只不过阶级斗争的一个工具。无所谓客观性。所有科学仅仅是的科学,所以科学家不能不站对立场。普罗科夫认为,俄国在发展上并不曾落在西方后面。这样他就能够证明十月革命是一个自然的进程,同时也反驳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然而,1929年以后,党就乐于强调俄国过去的落后,以使之与在社会主义之下的发展过程联系起来,并强调群众的意志和热情等主观因素的重要性。唯意志论的马克思主义取代了决定论马克思主义。
在法学界,传统马克思主义决定论遇到了现实的激烈挑战。此前的观点是:法律严格地说是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体现。如同国家政权一样,它是无产阶级在反对旧社会的残余的斗争中所使用的基本手段,然后,它就将消亡。这一理论实施的结果是:民法被忽略了,法律学校日渐式微;犯罪与惩罚的概念受到了否定,因为它表达了个人责任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见解。
1936年,随着新宪法的确立,法学的整个革命的定义忽然间被抛弃了。斯大林提出了“法律的稳定”。法律消亡的观念被宣布是破坏性的,国家首度检察官帕苏科尼斯尽管公开作了检讨,但还是在1937年初受到了贬黜。他的位置被他以前的助手安德烈?维新斯基接替了。法律不再从属于政治的便利。“革命的合法性”被重新定义为对法律的严格遵奉。传统的法律语言、革命前的法学专家回到了他们的位置上。“犯罪”、“处罚”以及个人罪行的概念也恢复了。对精神病人和未成年人的责任的确定标准也大大放宽了。
只要苏联领导层仍旧从革命变化中得利,它就视法律为党和它的政策取得至高无上的权威的拦路石。当稳定成为领导层主要的关注点,法律就在它的最传统的形式下恢复了(当然,要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以此来支撑国家的权威和增强个人责任感。在这方面法律与政治学理论、哲学、家庭政策及教育学紧密联系。
政治学领域的变化更深刻地诠释了苏联官方思想的变化。党原本把无产阶级国家看作是必要的罪恶,国家注定要在革命的改造后消亡的;如今却转了180度大弯,把国家吹捧为社会组织的最高形式和伟大的创造力量。
1929年之前,苏联的政治学理论多多少少还保持原貌。人们认为党领导下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它是在过渡时期镇压前资产阶级的抵抗所必需的。当过渡时期结束,社会主义完全变为现实后,国家也将和法律一样消亡。
斯大林大权在握后,在政治学理论搞了两项意味深长的创新。其一为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国家在国防方面负有重任,甚至到“共产主义”也如此。其二是对党的领导作用的突破。他提出党不仅起革命的准备和执行作用,而且还负有革命后组织社会主义秩序的责任。“无产阶级需要党”,斯大林断言,“不仅为了实现专政,更是为了保持、巩固和扩大专政,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和集体化时期,社会和文化生活都被置于党和国家的无所不包的控制之下。而在理论上,斯大林开始着手强化国家的职能。他从“辩证法”中找到了理论武器。在1930年6月的党的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提出:
“我们在致力于国家的灭亡,同时,我们坚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它是至今存在的所有国家形式中最有力、最强大的统治。我们越是把国家的力量发展到极致,为国家的灭亡所准备的条件就越充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这是?矛盾?的吗?是的,这是?矛盾的?。但这个矛盾是活生生的事实,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彻底反映”。
1934年,斯大林总结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原理:
“毫无疑问,无阶级的社会不会自动地产生。它的实现和建立,有赖于全体劳动人民的努力,有赖地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的加强,有赖于阶级斗争的深化,有赖于阶级的废除,有赖于消灭资产阶级的残余,以及与国内外的敌人进行斗争”。
1936年新宪法发布后,党宣布阶级已消失,阶级剥削已不存在。然而,领导集团完全无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阶级对抗源于社会冲突,不但没有减弱而且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在大清洗中,加诸政治反对派的罪名与其说是社会性不如说是精神性的??“人类的渣滓”、“白卫军的应声虫”、“托洛茨基-布哈林的狐朋狗党”,等等。似乎反对派打从娘胎里出来就是坏蛋。这种态度的变化和对人类行为的社会学解释的转变紧密相连,如今强调的是在历史和刑法中的个人的意志和责任。
