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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形象问题,对于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等有着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对《纽约时报》,CNN,VOA三家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共产党建党__周年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相关的新闻报道为例,从跨文化角度分析报道中呈现出的中国国家形象,研究结果显示报道中呈现的中国国家形象以负面居多,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从跨文化角度来看,主要有我族中心主义、刻板印象和媒体宣传手段这三个方面。
关键词:中国国家形象;美国主流媒体;跨文化
一、国家形象
“国家形象”作为反映在媒介和人们心理中的综合印象,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国家形象问题,对于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等有着重要影响。
一个国家的国家形象无论是传播者还是接受者,皆有对此形象进行“自定义”的可能。因此,他国公众尤其是他国媒体在建构国家形象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而当今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在国际舆论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它们对一个国家的报道和评论直接影响着该国的国际形象。
中国共产党建党__周年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是2011年中国值得庆祝的两项重大事件。西方媒体对这两大事件所进行的报道,无疑对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笔者以美国《纽约时报》,CNN,VOA三家主流媒体对建党__周年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相关的新闻报道为例,分析报道中呈现出的中国国家形象,从而对其背后隐含的文化因素进行探索研究。
二、研究方法与理论
本文主要采用文本分析和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以《纽约时报》, CNN, VOA 三家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共产党建党__周年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新闻报道为分析素材,通过分析文本中的词语,句子来解读中国国家形象。选取《纽约时报》是基于这份报纸至今已由百余年历史,是美国最有影响的高级报纸,素以信息灵通、言论权威著称。CNN同样是美国重要的主流媒体,每天24小时的全球直播新闻报道,对于公众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有着深远的影响。VOA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闻广播机构之一,每周向世界各地广播1300多个小时的广播和电视节目,听众一亿多人。因此这三家媒体在美国众多媒体中更具有代表性,更能代表美国的价值观。
三、对建党__周年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报道的文本分析
据相关资料整理统计显示,关于中国共产党建党__周年的新闻报道,《纽约时报》6篇,CNN 4篇,VOA 2篇,共计12篇。关于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新闻报道,《纽约时报》8篇,CNN 1篇,VOA 5篇,共计14篇。分析结果表明,《纽约时报》和CNN针对这两项事件的报道,基本以否定态度为主。而VOA对此报道态度相对中立,但其中也不乏负面报道。总体来说,这三家主流媒体对这两项重大事件的报道,内容选取具有偏向性,对中国取得的成就不予以重点报道,而对中国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大肆渲染。本文将从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解读,中国的腐败问题,台湾问题,建党__周年民间庆祝活动这四个方面进行内容分析。
1.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解读。
在有关中国共产党形象的报道中,《纽约时报》和CNN塑造的中国共产党多以强权专政的形象出现。报道中对中国共产党所作出的贡献和取得的成绩或是一笔带过或是避而不谈,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进行丑化。
以《纽约时报》于2011年6月30日一篇名为“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 90”的报道为例。在这篇报道中出现: “a bit like many 90-year-olds”; “increasingly infirm, fearful, experimenting with ways to prolong life, but overwhelmed by the complexities of managing it.” 文本中将中国共产党类比为“日渐衰老的90岁高龄老人”,“内心充满恐惧,想尽一切办法延长寿命,但在处理复杂事情过程中总是被压垮。”在美国,人们普遍认为老人是脱离主流社会的少数群体,年轻人不愿意过多与老人交谈接触①。因此《纽约时报》把中国国共产党比喻为90岁的老人,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心理暗示,是对美国读者的误导。
CNN在关于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报道“China can not confront truth of century-old revolution”中,多次使用 “low-key celebrations(低调庆祝)”来形容中国举办的纪念活动。“low-key”在牛津字典中的解释为“not intended to attract a lot of attention”其中“intended(意图)”有主观愿望的感情色彩,所以“low-key”一词不单意味着“低调”,实则暗指主观上的消极态度,所以CNN一定程度上意在指责中国共产党没有积极主动承办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活动。同时,CNN指责当前中国政府全完抛弃了辛亥革命的精神:民主与个人自由。“1911 was a revolution inspired by ideals of democracy and personal liberty. Those ideals are cynically disregarded -- or brutally suppressed -- by China’s present government.(直译:辛亥革命是一场追求民主和个人自由的革命,而这些理想被中国当前政府无情地抛弃和残酷地镇压了)”。
而《纽约时报》也指责中国当前政府忽视民主和个人自由。其中的一篇报道从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具体时间存在争议这一角度对其进行评价: “They want you to remember what they want to tell you, and not what the truth is, whether you know already or not. And even after you know, it still doesn’t matter.”(直译:他们只想让你记住他们想要告诉你的事情,而非事实真相,无论你知道与否,即便你知道真相,都已经不重要了。)意在指责中国共产党一味向民众灌输一切信息。
2.中国的腐败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__周年的系列报道中,《纽约时报》和CNN都对中国的腐败问题予以关注。2011年7月2日《纽约时报》和CNN的两篇报道中都分别提到了胡锦涛同志在建党__周年大会上关于腐败问题的讲话。胡锦涛同志讲话的原文如下:“90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
《纽约时报》对于讲话的翻译为“The course of 90 years of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 tells us that resolute punishment and effective prevention of corruption will decide where people place their faith and is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for the party.”虽然从翻译内容上来看,忠于原文,较为客观,但是从新闻内容的选取上却是具有偏向性的。例如“corruption”一词在整篇报道中出现3次,较之其他主题,出现频率较高。
而CNN的报道中则翻译为“Chinese communists need to fight corruption if China’s ruling party is to survive, China’s president said Friday.”翻译中使用到了“if”语句,if语句是指c语言中用来判定所给定的条件是否满足,根据判定的结果(真或假)决定执行给出的两种操作之一,if的返回值为真或假。原文的意图是在说明反腐败是至关重要的,但是if语句的使用却表达了中国共产党能否生存的唯一条件就在于反腐败的成功与否。翻译文本在措辞上强化了中国的腐败问题。
3.台湾问题。
VOA在报道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五篇新闻中有四篇涉及到台湾问题。在纪念辛亥百年活动期间,台湾问题在中国大陆是极其敏感的政治话题,而在题为“China Urges Reunification at 100th Anniversary of Demise of Last Dynasty”,和“China Marks Centennial End of Dynasty With New Call for Reunification”两篇新闻报道中,题目中纷纷出现的“reunification(统一)”一词,意在强调两岸统一的问题。
其中“China Urges Reunification at 100th Anniversary of Demise of Last Dynasty”一文,分别重述了胡锦涛和马英九的讲话。台湾问题在胡锦涛同志的讲话原文中所占份额较少,而在VOA的这篇报道中,虽然陈述较为客观,但台湾问题则成为重点话题。
马英九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讲话的原文为“两岸间不应该是政权之争,不应该是统独之争,不应该是国际空间之争,而应努力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核心价值上,彼此激励,相互提升。我们关心大陆的人权发展,就是因为这是我们珍视的核心价值,也是测量与拉近两岸距离的重要指标。”而VOA对马英九讲话的重述为 “emphasized values that differed from his mainland counterpart.(重点强调了台湾不同于大陆的价值观)”和“called on mainland authorities to remember Sun Yat-sen’s founding ideals of China as a nation of freedom, democracy and the fair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nd he urged Chinese leaders to, in his words, "bravely march" in that direction.(直译:号召中国大陆不要忘记孙中山先生当年的建国理念:自由、民主、民生。同时他呼吁中国领导人朝着这个方向勇敢前进。)”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马英九讲话原文中,在价值观问题上倡导“彼此激励,相互提升”,而非报道中所强调的价值观的不同。报道中有关号召中国大陆不要忘记孙中山先生理念的言辞在马英九讲话的原文中没有体现。
4.建党__周年民间庆祝活动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__周年的民间活动中,“唱红歌”现象尤为突出。美国媒体也对此现象给予了关注。在这个题材的报道上,VOA 和CNN保持了高度一致,报道内容均较为客观。以 2011年6月30日VOA在一篇题为 “Chinese, Young and Old, Sing Communist Party’s Praises”的新闻报道为例,记者采访了景山公园中唱红歌的老老少少。报道中提到中老年人对唱红歌有着极大的热情,认为可以通过唱红歌来表达其对党和祖国的热爱。而对年轻人的采访记录,似乎显示了年轻一代对唱红歌热情不高,“ they would be more comfortable with a songbook that helps remind them of the correct words.(直译:他们更喜欢有一个歌词本来提示歌词)”。报道中男女老少欢声笑语,高唱红歌的场景似乎表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老百姓们十分满意当下的生活,对党和政府充满着感激之情。这篇报道中,较少涉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负面形象。
四、 从跨文化角度分析报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
通过对《纽约时报》,CNN,VOA三家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共产党建党__周年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相关报道的内容分析显示,《纽约时报》和CNN针对这两项事件的报道,基本以否定态度为主。而VOA对此报道态度相对中立,但其中也不乏出现负面的中国形象。总体来讲,这三家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这两件大事的报道基本以负面新闻为主,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而从跨文化学科的角度分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西方发达国家惯有的优势民族意识形态对美国三大主流媒体有着深远影响,他们习惯从美国人固有的思维角度出发,从事着看似自由民主的新闻报道活动,实际上却参照他们的宗教观念、世界主义和人权高于主权的观点,用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作为评判别国的标准,与其保持一致就是正确的,反之则是错误和愚蠢的。这种现象即是跨文化学科领域中的“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即为“在以多元化为基础的全球化社会,我族中心主义者,常因文化优越感(cultural superiority)的作祟,认为多元文化是引起族群不安的元素,因此试着以自己的文化作为事情判定的标准,并且忽略或刻意摒除多元文化可能带来的利益。”②
在关于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报道中,三家媒体指责中国政府忘却辛亥革命追求民主与自由的理念,这种偏见的产生是由中美两国对民主与自由的理解不同所导致的,而对于民主与自由的理解实际上没有对错之分。美国以本国对自由与民主的观念来评判别国的标准,是一种典型的我族中心主义的行为。
其次,这三家主流媒体对中国形象的负面报道与历史原因是息息相关的。冷战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一种敌对心理,这种思维定势发展到今天也有一定历史的承袭,从而决定了主流媒体的基本定位、立场和倾向,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报道便成了这种历史“惯性”的牺牲品。即便是冷战后,这种刻板印象依然在美国主流媒体中有所体现。在关于中国共产党建党__周年的报道中,《纽约时报》和CNN多用贬义、负面的词句来塑造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这不仅是由于我族中心主义在作祟,更是因为冷战时期对中国共产党形成的敌对心理的延续的结果。
再次,《纽约时报》,CNN和VOA虽然在美国具有根深蒂固的传媒地位,但在媒介选择多元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多媒体时代,如何有效地吸引和保持受众的注意力无疑仍是他们生存的根本。这三家媒体对中国这两大事件的报道中多用激进的语言和负面的形象来塑造中国国家形象,这种营销策略一方面能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同时也能满足受众的猎奇心理。
五、结语
通过分析结果表明,美国三大主流媒体《纽约时报》,CNN和VOA对中国共产党建党__周年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报道中呈现的中国国家形象较为负面。由于受西方价值观的支配及特定的媒体旨趣,西方媒体对中国存有不同程度的偏见。但是,中国局部存在的一些问题的确不如人意,同时中国方面有时不能提供细致和全面的信息服务,新闻透明度不够也是造成相关新闻负面报道的原因。这就需要我国不断提升对外传播能力,在自身形象建设方面加快步伐,转化劣势,逐步改善中国在他国政府和民众心中的印象。
参考文献
[1]刘继南,何辉,《镜像中国》,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
[2]滑明达,《文化超越与文化认知:美国社会文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1月。
[3]魏娟,《西方媒体报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解读—以美英法主流报纸对中国60周年国庆报道为例》,传媒观察,2010年1月。
注释:
① Larry A. Samovar, Richard E, Porter, Edwin R. McDanie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49.
② 陈国明:《跨文化交际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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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顾客维系是顾客资产管理的中心内容
美国营销学会的研究表明:开发一个新顾客的成本是留住一个老顾客的二到六倍,而流失一个顾客就是在减少企业的利润。通用汽车曾计算出一个忠诚的客户一生对通用的价值达40万美元。美国Tarp市场调查公司的格瑞纳 (Grainer)总裁计算出一个超市客户每年的价值约为3800美元。前提自然是,这个客户不被竞争对手挖走。根据赖克海德和萨瑟的理论,一个企业如果降低5%的顾客流失率,其利润会增加25%到85%。因此,如何有效维系顾客是所有企业所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
维系顾客的传统办法是提高顾客满意度,实现顾客“零流失目标”。但做到这点非常难,甚至是不可能的。资料表明,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顾客稍有不满就“跳槽”己是常事;其次,要求顾客长期忠诚一个产品品牌与消费者不断变化的需求难以协调。那么,企业如何来建立和维系与顾客的良好关系呢?
