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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创作、艺术生产是文化工作的本体,既是主体性工作,又是基础性工作。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艺术创作生产与公共文化服务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艺术发展脉络,这些文化精粹一直流传至今,并被赋予现代化的新内涵。其中艺术创作的发展也是如此,从最初的文化习惯到现代的大众艺术,从远古的祭祀礼节到现代的高雅艺术,每个发展阶段都具有极强的时代特征。现代社会,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人们在精神艺术方面的要求也逐步提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要求在当代艺术创作过程中要紧紧把握时代的脉搏,反映我国现实的发展国情,同时结合人们生活的实际需要进行艺术的创作和研究,并在不断地探索和研究中发展艺术创作的手段和方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当代我国对人们思想价值观进行引导并为社会现代化建设服务的一种模式。从艺术创作生产和公共文化服务两者的关系来看,应当是相互促进、密不可分的,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在精神领域的体现,如何实现两者的有效结合,并最大程度地发挥相互之间的作用,促进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等问题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艺术创作生产的概念
现代社会,人们将艺术创作定义为艺术家们在自己的价值观、世界观的指导下,以一定的形式将自己所看到或者所体会到的现实生活情景,通过提炼、组合等方式进行再创造的艺术活动。从这一概念中可以看出,艺术创作生产更多的是艺术家进行的活动,而且进行艺术创作也并不是没有目的的,更多的是对现实社会的反映。
(二)艺术创作生产的意义
首先,艺术创作生产能够极大地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过程中需要社会大众的广泛参与,也需要人民大众能够在参与的过程中更多地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因此人民群众才是现代社会艺术创作生产的主体和受体,在艺术创作过程中要充分反映人们的需求。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在物质方面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也更加富足,此时就更需要用优秀的艺术作品来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实现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双丰收。
其次,艺术创作生产能够丰富社会主义文化。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每个阶段都有体现了这一时期特点的艺术文化,在现代社会也不例外,艺术创作也应当在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引导下进行。另外,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艺术创作生产能够更为充分地丰富社会主义文化。同时艺术创作在丰富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也受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影响,两者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在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影响下,艺术创作生产必定会更具力量和创造力,能够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
最后,艺术创作生产是对中国历史艺术文化的继承。
艺术的发展也需要继承,只有在继承中才能更好地发展,中国艺术创作生产也是一个继承和发展的过程。我国具有悠久的文化艺术发展史,在历史长河中我们的艺术呈现多样化特征,另外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也普遍存在,而这些不同正是我们进行艺术创作的基础,只有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才能进行艺术创作生产。
(一)公共文化体系的概念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公共文化服务在构建过程中的一个系统化,并能够彰显一定规律的模式。对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理解主要有两种认识:一种是将公共文化服务作为一种经济学的方式进行分析,是指由政府部门推出的、反映社会公众需求,并能够为现代化服务的一些文化产品或者服务;另一种是从管理方面进行的分析,认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仅包括政府部门推出的文化产品,还包括进行文化管理的活动。
(二)公共文化服务的意义
首先,公共文化服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为了更好地解决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必定会面临的一些困难和问题,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由政府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就成为一种重要的方式,这也是解决当前面临困难的重要手段。通过公共文化服务,政府能够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文化产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进而使全社会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为共同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进行努力。
其次,发展公共文化服务是保证人民群众基本权利的需要。
在现代社会,随着我国对公众文化服务建设的逐渐重视,由政府部门推广的文化产品也开始向农村群体或者弱势群体倾斜,让这些群体能够更多地享受到公共文化的福利,也体现了我国对社会普通大众的关注,更是对其基本文化权利进行保障的要求。
最后,发展公共文化服务是提升国家形象的需要。
一个国家屹立于世界之林的体现就是具有体现了这个国家特色的文化。随着世界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如果没有及时构建起一国自身的文化服务体系,在不久的将来,其必定会在国外文化的影响下出现问题,所以其必须针对当前形势构建起体现一国特色的文化服务体系,并不断地将其发展丰富,这既是保证国家安全的需要,也是一个国家的形象表征。
(一)艺术创作生产丰富公共文化服务
艺术创作生产具有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脉络,在艺术创作生产中,必定会充分体现出时代文化的特点,从我国现代社会艺术创作生产历程来看,在创作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是时代特色,重点体现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以及反映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这都是我们当前公共文化服务需要加强的内容。
另外,前面已经提到艺术是文化的一种体现,从古至今皆是如此。在古代,中国一直将艺术作为文化的主要内容来进行表述,现代社会也是如此,在继承传统艺术的基础上进行的艺术创作必定也是我国当代文化的内容,能够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现的建设提供帮助,丰富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和方式。
(二)公共文化服务指引艺术创作生产
公共文化服务与艺术创作生产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这就意味着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对艺术创作生产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具体体现就是,我们社会在进行艺术创作生产的过程中并不是漫无目的、随心所欲的,即使以这种方式创作出了艺术产品,也很难被社会所认可。那么,什么样的艺术产生才是我们社会需要的呢?这就需要从社会中寻找答案。
当前我国进行公共文化服务是体现了时代特色且符合人们生活需要的,因此,所有的文化活动都应该围绕着这一目标进行,艺术创作生产也不例外,所以说艺术创作生产要按照公共文化服务的要求进行,比如要能够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从这一方面看,公共文化服务的方向决定了艺术创作生产的方向,也就是说公共文化服务为艺术创作生产提供了指引性的作用。
(一)我国当前艺术创作生产的基本经验
我国逐渐重视艺术创作生产活动总的来说是从改革开放以后进行的,取得的经验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坚定了正确的发展道路。艺术创作生产要始终牢牢把握“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三贴近”原则,坚持党的艺术路线、方针和政策,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艺术创作生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次是高度重视艺术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实施精品战略。再次是遵循艺术发展规律,正确处理继承、借鉴、创新的关系。要充分认识艺术发展的相对独立性,深化对艺术创作生产规律的研究,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注重吸收借鉴国外艺术创作生产的经验,结合时代发展推动艺术生产的创新与变革。最后是实施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在艺术创作生产中的作用。改革创新是社会主义艺术创作生产发展繁荣的动力,必须调整改革原有的文化体制机制使之与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充分发挥政府主导和市场调节的作用,实现艺术创作生产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二)我国当前艺术创作生产面临的挑战
我国艺术创作生产虽然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在当前的形势下,也有许多挑战需要面对。首先是艺术创作的艺术性还有待加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的追求在当前还远远高于对于艺术的追求,因此许多的艺术创作作品中或多或少都体现着物质的特性,并不是完全的艺术性体现。其次是艺术事业与产业发展仍存在矛盾。随着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深入,艺术创作生产中的深层次矛盾逐步凸显,人民群众享受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均衡化问题更加突出,艺术产业发展中政府、市场、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亟待理顺,中西艺术交流中“西强我弱”的格局亟待改变。
我国是一个文化大国,在发展公共文化服务的过程中也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艺术创作生产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方式在实现路径方面也应当是多样的,要多措并举。
(一)做好传统艺术的继承工作
历史艺术产品也是我们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也有许多精髓部分,因此,我们在艺术创作生产的过程中要做好继承工作,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让历史中优秀的艺术产品在现代社会中迸发出新的活力。
(二)采用多种措施做好艺术创作生产
针对当前我们面临的形势,艺术创作生产工作也不应单一地进行,应当根据具体的社会实践进行创作生产。首先要加强对艺术创作生产的引导;其次是要坚持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相统一;再次是建立健全文化改革创新机制;最后是完善艺术产品评价激励机制。
艺术创作生产是公共文化服务的一种方式,也是文化服务中的重要内容,针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当前形势,进行艺术创作生产,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产品正是时代的需求,更是我国建立文化大国,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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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材料绘画,是用于界定现代绘画中那些非传统材料的绘画作品的。比如画面上粘贴报纸、麻袋、金属,然后再用颜料作画的,还有一些绘画技术和装置技术结合但是偏静态绘画的,不一而足,难以一概而论。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综合材料在当代陶瓷艺术创作中的应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21世纪是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各个学科互相渗透从而衍生出新的“学科”与空间,在这个衍生的空间里,我们可以发展新的事物与产品。这些就是时代发展的特征,它们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式。
在这个社会中,所有的事物已经不再单一,它们都是各种各样的东西组合而成。比如说,水果的嫁接,现在很多水果产品都是通过不同的植物进行嫁接而成;将人们日常生活的产品与电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各种各样的电器产品,如电被褥、电饭煲。学科的结合也很常见,心理学与消费学结合起来就是消费心理学,心理学与色彩学的结合被称为色彩心理学,最为常见的一种综合产品当属计算机,计算机本身就是由各个学科知识综合出来的产品。
