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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合作”这个词语变得越来越流行,无论是在理论表述、学术探讨还是日常生活的交流中,都会看到这个词语得到广泛的应用。这似乎意味着一个合作的社会的到来。社会合作是指不同的个体或集团之间自觉地采取互相配合的方式以实现某种目的的行为。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图书馆的社会合作研究概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在信息时代,图书馆需要更多的社会合作,以满足公众日益增多的信息需求。讨论我国图书馆社会合作的发展历程,重点就信息时代图书馆社会合作类型进行分析,并探讨不同类型图书馆社会合作实现的方法与途径。
【关键词】:图书馆 社会合作 实现途径
现代化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分工合作,任何国家、组织、机构都不可避免的会与外界发生联系。作为服务机构的图书馆自然也不能例外。
利用有限资源争取向社会大众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图书馆的这一天然的工作定位,决定了图书馆的社会服务性,形成了图书馆与社会合作的客观基础。因此社会力量与图书馆事业合作的例子就不鲜见于历史。国内像北京图书馆从1954 年起先后接受著名作家大量手稿,建立了章太炎、王国维、鲁迅、郭沫若、矛盾、闻一多、老舍、巴金、曹禺等手稿专藏。国外则有1895 年三家私人图书馆(富商阿斯特图书馆、爱书家伦诺克斯图书馆、前纽约州州长蒂尔登图书馆)合并为美国最大公共图书馆――纽约公共图书馆的例子;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将自己大部分财富捐建了2800个图书馆的传奇经历更是被称为美谈。
何为社会合作?我们采用2010年广东省科技图书馆馆长李宏荣对图书馆社会合作的描述。他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进行过介绍:从狭义上讲,图书馆社会合作是指图书馆与自身法人实体以外的社会机构和个人之间开展的各种形式的合作与共建;从广义上讲,则是指图书馆为了完成机构自身的职责与任务,与员工、与读者、与同行以及其他机构和个人之间开展的各种形式的合作与共建。
从社会合作的描述上,我们可以看出,图书馆社会合作,是图书馆与社会不同资源结合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资源的交换和利用,目的是为了完成图书馆的职责和任务。根据对定义的理解,我们做出以下推论:第一,社会合作可以让图书馆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开发利用,从而提升资源的社会效益。第二,社会合作可以补充图书馆资源不足的制约,或者与社会进行更优的交换。第三,资源的优化使用会让图书馆得到更好的服务效果,服务范围可能更广更深入。
对于图书馆的社会合作类型,角度不同,分类也不同,比如,若从社会合作的原始动力而言,对图书馆来说,有由外到内的接受性合作,有由内到外的需求性合作,也有基于双方需求的互助性合作;若从合作方向而言,有单向性合作和双向性合作;等等。本文以图书馆社会合作的动机角度,提出:基于资源交换的社会合作,基于价值认同的社会合作和基于行政指令的社会合作。
资源交换类的社会合作,动机起源于社会个体和单位对资源交换优化的需求。合作中的各方,为获得各自所需资源而产生合作动机,合作的过程以彼此的收益最大化为行事原则。此类的合作包括比如名人在图书馆举办的新书签售讲座、培训机构与图书馆合办的培训班、网络公司为图书馆提供网站建设服务等等。
价值认同类的社会合作,动机起源于社会个体和单位对图书馆作为社会公益事业的认同及合作双方的自身职能使命履行,合作者以自身价值或职能的实现为目的而产生合作动机,合作的过程以彼此的价值实现及职能履行为行事原则。此类的合作包括比如读者对图书馆的捐赠、基金会或慈善机构的援建、图书馆对弱势群体的服务开展等等。
行政指令类的社会合作,动机起源于政府政策和规章下的相关个体和机构的配合性执行,合作者的动机来源于政策和规章的指导,合作的过程以政策规章的要求为行事原则。此类的合作包括比如法定缴送本制度,政策引导下的公益性捐献,社区对图书馆事业的支持等等。
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合作内容基于三个方面:资源合作、服务合作和管理合作。这个划分依据是基于公共图书馆日常业务的三大主要模块,每个模块当中的社会合作方式存在一定的共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实践中社会合作往往是跨部门跨模块的,一次好的社会合作往往需要若干方面的配合。类型的划分是为了研究便利。
(一)资源合作。资源合作是图书馆与社会个体、社会机构通过合作获取履行职责所需资源的过程。
资源在这里不仅限于馆藏资源,但凡图书馆在开展业务的过程中需要用到的资源都在此范围内,如经费、专业文档、设备、展品、场地、渠道、实物甚至是人力资源,都属于资源合作的范围。由于资源的实用性,其实用价值很多情况下不以图书馆环境或其他环境而转移,良好的公用性使得资源合作是目前图书馆社会合作最为普遍的合作类型。
(二)服务合作。服务合作是图书馆与社会个体、社会机构通过合作,开拓、扩大、深化自身职责和任务的过程。
服务合作是图书馆利用社会分工将图书馆服务专业化的方式。诸多图书馆业务,在开拓、扩大、深化的过程中,使得图书馆面临人员能力和专业资源的缺乏,服务合作通过与专业机构和个体的挂接,可以降低图书馆开展服务的成本,提高图书馆执行的效率。常见的服务合作包括图书馆新服务的拓展、图书馆原有服务的深化和升级、对图书馆自身发展的服务支持提供,等等。
(三)管理合作。管理合作是图书馆与社会个体、社会机构通过合作改善图书馆管理机制,发挥管理职能的过程。
图书馆行业一直有其图书馆管理研究,自成体系。同时由于市场面窄,社会机构也没有主动进入的动力。图书馆界一直有借鉴其他行业管理经验“本土化”至图书馆行业的举措,但是始终不太系统。因此在管理合作上相对来说图书馆与社会合作相对较少。
由外部社会个体、社会机构参与图书馆的管理合作,大致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一是图书馆发展战略层面。比如类似于在企业中常被提及的ERP(企业资源计划)、BPR(业务流程重组)等概念,由专业机构与图书馆合作后形成网络集成管理和图书馆流程重组;又比如图书馆聘请专家团协助提出图书馆部门规划调整、馆藏建设定位等等。
二是图书馆项目层面。如设立图书馆OA系统,或是定期对员工进行专业培训,或是提供福利。 三是图书馆一般性管理层面。如图书馆服务反馈,图书馆读者调查。
图书馆是社会合作的主体,通过资源合作、服务合作、管理合作的三种途径,匹配社会合作对象,完成社会合作的主客体联系。
图书馆的社会合作对象,即图书馆社会合作中的客体,是社会合作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图书馆社会合作的主要研究对象。
社会合作中,对象的不同决定了图书馆这一主体所采取合作方式的不同,也带来合作结果的不同。本文按合作对象与图书馆合作时表现出不同合作方式的标准,将其分为了四个大类。
(一)个人及非正式组织。个人,是图书馆社会合作中,社会合作对象的最小单位。非正式组织,最早由美国管理学家梅奥通过“霍桑实验”提出,是人们在共同的工作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以感情、喜好等情绪为基础的松散的、没有正式规定的群体。
(二)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是指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它的目标通常是支持或处理个人关心或者公众关注的议题或事件。非营利组织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从艺术、慈善、教育、政治、宗教、学术、环保等等。
(三)营利组织。参照非营利组织的定义,可归纳为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企业。
(四)政府机构。也可称之为政府组织。广义的政府指行使国家权力的所有机关,包括国家的立法、司法与行政机关。狭义的政府仅仅指国家的行政机关,即根据宪法和法律组建的、正是行政权力、执行行政职能、推行政务、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机关体系,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在此我们取其广义概念。
对图书馆社会合作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则可得到以下几点:
(一)图书馆自身状况。作为社会合作的主体,图书馆自身状况是影响社会合作的最基本原因。图书馆的状况主要从两方面体现,一是图书馆形象,二是图书馆资源。前者包括包括图书馆在运营时所建立的办馆理念、专业精神、团队素质、精神面貌;后者包括图书馆馆舍、地理位置、馆藏资源、人力资源、经费、政策、宣传渠道,读者数量,图书馆访问量,等等。
(二)政策环境。由国家、各部委、各省市颁发的文化事业政策,反映政府部门对图书馆事业某一段时期的重视程度和推动方向,它决定了公共图书馆在该时期的职能和社会定位,同时,也决定社会个体、社会机构能够参与图书馆事业的方式和程度。
(三)社会文化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经济环境主要反映在社会对图书馆事业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对图书馆事业提供支持的条件的环境。
(四)科学技术发展因素。科学技术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坚强后盾。可以说,图书馆的发展历史也是科学技术发展史的一个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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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教学相比传统教学模式,更能培养学生信息获取、加工、分析、创新、利用、交流的能力。网络教学能够培养学生良好的信息素养,把信息技术作为支持终身学习和合作学习的手段,为适应信息社会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打下必要的基础。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古代汉语文学网络教学平台的概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古代汉语文学网络教学平台的概述全文如下:
(一)古代汉语网络教学平台的含义
当前,互联网应用深入到各个领域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网络教育”蓬勃发展,被人们所普遍接受和认可。2013 年教育部允许全国 68 所重点高校进行网络教育招生,提供了成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另一方式。而网络教学平台同网络教育优势一样,具有开放性和便利性。在国家教育部的支持下,全国各大高等院校开始开发和建设网络教学平台,辅助课堂教学和传播知识。在深入研究古代汉语网络教学平台应用现状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什么是网络教学平台,什么是古代汉语网络教学平台。
1.网络教学平台的含义
网络教学平台是基于校园网的网络化教学环境,是集通知发布、课程信息查询、多媒体视频点播、移动教育、网络教学环境于一身的教学支持综合系统。
2.古代汉语网络教学平台的含义
本文所研究的古代汉语网络教学平台是指在网络教学平台上发布的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内容和在网络教学平台上进行的古代汉语教学活动的总和。它主要包括古代汉语课程介绍、教学大纲、教学日历、教师信息、教学材料、课程通知、答疑讨论、课程问卷、教学邮箱、研究型教学、课程作业、试题试卷库等模块。古代汉语网络教学平台与网络课程的关系 网络课程一般指“通过网络表现的某门学科的教学内容及实施的教学活动的总和。它包括两个组成部分:按一定的教学目标、教学策略组织起来的教学内容和网络教学支撑环境,其中网络教学支撑环境特指支持网络教学的软件工具、教学资源以及网络教学平台上实施的教学活动”。
关于古代汉语网络教学平台的研究,笔者查阅大量的书籍和期刊论文,发现相关研究较少,在中国知网上只查阅到一篇期刊论文。另外,在对古代汉语教学方法的研究中,有一篇论文与古代网络教学平台相关。 王圣奎在《试论网络教学平台对古代汉语教学的辅助作用》中认为,“传统的古代汉语教学模式和多媒体辅助古代汉语课堂教学模式存在诸多缺陷,而网络辅助古代汉语课堂教学是教学模式改革和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网络教学平台与传统古代汉语课堂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是当前最理想的教学模式,网络教学平台的建设对辅助古代汉语课堂教学有着重要的作用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但王圣奎仅对古代汉语网络教学平台的作用进行研究,而没有深入调查研究目前的古代汉语网络教学平台是否充分发挥了其辅助课堂教学的作用以及古代汉语网络教学平台的具体应用情况。 刘爽在《高师古代汉语通论教学研究》中认为“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上网学习通论内容。教师可以将课堂讲解过的通论教案、课件、相关练习等上传到网站上。学生在课余时间,可以上网对所学过得知识进行复习。同时,学生也可以将一些疑惑的问题发布到网站的论坛上,教师和学生共同讨论解决”[2]。她认为应用古代汉语网络教学平台能够改善高师古代汉语通论教学的方法,但没有对于如何应用古代汉语网络教学平台进行深入、具体的研究。
一、古代汉语网络教学平台应用存在的问题
随着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古代汉语网络教学平台在古代汉语学习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辅助古代汉语课堂教学的重要手段。古代汉语,历来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的重点和难点,有“中文中的外语”之称。古代汉语网络教学平台的应用,解决了古代汉语课堂教学时间有限、地点有限、师生交流有限等一系列问题。但现在的古代汉语网络教学平台还处于应用的初级阶段,还有待改进和完善。
笔者将在本章深入分析古代汉语网络教学平台应用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原因。通过对学生问卷和教师问卷的数据统计,我们对古代汉语网络教学平台的应用现状初步掌握,并且发现当前的古代汉语网络教学平台应用存在部分师生对古代汉语网络教学平台不够重视、古代汉语网络教学平台使用频率不高、古代汉语网络教学平台没有充分发挥辅助课堂教学的作用等问题。部分师生对古代汉语网络教学平台的重视不够部分教师对古代汉语网络教学平台应用的重要性缺乏认识 古代汉语网络教学平台对课堂教学有辅助作用,古代汉语网络教学平台的应用,打破了传统课堂教学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实现了对课堂教学的再现、延伸和反馈。
(一)部分师生对古代汉语网络教学平台缺乏认识
1.部分学生对古代汉语网络教学平台的使用缺乏兴趣
如果学生对古代汉语网络教学平台没有兴趣,那么他肯定不会经常使用古代汉语网络教学平台。学生的使用频率不高,教师对古代汉语网络平台的建设就会失去积极性,就会消极对待。实际上,学生对古代汉语网络教学平台缺乏兴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古代汉语本身晦涩难懂,而古代汉语知识又是理论性较强缺乏趣味性的,学生很容易产生畏难情绪。
2、加剧学生的厌学情绪
,古代汉语自身又具有特殊性,它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与现代汉语有着明显区别,这些原因都加剧了学生的厌学情绪。学生在实际学习古代汉语时,在疏通文意上会产生障碍,特别是当学生遇到难理解、难掌握的文言词汇、文言语法时,内心就会产生排斥心理,再加上学生对作品的时代背景缺乏了解,学生学习起来比较吃力,由此学生产生了畏难情绪。另一方面,网络教学平台作为一种新型的辅助课堂教学的方式,学生还没有完全适应和接受。我们常说教师适应了粉笔加黑板的传统教学模式,那么作为在学校学习了近二十年的学生,同样习惯了传统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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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概述
论文摘要:城市遗产保护工作是上海城市规划与建设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近20年的探索实践中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法律与管理制度。文章对这一制度做了全面概述,并对其运作特点和利弊进行了分析。
论文关键词:上海 遗产保护 法律制度 管理制度
论文正文:
上海长期以来十分重视历史建筑和历史地区的保护工作建立并逐步完善了严格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制度保护了城市历史风貌提升了城市品位弘扬了都市文化塑造了城市精神进一步凸现了上海历史文化名城与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相互交融的独特魅力。
上海市现有13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13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并于1989, 1994, 1999, 2005年先后分四批确定了663处共2154幢.总面积约400万m=的建筑为优秀历史建筑(其中6}处为文物保护单位)
2003年上海确定了中心城区12个历史文化风貌区包括外滩、老城厢、人民广场衡山路复兴路、南京西路.愚园路.新华路、山阴路.提篮桥.江湾、龙华、虹桥路历史文化风貌区总面积为27km’占上海市老城区的I/3e2。。5年上海又确定了郊区及浦东新区32个历史文化风貌区,总面积约14km’。上海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逐步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和管理机制。
.上海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制度逐步完兽的历程…学术研究为先导
早在20世纪5。年代上海就开始着手进行有关城市建筑历史的三史(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调查工作对上海建筑历史特别是近代建筑历史有了初步的归纳为后来的历史建筑保护工作打下了初步的基础。改革开放后出版的《上海近代建筑史稿》(陈从周.章明编著)和《上海近代城市建筑》(王绍周著)即为这一工作的记录。
自80年代起学术界对上海近代城市和建筑的研工作逐步展开并不断深入。}993年罗小未教授指导博士研究生伍江完成博士论文《上海百年建筑史(I 840.1949)并于1997年正式出版。1999年郑时龄教授的专著《上海近代建筑风格》出版。这些成果使上海城市建筑文化遗产的基础研究工作走上一个新的台阶。还有阮仪三教授及其领导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以及同济大学一批教师和研究生对上海外滩.老城厢、提篮桥等历史风貌地区和大量历史建筑所做的长期调查与研究为上海城市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打下了重要的学术基础。与此同时有关上海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学术研究工作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高潮涌现出一大批学术研究成果并在国内外掀起一场上海热一。上海学俨然成为一门显学。所有这些都有力地支持了上海历史遗产保护工作
1.2率先提出保护名单.颁布保护法规
上海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真正全面开始是20世纪80年代。1986年上海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a 1989年在国家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的推动下上海在广泛征求专家意见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优秀近代建筑保护名单。1990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公布了上海市第一批共59处优秀近代建筑(后来又增补至61幢)。由于当时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这6}处保护建筑只能被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并参照文物保护的有关规定进行保护与管理。1991年}2月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布《上海市优秀近代建筑保护管理办法》上海初步形成了由规划局.房地资源局和文管委共同负责的管理机制。此后按照《上海市优秀近代建筑保护管理办法》1993年、1999年和2005年上海又陆续公布了第二批175处.第三批}62处.第四批230处优秀历史建筑一批近代产业建筑和解放以后建成的建筑也名列其中:并由规划局负责编制保护建筑的规划控制要求(技术规定)。
除单体建筑保护工作的有序推进之外上海市还较早地开展了历史风貌特色区域成片保护工作。1991年上海市规划局开始着手组织编制上海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外滩等日片区域被列为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1999年上海市规划局又组织编制了《上海市中心区历史风貌保护规划(历史建筑与街区)))对199}年划定的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明确了保护范围和要求确定了234个街坊.440处历史建筑群共计1000余万平方米的保护保留建筑
1.3进一步健全法制,强化风貌区整体保护
2002年上海又在原保护管理办法的基础上通过市人大立法正式颁布了《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进一步提高了历史建筑保护的法律地位并正式在法律层面上明确了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保护同时还将保护建筑的刘像由一94,年以前建成的近代建筑扩大到包括产业建筑在内的具有30年以上的历史建筑。根据这一条例上海市人民政府于2003年正式公布了中心城区一2片共27km’历史文化风貌区。上海市规划局随即组织编制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0 2004年《上海市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编制完成并得到市政府正式批准为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的编制作了富有开创性的探索0 2005年上海市中心城区一2片历史文化风貌区规划全部编制完成并得到市政府的批准同年上海市规划局又开始着手郊区历史文化风貌区的划定工作。32片共141an}的郊区历史文化风貌区在经过专家反复讨论和公共媒体公示后正式划定。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也随即开展
2003年一0月上海市召开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建立最严格的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制度将上海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工作提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05年上海市政府正式成立一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委员会并下设由规划局房地资源局和文管会组成的办公室上海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又迈入一个新时期。
2上海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制度与机制
1992年一月l日起开始施行的《上海市优秀近代建筑保护管理办法》是我国第一部有关近代建筑保护的地方性政府法令。在其颁布实施后的整整「年时间里一直规范和指导着上海近代建筑的保护工作对于上海历史建筑的保护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上海保护工作的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者如分类保护原则).制度框架(其中最重要者如规划、房地.文管三个政府部门共同管理.各司其职的管理模式)自此基本形成
作为一部政府行政法令其法律地位有一定的局限性。同时该管理办法仅涉及近代建筑的保护对于城市大规模改造中成片历史文化风貌的保护难以约束。经过两年多的酝酿和和各方面专家的反复讨论zooz年初上海市人大会第36次会议正式开始审议由市规划局等政府部门和有关专家起草的《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草案)》。2。。2年7月上海市人大会第4一次会议通过该条例并正式公布于2003年一月l日起施行。自此上海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了一部真正法律意义上的地方性法规这部条例在法律层面上确立了上海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法律制度.管理体制与运作机制
2:保护原则
该条例不仅是对原管理办法法律地位的提升也更加完善了原有的管理内容与管理制度条例明确了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工作中统一规划.分类管理.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利用服从保护一的原则
2.2保护对象
根据该条例上海的保护工作由单体建筑的保护扩展到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保护并明确要求规划管理部门应组织编制风貌区保护规划在法律层面上明确了区域保护的要求
条例也扩展了保护对象由原先对建于一949年以前的优秀近代建筑的保护扩展到对建成30年以上的一优秀历史建筑的保护。条例所确定的保护对象为l建筑样式.施工工艺和工程技术具有建筑艺术特色和科学研究价值2反映上海地域建筑历史文化特点3著名建筑师的代表作品斗在我国产业发展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坊.商铺.厂房和仓库5其他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优秀历史建筑值得注意的是条例在国内首次提出了产业建筑的保护
2.3分级保护
在历史建筑保护管理上延续并进一步强调了分类保护原则即根据保护对象的价值及完好程度分为四个保护等级第一类建筑的立面结构体系.平面布局和内部装饰均不得改变第二类建筑的立面.结构体系.基本平面布局和有特色的内部装饰不得改变其他部分允许改变第三类建筑的立面和结构体系不得改变建筑内部允许改变第四类建筑的主要立面不得改变其他部分允许改变
2.4仍存在的问题
《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为上海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设定了基本法律框架为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与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同时也留下了一些管理上难以处理的矛盾目前上海市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保护管理是采用由规划.房地文物三个部门分工.协同管理的体制n文物部门负责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管理房地部门负责优秀历史建筑的保护管理规划部门负责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上述保护建筑的规划管理但由于文物管理执行的是文物法文物法中的一些规定难以适用于还处在使用状态中的历史建筑而条例中的一些行之有效的规定又与文物法的个别条款不尽一致这样对于那些已被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建筑就面临着适用法律上的矛盾。为加强各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协调上海市政府在原有三部门沟通协调机制的基础上专门设立了保护委员会办公室「使三个政府部门能够有一个常设的协调机制
3上海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制度的实施与操作
3.」规划管理
