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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是促使整个旅游经济协调发展、技术进步和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过程。产业结构优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各个时期优化的内容是不同的,但一般而论,产业结构优化应包括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反映了经济的发展符合社会需要,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其最终目标应是实现旅游业的持续稳定发展,提高整个旅游经济的社会经济效益。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贡献的演变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伴随着经济发展,在人们物质水平不断升高的情况下,旅游行业开始逐渐兴盛起来,并且开始成长为一项经济产业,影响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本文深入的分析了旅游行业的整体发展状况,并针对相关发展指标的具体数据来源展开了探讨,并且分析了相关数据的研究方式,同时针对旅游产业优化进行了系统分析,探讨了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关键词:旅游行业;产业优化;经济增长
前言:通过系统分析能够得知,旅游业的整体产业结构不仅影响着旅游行业本身的经济效益,同时还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变化,如果产业结构不合理将会对经济效果产生制约作用,不仅会制约到经济发展的速度,同时还会影响经济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针对产业结构中的各项环节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研究,将其对经济增长的具体贡献,以及整体变化的规律,做出详细明确的了解。
通过研究调查相关数据能够明确了解到,我国在2013年的整体国内旅游状况以及国外的整体旅游状况呈现出了持续增长势头,由旅游所拉动的经济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并且形成了1.45亿元的经济增长,相较于往年的平均增长增加了10%。在这种盛况下,旅游行业已经开始受到各个行业的关注,并且成为了舆论的焦点内容,但是受到地域性差异的影响,旅游行业会从整体上呈现出改革措施以及旅游资源方面的不同程度差异,除此之外,总体的产业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机遇也会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区域在旅游行业中所产生的整体经济增长就会呈现出很大程度的差异。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旅游行业所产生的整体经济增长呈现出不均衡的状态,很多时候由于各方面因素的限制和影响,使得旅游行业呈现出很大程度的反差,具体来讲,我国的东部地区在所拥有的旅游资源方面并不十分丰富,可是却呈现出了十分显著的经济增长效果,在我国的西部地区有着优越的自然条件作为旅游资源,但是在整体经济增长方面,却因为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呈现出了疲软乏力的状态。从现有的旅游业发展历程来看,这一行业能够产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是市场化改革,这样一来就使得整个旅游行业从整体上实现了产业结构优化,从而增加了经济增长的总体效率。
2.1数据来源以及具体处理措施
在继往开来的改革开放措施带动下,我国的经济体制开始进行市场化变革,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旅游行业的繁荣和发展,并且逐渐进入了发展的黄金阶段。在这时政府也不失时机的针对旅游行业进行了大力的政策扶植,推动旅游行业的进一步发展,针对旅游行业的具体状况出台了很多鼓励性政策,并且强化了针对旅游行业的投资,这一系列的举措在稳定住了旅游业发展趋势的同时,也使得整体的发展速度逐渐提升。
通过对相关数据的了解,时至今日,在我国境内进行旅游的游客,已经在数量上累计达到1.56亿人次,由此产生的国际性经济收益已经累计达到529.59亿美元,相较于往年的增长呈现出明显的提升趋势。在我国境内所产生的旅游人数流动量以及远远超出了32亿人次,由此产生的总经济收益累计达到2.63亿元,同比例情况下所产生的增长率已经达到15.7%。我国国内进行国际旅游的总人数已经累计达到9800万人次,同比例的增长概率已经增长了18.9%。与此同时,旅游行业的总体生产能力也呈现出了全面增长的趋势,并且在生产要素方面在持续性扩大着总体的规模,在此基础上,旅游行业的整体产业结构也呈现出了全面优化的效果。
2.2测度模型
产业结构的改变能够对区域旅游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对这方面内容进行测算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以生产函数为基本角度进行测算、以产业结构的相关具体统计数据作为依据进行测算、以投入和产出作为基本角度进行具体测算。生产函数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将经济生活中的现实状况大概反映出来,但是通过这种方式进行具体的测算很难找到拥有较强可比性的样本数据。
除此之外,尽管利用收入产出的方式进行具体测算,能够得出相对准确的结果,但是在进行具体的测算之前,需要做好详细的产出分析工作,否则将不能够进行具体测算,这样看来这两种测算方式都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局限性。在这种情况下,利用产业结构中的相关统计数据来进行具体的测算,能够将以上两种方法中存在的局限性进行有效弥补,不仅能够得到客观准确的计算结果,还能够很容易得到相关统计数据。
3.1计算结果
通过具体的测算公式能够针对2005~2013年之间旅游行业的产业结构优化促进旅游区域经济的具体增长状况,如图1示。从图中的内容能够明确了解到,旅游业已经对我国的区域旅游经济的具体增长形成了强大的推动作用,有着明显的贡献。但是在不同的时间阶段,所产生的推动效果以及贡献程度会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差异。以经济周期为基本角度进行问题分析,能够将图中的曲线以2009年为节点,分成两个阶段。
3.2旅游产业地位处于提升阶段的具体贡献
通过上一节内容能够明确了解,在前一个阶段中,旅游产业的整体经济地位正处于逐渐上升的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旅游行业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被逐渐认可。特别在2008年奥运会在我国正式举办的期间,外国人口入境旅游的人数总流量出现激增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我国的整个旅游业,使得整个行业得到了阶段性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政府对整个旅游行业也进行了一系列政策性鼓励,使得整个行业得到扶植,同时也强化了整个旅游系统的各地管理机构的具体建设,使得整个管理体系能够更加完备和系统。在这一过程中,旅游已经成为各地区进行具体经济建设的支柱性产业,而且还在针对旅游的相关资源进行持续性的深度开发,在旅游产品的类型上推陈出新,具体来讲,如工业园区,还有农家乐,甚至是邮轮游等,这些新型的旅游产业还有待于进一步开发。
3.3发展阶段的具体贡献
在后一个阶段,整个产业已经基本上趋于成熟和稳定,呈现出了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这在很大程度上拉动了国民经济的流通,产生了一定规模的国民消费,使得区域经济在旅游带动下快速发展,从而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总体增长。
结语:针对旅游行业的整体产业结构优化所能够形成的促进区域旅游经济总体增长进行具体研究,需要通过科学的测算方式,并能够依照测算的结果进行科学详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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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绘画史可以上溯到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距今至少有七千余年的历史。最初的中国绘画,是画在陶器、地面、和岩壁上的,渐而发展到画在墙壁、绢、和纸上。使用的基本工具是毛笔和墨,以及天然矿物质颜料。在无数画家不断探索、创新的努力之下,逐渐形成了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并有着自己独立的绘画美学体系。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黎雄才对于20世纪中国绘画史的贡献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在20世纪中国绘画史上,岭南画派具有特别的意义,它的革命性、创新性的特质,不仅为20世纪的中国画带来了新的面貌,而且在融合东洋画法方面的努力为融合西洋画法提供了成熟的经验,这之中难以忘却的有其开派大师,也有在这一派系传承过程中的重要人物,黎雄才则是与关山月相提并论的代表性画家。如果从1907年二高一陈赴日本留学开始算起,到2001年黎雄才去世,这几乎是一个世纪的岭南画学发展的历史,它见证了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个时期中国画发展的过程。在这一历史中,岭南的风格独秀于林,而黎雄才和关山月则成为岭南画派的终结者。
1926年,黎雄才拜高剑父为师,六年后,黎雄才和他的老师一样,赴东瀛留学。这种画学上的血缘关系,决定了黎雄才的未来发展方向。二高一陈和岭南的一些其他画家在20世纪上半叶塑造岭南风格方面的成就,使得岭南派和海派成了传统中国画发展的两翼,有了这两翼,传统中国画开始了现代化的旅程。岭南的地缘文化是岭南派发展的基础,东洋的或西洋的画法在这一基础上的结合,则是伴随着新文化的发展而得到了一个历史的机缘。黎雄才在早期所受到的教育,尽管也像同时代的许多拜师学艺的画家那样去临仿前人的画稿或古代的画谱,可是他更多的是受到西方教育的影响,所以,在范本和写生方面兼而有之的努力,为他日后脱离范本进入生活状态形成了一种自然的态势。因此,他从40年代初期开始,由川渝到西北的旅行写生,为他夯实了艺术大厦的基础。
正因为有了近20年行万里路的努力,1954年,黎雄才在厚积的基础上创作了《武汉防汛图》。对于黎雄才来说,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重要作品;而对于20世纪中国画发展史来说,这也是具有标杆性质的代表性作品。《武汉防汛图》的意义在于它证实了中国画在表现重大的现实题材方面的能力,这在50年代改造国画的具体要求中,所显现的求证的作用超过了艺术的本体。《武汉防汛图》所表现出的宏大的叙事结构,像《清明上河图》一样复杂而耐人品读,所不同的是,《清明上河图》表现的是盛世中的繁华景象,而《武汉防汛图》表现的则是悲情中的时代精神。《武汉防汛图》在绘画语言方面的成就,突出了岭南画派在绘画语言方面的优长,使人们看到了新时代中新技法的用武之地,而这一新技法尽管来自旧社会就已经成型的岭南风格,也说明了新社会利用旧形式、改造旧艺术的成果。
《武汉防汛图》标志了黎雄才的绘画艺术进入到成熟期。在这件作品中透露了他40年代以来不断写生的成果, 而这一成果中所表现出的“黎家山水”中鲜活的生活气息,不仅是在选材上,而且在语言上,都在一个时代的风尚中成为引领潮流的人。
1959年5月,黎雄才的韶山写生也具有特别的意义,从他开始的对于韶山这一革命圣地题材的开发,为山水画在以后的发展中开拓了一个重要的题材。虽然他以纯正的岭南风格和精细的笔墨对毛泽东故居以及周边的一些重要场景作了精细的刻划,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他的作品只是在“写生”的层面上表现出一种现场感,或时代所倡导的写生的意义,所以,没有能够获得本来有可能属于他的历史地位。尽管如此,黎雄才还是在这一方面具有重要的美术史的意义。加上后来的《朱砂冲哨口》等一系列革命圣地和圣迹的作品,“黎家山水”的风范显露出来,并得到了社会的认同。
在岭南画派二高一陈所奠立的基本规范的基础上,“黎家山水”更重视中国传统的笔墨,这种历史性的回归表现在“黎家山水”中是墨重于色。而在浓重的笔墨关系中,“黎家山水”中原本属于基本构件的树石,有时被独立出来,成为一种以树石为主体的作品,这在黎雄才的后期作品中作为一种标志性的题材,被他反复描绘。黎雄才的晚年,还放大了山水中的松树,成为他最爱表现的题材之一,反映了他对松的君子品格的敬仰,因此,画松也就成了黎雄才在题材方面的另一方面的成就。黎雄才画松往往被人称道,这和20世纪的一些著名画家所专长的某一题材成为画家闻名于世的一个特点一样,如齐白石画虾、徐悲鸿画马、黄胄画驴、关山月画梅等,黎雄才画松也忝列其中。
黎雄才对于20世纪中国绘画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成就大致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一、继承和发展了岭南画派的艺术,并成为这一画派体系在20世纪中期之后的中坚人物;二、创作了像《武汉防汛图》、《朱砂冲哨口》等反映时代、代表时代的作品,为20世纪中国画成就的高峰增高;三、具有个人风格特点的绘画语言丰富了20世纪中国画的内涵,是20世纪画坛上不可或缺的样式;四、对于松的表现,成就独到,是20世纪个性化题材方面的重要一家;五、为教一生,为20世纪中国画的发展培养了无数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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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是对邓小平理论形成与发展的高度概括。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邓小平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贡献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邓小平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贡献全文如下: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等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理论成果,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一理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并在许多方面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使得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进入了新的境界,达到了新的高度。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所固有的质的规定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虽然没有直接用社会主义本质这一概念,但他们在很多著作中,都从不同的角度涉及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势时,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作过某些科学的预测,并从不同角度论述过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容。《共产党宣言》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这两段话体现出来未来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即马恩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有两个基本点:一是消灭私有制,二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恩格斯曾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由于处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俄国具体条件的差异,列宁从俄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认为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因此,必须把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放在首位。他说:“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列宁还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把土地、工厂等等即全部生产资料变为全部社会财产,取消资本主义生产,代之以按照总的计划进行有利于社会全体成员的生产。”从以上他们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知道,他们都认为社会主义应该具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但他们更多的是用生产关系的特征去区别于旧有的社会形态,导致后来的社会主义者长期以来对现实社会主义的认识,都是根据革命导师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阐述来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甚至把社会主义本质与特征等同起来。
邓小平理论第一次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念和思想作出了新概括。邓小平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谈话中,将社会主义的本质概括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总的来说,这个概括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功能方面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它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从生产力角度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个要点是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基础;
“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揭示社会主义本质,这揭示了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经途径,这个要点把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社会区别开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从根本目的、最终目标上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使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利于我们在理论上深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在实践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有过强调在社会主义时期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论述,但他们都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一个重要论断。而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明确地把“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作为科学社会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论断提了出来。邓小平在1985年接见外宾时的一次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邓小平后来又进一步把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理解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有机统一。他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一次谈话中说到:“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邓小平理论对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进一步全面的理解,突破了我们最开始只重视发展生产力的局面,对深化社会主义改革,促进经济建设有重大意义。
马克思在1875年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作了科学的划分,预测了未来社会发展所必然经历的几个关键性阶段,即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也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但是,对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未再划分阶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称作社会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权利’没有完全取消……。”
而且,列宁还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多级发展的过程,将经历“最初阶段”、“低级阶段”、“中级阶段”、“高级阶段”等。这表明列宁已预见到社会主义社会分成若干阶段,但由于缺少经验,他并没有准确判断俄国社会主义究竟处于什么发展阶段上。毛泽东在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社会主义要经历的不同的发展阶段问题也谈论了自己的观点,“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于要更长的时间。”
邓小平理论通过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借鉴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在认识我国国情的基础上,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本身也是划分阶段的,并第一次提出和论述了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新的科学论断。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历史阶段;我国社会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这也是我国制定路线、政策的出发点和根本依据。因此,根据这个实际,明确提出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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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职称评审权限下放,职称评审有向行业全面转移的趋势,职称评审过程公开化呼声不断提高。为了体现管理部门的意志和愿望,客观评价人才,控制同一部门不同单位职称评审通过人员无较大差异,同时克服职称评审的弊端,引入量化评价方法。通过分析多年职称申报情况,总结人才成长的一般规律,设定业绩成果贡献度划分曲线,引入学历学位和专业相关度、年度考核、业务表彰、论文论著、项目成果等多项评价要素,根据部门需求,将评价要素设定不同权重后,构建了职称评审的量化评价办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职称评审中业绩成果贡献度划分的研究和应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研究人才评价中业绩成果的量化办法中,通过分析专业技术人员申报材料中业绩成果与完成人排序之间关系,发现业绩成果与排名之间的一般规律。引入自然衰减函数,构建数学模型,拟合业绩贡献度划分曲线,得到相同业绩成果中不同完成人业绩成果的量化成绩计算公式,并以此编制了业绩成果查询表,在职称评审工作中得到应用。应用情况表明,本业绩成果计算方法能客观正确反映专业技术人员的业绩成果,具有较好的推广应用价值。
关键词:职称评审;量化评价;业绩成果;贡献度;数学模型
职称评审工作已经开展数十年,涉及面大,影响广泛,是涉及到我国广大专业技术人员的重要政策制度,有许多专家学者就职称评审工作的改革做了大量工作[1-6]。实际表明,引入量化评价方法,对职称评审工作有较好的促进作用[7,8]。但在查阅有关资料和文献过程中发现,目前的职称量化评价工作对于一些要素的量化评价还处于经验模式,缺乏相应的理论依据。
由于当前社会分工不断向精细化方向发展,完成一项综合性任务,合作成为必然选择。就必然出现主导和协作关系。在职称评审工作中,经常遇到这种情况:一些技术人员参与完成的论文论著或项目非常多,但排名靠后,而另一些技术人员主持或参与完成的论文论著或项目较少,但排名非常靠前,在都符合申报条件、基本情况差不多的情况下,如何排除人为因素,客观公正的评价以上技术人员哪些更优秀?于是给人才评价带来了业绩贡献中排名不同所带来的业绩贡献大小划分问题。以往职称量化评价的成果和文献,对于这个问题缺乏相对客观的评价办法,大多是通过经验总结,对业绩贡献进行人为划定[7,9-11]。现通过引入自然衰减函数,构造相对通用的业绩成果量化评价公式。
1.1 业绩成果量化要素的分析 业绩成果包含专业技术人员在任职期间所完成的科研业务成果、论文论著、工作总结等内容,直接反映了专业技术人员在任职期间工作质量和成果,间接体现了专业技术人员的理论水平、创新科研能力、团队协作精神,是职称评审工作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现用每个完成人在业绩成果中贡献度(某项业绩成果量化评价的得分比例,或可分到的分值权重)来度量其贡献度的大小。
通过对业绩成果完成情况的研究调查,可以看出:各种业绩成果完成过程中,正常情况下完成者排名基本上与其贡献是一致的,完成者排名越靠前,他们起到的作用越大,贡献度也越大,对于项目(论文)能否正常完成、达到预期结果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排名越靠前,相邻完成人贡献度相差越大,具有不可替代性,名次不可交换。而排名越靠后的完成人,他们起到的作用越小,贡献度也越小;相邻完成人的贡献差异越接近,对项目(论文)影响力越小,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相邻名次之间存在一定的可交换性;同一项成果,参与或完成人越少,每个人需要做的工作越多,每个人贡献度相对越高,参与或完成人越多,每个人贡献度相对就越低。
在这里引入自然衰减函数来模拟贡献度的曲线。
1.2 自然衰减系数对业绩贡献度的拟合 如图1引入自然衰减函数(1/exp(x),x∈N)。由自然衰减系数特性可知,(1/exp(x),x∈N)和坐标围起来的面积为1。其一阶导数为(-1/exp(x),x∈N),也即图中随着x的增加,函数值y的值不断减少,其衰减速度越来越缓慢。
自然衰减函数(1/exp(x),x∈N)曲线非常切合我们对业绩成果分解的思路。首先,曲线与坐标轴围成的面积固定,可以对应总业绩成果得分;其次,函数随着x值增大而逐渐减小,减小速度越来越缓慢,符合业绩成果中随着排名的靠后,贡献度逐步减少,贡献度差异逐渐减少,随着排名越靠前,差别越大;排名越靠后,差别越小的规律。 利用自然衰减函数来拟合贡献度。
我们设定项目总分为100,将按不同的贡献度(权重)Ki大小,划分给所有参加完成人。业绩成果计分方法,则有如下情况:■K■=1
第i个人得分参考值=100×Ki/■Kn;
Ki=■■dx(i∈N,x∈R+)
σ=Ki/Ki-1=1/e,σ:衰减系数。
由于完成人数是可知且有限的,为保证■K■=1
我们可以构造合适的公式如下:
Ki=ki/■k■;
■k■=1;
ki=ki-1*σi。(1)
ki:第i完成人的计分系数,σi=ki/ki-1,第i完成人的衰减系数,n为本业绩成果完成总人数。
在实际工作中,业绩成果中科研和技术开发项目参与人数较多,正常情况下,省部级项目主要完成人一般不超过15人,地厅级项目一般不超过8人,而在衰减函数中,n在15以内时,第一完成人与排名最后完成人贡献度将相差е15,所以,需要将衰减系数进行调整,根据需要将排名分成若干小段,在相同小段中衰减系数固定,不同排名段衰减系数微调。
由此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为了便于计算,业绩成果主要完成人一般在15名以内,同时给定常用x值,给出相对固定的衰减系数σi,从而得出简便的业绩成果计分方法:
个人得分参考值=100*ki/■kj。(2)
根据情况,我们设定衰减系数如表1。
按总分100分,根据公式(1)、(2)和表1,可构造业绩成果计分查询表(表2),总完成人数(行)序号和本人第几完成人(列)序号对应的交叉表格内数据即为个人得分参考值。
图2是从单一完成人到15完成人贡献度连线图,直观反映了在不同完成人参与情况下,不同完成人贡献度大小情况。
河南省气象部门在2011、2012年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采取了本量化评价方法。限定申报人员提交论文论著每人不得超过5篇,提交科研项目限县处级以上项目;按照论文论著发表刊物级别、字数,划定若干等级,给定不同级别论文论著的分值,按照项目立项级别、完成状态、应用效果、获奖级别来划定等级,给定不同等级的项目分值,由软件按照表2中有关内容进行统计和累加计分,得到申报人员业绩成果的量化成绩。