由此可见,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综合性,同样,艺术的发展也需要综合性。常言道:“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创造。”而我们的创造,其实就是材料的综合,它可以判断一个整体构成因素的比例,最大程度发挥有效构成因素的作用。想要产生一个新的事物,一个新的产品,最好的方式就是将构成材料进行很好的综合,这是最有效的办法,同时也是人类智慧的表现。
(1)陶瓷材料应用各个材料的必然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科技革命的改革,陶瓷艺术也跟着不断发展,与传统的技术相比,现在的陶瓷技术已经可以很好地突破空间与地域的限制,开始朝向多元化发展。传统的陶瓷艺术使用的材料比较单一,只有泥土一种材料,而现在的陶艺家们选择原材料的种类开始逐渐增多,他们不单单采用泥土这种单一的材料,开始发掘其他材料与陶瓷组合,比如说,金、木、石、铜、钢、铁、银等,这种组合材料制作的陶瓷具备更好的表现力。每一种材料在陶瓷艺术中所起的作用都不相同,陶艺家们能够认识到各个材料的作用并将其添加到陶瓷艺术中,足以说明他们开始认识到各种材料在陶艺中的重要性,了解想要转换陶瓷的形象还可以通过改变材料进行。陶艺家们这种想法的转变大大激发了其审美的心理,同时还体现了工业文明的发展,为综合材料与陶瓷艺术结合起来提供充分的条件。
(2)在创作过程中综合材料的突破。
材料,对于一个陶艺家来说就是制作一个产品的基本因素,它承接陶艺家的意念。陶瓷产品在制作过程中加入了陶艺家的意念。因此,陶瓷产品的原材料不论是人工的还是天然的,都已经失去了其自身的意义,所成型的陶瓷产品已经具备新的意义。美国有一位大师,他的一生都奉献给艺术的创新,他放弃了单纯使用一种材料的方法,将多种材料结合起来,或刷,或贴,或拼,或印,从而创造出不同于其他人的艺术作品,他的每一个作品都具备独特的风格,他就是美国知名艺术大师劳森伯格。艺术的创造,可以从改变材料做起。以前,人们认为陶瓷原材料只有一种,那就是泥土。
因此,无论陶艺家们如何改进陶瓷技术都无法更进一步。现在,陶艺家们意识到,陶瓷制作改进不应该只从技术上更新,还可以创新陶瓷材料,认识到这一点之后,陶艺家们开始注重材料的运用,他们不再单一地使用泥土,开始在泥土中加入塑料、石材、金属、木材、玻璃、水泥、纤维等,将这些材料综合运用起来,从而为整个陶瓷市场带来一个新的面貌。以前,陶艺家们不重视的黄泥巴、三合土、匣钵土也可以广泛用于陶瓷制作中,并逐渐成为制作陶瓷的好材料。综合材料的出现,为陶瓷创作带来了一个全新的面貌。
(3)综合材料在当代陶瓷艺术创作中的具体应用。
综合材料,顾名思义就是将各个不同语言的材料综合起来。因此,不同的综合材料都具备其自身特有的肌理、色彩、质感。材料的不同组合方法决定了最终形成的陶瓷产品具备不同的视觉效应。因此,我们在制作陶瓷产品过程中可以寻找不同的综合材料,使综合材料可以和现代陶瓷艺术创作有机地融合到一起。艺术品的构成元素不应该单一,我们可以在其中加入坚硬的铁元素,温暖的木质元素,透明的玻璃元素,哪怕我们仅仅加入木质元素这一种,木质品种的不同,所构成的艺术品也不相同。然而,在陶瓷艺术创作过程中加入综合材料并不是说可以任意添加材料,我们选择材料的时候一定注意其中的关联性。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陶瓷产品中加入木质品,但是此结合过程不可以随机选择,为了更好地体现二者的对比性,我们可以将木质品通过合适手法加工后再融合到陶瓷品中。不同的综合材料,加入到陶瓷创作中的效果也不相同。因此,在陶瓷创作中加入综合材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传统创作中的局限性,扩大陶艺家的思维,丰富陶艺家的想象力,从而创作出具备不同特征的产品。当然,陶艺家们在创作过程中并不是盲目地去选择材料,他们对综合材料的运用具有一定的特征。具体运用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天然材质的运用。各种不同的物质组成了我们生活的世界,因此我们的世界是一个物质的世界,这里的物质很明显是天然形成的。天然岩石经过风沙侵蚀以及地壳运动之后在自身内部结构不变的同时,外形部分有所变化。经过长时间的风沙洗礼,它们会形成更适应自然的特征。如何使这种天然材料与陶瓷艺术创作结合起来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天然材料经过环境琢磨已经具备一定意义,在与陶瓷品结合时需要从不同的肌理、质感、色泽中找到切合点。在选择材料的时候需要找到其关联性,比如说木质的选择,木质与陶瓷结合的时候可以进行一定的雕琢,表现出木质肌理与陶瓷质感的对比性,从而让作品具备更强的深度。
第二,人工材质的运用。在天然材质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一定的加工,从而生产出另一种不同的物质就是人工材质,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一定技术从矿石中提炼出金属,对提炼出的金属进行一定的化学、物理加工,或者是对其施加复合材料,从而使其具备双重性质。所形成的物质有其天然的一面,也有人工的一面,正因如此,人们才能更好地发挥想象力,从中感悟到自然与现实的双重力量。总而言之,如何在陶瓷创作中加入综合材料源于陶艺家的构思,不同的构思,不同的材质,不同的工艺,最终形成的陶瓷产品也将大不相同,在陶瓷创作中,综合材料的应用有着不容小觑的作用。
在陶艺创作中加入综合材料已经是大势所趋,虽然每个陶艺作品对于综合材料的运用手法都大不相同,但是这并不能阻止综合材料与陶瓷艺术的融合,通过研究综合材料在当代陶瓷艺术创作中的应用,使陶艺家们可以在未知的领域积极探索,寻找更好的方式方法,打造更完美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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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流派:指在中外艺术的一定历史时期里,由一批思想倾向,美术主张,创作方法和表现风格很多相似或相近的艺术家们所形成的艺术派别,统称艺术流派。它是在社会的各种矛盾斗争中,在艺术论争和创作实践中逐渐形成、发展和变化的。艺术流派是艺术发展过程中的产物。不同艺术流派的出现及相互之间的借鉴和颠覆。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议世界艺术史上最早的三大艺术流派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经常说到的艺术流派是艺术发展过程中的产物。不同艺术流派的出现是艺术家在一定的世界观的指导下,运用自己丰富的情感和艺术修养,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来满足人们特殊的精神需要时所流露的美学主张、思想倾向等。不同的流派相互之间的竞赛和斗争是推动艺术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条件。
关键词:艺术流派 艺术 美学 流派
艺术流派的产生是艺术发展到成熟阶段才出现的现象,需要不同特点的艺术品作基础。形成艺术流派的先决条件是必须具有一定数量的艺术家队伍和较为丰富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段。事实上,艺术创造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产物,包含着许多复杂的内容,艺术流派侧重从艺术史的角度来区分各种具有不同特点的艺术派别。17世纪以来,在艺术史上出现了产生重大影响的艺术流派,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等。
古典主义艺术起源于17世纪的法国,随后波及英、德等国家,指的是以古希腊和古罗马艺术为典范的艺术,一般具有明晰、严谨、形象、和谐的特点,歌颂理想主义、气魄宏大,多以神话、圣经和历史故事为题材。古典主义艺术以希腊的雕塑为最高范本。希腊雕塑表现了非常具体的形象,神总是作为人来表现的,在人体的形象中,神性由特殊转为普遍的人性,但是虽然在个别的形体里神还是要保持他们的普遍性,体现了古典艺术的静穆、典雅和理性主义精神。雕塑是最适宜表现这种特征的,因为它只以静态的方式存在。
拉斐尔对古典主义有着重大影响,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画家之一,拉斐尔的艺术以优雅、秀逸、和谐、高度的完美为标志,他的作品充分体现了安宁、和谐、协调、对称以及完美和恬静的秩序。如[意]拉斐尔《圣母子》作品,这一点与古典主义主张的典雅、和谐是一致的。18世纪以前的古典主义具有注意细节的真实强调典型化;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和理想,艺术作品普遍比较理性化;对于形式的要求很严格,艺术语言精练细腻。到了18世纪下半叶,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法国酝酿着一声场巨大的革命风暴。他们厌恶了过分娇柔和胭脂粉的洛可可艺术,期待着更雄壮、更高尚的艺术出现,大批艺术家以对新的现实主义的探索使古典主义传统丰富起来,掀起了学习和研究古代艺术的热潮,出现了一场新的复古运动,这场运动在艺术史上被称为新古典主义。
19世纪上半叶,经过大革命的洗礼,法国的资产阶级的地位逐步确立,此时的政治环境比较宽松,追求个人情感的表达、强调自我成为新的社会时尚。精神需要自由,而古典主义所措以表现的英雄与神的形象毕竟是有局限的,它已经与时代精神格格不入,这个矛盾导致了古典主义艺术的解体,接踵而来的是浪漫主义的艺术。
浪漫主义强调主观、个性、感情和非理性,是与学院派古典主义针锋相对的艺术,向往回归自然,表现理想,抛弃了古代希腊罗马的艺术传统,以强烈的激情和想象焕发出艺术的个性。与古典主义艺术相比较,浪漫主义艺术所表现的是人的主观世界,从物质的现实世界中退回到人的心灵世界里,追寻每个人自己内心的理想美,突出自我的主观性,从而激发了艺术家的创作情感。
在艺术创作中,浪漫主义不再把自然作为原型,而是以它为假托,以一种诗情画意的想象和热情来通过具体的艺术形象寄予个人的情感。浪漫主义艺术家一般都以一种超越现实的精神表达自己对理想生活的追求,追求那种多姿多彩的境界。浪漫主义的特征是有理想性。对理想的追求使浪漫主义艺术家对艺术创作保持激情;有抒情性。浪漫主义艺术家注重表现心灵的世界,侧重心灵对于生活的感受;有非真实性。
在艺术手法上多采用想象夸张,并不追求细节的真实性。神话故事《西游记》,其中孙悟空七十二变,就是运用了丰富的想象与夸张手法;又如英国浪漫主义艺术的先驱者之一布莱克,代表作《上帝创造亚当》,画面上上帝伸着长翅在空中急速向前飞驰,身体下面是被蛇缠绕的亚当,二者的形象都处在十分夸张的色彩和线条的律动中,对上帝的形象做了突破性的处理和想象,在技法和材料上也做了大胆尝试,运用了油画和水彩相结合,这种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把人们带到一种梦幻的、神秘的气氛中。而在法国,浪漫主义运动影响更为深远,以籍里柯、德拉克洛瓦等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绘画艺术代表了一个新的高度。
现实主义是19世纪西欧出现的与浪漫主义相对立的一种艺术思潮,它真实客观地再现社会现实,在艺术形象中能最充分地表现现实生活的典型特征。由于现实主义艺术家的作品大多是对所处的社会的阴暗面进行揭露和批判,所以又被称为批判的现实主义。
法国画家库尔贝在1855年个人画展的前言中,最早直接使用并解释了“现实主义”一词:现实主义像自己所见到的那样如实地表现出那个时代的风俗、思想和它的面貌。但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以及形成的艺术流派,在人类历史上可谓由来已久,是人类艺术史上最为重要的艺术创作方法和创作流派之一。现实主义流派一般有三个特征。一是追求生活的真实性,代表作有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让书中的人物“做了在实际生活中常有的和应该有的事,而不是我希望他们做的事。”二是追求典型化,艺术家要对现实生活进行艺术的加工与创造,努力树立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赵树理在《小二黑结婚》中描写了在当时土改时期由政府做主、自由恋爱这一普遍现象。小二黑和小芹追求幸福的这一勇敢的人物作为典型人物,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事实。赵树理把握了典型时期的典型人物,给我们展现了那个时期的生活现实。三是追求思想倾向的隐蔽性。它将表现主观感情、思想倾向与再现客观社会生活情景有机地结合起来。如恩格斯所言:“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倾向性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家不必把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
总之,艺术风格是艺术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合乎规范而又独具个性的个体特征。艺术风格由创作个性、创作方法和艺术语言等因素所决定。艺术史上主要的风格类型有崇高与优美、悲剧与喜剧、简洁与繁富、自然与雕饰等。艺术流派以趋同化的艺术风格为标志,其形成有自觉与不自觉之分。艺术史上早期主要流派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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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未来社会中,城市与农村的本质差别将消失。1999年国家教育部增设了农村区域发展专业。专业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农村区域发展方面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在农业企业、农业推广管理部门、政府及事业单位从事计划、规划与设计、推广与发展、经营与管理、教学与科研等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农村发展的两大制约因素是人才与资金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农村发展的两大制约因素是人才与资金全文如下:
因为我是农民,所以我一直在苦苦地思考农村的发展。因为我爱土地,所以我一直在探究泥土的真正价值。当然,中国绝大部分人是农民,或者是农民的后代,所以,所有的人都应该思考农村的明天,农村的发展是中国发展的基础,农业的进步是中国发展的力量,农民的发展是中国整体竞争力提高的前提和基础。经过实地调查和长久的思考,我发现中国农村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是人才和资金。
中国为了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实施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工程。但是在工程实施了长达两年时间,仍然没有对新农村建设的人才和资金的来源给出明确的答案。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资金靠农民自己解决明显是不符合现实的,相当多的地区,农业产业化才刚刚起步,农民的生活才勉强达到小康水准,靠农民自己拿出资金建设新农村,显然是行不通的。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因素,城市和农村的发展环境和建设资金保障机制有天壤之别,诸多的有识之士已经明确指出,城镇的道路建设政府出钱,农村的道路建设农民出钱机制问题,但是对农村的投入少的仅仅是道路吗?