《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为上海的保护工作制定了一个总体框架但在具体管理中还必须有细化了的规定与要求。首先是必须针对历史文化风貌区编制具有法律地位的保护规划对各保护建筑制定明确的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对每一幢保护建筑提出明确的保护要求
在规划管理上上海逐步形成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总体规划).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详细规划)单体保护建筑规划与建设管理及风貌区建设项目管理等不同层面规划管理内容其中控制性详细规划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它既是对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总体要求的具体体现又是具体建设项目规划管理的直接依据。
2004年上海市规划局以《衡山路一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为试点组织开展了历史文化风貌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工作为全面开展中心城区的风貌区保护规划提供了范本目前上海中心城区一2片历史文化风貌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已全部编制完毕并获得市政府的正式批准
同时上海市规划局还会同市房地部门和文管部门编制完成了文物保护单位和各优秀历史建筑的技术管理规定和规划控制要求为单体保护建筑的保护与规划管理提供了依据
3.2建筑管理
根据《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市房屋土地管理部门负责优秀历史建筑的保护管理为此市房地资源局组织制定了各保护建筑的具体保护要求并负责将保护要求和保护义务书面告知房屋所有人.使用人和有关物业管理单位「保护建筑若发生转让.出租行为转让人出租人有义务将保护要求书面告知受让人.承租人受让人.承租人应承担相应的保护义务。若需对保护建筑进行修缮或有任何改扩建等改变保护建筑现状的行为必须得到有关部门审核批准。若仅涉及建筑内部使用性质和室内布局由市房地部门负责审核批准若涉及改变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准内容(如改变建筑的平面布局立面形式.主体结构.面积.层数高度等)则必须得到市规划局的审核批准。对于擅自拆除.迁移或不符合保护要求进行修缮的行为房地管理部门有权责令其限期改正恢复原状并可对擅自拆除者处以相当于被拆建筑重置价三到五倍的罚款对擅自迁移者处以相当子被迁移建筑重置价一到三倍的罚款对违反保护要求修缮者处以该建筑重置价犯%以下的罚款
由于条例不涉及文物保护单位因此保护建筑属文物保护单位的其保护管理由市文物管理部门根据文物法并参照《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负责管理。对文物保护单位的修缮工程若涉及改变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准内容的也必须得到市规划局的审核批准4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
根据《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局从2003年起开始着手组织编制并于2005年完成了各风貌保护区的保护规划这一规划的编制完成并得到市政府的及时批准为上海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严格.规范并具有很强操作性的依据
4:创新编制模式,强调整体保护,细化控制指标
该规划属于控制性详细规}}l层面但又希望超出一般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深度它不仅要包括一般控详规划的内容(如用地性质与建设容量控制.道路交通.市政设施.绿化景观.公共设施配套等)同时更突出保护的要求(如保护要素的认定.保护对象的分类风貌街道与空间的保护等)建筑尺度适宜且密度适中是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一大特点因此规划明确风貌区内严格控制建筑总量核心保护区内坚持原拆原建即严格保持现有建筑总量并严格控制风貌区内新建建筑的高度
城市历史文化风貌的保护不等于最有保护价值的建筑单体的保护真正意义的城市保护是整体意义的保护。它不仅包括那些重要建筑物的保护也包括那些重要建筑物所在整体环境的保护特别是完整历史街区的保护。除建筑物外道路和街巷格局街道尺度.街廓景观.城市空间肌理.地块尺度与形状、绿化环境.墙面装饰.地面铺砌.典型材料和色彩等等都是保护的要素「
在建设控制方面规划首先将风貌区划分为核心保护区和建设控制范围。核心保护区内的建设行为受到更为严格的控制一般不允许大规模建设且坚持原(面积.高度)拆原建原则。在建设控制范围内明确只有允许建造的范围需要整体规划的范围和一般历史建筑.‘其他建筑拆除后的空地内才有可能允许新建.改建和扩建行为在建筑高度控制万面按沿街建筑高度一非沿街建筑高度.相邻建筑高度和住宅建筑高度来控制。在建筑密度方面更多考虑地块原有密度.周边地区平均密度等因素进行控制且规划建筑密度不得超过本街坊现状建筑密度的ioi以确保原有城市肌理得到延续.为保证原有街道尺度和界面得到延续允许在建筑退界.后退红线.绿化覆盖率等方面适当突破一般规划技术规定。
毛2通过规划控制,保证整体风貌达到.大程度保护
该规划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对风貌区内所有建筑进行分类用历史的眼光细致地对规划区域内的每一座建筑进行分类在认真的甄别与鉴定的基础上明确每一座建筑的留.改牛fit生质。事实上法定保护建筑只能保护非常有限的一部分优秀建筑。而仅有少量保护建筑是不可能真正保护和延续城市的整体历史文化环境的。因此必须在更大范围内保留那些有历史文化特色构成风貌特征的大量背景建筑一并通过规划审批程序确保其法律地位同时使其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这次规划除法定的保护建筑外对其他所有建筑是保留还是允许拆除都予以明确。充分考虑规划及房屋土地管理的操作性将风貌区内所有的建筑划分为保护建筑.保留历史建筑.一般历史建筑.应当拆除的建筑和其他建筑五类。具体地说就是所有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都属于保护建筑其他具有较高保护价值或风貌特征明显的历史建筑在本规划中被列为“保留历史建筑规划要求予以保留.一般不得拆除。其他历史建筑(主要指建于一949年以前房屋质量较差但却是整个区域历史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称为一般历史建筑允许拆除重建但重建建筑一般要求原面积原高度且必须与原有风貌相协调第四类建筑为一应当拆除建筑-即那些与历史文化风貌不协调的各类违章搭建.危棚简屋。第五类称之为其他建筑即各类合法建造的多.高层建筑虽与历史文化风貌不协调但暂时没有条件拆除或不可能拆除的。这种分类使得风貌区内每一幢建筑留.改拆的整治措施都得到了明确的落实」
4.3确立分街坊图则.确保规划落地
在规划文本上的最突出之处是分街坊图则。风貌区内所有街坊均设单页。规划的所有控制要求和控制指标都在每一幅街坊单页上明确表示每一幢建筑.每一条街巷每一个空间.每一片空地和每一处庭院的规划控制要求都在图上清楚标识。尤其是对建筑保护分类(留改.拆性质).可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容量要求具体的建筑高度控制等图上都应有明确规定这种图则表达方式非常便于日常规划管理已在目前的规划管理中发挥了非常积极而有效的作用。
4.4建立特别论证制度.杜绝抽自改变规划
制定好的城市规划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规划的实施是一个动态的实现过程。问题是如何保证规划变更的科学性.权威性和合法性为保证规划的有效实施同时也为能使规划随着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规划中特别设计了专家特别论证制度一。也就是说任何一个需要改变规划的决定都必须经过专家组的专门论证后方可做出而对该专家组的组成成员有明确的规定其一半以上的成员必须来自市政府批准的保护专家委员会。将规划变更纳入合法程序这对于改变目前我国城市规划管理中随意更改规划的现象将是一个有效的探索。
随着社会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艰巨性和迫切性。 建设是发展保护也是发展一这一观念已在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得到越来越多的共识。而健全法律制度完善政府管理机制是做好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保障。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随着法律制度的不断健全随着体制机制的不断完善卜海的城市遗产保护工作一定会越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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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中共各路军队刚进入东北时,就认识到东北匪患的严重性。中共东北局及各省委都发出关于部队剿匪的指示。但因与国民党军队战事紧迫,使绝大多数部队投入正面战场,剿匪工作没有达到效果。到了四平保卫战之后,国共双方出现短期的和平局面,使部队能够投入到剿匪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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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46年5月至1947年5月,东北民主联军由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这一过程中东北民主联军经历了其塔木、“三下临江、四保江南”等战役。本文从史料和具体战例分析入手对转变原因进行了论述,详细阐明了组织领导、根据地建设、战略战术三个方面的具体做法。
【关键词】东北解放战争 防御转变进攻 原因分析
【论文正文】
一、正确的形势分析与组织领导为部队工作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1946年6月1日,中共东北局发出《关于四平保卫战后东北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示》分析了严重的形势,指出,敌占四平、长春一线并向两侧伸展后,由于各地群众尚未普遍深入发动起来、根据地尚未真正建立起来,加之土匪、民团乘机蜂起,群众中特别是战区和近战区群众存在严重的观望态度,部分党员干部中的和平观念未彻底克服。因而,“形势是异常严重的”。《指示》还对作战方针、兵力部署、军工生产提出了明确意见,对各地区的党政军工作适应新形势起了指导性作用。
6月6日,国共双方达成东北停战15天协议。后因国民党军队新的进攻未能准备好及受到中原战场的牵制,实际停战延续了4个月。这是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中技高一筹的表现。6月16日,中共中央给东北局发出指示,为了统一领导,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同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并以林、彭、罗、高、陈五人组成东北局。这一指示体现了一切工作以确保战斗胜利为中心的原则。
7月3日至11日,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了东北中央局扩大会议。会议文件于7月7日正式公布,题为《东北的形势和任务》,也称《七七决议》。决议指出:必须克服和战问题的混乱思想,准备以长期的苦斗争取和平。一切游离不定及侥幸取得和平的想法,都应扫除干净。要坚持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正确方针。以后的形势发展充分证明,《七七决议》对统一东北地区全党全军的思想,指导对敌斗争,起到了重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作用。这次东北中央局扩大会议是东北全党工作的一次重要转折,它给以后东北战争局势的转折奠定了基础。
二、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为部队提供了有力的后方保障
1.清剿土匪。早在中共各路军队刚进入东北时,就认识到东北匪患的严重性。中共东北局及各省委都发出关于部队剿匪的指示。但因与国民党军队战事紧迫,使绝大多数部队投入正面战场,剿匪工作没有达到效果。到了四平保卫战之后,国共双方出现短期的和平局面,使部队能够投入到剿匪工作中。1946年6月4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关于剿匪和发动群众工作》的指示。要求对地方武装进行彻底整顿,对反革命分子和杀害我之干部的叛变分子要采取坚决镇压政策。6月11日,黑龙江军区发布《关于剿匪命令》,提出:各县要联合进行剿匪,剿匪除奸与发动群众配合起来。12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又发出了《剿匪工作指示》,要求主力部队参加剿匪工作,并于16日划分了各主力部队和各军区的剿匪区域和后方根据地工作区域。中共东北局决定将主力部队以师或旅为单位划分工作区,又确定了各军区后方根据地区域。自此,标志着中共中央东北局全面开展了根据地的创建工作。
2.建设农村根据地。中共东北局广泛发动干部下乡的热潮,克服干部中的错误思想,强调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并确定以能否深入农民群众为考察共产党员品格的尺度,一切深入农村者给予奖励,不愿到农村去的给予批评。到1947年底,共有一万两千名干部下乡。在此期间,1946年8月29日,中共中央东北局给各分局及省委发出了《关于深入进行群众土地斗争的指示》,明确了使雇农、贫农和中农结成巩固的联盟,照顾富农,分化地主阶级,集中力量打击大汉奸、恶霸、豪绅、大地主、土匪头子的政策。
这一庞大的干部队伍充实到农村根据地建设,按照指示精神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摧毁了农村中的封建堡垒和国民党的社会基础,并在斗争中培养了大批农村干部,成立了农会和其他群众团体,建立了基层党组织,改造了村政权,组织、武装了十二万民兵。工作中,政治宣传、思想教育工作发挥了极大地作用。1946年7月3日《东北日报》以《发扬马斌式的群众工作》为题发表社论,介绍了马斌在松江县做群众工作的典型经验,总结了做群众工作的方法。1946年7月11日,中共东北局党刊创刊,林彪亲自定刊名为《群众》。下乡干部利用二人转等东北群众喜欢的宣传方式,宣传保卫土地、当兵光荣。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地方兵团源源不断补充兵力,每个主力师充实到一万人左右。
三、在正确的战略方针指导下,运用灵活的战术使部队在实战中得到充分的锻炼
1.围点打援战术。国民党军队为了摆脱南北受敌的不利局面,于1946年12月中旬,发起了对南满以临江为中心的解放区的进攻。为了配合南满保卫临江,北满民主联军决定南下松花江,这就是东北民主联军一下江南作战。北满民主联军集中主力3个纵队和3个独立师,于1947年1月5日向松花江以南出击,6日,三师出其不意地包围其塔木要点的国民党军新一军113团一个营。6日拂晓,一师经过急行军,到达其塔木和沐林河之间的张麻子够一带,准备打击从九台增援其塔木的国民党军113团。东北民主联军用三个团和一个师部警卫营,共十个营围歼国民党新一军113团,歼敌200余人,俘虏800多人,团长赵迪被击毙。这场战斗运用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法。围点打援战术在解放战争后被评为解放军十大军事原则。
2.步炮协同战法。1947年2月18日,北满民主联军二下江南作战,东北民主联军第6纵队在炮火支援下,对德惠守敌发起进攻。德惠战斗是东北战场上第一次大规模步炮协同作战。德惠之战打了3天,以东北民主联军未能攻破结束。虽然,德惠之战东北民主联军没有取得胜利,但是战后总结了丰富的步炮协同作战经验。在此后的战斗中,东北民主联军战斗一次,总结一次,使每名指战员掌握步炮协同作战方法。
参考文献:
[1]丁晓春,戈福禄,王世英.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2]陈沂.辽沈决战[M].北京:人民出版社.
[3]刘汉.罗荣桓元帅[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4]黄克诚.黄克诚自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
[5]肖劲光.肖劲光回忆[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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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运动是与学生为主体的、具有一定的诉求的群体性活动,发源于南宋时期,在近代达到高潮。提及学生运动史,一般都从“五四”说起。其实,学生运动的历史可前溯到古代社会,而且不乏先例,至有规模、势超过“五四”者。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区位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是以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运动为先锋和主体的爱国民主运动。1945 - 1947 年,也就是从争取和平民主到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两年间,国统区进步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三次全国性的斗争高潮,即一二·一运动、抗暴运动、五·二〇运动。前两次斗争的最初发生,分别在昆明、北平,第三次则以南京、上海和北平、天津为主要的发生和高潮地区。随着第二条战线的形成,进步学生运动遍及全国,而以南京、上海为主的华东城市,以北平、天津为主的华北城市,以重庆、昆明为主的西南城市,始终是学生运动的主要聚集区和斗争的主要战场。
作为第二条战线的主要构成,国统区学生运动的发生、发展及其重要意义和历史影响,无论华北、华东、西南以及其他地区,具有相同的内在联系。由于主客观条件的不同,不同地区的斗争呈现出不同的态势、不同的过程,甚至出现不同的结果。以毛泽东关于第二条战线的阐述为基础,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研究战后中国城市学生运动的主流。然而对于学生运动主体自身的研究,对于学生运动发生时空的探查,对于学生运动客观区域的比较,已有成果尚未显现出足够的重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1]( P731)通过对同一性内部差异的分析,比较三大区域学生运动中的异同,对于考察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策略,总结历史经验,深化共性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于解放战争时期学生运动三大区域的研究,要立足于区域的形成。而区域的形成则受制于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体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性质。即所谓历史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 P668)如果仅就前一个历史时期而论,重庆 ( 西南区) 、南京 ( 华东区) 、北平 ( 华北区) 在抗日战争中充当了不同的角色。三座城市中,一座是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一座是汪伪中央政权所在地,一座是地方伪政府的治所。战后学生运动在这三个区域迅猛爆发,并且先后成为运动的中心,必然有其相同的内涵。
1. 社会经济和城市发展不平衡,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突出特点。近代以来,“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 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和可能。[2]( P626)毛泽东所言,对于理解近代中国城市的发展,以及城乡间、城市间的发展不平衡,予以了深刻的揭示。
近代中国城市的发展,以外国资本的入侵和民族资本的增长为主要动因。外国资本入侵的巨大影响,沿海、沿江、沿边地带首当其冲。辛亥革命之前,上海及周边的南京、宁波、杭州,天津及邻近的秦皇岛,西南诸省的昆明、重庆,已被开为通商口岸和商埠。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倚重于轻工业,尤以纺织、面粉加工等业地位显着。这些不需要大量矿产原料的产业,在交通运输发达的中心城市形成规模,促进东南、华北、西南地区的城市形成群落。至抗日战争胜利时,人口 100 万以上的行政院直辖市有 5 个,依次为上 海 ( 430 万 ) 、 天 津 ( 170. 7 万 ) 、 北 平( 167. 2 万) 、南 京 ( 103 万) 、重 庆 ( 100. 2万) .[3]( P215 -216)北平、南京、重庆曾先后被作为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所在地,上海、天津则是这一时段中国工商业城市之伯仲。这些城市是“五四”以来中国最重要的城市,成为全国或者区域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倚借现代交通、工商贸易、文化传播的影响,这些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日益显着,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区域化格局。
近代城市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影响,冲击着本土文化,也促进了文化间的交流。从地域上讲,平津、沪宁、成渝分属燕赵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有着历史形成的社会传统和生活方式。近代社会对传统文化颠覆的初期过程,产生了双重作用。一方面,加大了区域内的文化交流,使地方文化内涵的体现更加集中。另一方面,增进了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使现代社会的思想和信息更快传播。接受现代文化的青年学生,思想观念上的影响尤为明显。文化交流的结果,是社会整体思想观念的进步,区域文化的现代性增强,而区域内的文化个性日渐消弱。作为地域与观念的结合体,文化区域在社会生活和近代思潮的变迁中继续显现。
2. 近代以来的中国教育事业,显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中国自与欧美各国以及日本接触以来,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生破天荒的大变,教育不得不随着大变”.[4]( P2)一方面,近代学校教育制度在中国出现和形成,成为中国社会与文化变革的重要培基; 另一方面,社会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也使得学校教育制度推进缓慢,加剧了中国教育的发展不平衡。
20 世纪初叶,中国开始大学教育的规模发展,形成以大学堂、高等学堂及大学预备科、专门学堂为主的大学类别。 “高等学堂及预备科,定各省城设置一所”,后发展到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省治城市。据 1909 年清政府统计,直隶以19 所、四川以 10 所、江宁以 9 所的大学数量,居全国前三位。[4]( P117 -125)私立大学始于上海中国公学,而后有复旦公学等; 教会大学较多分布在口岸城市,以及外国势力进入较早的华北、东南、西南地区。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中国大学的分布格局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抗战中的大迁徙,保存和发展了 “流亡大学”,也促进了西南地区的教育。1945 年与 1937 年相比,高等学校由 108 所增加到 141 所,在校学生由 41922 人增加到 83498 人。1946 年大学复员时,国民政府虽对西北、西南高等教育有所扶持,但全国的教育分布格局并未改变。教育部长朱家骅坦言,“我国大学集中京沪平津之不合理,尽人皆知”.[5]
1948 年,国统区有高等学校 218 所。在59 所 国立、私 立大学中,上海 10 所,北平 8所,天津、南京、成都、武汉各 3 所,超过半数; 在全部专科以上学校中,上海 36 所,广东17 所,四川 16 所,北平 14 所,重庆 12 所,南京、江苏各 11 所,分列前六位。[6]( P582 -587)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平衡,是学生运动区域形成的自然环境。
教育发展不平衡性也体现在城市的发展与分布上。城际联系是斗争联盟的载体,也是形成区域性斗争规模的重要因素。1948 年的省会以上城市高等学校数量,依序为上海、北平、广州、重庆、南京、天津、武汉、成都、福州、南昌、西安等。不仅这些城市大中学校的数量和规模都在国内前列,而且平津、沪宁、成渝分别与其周边城市的大中学校形成群落,成为城际斗争结盟的优厚条件。武汉、广州、福州、南昌和西安的进步学生,亦曾踊跃投身第二条战线,武汉大学六一惨案震惊全国。但其所处的中南、西北等地区,城市规模或城市群落的发展有限,文化信息的传播相对滞后,城际间的力量聚合也相对薄弱,因而难于同比。
3. 中心城市是中国共产党在白区工作的重点区域
中心城市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革命斗争资源的积累雄厚。中国现代爱国主义运动的第一把火在北平点燃,中国工人阶级在上海首次登上政治舞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先后在这些城市设立代表机构中央局或中央分局,直接领导革命斗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在白区尚未系统形成科学的工作方针与斗争策略,中心城市的工作几经挫折。抗日战争爆发后,平津、宁沪相继失守,中共中央及其地方组织积极领导开展沦陷区的斗争。1940 年 9 月,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 ( 第一号) ,决定成立敌后工作委员会,领导与推动整个敌后城市工作。中央强调,“全党同志应把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视为党的最重要的任务”.[7]( P492 -493)中央提出的 “依靠乡村打入城市积极的开展城市工作”的方针,逐渐完善的城市工作领导机构和工作部门,[8]( P319)为解放战争时期城市斗争准备了思想与组织基础。
中央在 “第一号通知”中明确,以上海、北平、天津等中心城市及有关根据地为据点,以重庆为推进整个南方敌后城市工作的中心,以延安为推进整个北方工作的中心。中央、中央( 分) 局和各根据地都成立了相关部门和机构,开展城市工作。在中央的部署和领导下,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的秘密工作取得显着成效。一是领导和组织机构逐步系统建立,发挥了城市斗争的核心作用; 二是 “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思想日臻完善,成为指导秘密斗争的科学的工作方针; 三是对于党员的思想、气节和斗争策略教育的不断开展,促进了革命斗争的坚定性和科学性; 四是积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适度的斗争运动,推进了城市民众对共产党的认识和了解。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中心城市 “以适当的方法建立广泛的社会统一战线,适当的进行群众工作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使党能得到社会掩护真正的埋藏于广大群众中”,[9]( P72)为第二条战线积蓄了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城市工作中采取了不同的方针与策略。中共南方中央局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卓越贡献。不仅如此,南方局在中心城市的工作,对爱国民主运动和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推动和持续民主运动的开展,极大地强化了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其次,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为日后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准备了基础。再次,学校工作的持续开展,促成了爱国民主运动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格局形成。最后,形成了一套适合白区环境和特点的斗争策略与斗争形式,为第二条战线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爆发的爱国民主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但就三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高潮而言,则有着不同的背景环境、发生过程、主体目标、斗争方式,以及特点和意义。列宁认为,“针对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具体特点,把问题的不同重点和不同方面提到首位并加以强调”,是唯物辩证法的科学观点。[10]( P710)从这个角度考察 1945 -1947 年间的学生运动,三大区域的形成及其对三次斗争高潮的影响更加清晰。