从应用效果看,用自然衰减函数拟合的贡献度划分办法比较准确地体现了职称评审中制定的一系列指导意见。奖励、论文论著、科研项目、总成绩等平均分以上人数均在40%~60%之间,表明本量化评价办法比较协调,可较为直观的反映出技术人员强项和短板所在,对其今后努力方向有较强的指导作用。作为业绩成果的指挥棒,在精简项目参与人员,减少无关人员论文论著挂名方面具有积极意义,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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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结构是指信贷资金的投放与运用在不同区域、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以及不同期限上的配置与配比信贷结构是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运作的重要内容,其合理与否既关系到银行的资产安全、营运效益,也关系到银行业的稳健运行、国家信贷政策的贯彻及经济的协调发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银行信贷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本文选取河北省2005年—2013年银行中长期信贷、短期信贷和总产出的季度数据作为变量,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带有控制变量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分别从相关关系和动态影响角度实证分析了河北省银行信贷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研究表明,河北省中长期银行信贷相较于短期信贷对经济增长有更明显的贡献度(0.5974>0.2851)。
关键词:银行信贷;区域经济增长;Granger因果;VEC模型;
国外对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关系做了大量理论与实证分析。巴杰特(Bagehot,1873)最早发现,金融体系通过提供大型工业项目融资,在英国工业革命进程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伯南克(Bernanke,1992)和布兰德(Blinde,1992)对传统IS―LM模型进行改进,提出信贷市场替代货币市场的CC―LM模型。认为,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银行通过信贷调节企业和个人的需求和支出水平,推导出货币冲击引起经济波动的结论。这些研究均认为,信贷与经济增长存在密切关系,信贷规模及结构影响经济增长。
在国外研究影响下,我国学者逐渐认识到信贷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重要性。林毅夫认为,金融结构及信贷结构对金融效率和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影响。赵兴波以深圳市1979年-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为研究对象,证明短期信贷与区域经济不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而中长期信贷与区域经济互为因果关系。崔小涛利用2000年-2009年的季度数据,运用协整理论对我国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测算。研究表明,2000年以来,银行中长期信贷相对其他类型信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最显著。唐涓涓、尹燕海和郑兰祥、涂苗苗通过分析青海省、大连市、安徽省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认为两者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信贷扩张则区域经济繁荣,信贷紧缩则区域经济萎缩。郭为通过分析我国各地区信贷与经济增长,认为银行信贷并不总是指向经济增长,相反,在一定程度上牺牲经济增长,可获得一些其他东西,比如,政治稳定等。尽管已有研究存在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的正负关系之争,经济增长还是离不开银行信贷的支持。
目前,大部分研究以国家作为整体研究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作用,较少考虑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地方产业政策不同背景下,按期限分类的不同银行信贷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差异。研究银行信贷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对银行信贷政策制定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本文以河北省为考察对象,根据河北省2005年―2013年季度数据,从相关关系和动态影响角度实证分析了银行信贷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
1.变量
本文以河北省为考察对象,选取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经济增长,银行短期贷款(ACRS)、中长期贷款(ACRL)说明银行信贷。由于时间序列数据的非平稳特性,进行对数化处理,各变量符号如下:LGDP、LACRS、LACRL。
2.数据
以河北省2005年―2013年季度数据为基础,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Wind资讯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中国金融年鉴》、《河北省统计年鉴(2013)》。
3.基本模型设定
经济时间序列一般是非平稳序列,为更好地研究变量间的关系,我们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来分析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相关性。并基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进行脉冲响应分析,研究银行信贷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本文检验模型采用具有如下形式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
1.平稳性检验
首先应用ADF方法对变量LGDP、LACRS、LACRL进行单位根检验。由表1的ADF检验结果可知,LGDP、LACRS、LACRL均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序列。但一阶差分后均为平稳序列。表明这三个序列均是I(1)序列,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表1)
2.滞后阶数检验
将LGDP、LACRS、LACRL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根据LR、FPE、AIC、SC、HQ等各检验准则综合判断,我们选择滞后4期。
3.Johansen协整检验
由前面的单位根检验得知,模型涉及三个变量均为I(1),对这三个序列协整检验,判断是否具有协整关系。运用计量经济软件EViews6.0基于对应滞后1阶的VAR作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见表3)。结果表明,河北省经济增长与短期银行信贷、中长期银行信贷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因此可以建立VEC模型。
4.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所谓因果关系是指变量之间的依赖性,作为结果的变量是由作为原因的变量决定的,原因变量的变化引起结果变量的变化。Granger从预测的角度给出因果关系的一种定义,结果如下:
河北省短期银行信贷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中长期银行信贷也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但GDP并不是银行信贷的格兰杰原因。且短期信贷与中长期信贷之间并无因果关系。综合检验结果得出结论,河北省银行信贷的增长并不因GDP增长而增长,相反银行信贷的增长却在推动GDP的增长。
5.建立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
(1)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存在较为稳定的关系。中长期银行信贷每增加1个百分点,产出GDP增长约0.5974个百分点;短期银行信贷每增加1个百分点,产出GDP增长约0.2851个百分点。
(2)不同期限的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存在显著差异。从信贷资金对河北省产值的贡献度来看,河北省中长期银行信贷对GDP的贡献度明显高于短期银行信贷对GDP的贡献度(0.5974>0.2851)。
6.脉冲响应分析
为了解河北省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动态情况,我们应用前面的VEC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分析,观察银行信贷一个单位标准差的冲击对GDP的影响。信贷扰动对GDP冲击的脉冲响应轨迹如图一、图二。 GDP对来自短期信贷的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冲击有较强反映,第2期(即第二个季度)时影响达最大值,GDP增长率增加了4.28%,随后影响急剧减弱,到第4期(即第一年底)时影响达到最低值0.0015。后期影响有一个缓慢的上升,但长期呈现下降趋势,到第20期(即第五年底)影响基本消除。GDP对来自中长期信贷一个标准差新息也有较强的正向反映,第2期(即第二个季度)时影响达最大值,GDP增长率增加2.99%,随后影响稍有减弱,第4期(即第一年底)时影响达到最低值0.0123后,正向影响一路高升,最终长期保持约2.8%的正向影响,且影响时间也很长。综合两图得出结论:两个季度内短期信贷对GDP有较强影响,但随后中长期信贷影响作用凸显。整体看河北省中长期银行信贷相较于短期信贷对经济增长有更明显贡献度。冲击图所反映的现实与VEC模型的结论基本吻合。
通过分析,银行信贷结构对河北省经济增长具有重要贡献,中长期银行信贷贡献度远大于短期信贷的贡献度(0.5974>0.2851)。原因如下:
1.银行信贷结构不合理
信贷结构上,短期信贷基本稳定略有小幅增长,而中长期信贷增长率从2006年的16.67%高速增长到2009年的39.98%,随后出现急剧下降,2012年增长率仅为8.84%,形成不合理的信贷结构。
2.河北省产业结构水平较低
由于中长期信贷一般投向工业等实体经济,短期信贷一般为第三产业发展提供所需资金。2013年河北省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产值占比为12.2:53.4: 34.4,而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为10.1: 45.3: 44.6,说明河北省的“二三一”产业结构仍处在较低水平,第二产业等实体经济的较高投入带来GDP总量的提升,表现为中长期银行信贷的高贡献度。
3.银行中长期信贷投放不合理
在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中长期银行信贷投放存在潜在风险。银行等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实际投向数据显示,银行中长期信贷大部分投向了六大高耗能行业。2012年中长期银行信贷投向中,高污染高耗能行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占17%、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占16%、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占8%;而食品制造业仅占1%、医药制造业占2%、通讯设备、计算机等电子设备制造业共占6%。鲜明的投向反差影响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更使得环境污染PM2.5问题成为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阻力。
对此,银行应积极优化银行信贷结构,防止信贷投放极端化。秉持“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信贷原则, 合理制定中长期信贷投放领域,抑制高污染、高能耗和产能过剩,在保证信贷效率的前提下确保经济稳步健康发展;实施区域化信贷管理,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施分类指导的差别化区域信贷政策,在不同产业实行差异化的业务授权和产品准入条件,关注重点去产能区域及行业的信贷投放,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产业链之间的梯度分工;
建立针对中小企业的风险准备金制度,比如,建立中小企业的社区信用协会和社区担保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以加入协会为前提。并建立一项专门用于中小企业现金流无法偿债成本的统筹资金池――发展风险准备金,由国家、地方政府、相关企业与银行共同承担风险,采取发行优先股的形式,实行有偿使用原则。
【银行信贷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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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理论关于静止的概念:为相对于与其宛物体不产生单方面,或双方面联系的物体,则它相对于不产生任何联系的物体是静止的。由止可见,静止与运动,都具备有绝对、相对;有条件、无条件;永恒的、暂时的一面。矛盾中的统一性与斗争性,都具有绝对的和相对的一面。矛盾双方能站在一起战斗,证明矛盾双方之间有某种“联系”,有“联系”,证明它们之间有统一的一方面。马克思理论者毛泽东、列宁并不能站在这样一个高度看待矛盾。矛盾对立的双方没有哪一方是绝对的、哪一方是相对的理论。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毛泽东矛盾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的贡献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中国化的集大成者,其有关矛盾的思想主要体现在科学揭示了矛盾学说的精髓、具体阐述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提出了解决矛盾的基本原则三方面,其思想价值在当代仍然具有很大影响力。
【关键词】毛泽东矛盾思想;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贡献
毛泽东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他积极吸收中国古代哲学中有关矛盾思想的精华,理论与实施相结合、古今中外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矛盾新思想。毛泽东矛盾思想继承、发展、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
1.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整个世界处于普遍联系当中,在联系、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矛盾,矛盾不是只存在于个别事物中,而是普遍的存在于世界万物中,这是矛盾的普遍性。普遍存在的矛盾还具有特殊性,由于事物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矛盾也有所差别,不会千篇一律。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矛盾的基本属性,普遍性可以由特殊性归纳出来,特殊性是普遍性的具体表现,二者缺一不可。
毛泽东关于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生动论述为人类开展实践活动,深化认识提供了基本准则即:从特殊到一般,再从一般到特殊的过程。人类在实践活动中不断的总结归纳个性事物体现出来的特征,上升为一般理论指导,然后再将具有共性特征的理论应用于个性事物,帮助人类去认识开发以前未能涉及的领域和未能认识的事物。而今我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矛盾学说的精髓,把握好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解决方式。
2. 矛盾发展不平衡观点。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首次提出矛盾发展不平衡的观点。整个世界都是发展运功的,事物的矛盾自然也在发展变动,随着矛盾双方力量的博弈,矛盾一直处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平衡的动态变化之中。所以,矛盾不肯能一直处于平衡状态暂时的平衡孕育促使新的不平衡产生的力量。
矛盾发展不平衡论要求我们坚持重点论和两点论。事物发展中存在多种矛盾,其中必有一种矛盾处于主导支配地位,其他处于次要地位,这就需要掌握好主次矛盾。矛盾的主次方面要求我们区分好主流支流,强调两点论。在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必须重点突出、有主有次、反对一刀切,同时还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
古语有云:“相反皆相成也”。毛泽东充分借助众所周知的古语来阐释相对深奥的哲学观点,通俗易懂。
“相反”古语中是指相对立的两方面。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相反”与哲学中“矛盾的斗争性”是一致的。矛盾的斗争性也是矛盾双方相互排斥、对立的,这种斗争性贯穿于事物发展始终,只要事物存在这种斗争就会一直存在,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相成”古语中是指相互联系、相互扶持的两方面。哲学中的相成即矛盾的同一性。毛泽东对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最具创新性的发展。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矛盾缺一不可的两个方面,斗争性存在于同一性中,同一性也由于双方的力量博弈而紧密相连,当达到一定条件,矛盾的统一体就会破裂,演变成新的事物,矛盾双方处于新的同一体中。
中国五千年来一直追求“和”,和气、和谐、和睦,国家层面即追求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的实现要求我们必须有效化解社会发展中的各类矛盾早在1957年,毛泽东主席就为我们处理矛盾提供了参考准则。
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矛盾,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矛盾的观点是错误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随着社会的发展完善自然得到解决。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正确区分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按矛盾的特殊性的方法论要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矛盾不同,化解矛盾的方法自然也不同。毛泽东明确指出,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应该以批评教育为主,不能采取过激的暴力对抗;对于敌我矛盾以非对抗性方式不能解决的,必须付诸暴力性的对抗方式。
首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坚持辩证法。毛泽东在《矛盾论》的第一节就详细全面阐述了两种宇宙观: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辩证法为人类处理社会问题提供了科学方法,它主张全面、发展、联系的看问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坚持辩证法,将自身置于全球化的范畴之中,加强与外界的联系沟通,吸收消化国外发展有益成果,促进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
其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有效化解社会矛盾。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弊病也日益凸显,社会问题频繁多发,如:道德失范、信仰危机等等。这些社会矛盾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和谐社会的建设,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瓶颈。中国共产党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领导者,必须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毛泽东有关处理社会矛盾的基本准则,把握好处理矛盾的方法,积极化解社会内部矛盾,维护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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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多数时候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映射。如果仅仅只是总结和映射,那么,历史作为一个存在,就应该消失。历史的问题在于不断发现真的过去,在于用材料说话,让人如何在现实中可能成为可以讨论的问题。历史是延伸的。历史是文化的传承,积累和扩展,是人类文明的轨迹。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那些永不磨灭的历史贡献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实行的野蛮侵略,使中华民族陷入了空前的危机和灾难之中。百年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苦难、屈辱史,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顽强斗争史。日本明治维新后走向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侵略道路,悍然发动侵华的“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由局部转向全面侵华。[1] 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在当时已然成为中国最主要的矛盾,因此抗击日本侵略者也就成为了中国当时最大的政治。[2] 同时日本还与德国、意大利结成法西斯同盟,从而威胁整个世界的和平。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命运已经与世界各国家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中国的抗日战争不仅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安危同时也紧紧关联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个大局。毛泽东就曾指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 [3] 在国内外都极端不利的环境下,中国最终形成了由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全民族抗战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全中国军民团结一致,最早开展了与日本法西斯的顽强抗争,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开创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亚洲战场,也逐渐使抗日战争的战场成为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华民族积极的抗日战争成为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称霸世界战略的主要内容就是其“北进”和“南进”的政策,即是“田中奏折”中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国策。所谓“北进”与“南进”,就是日本通过打开中国的大门分别向苏联远东地区以及南洋一带扩张。但无论日本要实施“北进”还是“南进”的计划,率先占领中国是其一切国策实行的必要前提。[4] 毛泽东同志也曾深刻指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是巨大的,但为最终实现其既定战略方针,日本唯有先从中路突破中国的防线,而后方可北攻西伯利亚,南攻南洋群岛。” [5]因此在中国战场的走势如何对日本称霸世界战略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全民族的抗日战争致使日本北犯苏联的计划屡屡受挫。首先,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前的这段时期内,日本方面始终认为,只有北进苏联,逐渐解除苏联在亚太地区的影响,才能使日本重建在东亚的殖民统治秩序。早在1934 年,日本参谋本部就制订出进军苏联的计划,一经提出就得到日本天皇的批准。1936 年,日本广田弘毅内阁也曾指出日本只有消除苏联军备上的威胁,才能有效地阻止赤化的进一步发展,进而可以使日军顺利的推行东亚政策。1937 年6 月9 日,日本就已企图对苏开战,在当时就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英机认为,日方唯有先给予南京政府致命打击以消除日军背后的威胁后,方可没有顾虑的与苏开战。
其次,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军民的团结抗战遏制住了日军主力的疯狂进攻,直接导致了日军北进苏联计划的破产,也间接支援了苏联的卫国战争。[6] 从苏德战争爆发前一直到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曾多次督促日本从满洲打进西伯利亚与苏作战,但日本始终迫于在中国战场的压力,只能把战争的重心放在中国战场上。[7]正是由于日军主力深陷中国战场无暇顾及苏德战争,苏联才放心把远东地区的兵力西调至苏德战场以全力抗击德军。
据不完全统计,1941 年,就单从苏联从远东调往苏德战场的兵力就有约15 个步兵师和3 个骑兵师以及1 500 架飞机和1 700 辆坦克,约占整个远东军总兵力的50%。1942 年,当德军对苏进攻日益猛烈的时候,苏联又从远东抽调了8个步兵师增援苏德战场。[8]
中国抗日战争对日军的牵制,大大延迟了日军“南进”政策的实施。在日本既定的侵略方针中,“南进”是其原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步。早在战争初期,日本就已制订好其蓄谋已久的计划,然后北进苏联与德国携手对苏形成夹击之势,以便形成反西斯轴心国的完美会合,同时南进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攫取该地区的殖民利益,使其地区逐渐成为日本在世界争霸中的后方补给地。中国全民族抗战对日军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抗击下,日本之前一切完美的设想终究成为了幻想,无奈之下日本只能在中国投入越来越多的兵力。
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前,日军投入中国战场的总兵力仍占到其陆军总兵力的70%以上。而在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陆军的兵力分配是:中国关内21 个师团、20 个旅团和一个骑兵团,中国东北、朝鲜一共有14 个师团,本土上仅仅留有4个师团,可供日军调往太平洋战场进行作战的兵力也不过10 个师团。通过数据可以看出,日本陆军的主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时依然在中国战场上作战。正是由于日军无力在太平洋战场投入更多的兵力,致使日军进攻乏力,这样就减轻了盟军的战斗压力,客观上援助了盟军对日作战,从而大大推动了整个太平洋战争的胜利进程。
就日军在中国投入的总兵力来看,日军的主力已被牢牢地牵制在中国战场上。中国军民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几乎都是孤军奋战,中国战场也是东方唯一的反法西斯战场,牢牢牵制着日本陆军总数的80%~94%。从太平洋爆发后将近三年的时间,日本在中国投入的陆军兵力一直占其总数的50%~69%。直至反法西斯战争结束时,日本在中国投入约105 万兵力,投入在太平洋战场约100 万兵力,分别占其兵力总数的51%和49%。[9]