斯大林宣称:“我们国家主体,在培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目标的指引下,通过经济的、组织的、文化的和教育的工作,通过以社会主义的精神对人民进行再教育”,已经使新的社会秩序变为了现实。尽管他避而不谈苏联社会犯罪的社会根源,却大谈不断加强政治镇压的必要性:“国家要求保护社会主义财产,防止盗贼与小偷危害人民财产职能,以取代镇压的职能”。最重要的是,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国防的责任。
一旦达到“共产主义”阶段,国家是否就会“消亡”呢?斯大林解释说,恰恰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如果“资本主义环境”继续存在,国家就不会消亡。在必要的时候,“忠诚的学生”斯大林并不在意对导师的“失误”作直接的批评。他说:“一般来说,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灭亡的普遍原理,不能放到一个孤立国家的社会主义胜利这个特殊的例子中”。1926年底,在答复左翼反对派对“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攻击时,斯大林坚持已见,“恩格斯……会欢迎我们的革命,并且说:让所有老教条见鬼去!苏联的胜利的革命万岁。”
实际上,国家在“共产主义”阶段需要保留,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环境。事实恰恰相反,斯大林主义国家必须依赖对资本主义环境的恐惧才得以继续存在。自二战以来苏维埃俄国对国际社会存在敌意,这就是其意识形态功能的关键所在。
在革命初期,布尔什维克对旧社会的遗产抱有敌意,传统家庭也受到了破坏。苏维埃政权的早期措施包括:使婚姻世俗化;宣布男女完全平等;限制父母的权威;使堕胎合法化;规定离婚只要一方提出要求就有效。那时人们旗帜鲜明地提倡自由恋爱,柯伦泰是自由恋爱的榜样。多数人希望家庭“逐渐消亡”,希望它成为一个完全不定形的联合体。根据这种理论,1927年法规规定同居或者未登记的婚姻在法律上和登记的婚姻同等。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对旧式家庭的批评加大了火力。安排义务劳动有时不给一点补偿就把家庭分开。甚至把建筑物设计成适应为公共生活而不是单个家庭使用的。禁欲主义发展起来,认为只有远离社会娱乐的人才有美德。
在1935年和1936年官方社会价值观发生了剧变。剧变的根源无疑是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所导致的社会的反常,包括出生率的下降,离婚率的上升,以及严重的少年犯罪问题。但是苏联政权把这些问题作为借口,上纲上线地否定早期的解放家庭的政策,就象他们在文学历史和法律领域所做的那样。而家庭则被吹捧为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支柱:“所谓‘自由恋爱’和所有乱七八糟的两性生活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的货色”。决定性转变的标志是1936年6月27日通过法律,禁止非医疗性堕胎,给大家庭发特别津贴,离婚必须通过合法程序,并且付一笔补偿费。
“认为社会主义带来家庭的逐渐消亡,这是极其错误和有害的。他们是些借空洞无物的左的辞句来掩盖其剥削行为的人。社会主义下的家庭不但不会消亡,而且还会得到加强。斯大林对加强苏维埃家庭的问题给予了一个极度传统的定义:‘没有家庭就没有国家。对于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国家来说,只有在夫妻把家庭看作一个长久的联合的时候,婚姻才具有积极的意义,所谓自由恋爱是一种资产阶级倾向,字和苏维埃公民的行为准则毫无共同之处。进而言之,对国家来说,只有在有了孩子,夫妻们享受了为人父母的至上乐趣的时候,婚姻的价值才会最充分地体现。’”
对父母的权威的态度也颠倒了,党的领导人宣布:“年轻人必须尊敬自己的长辈,特别是他们的父母。”
苏联政权致力于肯定和恢复传统。托洛茨基在流放中评论说:“领导集团不是公开宣布,‘我们已被证明过于贫穷和无知,不能创造社会主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的儿辈和孙辈将会实现这一目标’。与此相反,他们强迫人们在已被打碎的家庭的外壳下重新胶合起来。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这种在胁迫之下的联合,就是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神圣的内核。很难看清楚这次倒退的范围”。
二战时期传统家庭进一步得到了加强。表现之一就是对孩子的自由的限制和家长权威的加强。1934年规定,16岁以下的孩子不许看晚间的戏剧演出。1945年3月的继承法给家长以更大的处理财产的权力。1943年在中学废除了男女同校制度,声称要使男孩子们更容易接受军事训练,使女孩子们更容易接受家庭训练。