1. 西南区域
西南区域泛指四川、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省份大中城市的学生运动,以重庆、昆明、成都的大中学校学生斗争为主要力量。以一二·一运动为标志,西南区域掀起了全国爱国学生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以 “反对内战,争取自由”为主题的一二·一运动发生在大后方,有着深厚的社会背景。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后方处于和平与内战、民主与独裁、爱国与卖国的矛盾焦点。持续八年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使共产党的办事机关合法存在。共产党的思想主张和方针政策,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到群众中。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不仅进一步加重了共产党在大后方民众中的位置,更增进了社会对共产党关于战后和平建设主张的了解。因此,西南地区既是国民党在体制上统治最为严密的地方,又是国统区民众对共产党了解最多的地方。
举国上下正为争取实现国内和平奔走呼号之际,在全国政治中心的所在区域,各种政治力量聚集的地方,矛盾爆发自然首当其冲。1945 年 11 月19 日,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在重庆集会,成立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在国统区发出民主运动的先声。
悠久的中国历史,把西南造就成一个民族与文化特色鲜明的区域。而鲜明的特色又对近代社会,对中国革命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20 世纪30 年代,工农红军转战川、黔、滇,以疲惫之师冲破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胜利北上。除去战争双方的政治立场,南京国民政府和西南地方政权,蒋介石的中央军系统和西南军阀的复杂关系,乃至地域、民族、风俗的种种差异,都成为影响国共角逐力量对比的因素。云南作为抗战大后方的前线,与太平洋战场的结合部和唯一的国际通道,更加形成独特的历史环境。抗战胜利前夕, “由于地方政权之没有和中央政府清一色,自由的民族主义者能够得到机会在云南和四川西部都 发 行 报 纸,相 当 进 步 的 批 评 中 央 政策”.[11]( P19)战后龙云彝族统治集团在云南处于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汉民与边民、党团与军队、政府与学校等多重矛盾之中,成为民主运动发生的客观条件。
一二·一运动肇始于 “民主运动的堡垒”昆明。抗日战争时期,由南迁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聚集了一大批具有民主思想的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在南方局关于 “勤学、勤业、勤交友”[12]( P58)的方针指导下,进步力量从思想到队伍形成强大的阵营。自八一五日本正式宣布投降当日,西南联大举行 “从胜利到和平”时事晚会起,昆明的民主和平活动接连不断。而此时的重庆位于国共谈判的中心,国民党对大中学校的控制甚为严密。
蒋介石尚处在内战的准备之中,对学生的欺骗与利用仍在发挥作用。共产党为争取实现和平民主,在谈判桌内外努力避免矛盾激化。民主同盟和各进步团体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采取一致策略。成都、贵阳等城市,以青年学生为主的进步力量相对薄弱,成为斗争的主要参加者和响应者。“以昆明罢课为标志”[13]( P1177)的民主运动爆发后,重庆各界率先行动起来,抗议反动派暴行,声援爱国学生。成都、乐山、贵阳、遵义进步力量纷纷响应,形成了西南地区民主运动的区域规模。
2. 华北区域
华北区域指北平、天津及其周边保定、唐山等城市的学生运动,以平津大中学校学生斗争为主要力量。华北区域的初步形成,以抗暴运动为标志,掀起了全国爱国学生运动的第二次高潮。19 世纪末,北平是中国封建势力的最后营垒; 20 世纪初,北平又是先进文化的聚合地。
新旧势力的针锋相对,爱国与卖国的矛盾尖锐激化,使这座文化古城成为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的发生地。20 世纪中期,这里又成为社会矛盾的聚焦点。与华东地区相比,共产党在华北敌后的力量更加强大,平津地区与大后方的距离更远,苏联进军中国东北后的影响也更甚。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出发,以及与蒋介石出于制衡苏联、抢占东北的格局考虑,使华北地区成为美军最先进入也是驻兵最多的地方。从 1945 年 9 月30 日第一支美军部队登陆塘沽时起,3 个月内华北地区美军已超过 5 万,接近同期也是驻华美军总数最多时的 11. 3 万的一半。[14]( P330)美军控制北宁铁路山海关内沿线之后,不断侵入解放区,其挑衅滋事行径一再遭到共产党方面的揭露。
虽然在 19 世纪 20 年代后期,北平作为政治中心已然不复存在,文化中心却未被取代,继续着主流和上层文化。在历史的转折时期,这里既能够形成引导民众的思想潮流,掀起社会变革的风暴,也能够造就学术大家和意见领袖,推进民主运动的开展。由于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和贡献,中国社会曾经普遍给予好感。知识层面高度评价美国的民主,甚至以之作为在中国实现民主和自由的楷模。于是在 1946 年 2 月英美苏同时公布雅尔塔协定时,国统区发生了只针对苏联的抗议游行,北平亦在其中。但从抗战胜利时起的短短一年间,这个阶层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看来,民族与民主并不矛盾,气节比自由更加重要。毛泽东在延安向美军观察组说,我们不害怕美国的民主影响。每一个在华 的 美 国 士 兵 都 应 该 是 一 个 民 主 的 活 广告。[15]( P224 -228)美国士兵没有做好这个广告,而是 “把坦克、装甲车开过王府井”. [16]( P7)美国式的民主与其所扮演的和平角色,开始在中国内战的危机中被否定。
北平的教育和文化事业在城市发展的影响举足轻重。着名高校成为学生运动的堡垒,北大、清华、燕京甚至被称作 “小解放区”,统治当局则叹其 “形同租界”.[17]( P168)北平解放前夕,全市3300 多名中共地下党员中,“学委所属党员约为其半”;[18]而 “小解放区”的党员及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已 “占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左右”.[19]( P140)由于学校多、学生多,报纸 “都特别注重学校的消息,往往专辟一栏刊载”.[20]( P14)1946 年大中学校的陆续复原,更增加了文化与教育界对社会的影响力。
12 月 24 日美军暴行发生后,北平市警察局即告知中央社机构,要求各报不得报道这一事件。首获消息的亚光通讯社和一些报社,还被要求到警察局具结承诺执行。26日,消息仍在北平见报,中央社阻挠刊登的电令甚至被编成新闻,迅即激起抗议浪潮。北京大学48 位教授联名致函美驻华大事司徒雷登抗议,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主持北大、清华、燕京三校联席会议,决定对游行学生不加阻止,并请求有关机关保护。抗暴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形成声势浩大的学运高潮。
3. 东南区域
东南区域泛指宁沪与江苏、浙江等东南地区省份大中城市的学生运动,以南京、上海、杭州的大中学校学生斗争为主要力量。东南区域的学生运动,自 1946 年高校复员后形成规模,在五·二〇运动中,构成全国爱国学生运动的第三次高潮。
1946 年 5 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中国的政治中心迁移,对于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布局产生重大影响。南京成为五·二〇运动的中心战场,连同沪、杭、苏构成斗争的主要区域,都与此直接相关。首先,作为国民政府所在地,国民党的政令、法规出自南京。反饥饿、反内战成为这次运动的主题,斗争的目标直指统治中国的国民党中央政权。5 月 20 日,宁、沪、杭、苏学生联合在南京游行的目的,就是向国民政府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以及教育部、国民参政会请愿。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三次大会当日开幕,部分参政员提出停止内战、恢复和平的提案。南京政府为“确保首都秩序”,冲突必不可免。其次,国民党的腐败和政府体制的腐败,成为教育发展的极大障碍。行政院长张群在答国民参政员问时承认: “此次学潮,最先发生于二三大学学生关于学校行政、学制与待遇诸问题的请求”.[21]
所指既包括学生反映的共性问题 “待遇”,也包括个性问题 “行政”“学制”.南京报界称,“今天的大学教育正如一个垂危的病人”; “教育极度混乱”的原因,除去内战、物价者外,即为 “党派斗争白热化”和 “学生无书可读”.[22]( P115 -116)五·二〇运动中,各地学生冲破 “不得越级请愿”的禁令,聚集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与自身利益相关的要求。上海 51 所中学应届毕业生反对 “会考”,举行盛大游行送代表到南京请愿。
江浙地区是中国工业的发达地区,上海为民国时期的工业中心。毗邻南京,上海起着双重作用。其一,上海是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剥削中国人民的中心城市,方便于蒋介石在政治和经济上依赖帝国主义。其二,上海拥有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五四”以来的历史表明,进步学生与工人阶级的结合,即先锋与主力的结合,是城市斗争运动推进的重要模式。裴宜理在描述“中国工人的政治影响”时说, “五卅运动中,由于激进派学生的刺激,工人们愤怒抗议日英帝国主义的暴行,要求结束军阀统治”; “20 年后,即 1946 -1948 年的内战时期,上海广大工人和学生充塞于街道,抗议国民党的统治”.[23]( P2 -3)1946 年 6 月 23 日,上海发生 5 万余人反战游行,2 万余名工人成为游行队伍的主力。到五·二〇之前,上海的工会已发展到 400 多个,有组织的职工近 40 万人。
就在国民党当局大肆镇压学生运动时,上海工人阶级发出了 “向伟大的学生运动致敬”的口号。[24]( P462 -472)六·二三运动显示了沪宁地区开始成为民主运动的重心,但青年学生在斗争队伍中的构成有限。1946 年暑期大学复员后,爱国民主阵营的结构出现了变化,青年学生成为斗争的主要力量。抗暴运动后期,领导学生斗争的部分骨干分别由华北等地聚集上海,筹建全国学生抗暴联合总会。在共产党组织和进步团体处于秘密状态的情况下,以普遍性群众团体的名义公开组织斗争成为有效形式。它能使学生运动中的骨干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不仅加大了对学生群体乃至整个社会的号召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统治者的赤裸镇压。五·二〇运动中,南京、上海、浙江等地学生团体和华北学联在上海筹建中国学生联合会,并决定以 “京、沪、平、浙四区学联为大会秘书处”.全国学联第一次理事会的出席者,为“南京区、平津区、浙江区、武汉区、上海区”,主席为南京区,秘书处设上海区。[25]( P362 -366)由此可见宁、沪、杭、苏学生斗争在全国学生运动中的重要影响,以及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域形成的巨大声势。
三次学生运动的高潮中出现了斗争的三个集中区域,或者说三个核心区域形成了三次斗争运动的高潮。实际上,这是学生运动本身和发生时空的主客观互为作用。毛泽东提出历史研究的“古今中外法”时说,要 “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做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26]( P400)对国统区学生运动进行区位研究,就是考察不同区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及内在联系,是对事物的个性与共性关系的考察。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国统区学生运动、发起第二条战线斗争的历史过程,也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过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成功领导国统区学生运动的一条基本经验。
十六字方针是中共指导白区工作的唯一的科学方针。无论在哪一个区域、哪一个时段、哪一次斗争运动,贯彻和执行十六字方针是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而在领导不同时期、地区,针对不同群体、对象,争取不同目标的具体斗争中,同一方针下可能策略不同,同一策略下可能运用不同。三大斗争区域的形成和三次运动高潮的兴起,正是在不同的时空,坚持正确的工作方针、实施灵活的斗争策略的成功实践。
1. 紧紧抓住斗争主题,在不同的时期确定不同的斗争目标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一目标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最终实现。但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不同阶段,斗争的任务不同,提出的口号不同,实施的策略也不同。形成于不同时段的国统区学生运动三大区域,其间最大的区别也在于此。一二·一运动缘于国民党在签订 “双十协定”的同时大举进攻解放区,始于国民党施暴昆明大学校园,“反对内战,争取自由”遂成为学生斗争的基本口号。[27]( P123)抗暴运动缘于美国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和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政策,始于驻华美军在北平的暴行,中共中央立即提出 “美军全部撤离中国,反对美国干涉内政”的斗争要求。[28]( P3)五·二〇运动缘于国民党内战政策导致的国统区经济危机和教育危机,始于宁沪平津等地学生请愿游行被蒋介石斥为 “恣肆暴戾”的 “越轨行动”,[22]( P236 -237)斗争的中心口号便由最初的 “反饥饿、反内战,挽救教育危机”,发展成为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
围绕不同时段的中心工作和斗争目标,中共各级组织在不同时段和不同地区运用了不同的斗争策略。一二·一时期利用蒋介石尚未摘下“和谈”面具,以及西南地方势力的反蒋情绪,争取更多的民主力量加入阵营。抗暴运动则是以青年学生为现身说法,把美军暴行与美国对华政策直接联系起来,动员起平津地区全部大中学校学生,最大限度地激发国统区群众的民族自尊心。五·二〇时期的斗争策略,是 “从生活斗争的不断发展中来突破”, “使每个生活斗争成为另一面的政治斗争”.学生们 “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的三个要求,也就成为斗争不断深入、目标不断提高的三步过程。五·二〇运动之后,随着军事战场的不断受挫,蒋介石“撕破民主伪装的最后残余,实行疯狂的法西斯独裁的最后挣扎”.[30]( P310)针对这种形势,学生运动主要与自身的直接利益相关,如浙江于子三运动、上海一·二九运动、北平助学运动,到反美扶日运动掀起新的高潮。各地在斗争策略上都做了调整。一是不与反动当局做碰硬的较量; 二是斗争要求较多的关注经济与社会层面; 三是群众运动组织性更加严密。
2. 灵活掌握斗争策略,在不同的环境中形成不同的斗争模式
解放战争时期,南京、北平、昆明均是国统区中心城市,但所处区位不同。抗战胜利时,蒋介石对南京的接收策略是,必须在解除日军武装的同时 “即能完全掌握之,以期构成受降及恢复治安之有利态势”.国民政府还都后,更进一步强化对南京的政治控制。北平为国民党在华北的政治军事中心,却临近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后国民党依靠美军帮助进入北平,“因受共军之牵制,故进行较为迟滞”.[31]( P3 -7)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名义上管辖 2 个战区、3 个直辖市和 5个省,实则政令不出,故而自嘲 “上不沾天,下不着地”.[32]( P601)昆明是战时国际交通线的联络站,又是大后方的一个战略支撑点。战后西南成为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争控的焦点,云南首当其冲。昆明行营主任龙云为阻止蒋介石势力,一定程度上开放和支持云南民主运动。如闻一多所言,“抗战末期,昆明是民主运动的先锋”.[33]( P355)昆明事变后,云南当局压制民主的措施,无疑成为一把双刃剑。
战后初期,成规模的学生运动最先出现于收复区南京、北平,而不是民主力量最强、国共交锋最直接的后方重庆、昆明。1945 年 9 月萌起的反甄审运动,由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特定的群体引发,直接涉及收复区以公立大中学校师生为主的利益。反甄审运动并未形成全国性的高潮,既是受争取和平重建大势的影响,也在于利益群体的相对有限,加之国民党调整了相关的政策。尽管如此,这场斗争由沦陷时期建立的中央大学、北京大学率先行动,斗争从东南、华北兴起,波及到整个收复区,区域间的不平衡依然可见。
与反甄审运动并行的争取和平民主运动在昆明出现高潮,是种种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首先,作为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两种势力、两个命运和前途的较量无处不在。其次,更多的社会问题聚焦昆明。蒋介石集团强势解决地方势力,以枪炮迫使主政 18 年的云南王龙云就范,新的当局崇信武力的心理一再膨胀。而中央军势力的大举进驻,一蹴而就的集权控制与久已形成的民主氛围,形成了表面与深层的矛盾,也就是之后的 “开会”与 “开枪”的尖锐对立。进步师生抵制当局的禁令,成功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不熟悉环境的特务们,由于自己割断电线而无法行动,使关麟征 “因为这些人的愚蠢而大发脾气”.[27]( P463)即令在时事晚会上讲演的教授一半为国民党员,即令美国领事也认为教授们的讲话只不过 “温和地批评了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即令学生所提关于美军撤离中国的要求“还看不出有反美情绪”,当局仍对学生 “采取如此野蛮的无法无天的手段”.
以至于西南联大国民党和三青团的负责人、历史系教授姚从吾说,“风潮的扩大,全是由于军人的盲目泄愤”,李宗黄、关麟征 “热情有余,见识太差”.此前力主在收复区实行甄审的傅斯年,受蒋介石之命调停昆明学潮,也认为 “地方当局荒谬绝伦,李宗黄该杀,邱清泉该杀”.[27]( P409 -410)在西南联大,国民党籍教职员占了很大比例,教授中的党员甚至可能接近半数。就是这样一所大学,被关麟征称作 “共产主义的温床”,有的教授被指为“穿着国民党外衣的共产党”.[27]( P479)然而,在对云南当局的谴责上,无论是坚持民主正义,还是出于义愤激情,或者为统治者出谋献策,西南联大乃至云南知识界的公开态度都是一致的。
从抗暴斗争到五·二〇大游行,国民党内的派系矛盾,中央与地方处置民主运动的差异,以及北平当局与知识界的联系,都在影响着北平学生运动的外部环境。李宗仁说 “我在平三年,与北方教授们揖让往还,相处甚得,这也是我平生殊可引以自慰的事”.[32]( P606)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认为蒋介石 “整饬学风”的文告 “不很公道”,学生干预政治起因是政治不上轨道。[34]( P350)由于李宗仁、胡适以及北平市长何思源的立场,加之民主人士对他们和社会的影响,北平的政治氛围与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控制下的昆明,与蒋介石的 “首善之区”、汤恩伯任职卫戍司令的南京,有着很大的不同。一二·一事件被比作1926 年段祺瑞政府制造的三·一八惨案,使国民党在和平特使马歇尔面前十分被动。蒋介石表白 “不打算重蹈 ‘段祺瑞’的覆辙”,并曾一天5 次与关麟征通电话, “明确下令不能再在学校发生流血事件”.[27]( P484)国民党策略的调整,对之后由北平发起的抗暴运动迅速推向全国,产生了一定客观影响。
与一二·一运动和抗暴运动不同,五·二〇运动在南京形成高潮,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五·二〇运动主题的形成,显示了斗争规模由小到大、斗争目标由低向高的发展。1947 年 4 月 28日,中共上海中央分局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分析,5 月将是新的高潮开始, “这一高潮不像抗暴带有突然性”, “是此起彼伏、连绵不绝、分散的生活斗争,是生活斗争与政治相互协通到一定时机又汇合成为全面性的政治斗争”.[29]( P365)五·二〇运动的源头,一说为中央大学教授会要求提高教育经费改善教员待遇的 “五六宣言”,一说为学生抗议副食费降低的 “吃光运动”.有此二说,恰恰体现了五·二〇运动酝酿过程中,斗争阵营的不断壮大。五·二〇前夕的口号是反对饥饿,斗争目标局限于经济和教育方面。
五四纪念活动之后,北平学生较早把 “反内战”与 “反饥饿”的口号直接联系起来,5 月 18 日即已向社会广泛发起反饥饿、反内战的宣传。而同一天,中央大学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方研究决定,在斗争中增加 “反内战”的口号。19 日,中央大学第八次系科代表大会以 102 票对 10 票,通过在宣 言 和 标 语 中 加 入 “反 对 内 战 ” 的 原则。[35]( P95 -96)在斗争口号中增加新的内容,显示了运动在向更深层面发展。5 月 18 日 《中央日报》刊登三青团骨干的 《复课宣言》中说,“我们尤其反对请愿的目的中途变质”.南京提出“反内战”较晚,有利于更加广泛的争取社会群众,也避免出现时机不成熟的交锋,不失为成功的斗争策略。1945 - 1947 年,是中国城市学生运动的一个特殊时段,三个区域和三次高潮均形成于此。
自 1947 年下半年起,国共对于城市民主潮流的方针策略都作了较大调整,使得学生运动的区位特点开始淡化。国民党在中心城市加大镇压力度,全面实施白色恐怖,边远地区的氛围相对宽松。共产党则不再强调反对内战的口号,这与人民解放军发起战略进攻同步,也表明进步学生把希望寄托于革命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讲,三个区域和三次高潮促进了第二条战线的形成; 而第二条战线的形成,为学生运动开辟了新的斗争模式与更加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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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红外线来传输信号的通信方式,叫红外线通信。红外线波长范围为0.70μm~1mm,其中300μm~1mm区域的波也称为亚毫米波。大气对红外线辐射传输主要是的影响吸收和散射。红外线通信是一种利用红外线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可传输语言、文字、数据、图像等信息。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通信工程职称论文范文:新型红外光通信装置概述。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本红外光通信装置,采用以红外线来传送音频信号的光电系统,由发射部分、接收部分和中继转发装置组成。发射部分与音响设备相连接,从音响设备输出的音频信号调制红外光以后,由接收机接收,还原原音频信号,喇叭输出。在此过程设计中,发射部分使用了S8050放大器,它是一种功率放大器,放大其音频信号。接收部分用了一款常见的小功率音频放大器D2822A,这两个芯片构成了红外通信装置的核心。该装置语音传播几乎无失真,传输距离满足要求,操作简单。当加一个中继转发点时,改变90度方向,效果良好。
1.1 总体设计
本耳机由发射模块和接收模块两部分组成。发射模块:主要包括基本电路及红外发光二极管,主要是在5V电压的驱动下,将音频信号经基本电路来驱动红外发光二极管将信号发射出去。接收模块:主要包括S8050功率放大器及其周围辅助元件,主要是在5V电压的驱动下将接收到的发射信号经D2822A功率放大,然后驱动喇叭来发出声音,使收听者能够听到发射端发出的音乐。其总体原理框图如图1.1所示。
1.2 单元电路设计
1.2.1 发射部分电路
声音信号从MP3或信号发生器的音频输出插座引出。MP3输出的音频信号经过电容C1耦合至VT1 S8050进行一级放大后驱动红外线发光二极管,VD1、VD2发光,声音信号的变化引起VD1、VD2发光强度的变化,即VD1、VD2的发光强度受声音的调制。直流5V电压经电阻R4流到VT1,然后给其提供工作电压,将音频信号放大以驱动VD1、VD2发光,将信号发射出去。发射电路如图1.2所示。
1.2.2 接收部分电路
该电路接收部分采用一块音频放大集成电路D2822A进行功率放大。有一个红外线接收管。当被音频信号调制的红外光照到红外线接收管表面时,接收管将接收的经声音调制的红外线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即在接收管两端产生一个与音频信号变化规律相同的电信号,该信号经C7耦合至进行功率放大后驱动扬声器发声。接收电路如图1.3所示。
1.2.3 中继结点电路
在中继结点电路的设计中,采用了将发射电路和接收电路连成一体。其中发光二极管和光敏二极管呈垂直的关系,很好实现了改变通信方向90度,距离延长也可通信。电路图如图1.4所示。
电路的测试方案:
(1)在发射端输入800HZ单音信号时,测试在8欧姆电阻负载上,接收端输出的电压有效值;
(2)在发射端输入800HZ单音信号时,减少发射端的输入信号为0V(即挡住红外线的传播路径),用低频毫伏表测量此时输出端的噪声电压。
由于系统架构设计合理,功能电路实现较好,通信性能优良、稳定,较好地达到了题目要求的基本要求以及部分发挥要求。
(1)传输距离达两米,还原出的音频信号无明显失真;
(2)单音频信号输入时,输出电压的有效值大于0.4V,噪声电压小于0.1V;
(3)指示灯能表明信号的有无;
(4)能实现中继转发,通信方向改变90度,可继续传输信号,且无明显失真。
[1]杨素行.模拟电子技术[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2]樊昌信.通信原理[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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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Marxism)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简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覆盖了马克思本人关于未来社会形态——科学社会主义的全部观点和全部学说。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活动概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活动概述全文如下:
抗日战争给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带来了巨大转变。由于国共合作的实现,原先在国统区处于非法和地下状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获得了公开、半公开的活动场域,并据此确立了广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传播阵地。在这些阵地上,史学家们面临着复杂的学术和政治生态,对这种生态的考察能丰富我们对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认识。以往研究比较注意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个人活动、学术成果的考察①,而较少关注这些史学家在抗日和国共政争的微妙环境下的群体活动状态,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 抗战时期国统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的初步形成
抗战爆发后,国统区逐渐出现了一些抗战文化中心,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先后集聚在此,他们以公开或秘密的团体、组织为工作阵地,开展各种史学活动。这些活动在不同地域内呈现出不同特色,其中以长沙、重庆、昆明的史学活动最为典型②.
