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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1905.06.13-1995.04.10),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陈云决策思想的哲学基础与来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陈云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参与了党和国家的诸多重大决策,并且许多重大决策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在长期的领导实践中,陈云创立了系统的科学决策体系,并在具体的决策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陈云决策思想,为我国的行政管理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为政府决策提供了实践典范。究其原因,是因为他的决策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内核的,是以批判继承我国传统哲学思想为基础的,是在中国现实国情上形成的。
陈云同志善于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因而看问题特别准,特别远。他通过总结、概括领导经济工作、政治工作的经验,极为深刻地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一)坚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先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它强调认识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认为人们的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同时,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能动的反映论,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实事求是就是这种能动的反映论的高度概括。
陈云决策思想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这最鲜明地体现在“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九个字中。陈云说:“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都不要读。只唯实, 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1]陈云非常重视实事求是,把实事求是同决策联系在一起,他说:“我们常讲实事求是。实事,就是弄清楚实际情况;求是,就是要求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决策。”[2]
最能体现陈云坚持唯物认识论的是他在决策中坚持“国力原则”。1957 年,陈云发表了《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一文,认为必须注重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平衡,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要保持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费资料的生产这两大部类生产之间的平衡,从国民经济的主要产业部门来说,要保持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平衡。他认为,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有多大家底就做多大的事,只有从国力出发和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进行建设,才能提高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益。薄一波对当时的情况评价如下:“我认为,周和陈云同志的这些意见,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指导计划工作和经济建设的生动体现。”
(二)坚持认识运动过程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高度统一,它把辩证法贯穿于整个认识过程,坚持从主体和客体、认识和实践的矛盾运动中考察认识活动,它认为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要经过在实践的基础上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
陈云决策思想不仅体现了他坚持认识的唯物论,还体现了他始终坚持认识的辩证法。他把这种辩证的认识方法归结为“交换、比较、反复”六个字。“交换,就是互相交换意见。……过去我们犯过不少错误,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问题有片面性,把片面的实际当成了全面的实际。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经常同别人交换意见,尤其是多倾听反面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比较,就是上下、左右进行比较。……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如果没有不同意见,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吸收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并且在实践过程中,还要继续修正。因为人们的认识,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这充分体现了陈云对认识的辩证规律的精辟理解。
在决策中,陈云重视认识的两次飞跃及其往复无穷的过程。他认为认识应该从对现实情况的深入调查开始,在取得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再进行分析。“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5]他十分重视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处理经济问题时处处都用数据说话,常以定量分析作为剖析经济活动的手段,从中发现问题,找出规律,他指出,经济工作既要算大账,也要算小账。而对于那些实际情况比较复杂,通过定量、定性分析预测仍难准确把握实施效果的重大决策,陈云强调使用“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通过试验进行验证。
他要求:“我们的工作部署,要反复考虑,看得很准,典型试验,逐步推广,稳扎稳打。”陈云提出决策、检验、再决策、再检验的公式,正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识规律在决策工作中的运用。他认为,世界上从来不会有十全十美的办法,因而决策过程中必须做出个可供比较的方案,反复论证,择优选用。“从决策方法上说,他不仅提出八种方案和方法,而且逐一分析,反复论证,反复比较,最后定出可行政策。从决策程序上说,他充分发扬民主,坚持实事求是,力求慎之又慎。”
(三)坚持实践真理观。人们的认识过程是探求真理的过程。真理的内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客观的社会实践,因而真理是客观的。真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坚持真理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求。陈云的决策思想坚持了实践真理观,坚持了真理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
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其观点与陈云的思想不谋而合。对于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陈云给予了高度重视与支持,他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提法非常赞赏,他三番五次地强调,毛泽东著作基本思想就是实事求是。
陈云认为,坚持真理必须不计个人得失,不能搀杂个人好恶与私心。“如果一切从自己面子的角度出发,讨论问题、看问题搀杂个人得失在里面,立场不正,就不会看得很清楚,不会讲真理,结果一定害人害己。错误就是把客观看错了,结果也错了”;“只要有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条,坚持真理,改正错误,我们共产党就将无敌于天下”。
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是陈云决策思想的历史来源
陈云决策思想的形成除了具备以上理论来源之外,还继承发扬了中国古代传统哲学思想的精华。
陈云历来重视哲学的学习,有学者从哲学性格、哲学观、哲学贡献三方面对陈云哲学思想作了系统的研究和阐述,认为陈云的哲学性格可以概括为“实践性格”,表现在:从精神特质看,体现为应用哲学;从理论旨趣看,体现为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从思维模式看,体现为知行合一的致思趋向;从价值理想看,体现为以人民为核心的政治哲学。这些在陈云同志的一些著作和讲话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早在延安时期,陈云同志就提出了“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全面、比较、反复”,作为认识真理和解决问题的一个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达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高度统一。
陈云的哲学思想是在吸收传统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纵观中国哲学史,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哲学有着悠久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及其统一的传统。陈云在学习中国传统哲学的同时加以批判继承,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经世致用”和“实事求是”传统的继承。我国有“经世致用”优秀传统,认为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强调学问要面向现实,关心现实,为现实服务。陈云在其领导决策中尤其强调务实性。1939年12月,在《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一文中,陈云强调指出,学习理论一定要联系实际。老干部要认真总结自己的经验,把它提到理论的高度,来指导以后的工作。可见,陈云心目中的理论或哲学,决不是书斋中的学者出于追求纯理论的逻辑思辨而构筑出来的思想体系,而是产生于社会实践又反过来作用或服务于社会实践的有用的理论。
二是对中国古代辩证法的批判继承。在中国传统“一分为二”的命题上,陈云的“用人的辩证法”做了很好的诠释。他指出,要用全面的观点看待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陈云认为了解人的时候,不能只看他的今天,不看他的昨天,或者只看过去,不看现在,这都是形而上学的静止的方法,“一个人的长处里同时也包括某些缺点,短处里同时也包含着某些优点。”用人就是用他的长处,使他的长处得到发展,短处得到克服。总之,“天下没有一个人是毫无长处,毫无缺点的,所以我们说,在革命队伍里无一人不可用。”
三是对墨子、颜元、魏源等人关于认识来源于“行”并强调“亲知”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继承。在这一点上,陈云的名言是“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情况明了是研究解决问题和制订决策的前提和基础,而情况明了则是调查研究的直接结果。陈云经常亲自率工作组或派工作组下乡、下厂蹲点调查,亲自体验,并反复实践。
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以事实为根据,从中找寻规律性是贯穿陈云决策思想的基点。陈云之所以能在我国经济困难之时多次力挽狂澜,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深谙我国国情。陈云决策的诸多观点与主张,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关键在于从我国国情出发,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清醒地科学地分析和判断情况,从而使制定出来的政策具有重要的承前启后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在“一五”计划期间,陈云根据我国经济基础差、底子薄、人口多的基本情况,对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和企业组织等提出了系统的正确意见,粉碎“_”以后,当中国人民刚刚迈开“四化”的步伐,个别领导人想靠引进搞“洋冒进”时,陈云又指出我们国家是一个九亿多人口的大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革命胜利三十年了人民要求改善生活。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这个现实的情况,是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实践已经证明,对客观存在的基本国情的认识越深刻,就越能把方针政策放在可靠的基点上,从而卓有成效地领导经济建设。陈云认为多年来,我们屡吃经济过热的苦头,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不从实际存在的国情出发,单凭主观愿望,企图大干快上,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
陈云主张必须从我国现有的经济状况出发确定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从我国的经济现状和过去的经验中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早在五十年代,陈云就从经济工作一定要尊重国情的思想出发,针对已经出现过的“小冒”,高瞻远瞩地指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象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适应,经济就稳定。”这一论断,意义极为深刻。他的这一主张,不仅指出了处理建设规模与国力之间关系的重要性。而且提出了处理这种关系的基本原则与方法论,以及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的经济管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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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英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近代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开创者之一。霍布斯的思想无论是后来的洛克、孟德斯鸠,还是休谟、康德都曾经从他的开创性研究中汲取营养,因此被尊为自由主义思想的鼻祖。霍布斯突破了前人对自然状态的描述,构建了一幅人人相互为敌,处于恐惧之中的自然状态,为此需要用自然法、社会契约论的约束力用以保障安全,需要人的理性予以控制。由自然法、社会契约论和人性理论构成了霍布斯的自由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石,最后将落脚点放到对和平的诉求之上,用以保障社会的有序运行。霍布斯的自由主义思想与前人的论述大相径庭,对自由的界定是指外界障碍不存在的状态,由此引出了他的公民自由观和国家主权下的自由观。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霍布斯政治哲学中的自由主义思想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自14世纪西欧的文艺复兴运动以来,霍布斯与其他早期启蒙思想家一样观察社会、反思政治。从霍布斯的思想中可以明确看出他在政治体制上是极其赞成君主专制的,但是通过探究他的政治思想,也可以深刻了解到他政治哲学中蕴含着丰富的自由主义思想,它在西方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霍布斯;自由主义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17世纪的英国学者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一向被视为君主专制主张的极力倡导者,他的政治哲学最为核心的的部分是绝对主权理论。其思想受到了很多人的批判,有人甚至认为在他的著作《利维坦》中表达的是一种“极端的王党政见”,因而作为专制主义对立面的自由主义在霍布斯的思想中似乎很难存在,但事实并非如此。通过认真阅读霍布斯的《论公民》、《利维坦》等著作,可以深刻领悟到他政治哲学中的自由主义思想以及他对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所作的贡献。
任何一种思想的形成都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霍布斯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也如同其他思想意识一样有其必要的理论渊源和现实依据。
(一)理论渊源
霍布斯自由主义思想形成的理论来源主要是对传统思想学说的批判继承和对当时先进自然科学思想的吸收。具体来讲,首先,霍布斯从以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为代表的古典政治伦理观出发,批判了国家本位和“君权神授”的思想观点;其次,霍布斯在批判国家本位思想的基础上,汲取了前人的理论形成了自己的个人本位的价值观;再次,霍布斯站在个人本位的基础之上反对当时的天主教、罗马教会的思想。他认为教会限制了人们的自由,它是“黑暗的王国”,应该被摧毁。霍布斯对当时伽利略的机械力学、几何学以及培根的唯物主义思想加以吸收,从而形成了自己机械唯物主义的思想并且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国家不过是个人的集合,国家权利不过是个人权利的总和。”这种个人自我意识的觉醒,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巨大进步。
(二)现实依据
17世纪的英国为了满足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作为当时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打着“自由、平等”的旗号领导人民进行了风起云涌的资产阶级革命,从“权力请愿书”运动到苏格兰起义和克伦威尔的独裁再到光荣革命。政治的动荡,让霍布斯亲眼目睹了战乱和无序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这使得他对社会的秩序和安全以及人的自由权利产生了强烈的吁求。而他迫于压力颠沛流离的流亡经历和苦难的生活更使他渴望自由权利,寻求和信守自由与平等就是最基本的自然法,最重要的道德法。
虽然霍布斯没有一部关于自由主义思想的专门著作,但在他的代表作《论公民》和《利维坦》等著作中,蕴含着丰富的自由主义思想,表现了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伟大先行者的风采。
(一)自然状态的特征
霍布斯描述的自然状态是一个缺乏公共权力的人人平等、个人自由的社会。但是,与洛克和卢梭等人所设想的自然状态是一个和谐的状态不同,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相互冲突的状态,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这种自然状态首先是指人们在身心两方面的能力都相等。其次,自然状态是一个相互竞争和相互猜疑的状态。再次,自然状态是一个自由的状态,它是指这种所有人都被允许拥有万物及任何事情的“自由”或者说“自然权利”。
(二)霍布斯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
霍布斯的自由主义思想具有潜在的逻辑性和科学性,在他的政治哲学中一个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其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霍布斯首先从个人本位出发给其自由主义找到合理的逻辑起点,即为什么要自由的问题,从而很自然的推导出公民个人的自由权利及其保障,就是怎么样才自由的问题;再从自由和必然、权力和义务的关系上进行总结和升华。
霍布斯从机械唯物主义观出发,把视角从自然转向人类本身。求安、求利、求荣的欲念使人性呈现出感性和自私的特征,人们为了获得同一样东西而又不能同时享有时,彼此之间就会成为敌人。在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紧张甚至更糟,必然会给生存带来种种危机,毫无自由安全可言。为了克服这个问题,人们开始寻求必要的和平与安全保障,这就是要组建起有足够威慑力的公共权力,而这种公共权力力量不是自然或神的赐予,而是靠人们对自己自由权利的理性让渡,由此可见,国家是在个人需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个人才是国家的根本。所以国家的使命就是运用众人之力,通过威慑组织大家的意志,对内保障和平,对外抵御外敌入侵,从而保护每个人现有的自由权利。
(三)自由与臣民的自由
在《利维坦》中,霍布斯不仅给自由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还具体列举了国家中关于臣民的自由权项,对后世影响深远。霍布斯从他的唯物主义―机械论哲学出发讲到:自由就是“外界障碍不存在的状态”,而“当运动的障碍存在于事物本身的构成之中时,我们往往不说它缺乏运动的自由,而只说它缺乏运动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一个自由的人指的是“在其力量和智慧所能办到的事物中,可以不受阻碍地做他所愿意做的事情的人”。
关于臣民的自由,霍布斯主要界定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指人们固有的、不能根据信约被转让的自由,是指自我防卫的权利;另一方面是指臣民在法律未加规定的行为中的自由,是指社会经济权利。臣民的社会经济自由并不意味着国家权力被排斥在这些领域之外。国家虽然不直接从事经济活动,但它必须从制度上对这些活动作出安排,从而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四)利维坦与现代自由主义国家
霍布斯政治哲学中的自由主义思想是建立在个人本位的基础之上的,自由似乎已成必然,那么在国家产生之后,人的自由权利如何实现呢?霍布斯把希望寄托在“利维坦”身上。国家既然是在个人权力的转让的基础上得以产生的,那么国家就必须为个人而服务,要利用所获得的权力来保障个人的自由权利。利维坦只是个手段,而个人的自由权利的实现才是真正的目的。
“法治”思想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的精髓所在,自由主义者所谓的自由,指的就是“法律下的自由”,而霍布斯的思想中更是蕴含着大量的法治思想因素。他的法治观点主要包括:首先,主权者在管理国家时,要注意制定良法。其次,主权者在施法时要遵循对所有各等级的人都平等的原则。再次,主权者在治理国家时要正确地执行赏罚。从上述霍布斯对于主权者的职责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归纳出这样一些原则,如法律必须是公开的、合乎情理的以及合乎实际需要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法律不得溯及既往等等。这些原则都是后来的自由主义者们一再坚持的,直到今天也对国家的法治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霍布斯对自由主义发展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他的个人主义奠定了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霍布斯把个人置于国家之上,从人性恶和自然法出发来探寻国家的起源,否定“君权神授”,坚持“君权人授”。他认为人的最终目的在于战胜痛苦,追寻快乐,实现自我的保存。为了维护个体的生命,每个人都拥有天赋的或自然的权利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采取一切自己愿意的手段自由行事。在这里,霍布斯明确表达了不妥协的个人主义,它标志着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以及中世纪神学的决裂。与亚里士多德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观点不同,霍布斯否定人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和政治性的。这就意味着人的解放和自由,霍布斯把个人自由第一次作为社会的等价物甚至是先于社会的价值存在来讨论。对此,马克思也曾给予很高的评价,他指出:继马基雅维利,康帕内拉之后,霍布斯等思想家都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并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申出国家的自然规律”。
洛克是学术界公认的自由主义者,是近代第一位系统地阐述了自由主义原则的思想家。但是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也正是在和霍布斯所主张的观点的激烈交锋中,反思于霍布斯的个人权利的保护,发展出的一套自由主义的理论。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对自由主义理论展开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所讨论的基本问题仍然大都是霍布斯所开创的几个领域。如孟德斯鸠对自由和权力的讨论,他的“自由是做法律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几乎是以霍布斯的“链条上的自由”为蓝本的,不同的是,孟德斯鸠为了保障自由和权利找到了一种约束权力的政制―三权分立。
近代对霍布斯所开创的传统做出最大挑战的是卢梭。如果说霍布斯讲的是一套“消极自由”的理论,即人们在社会中要么自由,要么被统治。那么卢梭则发展出一套“积极自由”的理论,否认自由与被统治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人民转让出的权力已经成为“普遍意志”,人民并非为此失去了自由。
总而言之,就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与自由主义兴起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方面,近代自由主义在西方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另一方面,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与自由主义之间也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冲突。在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由主义内在的紧张之处。西方社会近代化的进程向我们展示了两个方面的明显特征。一方面是传统的社会纽带日渐松弛,个人的独立意识和权利意识日益膨胀;另一方面是权利向国家集中的趋向日益加剧。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是以国家权力为本位的政治哲学。虽然他肯定了个人有着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但在他看来,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作后盾,这些权利的实现只是一句空话。
我们应该承认的是,尽管自由主义还存在着许多缺陷和不足,但我们不能忽视它的生命力。从历史来看,自由主义对当今西方社会的文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自由主义的存在有其历史的合理性。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重新调整国家、社会和个人关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系列问题,如个人权利意识的日益增强和社会的世俗化所造成的传统伦理的失范,市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所导致的国家权力的萎缩,市场经济的完善对民主与法治建设的要求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多少都会涉及对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的认识和评价。这也是我们探讨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与自由主义的关系的根本意义之所在。
重温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可以不断地提醒我们注意国家和权力问题,思考我们每一个人在国家中的身份和作为。思想史的研究不是为了发吊古之幽情,而是为了寻求某些问题的答案。我们不可否认霍布斯在自由主义理论上进行了颇有意义的探索,并且取得了许多开创性的成果,他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是我们人类思想旅程中坚实的一步,对于一些有价值意义的思想的研究,人类还需要一如既往地去探索、钻研,因为这也是人类实现自我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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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就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这个问题涉及我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质的理解。在古代政治哲学中,道德与政治是直接同一的,在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发展中,出现了政治与道德相疏离的倾向,而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则普遍确认政治正义的道德依据。事实上,无论是道德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具有建立和维护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功能,因此表现出道德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性。
关键词:政治哲学;伦理学;政治与道德的关系
在西方学界,政治哲学的复兴是以罗尔斯在20世纪70年代初发表的《正义论》为标志的,而在我国学界,政治哲学研究进入活跃状态已是21世纪的事情,晚于欧美近三十年。因此,在我国,政治哲学仍然属于新兴的研究领域,这自然会带来对政治哲学的学科性质的讨论。在这个讨论中,厘清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尤为重要。因为这个关系不仅涉及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同时也涉到我们对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的内在相关性的理解,更涉及我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质的理解。在笔者看来,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从最一般意义上说,“善”是道德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是伦理学的最高范畴;“正义”是政治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是政治哲学的最高范畴。但无论是道德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具有建立和维系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功能,而无论是“善”还是“正义”都代表着一种体现健全人格和健康社会的正面价值,因此对“善”的追求和对“正义”的追求,无论是在伦理学中还是在政治哲学中,都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表现出道德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性。本文试图通过概要地梳理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来阐释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粗浅理解。