1944年7月8日的一顶法令规定,离婚必须通过十分严格的司法程序,还得交一笔数额很高的赔偿金。未登记的或者是同居的婚姻不被承认是合法的。私生子无权继承父亲的财产,作为替代,他们可以得到国家的补助金。用一个观察家的话说,“现在倒是没有私生子这个法律的污点了,但是孩子们姓母亲的姓这一事实揭示出,实际上的社会的耻辱是增多了。”最为意味深长的是给那些养育了十个以上的小孩的母亲发奖章和授以“苏联英雄母亲”荣誉称号。在物质方面,作为一种激励措施,给有三个以上的孩子的家庭发补助;而对小家庭或单身的人,则特地课以两倍的税。
苏联政权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社会关系的稳固,而是为了鼓励一定模式的家庭,从而为特定类型的国家服务。此外,本身就是传统主义者的领导集团,发现传统的家庭关系乃至人际关系,更适合于他们要建立的传统政治结构。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警告说,平等的目标不会立刻实现,它必须以通过生产手段的私有财产的废除为先决条件。尽管如此,平等的理想仍深深植根于西方和俄国的革命传统。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列宁全心全意地赞同马克思的原则:使官员的薪金与工人的工资保持同一水平;选举群众去掌握管理职能;废除站在大众头上的官僚机构。
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后很快发现,无论是在政府、在工业战线还是在军队中,国家都需要受过训练的管理专家。因此领导集团顶住党内左翼反对派的反对,开始重新启用“资产阶级专家”,包括前沙皇官员和军官。党根据他们的技能付给他们优厚的报酬。在管理方法上,领导集团看到,从1917年至1918年党和群众中存在的无政府主义-工联主义倾向,成为一个严重的弱点。于是,他们逐步重建了官僚机构体系。尽管如此,到1920年,苏俄实现了几乎是彻底的平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通货膨胀和匮乏使城市居民的定额供应降到了一个共同的水平。真正的工厂工资的最高额与最低额的幅度是微不足道的。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由于权力的分散,苏联经济生活中的官僚机构适当地受到了限制。党和工会代表共同参加工业管理。然而,工资差距反过来提供了物质刺激,到1928年达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比例。党内和政治生活中的发展则相反:官僚机构的权力得到了系统的加强,而党员的个人收入保持“党员最高定额”的限制。平等的理想仍有效地束缚着进一步的收入差别。
随着紧张的工业化的开始,平等的理想明显地遭到了否定。工会的领导被清洗,新的工会领导人主张工会应更多地代表国家而不是工人利益。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期,政权依赖宣传和由于“社会主义建设”而焕发出来的革命热情的新浪潮。但是没过多久,货币奖励不得不扩大,取代了底气不足的革命热情。
1931年,斯大林批评了“左派的工资平等化的实践”,同时强调货币刺激对于培养技能和提高产量的必要性。他在一个工业管理者的会议告诫说,“无论谁要无视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的区别,按照工资平均化的‘原则’拉平工资水平,他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违背了列宁主义”。这个新的宗旨很快变得家喻户晓??人们宣布以前的革命理论为“小资产阶级”的和“反马克思主义”的。1929年放松了最高定额,随后不公开地取消了最高定额。这件事是党从一个_运动向一个社会特权集团的演变的重要标志。
1934年,斯大林通过对平等的重新定义,摆脱了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尴尬。“每一个列宁主义者都知道”,他说,“(就是说,只要他是真正的列宁主义者),在需求和个人生活方面的平等,是一种与原始禁欲主义相适应的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愚蠢,而不属于按马克思主义路线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他认为“按需分配”的口号要求不平等,因为人们的需求是不同的;毫无疑问,普通工人与高级官员的需求相去甚远。从他的口号“干部决定一切”来看,斯大林发现政权的精华是受过良好训练,得到丰厚报酬的管理者。工资差别和物质刺激由于1935年开始的斯达汉诺夫运动而扩大,并且蒙上了象征性的光环。
社会分化在军队的发展特别值得注意。1935年,恢复了军官(除将军外)的传统的军衔,同时产生了元帅的衔头。随后,在1939年,将军军衔也重返苏联。从革命时期的官兵平等,转为大力强调和对上级的服从。1934年后,由于爱国主义与民族传统的复苏,沙皇军队的名将成为英雄的模范,甚至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勋章。二战未期,肩章回到了肩上,卫队也恢复了,政委成为军事指战员的从属,最后,“红军”改名为“苏军”,从而彻底完成了军队在传统主义路线的重整。