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在1937~1939年是左翼史学家集聚的重要地域。抗战爆发前后,翦伯赞、吕振羽、张天翼、杨东莼、谭丕模、曹伯韩、杨荣国、黎澍、曹国智等文史工作者先后接受中共的组织派遣回到自己家乡湖南开辟新的工作阵地。为了争得公开活动的机会,翦伯赞、吕振羽、谭丕模和湖南地下党多方活动,在长沙筹建了文教界的统战组织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简称“文抗会”)和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中苏文化协会”简称“中苏文协”或“文协”)。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在这其中担当了重要角色,如翦伯赞、吕振羽、谭丕模、杨荣国同时是两个组织的理事或候补理事,杨荣国、曹伯韩等进步文史工作者负责文抗会会刊《抗战文化》,而翦伯赞是文协分会会刊《中苏》半月刊的主编,吕振羽、谭丕模、萧敏颂则为编委。
史学工作者依托文抗会和中苏文协做了大量工作,一是创办《抗战文化》《农村周报》《中苏》半月刊等刊物。尤其是《中苏》,作为综合性刊物,每期销售约三四千份,撰稿人多为文化名家。《中苏》存在时间也较长,是湖南省工委领导下仅有的存续到长沙大火后的刊物①.二是创办战时常识训练班、战时社会科学研究会等。抗战训练班曾请来徐特立、熊雄、翦伯赞、吕振羽、薛暮桥、沈友谷(胡绳)、易君左、廖伯华、杨东尊等为学生讲课,如吕振羽讲授的是抗战情势讲话、中国革命史等课程②.
1938年9月,在文抗会研究部主任吕振羽的建议下,旨在培训抗战干部的塘田战时讲学院在邵阳成立,设有西洋近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运动史、现代哲学思潮等课程。吕振羽亲自讲授中国近代史、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文史学家吴剑丰、李仲融、曹伯韩、吴季甄等分任各课教官。课程讲义大部分是老师们根据红色出版物编写③.三是利用学校教职传播唯物史观。
1937年秋翦伯赞到长沙不久,便应聘为民国大学教授,主讲历史哲学、苏联研究等课程,此时正值他的《历史哲学》刚刚完成初稿,便借着教学机会检验、修改了自己的学术成果④ .学校迁到溆浦后,翦伯赞又于1939年3月再次到此任教,讲授历史哲学和中国经济史,与谭丕谟、张天翼等党员教授一起,开辟了新的教学阵地。
1939年以后,众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离开湖南,向重庆、桂林、香港等地疏散。尤其是在重庆,新来旧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形成一个庞大阵营,汇集了郭沫若、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杜国庠、华岗、邓初民、吴泽、赵纪彬、胡绳、杨荣国等众多史学家。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这个史学家群体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中苏文化协会、新史学会等组织机构为阵地,开展学术活动。他们在这些组织机构中担当了重要角色:第三厅由郭沫若负责;文工会以郭沫若为主任,杜国庠、翦伯赞是专任委员,邓初民、侯外庐、吕振羽等则是兼任委员;在中苏文协,郭沫若为研究委员会主任,侯外庐、翦伯赞为杂志委员会副主任兼会刊《中苏文化》的主编、副主编;新史学会成立于1942年,侯外庐、杜国庠是重要组织者⑤.
利用这些公开身份,在渝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广泛活动,先是创办了《中苏文化》《中原》等刊物,举办了训练班和夜校。其次是组织学术讨论会。据侯外庐回忆,这一时期,南方局为帮助学术工作者提高理论、政策水平,特地组织读书会开展学习和交流。他所在的小组,每两周举行会议一次,参加者有许涤新、胡绳、杜国庠、翦伯赞、王寅生等⑥ .再次是开展学术讲座、演讲会等。
如文工会举办的讲座在重庆很有号召力,请来的均系社会名流,像郭沫若的“古代社会研究”、邓初民的“清国政治史”、翦伯赞的“新史学讲座”、卢于道的“人类进化问题”等都颇受欢迎,开讲时常常座无虚席⑦.1942年1月,翦伯赞被请到文工会作讲演,讲题为“历史哲学”(实际讲的是“唯物史观”)“中国人种之起源”“论中国的母系氏族社会”,连讲三天,影响颇大,来听讲的姚篷子翘起大拇指称赞说:“真是闻所未闻。”
⑧中苏文协的讲座也颇受欢迎,凡讲学,翦伯赞等学者必在邀请之列。此外,史学家们也进入学校任教。如翦伯赞就曾于1941年冬和1944年秋先后两次到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讲授中国通史,而吕振羽1939年刚到重庆就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邓初民则一直在朝阳学院授课。一些有名望的史学家还受邀给国民党军政要人授过课,翦伯赞1940年前后给冯玉祥讲过中国历史,李达1939年1~8月间应冯玉祥之邀来渝为冯玉祥主持研究室,讲授辩证逻辑,并代邀邓初民、黄松龄讲授政治学和经济学。正如侯外庐所说:“由于在抗战最艰难阶段的重庆,团结在我党周围的知识分子、各界人士,乃至一批国民党爱国人士中学习气氛很浓,马克思主义学者个个都有用武之地。”⑨抗战时期昆明虽然集中了众多史学家,但马克思主义史学阵地迟迟未能建立。
1943年10月,华岗被南方局派到云南,化名林少侯进入云南大学任社会学教授,讲授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等课程。是年12月,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领导下,华岗与前已到此的周新民、张子斋牵头,广泛联系文化教育界人士秘密成立了“西南文化研究会”,前后聚集了楚图南、尚钺、吴晗、闻一多、费孝通、闻家驷、冯素陶等诸多文史工作者。为了掩护研究会的活动,次年春又在研究会会址---唐继尧旧公馆唐家花园挂牌成立西南文献研究室,由吴晗负责,吸收联大学生丁名楠等人做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并印刷进步刊物①.史学家们以西南文化研究会为中心也开展了相关工作。一是举行学术聚会。学者们两周一次轮流作政治和学术报告,持续近两年。学术讨论一般由教授们根据自己的专长设定核心议题,先作单人报告,大家再根据报告内容进行交流。专题发言与自由讨论相结合,力求明辨是非。据尚钺回忆,座谈会起初漫谈世界政治形势,搞政治的人发言较多。后来分题做学术报告,罗隆基讲欧洲民主(美国),一个月后华岗又讲苏联的民主,彼此间似乎针锋相对②.二是注重利用讲堂和讲演等机会传播马克思主义。参会者作为学院知识分子,多在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授课,在课堂上,不但华、楚等人注重讲授唯物史观,吴晗、闻一多等人的教学内容也逐渐发生了转变。
1945年前后吴晗讲明史课,开始痛斥明王朝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揭露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最后总要讲到农民起义对明王朝风卷残云般的冲击;给学生开列的中国通史参考书目也有了郭沫若、翦伯赞等进步史学家的着作;就是集会演讲,“人民”也成了他口中惯用的词汇,如在1945年“五四”纪念会上他说:“只有用人民的力量才能解决人民本身的问题,只有用人民的力量才能奠定人民的世纪。”
二 中共对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组织和领导
1.中共领导史学家们开展统战工作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集聚地的形成与中共领导的统战工作是分不开的。国共合作实现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成为中共在国统区统战工作的重要形式,从其建立过程看,或者是中共秘密党员利用公开身份联络国民党中、上层人物并征得其支持而成立,譬如文抗会和中苏文协湖南分会就是作为秘密党员的翦伯赞征得司法院副院长覃振、立法委员张西曼以及湖南省议长赵恒惕、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的支持而成立;或者是对国民党原有的组织机构进行改造而使其能够贯彻中共意志,第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不用说,中苏文协则是在孙科的倡导下成立的,在王昆仑、侯外庐、翦伯赞加入后成为中共活动的重要阵地;或者是在中共的倡议下由民盟、救国会等民主党派或团体出面组织成立,如西南文化研究会就是华岗倡议,由民盟云南支部的周新民、楚图南、吴晗、闻一多等组织成立的。
尽管这些组织成立的过程不尽相同,但在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来为学术活动开辟政治空间这点上却是一样的。湖南文抗的创立利用了赖莲为首的省党部CC派(组织派)与何键为首的地方派及复兴社派的矛盾,通过联合地方派,争取复兴社,孤立CC派寻得政治空间④.中苏文协湖南分会则是趁张治中到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后,地方派失势、组织派不敢过于嚣张之机成立⑤ .第三厅和文工会则是利用蒋介石拉拢文化人的心理成立的。西南文化研究会是利用云南王龙云与蒋介石势力的矛盾,派华岗对龙云开展统战工作而建立的。
争得政治空间只是开始,接下来是如何动员广大群众参加统战组织。传统社会的熟人关系往往成为人们借助的对象,这样,学术文化工作者的学缘、血缘、地缘、业缘等多种关系网都被调动起来。
中共在抗战初期之所以在湖南集中了众多本地学术文化工作者,是因为本地学者熟悉环境,人缘深广,便于开展工作,文抗在众多市、县的分会,以及塘田战时讲学院等抗战训练班的建立便是明证。同样,重庆第三厅和中苏文协能加入众多的左翼史学工作者,与郭沫若、王昆仑等忠诚于中共的学者的努力有关。而吕振羽能进复旦大学,华岗、尚钺能进云南大学,孙寒冰、楚图南等的引介起了重要作用。
从统战对象看,这些组织机构联合了非党派和民主党派史学家,如塘田战时讲学院对吴剑丰、吴季甄,新史学会对顾颉刚、张志让、周谷城,西南文化研究会对吴晗、闻一多等的联合都是如此。而从统战动力看,中共秘密党员在统战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面对高压政治环境,中共适时提出党员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三化”要求,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国统区的集聚也就成了组织授命的地下活动集群,他们曾在相关组织内部根据需要成立党组,如《中苏》半月刊的党支部由吕振羽、谭丕模、萧敏颂等编委组成①;塘田战时讲学院内则成立了以杨卓然为书记的党支部,以及以吕振羽为组长的党的三人小组,处理学院的一切重要问题,两者都直属省委领导②;第三厅成立了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郭沫若、阳翰笙、杜国庠、冯乃超、田汉、董维键等组成的党的秘密小组,厅内基层中共党员里建立了冯乃超为书记的秘密特别支部③.中苏文协与西南文化研究会的秘密党员则受当地党组的直接指导。
2.中共领导史学家们与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的活动一旦展开并趋活跃,中共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便开始激化。
湖南文抗会自成立初起,CC派的势力就一直在渗透,左右两派斗争的结果是文抗会逐渐被CC系控制④ .塘田战时讲学院也是,国民党派人扮作学生散布学院为南方抗大即将查封的言论,拉拢学生到校外游荡、偷窃,损毁学校形象,学院党组为此发动了反谣言斗争⑤ .重庆的第三厅作为政府机构经常受到巨大压力,国民党先后三次逼第三厅全体员工加入国民党,前两次企图没有得逞,最后一次则免去了郭沫若的厅长职务,由蒋介石亲下手谕强迫入党,结果酿成第三厅全员辞职风潮⑥.《中苏文化》也经历了与文协秘书主任洪舫的斗争⑦.西南文化研究会也常会为避免特务盯梢而转移开会地点⑧.中共所领导的斗争并非都十分顺利,国民党掀起的_高潮往往会恶化学者们的工作环境。
1939年3月,即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两个月,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秘书长潘公展到阮陵视察,严厉管制中苏文协分会和《中苏》半月刊,翦伯赞、谭丕模等被迫先后转移至溆浦民国大学⑨ .4月,塘田战时讲学院在新任省政府主席薛岳的压力下被迫关闭,吕振羽等几度奔波也无济于事。而从这年秋到1940年年初,作为第一次_高潮的应对,原先集聚在湖南的众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先后被疏散至桂林、重庆等城市。
1940年8月第三厅的解散则发生在第二次_高潮前夕,这次_高潮的到来也迫使南方局疏散了大批聚集在重庆的史学工作者,吕振羽就是在这时去到苏北。
1945年2~4月间,国共围绕民主、和平问题的斗争日趋激烈,重庆文工会因为组织发表“民主宣言”而被解散⑩ .云南的西南文化研究会因为龙云的下台,蒋介石势力渗透加剧,不得不在抗战结束后不久即停止活动。
多数情况下,斗争的形势都维持在斗而不破的状态,真正影响这些史学阵地存亡的在于国土沦陷或相关倚靠势力的下台而造成的政治空间压缩。如果说长沙这个史学阵地的失去是因为日军的侵占,那么邵阳、阮陵、溆浦、重庆、昆明等阵地的失去则是国民党_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的_活动虽然使得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社会活动不再像之前那样活跃,但这也迫使他们转向学校和书斋,反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杨荣国1939年离开湖南后,来到桂林开始古代唯物论研究。尚钺在1939年重庆文化人大疏散中来到昆明,集中精力进行古代文献和文字学研究。郭、翦、侯、吕、邓、杜等学者此前在党的领导下专注于社会活动及撰写时评,占去了大量精力,1941年以后专攻学术,写就了众多马克思主义史学着作。
3.中共对史学家们进行学术上的指导中共对史学家们的学术指导更多是原则性的。在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中,一些党员在策略运用上不够成熟,有时显得过于激进,容易将本应团结的对象看作敌人,把本无敌意的学术争论看作存在某种政治意图。这时候,周恩来等人善于在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上把握平衡,引导史学家们团结尽可能多的朋友与主要对手作斗争。如周恩来强调学术批判要分主次,主要矛头应对准国民党反动派①.“事实上,周恩来同志的意见只要一经提出,总会被大家接受、采纳,奉为原则。”“周恩来同志通过参加读书会,把握我们每一个人的研究方向和思想脉搏,从而能够及时地给我们作一些原则的指导。”②不仅仅是原则指导,学者的治学方向有时也会受到周恩来等人的影响。如侯外庐在写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后,准备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史和中古各朝思想史,结果根据周恩来的建议,转而先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③ .另外,在具体的学术问题上,周恩来等人也会秉着平等的态度参与探讨。比如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徐特立就曾给予审阅指导。而郭沫若在写作《棠棣之花》时,周恩来曾就某些字句提出修改意见;对于郭沫若《屈原研究》一文,他也提出了关于“德政”和“刑政”的不同看法,并指出:“拿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而兼艺术家,我同意,说他是革命的思想家,容有商榷余地。”
④学术指导方针曾发生过转变。抗战初期,中共在国统区的统战政策强调联合,其结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的快速、有效、广泛的成立(如湖南各地的文抗分会),以及在文化运动中强调抗战文化。
但1939年国民党开始_摩擦后,中共提出“坚持进步”的口号,文化工作转而强调发展抗战文化与提倡进步思想并重,对国民党的投降、倒退言论进行斗争,坚持文化运动中的“民主化”.1940年周恩来谈及文化工作委员会中的合法斗争策略时指出:国民党规定文工会只能做研究工作,企图束缚我们的手脚,但我们利用这一合法地位进行工作的同时,也可以跳出圈子以个人身份到社会上去活动。我们处在无权无势时还能在地下干,现在有一个地盘给我们站住脚,难道还怕干不成事吗⑤?学术研究与进步宣传间的关系因国民党的压力而变得更加紧张,周则试图在其中找到平衡。事实上,每次_高潮都在提升着组织活动的进步性,如湖南的文抗和文协分会以宣传抗战文化为文化工作的首要内容,第三厅在进步文化的宣传上则给予了更多的重视,文化工作委员会对进步文化的宣传已被史学家们视为理所当然,西南文献研究会则已完全是进步教授们的天堂了。
学术指导方针的转变影响了史学家的学术和政治认知。西南文化研究会持续两年,活动内容从学术研究逐渐向政治讨论转向,后期着重分析国内外形势,研习毛泽东着作,实际上成为当时昆明学术界统战工作的一个核心阵地⑥.华岗在会上介绍共产党的政策和成就,教授们则讨论有关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的问题。这逐渐促进了吴晗等人的思想转变,吴晗曾回忆:“在这些会上,我们初步知道中国社会两头小中间大……等等道理。以后我们又得到《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论敌后战场》等党的文献和《新华日报》《群众》等刊物,如饥似渴地抢着阅读,对政治的认识便日渐提高了。”
⑦闻一多也是如此,他曾极用功地读过《联共(布)党史》和《列宁生平事业简史》,并于1944年向吴晗表示:自己是个马列主义者,将来一定要请求加入共产党⑧.闻立雕回忆父亲闻一多,也慨叹:“着名的‘闻一多先生的书桌’上主要已不是《诗经》《楚辞》《庄子》之类的古书,而是一些陌生的政治性的书报杂志,写的文章也不是《天问·释天》《〈诗·新台〉”鸿“字说》之类的学术文章,而是政论、杂文、宣言、通电等。”⑨4.中共给予史学家们生活上的扶持除了思想引导,中共还对经济上面临困难的学者给予一定的扶持。抗战时代,“凡是没有国民党当局作后台的学者和文化人,生活一概窘迫难堪”⑨.这句话虽然有点绝对,但确实道出了许多学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所面临的窘境。对此,中共也会适时给予照顾,比如像郭沫若这样的大学者,因为孩子众多,负担很重,党组织为其纾困,特地成立了群益出版社出版其着作。又如董必武一听说侯外庐研究章太炎思想却买不起也借不到章太炎遗书的情况,马上让徐冰送钱给侯作买书之用② .吕振羽在复旦大学每周教几个钟点课,薪金微薄,有时一日三餐只能吃红薯,这种情况下组织经常会给予资助(尽管吕振羽曾多次拒绝)③.除了生活资助外,组织还会资助远行的路费。如1941年重庆文化人大疏散,路费有困难的,由组织筹划给予帮助,吕振羽去苏北的费用就是组织解决的④ .