无论是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还是在古希腊哲学中,有关政治问题的哲学思考都属于伦理学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在古代哲人看来,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来自于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为政者必须是善者,这一点在古代哲人那里是不言而喻的。在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中,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统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的道德品行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政治的兴衰。如果统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顾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而将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导致政权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生活共同体的瓦解。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从其主要内容上看,就是一种包含政治学说在内的伦理道德学说。在这种学说中,政治的最高境界同时即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即“仁政”。儒学创始人孔子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意就是说,为政者必须良善正直,才有可能避免臣民的邪恶。道德上的正直和政治上的正义均是“道义”本身的基本内涵。离开了“道义”,不仅无从判断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的是是非非,而且会造成政治秩序的混乱,并最终导致天下大乱。孟子更注重人的道德品性与政治的关系。他强调人性在根本上是“善”的;人性的善就表现为每个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即“仁心”;而君王有不忍人之心,就会有不忍人之政,即“仁政”。所以,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人有“仁心”若能“推恩”,便可使道义原则广布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在古希腊政治哲学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是最为卓越的。尽管他们二人对诸多政治问题的理解存在着很大差异,但他们都把“善”或“至善”作为政治活动、国家生活的最高目标,也是衡量政治行为和人的政治品质的最终标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也是从“善”的理念中获得最终的依据。如柏拉图所说:“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识问题,关于正义等等的知识只有从它演绎出来的才是有用的和有益的。”柏拉图在他的著名著作《理想国》中就是把正义作为他的国家学说的核心理念,这使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对正义概念进行理论探讨的政治哲学家。在他看来,一个城邦(国家)主要由三个阶层的人构成,即统治者(护国者)、辅助者(保卫者或武士)和农耕商人,每种人在城邦中都做最适合他的天性的事情,互不干扰,这是构成城邦的原则。所谓“正义”就在于符合这个原则,即“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同时,正义就是智慧与善。城邦的“正义”主要体现为“智慧”、“勇敢”和“节制”这三种美德。其中,“智慧”是属于城邦统治者的美德,“勇敢”是属于城邦保卫者的美德,而“节制”则是属于城邦中所有人的美德。因此,正义的城邦就应当是“善”的,“这个国家一定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和正义的”。
柏拉图还确信,城邦的正义与个人的正义具有一种同构性。国家有三个部分,每个人的灵魂也有三种品质,这就是“理性”、“激情”和“欲望”。当人的这三种品质彼此友好和谐,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由它领导而不反叛,这样的人就是有节制的人。这种人能够“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内秩序井然,对自己友善”。他们能够带来城邦的和谐。
亚里士多德同样把“至善”理解为人们组成城邦所要达到的目的。所以,他在《政治学》一书中,开篇就说:“所有城邦都是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因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着他们所认为的善),很显然,由于所有的共同体旨在追求某种菩,因而,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这种共同体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谓“至善”就是“追求完美的、自足的生活”,因而也就是“公正”或“正义”。既然城邦的最高目的是至善,那么“公正”就是为政的准绳。他说:“人一旦趋于完善就是最优良的动物,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公正就会堕落成最恶劣的动物。不公正被武装起来就会造成更大的危险,人一出生便装备有武器,这就是智能和德性,人们为了达到最邪恶的目的有可能使用这些武器。所以,一旦他毫无德性,那么他就会成为最邪恶残暴的动物,就会充满淫欲和贪婪。公正是为政的准绳,因为事实公正可以确定是非曲直,而这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秩序的基础。”
在古代哲学中,政治哲学之所以从属于伦理学,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就建立和维系社会生活秩序而言,习俗、习惯和道德作为生成和维系秩序的文化机制要比法律、政治制度久远得多。习俗、习惯和道德是在人们的共同生活的漫长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系列有效的行为规则以及解释这些行为规则的观念。这些行为规则和观念经过长期的演化过程已经固化到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甚至深深地植根于人们心理结构下意识层面中,成为社会秩序的深层机制。法律、政治制度通常是阶级、国家产生以后才形成的社会规范,因而法律、政治制度等的产生也就标志着文明社会的开始。但是法律和政治制度与社会习俗、道德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习俗和道德构成了社会秩序的深层机制,因而法律和制度的制定和施行就必须与这些习俗和道德保持基本的一致。事实上,大部分法律和制度都是通过立法程序和政治过程而将那些对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总体秩序至关重要的习俗和道德规范法律化、制度化。因此,法律和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习俗和道德。离开了习俗和道德,政治问题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其二,在古代哲人看来,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也来自于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在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中,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统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的道德品行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政治的兴衰。如果统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顾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而将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导致政权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共同生活的瓦解。柏拉图之所以在《理想国》中呼吁让哲学家出任国家统治者,就是因为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家的最高追求就是至真、至善的理念,因而能够将“善”作为自己的执政标准,他们不看重浅近的物质利益,也不在乎手中的权力,因而较之其他人更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和社会良好风尚的建树。
其三,政治哲学对政治问题的考察和研究必然带有一定的价值取向,而这种价值取向归根到底来自于道德原则。也就是说,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的根据并不在于政治活动自身,而在人们最基本的道义原则中。因此,只有伦理学才能为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提供形而上学的终极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伦理学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具有绝对意义的“善”,是所有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归宗。
在欧洲传统政治学说中,确信“善”与“正义”、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始终占据主流地位。特别是在中世纪,由于宗教神学和罗马教会的强权统治,使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采取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形态,即作为“至善”的神是王权或国家权力的全部根据。然而,到了中世纪末期,教权的腐败、王权的专制、教权与王权之间的矛盾以及宫廷内部围绕权力展开的争斗等等,使人们越来越难以看到,也越来越难以相信政治统治的良善本性,并逐渐对“政治植根于道德”这一传统观念产生怀疑。
最先对这一传统政治观念提出挑战的是文艺复兴时期著名政治理论家马基雅维里。他在《君主论》一书中干脆把政治统治与道德本性剥离开来,提出一种“用目的说明手段正当”为原则的政治无道德论。马基雅维里是中世纪晚期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从政治理想上说,他崇尚共和政体,认为共和政体有助于促进社会福利,发展个人才能,培养公民美德。但面对当时意大利人性堕落、国家分裂和社会动乱的状态,他认为实现国家统一社会安宁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建立强有力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他看来,人是自私的,追求权力、名誉、财富是人的本性,因此人与人之间经常发生激烈斗争,为防止人类无休止的争斗,国家应运而生,颁布刑律,约束邪恶,建立秩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君主应当不图虚名,注重实际,只要能够达到目的,无需考虑手段的道德性质。残酷与仁慈、吝啬与慷慨,都要从实际出发,即所谓“明智之君宁蒙吝啬之讥而不求慷慨之誉”。所以他在《君主论》中说,君主“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君主“如果有必须的话,他就要懂得怎样走上为非作恶之途”。“当君主认为“如果没有那些恶性,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的话,那么也就不必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一些事情看来是恶行,可是如果照着办了却能给他带来安全与福祉。”这就是说,政治统治的正义是用其最终目的和效果来说明的,一切与此无关的道德都应该被抛弃。基于这种观点,马基雅维里明确地把政治学当作一门实践学科,将政治和伦理区分开,把同家看作纯粹的权力组织。可以说,他是近代第一个使政治学独立于伦理学的思想家,因而有资产阶级政治学奠基人之称。
当然,在近代政治哲学中,马基雅维里的这种比较极端的政治学观点并不多见。多数政治哲学家并不否认政治合法性本身所蕴含的道义原则。这特别体现在近代法学和政治学有关自然法的讨论中。所谓自然法不过是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原则,如“各有其所有,各偿其所负”(格劳修斯),“既受他人恩施之惠,就应努力使他不因施惠而自悔”(霍布斯)等。当然,自然法的内容应当是什么,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但不管怎样,自然法所涉及的就是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原则,法律和政治行为如果不符合自然法的要求,就是不合理的、不合法的。因为“自然法”本身就被理解为维系社会共同生活的最基本的尺度,没有这些基本要求或不符合这些基本要求,社会生活就建立不起来,即便建立起来也维持不下去。
但问题在于,如何才能使自然法成为共同的生活准则而不致于被个人的任意性所破坏?人性中是否具有足以使自然法得以贯彻的道德根基?对于这样的问题,近代思想家则比较普遍地表现出对人的德性能力的不信任,即便不否认道德良善的重要性,但也不把政治正义的实现寄希望于人的道德品性。如英国哲学家霍布斯从人性本恶的基本立场出发,干脆否认了人凭其本性执行自然法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尽管自然法是理性法则,但人的趋利避害的自私本性使人倾向于不愿接受自然法的约束,因此,要使自然法行之有效,就必须依靠具有强制力的政治权力。他说:“正义的性质在于遵守有效的信约,而信约的有效性则要在足以强制人们守约的社会权力建立以后才会开始,所有权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按照霍布斯的这一观点,政治的正义与其说是根源于人性的善,不如说是为了防范人性的恶。
稍晚于霍布斯的英国哲学家洛克不同意人性本恶的说法,而是认为人天生就是要过社会生活,这就决定了最初的“自然状态”应当是一种社会生活的状态,一个自由、平等的状态。在自然状态中,人们根据自己的愿望行动,并受理智的约束,在理性的范围内,其行动服从自然的道德律,这就是“自然法”。洛克还认为,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有根据自然法来惩罚违反自然法的人的权利和要求犯罪人作出赔偿的权利,这就是所谓的自然权利。由此看来,洛克既肯定了自然法是一种道德律,又肯定了个人执行自然法的正当权利,但他同样认为,政治的正义不可能直接从这种自然法和自然权利中产生。因为,尽管在自然状态中,人们的行为是受理性的自然法约束的,但人们的行为却常常是非理性的,这就造成了自然状态的种种缺陷,其中最主要的缺陷是:第一,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种确定的、规定了的、众所周知的法律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和裁决纠纷的共同尺度,从而使有些人由于利害关系而心存偏见,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理解和运用自然法。第二,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个有权依照既定的法律来裁判一切争执的知名的和公正的裁判者。每个人以自然法的裁判者和执行者自居,而又偏袒自己,这就使他们的裁决因情感和报复之心而超越正当的范围。第三,在自然状态中,往往缺少权力来支持正确的判决,使它得到应有的执行。这就是说,在自然状态下,人们无法解决在理解和执行自然法方面所产生的分歧,这就易于导致战争状态。要避免可能发生的战争状态,就必须走出自然状态,组成公民社会和公民政府,把每个人执行自然法的自然权利交给这样的政府,通过颁布和执行确定的、众所周知的、大家共同接受的法律,来维护自然法和自然赋予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他说:“虽然他在自然状态中享有那种权利,但这种享有是很不稳定的,有不断受别人侵犯的威胁。既然人们都像他一样有王者的气派,人人同他都是平等的,而大部分人又并不严格遵守公道和正义,他在这种状态中对财产的享有就很不安全、很不稳妥。这就使他愿意放弃一种尽管自由却是充满着恐惧和经常危险的状况;因而他并非毫无理由地设法和甘愿同已经或有意联合起来的其他人们一起加入社会,以互相保护他们的生命、特权和地产,即我根据一般的名称称之为财产的东西。”
霍布斯和洛克的上述观点在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诸多学派中是很普遍的。近代欧洲正处在由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过渡过程中。而市场经济是以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最大限度地追求私人利益为内在驱动力的,这就必然要求个人的私有财产权利得到国家和法律的保护。不管这种私人财产权利被理解为来自于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如霍布斯),还是被理解为来自于人的劳动(如洛克),或者被理解为私有财产制度的产物(如卢梭),私人财产权利都是不能被取消,不能被侵犯的。这也是近代政治思想家竭力予以肯定的自由平等权利的核心内容。因此,在近代政治思想家们看来,要保护私有财产权利,防止相互侵犯,靠人们的善良意志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将私有财产权利以法律的形式确立起来,并使之得到有强制力的国家的保护。因而在近代大多数政治哲学家看来,道德的良善和政治的正义并不是直接同一的,后者总是在前者不起作用的地方才能发生。这样,政治思想家们在人们角逐私利的行为中难以相信道德意识本身可以产生积极的政治后果,同时又在自由平等的理想之下寻求实现正义的政治途径。
道德与政治之间的这种疏离使政治思想家们越来越倾向于把政治生活或国家政府之类的问题当作独立的研究领域,探讨政治过程、政治生活、政治制度、政治策略的性质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特别是在19世纪后半叶,随着各门社会科学的普遍兴起,政治问题的研究也逐渐被纳入科学研究的轨道。诞生了作为实证科学的政治学。
当政治学成为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以后,政治哲学一度衰落,政治问题的探讨逐渐被纳入实证科学的轨道,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将道德问题从政治视野中排除出去。并且受“唯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政治学界一度对政治哲学采取漠视的态度,认为政治哲学所关注的价值判断,没有严格的确定性,只能各执己见,莫衷一是,不可能是真正的科学,因而不值得重视。这种情况延续了几乎一个世纪。应当说,把政治生活作为独立的对象,从“事实”的意义上加以研究的确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从政治生活的总体上说,排除道德问题的或忽视“价值”维度的思考,又是十分片面的。在现实的政治活动中,事实与价值是不可分离的。从客观事实上说,人类的政治生活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有机体,它在任何一个历史起点上的未来演化趋势都具有多种可能性,而哪一种可能性能够变成现实,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体的价值选择。在这种价值选择中,人们对于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平等与自由等道德原则的理解显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决定了人们的历史活动所具有的基本目的和所要采取的基本步骤。正是由于这一点,罗尔斯在试图通过对政治正义的思考来解决政治过程所面临的各种困难问题时,也指明了政治哲学对于伦理学的从属性。他说:“政治哲学有它自己的明确特征和问题。作为公平的正义是针对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结构这个具体问题而言的一种政治正义观念。就此而言,它的范围要比统合性的哲学和道德学说狭窄得多,诸如功利主义、至善主义、直觉主义以及其他的学说。它关注的是(以基本结构形式存在的)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不过是道德问题的一部分。”
在罗尔斯看来,如果我们把社会看作是一个公民平等参与的公平的合作系统,那么这种平等的基础就是拥有最低限度的道德能力。因此他确信,作为公平的正义将公民视为从事社会合作的人,这种人拥有两种道德能力,“一种道德能力是拥有正义感(sense ofjustice)的能力:它是理解、应用和践行(而不是仅仅服从)政治正义的原则的能力,而这些政治正义的原则规定了公平的社会合作条款。”“另一种道德能力是拥有善观念(conception of good)的能力:它是拥有、修正和合理地追求善观念的能力。这样一种善观念是由各种终极目的和目标组成的有序整体,而这些终极目的和目标规定了一个人在其人生中被看作最有价值的东西,或者被视为最有意义的东西。”因此,罗尔斯高度注重政治的正义与道德能力的关系,他在《正义论》中这样说:“我希望强调,正义观只是一种理论,一种有关道德情感(重复一个十八世纪的题目)的理论,它旨在建立指导我们的道德能力。或更确切地说,指导我们的正义感的原则。”
不独罗尔斯这样看,几乎所有的当代政治哲学家都这样看。与罗尔斯齐名的当代政治哲学家诺齐克,尽管他在有关政治正义的理解上与罗尔斯有着尖锐的对立,而主张一种极端的自由主义,但他同样明确地强调,道德哲学为政治哲学既提供了背景又确定了边界。而具有约束力的道德禁令就是国家强制力的最根本的合法性源泉。《当代政治哲学》的作者金里卡也认为,在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有一种根本性的关联,政治哲学关注的焦点是那些使得公共机构的运作具备合法性的道德义务,公共责任和私人责任的内容和界限,都必须诉求更深刻的道德原则才能确定。他说:“对公共责任的任何解释都必须契合更宽广的道德框架:这种道德框架既要能够容纳又要能够说明我们的私人责任。”
从以上对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的历史梳理,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政治哲学在当代的复兴包含着人们对政治生活的道德价值的重新理解。这一点,在我国学界还是相当模糊的。不少学者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普遍的法治社会,依法治国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因此,确立治理社会的道德原则似乎是不合时宜的事情。这些学者也许并不否认道德建设的重要性,但却在观念上把道德建设与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看成是不同的过程。他们忽视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任何政治生活都有其道德基础,至少在本质上包含着道德原则在其自身之中。至于法制建设,更是如此,正如美国伦理学家麦金太尔所说:“只有那些具有正义德性的人才有可能知道怎样运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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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发表署名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提议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这一想法引发了世界各国的热烈讨论,周小川本人也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被誉为“世界元先生”。周小川认为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存在着系统性的风险: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存货币,很难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这是由于主权货币的币值必然受到该主权国国内经济状况和汇率政策的影响,而将其作为国际储蓄货币,就必然会因为一国经济的微小变化而引发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微小变化,也会给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这就类似于动力系统中的蝴蝶效应,将微小的变化成百上千倍地放大。在世界经济正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今天,这样的蝴蝶效应正在越演越烈。基于上述理解,周小川提议,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由全球性机构来管理的、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减少主权国汇率政策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使全球流动性的调控相对稳定。周小川还特别指出,这一建立“世界元”的思想,并不是自己首创,早在上世纪40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得到实施。
毋庸置疑,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有太多“一直没有得到实施的理想”:从柏拉图“共产共妻”的“理想国”到隐藏在大洋深处的“乌托邦”;从但丁“一统天下”的“世界帝国”到康德由“自由的共和制国家联盟”而达成的全人类“永久和平”;还有罗尔斯为世界各“国民”所订立的“万民法”……数不胜数的思想家为人类的美好未来构筑了形形色色的“理想”。这些“理想”正因为从未在人间实现过,所以仍然如太阳、月亮、星辰一样挂在天上,关照着人们现实的生活。“世界元”或许也正是这样一个美好的“理想”,然而,它绝不应该是一个“空想”。“理想”与“空想”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理想”是得到系统论证的想法,人们应用自己的理性在现实的基础上为“理想”构筑了上升的阶梯,而“空想”则仿佛是悬在空气中的浮尘,是人们随意说出,没有经过论证和辨析的想法。我们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哲学王”是人类的理想而不是空想,那是因为柏拉图在自己所创立的理念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善的理念”作为城邦的根基;康德的“永久和平”是一个理想而不是空想,因为,康德系统地论证了人们达到永久和平的“先决条款”和“正式条款”。与此类似,我们如何才能使“世界元”成为一个“理想”,而不是仅仅沦为“空想”呢?我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给出系统的、符合逻辑的理由。而本文正是这种努力的一个尝试。
从近30年来的发展历程来看,国际金融体系由于受到部分主权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和制约,发展极不平衡,“处于国际金融体系边缘的国家深受其苦,而处于中心区域的国家却一直繁荣稳定”,是一个充满了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国际金融体系。而当今世界,公平正义的观念正逐步得到各国人民的认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逐步扩大的背景下,为了更好地解决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货币兑换、外汇储备等问题,各主权国家应该在全体同意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协商让渡出部分货币主权,以形成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而这一“共同权力”将支持统一的货币政策,奠定“超主权”的“世界元”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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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政策学者十分关注对政府可以用来实现其目标的各种基本工具或用具的理解。他们的兴趣从最初的归纳性创建有关通用性工具的广泛列表以供政策分析者使用,转移到对工具的各组成元素的更简洁的、但仍然有用的规范的发掘努力上。从通用性工具到完全规范化政策的转移,需要设计者不仅仅了解基本的组成元素。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西方人性基础上制度设计的政治哲学分析相关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西方人性基础上制度设计的政治哲学分析全文如下:
【内容提要】制度优于人性是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邓小平政治制度哲学的鲜明特色。西方性恶论基础上的制度设计不无启示,中国传统性善论可能是人治的痼疾。法德兼治是符合人性发展的制度安排。
【摘 要 题】制度设计
【关 键 词】制度/人性/政治哲学
【 论文正 文】
政治哲学是政治科学家形成概念、模式、远见、理论和方法的理论基础和有力武器。西方政治哲学中建立在性恶的人性预设基础上的宪政制度设计,对我国实施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方略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西方政治哲学是关于政治价值、政治现实的实质、政治分析的知识假定的思想体系,具有规范性、解释性、分析性等特点。在研究论题方面,政治哲学与实际问题、政治性的道德问题有关;在研究对象上,政治哲学坚持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取向;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哲学遵循规律和制度研究方法,即从一定的原理和原则出发描绘政治发展的趋势,阐明政治价值,为社会政治建立规范。施特劳斯说:“政治哲学就是要试图真正了解政治事物的性质以及正确的或完善的政治制度这两方面的知识。”(61)可见,制度和人性是政治哲学的基本视野和范畴。
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和共识就是制度优于人性,一种重要的理论分析框架就是性恶论基础上的制度设计。
1.柏拉图由道德“理想国”转向崇尚法律。
崇尚法律是柏拉图晚年思想的特征。在这之前,他先是把理想国的监国者——哲学王置于整个城邦社会政治结构的核心,垄断城邦的所有政治权力,实行绝对的人治。在他看来,一个具有真知的统治者是用不着法律的,统治者应该是善的化身,治国的手段应该是道德教化,国家的任务是实现德行,国家的目的在于善。但“三十寡头”暴政和苏格拉底的死,使他修正道德治国,从人性的角度说明法律的必要性,自己戏称为“一个老人清醒的消遣”。他说:“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会像最野蛮的野兽那样坏。”(12)“人性总是把人类拉向贪婪和自私,逃避痛苦而毫无理性地去追求快乐。”“不能过分相信统治者的智慧和良心,即使是一名年轻英明的统治者,权力也能把他变成暴君。”“国王的权力只有有所限制,他才能长久地保持这权力,从而限制其他人。”(21)