日军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中国战场上被大量消耗。由于日军被迫要在中国战场上消耗巨大的资源,因此日本长期处于过度紧张的状态。据权威统计,日军在中国战场共被歼灭约150 万人,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伤人数的70%左右。同时,由于中国的全民族持久抗战,长期的战争导致日本的军费逐年递增,而这样庞大的军费开支必然会使日本的经济慢慢地被拖垮,在财力物力都消耗殆尽的极端困境下,综合国力也必然下降,因此,战争基础和政治基础都会动摇,最后导致日本在中国战场的全面失败也是在所难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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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连接过去,通向未来,指引方向,更决定命运,可以说选择走不同的发展道路,就会有完全不同的发展结果。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时代发展的步伐,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重考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科学地提出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系列理论,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实践根基和理论基础。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中国建立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及其对“三个自信”的贡献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对在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以期能找到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当时的那些理论探讨和建设经验,无疑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党的提出了全党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1]的命题。回顾建国初期我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探索,我们发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些探索成果对于当下坚定“三个自信”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 以苏为鉴,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毛泽东以“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科学态度,主张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针对苏联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结合我国实际,毛泽东于1955年年底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2(] P488);他认为,应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尽可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3](P721)因此,毛泽东特别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更应该学会独立思考,最重要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进行第二次结合,努力找出适合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在中共八大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建设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迈出了最初的步伐。
2. 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思想。
毛泽东青年时期就把“民众大联合”作为改造国家与社会的根本方法。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和迎来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更加重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问题,并把它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强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经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具体应用,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一切成就的重要思想动力依据。
3. 提出了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发展理念。
一个国家如果要走向富强,就必须实现现代化,而工业化则是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中国共产党逐步摸索出了发展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特色。
第一,发展国民经济须遵循“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鉴于中国社会生产力落后和经济基础薄弱的国情,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国应必须把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放在经济问题的首要地位,强调发展工业也必须和农业发展相协调。这就使得当时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农业经济快速恢复互为条件、互相结合、互相促进、同时并举,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一个创造性的新概括。在1962年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被中国共产党确立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第二,统筹兼顾、正确处理沿海和内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以及汉族与少数民族等关系是实现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原则与基础。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实现提供了历史依据。
1. 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
1949年9月下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中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纲领明确规定了新中国的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这说明,人民民主专政已经从一种科学构想成为了现实并在中国得以具体实践。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宪法第一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到了1982年,我国用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我国国体的内容即人民民主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将人民民主专政原则写入宪法,保证了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浴血奋斗所取得的民主成果。
2. 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
新中国成立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因为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并没有能与新生的国家政权同步产生。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恢复,全国各地先后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就为召开普选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准备了条件。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等宪法、法律法规的颁布,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宪法体制上的正式确立。中国人民所选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共和国政体,确立民主集中制为共和国政体的基本原则,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和进步奠定了政体和政权的坚实基础。
3. 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1949年9月召开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共同参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形成,这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突出特点和优势。195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在新中国首部宪法中得以确立:“我国人民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已经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今后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4(] P521)
4. 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我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也是处理民族关系问题的基本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民族区域自治的性质和在国家中的地位作了更为全面细致的规定,这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历程中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到1956年我国基本形成全国统一的民族自治体制,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框架。
5. 进行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尝试。
在毛泽东看来,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是适合中国历史和国情的、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但仍需要不断完善。同时,他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5](P543)因此,围绕适合中国社会的民主法制建设,毛泽东提出了许多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比如,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改变中央高度集权;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执政党建设,反对个人崇拜;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等设想。
此外,毛泽东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提出了改革设想。比如,1960年3月,毛泽东对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的企业管理制度和管理经验,称之为“两参一改三结合”,并冠之以“鞍钢宪法”[6](P89-90),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1961年,中共中央在《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使其中的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逐步成为了我国国有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毛泽东还强调,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双为、双百”方针、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党的领导,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与实践成果颇多,虽然有的没能很好坚持,有的甚至走向了错误的方向,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当今中国的改革进一步深化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毛泽东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与法宝。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赋予了“实事求是”以全新的含义,使实事求是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中国化的科学概念,并将“实事求是”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我们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因此,五十年代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提出探索本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命题,就是能够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论断和共产国际与苏联经验,而是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实事求是,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实现历史性飞跃的结果。因此,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
2.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与灵魂。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工作路线,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一条基本经验。中国共产党自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明确提出“党的任务是为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奋斗的,代表的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党除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任何本党和个人的私利。”正是因为我们党很好地坚持和运用群众路线,才能由小变大,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我们党充分发扬了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1956 年,中共八大在党章的总纲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群众路线”的概念,这是对七大关于群众路线相关论述的进一步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更是把党群上升到事关社会主义成败的高度来看待:“就像鱼和水一样,如果党群关系出了问题,那么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就不可能获得成功。”[7](P488)由此可见,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和观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成为一以贯之的核心和灵魂。
3.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
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处理与共产国际关系的经验总结,这其中体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独立自主,就是坚持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就是坚定不移地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同时积极争取外援,开展国际经济文化交流,学习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事物。”
在毛泽东看来,要取得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作指导,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有益的先进经验,努力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千方百计探索出一条适合于我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尤其是他在1958年先后实施“大跃进”、“人民公社”和““””等一系列举措,虽然毛泽东想摆脱但却未能真正摆脱苏联模式,但这也说明毛泽东认为革命和建设都不能照搬照抄别国的经验。正如邓小平在1988年会见莫桑比克总统若阿金·希萨诺时所强调的:“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9](P1232)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形成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成果。
此外,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是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所获得的宝贵财富,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科学方法论。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离不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艰辛探索、离不开其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积极的实践。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开拓性努力,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根本方向,奠定了制度基础和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也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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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画艺术在技术上是一直伴随着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的。古代版画主要是指木刻,也有少数铜版刻和套色漏印。独特的刀味与木味使它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上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与地位。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新兴版画在现代美术史上的突出贡献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新兴版画是绘画的一种体裁、样式,是画种之一。有人说版画只不过是一个小画种。孰不知正是这个小画种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作出了突出的历史贡献。我们称版画为新兴版画,当然是指它与古代版画不同,古代版画基本上是复制版画,画的作者与刻作者不是同一个人,新兴版画则是创作版画,从作画到制作都是作者亲自完成的。另外从内容上看,新兴版画从它诞生的时候起,就受到普罗美术思潮的洗礼,倾向性明显,同情劳苦大众,表现劳苦大众。我们不妨略为了解点有关情况。
新兴版画是鲁迅先生提倡的。鲁迅最初介绍欧洲版画是从1928年12月初与柔石等合组“朝华社”时开始的。成立这个社团的目的就是为了“介绍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的版画”,“扶植一点刚健质朴的文艺”〔1〕。1929年编《艺苑朝华》计划出版12辑,结果只出版了5辑。在第5辑《新俄画选》的小引里,鲁迅介绍了多取版画的原因有二:“中国制版之术至今未精,与其变相,不如且缓,一也;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二也。
《艺苑朝华》在初创时,即已注意此点,所以自一集至四集,悉取黑白线图……”〔2〕从19 世纪末西学大兴之后,我国一直在热衷于介绍西方艺术。西方绘画传入很早,三百多年前已经开始,其主要渠道有:一是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绘画的复制品;二是西方画家到中国传授西方绘画技法;三是随商品广告而传入我国的香烟牌子、布牌子、糕点盒子上面的洋画片、照相布景的景片;四是新兴办的美术教育;五是数量有限的留学生。除少数留学生能到国外去见到西方绘画真迹外,对大多数人来说接触到的多是复制品或印刷品。不少复制品就是印刷品。西方绘画一向重视色彩,而印刷的复制品,经常是色调失真,根本看不清色彩关系的油画、水彩,拿来作为临摹的范本,使人的视觉产生许多误差,所以鲁迅才说“与其变相,不如且缓”。 鲁迅“并不劝青年的艺术学徒蔑弃大幅的油画或水彩画”〔3〕,但他认为老看那些制版未精的艺术品,对我国艺术发展是不利的。同时又考虑中国处于革命年代,版画制作起来容易得多,有顷刻能办的优点。
中国新兴版画真正兴起来确实与中国革命有密切的关系。鲁迅开始介绍欧洲版画是1929年,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美术家联盟成立,标志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兴起。左翼文艺是以文艺大众化作为中心思想开展的。左翼文艺关注的是人民大众的苦难生活。艺术家从同情他们的遭遇到歌颂他们的觉醒。这在美术创作来说应该是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虽然历朝历代的画家有接触到劳动题材的作品,但和现代画家从根本上关心劳动者的命运,寻找摆脱贫困之路,寻找彻底解放并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新观念是绝对不同的。将艺术事业与劳苦大众解放事业结合在一起,这是过去从未明确过,甚至是过去从未触及到的课题。
因此鲁迅才写出:“近五年来骤然兴起的木刻,虽然不能说和古文化无关,但决不是zhǒng@①中枯骨,换了新装,它乃是作者和社会大众的内心的一致的要求,所以仅有若干青年们的一副铁笔和几块木板,便能发展得如此蓬蓬勃勃。它所表现的是艺术学徒的热诚,因此也常常是现代社会的魂魄。”〔4〕那么什么是“现代社会的魂魄”? 中国近现代社会一直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列强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把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国人民饱经侵略压迫之苦,而不得不奋起反抗。30年代新兴版画诞生的时候,也正值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民族危机又一次加剧,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的时候
。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之日,也就是新兴版画发展壮大之时。构成现代社会的魂魄,应该是救亡图存、反抗侵略的民族精神。新兴版画正是在艺术品当中体现了这种精神,否则“新兴”二字就没有意义;仅只从复制木刻发展为创作木刻,还不能概括中国现代版画的全貌。所以有时候争论起现代木刻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见并不完全一致。的确,李叔同、丰子恺都刻过木刻,而大家公认现代版画还是由鲁迅提倡、发展壮大的,原因主要是从画作的内容来认识新兴版画。从“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上出现的胡一川的《流离》、《饥民》和汪占非的《五死者》为最有代表性。在他们之后,则有江丰的《要求抗战者!杀》、《码头工人》、陈铁耕的《母与子》、野夫的《黎明》、陈普之的《黄包车夫》、夏朋的《清道夫》、力群的《病》、张望的《负伤的头》等。这一系列作品,从题材上考察都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作者们面对人民的苦难,怀抱深切的同情;对于社会黑暗,他们愤懑痛恨;对于中华民族的命运,深感忧患。他们用自己的作品激发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一起去反抗和战斗。因此新兴版画是时代的写照、社会的魂魄,是以清醒的意识,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
中国现代美术的现实主义作品正是由新兴版画开拓的,它是以崭新姿态出现在艺坛上,发挥了它特殊的战斗作用。它虽然是艺术品,但是它是有倾向性的艺术品,在社会生活当中它就带有政治性。从事新兴版画的人就要被捕,蹲监狱,就要为国家民族的命运而作出很大的牺牲。在政治斗争的旋涡里,也就脱离不开政治,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密切起来也是从新兴版画开始明显的。当然艺术并不等于政治,鲁迅早就告诫:“木刻是一种作某用的工具,是不错的,但万不要忘记它是艺术。它之所以是工具,就因为它是艺术的缘故。斧是木匠的工具,但也要它锋利,如果不锋利,则斧形虽存,即非工具,但有人仍称之为斧,看作工具,那是因为他自己并非木匠,不知作工之故。”〔5 〕把艺术作为战斗的武器也是从新兴版画开始实践的,在实践中不断提高着理论的认识。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热情更加高涨。美术家到战地写生,选择与抗日有关题材作画,如徐悲鸿、司徒乔以当时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作画,唐一禾画《七七的号角》,吴作人画《不死的城》,张善zī@②以自己擅长画虎来表现《怒吼吧!中国》,王式廓也画过《台儿庄大战》,但和当时非常活跃的木刻、漫画相比较,则不仅数量少,而且也不像漫宣队的宣传画以及像李桦木刻《怒吼吧!中国》、马达木刻《保卫大西北》,那样直接宣传抗日、表现抗日,在群众中产生的影响也不如“小画种”那样激动人心。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我国美术活动中心,也从沿海城市向内地转移,由城市生活转移到深入农村和部队生活。过去在城市中想要解决而实行起来非常困难的艺术家与劳动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得到了空前的改善。艺术家更多地接触社会,接近生活,对劳动人民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表现人民大众也就有了现实依据。特别是不少过去在上海从事普罗文艺运动的美术家来到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始生活在人民政权之下,体验到了新旧社会的不同光景。他们实际参加了抗日斗争生活,成为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战士艺术家。他们是战士又是艺术家,这在美术史上也是从未有过的。八路军新四军多数是拿枪的战士,又增加了以艺术作为战斗武器的文艺战士。
把艺术作为战斗武器比起30年代初期更加明确,艺术作为武器在抗日战争中发挥它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版画家们到了40年代,更多地是通过艺术形象的塑造来发挥艺术的政治作用。在这一点上又较比过去有了很大的进步。延安木刻是这种进步的突出代表。古元的《减租会》、《哥哥的假期》、《离婚诉》、《区政府》;彦涵的《抢粮斗争》、《当敌人搜山的时候》、《快把她们隐藏起来》;王式廓的《改造二流子》;胡一川的《牛犋变工》;罗工柳的《马本斋将军的母亲》,不仅反映出当时的斗争生活,而且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这些翻身作主人的劳动人民成了画面的主人。这一点也是与过去表现劳动人民题材的美术作品的不同之处。谁是美术作品的主人公,这不是小事,社会上有各式各样的人物,过去时代的美术品表现的不是王公贵族,就是士大夫、仕女形象,真正的历史创造者、广大劳动人民是没有地位的。
新兴版画在画面当中成功地塑造了一批劳动人民,这不能不说是带有根本性质的变化。新兴版画首先迎来了人民美术的诞生。这种质的飞跃首先由新兴版画来实现,是与当时的战争环境、物质条件十分困难,没有条件从事大幅的油画和国画制作有一定的关系的。新兴版画的作者过去也多有油画和国画的基础,从后来的发展看,一旦条件变化了,版画家也有不少转入其他画种,因此抗战时期的延安木刻不是什么大画种和小画种的问题,而是五四以来新美术所一贯追求的新的绘画所取得成绩的集中代表。新美术到了延安时期有了质的变化,这个变化是由新兴版画来完成的。