供水、供电等城市基础设施都是城镇居民自己出钱解决的吗?但是广大的农村地区有吗!还有,农村发展出路在农业产业化,但是农村地区发展农业产业化的资金在那里,农村地区农民培训教育的资金在那里?只听见有人说过,没有人能明确告诉答案。农村要发展,农业要现代化,农民要现代化,不仅仅是一个口号,没有强大的资金后盾支持,所谓农村地区的大发展,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农村发展的另一制约因素是人才问题,当前农村地区农民老龄化现象非常严重,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农村仅仅是其养老的地方,能力强的极少数落在城市,绝大部分在年老体弱之后,还要回到农村,培育下一代农民。农村发展的前提在于农业现代化,但是农业现代化的人才在那里?能否有人做出一个回答,是目前在农村生活的那些我的父辈吗?还是在外打工的我的兄弟姐妹?能有谁给我一个答案?农业产业化由谁来发展,农民素质如何提高,农业现代化的人才在那里?
对于农业现代化以及建设新农村的资金在那里的问题,我曾经幼稚地认为,应该在农民自身,可是经过实地调查我发展,靠农民自己的资金建设新农村和实现农业现代化将是一个遥远的话题。所以,我同意目前人们的普遍说法,可能只有公共财政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现代农业的人才,我认为应该来源于我们的高等教育。在大众基础上,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和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的质量有本质上的区别,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前农村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由于不能接受农村地区报酬的低廉都跑到大城市就业了,有的去洗盘子了,还有打零工出苦力的,就是回家乡发展产业的很少,不是他们不愿意回去,是愿意回去缺乏回去的环境
。一方面创新良好的农村地区就业发展环境,引导当前就业困难的大学生回到农村地区就业,以解决新农村建设的人才问题,另一方面要大力培养建设新农村的接班人。国家实行了师范免费计划,但是师范大学免费计划仅仅解决了农村的教育师资问题,没有解决农村的建设人才问题。所以,实行农业大学人才免费培养计划,并且在毕业后提供户口双向选择和带薪创业,并在诚信机制的基础上,为在农村地区创业的大学生提供创业资金,为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提供充足的人才保障,以图农村地区的全面复兴,从而促进中国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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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学科,其派生出大小许多门类。要想研究语言学,就应该了解这门学科的来龙去脉。对于研究外语教学的学者来说,语言学对外语教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从语言学中的各分支。例如:语音学,句法学,语用学等对外语教学的语音,语法,语意的指导与影响,还是从不同的语言学流派对外语教学法的影响,都无疑成为当代教育工作者的研究对象。本文试图通过对不同语言学流派的基本理论,研究方法来探讨对外语教学法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到,从一开始的语言研究就与语言教学有着密切联系和直接影响,其影响突出表现在理论对语言教学指导上,并在实践中逐步完善的一套有效的教学法。这些教学法被广泛应用于教学中,有些任然广受欢迎,并一直沿用至今。
十九世纪初,西方语言学发展中,历史比较语言学逐步发展与完善,成为语言学中标志性特征。历史比较语言学主要是印欧语系的历史比较,把有关语言放在一起加以共时比较或同一语言的不同发展历程进行比较,找出它们在语音,词汇,语法上的异同。这样既能明白各种语言自身特点,也能找出某些具有共同来源的语言的亲属关系。历史比较语言学打破了传统上认为各语言互不相同的局限。受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影响,在外语教学领域诞生了“语法翻译法”。
语法翻译法是外语教学中历史最长与使用最广泛的方法之一,以系统的语法教学为纲,依靠母语,通过翻译手段,培养第二语言读写能力的教学法。它的主要特点:第一,理解目的语的书面语言,培养阅读能力与写作能力,不重视口语和听力。第二,以语法知识为主要内容,要求学生以机械式记忆与翻译练习加以巩固。第三,以母语进行教学,翻译是主要教学手段。第四,讲究语法翻译的精确性与规范性。语法翻译法创建了在外语教学中利用母语的理论,成为外语教学史上最早的一个教学法体系。然而,作为一种古老的教学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过分注重书面翻译,导致学习者交流能力受到阻碍。在许多课堂上,教师任然习惯用翻译法讲解语法知识,面对这种单一枯燥的方法,很多学生都逐渐失去学习兴趣与动力。教育者应当在坚持其长处基础上,摒弃其不足,加入多元元素,使之成为有效的教学方法。
20世纪处,语言学发展进入史上发展最快,最活跃的阶段。这一时期,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开创的结构主义理论使得语言学成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真正学科。索绪尔所著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对现代语言学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书中反对将语言现象进行孤立的分析,主张系统的研究,确立了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和相应的研究方法。之后产生的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以及美国结构语言学派都接受了索绪尔的一些基本理论,如区分语言和言语,在语言中又区分共时和历时,认为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系统中的成分依据成分之间的差别和关系从话语中切分出来并加以分类归并。从它们之间的紧密联系,互相制约中去研究语言的系统。因此,结构主义语言学在音位,词法和句法这三个层面上对语言结构进行分析研究。结构主义时期体现在外语教学法上的影响是听说法的诞生,通过反复的句型结构操练培养口语听力能力。这种方法的特点是:第一,听说领先,口语是第一位,书面语第二位,读写为辅。第二,反复操练,用模仿,重复,记忆的方法形成习惯。第三,教学内容以语言基本结构——句型为中心,强调语言知识的传授,语言技能的操练。第四,利用现代话的教学技术如幻灯片,电影,电视等进行强化刺激。但是过分强调口语,忽视阅读,写作,难以培养处合格的外语人才。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局限性给自身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困难。20世纪50年代末,出现了转换生成语法。以美国乔姆斯基为代表,它认为儿童天生具有一种学习语言的能力,在接触语言后,能激起大脑中语言机制,从而创造出无限的话语机制。转换生成语法这一理论是建立在理性主义的哲学基础之上。它完全不同于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美国结构主义。它从提出至今已经五十多年了,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古典理论时期”,这时期,重要影响的理论是短语结构规则,转换规则以及语素音位规则。第二阶段,“标准理论时期”这时期最引人注目的修正是把语义纳入到语法钟来,提出语法结构有深层和表层之别。深层结构决定语义。第三阶段是扩展的标准理论,这时期又对一些理论坐了修正。第四阶段的重大变化在于,在原来的规则系统之外增加了原则系统,而不仅仅是描写语言行为,它要研究的是体现在人脑中的认知系统和普遍语法。因此,它的对象是语法而不是语言。另外,转换生成语法采用的是现代化数理逻辑的形式化方法。根据有限的规则系统演绎生成无限的句法,以此来解释人类的语言能力。受到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的影响,产生了相应的几种教学法,如交际法。交际法认为:语言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使用目的语达到交流的能力。语言教学的内容不仅要有语言结构,还要包括各种意念和功能的常用语句。交际法通过让学生收集真实,地道的语言材料,通过情景,以句型为主来学习日常生活的语言。交际法摆脱了传统的机械性枯燥的句型练习,加强了学生在外语学习中的主动性。教师的责任是给学生提供交际情景场合,帮助学生创造性,自由地表达。
此外,受到乔姆斯基观点所影响的教学法还有任务型教学法以及认知法。这些方法虽然各有特点,但其教学理论和原则大致归纳为: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作辅导,主张教师先引导学生从语言材料中发现规则并略家分析讲解,然后让学生在一定的交际场合,情景以及实际生活中操练。注重听说读写多方面发展。在学习过程中,允许错误发生。学生可从错误中得到一定启发,教师帮助其分析错误,找出原因。避免再犯,逐渐完善。无疑,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是对当代外语教学法影响力最大的语言学流派之一,并且在此基础上引导语言学研究向纵深发展。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语言学得到了更加迅速的发展。自乔姆斯基后,产生了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流派。与之对应的教学法也相继产生。例如:全身反应法。这种方法要求学习外语像幼儿学母语那样轻松愉快。课堂上教师先发口令,用动作把口令意思表达出来,学生理解后做出相应的动作。教师通过唱歌,跳舞,游戏等活动教会学生掌握语言。如今,全身反应法已广受大多数中国幼少儿英语培训学校的欢迎,被广泛运用于课堂中。除此教学法外,还有认知教学法。其按照认知规律,调动学习者智力潜能,努力去发现和掌握语言规则,创造性地活用语言的一种外语教学体系。认知法以学习者为中心,自学为主,充分发挥学生自主性与创造性,在理解基础上进行学与练,自觉学习与自然习得相结合,要求听说读写全面训练。利用母语,对错误进行分析的指导。运用电教手段营造教学情景,加强直观性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技术。使外语教学跟上现代化的步伐。