顾客维系,是顾客资产管理的中心内容,为了有效进行顾客的维系,我们必须弄清以下几个问题。
(1)顾客维系的主要对象是忠诚顾客
有这样一个案例:一场大火烧光了运动袋公司所有的厂房和办公室。“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重整旗鼓,”经理说道,“然后是与所有顾客取得联系”。他们的顾客当时正等着他们供货,以满足新学年的需要。为此,他们给所有顾客打电话。公司在60天内搬进新厂房,买进新设备并恢复正常生产。尽管出现这次意外,大多数老顾客仍坚决追随该公司,使该公司的销量逐年上升。
上面这个例子充分表明:忠诚顾客是企业顾客资产 (Customer Equity)中最稳定、最优质的部分。忠诚顾客的多少,决定了物流企业生存与发展以及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
拥有庞大的忠诚顾客群,不仅使企业获得规模经济的优势,并且其忠诚顾客营造的巨大转移成本形成对竞争对手的进入壁垒。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忠诚顾客的物流企业,或是对长期顾客不以为然的企业,如何有远见去挖掘顾客资产的价值,又如何有能力去引导、说服顾客创造更多的价值。
同时,非忠诚顾客占物流企业顾客总数的绝大部分,如果物流企业花大力气去维系此类顾客的话,不仅得不到最佳的维系效果,而且还会影响到企业对忠诚顾客维系的力量,使忠诚顾客得不到有效维系。所以,忠诚顾客是顾客维系的主要对象。但这并不是说非忠诚顾客就不需要维系,而是说二者维系的力度不能一样,要侧重于忠诚顾客。
(2)顾客维系的目标是实现三个最大化
顾客维系的目标是实现三个最大化,即忠诚顾客数量最大化、顾客转移成本最大化、顾客资产最大化。
①忠诚顾客数量最大化。通过顾客分级金字塔可以看出,在金字塔顶端的忠诚顾客是企业利润的主要源泉,因而也是维系的重点。同时,忠诚顾客和非忠诚顾客之间的界限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时在调整,所以,努力促使非忠诚顾客向忠诚顾客的转变,是增加企业忠诚顾客数量的关键。
②顾客转移成本最大化。这是针对竞争对手而言的。随着产品导向向顾客导向的转变,顾客己是市场竞争的焦点。因此,如何防止顾客的流失是顾客维系的重点,通过各种方法增加顾客的转移成本,是有效维系顾客的方法,同时也对竞争对手造成了强大的进入壁垒。
③顾客资产最大化。这也是顾客资产管理的目标。顾客维系的好坏,可以通过顾客资产的升降表现出来,顾客资产是维系的标准。当顾客维系的效果突出时,顾客资产便会实现最大化。
(3)顾客维系的方法
基于顾客资产评估的结果,物流企业掌握了企业顾客终身价值大小及企业顾客资产的主要推动要素和次要推动要素,掌握了企业顾客资产及其推动要素与竞争对手相比的相对优势,企业就可针对性地调整顾客经营资产战略,最优化地配置企业有限资源,更好地维系顾客,根据顾客资产推动要素相对重要程度,变一般顾客为潜在忠诚顾客,变潜在忠诚顾客为忠诚顾客,进一步提高顾客忠诚度;甚至通过联合销售、提供市场准入和转卖等经营方式提升物流企业顾客资产,让顾客资产最大化,为企业打造持续的竞争优势。具体方法有:
① 重视顾客的个性化特征,实现一对一营销
在以顾客为中心的服务经济时代,随着竞争的不断加剧以及产品和服务的极大丰富,特别是信息工具和渠道的快速发展,顾客的需求呈现出显著的个性化的特征。从理论上讲,每一位顾客的需求都是唯一的,因此可以将其视为细分,针对每一位顾客,实行“一对一营销”,它要求企业建立一种学习型关系,尤其是那些对企业最有价值的“忠诚顾客”。 物流企业通过与顾客的交往不断加深对客户的了解,根据顾客提出的需求不断地改善产品和服务,不断提高顾客满意的能力,进而不断提高顾客忠诚度。在向顾客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之上,还要不断提供更多更新的附加利益,如更多的附加产品和更完善的附加服务等,让顾客感受到一种超值享受;提供个性化、人格化的服务,使顾客感到企业是在为自己量身订做的优越感。因此,顾客满意度越高,吸引力越强,企业与顾客的关系越紧密,顾客忠诚度也越高。
②建立与顾客之间特殊的感情纽带
物流企业要有一种独特的魅力,这种魅力来自于产品独特而准确的定位和品牌内涵,以满足顾客特殊的心理需要,而这种需要的满足离开了这个企业是无法得到的。物流企业的产品分核心产品、外在产品和附加产品三个层次,而顾客的需求或欲望也可分为使用需求、心理需求和潜在需求三个层次,企业必须把产品和顾客需求的层次对应起来,对应越准,关联性越强,物流企业与顾客之间特殊的感情纽带越牢固。如古典可口可乐的饮用者对古典可乐有着特殊的感情,当可口可乐公司决定推出新型可乐来替代古典可乐时,遭到了古典可乐饮用者的强烈抵制,并最终把古典可乐重新迎接到市场上。
③适当增加物流企业与顾客之间的相互约束
一方面,物流企业和顾客之间建立互惠承诺以及违约风险责任承诺;另一方面,建立企业与顾客之间的更多结构性纽带,以提高企业顾客转向竞争对手的转移成本。如戴尔公司开发出一种软件,它将其网上服务系统联到顾客自身的企业资源计划软件中。这样,当某个顾客向戴尔公司订货时,这位顾客不仅能使戴尔公司的内部及其供应商做出反映,同时还将启动顾客自身的经营系统,如审批、预算、库存等,从而使顾客的赢利能力大增。这时顾客再想转向另一家公司,因其转移成本太大,而不得不考虑再三。
所以,物流企业与顾客之间某些承诺以及良好和更多的结构性联系,犹如给顾客戴上了一个诱人的 “金手铐”,以达到挽留顾客的目的。即使由于物流企业的失误让顾客感到有些不满意,但顾客的 “金手铐”会给企业赢得弥补和调整的空间,从而增加营销中企业和顾客关系的“柔韧性”。
④为顾客提供更大的品牌选择空间
有时一味地靠提高顾客满意度的“吸引”和增加转移成本的“挽留”来锁住顾客的心并不总是能奏效。因为顾客的需求是变化的,其天性中多少也含有 “喜新厌旧”的成分。无论多么忠诚品牌的顾客也会有想换换品牌的那一天。强留住顾客是困难的。
因此,一方面要培养顾客的品牌忠诚度,另一方面物流企业要开发和提供更多顾客需要的产品品牌作为侧翼保护,使顾客有更多的品牌选择空间。即使顾客由于其需求或偏好发生品牌改变的话,其转移也是在物流企业所拥有的品牌之间转换,而不是转移到另一个物流企业。所以,物流企业要开发较多顾客喜爱的各种品牌,以有效拦截和阻挡顾客转移,最大限度到减少顾客流失。尽管顾客有时不再忠诚企业的某一品牌,但却它是忠诚企业的。如手机生产企业最能体现这一点,他们并不是只开发生产一种型号或品牌的机型,而是一个庞大的产品系列,尽量使不同的消费者都能在本企业生产的手机中找到自己喜爱的一款。
⑤调整产品或服务策略,与顾客建立学习型关系
所谓学习型关系,就是每一次与顾客接触的过程中,都会对顾客多一分了解和认识。顾客提出要求,物流企业去改进产品或服务,在这样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中,物流企业提高了产品或服务令顾客满意的能力,能够有效地提高顾客忠诚度。
物流企业与顾客业己建立的学习型关系增加了顾客的转移成本,也提高了竞争对手的进入障碍。原因在于,竞争对手与顾客接触时,必须对产品或服务做出调整,但是这时物流企业的顾客是不会轻易转移的。因为顾客必然要再对竞争对手上一遍同样的 “课”,而竞争对手跟进、模仿或复制需要时间,物流企业就可以及早调整策略、改进产品或服务,做得更快一步,更好一点,更能赢得顾客忠诚。
⑥让顾客关怀贯穿营销的全过程
顾客关怀是顾客资产管理中容易被忽视的过程。事实上,注重顾客关怀可以明显地增强企业服务的效果,提高顾客忠诚度,为企业带来更大的顾客资产。当前,顾客关怀可以说贯穿了市场营销的所有环节和过程,即从顾客购买前的宣传推介,到购买后的顾客消费体验的全部过程中。顾客关怀主要包括顾客服务、技术服务和产品销前售中售后服务等几个方面。购买前的顾客关怀是建立公司与顾客之间建立关系的桥梁,它吸引、鼓励和促进顾客购买产品或服务;购买期间的顾客关怀则与公司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包括顾客需求的准确识别、订单的快速处理、合同变更的确认,交付状态等信息反馈等等,都将要让顾客满意,甚至超越顾客期望。购买后的顾客关怀活动则集中于圆满的完成产品的使用、维护和修理等相关技术服务,让物流企业产品或服务为顾客创造更大价值,使顾客能够重复购买,更加忠诚。总之,将顾客关怀贯穿营销的全过程,能有效地提高顾客忠诚度。
2.顾客资产经营是根本途径
之所以称顾客为资产而非资源,最大的原因就是资产能经营,资源只能使用而不能经营。经营顾客资产的目标就是对顾客资产进行投资和运营。#p#分页标题#e#
未来市场不仅要求物流企业为顾客提供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更要求企业将有限的营销费用直接花费到每一个不同的个体身上。因此企业要根据顾客价值的不同,确定给不同的顾客资产投资多少、怎样投资,又需通过什么方式从顾客身上把价值收回。经营顾客资产,一方面是培养忠诚顾客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充分利用顾客价值的过程。在对顾客资产进行投资和运营的操作模式上,海尔俱乐部的成立为我们提供了可参考的价值。海尔俱乐部依据顾客价值的不同,将会员分为准会员、会员、金卡会员,确定不同会员享有不同的权利,通过俱乐部这种特殊的情感渠道对顾客直接投资,如每年给产品过生日,以及对不同顾客进行投资组合和运营,如发展异业联盟,一方面可满足不同顾客所需,为海尔提供给顾客的整体价值增值,另一方面充分利用自身的顾客资产在结盟的谈判中获利。事实表明,海尔俱乐部的这种顾客资产经营模式,增进了与顾客的感情交流,将企业文化与品牌形象深入人心,不仅提高顾客的忠诚度,而且在促使准会员向会员发展的过程中使顾客资产增值。
此外,经营顾客资产还可通过自身产品创新、转卖、提供市场准入等方式开发和利用顾客潜在需求,以扩充顾客资产。TCL开发新的产品线,向原有的对其家电产品忠诚的顾客推荐它的电脑、手机等产品;柯达公司为进入南美市场,曾斥资500万美元在以色列出口到南美的鸡蛋上印上柯达的商标,鸡蛋公司通过转卖其顾客资产大赚了一笔:对于提供市场准入,在知名商场随处可见,即对新产品收取市场准入费。
综上所述,对顾客资产进行管理是物流企业获得并拥有忠诚顾客、在市场竞争中赢得顾客资产份额、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保证。进行顾客资产管理,就是要获得顾客未来给企业带来的最大化收益,使顾客资产得以保值增值。对顾客资产进行管理,企业也应遵循顾客资产管理科学的思路和方法,在对顾客资产评估的基础上把所有顾客盈利能力的大小进行分层,集中主要力量维系能给企业带来 80%利润的 20%的忠诚顾客,依靠这部分顾客,使之为企业带来长期的收益;同时,在管理过程中,根据顾客资料的变动,及时调整重点维系的对象和方法。通过对顾客资产的管理,使忠诚顾客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所提高,并以此为资本,进行顾客资产的经营,最终达到顾客资产保值增值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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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美元战略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支柱。美元霸权的确立和维持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结束时起,美国就开始走上一条有意识主导世界经济的道路,美元也开始在世界货币体系中占据中心位置。长期以来,美国各界形成一套复杂的行动方案,包括多种政策工具和投资策略,来保证美元的中心地位。正是由于美元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使得美国国内的债务违约在给美国民众带来福利损失的同时,也使持有美国国债的其他各国受到损失。中国作为美债最大的持有者,在美国转嫁债务危机中受到很大牵连。
在标普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至AA+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还面临进一步的负面影响。如果美国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QE3),美元币值基础贬值会成必然趋势,人民币所面临的将不仅仅是升值压力,还有可能是降临的全球汇率战,使得人民币实际上维持对美元的兑换比率面临更大困难。各国都在力压本币升值,日本已经先行一步干预汇市。由于美国的QE2导致美元实质性贬值,2010年人民币被迫结束盯住美元的政策。在各国货币潜在贬值欲望强烈的形势下,人民币如何维持其汇率,成为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在这种形势下,人民币若要稳定币值,是否需要为自己寻求一个新的货币锚(Monetary anchor),以作为调整国内货币的参照基准?需要看到的是,如果人民币要为自己确定一个货币锚,这个锚必须满足兑现的便利性、远景的稳定增长性和规模的相当性,其对象将面临沉重的压力。无论是黄金、石油还是其他大宗商品或保值品,我们都很难获得足以支撑危急情形下巨额货币兑付要求的储备,而且还面临针对中国急需的上游资源进行投机的风险;而无论是美元、欧元或是日元、澳元,或者它们自身深陷泥潭,或者规模不足,或者本身就波幅过大,都难以单独承载货币锚的功能。
因此,人民币在某种程度上需要摆脱对外部基准的依赖,而依靠自身经济实力、政府财政状况和国家主权信用维系人民币的币值基础。再加上巨额外汇储备,人民币自身的接受程度和兑付基础是稳固的,只需要瞄准各国汇率变化的动向,灵活运用各种市场措施调节汇率,以应对汇率变化和资本流动的挑战。这也是我国实施瞄准一篮子货币政策的意义所在。
在对美元信心下降的背景下,市场抛售美元的趋势增强,而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上升导致市场增持人民币,从而进一步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通过政策引导和各种约束机制来限制国内汇市交易规模,同时扩展国际外汇买卖空间,乘机在国际市场抛出人民币,然后切实加强监控人民币的流入渠道与投资方向,既削减国内M1、M2的规模,又推动人民币国际结算进程,同时抑制人民币过热,降低汇率上升预期。但即使如此,要稳定汇率和国内经济,还是不可避免地会在短期内增加货币供应量,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紧进行分配格局调整,促进分配公平,以尽可能削减CPI及其上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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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刺激计划、出口倍增计划、就业刺激计划……就职三年以来,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措施,旨在引领美国经济走出危机,并重振其国际竞争力。然而,这些政策或是尚未实现其预定目标,或是在执行中面临重重挑战,美国经济仍深陷无就业复苏状态,失业率徘徊在9%以上的高位。
“休克疗法”之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所长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近日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经济存在结构性问题。主要是在全球化进程中,美国制造业丧失了国际竞争力,这使得其国内投资不足、出口疲软、就业低迷,经济长期依赖消费驱动。而奥巴马政府的一系列经济政策的思路仍是借助减税和扩大政府开支来刺激消费,以重振经济,无力解决前述结构性问题。
《财经》:你提出的经济发展长期战略对面临选战的政治家而言,多少有些缓不济急。选战因素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执政者的勇气和魄力?