新兴版画所起的政治作用也在周恩来同志把它们带到国统区举行的木刻展和新开辟的解放区举行的展览中看出来。起码它帮助新解放区人民认识了解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生活,看到了新的人与人的关系,对粉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诬蔑性宣传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说新兴版画为新中国建立过功勋是一点都不过分的,今天看起来也仍然是优秀的历史画卷,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艺术不再是个人的无病呻吟,作者的关注是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作者的自我是和社会的整体利益融合在一起的。
另外,从艺术形式方面来考察,新兴版画也是从借鉴外来形式转向了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提到这个问题,应该感谢从前“鲁艺”木刻工作团的功绩。“鲁艺”木刻工作团曾将全国木刻第三次流动展征集到的作品带到敌后,在晋西双池镇、沁县、长治等地开过多次展览会。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观众很多,当然是农民和八路军战士。
当新兴版画真的和观众见面的时候,群众并不满意,根据“鲁艺”木刻工作团的归纳集中,意见主要是两条:“第一,内容不够深刻,不够丰富,不够生动,最好有头有尾;第二,形式不美观,满脸毛,不好看,最好有颜色。”〔6〕艺术到群众中去了, 艺术家接触到人民群众的意见了,双边关系大大改善了,于是,如何作到艺术家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等一系列问题也就提出来了。光有为群众服务的愿望和感情还不够,还需要从作品内容到形式作多方努力,于是“鲁艺”木刻工作团率先向民间美术学习,利用旧形式表现新内容。这种旧瓶装新酒的作法仍然不能让人满意,主要原因是内容与形式不统一。一件艺术品,如果不能做到新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统一,当然还谈不上是好作品。直到古元、彦涵等一批有代表性的作品问世之后,内容与形式的问题才在他们的艺术实践中得以突破。他们的实践体现出深入生活的重要。
在他们投身于火热斗争生活之后,从观察、体验当中认识生活,了解生活,捕捉形象,确定题材,形成主题鲜明的好作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更加明确了生活是文学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这条真理,延安木刻从理论到实践都证明了这条原则应是文艺创作所必须遵循的。脱离了这条原则,艺术创作的思想感情问题、群众欣赏者的关系问题、艺术形式问题,都不好解决。有了这个第一位的原则,其他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源泉问题解决之后,如何借鉴中外古今优秀作品经验,特别是向我国丰富的民间美术传统(其中如年画、剪纸等是在民间有着深厚群众基础的艺术形式)学习,以实现让群众喜闻乐见的问题也就好解决了。这都是些历史经验,主要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企盼新的艺术能和时代同步,与国家民族同命运,同广大人民同呼吸共患难,从而发挥艺术的社会功能,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所积累起来的成功的经验,是开拓现实主义美术创作所创造的经验,是现实主义艺术的必经之路。
建国以后,从战争年代逐渐过渡到和平建设时期。新兴版画又在解放区美术成绩的基础上,向前推进,出现了四川版画、北大荒版画、江苏版画以及各地的新成绩。新兴版画在题材、体裁的多样化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个性化以及风格的多样化方面也有很大进步。个性风格正从群体地域特征当中突出出来,四川的牛文、江苏的黄丕漠、北大荒的晁楣、云南的李忠翔、李秀、浙江的赵宗藻、赵延年、上海的盛增祥、广东的肖映川,都为新兴版画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的工业版画、农民版画、儿童版画所取得的成绩,都一再向我们揭示版画不仅不是一个小画种,而且是新中国艺术成就的杰出代表。尽管当今版画展览看的人少,卖不出高价钱,在艺术商品化过程中不占优势,但是它所体现出的艺术规律,仍然值得重视和发挥,因为我们的社会需要自己的艺术,需要真正为人民服务的艺术。
〔1〕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载《南腔北调集》, 《鲁迅全集》4卷36页。
〔2〕鲁迅:《新俄画选》小引,见张望编《鲁迅论美术》。
〔3〕鲁迅:“连环图画”辩护,载《南腔北调集》。
〔4〕鲁迅:《“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 张望编《鲁迅论美术》。
〔5〕鲁迅致李桦信,1935年6月16日,载《鲁迅书信集》。
〔6〕罗工柳《鲁艺木刻工作团在敌后方》,原载1960年第23 期《版画》,收《中国新兴版画运动五十年》。
@①原字为土右加冢
@②原字为孑右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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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延安撰写的哲学代表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充分的哲学论证,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创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范式,扫除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障碍,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实践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实践论》是毛泽东的一部重要哲学著作,本文通过分析《实践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进而论述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一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哲学方法论基础,二是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开辟了道路,三是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做出了贡献。
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就开始了社会实践领域中的中国化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是我们变革现实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因为它一刻也不能离开客观现实,毛泽东同志首次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用来指导中国革命,并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简单来说《实践论》论述了知、行统一观,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中国化;合理地整合了“经验论”和“唯理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中国化;剖析了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根源,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标准中国化。《实践论》的发表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所以它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语境把握下的产物,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1938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在党内首先提出,而一年前毛泽东所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打下了哲学奠基。《实践论》与当时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有着明显的不同:在毛泽东这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注点已经实现了转移,由本体论转向了认识论。毛泽东认为,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键,不在于证明物质性的世界,而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工具,这种转向的意义,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思考、解决中国问题的思维方式,并能为广大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所掌握,以应对中国的实际,解决中国问题。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使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早期重要成果,从认识论方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哲学上提供了理论支持。
20世纪30年代中前期,由于受到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等错误思想的领导,中国革命遭受了挫折,毛泽东根据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国情国事,写成的《实践论》用的是中国民族的语言,深入浅出地阐述了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分析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指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推动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同时,《实践论》还揭示了实践基础上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新的循环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毛泽东的“实践论”批判了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和轻视理论的经验主义这两种主观主义认识论的错误,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与普及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且为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奠定了哲学基础,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和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提供了哲学方法论指导,为我们认识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提供了钥匙。
和发展开辟了道路,马克思曾经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哲学不可能一成不变,真正有价值的适合我们的哲学,一定是源自生活实际,具有民族形式,反映时代内容,指向具体问题的哲学。《实践论》正是这样一种“真正的哲学”,它是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应用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毛泽东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实践论》就是应那时中国革命的需要,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能够说明当时中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人重新恢复和确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所作的一系列精辟论述,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既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毛泽东《实践论》在新时期的重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精髓,这与毛泽东实践观的实事求是原则一脉相承的。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综合国力是否增强,这些论述和改革开放的实践,都是对毛泽东实践观的重大发展,党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理论上就蕴含这样的寓意: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二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综上所述,《实践论》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的基本观点和思想,又融入了毛泽东在把握时势后的个人见解,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面对当今时代风云变幻、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的局势,我们需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上,沿着毛泽东等历史伟人为我们开辟的正确发展道路,借鉴和吸收最新社会发展成果,勇于实现自我突破,扬弃与超越,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惟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实践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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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和理论宣传战线的重要领导人。他长期担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和邓小平助手。他的一生,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紧密相联。本文以有关胡乔木的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探究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为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一些借鉴。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毛泽东时期胡乔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胡乔木是我党党史研究、新闻宣传等方面的重要领导人,曾进行了大量重要文献、会议报告以及领导人著作的起草和管理工作。他尽其一生所能,把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及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全面地了解我党的历史发展情况,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胡乔木同志是我们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关涉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领域,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胡乔木同志1912年6月1日出生于江苏盐城。1930年,胡乔木18岁进入清华大学,两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创办《海霞》等进步刊物。1941年至“”前期,胡乔木一直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协助毛泽东编辑了《六大以来》等重要历史文献,邓小平同志复出后,担任邓小平的参谋和助手,全心投入到邓小平同志领导的全面恢复和整顿工作中,在党的思想文化、理论宣传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胡乔木的一生为党代言,写了大量的社论,并且为领导人起草了大量文件,具有“党内第一支笔”、“中共第一文胆”等美誉。本文试探寻胡乔木同志在毛泽东时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及其主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
1939年,胡乔木任《中国青年》主编,并发表了《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一文,由此得到毛泽东的关注,1941年2月,毛泽东亲自点名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秘书及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胡乔木开启了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共党史做贡献的20年。
(一)起草重要文献
自1941年正式担任毛泽东秘书开始,胡乔木就开始负责党内重要文献的写作和起草工作,1945年,胡乔木参与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项决议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决议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获得广泛好评,这也让不少人知悉了胡乔木同志的才能。 1951年,胡乔木写作《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系统论述了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经验,是胡乔木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来分析中国党史的经典著作。1956年,胡乔木起草《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讨论了苏联的革命和建设、斯大林的功与过、反教条主义等问题,系统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道路上遇到的一些挫折和问题。此外,胡乔木还在毛泽东同志的指导下参编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党内重要文献,科学的总结了延安时期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
(二)撰写大量社论
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秘书期间常常以写社论的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教育和鼓舞广大青年。胡乔木在《解放日报》中写作《救救大后方的青年》社论,鼓励先进青年在迎接最后胜利的阶段,振作精神,进行各种有益于抗战的工作。整风运动期间,胡乔木连续撰写《教条和裤子》、《宣传唯物论》等社论,对于我们正确应用马克思主义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具有重要的启示。
(三)编辑《毛泽东选集》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重要指导思想,胡乔木自小学习马克思主义,又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因此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把握得比较准确,自然被选为编委会成员之一,从此,他为编辑《毛泽东选集》尽心尽力,字斟句酌,为宣传和普及毛泽东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后人系统研究毛泽东思想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四)积极参加调研
1961年,为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胡乔木响应了毛泽东“各级干部要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调查”的号召,带领调查组到湖南、浙江等地,深入农村的最基层,坚持实事求是,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认真听取基层农民的心声,通过调研写出了《湘潭县石潭公社古云大队调查》等材料,为中共中央调整农村政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和重要的参考。
除此之外,胡乔木在担任毛泽东秘书期间,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延安文艺座谈会等并进行笔录和重要发言,胡乔木还参加了庐山会议等一系列重要会议,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做出了重要贡献。
胡乔木一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他从自己的知识结构和语言特点出发,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并且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仅使人民群众能够更通俗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使得马克思主义能够更加顺利、科学地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一)哲学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胡乔木具有良好的哲学基础,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胡乔木在仔细研读经典著作的基础上,没有固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本本,而是结合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创造性的解读,恩格斯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要认识这一关系问题,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物质和精神何为第一性,何为第二性的问题,唯物论认为物质第一性,精神为第二性,唯心论则相反。为了便于人们理解,胡乔木用通俗的话语解释到:“唯物论就是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宇宙观人生观,而唯心论则是醉汉或梦游病者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的疯狂”。胡乔木的比喻使人们认识到,唯物主义就是实事求是的务实的理论,而唯心论则是冲动的任凭主观臆想的,脱离了实际的幻想。包括神在内的各种观念的东西都是人脑中的产物,他们也是以客观实际为原型的,唯有物质是世界的本源。
(二)党史编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原则。只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地去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马克思认为,中国要具有实事求是的治史态度,在评价党史人物时,也要实事求是,切不可因个人主观感情因素而有失偏颇。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的评价,胡乔木认为:“我们应当联系当时的历史环境对他们进行事实求是的分析,做出客观的评价。唯有如此,我们的党史才会真实、生动,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此外,胡乔木从党史的文献注释、分期方法等方面提出了党史写作的一系列原则和规范,为我国党史的编撰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新闻宣传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胡乔木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曾任北平宣传部长,新华总社社长和新闻总署署长等职,具有丰富的新闻工作经验,也有较高水平的宣传见解。胡乔木将新闻宣传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相结合,认为新闻是一种实时更新的重要事实,“事实”是新闻的本源,而其他的性质都是由事实派生出来的。也就是说新闻一定要坚持客观性,坚持唯物论。新闻宣传和报道要以客观事实为依据。此外,胡乔木将我国的新闻宣传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相结合,提出新闻宣传要注重群众性,要能够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表达群众的情感和利益诉求,并且要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使群众看的懂也喜欢看,才真正是做到新闻宣传为人民群众服务。
(四)艺术创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值得一提的是,胡乔木同志在文艺创作方面也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做出了重要贡献,马克思主义素有否定之否定的批判思想,胡乔木将这一思想应用于中国艺术,在艺术领域大力赞扬优秀的文艺作品,而对错误方向的文艺创作进行严厉的批判,从而坚定了艺术创作的社会主义方向。此外,胡乔木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文艺与政治具有密切的关系,文艺从属于政治,具有明确的阶级属性,而政治从属于人民,从属于社会主义,所以追根究底,文艺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这是共产党和文艺工作者都需把握的重要原则。
胡乔木的一生是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孜孜不倦的一生,担任毛泽东秘书期间,胡乔木从起草文献、撰写社论、参加会议、深入调研、编辑《毛泽东选集》等各个方面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党史编撰、新闻宣传、文艺创作等多个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我们正确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学术理论和实践层面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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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仲马父子是法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巨擘,其作品跨越时空与国界,至今仍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对世界文学及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影响巨大。本文介绍了仲马父子文学耕耘的历程,全面梳理了大仲马浪漫主义戏剧、小说以及小仲马的问题剧与现实主义小说,肯定了仲马父子对法国及世界文坛的积极贡献,以期引起读者对他们作品文学的进一步关注。
关键词:大仲马;小仲马;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法国文学
他与一位圣多明各的女子结为伉俪,他们爱情的结晶便是大仲马。所以大仲马也是一位混血儿。
这种血统在19世纪法国上流社会是不被尊重的。
大仲马早年父母双亡,失持失怙后家道中落,生活困顿,便离开故乡维里埃—戈特茉(Villiers-Cotterets)到首都巴黎谋求新的生活。
大仲马从小练就一手好字,便在声名显赫的奥尔良公爵府做了一名文书,衣食无忧。但这位外省青年不甘寂寞,工作之余,还勤奋写作。这位字迹娟秀的文书对戏剧情有独钟。这也并不奇怪,一方面是个人兴趣使然,另一方面受到新风劲吹的剧坛大变革的影响。