休谟精辟表述过这样一个观点:“政治作家们已经确立了这样一条准则,即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视为无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一己的私利外,别无其他目的。”(117-118)孟德斯鸠大声疾呼:“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说也奇怪,就是品德本身也是需要界限的!”“从事情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154)麦迪逊也说过:“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治有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够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
毫无疑问,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但是经验教导人们,必须有辅助性的预防措施。”(264)杰弗逊说得更直截了当:“自由的政府,不是以信赖,而是以猜疑为基础建立的。我们用制约性的宪法约束受托于权力的人们,这不是出自信赖,而是来自猜疑。……因此,在权力问题上,不是倾听对人的信赖,而是需要用宪法之锁加以约束,以防止其行为不端。”(22-23)这样的共识,一方面是由于我们无论怎样善良和聪明,毕竟是“脆弱的人”,政治统治者并非十足的“善”或“智”,我们对其善德和智慧可以毫无保留地加以信赖的政府在现实中也很难找到,政治思想家不得不从一开始就应正视出现坏政府的可能。另一方面是因为人具有二重性,是自然和社会的统一,但“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摆脱得多些或者少些,在于兽性和人性程度上的差异。”(140)所以,坏人是如此,好人也不例外。人类社会正常秩序靠得住的是制度,而不是人性。
3.“一切政治问题都是制度问题”的命题,是当代新自由主义、批判理性主义者波普(1902-1994)一针见血提出来的。
波普认为,“大多数人的统治”之说不能成立,它不仅会导致“民主悖论”,还不符合现实,因为统治总是少数人的统治,从来没有过人民自己统治自己;即使多数人的统治是可能的话,多数人的权力也并非必然就是合理的。因此,民主的核心不在于由谁来统治,也不是所谓的多数人统治的制度,而是政治的科学方式的体现和合理化,是被统治者能够批判并推动统治者的一种方式,是人民能够有效地控制统治者的权力的一种制度。在他看来,国体重要,政体(形式、程序)更重要。他说,不要认为只要有好的统治者或优秀的统治阶级就能解决一切重大政治问题。“我们需要的与其说是好的人,还不如说是好的制度。……我们渴望得到好的统治者,但历史的经验向我们表明,我们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人。正因为这样,设计使甚至坏的统治者也不会造成太大损害的制度是十分重要的。”(491)任何好的统治者也可能受到权力的败坏而滥用权力,但好的制度则可以使被统治者对统治者施加某种程度的控制,使其不得做于民有害的事情。他在1963年就能有这样清晰的语言概括,值得深思。
由此可见,性恶论基础上的制度设计、制度优于人性构成西方政治哲学“不变的风景线”。
邓小平有一重要视角,就是对社会政治中存在的问题“都要当作制度问题、体制问题提出来,作进一步的研究。”[9](288)“考虑从制度上解决问题”。[9](349)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邓小平的政治理论,是一种政治制度理论,他的政治哲学,是一种政治制度哲学。[10]
邓小平用“制度”根源解释了““””,同时也形成他的政治制度哲学。众所周知,““””结束后,当时的局势严峻,千头万绪,邓小平两大历史性贡献之一,就是领导全党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纠正““””的错误,坚持科学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说明:是制度决定人而不是相反;制度思维必须代替人性思维、个人崇拜。邓小平这一科学而深刻的制度理论分析框架,既解释了历史,又创造了历史。
在1978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第一个宣言书中,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9](146)领导人说的话不是“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不能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不能跟着改变。它隐含着告诉人们,避免““””悲剧,靠的是制度和法律,而不是领导人(人性),是制度决定领导人,而不是领导人决定制度和法律。这一思想由于其智慧的光芒而被吸收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中。
针对当时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个人品质上,邓小平十分精辟地指出:““””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更深层次的根源,这就是在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上存在着一些根本的缺陷。他在指导《决议》时指出:“过去有些问题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这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9](333)“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9](298)他还结合红军时代中央革命根据地打AB团历史讲到,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客观上,环境紧张,主观上,脑子发热,分析不清,听到一个口供就相信,有个没有经验的问题。毛泽东说过,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显然那时他认识到有比品质更重要的根源。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再一次反思:“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9](336)“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9](297)在回答意大利记者“怎样才能避免或防止‘“”’这样可怕的事情”提问时更是一语中的:“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9](333)是制度的好坏决定人的好坏,而不是与此相反;更重要的是人的好坏掩盖了制度的好坏。
邓小平认为,我国实际存在着的领导职务终身制“是我们制度上的缺陷”,“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整个制度的问题”。[9](350)如果制度上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让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很危险的,难以为继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11](311)这充分说明,在邓小平的视野中,制度已成了他思考和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基本框架。在1992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第二个宣言书中,为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动摇,他把它提到制度的战略高度予以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所以“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11](371)领导人可以改变,但道路、制度、政策(法律)不能变,这同1978年说的思想是一致的,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追求的基本特征。
邓小平亲身感受了““””的人治,以不同性恶论的“路径”和分析角度得出与波普同样的结论:与其说需要好的统治者,不如说需要好的制度。
我们知道,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的制度设计,背后隐含的是对人性堕落、道德沦丧的警觉和无奈,而且西方宪政的理念与制度设计,是建立在预设的人性缺陷的基础上的,因而这种制度设计本身必然是有缺陷的。它背离了这种制度设计最原始的意义,即通过对权力的限制达到对权力的保护。但这种制度设计充分实现了对权力的规范和制约,有效地达到了限制公共权力的目的,这一点正是我们缺乏的,应实事求是地承认。
因为一则西方政治哲学的这一分析框架: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的权力分权和制衡思想凝聚着人类政治文明的科学认识成果;二则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而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上的权力分权和制衡体制,有可能重蹈中国古代“德主刑辅”的传统人治老路。现代民主政治所要求的是以“制度”为主导因素的制约机制,而以“人”为主导因素的制约机制,把对权力的制约,完全放在了“人”的因素上面,它与现代民主政治所要求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是格格不入的,这种模式实行的结果,是更深层次的集权专制。[12]笔者认为,能否充分吸取制度的性恶论角度这一合理内核,当前极具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当然,性善论基础上的制度预设,更多地是从积极方面鼓励人们、尤其是掌握政治权力的人通过自我的道德修养,防止政治权力被滥用,其主观动机是好的。建立在性恶的人性预设上的制度安排,能够有效的实现限权与法治,但并不能真正地实现人的善良本性的回归;只有正视人性缺陷的同时,看到人性的另一面,在压制人性中最坏的可能基础上,调动、鼓励人性中最好的东西,从而在权力行使过程中真正做到合乎人的善良本性与愿望。这应当是现代宪政主义追求的目标。
但是,性善论的弊端在于它无视人性缺陷的一面,一厢情愿地认为仅仅依靠人自身的道德修养,就能够对权力的滥用进行有效地防范。它本质上与法治相对立,为人治权力演变为专制统治提供了人性基础。[13]这一点,对中国人来说尤其不能忘记。如果说性恶论基础上的权力分权和制衡制度设计对法治国家建设极具现实意义,那么性善论可能是人治退出历史舞台的顽疾。
依法治国,同时以德治国,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继承和发扬。“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14](135)因为“承担这些立法、司法和行政事物的,当然不会是人以外的神。在这里,德治主义又可以被赋予新的意义,即并不希望产生一位圣明天子,而是对分担三权的‘治者’必须有‘德’的要求。在法被要求伦理化、而运用法的法学家们亦被要求高度伦理性的今天,有必要在新的意义上把握法治主义和德治主义,并使两者相辅相成。”[15]日本学者1998年提出这一“法治与德治两极互补”构想,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我们不是说个人的品质、性格不是问题,而是说讲这些东西不能教育人民群众。每个人都有他的品格,品格里面都有好、不好的方面,假如强调了不好的方面,就如同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一样,苏联人也认为没有讲出个道理来。几十年的历史,光用性格解释不了。法国著名作家雨果写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作品,充满了对拿破仑第三的仇恨,其阴险、狡猾描写得淋漓尽致,却没有把那段历史解释清楚。而马克思而不同,他以广阔的视野、深刻的观察和分析,写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政变这部历史名著,对这段历史作了科学的解释。恩格斯说得好:“主要的人物事实上代表了一定的阶级和倾向,因而也代表了当时的思想。他们行动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里,而是从那把他们浮在上面的历史潮流里吸取来的。”[16](12)
制度教育人、塑造人。制度既是人生存的保障和规范,又是影响人发展和实现其才能的重要因素。“制度告诉个人能够、应该、必须做什么,或是相反。”[17]这种限制或制约是维持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备条件。罗尔斯也认为:“社会的制度形式影响着社会成员,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想要成为的那种个人,以及他们所是的那种个人。”[18](285)就经济制度来说,它不仅仅是一种满足人们现存欲望和抱负的制度图式,而且也是一种塑造人们未来欲望和抱负的方式。马克思其实对制度决定人性有精彩的论述:“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说人不成为其人……专制君主总把人看得很下贱。他眼看着这些人为了他而淹在庸碌生活的泥沼中,而且还像癞哈蟆那样,不时从泥沼中露出头来。”“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19](411-414)
邓小平反对从人性上挖掘““””、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根源,并不等于他回避、掩盖毛泽东的错误,更不等于他忽略品格重要性的制度思考。他要求《决议》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同时,“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他提出“四有”人才,首先是“有理想、有道德”;干部四化也是先得“革命化”。这说明邓小平政治哲学包含着道德的前提。
邓小平说过,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做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在制度问题上,道理一样。制度不是万能的,这是东西方的共识。美国法律哲学家博登海默说:“由于始终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即人们在运用一些服务于有益目的的制度的时候有可能超越这些制度的法定范围,所以在某些历史条件下可能会发生把管理变成强制、把控制变成压制的现象。如果法律制度为了限制私人权力和政府权力而规定的制衡原则变得过分严厉和僵化,那么一些颇有助益的拓展和尝试也会因此遭到扼杀。”[20](403-404)邓小平也明确指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11](164)政治体制改革是他心中不懈的追求、不熄的圣火。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更明确地表达到: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障。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四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靠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们推荐别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可见,邓小平这里已经超越了波普:选好制度,也得选好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人与制度辩证统一,不可分割。
邓小平政治哲学的制度视角不仅解释了历史,说明制度好坏决定人的好坏,而且大大推动了中国法治代替人治的历史进程,他是法德兼治的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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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主义认为,人的语言和思维中所运用的符号对应于外部世界的实体和范畴,符号通过与外部世界的事物之间约定俗成的对应关系获取意义。这样形成的符号体系是外部世界的再现(representation),是客观现实的映射。客观主义这还将人的心理活动中包含想象色彩的成分全部剔除在外,比如隐喻、借代、主观意象(mental imagery)等都不应该进入人的概念领域(realm of concepts)。总之,客观主义者认为人的理性虽然来自对物质世界的感知,但理性不受人自身的生物功能和外部世界特性的制约,人的思维和推理是大脑中概念和理念(ideas)之间的关系运算,是绝对抽象的,无形体的(disembodied)。他们错误地将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截然分开,认为理性、思维、观念、理解是自主的,不受人的生理和物理环境的制约,人类心智是脱离主体的,超验的,不依赖认识主体的身体经验及其与客观世界的相互作用。
近年来,随着认知科学研究的深入,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对“概念范畴”(conceptual categories)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关于范畴、意义、思维和推理与以前不同非客观主义(non-objectivism)的观点。他们称之为经验现实主义或简称经验主义(experiential realism, experientialism)。这里的经验是指由人的身体构造以及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基本感觉——运动经验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有意义的范畴结构和意向图式。
经验主义认知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思维是不能脱离形体的(embodied),即用来连接概念系统的结构来自于身体经验,并依据身体经验而有意义;
(2)思维是想象的(imaginative),因为那些不是直接来源于经验的概念是运用隐喻、转喻和心理意向的结果,这种想象力也不是脱离形体的,因为隐喻、转喻和意向都是以经验为基础的;
(3)语言符号不是对应于客观的外部世界,而是与认知参与下形成的概念结构相一致。意义与推理也是基于以上概念结构与认知模式;
(4)思维具有完型特征(gestalt properties),学习和记忆的认知过程依靠完型结构,而不是抽象符号的机械运算。
在经验现实主义哲学观里,意义被视为是最关键的,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词语(linguistic expression)和词语所传达的概念是怎样获取意义的。经验现实主义认为,意义和意义的结构都产生于我们的生活经验,包括身体经验、社会经验和文化经验等。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和我们作为生物体的特殊身体构造决定了有些经验是先于概念的产生就有自己的内在结构的。概念之先结构主要包括两类:一为基本层次结构,一为意向图式结构。认知模式与这两种概念之先结构相映衬,并由此获得自己的意义。
这种映衬构成人类知识的基础。经验现实主义还认为,我们通过理想认知模式ICMs(Idealised Cognitive Models)来构建知识,ICMs是一个有内在结构的复合体,其内在结构可以是命题性的,意向图式性的,也可以通过隐喻投射和借代投射建立起来。在那些没有清晰可辨的概念之先结构的域,尤其是抽象域,我们通过隐喻借来此种结构。这样一来,隐喻就为我们理解那些抽象域提供了途径。经验主义因此特别重视隐喻对人类认知体系和语言形成的作用,因为隐喻将理性(reason)和想象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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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是中共中央胡锦涛在2003年7月28日的讲话中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一种方法论,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战略思想。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科学发展观哲学基础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科学发展观哲学基础全文如下:
[摘要] :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正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它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本文分别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核心以及基本要求三个方面为切入点,探讨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
[关键词] :科学发展观 哲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
论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
科学发展观,是立足我国仍将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它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2007年6月25日,中共中央胡锦涛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需要,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正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它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马克思主义主义认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人类历史的发展,其内在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一个政党的先进性,也体现在是不是能够真正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革命,即推翻旧的生产关系,目的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打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建设、执政和改革,目的仍然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同日益增长的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发展生产力是长期的、根本的任务。“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是中国共产党把握住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的深刻认识,也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发展的内核首先是物质生产的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内在思想是建立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基本点上的。离开了经济建设谈发展,就离开了生产力发展这个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归结是人的利益和价值,未来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并且认为“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就是各项工作始终将人民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尊重和保障人权,不断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创造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
以人为本,既包括作为整体集合的人的利益指向,也包括作为个体的人的利益指向。整体的人的集合因为个体的凝聚而存在,个体的人在整体的集合中活动。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并不是简单强调个人的绝对自由和绝对利益,这是与西方人本主义的根本区别所在。人,作为社会的人而存在。“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个人的自由是与共同的自由相联系的,自由是与全面相联系的。整体的人和个体的人是矛盾的统一,个体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整体的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单元内核,没有个体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没有整体的人全面自由发展;而整体的人全面自由发展是个体的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基础,没有整体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就失去了个体的人全面自由发展的条件。个体的自由发展依附于整体的自由发展,个体的全面发展既依附于整体的全面发展,同时也包括与其他个体以及整体的关系。
联系的形式是多样的。正如物质的存在是多样性的统一一样,事物、现象的普遍联系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直接联系和间接联系,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不同方向和不同侧面的联系等。每一种形式的联系既有自己的内容,也有自己的形式。事物普遍联系内容的无限多样性,决定了与之相应的形式的多样性。形式和内容的区别是相对的,它们之间是相互过渡、相互转化的。内容是事物存在的基础,内容决定形式,特定的内容要求与之相应的特定形式。一定的形式只有在一定内容的基础上才能产生,什么样的内容,就有什么样的形式,事物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它的形式迟早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
唯物辩证法关于联系形式的多样性和内容与形式关系的原理,是科学发展观全面发展的哲学依据。新的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发展,首先要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但是,社会的发展是由其内在的各个系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过程,人类文明进步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相互协调和发展的过程。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需要长期保持较快的速度,并实现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的统一。
一是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应更加注重加快社会发展,努力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存在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
二是要统筹城乡发展,应站在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高度研究解决”三农”问题,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三是要统筹区域发展,坚持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四是要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生态保护型社会;要统筹推进各方面改革,为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体制和机制保障。
五是要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处理好内需与外需、利用外资与利用内资的关系,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这种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揭示了科学发展观所包括多种多样的丰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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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发表署名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提议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这一想法引发了世界各国的热烈讨论,周小川本人也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被誉为“世界元先生”。周小川认为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存在着系统性的风险: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存货币,很难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这是由于主权货币的币值必然受到该主权国国内经济状况和汇率政策的影响,而将其作为国际储蓄货币,就必然会因为一国经济的微小变化而引发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微小变化,也会给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这就类似于动力系统中的蝴蝶效应,将微小的变化成百上千倍地放大。在世界经济正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今天,这样的蝴蝶效应正在越演越烈。基于上述理解,周小川提议,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由全球性机构来管理的、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减少主权国汇率政策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使全球流动性的调控相对稳定。周小川还特别指出,这一建立“世界元”的思想,并不是自己首创,早在上世纪40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得到实施。
毋庸置疑,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有太多“一直没有得到实施的理想”:从柏拉图“共产共妻”的“理想国”到隐藏在大洋深处的“乌托邦”;从但丁“一统天下”的“世界帝国”到康德由“自由的共和制国家联盟”而达成的全人类“永久和平”;还有罗尔斯为世界各“国民”所订立的“万民法”……数不胜数的思想家为人类的美好未来构筑了形形色色的“理想”。这些“理想”正因为从未在人间实现过,所以仍然如太阳、月亮、星辰一样挂在天上,关照着人们现实的生活。“世界元”或许也正是这样一个美好的“理想”,然而,它绝不应该是一个“空想”。“理想”与“空想”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理想”是得到系统论证的想法,人们应用自己的理性在现实的基础上为“理想”构筑了上升的阶梯,而“空想”则仿佛是悬在空气中的浮尘,是人们随意说出,没有经过论证和辨析的想法。我们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哲学王”是人类的理想而不是空想,那是因为柏拉图在自己所创立的理念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善的理念”作为城邦的根基;康德的“永久和平”是一个理想而不是空想,因为,康德系统地论证了人们达到永久和平的“先决条款”和“正式条款”。与此类似,我们如何才能使“世界元”成为一个“理想”,而不是仅仅沦为“空想”呢?我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给出系统的、符合逻辑的理由。而本文正是这种努力的一个尝试。