毋庸置疑,每一时期的语言学发展都对外语教学产生了相应的联系。外语教学法在很大程度上都基于语言学理论与实践。作为当代教育工作者,应当充分了解教学法与语言学之间的联系,并深刻进行对比与研究,找出最适合学生的教学法,才能做到因材施教的原则。
语言学理论的不断深入改变了传统的外语教学模式,而外语教学的实践又为语言学理论的深化提供了有利依据。语言学不断发展与完善也必将促进新的的教学法出现。因此,提高对语言学和外语教学密切的互动关系,将促进我国语言学理论和外语教学法的共同发展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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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创作是指艺术家运用自己的艺术经验、艺术观念以及审美体验,通过一定的艺术媒介和艺术语言,把特定的艺术内容、艺术形式转化为艺术形象、艺术作品和艺术文本的创造性活动。艺术创作从根本上来说是人类的自由创造活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艺术创作中的情感因素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哈特?约翰内斯?罗伯特?霍普特曼(Gerhart Johann Robert Hauptmann,1862年11月15日-1946年6月6日)说过:“书籍包括了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没有什么比书籍占有的人类文化更值得敬重、更了不起和更重要了。”书籍是人类信息的载体,人类进步的阶梯,不仅记录和传播人类的思想,还蕴含着人类的文明。随着现代文明与自然科学的高速发展,书籍的载体被不断的拓展。人们可以通过网络、手机等多媒体设备获得信息,这的确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大大的便利,这是时代的特征。
如今,我们已进入数字时代,数码阅读似乎成为一种时尚大行其道。在这种情况下去谈传统书籍看似有些不合时宜,甚至有人会怀疑电子书籍会不会替代传统书籍,传统书籍会不会消亡?面对这样的质疑,答案是否定的,当今的电子书籍仅仅是为书籍开辟了一种新的载体,充其量只会与纸为主载体的传统书籍发生竞争关系,不可能替代传统书籍。因为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和知识,阅读更是一种体验。每当看到公园草地上,书店角落里,咖啡店温暖的台灯旁有人在执书阅读,我都会莫名的感动,我想或许是这一幕幕的场景让我感受到飘有书香的生活之温馨吧!这是电子书籍所望尘莫及的。
尽管今天我们已身处高科技的信息时代,网络书籍和电子书籍大量充斥于我们的生活之中,但传统纸制书籍的魅力是无可替代的,这是中国人创造的自然之美。《考工记》是我国的第一部工艺设计专著,蕴藏着宝贵的朴素的唯物辨证的美学思想观。“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这句话的意思是结合天时地利,材美工巧才能铸造出美的艺术品。在几千年前的中国古人就已意识到了任何的艺术生产都不是片面孤立的,而是综合各种有利条件形成系统的美的感受。这种传统美学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在今天也依然对艺术设计起着借鉴指导的作用。一本书是通过张张薄纸来传达信息的,因此书籍的设计是三位一体的整体感官设计。
翻开一本崭新的书籍,书卷的气息会油然而生,迎面袭来,这种气息通过五官让我们体味感受到书籍的质感、书籍的色彩、书籍的味道等等,实现“平面不平”的空间延展,实现多维的艺术体验。人类通过自身的感官,如眼、耳、口、鼻、舌、皮肤等去看、去听、去品尝、去嗅、去触摸,由此获得对事物最初的直接认识。人的感觉分为五种:视觉、触觉、嗅觉、听觉、味觉,这五感综合起来构成人对物的大概印象。现在的传统书籍的设计不仅仅局限于平面的静态的视觉,而是扩展到了立体的动态的多维度体验,传统书籍的美感形式体现在书籍自身的视、触、嗅、味、听之间,这为书籍装帧设计增添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和无限的创造可能。
德裔美籍格式塔心理学的代表人物鲁道夫?阿恩海姆(德语:Rudolf Arnheim,1904年7月15日-2007年6月9日)的“同形说”认为艺术表现性的最终原因就在于艺术品力的结构与人类情感的结构是同构的。因为有了人的参与,书籍有了不同的性格魅力和令人感动的力量。一本成功的书籍在于创造一种愉悦的阅读环境,在书与读者之间建立一种友好的互相尊重理解的互动关系。让读者读之有趣,受之有益是现代传统书籍的伟大使命。
法国的著名作家福楼拜曾写道:“他爱书的气味,书的形状,书的标题。他爱手抄本,是爱手抄本陈旧无法辨识的日期,手抄本里怪异难解的歌德体书写字,还有手抄本插图繁复的烫金镶边。他爱的是落满灰尘的书页――他喜欢嗅出那甜美而温柔的香。”在书籍的装帧设计中加上对感官的互动,让阅读方式多元化能更好的对书籍加以演绎,使读者爱不释手。南海出版社出版的《菊花香》就是极佳的力作。《菊花香》在制作过程中运用了带有菊花香气的油墨来印刷,所以在翻看书籍时,会袅袅传来淡淡菊花香,这巧妙的营造渲染了氛围,让读者能够更好的沉浸在感官享受中,徜徉在故事情节里。
传统书籍装帧之美还体现在它的设计是以特定文化为精神内核,依托在特定的文明中。谈到书籍,我国是发明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国度。以我国的书籍装帧为例,我国的书籍装帧文化历史悠久,从甲骨文――简策――卷轴装――蝴蝶装――线装书,再到今天的各种平装书、精装书,中国的书籍装帧艺术可谓繁若星辰,显示出了中国文化特有的“文人书卷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学概念,中国的美学妙在精深博大,气韵生动。庄子云:“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中。”这种由气生韵、生情、生意、生神的心灵沟通正是中国书籍的魅力所在。
中国讲求“天人合一”,中国文化是一种“气”的文化,在“气”的世界里,虚实相生,物与心紧密相连。中国文化的“气”充斥在虚空之中,徘徊在自然之界,也显现在艺术作品的形神之间。因此确立了中国文化“以气为本”的思维模式,形成了自然和谐的审美观念。如吕敬人先生为《黑白》而创作的书籍装帧里,封面的图形与文字都进行了创意再造,用符号语言向读者传达了对于“黑白”的辨证思考。此本书籍的装帧没有造作的造型,没有华丽的颜色,没有繁琐的装饰,仅是文字的变形模糊运用的恰到好处,准确的阐释了书籍的思想,筑就了书籍浑然天成,气韵生动之美。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中国的地理位置位于地球赤道以北,千百年来炎黄子孙“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他们的生产主要依靠自然的力量,寄希望于自然界。并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作为最高的理想追求。这种农业社会的社会历史条件孕育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思想观,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平等和谐的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子孙,并且造化了出了绚丽斑斓的中国书籍艺术。在这样的思潮下,中国的书籍设计是秉承民族传统与时俱进的,中华民族特有的情趣、精神、理想在书籍装帧中得以一一体现。
所谓“纸质如玉,墨光如漆,展卷书香”,中国的书籍装帧艺术体现了东方文化端庄典雅,含蓄脱俗的气韵。日本书籍设计家杉浦康平曾这样评价中国的书籍:“拿起一本书,首先感到的是重量,西方的书就像大理石一样坚硬厚实,中国的书却像羽毛似的轻柔。接着是抚摩特殊材质的书籍封面给人特别的感动……翻动书页,纸张又会发出声音,字典纸的响声是哗啦的尖声,而中国古代用的宣纸如同雪落的声音,寂静又幽雅……”中国绵长的历史与底蕴深厚的文化为书籍装帧提供了充足的养分与智慧,传统文化艺术在书籍装帧设计中的延伸升华为对中华文化艺术精神的继承。我们可以在成功的作品中感受到一种畅远长流而又包罗万象的精神。
伴随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创造能力的不断提高,书籍设计作为一门古老的设计艺术,一直是以物质形态存在于人们的视野之中。然而在人与书籍的对话中,人文关怀正在被塑造被印证。纸材为主载体的传统书籍装帧正是综合各种自然、社会、文化、心理、情感等因素进行艺术加工处理后的艺术品。传统印刷书籍已经超越了书籍的功能性范畴,它不仅是知识和信息的承接和传递者,它自身更具有一种自然的亲切感,能唤起人类与之亲近的欲望。
中国权威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曾说道:“悦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声。”美丽的事物不一定是华美耀眼的,悦耳的音乐也未必是响亮高亢的,也许潺潺细水涓涓注入心田的温润关怀,润物细无声的低调关爱更能撼动我们的心灵。日本书籍设计大师杉浦康平设计的《立体的星星》既是利用人类视觉的“偏光原理”,通过红蓝双色眼镜的分色技术使读者能够看到富有真实空间感的宇宙星空,充分传达了书籍设计中“以人为本”的理念,展现出一种对人类的关爱精神,这是一种物我相生和谐共处的境界。
杉浦康平称:“以包容生命感的造型为突破点,在浩瀚雍繁、魅力无边的图书中寻找其源流,从层层包容着无限内涵的造型中分辨破译,寻找宇宙万物的共通性和包罗万象的情感舞台。” 传统书籍的装帧艺术是美化时间的艺术,时光通过阅读这一实践沉积下来。在阅读中人们融入情感,倾注思想,探索世界。传统书籍装帧艺术之美就在于它能够帮助人们去更好的完成这段旅程,美化这段时光,身未动心已远的在纸墨世界中完成对于生命的体验,这就是传统书籍装帧艺术无与伦比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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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欧美高等教育学界存在着一个普遍的共识:政府在逐渐削减高等教育经费,或者在降低对高等教育的支持力度。在经费削减的情况下,高校开始通过学费、捐赠、企业研究项目、专利、子公司等途径弥补经费的不足。高校的组织行为越来越象公司企业,这引起了学术界和高校管理层的普遍忧虑。高校能否指望政府增加高等教育投入?如果不能,高校如何应对经费紧张的压力?高校的创收行为对学术的影响是什么?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进一步压缩一般性支出和‘三公’经费,政府带头过紧日子”[1]。这是否意味着,中国高校也有可能面临经费的危机?