萨克斯:我认为,美国应当反对那些层出不穷的、以选举年为指向的短期经济魔术(gimmick),应当以十年为单位,从长时段视角出发,去重新平衡各经济领域的发展, 调整自身经济结构。
奥巴马没有将美国领出危机。他最让我失望的一点是,在拥有足够政治支持的时候,不愿意或没能力提出一个长期性的经济政策。2009年,民主党牢牢掌握了参众两院多数席位,奥巴马在美国民众那里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却选择了一个只强调短期经济政策,而忽视长期战略的经济团队。因此,奥巴马也失去了从根本上调整美国经济结构的机会,我为此深感挫折。要知道在美国政治中,多数政治力量能够站在一起的机会是很少的。
2012年大选将至。我认为没有一个共和党候选人的经济政策能将美国引向正途。无节制地减税、放松对金融业的监管、限制政府功能,这些措施将加速美国经济缺陷的发展。就奥巴马而言,虽然在过去三年里,他在演讲中不断谈及重振美国长期竞争力的前提——增加对基础设施、新能源、职业培训、高质量教育的投资,但政府实际的预算支出却仍然将短期政策作为重点,我认为他也没有能力提出任何长远的经济战略。
美国政府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总统本人的领导力。1933年大萧条期间,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是美国的一大幸事。他有一个无畏的灵魂,他知道如何使政府各部门协调合作,以达成较为长远的目标。我们一度认为奥巴马也是这样一个人,但现在看来事实并非如此。
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像过去一样幸运地获得一个能力出众的领导者,引领我们走出困境。这对全世界也将是一个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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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元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推出新的经济顾问团队,准备加快经济恢复的步伐和控制美国的债务规模。美国的经济战略调整将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未来中国可能重现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的经济困难。
美国经济战略调整对全球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判断美国经济战略调整的先行指标是总统经济顾问团队的人事变动。根据多家媒体报道,2011年元月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了调整白宫经济顾问班子的名单,启用前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班子的大部分人马,准备加快经济恢复的步伐和控制美国的债务规模,为2003年的总统竞选连任争取选民支持。当日美国股市小有回升,中国股市则应声而落。在1993年到2001年的克林顿总统任期内,美国经济不仅克服了持续的通货膨胀,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且还实现了美国历史上少有的财政盈余,这些成绩得到了美国民众的充分认可,也帮助总统得到了公众对其性丑闻的原谅。根据克林顿时期的美国经济政策和当前美国经济的政策资源储备,美国经济战略调整在今后几年里即将出台的政策措施,很可能将对中国经济产生超过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金融危机的更大冲击,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决策需要如何积极应对,应该是现在就需要马上进入议事日程的工作。
新年元月奥巴马总统宣布推出新的经济顾问团队的名单中,有四位克林顿总统经济决策班底的重量级人物。他们是:1、曾经担任克林顿经济顾问的亚伯拉罕,他是解决汇率问题的老手,现在再次被提名为白宫经济委员会顾问。2、吉恩·斯佩林,在克林顿时期曾经二届连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和主任,作为克林顿的重要幕僚,曾经成功协助克林顿与作为反对党的共和党人达成了《1997年的预算平衡协议》,现在再次被提名担任该委员会主任,任前是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的经济顾问。3、现年80岁的沃尔克,曾经担任美联储主席,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曾经采取大幅加息的措施,领导了美国与日本的利率大战,迫使日本签署了日元升值和降低利率的广场协议,现在被提名担任总统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主席。4、摩根大通高管戴利被提名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他在克林顿任期担任美国商务部长,与企业界有广泛的交往和联系。这些人都在财政金融和货币政策领域具备很深的专业背景,在过往的任职经历中都有过非常突出的业绩表现。
在克林顿的任期内,美国以平衡政府预算、削减财政赤字和刺激企业投资作为首要的经济政策纲领,具体措施有降低企业税负鼓励私人投资,降低个人所得税和鼓励金融创新,促进民用科技创新的发展,提高利率吸引外资流入,放宽移民政策和高科技人才的准入门槛,广纳全球优秀科技人才的移民流入,同时加快房地产建设满足移民需要等等。因为这些政策的实施,美国经济实现了比较长久的繁荣,1998年还实现了历史上十分少见的财政盈余,但是全球经济因此受到的影响就很不乐观了。80年代高速增长的日本经济,早在1991年房地产和金融泡沫破裂后,就开始了现在被称之为经济增长的“失去的10年”。亚洲各国的外汇储备从1993年开始进入了严重短缺的时期,伴随每年5%到10%的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一直延续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欧洲国家和亚洲泰国的货币制度,中国香港的金融市场,都先后受到了背靠美国的国际金融炒家的严重攻击。中国经济在1993到1998年间,也经受了外汇储备急剧减少、人民币大幅度贬值、通货膨胀崛起、银行流动性严重短缺、地方中小银行陷于破产的考验。
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还没有完全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有接近10%的失业率,消费严重不足,财政赤字严重,地方财政尤其困难,破产的地方中小银行仍然很多,接近零水平的利率,加上国内投资不足,央行采取量化货币政策增加的大量商业银行流动性,除了增加购买和持有国债以外,就是大量流向国外。而在世界市场上,一是美元、欧元和日元互相贬值,二是世界石油、黄金、铁矿石和农产品等资源产品的价格不断暴涨,三是日本经济仍然少有恢复的迹象,欧洲国家陷入财政债务危机的困境,很可能还会继续恶化,亚洲国家的货币制度仍然十分脆弱,目前只有印度和中国的经济增长还跑在快车道上。但是印度和中国的货币制度存在严重依赖外汇储备的问题,而美国外债又是他们储备的主要构成,2009年和2010年国际货币组织已经先后帮助这两个国家增持黄金储备和国际货币基金份额,以减轻对增持美国债务的依赖。但是这样的调整与这两国的巨大经济规模相比,只够象征性地解决问题。过度的外汇储备依赖和过高的美国债务构成,会使得美国的金融市场很容易遭受债券抛售的市场投机打压,引发市场恐慌和金融危机,也会使得美国削减财赤给这些国家造成严重的货币紧缩,引发这些国家的金融危机。
国外媒体和中国学者历来喜欢唱衰美国经济,尤其是在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后,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经济政策的能量储备角度看问题,就会发现美国现在是政策储备能量最多的国家,也是美国历史上政策储备能量比较充分的时期。如果新上台的奥巴马经济智囊团队,再次推出削减财政赤字和压缩政府债务规模的经济战略,美国现在可以采取的政策手段,除了已经推出的减税和刺激企业投资的措施以外,至少还有:1、出售国有资产,它们是前段危机时期为了挽救破产大企业和大银行而动用联邦政府财力购入的私人股份资产和部分企业债务。2、逐渐提高市场利率,活跃金融市场,减少资本外流和吸引外资内流。3、增加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项目的开工建设,挽救地方性的中小银行,增加地方财政的收入。4、进一步调整移民政策,吸引各类高技术优秀专业人才的移民,进一步巩固美国在军用和民用科技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现在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美国从2011年起陆续出台这些政策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奥巴马能够再次赢得2013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这些政策则至少还将持续到2017年。
美国的经济战略调整将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美国成功削减财赤和压缩对外债务,中国现在的外汇储备增长趋势就可能很快逆转,资本和高端技术人才外流将逐渐成为趋势,随之而来的将是宏观经济出现持续的货币紧缩和持续的物价上涨,金融业爆发严重的流动性危机,企业投资下降利润减少,政府财政收入减少社会负担增大,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不断增长等,重现1993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的经济困难。此外,美国还有可能再次运用对付日本的广场协议手段,利用油价迫使中国方面作出人民币汇率上的牺牲,加速中国资本的外流。中国现在能够应对外部挑战的政策储备能量极为有限,首先是货币政策工具只能发挥短暂的功效,无法抵挡持续单向的外部冲击,其次是进口输入和成本推动的混合型通货膨胀已经抬头,限制政府继续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投资,此外,从1998年开始的中国房地产投资建设的高潮期即将过去,政府得自土地拍卖和地价高涨的财政收入即将逐渐减少,很多地方政府可能因此重陷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的财政困境。
中国现在正好处在一个工业化社会转型的矛盾高发期,要想应对美国调整经济战略的巨大影响,避免陷入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同样需要尽快作出重大的经济战略调整,但是中国的调整十分困难。首先是只要人事部门进行年龄一刀切,就足以把所有资深经济专家排斥在外了。其次是国家发改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研发中心,虽然他们都是地位类似美国白宫经济委员会和经济复兴委员会的政府经济决策咨询机构,但是发改委的内部,其实只是一个长期积累起来的庞大行政烂摊子,承袭计划经济的思想衣钵,时刻想的都是如何扩大或者恢复已经丧失的行政审批权。他们下设的众多科研机构,除了为垄断企业和地方政府服务以外,就是热衷于为领导起草各种文件,已经无法为增进社会公共利益提出可以解决重大问题的经济战略来了。最近他们宣布新晋级的20位二级研究员,其中甚至没有一位具备财政金融的专业背景,依靠他们来应对美国的经济战略调整,连起码的对话都很困难。社科院则向高校看齐,以真理标准为原则,长期从事脱离政府决策实际的各种基础研究和问题研究,不了解政府决策急迫解决的各种现实问题。而国研中心则基本没有自己的专业科研团队,只有信息收集、传递和宣传的功能。第三,如果选择设立新的政府决策咨询机构,根据中编办、中组部和人事部的干部用人标准,也绝不可能把编制和岗位资源分配给只有专业领域的突出贡献而没有取得高级行政级别的优秀专业人士。
美国联邦政府的机构编制、专业岗位的职责分工和部门预算分配,都是高度透明的,长期没有业绩贡献的政府行政机构,行政不作为和行政低效的机构,没有明确分工、责任无法考核的机构,总统说话不诚实或者用人不当,法官判决违宪等等,都是只要公众举报基本属实,联邦检察院就可以直接介入立案调查的,国会也可以直接授权独立检察官进行调查取证,确保错误得到及时纠正,腐败得到有效预防。相比之下,中国政府的机构编制管理和人事管理,以及部门预算分配,基本上都是不公开的,公众无法监督,检察机关也不敢介入调查,机构编制、岗位资格标准和干部选拔聘任标准,都变成了组织人事部门不受任何监督的权力。他们的用人标准,是只看重领导亲疏关系和行政等级,而不是政府机构履行专业化社会分工职责的要求,高级专家的晋升资格标准,可以专为行政领导量身定做,很难依靠他们的推荐解决中央高层政府决策咨询的顾问人选问题。但是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国家经济战略调整,没有货真价实的高级优秀专业队伍,恐怕就只有自欺欺人的空洞宣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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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美元战略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支柱。美元霸权的确立和维持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结束时起,美国就开始走上一条有意识主导世界经济的道路,美元也开始在世界货币体系中占据中心位置。长期以来,美国各界形成一套复杂的行动方案,包括多种政策工具和投资策略,来保证美元的中心地位。正是由于美元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使得美国国内的债务违约在给美国民众带来福利损失的同时,也使持有美国国债的其他各国受到损失。中国作为美债最大的持有者,在美国转嫁债务危机中受到很大牵连。
长期以来,美国凭借其在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中的核心地位,以及长期以来建立的国家信用,通过国会、政界、金融和实业等社会各界,形成一套复杂的行动方案,包括多种政策工具和投资策略,来保证美元的中心地位,并给其他货币挑战美元地位带来很大的困难。
今天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建立在信用本位基础上的全球化货币体系,储备货币发行国承担为全球提供金融流动性的责任。在该体系下的核心货币发行国中,美国独大。
美元币值基础的虚置是美元战略的根本前提。只要没有挂钩对象的限制,而国际贸易又一直主要使用美元结算,理论上,美元就有持续增发和输出的可能,美国就可以自由地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而调节实际币值和汇率,同时通过输出通胀等打压其他经济体和货币系统,甚至可能通过大量增发美元用于偿还巨额国债。正如美国遭受标准普尔降级评定之后,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表示的:由于美国能随时印钞票,因此债务违约的概率是“零”,并强调美债仍属安全投资。而如果量化宽松成为美国货币政策的常态,中国等其他国家或经济体将持续承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居高不下所带来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外部流动性冲击,以及外汇储备日渐缩水的风险。
二战后,美国一手打造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作为全球金融货币运行的基础框架,掌控了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主导权,在全世界进行货币倾销。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又表现出彻底变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决心,有步骤地罢黜布雷顿森林体系。1971年7月尼克松政府宣布停止履行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可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意味着美元与黄金脱钩,此后其他储备货币对美元实行“联合浮动”,放弃与美元间的固定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解体。之后,美国在全球推动建立了一套中央银行制度,使各国货币当局的利率、汇率政策失去独立性,剥夺了其他国家部分货币和金融主权。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牙买加体系,美国大大提高了战略机动性,其国际地位和政策自主性得到空前加强。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元的币值基础成为一个含糊不清的关键问题。而实际上,美元没有一个固定的币值基础,这使得美元的货币供应变得更有任意性,美联储可以根据形势的需要选择大量发行美元,然后在全球范围内分摊由此带来的通胀效应。自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美元与黄金之间的汇率已下跌至原先的1/8左右,可以侧面反映出美元的实质币值一直在下降。然而,只要新发行的美元随着美国不断增长的逆差主要流向国外,美国就不必承担宽松货币政策的主要成本,而可以坐享收益。
1982—2010年间,美国只有在1991年实现了微量顺差(约29亿美元),其余各年份美国的国际贸易都保持逆差,2006年更是达到8006亿美元的高位,换作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保持这样的逆差持续时间和规模。美国持续如此长时间保持如此巨大逆差的前提条件:一是顺差国的外贸以美元计价和结算。为了使所获得的美元保值,顺差国几乎只能在美国有限的领域进行投资,从而使这部分美元又转回美国。二是美国通过各种金融产品,不断向国际社会举债,借助“债务经济”维持其购买和消费的能力。其中,美国国债以其国家信誉为基础,一直被认为保值性较高,从而成为赚得美元的国家“理想”的美元去向。三是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使美国国内产生大量成本低廉的美元。
美国长时间保持贸易巨额逆差的结果是,美国既买进了商品和服务,从而享有世界的财富,增加人们的福利,又回笼了资本,造成美国经济金融持续繁荣,也保证了美元的币值。其他国家投资美国国债越多,就越难以自拔,美元债市的流动性就越高,美国借此也得以为自己的贸易赤字融资。此外,长期的贸易逆差,使得美国几乎无限量地发行美元货币。美国印制一张1美元钞票的材料费和人工费只需0.03美元,却能买到价值1美元的商品。由此,美国每年可以得到数百亿美元的巨额铸币税收益。但是,美国的贸易逆差也使其自身面临贸易赤字的压力。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贸易赤字会影响国内产业发展和就业率。因此,美国需要控制贸易逆差的规模,使得美元和铸币税的获益空间基本吻合。但是,由于美国长期保持一种透支性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政府运作已深陷债务经济恶性循环之中,面对贸易逆差,最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美元贬值。2010年美国出口商品1.3万亿美元,而在美元开始贬值的2002年,出口额仅为6970亿美元。分析家认为,这个增量的1/4到1/3可以归因于美元贬值。通过调节美元币值,美国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贸易逆差的规模,凭借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而稳定地获得净利益。