从近30年来的发展历程来看,国际金融体系由于受到部分主权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和制约,发展极不平衡,“处于国际金融体系边缘的国家深受其苦,而处于中心区域的国家却一直繁荣稳定”,是一个充满了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国际金融体系。而当今世界,公平正义的观念正逐步得到各国人民的认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逐步扩大的背景下,为了更好地解决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货币兑换、外汇储备等问题,各主权国家应该在全体同意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协商让渡出部分货币主权,以形成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而这一“共同权力”将支持统一的货币政策,奠定“超主权”的“世界元”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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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会批判理论著称的法兰克福学派从20世纪20、30年代之交建立至今已经历了80多年的历程,主要表现为三个时期。从“启蒙辩证法”到“为承认而斗争”,每一时期都表现为理论的转向与哲学基础(方法)的变动,从三个时期的显性与隐性的理论转向与哲学基础嬗变进行双层考察,可从整体上把握批判理论的重要特点、分歧以及内在逻辑。
正如经历过现代社会与思想运动洗礼的理论家一样,霍耐特一开始就感受到了学派的危机。因为随着语言学的转向和后现代思潮的兴起、西方消费社会的来临以及阶级结构与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变化,第三代理论家面临更多的理论挑战,这时的“社会批判理论”已不具有法兰克福学派最初的意义。在其代表作《为承认而斗争》中,霍耐特向米德的社会理论寻求经验支持,改造早期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把主体间性理论转化为后形而上学语言,从而通向了规范社会哲学的建构之路。
当代社会的各种社会斗争,如工人阶级斗争、少数民族争取权利的斗争等,都可视为“承认斗争”的不同表现形式,主体间的承认关系朝着自由化、平等化和普遍化的方向发展,这也是理解和把握人类历史的前提和基础,霍耐特认为:“历史的过程不再是纯粹的事件,而是冲突的发展过程,是承认关系不断扩大的渐进发展。”如霍耐特在标题中所指出的:他的“承认”概念继承和改造了黑格尔的“承认”概念。
道德成为了黑格尔思考的基础,他带着对古希腊城邦理念的热情,认为人们之间的道德互动是一个共同体得以建立的核心,而这种互动形式就是“承认”。
在黑格尔看来,“承认”的渴望驱使人们造成了这一切。黑格尔把“承认”关系看作是建立主体联系的自然纽带,同时也是主体脱离自然状态成为主体的一个必要条件。
霍耐特除了直接借鉴黑格尔早年的承认斗争理论,也借助于福柯的权力理论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开辟了权力批判的新维度:进一步明确了承认关系结构,阐发了承认与蔑视、蔑视与反抗的关系,阐发了“蔑视”是社会冲突的道德动机的原因,实现了“承认理论转向”,表达了对伦理生活的无限向往,伦理生活或者说德性的首要内容就是通过他人而认同自我,即在冲突中确立伦理规范,在差异中谋求价值同一。霍氏总结出三种形式的主体间相互承认的关系,它们分别对应自信、自尊和自重这三种与自我相关联的方式。所以,为承认而斗争其实就是一种冲突的道德和承认的伦理,它为当今政治生活提供了方法论参照,主体间交往的三种形式都被归结为伦理生活这一价值理想。
霍氏指出,工人所遭受的是“社会尊严的不平等分配”所造成的“隐蔽的伤害”。他们缺乏政治上认可的一贯语言来表达他们所受的伤害,然而他们随时都有可能采取社会抗议和阶级斗争的形式来寻求自己意志的表达。因此,批判理论不是建立在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斗争之上,而是将抵抗的根源建立在“处于得到认可的规范性冲突的闭限之下”,“有希望成为解决这个基本问题的惟一路径不是在合理化的逻辑的参照下解释社会发展,而应该是在一种社会斗争动力学的参照下来解释社会发展,这一动力学在结构上处于互动的道德空间之中”。⑥在霍耐特的模式中,社会整合过程被看作是社会成员之间为获得承认而进行的斗争。
承认理论代表着批评理论的重要转向,即政治伦理转向。霍耐特论证了“斗争”是一切道德冲突的内在动机,注重对“社会性”等问题的描述,即从只关注物质剥削与统治、财产的不公正分配以及身体伤害转向关注对人的荣誉感、自尊心和尊严的伤害。他从对“物质财产分配不公”的描述,转向了“文化与心理的生活机会的分配不公”,构成工人斗争基础的不是物质资源的分配不公,而是“文化教育、社会荣誉和工作机会等的分配不公”,主体间的道德经验不是通过直觉对所掌握的语言规则的限定,而是通过对主体在社会过程中所获得的认同的破坏。
如果说第一、第二代批判理论家过多地关注社会体系对个体的异化统治,那么霍耐特的问题就在于低估了社会体系“损害”主体间性的能力,并未将批判理论建立在个体克服社会系统他律性的斗争之上。他通过对社会冲突的文化根源的关注,主张“道德性”与“物质性”的分离,但使这种分裂永恒化了。对所谓抽象的“语法”的关注也导致社会成员决定自己的道德原则的能力被忽视了,自己的文化、关怀和价值被取消了。最大的困难在于“承认斗争”并不必然是民主的,正如霍耐特本人所承认的,承认的获得可能在民主群体中得不到承认,遭到轻视的感觉实际上缺乏“规范性方向”。
如果“为承认而斗争”的观念必须被解释为社会发展过程的批判框架,那么承认的政治应当是当代文化多元主义的一面旗帜,它为边缘群体或弱势群体等带来了理论支持。霍氏对后现代主义似乎有更宽容的态度,他徘徊于批判理论与后批判理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一元主义与多元主义之间,最终从批判理论走向了后批判理论的立场。
极权主义的政治经验是法兰克福学派兴起的时代背景,自由民主的思想和实践是其思考的参照系,而德国唯心主义、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和韦伯的合理化学说则是三代理论家的重要的思想资源,对理性、启蒙、交往、承认的思考引发了伦理学与社会理论之间关系的变化。但对具体社会存在领域的关注与对普遍规范性的批判之间的对立是三代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摆脱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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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健词:正义政治正义自我利益共同利益感同情
论文摘要:休谈从自我利益的角度论证了所谓政治正义的形成过程。他认为政治的自然义务并不产生于许诺,而是产生于协议,协议就是共同利益感。种观点使休谈的政治哲学区别于社会契约论。休谈认为政治的道德义务生于正义道德感,而正义道德感又以同情原则为基础。这种观.点使休谈的政治哲学区别于功利主义。休谈实际上试图表明人类的共同利益感和正道德感的进展付人类政治社会的形成具有基础性作用。休谨是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政治哲学在当代西方仍具有深刻的影响。
在近现代西方自由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休漠的协议主义政治哲学表现出了极具原创性的理论特征。罗尔斯把休漠看成是一个社会契约论者,更多的学者把休漠的政治哲学归人功利主义阵营,这些看法都没有把握休漠政治哲学的实质。哈耶克说:“休漠的理论乃是一种有关秩序生成和发展的理论”,这种看法是值得重视的,但是如果我们忽视了休漠对人性的一般看法,就没法理解他提出的这种“有关秩序生成和发展的理论”。本文拟从休漠关于人性的两个基本观点出发,阐述他的政治哲学的主要思想,在此基础上,形成我们对休漠政治哲学的一般看法。
一、自我利益—休谨政治哲学的自然基础
从广义上说,休漠的正义理论包含他的政治哲学,后者要解释的也就是所谓政治正义的问题,因而,我们的探讨必须从休漠的正义起源理论开始。休漠认为自然赋予人以无限的欲望,但每个人满足这些欲望的自然能力是非常低下的。人类只有依赖社会才能解决这对矛盾,协作、分工和互助给人们以力量、能力和安全。在人类最早由于两性的结合而形成的家庭中人们就觉察到了社会的利益,并试图组成社会以期获得社会带来的利益,但人类自然性情中的自私和外物占有的不稳定及其稀少对社会的形成总是造成威胁。外物的稀少刺激起了人类的自私,未受教化的道德观念甚至是投合人类的自私的。“因为每个人既然爱自己甚于爱其他任何一个人,而且在他对其他人的爱中间,对于自己的亲戚和相识又有最大的爱,所以这就必然要产生各种情感的对立,因而也就产生了各种行为的对立;这对于新建立起来的结合不能不是有危险的。
补救的办法来自于所谓协议。协议并不是许诺,而是一种在社会交往中逐渐形成的对社会利益的共同感觉。这种共同利益感觉诱导人们去发现和遵守正义规则。使每个人稳定占有他凭幸运和勤劳获得的财物、依据同意而进行财产转移和履行许诺构成三条基本的正义规则。发现正义规则并不困难,人们早在自然形成的家庭中就发现了这些规则的作用。正义规则发生效力虽然要通过一个缓慢的进程,但在政府产生之前就产生了由正义规则维持的小规模社会。休漠把在政府产生之前就已存在的正义称为自然正义。共同利益作为所谓自然约束力使人们感觉到有行使正义的自然义务。在一个较小规模的社会,人们能够直接地觉察到正义规则所带来的共同利益,自然约束力具有较强的力量,足以诱导人们去行使正义。
建立正义规则的目标是为了保证个人利益,正义规则带来的共同利益并不违背人类的利己心。共同利益感实际上是一种利己性情感,它是人类的利己心在知性和判断的协助下为适应社会而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因此,原来使人类彼此不便的那种利己心,在采取了一个新的和较方便的方向之后,就产生了正义的规则,并且成了遵守这些规则的最初动机。
随着社会规模的扩大和社会财富的增加,遵守正义规则带来的共同利益显得比较遥远和抽象。在对情感产生的影响力方面,共同利益往往不如一些直接的现实利益,这是人性在情感方面舍远图近倾向的具体表现。因为这种倾向,人类总是自然地容易做出非义的行为,而这会直接危害社会的存在。人类的这种天性是无法改变的,所以必须找到补救这个缺点的方法。几个不同社会之间的争端或战争使得权威成为必要。这种权威把政府的优点意外地教给了人们。于是政府作为补救人类舍远图近天性的措施被人类所采纳,人类从无政府状态走向了有政府状态。对于执政官和政府文武官员来说,执行正义会给他们带来直接的利益.违反正义一般只会带来遥远的利益。官员们的天性并没有因为他们地位的改变而发生改变,恰恰相反,政府的设立正是利用了官员们舍远图近的天性。这样,政府官员们在追求他们的直接利益的过程中却给全社会带来了共同的利益。休漠还认为,因为政府官员和社会的大多数人往往是没有私亲关系的,在主持正义时一般就比较公道。政府除了执行正义外,还可以给社会带来其他的好处。对于政府官员们来说,臣民们的一切重大利益都和他们的直接利益相关,“这样,桥梁就建筑了,海港就开辟了,城墙就修筑了,运河就挖掘了,舰队就装备了,军队就训练了;所有这些都是由于政府的关怀,个政府虽然也是由人类所有的缺点所支配的一些人所组成的,可是它却借着最精微的、最巧妙的一种发明,成为在某种程度上免去了所有这些缺点的一个组织。
在论及臣民为什么会忠于政府时,休漠提出了与社会契约论者不同的看法。后者一般认为臣民之所以服从政府是因为臣民对政府有一种许诺。休漠认为,在最初建立政府时,许诺也许是人们服从政府的一个理由,但是要说一切政治义务的产生都是因为许诺则是不可信的。实际上,自然正义中的许诺义务和政治义务的产生都来自于人类的协议,也就是来自于人类对正义规则所带来的利益的追求。“我们的政治义务的目的虽然是在于执行我们自然的义务,可是这个发明的第一动机,以及履行这两种义务的最初动机,都只是私利。人们服从政府只是因为政府能够给臣民提供互利、安全、和平和自由等利益。如果政府不能提供这种利益,臣民也就没有服从的义务了。政府所能够提供的共同利益从根本上讲是服从于私人的自我利益的。如果人们相互间感受到了这种共同利益,也就能够形成所谓协议。休漠把这种以共同利益感为基础的政治义务称为政治正义的自然义务,以区别于政府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自然正义的自然义务。这两种义务都可以还原到自然的约束力,即利益。
以自我利益为出发点来解释政治制度的形成几乎是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一个共同特点。从文化渊源来看,这种观点和西方____的原罪论密切相关。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维利从人性恶劣的前提出发,提出了君主应如何取得和保持权力的理论。虽然他的政治观点不是自由主义的,但他的人性观对近代政治哲学的影响是深远的。霍布斯第一次以社会契约论的思想破除了君权神授的神话。他认为在所谓自然状态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像“狼与狼”的关系一样,人们只是为了自保才决定通过订立契约组成社会和政府,放弃自然状态。霍布斯心目中的理想政府是专制政府,所以严格说来他的政治哲学并不是自由主义的。洛克在自由主义方向上完善了社会契约论思想。他同样坚持人性自私的基本立场,并认为政府是约束人性的偏私和暴力的工具,政治社会是人们自愿通过两次缔结契约而形成的,政府的目的是为人们提供安全和共同的利益,许诺产生了服从政府的义务。他还认为,既然人性中总存在自私的倾向,所以政府的权力就有被滥用的可能,故而立法权和执法权不能由同一个部门行使,以权力制约权力可以防止权力被滥用。
如上所述,休漠也以自我利益为出发点来解释政治社会的形成,但他的观点和洛克的社会契约论相比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特征。首先,他认为,人性中自私的一面仅仅是政治社会形成的一个必要条件,财物的稀缺和占有的不稳定也是政治社会形成的要条件。休漠甚至认为自私是财物的稀少刺激起来的,这是非常深刻的思想。其次,休漠认为,并不是任何政治社会的形成都存在所谓缔结契约的阶段。许诺并不是政治义务的基础,利益才是政治义务的自然基础。再次,在自私与正义行为的关系问题上,休漠的处理更加彻底和巧妙。休漠并不断定任何人或人们在任何时候都一定完全是自私的,但在政治哲学的方法论意义上,“每个人都必须被假定成一个恶棍”,“这似乎有点奇怪:一项事实上是错误的原则,却在政治学当中应当是一项为真的原则。
二、同情—休漠政治哲学的道德基础
休漠认为同情是人性中一个强有力的原则,它能够使人们的情感得以交流和影响,进而产生新的情感。他说:“人性中任何性质在它的本身和它的结果两方面都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同情别人的那种倾向,这种倾向使我们经过传达而接受他们的心理倾向和情绪,不论这些心理倾向和情绪同我们的是怎样不同,或者甚至相反。同情的产生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人们之间存在着各种经验事实方面的关系。人们在身体结构和心理结构方面大体相同,在经济关系、社会地位等方面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这些类似情况是同情产生的基础。接近关系、因果关系、相识关系、教育和习惯等都能够促进同情的效果。二是由于印象和观念在心中依靠想象可以相互转化。情感的产生比其他任何印象更依靠我们的想象。只要我们得到了某种与情感相关的观念,它就会由于想象的作用,自然地在我们心中引发类似的情感。同情是道德感产生的心理基础,对政府服从的道德义务据说也来自于同情原则。
如上文所述,休漠认为,以利己心为动力所形成的共同利益感是自然正义和政治正义产生的基础,也是人们能够行使正义的一般动机,产生于共同利益感的义务可统称为自然义务。休漠还认为,人性中除了有利己的一面外,还有利他的一面。同情原则是产生利他性情感的基本原则,道德感便是由同情原则产生的。当自然的正义规则以协议(共同利益感)为基础一经确立起来,正义道德感也会随之产生。一方面,如果别人的非义行为损害了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会不高兴;另一方面,即使非义行为只和别人的利益相关,我们仍然会不高兴,这是因为,“我们通过同情感到他们所感到的不快;而且在一般观察之下,人类行为中令人不快的每样事情都被称为恶,而凡产生快乐的任何事情同样也被称为德;所以道德的善恶的感觉就随着正义和非义而发生。由同情所产生的正义道德感是人们对正义或非义行为进行道德评价的直接依据由于正义道德感总会使人们产生行使正义的道德义务,所以正义道德感不但具有评价功能,而.巨还有意动功能。也就是说,正义道德感不但可以通过道德评价影响别人的行为,而且对评价者自己的行为也具有约束作用,这是正义道德感的道德约束力的具体表现。正义道德感的产生虽然是自然的,但在形成的过程中也受到了政治家们的人为措施和教育力量的促进,舆论和教导使正义道德感和荣誉感、名誉紧密联系起来。“感动我们最深切的就是我们的名誉,而我们的名誉在最大程度上是决定于我们对他人财产的行为。
当政府作为补救人类舍远图近倾向的措施而建立后,政治正义产生了,由于共同利益感人们也会感到对政府应履行自然义务。建立政府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在全社会维持正义,从而给人们带来共同利益,因而,一般地说,服从政府的行为也就是对人们有利的行为。出于对公益的同情,对政府的忠诚行为能够给人们带来快乐的情绪;由于同样的原因,对于不忠的行为,人们会自然地产生一种不快乐的情绪。这类道德感不但是人们赞许忠诚行为或谴责不忠行为的直接依据,而且具有道德约束力使人们产生对政府忠诚的道德义务。当一个政府不能给人们提供安和保障时,人们忠诚于政府的自然义务便终止了,可是道德义务具有相对独立性,它会较长时间地使人们服从于一个即使是暴虐的政府,但忍耐总是有一定的限度,“因此,在我们的全部道德概念中,我们确实不会抱有像消极服从的那样一种荒谬的主张,而都一定承认在罪恶昭彰的专制和压迫的情况下可以进行抵抗。
休漠的道德学说从总体上讲是情感主义的,同情是“一个高贵源泉由同情所产生的正义道德感是一种利他性情感,正因为如此,同情才能够成为正义行为的道德源泉。休漠的政治哲学实际上体现出了两种看待问题的角度。从法律的角度讲,必须假设人性是自私的,才能制定出良好的法律,法律的目的就是要防止人性中自私的一面不正当地扩张;从道德的角度看,必须承认人性中还有利他的一面,道德的目的就是要弘扬人类的利他主义精神。因为有了这两种角度的不同,于是就有了法律上的正当和道德上的善良的区分,前者以自我利益为基础,后者以同情为基础。姑且不论这种区分是否恰当,重要的是休漠为后来的讨论者提供了一个进一步探讨的平台。亚当·斯密无疑是休漠这种思想的直接继承者,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和《道德情操论》就分别是从这两种角度出发的。功利主义者试图把道德归结为利益,并把功利原则从私人道德推广到政治道德领域,在近现代招致了广泛的批评。休漠虽然承认政治正义所依据的自然约束力(利益)与道德约束力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他并没有把道德归结为利益,所以并不能认为休漠是一个功利主义者。
三、休漠政治哲学的理论实质和当代意义
根据哈耶克的说法,“‘休模达致的成就,最重要的就是他提出的有关人类制度生成发展的理论”,“在这种文化进化的过程中,那些被证明有助益于人们做出更有效努力的规则存续了下来,而那些被证明只有助于人们做出较为低效努力的规则则被其他的规则取代了或淘汰了。”少我们认为,哈耶克的这种看法是值得重视的,但是他只注意到休漠这种“有关秩序生成和发展的理论”的一个层面,即制度的层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层面,即情感的层面,他并没有注意到。如上所述,休漠在谈到政治的利益基础时,论述了人类从原始的自私情感到共同利益感再到自然义务感的过渡;在谈到政治的道德基础时,论述了人类从共同利益感到正义道德感再到道德义务感的过渡。休漠认为一种政治秩序的形成必须以有关情感的形成为条件。共同利益感应当说是休漠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感念,它是产生政治的自然义务的基础,也就是说,一种政治的正义秩序的形成必须以共同利益感的形成为基础。实际上,发现正义的规则并不困难,困难的是要使全体社会成员都拥有共同利益的感觉,因为”协议只是一般的共同利益感觉;这种感觉是社会全体成员互相表示出来的,并且诱导他们以某些规则来调整他们的行为。共同利益感的形成过程实际上就是正义规则发生效力的过程,人们只有在实践中一再经验到违反止义规则产生的不便之后,共同利益感才逐渐建立起来,正义规则才逐渐地发生效力;共同利益感的形成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人们彼此之间对对方能够遵守正义规则产生信心的过程。正义道德感的发展也有一个形成的过程。“这个情绪发展的过程虽然是自然的,甚至是必然的,可是它在这里确是又受到了政治家们的人为措施的促进;政治家们为了更容易统治人们起见,为了在人类社会中维持安宁起见,曾经努力产生对于正义的一种尊重,和对于非义的一种憎恶。舆论和教育也促进了正义道德感的形成。道德感借助荣誉感和名誉感的形成产生了更为强大的道德约束力,诱导人们形成信义和忠诚的习惯。理性是情感的“奴隶”,习惯是人生的指南,政治秩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人类情感和习惯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休漠是西方早期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代表人物。他的政治哲学是适应早期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的产物,主题是所谓分配公正的问题,主旨是论证个人财产权利和其他经济自由权利的合法性。休漠系统地论证了法律和自由的关系。在休漠看来,正义规则就是社会的法律,既包括调整财产权的自然法.也包括决定权力机构之组织形式的法律。法治的政府才是自由的政府,自由政府“是一种允许在几个成员群体当中进行权力分配的政府;这种政府联合形成的权威绝不亚于君主制政府的权威,或者在通常意义要比君主制政府的权威高得多;但是这种政府在日常的治理过程中却必须根据一般且平等的法律行事,当然这些法律必须在此之前就已经为这些成员群体以及它们治理的所有臣民所知晓。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必须承认,自由就是市民社会的完善”。转引自经济上的自由是休漠关注的中心,但经济上的平等几乎完全在他的视阂之外。在休漠的政治哲学中,同情并不是指对弱势群体的同情,而是指人们以同情为途径对正义或非义行为产生了赞许或谴责之情。在这方面,功利主义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原则要比休漠先进得多。不过,功利主义的政治哲学招致的批评似乎更多,功利主义的一个突出的困难是不能保证少数人的权利不受侵犯。罗尔斯的政治哲学明显受到了休漠的影响。罗尔斯认为人的自利性与物质有限性的假设是“公正问题发生的境况”,他引入“元知之幕”的概念试图解决休漠没有解决的平等问题,但并不怎么成功。英国学者拉斐尔认为,罗尔斯没有使他的无知之幕能够遮盖他自己文化的心理学效应”。拉斐尔提出所谓“想象性同情心”试图解决平等问题户休漠的同情概念被赋予了现代意义,但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很难被论证为弱势群体的一种权利。罗尔斯后期又提出了所谓“交叠共识”,这个概念和休漠的共同利益感概念存在着明显的关联。
整体来说,近代以来西方自由主义的思维方式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古典自由主义并没有在根本上被突破,在经济理论领域甚至还有复兴的趋势。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没有改变,作为这种生产方式的意识形态就不可能有质的改变。麦金太尔说,.休漠认定为普遍人性的观点,结果事实上是汉诺威统治精英的偏见。休漠的道德哲学广义地应包括他的政治哲学一一引者注),如同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哲学,是以效忠一个特定的社会结构为先决条件的,不过是效忠于一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结构罢了。”我们认为.麦金太尔对休漠的这个评价可以适用于所有的西方自由主义政治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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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发轫于美国进步改革运动的管理行政的内核是科学,而科学理性的嵌入使效率至上成为管理行政的基本价值取向,理性化、专业化、纪律和协作则成为管理行政的政治合法性基础。管理行政适应了工业社会大生产和行政管理复杂化的客观需要,在技术上显示出了超乎以往一切治理模式的巨大优越性。然而,对科学理性的过度信奉导致了对人性的损害和人的异化,效率主义的运行逻辑导致了与民主政治的冲突。探讨管理行政的政治哲学基础,有助于形成对管理行政的全面正确认识。
关键词:管理行政;科学;政治哲学基础
1887年,美国学者伍德罗·威尔逊在《行政学研究》一文中提出政治与行政二分观,这一观点经过古德诺的升华、发展与论证,形成了美国早期行政的基本原则,即“政治行政二分法”原则。而韦伯提出的官僚制理论,为政治行政二分的组织设计提供了借鉴理路。这些理论结合交融起来,组成了早期管理行政模式(即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后来经过魏洛比、古利克、西蒙至奥斯本(他们的《重塑政府》是新公共管理的代表性著作)的传承,管理行政的理论谱系得以形成?①。管理行政的发展是整个公共行政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管理行政的研究不能总是停留在公共行政的话语系统内,这既影响了对它的纵深探讨和通约性把握,也稀释了对它旗帜鲜明的理论定位。正是基于这种学术背景,本文尝试从政治哲学层面把管理行政从公共行政话语系统中离析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范式予以学理建构性的专题探讨,试图形成一个属于管理行政自身的理论话语系统,并以此推进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管理行政发轫于美国进步改革运动。在这场运动中,那些信奉科学主义理念的进步主义者是推动改革的关键力量。著名的进步主义者,如伍德罗·威尔逊、威廉·艾伦、亨利·布鲁埃尔、弗雷德里克·克里夫兰和威廉·F?威洛比等,都服膺于科学理性与专业主义在物理世界取得的巨大成就,因而都自然地希望将其运用到社会、政治领域,以解决当时面临的问题。通过进步主义者的宣扬,人们开始意识到,利用科学的方法和思想,可以研究、定量分析、改变甚至创建人类的各项制度,以保障人类向着具有明确性和可预测性的方向不断进步。科学逐渐成为美国人心中的神圣价值,它和基督教一样势不可挡。正如美国学者詹姆斯·罗伯逊所说:“一如早期基督教,科学横扫整个西方世界,势如破竹。在美国人的实践中它甚至可以同传统的宗教神话相协调。”
[美]詹姆斯·O?罗伯逊:《美国神话美国现实》,贾秀东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61页。
在19世纪后半叶,科学同美国人对进步的信念结合在一起。相互结合的进步神话和科学神话开始主宰美国人观察自己和观察世界的方式。在进步时代融为一体的科学分析思路和科技进步,释放出科学理性和专业主义的巨浪。被科学和技术在物理世界获得的巨大成就所打动,进步主义者很自然地想要将其应用于社会和政治领域,希望在这些领域也实现科学般的精确和客观
[美]杰伊·D?怀特、盖·B?亚当斯:《公共行政研究:对理论与实践的反思》,刘亚平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
受进步主义者的影响,泰勒发起了科学管理运动。这迅速风靡了美国社会,并很快影响到公共管理领域,被深深艳羡于工业效率的传统公共行政主义者们所膜拜套用。韦伯则将政府科学化、技术化的进程推向了极致。在韦伯看来,科学的目的就是引导人们作出工具合理性的行动,通过理性计算去选取达到目的的有效手段,通过服从理性而控制外在世界。因而,对于科学家来说,就应当为“科学而科学”,他们“只能要求自己做到知识上的诚实……确定事实、确定逻辑和数学关系”
[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7页。
。科学的研究是如此,那么根据科学的原则去建设社会和改造生活也无疑需要遵从这种工具理性。根据韦伯的看法,官僚制的功能完全在于它是工具理性的典型形式,是根据科学的和技术性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也正是由于官僚制最为集中地表现了近代社会的工具理性特征,所以官僚制能够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能够被广泛地应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仅存在于政府部门、国家的政权建设和行使之中,而且被广泛地应用到企业等各类私人部门的体制设计和运行之中,成为征服了整个社会的最为普遍的组织结构形式
张康之:《寻求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
20世纪30-40年代,管理行政引入了行为科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在20世纪50-60年代则引入了系统科学的研究方法,即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运筹学、生态论的研究方法,使得管理行政的科学性更加丰盈饱满。作为行为主义的集大成者,西蒙的《行政行为》中也充满着科学的气息。在西蒙看来,任何科学理论的推理都必须在逻辑上严密,而且在经验上具有可检验性,而这样的科学哲学思想极其重要。西蒙的行政科学思想深受其老师卡尔纳普“统一科学”
所谓“统一科学”,是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分享着同样的逻辑基础,甚至是整个方法论基础。建立统一科学是卡尔纳普的理想,也是其具体落实的行动纲领之一。参见颜昌武《作为行政科学的行政学——西蒙行政思想述评》,《公共管理研究》2009年第7卷。
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卡尔纳普对“统一科学”的主张影响了西蒙的一生。在其为诺贝尔奖委员会所撰写的一篇自传性文章中,西蒙说,他在各项科学研究中都遵循着两条原则的指导,这两条原则都深深地打上了“统一科学”的烙印。其中第一条指导原则是“尽力用现代科学工具武装社会科学,使社会科学逐渐成为硬科学来更有效地对付它们面临的难题”;第二条指导原则是“致力于促进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关系,使他们能为解决非常复杂的公共政策问题一起发挥自己的专长”Lindbeck, A, 1992,?Nobel Lectures, Economics [STBX]1969-1980,[STBZ]?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Singapore?。可见,西蒙强化了公共行政的科学性,试图使之成为一种实用的技术,其所倡导的理念则与进步主义的思维相一致,并且与政治科学中的行为主义相呼应,从而使其成为在政府管理甚至一般管理(包括企业管理)中解决不断重现的效率、经济和效能等问题的一种崭新而令人兴奋的研究路径,因而赢得了更多支持
Wamsley, G & Wolf, J et, 1996, Refounding Democratic Public Administration: Modern Paradoxes, Postmodern Challenges, Thousand Oaks: SAGEpp18-19
到了新公共管理阶段,管理行政者开始从企业管理学和经济学中寻求支持。一般管理学派将战略规划、目标管理和全面质量管理等借鉴到公共部门中来。而在那些将“新公共管理” 等同于“管理主义”的学者看来,诸如“公共选择理论”等经济学理论也属于管理主义理论的范畴。“管理是一种与资源流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活动,这种活动是为了获得明确的目标。这些目标绝大部分是用经济学的语言来描述的——‘输出’和‘资金的价值’。”
Christopher Pollitt, 1990,Managerialism and the Public Services: The Anglo-American Experienc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p5#p#副标题#e#
原因就在于,经济学使管理主义的工具理性视角得到进一步强化,经济学假设人都是理性的并由此预测人的总体行为,它力图通过演绎而不是用其他社会科学所采取的归纳方法来得出结论,同时经济学对数学方法的应用也使其显得更合乎理性,这样“管理主义领域内理性模式的发展绝大部分来自于经济学”,并且“经济学作为管理主义的基础使它成为最有力的社会科学理论”
[澳]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彭和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7-78页。
总之,在管理行政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充满着对科学理性的信奉。正是因为人们对科学理性的信奉,国家对社会经济事务的管理转移到人类科学的成果和模式以及人类理性的运作上来,科学成为管理行政的内核。
要探讨管理行政的政治哲学基础,需要对政治哲学的理论架构进行厘定。从整个思想史来看,政治价值取向是它最重要、最独特的论域,这是中西方政治哲学大家的共识。除此之外的论域,就是要探究合理的政治秩序,并为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提供证明,以及探讨合理政治秩序实现的政治效用。也就是说,作为面向人类政治实践并以追问最好或最正义政治秩序为目标的政治哲学,其基本理论架构应该包括政治价值取向、政治合法性和政治效用。(一)管理行政的政治价值取向?