无疑,郭、吕等人尽管生活艰难,但终究还有组织的关怀,那些名望不如他们或缺乏组织依靠的史学家生活则更显艰难。然而由于中共内部领导人员的处事作风不同,对史学家经济状况的关心也存在差别。对于一些领导人而言,革命就应当是牺牲和奉献,不应讲条件。李达在抗战时期的1937年、1939年两度失业,1941年以后甚至一直失业家居。
1939年夏秋之际,当周恩来通过吕振羽询问他是否愿意去延安时,李达表示:“去延安只要有一碗饭吃,我都愿意去。”但当时负责处理此事的一位南方局领导却回道:“去延安干革命,还讲什么条件!”⑤这与周恩来的处理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周知道此事后非常生气,表示:“干革命难道就不吃饭吗?李达同志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无条件地愿意去延安嘛!”⑥ 李达的延安之行终究未能如愿。这年初冬,周恩来托曹瑛去看望李达并给予经济上的关怀,还多次邀请他给办事处工作人员讲唯物辩证法⑦.华岗在这段时间里也面临相似的处境,他在任《新华日报》总编辑期间因看不惯王明做派而与其发生冲突,结果在1939年8月被以“违抗领导”罪名撤销职务,不得不避居重庆乡下租房专门写书,靠稿费生活⑧.其间还身患重病,这种状态持续到1941年被周恩来重新起用之时,生活之艰难竭蹶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来自组织的照顾往往能温暖人心。
吴晗在这时也因为收入下降、家庭负担沉重而面临着卖书、辞退家政的窘境,尤其是其夫人袁震重病在身,药费不菲,无力负担。
1943年仓促草成《从僧钵到皇权》也是为了解决经济困难。国仇家恨使得他牢骚满腹。恰在此时,来自中共的经济的、精神的关怀令他感动,中共党员周新民、李文宜夫妇见吴晗承担的医疗费太重,就请李公朴找了位当大夫的朋友给袁震免费看病,减轻了吴晗的经济负担⑨.这种无声的关怀无疑是推动吴晗思想进步的重要助力。
当然,组织的生活扶持并不仅仅就是经济关怀,更多的还在于同志之间的相互照应,日常生活中的嘘寒问暖、急难相助往往比经济支持更能打动人心。可以说,来自中共的生活扶持和思想引导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开展学术和社会活动的有力后盾。
三 国统区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学术活动
1.学术阵营的划分和学术创作的开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一旦在国统区集聚和发声,与其他流派的观点激烈冲突便在所难免,对将学术看作战斗武器的史学工作者而言,怎样理解形势、区分敌我以确定斗争的基调便显得尤其重要,所以,学术阵营的划分和学术动态的分析也就成为学者讨论时绕不开的话题。在南方局组织的读书会中,学者们多倾向把冯友兰、贺麟等“唯心主义哲学家”视作对立面,一碰头就研究他们的新文章,分析其政治动向;雷海宗主编的《战国策》说了些对中共“态度不友好”的话,孙晓邨主持的《中国农村》有文章说了不利于统战的话,也都先后受到章汉夫、许涤新等的批判。而理论工作者把这些事视为理所当然⑩ .又如在溆浦民国大学,翦伯赞、谭丕模、张天翼等进步教授很快形成一个阵营,与当时被视作托派分子的王宜昌、刘敏形成的另一阵营尖锐对立,但因为进步教授讲课受学生欢迎,王宜昌、刘敏便利用职务之便故意处罚学生,结果激起民愤,王宜昌被迫离校,刘敏也装病避事.在昆明,西南文化研究会成立初期也曾围绕入会资格展开争论,焦点集中在闻一多身上。当时党内一些人对闻一多这样的知识分子存在偏见,认为他早年站在新月派一边,信奉过国家主义,到云南又钻进小楼醉心经史楚辞研究,难以共事①.争论最后在周恩来的介入下才得以解决,这也凸显了争论的激烈。
无论学术阵线如何分明,史学阵地的争夺终究要靠史学作品来较量高下,这样,学术创作也就显得尤其重要了。事实上,这个时期集聚在国统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们写就了大量史学作品。吕振羽在塘田战时讲学院编印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教程》在校内发行,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经修改后在1938年出版。在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从1941年开始加深研究、全力着述,使得众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名作在短时间内涌现,有代表性的如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上册,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等,单篇论文更是难以计数。在昆明,史学家们的着述也不少,如尚钺的《释臿---从中国古代农具发展探讨古代社会》,华岗的《太平天国反清战争的战略研究》《汉代的伟大思想家---王充》,吴晗的《由僧钵到皇权》《明太祖》,闻一多的《五四运动的历史法则》等。西南文化研究会的学术报告也常被整理发表,如吴晗的《说士》《论贪污》《贪污史的一章》,闻一多的《什么是儒家---中国士大夫研究之一》《兽,人,鬼》等。这些文章都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和进步气息,讨论会上的一些发言尤其如此,譬如闻一多有关“说儒”的报告就比公开发表的文章尖锐得多②.
史学家们除进行严肃的史学研究外,还开展时政研究和历史剧创作。写时评是分析国内外形势、宣传党的政策的需要,写历史剧是现实题材的文艺作品在国统区受压制的结果,也是南方局利用戏剧反击蒋介石个人专政计划的一部分。吕振羽在湖南时就中断了历史学研究,集中精力撰写政论时评,在《力报》等刊物上发文三十多篇③.翦伯赞在1937年至1939年公开发表的着作中,绝大多数是政论时评,直到1940年4月以后,其史学文章的数量才超过时评文章④.历史剧方面,以郭沫若和阳翰笙为典型,前者在其五十岁前后,一口气完成了《屈原》《虎符》《高渐离》《棠棣之花》《孔雀胆》《南冠草》六部历史剧,后者从1940年开始写出了《李秀成之死》《天国春秋》《草莽英雄》《槿花之歌》等剧作。
2.学术观点的互动与歧异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因为信仰相同,分析工具相近,讨论时往往能形成互动,找到知音。侯外庐与杜国庠的交谊就是如此。杜在重庆时代被侯称为“最堪称知己的朋友”,因为两人个性相合,严谨而谦恭,更重要的是学术观点还完全一致,对先秦到近代一系列问题的见解十分相近。如两人都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从劳役地租向实物地租转化的过渡期是唐中期,柳宗元是有唐唯物主义思想家的最典型代表⑤.这种学术观点的互动带来了求同心理,在造成学术共鸣、形成学术流派的同时,也推动了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重庆时代,当侯外庐提出中国封建社会进步思想家代表庶族地主利益的论点时,有反对者,也有像杜国庠、杨荣国、赵纪彬、陈家康那样的支持者,但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分裂的表现,而恰恰是学术研究不断进步的证明,说明同一阵营的不同观点在相互切磋中走向深入。另外,史学家们在新作完成后的相互参阅,相互撰写书评、剧评等,都是学术互动的有效方式。如翦伯赞的《中国史纲》、郭沫若的《屈原》等作品,就曾在聚会时朗诵并提请大家提出修改意见⑥.
当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内部也会存在分歧,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便是典型例证。然而关键的问题是,怎样在讨论中把与整个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不相符的杂音辨别出来。赵纪彬与吕振羽的争论就存在这样的问题,两人虽存在“两周奴隶论”和“西周封建论”的不同学术观点,但吕振羽也不敢强加于人。而对于赵纪彬在《中国哲学史纲要》中采纳日本史家秋泽修二观点的做法却始终不能认同。这种观点因为鼓吹中国社会的“亚细亚停滞性”来为日本入侵作辩护,在当时被看作是“政治问题”“是非问题”,属于侵略理论。吕振羽为提醒赵勿受蒙蔽,多次找赵恳谈,赵纪彬接受了吕振羽的意见,承认过去对于秋泽修二的用心未能看穿①.相似的,一些问题即便确定是学术问题,也会因其争论所带来政治影响而被看成“不和谐”因素。
1942年侯外庐和郭沫若关于屈原问题的争论本属学术问题,但因为发表的场所是《新华日报》,发表的时机是南方局为打破皖南事变后沉闷局面而举行的郭沫若五十诞辰庆祝活动结束之时,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政治影响,以至于《新华日报》国际版负责人乔冠华对侯表示:“不要辩下去啦,国民党在拍手呢。”这样,侯外庐的第二篇文章只发表了一部分便草草收场,郭沫若还曾为此发过火,而侯外庐也承认自己的做法“很不合时宜”②.这场辩论虽然激烈,但终究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内部的学术问题,没有突破政治是非的界限。
3.历史资料的共享、学术人才的培养抗战时期,众多史学家颠沛流离,珍藏的书籍资料往往丢失,在这种情况下,史籍的共享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来说尤为重要。中苏文协湖南分会就曾设图书阅览室方便理论研究和学习。史学家搜集史料时还会得到革命者的帮助,如侯外庐研究所需的大量史籍,就是通过在重庆北碚中山图书馆工作的中共党员叶文雄设法弄到的。叶甚至背上二三十公里送至侯家,无论严冬、酷暑总是有求必应,及时送到③ .正是这种革命大家庭的情谊为处在艰苦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们的史学研究提供了保障。史学工作者之间也存在史料的共享。
1942年7月,郭沫若正在写一个描述南宋名将余玠、张钰钓鱼城抗击蒙古军的剧本,需要《宋史·忠义传》及《元史·宪宗本纪》,于是给翦伯赞写信求助,翦收信后,很快便将《宋史》托人送去④.同样,对于翦伯赞向自己来信求助《历代疆域图》,郭沫若虽然没有,但也推荐翦向陶行知借阅⑤ .而当侯外庐因研究古代社会史缺乏甲骨文、金文方面的材料而向郭沫若求援时,郭明知两人观点有歧异,仍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着作中对侯外庐最有助益的《卜辞通纂》和《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借予侯,侯对这种襟怀和气度很是感佩,称自己能在半年内完成《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很大程度上有赖郭老的这一支援⑥ .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聚集也为培养新一辈学人提供了条件。杜国庠、郭沫若对尚钺的提携就是一例。
1938年年底,南方局准备挑选一批有一定马列主义基础、搞过实际工作的人从事理论研究,杜国庠找到尚钺,希望他专攻历史,尚钺对此缺乏信心,杜则以自己的经历鼓励之,从而点燃了尚钺“心中的矿灯”.而当尚钺立志研究古文字学,虚心向郭沫若求教、借书时,得到郭的大力支持。尚钺疏散去云南,郭沫若又将他引介给文字学家唐兰,从而将尚钺引入历史研究的殿堂⑦.吕振羽对吴泽的指导又是一例。吴泽是吕振羽在中国大学的学生,两人重庆相聚,经常切磋学术。吕振羽准备写中国通史,提示吴泽:你写一部中国社会简史,按社会形态写,我写一部简明中国通史,依朝代写,同时出版。这样,吕着《简明中国通史》上册和吴着《中国历史简编》双双出炉⑧.吕离开重庆时,还举荐吴泽代任复旦大学教职。再如,翦伯赞对田余庆走上史学道路也起了重要作用。
1944年,其时还是医学院学生的田余庆流亡到重庆,听到翦伯赞的学术讲演,精神上产生巨大震动,他回忆道:“就是在重庆的那一年,我放弃学医,转学历史。伯赞同志和其他先辈的讲演对我的启迪,是促成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在历史学方面最早受到的熏陶,主要来自伯赞同志和当时在重庆的其他先辈”⑨.
4.学术成果的发表与出版在当时的国统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活动遍布政界、教育、报刊、出版等诸多领域,属于中共活动网络的一部分,这张网有着从写作到出版的整个行业链条,使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品的创作、传播都能得到保障。就刊物来说,黎澍、谭丕模主持的《观察日报》,侯外庐、翦伯赞主持的《中苏文化》,沈志远主编的《理论与现实》,郭沫若创办的《中原》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传播阵地。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集聚增强了这些刊物的学术性,也为刊物的创办带来了众多人才和读者群。同时,他们研究成果的发表又因为这种集聚而获得了更多便利。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学术论文的发表主要有三条渠道,一是通过自办的刊物发表,二是通过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民主党派创办的刊物发表,三是通过主流学界中的纯学术性刊物发表。史学家之间常常会相互约稿,翦伯赞给欧阳敏讷写信,吐露自己“满身的文债”---《时事类编》《持久战》《中苏》《国民公论》《中国农村》《文化动员》都在催稿①.该信写于1939年,翦伯赞在这年里发表的作品20篇,仅《中苏》半月刊就有15篇,《文化动员》3篇,《力报》(欧阳敏讷负责)1篇,《中苏文化》1篇。而当翦伯赞到重庆后,主要史学论文多发表在《中苏文化》《新华日报》《群众》《中原》等刊物上②.这些刊物除了《时事类编》,基本都是中共党员实际掌握编辑方向或得到组织支持的报刊,这明显体现出翦伯赞的投稿倾向。当然,翦所投稿的刊物,非中共背景的也是有的,如《时事类编》就是国民党立法院主持的,《中华论坛》更像是民主党派的刊物,《中山文化季刊》则更具学术性,尽管都有共产党员在其中活动。这种报纸、杂志的繁荣景象为翦伯赞这样有声望的史学工作者提供了成果发表的众多平台,难怪翦伯赞连呼文债众多,难以还清了。
至于学术论着,一部分是以丛书的形式出版,文抗会当时就准备出一套“抗战小丛书”,抗战理论方面和民众革命史方面由吕振羽撰稿,哲学方面由徐特立撰稿,战时经济方面由薛暮桥撰稿,最近政治思潮方面由谭丕模撰稿③.一部分则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如侯外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和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第1卷)在1943年由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出版机构如生活、读书、新知、群益等,很多都是中共影响下的进步书店或出版社,商务印书馆、文风书局、五十年代出版社等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品出版的重要渠道。
四 结语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国统区的集聚是由主客观因素共同促成的。客观上,随着国土沦陷,原先散布在大江南北的知识分子逐渐向西南少数城市集中;主观上,中共对进步学者们的组织使得他们的集聚变得有序,从而形成了长沙、重庆、昆明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集聚地。而在其他抗战文化中心,如香港和桂林,史学家的集聚和组织活动不明显,前者集聚时间过于短暂,后者则更多的是抗战文艺团体的集聚。抗战结束后,史学家们从集聚地分散到全国各地,在创立了众多马克思主义史学阵地的同时,也带去了革命火种,吴晗回到北平后,就曾协助大批青年才俊奔向解放区。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中共的组织和领导。各地中共党组织对学者们的学术活动进行了政治和理论的指导,而对他们的学术旨趣、个性、见解给予尊重,并尽可能地为他们的学术和生活创造条件。或许国统区的史学家群体没有延安史学家们所拥有的安定、自足的生活条件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相对自由的学术环境,但他们也不用为各种_运动所累,与不同阵营的学术交锋刺激了他们的学术创作,与同一阵营的学术互动深化了他们的史学研究。他们还通过学术资料的共享掌握了丰富的史料,通过学术人才的培养壮大了研究的队伍,通过众多的出版渠道扩大了其作品的社会影响。而延安史家们恰恰在学术交流机会、史籍丰富程度、研究梯队数量、作品出版渠道等方面略逊一筹。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有着革命者和学问家的双重身份。作为革命者,他们理当为自己的革命目标和政治追求而奋斗,为此,服从组织安排,开展统战和宣传工作是他们的一部分使命,乃至学术研究本身都是他们革命活动的组成部分。作为学问家,他们有着不同的学术旨趣和学术个性,为此,他们也会为了真理而执着勇进,哪怕有时会被同行所误解。
对于他们来说,学术研究的党性和科学性是统一的,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就不能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社会活动和学术活动给予适当的评价,就容易得出以今人的标准裁量过去的非历史主义偏见。中共党组织与学者们的良性互动使得马克主义史学家的集聚产生了学术上的规模效应,而这种规模效应反过来又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抗战时期的发展,如侯外庐所言:“在重庆那种白色恐怖和贫困之中,我能不断贡献出研究成果,若没有集体的帮助和鼓励,是决难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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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品德是为小学(小学的思想品德叫“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初中学生思想品德健康发展奠定基础的一门综合性的必修课程。学生良好思想品德的培养是学校德育的重要目标,学校德育是中小学生形成良好思想品德的重要途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小学思修论文相关范文:思想品德课目标教学的概述。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目标教学,是一种以教学目标为中心,以教学评价为手段,以反馈--矫正为关键,并以此将教学过程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促使绝大多数学生都能达到教学目标的要求,获得最佳发展的一种教学模式。
我们将思想品德教学目标确定为道德认知领域,道德情感领域和道德行为领域。各领域的分类如下:
(一)道德认知领域
学生对思品知识的掌握和理解是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根据学生认识事物的规律,可按由低到高的顺序分为识记、领会、辨析三个层级。
1.识记。“识记”是学习的最低层级的目标。它是指能回忆再现最基本的道德知识的能力,既能答出、背出、写出本课基本道德观点。
2.领会。“领会”是认知领域中教学目标的第二层级,它是指初步理解所学道德知识的基本含意,即能正确地解释或举例说明本课的观点和概念的内涵。领会是最低层次理解,着重于要学生对道德观点或观念了解透彻后,能利用该道德观点和观念与人交换意见。
3.辨析。“辨析”是指将所学道德知识用于某一特定的具体的情景的能力。
换一句话说,就是学生能运用所学的道德知识来判断、分析、评价自己从来接触过的材料中某种道德现象的是与非。辨析是较高层次的理解,着重于把抽象的道德知识运用于适当的情景中,正确地作出结论,解决问题。
道德认知领域的教学目标编制,我们认为每个知识点的教学目标应当列出其需要达到的学习水平,并用学生的具体行为加以说明。如小学思想品德课第二册第一课《学习礼貌用语》的教学目标,我们是这样表述的:识记:能说出常用的礼貌用语。
领会:1.知道“你好、再见、谢谢、请、对不起、没关系”等日常用语的用法。
2.知道对人说话有礼貌是尊重别人的表现。
3.知道使用礼貌用语对个人、社会有什么好处。
辨析:能辨别礼貌用语的使用是否正确。
(二)道德情感领域
学生在学习思想品德课的过程中,伴随着道德认识而产生一种内心体验,并逐步实现道德情感的内化或个性化。道德情感领域包括接受、反应、态度三个层级的目标。
1.接受。“接受”是内化过程的第一层级,是指学生对新课中的学习内容感兴趣,有学习新课的强烈愿望。从教育的角度看,要达到这一层级的目标,就是要吸引学生对学习目标的注意;从评价角度看,需要判断学生是否愿意注意这课学习目标。
2.反应。“反应”是内化过程的第二层级,是指学生对课文中的道德形象或道德现象产生的满意、愉快、喜悦或愤怒、厌恶、悲痛的情绪,这种情绪表现了一种道德感。
3.态度。“态度”是内化过程的第三层级,是指学生将道德感转化为内心的道德需要形成的某种价值观或责任感。
道德情感领域的教学目标,是学生情感内化过程的表象情绪反映,编制道德情感领域的目标时,尽可能地用贴近表象情绪的外显性行为语言来表述,目标才具有可测性。小学思想品德课第二册第一课《学习礼貌用语》的道德情感目标我们是这样表述的:接受:喜欢使用礼貌用语。
反应:体验到使用礼貌用语的好处
及喜悦感。
态度:愿意效仿课文中使用礼貌用语的同学的言行,自觉使用礼貌用语。
(三)道德行为领域
1.领悟。指学生能以课文中的道德知识为依据,说出正确的行为方式。
2.模仿。指学生能依据一定的道德行为规范,进行模仿或操作,并达到正确。
3.习惯。指学生经过反复练习,能按正确的道德行为规则在相应的情景中,自觉、独立地行动,并达到正确。
道德行为领域的教学目标,是学生情感内化程度的集中反映,是思想品德课教学目的的具体体现,可测性强。因此在编制造德行为领域的目标时,语言表达要准确、具体。小学思想品德课第二册第一课《学习礼貌用语》的道德行为领域的目标,我们是这样表达的:领悟:知道什么情况下使用“你好、再见、请、谢谢、对不起、没关系”等礼貌用语。
模仿: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你好、再见、请、谢谢、对不起、没关系”等礼貌语言。
习惯:做到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礼貌用语。
编制教学目标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这些原则体现着目标教学的教学思想。
(一)目的性。所谓目的性,就是编制教学目标要以教学大纲及课程的基本要求为标准,以课时教学目的和要求为依据来制定教学目标,体现目标的编制为教学目的的达到服务。在编制教学目标时,必须处理好目标与大纲、教材的关系,要体现课时教学知识要求和能力培养的需要。
(二)整体性。所谓整体性,就是在编制教学目标时要遵循由整体到部分,再回到整体的逻辑思路来进行,使教学目标体系由学科的总目标到具体实施的课时教学目标,构成一个有序的、联系紧密的目标系统整体。
以纵向上看,要使教学目标结构化。编制的教学目标相互之间的结构联系要反映教材知识结构的内在联系,使各个单元,各册教材及整个学段的学科教材的教学目标形成一个有机的结构体系。
从横向上看,要使三个领域的教学目标一体化。编制的教学目标必须把认知、情感、动作技能三个领域统一在一个目标大系统中,发挥目标的整体功能。
(三)适应性。所谓适应性,就是编制教学目标必须着眼全体学生的发展,能最大限度地适应不同程度的学生的需要。设计教学目标要考虑到学生年龄特点和特殊需要,既不要超过一般发展水平又要促进其发展,防止过高与不及的两种倾向。
(四)可操作性。所谓可操作性,就是编制的教学目标要用简明的语言和文字表达,能紧密结合教材,能综合考虑目标的达成措施和方法,便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把握落实。
(五)可测性。所谓可测性,就是编制的教学目标可以分解成几个或几组检测试题,在阶段教学过程中可通过测验或其他检测手段加以检查,清晰地表示出学生阶段学习效果及达标程度。
思想品德课目标教学必须尊重学生年龄特点,以品德培养过程的特殊矛盾和品德形成规律为依据。
根据这一规律和教改实验的基本经验,我们设计了思想品德课目标教学五步教学程序,为规范课堂教学提供借鉴。
第一步:激趣引入,揭示课题。
这一步是实施目标的开端,它决定着学生对老师发出信息的情绪,影响着学生对信息接收的直接效果。俗话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因此,揭示课题之前,必须依据小学生的心理特点,恰到好处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课题的揭示在自然和谐的乐趣中引出,从而引起学生的注意。
第二步:明确目标,阅读感知。
这一步是指把学习任务明确地告诉学生,使教师教有目标,学生学有方向。
在此基础上让学生整体感知教材,对教学内容心中有数,形成初步的品德观点、观念,为实现目标作好铺垫。
第三步:实施目标,激情明理。
实施目标是目标教学的重要一环,激情明理是实施目标的重要手段。创设有利于原有的品德向目标规定的品德转化的问题情境,激发学生的道德情感,使学生置身于情境活动之中,通过自身内部的矛盾斗争,弄清事理,使原有的品质存矛盾斗争的推动下向目标规定的品德转化。这是促使情感内化的主要方法。
第四步:检测目标,明辨是非。
目标检测,是品德形成过程中的阶段反馈,为调节教学,弥补教学遗漏和错误进行的一次信息诊断。明辨是非是情感内化,由原有品德向规定目标品德转化的较高的层次。通过目标测试,反馈矫正,可使学生更进一步形成正确完善的品德认识及情感体验。此环节主要采取口述回答和书面测试来掌握目标实现的程度。
第三步:评价目标,指导行为。
评价是以一定的价值观为基础,对事物进行的价值判断。在教育实践活动中,从实现各个具体的教学目标到最终实现总体目标,都要不断地进行评价、反愧矫正,才能保证教育目标的实现。从品德教学的角度讲,评价是对道德观点、道德观念正确与否的有效判断,及时正确的教学评价,从某种意义上讲,直接指导着人的道德行为。因此,思想品德课的目标评价,对学生道德行为的行成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
1.要注意教学目标编制的准确性。
2.描述教学目标的语言一定要具体化。
3.制定的教学目标要有利于导教导学。
4.力戒零效应、负效应及形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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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论文是科技论文的一个分支学科,科技论文是以科技新成果为对象,采用科技语言、科学逻辑思维方式,并按照一定的写作格式撰写,经过正规严格的审查后公开发表的论文。写科技论文的目的是报告自己的研究成果,说明自己对某一问题的观点和看法,接受同行的评议和审查,以图在讨论和争论中渐进真理。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医学论文写作重点相关概述。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科研与写作---医学论文写作重点:
医学论文是医学科学研究工作的文字记录和书面总结,是医学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取得学历、学位、晋升职称的必要条件 。医学论文报道医学领域领先的科研成果;是医学科学研究工作者辛勤劳动的结晶,是人类医学科学发展和进步的动力。 从事医学科研究工作的同志,经常撰写医学论文,不仅可以扩大视野,掌握国内、外医学动态,而且能提高科研设计能力和研究能力,以及教学能力和业务水平。
反过来,如果科研能力、业务水平及教学能力提高了,工作成绩显著,又能写出高质量的医学论文。论文一经发表,即被社会所承认,也是该项目取得科研成果的必要途径。 由此可知,医学论文像一面镜子一样,反映出一个国家、一个省、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医学科学水平和工作风貌,更能反映出人才的多少和水平的高低。因此,如何撰写出高质量的医学论文是广大医务工作者应该掌握的基本技能,是摆在每个医务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为了提高大家的医学论文写作水平,本文重点介绍医学论文写作必备的五个方面。
医学论文是专业性、探索性很强的文章,它的基本任务是探索未知,具体讲就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即提出前人从未提出过的问题,解决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 然而,医学论文同样要体现党和国家有关卫生工作的方针、政策,贯彻理论与实践、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反映我国医学科学工作的重大进展,促进国内、外医学界的学术交流。 同时,在医学科学研究工作中,必须理论联系实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问题。要遵守国家法令,执行著作权法、保密和技术专利等有关规定。做到尊重科学,讲究道德,反对作假,反对剽窃。让医学技术工作面向经济建设,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 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讲,“文如其人”;所以,医务工作者有了好的思想才会有好的主题,有了好的主题才会有好的结论,最后才会有好的论文发表。
科学贵在创新,只有不断创新,人类社会才会进步,医学科学也不例外。 所谓“创”,是指医学论文所报道的主要科研成果是前人没有做过或没有发表的“发明”、“创造”,而不是重复别人的工作。 所谓“新”,是指医学论文所提供的信息是鲜为人知的,非公知公用,非模仿抄袭的,即指医学的研究性课题,包括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和医学边缘学科等三个领域。 此外,即所谓推广性课题研究:在此类研究当中,如果是模仿和重复他人课题或研究,应仿中有“创”、推陈出“新”。作者应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上有自己的新见解,产生出一种新的理论或技术,只有在一定程度上创新,才会从新的角度反映出新的成就。如国家级重大科研课题的推广应用,以及老药新用,古方今用等项目,亦包括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和医学边缘学科等三个领域的推广应用性课题。
衡量医学论文水平的首要条件是论文的科学性。在评价医学论文时,主要看科研设计是否严密合理,方法是否正确,资料是否完整可靠,依据是否准确并符合统计学要求,结果是否科学严谨,结论是否妥当并有充分依据等等。 医学论文写作的科学性,具体包括“三严”和“五个体现”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撰写医学论文,必须贯彻“三严”精神。 众所周知,按医学论文来源分类:
(1)、分为原著(包括论著、著术及短篇报道)和编著(包括教科书、参考书、专著、文献、综述、讲座、专题笔谈、专题讨论等)两类;
(2)、按论文写作目的分类为: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两类;
(3)、按医学学科及课题性质分为: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 、康复医学等四类;
(4)、按论文的研究内容分:实验研究论文、调查研究论文、实验研究论文、资料分析论文、经验体会论文五类;
(5)、按论文的论述体裁分为:论著、文献、综述、述评、讲座、技术与方法、个案报告和医学科普论文等。
所以,作者必须根据自己研究工作和研究资料的内容,选择相应体裁的论文表达形式。
1、坚持严肃的态度:有一种观点认为“态度决定一切”。医学工作者只有思想端正,对待科学严肃认真,不夸大其词,不掺杂水份,才可能写出高质量的论文。
2、坚持严谨的学风:如果没有严谨的学风,心浮气躁,沉入不到你所从事的研究当中去;或者被别的议论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或实验过程,均难以得出正确的3、坚持严密的方法:每一项实验或者临床观察,均应有严密的计划和步骤。在应用严密的操作和相关的程序当中,更不允许随意更改自己的科研设计和论证。 所以,一篇好的医学论文诞生,既要有好的选题,好的设计,又要有具体的实施和认真的总结,作者必须把握好每一个环节,做到“严肃、严谨、严密”。有的人临时想写一篇论文,平时没有选题、没有设计、没有素材、更谈不上积累,怎么能临时写出论文呢?所以,医学论文来不得半点想当然、来不得半点虚假。
第二方面:撰写医学论文必须具有“五个体现”
1、体现真实性
医学论文必须取材可靠,有原始资料和记录,实验结果务必忠于事实和主题,无夸大之处,更不能因实验数据与设计有出入而轻易改变程序和操作方法。当你做出的实验失败了,只要找出失败的真正原因,你同样可以总结出有价值的论文,同样可以发表。你的论文告诉后来的研究者,在此课题研究的某一个方面上道路不通;它的意义也就是为后来的研究者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宝贵的时间。
2、体现再现性
医学论文报道临床或实验观察所得出的结论,其所采用的实验对象、实验方法、实验器材和实验步骤,以及得出的结果,都必须经得起他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相同条件下的重复,并能得出相同的结果。 例如,我国有的医学论文虽然发表了,但别人重复不出你论文当中的结果,这样的医学论文没有任何价值。再如,我国医学工作者的医学论文寄到国外医学杂志发表时,其杂志社均有严格的审编过程,必要时有相应的机构再现你的论文结果,考察其可靠程度,然后再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发表。
3、体现准确性
医学论文中,数据必须准确,必须反复探讨,特别是统计学处理。例如:有的论文作者演算数据错误,编辑也未严格把关,不知不觉中统计学出了差错,文章虽然发表了;但最后在评职称中,错误被评审的专家核查出来了,当事人未能晋升上职称还不知是什么原因,这样的教训值得引起大家注意和重视。 另外,论文中的引文,必须是作者亲自阅读的文献资料,引用一定要准确,引文用词必须规范,术语必须准确;自己的论文推导出来的结论必须合乎逻辑,表达准确。因此,在你的论文完成之前,那怕是一个标点、一个字符、一个数据你都必须核对得准确无误。
4、体现逻辑性
我们写作医学论文,必须结构严谨,层次清楚,概念明确,判断恰当,推理合乎逻辑。不能概念不清,判断不当,更不能证据不足,论证不力,导致观点不明。 目前,对医学论文的格式要求各家杂志社不尽相同;因此,作者在写作前,必须参阅你想投稿的医学期刊,每一种期刊都有它相应《投稿须知》或《稿约》。通常情况下,以中华系列杂志的《稿约》要求为标准,从文题、署名、摘要(目的、方法、结果、结论)主题词、正文、参考文献等多个方面把握全篇。
5、体现公开性
医学论文的作者要客观真实地评价自己和他人的研究成果,切忌片面性和说过头话。对临床实验结果要如实所映,不能任意取舍,不摒弃偶然现象。例如:某人做一项临床研究,对200例病人进行药物疗效观察,结果只有50例有效,有效率为25%;而作者若舍弃100例无效病例,只报道100例,仍保留50例有效,会导致有效率为50%的错误结果。 此外,我们引用他人科研成果或文献资料时,必须亲自查阅,注明出处,以示对作者的尊重和公正。
医学论文发表后,对人类医学事业具有使用价值,是一种社会承认的劳动。发表论文最终目的就是给同行参阅,效仿使用,推动医学事业的向前发展。如读者用了你的论文中提供的方法,则必然有效,能取得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从现代需要的观点出发,医学论文有的能解决防病治病的实际问题,具有实用价值;有的着眼示来,能促进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社会价值。 如果一篇医学论文内容空洞,言之无物,不仅谈不上发表,更谈不上它存在的价值;即使这样的论文侥幸发表了,别人一看就知道没有水准,一看就知道是关系稿、凑数稿,更经不住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将对作者、编者、以及该医学期刊都是一个不少的负面影响。
撰写医学论文是为了交流、传播,存储新的医学信息,让他人用较少的时间和脑力就能顺利阅读,以解论文的内容和实质。这不仅要求论文结构严谨,层次清楚,用词准确;而且要求论文语言通顺,文风清新,可读性强。 一般我们在阅读时,首先会参阅论文的摘要。摘要一般在300~500字之间,英文摘要则相对具体些(600个实词左右),内容包括目的、方法、结果、结论四个部分,它是全篇内容的高度浓缩和提炼;也是整个论文的精髓和灵魂。读者只有在参阅论文摘要,确定其价值后,才会更进一步去参阅详细的内容,再去进一步去应用,所以摘要与正文同样重要。如为论著虽标引2~5个主题词。
正文语句结构多以主谓宾句为主,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实体;同时,必须让读者感受到文章的脉搏和灵气,体会到论文的思想和主题,有很强的可读性。 正文中的医学名词,以198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医学名词》为标准。药物名称应使用1995年版药典(法定药物),英文药物名称则采用国际非专利药名,不用商品名。计量单位必须是1991年中华医学会编辑出版的《法定计量单位在医学上的应用》一书为蓝本。数字执行GB/T15835-1995《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统计学符号按GB3358-82《统计学名词及符号》的有关规定书写。文中缩略语尽量少用。参考文献, 按BG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采用顺序编码制著录。
综上所述,以上“五大要素”是我们撰写医学论文的基本要求,也是我们撰写医学论文的核心要素。总之,撰写医学论文时,我们必须客观地、真实地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完成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尽量反映我国医学科研工作的重大进展,促进国内外医学界学术交流。真正做一个发现医学真理、检验医学真理、实践医学真理、证实医学真理和发展医学真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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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是报纸期刊的总称。 孙犁 《澹定集·读冉淮舟近作散文》:“把旅行所见,写为散文,陆续在各地报刊发表。”它起到解释、宣传等作用。它也可以维护一种形象,比如“人民日报”就是维护国家的形象;“解放军报”就是维护部队的形象;“企业报”就是维护企业形象。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报刊在清末女性解放中的作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漫长的封建社会是一个由男权主宰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体制下,女性一直戴着传统的镣铐,沦落为传统文化压迫贬低的对象。女性的社会角色依附于男性而存在,没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身份和独立的价值观,只能在“三从四德”和“三纲五常”的束缚下,沦为男性的附属品。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由于国内救亡图存、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再加上西方女权思想的传播,一些先进的女性开始觉醒,她们逐渐意识到,自己首先是一个人,一个真正独立的人,然后才能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中国社会文化向近代化变迁的必由之路。
由于受时局的严重压迫,一些走在时代前列的女性开始主动吸收西方先进的知识,用西方女权理论武装自己,自身素质显着提升,在寻求女性解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晚清女性解放经历了戊戌维新时期兴办女子教育、废除女子缠足,把妇女从封建枷锁中解放出来的起步阶段; 经历了辛亥革命时期,革命者呼吁女性实现经济自由、婚姻自主、妇女参政、家庭革命等,把妇女从传统文化中解救出来的发展阶段; 最终达到了五四时期女性一方面在反帝的爱国主义运动中冲锋陷阵,另一方面在反封建的自由解放道路上奋力拼搏的高潮阶段。晚清时期的女性解放是晚清社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化道路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研究晚清女性解放的文章数量庞大,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清末女权运动,二是清末女性教育,三是清末女性身体服饰改革,四是清末女性团体。
而对与女性有关的报刊以及报刊对女性解放的作用则研究较少。报刊作为晚清的新生事物,又是舆论宣传的重要工具,在晚清女性解放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清末,除了一些综合性报刊开始关注女性,用更多的笔墨描写女性以外,一些专门以女性读者为阅读群体,内容主要关注女性生活的报刊杂志也纷纷涌现。关于晚清女性研究的论文中,只有很少的文章涉及到对报刊杂志的研究,这与报刊在女性解放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极不相符。
报刊在中国最初是为统治集团、为男性发声的媒体,随着晚清民办报刊的兴起,民间社会的立场和声音逐渐得到重视。在只有上谕与邸报的年代所可能做到的官府一统天下一手遮天,至此已风光不再,代之而起的是多元社会计量、多种舆论声音并存的格局,在直接消解朝廷权威的同时,也为建立现代社会秩序打开了通道。[1]
因为救亡图存的需要,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社会的解放需要全体女性的力量,于是在男界的呼吁和女界的追随下,广大的中国妇女走上了寻求自由解放的道路。在中国女性的解放过程中,西方女权理论的启发和传播起了很大作用,这些理论传播的一个重要载体就是报刊。当时报刊对女性解放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即兴女学、废缠足、办报刊、立团体,这既是女性解放的重要方面,也是掌握舆论工具的先进知识分子关注妇女,追求社会进步的体现。报刊在清末女性解放中的作用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探讨,一是主流的综合性报刊,二是与女性有关的报刊。
对女性解放予以关注的综合类刊物主要有当时影响比较大的几大报刊,如《大公报》《申报》《时报》等。这些报刊顺应时势发展的需要把部分视角转移到女性身上,通过对女性的关注表明其公众立场,彰显其走在社会前沿、关注社会变迁的定位与价值。综合性报刊以其在社会上的重大影响力率先吹响了女性解放的号角。
秋瑾案体现了综合性报刊对女性的关注,也体现了报刊在推动舆论导向中的重大作用。伟大的民主革命战士秋瑾女士于 1907 年 7 月 15 日在绍兴轩亭口英勇就义。这一事件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各大报刊纷纷进行报道,舆论的引导使秋瑾案在民众、乡绅、统治阶级中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关注女性的声音在社会上空回荡。7 月 16 日,秋瑾案发生的第二天,上海的两大知名报刊《申报》和《时报》就对秋瑾案进行了报道。《申报》的《专电》和《时报》的《查抄大通学堂详情》两篇文章对清兵搜捕大通学堂的过程以及秋瑾遇难的事件进行了详细介绍,使民众了解了事情的始末。舆论报刊大量刊登了秋瑾受审讯遇难的过程,秋瑾的伟大形象深深刻在人们心中。在报刊的宣传下,秋瑾遇难的消息传遍大街小巷,为秋瑾喊冤的声音也铺天盖地。7 月 19 日《时报》发文严厉抨击了浙江巡抚杀害秋瑾的暴行,《申报》《大公报》等也纷纷开始为秋瑾喊冤。
7 月 21 日《时报》刊登了《秋女士传》,22 日《申报》刊登了《秋瑾之演说》,对秋瑾生前的活动进行了报道。此后,秋瑾的挚友吴芝瑛女士撰写的祭文在《申报》刊登,更大程度上引发了社会对秋瑾遇难的同情和悲愤。7 月 23 日的《申报》刊登了《秋瑾冤杀之原因》,其中明确指出了“卖之者为女士昔日在东密友袁某”,而“张抚幕友之力主株连者为宁人某姓”,“电至浙张抚大暴躁谓学生无不可杀,某恐以此失张抚从严惩办”.[2]28 日《申报》又在《秋瑾女士冤杀之历史》中揭露了另外两个告密者,“此次秋瑾女士之被害,实由于胡、袁二人之诬指,并由徐□□之暗嗦”.[3]
经过半个月的发酵,报刊的报道步步紧逼,清政府的处境日益被动和艰难。在民众和舆论的压力下,浙江巡抚张曾敭被迫托病请假,8 月 6日《申报》报道了张曾敭请假一事,“浙抚张曾敭因秋瑾事,不利众口,奉请开缺养病”.[4]
此后,张曾两次奏请补山西巡抚缺,虽然得到了清廷批准,但是迫于舆论的压力张最终没有到任。就这样,夹在下层舆论和上层压力之间的浙抚张曾敭黯然离开了晚清政坛。在舆论谴责之下,山阴县知县李钟岳选择用自尽来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和生命。1907 年 10 月 31 日,《时报》杭州专电报道了“前任绍兴府山阴县知县李钟岳因秋瑾一案,大愤自缢而死”.[5]在舆论的追查下,1910 年 8 月 15 日,胡道南在绍兴清查公产事务所遇刺。至此与秋瑾案有直接关系的晚清官员纷纷陨落。秋瑾遇难事件彰显了晚清报刊强大的舆论力量。
报刊的不断报道,一步步推动了事情的发展,给统治者带来了巨大的舆论压力,使广大民众得以逼近事情的真相,同时也扩大了秋瑾被害的影响。这一事件蕴含了深厚的力量,在此后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喷薄而出,为女性解放运动的大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也使得秋瑾成为晚清女性解放运动的代表人物。
女性报刊是指报道内容主要关注女性或者主要面向女性读者群体的报刊。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不断发展,女性越来越渴望发出自己的声音,社会对女性的诉求也越来越关注。因此,民间的女性报刊不断涌现,1898 年 7 月 24 日由中国女学会在上海主办的《女学报》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份女性报刊。《女学报》的创办不但突破了禁锢女性言论的历史,而且还在女子教育刚刚萌生的时候,即汇聚一批女性与提倡女学的男性来共同地集中地探讨女学问题。[6]黑暗的封建社会中男子垄断了受教育的权力,女性即使有机会受教育,其宗旨也“总不外乎贤妻良母”女子不能入学“聘师在家研究的最多”.[7]女学的发展有助于女性的自我觉醒。《女学报》宣扬女学,为女性争取受教育的权力,成为推动实现男女教育平等的重要媒介。
晚清北方地区最早创办的女性报刊是《北京女报》,其创刊于 1905 年 8 月 20 日,到 1909 年止发行达四年时间。《北京女报》以日刊的形式发行,共计发行 1000 多号,在当时产生了极大影响,其关于北方地区女界运动的报道,为推动女性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此之前,中国只有南方有女性报刊,而且只有月报,《北京女报》的出现填补了这两项空白,在报刊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北京女报》的人物故事与议论更贴近日常生活,在闲话家常的气氛中,改良思想也点点滴滴地渗透到读者意识中,在女子教育相对滞后的京城,《北京女报》的目标受众更偏向家庭主妇。[8]
《北京女报》的主笔是积极投身女性解放事业的张展云,既为女性报刊,报社其他成员也多为女性。《北京女报》对女子独立人格的提倡、对女性受教育权力的呼吁、对女性家庭地位的提升,为晚清女性解放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辛亥革命前后随着革命活动的风起云涌,“天下兴亡,匹妇有责”的口号响彻大地,广大妇女开始把自身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纷纷走上了救国图存道路,女性解放运动得到了更深入的发展。随之,辛亥革命也使女性报刊的发展登上一个高峰。据不完全统计,从 1898 年至 1917 年期间,全国约有 60多种女性报刊陆续发行。从创刊时间上看,1898 年至1904 年有 10 多种女性报刊发行,1905 年至 1911 年有 20 多种女性报刊发行,1912 年至 1917 年约有 30多种女性报刊发行。[9]
这一时期的女性报刊除了继续宣扬维新时期的兴办女学、废除缠足以外,还鼓励女性实现自身解放,呼吁赋予妇女经济自由、婚姻自主、参政议政的权利。妇女报刊成为宣扬女性解放的舆论工具,成为推动女性解放运动的阵地,也促进了社会的解放和近代化变迁。
总体来说,女性报刊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栏目设计科学,在中国报刊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女性报刊的宗旨主要是争取女性自由,宣扬女性解放,倡导女性独立,推动女权运动思潮,彰显爱国时代主题。报刊多以白话文为主,报社主笔、主编、翻译也多为女性。
创办女报吸收了一部分知识女性,使她们成为继教师之外的又一个职业女性群体,取得了独立的经济地位。但是由于经费的限制,女报多为“短命刊物”,《北京女报》长达四年的发行期已经算是比较长的了,这也是女性报刊发展的局限之一。
女性的地位在晚清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她们从男性的附属品逐渐变为有独立人格的个体,这期间不论是主流报刊还是女性报刊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 一) 报刊的宣传为女性解放进行了思想准备
晚清中国的大门是被坚船利炮打开的,而思想大门却是由报刊舆论开启的。中国女性解放运动的发展得益于国外女权理论在国内的广泛传播。先进的知识分子是传播这些理论的主体,由其创办的报刊是传播这些理论的平台,在他们的影响下,中国女性开始为争取自身地位努力奋斗,开始接受教育,要求实现婚姻自由,通过家庭革命实现经济和人格上的独立。这些思想上的启蒙促进了女性的觉醒,为以后妇女解放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做了必要的准备。
( 二) 报刊的宣传为女性解放进行了舆论准备
报刊对于女性的报道,不仅使先进的男性知识分子有了为女性发声的平台,也使觉醒的女性有了为自身说话的媒介。报刊对革命事件的实时报道,促进了革命活动的发展,点燃了民众关注的热情,从而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和近代化历程。报刊对女性的关注和报道,使女性开始有了话语权,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对社会事件的看法,也使全社会形成了关注女性解放的氛围,为女性解放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做了充分的舆论准备。
( 三) 报刊的宣传深化了女性解放运动
近代报刊对女性活动的报道,使中国妇女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声音,也使中国妇女在政治舞台上留下重要的影响。从报纸对秋瑾案的跟踪报道中,可以看出报刊对女性的深切关注,这些关注推动了事件的发展,进而推动了女性解放运动的蓬勃开展。报刊的宣传使女性解放运动不断深入并蔓延开来。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一开始就与民族危亡、国家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主流报刊对女性的重视,女性报刊对妇女的关注,都使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深深打上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烙印,使“天下兴亡,匹妇有责”的使命感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女性的解放。这使国内的女性解放运动进一步深化,不只是关注自身,而是关注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报刊作为重要的舆论工具在晚清女性解放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为广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供了宣传女性解放思想、呼吁女性解放的广阔平台;为广大生存于社会底层的女性提供了了解女性解放思想的窗口; 为社会营造了女性解放、自由发展的氛围; 为国家和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没有女性的解放,就没有中华民族的解放,二者息息相关。最终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伴随着全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轰轰烈烈地展开,并且推动了全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1]夏晓红。 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5.