债务经济的基本原理在于通过发展国民经济,以未来的税收和其他财政收益兑付债券。由于债券需要一定的收益率(通常高于银行利率)以吸引投资者,债务经济实际上是“赌”财政能够从国民经济发展中获得超过国债收益率的利益。这在理论上是成立的。而在现实中,债务经济往往面临几个难以处理的弊端:一是任职者的任期限制引起的举债冲动。尤其在地方政府债务方面,当届的任职者可能为一时的发展大力举债,在其任内完成某一重大项目,但留下沉重的债务负担,届届相继,导致债务累积而引发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二是激励和约束不对称的控权机制。就目前国内的制度设计与执行情况看,举债发展获得好处的机会要比拖欠债务而受处罚的风险大得多,导致天平向举债一侧非理性倾斜。三是对债务的依赖性。西方国家的事例一再表明,一旦开始靠债务维持各种福利项目和财政支出,未来这些支出就很可能因民众的日益依赖而被常态化,从而难以削减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国民经济发展一旦出现风险,债务兑现压力会加大,一切问题就都可能因此而起。因此,我们要非常注意控制债务经济,将政府债务严格限于有充分保障的经济建设项目,并且进行严格的专项审计,扎扎实实地将财政运作的基础建立在牢固的实体税费收入上,以防出现政府债务危机;同时也保证人民币的币值基础不因日益虚化而受到强烈冲击。
在标普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至AA+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还面临进一步的负面影响。如果美国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QE3),美元币值基础贬值会成必然趋势,人民币所面临的将不仅仅是升值压力,还有可能是降临的全球汇率战,使得人民币实际上维持对美元的兑换比率面临更大困难。各国都在力压本币升值,日本已经先行一步干预汇市。由于美国的QE2导致美元实质性贬值,2010年人民币被迫结束盯住美元的政策。在各国货币潜在贬值欲望强烈的形势下,人民币如何维持其汇率,成为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在这种形势下,人民币若要稳定币值,是否需要为自己寻求一个新的货币锚(Monetary anchor),以作为调整国内货币的参照基准?需要看到的是,如果人民币要为自己确定一个货币锚,这个锚必须满足兑现的便利性、远景的稳定增长性和规模的相当性,其对象将面临沉重的压力。无论是黄金、石油还是其他大宗商品或保值品,我们都很难获得足以支撑危急情形下巨额货币兑付要求的储备,而且还面临针对中国急需的上游资源进行投机的风险;而无论是美元、欧元或是日元、澳元,或者它们自身深陷泥潭,或者规模不足,或者本身就波幅过大,都难以单独承载货币锚的功能。
因此,人民币在某种程度上需要摆脱对外部基准的依赖,而依靠自身经济实力、政府财政状况和国家主权信用维系人民币的币值基础。再加上巨额外汇储备,人民币自身的接受程度和兑付基础是稳固的,只需要瞄准各国汇率变化的动向,灵活运用各种市场措施调节汇率,以应对汇率变化和资本流动的挑战。这也是我国实施瞄准一篮子货币政策的意义所在。
在对美元信心下降的背景下,市场抛售美元的趋势增强,而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上升导致市场增持人民币,从而进一步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通过政策引导和各种约束机制来限制国内汇市交易规模,同时扩展国际外汇买卖空间,乘机在国际市场抛出人民币,然后切实加强监控人民币的流入渠道与投资方向,既削减国内M1、M2的规模,又推动人民币国际结算进程,同时抑制人民币过热,降低汇率上升预期。但即使如此,要稳定汇率和国内经济,还是不可避免地会在短期内增加货币供应量,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紧进行分配格局调整,促进分配公平,以尽可能削减CPI及其上升的影响。
在前述的基础上,如果时机恰当,我们还可以从实物方面补强货币锚,提高防范纸币贬值压力的能力。在这方面,最为传统的货币锚——黄金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最终储备地位。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计算,截至2011年9月,中国黄金储备在整个储备资产中的占比仍不到2%,而发达国家黄金在外汇储备中的占比普遍高达60%-70%。“这个比值确实有些偏低。据我国官方数据显示,2011年6月黄金储备仅为3389万盎司,相当于3700多亿元人民币的规模,这个量远不足以应付纸币贬值的压力,维持币值信心。仅香港一地的人民币存量就超过5000亿元,而大陆境内M1的规模至2010年底超过26万亿元,M2已超过72万亿元,而且近二十年来几乎每年都以超过两位数百分比的速度增长,黄金储备的增长速度则远赶不上这一速率,从而造成一定程度的币值基础虚化,将货币锚大部分锁定在国家经济状况和政府信用上。
但就目前来看,国际金价超越1700美元/盎司的历史高位,再行大量买入必将更进一步催高金价,并不现实,可待金价回落后再行补充。鉴于当前货币锚呈现多元分布状态,我们无须强求黄金储备的增速与货币供应量相匹配,只需考虑黄金储备足敷应付一定长时间的大规模支付风险、填补外汇储备支付能力下降的缺口即可。
如果人民币的国际结算能力得到加强,则不仅可以通过输出人民币缓解通货膨胀压力,由此保留一个对冲美元储备压力的消化渠道,还可以在人民币升值时购进大量外国物资、服务或货币,特别是对出口有利的原材料和其他基本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被迫升值的负面影响。目前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试点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推进。2011年5月4日,中日韩(10+3)财长会议在河内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三国已同意启动本币贸易结算研究。三国财长会议的声明水到渠成:“在金融危机后,由于美元从长期来看处于贬值的趋势、美国国债等以美元计价的资产不安全等因素,东亚国家都意识到需要减少对美元的依存度。中日韩之间的贸易受其他国家货币影响也的确不合理。”在新兴市场纷纷认可人民币地位的背景下,汇丰认为,人民币预期将超越英镑成为未来半年全球三种主要结算货币之一。
不过,人民币的国际结算前景仍然受到不少人士的质疑。梅肯研究院一次会议的多数参会者不赞同人民币会取代美元成为全球储备货币的观点,并列举了多个反对理由,如中国政府对经济的管控较为严密(包括对利率的调控),中国债券市场不够成熟等。换句话说,外国投资者对持有人民币后能否进行有效的投资存有疑惑。相比之下,美国的高投资回报率建立在借新债还旧债的基础上,这样的“庞氏骗局”,加上对中国政府及意识形态方面可能存在的分歧,很难继续对投资者产生如此强烈而持久的吸引力。而我们又不能放手让外国人民币持有者任意购买我国资产。在这种情况下,开发合理的投资渠道令外国投资者持有的人民币得以保值,并且保障其自由购买重点保护领域以外的中国资产、货物和服务,将对人民币国际地位上升和对抗美元霸权提供重要助力,在这个方向上我们需紧锣密鼓而又小心谨慎地前行。
我们目前持有大量美国国债,受投资范围限制所致,具有一定的被动性。有评论称,“只要中国继续通过盯住美元的汇率机制补贴出口,它就注定会累积更多的贸易顺差、吸纳更多的美元。此外,鉴于中国难以获得大笔美元股权投资的机会,除了在全球流动性最好的债券市场上购买美国政府打的'白条'以外,其实也没有多少其他选择。”新近亚洲金融合作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建立离岸美元市场,允许一切优质企业发行以美元为计价单位的证券,亚洲制造企业和国家主权基金可以根据需要自由地购买这些不受美国政府控制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从而提高美元资产的运作效率,打破美元霸权战略的牟利循环。这可以使得中国、日本等巨额美元储备持有国获得一个消化美元储备的渠道,减轻维持汇率稳定的压力。
遗憾的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十年内,当初痛定思痛建立起来的区域金融合作机制,始终处于半温不火的状态。2000年,东盟与中日韩财长共同签署《清迈协议》(Chiang Mai Initiative),建立了中日韩与东盟双边互换协议。2003年,东亚建立了第一只亚洲债券基金(ABFI),这是统一亚洲债券市场进程的正式开端。但是,由于《清迈协议》受限于IMF条款,而亚洲债券基金的规模远不成形,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没有发挥什么作用。由前面两个互助安排可以看出,亚洲国家之间的相互戒备还处于比较高的水平,尤其是《清迈协议》规定:需要流动性支持的国家能够立即得到双边协议10%的短期资金支持,剩下的90%要和IMF的救助项目或者是已经启动的临时贷款线(Contingent Credit Line)挂钩。离岸美元市场的建立恐怕也面临这种不利因素,有专家表示,建立离岸美元市场主要障碍在日美,它们出于政治考虑可能极力阻挠。如何有效地说服日本基于巨额美元储备等共同利害关系进行合作,有力推动这一市场的建立,将是未来亚洲金融合作的重心所在。
从根本的制度面来看,我们需要促成国际金融秩序的改革。目前美国在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导致IMF等机构在世界性金融危机和世界均衡发展中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建立利益分布较为平衡的世界货币体系也举步维艰。即使是目前最有望接近“世界货币”的SDR,也还没有一套良好的国际清算服务,和各国货币自由兑换的渠道仍较狭窄。最重要的是,SDR没有较“硬”的币值基础。它不像黄金那样本身具有价值,也不像美元那样以一国经济实力为后盾;它和欧洲货币单位亦有所不同,后者的发行有25%的黄金、25%的美元和50%的各国货币做准备。它只是一种虚构的国际清偿能力,不能作为最后的国际支付手段,很难指望各会员国完全用它保持国际储备。它能加强各国应付国际收支逆差的能力,但很难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特别是各国对IMF的合法性存疑,在对其功能的有效性缺乏信心的背景下,更是如此。
在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全球货币体系缺乏稳固的币值基础之际,为避免国际货币体系陷入各自为战的重商主义策略,陷于竞相贬值的囚徒困境,我们应当尽可能积极谋求推进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增强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并硬化SDR等潜在世界货币的币值基础,使其成为在控制力方面更为均衡的新型国际货币锚,防范美元币值基础削弱给世界货币体系带来的冲击,也给人民币汇率的调节增加一个可选择的依托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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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发展战略的贯彻发展,大大促进了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是我国促进各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
世纪之交,为缩小东西差距,我国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形成了东西协调发展的新模式,拉开了区域总体发展战略的序幕。在统筹解决其他“问题”区域的实践中,我们逐步认识到,完善的区域战略不能够仅仅追求缩小东西经济差距,而是要各区域协调发展,共同驱动,由此,形成了四大区域板块共同驱动的总体发展战略。在贯彻落实区域总体发展战略中,又进一步认识到要增强各区域发展活力,而必须结合各自特点进行细化、实化、差异化,形成各具特色的发展区域和增长极。随着对新时期区域发展新格局的定位,我们又拓展和完善了区域总体发展战略的内涵———实施陆海统筹和主体功能区战略。至此,我们形成了覆盖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从陆地到海洋,从宏观到微观,从经济到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全方位、多层次、广领域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各区域优势将进一步得到释放,区域间的协调性必将进一步增强,也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打下了坚实的空间基础。
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有力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使得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再是东部地区“一马当先”,而是“万马奔腾”、“协同并进”,不仅传统先行地区进一步焕发青春与活力,尤其是一批地处中西部地区新的增长极陆续涌现,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又好又快发展的有力支撑,也有效地化解了国际国内不确定性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保持了中国经济活力。如中部地区通过构建武汉城市圈、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带、环鄱阳湖城市群、太原城市圈等形成产业和人口高度集聚、充满活力的六大城市群,已经成为了推动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加快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西部地区通过推动呼包鄂榆、广西北部湾、成渝、黔中、滇中、藏中南、关中-天水、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等经济区加快发展,培育了西部新的经济增长极,带动了周边地区发展。同时,国家还鼓励一地方“先行先试”探索出符合各地实际的新模式。如在上海浦东、重庆、成都、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的基础上,增设了天津滨海、沈阳和山西综改试验区,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试验区。
在区域总体发展战略的演变进程中,“区域发展的状况逐渐发生积极变化。特别是东中西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的差距开始缩小,区域发展的协调性逐渐增强”,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相对均衡发展的时期。特别是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主要发展指标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东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据统计,“十一五”期间,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均在13%以上,比东部地区快0.5~1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经济增速自2007年首次超过东部地区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连续6年超过东部地区。2013年经济增速继续呈“东慢西快”的格局。东、中、西部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同比增长了17.8%,25.8%和24.2%。就各区域占全国GDP的比重来看,中西部地区占全国的比重由2002年的18.8%、17.2%提高到2012年的20.2%、19.8%,提高了1.4~2.6个百分点,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后,中部地区GDP占全国的比重自2005年起扭转了下滑的趋势,并逐年提高,东北地区呈稳中有升态势。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发展受到前所未有的扶持,极大地惠及了包括西藏、新疆等地各民族地区,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加快发展,进一步促进了民族团结和边疆巩固。
导致区域经济不平衡的因素里其中就包括区域地理位置及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本文所指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包括交通、能源、通讯等生产性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包括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项目一般投资回收期较长,短期内很难见到收益,社会资金投入热情不高,需要依靠政府行为,通过政府政策的倾斜和资金的投入,改善当地投资环境,逐步使落后地区的市场主体同发达地区的市场主体趋于相同,才能使区域间经济差距的缩小成为可能。另外,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落后地区开发成功的根本,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
从国际经验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殊要求看,我国生产力布局机制的塑造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一方面,宏观调控层的塑造。中央政府主要从事全国生产力布局总体规划的制定,确定生产力布局的总体目标和总体框架与战略,制定并完善区域经济发展和生产力布局政策,强化并完善生产力布局的经济、行政及法律手段,调控全国生产力布局。地方政府主要任务是在执行全国生产力布局规划与政策的基础上,制定本区域生产力布局的规划、目标、战略与框架,调控本区域生产力布局。另一方面,市场体系和统一市场的发育与完善。面对较为落后的经济状态,其主要任务是在完善商品市场的同时,加快发育和完善各要素市场,促进区域市场和全国统一市场形成和发育,建立健全市场交易规则,制定国内区际贸易法规,如《竞争法》、《反垄断法》、《市场法》等,为市场机制在区域间正常的经济技术联系和生产要素流动中发挥作用提供保障。
总之,要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降低区域经济差异,就要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进行合理的规划布局,平衡各区域的经济发展,促进经济水平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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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它的形成是一个漫长而又复杂多变的过程,期间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包括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包括世界各国的参与和贡献。因此,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这一过程,首先是各国的经济联系和互相依赖日益加强,世界正成为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其次是各国间的国际经济协调机制趋于强化,经济的互补性逐渐增强;最后,这一过程还意味着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影响日趋加深,各国都不知不觉的融入世界市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以独立、主动和开放的姿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国通过政府优惠的经济发展政策,发挥劳动力充足和廉价、资源丰富而优质等优势竞争力,中国已经融入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巨大浪潮,并在其中发挥日益重要的重要。然而,在这个由发达国家的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处在不利的竞争地位的前提下,中国的企业如何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在维护国家和企业的正当利益下,如何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成为每个有经济头脑的人应该思索的问题。而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细胞,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选择正确的发展战略就显得尤为重要,也是国家政府和企业本身所要考虑的问题所在。