价值取向是指主体在价值选择和决策过程中的一定的倾向性。价值取向体现了主体的价值追求,表现为这个主体所信奉的而且影响其行为的价值标准。价值取向不是一种心理偏向、一种爱好,而是主体自觉地、有目的地对行为方向的选择和把握,具有自觉性和能动性等特点。由于科学理性——科学分析的思路和科技进步——取得了绝对的垄断地位,因而在管理行政的政治价值追求中,公共行政被看作是不同于政治的一个独立的领域,是一个价值中立的、技术性的领域,是“磨刀”的技术,是一门科学、一种职业。效率被看作是第一公理。威尔逊认为,行政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以及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或能源方面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完成这些适当的工作
彭和平等:《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1、45-47页。
。怀特认为,公共行政的目的,就是在官员和雇员的处置下,对各种资源加以最有效能的利用,使公共计划得以最迅速、最经济、最圆满的完成⑤。古利克也认为:“尽管从应用意义上来看,效率必须与其他的社会价值和政治价值相适应,但是科学研究工作本身所特有的价值就是效率。在行政科学看来,其基本的‘善’就是效率”
Luther Gulick and L? Urwick, 1937, ?Papers and the Science of Administr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s,p192。同样,传统公共行政的组织结构基础即官僚制,之所以被设计出来,乃是为了使行政机关在纪律的精确性、稳定性和严格性上,在效率方面比其他组织形式更优越。正如韦伯指出:“官僚体制的组织广泛传播的决定性的原因,向来是由于它的纯技术的优势超过其它任何组织形式。一种充分发达的官僚体制机制与其他形式的关系,恰恰如同一台机器与货物生产的非机械性方式的关系一样。精确、迅速、明确、精通档案、持续性、保密、统一性、严格的服从、减少摩擦、节约物资费用和人力。”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96页。
可以这么说,传统公共行政的一切研究(包括价值理念、组织设计、决策导向)都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即高效率。效率是传统公共行政的价值尺度中的头号公理,效率也是行政科学的大厦得以建立起来的价值基石。
行为主义学派的领军人物西蒙对传统公共行政的“效率”准则作了最深刻的解剖。西蒙通过分析效率概念的多义性和模糊性,提出自己的效率准则:“效率准则指的是,在给定可用资源的条件下,选择能产生最大效益的备选方案。”
③Simon,H,Smithburg,D& Thompson,V, 1962,Public Administration,New York: Alfred Knopf Co西蒙特别强调,效率准则是一种将复杂现象予以简化后的决策依据。西蒙并不回避使用“好”或“坏”这样的价值词来讨论公共行政学。从组织的角度看,“好”的或正确的行政行为本质上就是指有效率的行政行为。他说,“从‘好的’行政的理性特征中几乎直接得出来的行政原则就是,在若干个费用相同的备选方案中,应当总能选择能够最大程度实现管理目标的方案。而在若干个实现程度相同的备选方案中,应当总是选择成本最低的方案”。“行政理论关注的是如何构建组织和组织如何运转才能有效地完成其工作的问题。”?③由此可见,西蒙依然把效率至上看作是行政科学的价值基石与主要目标。
20世纪90年代初,在大多数先进国家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公共部门管理模式,国内外学者称之为新公共管理。英国学者罗兹引用胡德的说法,将英国的新公共管理看作是追求经济、效率、效能目标的管理改革运动。美国的奥斯本和盖伯勒提出了更为积极的观点,他们主张把企业和私营部门经营管理的一些成功的管理方法移植到政府公共部门中来,主张政府应像企业那样引入竞争机制。与传统公共行政追求效率原则有所不同,新公共管理要求实现从效率本位向绩效本位转移,实际上拓展了效率的内涵。但如果我们从中抽象出他们共同的本质属性,两者把立足点放在追求效率和生产率等价值上是完全一致的。英国学者E?费利耶就曾把新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归纳为“效率驱动模式”
EFerlie, L Ashburner,L Fitzgerald and A Pittigrew, 1996,?The New Management in Actio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10-15。
通过以上扼要的分析,可以看出,效率至上被视为管理行政的基本政治价值取向。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它强调统治政权的权威受到公民的尊重或公民承认服从权力的义务。政治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
[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06-207页。
。合法性问题一直为政治权力主体所关注与重视。甚至可以这么说,一部人类的政治史就是一部政治权力主体的自我合法性证明的历史。丹尼斯·朗认为,合法性权威可以“建立起比其他权威形式大得多的预期反应可靠性,正像内在化的社会规范比更依赖于环境约束或临时谈判其意义与可行性的规范,在保证遵守方面有更大的可靠性。”
[美]丹尼斯·朗:《权力论》,陆震纶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页。#p#副标题#e#
这正是政治合法性问题历来为政治权力占有者所重视的根本原因所在。
工业文明社会中,社会治理脱离了统治行政的操纵,人开始成为具有自主性、自觉性和自为性的主体。对科学的推崇进入政治领域使管理行政成为科学化和专家行政。因而,管理行政的理性组织形式即官僚制具有一定程度的形式合理性和合法化。正如韦伯所说,“官僚制的结构几乎处处都是较后发展的产物。我们在发展中愈是追溯得久远,对于统治的形式来说,缺乏官僚制和官员制度就愈加典型。官僚体制是‘理性’性质的:规则、目的、手段和‘求实的’非人格性控制着它的行为。因此,它的产生和传播处处都是在那种特别的、还在讨论的意义上发挥了‘革命’的作用,正如理性主义的进军在一切领域里一般都发挥这种作用一样。同时,它摧毁了统治的不具有在这个特殊意义上的理性性质的结构形式。”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24页。
在现代化的历史地平线上,管理行政尽管离不开对集体行动的依赖,但已经不再是时有时无的断续式的集体行动,而是以理性官僚制为典型组织形式,将集体行动组织化、理性化、专业化,并且以纪律和协作作为管理行政的政治合法性基础。
管理行政中的集体行动,是科学理性的行政设计的结果。科学理性成为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康庄大道,使得专业人员——包括管理者、社会科学家和工业心理学家——相信这样一种世界观:人类的冲突和激情适合于以机械办法来解决。科学的价值就在于其符合理性的要求,公共组织活动可以被理性地认知,管理的目标、过程和结果也是可以被预测的,并且在预测的基础上,公共组织的活动可以选择出最有效的手段以实现既定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行政管理必须借助于科学的分析工具,科学技术的数值化、定量化、规范化、精确化的研究方法应该被引入到对公共组织管理的研究中,这样管理就可以实现指标化、可控性和易操作性并保证组织活动合乎因果关系的理性思考。
与科学理性的嵌入相呼应,管理行政运行的合法性还存在于纪律权力的建构。根据福柯的研究,纪律权力建构的焦点是对身体的操纵,而身体被看作是基本上可以进行精密调整的机器。行政设计中“纪律—协作型”集体行动具有典型的“精密操纵”的特点
这是根据福柯、吉登斯的有关论述概括而形成的一个概念。参见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李康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6页。
。其一,注重通过对时间和空间的操纵来推行纪律,即一般要求具有一个封闭的领域。这个运作纪律的领域既与外部相隔绝,又在内部对自身进行封锁。其二,封闭是纪律权力建构的基础,但如果仅仅采用封闭手段,并不足以对身体的运动和活动实行细致入微的管理。只有通过内部的区域划分,或者分隔才能达到这一目标。其三,纪律权力的时空设计,有助于避免大规模的集团的形成,这些集团可能会导致其中的人们形成独立的意愿甚至是敌对姿态,最终破坏集体行动。其四,纪律权力的时空设计,还可以使管理者对个人活动进行直接操纵,从而避免一些不期而遇的接触所导致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根据福柯的研究,纪律时空设计涉及对个人进行观察、监视和评价,有利于避免对有效协作的疏忽。因此,“纪律—协作型”的集体行动适应了工业时代管理行政的需要,保证了集体行动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而且,纪律—协作型集体行动是以对组织纪律的服从和对法律的遵守为特征的。在这种行政支配方式中,人们服从领导者的命令是出于对组织纪律和法律的信守,法律与纪律代表一种大家都遵守的普遍秩序。因此,纪律权力具有一定的合理—合法的权威。
管理行政本质上是一种追求形式合理性的社会治理模式。在这种社会治理模式中,行为主体的行动受形式化、非人格化及贯穿着理性精神的组织程序和行为规范的支配,体现出一种理性精神。它摒弃了统治行政所掺杂的大量人治因素,较好地避免了在行政人员管理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和内部事务时了过多掺杂进价值偏见而对这些事务的真实性、可靠性产生负面影响。因为这些行政人员可能有通过对现存的某些事务进行歌颂或有意歪曲来符合自己的目的,从而以个人的主观喜好来代替客观、科学的倾向。行政主体在严格、细致的制度规范的约束下,没有憎恨和激情,因此也没有爱和狂热。管理行政作为美德赞扬的特性是:它成功地排除一切爱憎和一切纯粹个人的、从根本上说一切非理性的、不可预计的感觉因素,克服了“自由的随意专断和恩宠,怀有个人动机的施惠和评价的王国”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01页。
按照科学理性的运行逻辑,管理行政的行为主体是基于自由选择及契约关系的专业化的职业官员,这些职业官员一般是通过考试或由专业训练证书为保证,或者二者兼之。这一方面构成了对封建世袭制或家臣制的否定,打破了身份、职业的世袭传统以及人身依附格局,催生出了现代社会具有独立人格的职业官僚,并为职业官僚的人格自由和合法权益提供了充分的保障。世袭特权以及对上司的人身依附等现象不复存在,行政职业精神受到了充分的鼓励。另一方面,管理行政运作的基础是专业知识、专家职业,从事行政管理的是受过专门训练的职业官员,这种管理模式充分体现了对知识和技术的重视,有效地促进了实证科学知识在行政管理中的广泛应用,使得行政管理不断向着职业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管理效率。
因此,形式主义、普遍主义原则,专职化、层级化的组织形式,以及权责一致、一切按法律和规则行事等行为逻辑,使管理行政形成了适应现代技术、经济和社会生活需要的一种特有的优势,即管理行为的“可预见性”。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生活的高效率,都是建立在行为过程及环境的某种程度的可预见性基础上的。人们只有在能够对自己从事的事业相关的事务和社会环境作出起码的理性预期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基于功效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而管理行政下的理性人释放的无限需求不断推动产能发展,造就了大工业文明,并间接地造就了资本全球化。毋庸置疑,管理行政能够与把效率视为唯一目标而快速运转,以及由此而来的整个分工体系愈益细密的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相匹配,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正向意义。而且,该模式的单权力中心的集权特征提供了国家强力干预的组织基础,在医治西方经济危机及战后创伤、恢复经济中也发挥过积极作用。总之,管理行政正是通过它以管理为要务,以效率为目标,以运行非人格化、制度化的特征否定了家长制下的人治现象,适应了工业社会大生产和行政管理复杂化的客观需要,促进了行政管理由“人治”到法治、由经验管理到科学管理的历史性转变,在技术上显示出了超乎以往一切治理模式的巨大优越性。管理行政已经逐步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组织普遍的结构模式和管理模式。即使是对管理行政现实合理性持否定态度的人,也无法否定它所具有的无可质疑的历史合理性。
管理行政在形成伊始,曾一度克服了资本主义建立之初“政党分肥制”所造成的政府内部腐败、无能、低效和政局不稳,适应了工业化社会大生产的要求。但这种效率至上的管理行政理论自有其致命的缺陷和内在矛盾。
管理行政主张科学理性统治一切,将“政府的活动仅限于行政上可以解决的技术问题”
Harbermas, 1972,?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p?103,于是官僚制成了一种“理性模型”。在这一理性模型中,政府行政人员被迫服从于铁面无私的工作纪律,个人的独立性被组织的统一性所取代,行政人员被看作是没有感情的、简单机械服从的“组织人”,可以随意加以指派、驱使,而未考虑人的愿望、动机和态度对其行为的影响。他们如同一架精密机器上的齿轮,每一个齿轮只能和其他齿轮一起转,不能快也不能慢,否则就会给其他齿轮带来麻烦。他们是没有感情和野心的“中性”人,这样就忽视了个体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其结果是,政府在积极地以法律制度提供理性化的社会秩序时,不仅是以行政人员工具性人格的生成为代价,而且将整个社会置于“新的奴役铁笼”内。另外,行政人员必须完全从科学理性的视角去看待事物,完全受制于技术的视野,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技术的需要去行动。以致于现代政府中一旦出了任何一种类型的问题,也总是根据技术化的思路去谋求解决的方案。当行政人员滥用权力时,则寻求可以技术化的法制;当出现官僚主义时,则谋求机构改革和组织重建的技术支持,从而陷入了对科学和技术盲目追求的怪圈。可见,管理行政在整个公共行政的领域及其权力运行机制中,排除了人的价值和人的行为主体意义,而且同时在整个社会的范围内进一步推动道德价值衰落的运动
张康之:《公共行政:超越工具理性》,《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因此,管理行政实际上面临着非人格化与人格之间的内在冲突。人在官僚系统内变成了纯粹的与有着能动精神的人相分离的角色,并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以致人与社会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异化。这样势必造成:由于组织成员心理因素而引起的低效率;压制和阻隔了内部的交流与沟通,妨碍了个人的成长和个性成熟;鼓励了盲目服从和随大流,压抑创新和鼓励保守。
政府行政工作大多具有非常强的时效性,而效率中心主义逻辑地包含速度方面的要求,有的学者甚至认为速度是行政效率的关键。在以效率为导向的工具理性追求过程中,“以自由、正义和公平等术语为代表的一些更广泛的人类价值问题在失去它们作为评判标准的重要性时,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成本收益计算’和‘手段和目的的计算’。当效率的衡量成为唯一的讨论议题的时候,协商的、沟通的以及参与的功能都将失去它们的重要性”
[美]罗伯特·B?登哈特:《公共组织理论》,扶松茂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页。
。这种忽视政治过程与市场过程的本质区别、强调效率的管理主义有悖于公众对政府的要求,有可能使公共行政成为“牧民之术”而非为民的行政,损害诸如公平与正义、回应性、责任性等民主价值,导致民主政治危机不断。沃尔多曾经指出,传统效率主义公共行政实际上并不符合民主制的理想,它实际上是一种反对“离心的民主”的管理运动,并且试图通过提出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和依靠所谓的“集权教条”与“整合原则”,作为解决效率问题的方法,并实施它自己的“向心的民主”
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0页。
。日本管理学家占部都美也极具警示性地指出:“如果按照效率原则探索实现目的之合理手段,会有发生‘为了目的不择手段’这种反社会行为的危险。”
[日]占部都美:《现代管理论》,蒋道鼎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81页。#p#副标题#e#
今天我们已经看到,管理行政仅仅或过多地追求效率价值目标,至少导致以下三个不良后果:一是社会基本价值被忽略。行政价值观作为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一部分,应该服从和服务于公认的社会基本价值,如公民权、公正、秩序、民主等,这些价值理念应是公共行政理论所强调的效率价值之基础。也就是说,提高效率只是促进并实现公民社会所拥有的基本价值这一目的之手段,而不是反过来将实现公认的最高目的的手段变成了目的本身。二是行政权的沙文式扩张。行政权的扩张不仅意味着其在传统的行政范围内,依行政固有属性增强其管理事项的广度和深度,而且在于它已超出行政原有的属性大举侵入到立法和司法领域,取得了通过委任立法而得来的行政立法权和裁判纠纷的行政司法权。这给作为法治主义前提的有限政府思想和三权分立思想构成了冲击,损害了文明社会的法律理性。三是公民生活领域被“殖民地化”。由于行政权大肆扩张,公民权利和自由的空间变得愈加狭小。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这些西方国家的政府从事着几乎无所不包的事务,行政权的运用已从初期的城镇街道深入到每个公民的生活,以及地球以外的空间。好像整个社会都被组织成了一个大工厂,一个没有缝隙的机械铁笼,使人们“从摇篮到坟墓”的所有事情都在行政权的作用范围之中。一旦公民生活领域被“殖民地化”,多样化、复杂化的个人需求就会受到抑制,社会的公共利益就受到伤害,管理行政就会成为民主进程的障碍。
总的来说,管理行政在体现历史进步性的同时也隐含着历史局限性和某些现存弊端。特别是如今,社会问题日益综合化,价值选择不断复杂化,公民利益诉求也越来越多元化。管理行政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包括日益不满的公民、财政困难以及碎片化的组织结构和制度结构,等等。因而,寻找一种新的替代模式就成为回应时代挑战的必然选择。
管理行政是政府的管理模式演变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论文通过检视管理行政的“科学”内核,分析管理行政的政治哲学基础,进而考量管理行政的利弊得失,从研究内容看是一个很有新意的视角,从研究方法看也是一个有创意的尝试。
作者学术视野开阔,立论鲜明,能对论题作深入开掘。通过梳理和评述相关理论源流的发展及其背景的分析,揭示了由于科学理性的嵌入,使得对效率的追寻成为管理行政的基本价值取向,论证了理性化、专业化、纪律和协作是管理行政的政治合法性基础,指出管理行政适应工业化大生产和行政管理复杂化的客观需要所带来的历史进步。同时论文也分析了把“科学理性”的方法推到极端所带来的对人性的损害和管理的异化,阐明效率主义运行逻辑所导致的管理行政与民主政治的冲突。
论文的研究有助于深化对管理行政的认识,为推动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提供了一种积极的反思。这是一项有份量的学术研究成果。
黄健荣,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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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网络技术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显示出广阔的应用前景,极大的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也使得计算机网络已成为信息时代的代名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计算机网络技术基础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在人们工作和生活中应用也更加广泛,尤其在嵌入电子信息工程之后,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本文概述了电子信息工程和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内容,并重要研究了计算网络技术在电子信息工程中的应用。
关键词:计算机网络技术;电子信息工程;分析应用
0引言
在国内社会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的背景下,电子信息工程技术推动社会整体的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并且,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全景式地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综合发展,电子信息技术也在此氛围中取得了跨越式的成就,推动电子技术和通信信息的结合,对于提高民众生活有着很大的现实便利。然而,现阶段国内电子信息工程技术的发展相较于西方国家还有比较大的距离,尚不能满足民众对高层次信息技术的需求。因此,充分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对于现代化的电子信息工程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电子信息工程的优势
电子信息工程不仅可以推动新产品的开发,使其获得在社会经济发展的生存空间,还可以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例如:电子信息产业在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应用下,获得了优质的发展土壤,并且如今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新兴经济来源,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1.1便捷性
众所周知,电子信息工程处理信息的办法主要通过系统命令及硬件设施来完成的,因此,能够更为方便地处理大量信息任务。相较于人脑来说,电子信息工程技术能够使处理信息的过程中,一次性所解决的数量更高、效率更显著。不仅如此,伴随着国外内硬件设备的持续性快速更新与先进技术的发展,电子信息工程处理信息的水平也进一步加强,使电子信息工程技术更加的便捷。
1.2精确性
电子信息工程非常显著的优势就在于处理信息的精确性。电子信息工程技术利用设计一系列的检查处理结果命令来完成对信息处理阶段的精确性,最终保证处理电子信息的有效性。同样,对比之下,人力的监控结果来说,不仅在监控环节所处理的内容显得太过繁杂,而且其处理的结果也非常容易产生错误,而且无法第一时间对错误进行纠正。即便在后期可以修正,也无法体现有效性,给信息的使用率造成干扰。
1.3辐射区域大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最为突出也是优势体现最大的特征在于其极大辐射区域。电子信息工程的任务就在于帮助人们正确处理信息,而每一产业、行业都无法离开对信息的处理。随着信息爆炸的时代全面来临,人们对信息资源的需求也正在逐渐递升,两者可以说是水涨船高的关系。这也进一步体现了电子信息工程在每一产业、行业将会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优势,已然成为了社会各个环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信息处理形式。
2计算机网络技术的特征
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功能特征重点体现于硬件资源共享、软件资源共享以及用户间信息交换。在这其中,硬件资源共享能够在网络全网区域内给予对处理资源、存储资源、输入输出资源等设备的资源共享,让使用人员可以在弱化投资池的情况下,实现集中管理以及平衡分担。而软件资源共享能够给网络用户提供远程访问数据的环境,进而获取到网络文件的传送服务,最终规避了软件在研制中的重复劳动,还有数据资源的重复存放,便于人们进行集中管理。用户之间的信息交换给不同地方的用户提供了非常强大的通信手段,使用户能够完成当前所普遍应用的信息交流,如:微信、微博、电子邮件、新闻消息分享以及各种电子商务行为。
3电子通信工程应用网络技术的优势
3.1提高信息流通质量
把网络技术应用至电子通信工程的各个环节,能够使用户缩短获取信息的时间,在处理信息环节显得更为便利与迅速,大大地降低了过去信息发布的耗时耗力,在网络开展信息交流更为便利,最终收获信息交流的质量水平。不仅如此,网络技术对信息有效的处理与发布,能够极大地提升人们对于信息的利用效率,最大程度上激发信息的有效性。故而,把网络技术嵌入至电子信息的通信工程中,一方面能够提高国内各产业、行业对信息数据的处理需求,还可以在很大水平上拓宽信息来源的渠道,使得电子通信工程获取信息的数据量日益增加,所信息来源的渠道也进一步扩大,最终实现该行业部门的工作效率。
3.2安全性得到加强
毋庸置疑,每一件事物都存在都有利弊互存。不容否认,在电子信息工程结合网络技术的形势下,会为其造成一定程度的风险,其具体表现为:信息在通信阶段中会被其他人员监听、修改以及盗取。然而,同样,只要不断健全网络技术,针对性地规避这些风险,做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就能够极大地提升电子信息工程信息的安全性。网络,有着开放性与自由性的环境特征,电子信息通信工程一般也会面临木马的攻击。有鉴于此,加强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安全防护技术,已经是当前众多安全保护软件的重点打造的服务,基本实现了对电子信息通信工程信息的保护,最终持续推进了电子信息通信工程的安全性。例如,研发工作性能强大的防火墙技术;利用网络服务终端系统来实施电子通信信息内容的自主备份等手段。无论如何,基于网络技术背景下的电子通信工程相较于传统的纸张信息的安全性,有着明显的提高。
4计算机网络技术在电子信息工程中的应用
电子信息工程中,计算机网络技术广泛应用于设备的联网层面,以此能够非常高效地推动工程设备的研发以及工程设备进一步达到联网功能等。这也就直接预示着电子信息工程设备在开发及应用过程中,对计算机网络技术有着很大的依赖性。随着国内外计算机网络技术在电子信息工程设备中普及、先进技术的推广及应用,当前绝大多数的新兴的电子信息工程设备也已经拥有了联网的功能,不仅如此,在和有关部门在一起研发先进电子信息工程设备的过程中,也越来越重视对联网功能的开发。电子信息工程设备在研发阶段,必须要依托于计算机网络服务的有关协议、信息数据的传输标准以及分层传输方式,最终实现对先进设备的制定。惟其如此,方能使研发出的设备可以和计算机网络实施直接的接入,规避无意义的环节出现,进一步让电子信息工程设备可以“单刀直入”地通过计算机网络系统来开展信息数据的整理与发布。最终,全面提升电子信息工程有关工作的效率,让应用电子信息服务的使用能够可以获得最佳的信息服务。所谓“计算机网络技术”,本质上是把“计算机技术”与“通信技术”进行有机结合,计算机网络技术可说是一种利用计算机这一载体所创设出的一个资源共享的巨大平台,这一平台构建的方式不一而足,例如:可利用电缆、光纤、终端设备等手段,使通信全球化成为主流、成为现实。随养“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电子信息网络化的形势已然铸成,这也对网络技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对电子信息理论的掌握,能够有利于模拟各种数字信号和明白各种信息的运行机制。计算机网络技术属于电子信息设备研发与设备资源实现共享必不可少的重要前提,TCP/IP对电子信息设备的网络连接形势、传输数据等展开了定义,并且涵括了包括网络接口层、应用层、网际层及运输层的分层系统,而这些分层体系是完成传输控制协议的重点,负责聚集信息和传输信息。现阶段,绝大多数的电子信息设备间都普遍通过网络技术来完成对资源之间的传递,网络信息的传递就需要通过TCP/IP协议才可以得到满足。作为一项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为纲领性路径的工程技术,其在电子信息工程的整体发展中占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所以,全面强化计算机网络技术和现代技术的有机结合,可以行之有效地推动电子信息工程的发展,并最大程度上发挥所长,发挥优势。
5结束语