有两种趋势是值得注意的。首先,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岐视和政治歧视已经结束。其次,管理的技术精英阶级与工农大众的鸿沟不断扩大。与旧知识分子成员和解的决策也是斯大林在1931年直接作出的。那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逐渐变得注重实际。从这时起,能力和技术(以及政治忠诚)取代阶级原因成为负责人员选拔的基础。1934年后,阶级出身不再影响教育的升学。
1936年,在新宪法即将出台之际,官方宣布苏联实现了“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按照新的定义,仅意味着阶级对抗的消灭。因此,官方宣布苏联由三个“阶层”或“非对抗性阶级”组成:工人、农民和苏维埃知识分子。同时,新宪法取消了对以前的统治阶级成员的所有政治限制。这样,到1936年,受教育的专家阶级,包括旧政权的和在苏维埃统治下受训练的人,为重建社会领导集团铺平了理论道路。斯大林称这些人为“不带党证的布尔什维克”。此后党很快承认了他们;共青团对知识分子的消极态度在1936年消除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承认是在1939年,其标志是传统的无产阶级优先权的结束。在1941年的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马林科夫特别批评了在党和国家负责干部的选拔中,考虑社会背景而忽视技术和个人能力的做法。
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分界变得更严格了。到1941年,大学教育成为在社会上提升的主要考虑因素。比如说,要在工业管理部门工作,技术学校的毕业生比一个熟练工人更有希望。“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一直是共产主义蓝图中的一个要素,它充分体现在把日常教育与手工技术训练联结起来的努力中。但是这个理想最终在实践中被抛弃了。1937年,工业训练与学院教育完全脱钩了。
为什么苏联政权宁愿以意识形态的让步和引起普遍反对的危险为代价,有意地促进社会分化?就象斯大林的其他政策变化那样,向社会不平等的转化再次表明客观条件使旧的社会主义理想无法实行。而且,政权还面临着在社会主义思潮中从未充分考虑过的工业化问题。其结果是,共产主义体系变得与革命前的理论家所预测的大不相同。它的变化并没有口头上讲出来,而仅仅在实践中加以暗示,这种实践的一个方面是:一个组织严密的不平等的体系的发展。
1931年以前苏联教育思想界存在百花齐放的局面。直到1929年还担任教育人民委员的卢那察尔斯基,是激进的教育方法的倡议者,这些方法后来在西方流行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学院教育系的领导认为,由于学校将随着国家一起消亡,因此组织化的教育仅仅是初步的措施,学校将被“社会主义环境所取代”。据此,他倡导了“非组织化教育理论”或者说“自觉教育理论”。这一理论是和流行于1929年至1930年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机械的决定论的解释紧密联系的。但是,包括克鲁普斯卡娅在内的许多苏联教育界领导人则反对“自觉教育理论”,因为它太无政府主义了。这一时期苏联教育界普遍被接受的观点是人性本善和个人的自学的发展。正式的教育和纪律被限制到最低点。
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影响,也由于对机械主义哲学的否定,剧变的发生是必然的。考虑到要使教育适应经济发展的紧急需要,党领导集团在1931年底采取了行动。在一系列法令中,它批评学校消亡的理论是“左的机会主义”;批判激进的教学方法;以放弃工艺和技术训练为代价,重新建立起单独的传统科目的教学;恢复老式的纪律和等级。
苏联政权在教育上的新态度是和苏联心理学上的受官方鼓励的变化是紧密联系的。在强调思想和意志的理论得到重新肯定的同时,在教育实践上的权威理论也恢复了。正如斯大林本人曾经强调的那样,如今国家依赖组织和权威的力量,以克服物质条件的缺乏,以完成它的目标。知识的反复灌输的实际效果,正如为使学生更顺从社会纪律的规范个性的实际效果一样,成为苏联教育发展进程的准则。
在1932-1934年间,向正式的、重视纪律的教育的趋势仍在继续,并且扩展到高等教育领域。而此时“左倾”思想不断受到批判。两个主要步骤完成了这一过渡。第一个步骤是1936年7月的法令,它废除了“教育”的科学(儿童成长心理学),因为它强调诸如遗传和环境因素等“宿命论决定作用”忽视了据说通过直接地规范个性而激发的巨大的潜能。1937年采取了第二个措施,废除了学校中的技术训练,并且退回到传统科目的完全的教育。在教育政策的这一变化,反映出在知识分子和群众之间存在的差别正逐渐被接受,它还标志着,消除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的理想,尽管口头上还在坚持,但是实际上已被抛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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