在当下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巨大背景下,企业必须通过提高自身生产力水平,提高企业的工作效率以实现降低成本,扩大收益的发展目标,切实提高自身科学技术水平,实行适应现代化营销战略,这样才能保证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竞争中获胜。
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应该采取不同的方式,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在国际竞争中游刃有余。
首先,针对垄断性国企如何走向国际化可以采取以下方式:
1.采取资本输出方式,通过收购国外相关企业,利用该企业在国外的影响力和市场份额,扩大企业在国外的影响力,提高竞争力。
2.采取人才国际化战略,吸引国外高级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并以此为基础,促进国内高级人才的培养和引入,实现良好的人才储备库,以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3.遵守国外相关法律法规,尤其是资源密集型企业,要注重环境保护,坚持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
4.进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在公司实现企业化经营的前提下参与国际市场分工,赚取利润,实现发展。
其次,针对历史悠久的中华知名企业,“走出去”之路同样与众不同
1.要充分发掘本企业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打造独特的企业文化,形成独特的文化底蕴,打造企业文化软实力,实现企业以独具魅力的中华特色文化吸引消费者,保证产品的独特属性和不可替代性。
2.在海外建立销售终端,以特有的中华特色产品和服务进一步开辟海外市场,扩大市场份额,占领该行业的海外市场,掘取竞争优势。
3.打造自主品牌,通过相关专利,提高科技实力,为古老的文化注入科技内涵,以适应现代市场的需求。
4.因地制宜开辟适应该地市场需求的高质量产品,实现中华传统文化与当地特色文化相结合,研究开发具有文化融合性的产品,实现产品创新。
最后,针对朝阳产业——科技密集型企业,尽快走出国门,走向国际市场显得尤为重要
1.开辟企业的核心技术,通过加大研发资金投入,吸引高素质人才,加强科技创新,以创新驱动发展,以发展反作用于创新。
2.加强生产的专业化,争取在某一个特定领域开拓市场,避免多而不精的现象发生,以专业化生产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降低成本,扩大收益。
3.通过强强联合的方式,在与国外企业的平等合作下,充分发挥廉价劳动力,政策支持等优势,通过争取高性比价的方式扩大国际市场。
对于把眼光放在海外市场的企业,要始终采取与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呼应的市场进入战略,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关注政治因素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国际局势复杂多变,国家关系多样化和复杂化,稳定的国际环境成为考验企业发展的巨大影响因素。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消费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尚有不足。作为有眼光的企业应该着眼于国内市场,激发国内消费市场的活动和创造力,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靠投资,出口和消费协调拉动转变。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即使是开辟国内市场也无法摆脱国际市场的影响,尤其在近几年国际市场复苏后劲不足的条件下,国内市场的开发对企业来说关乎生死存亡。要想在国内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应该将目光着眼于第三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环保型企业,摒弃只有眼前经济利益的夕阳产业;在复杂的市场竞争中要始终检出诚信经营,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树立企业软实力;充分利用政府对于新兴产业的优惠政策,减少内部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同时放眼以农村为代表的潜力市场,开辟农村市场,实现农产品与城市需求相对接的发展模式和潜力,重视企业的长远利益。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速度和规模明显扩大,在促进国际经济发展的同时,对我们这样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也是不小的挑战,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企业,要注重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在世界范围内发展企业的同时,要保持企业的民族性,不能损害到国家,人民和子孙后代的利益,以合理合法的竞争方式发展企业,以取得经济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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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体验的角度来看,餐饮业整体上应属于为创造消费者愉悦经历的体验型行业,它创造价值的形式是:以餐饮店的设施、设备与环境氛围为道具和舞台,以员工的接待、服务与娱乐活动的介绍及表演为节目,使消费者融入其中,给消费者带来愉悦的餐饮体验。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赣菜饮食营销战略相关中国经济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关键词:赣菜营销战略经济
美国学者派恩与吉尔摩合著的《体验经济》(2002年)一书中对体验经济作了精辟论述,这两位学者将人类经济形态的演进分成了4个阶段: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和体验经济。体验经济与前三者最大的不同实际上就是经营者需利用消费大众对于亲身体验的渴求心理,将原本不需消费者亲历亲为的生产或服务过程,以一定的价格卖给消费者的经济活动。因此体验经济具有强调个性化、强调顾客参与、强调消费过程的直接体验等特征。而餐饮业在这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它符合体验经济下的四种消费类型:娱乐、教育、逃避和审美。
可以说,在餐饮经济内部已经蕴含了体验经济的萌芽,只不过长期以来人们没有把它当作一种经济产出的类型去利用和开发。对于赣菜饮食文化来讲,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无疑是发展的最好时机。赣菜作为中华美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有着数千年饮食文化的积淀,虽然不在八大菜系之列,但是独具特色。赣菜选料广泛、主料突出、注重刀工、制作精细,尤其突出原汁原味。从赣菜这些特点来看,完全可以满足体验消费者对于主题体验、文化体验、参与体验等多方面的要求。
通过笔者的实地调查,认为体验经济背景下餐饮消费者的行为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钟情个性化的经历。在体验经济时代下,外出就餐给人带来的主要是以精神愉悦为特征的心理满足,温饱已不是消费者的唯一追求,他们想要的是一种独特的,难忘的经历。餐饮消费中,这种经历可以来自于美味的菜肴、热情的服务、优雅的环境、新颖的娱乐项目等诸多因素,这不仅是大众食客的需求,更是旅游餐饮产品在体验经济时代自然提升的关键。
(二)注重高层次的需求。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活动的高度市场化和高科技浪潮的迅速发展,引起了人类生活方式的剧烈变化,节奏紧促、竞争激烈、变化多端取代了平缓、悠闲的生活工作方式。这种变化使得人们的感情需求日趋强烈,从笔者在一些大型餐饮机构的调查结果来看,消费者外出就餐更多的是享受生活、实现自我或是社交的目的,而不是初级的生理需求。通过这些活动就餐者放松自我、结交朋友、增进社交情感、帮助消费者实现高层次的需求。
(三)乐于主动的参与。在过去的经济形态中,消费者只能在餐厅挑选适合自己口味的成品,而在产品的设计中,并没有完全的话语权。但是体验经济时代里,这些食客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主动的参与到食物的整个设计、生产、消费过程中,顾客需有足够的自主活动空间,自由享受各种服务设施。当参与过程结束时,游客的记忆将会长久地保存这一过程的体验。
近年来,赣菜饮食文化一直呈现迅猛发展的势头,以赣菜的中心南昌为例,市政府将重点扶持以赣菜为主的20家餐饮连锁龙头企业,着力打造建设10条(个)餐饮街(城)、社区餐饮集聚点100个,形成具有南昌地方特色的赣菜品种1000个、核心菜品50个,全力打造江南美食名城。但是现阶段从体验经济角度分析,赣菜饮食文化的经营与开发还存在许多问题:
(一)盲目跟风,产品主题不强。
很多赣菜餐饮企业盲目追求多、杂、全,必然导致口味的缺失,可以说赣菜饮食文化的精髓就是在这无形中被转移和破坏的。由于家家仿照,就难以把握赣菜原汁原味的特点,使得各种经典菜肴纷纷串味,失去了赣菜原来的风味特色和魅力。
(二)品尝为主,文化体验不足。
目前赣菜饮食文化的开发基本上以品尝为主,而深厚的数千年饮食文化传统却被搁置。消费者所看到的往往是菜肴的色、香、味、形,用完餐后,留于印象中的只有一时的美味,却没有对赣菜饮食文化的深入了解,这与体验经济的特点背道而驰。
(三)享受优先,参与体验不够。
品尝美食能只能停留在人们初级的生理上的享受,而参与食物的制作和设计过程才能更多地满足人们的求知欲与好奇心,因为人们的满足感更多的是体现在心理感受的愉悦。遗憾的是,当前赣菜饮食文化产品端到旅游者面前往往是已经加工完毕的食物成品,其间的工艺则被无情地省略。
(四)杂乱无章,环境特色缺乏。
相当数量的赣菜餐饮企业在环境设计方面存在诸多问题,餐厅设计没有明晰的市场地位和主题格调,家具配套、空间分割、环境色调等都显得毫无章法;一味的效仿其它菜系餐厅的环境设计,没有立足于赣菜饮食文化创立与之相适应就餐氛围。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意味着缺乏特色的用餐环境无法满足消费者的生理和精神需求,也无法为用餐者提供自我展现的空间和机会。
从体验的角度来看,餐饮业整体上应属于为创造消费者愉悦经历的体验型行业,它创造价值的形式是:以餐饮店的设施、设备与环境氛围为道具和舞台,以员工的接待、服务与娱乐活动的介绍及表演为节目,使消费者融入其中,给消费者带来愉悦的餐饮体验。所以,餐饮业在进行营销时,要充分考虑消费者情感体验的需要,注重与消费者的沟通,发掘他们内心的渴望,站在消费者体验的角度,去审视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尤其要着力于让消费者在选择、购买、消费全过程中的获得独特、难忘的体验。
(一)行动体验营销策略———建立赣菜演示练习馆。
行动体验的目标是让消费者全身心体验产品出产过程与互动,行动体验营销通过增加消费者的亲身体验,丰富消费者的生活经历。为了最大限度的调动食客的积极性,参与到赣菜佳肴的制作当中,笔者认为可以在南昌的独一处、民间饭庄、灶王爷等一些大型赣菜餐饮连锁机构设立赣菜演示练习馆,安排赣菜名厨现场演示具有代表性的赣菜,像三杯鸡、四星望月、文山肉丁以及时令农家菜。对有时间、有兴趣的游客可以通过参与体验,从赣菜的选料、加工、火候、造型、养生滋补等多方面予以全过程享受。通过体验常用的烹饪技艺,了解赣菜独特的制作方法,培养出更多的赣菜消费者和爱好者。
(二)文化体验营销策略———创立赣菜文化展示馆。
赣菜源远流长数千年,历代的文人墨客、历史事件、传说故事都隐现于其菜品之中,如果能将餐饮、文化、体验三者结合起来,打造一个赣菜餐饮文化体验之旅,必定能为赣菜的发展开拓一片更加广阔的领域。笔者觉得是否可以学习民俗博物馆之方式创建一个以赣菜饮食文化为主的展示馆,此馆主要展示赣菜的历史溯源、地方名宴和特色小吃。通过广泛征集,可将赣菜烹饪典籍、理论研究成果、饮食传奇故事等内容充分展示。另外,通过将历代名厨、原料餐具、制作流程、宴席菜单、名店名菜等以丰富的形式展示于馆内,以供游客参观。把赣菜的形式与内容相互融合,让历史与现代共存,将赣菜饮食文化与体验经济有机结合起来。
(三)感官体验营销策略———设立赣菜经典品尝馆。
由于餐饮产品是一个内涵很丰富的概念,作为体验经济时代下的餐饮经营者,必须将各种感官的体验融入到餐饮产品中,感官营销是以五种感官为诉求———视觉、听觉、触觉、味觉与嗅觉,目标就是创造知觉体验刺激,提供美学的愉悦、美感和心理上的满足。赣菜经典品尝馆可与知名赣菜餐饮企业合作,从中抽取部分人力物力财力;集中在品尝馆内制作并销售正宗的赣菜菜点,也可建成富有赣菜传统特色的高档会所,在景区或其他区域现场制作销售精品赣菜肴,让来赣的游客既可以品尝到正宗的江西美味,又省去东奔西跑的劳顿。同时,赣菜经典品尝馆还需将特色用餐环境(视觉)、地方传统音乐(听觉)、精美餐具器皿(触觉)、正宗美味菜肴(味觉)、芬香扑鼻气味(嗅觉),形成有机整体统一风格,便于就餐者全方位的体验。
(四)情感体验营销策略———筹办赣菜推广培训机构。
情感体验营销是以消费者内在的情感为重点,立足于激发和满足消费者的情感体验,使顾客对赣菜品牌产生情感的策略方法。情感营销是一种人性化的营销,它真正从消费者的感受出发,细心体察与呵护消费者的情感。餐厅应该促进消费者与餐饮产品之间的情感交流,让消费者感动与之建立良好感情联系,进而赢得消费者的忠诚度。餐饮业中服务人员则承担着与消费者进行交流沟通的角色,因此对赣菜馆中服务人员情感培训显得尤为重要。江西省相关部门和行业协会应该筹建一个专门培训推广赣菜饮食文化的机构,用以教授和训练服务人员餐饮业基本从业要求、个性化服务标准、赣菜饮食文化知识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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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FTA 在南海问题、能源问题和台湾问题等重大而敏感的地缘战略议题上,对于维护中国经济与政治安全具有重大意义。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中国-东盟自贸区对中国地缘战略的影响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 要: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和运行对我国具有战略意义,对我国的地缘经济利益和东亚区域竞争造成重大而复杂的影响。以自贸区战略为依托的国际竞争越来越区域化和综合化,对我国在东亚地区的地缘战略有着深远影响,我国应将自贸区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关键词: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 经济安全;国家利益。
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下文缩写为 CAFTA)已经正式运行了三年多,这是世界上仅次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第三大自由贸易区(下文缩写为 FTA),它的创建和运行意义重大。CAFTA 不仅会促使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发展实现“双赢”,有助于这一地区尽快从金融危机中复兴,而且对于整个东亚地区的一体化也是个有利的契机;它不仅影响了我国在东亚地区的地缘经济关系,而且对我国的宏观战略和国家利益也有着深刻的影响,本文将主要从地缘经济学的视角对此进行详细的分析。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现代地缘政治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是地缘经济学,即从地缘视角将经济事务与政治事务相联系,研究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取代军事对抗和政治关系作为国际关系主轴的理论,成为地缘经济学的主体理论。[1]164在这里的“地缘”概念其实是指民族国家以国家领土作为地理含义上的竞争单位。可以说,地缘政治学家研究的是宏观地理概念上的国际关系,而地缘经济学家研究的是微观地理概念上的国际关系。[2]402地缘经济学理论的着眼点并不是单纯的国际经济问题。它试图从地缘关系的视角来探讨特定地理空间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及政治利益的互动,并为各国的区域经济战略提供理论依据。它所研究的问题是,一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如何从地理的角度出发,保护国家的自身战略利益和制定区域发展战略。它所关注的主要是国家的经济利益、经济权力和经济安全。本文以地缘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研究CAFTA 对中国的宏观战略和地缘竞争的重大意义。
CAFTA 的建成有利于促进中国与东盟的区域内贸易,减少我国对欧美市场的过度依赖,推进我国出口市场的多元化,避免因发达国家经济衰退或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而严重打击我国的贸易出口,增强我国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并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
CAFTA 将使中国和东盟结成一个统一市场,经济发展前景良好,并且双方实行优惠的投资政策,力促投资自由化,改善了投资环境,必将释放双方相互投资的潜力,也有利于增强发达国家的投资信心,更好地吸引区域外的国际直接投资。近年来,随着 CAFTA 的建设进程,中国和东盟的相互投资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对东盟的投资正以每年 60 %以上的速度在增长,东盟对中国的投资也保持稳定增长。[3]13据东盟专家组估计,CAFTA 的建成将减少中国和东盟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积极促进区域外贸易向区域内的转移。双方自贸区的建设也有利于中国获得经济发展所急需的一些物资和资源。比如东盟国家贮藏丰富的石油、天然气、橡胶、木材和锡、铁、煤、镍、铜等矿物资源,使我国得以“近水楼台先得月”,从而减轻了我国在国际能源和资源市场上面临的巨大竞争压力。这些将有助于减少我国对欧美经济体的过度依赖,更好地维护我国的经济主权;同时也可有效增强我国和东盟之间经济的相互依赖,有利于维护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促进地区的蓬勃发展。
CAFTA 是中国实行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的有益尝试和良好开端。CAFTA 的成立带动并促成了日本、韩国与东盟之间、中韩之间的自由贸易谈判的波动效应,刺激了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引发了东亚地区的一体化浪潮。一方面,CAFTA 有助于构建“中华经济圈”,促进我国与东亚其他地区的经济互动增长,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对外开发和和平崛起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我国与东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又有利于双方应对北美、欧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贸易保护主义。CAFTA 的发展前景可能是整个东亚地区的一体化,届时将形成东亚、北美和欧盟三大区域间的地缘经济竞争,战略意义颇为深远。