综上所述,计算机网络技术正在快速、深入、广泛地应用到电子信息工程中,其所展示的作用也为全球电子信息工程技术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研发设计人员再把计算机网络技术复合至电子信息工程的阶段,应当在全面掌控电子信息工程特征的背景下,最大程度上激发计算机网络技术减少获取及发布时间,提升信息质量,确保电子通信工程安全性等优势,让计算机网络技术最大限度上应用至电子信息工程的建设中来,最终整体推动我国电子信息工程建设实现快速、稳定、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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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子信息工程是一种建立在计算机网络技术以及计算机软件技术之上的工程,在通讯、科研以及国防等领域有着非常大的应用作用。近些年,电子信息工程中引用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份额越来越高。本文首先分析计算机网络技术以及电子信息工程,然后总结电子信息工程中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应用。
关键词计算机网络技术;电子信息工程;应用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计算机网络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与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的工作、生活的方式也被计算机网络技术所改变。电子信息工程是融合计算机网络技术以及计算机软件技术为一体的综合性信息传递、使用技术,其对经济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推动效果。但是,当前我国电子信息工程的发展效果以及成熟性并不够,其仍然有许多的问题有待改善。
1计算机网络技术与电子信息工程简述
计算机网络技术主要是表示计算机技术以及通信相结合的数字技术,其必须遵循网络协议,并按照一定的要求将分散或独立的计算机进行信息的传递、交互。在计算机网络技术当中,主要通过网络的连接,实现信息的传输,但是传输需要相关的介质,例如网线、双绞线、微波、电缆以及光纤等等。经过笔者经验分析,计算机网络技术具备较强的硬件、软件共享功能,在资源的使用过程中,只需要使用网络技术便可以将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处理、传递、共享等。从而让电子信息工程具备视频、文字、图片的传递等功能。计算机网络技术在人们的生活当中非常普遍,甚至随处可见。除此之外,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信息传递与常规信息传递方式相比,网络技术的安全性、准确性更高,更加效率与安全。电子信息工程主要包含数据的收集、处理以及储存,电子设备信息软件系统的应用等,就是手机、电脑在电话、短信、网上等过程都属于电子信息工程范围。从当前的应用技术而言,电子信息工程在日常工作、生活当中的引用已经较为普及,其具备较大的影响力。同时,电子信息工程能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一定的便利性,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降低人们的工作量等,在人们日常生活当中所使用的笔记本、平板、收集等设备当中都具备相应的电子信息工程技术,其内容包含信息技术、通信技术以及计算机网络技术等。
2计算机网络技术在电子信息工程当中的应用
2.1电子信息工程中的信息传递
当前的电子信息工程中,因为人们已经基本进入信息化电子时代,人们每天所接受的信息量相比以往有着显著的提升,人们也需要这些信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电子信息工程的高效、大量信息传递的功能也是实现电子计算机网络技术良好应用的基本。使用计算机网络技术传递信息,能够保障信息的安全性,在信息的传递过程中,计算机网络技术在电子信息工程当中的作用其他技术无法替代。随着电子信息工程以及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完善、创新,其能够推动社会良好的成长,让人们的生活、工作更加快捷、便利,对此,计算机网络技术在电子信息工程当中的引用非常重要也非常有必要。
2.2电子信息工程的安全问题
电子信息工程除了优势以外,仍然有一定的缺陷。计算机网络技术中一直存在着网络信息威胁这一安全隐患,这一隐患也同样适用在电子信息工程中。计算机网络技术安全防护技术当中,加密技术是保护计算机信息不被切取的最有效方式之一,能够保障计算机网络的整体安全性能。计算机网络安全防护系统当中,利用密钥管理程序,对计算机当中的大部分文件以及系统重要程序进行加密,保护其不会受到远程用户的访问。当前的加密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访问地址的形式,另一种是密码的形式。对此,用户便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最佳的加密方式,从而提升计算机网络技术安全防护效果。在提升计算机网络技术安全性的同时,也能够有效地提升电子信息工程的信息传递安全性。
2.3电子信息工程当中的技术应用
电子信息工程当中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实际应用可以被理解成广域网技术,广域网的应用范围非常大,其能够连接着不同网络供应商、不同城市以及不同设备,从当前的网络技术形式分析,广域网的用户量仍然处于稳定增长的趋势。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对网络通信传输的要求也在不断的提升,例如对光缆、电缆的传输能力。当前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引用现状显示,光纤介质的信息快速传递功能能够有效地抵挡绝大部分的信号干扰,并且有着非常高的信息传输质量,不会产生噪音,传输距离较远等优势。对此,广域网的主要传输方式普遍为光缆。除此之外,卫星通信也有着独特的优势,主要是通过地面的收发站以及卫星实现信号的传输,这一技术能够有效地应用在光缆无法铺设或铺设距离过长的地方。卫星通信主要的展现形式便是日常生活当中所应用的手机,例如手机信号。
2.4电子信息工程设备的研发
电子信息工程无论是资源在设备之间的共享,还是新设备的研发,都离不开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能够很大程度的影响全球经济一体化,电子信息的网络化、社会化等。对此,相关工作人员应当充分理解电子信息技术,能够熟练的掌握数字信息技术,网络技术运行机制、模拟机制等。例如,在实际的应用当中,相关工作人员应当明确公用线路以及专业线路之间的差别,必须对专用线路施以相应的防护加密。当前在电子信息工程系统当中,派生系统、UNIX系统的引用较为广泛,但是这样的网络体系并没有统一的协议标准以及统一的结构,这一现象将会导致计算机网络技术之间的加密信息传递变得复杂、难以实现,所以,相关工作人员必须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有效的缓解这一方面的问题。
3结论
综上所述,当前社会中,信息的传递主要是利用无线数字通信。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作为基础所建设的电子信息工程,其在完善、成长的过程中能够真实的展现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进步效果。本文主要阐述了电子信息工程以及计算机网络技术,并着重分析计算机网络技术在电子信息工程当中的应用。笔者认为,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其电子信息工程将会不断的改革、发展,与此同时,电子信息工程又会反向的给网络技术提供新型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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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基础课程与计算机普及是紧密相关的 ,但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计算机的应用普及已深入到人们学习、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计算机基础论文,供大家参考。
1新型课程评价体系的建立与原则
传统的计算机基础课程评价体系更多地关注评价的结果,我们在构建新的课程评价体系时,思考更多的则是如何让评价推动教学,以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此外,探索多种评价形式,既要考察学生掌握基本理论知识和上机技能的情况,还要考察学生运用计算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不断尝试的过程中,建立了以计算机基本理论知识为基础,以上机实践能力为重点,以学生的学习态度为参照的全程性课程评价体系,对学生的学习进行全方位的考核和全过程的监控。全程性课程评价体系将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有机结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评价。全程性课程评价体系强调的是过程控制,目的是改进和完善教学过程,对“教”与“学”起到监督和促进作用。它既检验学生对知识的掌握与能力的提高情况,还检验教师教学设计和教学方法的合理性,起到评价学生和检验教学质量的双重作用,以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在制定具体方案时,要注意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1)注重客观评价,明确量化指标。计算机基础课程多名教师平行授课的情况比较多,为保证评价结果公平公正,除了要求教师在评价过程中的要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更注重在设置评价内容时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并给出具体明晰的量化标准,设置更多的定量性评价指标,便于教师做出客观评价。
(2)科学设计评价内容与评价方法。以教学目标为依据科学设置评价内容,采取多种评价形式,多角度、全方位地进行评价。在寻找和开发新技术新方法的基础上,采取多种技术方法和手段,合理设置权重,使评价结果更科学更准确。
(3)注重对学生知识运用能力的考核。信息时代的今天,计算机已经成为人们日常学习、工作与生活时不可或缺的工具,评价程中,除了考察学生掌握计算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情况外,还要重点考察学生计算机综合应用能力以及利用计算机解决专业实际问题的能力。
(4)把握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着眼于学生的学习进步和动态发展,让学生成为教学的主体,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端正他们的学习态度,以提高教学质量。
2新型课程评价体系的教学实践
2.1制定考核方案
牡丹江医学院从2012级学生开始在计算机基础课程中采用全程性课程评价体系,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完善考核方案,确定了以过程性评价为主、终结性评价为辅的课程评价方式。
2.1.1过程性评价过程性评价包括平时表现、课堂作业、课外作业、实践技能测试、综合设计等,用以强化对学生学习过程的监控,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各项考核内容的比重根据教学内容进行调整,在突出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的同时,以全过程考核的方式设置相应的考核内容,对教师和学生都具有监督和促进作用。平时表现:以规范课堂教学秩序为目的,针对出勤和课堂表现打分,制定了统一的考核标准,使同时授课的多名教师能够按照统一标准量化打分,极大地减少了迟到、旷课或在课堂上玩游戏、上网等现象的发生。课堂作业:以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为目的,以任务驱动为手段,科学设计作业题目,使学生带着问题学习和实践,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既促进了上机技能的培养,也保证了课堂教学效果。实践技能测试: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按照教学单元设置阶段性的实践技能测试,加强上机操作能力的培养。每次测试后,教师及时将结果反馈给学生,并填写《实践技能测试报告》,在报告中对测试结果进行分析,并对前一阶段教学工作进行总结,便于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2年的教学实践证明,阶段性实践技能测试对于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具有很大的激发作用,对于学生的实践能力具有提高和巩固作用,对教师的教学工作也有相应的指导意义。综合设计:设置综合设计任务,训练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求知欲,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给学生展示才能的机会,从而培养出具有创新意识的人才。
2.1.2终结性评价学期末的终结性评价主要考察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总体掌握情况,在保证知识覆盖面的同时,兼顾理论基础知识和实践技能的全面测试。考试题型既有考察理论知识的选择题、填空题和判断题,也有考察实践能力的操作题。通过上机考试系统完成整个考试过程,即学生通过上机进行答题,交卷后考试系统自动阅卷给出分数,杜绝了阅卷失误现象的发生,也减少了人为因素的干扰,对于学生来说更加客观、公正。
2.2教学实践
牡丹江医学院计算机基础学生成绩由过程性评价成绩和终结性评价成绩组成。
3教学效果与总结
统计并对比了课程评价体系改革前后的学生学习成绩和学习表现,改革前5年平均值:平均分67.51,不及格率10.35%,实施新型评价体系后,即2012级和2013级学生平均分分别为78.52和82.45,不及格率分别为3.02%和0.65%,并且优良率也呈上升趋势。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普遍提高,缺课现象基本杜绝,同时,学生的上机能力和利用计算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明显增强。实施情况表明,学生乐于接受新的课程评价方式体系,该体系对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效果明显。计算机基础全程性课程评价体系是在2年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具有较强的实用性。这种评价方式能够更准确、客观、公正地评价学生,对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有着积极的意义。全程性课程评价体系也有助于教师及时发现和改进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促进教师深入地研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水平。为了更好地提高计算机基础课程的教学质量,我们会继续努力探索和实践,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大力推进计算机基础课程的教学改革。
1《大学计算机基础》教学的新特点
《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为大学第一学期各个学科都必修的基础课程。基础学科历来是办好一所大学的根本,也是评价一所大学整体实力和水平的重要因素。它不仅是应用学科的源头,也是其发展的基础和后盾;应用学科则是基础学科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运用,容易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离开了基础学科,应用学科就缺乏后劲和潜力,离开了应用学科,基础学科就缺乏生机和活力。而大量的交叉性、边缘性、综合性学科正是两者的有机结合。虽然计算机教育分为计算机专业和非计算机专业。现在对于计算机基础课程的探讨大多都主张根据不同的专业制定不同的学习大纲和计划,但随着计算机技术在当今高科技时代的渗透,这种思路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高科技产品已经不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成为绝大多数人的选择,就算文化程度不高的人群也人手一部手机了。再例如,学会上网也不再是大学生,而是现代人必须具备的素质了。因此,对于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来说,不能再停留在类似简单的应用上。现在很多中学也开设了信息课程,甚至有些中学对毕业学生还有过计算机等级考试的要求。因此,高校计算机基础课程不能再是中学信息课程的简单重复,而应该有所创新和深入。特别是其知识覆盖的范围应该更广泛,以便为以后的所有学习打基础。这里的所有学习应该是广义的,不能只包含本专业的学习。计算机领域日新月异,再把应用知识停留在办公软件的学习已不能满足需要。转变学习方向和思路已势在必行。笔者对2012级非计算机专业本科学生进行了一系列的问卷调查,用于了解学生计算机技能的起点水平。调查结果显示,有90%的学生在中学阶段已经学习过计算机基础知识、Windows基本操作、Office办公软件。由上表可见,学生对计算机的基本操作绝大多数都是有了解的。对计算机的基础应用也都有部分接触了。
2学科交叉融合对《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的影响
《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虽然是大学的必修课程之一,但因为各学科的差异性、学生基础的不同导致学习效果和学习程度都有很大的区别。新时期在各大高校和研究机构都提出重视学科交叉融合的当今,必须考虑到学科融合对《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的影响以及提出的新要求。学科交叉融合后,很多计算机基础应用都已经渗透到专业学科中,这必然导致很多弊端出现。
(1)学生只会按照教师的教学过程应用,却不会将学会的知识应用到本专业中去,因循守旧、缺乏创新力。一成不变的学习和教育模式,是学生缺乏主动参与、自主学习、大胆创新的激情和欲望。
(2)原来学科之间缺乏交流,制约了将计算机手段应用到学科研究的开展。科学的研究不仅需要专业科学的能力,也需要很多计算机的手段研究。特别是现在计算机在各个领域已经广泛应用。
(3)现代科学研究中,学术团队成员需要多学科交叉合作,这也对现在计算机基础课程的学习提出了更高的研究。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在学科交叉融合越来越重要的时期,在《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中引入学科交叉融合的思路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
3在学科交叉融合思路中,促进《大学计算机基础》教学
《大学计算机基础》教学一直被各个高校所重视,很多人都提出过自己的改革思路。笔者所在的学校也一直都做相关的教学改革。在近两年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引入了分组学习和讨论式学习的概念。在学期开始时,将所在班级按每组5~6分组。分组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引入创新教育教学方法,采用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方法。每个模块通过单元知识的讲解,活动设计与任务设计来实现课程教学目标,通过教师的讲解确保学生获取相关的知识,活动设计旨在引导学生主动地学习、探究式学习,任务设计用于检查学生对单元知识的掌握程度,让学生获取知识的应用能力。学习小组在课堂教学中采用小组讨论、竞赛和情景活动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团队合作能力,达到教学目标中的要求;课程教学分为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两部分。为了及时了解课程教学效果,教师要求部分学生填写“成果导向学习”的教学模式,即教学内容、手段和方法都是以教学目标为导向的。填写评课表对计算机基础课程进行评价,所有的评价的提问都是针对教学目标进行的。总体来说就是内容、活动、方法,有没有导向教学目标,是不是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其次,在学习的过程中加入本专业和部分其他专业的融合学习。例如在理科专业的计算机基础教学中引入体育专业知识的了解,在外语专业的学生中引入理工类专业知识的内容了解。这不仅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也让学生有了大学科、跨学科的概念和学习经历。这些都会使学生在高等教育的后续学习中受益良多。
4结语
学科交叉融合是现今一流大学竞相追求的目标,这一目标是适应现代科技发展的趋势和潮流的,也是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必须研究的课题。在《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中,能够以这个为指导思路就能将学科交叉融合在高等教育之初就得到主动,也能更好地促进科学交叉融合。虽然现在只是一个初级阶段,但相信随着学科的发展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两者之间的研究会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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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计算机及其相关应用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加快、推动了社会信息化的进程,同时也使得信息社会对人才需求不断提高。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大一计算机基础课程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使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在当前环境下,各行各业对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也越来越多,这也就需要更多的计算机专业的人才。所以在当今时期,为了迎合时下的环境和社会发展现状,如何做好计算机基础教育的教学改革和创新工作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将主要针对此问题进行简要探究,希望所得结果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和重视,并未相关领域提供可行的参考。
关键词:新时期;计算机;基础教育
一、引言
当今时代,我国的计算机基础教育又一次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对于计算机基础教育,需要注重素质培养,能力培养和全面应用的原则,全方面培养出具有实践经验的计算机专业人才,只有这样才能够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促进我国社会科技和经济的发展。所以针对当下的计算机基础教学进行有效合理的改革和创新是一项势在必行的任务。
二、新时期计算机基础教育改革与创新的必要性
从全世界角度来看,对于计算机基础知识的教学主要划分为两个时期。首先一个时期是在计算机发明的初期,这一阶段重视对计算机的程序设置,而且那时候计算机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学科,所以也只有一些重点的院校才会开设。所涉及到的语言也只是LOGO语言、Basic语言和FORTRAN语言[1]。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人类对计算机的教学开始进行了一个新的时期。这时候的计算机已经成为一个基本技能,而高校内所涉及到的计算机课程也多了起来。对计算机基础教育进行培训教学需要从实践方面出发对有效的教学方法进行总结,目前从宏观的角度来对计算机进行基础教育尚且很难达到既定效果。在创新理念下,计算机基础教育体系也没有被充分的发展和发挥出来,所以在教学观念上仍然维持着传统的教学思维,那么怎样通过计算机的基础课程来对学生更好的培养呢,这就需要对计算机的基础教学状态进行转变,从这里也能够看出在当今时期进行计算机的基础改革和创新是十分必要的。
三、新时期计算机基础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策略
(一)了解学生的认知结构
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和先天结构与后天教学模式的不同,导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知识结构存在必要差异。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计算机基础知识的逻辑性和层次性非常强,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各个进制之间的相互转换,这只有将二进制和十进制的转换桂策充分掌握才能够更好的掌握和理解八进制和十六进制与十进制的转换规则。这样才进行计算机基础教学的时候,可以在学生现有的认知基础上进行教学设计,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因为传授知识的时候跨度太大、难度太高而导致的学习效果受到影响。
(二)采用多种教学方法相结合的授课方式
对于计算机基础这一门课程而言,其课程复杂且繁琐,只有采用丰富多彩的教学形式才能够更好的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对这一门课程充满兴趣。所以教师在教课过程中应该扮演起引路人的角色,使学生充分的学习相关知识,开拓视野[2]。传统的讲课方式基本上是教师在上面拼命地讲,而学生却并不一定好好听,这主要是因为师生之间缺乏必要的互动,很多学生大都是被动的在接受相关知识的学习,所以在学习过程中缺乏主动性,也不能够创造性的对各种知识进行创新。计算机基础教学有很高的实践性,理论知识只有经过实践的检校和巩固才能够更好的熟记于心,从而利用到相关的行业当中。多以在讲课的时候可以采用多种教学方法,比如任务驱动型的教学方法,为学生安排一些实际任务,像是完成某种财务报表或者指定简单的软件等等,以此来提高学生学习的效率。
(三)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工具
计算机教学本身就需要利用计算机时间操作来完成先关的教学任务,最简单的例子,比如在电脑资源管理器当中实现文件或文件夹的移动,这就需要借助计算机来完成。比如编程设计一个计算器,这需要借助计算机编辑代码来实现,同时还需要配合教师的讲解和学生的主观练习,才能够促使学生更快的对这一知识点详细的掌握。很多院校并不重视对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运用,在讲课的时候基本上很少用到现代化教学媒介[3],这样的缺失会对教学质量产生极大的影响,严重的阻碍了学生学习能力的提升。所以为了更好的做好新时期的计算机基础教学工作,需要充分利用当前的各种现代化教学工具,除了计算机本身以外,新的教学组织性质也比较多,比如现代化实验室教学、图书馆教学、专用教室教学等。只有在当前的教学过程中不断采用新的教学方式,才能有效避免因为单一性教学所导致的效果不佳和学生学习积极性差等问题。
(四)及时进行教学反馈工作
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可能会因为认知不足等问题所导致的学习效果出现偏离,所以教师应该做好反馈工作安排。这样能够根据学生对相关信息的反馈来调整教学,这样的反馈调节对于学生的学习来说效果非常显著,而教师需要注意的是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侧重对学生认知技能的缺点进行分析统计,并及时有效的对相关信息做出反馈。要不断的促使学生对现有的知识技能进行调节和完善。比如说在学习代码编程之时,学生可以将自己设计的作品交给老师,进行课堂汇报,这样学生作业的完成情况便一目了然,同时教师还能够对其进行评价,指导学生在编程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这样也能够使其他学生对观看的过程中对相关知识有所了解。
四、结语
本研究主要就新时期计算机基础教育教学的改革和创新进行分析,文中笔者涉及到了一些自己的主观看法。笔者认为计算机基础教学是学生掌握计算机知识的基础工作,能够为学生以后掌握更深层次的计算机学习任务打好基础,因此做好该门学科的教学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向东,孙莉娟.高校计算机基础教学面临的挑战及对策[J].焦作大学学报,2013,24(04):162-164.