世界各国文学史上不乏父子共同活跃文坛的佳话。中国宋代的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对诗歌、散文、书法均有杰出的贡献,世称三苏。法国19世纪文坛也出了一对父子文学家,在戏剧、小说方面成绩斐然,而且都处在浪漫主义阵营之前沿,他们是仲马父子,为便于区别,父亲叫大仲马(Dumas Père,1802~1870),儿子为小仲马(Dumas fils,1824~1895)。
大仲马的父亲是一位混血儿,青年时期投奔拿破仑摩下,曾指挥骑兵转战西班牙、意大利与埃及,立下赫赫战功。升迁至侯爵后,在某些问题上与拿破仑发生龃龉,失去宠信,郁郁而终。18世纪法国剧坛死气沉沉,异常寂寞,剧作家与剧团受古典主义清规戒律的束缚,在剧本创作、舞台演出方面迈不开步子,缺乏创新。对一潭死水的演出,观众并不买账。他们强烈要求看到面目一新的剧目。如何投入戏剧革新的大潮是摆在19世纪新生代剧作家面前的重大课题,也为跃跃欲试的青年人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大仲马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在青年才俊之中,首先站出来对古典主义戏剧理论发难的是斯丹达尔。他指出古典主义戏剧理论已经僵化,它曾经拥有的辉煌已经是昨日黄花。他举例说,在莫里哀的古典主义剧目中,充满了戏谑的场面,这本是观众所期待的。不幸的是被嘲弄、遭讥笑的永远是傻乎乎的乡巴佬和仆人,而居高临下、颐指气使,戏弄下人的永远是贵族、富商、绅士和淑女。这种情节安排和表现手法或许适合当时观众的审美情趣,因为这些观众大多是达官贵人,而剧作家是依靠他们的庇护才有立足之地的。时过境迁,大批平民百姓涌入观众席中,有权有势者已经走下历史舞台,他们不应当永远占据舞台。与时俱进、革新舞台,是争取更多票房收入的唯一办法。
维克多·雨果把问题说得更加透彻、更加具体。他在《克伦威尔》剧本序言中指出,当代戏剧必须摆脱古典主义的桎梏,摒弃要求时间、地点、行为统一的三一律和僵硬的创作法则和艺术观点。应师法英国戏剧大师莎士比亚,自由自在、挥洒自如地表达真实。该文也被时人称为浪漫主义戏剧宣言。
古典主义戏剧巨匠拉辛、高乃依、伏尔泰已经走下了神坛。周边国家的莎士比亚、华特·斯考脱、歌德与雪莱成了新一代的偶像。大仲马在这种背景下步入剧坛,不可避免地受到浪漫主义影响,而浪漫主义的主张也与他天生的放荡不羁的性格特质十分契合。他与同道一起互相唱和,惺惺相惜,充分发挥想象力,创造了法国舞台新的辉煌。
大仲马最早的作品是小剧《狩猎与爱情》(la Chasse et l’Amour,1825),这是一个小剧,为他挣到第一桶金,300法郎,对他生活不无小补。这是他初试啼声。
他真正意义上的浪漫主义处女作叫《克里斯蒂纳》(Christine,1830),在法兰西剧场首演。剧本很有激情,可惜主演女角的演员对剧本精神实质吃得不透,理解肤浅,以致整个演出失败。大仲马并不因此气馁。他再接再厉,推出《亨利第三及其宫廷》(Henri Trois et sa Cour,1829),取得巨大成功。连新奥尔良公爵也到剧场捧场。这出戏演了38场,引起轰动,并为作者带来滚滚财源,一位出版商出巨资购买了版权。
大仲马从此走红。
《亨利第三及其宫廷》是一部散文剧,分5幕,故事如下:国王宠臣圣·梅格林受星相家鲁吉埃里的盅惑与怂恿,动了一个怪念头,径自向国王对头吉斯公爵的夫人表达爱慕之意。公爵正在密谋夺取王位,即刻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设下陷阱,诱使圣·梅格林赴约幽会,将其杀害。公爵剪掉国王羽翼之后,额手相庆。但清君侧的狠毒之举反而引起国王警惕,立即自任神圣同盟盟主,大权在握,使公爵之险谋无法施展。
该剧创意甚好,布景、服装、道具均符合历史定格,具有鲜明时代感与地方色彩,充满暴力场面。但剧中反映的君臣的矛盾和纠葛与男女间的爱情纠葛结合得并不完美,使人有油水分离之感。
1831年大仲马又发表并推出经典剧《安东尼》(Antony),其艺术成就高于《亨利第三及其宫廷》。
少女阿代尔结识了安东尼。安东尼风度翩翩,一表人材,但不幸是一位私生子,处在社会底层。不久,阿代尔结婚,男方是社会地位显赫的埃尔维上校。安东尼并未放弃对昔日恋人的强烈追求。他试图说服阿代尔离开埃尔维,跟自己私奔,遭到阿代尔拒绝。安东尼追到斯特拉斯堡,在一家旅店见到阿代尔,最终点燃了阿代尔已经熄灭的爱情之火,同意与他破镜重圆。上校闻讯赶来,进屋前目睹了一幕悲剧。安东尼正用匕首刺进阿代尔胸膛,口中大喊:“她不肯从我,我杀了她。”很明显,安东尼这样做是为了保全阿代尔的名节,而把所有的社会、道德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而“她不肯从我,我杀了她”这句话也成了经典名言,流传至今。大仲马一共写了100来个剧本,较为著名的还有《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1831)与《奈斯尔塔楼》(La Tour de Nesle)。
大仲马的戏剧广受市井细民的欢迎,但他的舞台演出成本很高,戏剧为他带来名声,并未带来财富。戏剧只是他文学生涯的一部序曲,是走向文学殿堂的一块敲门砖,而小说才是他登堂入室的身份证。
1893年是大仲马职业生涯的分水岭。自那时起,他告别了青年创业期而进入中年成熟期,从戏剧家成为小说家。著名作家奈瓦尔(Nerval)向他举荐了一位名叫马凯(Maguet)的文学青年。这位年轻人对历史掌故极其熟悉。而彼时,大仲马已经写过几部连载小说,生活积累和阅历也异常丰富,他和马凯一见如故,成了忘年交和合作伙伴。当然,马凯并非大仲马唯一的合伙人,但却是最重要的共同撰稿人,这一点毋庸置疑。
历史小说的始作俑者是苏格兰作家司各特(Watter Scott)(1771~1832)。他的《撒克逊劫后英雄传》脍炙人口,是浪漫主义历史小说之经典。大仲马与马凯结识后一起寻找素材,他们接触到1800年国王卫队长卡蒂安·德古尔蒂莱斯个人回忆录,之后又搜集到罗什福公爵回忆录。
经过反复构思、精心策划,推出了《火枪手系列》(Le Cycle des Mousquetaires)。这部宏篇巨著很快走红,人手一册、洛阳纸贵,并被译成多国文字,加速了法国通俗文学走向世界的步伐。
《三个火枪手》(Les Trois Mousquetaires,1844)是浪漫主义小说家大仲马的成名作,它很早便被译成中文,最初的译名是《侠隐记》,后又改为《三个火枪手》。而《三剑客》的说法更是不胫而走,成为许多人的口头禅。
小说以1625年枢机主教黎塞留(Richelieu)出任首相到1628年黎塞留剿灭胡格诺教派、占领其根据地拉罗舍尔这段史实为大背景,以路易十三和黎塞留之间的矛盾为主线,以英国首相白金汉公爵与法国王后之间的柏拉图式的爱情起伏为楔子,以国王阵营的卫队、火枪手与主教阵营的骑士、间谍为敌对双方,全景式地展示了风急浪高的诡谲政治局面。故事分别在巴黎、伦敦和拉罗舍尔三地展开。
达特安是隶属国王卫队的火枪手,他的三位好友亚岛士、阿拉米、颇多斯均身手不凡,也是国王麾下的火枪手。达特安有一位情人,旅舍老板的夫人,叫波那肖夫人,是侍奉王后的女官。
王后将国王赠给她的钻石佩件私赠给英国白金汉公爵。黎塞留得到内线密报,派米拉蒂赴伦敦出席白金汉的宴会并伺机窃走组成佩件的一组钻石,携回法国。黎塞留不动声色地怂恿路易十三敦请王后在不久之后举行的舞会上一展钻石佩件之风采。情急之下,王后委托波那肖夫人请达特安作密使赴伦敦从白金汉处取回佩件。达特安约三位好友同行。主教自有情报,在他们必经路线上设下重重埋伏。四位好友奋不顾身,过五关斩六将,将重重埋伏全部扫除,渡过加莱海峡,面见白金汉,补上失窃的配件,达特安将钻石佩件在宫廷舞会举办之前送到王后手中。之后,四人又在拉罗舍尔城外英勇战斗,破坏了主教设下的陷害他们的阴谋。宫廷斗争、拉帮结派、口蜜腹剑、争风吃醋、刀光剑影、神出鬼没,正方人物仗义疏财、正气凛然,反方人物萎琐吝啬、鼠窃狗偷。故事紧凑、人物鲜明、场面热闹,赢得了大批读者。
与这本小说配套的还有《二十年后》(Vingt-Ans après)、《波拉什隆子爵或十年之后》(Vicomte de Bragelonne ou Dix Ans plustard),于1844年后在《世纪报》上连载,以后又编辑成集。
《基度山恩仇记》(Le Comte de Mont-Cristo)于1844~1845年面世。这本书介绍到中国时还有另一个译名《基督山伯爵》。这是大仲马又一杰作,可称为一部奇书。故事离奇曲折,但并非完全虚构。原始素材来自巴黎警局1837~1838年档案汇编,作者是该局档案官员贝歇。档案中记录一档冤案的始末。一位名叫比科(F.Picaud)的男子,遭仇人告密,被诬为英国间谍,致被投入监狱,遭秘密关押达七年之久。
出狱后得到一位神秘人物的馈赠,收到一大笔财产。他利用获得的钱财从一位朋友口中获悉告密者的姓名,分别予以杀害。最后比科也被这位朋友害死。正是这个人临终前良心发现,将该案来龙去脉和盘托出。大仲马与其合作者如获至宝,在细节上大做文章,绘声绘色,使故事更为完整,内容更加贴近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
青年船长埃德蒙·当代斯远航归来。在海外靠港补给时,接受了友人托带的一封密信。当代斯本人对密信内容一无所知。但正是这封信使他蒙冤受辱,丢掉了未婚妻,还差点送命。
盛大的婚礼正在进行,一群执法人员闯进礼堂,将新郎上手铐带走,当代斯锒铛入狱。他是以递交密件,协助推翻当局的罪名被捕的。之后,政权更迭、反方成了正方,当代斯理应平反,但因法官私心作祟,当代斯非但未获昭雪,反而罪加一等,被投入水松岛地牢。
当代斯根本不明白自己何以获罪。地牢隔壁另一名囚徒在挖掘出逃的地道时,因计算错误,挖通了通往当代斯狱室的墙。两人成了难友。这位囚徒叫法利亚,是一位博闻强记的神父。他听了当代斯的叙述,抽丝剥茧,透彻地分析了当代斯案情的来龙去脉,使当代斯如梦初醒。
当代斯师从法利亚,学习历法、语言、文化、历史、法律、仪表,使自己从一位船长脱胎换骨成为文武皆备的“上流人物”。法利亚年迈体衰,临终前将一张藏宝图交给当代斯,并断言自己挖地道失败后便深信除非死人,任何人只要活着便无法从水松岛逃脱。而死人之所以能够逃脱,是因为按惯例,囚徒之尸体必须抛入大海。
法利亚死后,当代斯突发奇想,将难友尸体搬到自己囚室石床上,自己钻进装尸袋里,果然,两名狱卒将尸袋投入地中海,当代斯在海中被一商船救起。
他辗转来到基度山岛,发掘出大批宝藏,以伯爵身份来到巴黎,此时他奴仆如云,腰缠万贯。报答恩人、惩罚仇人,成了他行事的法则。
新贵的出现使贵族、富豪、法官、名媛趋之若鹜,争相与之结识,但无人知道他的来历。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伯爵凭借手中的财富和权力,以及过人的才智和机谋,使坏人或者身败名裂,或者自尽谢世。这些人到最后才明白,伯爵原来是他们陷害过的年轻船长。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众人皆醉,唯一清醒的是当代斯当年的新娘。她一眼就看出伯爵的真实身份,在关键时刻,她站出来,规劝昔日的情人放过自己的独子,罪不及子孙,当代斯喟然长叹,携希腊美女,在人间蒸发。
《基度山恩仇记》是一部令人匪夷所思的奇书。一位青年船长在婚宴中被捕,丧父失妻,关在不见天日的地牢之中,最后上天眷顾,使他富可敌国,将坏人一个一个送入地狱,这难道不是上帝的安排吗?这难道不是反映了善良人民的愿望吗?惩恶扬善,好有好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统统都报。在这本小说中,普通百姓的善恶观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得到读者的首肯是理所当然的事。
1850年大仲马发表了《黑色郁金香》(LesTulipes noires),这本小说情节较为简单,但更富浪漫主义气息。这是发生在17世纪荷兰的一则故事。医生拜尔勒因参加革命运动被捕入狱,与狱官女儿卢莎相恋,发出爱情火花,在热恋中培育出稀世珍品:黑色的郁金香。
但质疑大仲马的也大有人在。欧仁·德米尔古尔(Eugène de Mirecourt)的话最为严苛:“这个混血儿用鞭子驱使想法古怪的黑奴为他干活”。其实大仲马自己并不讳言,他有许多合伙人,除马凯外,还有加伊阿代(Gaillardet)等人。但大仲马并没有坐享其成,他也出点子,润饰、加工文字。而且按照当时出版界不成文的规矩,小人物的稿子是不可能出版的,只有署上大仲马的大名才能与读者见面。这也和现代商业上的贴牌行为相类似,而且知识产权(包括版权)也只是20世纪以后的新鲜事。
大仲马小说的成功还因为他博采众长,而不孤芳自赏。《三个火枪手》中9位主人公各有一名侍从、跟班,主仆相得益彰,这种手法是从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中学来的。
吉诃德与桑科这对主仆的相互配合,令读者忍俊不禁。他还借用勒隆日《吉尔·布拉斯》这部流浪汉小说中描述游民、无赖的习性,以所谓的“黑吃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处理手法也十分到位。
大仲马的文学成就,尤其是100多部浪漫主义小说确实令人叹为观止。而“子未必不如父”,大仲马的私生子小仲马(Duma,1824~1895)的文学造诣也十分深厚。
大仲马的社会地位,使小仲马受到许多长辈的庇护。小仲马对自己的身份十分敏感,步入文坛之后,他首创“问题剧”,宗旨是揭露时弊、提出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
小仲马有两个诉求:一、重建父系制度以杜绝卖淫丑行;二、允许夫妇离异以消除通奸行为。小仲马尊崇女性,谴责玩弄女性而生了孩子却拒绝履行责任的男子。对其父大仲马的性行为与不检点,他深恶痛绝。他呼吁“戏剧应当为伟大的社会变革服务,为拯救人们的心灵服务”。
小仲马早年信奉浪漫主义,后来又倾向现实主义。他是法国戏剧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时期的重要剧作家。
小仲马的剧作有《半上流社会》(le Demi-Monde,1855)、《金钱问题》(la Questiond’argent,1853)、《私生子》(le Fils naturel,1858)、《一个挥霍无度的父亲》(Un pèreprodigue,1859)、《妇女之友》(l’Ami desfemmes,1864)、《百合花狄安娜》(Diane delys,1853)、《奥布莱夫人的主张》(Les idéesde Madame Aubray,1867)、《乔治公主》(laPrincesse George,1871)等。
小仲马的剧本中往往有一位善于推理、串通剧情的角色,用自己的独白阐明全剧的主题。
提出希望观众接受的格言式说教是小仲马戏剧作品的一个鲜明特点。小仲马对剧情的安排合情合理,语言朴素、接近生活,想象丰富但不夸张。
与小仲马齐名的埃米尔·奥日埃(EmileAugier,1820~1889)也是问题剧的创始人之一,但他反对浪漫主义,在主要问题上和小仲马看法一致,剧作也带有警世目的:主张维护正常婚姻制度,和破坏家庭生活的害群之马作坚决的斗争。
著名评论家萨尔赛(Sarcey,1827~1899)认为奥日埃和小仲马的剧作介乎悲剧和喜剧之间,或许是戏剧的最佳形式。
问题剧的用意是善良的。但无论奥日埃和小仲马,他们的作品均存在简单化倾向,题材过分严肃,说教意味浓重,久而久之便不受读者和观众的欢迎了。此后欧洲各国出现了易卜生、斯特林堡、白里欧、萧伯纳等戏剧大师级人物,他们运用高超的艺术,才将问题剧推向极致。
小仲马的作品数量远远不及乃父。但他的思想境界远比其父高尚,而且他扛起问题剧的大旗,独树一帜,最终写出一部小说《茶花女》(la Dame aux Camélias)(1848),并搬上舞台,赚取了法国及全世界无数读者和观众的同情之泪,成了另一种类型的不朽之作。从这一点看,小仲马的文学成就并不比大仲马逊色。
自古红颜多薄命,痴心女子薄情郎。这是中外文学作品最喜欢运用的题材。小仲马的《茶花女》也沿用这个题材,但作者手法新颖,不落俗套。
《茶花女》中的主角叫玛格丽特·戈杜埃(Marguerite Gautier)。她的原型是玛丽·杜帕莱西斯(Marie Duplessis)(1824~1847),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小仲马的情妇,以后两人分手。杜帕莱西斯于1847年2月3日因肺结核不治逝世,小仲马曾赋诗致哀。
1848年《茶花女》小说出版,次年搬上舞台,先在历史剧院(Le Theatre-Historique)上演,后来移师小剧场,演出取得巨大成功。
《茶花女》的故事梗概如下:
1847年3月12日叙事者得知人们正在出售一位最近去世的著名交际花生前用品。在叙述者记忆中这位姑娘花容月貌,常用山茶花作头饰,因患肺病,皮肤白里透红,显示一种病态美,其保护人是一位老公爵。
他在拍卖品中挑了一本小说《马农·莱斯科》,这是普雷沃于1731年出版的一部爱情小说。书的扉页上有一行神秘的题款:“罪恶是一种自负,一种轻视善的态度,重要的是不能绝望。”题款的用意显而易见,也表明了作者对善恶的看法异于常人。
两天后,叙述者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是一位青年,名叫亚芒·杜伐尔,他身上带了交际花玛格丽特·戈杜埃临终前写给他的一封信,内容委婉凄清,令人不忍卒读。亚芒承认玛格丽特是他情人,《马农·莱斯科》是他赠给玛格丽特的礼物,题款的作者是他本人。亚芒取回小书,并答应叙述者在恰当时间再上门拜访,并把他与玛格丽特的交往过程和盘托出。但此后亚芒杳无踪影。最后,叙述者打听到亚芒卧病不起,便去拜访。原来亚芒做出了惊世骇俗之举,将旧情人的尸体从墓中挖出,以图再叙旧情。此后他精神恍惚,生了一场大病。
亚芒对作者说,早年,他对玛格丽特一见钟情,并请玛格丽特的女服装师代为引见。玛格丽特同意和他交往,但这位貌似清丽的女郎也染上了上流社会的一些恶习:平日生活糜费、开支极大。为了跟亚芒去乡间度假,向老公爵开口要钱。亚芒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与玛格丽特绝交。玛格丽特原谅他后,亚芒相赠《马农·莱斯科》。他们到乡间小住。伊甸园般的生活使这对情人乐而忘返。玛格丽特又向老公爵要钱。答复是钱可以给,条件是离开亚芒。玛格丽特拒绝要挟,回乡跟亚芒享受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美好生活。但用钱的窘迫使玛格丽特不得不变卖财物。亚芒决心挑起生活重担。亚芒父亲赶到乡下,命令亚芒离开玛格丽特,未果。一天晚上,亚芒发现人去楼空,伊人不知所踪,只留下一封信,劝他忘记“堕落的女子”。亚芒回到巴黎后得知玛格丽特又重操旧业,便选择玛的挚友奥林帕为自己的情妇来刺激对方。玛格丽特再度返回亚芒身边。亚芒旧病复发,妒心未泯,又发狠话。玛格丽特三度失踪,亚芒去了东方。
玛格丽特的遗书写道:我始终爱着你,不辞而别是无奈之举,是你父亲的要求“别让亚芒破产,别让亚芒家族声名狼藉”。
叙述者说:“我并非罪恶的吹鼓手,但我要站出来为那些受尽苦难的高贵灵魂呼唤。”故事以两句话结束:安息吧,玛格丽特,你永远会得到上帝的宽容,因为你为爱付出了太多。
仲马父子在各自文学创作领域中独领风骚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大仲马是典型的浪漫主义戏剧家、小说家,为浪漫主义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浪漫主义这个文学术语在法国文坛出现在17世纪末叶。这个词的含义与“幻想”、“传奇”相当接近。斯塔尔夫人在“论文学”一文中指出,浪漫主义的对立面是古典主义,从而人们把一切与古典主义文艺理论决裂的文艺作品均纳入浪漫主义范畴。随着时间的推移,在1840年前后,浪漫主义的轮廓才逐渐明晰起来。
浪漫主义在戏剧领域主要表现为:故事复杂曲折、惊险刺激、耸人听闻;对人物的身份、人品、社会地位寥寥数句,一笔带过;人物首次亮相时由乐师演奏相应乐曲作为气氛的烘托:年轻貌美之女子配以轻松欢快的曲调、面目可憎的反派人物配以嘈杂刺耳的乐曲;布景场面宏伟壮观,道具、灯光、音响采用透视原理,远景、近景层次分明;在舞台装置上利用机械操纵,缩短换景时间,煤气灯、煤油灯的应用使照明效果今非昔比;暴风骤雨、雷鸣闪电、战场风云、火灾地震均可在舞台上再现;演员还可利用舞台机关、地道或上天或入地,令观众瞠目结舌;化妆、服装也更富时代气息;剧场数量迅速增加,座位宽敞舒适,装潢富丽堂皇。才貌双全的男女演员,惊险刺激的热闹剧目,使浪漫主义戏剧在法国舞台大放异彩。大仲马作为剧作家及剧院经理功不可没。
浪漫主义思潮使小说创作迅速繁荣,缪塞、维尼、斯丹达尔等人迎合读者对作者本人生活经历、性格言行、男女恋情的好奇在小说中叙述自己或好友、亲朋之遭遇、幻想或希望,时人称之为浪漫主义隐情小说。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及乔治·桑的乡村生活场景被称为浪漫主义现实小说,当然巴尔扎克后期思想更接近批判现实主义。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也可归属这类作品。最受读者欢迎的则是浪漫主义异域小说。它们的作者有大仲马、梅里美、诺迪埃。大仲马以《三个火枪手》、《基督山恩仇记》名声显赫,成为领军人物;梅里美以短篇小说见长,《卡门》的故事由于作曲家比才所作同名歌剧而红遍世界。诺迪埃的梦幻小说至今还拥有许多读者。
到了19世纪后期,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文艺思潮已逐渐衰落,现实主义已作为一种美学原则摆在文学家面前。现实主义的倡导者们既反对古典主义,又反对浪漫主义,认为文艺作品必须反映现代生活,作家应当客观地、无偏见地、按照生活本来面目反映现实,既不使用艺术手段美化或歪曲生活,也不回避消极黑暗的悲惨场面,从而真实地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现实主义的倡导者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及小仲马早期或多或少都崇尚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之后,他们的作品与现实生活结合得更为紧密。小仲马的问题剧与小说兼戏剧《茶花女》体现得最为充分。
《茶花女》和《包法利夫人》、《恶之华》并列为三大伤风败俗的文艺作品。人们指责小仲马、福楼拜和波德莱尔违反了世俗的道德准则。但在民间,《茶花女》却受到普遍喜爱。其中译本在中国面世时,十分畅销。这本书由著名学者林纾(林琴南)主译。有过《卖油郎独占花魁女》、《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蔡锷与小凤仙》、《桃花扇》等传奇的中国文坛,用双臂欢迎海外传来的同类传奇。
不过“交际花”的地位与职业与中国的青楼女子毕竟不同。直到五四运动之后,十里洋场的上海才出现了类似的角色,也有了“交际花”这个称谓。曹禺在《日出》一剧中安排的女主角陈白露就是著名的交际花。现在这种称谓、这种职业似乎又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小仲马的文学成就使他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这是大仲马未曾获得的光荣。生活放荡、债务缠身的大仲马晚年靠小仲马的接济度过余生。
但大、小仲马都是法国19世纪文学殿堂的重量级大师,而且都以自己的不朽著作走进中国读者的视野,叩开中国读者的心扉。父子作家的佳话是值得我们赞扬的。
[1]法语文学词典[M].巴黎:包达斯出版社.
(Dictionnaire des Littératures de Langue Francaise,Bardqs)[2]小拉鲁斯词典[M].巴黎:拉鲁斯出版社.(LePetit Larousse,Larousse)[3]英国简明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4]法国文学史,法国文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5]法国文学[M].巴黎:拉鲁斯出版社.(LittératureFrancaise,Larousse)[6]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7]英汉大词典[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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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上的中国化包括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对周边民族的同化与融合,也被称作汉化。这个过程一直贯穿着中国的历史。自古以来,汉人具有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优越的地理位置,悬殊的人口优势,因而在民族融合中扮演主导角色。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论耶律楚材在蒙元时期汉化的历史作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蒙元时期是一个民族纷争的时期。蒙古族的兴起使中原文化又一次与异族文化发生了碰撞。蒙古作为一个草原游牧民族,其文化是落后的,它的金戈铁马征服世界之后,其本有的落后的制度文化能够使一个地跨欧亚、包括各种各样文化的庞大帝国正常运行吗?在逐步的扩张与统治中,蒙古统治者明白只有适应各个不同统治区域的风俗与文化才能巩固统治,所以在这个庞大帝国的内部,有很多汗国,有多种统治方式。
对于中原文化来说,情况略有不同。蒙古统治者很重视中原地区,这块土地可以供应其所需而其本身又制造不出来的东西,并且由于长期的交往,中原在他们的心目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这就是为什么蒙古把统治的重心放在中原而不是其他汗国。但这不意味着蒙古人会主动并且全面的接收汉文化。首先是因为两个民族的文化背景差异太大了,汉族是个典型的农耕民族,而蒙古是个典型的游牧民族,在民族差异上有着不可调和的部分,如果他们要自觉接受外族文化的话,一般是会选择与他们自身有很多相通处的文化因素,比如推崇喇嘛教、大量吸收色目人的文化;蒙古族又是以一个征服者的身份临尊中原的,他深深的以自己的文化为荣,这是一种胜利者的心态,蒙古人带着这种优越感实行了民族等级制度,在这个等级中,汉人和南人处于最后,如果他要推崇儒家文化的话,那么南人和汉人的地位就不可避免地要提高,面对这个矛盾蒙古人采取了形式上的运用,也就是说在蒙古贵族有意识的采用汉制的时候他们是把它当作权宜之计的。
但历史有她的必然性,在文化上蒙古人又不可避免地要被先进的中原文化所征服。这就使得蒙古人在历史进程中渐渐有了汉化的倾向与发展。我认为所谓“汉化”不是汉族把其他民族完全同化,这个“汉化”是一个异族吸收汉族文化因素的过程,是个量变的过程,程度有深有浅。我认为与辽金夏相比蒙古族的汉化程度显然并不深,并且蒙古族的汉化道路实在是曲折而又艰难的,特别是在蒙元时期。在这个时期有一个人物对蒙古族的汉化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就是耶律楚材。本文试从政治文化方面来论述他是如何使蒙古接近汉化道路的。耶律楚材之所以能推动当时的汉化是因为他是个汉化的辽贵族并且他在窝阔台时期主持了蒙古国对中原地区的行政事务,借助蒙古军国主义政府的力量从文化和政治上推动了汉化。耶律楚材的改革在当时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效,但他对后来忽必烈及其后代的具有汉化性质的政策的推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下面从四方面来论述。
辽金在与宋朝的战战和和中先后被中原文化同化。蒙古人征服他们后起用了其贵族官僚,这些官僚是最先让蒙古贵族接触汉制的先驱,其中耶律楚材是最具代表性的。
耶律楚材是契丹皇族的后裔,辽朝东丹王耶律突欲的八世孙。耶律突欲是契丹皇族中最早接受汉文化的人之一,他治理东丹,一概采用汉法。他对中原文化十分推崇,有很厚的汉学功底,契丹贵族内部动乱时他逃到中原度过了其后半生。他的后代有一段时间也是在中原生活的,后来才辗转回到辽并成为金朝的贵族。汉学的影响一直在这个家族延续下去。自耶律楚材的祖父起他们家世代为金朝的达官贵族,常居燕京。当时燕京是北方封建社会的经济文化中心,这里有深厚的汉文化的基础。这使得耶律氏世代受到汉文化熏陶,形成了读书知礼的家风。耶律楚材从小就受到了儒家思想的熏陶,他的理想是按照儒家的学说来治理天下。
耶律楚材还曾师从曹洞宗宗师行秀,受到佛法的影响。王国维在《耶律文正公年谱余记》中评价说:耶律楚材“虽洞达佛理,而其性格实与儒家近。其毅然以天下生民为己任,古之士大夫学佛者,从未见有此种气象”。他的一生在思想上一切以佛祖为归依,在行动上又遵循儒家的济世安民之道。他自己说:“以吾夫子之道治天下,以吾佛之教治一心,天下之能事毕矣。”这使得他的思想另有一番特色:他虽崇尚汉文化,却没有汉族士大夫的狭隘的民族情绪和偏见。在他看来,没有什么华夷之分和华夷之防,他的政治理想是华夷一统,共享太平。
耶律楚材为了保持汉文化并使蒙古上层接受汉文化,利用蒙古贵族的实用主义思想,名为因俗而治之,主要从保护和任用儒才、传播儒家礼教的方面入手。
蒙古征服了中原地区后出现了一个问题:该如何治理这个文化先进的地区?耶律楚材上奏说:“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他深知要统治中原非用中原的制度不可,而熟知汉法统治之道的是汉儒士。于是他在得势之时大力保护汉儒士并引荐他们进入仕途。1230年耶律楚材在中原辖区设十路,每路都任命正副课税使,皆由儒士担任。详情如下:
路名 课税使人名
燕京 陈时可、赵肪
宣德 刘中、刘桓
西京 周立和、王贞
太原 吕振、刘子振
平阳 杨简、高廷英
真定 王晋、贾从
东平 张瑜、王锐
北京 王德亨、侯显
平州 夹谷永(女真人)、程泰
济南 田木西、李天翼(《元史·百官志》)
这是蒙古最高统治集团大批任用汉人之始。
在蒙古灭金和征伐南宋时,许多名士如元好问、赵复、窦默、王磐等人都被保护并起用。这对于北方学风的兴盛有很大的影响。1237年,随着金朝的灭亡,统治地域的扩大,国家需要大量的人才来治国。耶律楚材上奏说:“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窝阔台听从了他的意见,“乃命宣德州宣课使刘中随郡考试,以经义、辞赋、论分为三科,儒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元史·耶律楚材传》)这次选中的有许多人才,如杨奂、张文谦、赵良弼、董文用等人,他们后来都是忽必烈时代的名臣,为完成蒙古国的汉化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次考试使大批儒士得到身份的提高和课役上的优待,在文化、教育、政治、经济各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耶律楚材还向蒙古贵族传授儒家思想。他先从尊孔开始,金灭亡后,他“遣人入城,求孔子后,得五十一代孙元惜,奏袭封衍圣公,服役林庙地。”他还向统治集团讲经,“命收太常礼乐生,及召名儒梁陟、王万庆、赵著等,使直释九经,进讲东宫。又率大臣子孙,执经解义,俾知圣人之道。”于是讲学之风渐起,在京城还设置了国子学。
在文献方面他也做出了贡献,由于与论题的联系并非十分紧密所以下面只是简单叙述一下。耶律楚材在平阳设置经籍所,在燕京设置编修所,整理编辑经籍;保存了关于辽史的重要文献。
蒙古是个游牧民族,处于奴隶社会。他的各项制度和社会组织形式都是以部落酋长制为基础的。这种种制度对于统治先进的汉民族地区来说无疑是极为落后的,也无法适应当时的社会要求。耶律楚材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在各个方面开始了改革。
礼制:判断一个文化的先进程度,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看它的礼制是否完善与先进。
1229年秋天,蒙古国的宗王和大臣们在曲绿连河曲雕阿兰地方举行忽邻勒塔(大会)。在大会上为了继承问题讨论了四十天,直到第四十一天,才得出了结果,由窝阔台即位。
在窝阔台即位时,耶律楚材依照中原王朝的传统,制定了册立仪礼。这种仪礼要求皇族尊长都就班列拜,这与蒙古的习俗是不大相合的。耶律楚材从亲王察合台入手做工作。他说:“王虽兄,位则臣也,礼当拜。王拜,则莫敢不拜。”“王深然之。及即位,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帐下,既退,王抚楚材曰:‘真社稷臣也。’国朝尊属有拜礼自此始。”(《元史·耶律楚材传》)
蒙古国以前并没有什么正式的君臣之礼。忽邻勒塔大会实际上是部落联盟的议事会议。大汗相当于部落联盟的首领,虽然拥有至高的军事权力,但在礼仪上与各部落酋长仍然以兄弟相称,不存在严格的君臣上下之分。拜汗礼的实施是对中原礼制的继承,它表现了大汗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不可超越的权力。这种制度即使是在元朝灭亡蒙古人退回草原后,也仍然保存着。