在这种背景下,高校组织行为的变化成为国际研究的一个热点,涌现出了成百上千的论文和著作。然而,对于上述问题,学者们并未形成一致意见。在众多理论之中,影响力最大的是斯劳特(ShEila Slaughter)等学者的“学术资本主义理论”(Academic Capitalism Theory)。该理论认为,政府拨款的削减是高校创收行为的主要原因,是高校通过专利、子公司、产学研关系等获取“利润”的主要驱动力。[2]斯劳特等学者对高校的这一变化更多地持消极的态度,提议政府增加高等教育投入,建立一种新的知识生产和传播系统。[3]
与斯劳特等学者所不同的是,一些学者得出了相反的结论。门德泽(Pilar Mendoza)和博格(Joseph B.Berger)研究发现,市场对学术文化的影响取决于具体的情况,比如不同类型的高校和学科。“尽管一些院系有很多企业研究经费,然而教师的学术文化依然保持良好。教师把企业资助看做一种十分有效的方式,用以提高教育质量和支持科学探索。”[4]麻省理工副校长布什(Vannevar Bush)认为,在工程领域中,研究问题本身就包含了经济因素。如果研究者只是把研究结果公开发表,他并没有履行全部职责。让一项重要的专利束之高阁,发明创造就难以为公众所用。[5]哈佛校长博克(Derek Bok)认为,如果政府一般性拨款的削减是学术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一些商学院和生命医学学院拥有大量的研究经费,为什么他们也会参与学术资本主义活动?[6]
鉴于学术界的这些争论,本文系统梳理了与学术资本主义有关的研究流派。在批判性分析的基础上,将尝试重新界定学术资本主义的概念、原因、影响以及趋势。
斯劳特等学者最早对“学术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做了界定。学术资本主义,即大学和教师的市场行为以及类似市场的行为。市场行为指的是高校的营利活动。这些活动包括:专利的授权与回报;创办子公司;创办独立公司;产学研合作。类似市场的行为指的是高校和教师所参与的经费竞争。这些经费的来源有:政府、基金会、企业、学生等。这一行为之所以带有类似市场的性质,原因是需要通过竞争来获取外部资源。[7]
围绕“学术资本主义”这一主题,斯劳特等学者研究了四个国家(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公立高校。他们的结论是:“国家政策的变化和州政府资助份额的减少引发了院校内的学术资本主义”。[8]斯劳特等学者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是因为他们借鉴了资源依赖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你想要了解组织的选择和行动的话,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是少注意组织内部的互动,以及领导者的价值和信仰,而是多注意组织所在的环境,以及组织所需要承受的来自环境的压力和限制。”[9]在高等教育领域,资源依赖理论所指的外部环境或因素主要是政策和政策制定者。[10]
对于学术资本主义现象,斯劳特等学者的评价是:市场逻辑不适合高等教育,高校也不是成功的风险资本家。未来的大学应当设计新的组织结构和激励方式,创造新的知识传播路径、边界组织与合作网络。这些新的方式和组织究竟是什么?他们并未给出清晰的答案。
以上是学术资本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下面是对该理论的分析。
1.学术资本主义的概念。如果把高校通过竞争获得资源看做“学术资本主义”,二战后美国联邦政府一直采用竞争的方式(同行评议)来分配研究经费,我们是否可以称它为学术资本主义? 竞争是一种资源分配方式,评价高校竞争行为的标准应当看竞争的目的和对教育活动的影响。对于政府而言,促使高校竞争资源并不是目的,目的在于通过竞争提升高等教育的质量。耶鲁大学与麻省理工大学的校长认为,正是这种基于同行评议的竞争性拨款方式,保证了美国科研的质量。[11]
2.学术资本主义理论的依据。斯劳特等学者所依据的是资源依赖理论,该理论主要从外部环境的角度来分析组织的内部行为。由于资源依赖理论过于强调外部环境的影响,因而轻视了组织的内驱力。正如斯劳特等学者所理解的那样:“资源依赖理论认为,只要参考组织的外部环境,就能清晰地理解组织成员的内部行为。”[12]伯顿·克拉克认为,与外部环境的影响相比,知识的增长是自我驱动的现象,对高等教育产生的影响更加巨大。[13]
3.学术资本主义的结果与评价。从斯劳特等学者的访谈材料中不难发现,高校与企业的合作,并非如他们所设想的那样弊大于利。相反,在被访者那里,斯劳特等学者所设想的一些不利之处并不存在,或者并不明显。高校与企业的合作、网络继续教育、专业硕士和博士项目等等,并非都是为了金钱。不可否认,一些高校出于创收的考虑而设置这些项目。然而,更多的高校是为了满足教育和社会的需求。究竟是何种机制,使得欧美的高校有效地平衡了市场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张力,值得深入研究。斯劳特等学者的贡献在于提醒人们,高校的市场行为有可能使学术走向异化。
在《新的知识生产模式》一书中,迈克尔·吉本思(Michael Gibbons)等学者提出了“知识生产模式2”理论。[14]他们认为,自1980年代以来,知识生产模式发生了深刻的转型,即由模式1逐渐过渡到了模式2。后者没有取代前者,而是作为一种补充与模式1共存。在未来,知识生产模式1将会并入到知识生产模式2之中。知识生产模式发生转型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知识的需求和供给大量增加,二是在国与国、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经济竞争中,知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吉本思等学者从五个方面阐述了知识生产模式的变化:就研究问题的性质而言,模式1的研究问题是学者基于个人的兴趣,从认知的角度出发而提出来的;模式2的研究问题源自生产和生活,具有明确的应用导向。就研究方法而言,模式1主要基于单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模式2则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就研究结果的评价而言,模式1主要采用学者同行评议的方式,评价的标准是研究者对知识的贡献;模式2的知识评价者不仅包括学者同行,而且包括政府、企业等研究资助者。评价更多地依据经济和社会价值。就知识的生产者与使用者而言,模式1的生产者主要是大学,模式2的生产者遍及社会各处。模式1的知识使用者主要是学者同行,模式2的知识则用于生产和生活。就组织而言,模式1主要以系科为单位,模式2以跨学科的团队为单位。
以上是知识生产模式2理论的基本观点,下面是对该理论的分析。
1.分析思路。吉本思等学者的分析思路与斯劳特等学者相同,主要从外部环境的变化入手来研究知识生产的变化。换句话说,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知识生产的社会驱动力与社会组织上,而忽视了知识生产自身的变化与规律。二战后,之所以出现跨学科的院系组织,其原因除了社会因素以外,还由于知识生产的内在规律和知识量的剧增。知识生产的内在规律是,新的知识往往出现在学科边界上,要求学者进行跨学科的合作。知识量的增长规律是呈指数的方式,十年的知识增长量是过去所有知识量的总和。[15] 这使得一个科学家很难再掌握所有的知识,跨学科的合作成为必然。
2.知识生产的性质和研究问题的性质。二战前的知识生产并非象吉本思和斯劳特设想的那样,属于纯研究或者基础研究,即基于兴趣,从认知的角度出发,进行科学探索。相反,很多科学问题源自生产和生活。罗伯特·莫顿(Robert K.Merton)研究了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他发现当时多数科学家的研究都与经济、军事需求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16]20世纪后半叶以来,知识生产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客观地看,不能因为这些变化,就把之前的学术看成是远离社会的象牙塔;也不能把任何与经济有关的研究,看成是学术资本主义。学科性质的不同,决定了学科与市场的远近。比如,新闻学、工商管理、工程学科等,与市场有着紧密的联系;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则相对较远。需要注意的是,当那些与市场联系紧密的学科与市场互动时,应当警惕学术价值和伦理的扭曲。
赛门·马金森(Simon Marginson)研究了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提出了“企业型大学”(Enterprise University)这一概念。[17]与过去的大学相比,企业型大学更加积极地从各种途径获得经费,经费的多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声誉。
1980年代末以来,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影响下,澳大利大学经历了一次转型。①在这次转型中,政府削减了高等教育经费,促使高校资金来源多元化。同时,政府采用了绩效拨款的方法,资源配置更加强调大学竞争和对经济的贡献。这种经费变化导致大学从一个传统的文化机构,变成一个类似企业的组织,院系的权力逐渐被削弱;以副校长为中心的管理层越来越取代学术委员会,主导大学的发展;大学绩效更为重视量化的指标,比如研究经费和论文数量。马金森认为,这些变化带有浓厚的管理主义(managerialism)色彩,大学远不是管理者想象的那样简单。
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改革代表了一个极端的案例,即政府把大学当成产业来办,用产业的绩效指标来衡量大学的成就。马金森的研究揭示了大学与政府关系的变化,以及大学内部管理权力的转移。他所忽视的是对这一变化的内因研究,即高等教育大众化导致的政府资源压力——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政府如何承担迅速增长的高等教育经费需求?同时,马金森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管理层面的变化,而这一变化对大学内核(教学和研究)的影响却被忽视了。涂又光认为,这是目前高等教育研究存在的一个主要倾向,即重视对财政、政策和管理的研究,而忽视了对高等教育自身(higher education-in-itself)的研究。②伯顿·克拉克认为,过去三十年间,学者们过多地关注于事件的表面,特别是对政策和法律的争论。多数人研究的是宏观趋势和结构,而低估了微观的活动和决定因素。[18]
哈佛校长德里克·博克(Derek Bok),反思了大学商业化的原因、危险和应对的策略。“高等教育商业化”,指的是大学内部人员通过教学、研究和其它活动营利的行为。[19]这些活动和行为有:远程教育;体育比赛;工商管理教育;校企合作;教师创办企业和持有公司股票;咨询;专利授权,等等。
博克认为,大学的上述行为并非近些年才有。自1975年以来,大学比以往更加积极地从教育和研究中创造收入。究其原因,许多学者认为是由于政府削减了一般性拨款,从而迫使管理者和教师寻找新的资金来源。博克认为,高等教育商业化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政府,很大程度上在于大学自身。“教师和学生永远在产生新的兴趣和理想,要满足这些都离不开钱。校长和院长无不为这些需要感到焦虑。”[20]对于越来越多的大学商业活动,博克表示担忧:从商业活动中获得的金钱收益容易衡量,而大学为之付出的代价很难去量化,也不是一时一刻能够显现的。在评价大学的学术计划时,人们主要依据它们能够带来多少金钱,而不是基于内在的学术价值。