[2]魏平,熊伟清.计算机学科教育若干问题思考[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3,24(06):234-326.
[3]杨晋峰,杨校辉.我校计算机基础教育改革方向的探讨[J].新疆职业大学学报,2011,11(04):38.
我院在2013年对计算机基础课程实行了教学改革,摆脱传统以“教师为主”的教学模式,实现教学以“学徒式”为主导,学生分组讨论学习为辅,从中找出问题并解决问题的教学模式,并且实现模块化考核为主要考核形式,依据学生学一点会一点考一点的方式进行,最终全部模块全部通过为结业,另外以参加各种技能大赛的成绩评判结业与否。经过实践与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成果。
1我院计算机基础课程传统教学存在的问题
1.1教学形式单一,教学效率低
“计算机基础课程”在我院每个专业都有开设,是一门重要的公共基础课。传统的计算机教学形式大都是以理论讲授和机房操作相结合。但在理论授课过程中,多是以教师讲解为主,用多媒体课件演示,向学生“一股脑”地讲解课本知识,学生只能被动地接收知识,造成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睡觉等不良现象。学生上机操作练习的时间也相对较少,学生计算机水平得不到有效的提高,有很多学生对于一些基本的排版操作都有困难。
1.2考核方式陈旧,多以理论知识为主
传统的计算机基础采用期末考试的方法进行考核,虽然在也在计算机上考试,每位学生一台计算机,但由于学生学习知识的遗忘,学生很难在规定的时间内要做完至少三部分的内容。考试过程有人工参与的部分,如选择题的产生,试卷的评阅,成绩的评定等。学生被集中安排参加考试,时间紧,任务重,教师以人工阅卷的方式来进行阅卷评分,工作量大,效率不高,因为人为因素,难避免出现差错,导致成绩的不公平,导致工作效率很低。
1.3学生缺少主动学习的积极性
教师所讲内容与其所学专业不对应,全院的计算机基础课程都是一样的大纲,且讲授的知识大多是课本上知识,不能达到学生所学专业对计算机技术的要求,不能开发学生潜能,调动学生的兴趣,导致学生对所学知识存在质疑,更不了解所学的这些对以后工作有什么影响,所以出现“学完忘完,考完就丢”的局面。学生也以“与专业无关”为由不在乎计算机能力的培养,很大程序上减少了学生主动学习的热情。
2目前我院计算机基础教学改革取得的成绩
在对计算机基础课程进行改革后,其教学模式、课程内容和设置发生变化之后,考核模式也发生了很大的改革,取消了期末考试形式,采用多种考核方式。将传统的教学方法进行了改革,教学实现以“学徒式”为主导,全部以实际操作为主。在学习任务上,以常规的操作练习为主,教师提供信息,学生分组讨论、练习,教师示范的技能。这可以促进学生主动的参与度,从而实现理实一体化教学。对于相关模块知识的学习,设定操作要求,不管学生采用什么样的学习方法,鼓励学生无论什么形式掌握技能,只是要能达到模块技能的要求并且通过考核都可以相对免修相关模块内容的学习,从而从很大程度上能够提高学生主动获取知识的积极性。在考试内容的设置上,既要重点考核计算机的实际应用能力,又要考核计算机基础知识。教师把要考核的具体内容和形式表示出来,在校园网上公开。如果学生能够独立完成,说明学生已达到教学要求;如果不会做,他们就会学习、讨论,直到会做,这也就达到了教学的目的。因此,考核的内容的设置要全面,要能够体现教学目标。考核方式以模块化考核为主,取消期未考试,全部采用上机操作的考核方法。学生再也不是坐在自习室“背书本”,而是在计算机机房“练操作”,这种考核方式让学生学完一个模块检测一个模块,这样即可以使学生不至于在期未把操作点遗忘,也能够使学生及时发现自己的问题能够来得及改正。另外也可根据模块教学中的操作要求,让有一定基础或有自信的学生提前测试,让学生自己对自己的掌握程度有个了解,如果通过相关测试,则可免相关模块的学习。如未通过也可以让一些有点自大的学生在平时的学习中戒骄戒躁。高职学生对于上课抵触,对于这些学生,加强鼓励,让学生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渠道获得知识,只要达到操作的技能要求即可。比如鼓励学生可以自己参加各种比赛,并且采取“以赛代考”的模式让学生在比赛中获得知识。
3“以赛代考”考核方式的探索及实施
3.1“以赛代考”考核方式的优势
激发学生主动的学习能力:学习是学生自己的自学活动。学生学习不是一个被动的接收过程,而是主动构建知识的过程。浓厚的学习兴趣是学好一门课的基础。为了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我院将对15级大一新生实行“以赛代考”机制,用“以赛代考”打破传统的考核方法。这样不仅使学生参与到比赛中,从中获得知识,而且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的学习意识从“被动”变为“主动”,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激发了他们的探索、钻研的精神。
3.2“以赛代考”考核方式的实施
加大宣传力度,让学生能够意识到“以赛代考”的优势和好处,很多同学会认为比赛是优秀学生的事,与自己无关,我们要从思想上改变这种想法,提倡人人参加,学校通过各种方式让学生了解比赛的内容,开主题班会鼓励学生参加,并给予学生学分或物质奖励,如参加本学院举行的计算机操作能力的比赛为例,比赛成绩作为《计算机基础》课程序的考核结果,从思想上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于“以赛代考”的实行,先以本学院举行大赛为平台,以学院对技能竞赛的资助和支持政策为前提,以公平,公正为原则,将比赛成绩纳入学生的学分中,老师对比赛的指导也可用为教学工作考核中的重要项目。比赛即可以团体,也可以个人参加,经过老师指导,筛选出优秀学生进行比赛竞演,这样即能够锻炼学生动手操作能力,也能提高语言组织能力,让学生在比赛中获得了自信心。在比赛中,学生对作品进行作品展示和讲解,由专业老师和行业专家给予打分,给优秀学生颁发证书及奖励,这样可以使学生的学习兴趣更高,从而也可以带动一批学生跟着学习,甚至会影响以后的学生,由此形成良性循环。在比赛后,指导老师对比赛中的经验和不足做认真总结,通过比赛总结竞赛中所需的技能要求和标准,探索社会对新技术的要求作为教学方向,可以使教学内容与实际相结合,达到竞赛成绩和教学质量双丰收的效果。通过比赛,让学生提前适应激烈的竞争社会,也在不知不觉中深受团结合作的影响。目前我院的“以赛代考”还处于初始阶段,但“以赛代考”的考核模式使我们的教学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这一模式并不是适合所有的课程,并且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会碰到各种问题,我们要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提高专业知识的储备,不断缩小学生与社会的差距,提高学生进入社会的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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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人们已经进入信息化的时代,计算机的科学与技术正在改变着人的生活,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也是离不开计算机的科学与技术。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计算机科学基础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计算机技术在教学管理中现状
日常教学管理中主要两大内容,教师管理和课标安排。教师在教学上主导着整个核心,所以做好教师的管理就成为教学管理的中心环节。高校教师工作较自由,在无安排课程的时间可自行安排,这给学校增加了教师管理的难度。在应用计算机技术的情况下,教学管理部门对教师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沟通方式,学校管理部门只需将教学通知发布在教学网站上,或直接用邮件的形式发送给教师,这不仅节约了时间,还提供了便利。借助计算机管理教室,可以简便地了解教室的使用情况,制定相关的课表,极大促进学校资源的合理应用。
二、计算机技术在教学管理中的问题
(一)教学管理观念的忽视
教育的观念是教学管理者工作当中的思路与方式。目前的教学管理过程中,对于计算机智能高效的性能并不能完全体现出来,而计算机的价值和重要性还存在很多不足,教学管理的观念相对落后,也过于依赖传统的教学管理模式,现代信息手段无法灵活的运用到教学管理中,使得计算机技术在高校教学管理上落后的主要因素。
(二)教学管理人员素质低
在一些高校管理过程中出现忽视管理、重视教学的情况。普遍高校管理人员对于管理的观念认识不足,还处于一种停滞状态,单方面认为教学管理只是日常事务的一部分,对于教学管理中的人员培养没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教学管理软件适用性差
教学管理软件众多,但是很少有适宜高校教学管理的软件。例如,网上教学过程涉及到部分环节:教学内容发布,网上讨论及作业等都不能将此功能发挥出作用,需要教师人工操作才能显示其性能,这也是一些教师轻管理,重视教学的原因。三、计算机技术在教学管理应用中策略转变教学管理观念。计算机技术不仅需要管理方式的改变,还要从管理模式和管理理念的转变。因此,在教学管理过程中应用计算机技术一定要以现代化的教育思想为前提,对整个管理观念转变,需要对管理方式进行仔细分析,以现代化理念对人才进行筛选,全面借鉴成功的教学管理经验,寻找适应现代教学体系的管理理念。加强教学管理队伍建设。首先要对教学管理人员专业素质和使用计算机技术的能力进行全面提升,还要教学管理人员持有现代化教学理念,对于现代化信息技术全面掌握,并有丰富的信息技术管理经验和创新教学管理的能力,所以现代化教学管理人员需要具备综合素质。
三、结语
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现教学管理中的不足,高校教学管理过程中实行计算机技术不但需要管理方式的转变,还要以实行现代化知识体系,现代化教育思想为理念,打好现代化教育思想的基础,切实提升高校教学管理的成效。
1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现状
众所周知,计算机已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最近今年计算机技术最明显的发展就是网络化和向各个领域的深度渗透。报纸、书刊的电子化,网络电视的普及,计算机的视频聊天功能,远程教学功能以及医学上的远程诊断功能,网络购物以及机票、火车票的预订等都已深入人心,计算机技术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学习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计算机产品走进千家万户,各种电子设备也通过有线或无线网络连接起来,当今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步入了互联网时代,并且各个计算机设备互联的带宽也越来越高,其本身所具有的高效性、及时性和合理性的特点同样逐步的显现出来,人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计算机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通信技术的快速进步,计算机科学开始迈入了云计算时代。
2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
2.1生物计算机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进步,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一种以脱氧核糖核酸为基础的分子生物计算机正在逐步成为现实,已经有科学家使用脱氧核糖核酸进行了简易的数据计算和存储操作。他们采用以蛋白质分子为基本单位构成的生物芯片作为集成电路板,该集成电路板比现有最小的最精致的电子元件结构还要小很多。因为蛋白质分子自身便具有立体的结构,所以它的集成密度要比使用轨迹制成的集成电路高约五个数量级,另外它本身就具有并行处理的能力,所以它的运算速度要比当今最先进的计算机还要快近万倍,而能量消耗却是普通计算机能耗的十亿分之一。最大的优点就是当出现故障时,它们可以进行自我修复,与人的身体相连,由组织细胞提供所需能量,真正成为人体的一部分。
2.2光子计算机
所谓光子计算机,就是以光信号为基础进行逻辑运算的一种未来计算机。光子计算机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激光器、集成光路和透镜等,与普通的计算机相比,所用的电子由于不带电荷,没有静止质量,所以不会受到电磁场的影响,速度更快,消耗能量更低,而计算能力与电子计算机相比有了指数倍的增长。而且光存储的储量是现在计算机普通存储的几万倍,随着光存储、光集成器、光互连等技术的突破性进展,光子计算机步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的道路已经不远。
2.3量子计算机
量子计算机具有类似于人类大脑,当计算机系统的一部分出现故障时,原始数据则会自动绕过出错的部分,继续进行计算。量子计算机这种低功耗、高速度的优良特性,使得计算机向着更加微型化的方向发展成为可能。
3总结
计算机由最早的28吨缩小到现在的2千克,由造价进50万美元到现在2000元的售价,从每秒5000次运算到每秒上亿次运算,在这60多年里,计算机科学技术得到了高速发展。众所周知,计算机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已经将人类文明带入了一种新高度,现在已经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计算机科学技术将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更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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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基础 是每个大学生入学后的第一门必修课程,对于提高信息时代大学生的计算机运用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蒙和奠基作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计算机理论基础总结论文,供大家参考。
【文章摘要】CDIO采用新型教育模式,通过“项目教学”,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应用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的教学可参照CDIO的教育理念,采用基于项目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实现对传统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的教学改革。
【关键词】CDIO;计算机应用基础;教学模式
CDIO工程教育模式是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为主导,采用构思(Conceive)、设计(Design)、实现(Implement)和运作(Operate)的模式,是“项目教学”的集中概括和表达。该模式可以让学生以积极的、主动的态度成为学习的主体,并在项目实践中获取工程能力。从它的教育理念上来看,它让学生以被动变主动的方式进行学习,改变了以往教学中重理论轻实践的弊端,也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
1《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教学现状
《计算机应用基础》作为高校公共基础的课程,已纳入到了通识教育的范畴。它对各个专业的人才培养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一直以来,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的教学改革都是在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和考试形式中进行的,这些教学改革都没有改变传统的以教师讲授为主体的教学模式,这种主要以理论知识和教师演示为主体的教学模式使得学生没有太多的实践操作机会,更没有从事实际项目研究的经历,这就导致教师在教学的时候,学生已经完全听懂,但是在面对具体的实践操作时,往往无从下手,不知该如何操作的情况。这种传统的教学方法不能体现以学生的能力和素质培养为目的教育理念,更不能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和要求。
2CDIO理念引入计算机基础课程的必要性
基于CDIO工程教育理念的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改革和创新张燕西安培华学院陕西西安710065《计算机基础》课程虽然是一门公共基础课,但该课程对学生的操作能力却要求很高,从该课程的培养目标来看,它也是重点培养学生的学习应用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这和CDIO的教育理念不谋而合。将CDIO模式引入计算机应用基础教学,既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参与性,还可以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通过项目学习来解决实际问题,使学生能够“主动地”完成学习任务;既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能力,又可以让学生认识到团队合作能力的重要性。因此,我们根据CDIO的教育理念,以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进行课程的教学设计,让学生带着问题融入到课程中,着重提高学生的问题分析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项目为主线,以案例、任务、项目为驱动手段,融“教、学、做”为一体,让学生边做边学,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
3基于CDIO模式的计算机应用基础教学方法探索
根据这个新的教学模式,为了能够在今后的计算机基础教学中贯彻CDIO的新理念、新方法,我想在今后的教学中采用以下几种方法:
1)分组法:由于学生入学时计算机的操作水平差异很大,所以,在第一次课,可以先进行一次摸底考试或者问卷调查,摸清学生计算机基础的实际操作水平,并将他们按照优差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分组,选出计算机基础知识教强,操作水平较高的同学担任组长,在以后的学习中由组长来带领整个小组的学习,如果组内某一位学生没有掌握当堂的知识点,可由组长负责指导和跟进。这样就可以带动整个小组,让基础较差的同学跟上老师的讲课进度,在此期间,还可以培养学生互相帮助的团队合作能力。
2)任务法:在分组基础上,在课前由教师分别布置每组下节课的课程内容,组内学生下去准备。上课时,由各小组选定一名同学上台演讲,还可由组内其他同学补充,对所讲内容持不同意见的其他小组还可以提出异议,组间讨论,交流学习。最后教师对演讲内容给出成绩,总结并补充,同时布置下次课堂的演讲内容,强调下堂课演讲的重点、难点,让学生有针对性的准备。
3)作业法:由于大学的课程都是一节课上2个学时,所以在第1个学时讲完组内布置的课程内容后,第2个学时由教师布置与本次课内容相关的一个上机作业,让学生尽快的将理论讲授变成实际操作,下课之前提交完成的上机作业,教师进行评阅,记录成绩。通过这个方法可以看到学生是否已经熟练掌握该知识点。
4)项目法:计算机课程的操作性很强,需要学生有很好的动手能力,为了提升学生的实际操作水平,并对学习的内容有一个综合的了解,在学习完Word、Excel、PPT后根据学生的专业的不同分别完成一个项目,这样,就将计算机知识和他们的专业结合起来。比如,在对医学院学生的教学中,Excel学习完后,让他们建立一个医生和患者的管理系统,用Excel来管理医院的医生一个月诊治病人的情况和病人的花费情况。虽然比较简单,但是这对学生的学习带来了极大的兴趣,学习效果非常好。总之,我们要不断地探索新的有效地教学方法,利用新技术的教学手段,把传授学生知识改为传授学生学习知识的方法,让学生能够彻底从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这样,才能为以后更长远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黄琳娜,刘春立.CDIO理念下的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模式探索.沧州师范专科学校校报,2011,10
[2]李郁林.基于CDIO工程教育理念的《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教学改革与探索.现代计算机.2011,11
[3]周屹,詹晓娟.基于CDIO理念的计算机基础课程实践教学改革与创新.中国冶金教育.2011年第2期
1如今计算机基础课程存在的问题
1.1计算机发展太快,教材更新更不上
计算机教材不同于其他教材,计算机领域更新太快,从WINDOWS95、98、2000到XP、vista、windows7、windows8才仅仅用了10年时间,几乎不到2年就有一个操作系统,这些操作系统又各有特点,wimdows95第一个独立出DOS的系统。windows98影响力最长,最成功的操作系统之一。windowsxp侧重于安全性和稳定性,windows首次在系统中集成了自己的防火墙。在Windowsvista中引入了用户安全控制的新安全措施,同时界面更加友好华王,但是由于占用资源太大而淡出市场,于是windows7、windows8应运而生。综上所述计算机教材至少要达到每2年就进行更新一次,才能跟得上信息时代的要求,学生学习的也不会是已经淘汰的知识。
1.2理论实践比例失调
计算机本身是一个动手实践强过于理论教学的课程,理论课千遍也不如自己手动一遍记得牢。理论教学韩凭图片演示远远达不到教学的效果,像对计算机硬件的一些基本了解,例如内存条的安插这些东西自己动手一遍就会使用,看五遍十遍都未必会记住。同时制作一个表格,PS一个图片更需要学生大量的手动操作,教师在旁边进行指导,这样效果才会更好。
1.3学生学习缺乏兴趣和压力
学生兴趣还是一个学习态度的基础,既要使学生对知识感兴趣,有要使学生感到学习的压力。很多高校的学生毕业之后,参档不会打印,IP地址不知道在哪找,这个个普遍的现象而不是个别现象。我其实更希望学生在学校里掌握的是这些最基本的知识,只有这些最近本的知识掌握了以后,我们才能去谈些别的,好高骛远没有用。万丈高楼平地起,如何引发学生的兴趣,从而主动的去学习这些基础的东西,是我们当前所要思考的。
2计算机课程改革
2.1计算机课程的引领和针对性
列举一个国外计算机基础课程的例子,我们也许能从中得到启发。在美国把计算机基础课程进行了非浅详细的分类,不仅仅是针对参科理科简单的划分,还根据其专业的特点对讲授的计算机进行非浅有针对性的教学。其实很多选择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并不知道自己学习计算机会达到怎样一个目标,甚至感觉与自己的想象完全不一样,而另一种情况恰恰相反,非计算机的学生在接触计算机后产生的浓厚的兴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一个计算机的引领课程,让学生了解计算机作为一种基础学科的重要性和计算机跨行业学科的应用,如果从事计算机行业会往哪个方向发展,例如应用软件大师,或者软件开发方向等一些细化的方向。这种引领非浅重要,它为我们定向培养人才提供了便利条件,它可以用很少的课时让学生懂得自己的人生方向,这点很重要。