[2]秋瑾冤杀之原因[N]. 申报,1907 -7 -23.
[3]秋瑾女士冤杀之历史[N]. 申报,1907 -7 -28.
[4]专电二[N]. 申报,1907 -8 -6.
[5]夏晓红。 晚清社会与文化[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300.
[6]刘人锋。 晚清女性关于女学的探讨---以第一份妇女报纸“女学报”为例[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8,( 3)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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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乐的概念 — 亦称艺术歌唱。是运用艺术化的语言(圆歌梦)与科学化的歌喉(艺术嗓音)相结合,塑造出鲜明生动,悦耳动听的听觉形象—歌声,来表现语意高度凝炼的歌词(诗或词)以及典型化,情感化的旋律音调来(好学歌)学声乐,借以抒发思想感情并进行二度创作的一门音乐表演艺术。简言之,声乐—是用人声唱出的带有语言的音乐。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解放天性在中学声乐教学中的渗透及融合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目前,我国不断推进教育改革的进程,因而各初级中学为了更好的满足时代的发展需求,也不断推动教学创新和教学改革,以便陶冶学生情操,提高其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从而达到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目的。本文首先讲述了在中学声乐教学中解放学生天性的意义,然后具体分析探讨了将解放天性渗透或融入中学声乐教学中的主要方法。
【关键词】中学声乐教学;融合;解放天性;渗透
将解放天性融入到中教学声乐教学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并应用在声乐教学中得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通过在声乐教学中解放学生自身的天性,有效地促进学生自身内在潜力的发展,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充满自信。
通过有关专家的调查分析得知,人自身拥有的潜在能力大部分都没有被开发出来,并对人的天性存在一定的争议。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创作需要利用精神以及形体的集中,并运用人的视觉听觉等,最终实现创作。在中学进行的声乐教学中,大部分学生对于平时的发声练习都能够保持流畅和自然,存在部分学生拥有较高的天赋,能够完成纯熟的表演,虽然学生平时表现比较稳定,但是在考试的过程中,会由于学生自身的紧张并且缺乏一定的自信等,导致学生在发音的过程中经常出现发音不准的情况,声音张力表现的不够,从而最终影响学生的综合成绩。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还是学生缺乏自信,不敢大胆的唱,存在一定的心理负担,这些因素都会集中表现在考试中,成为抑制学生发展自己天赋的重要原因。因此,在中学进行的声乐练习中,应该增加释放学生天性的相关练习和训练,充分的挖掘所有学生自身的天性。学生拥有的天性能够让音乐更具有表现力,因此,解放天性对于声乐教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提高学生自身的心理素质
演唱者拥有的心理素质会直接影响最终的声音表现,拥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能够让学生在表演的过程中发挥自己最佳的水平。进行声乐教学的实践过程中,学生自身具体的天赋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学生具体的声音效果以及表演中的表现张力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需要重点培养学生拥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对学生的表演予以一定的表扬和鼓励,了解学生的具体情况做到因材施教。例如,在学习《我和我的祖国》时,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或许并没有完全理解歌曲具有的内涵,教师依然需要对学生表现比较好的方面进行适当的表扬和鼓励,有效的提高学生自身的积极性,从而更好的学习这一首曲目。严禁出现教师对学生训斥的现象,以免教师不经意的训斥就会伤害学生内心的自尊。因此,在进行声乐教学中,将解放天性有效的融入到教学中,通过不同的方式积极鼓励学生,激发学生自身的潜在能力,发挥学生自己的最佳水平。
(二)培养学生拥有自由的状态
在声乐的实践教学中,传统的教学方式更加注重对学生的教,主动引导学生具体的思维方式,并不是让学生进行自主的思考,学生直接接受教师的教学知识。这种传统的教学方式无法为学生提供更多自由想象的空间和机会,作为声乐的演唱者,除了要掌握基本的专业知识内容,还应该拥有创造能力以及想象能力。可以采用启发式的教学方式,释放学生拥有的天性。通过具体的生动语言,培养学生联想的能力,在教学课堂上,让学生自由的发表自己的想法。例如,在《共和国之恋》的教学中,教师并不需要在第一时间就教会学生如何唱,而是通过背景的引导,先让学生自由的发表自己的看法,自己理解这首歌,通过背景知识的讲解,让学生能够深入的了解歌曲的内涵,在学习中释放自己的天性。
(三)加强对学生舞台素养的培养,有效的提升学生自身的综合表现力
在中学进行的声乐教学中,普遍采用的是单一的教学方式,教师更加注重的是培养学生拥有专业的声乐技能,从而忽视了对学生自身舞台表现力的培养。在进行基础教学的过程中,并不能很好的完成教学的目标,没能重点培养学生自身的艺术能力以及具有的心理素质。这种单一的教学模式,虽然学生能够掌握一定的专业技能,但是,却无法拥有专业的舞台素养,并不利于学生自身的全面发展,无法实现天性的释放。
因此,在声乐的教学中,教师应该注重对学生自身天性的释放,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展示自我。大部分中学的学生都缺乏一定的表演经验,虽然学生能够在平常的训练中表现的非常自由放松,但是,一旦需要学生面对众多的观众进行舞台表演,学生就会缺乏自信,表现的非常羞涩不自然。针对这一情况,需要教师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多表现自己的机会,让学生多多参加一些舞台的表演,在表演的过程中逐渐找回自信,充分的表现自己的情感,放下自己的心理负担,展现自己的天性,掌握基本的舞台表演技能,培养学生自身的综合表现能力。
在中学进行的声乐教学中有效的融入解放天性的训练,结合学生的具体情况以及教学的主要内容和教学目标,在教学的手法以及教学侧重点上采用灵活的教学方式,深入的研究教学的内容,除了重点教育学生掌握基础的专业知识。同时,还要培养学生拥有综合的表现能力,帮助学生解决学习中的困难,树立自信心,释放学生的天性,从而挖掘学生的潜在能力。在声乐的训练中,将学生作为主体,为学生提供自由发展的空间和机会,最终提高声乐教学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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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制,是指奴隶主拥有奴隶的制度。劳力活动须以奴隶为主,无报酬,且无人身自由。奴隶一般来源于战俘、被占领地区原住民、负债者和罪犯,近古和近代的奴隶多从非洲等地方拐卖到欧洲的殖民地。奴隶制一般出现在农业社会里。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奴隶制的确立与北美白人意识的嬗变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关于北美殖民地早期白人自我意识的存在及其对奴隶制法律化的影响,美国学术界的 相关论述可谓汗牛充栋。(注: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拙著《文化的断裂——美国黑人 问题与南方重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7页。)但对于奴隶制确立之后 白人意识的变化以及引起这些变化的结构性因素进行系统性探讨的似不多见。本文试图 解决这个问题,以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本文认为,正是从17世纪60年代奴隶制法律化的过程启动开始,北美的白人意识逐渐 进入了它与统治欲、征服欲或虐待欲结合的时期,其目标指向处于弱势地位的黑人种族 。这种新型的、毒化了的白人意识即为我们通常所说的“种族主义”。(注:关于种族 主义的早期形态——白人意识——的定义及其成长,请参见拙文《英国历史传统与北美 奴隶制的起源》,《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105-110页。)
对于这种转变的过程及其动因,首先必须从奴隶制本身的性质来寻找答案。事实上, 作为一种权力体制,寻求最大程度对人身的控制体现了奴隶制的内在要求。早在1590年 ,一位英格兰评论家即指出:“在所有缺乏自由的人中,奴隶的隶属性最强,因为奴隶 是服役于或束缚于另一个人,甚至违背了自然性的一种人”,“甚至其子女也感染上其 父亲奴役状态的麻疯病”。[1](P31)约翰·洛克也认为:“奴隶制是一种可恶而悲惨的 人类状态”,[2](P3)“这是最完全的奴役情况,它不外是合法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 的战争状态的继续”。[3](P17)保持奴隶制,意即维持这种征服状态。其中,“征服者 ”和“被征服者”都力图使权力的砝码移向自己一边。其结果是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实 际上构成了奴隶制的核心问题。对于主人来说,这是一种特殊的心理训练,作为主人的 习惯使得他热衷于追逐权力,珍视荣誉,(注:关于病态的荣誉感,可参见威尔海姆· 赖希《法西斯主义心理学》,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使自己浸染于“一种基于自尊和 权力意识的骄傲感之中”。[4](P66)按照斯坦普的分析,主人必须采取五种步骤,即确 立严格的纪律,在奴隶心中灌输低下意识,使其畏惧于主人的威严,接受主人制定的行 为标准,以及制造奴隶无助的感觉。[5](P144-147)这样,以统治和征服为取向的权威 主义结构——即种族主义——便很容易产生出来。
不过,在17世纪60年代之前,当奴隶制仍停留在社会习俗层次,还没有构成经济的主 导性支撑因素的时候,无论在南方的切萨皮克地区还是在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对奴隶 控制的问题尚不严重。奴隶的人数也十分有限。1650年弗吉尼亚只有300名奴隶,[6](1 10)1663年也不过1500名黑人。[7](24)北部更少,在其法律化开始前的1680年,黑人只 占总人口的2.3%。[8](240)在这种情况下,主奴之间的个人关系还占据着主要地位;作 为一种社会性的权威主义性格结构尚未确立。也正是出于这种个人控制的特点,奴隶能 够寄希望于不确定的未来,而使主奴关系相对温和。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在17世 纪的弗吉尼亚北汉普顿县,英国人和非洲人能够以相对平等的身份互相对待达两代之久 。”[9](P16)
然而,随着南方大种植园的发展,随着黑人人口的增加,以个人控制为特点的传统体 制便打上了更多的社会性烙印,进而推动白人群体形成一种崇尚权力控制的权威主义性 格结构。从1660年开始,维持约20年的烟价低潮刺激了南方生产规模的变革,小规模的 生产处于非常不利的局面。到17世纪80年代初,随着欧洲市场的恢复,廉价烟草竞争的 态势已经形成。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开始积极介入奴隶贸易,为北美殖民地运来源源不 断的劳动力。[10](P24-28)到1700年,黑人已占南方总人口的21.1%。[8](P240)奴隶人 口的增长、生产形式的非个人化,是导致种植园纪律强化、社会不安状况加剧的主要原 因。黑人人口的增长还导致监工阶层的兴起,而从事这种职业的人员一般从贫穷白人中 招聘。这样,不仅主奴间个人色彩淡化,且社会参与成份加大。在管制黑人行为方面, 整个白人社区也感到共同利益的加强,因为诸如逃跑、谋反之类的举动不仅腐蚀种植园 纪律,而且对整个白人社会都构成威胁。白人小农当然也不愿看到一个竞争性的黑人对 手出现。
随后一系列奴隶制法律相继出台。如马里兰议会于1663年规定:“所有黑人和其他奴 隶,将服役终身”,“所有黑人或其他奴隶的孩子,将像其父母一样成为终身奴隶”。 [11](P109)弗吉尼亚议会则先后规定:“在这个地区出生的所有孩子,将只根据其母亲 的地位,决定其奴隶或自由的地位”(1662);[12](P44)“施洗并不能改变一个人是奴 隶还是自由的状态”(1667)。[12](P45)切萨皮克地区的奴隶制法律化过程从17世纪60 年代开始,到1705年已基本完成。新英格兰地区则慢一拍,法律化过程从17世纪80年代 开始,到18世纪初亦告一段落。根据这些法律规定,奴隶只是动产或不动产,因而从法 律本身的角度来看,奴隶没有什么权利可言。
人们很清楚,制订奴隶制法律的根本目的是防止奴隶的反抗,使其既听命于主人,又 不致危害整个白人社会。如果说奴隶制的引进主要是出于经济因素的话,那么奴隶制法 律化的目的主要是解决种族问题。“奴隶制的建立,不只是提供劳工控制,它也是一种 调节种族关系和社会秩序的体系。”[13](P152)不过从法律实施的途径来看,法律不是 教育黑人如何做,而是训练白人如何做。主人被赋予几乎无限制的个人权力,[12](P91 )特别是运用鞭子的权力,以免他的奴隶造成社会负担;所有白人则被赋予惩罚逃奴、 阻止奴隶聚集和行使巡逻的义务。[12](P93,P96);[5](P153,174);[14](P60);[15 ](P23)主人不得随意释放奴隶,[5](P232-235)其家长主义温和性的一面不得没有限度 ;而所有的白人都不能向奴隶出售酒类、教其识字或纵容逃跑。[5](P211-212)法律鼓 励白人在控制黑人方面保持一种社会责任感,引导普通白人献身于所有白人的“共同事 业”,以便为控制情结打下一种跨阶级的“善”的基础。其结果是一种合乎“正义”的 战斗激情很容易被激发出来。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统治情结也与个人主义在17世纪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但在殖民早期,个人主义的经济基础还不十分成熟。以当时最先进的生产组织形式公 司体制为例,在其最初被引入殖民地的时候,个人仍在相当程度上束缚于旧的社会秩序 之中。如在弗吉尼亚公司所设计的殖民计划中,身兼士兵和职员之二任于一身的佣工占 有中心地位,军事纪律束缚着每个殖民者。[16](P5)在这种体制下,雇员的积极性明显 不高。为解决这个问题,不得不发明了“人头权利制”,其特点是将劳工引入与土地授 予相结合。[17](P5)其结果是殖民者开始为自己而不是为英格兰股东生产作物。在17世 纪的其余时间内,南方农场主继续沿着河道、海岸到处寻找肥沃的土地,种植烟草这种 大宗作物并输出到英格兰,使得规模可观的大种植园的出现成为可能;凡不能生产大宗 作物的地方,则维持自给自足的小农场。在新英格兰,则一开始就从英格兰引进了敞田 制,村民大会决定种植、收割等事宜。这种敞田制无疑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贸易也以 地方集市为主,但市场化的逐渐推进仍构成殖民时代总的趋势,特别是随着18世纪末“ 圈地运动”的进行,最终由个体农场取代了敞田制。
政治权力下移是殖民地的普遍特征。由于英王对殖民地无动于衷的态度和路途遥远的 事实,使得代议制得以在部分公司殖民地、皇家殖民地和业主殖民地建立起来。[18](P 3-25);[19]而且重要的是,来自英国的上层势力在17世纪30年代就被本地领导力量取 代。[21](P40)马萨诸塞的代议制则是从公司体制中分化出来的,即先从公司董事会中 选出总督参事会,股民组成“大法庭”(议会前身),1644年参事会成员和大法庭成员分 离后,代议制雏形初现。[22](P51-56)这种政治自治的确立,也为个人主义的脱颖而出 奠定了社会基础。
正如科斯洛夫斯基所说:“经济的独立过程是欧洲精神向个体化发展的标志。”[23]( P9)在精神领域,个人主义的崛起成为17世纪北美的历史事实。众所周知,新教改革的 一个后果是,教士的中介地位被废除,信徒个人不得不直接面对超然的上帝。一方面是 一个专横拔扈、一意孤行的上帝,“依据他的意志,上帝施予或拒绝仁慈,完全随其所 愿”,[24](P76)另一方面是人的软弱无能,如加尔文所说:“我们因感到自己的无知 、空虚、贫乏、软弱、邪恶与败坏,于是叫我们察觉而且承认,只有在主那里才找得着 真正的智慧、坚强的力量、完全的仁慈与无疵的公义。”[25](P3)对上帝的无限信任与 对人的怀疑乃至怨恨,构成了时代精神的两个侧面。[26](P13,17);[27](P4-50)北美 殖民地的宗教继承了这个特性,人们几乎毫无疑义地强调权威的最终来源是上帝,并以 此强调社会共同体的合法性必须建立在神圣权威之上。[28](P3-12)但由于每个白人都 有几乎同样的道德价值,即一个人不比另一个人更有得救的价值,[29](P2);[30](P14 8)使得社会共同体的合法性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建立在个人的主权之上。因此, 清教的核心教条——盟约理论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契约理论的神学版本;[31](P4)五月花 公约则展现出一个在“自然状态”下个人之间达成社会契约的罕例;[32](P5-6)理论色 彩较淡的安立甘宗却把个人尊严表现在其组织的囊括性上:每个人都不能被人武断地排 斥于上帝之国的大门之外。[22](P116)沃那·斯塔克对此概括为:“天主教教义……体 现了汤尼斯所说的共同体原则,即整体先于局部。相反,加尔文派则产生于联合的原则 :局部先于整体。天主教是根据有机统一体的观点来思考问题的;它是集体主义的。加 尔文教则是根据有利局部的契约论观点思考问题的;它是个人主义的。”[33](P89)
简单地说,个人主义是一种基于个人财产权和自治权之上的生活方式,一种以神虐方 式表现自我尊严、自我主权的精神状态。如果个人主义原则能够得到普遍适用的话,倒 也无损种族问题之大局,也与白人意识的嬗变扯不上关系。问题在于,这种自我尊严被 严格限定于白人共同体之内。如果说白人的精神世界尚承受着神虐的话,作为“不可见 的人”——黑人则须承受着白人和上帝的双重“施虐”;换言之,对黑人的神虐必须通 过白人这个中介发生作用。所以在南方,白人乐于将种植园看做是不可侵犯的城堡;在 北方,白人则以《自由法规》的形式个别规定所谓“陌生人”的位置。凭藉其在上帝与 黑人之间的“特殊”关系,白人获得了一种力量感和安全感。正如威廉·加韦斯后来所 阐述的那样:“再也没有比这更显而易见的了,荒野的野蛮人需要一种更具威力的武器 的限制,[白人]个人则不然,其情趣和天性处于道德和宗教情感的内在约束之下。”[3 4](P19)
当然,统治情结并不是不需要限度。即使是主人,其权力从一开始也受到上帝律法的 制约。他不能滥用权力,令其奴隶做邪恶之事;对非份要求,奴隶有权利予以谦逊地拒 绝,“因其主人和他们都是上帝的奴仆,他们不能违抗他而取悦于人”。[35](P34)如 果说移民之初出游荒野的危险尚造成顺从神虐心理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后退的 边疆则会给予其某种安全屏障。如汉德林所说:“作为荒野的人民,他们身处新世界的 家园,这种事实本身即给予他们一种力量感。”[16](P10)最终,专横的上帝不再被人 注意,人们开始逐渐转向耶稣这个具有神性的人,一种“爱的宗教”在18世纪初开展的 大觉醒运动中诞生了。个人主义也由此完成了从强调神定铁律到自由个人的转移。在这 种过程中,作为调整措施,习惯以种植园作为个人主义单位的南方形成了针对黑奴的“ 家长主义”,绝对控制开始与个人温情有了更多的、受到当局鼓励的糅合,[8](P60-62 )而北方则开始注意和强调包括黑人在内的所有人的“自然权利”。[8]
将奴隶制法律的奴役对象及个人施虐对象限定于特定种族,毋庸置疑地促进了白人意 识向种族主义的发展。而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其本身的逻辑便开始自动发挥作用。18世 纪种族理论系统化的事实表明,白人意识与统治欲在理论上的结合过程已经开始。
种族理论的系统化,得力于人类学者的推动。瑞典博物学家林奈在1735年发表的《自 然系统论》中提出了物种不变性的观点。在此基础上,他将物种按等级排列,并描述了 各物种内部的多样性。在他的排列中,人作为物种之一而与猿为邻。尽管他对物种内部 存在的多样性兴趣不大,但他还是依据肤色将人分为四种类型:欧洲人种、亚洲人种、 非洲人种和美洲人种。在他看来,这些人种同属一个梯级,并无质的区别,差别只在于 环境因素。林奈所开创的方法被乔治·布丰所继承。他在1849-1804年间写成的《自然 史》中对人种的分类有了进一步的说明,提出了变异论。因其肤色是“人的真正和自然 的颜色”,[36](P36)白人种族被他作为标准类型,其他种族都是这种类型的变异。另 一位生理学家约翰·布鲁门巴奇则以头盖骨的形状对人种予以分类,确定出高加索人、 蒙古人、美洲人、黑人和马来人这五个人种,由此奠定了其“头盖骨之父”的地位。
网络式划分法只对大的物种进行分级,并拒绝在不同人种之间安排秩序。但他们的科 学研究却刺激了人们对古老的生物大链传说的兴趣,并试图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含义。
生物大链思想远可溯至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论。他将宇宙看成是由55个同心圆球所构成 的体系,其中心是地球,向外依次排列着水、气、火等天上星体。每个圆球都有灵性, 而神站在最外圈,产生运动的动力。在这种宇宙论中,中古时期的经院哲学代表人物托 马斯·阿奎那进一步嵌入了基督教的有关观念。处于等级系列的世界从地狱开始,往上 依次排列着大地、植物、动物,然后到达有部分神性的人,在人之上是三个等级的天使 ,在大天使之上是全能的上帝。这就是所谓的生物大链。生物大链思想以及相关的地球 中心观能生动地表现神的至高形象和人的卑贱地位,具有鲜明的梯级特征。
对于18世纪的白人来说,他们所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复述古老的传说,而是竭力发现人 类分级的“事实”,以高等动物对低等动物的支配权和神秘的裁决为由论证白人对黑人 奴役的合法性。与其17世纪的先辈相比,他们自恃有科学理论和经验主义方法的支持。 由于《圣经》强调人类始祖的共同性,他们便以论证人与猿亲缘关系的远近来绕过这种 障碍。18世纪70年代,荷兰解剖学家皮特·卡梅尔提出“面部角度说”,赢得了广泛关 注。据他“观察”,在从猿到黑人、最后到白人的头盖骨之间有一个规则的梯级:猿、 猩猩、尼格罗人、霍吞图特人(Hottentot)、马达加斯加人、塞里贝斯人(Celebese)、 中国人、蒙古人、卡尔马克人(Calmuck)及各种欧洲人。[14](P102-103)与网络式方法 明显不同,这种划分方式暗指黑人作为低等人种有着科学的依据。此后,复活了的生物 大链思想便在18世纪末的美国成为热门话题。