以上是博克的高等教育商业化思想。就概念的界定而言,博克与斯劳特相同的是,把许多能够带来资源或经费的行为视为“营利活动”。不可否认,工商管理课程、继续教育、企业研究项目等,的确为大学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回报,然而美国的非营利性高校并未把这些回报进行分红。不仅如此,他们还严格限制教师其它来源的收入。例如,麻省理工规定,如果教师每年有超过1万元的外部收入(或持有公司5%以上的股份),将被视为重要利益冲突。教师需要向系主任和学校公布。学校也会采取措施监督教师的研究和学生培养。[21]
就高等教育商业化的原因而言,博克超越了斯劳特等学者的观点。他不仅看到了政府高等教育财政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博克认识到了高等教育商业化的内因:教师和学生永远在产生新的兴趣和问题,这意味着国家和大学要提供更多的资源支持。然而,这些兴趣和问题如何造成了资源的压力,博克并未进行证明。
就高等教育商业化的结果而言,博克与斯劳特等学者一样,指出了它对学术标准和价值的危害。然而,他们的研究结果却表明:现实中,美国的大学教师抵御住了商业诱惑,很少有科学家以牺牲教学或研究为代价,追逐报酬丰厚的商业机会。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教师遵守学术规范,而不是异化教学和研究?博克未能进一步探索。
就应对的策略而言,博克认为,政府持续的、足够的经费支持是避免商业化的最终保障。然而,他没有认识到的是,政府能否满足高校日益增长的资源需求。如果高校资源需求增加的速度超过了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长期下去,政府如何满足高校的经费需求?如果不能,高校如何避免商业化?
20世纪90年代,伯顿·克拉克研究了欧洲的大学改革,提出了“创业型大学”(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理论。
所谓创业型大学,是指当大学越来越不适应变动不居的环境时,一些不甘平庸的大学,没有等待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和增加预算,而是选择了主动变革。在不断地变革过程中,学者和管理者协同努力,为大学赋予了新的品格:坚持自我(self-asserting)、自我依靠(self-reliant)和自我决定(self-determining)。[22]很多人把“entrepreneurial”一词与创收和营利联系在了一起。在克拉克那里,虽然它涉及大学“经费来源的多元化”,但更接近于积极进取(proactive)一词,表达开拓事业的冒险精神与不懈努力。
与斯劳特等学者相同的是,克拉克研究了经费紧缩背景下大学的创收行为。所不同的是,克拉克没有把这种行为定性为“学术资本主义”。原因是,创业型大学筹集的经费更多地用于教学和研究,而不是增加个人收入。透过这一概念,克拉克表达的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倡导有独立精神和变革意识的大学。
就原因而言,克拉克与博克的观点相同,认为大学经费不足的深层原因是,教师不断产生新的研究兴趣,使得知识呈现指数的增长方式。这导致大学必须不断更新和增加教材、课程、学科、专业、仪器、教师等。他们对这一原因的揭示,超越了许多学者的“外因论”。克拉克指出:“知识的增长速度超过了资源的增长速度。”[23] 然而,他没有论证这两者的关系。也就是说:知识的增长如何使得大学的经费入不敷出?知识增长如何导致高校的资源需求迅速增长?如果知识的增长速度呈现指数的方式,那么高校资源需求的增长速度是不是同样如此?
就结果而言,克拉克的研究与马金森的研究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澳大利亚的大学改革中,管理者把基层院系和教师看成了不利因素,因而决策往往绕过他们。在克拉克的研究中,“创业型”的回应一方面弥补了大学经费的不足,同时从根本上转变了大学的品格(character)。大学从依赖政府转向依靠自我。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创业型大学整合了行政与学术的力量,使得大学没有出现价值的分裂。
本文综述了与学术资本主义有关的理论流派,从中可以看出,学者们对学术资本主义的看法不尽相同。斯劳特和博克从消极的立场,把大学的许多活动贴上了学术资本主义的标签。他们认为,这些活动会侵蚀学术的价值和伦理,因而大学不应当承担这些活动,以恢复大学的公共产品属性。吉本思则从积极的角度,认为知识的市场化是一种必然趋势,是知识经济的客观要求。克拉克也从积极的角度,分析了大学在新的环境下做出的主动变革。
鉴于学者们的这些分歧,本文拟从四个方面进行讨论。
首先,学术资本主义的原因。斯劳特等学者从资源依赖理论的角度出发,认为政府一般性经费的削减是学术资本主义的主要原因。然而,就绝对值而言,美国政府虽然削减了一般性经费,但同时增加了竞争性经费,来自政府的总经费并没有减少。就相对值而言,美国政府用于高等教育的经费在GDP中的比重呈稳定状态,这说明政府的财政支持并未下降。如果以高校的总收入为参照,政府经费所占的比重的确呈下降趋势。原因在于,政府经费增加的速度无法与高校经费需求增长的速度保持同步,高校不得不通过其它途径弥补经费的不足。因此,不能把学术资本主义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政府,而应当深入分析高校经费需求迅速增长的根源。
其次,学术资本主义的结果。斯劳特等学者把许多活动看作学术资本主义,认为它们会侵蚀学术的价值和伦理。实际上,学术资本主义产生的结果是相对的,受制于特定的语境(context)。在一些高校中,这些活动并非单纯是为了创收,而是出于教学、研究和服务的需要。例如,在理工科院校,产学研合作是教学和研究的内在要求;专业学位和继续教育是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专利的授权是为了使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如果把这些活动都定性为学术资本主义,显然是不合理的。应当根据这些活动的主要目的,来判断它们的性质;应当避免把这些活动异化为商业行为。
其三,学术资本主义未来的趋势。对此,斯劳特等学者并不确定,呼吁政府增加高等教育经费。克拉克则认为,政府是不可靠的经费提供者,大学应当主动地寻找其它资源。
然而,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并不是有效的解决之道。例如,无限地提高学费,已造成学生辍学或背负过重的贷款。在美国,学生贷款已经超过了信用贷款。公立高校是否可以象私立高校那样,依靠捐赠投资回报呢?事实上,这也是一条不太可行的途径。原因是,捐赠投资的收入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宏观经济情况,而且每年只能使用一部分。即便在捐赠基金有310亿美元的哈佛大学,福斯特(Drew Faust)校长这样说:“人们经常问我,哈佛大学有310亿美元捐赠基金,怎么会面临财政压力呢?我的回答是,这些基金对我们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战略资产,但不等于有310亿美元活期存款。其一,捐赠人往往限定了某些基金的用途;其二,我们每年只能拿出5%的捐赠基金用于教育……今天的财政压力是所有研究型大学共同面临的挑战,包括哈佛。”[24]
如果资金来源多元化或者公立高校私立化,不是化解学术资本主义的有效方法,那么,未来高校究竟该如何解决经费紧张的压力?美国高校试图通过网络开放式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MOOC),节约教学成本。然而,他们未曾考虑的是,如何节约研究的成本。正如克拉克所言,与学生的增长相比,知识的增长将给高校带来更多的资源压力。在此情况下,我们有必要深刻反思中世纪以来的大学运行模式。打破资源孤岛,实现大学间和大学内的资源共享,例如实验室、仪器设备、图书等。这些探索可能引发教学和管理的深刻变革,开启一个崭新的高等教育时代。
最后,学术资本主义的概念。斯劳特等学者所说的学术资本主义,实际上指的是,高校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各种途径获取资源的行为。经费不足的部分原因是,政府无法承担庞大且迅速增长的高等教育成本。更为重要的是,知识的指数型增长使得高校对资源的需求同样呈现出指数的增长方式。[25]学术资本主义既可能有利于学术,又可能不利于学术。关键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活动的出发点和目的,二是高校是否有意识制定政策,避免不利于学术的行为。在美国,一些著名高校,例如斯坦福和麻省理工,有着长期与企业合作的历史,然而他们非常有效地保护了学术的价值和伦理。原因之一是,这些高校制定了强有力的利益冲突政策(Conflict of Interests)。③
斯劳特等学者把许多活动定性为学术资本主义,是不合理的。如果这些活动的出发点是基于教育自身的规律和需要,例如理工科专业与企业的科研合作,就不是学术资本主义。如果这些活动为了增加收入,而牺牲学术的价值和伦理,我们可以说它是学术资本主义。斯劳特等学者所列举的学术资本主义活动,实际上是大学在知识经济时代所特有的属性,是学生增长和知识增长引起的必然结果。我们应当持有的态度不是全盘否定,或照搬模仿,而是应当设计合理的机制,确保高校在与知识经济互动的过程中,更好地平衡学术价值与市场价值之间的张力。
①所谓“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是1980年代以来欧美经济与公共领域改革的一种主导思想。就经济领域而言,它旨在刺激经济,通过减税和减少管制来加快经济的发展,即小政府,大市场。就公共领域而言,它旨在改革过去的福利政府,减轻政府负担,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公共领域的运行效率。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是:放权(devolution)、减少管制(deregulation)和私有化(privatization)。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范例是英国的撒切尔政府改革,美国的里根政府改革,澳大利亚的道金斯政府改革,以及他们后任政府的改革,等等。
②笔者2010年9月与涂又光的交流。高等教育自身,或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指的是通过教学和研究,增进人类对宇宙和自身的认识,使人格达到至善,并获得生活所需的知识和技能。
③笔者对斯坦福大学校长(John Hennessy)的邮件访谈,访谈日期为2014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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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哲学是西方国家关于法的基本理论的一门学科。又称法律哲学。在英美等国往往又称法理学。在17~18世纪的西方法哲学领域中,古典自然法学派最为流行。19世纪,历史法学、哲理法学和分析法学三派兴起。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分派开始增多。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由法哲学的三大流派谈法学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由法哲学的三大流派谈法学研究全文如下:
任何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都充斥着不同的学派,流派之间的纷争不断,争论中求共识,争论中也有着不同学科之间的广泛借鉴,法学也不例外。笔者这里试图梳理其中的法哲学的发展脉络,进而论述法哲学研究的借鉴主义。
传统的法学流派分为自然主义法学派和实证主义法学派。