2.2计算机与时俱进
从计算机发展的速度来说我们从事计算机行业的教师都应该与时俱进,这对于我们来说不能不说是一次挑战。计算机行业不等同于其它的行业,一个知识用十几年二十几年不变,它的魅力就是在于它的发展速度。今年我们更新的知识,在1到2年内就会完全更新,开发变革出一个新的体系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否则今天的是专业教授明天你可能完全不了解这个新的体系。21世纪是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计算机体系更在这其中担任着无比重要的领头羊角色,如果我们教师行业不能跟上这个时代的更新速度,那么我们交给学生的知识必然是过期的知识,学生毕业后自然无法适应社会中新的知识。
2.3计算机基础实践环节
计算机基础是个很强的实践性科目,不等同于其它科目,实践可以使课程变得更加轻松容易的上手,读懂知识。实践又分为课堂实践和课外实践,实践要是理论的2倍,就是说,课上如果有20分钟的讲授就要有20分钟的课上练习,还要求有20分钟的实践课。这样才能保证学生熟练的掌握到所学的知识,加深印象,加强记忆。
2.4促进主观能动性
跟所有学科一样,考试不是目的。计算机基础课程更是这样,让学生多学会点东西应用于将来的人生,比我们考试考多少分更重要。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课程改革应该分为4个部分来核算成绩,平时成绩占20%,课程设计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一篇具有实际意义的课程设计占20%,机考20%,期末考试占40%。不以考试为目的,增加学生自主学习的动力,侧重于学生的实践操作和能力培养。像西方一些国家学生,教学主要就是提出一个事情,让你自己做观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思考的兴趣,提高学生的抽象思维。
3结语
计算机基础是一个学校课程基础学科,如何让学生提高自主学习的兴趣,增加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是重中之重。在计算机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如何与时俱进的学习新东西,把新的知识教给学生们是我们现今计算机教师所必备的能力,要不断的汲取新的知识来充实自我,让学生在学习中得到真正的知识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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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计算机在各行各业中的广泛应用,人们迫切需要掌握计算机的基础应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计算机基础结课论文,供大家参考。
随着计算机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计算机在各行各业信息处理过程中正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鉴于此,各高校的计算机基础教育也从无到有、从少数理工科专业开设到如今每个专业普遍开设,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计算机基础教育的普及使高校毕业生基本具备了使用计算机进行信息获取、处理、表示的能力及素质,这为他们步入工作岗位、更好更快地完成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现在高校进行计算机基础课程教育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1高校计算机基础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1计算机基础教学现状
计算机基础课程不仅要使学生了解掌握计算机信息技术的理论知识,同时也要让学生能够熟练运用各类办公自动化软件。因此各高校在开设计算机基础课程时,普遍将该课分成课堂授课与上机实践两大部分,课堂授课主要进行计算机基础概念教学,实践授课主要进行办公自动化软件教学。学生学习完该课程后,各高校普遍要求学生参加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测试,并获得一级证书。
1.2计算机基础教学存在的问题
1.2.1考级通过率成为教学质量评价唯一准绳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NCRE)从1994年开考,该考试的目的是考察应试人员计算机应用知识与技能,到目前为止,已有5000万人参加了该考试,可以讲计算机等级考试在促进计算机知识普及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因该考试的广泛性、公平性,绝大部分高校在评价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质量时,也将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考试通过率作为评价教学质量的唯一准绳。盲目追求高通过率导致许多高校忽视了等级考试内在的缺陷给教学带来的负面影响。1)计算机等级考试题库更新慢,考核知识点较为固定,通过一套试题就基本可以看到考核的重点。这导致许多高校教学过程中,只重视考核点的教学,且实践过程中要求学生反复多次练习相关考核点,教学成了填鸭式、灌输式教学。同时,重复式的应试练习也浪费了大量的有效教学时间。2)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主要考核基本知识及应用点,与行业实际应用脱节。其实践考核点基本上是一些办公软件普遍性的简单应用,并没有针对相关专业实际应用需求进行考核点的设置。这造成教师教授时授课层次低、知识面狭窄,同时学生学习积极性降低,所获得的知识量少,从而导致了教学与应用的脱节。
1.2.2实践课教学方法单一,难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计算机基础课程实践部分的教学是整个教学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实践部分的教学基本都放在计算机房进行,机房中学生终端控制软件的运用使得教师能够很好地将各知识点的操作演示给学生看,学生看完后再进行模仿操作。这种“演示+模仿”的教学学习方式,使得大部分教师在备课过程中,只重视演示过程的准备,忽略了对学生进行操作思路的引导。同时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也只是在进行简单的模仿,甚至有的学生担心操作步骤会遗忘,将操作步骤记录下来,模仿操作步骤一步步进行操作,课堂上看似效果显著,其实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连贯性都无法体现,而且死记硬背下来的操作步骤也极容易遗忘,这导致学生学习兴趣降低,教学效果不佳。
1.2.3师生比例不协调、师资队伍稳定度不高在高校中,计算机基础课程一般定为必修课,且放在大学一年级完成课程教学。由于是全校性必修课程,学生人数众多,教学任务相对繁重,需要大量教师,但是许多高校教学管理部门认为计算机基础课程难度小,并没有配备大量专职教师,许多授课教师的加入都是因为课时数不足而临时加入授课。因为教师数的不足,导致授课、实践教学都是以大班课的形式,师生比例失调,教学疲于应付,严重影响了教学效果。同时部分专职教师思想上也认为该课程的授课没有科研价值,难出成果,这也使教师队伍稳定度不高。
1.2.4学生层次不一,教学难协调现在各高校都是面向全国招生,各省份地区的高中对于计算机教学的重视程度不一,再加上学生自身差异也很大,因此导致学生进入高校后,计算机水平差异大。在教学过程中一部分学生“吃不饱”,一部分学生“吃不好”的现象普遍存在。
2相关问题的解决对策
2.1改革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教学质量的评价标准对于教与学的影响是最为直接最为有效的,将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通过率作为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质量的唯一评价标准极容易使课程教学变成应试教学,使学生所学内容脱离实际。但是计算机等级考试开展已近20年,其广泛性、公正性已被社会广泛认可,获得计算机等级考试证书成为学生求职的必备条件,因此完全摒弃也是难实现的。基于此,计算机基础课程的教学质量评价因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要求学生参加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的测试,但是获得该证书也只能说明学生掌握了基本的计算机知识及操作技能。等级考试高通过率是评价课程教学效果良好的前提与基础。第二,任课教师要深入各行业进行广泛调研,了解各行业对于计算机办公方面操作的侧重性,在教学过程中予以重点突出,然后在平时训练过程中针对不同专业引入相关行业中的实际工作任务,让学生来完成,给他们一个自由发挥的舞台,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发挥和潜能的开发。最后考核时就以平时给学生的工作任务为背景,进行测试。这样进行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质量评价时,两方面就可以充分结合起来,以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的教学大纲作为教学基础,以行业实际需求拔高教学层次。通过两方面的结合,使各专业学生掌握了计算机基本知识与操作,获得等级考试证书,同时又使学生的学习与各专业工作需求结合,能极大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并实现学与用的有效结合,两方面能相互促进。这种以应用为目的教学评价模式在本校进行过实验,在教学学时不变的情况下,将原先多次的应试模拟训练课时压缩,改成基于各行业任务驱动式教学训练。教师上课有热情,学生学习有激情,改革效果非常好。
2.2引导教学法应用
计算机基础实验课程中,许多教师都采用先演示教学内容,随后要求学生重复一遍。该方法在运用时,学生在课堂上能够记住操作步骤,能够较快地完成操作,但这只是机械式的模仿,极容易遗忘,同时使用该教学方法并不能很好地激发学生探索创新精神,久而久之,学生学习兴趣降低。因此,即使是实验课,也需要使用多种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他们知识的运用能力。以下就结合课堂教学内容,探讨引导教学。引导教学的关键在于以学生为中心,按照学生考虑问题解决问题的规律来组织教学,逐步引导学生思维向纵深发展。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可以将教学分成三个步骤:
1)以问题引导出教学目标;
2)以例题引导学生质疑、析疑;
3)思维的深层次发展。以下通过实例具体说明,在WORD软件教学中,涉及文档目录的制作,对于此教师可以先问学生,让他们做一个文章目录他们该如何完成?问题提出后,很多学生都提出以目前所了解的知识只能是手工输入,这样完成显然是费时费力的。通过思考学生已经了解了教学重点,紧接着可以引导学生思考如果让计算机完成目录的制作其需要哪些信息?通过观察目录,很多同学都能知道目录主要就是由标题组成的,同时标题分为章标题、节标题等各级标题。因此教师可以很顺利的提出所谓目录的制作核心在于告诉计算机哪些内容是标题,标题的级别是什么就可以了。这时疑问解决后,教师就可以进行演示,并且边演示需要边和刚刚分析过程结合起来讲解,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逐步了解问题解决问题效果良好,而且操作一遍后,记忆深刻,不容易遗忘。最后目录制作成功后,可以再次引入问题,比如文档发生改变后,目录该如何改动,进一步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引导教学法适用于多步骤、复杂度高的问题,其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
2.3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素质
师资队伍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工程,各高校应该改变“计算机基础课程简单,哪个老师都能教好”的思想,应看到计算机操作能力是高校毕业生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应在教学改革立项、科研经费方面多支持。同时,成立该课程的教研室,定期研讨解决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促进教师教学水平的提升。
2.4分层次教学模式的运用
学生层次不一,教师在课堂上难做到因材施教一直是困扰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的难题,针对此问题,可以采用分层次教学。分层次教学可以根据各学校的情况采用基于分班或分内容式的分层次教学。以下这两方面内容重点探讨。
2.4.1基于分班的分层次教学模式基于分班的教学模式简而言之就是根据学生计算机操作能力分成两个教学层次班级,为不同层次学生制定不同的教学大纲。但是在操作过程中,也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的解决:
1)公平性问题。各高校现在都是根据成绩来进行各项考核,分级后因教学目标、测试内容都不一致,如何给出成绩确保公平就是一个问题。对于本问题,可以适当加大高层次同学所获得的课程学分,以作为他们高学习难度和强度的回报,但是在给出考核成绩时,则应该与其他同学一样,按相同比例进行考试等级划分。
2)激励性问题。分层次教学后,高层次班级同学可能会产生自满情绪,从而放松学习,同样低层次班级同学亦会有“破罐子破摔”的倾向。因此,执行分级后的升降级竞争制度,激励学生不断进取,使每位学生乐于接受这种方式。
2.4.2基于内容的分层次教学模式很多高校因为教学管理及师资方面等原因,不一定适合进行分班级式的分层次教学。因此,教师在进行实验课备课的时候,可以考虑将实验内容进行分层次准备,包括基本内容及提升内容,学生完成基本内后,学有余力的同学可以继续完成提升内容的练习,这样两个层次都能照顾到。
3结束语
计算机基础课程应用性操作性强,同时计算机的应用能力已经成为社会衡量高校毕业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指标。如何能够将课程的教学与社会需求结合、如何进一步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如何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值得教师认真思考,从而为学生将来走上社会、服务社会提供更好的帮助。
计算机基础是高校非计算机专业非常重要的一门公共基础课程,课程内容是大学生必须掌握的计算机基础知识和操作技能,是大学生走向工作岗位必备的基本素质。计算机基础知识的掌握与实际操作能力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上机实验,因此加强实验教学是培养学生动手能力,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及综合运用知识能力的重要保障。本文分析了目前计算机基础实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实验教学改革措施。
1存在的问题
在计算机基础实验课程开展过程中,随着实验设备的更新、师资队伍壮大与教学手段的不断变革,实验教学质量有了较大程度提升,但是根据笔者多年计算机基础教学体会,高校文科类专业计算机基础实验教学仍然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1)内容滞后。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技术与各学科不断渗透,大学计算机基础教育必须与各专业学科融合,不同专业对计算机知识有不同要求。但目前多数高校文科类专业计算机基础课程仍然沿袭以往“大学计算机文化基础”内容,教学内容滞后于知识的更新,各专业开设计算机课程内容完全相同,不利于学生信息素质的培养和解决问题创新能力的提升。
2)实验教学不分层次。近年来,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同时我国大部分中小学也开展了信息技术课程,大学入校生的计算机水平相较以往有了很大进步,但我国也存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导致学生计算机水平也相差较大。在实际教学中因为要考虑绝大多数同学的知识程度,从而使得计算机基础分布在两端的学生都没有好的学习体验。
3)实验模式、教学手段落后。由于大部分知识点已在理论课堂上讲解,学生上机操作过程主要是进行验证性操作,缺乏开放性和创新性的实验内容,使得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够,逐渐失去对实验课的兴趣。同时,实验教学相比理论教学的特殊性在于很多时候需要教师进行一对一的答疑解惑。大学计算机基础作为一门公共课,一般都是大班教学,参与实验人数较多,一旦遇到难度较大或内容较多的知识点,学生出现问题较多,教师就很难兼顾。得不到及时指导的学生就会将问题弃之一旁,不管不顾,教学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4)师资薄弱。实验教师在学生实验过程充当引导与指导的角色,教师的教学能力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根本。目前高校普遍存在重理论轻实验现象,对实验教学队伍建设重视不够,实验教师被划为“教学辅助人员”,对他们的职称晋升、工资待遇、绩效激励等与普通教师存在区别,这些都直接挫伤了实验教师的积极性,同时也造成实验教师队伍缺乏高职称的学术带头人,具有丰富实验指导经验的教师不足。
5)考核形式单一。目前很多高校计算机基础实验课程考核主要依靠期末考试成绩结合平时上机课作业或实验报告完成情况决定,这种方式存在很大随意性,学生完成的作品不易保存,考核公平性不易控制等[1]。
2改革措施
计算机基础实验教学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必要环节,是理解和巩固理论知识的主要途径,是现代教学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和开拓创新精神的重要手段,也是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的筹码。
1)以专业应用为导向通过对各专业人才培养计划和社会对该专业计算机应用需求的调查,构建以专业应用需求为导向的课程体系[3]。注重不同专业对计算机课程内容的需求,在此基础上对计算机课程进行模块设计,分为基础模块和专业模块。基础模块为普及计算机基础知识,内容以计算机文化基础为主;专业模块可根据专业不同开设相应应用软件和程序设计语言,如Photoshop、Flash、SPSS、Protel等。
2)实施分层次教学为了提高学生计算机应用水平和技能,并充分考虑教学对象的初始能力差异,实现以人为本,因材施教,可对学生发放问卷调查和进行水平测试,了解学生对计算机的认识程度,根据问卷和测试结果,实施分层次教学。对于测试分数较高的学生进行情况摸底,部分可直接跳过计算机课程中的基础模块,可根据自己兴趣和专业方向选择后续课程学习,如多媒体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数据库技术、SPSS等,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鼓励他们学习更高程度的计算机知识。
3)改革实验教学模式与方法计算机基础课程理论部分较少,操作性强,目前绝大部分学校计算机基础课程理论与实验分开讲授,教师在多媒体教室讲解理论或操作,学生再到机房进行相应练习。往往由于时间安排的脱节和理论实验课程授课教师不一致,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为改变这一现状,可减少或取消理论授课课时,特别是操作相关内容全部在机房讲解。机房采用网络教学软件,在教师机端可进行广播示范、远程控制、发送作业,学生端可电子举手、分组讨论、作业提交等,给教学活动开展提供极大便利。
4)加强实验教学队伍建设教师要通过不断学习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跟踪计算机领域最新技术,定期开展教研活动,探索新的实验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手段,科学组织实验内容,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最大限度提高实验教学效果。学校要注重对中青年教师的培养,定期进行理论和技术培训,提供进修、研讨、交流的机会,并在职称评定、评级方面适度倾斜,使他们能潜心研究实验教学,鼓励青年教师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为他们的发展提供空间。同时,学校要鼓励优秀教师从事实验教学工作,将一批高学历、高职称、高水平、具有丰富实验经验的专家、学科带头人充实到实验教学队伍中,加强壮大实验教学队伍。
5)调整考核形式传统的期末考试并不能体现出计算机基础课程的学习效果,考核形式的调整非常重要。考核内容应从以基础知识、基础能力测试转变为以能力测试为主,把考核的重点从学生运用基础知识和基础技能转移到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上来。考核形式应趋于多样化,以全面表现出学生的分析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根据课程教学目标,建立综合评价体系,总结性评价和形成性评价并重,学生成绩由期末无纸化考试成绩和平时成绩组成。无纸化考试系统由计算机根据设定题型在题库中随机抽取试题组成试卷,可减轻教师工作负担并兼顾考试公平性。平时上机考核在上机实验中考核,训练学生掌握基本操作技能并达到综合运用,同时学生在解决问题中如有所突破创新可给予适当加分,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充分发挥学生想象力与创造力。并给学生布置一些开发类、设计类实验,激发学生求知欲,使学生能综合运用所学基本知识技能,并培养学生自学和小组协作能力。
6)开展课外实践活动在有限的课时内,远远不能满足学生对计算机的兴趣,可在业余时间开放实验室,为学生提供自主学习的环境,实现学生个性化发展需要。同时可依托学生社团,开展课程实验技能竞赛,鼓励更多学生参与课外科技活动,活跃实验教学,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3结束语
计算机科学发展日新月异,只有紧密跟踪新技术、新方法、新理论,不断更新实验教学大纲和教材,与日俱进,探索出适合高校计算机基础实验教学新模式,构建出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计算机实验教学体系,才能更好地促进计算机基础实验教学,进一步提高实验课教学质量,培养出具有更高计算机素养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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