行政制度:自秦汉以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存在着矛盾。要巩固一个地域广阔的封建王朝,必须有切实可行的行政制度以便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耶律楚材也不例外,他进行行政改革的一个最大目标是: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
1231年,耶律楚材被任命为中书令,受命全权筹设中书省(中书省在金朝没有,在唐朝只是专管颁发诏令文书的机构而无行政权。在金朝与唐朝,管行政的是尚书省。)蒙古帝国开始有了中央的行政机构。中书省虽然只是秘书处一类的班子,但因它关系到发放文书、处理文件等重要事务,实际权力还是很大的。
在蒙古兴起、征伐金国的过程中,有一大批金国官将和地主武装的首领归附了蒙古,主要是汉人,也有契丹人和女真人。从13世纪20年代起,他们逐渐成为蒙古政权下新的权贵,形成了专制一方的地方势力。蒙古国时期还实行分封制。统治者把北方的一些州县分封给诸王、功臣、驸马作为“投下”。这些权贵的官职和地盘是世袭的。在其辖区内,他们集军、民、财权于一身,既是军事长官,又是行政长官,他们可以自辟衙属,任命属官,自定赋税,进行征收。这很类似于唐代的藩镇。虽然他们的献纳和军队是蒙古国财政和军事的主要来源,但其独霸一方的状态从根本上说是不利于蒙古国的统治的。并且各汉人世侯拥有一批兵农合一的依附人口和大量驱奴,这种人生依附关系强化的现象实际上是一种退步,是部落酋长制及奴隶制式的管理方式,也是蒙古早期分封制与中原封建生产关系的一种特殊的结合。
1230年,耶律楚材上书建议:“凡州郡宜令长吏专理民事,万户总军政,凡所掌课税,权贵不得侵之。”这样就使军、民、财政分开,是实行汉法的又一尝试。但这项政策受到了权贵的抵制,并且当时蒙古仍处在四面征伐的情况下,所以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只是基本做到“课税所掌钱谷”,而民、军分职的方案则不得不搁置。
1235年,大断事官失吉·忽秃忽检括中原户口,得110万余户,他按蒙古传统,把76万户分给诸王、贵族,这种户称作“位下”或“投下户”其余属各级政府。耶律楚材竭力反对说“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与之。”窝阔台说:“已许奈何?”对曰:“若朝廷置吏,受其贡赋,岁中颁之,使毋擅科征,可也。”于是定下“五户丝”制,即每五户合缴丝一斤给受封者。另外,每二户出丝一斤作为国税给政府。于是把征税权夺了回来。防止了地方势力的强大。
赋税制度:蒙古向外扩张,其目的是为了掠夺。到某一地后总是把财产抢劫一空,把掳来的人民和工匠充作奴隶,按功大小分给贵族、将领。这种掠夺方式对社会生产力破坏巨大且不适合农耕经济,不利于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当时对于蒙族统治者来说,不知赋税为何物,更不知赋税对于经营中原地区的巨大作用。但是耶律楚材已经看到这一点并有了初步治理的计划。
作为一个游牧民族,蒙古统治者还不知道农业经济对经济的重要性,一些大臣提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耶律楚材坚决反对,抓住窝阔台想增加财政收入以更好地推进军队扩张的心理,他说:“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 (《元史·耶律楚材传》)
于是窝阔台采纳了耶律楚材的意见,把全国分为十路,每路设正副课税使,他们直接隶属于可汗,与各地管民政的文官、管军政的万户鼎立而三,各不相干。这十路分别是:燕京、宣德、西京、太原、平阳、真定、东平、北京、平州、济南。收税的制度一直在不断的完善中,到1236年以后,中原税制大致确定:
地税——上田每亩3升,中田每亩2升半,下田每亩2升,水田5升
丁税——验民户成丁之数,每丁每年纳粟1石,奴婢5升,新户奴婢各半,老幼不纳。
凡田多人少者按地税计,田少人多者按丁税计。
户税——以户为单位缴纳科差,有丝料、包银两种。(《元朝简史》邱树森)
要使赋税制度顺利推行,在兵荒马乱的时代必须注意到两个问题,一是要尽可能保留足够数量的人口,二是要这些人口安定而不是到处流亡。在保留足够数量人口方面,耶律楚材主要改变蒙古军队对反抗者进行屠城的老习俗。在速不台即将攻下汴梁时,向窝阔台报告准备屠城。耶律楚材上奏说:“得地无民,将焉用之?”于是窝阔台下令免屠,保住了147万人的性命。汴梁的例子一开,此后许多抗击的城市都免于一屠。人口的保存使得中原没有出现千里无人烟的惨境,中原经济发展的潜能得以保留。另外,当时的贵族地方势力乱征税役,高利贷者盘剥百姓,大量人口逃亡。耶律楚材借用中央力量控制地方税收,重整高利贷债务,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矛盾。
但是在实施中,蒙古人的税收很不规范,往往一年征收很多次或是临时征发摊派,弄得人民苦不堪言,大量农民逃亡,流民数量大增。耶律楚材其间又不得不采取措施编收流民,就地安置或遣送原籍;重整赋税征收制度,加强对地方征收赋税官员及各位王公大臣在投下征役的监督。
法制:蒙古国落后的社会组织形式决定了它的法制必然是极其幼稚的。随着蒙古国统治地区的扩大,社会治安、吏制等问题日益严重。成吉思汗生前定下的类似于部落联盟内部规矩的“扎撒”根本不能适应复杂的社会形势。当时州郡长官贪暴肆虐,富豪任意兼并土地,地痞流氓杀人越货的现象十分严重。耶律楚材针对社会现实,本着中原的若干法律原则提出了《便宜一十八事》作为临时法律。对地方官吏擅自科差、商人侵吞官物、蒙古色目贵族不纳税、贪污官物、死刑判决等方面的问题做出了具体规定。这使得当时的社会情况有一些好转。
蒙古人的文明程度决定了他们无法制定出合乎中原地区的法律,加上金朝由于汉化的程度较深,其《泰和律》是比较完善的法律并且比较适用于中原地区,蒙古人就偷了个懒,在占领的中原地区内采用《泰和律》。后来,元朝建立,忽必烈几乎没有重新制定什么法律,而是在《泰和律》的基础上改动了一下,颁布了《元典章》,这里面除了有汉法的结构外,还加入了适应民族等级制度的法律条文,其规定有着明显的蒙古族本有的习惯法的痕迹。
忽必烈在位时重新确立了封建的中央集权制统治体系以及相应的各种典章制度,中统、至元间的创制,奠定了有元一代的制度。
中央和地方官制:中央政府的军、政统治机构,主要由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构成。中书省相当于金朝的尚书省,领六部,掌全国政务。枢密院“掌天下兵甲机密之务”。御史台“掌纠察百官善恶,政治得失。”中央机构还有翰林国史院,大司农司等,特设机构还有宣政院、大宗正司等。
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在忽必烈时为十路宣抚司,他们各自为政,有较大的自主权,当然这种自主比起各个汗国来要小得多,但是比起汉制中的中央地方关系来又要大一些,一些官员(主要是汉人)希望能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便向忽必烈提出建议(当然这符合忽必烈的意愿) 。于是中央“委重臣到各地署事,行使中书省职权,简称行省”。后来成为固定的机构,成为地方与中央的有效连接。行省以下的行政机构分别为:路、府、州、县。诸王、勋戚在内地各行省的封地上仍保留相当特权,但在其行政建制方面同样被纳入郡县制体系。可用下表简要表示中央地方行政体系:
皇帝
宣政院 枢密院 中书省 御史台
亲 万户府 六部 行省 殿 内 肃 行省
军 千户所 路总管府 中 察 政 察 廉
都 百户所 州府 司 院 廉 院 访
使 州 访 使
司 县 使
综上可知在忽必烈时期,中央地方行政机构更加完善了,基本上继承了汉唐以来汉族行政机构模式并加入了适应本族特点的一些机构(如宣政院等)。机构以中书省为中枢,下属各级行政机构都通过中书省而直接隶属于皇帝,可见行政机构的骨架实际上继承了耶律楚材的构想与设置。另外枢密院掌管的各级机构如万户府与地方州府县是分离的,且有专门的监察机构——御使台及其下属单位——考察官吏的得失,这些是遵循了耶律楚材“军政分离、中央集权、司法检查独立”的若干政治思想。这种体制对于对中原的统治来说显然是很有效率的。
赋役制度:忽必烈即位后,基本上秉承了耶律楚材时期的赋税制度。只对赋税数额有所调整,并在旧制的基础上明确规定输纳时期、收受之式、封完之禁、会计之法,使之更趋完善。赋税制度的完善标志着蒙古统治者对农业经济(中原经济模式)的认同,也可见耶律楚材在赋税上的贡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但是在蒙古人的领地中,经济成份是多元的,有农耕经济(主要在中原)、商业经济(遍布全国,主要有色目人管理,皇室和王公大臣都乐于投资)和游牧经济(主要在蒙古高原和草原地区),蒙古贵族并不看重农耕经济,而是热心于海外贸易给他们带来的丰厚利润,这与各朝的农本思想大不相同。
元朝时期,上述的那些乱征收的情况依然严重。
铨选制度:铨选制度即官吏选拔制度。中统初(忽必烈年号),“定都省及左三部、右三部之制,吏、户、礼为左三部,工、兵、刑为右三部。至12**年,诸侯世守,裁并各路府州县官吏,行迁转法。”至此,任命、迁调各级官员的权力始收归中央,初定一代铨选制度。
元朝科举的最初尝试是“戊戌选试”(上文有介绍)。但是元朝始终没有真正的推崇儒家思想,就如上面所说的那样,推崇儒家思想就要提高汉人和南人的地位,这不是蒙古贵族愿意的事情。所以他们采取了应景的方式,延佑年间(仁宗,元中晚期)始定式设科取士,主要内容都是儒家经典,其规模不如唐宋,只不过是统治者安天下民心的一种形式罢了,南人要想入仕大为困难。于是我们不得不说,元朝的科举制之不过是一种形式,并没有在耶律楚材的基础上走多远。
人才的作用:耶律楚材曾经网络了许多人才,他们在忽必烈时期都是改革的贤士能臣。其中著名并且作用较大的是张文谦和王磐。
张文谦任中书左丞,“建立纲纪,讲明利病,以安国便民为务。”主要参与赋税之务,又“以乙未岁户帐为断,奴之未占籍者,归之势家可也,其余良民为奴之理,议遂定,守以为法。”(《元史·张文谦传》)防止了大量人民沦为家奴的情况出现。
王磐人参议行事,翰林学士。“是宫阙未建,朝仪未立。凡遇称贺,臣属杂至帐殿前”,王磐上书曰:“宜令宣徽院,籍两省而下百惯姓名,各依班序,听通事舍人传呼赞引然后进。于是仪制始定。”并且他还在朝廷裁减机构时奏疏谏按察使不可罢。又“臣以为有功者,宜加迁散官或赐王等爵号,如汉、唐封侯之制,可也。不宜任以职位。”(《元史·王磐传》)反对因人设官、贵族因门第轻易入仕。
另外还有许多人才:如董文用致力于地方行政的规范化;赵良弼乃是当时的大将,东征西讨;窦默在文化教育方面有一定的作为,曾任翰林侍讲学士,对皇族内学风大盛有极大的影响。
蒙古铁骑所向披靡,但其胜利后的统治则充分暴露了其落后性。于是在中原地区出现了“胡化”与“汉化”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历史的退步危险已有端倪。耶律楚材以其智慧与能力引导统治者看到了汉文明的优越,使蒙古国本身没有的礼仪、赋税制度建立起来,使蒙古落后的分封制和部落联盟的管理制式逐渐消失,使蒙古幼稚的法制得以发展成长。在蒙古国向元朝过渡的创业中功不可没。但遗憾的是,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的许多建议和构想都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和实施,受到了贵族和包买商人的阻挠和破坏。
这与当时的社会情况及民族性是分不开的,统治者有心敛财兴武、无心安抚百姓,百姓在兵荒马乱中也无心生产而疲于奔命。但是耶律楚材的作为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功用。在后来忽必烈的建朝大业中,在蒙古进一步的汉化中,基本上沿袭了他走过的道路,并发扬光大。即使是在元朝灭亡之后,退回蒙古草原的那些贵族们在建立新政权的时候仍然不自觉地遵循了汉制中的若干原则。虽然蒙古的汉化很浅,但我觉得:非耶律楚材,忽必烈之创业功勋可谓难矣;非忽必烈,耶律楚材之壮志亦难酬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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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色起义,又叫右江暴动,是1929年12月11日,由邓小平、贺昌、陈豪人(政治委员)、张云逸、韦拔群等同志在广西百色组织领导的武装起义。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这是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影响和鼓舞下,中国共产党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一次光辉实践。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论邓小平领导百色龙州起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独特的历史性贡献,是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开始寻找中国革命新道路、新途径,到1929年底,先后发动了南昌、秋收、广州、平江、黄麻、百色等100多次武装起义。但受“中心城市论”的影响,有不少起义未能成功。所以百色、龙州起义的胜利是毛泽东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的胜利,对我们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所取得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邓小平成功发动闻名全国的百色、龙州起义,实践和印证了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的正确性。1929年9月,主政广西的国民党左派军政要员俞作柏、李明瑞不接受中共的劝告,仓促反蒋(介石);当时的中共广西党内对革命发展方向的问题存在较大分歧,其总的指导思想是在城市搞武装起义。为此,邓小平经过深入分析后,力排众议,强调指出,在敌人兵力集中的地方闹革命,是敌之优势我之劣势,应考虑我们党在左右江山区的群众革命基础优势。10月,俞、李反蒋失败后,邓小平果断地摆脱“城市中心论”框框的影响,把中共广西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左右江山区。邓小平等把第四、五警备大队和教导总队等革命力量转移到左右江山区后,坚持把加强党掌握的正规武装改造同左右江工农运动结合起来,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同时,创造性地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团结政策,极大地调动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热情。
经过几个月的缜密细致准备工作,于1929年12月11日和1930年2月1日,先后举行了闻名全国的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广西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新局面,与全国各地的根据地遥相呼应。邓小平把左右江山区作为广西革命发展方向的战略选择,不仅与毛泽东1927年进军井冈山的伟大创举是同曲之作,而且还体现了毛泽东和红四军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斗争实践对邓小平领导左右江革命斗争实践的巨大的积极影响。这不但可从1930年1月中央的肯定评价中得到佐证,“七军是仿朱毛编制,这是对的”[1]197,而且还可从邓小平在几十年后的回忆中得到印证。邓小平曾说,我在上海的时候,听了陈毅来中央汇报红四军的工作经验,“后来搬到红七军去用”[2]87。
第二,邓小平创建全国瞩目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实践和丰富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革命斗争实践中,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只有朱(德)、毛(泽东)路线才是中国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所以,他把广西红军的发展方向确定为同湘粤边界的朱毛红军相结合,并取得当时中共中央的同意。邓小平实践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既体现在革命斗争区域和发展方向上的选择,又表现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各项斗争和建设工作上。如把武装斗争同党的建设、政权建设、民族工作以及土地革命等结合起来,特别是他灵活运用毛泽东的党建思想,把广西红军建设成为一支纪律严明、作战勇敢的新型人民军队;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和开展土地革命,极大地调动了根据地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热情。
由于把各项斗争和建设都有效地结合起来,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壮大,形成了一个拥有20多个县、5万平方公里、150万人口、正规红军近万人的为全国所瞩目的革命根据地,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在西南地区的封建反动统治,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向前发展,并得到了当时中共中央的充分肯定,百色起义“在全国政治上同样具有极伟大的意义”[3]。1999年3月,中共中央领导人又曾称赞百色起义“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伟业”[4]。由此可说,邓小平在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和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实践和丰富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第三,邓小平成功领导百色、龙州起义,是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战略思想的胜利。1927年9月毛泽东等领导秋收起义,在“中心城市论”的影响下,起义部队连连受挫。对此,他果断地把起义部队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井冈山地区,在井冈山开辟了我们党和红军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实现了党的工作中心从城市到农村的伟大战略转变。由于毛泽东当时的地位和所处环境的限制,更由于当时我们党内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强大势力,同时还受到共产国际和苏共方面的阻力和干扰,致使他的全新思想未能在当时的党内起决定作用,直到在1935年遵义会议前党内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城市中心论。
1929年9月(过去长期以来对此存在多种误说:1929年初、夏、6月、7月、8月6日,笔者近来据相关历史文献资料考证应是1929年9月)邓小平从中央到广西领导武装斗争时,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省委都指示他和广西党的组织应以“最得力的工作同志”,“立即加紧梧州南宁及浔梧邕交通线的职工运动”[1]69,即向梧州、桂平方向发展。1929年9月中共广西省第一次党代会也要求:“全省确定以南宁、梧州、柳州三大主要商业城市为最主要的中心工作”[1]59,甚至批评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思想”。邓小平在斗争实践中,不盲从上级指示,而是将党中央指示同广西革命实际相结合起来,并借鉴毛泽东的井冈山经验,突破“城市中心论”框框,创造性地将广西革命的主要力量由南宁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我们党有群众基础的左右江山区,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所以,百色、龙州起义的胜利,是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战略思想的胜利。
第一,邓小平创建广西红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发展做出了重要理论贡献。邓小平领导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既不同于在中心城市举行武装起义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也不同于先举行武装起义受挫后向农村转移的秋收起义,还有别于依靠农民武装逐步发展成立红军的横弋起义。它是邓小平等有组织有计划地率领革命军队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同当地工农运动相结合,在分兵围歼地方豪绅团局和摧毁国民党地方政权后,发动武装起义,创建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因而广西红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壮大,不仅继承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而且还丰富发展了这一思想的内涵,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发展做出了重要理论贡献。这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通过加强党的领导、改变旧军队成份、加强部队整训等举措,开辟了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新途径;二是通过必要准备、选择时机以及把正规军队同工农武装相结合的措施,创造了武装起义的新形式;三是通过统战、计划组织以及把反帝斗争与建立革命政权、土地革命与民族工作结合起来等措施,开创了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新模式;四是初步总结了战略战术原则,提出了规则和定向、内线外线、避实击虚、发动群众等新思想。
第二,邓小平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理论的形成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是在反对和纠正“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创建发展起来的,在实践斗争中又善于把武装斗争同根据地各项建设有机结合,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提供了新鲜经验:
一是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是邓小平抵制党内“左”的干扰,开展上层统战,同主政广西的国民党左派军人重建革命统一战线后建立起来的,这一实践回答了党的六大期间没有解决好的正确对待中间阶级策略问题,为党的统战工作提供了新鲜经验;
二是百色、龙州起义的发动、广西红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邓小平勇于探索突破党内“城市中心论”框框,果断实现革命立足点转移,将正规武装同工农武装相结合的胜利革命成果,有力地回答了党的六大期间没有解决好的革命动力和党的工作重心问题,实践和丰富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三是百色、龙州起义的发动、广西红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在以壮族为主、壮汉瑶苗等族杂居地区进行的,是党在少数民族地区树起的一面“工农武装割据”光辉旗帜,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实践,为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提供了新鲜经验。
第三,邓小平领导左江革命斗争坚持反帝反封斗争相结合,为毛泽东中国特色革命理论增添了新内容。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位于祖国西南边疆,西南面与法属安南(越南)毗连,当年邓小平领导龙州起义创建左江革命根据地,曾给予安南人民极大鼓舞与影响。所以当左江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就遭到法帝国主义的干涉和破坏,不但多次派出飞机入侵龙州领空而且还不断配合新桂系军阀军事封锁左江革命根据地。对法帝国的挑衅和侵略行径,邓小平等及时制定了反帝斗争策略。
l930年2月7日,他从上海回到龙州后,就立即加强了对反帝斗争的领导,并于当月10日(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是2月19日,笔者经考证认定为2月10日),领导红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召开万人群众大会,没收了海关、领事馆和教堂的非法财产,并将法领事驱逐出境;同时还在会上宣读了《告全国民众书》,并用英、法两种文字通电全世界。龙州军民的英勇反法帝斗争,得到当时的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高度关注。这样,邓小平领导左江革命根据地军民把阶级性与民族性融合起来,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相结合,掀起了反帝斗争高潮,为全国革命根据地的反帝运动谱写了新篇章。
邓小平在领导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依据根据地以壮族为主、壮汉瑶苗杂居的特点,因地制定并实施了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成功地组织领导了少数民族人民登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大舞台,成功地解决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复杂民族问题,既为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形成进行了有益的实践探索,又为中国特色民主革命民族理论形成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正确解决民族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工作。为此,90多年来我们党一直在重视和加强民族工作,并适时地制定了一系列民族团结政策和措施,为做好各个时期的民族工作提供了政策保障。1922年7月,党的二大明确把解决民族问题列为党的任务和奋斗目标之一。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要求中央临时政府重视民族工作。各地方革命根据地尤其是民族地区的革命根据地成功地实践了党的民族团结工作。
诚然,客观地说,在长征之前,由于我们党的革命活动主要是在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接触不多,加之党又处在幼年时期,对国内少数民族的历史与现状都缺乏详细的了解,党的民族纲领、政策在这个时期并没有完全真正付诸实践。尽管在党的民族纲领、政策的指引下,南方广大少数民族人民踊跃参加第一次大革命斗争,推动了少数民族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也引起了我们党的关注。对此,在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派遣了一大批干部到民族地区发动起义创建革命根据地。如1927年12月中共中央派贺龙、周逸群、卢冬生等军政干部到湘西组建工农革命军和创建苏区;1929年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派出邓小平为中央代表,以及贺昌、陈豪人、张云逸等40多位干部先后来到广西成功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创建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1931年派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等到鄂豫皖边区创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然而,由于深受“城市中心论”的影响,致使许多民族地区的起义没有成功。
左右江地区是壮、汉、瑶、苗等民族聚居区,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在歧视、压迫少数民族的同时,还实施挑拨离间的分化政策,所以左右江地区的各民族之间存在严重的隔阂。在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前夕,亟待采取民族团结政策措施,促进左右江各民族空前大团结,为壮大革命力量、发动武装起义和巩固革命政权贡献力量。为此,邓小平在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实践中,始终坚持党为各族工农群众谋利益的宗旨,采取一系列体现党的民族团结政策措施,成功地解决了根据地中的复杂民族问题,为胜利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和巩固发展左右江根据地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可以说,各民族团结奋斗是百色龙州起义取得胜利之基。
还必须要指出的是,在全国革命根据地中,境内聚居有少数民族的主要有左右江、琼崖、闽东、湘鄂川黔、西北等革命根据地。但除琼崖革命根据地外,其余几个聚居有少数民族的革命根据地,都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创建之后建立,且这些革命根据地内聚居的少数民族都不是主体民族,其中人口数量较多的黎族在琼崖革命根据地和畲族在闽东革命根据地中,也仅占10%和5%,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中的壮族人口占85%,汉族仅占10%[2]51。显然,百色龙州起义的胜利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是我们党在少数民族地区树起的一面“工农武装割据”光辉旗帜,谱写了一曲壮、汉、瑶、苗等各族军民团结战斗的胜利凯歌。