自然主义法学派认为法学是一套“合乎自然的普遍法则”的定律。尽管自然主义法学派的发展经历了从文艺复兴时期的天赋权利理论的兴盛到19世纪时期与实证主义法学派休谟论争中的衰败、再到当代自然法学派菲尼斯的重塑,其发展趋势逐渐丧失了之前的影响力,但自然法学派一直都是法学理论领域中不可绕行的领域。
自然法学派关于“自然法”到底是什么的认识,是区分数个世纪以来派别先驱理论的重要对象。比如说,亚里士多德关注于自然正义与约定正义;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真正的法律是与自然相一致的正确的理性;它普适、恒常、永续”;后续的契约论中也同样弥漫着自然法学的痕迹,霍布斯、洛克以及卢梭都是在对“自然状态”的假定中,演绎出国家与社会治理的模式。除此之外,在自然法学派中,“道德”、伦理也尤为重要,诸多的文字比如“恶法非法”“良法”等,一一展现着前人思考的火花。
无论如何,自然法学派对法律“应然”的探讨、对人性“善恶”的认识内化在人类法律发展中的价值理念,秉持着人类对美好追求的梦想。
19世纪,自然法学派受到了劲敌“实证主义”法学派的冲击,代表人物是边沁、奥斯丁、哈特、凯尔森等人。
与自然法学派的“应然”性有着明显的区别,实证主义法学派力求对法律“实然”的追求。这就当时为法学的发展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户。实证主义法学派的核心观点是:任何法律的有效性都要上溯至一个客观的可确证的渊源,在实践中将法学的研究对象定位于“制定法”。但是,一直以来学术界对实证主义法学派存在误解,认为其主张“恶法亦法”等观点,从当代著名的实证主义法学家哈特的话来看:“证明某物在法律上有效并不是服从问题的决定性因素,……不管君王的光环多么耀眼,也不管官方体制的权威有多大,他们的要求最后都必须接受道德的审查”,实证主义法学并不必然的盲目的服从法律,无论边沁还是奥斯丁都承认:不服从恶法是正当的,如果这种不服从能促进现状的改善的话。
法社会学派,有称为社会法学派,学派将法律制度、法律规则、法律惯例、法律程序和法律行为作为构成社会整体中的某些要素来对待,研究法律在特定社会中的功能、影响和效果。这种研究方法的改变,使得法学研究扩大了视角,不再仅仅将法学定位为法律条文本身进行探讨,而是将对法学事实的观察诉诸于所依存的社会环境进行分析。
法社会学派主张将法律看成是一种“社会现象”,在社会中探索法律的原委;对法律概念分析只是对“运行中的法律”的一种片面解释;法律仅仅是社会控制的一种形式。法社会学主张“法律是一种社会功能或社会控制机”,主张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法律,注重法律与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提倡“社会本位”。(狄骥)
罗斯科?庞德是社会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同时具有植物学博士学位和法学博士学位的他,代表思想是:“社会工程”和“社会利益”。他强调将法律作为“社会工程”。在此之上提出,“法律的作用就是承认、确定、实现和保障各种利益,尤其是社会利益。”提出社会利益学说,庞德将利益分为国家利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认为司法应该以社会利益为重,而不是“应然”意义上的正义。庞德的贡献在于:跳出自然主义法学的“应然”的判断,将法学研究的目光投向了现实世界;同时跳出了实证主义解释论的机械观点,在解释的同时注重于对理念的追求。
纵观法学发展历程,我们可以轻而易举的发现:
19世纪,对于自然法学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备受打击的时期。法学研究家们以纯粹的法律事实为研究对象,不加考虑法律之外的事实,实践性很强的法官和律师甚至认为除了印有法院院戳之外的东西都是幻想,由此可以想象当时自然法学的步履维艰。
20世纪初,法学中的价值理念重新得到重视,与之前不同的是,人们的关注不再是局限于略带理想化的普遍立法,伴随着社会科学的融合和分支的扩展,人们开始对实在法中的理想成分进行鉴定,学者们开始运用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人类学等知识反思他们认定的“法学问题”。在此之上,法学的借鉴主义值得我们深思。
笔者认为的“借鉴主义”是指,法学融合了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使得法学的研究对象、价值理念都与之前的发展有了很大的不同。同时,根据所借鉴的学科不同,又可以分为法社会学派、综合法学派等;法学发展后期根据批判的视角不同,又可以分为女性主义法学、马克思主义法学、批判法学等等。
对20世纪之后的时代而言,不同学科对法学研究的冲击旨在打破法学自以为是的态度。诚然,我们知道法律的应用与法学理论的教育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上看,笔者主张法学理论的多元化视角,主张法学理论的研究需要参考其他社会科学的思想、调研方法,而非仅仅局限于单纯对“权利”与“义务”的分析,法学理论的研究只有“走出去”、再“引进来”,才能不断丰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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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公共管理学科是在不断克服“身份危机”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100多年的公共管理发展史使其呈现出学术繁荣与多元格局,这与公共管理思想流派的争锋有很大关系。本文从不同思想流派着手分析公共管理的发展历程,明晰了公共管理理论的内在逻辑,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公共行政 公共管理 流派
流派归类与公共管理理论的历史沿革
20世纪60年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原子能技术、空间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利用和发展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客观上造就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理论的应用和发展,拓宽了管理思维,也促进了管理现代化,更是给行政科学注入了新血液。公共行政学的管理科学成为了一门融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也就从纯理论转型到结合应用的研究。
系统论认为任何组织都同其周围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拓展了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公共管理对于公共性的理解也从官僚制度和政府机构发展转变为注重公共利益,即政府与社会其他组织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及注重组织工作环境对公共组织的影响力,政府被置身于社会外部大系统中,公共管理从制度定义发展为规范定义和组织定义。
系统管理学派是以系统为研究对象,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领域中各种系统的运动规律并据此来认识和改造世界。其代表人物有L.V Bertalanffy、Talcott Parsons和James E. Rosenzwig等。其核心观点是不同变量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一个变量的细微变化可能引起其他变量的重大变化。这种非线性关系增加了人们对组织认识的复杂性。受系统理论的影响,任何组织都被视为相互关系之中,任何变量都可能对其他变量产生影响。行政组织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必须持续地与环境产生互动,并在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中处于动态均衡状态。
行政生态学派,借用生态学研究生命体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行政系统与各种环境变量间的相互关系。最早提出行政生态的学者是哈佛大学教授John M. Gaus。其追随者Fred W. Riggs10余年后提出了行政生态类型的发展连续体。行政生态学借用“结构-功能”方法来分析行政行为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为公共管理学开辟了新的领域,使其摆脱了那种抽象地讨论行政原则的纯理论作风,用生态观点来考察行政是正确的认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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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人们艺术创作等创造性活动中,捕捉灵感,往往是成功的先兆,也是开启成功大门的金钥匙。灵感的产生也代表人们对事物发展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具有突发性、偶然性、短暂性、独创性、非自觉性和亢奋性等特点。艺术创作过程中的灵感,其实是艺术工作者继苦苦思索无果之后,因外部条件触发或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在大脑中突然产生的新想法。
关键词:灵感 灵感思维 艺术创作
采风也是艺术创作中灵感的重要产生来源,也是现代艺术教学中经常采用的教学形式,很多艺术工作者都是通过采风形式,以求得艺术创作中的灵感。着名作曲家郑秋枫曾创作《我爱你,中国》等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尽管现已七十二岁高龄,但他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激情。他认为,他多年来的创作激情和艺术灵感,全都是来源于采风,来源于生活。难怪在欣赏他创作的音乐时,就像在欣赏一幅绵延不尽、饱含韵味的山水画。听他的《毛主席关怀山里人》,歌曲的前奏让人仿佛看到一座雄奇壮美的高山;听他的《颂歌献给毛主席》,仿佛就能看到奔腾恣意的汪洋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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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共管理学科是在不断克服“身份危机”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100多年的公共管理发展史使其呈现出学术繁荣与多元格局,这与公共管理思想流派的争锋有很大关系。本文从不同思想流派着手分析公共管理的发展历程,明晰了公共管理理论的内在逻辑,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公共行政 公共管理 流派
White(1926)的《公共行政学导论》和Willoughby(1927)的《公共行政学原则》使公共行政学者都相信公共行政存在着指导行政现象的科学原则;Max Weber(1978)的《论官僚制度》探讨了现代组织原则与规范,发明了层级制。Gulick、Urwick(1937)等人的《行政科学论文集》,深入探讨了法约尔管理过程与管理原则。