CAFTA 的建设将促进中国国内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涉及到三大政策体系:CEPA(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PECO(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其一,CEPA、PECO 和 CAFTA 这三大具有战略意义的政策体系可以形成连接南部中国和整个东盟的经济大动脉,这是区域经贸一体化的崭新格局,并且这一经济现象越来越引人注目,经济效果越来越明显清晰,战略意义越来越不可忽略。[4]4其二,由于云南、广西等西部省区是中国面向东盟开放的桥头堡,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CAFTA 的建设将促进这些西部省区的经济建设跨越式发展,为其经济发展注入强劲的活力,有助于确保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成功实施。而且,云南和广西是地处我国边疆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其经济和社会发展还关系到边疆的安全与稳定,关系到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其战略意义也不容小觑。
CAFTA 在南海问题、能源问题和台湾问题等重大而敏感的地缘战略议题上,对于维护中国经济与政治安全具有重大意义。其一,有利于避免扩大南中国海争端,维护我国的海洋资源权益。中国与东盟的一体化建设,显然有助于双方在南海问题上缓解紧张局势,共同开发资源。其二,拓展我国资源的进口渠道,开辟稳定的国际能源战略通道。这有助于解除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和能源瓶颈难题,也有助于解除我国在海上能源通道安全上的“马六甲困境”。正是由于东盟国家扼守我国海外进口石油运输线的咽喉,所以与东盟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我国和平崛起的地缘经济环境。[5]11其三,发展与东盟国家间的紧密友好关系,有助于钳制台湾的“南进战略”,摧毁台湾当局“实质外交”的政治图谋,同时也向台湾展示了中国大陆的经济影响力,促使其积极发展与大陆的经贸关系。自从 CAFTA建成后,台湾与中国大陆的 CEPA 谈判开始有了新的进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继 CAFTA 协议之后,东盟也启动了与日本、韩国等国家的自由贸易协议,并且还与美国修订了新的经贸合作条约,这既是东盟要在东亚合作中发挥领头作用的一贯战略的延伸,同时也是中国与日本、美国等大国在东亚乃至亚太地区存在地缘经济竞争关系的反映。
(一)CAFTA 对中日之间地缘经济竞争的影响。
日本是世界经济强国,并力图成为亚洲经济的领头雁。日本在亚洲的作为,最集中体现在日本对东盟的政策方面。中曾根曾经说过“没有东盟的繁荣,就没有日本的繁荣”,“与东盟国家保持友好密切的关系”,是“日本外交最重要的基本政策之一”。[6]50日本把东南亚地区看作其“后院”,长期以来在东南亚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率先走出与东盟建立 FTA 的跨越性步骤。
但在受到中国首先与东盟达成自贸区协议的刺激后,也增强了与东盟的经济关系,并在 2003 年与东盟签署了《东盟与日本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议》,拟于 2017 年建成东盟 - 日本自由贸易区。日本在亚洲的地缘经济战略目标是:在东亚实行以日本为领头的“雁行发展模式”,实现以日本为主导的“东亚共同体”,以抗衡来自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两大区域经济集团的竞争和挑战,从而也奠定日本在东亚地区的领导地位,以区域为依托实现日本的“世界大国”梦。
中国和日本同为亚洲地区大国,为确保和扩大自身在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应对欧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有力挑战,中日两国都将亚洲作为依托,十分注重发展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关系。所以,中国和日本的 FTA战略都将东亚列为首先考虑的对象。[7]62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中日两国在东亚地区的地缘经济竞争。
日本是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从与东盟的国际贸易来看,日本比起中国来对东盟国家的影响相对更大;在对东盟的国际投资方面,日本对东盟的直接投资要比中国多得多;而在亚洲金融领域,日本与中国一直都在暗中争夺亚元的主导权,日本总以为自己应成为亚洲区域货币的整合中心。但是,相对于日本经济的增长乏力、影响力的逐步下降,中国经济长期以来的迅猛发展、国际地位的快速上升,都使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要远大于日本,对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带动力和对地区经济稳定和安全的影响力也更大。CAFTA 的建成,是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地缘经济战略的成功开端,必能挖掘中国与东盟贸易合作和相互投资的巨大潜力,实现双方经济飞跃发展的“双赢”,从而增强中国对日本的地缘竞争力,增强中国在东亚地区的经济权力,并为中国在地区一体化中的主导权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CAFTA 对中美之间地缘经济竞争的影响。
美国虽然不是一个亚洲国家,但作为唯一的全球性霸国,其国家利益遍及全球,自然与东亚的地区性大国存在地缘经济竞争。美国的东亚 FTA 战略所采取的政策路径表现出三管齐下的特色。所谓三管齐下,指的是美国根据对象国的差异,分别采取双边贸易和投资框架协定、双边 FTA 以及亚太自由贸易区等三种不同的路径。[8]38此三种路径共同构成了美国的东亚 FTA 战略。而美国东亚 FTA战略的一个重要出发点便是遏制中国。
近年以来,美国在与东亚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开展双边贸易谈判或 FTA 谈判时,刻意绕开了中国,很显然,美国把中国看作是地缘经济竞争的对手。美国希望增强其在东亚的影响力,削弱中国因CAFTA 的构建而获得的先机,使自己仍然保持东亚的经济中心地位,主导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美国仿照其在东亚地区构建的主要是防范中国的安全同盟体系做法,试图建立起与其类似的、在地缘经济上的对华包围圈。另一方面,美国还通过倡导开放的亚太自由贸易区和近年以来的 TPP 战略,试图干涉和控制东亚地区的一体化发展,防止出现一个类似欧盟那样的将美国排除在外的东亚一体化组织。鉴于美国的东亚 FTA 战略,中国既要努力争取自身在东亚地区的地缘经济利益,大力促进东亚内国家的经济一体化发展,增强东亚的相互依赖及国际竞争力;又要客观看待美国在东亚地区根深蒂固的影响力和难以替代的作用,积极与美国斡旋、沟通与合作,减少美国在东亚一体化发展进程中的负面影响。
总之,放眼世界,全球性的 WTO 多边贸易谈判进展缓慢,而地区性的双边 FTA 却犹如雨后春笋,不断增多;世界经济呈现出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和相互竞争的趋势,各区域集团间的洲际竞争不亚于国家之间的竞争。当今世界,各大国都以 FTA 战略为依托,形成战略上的同盟或依托的区域集团,国际竞争呈现出区域化、综合化和复合化的发展态势。在这种形势下,我国政府也应将 FTA 战略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重视 FTA 战略的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CAFTA 的建成就是我国区域一体化战略的初步体现。CAFTA 的建设和发展,对中国的地缘经济利益和宏观战略将产生重大影响,以 CAFTA为依托带动整个东亚地区的 FTA 发展,有助于增强中国在地区一体化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增强中国在东亚地区事务中的话语权和领导权,也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区域环境,从而为我国的和平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周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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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公司的企业就是设计用来开发核心竞争力、获取竞争优势的一系列综合的、协调的约定和行动。如果选择了一种战略,公司即在不同的竞争方式中作出了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战略选择表明了这家公司打算做什么,以及不做什么。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时期中国企业战略初探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新时期中国企业战略初探全文如下:
摘 要: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思路基本是按照以林毅夫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的“后发优势”说来实现的,在这个思路下,中国企业大多是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吸收利用。在过去30 年的发展中,有一些优秀的企业实现了“引进——吸收——创新”的飞跃,在吸收引进技术的基础上开发出自己的技术,然后以自己开发的技术作为竞争优势,实现产品在市场上的盈利和扩张。然而大部分企业却深陷“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泥潭中不能自拔。这样的企业在中国企业占大多数。
关键词:新时期 中国企业 战略选择
始于2007 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发展到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是对全世界企业的一场严峻考验,中国企业在这场金融危机深深感到经济冬天的寒冷:
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统计表明,2008 年上半年,全国有6.7 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其中,仅纺织行业就有超过2000 万人被解聘;仅10月上旬,珠三角就有近50家香港企业申请破产清算。据香港工业总会会长陈镇仁近期表示,珠三角7万家港资企业中,年底时可能会有四分之一即1.75万家倒闭,以一家企业倒闭导致500人失业计算,1.75万家倒闭就将导致87.5万人失业。这些工厂所聘用的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中国内地的农民工;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带来冲击的严峻考验,广东全省中小企业增速总体上有所回落。数据显示,2008 年前10 个月广东停产、歇业、关闭和转移的中小企业有15661 家,其中,仅10 月份停破产的就有8513 家,超过了前三季度的总和。
总之,中国企业正处于一个利润率越来越低、面对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需要处理的问题越来月越复杂、承担的企业社会的责任也越来越大的时代背景中。
最新研究报告显示:2010 年前跻身世界500 强的中国企业将达到50 家,而目前只有29 家中国企业榜上有名。而世界500 强往往是按照企业规模大小来排名的,那么究竟什么是大企业。谈到大企业,人们的描述往往集中于它们的规模:资产、利润、销售收入占到全社会GDP 的多少等。这些指标固然重要,但还远远不够。跨国大企业的形成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企业的核心技术。第二,规模经济,也就是成本优势。第三,对供应链的管理能力。第四,品牌价值。第五,资源垄断。
反过来看,中国今天的大企业之所以成为大企业,靠的是什么? 根据我上面列举的因素和对实际状况的分析,我的总结是:资源垄断第一,规模经济第二,品牌价值第三,供应链管理能力第四,核心技术第五。而这些与国外其他世界500 强企业形成鲜明对比。比如中国进入前15 位的企业基本上都是资源垄断型企业,其中包括牌照资源、号码资源这些在市场准入方面的垄断。所以我的第一个判断是,资源垄断是中国企业目前进入500 强行列的最重要因素。
此外,快速兼并目前也成了国内企业迅速壮大的一个手段。据《费加罗报》报道,中国企业向世界超强企业行列进军的速度比当年的日本企业快两倍,日本企业从发展、壮大到有能力进行跨国收购用了25 年,而中国企业实现这一目标用了不到10 年。我认为,这样“拉郎配”式的快速联姻在国际竞争中面临着很大的危险。
具体表现在:
第一,我们的资源垄断拼不过别人的核心技术,我们国家的资源其实非常有限,并且垄断资源也可能化为乌有;
第二,我们的成本优势拼不过别人的品牌优势; 第三,我们的生产能力拼不过别人的供应链管理能力。目前中国企业中真正从长远利益规划企业发展,并将日常的运营与长远目标相结合的都很少。中国企业,包括很多明星企业对事关企业生存的质量控制的重视是远远不够的,对品牌的战略也是没有清晰的认识。如果这个消费者对自身利益越来越重视、国际质量标注越来越高的时代,中国企业家仍然不提高自身的战略意识,那么中国的民族企业将很难走出一条自强自立之路。
在中国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有很多企业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同时也有很多企业付出了血的代价。在竞争越来越激烈、所承担的期望越来越大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企业更应该吸取教训、总结自己成功的经验并吸收竞争对手成功的经验,形成企业发展战略,并以此激励规范企业的发展!
1、巩固发展核心竞争力 让员工认同企业文化
核心竞争力应该是企业综合运用科研技术、销售管理、品牌文化的能力,是一种内在的、不易被对手复制的组织运作能力。有了核心竞争力就能拥有长期稳定的竞争优势。世界500 强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发展过程中能够不断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而且这种核心竞争力是建立在专业化基础上的。500 强中不少企业有过从专业化到多元化再到专业化的经历,以前主要是兼并,越大越好,现在则是有兼并,也有剥离。
凡是基于外部的如资源、设备、产品或服务、资金只能是暂时的优势,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核心竞争力。因为当市场发生变化的时候,真正可以支撑企业继续增长和繁荣的,是再生能力、应变能力、适应能力,比对手更快占领市场的能力。对比我们进入500 强的企业,都是属于资源垄断或行政垄断企业,发展壮大多是依靠外在的力量,而不是靠内在的修炼,没有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企业文化也是竞争力的一部分,500 强中相当多的企业都有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而且深入人心,成为员工共同的行为规范,由此产生向心力,就像宗教信仰对某些人的作用一样,而且多与诚信、以人为本、和谐、服务、责任、满意等有关。
2、多元化与单元化选择
中国的企业很多都想实施多元化,有的甚至是已经这么做了。在我国现阶段,在经济发展方式还较为粗放的条件下,通过实行多元化,确实也使一些企业延缓了核心竞争力不足所可能导致的衰败。但是,从企业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从建立企业百年基业的角度讲,企业的成功发展路径则是专业化,而不是多元化。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和全方位竞争不断走向激化的条件下,过多地依赖多元化,难免遇到不可解脱的困境。回顾一下人类社会的发展史,特别是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来,专业化所起的作用之大,常常会超出人们的想象。
对此,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曾做过精彩的描述。在《国富论》中,他以自己曾经见过的一个雇用了10 个人的制针小厂为例,深入浅出地分析和阐明了分工和专业化对于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巨大作用。他指出,一个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人,即便他竭尽全力,或许一天还造不出1枚针来,但肯定不能制造出20 枚针来。然而,如果把制针业务分成18 道不同工序,尽管这家工厂规模不大,人手也不齐,机器装备更显不足,但仅仅由于分工和专业化,再加上这10 个工人的奋力而为,结果是他们平均每天要制造出48000 枚针,平均每人每天能制造出4800 枚针。由此,斯密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只要能采用劳动分工,劳动生产力就能成比例地增长。”( 亚当·斯密:《国富论》。
3、注重企业社会责任 塑造品牌形象
从纵向的时间序列看,在经历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源的优化整合阶段之后,企业已经步入了“企业公民”这一全新竞争阶段。随之而来的是,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对一流企业“高标准、严要求”的公认指标。提倡社会责任不仅仅为了提升企业社会形象,更能获得进入国际市场的通行证,提升企业的长期盈利能力。博鳌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就中国某些出口产品标准比国内标准高发表评论说:“企业越是注重社会责任,其产品和服务就越有可能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现在的顾客,特别是欧美顾客,社会意识逐步加强,不单单注重产品是否能满足自己的关键购买因素,如价格、质量、安全、便利等,更关心产品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如果一个企业不关心本国消费者,很难让人相信他会关心他国的消费者!”
4、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创新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灵魂。在经济全球化、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企业要想持续繁荣、发展、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学会创新,形成属于自己的企业核心竞争力。
技术创新: 企业技术创新是企业创新的核心,企业只有通过源源不断的技术创新,才能不断向市场推出新产品,不断提高产品的知识含量和技术含量,改进生产技术,降低成本,进而提高产品的价值,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并适时开拓新的市场领域。国外成功企业大都遵循着“企业技术创新——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增强——新一轮企业技术创新”的发展模式。
组织创新: 组织创新是组织中的管理者和其他成员为使组织系统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或满足组织自身内在成长的需要,对内部各个子系统及其相互作用机制或组织与外部环境的相互机制的创造性的调整、开发和完善的过程。组织创新能很好的适应组织规模的发展,内、外部环境的变化。组织创新包括组织结构的调整,人员配备的变动,管理幅度、管理层次的变化,部门的调整等。企业要建立学习型组织,在学习型组织中存在组织学习,并成为企业立身的一个基本原则,能更好的认识环境、适应环境,进而能动地作用于环境。