在百色起义前的1929年10月,邓小平指示右江地区的党组织派出钟鼎、严敏、李朴等到东兰县协助韦拔群制定和颁布《广西东兰县革命委员会最低政纲草案》,强调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对瑶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人身等方面的权利作了明确规定[1]94-95。尽管这一政策中仅提到瑶民,但在左右江地区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也适用于其他少数民族,是左右江根据地解决民族问题、处理民族关系的主要政策依据。在发动百色起义创建右江革命根据地后,邓小平领导红七军、右江特委和右江苏维埃政府在认真总结韦拔群领导的东(兰)风(山)地区各民族的团结斗争经验,积极贯彻中央关于苏区民族工作的指示原则的基础上,又相继制定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地区的土地革命政策,如《红七军目前实施政纲》、《红七军政治部:土地革命》、《土地法暂行条例》、《共耕条例》等,明确提出保护民族工商业,实行苏区壮、汉、瑶、苗等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一律平等的主张,充分发挥右江地区各族人民在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根据地各项建设中当家作主的作用。
以上草案、政纲和条例的制定出台以及贯彻落实,使党的民族平等主张和民族团结政策在右江革命根据地付诸实践。应当指出的是,如前所述,在长征之前,从总的来讲,我们党的民族纲领和政策在这个时期还没有完全真正付诸实践。因此,尽管从1922年党的二大提出“民族自治”问题以来,我们党也曾在一些地方对解决民族问题的途径、方针和政策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如1926年1月,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提出了《解放苗、瑶决议案》,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未能得到贯彻执行。由于江西是我国少数民族成份较少的省份,所以,红四军在1929年1月颁布的布告中,也仅提到了我们党早已提出来的“满蒙回藏,章程自定”的纲领性口号,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民族政策措施。在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革命根据地中,尽管在实践中也解决了一些民族关系问题,但真正地将其提到民族政策的执政高度并付诸实践的还极为少见。
与此同时,1928年党的六大也曾做出了《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陈述了民族问题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并要求各地准备民族问题的材料,以便在今后召开党的七大列入议事日程并写入党章中。但由于缺乏实践的经验,更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使得党的六大及其以后的一个时期里,也没有对民族问题做出具体的明确规定。在左右江特别是右江根据地中,邓小平把民族工作提高到局部执政的高度,对民族问题做出具体的明确的规定,把过去我们党对民族问题的原则性规定具体化,既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民族理论和政策的内容,又使党的民族团结政策从理论层面进入实践操作层面。左右江根据地对党的民族团结政策的有益探索,引起了当时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
在1930年3月2日的中共中央指示信中,就对少数民族问题指出:对于瑶族,“我们去同化他们一定要站在整个的阶级观点上,注意他们的生活苦痛,宣传汉瑶平等待遇,要发动他们的自决权”[1]239。以上历史史实毫无疑问地说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是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形成的重要策源地之一,在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实践和丰富了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理论
邓小平在组织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和创建发展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创造性地把土地革命政策与民族政策结合起来,正确解决红军和根据地建设最重要的土地问题。总起来讲,主要采取了以下五大措施:
第一,把开展党的民族平等政策的宣传教育与民族党员干部开展工作结合起来。邓小平在领导红七军前委和地方党组织,通过会议决议、布告以及报纸、标语、小册子和口头宣传等形式,积极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政策的同时,又指派民族党员干部把左右江地区的各级党组织、工会、农会建立起来,通过这些组织中的民族党员干部把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宣传贯彻落实到广大群众当中去,架起了党联系左右江地区各族人民的桥梁,促进各族人民与党形成了生死与共的关系。
第二,把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团结政策与开展土地革命相结合。邓小平在创建和发展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一方面及时总结了韦拔群在领导东兰农运中所提出的“严禁虐待瑶民”的主张,以及“瑶民经济、政治、教育、工资上与其他人民一律平等”[1]93的政策;另一方面又依据右江地区的民族特点,同韦拔群、雷经天等相继制定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和《共耕条例》,有机地把民族政策的实施与土地革命的开展结合起来,极大地激发了右江地区的各族群众为创建、保卫根据地而浴血奋战的巨大热情。
第三,教育培训大批少数民族党、政、军干部,推动革命斗争的开展。在百色起义前后,邓小平领导红七军前委、右江特委和右江苏维埃政府通过办班短期培训、选送正规院校培训、建立党组织和革命斗争实践锻炼等途径加大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力度,使一大批少数民族党、政、军干部迅速成长起来,成为右江地区的革命中坚力量。据统计,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累计培养了2000余名共产党员、近10000名红军战士。其中,在右江特委的11名委员中,有9名委是壮族;右江苏维埃第一届执委的11名执委中,有6名壮、瑶族执委,第二届执委中全部为民族干部;在团县级以上党、政、军、群团机构领导干部中,有壮族干部108名[5]。
第四,废除民族歧视,切实提高少数民族在政治社会和经济文化中的地位,促进各民族大团结。右江苏维埃政府和左江革命委员会不仅给予少数民族人民有居住、行动、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切实保护和实现少数民族人民的人身自由权利,给予少数民族人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保障和实现少数民族人民的政治权利;而且还禁止买卖婚姻,反对包办婚姻和虐待、拐卖妇女儿童,解救丫头,以保障婚姻自由权利和保护各族妇女儿童的权益,尊重少数民族人民的风土人情,遵守少数民族公约,以切实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社会地位。 第五,在邓小平、左江特委和红八军的领导下,左江地区各族人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法帝斗争,把阶级性与民族性结合起来,极大地激发左江革命根据地广大军民的民族解放斗志。
由此可说,邓小平成功地在民族地区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灵活地把民族团结与阶级性、民族性结合起来,广泛开展社会动员,首次在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沿边革命红色政权中,有效实施社会基层改造,架起了党联系左右江地区各族人民的桥梁,建立起新型的民族团结革命红色政权,从局部执政层面对民族理论问题进行了实践与探索,创造了一个既属于全国工农民主专政的一部分,又“具有鲜明民族特点的区域革命政权模式的雏形”[2]258,是我们党深入了解、正确认识和解决民族问题的成功典范。
这一有益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既为我们党和红军在长征途中,做好民族团结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实践经验,又为我们党在后来实现民族团结理论从“民族自决”到“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性转变奠定了有益的实践基础。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事业必定要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6]。这足以说明,邓小平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对党的民族团结政策理论的实践与探索的理论价值,对我们党在新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然富现实价值。
邓小平在领导百色、龙州起义和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广西革命实际结合起来,不唯书、不唯上,尊重客观实际开展革命工作,闪耀着实事求是的思想光辉,既为我们党领导革命斗争提供了成功实践经验,又为我们党在新时期领导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资源”[7]。
1929年夏,新桂系左派俞作柏、李明瑞了掌握广西军政大权。由于广西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有深厚的工农运动基础,尤其是右江地区在大革命失败后,仍有余少杰、韦拔群、黄治峰等领导农军继续坚持武装斗争。所以俞、李想借助中共力量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于是多次要求中共干部到广西军政机关工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共中央于当年6月,先后派出张云逸、陈豪人等40多名军政干部到广西工作。9月又派邓小平(化名邓斌)为中共代表,到广西与俞、李接洽,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并领导广西革命全盘工作。邓小平通过成功开展统战工作,推动了广西革命形势蓬勃发展。
一方面邓小平审时度势,从广西的实际出发,以非凡的革命胆略,制定了对主政广西的国民党左派军人俞作柏、李明瑞进行统战工作的正确策略:既把俞、李与国民党右派加以区别,对之实行团结、争取、教育方针,亲自做俞、李等国民党左派要员的统战工作,与他们共同筹划反蒋、反新桂系的大事;又坚持我们党的独立自主原则,依靠广大工农群众,相机发展革命进步力量。在对新桂系中的顽固派、亲蒋分子和国民党改组派等给予坚决打击和孤立的同时,还通过共产党员俞作豫与俞、李的社会关系进行统战,促使俞、李等新桂系左派要员积极与中共合作。其中,李明瑞毅然与旧营垒决裂,投身到革命队伍中,参加了龙州起义的领导发动工作,后担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和高级指挥员。
另一方面,邓小平还依据形势革命发展积极开展“兵运”和发动工农兵工作。在俞、李旧军队中,秘密建立中共党支部、士兵委员会等组织;加紧发动工农兵的工作,经过活动,俞作柏拨出一个营的装备武装了韦拔群领导的东凤农军,大大地增强了右江农军的实力。同时,还通过训练教育,委派思想进步、接近中共的人担任教导总队的教官或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第五大队高中层军官(如徐开先、张云逸、俞作豫分别担任广西教导总队主任、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大队长,10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连排干部[8]47、48、50),撤换反动的旧军官等措施改造旧军队,对教导总队和第四、第五大队的改造初步成功,为后来相继举行百色起义、龙州起义以及创建广西红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政治思想基础和工农兵群众基础。
在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曾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党内盛行“关门主义”、“孤立主义”之风,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最不可信认的阶层。1928年党的六大不但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敌人,而且还对中间派的重要作用和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策略。对此,当时的党中央指示邓小平要加紧与俞、李斗争,“对李明瑞绝不要存丝毫的幻想,……以群众的力量来赶跑他,决无所谓暂时与他合作”[1]182。因此,邓小平在当时对俞、李进行统战工作是冒着政治风险的,但却是以非凡革命胆略创造性地开展革命工作,闪耀着实事求是的思想光辉。
正当广西革命形势不断高涨之时,全国的局势及广西的政局都发生了急剧变化。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改组派,一边在湖北策动张发奎夺取广东作为反蒋基地,一边又派特使到南宁游说俞、李共同反蒋。俞、李不听邓小平等人的劝阻,仓促同意出兵攻粤反蒋,但仅仅10天,反蒋活动便宣告失败,南宁政局一时大变,极为混乱。
在严峻的形势之下,中共广西党内对革命发展方向的意见分歧较大,有的主张打到广州去求发展;有的主张同俞、李到贵县、梧州方向发展;还有的主张在南宁直接发动武装起义。邓小平力排众议,认为以上三种主张的指导思想都是在城市举行武装起义,是敌之优势我之劣势,不可取;应当考虑我们党多年来在左右江地区所建立的革命群众基础:在左右江地区,仅东兰、凤山两县就有有组织的农民16万,可号召的有20万,有武装的农军1100人[1]82,这里既有革命斗争经验,又是反革命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这是我之优势敌之劣势,应当是革命的发展方向。为此,邓小平审时度势,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广西革命斗争实际结合起来,在俞、李攻粤反蒋失败之际,果断地把我们党所掌握的革命力量带到左右江山区,同当地农民武装相结合,筹备武装起义并建立根据地,实现了中共广西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到农村的战略转移。
邓小平在当时把武装起义的地点放在左右江山区的决定,当时也是冒着极大政治风险的。因为不仅1928年党的六大强调“城市中心论”,而且当时的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也仍然把城市作为党的工作重点,并明确要求邓小平和广西党的组织向梧州、桂平方向发展。同时,1929年9月召开的中共广西省第一次党代会也确定:“以南宁、梧州、柳州三大主要商业城市为最主要的中心工作”[1]59。因此,在当时的“城市中心论”背景下,把左右江山区作为广西革命斗争的立足点,领导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是邓小平以非凡革命胆略突破了当时党内的“城市中心论”框框,再一次闪耀着实事求是的思想光辉。
邓小平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在革命斗争中贯穿始终,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这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有步骤、有计划地加强党的建设。邓小平于1929年9月来到广西后,在客观分析中共广西党组织状况的基础上,根据当时主政广西的国民党左派军政要员俞作柏、李明瑞亲共和中共广西党组织隶属中共广东省委领导的政治背景,以及广西经济不发达,现代产业工人极少和民族成份多,特别左右江地区以少数民族为主的情况,制定了符合广西实际情况的发展党员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一是利用对俞、李的统战合作有利条件,迅速恢复和发展广西地方党的组织,壮大党的力量。二是在不忽视发展工人入党的同时,还注意在农运、兵运中的农民和士兵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三是派雷经天、陈洪涛、严敏等党员干部到左右江地区采取边建立、边调整、边发展、边巩固的做法,建立一支较大的由少数民族优秀分子组成的党员队伍。四是健全了在前委之下的各级党组织机构,纵队设纵队委,营设党委,连队建立党支部;地方党部与所在地军队中最高党部发生平等关系,但受前委的指挥;根据地各县建立县委,或临时县委,个别县建立特别支部或总支。以上措施开创了广西党的建设新局面,为取得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斗争胜利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第二,有步骤、有计划地做好武装起义和创建苏区的准备工作。邓小平等率领革命队伍到达左右江地区后,鉴于农村存在强大的封建势力,甚至影响到武装起义的顺利举行。为此,邓小平与当地党组织讨论决定,不急于打出红军的旗帜,先积极做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整顿自己的队伍,发动群众、扩大农军、开展工农运动,消灭左右江地区各县、乡、村的反动武装。在做好准备工作后,才相继于1929年12月11日和1930年2月1日举行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同时,在建立革命政权中,不搞统一模式,依据革命群众基础确定革命政权形式。在革命群众基础较好的右江地区普遍建立各级苏维埃政府,在革命群众基础相对较弱的左江地区则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
第三,实事求是地开展根据地中的其他各项建设工作。在民族工作上,将贯彻落实党的六大正确方针同广西民族特征结合起来,灵活制定和实施正确的具体的民族团结政策:在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中把各民族平等放在第一位,在平等对待各族人民的同时,还照顾各少数民族的特点。比如,基于瑶族人民受阶级压迫最深、政治地位低下且具有典型的代表性的实际,在1929年10月颁布的《广西东兰县革命委员会最低政纲草案》中,明确而系统地规定了“关于瑶民方面”的政策,当然,这一政策也适用于其他少数民族;在实践中,又给瑶民分土地山林、免费招收瑶民子弟入学。以上符合广西实际的民族政策,为争取最广大各族人民群众的支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如邓小平所说:“红七军是植根于右江各族人民之中的革命武装”[9]。
在给养问题上,鉴于右江革命根据地不巩固、是游击区的实际,采取特殊的禁烟政策(重税限制发展)和税款政策(实行累进税新税制)[8]174、180,既为我们党筹措了发动百色起义经费,又解决了红七军的给养问题,还为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经济政策积累了经验。在土地改革中的土地分配方式上,不搞同一模式,而是因地制宜地采取“共耕”、“平分”、和“没收豪绅地主反革命土地分给贫苦农民”等多种形式;在管理上又采取“分耕分管”、“分耕共耕”和“共耕共管”[8]164三种形式。在群众工作上,不搞强迫命令和简单化,坚持走群众路线,注重调查研究和宣传、教育、说服工作。
第四,依据战争实况相机转变战略方向。1930年10月,红七军奉命北上攻打大城市。在北上之初,为避免内部分裂,邓小平决定暂接受中央攻打大城市指令。在征战途中,邓小平基于柳州、桂林等城市的国民党反动力量异常强大,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多次提出放弃“攻坚”,避敌就虚,争取时间北上。在红七军主力攻坚湖南武冈县城失利后,邓小平召开前委会议,经过讨论放弃了攻打桂林、柳州、广州等大城市的冒险计划,转向湘粤赣边。这就使得红七军经过七千里转战,保存了基本骨干,终于汇入了中央红军的序列。
邓小平在领导百色、龙州起义,创建广西红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斗争实践中,把贯彻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同广西特别是左右江地区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解决了不少艰难复杂的问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虽然这些经验在当时还没有达到理论高度,但作为他开始独当一面领导一个地区的革命斗争来说,他的实事求是思想和创造性的工作作风,并非始于改革开放时期,早在左右江革命时期,就已闪耀了这一思想的光辉:实事求是地区分国民党广西阵营中的革命左派和反动派,卓有成效地对主政广西的国民党左派军政要员俞作柏、李明瑞进行统战工作,重建统一战线;实事求是地确定广西革命斗争方向,果断地把党掌握的革命力量转移到左右江山区,并把加强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同当地工农武装运动结合,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制定和落实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团结各族人民在党的革命旗帜下,形成了军民和壮汉瑶各族团结战斗的壮丽篇章。
因此,百色、龙州起义的胜利是我们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上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不仅进一步揭示了革命力量在农村得以存在、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印证了红军、游击队以及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还在实践上批判了当时党内的“城市中心论”“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开辟和理论的形成积累了宝贵经验,是实事求是的光辉典范。同时,邓小平在领导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创建和发展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实践斗争中,所体现出来的事实事求的工作模式和思维特征,还显示出一种高扬革命主体精神的理论气质。这种精神气质对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体系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为我们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提供了理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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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曾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中国革命也曾因此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正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简析黄克诚建国后对毛泽东思想的贡献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文摘要:黄克诚在建国后对毛泽东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为军队后勤的现代化和正规化做出不懈努力,收到很大成效;倡导党委领导下的首长负责制,加强军队政治建设,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同时,在““””结束后,黄克诚选择坚决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提出既要正确认识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又要承认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这无疑为当时党内如何看待和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撑起明灯。“_”被粉碎后,黄克诚又敏锐的察觉党内风气还存在许多问题,作为中央纪律委员会常务书记的黄克诚主抓党风廉政建设,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论文关键词:黄克诚;毛泽东思想;贡献
(一)为军队后勤现代化、正规化奠基。1952年10月,黄克诚从湖南省委书记调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主管全军后勤工作。考虑到新中国建国之初的经济困难,黄克诚到任之后,为了少花钱、多办事,狠抓了部队后勤各种规章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在很短的时间内,主持修订和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80多项,为后勤部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黄克诚主持总后勤部工作期间,特别强调对国家负责和对军队负责的一致性,强调全局观点,要求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黄克诚认为这是决定工作方法的政治立场和观点问题。总后勤部正是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来决定军队经费的分配,来处理各部门工作的关系,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保障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后勤供应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各项军队和国防建设事业的起步。
在黄克诚看来,总后勤部的工作可以概括成一句话:提供一切后勤保障,为把我军尽快建设成一支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大军而努力。军队越是正规化、现代化,对后勤的要求就越高。而部队正规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改战争年代的供给制为薪金制。这是一个关系到每个干部战士切身利益的敏感问题。作为全军薪金委员会主任的黄克诚,根据彭德怀的指示确定了三条原则:一是我军薪金标准不能过高,在全国人民生活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实行低薪制;二是薪金标准不能低于供给制时的水平,否则不利于军队建设;三是鉴于军队是个特殊职业,薪金应该略高于地方同级别人员。据此,确定我军军官薪金由级薪(如排、连、营等)和军龄补助两部分组成。这就既适应了当时国家的经济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又使我军的供应制度改革迈出了一大步。事实上,军官薪金制与义务兵役制、军衔制一起,成为中国军队迈向正规化和现代化的主要内容。
(二)倡建党委领导下的首长负责制,加强军队政治建设。建国初期,部队在学习苏军经验的过程中,一度出现了削弱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的严重情况。有些人认为,既然以苏军为榜样,就要毫无保留地学习苏军的制度,特别要学习苏军的“单一首长制”,并鼓吹“马列主义上不了天”(不能飞行),“政治工作不能开坦克”,“过去是打政治,现在是打技术”等削弱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的观点。
时任副总参谋长的黄克诚认为,就党的领导制度来说,从我军的发展经验和现实的优劣得失来看,集体智慧和个人负责制都不可少,应该把党委制、政委制和首长制各自的优点综合起来继续保持下去。因此,1953年9月,黄克诚在协助彭德怀筹备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的时候,明确提出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得到彭德怀的肯定与赞赏。随后,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根据彭德怀的指示,在发给各大单位讨论的提纲中明确提出:根据我军队历史传统、建军经验及目前的具体条件,应实行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10月5日,彭德怀写信请毛泽东审批提纲,毛泽东当即批示“照办”。几十年后,黄克诚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仍很激动,自豪地说“毛主席号召我们学习苏联经验”,但“我们没有学习苏联的‘一长制’”。