即使是伟大的思想家托马斯·杰斐逊也对此兴趣盎然。在1787年写成的《弗吉尼亚日 记》中,他花费了极大的精力来观察黑人的“低劣”本性。如在种族特征方面,他写道 :白人面部“红与白的精美交织”所体现的“感情表达”,与黑人“永久性的单调”形 成鲜明的对比;白人有“飘柔的头发”,形体表现出“更为优雅的对称”,而黑人则“ 在脸上和身体上毛发稀疏”,“他们较多地以皮肤腺、而不是肾脏排泄,使其发出一种 强烈的、令人生厌的气味”。在智力上,印第安人“脑中有尚待开发的萌芽”,而黑人 则无任何类似迹象;“在记忆上他们与白人等量齐观,在推理上则低劣得多。……而在 想像力上他们是呆板的、毫无趣味的和不规则的”。至于其“动物性”,则表现于他们 的贪吃好睡,因为“一个身体安逸、并不思考的动物,自然倾向于睡觉”;他们对其女 性更加热情,“但爱对他们与其是精细的感情,不如说是一种强烈的欲望”,他们尤其 喜好凯觎白人妇女,如同“猩猩偏爱黑人妇女甚于他们自己的种类”。[37](P20-22)杰 斐逊在此将白人和黑人作为人种的两个极端类型予以对照,将黑人置于与猿为邻的位置 ,并向人揭示出黑人在身体和心智两方面的“低劣性”,以及在生物大链中性骚扰的指 向。虽然杰斐逊本人无意于以此为奴隶制辩护,但其他人更乐于像爱德华·朗那样,相 信这种低劣“事实”与神秘的裁定之间存在着联系。[10](P14)
杰斐逊的生物大链思想对普通白人的看法影响甚大,尤其是在美国南方。如在报纸上 刊登搜捕逃奴的广告时,有些奴隶主常常声称“我的奴隶猿猴”或“狒狒”长相如何如 何,这是生物大链思想在民间影响根深蒂固的一个明证。著名的黑人思想家杜波依斯曾 指出这种现象:“在旧南部有一种观念——真诚的和热情的信仰——即在人和牲口之间 的某个位置,上帝创造了一种叫作中间物(tertium quid)的东西……”[38](P122)18世 纪生物大链思想对人的分级,为白人意识的转变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心理支持,也为19世 纪中期奴隶制大辩论时的转变完成阶段打下了牢固的理论基础。
奴隶制法律化以后白人意识向种族主义的演化,使得一种富有毒性和攻击性的性格倾 向渗透到美国白人的灵魂之中,加剧了美国历史的悲剧性缺陷,乃至引发了以后的内战 和重建的失败。对此,一些美国历史学家的反思是有道理的,即种族主义的持续存在, 构成了“美国历史的主题”,[39](P143)尤其是构成了“南方历史的主题”。[40](P30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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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是网络技术与通信技术在商务领域中的应用,是未来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有效工具。电子商务代表新的经济增长点、有着广泛的市场前景,但它的推广和发展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也会存在一些困难和和问题。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概述中国电子商务模式及发展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概述中国电子商务模式及发展
对于企业来说,电子商务将实体的市场变成虚拟的空间市场,它一方面为企业提供了新的营销渠道。另一方面也使开拓市场变得更容易。网络营销不需要店面,也不需要售货人员,24小时全天候上班。网络交易,即使是在地球另一端,市场也就在我们的手指之间,因此,电子商务不仅能开拓市场,而且能整合企业资源优势,降低成本,提高品牌竞争力,增加利润,使各类企业大大受益。
电子商务模式按电子商务交易主体的不同,可分为以下几种:
1.1、企业―企业(B to B)
按买方和卖方在交易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又可以将这种模式分为以卖方为主的企业――企业电子商务,及以买方为主的企业――企业电子商务两种形式。
1.1.1、以卖方为主的企业――企业电子商务以卖方为主的企业――企业电子商务模式是一种最普遍的电子商务模式。
1.1.2、以买方为主的企业――企业电子商务
在以买方为主的企业――企业这种电子商务模式中,需要产品或服务的企业占据主动地位,买方企业先上网公布需求信息,然后等待卖方企业来上网洽谈、交易。这种交易方式类似于现在企业常用的项目招标方式。中国信息技术商务网就是采用这种模式通过网上招标来取得商品或服务。
1.2、企业――消费者(B to C)
这种商务模式主要分为卖方企业――买方个人的电于商务,及买方企业――卖方个人的电子商务两种模式。
1.2.1、卖方企业――买方个人
卖方企业――买方个人的电子商务是商家(零售商)出售商品和服务给消费者个人的电子商务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商家首先在网站上开设网上商店,公布商品的品种、规格、价格、性能等,或者提供服务种类、价格和方式,由消费者个人选购,下定单,在线或离线付款,商家送货上门的电子交易方式。
卖方企业――买方个人的电子商务模式中所涉及的网上商店与传统商店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它不需要昂贵的店面,不需要雇佣太多的人手,不必有很多库存,而且当网上商品丰富起来和上网购物的人多了起来后,网上购物可以获得更多的商业信息,买到价格较低的商品,节省购物的时间,足不出户就可以通过“货比千家”来购买商品。
1.2.2、买方企业――卖方个人
买方企业――卖方个人的电子商务是企业在网上向个人求购商品的一种电子商务模式。这种模式应用最多的就是企业用于网上招聘人才。如许多企业在中国人才盟网式。(www.省略.cn)上招聘各类人才。在这种模式中,企业首先在网上发布需求信息,后由个人上网洽谈。这种方式在当今人才流动量大的社会中极为流行.因为它建立起了企业与个人之间的联系平台,使得人力资源得以充分利用。
1.3、消费者――消费者(C―C)
该模式可分为以卖方为主的消费者个人――消费者个人电子商务和以买方为主的消费者个人――消费者个人电子商务两种模式。
1.3.1、以卖方为主的消费者个人――消费者个人以卖方为主的消费者个人――消费者个人这种电子商务模式是一种由出售商品的个人入网上发市消息,由多个买者竞价,或与买者讨价还价,最终成交的模式。
1.3.2、以买方为主的消费者个人――消费者个人
以买方为主的消费者个人――消费者个人电子商务模式是一种由想购买商品的个人,在网上发布求购信息,由多个卖者竞卖,或与卖者讨价还价,最终达成交易的电子商务模式。
1.3.3、企业――企业――消费者(B―B―C)
B―B―C电子商务模式是B―B和B―C两种电子商务模式的整合。这种模式的思想是以B―C为基础,B―B为重点,将两个商务流程衔接起来,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电子商务模式。
电子商务是网络技术与通信技术在商务领域中的应用,是未来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有效工具。电子商务代表新的经济增长点、有着广泛的市场前景,但它的推广和发展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也会存在一些困难和和问题。我国发展电子商务当前存在和急需解决的主要有以下一些问题:
电子商务观念落后,对Internet网上蕴含的巨大商机认识不足;电子商务的信息基础设施较落后,软件加密方面的研究也较薄弱;电子商务需求规模不大;电信垄断导致电信资费过高。
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的经营状况看,电子商务是机遇与挑战并存,而且挑战大于机遇。为了推动电子商务在我国的健康发展,我们应该积极应对:
2.1、转变观念,迎接网络时代的挑战
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各种手段,大力宣传网络和信息在未来竞争中的重要作用,促进居民和企业转变观念,重视网络贸易的发展,构筑推进网络贸易发展的舆论环境。
2.2、通过行政于预、免税、降价等策略,扩大电子商务需求
发展电子商务,当务之急是扩大电子商务的需求。为此,我们可参照国内外的一些经验,如我们采用类似国外的一些电子商务的减免税、降价、行政干预等举措,则可大大扩大我同电子商务的需求,开拓市场,从而可进一步促进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
2.3、推广关键技术,充分发挥网络优势
我国应充分利用和发挥现有的网络资源,尽量扩大网络流量,规范交易信息实施产品或行业标准,组织建设虚拟商厦,力争商业信息在数量、质量和表现形式上能上一个台阶。一些技术条件好的企业应积极参与电子商务的开发和推广应用。政府应鼓励。支持电子商务中介服务机构的发展,对于电子货币的安全性,商务的安全性,政府部门应利用投资计发、科研攻关、技术与产品引进等途径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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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一般也称“观念”,其活动的结果,属于认识。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它对客观事物的发展起促进作用;反之,则是错误的思想,它对客观事物的发展起阻碍作用。思想也是关系着一个人的行为方式和情感方法的重要体现。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思修论文:浅谈人思想的解放。内容仅供参考,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浅谈人思想的解放 全文如下:
摘要:人的意识或者思想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其中既有正确的思想,也有相对过时了的错误思想,其中正确的思想对人类社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而那些过时了的甚至是错误的思想,对人类社会起到阻碍作用。因此,思想的解放即正确的思想显得格外重要。本文从人思想解放的必要性到思想解放的限制因素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进行了粗浅的论述。
关键字:思想的解放 束缚 实际情况
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每一次的思想的活跃时期,甚至可以说是爆发时期,随之而来的便是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与进步。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到魏晋南北朝清流思想与五胡少数民族文化交融,再到近现代的洋务运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西方的宗教改革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等等都是人类史上思想解放运动,无不说明了思想解放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时至今日,我们不仅要感叹前辈们为人类进步所作的巨大贡献,而且要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不断发展,面临的一些困难与挑战,我们跟应该主动的去解放我们自己的思想,以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实际情况。这不仅是人类的永恒的使命,更是人类自身进步的必要前提。
然而什么是人的思想的解放呢?在这里,我们指社会主体主动解除各种因素对自身主观世界的束缚,在以实事求是为准绳的基础上,达到思想认识的升华,进而在行动上自觉促进社会实践的进步。
思想解放一词在中国最早是由梁启超提出来的,他在1919年《思想解放》一文中积极倡导“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行为自由”、“出版自由”的理念,认为“要个性解放,必须从思想解放入手”。伟大无产阶级领袖毛泽东曾经说过:“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人民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1]尤其在我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大国不断地迈向一个世界强国的艰难历程中,正是由于我党始终主动地把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作为我们一切行动的大前提,正是不断的解放人们的思想,我国才有了当今如此繁荣的景象。
不论是历史上的还是当今世界,不论是哪个国家或民族,要想立于不败之地,人的思想的解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可以从下面的话语中具体地看到:
其一,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强大,民族的振兴,归根到底都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表现,所以只有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人类社会才能不断的继续前进,这已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是,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并非话语间的谈笑版简单随意,这是个艰难而又复杂的问题,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是受多方面条件限制的。其中作为关键因素的人,对生产力的发展有着非常大的影响作用,而人的思想则是影响人自身的主要因素,故而人的思想的进步与否,错误与对,对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起到关键性的决定作用,因此,解放生产力要以解放思想为前提,发展生产力必须先得解放人的思想。
其二,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一定的反作用,正确或进步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错误的或落后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所以人的思想一定要与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实践相适应,一定要符合实践发展的要求,保持和实践的密切联系,从而不断的应对和解决实践中出现的种种困难。因此只有不断的解放人的思想,才能不断的促进社会的发展。
其三,人的思想解放也是人自身发展的需要,这一条也始终贯穿衣上两条之中。人只有解放自己的思想,才能不断的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和人自身在意识领域遇到的难题。
思想要解放,就必须打破束缚思想的因素,那些束缚思想解放的因素到底有哪些呢?
其一,领袖的话语或领导的讲话。在处于一定的历史时期,领袖的话语是正确的,符合了当时现实具体的情况,对社会起进步作用,但随着实际情况的不断改变,有些人还始终坚信原来的那些语句,认为领袖的话语始终是对的,始终是我们要坚持的。
其二,新的思想或是外来的先进思想极度模仿化,不敢擅自改变,不和自身具体的情况相结合,照搬照抄,最终导致失败。比如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模式传入中国的初期,我们是一成不变的坚持和模仿着,但随着多次的失利,在关键时刻,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最终走出一条符合我国的革命道路。
其三,政治风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一些过时的思想,明明已经不合时宜,但是由于政治和道德因素的制约,我们便止步不前,因为一旦改变这些不合时宜的思想,就会遭受道德上甚至是政治上的谴责和惩罚。其四,原有的思想根深蒂固。现实中存在一些保守的,陈旧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的驻扎在人们的头脑之中,要想彻底的洗刷,这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这也是解放思想的内在原因,也是解放思想的难题。
然而,思想解放的重要性便会迫使我们该如何正确的做到人的思想解放。
首先,人的思想的解放不是胡乱的解放,应遵循一定的科学规律,也就是说,思想的解放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具有自身所遵循的规律性,我们不能随意的想象或编造出一些思想,每一种思想甚至是过时了的思想,都有其本身的规律性和在现实中的物质性。其次,人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我们不能架空当前的现实情况而只在意识的领域里弹奏着美妙的歌曲,如同空中楼阁般,这样便会脱离实际情况,最终会和这个目的相背离。所以和实际情况相结合显得尤为重要,一切思想都要和实践相结合,而不是凡是领袖的话我们都认为是对的。
再次,思想解放一定要保持人们自身的主动性,只有我们自己主动的去解放思想,始终保持思想与现实情况的一致性,才能真正的解决实际情况中所面临的问题;而不是被动的(如晚清时期的洋务运动)或是滞后的(封建迷信思想),虽说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有时会滞后与社会存在,但正是我们知道了这一点,我们更要主动的解放我们自身的思想,只有不断的和现实情况相联系,才能真正的解放思想。
最后,我们不仅要做到思想与实践的相结合,更要看到人的思想解放是一个道路漫长的过程,它是受多种条件的制约和限制的,如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等,我们不能因一时的失利而放弃,不能因为受限的因素太多而放弃。只有不断的坚持下去,才能真正的做到思想的解放。
总而言之,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这就是实事求是。”从古至今,人的思想的解放始终伴随着人类史的历史长河,正是由于人类有不断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烈欲望,才会有层出不不穷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潮流。所以,在当今世界,我们一定要打破旧思想的约束,合理地吸收和有效地利用一切有利于我们发展的思想,要善于克服对思想解放的不利因素和制约条件,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甚至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对实践起指导作用的先进人类思想。所以只有不断提高我们的思想,解放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才能与世界接轨,才能永久地站立在世界之林永放光芒,才能真正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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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语言学的研究表明,认知与语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语言的认知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是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80年代中期以后其研究范围扩展到了语言学中的许多领域,包括句法学、语义学、音系学、篇章分析等。1989年在德国召开的第一次国际认知语言学会议以及l990年创刊的《认知语言学》杂志,标志着认知语言学的学科地位得以确立。此后,认知语言学的发展非常迅猛,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认知的角度来研究语言。
框架语义学是认知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词义及句法结构意义的一种方法。Fillmore指出:“框架语义学提供观察词语的一种特别方式,同时也努力描写一种语言新词的产生和已有词语里新意义的增加,或将一段文章中各部分的意义组合到一起,从而形成整篇文章的意义所需要遵循的原则”[11]。在框架语义学中,词义是用框架来描写的,框架是一种概念系统或认知结构,要理解词语的意义,就必须先具备概念结构即语义框架的知识。“一个“框架”作为在对语言意义的描写中起作用的一个概念, 是跟一些激活性语境相一致的一个结构化的范畴系统”[11]。以Fillmore着名的“商业交易”框架为例。这一框架涉及的概念包括: 拥有、给予、交易、钱。这样一个场景图式中的元素包括:钱、商品、买方、卖方。其他元素还包括:价格、时间、找钱等。根据这些概念, 我们就可以对一系列词语的意义、用法及语法结构进行对比描写。例如,英语中的buy, sell, spend, cost, charge, price等等。如果我们把商业交易框架与其他框架进一步结合起来, 那么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描述和解释像tip, bribe, fee, honorarium, taxes, tuition这样的词语。由此可见, 框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认知结构。语言框架为词义的存在和使用提供了背景和动因。要理解词义必须将其放置于人们的经验与社会文化的习俗框架中,理解人们的经验与社会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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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获取到目标的具体位置信息,一般都是采用GPS定位信息,但当目标处在高楼耸立的城市之间,GPS的部分卫星信号处于遮挡状态,此时为了获得到目标的准确信息,可以考虑采取其他的辅助定位方式。比如说,利用伪卫星技术,该技术实质上就是指安置在地面上的地基发射站,它发射的信号与GPS的信号相类似,但该种技术需要架设额外的设施;采用DTV技术,由于大城市环境中,DTV设施资源也有限。此时可以考虑采用无线蜂窝通信系统,该系统在城市中应用成熟,基站信号好。因基站可以发射信号,目标可以利用基站的信号信息,确定目标的位置,即可以采用无线蜂窝通信系统来弥补GPS定位技术的不足,从而准确获取目标的位置信息。
无线蜂窝通信系统中的定位技术主要有两种体制。一种是基于下行链路的定位技术,即基于移动台的定位技术;一种是基于上行链路的定位技术,即基于移动网络的定位技术。基于移动台的定位技术要求移动台参与定位参数的测量以及测量值的求解计算。基于蜂窝网络的定位技术是指网络根据测量数据计算出移动终端所处的位置,通常必须利用3个或3个以上蜂窝基站接收手机信号的定位参数,即到达时间、角度或强度。
基于蜂窝网络的定位方法目前主要有:基于Cell-ID定位和基于时间提前量定位的方法、上行链路信号到达时间定位方法、上行链路信号到达时间差定位方法以及上行链路信号到达角度定位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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