管理创新: 管理创新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随着企业规模的发展、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技术的变革、战略的调整,企业必须引进新的管理思想、管理方式、管理制度、管理技术,管理创新很好的体现了权变管理理论的思想。只有通过管理创新才能把企业的其他创新更好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好的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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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是目标消费者及公众对于某一特定事物心理的﹑生理的﹑综合性的肯定性感受和评价的结晶物。人和风景,艺术家,企业,产品,商标等等,都可以发展成为品牌对应物。我们在市场营销中说的品牌,则指的是狭义的商业性品牌,即是公众对于某一特定商业人物,包括产品﹑商标﹑企业家﹑企业四大类型商业人物的综合感受和评价结晶物。——摘自兰晓华著《品牌管理》
品牌战略的关键点是管理好消费者的大脑,在深入研究消费者内心世界、购买此类产品时的主要驱动力、行业特征、竞争品牌的品牌联想的基础上,定位好以核心价值为中心的品牌识别系统,然后以品牌识别系统统帅企业的一切价值活动。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企业品牌战略与提升国际竞争力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企业品牌战略与提升国际竞争力研究全文如下:
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这种竞争也衍化成了品牌与品牌之间的竞争,而科技的快速发展使产品趋于同质化,这就使得竞争已不再局限于质量、成本、人才,而是上升到了品牌知名度与品牌影响力的竞争。企业品牌战略是基于其自身的条件以及外部环境,创立自主品牌,将品牌作为核心竞争力,以获取品牌高溢价能力与差别利润的企业经营战略,也以此来提高企业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增强品牌竞争力。
1.我国企业品牌竞争力现阶段基本情况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发展,企业品牌意识开始意识凸显,创造出来不少著名品牌。随着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国家在政策上的鼓励,不少有实力的企业纷纷“走出去”,进军国际,中国品牌慢慢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国外消费者信任。但根据2013年世界品牌实验室对全球领导力、品牌忠诚度以及市场占有率三项指标评出的2013年世界500强,其中美国占有232个,法国占有47个,日本占有41个,而中国仅有中央电视台、国家电网、中国工商银行、中国移动、联想、海尔等25个品牌入选[1]。虽拥有“世界工厂”称呼,但我国显然还是“品牌第三世界”。
2.我国企业品牌发展与经营不足
我国的品牌总数多,但是国际知名品牌少,国际上影响力不够。中国品牌发展环境有待改善,外部环境杂乱,侵权现象严重,很多知名商标在国外被抢注的现象令人担忧,而中国企业又有自我保护能力低,市场监管乏力,广告依赖性强等缺陷。几年前兴起的一股声势浩大的山寨之风给中国品牌的形象与口碑迎头一击,“中国制造”在国际上的形象走低[2]。这从侧面反映我国某些行业人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的心态,迫使很多知名品牌为保护知识产权而不断投入人力财力,增加了成本却收效甚微。
3.我国品牌与国际品牌差距巨大
根据2014年英国品牌顾问公司的品牌价值名单,美国苹果公司以1047亿美元蝉联全球最具品牌价值榜首,位列中国第一的中国移动通讯以318亿美元世界排名13,不及苹果公司的30%。2013年我们的国航、南航与东航三大航空公司销售收入之和不及美利坚航空公司的20%。同时,曾有一项面向全球的品牌知名度的调查表明,发达国家消费者对中国品牌的认知度普遍较低,最高的联想也仅31%[3],这反映了中国企业品牌的国际化程度、年销售收入与创利能力远低于国际知名品牌。
4.产品质量不高,品牌形象竞争力弱
品牌的基础是质量,品牌能否成功建立,能否拥有持续的生命力,质量是第一步,没有高质量就无法得到人们的认可。进入国际市场后,某些中国企业由于产品质量较低,创新能力又不够,曾导致我国产品因质量问题而招牌被砸,商业纠纷不断,且企业危机公关能力不强,对事件的反应速度慢,导致企业形象严重受损,这对品牌的塑造打击是巨大的。另一方面,我国还是有部分产品无论质量还是技术含量,在国际上都不输于同类竞争品的产品,可是市场份额却远远比不上,这是因为我国品牌形象塑造不强。
1.企业的品牌意识淡薄,自我保护意识和产权意识淡薄
我国有些企业品牌意识淡薄,定位不明确,只看重产量与贸易总量的增长,安于租用国际知名品牌进行贴牌生产,对创建品牌与用品牌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认识严重不足。同时,我国企业自我保护意识和产权意识淡薄,导致国际市场上经常发生我国品牌被抢注的情况。商标被抢注后我们再想使用自己的商标,就必须得用高价向注册方购买;如果不想购回,重新创造新的商标,意味着我们要舍弃原先辛辛苦苦打下的基业,需要花费更大的成本与精力,这也为那些有潜力的品牌国际化带来了阻碍。
2.研发投入力度不够,缺乏创新与自主核心技术
企业必须通过对新产品的研发,不断地开发新技术,才能使品牌拥有更强的竞争力与生命力。目前国内企业普遍存在着在品牌技术上投入力度不够、研发能力弱、技术水平落后、质量差、互相模仿严重,只顾引进技术而不善于对其进行吸收创新等问题,缺乏创新是我国品牌生命力不强的一个软肋。目前我国的自主品牌由于核心技术缺乏,没创新能力做后盾,生产出的产品附加值不高。我国曾经有很多优秀的“老字号”品牌,由于缺乏创新,最终被市场淘汰。我国每年的新增品牌很多,但能够顽强发展,长期生存,对市场又能产生影响力的屈指可数,平均生命力只有短短几年[4]。
3.企业规模小,管理理念落后
目前我国多数企业规模小,资产不雄厚,投入和研发投入与生产要素比例不高,品牌竞争力不强,加上国际知名跨国公司凭借雄厚的资金、技术与经验,短时间就能基本占领市场,使得我国中小企业运营举步维艰。管理理念的落后也是我国企业的硬伤,经营竞争性意识落后,国际化经营手段欠缺,对品牌价值提升的重视度以及创造自主品牌意识严重不足,对于企业品牌管理不够重视,浅显地认为品牌管理只是市场营销策划广告而已,这其实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包括对品牌策略的制定以及品牌形象的策划,对品牌的全球管理,品牌危机的反应速度和品牌公关等。
4.国际经营急功近利,忽视企业长远发展战略
国外很多著名的跨国公司广泛施行全球化经营战略,这需要长期的积累与实践才能得出经验,这并非只是单纯贸易战略,而是涉及投资、生产、贸易、管理的一种集成策略。相比国际知名品牌的产品出口能力与营销能力的强势,我国出口企业的品牌还是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一些企业不重视品牌的可持续发展,盲目扩张品牌,品质下降,这些行为简直就是自毁品牌。创品牌和品牌的推广到品牌展现影响力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积累,需要长期的投入,这样就与很多企业短期就要效益的思想背道而驰。这种思想也影响了企业对品牌的培育,使得我国知名品牌更难形成。 5.企业信息化及电子商务水平落后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电子商务浪潮席卷而来。先进的信息化手段和高超的信息化水平是企业进行现代化生产经营必不可少的要素,也是跨国品牌的品牌竞争力赖以存在的基础,而这对于进行外贸业务的出口型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来说尤其重要。很多国际公司的虚拟经营战略就是建立在高度运营的信息网络基础上,这是一种技术信息共享、联合开发的互利动态网络型经济组织,利用他人生产、销售、开发等。而现阶段,我国的很多企业无法很好地运用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的便利性,说明我国企业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增强品牌战略意识,选择品牌战略
依靠品牌战略提高竞争力,企业首先就要提高品牌战略意识。品牌的塑造和发展是企业必须经历长期的奋战,投入大量精力,加上一系列的措施共同作用才能成功的。企业要想实现长远发展就要将品牌战略塑造为首要目标,渐渐摆脱贴牌生产,直到自主品牌的树立。企业在选择品牌战略时,应该先考虑自身的实力,要对品牌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在品牌的延伸上也要理性选择,在不同时期选择不同的战略,并协调好品牌战略与其他战略间的关系。
2.严抓质量关,提高竞争力
产品优良的质量是一个企业立足的根本,是一个品牌不断延续的生命。品牌对于消费者的吸引力就在于产品质量上的可靠,以及优质的售后,消费者的信赖产生于此。创造名牌与维持名牌均离不开优良的产品的高质量,我国企业要切实加强对产品质量的监管,完善质量管理制度,各环节把关做好,积极推广ISO9001标准,让生产出来的产品满足国际标准。只要有了好的口碑与公信力,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就能对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产生正面的影响。
3.加大科研力度,提升出口品牌的创新力
一个企业能否夺取更多的市场占有率,保持较强的市场生命力,明显就体现在它的品牌的创造能力。如果说质量是守护品牌的盾,那么创新就是开发市场的剑,是品牌不断发展下去的最好的方式,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不断创新开发新技术,用持续不断地创新来丰富品牌内涵,巩固品牌在消费者心中的形象。质量上的可靠,优质的售后,才能让企业站得更稳,走得更远,这是品牌不断发展与提升品牌竞争力和保持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保障。
4.加大对品牌的管理与影响力的维护
创名牌和保名牌是品牌战略的两大主要内容。创名牌可利用一个好的机遇,在很短的时间能迅速崛起,但要想品牌走得远,就要采取措施保住品牌住口碑。对于品牌的维护,企业应该充分利用各种法律手段,捍卫和保护好自己的名牌商标不受侵犯。对于知名度高的商标,要持续开发新产品来保持曝光率,为商标信誉不断注入活力。对于品牌的管理,企业应坚持创新,用心发掘客户的需求,走以消费者为导向的经营模式,发挥广告的效能,推广品牌中影响力,促进品牌战略实施过程中消费者与品牌的良好关系,避免品牌形象稀释和短期效应。
5.着力打造品牌的东道国本土化策略
对于打造国际化品牌,有一点要非常注意就是文化的差异性,因为一个知名企业即算在国内做得风生水起,当决定走出国门那一刻起,不注意文化的差异将寸步难行。品牌国际化也算得上是一种文化行为,是企业在更多国家实施东道国本土化的过程。如同Coca-Cole在华的中文名称定为“可口可乐”一样,能迅速带来认同,销量大增。中国品牌要对东道国当地的文化、民俗、消费者偏好等做一个全方位详细的调查,认真选择与确定中国品牌的当地本土化的适当名称,迅速融入当地文化与习俗,取得当地居民的信任,带来自身的快速发展。
6.组建现代化专业团队,优化企业管理层
品牌的竞争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人才的竞争,要想建设出一流的品牌,生产出一流的产品,企业就要把人力资源的构建纳入品牌战略,打造出一支强悍的品牌战略管理团队,需要有谙熟国际惯例、专业知识过硬以及精通外语、对现代管理熟稔的通才。对于这种团队的建立,企业要将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落到实处,采取多种方式引进人才、开发人才,建立完善的用人机制和激励机制,对于国外先进品牌技术人员和那些对品牌管理经验丰富的优秀人才也要积极引进,充分发挥人才对于品牌的自主创新、品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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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 (geopolitics),政治地理学中的一种理论。它根据各种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和预测世界或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它把地理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地缘政治学又称“地理政治学”。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发展战略与地缘政治中的台湾问题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发展战略与地缘政治中的台湾问题全文如下:
提 要:台海战云密布,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力战?力和?--都需要我们站在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来审视。新世纪头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维系亚太地区现有的地缘政治格局,有利于中国不失时机和平发展。台海危机如果继续升级演化为战争,将改变亚太地区现有的地缘政治格局,利用日本牵制中国和平发展是美国弃台湾之后的第二步棋,这种迹象已经明显。日本坐收渔利。日本加快了海洋扩张的步伐,对中国海权和海域资源构成严重威胁。不轻易放弃美国制衡台海局势这一力量,“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从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统筹考虑台湾问题,把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分为阶段性的两步来走,主动而不是被动地化解台海危机,才有望遏制日本已经剑拔弩张犯我海域的图谋,确保我国有一个“聚精会神抓发展”的周边环境。
21世纪将是世界各国争夺海洋资源的世纪。早在20世纪下半叶,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发展与资源消耗成正比,陆地资源,特别是能源已经拉响告罄的警报,世界各国纷纷把目光投向海洋。就我国的发展与资源消耗情况而言,自1993年起,我国从一个石油净出口国转变为石油净进口国。如今的小康还仅仅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发展与资源瓶颈的矛盾就已经凸显出来,2003年仅石油净进口量就达到9700万吨,近4年平均年增长11.69%。我国石油消费量占世界石油消费总量5.7%,仅次于美国(25.7%)、日本(7.7%),居世界前三位。由此发展下去,保守一点,GDP保持8-6%的增长速度,到2020年,哪怕仅仅是中水平、相对全面、相对平衡的小康,专家预测,我国对外石油依存度将达到60%,石油进口量超过3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进口国。(张新华、蔡文之、〔德〕戈特瓦尔德《能源之踵--能源形势、能源安全和能源革命》,《社会观察》2004年第9期)。且不说不断加大能源进口量会使危及国家经济安全,即使排除所有制约因素(事实上不可能),世界各国愿意满足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能源需求,也会有捉襟见肘的一天。能源危机,将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瓶颈。世界上沿海国家都把发掘新能源的重点移向海洋,纷纷划定本国的海洋专属经济区。依照1982年《联合国海洋公约》,1998年我国第九届全国人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专属经济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以外并邻接领海的区域,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延至二百海里”。即使拥有这些专属经济区,也仅为300万平方公里海洋面积,可管辖海域面积与大陆面积之比仅为0.3,是世界沿海国家平均0.94的1/3。(与我国海洋接壤的国家,日本超过11,菲律宾6.31,朝韩2.17,越南2.19。)我国人均海洋面积仅0.0029平方公里,是世界沿海国家人均海洋面积0.026平方公里的1/10。何况我国进出口贸易对海洋通道的依存度已达到80%。因此,捍卫我国领海及海洋资源权,极具战略意义。
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西沙之战”就拉开了战争捍卫海域权的序幕。迄今一些南亚国家仍在我国南海海域进行资源开发。基于争取一个相对和平的发展环境,我国采取了“撂置争端、共同开发”的外交战略。南亚各国是发展中国家,资源消耗小国,不足以虑。随着我国的强盛,解决南海问题轻易而举。真正危及我国海洋资源安全的是日本。日本也是现有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国土面积仅37万平方公里,不及我国一个黑龙江省,但人口近1.3亿,2004年GDP约5万亿美元。作为经济强国,也是一个能源消耗居世界第二的大国。制约日本发展的瓶颈也是资源。基于同样的原因,日本也需要有充足的海洋资源来维系自己在21世纪的生存与发展。中日关系可以继续和平友好,但在涉及国家发展安全的问题上,寄希望日本放弃海洋扩张的国家发展战略,完全是一相情愿。中日海洋距离最宽处不及360海里,纷争地带达40海里。日本蚕食我国海洋资源的企图早已暴露无遗。中日海洋资源权的纷争是两个国家未来生存发展的根本利害冲突,何况纷争海域对日本来说同样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中国向东进入太平洋,美国向西进入亚太,俄罗斯南下,都必经此道。日本控制这条海道,能够影响三个大国的国际活动,为成为政治大国增加砝码。所以,可以肯定地说,日本的扩张企图和争夺我国交界海域权和海洋资源的行为,必将继续升级。
日本已经“卧薪尝胆” 数十年,为逐渐升级的扩张和争夺海洋资源做好了充分准备。如今正在使着日海域权纷争朝战争方向升级做舆论准备和军事准备。新华社2004年12月4日专电,日本政府在《日本防务计划大纲》第一次将中国列为威胁国家。而早在11月10日至19日,美日两国海军举行超大规模、代号为“ANNUALEX13G”的联合军演。超过11300名日本海上自卫队官兵和4400名美国海军官兵参加,还有124名神秘的“盟国观察员”,投入军演的兵器包括35艘水面战舰、战略核潜艇和约260架包括航母舰载机在内的作战飞机,6颗绝密军事间谍通讯卫星全部进入临战状态,应对日本海爆发的战争。这次军事演习,是日美之间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性质最绝密的海空军联合大军演。虽然没有任何人解释“13G”代表何物,但结合《日本防务计划大纲》来观察,暗指中国也并非空穴来风,联系近来日本首相参拜供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逐渐合法化、日本派兵伊拉克、军国主义思潮汹涌澎湃等新情况,日本已经在背弃“和平宪法”的路上走得太远,足以引起我国高度警惕。
二战期间,日本是第一个也是之后唯一的把敢把战火烧到美国本土的国家。二战结束,美国合法接管日本,肩负着遏制日本军国主义行经的国际义务。在美国的军事高压下,1947年,日本出台了“和平宪法”。这个野心勃勃、连美国本土都敢进犯的日本国,在近60年时间里,克制对外扩张,对周边邻国没有造成直接的重大军事伤害,不能不说这与美国的遏制有关。必须务实地看到这一点,惟有美国能够遏制日本的军事扩张。日本每一次突破“和平宪法”,都得回头看看美国的脸色。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那段历史,美国遏止和扶持日本国的战略目的已经昭白天下。正如美国扶持以色列来制约中东局势一样,美国扶持日本是企图制约东南亚局势。随着战争结束,由于社会制度不同,为赢得二战胜利需要而结成的同盟国迅速分裂,美苏之间的较量即刻剑拔弩张。虽然当时中国的局势并不明朗,但国民党政府军早已元气大伤,加上国民政府腐朽不堪已经暴露无遗,美国政府深感难以扶持,中国共产党赢得国家政权指日可待。所以,扶持日本,不仅针对苏联,也包括应对未来中国的新局势。于是,我们看到,在审判日本战犯时,美国明显袒护日本天皇,以便赢得日本人心。美国利用占领国的优势,按照美国模式“复制”出了亲美、依美的日本政府。而美国扶持日本的战略目的要实现,必须使日本成为经济强国和潜在的政治强国、军事强国。
近60年的历史变化证明了美国的国家战略高瞻远瞩。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形成。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联合国授权美国组建联合国军阻击北朝鲜挑起的战事,新中国派出自愿军进入朝鲜直接与美军交战。从此,中美两国由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国家根本利益不同上升到军事对抗的高度。它应验了美国之所以扶持日本的战略意图。