(一)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做出了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文章一开头,黄克诚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如何认识和评价毛主席,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接着,他从大革命时期讲起,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的贡献作了系统深刻的阐述。他表示赞同邓小平关于如何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原则意见,即“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二)正确认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黄克诚认为,要从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正确评价毛泽东。对于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黄克诚认为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在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完成了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后,没有及时地明确地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并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指导上犯了贪多求快的错误”,另一条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学多人民内部的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了”。他指出:毛泽东晚年犯错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把党曾经犯的错误都算在毛泽东一个人头上,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三)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旗帜,引领中国人民继续前进。黄克诚认为,毛泽东思想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几亿人民革命斗争中的产物,是“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发展了的马列主义,有中国的特点,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为人民做出过伟大的贡献,现在我们要团结人民、战胜困难、聚精会神搞四化,还要靠毛泽东思想。黄克诚最后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这是写在我们党章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的,是中央一再申明的重大原则。否定和诋毁毛泽东思想的行为,是违反党章党纪的行为,“真正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的共产党员,要同诋毁毛泽东思想,丑化毛泽东形象的现象作斗争,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
事实证明黄克诚的这篇讲话,对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为后来《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顺利出台,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历史作用。
1981年11月,黄克诚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发表了《关于党风问题》的讲话,后经人民日报转载,在全党产生了重大反响。这篇讲话中的许多思想和观点,直到今天仍然闪烁着理论的光辉,仍然对党的作风建设有着显而易见的借鉴意义。在这次讲话中,他主要论述了党如何抵制和克服不正之风的问题。
(一)要制止压制批评、打击报复。黄克诚认为,压制批评、打击报复是党内不正之风的首要表现,是“比较严重的问题”,“犯了错误不让人家说,说了就打击报复,给穿小鞋,甚至采取更恶劣的手段。这个问题各级纪律检查部门要十分重视……如果这种歪风不纠正,任其发展,党内外的群众就不能大胆与不正之风作斗争,不敢反映意见,我们就会闭塞,就会失去群众的帮助”。显然,他已经将这种不正之风提升到损害党内民主和党的群众路线的高度来谈,联系到“”的惨痛教训和现实中党的作风建设存在的问题,黄克诚的论述不能不说是高屋建瓴、发人深省的。
(二)要抵制外来不良影响。黄克诚认为,党的对外开放的政策是正确的,但必须清醒地看到,开放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很多新的问题。“外国的好东西我们还没有学到多少,因为像科学技术、科学的企业管理方法等等不是一两天就能学到的,需要一段时间。但是,那些坏影响,也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和腐朽的生活方式却像风一样到处刮。”他指出,全党要重视这个问题,“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并与之作长期的斗争”。应该说,在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1980年,黄克诚就能认识到抵制外来影响的的问题,并强调要通过加强制度建设来解决这一问题,在当时是具有先见之明的。
(三)利用报纸来加强对党的监督。黄克诚认为,通过报纸对不正之风进行批评是一个重要的方法。他指出,“有一个很长的时期,我们的报纸总是说好话,好像共产党没有缺点,实际上不是那么一回事,老百姓清清楚楚。像文化革命期间,报纸威信很低,很多人根本不看报,说它是光吹牛皮,说假话。前一段时期,报纸上公开对一些不正之风进行旗帜鲜明的批评,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也教育了我们的干部”。事实上,“报纸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是他们的责任”,“允许在报纸上正确地开展批评……是完全必要的,这是接受群众监督、密切联系群众的一种方法,是防患于未然”。因此,黄克诚要求,各级纪委都要和报纸密切地联系和合作,要鼓励和支持报纸正确地实事求是的批评。今天看来,黄克诚论述的实际上就是加强新闻媒体对党的监督的问题,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建议,直到现在仍然不失其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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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文》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起点,是他最早、最具系统性的哲学研究成果,对于我们研究马克思后来的整个哲学思想、自由思想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打击精心准备的:前提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独特理论贡献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提出了自我意识主要关注于客体与自我的关系,实现了对希腊哲学的超越;提出了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完善了自我意识结构;提出了自我意识必然面对和解决不同的时代问题。马克思博士论文的任务主要在于使人及人的自我意识高于神及宗教,从而使人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使人具有真正的主体性并获得真正的内心的安定。马克思博士论文主张自我意识哲学的基本问题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即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将之视为真正的自我意识之谜。
关键词:自我意识;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怀疑主义
关于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怀疑主义三大哲学在哲学史上的定位,争议很多,在马克思眼中,主调显然是灰色的:希腊哲学看起来似乎遇到了一出好的悲剧所不应遇到的结局,即平淡的结局。在希腊,哲学的客观历史似乎在亚里士多德这个希腊哲学中的马其顿王亚历山大那里就停止了。
但是,马克思认为,这样一种理解显然割裂了罗马哲学与希腊哲学的内在关联。这正是他要刻意区别德谟克利特原子论和伊壁鸠鲁原子论差别的一个重要动机。德谟克利特的原子是外在的,只是量上的相互组合和凝聚,以这种眼光看待希腊哲学与罗马哲学,势必会得出上述的结论。而伊壁鸠鲁的原子则是原子自身的各种变化,是原子的本质与存在的关系,是内在的关系,以这种眼光看待希腊哲学与罗马哲学,结论很显然,所谓的罗马哲学不过是希腊哲学的新的形式。所以,希腊哲学的死亡就如英雄之死:英雄之死与太阳落山相似,而和青蛙因胀破肚皮而死不同。太阳的落山不过意味着新的旭日东升,希腊哲学死亡之处,正是新哲学重生之地。
要明白三大派哲学对希腊哲学的超越,首先一个问题便是要明白,希腊哲学达到怎样一个高度。对于这个问题,黑格尔予以特别的说明,他明确指出,直到苏格拉底,希腊哲学达到的最高水平就是提出了“理念或共相”。但是,从共相本身发展出全体的特殊化,这种思想,这时还没有。用马克思后来的话说,希腊哲学的主要成就在于从具体到抽象(第一条道路),而从抽象到具体(第二条道路)却还完全没有。这也正是希腊哲学的限度。然而如马克思所言,只能把铁矿、铜矿等称为“矿物”是不会被真理所满意的。黑格尔说得对,自我意识哲学正是要超越这一局限:
必须以一个原则贯彻到底,应用到特殊上去,使一切特殊的东西的真理都可以按照这一个原则得到认知。
这种哲学思想还有一个结果,就是:它的原则,由于是形式的,所以是主观的;因此它具有自我意识的主观性这一重要意义(粗体为黑格尔自己所加,以后如不特别说明,所有引文的粗体均为作者自己所加)。
由于这样形式地、外在地去处理一般杂多的材料,因此思想以最确定的方式把握自己的最高点,就是自我意识。
黑格尔称之为“独断主义”。无论独断主义还是主观性,这些说法都带有黑格尔的某种轻蔑,然而还是应该将其与流俗的观点区别开来。自我意识并不完全是主观的,也是以客观性为前提的,只不过这个客观性不是自在的,而是自在自为的,是为我的。所以,对自我意识来说,重要的不仅仅是内容,内在的客观性,更重要的是主体的满足:
理念只有在自我意识中才得到满足;正如现时所谓哲学思想的那种理智的形式主义反而在主观心情中、在内心的情感和信仰内去求得它的满足和具体内容。自然界和政治活动当然是具体的,但只是外在的具体的东西;而那真正具体的东西却不是在特定的普遍观念里,而只是在自我意识和个人人格里。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认为:自我意识哲学“具有性格十分刚毅的、强有力的、永恒的本质,以致连现代世界也不得不承认它们享有充分的精神上的公民权”。
这样,主体就成为应该被关心的东西。而从内容上说,哲学史就是一个发现主体的过程,“自我”的发现是主体发现的重要一步。在这方面,希腊哲学直到晚期都没有真正的突破。普罗泰戈拉虽然将“我”视为尺度,但一是这个“我”只是一个主观的个体,二是,这个“我”并不是被意识到的我,从而并不是被哲学思想所谈论并进而进入哲学思想史的“我”(任何一种被意识的东西都是一种普遍性,我虽然是一个人,但一旦说出“我”时,就意味着每一个我)。相比之下,苏格拉底虽然宣称本质是普遍的“我”,但这个我却仍然具有存在的形式,我同其它事物一样,不过是另一种客观存在而已。
这也把思想的问题提了出来。希腊哲学的全部局限在于直接性和客观性。如果事物是什么,思想就表现为什么,那么这里实际上只有知识并无任何思想。所以,严格说来,希腊哲学并没有达到思想的水平。在这点上,黑格尔说得很对:
古代的伊奥尼亚学派是思维了,但不曾对思维加以反思,不曾把自己的产物确定为思维。
原子论者把客观的存在当成思想,——亦即抽象物,纯粹的实体。
只有在自我意识哲学这里,才开始了真正的思想和反思。从严格意义上说,知识不能说是我的知识,但思想却一定是我(甭管哪个我)的思想。
也只有在这里,才开始出现了哲学基本问题。这一点黑格尔也承认。希腊哲学由于将存在直接理解为思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根本没有思想,只有存在。只有在自我意识哲学这里,思想才成为了一种独立的自存。这样一来,那关于思维与对象一致的一般问题才出现了;也就是说,要求揭示出思维特有的内容问题才提出来了。
还有一点是必须提到的,那就是:只有在自我意识哲学这里,才真正开始有了真理这个概念。从此以后,我们才不再听到人们谈论什么是本质、自然,而只听到人们谈论什么是真理。之前,人们谈论的主要是本质,但真理和本质并不是一个东西;真理是被认识到(被思想到)的本质,本质则是单纯的自在。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体现着实证研究与哲学之别。黑格尔在《小逻辑》中对此有明确说明,他把一般自然科学的正确性(我们一般称之为真理的东西),仅仅称之为“不错”,称为本质的东西,因为它们仅仅是直接性地与自在对象符合,只有既是本质又被思想到的东西(自我确认)才是真理。无论黑格尔如何看待三大派哲学与希腊哲学的关系,有一点他不得不承认: 哲学上紧接着的下一个时期(三大派哲学时期——引者注)就是由于这个运动以及对这个运动的研究而著名,——这个时期所讲的不是那独立外在的、纯粹对象性的本质,而是那与自我确认处在统一之中的本质。……没有这个环节(自我确认),他们是再不能谈本质和本质性的东西的。
不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尽管马克思认为三大派哲学是对希腊哲学的超越和发展,并认为在这篇论文里他解决了一个在希腊哲学史上迄今尚未解决的问题,但还是要将这种哲学史观与后来的进化论历史观区别开来,也即并不能一概将后面出现的思想都视为是一种更高的发展。事实上,马克思认为,就内容方面,就其客观知识方面,此前的希腊哲学更为突出。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甚至认为,希腊艺术对于当代仍然具有不可逾越的典范性。相比而言,自我意识哲学则在形式上更为突出。
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他们关于自我意识结构的看法存在某种相似性,他们都认为,三大派哲学各自代表自我意识结构中的一环,因此,三大派哲学的整合正好构成自我意识的完整结构。所以,马克思说:
自我意识的一切环节都得到充分表现,不过每个环节都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存在……这些
体系合在一起形成自我意识的完整结构。对黑格尔来说,这分别意味着自我意识的三个原则:
这样就有三个原则是必然的:(一)思维的原则,即普遍性本身的原则……思维是真理的标准,是规定真理的东西。(二)与思维对立的一方是特定的东西本身,是个别性的原则,也就是一般的感觉、知觉、直观。以上就是斯多葛派哲学和伊壁鸠鲁派哲学的原则……(三)在斯多葛主义和伊壁鸠鲁主义以外,存在着第三者,怀疑主义,这是前面两种片面性的否定。
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怀疑派是作为前面两种片面性的综合出现的。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怀疑派的认识是极端错误的。正如黑格尔所言:
人们不正确地把怀疑论这件事说成一种怀疑的学说。怀疑只是不确定,乃是一种与确认相对立的思想,——一种举棋不定,一种悬而不决。怀疑包含着心灵和精神的一种分裂,它使人惶惶不安;这是人心中徘徊于二者之间的状态,它给人带来不幸。然而这是大错特错的:
古代的怀疑论并不怀疑,它对于非真理是确知的;它并不只是徘徊不定,心里存着一些思想,……换句话说,怀疑对于它乃是确定的,……它并不是悬而不决的,而是斩钉截铁的,完全确定的。
在怀疑论这里,可以洞见自我意识的全部目的:就是要使人的心灵和精神获得拯救与解放,为此,自我意识不太能够接受在自身之外存在一个决定自身的本质,使人心神不安。但在怀疑论看来,无论是斯多亚的思维的绝对性,还是伊壁鸠鲁感性的绝对性,对于自我意识来说,恰恰都是这种东西。
只要在自我意识面前有某物被认作真理,不管它是感性的存在或是思维的存在……它对于自我意识说就是本质,……对于它说,自我意识是个不足道的东西;……于是自我意识便失去了它的平衡,便陷入不安、恐惧和烦闷了。而怀疑派的自我意识则正是一种解脱,它摆脱了这种存在的全部真理,摆脱了把自己的本质放在这一类东西里的做法。因此,在怀疑论这里,形式是否定的,是对一切片面性和绝对性的否定,但内容是肯定的,是一种否定之否定,是对于自我意识摆脱外在本质的肯定,是一种彻底的自我意识解放,是一种彻底的自我意识哲学。
因此,在自我意识的完整结构中,首先,重要的一环是思想和思维。但要注意的是,这种思想不同于古希腊哲学那种对存在的纯粹抽象(抽象的实体)的思想,而是经过我、自我意识、思想确认的思想。关于此点,黑格尔有明确说明:
直接的思维也不是真理,只有当它与理性(逻各斯)相符合、通过理性的发挥而被认识到,并且作为与理性思维相符合的东西时,它才是真理。其次,是个别的、感性的事物。同样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感性事物也不是直接的存在物、直接的实体,而是经过我、自我意识、思想确认的感性事物。黑格尔用塞克斯都·恩披里克的观点说明了这一点:
在可感觉的和被思维的东西中,只有一些东西是真的,但并非直接地就是真的;反之,被感觉的东西只有通过它和与它相符合的思想的关系,才是真的。所以黑格尔说:
说某物存在或有真理性,并不是因为它存在(因为存在这个环节只是表象);而是因为它存在、它在意识的同意中得到它自己的力量。但是单单意识本身并不就是真理或概念,还需要有对象。对象的真实性在于对象符合思维,不在于思维符合对象;因为对象可能是感性的、变化的、错误的、偶然的。
黑格尔这个表述存在一点问题,但对于理解自我意识结构确有很大启发。关键是,这里出现了对象这个词。其一,只有能成为人的对象的东西才能成为人的对象,并不是什么东西都是人的对象;而能成为人的对象的东西,恰恰是自我意识所能关照的东西。自我意识无力达到的东西不构成人的对象,自我意识能够达到但无意关照的东西也构不成人的对象。费尔巴哈曾大谈特谈纯粹自然,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此有深刻批判,那种所谓的纯粹自然根本不是人的对象,因而甚至根本不能谈论它。马克思后来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到,人类从来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也表明了什么是自我意识意义上的对象。其二,能成为人的对象、成为自我意识的对象本身也表明,对象不是别的,它就是一个对面的自己,是一个对立面的自己,是一个否定的自己,是一个对立统一的自己。所谓对象无非是通过人的、表现为人的一种对象,是自己对自己的一种关系。也就是说,对象即自身。很显然,人的对象只能是人,即使面对猪,也会在猪中看到人;反之,如果在一个人身上看到了猪,那么这个人也是一头猪,因为他实际处在猪的关系中。这个观点经常被黑格尔和马克思用来论述自由原则——那些让别人自由的人,才是自由人,反之,那些奴役别人的东方君主本身也是不自由的。
自我意识结构的最后一环是上述二者的综合,或者是怀疑论那样的,对上述两个片面性的分别否定;或者是在更高的综合体中兼容、蕴含、统一、整合二者。这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如斯多亚派那样,最终将这种统一和整合归之于思想和思维(唯心主义),或者如伊壁鸠鲁一样,最终将这种统一和整合归之于个别的感性和物质(唯物主义);另一种则是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他归之为彻底的自然主义或彻底的人道主义: 我们在这里看到,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
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我们同时看到,只有自然主义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
事实上,当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提出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时,他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自我意识结构。传统的自我意识结构主要关注的是思想与存在的矛盾问题,或者是要从思想上理解真理(斯多亚派),或者是从个别的感性去理解真理(伊壁鸠鲁),从而使自我意识得到满足。但马克思将思想与存在的自我意识结构转换为理论与实践的结构,核心在于,不仅要理解真理,从而使自我意识满足,更重要的是,也要改变自我意识,实现哲学的世界化。同时,改变世界,实现世界的哲学化,使之成为世界历史的行动,实现自然的人化(彻底的自然主义)和人化的自然(彻底的人道主义)。
国内一些学者如萧诗美教授等认为,自我意识的矛盾一方面就是作为现实的自我与作为意识的对象的自我的矛盾,也就是自我在意识中的两重化,因此,自我意识的目的就在于解决这种两重化的困境。萧诗美教授在这方面的论述可以说在国内相关研究中算是最深刻的,然而,这里存在文本理解上的问题。实际上,关于自我在意识中的二重化,黑格尔是这样说的:
当我说“我”时,我的意思是指这个排斥一切别的事物的“我”,但是我所说的“我”,亦即是
每一个排斥一切别的事物的“我”。
这里确实出现了两个我,但不是实体的我与意识的我,如此就仍然是自我的主客二重化,而不是自我在意识中的二重化。所谓在自我意识中的二重化实际是指:当我说一个具体的我时,自然也就有了“这一个”我的唯一的意识。然而,同时,我并不是唯一的称谓,当我一旦被说出,也就意味着,我是一个普遍性,每一个都可以说我,我成了“每一个”我的意识。前者是个体性的,后者是类的,重要的是,它们都是意识,都是思维。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自我意识结构的首要环节就是思维,而不是实体。自我意识作为意识的矛盾就是个体意识与类的意识的矛盾,自我在意识中的二重化就是个体与类的矛盾。
对马克思来说,这也就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也即:存在和本质、对象
化与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③。
黑格尔也看到了这种矛盾,看到了异化,然而在黑格尔那里,其一,异化并不是什么真正消极的东西,所谓的异化不过是对象化,不过是自身的异在形式,是自身的对立同一,是自我的对立的确证。其二,异化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因而这种异化可以单单由自我意识本身就可以消除:
意识的对象无非是自我意识;或者说,对象不过是对象化的自我意识、作为对象的自我意识。(设定人一自我意识)。
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一自我意识。因此,人的本质的全部异化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
黑格尔既然只将这种矛盾理解为意识自身的矛盾,因此他也就将这种解决仅仅归之于意识和思维本身。然而对马克思来说,自我意识的这种矛盾,以及自我意识的这种异化,只有在实践中并通过实践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自我不仅在意识中二重化,也在现实中二重化,而且自我的现实二重化是自我的意识二重化的基础和前提。
人的现实的二重化仍然面对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个体与类的矛盾。劳动与实践不是别的,正是人自己的全部类力量。劳动对象也是如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但是,在异化劳动中,人却被二重化了,异化了。
(1)使自然界同人相异化,(2)……使类同人相异化……第一,它使类生活和个人生活异
化;第二,它把抽象形式的个人生活变成同样是抽象形式和异化形式的类生活的目的。……
(3)人的类本质……都变成了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了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
(4)……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
黑格尔虽然也看到了自我的劳动的二重化,但同自我在意识中的二重化一样,其一,他仍然从积极的方面予以理解,从自我确证方面予以理解;其二,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是哲学的行动。
国内一些学者如邓晓芒教授等也只是注意到了自我意识的自我确证的方面,提出了自我意识存在一个所谓自欺的结构,即自我意识在不同的对象上看到自己,将不同的对象认同为自己。但是,对马克思来说,并不存在这样的自欺结构,自我在意识中的二重化表明,在意识中自我不仅可能确证自己,也可能否定自己。同样的,自我在劳动中的二重化也表明,在劳动中,自我不仅可能确证自己,也可能否定自己。
问题不在于自我的确证与否定,而在于,无论对象如何不同,自我意识都将对象视为自己,不管是肯定的(同一)还是否定的(异在)。问题不在于自我的确证与否定,而在于,无论对象如何不同,自我意识都将对象视为自己的一种关系,不管是肯定的(自我确证)还是否定的(自我否定)。问题不在于自我的确证与否定,而在于,自我意识将通过意识和实践既克服意识中的自我异化,又克服现实中的自我异化,实现自我的同一。
因此,就算存在个体与类、本质与存在、自由与必然、对象化和自我确证、人和人、人和自然的矛盾,它们也是自相矛盾,是自我的矛盾,是内在的矛盾,而不是外在的矛盾。
个体与类的矛盾可以是外在的、互不相干的,但那样一来,就如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一样,它们只是组合和凝聚,如同金块是由许多小金块构成一样。但伊壁鸠鲁的原子则不同,那类不是别的,正是原子个体的产物,是原子个体的后代,是自我的后代。只不过这种后代并不都是个体的肯定,也有个体的否定。
同样的,本质与存在的矛盾也是一样。本质与存在并不是两种不同的独立存在、各自存在,如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相反,它们就是一种存在,存在不是别的,只是本质的表现形式,如同伊壁鸠鲁的始基的原子同元素的原子的关系一样。当然,存在既可能是本质的肯定,也可能是本质的否定(从否定方面体现着本质)。 自由与必然的矛盾也是类似。自由与必然并不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如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在德谟克利特那里,只有必然性而否定偶然性。然而在伊壁鸠鲁那里,自由与必然是一个东西。原子(自我)是自由的,就如同我作为一个类、普遍性是自由的一样(黑格尔马克思都有大量论述)。原子的偏斜是一种贯穿始终的自由原则,但是原子在其物质形式下,会遵循直线运动,即也会表现为必然性。偏离直线的原子会碰撞,碰撞的结果,原子遵循直线运动表现为必然性,同时也会随碰撞而自由飞翔。所以马克思说,在排斥中,原子在形式上的偏斜(自由)和在物质性上的直线下落(必然),都综合地结合起来了。
对象化与自我确证的矛盾太直白,以至于不需要过多言说。它可以是黑格尔所言的自我意识的对象化,也可以是伊壁鸠鲁形式上的个体原子在物质性上的多样性,还可以是人的本质力量通过实践的对象化,但无论哪种对象化,都是自我的对象化。只不过,这种对象化可能确证自己,也可能否定自己。
人与人的矛盾作为人自身的矛盾,当然是自相矛盾,如同伊壁鸠鲁的原子。这毋需多言。黑格尔将此理解为当然的,人感受别人的痛苦,就如同感受自己的痛苦一样。反之,人感受别人的幸福,就如同感受自己的幸福一样。因此,黑格尔才认为,奴役别人的人自己也不会是自由的。这也极大地影响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不过,对马克思来说,在异化劳动中,存在这样一种情形:人同人相异化,因为,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
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一样。人与自然当然可以被视为外在的、截然不同的东西,如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然而从自我意识的角度看,却不能如此,如同伊壁鸠鲁的原子。马克思说得很清楚,自然不是别的,正是人的无机身体,就如人是自然的有机身体一样。但是在异化劳动中,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却相互对立并相互否定。因此,将一切矛盾视为自相矛盾是自我意识的首要任务。所以马克思说:
排斥是自我意识的最初形式。
在政治领域里,那就是契约,在社会领域里,那就是友谊,友谊被称赞为最崇高的东西②。排斥不是单方面的,排斥就是双方排斥,自相排斥,如此,它们就处于同一关系中。在政治领域,如果能达成契约,那么也就意味着,完全不同甚至对立的双方终于处在同一关系中,那契约不是别的,就是双方的共同认可,就是自我意识。同样,在社会领域,如果能形成友谊,那么也就意味着,完全不同甚至对立的双方终于处在同一关系中,那友谊不是别的,就是双方的共同认可,就是自我意识。其它诸如正义等亦复如是。当然,它们仍然存在自我否定的可能。
这也同样适用于人和自然、人和人、存在和本质、对象化与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这类排斥更是自相排斥,因此,它们也就构成这类自我意识的最初形式。同样的,这种最初的形式仍然具有自我否定的可能。正如自我、自私的排斥是自我意识的最初形式一样,共产主义则是自我意识矛盾的真正解决。
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与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所谓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就是说人对自然要像人对人那样;反之,所谓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就是说人对人要像人对自然那样。
在这种自然的类关系中,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正像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
这也涉及到重新理解人化的自然或自然的人化的范畴问题。过去,对这两个范畴主要是从人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来说的,因此,强调的主要是实践暴力。人化的自然,意在强调这种自然是如何打上人的本质力量的实践烙印。自然的人化,意在强调自然成为人的工具和手段,成为人手、脑等器官的延伸。这种错误尤以美学界为盛。实际上,这里仍然是在自我意识的意义上说的,人化的自然不过是说人的关系自然化,而自然的人化不过是说自然关系的人化。因此,这一范畴不仅仅不是反生态的,恰恰是最具生态意义的。
不同的时代都有其不同的时代精神,自我意识哲学内容和形式自然也会随之发生重大变化,但自我意识哲学的任务却从来没有根本改变,那就是,为人类提供安身立命的精神归宿。现在,世界面临的纷扰远非伊壁鸠鲁时代所能及,与此相比,人类却正在不断丧失自己的精神家园,面对人类心灵遭遇的种种新困惑,马克思那一警句仍然振聋发聩:
只是现在,伊壁鸠鲁派、斯多亚派和怀疑派的体系为人们所理解时代才算到来了。
事实是,这个话在今天仍然可以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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