首先为古典管理学派,该学派主要关注行政效率,寻求为行政管理提供一系列方法与技术,为提高行政效率而在操作层面上进行科学研究及组织工作。该学派为公共行政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Taylor将科学引入管理领域,提高管理理论的科学性。Taylor(1911)在《科学管理原则》中提出共同利益为基础的科学管理原则,并指出:“科学管理原则普遍适用于各种人类活动”。科学管理理论强化了人们对消除浪费和提高效率的关注,从而成为了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追求。
其次为行政管理学派,该学派从管理实务出发,建立了一套管理理论和规则,作为管理者的行为准则。Henri Fayol的主要贡献是开创了组织研究领域,拓宽了科学管理的研究领域。Gulick对行政功能和组织的规范与实证研究,并提出了一体化组织原则与行政七职能理论。James D. Mooney提出了组织四大原则,即协调原则、层级链原则、职能原则和职员原则,结合组织与原则分析。
最后为官僚制度学派,Weber的管理制度理论的产生与其历史时代有着直接的联系。Weber的官僚模型有着高度结构化、标准化、非人格化、理想形态等特征的行政组织体系,是强制控制的合理手段,能够达到最高程度的效率,因而是对人类行使权威的最理性工具。
20世纪30年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派理论受到了挑战。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把组织视为机械形式,把人当机器,只是片面的追求组织结构和法律、法规的遵守。这是传统公共行政学不可推脱的缺点。理性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反对;二是认为行政原则本身存在逻辑矛盾。John M.Gaus(1950)在《公共行政》精辟地论述了当时的情形:“现时的公共行政学理论也就是政治学理论”。这把原本认为政治与行政分离的传统理论又纠缠在一起。
社会系统学派从系统、整体性等社会学观点来研究管理,摆脱了传统行政管理理论的缺陷,并试图改造传统的权威概念、创造出一种协调合作精神。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Mary P Follett(1937)最早系统而深入地研究行政管理过程中人的问题,他通过对群体的心理因素的考察来分析作为民主群体基础的“协商一致”机制的性质。
理性决策理论学派代表人物Simon(1988)把管理行为分为“决策制定过程”和“决策执行过程”,并把管理研究重点集中在“决策制定过程”的分析。既丰富了管理学的思想,也揭示了管理的本质特点。理性决策模式提供了分析决策问题基本思路,同时也强调“理性”是指最小化成本和最大化利益的理性。
20世纪60年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原子能技术、空间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利用和发展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客观上造就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理论的应用和发展,拓宽了管理思维,也促进了管理现代化,更是给行政科学注入了新血液。公共行政学的管理科学成为了一门融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也就从纯理论转型到结合应用的研究。
系统论认为任何组织都同其周围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拓展了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公共管理对于公共性的理解也从官僚制度和政府机构发展转变为注重公共利益,即政府与社会其他组织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及注重组织工作环境对公共组织的影响力,政府被置身于社会外部大系统中,公共管理从制度定义发展为规范定义和组织定义。
系统管理学派是以系统为研究对象,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领域中各种系统的运动规律并据此来认识和改造世界。其代表人物有L.V Bertalanffy、Talcott Parsons和James E. Rosenzwig等。其核心观点是不同变量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一个变量的细微变化可能引起其他变量的重大变化。这种非线性关系增加了人们对组织认识的复杂性。受系统理论的影响,任何组织都被视为相互关系之中,任何变量都可能对其他变量产生影响。行政组织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必须持续地与环境产生互动,并在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中处于动态均衡状态。
行政生态学派,借用生态学研究生命体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行政系统与各种环境变量间的相互关系。最早提出行政生态的学者是哈佛大学教授John M. Gaus。其追随者Fred W. Riggs10余年后提出了行政生态类型的发展连续体。行政生态学借用“结构-功能”方法来分析行政行为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为公共管理学开辟了新的领域,使其摆脱了那种抽象地讨论行政原则的纯理论作风,用生态观点来考察行政是正确的认识路径。
历史与科学的局限性导致了传统的公共管理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迷信于管理的技术手段,而抹煞了人性存在的意义、价值、自由等内涵,也导致了公共管理学的价值危机。20世纪60年代,以Dwight Waldo等为首的新公共行政学派,除了致力于民主行政的推动,还大力提倡社会正义、自由、民主等价值,这也就突破了科学实证主义的限制,走向了人文精神与价值的复兴之路。
Waldo(1971)在《走向新公共行政学:明诺布鲁克观点》的序言中指出,“新公共行政学产生于‘事态严峻、情势紧急’时代”,它的产生本身就是为了解决问题。新公共行政学派的主要观点在于:第一,由单纯的法理或制度性研究方法向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转变;第二,抛弃“政治-行政”二分法,把政治或政策与行政看成是政府管理中的连续或交融过程,开始重视政府管理中的政策问题研究;第三,公共管理学由以效率研究为核心转向更关注公平、责任和伦理等行政民主性价值取向的研究。
Gary Wamsley的《黑堡宣言》发表,奠定了黑堡学派的政府再造的独特观点。其强调,行政价值的重塑与社会变迁的推动都需要由“集体持有的价值、认知、态度以及行为等”改变,行政人员与官僚体系共同努力才能提高行政绩效。
任何思想流派的发生,除了寻找之身的历史、传统等渊源之外,时代的风云际会也可能成为其产生发展的土壤。公共选择学派、新公共管理学、新公共服务、治理学派等学派的出现与不断探索,极大丰富了公共行政学的内容和方法论。
公共选择学派将经济学的理论用于非市场的决策之中,它认为国家机关亦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参与利益的竞逐。公共选择学派以个人自由主义为基础,关注个人利益,将人类社会分割为两个市场:经济市场与政治市场,它们都有着共同的特点,都受自生自发秩序的制约。该学派对于公共行政的启示主要体现在:扩大公众参与;最大化行政职能分权化;简化行政程序与层级节制;彻底将公共行政经济化,并进行可行性评估,而不是以“公共物品”或社会公正为衡量基础;对于公共部门的扩张、行政裁量以及公共组织的目的进行严格的控制;削弱公共部门的领导角色,将其界定为专家或技术人员。
20世纪70年代末期,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受到公共政策学科范式和企业管理学科范式的影响而在新公共行政学的基础上形成。它更重视从经济学角度来研究公共管理问题,在重视定性分析的同时更强调定理分析。新公共管理以公共部门管理问题的解决为核心,采用经济学理论和私人部门管理方法,创立一个新的公共管理的知识框架。如:更加关注绩效-激励的行政模式,建立绩效导向型的制度、结构与管理等行政原则;建立了关于政府设计和行政改革的国际对话和比较机制;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以及其他先进概念框架的综合与启发性使用。
新公共服务理论主张和现实求解,主要是针对新公共管理的缺失而提出来的一种理论。该理论指出,一味的放任政府治理走向市场化与竞争化将导致公共利益与公民尊严的丧失,并试图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和实践工具来弥补这种趋势所造成的恶果。它提出通过由公民与政府双方的共同治理来提高治理的质量,并带给社会更高的收益,这些都体现了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思想进步。
公共机构的任务,即政策的制定必须由政治家来完成;而行政者则贯彻执行这些政策措施,即所谓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尽管有学者对于政治与行政是否能分离表示怀疑,但二分法使得人们可以撇开政治条件与政治因素来把握行政的实质与意义,促成了对政治与行政边界的认知。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部门改革发展使得政治与行政的边界日益模糊,主要是因为公共部门采用了众多的组织形式,政治势力日益渗入行政领域。政治与行政界限的模糊导致责任处于游离状态,使得传统的政治价值难以追寻,并产生了许多问题。
在公共部门管理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划界问题”,如何选择属于公共、私人领域抑或公私混合领域,以及如何执行等问题的思考。在现实生活中,纯粹的组织形式是不存在的。既没有纯粹的公共组织,也没有纯粹的私人组织,构成了所谓的“模糊状态”。公共与私人边界移位使我们必须对传统公共部门原则进行重新思考,如公共权力与个人自由,资源配置问题、分配问题、所有制问题、官僚制问题等。公共部门管理创新,运用私人部门管理来提高效率、提高更优质的服务,这样可以减少成本,但也存在公共信任减少的问题。
效率与公平是一对矛盾体,效率在生产力落后的时代其重要性被提高到了历史高点,而当社会矛盾渐露的时候,公平理念就会出现。效率注重规则、缺乏人性;公平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牺牲效率。公共管理理论引入了行政效率、经济人假设、私人部门管理等效率优先理论,也提出了政治价值、人性与公共服务等公平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主张公民与政府的共同治理,加强对话,消减矛盾,以克服公共管理理论一味强调的竞争化、市场化可能带来的恶果。其实,效率实际上是生产力的尺度,强调发展;而公平更多是价值观念,是社会稳定的心理需求,注重稳定。在稳定中求发展,以发展来谋稳定。效率与公平最终将在社会的天平中寻达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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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uther Gulick and L.Urwick(eds.). Papers on the Science of Administration[M].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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