必须务实地看到,中美两国虽然已经建交20多年,在各个领域已经有了广泛深入的交流与合作,但两国之间在社会制度、国家利益方面的冲突不可能消除。中国国家安全教育中迄今为止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视为“和平演变”、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最大威胁。在许多重大国际冲突中和重大国际事务上,中国政府不同于美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也十分鲜明。比如,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中东问题。即使在“反恐”问题上,中国政府明确表示,一方面反对形形色色的恐怖主义活动,一方面强调打击恐怖主义要标本兼治。世界非常明白中国政府强调打击恐怖主义要“标本兼治”的潜台词是什么:美国的霸权主义行经是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
何况,国家发展总是与能源消耗成正比的。美国是经济强国,消耗着占世界石油消耗总量的1/4。中国如今石油净进口量是9700万吨,国民经济按正常速度增长,到2020年左右超过3亿吨,成为超过美国石油消耗量的第一消耗大国。仅此一点,难以避免由于能源需求的冲突,难以避免触及美国发展与能源需求的根本利益。
中美两国存在的根本分歧和利益冲突,即使在两国交往过程中断断续续的“蜜月”期间也没有减弱。因此,国家在考虑如何处理台海危机时,不能忽视美国转向利用日本来遏制中国这一可能。
美国长期坚持在台湾问题上“不战、不独、不统”的所谓“一个中国”政策,旨在利用台湾来牵制中国。如果台海发生战事,估计美国不会直接军事介入,甚至放弃台湾这颗棋子。一方面,美国直接介入台海战事,没有国际法支持,《与台湾安全法》纯属干涉中国内政的产物;另一方面,美中直接军事对抗,后果不堪设想,中国决不是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美国必将遭受重创。基于制约中国发展的国家利益需要,美国会放松对日本领海扩张野心的遏制,转而明确利用日本来牵制中国。这已经不是逻辑推导,美日两国海军举行超大规模、代号为“ANNUALEX13G”的联合军演就是动向。日本经过近60年的苦心经营,已经完全恢复战败所伤的元气,不仅是经济强国,而且是潜在是政治强国和潜在的军事强国。目前日军编制定员虽然不到30万余人,但是部队员额中的士官比例占70%,这样的配额在战时可扩充达到300万,表明日本时刻准备作战。美国放松对日本军事扩张的遏制,正中日本下怀。而日本在21世纪能不能保持经济强国的发展势头,关键在领海扩张的企图能不能实现。日本民众也非常清楚这一点。2004年一次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民意调查表明,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在37%左右,与二战结束初期相比,民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战犯正在成为日本民族恢复国家尊严和大国地位的民族英雄。日本国扩张领海的野心,不仅有强大的经济、军事支撑,而且有民心支撑。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日本西南部海域都与中国海域接壤,交界海域已经探明有极其丰富的海洋资源。日本认为,我国东海蕴藏有60至70亿吨的石油和天然气,相当于黑海油田的储存量,是第二个中东。如此诱人的宝藏,日本岂会轻易放手。早中国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2年,即1996年6月,日本国会就通过了《关于排他性经济水域及大陆架的法律》,主张“其超过部分以中间线为准”的“等距离中间线”原则。依照这一法律,日本不仅将钓鱼岛完全划在了日本国主权范围,而且向中国领海推进了数十海里,为日本今后以捍卫领海为名发动战争提供法律支撑。如今日本国根本不承认历史上、国际上和中国划定的海域疆界,扩张野心昭然若揭。面对经济专属海域的分歧,中日之间虽然多次政府部长级对话磋商,但日本国的横蛮态度表明志在必得。日本早就单方面采取行动,钓鱼岛争端、东海石油开采争端、日台海域争端,仅仅是开始。日本国内右翼分子的战争嚎叫早已甚嚣尘上。日本政府之所以把海域摩擦控制在民间范围,还不便于原形毕露,上升为国家之间的战争冲突,关键点是要看看美国的脸色。如果美国完全放弃台湾这张牌,转而利用日本来牵制中国,那么,日本政府扩张领海的野心就不会如今天这样“文明”了。中日海战将不可避免。问题的严峻性还不仅如此。原本南海附近几个小国、弱国的骚扰不足挂齿,也将变得复杂起来、困难起来。台海战事爆发,必将出现这样的局势。
世界仍不安宁,但总的倾向是“和平与发展”,特别是联合国的出现,对抑制战争的爆发和升级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国际政治蕴涵着太多的不可测因素。2004年11月30日联合国改革问题高级别名人小组在向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交的报告《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我们共同的责任》,把国家内部冲突列为当今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因素,提出了国际社会集体应对的必要性。把内战也列入国际组织干涉的范围。所以,无论是外战还是内战,都是国际问题。且不说50年前的朝鲜战争,国际力量(联合国)即刻介入。如今一些非洲国家持续内战,国际力量也纷纷介入。虽然中国在今天的国际地位已经很高,尽管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一旦爆发战争,就会自然向国际化转化,国际社会也会以维护地区安全、制止人道主义灾难为由进行干涉。台湾当局执意进行的“实质独立”--公选、修宪,中国政府以此作为动武的理由,能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难以给出准确回答。而战争一旦进入僵峙状态,事态发展的不可测性就凸显出来。也许,正是“台独”分子清楚这一点,才选择孤注一掷,铤而走险,挑战和平。
但是,“台独”势力应该研究“萨达姆心态”。美英两国执意要打伊拉克,遭到俄、法、中(三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德的明确反对,(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战争之后也明确指出“伊拉克战争是非法的”。)萨达姆以为美英调兵缱将不过是武力威慑而已,因为有那么强大的国际力量反对美英动武。殊不知,萨达姆抗拒对话解决纷争,“孤注一掷,挑战和谈”的盘算大错特错了。他轻视了美英两国的意志和决心。在美英两国看来,萨达姆及其政权的存在,威胁美英两国的根本利益。要么萨达姆及其政权消失,要么彻底更弦易张,无论哪种形式,都是消除危及国家根本利益的威胁。在这种情势下,制止战争的国际力量也无可奈何,战争如期打响。即使战后事态发展不是美英两国所期望的那样,国际社会也只好在即成事实面前尽力修复战争的创伤。“台独”也危及中国国家根本利益。中国政府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意志和决心是毋庸置疑的。台海一旦进入战事,国际社会的作用究竟有多大,研究伊拉克战争,会得出明确结论的。“台独”势力抱有“萨达姆心态”,结局必将一样。
分裂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恐怖主义,是危及世界安全与和平的三大祸水,这也是为国际社会所公认的。台湾当局的“台独”企图,与世界上此起彼伏的分裂主义相呼应,加大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难度。同时,事物总是相生相克的。为维护世界的安宁与和平发展,联盟制止三大祸水的泛滥也在国际社会逐渐达成共识。即使台湾有过或外寇统治时期或脱离中央政府时期(如近50多年来),都不可能改写台湾是中国领土的历史事实;无论“台独”势力有多强大、走多远,都不可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任何一个对国家对世界负责任的政府都清楚,这个口子不能开。这个口子一旦撕开,就是放纵分裂主义,国家不得安宁,周边不得安宁,世界将陷入持久的战乱之中。--“台独”没有前途,没有国际空间。就连坚定不移反对中国“动武”的美国,也明确反对“台独”。
制止国家分裂,是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中国政府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粉碎任何分裂中国的图谋,必将得到世界绝大多数对国家的理解和支持。“台独”势力一旦宣布“独立”,就是国内分裂主义势力挑战国家主权,国家有责任平息内乱。中国政府有能力平息分裂内乱。“台独”势力对分裂国家的图谋抱任何幻想,寄希望与其他国际势力可能干涉中国政府维护领土完整和平息分裂内乱,注定会落得惨败的下场。
台湾问题是我国内政,不放弃美国制衡台海局势这一力量,无疑于认同了台湾问题国际化。但我们又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早在1950年美国介入朝鲜战争的第二天派第七舰队驶进台湾,台湾问题就国际化了。尽管美国政府与我国政府签发了三个联合公报,“一个中国”的官方态度迄今未变,毕竟美国还有《与台湾关系法》,相比之下,上升为国家法律的《与台湾关系法》比政府签署的文件更具权威性。这些都使其我国政府在解决台湾问题时不得不考虑美国的态度。
我们必须务实地看到,正在崛起的中国现阶段直接与美国发生利益冲突,条件不成熟。那种坚持把台湾问题纳入中国内政的认识,无视美国的态度,不符合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要求。历史上,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把美国政府的意见纳入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内容,就已经表明中国政府默认台湾问题国际化了。直到今天,我国政府也仍在处理台湾问题上继续保持与美国政府磋商。
与美国政府高层保持对话,是巩固“遏台”联盟的基础。2004年11月20日,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市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进一步阐明了中国政府对待“台独”问题的严正立场,指出:“台独”将断送台海和平,并将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的稳定和繁荣。中美双方都应站在这个战略高度来认识“台独”的危害,共同遏制“台独”势力的分裂活动。总统先生多次重申美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反对“台独”,特别是去年12月9日公开表示反对台湾当局单方面改变台湾现状,我们对此高度赞赏。希望美方切实履行上述承诺,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布什说,美方理解台湾问题的敏感性,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三个联合公报,不支持单方面改变台湾现状和宣布“独立”的言行,不会向台湾当局发出不一致的信号。这次高层对话表明中美两国在反对“台独”上是一致的。美国反对“台独”,是不可忽视、应该充分利用的力量。针对“台独”势力日愈嚣张的言行,美国政府对台湾当局的态度也日愈强硬起来。
12月7日,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埃雷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态度坚决地说:“我们不支持这样的做法!各位都知道美国的利益是维持台海稳定,因此美国反对任何可能改变现状的单方面行动,(台湾当局)改变公营事业与驻外机构名称,美国认为这将会单方面改变台湾地位的现状,因此我们不支持这样的做法。”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美国任何时候都把“不支持单方面改变台湾现状的言行”连在一起的,“单方面改变台湾现状的言行”也包括了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统一”台湾的紧迫性。无论是“武统”言行,还是“台独”言行,都是单方面改变两岸先有格局的行为,都触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都不可能得到美国的支持。既然我们不应该忽视美国的作用,也不必急于提出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紧迫性和时间表,影响美国立场的变化。
我们必须务实地看到,短时间内解决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条件还不成熟。中国政府提出的“一个中国”的原则有一个前提,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而台湾当局过去没有接受这个前提,比如“九二共识”就回避了这一点,现在也难以接受这个前提。这个和平统一的根本问题都没有达成共识,就没有和平地实现统一可言。而遏制“台独”、确保中国领土完整的条件是成熟的。
在这个判断成立的情况下,对“和平统一”过于迫切,无视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和美国政府处置台海局势的立场,也是放弃美国制衡台海局势这一力量,都可能加重台海战事爆发的危机。即使“武统”如愿以偿,对中国(包括台湾)的震动也会是巨大的。所以,现在还不是必须支付“武统”这笔“代价”的时候。就此而言,和平化解台海危机也不妨“不惜任何代价”。不放弃美国制衡台海局势这一力量,把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实现国家统一分为彼此有战略关联的两步来走,当务之急是解决维护中国领土完整问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筑起能够有效遏制“台独”的铜墙铁壁。
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走台湾之后,回到祖国怀抱仅4年的台湾人民又处在两岸隔离、脱离中央政府的困境中。实现国家统一是中国政府的庄严使命,“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作为我国政府推行台湾回到中国大家庭的基本方针之一。自1980年代起,中国停止炮击金门,开启了和平统一台湾的新时期,“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上升到更加突出的高度。经过多年的努力,取得“九二共识”的成就。“九二共识”本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但机会稍纵即逝。时过境迁,现在深究哪方的责任,已经没有现实意义。如今已是台湾民进党主政时期。2004年台湾“总统”直选,为什么两岸经贸已经渗透很深、台湾民进党的“渐进台独”已经暴露无遗、中国军演已经明确预示“台独就是战争”的情况下,民进党还是再次主政?--这已经传递给我们一个确切的信息:超过50%的选民,在决定台湾何去何从的重大问题上,选择了认同民进党的施政主张。我们必须正视这个不愿意接受的事实,必须反省“和平统一”的对台政策。把生活在已经成为亚洲四小龙、经济政治文化仍在发展的台湾人民,在决定台湾前途和自己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上,选择民进党,视为完全被愚弄,持这种认识的人,只说明他对多数台湾人民的心情和感受有隔膜。这些认识不利于实现和平统一、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对台方针。
遏止“台独”势力分裂中国的图谋,台湾人民是重要力量。因此,“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依然是我国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要使这一方针取得实效,需要了解台湾人民、理解台湾人民,改变“一厢情愿”基础上的逻辑推理结论来应对台湾局势,为台湾人民置身处地着想来调整对台政策。
自国民党执掌台湾政权起,继民进党主政,台湾当局长达50多年对中国大陆“妖魔化”的宣传,已经在老百姓心里形成深刻的偏见,要消除这些偏见,非一朝一夕之时。如今,台湾政治已进入民主政治时期,国民党主政时期一党专制给台湾人民留下了深刻的恐惧感,由于两岸长期隔离,50多年,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生的巨大变化和举世瞩目的成就,台湾人民很难有直接的感受和认知,他们接受的更多的是负面宣传。在这种情势下,选择和平统一,显然还需要一个“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渐进过程。任何急躁的言行都有可能被“台独”势力用来指责中国政府和谈是虚、“武统”是实的宣传,使深受“妖魔化”宣传的台湾人民加重对我国对台政策的怀疑。
我国在和平统一、促进台湾同胞回到中国大家庭的对台政策上,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加深两岸经济往来,据国家商务部台港澳司网站数据:在吸引台资方面,截至2003年底,累计批准台资项目6.02万个,合同台资700.3亿美元,实际使用台资364.9亿美元(未含台商经第三地的转投资);在对台经贸方面,2003年,两岸贸易额达583.6亿美元,同比增长30.7%,其中大陆对台湾出口90亿美元,同比增长36.7%,大陆自台湾进口493.6亿美元,同比增长29.7%;大陆逆差403.6亿美元,突破了400亿美元。两岸贸易的大幅增长主要由台商投资特别是IT产业的投资所带动。台湾是大陆第五大贸易伙伴,第二大进口市场。大陆是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台湾对大陆出口已占台湾出口总额的34%。显然,近年来大陆承受年均400亿美元左右的贸易逆差,占两岸经贸往来总额的80%,没有对台湾当局限制进口大陆产品以牙还牙,相信台湾人民是能够感受到祖国的苦心和关爱的。同时,台湾经济对大陆的依存度逐年提高,也有利于增强台湾人民对祖国的认同,有利于和平解决统一问题。
二是遏制台湾发展的国际空间,促使台湾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统一才有出路,才是发展的通衢大道。随着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和台湾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台湾已成为亚洲四小龙,台湾对国际社会的依赖更高,拓展国际空间的意愿更强。在这种情势下,台湾生存发展的国际空间越大,与祖国的距离就越远,两岸分离的鸿沟就越难弥缝,“台独”的危险就越大。所以,中国政府态度明确,坚决反对台湾加入只有主权国家才能进入的任何国际组织。同时开出一条通道,就是通过中国政府介入有限的国际活动,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可以协办。
两大基本对台政策都是围绕一个目标:促进台湾回归祖国。但效果并非如愿以偿。即使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战云笼罩下,台湾半数以上选民还是选择了民进党。表明鼓励两岸经贸并没有深刻影响台湾人民的政治选择。这一点,就连美国著名的智囊机构兰德公司的研究报告也认为,大陆利用加深两岸经贸往来来影响台湾已经仁至义尽了,但实效不大。而在发展国际关系上,台湾当局却大做文章,诋毁中国政府阻止台湾加入诸如世卫、世行、世贸等国际组织是挤压台湾生存发展的国际空间,是排挤台湾承担国际义务和责任,是压抑台湾人民的尊严。从一些在大陆学习的台湾学生在互联网上留下的帖子可以看出,台湾百姓已经深受台湾当局的蛊惑。
这是一场博弈。我国政府对台湾百姓的影响是间接的,台湾当局的影响是直接的,这增加了我国政府争取大多数台湾人民认同祖国的难度。谁赢得了台湾人民,谁就赢得了未来。我们必须承认在这场博弈中我国政府的努力并没有如愿以偿,由此需要反省和调整现阶段的对台政策,在争取台湾民心方面有新的突破。
如今台湾当局已经在“实质独立”的路上加快了步伐,而且制定了时间表,由“台独分子”导致的台湾战争一触即发。针对“台独分子”近来愈加猖狂的言行,国家主席胡锦涛于2004年11月14日在德国访问时发表了关于台湾问题的重要讲话。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国政府锁闭了和平谈判大门。--这样的预测,似乎有点惟恐天下不乱?“台独”没有出路。战争后患难测。美国“传统基金会”资深研究员费浩伟指出,虽然中国希望统一,而且很快就有足够的军事能力达成,但战争不符合北京的长期利益。他说:中国希望与台湾统一后,不仅是在祖国多添加一个地名而已。统一一个充满烟硝的废墟,对他们没有好处。
“一个中国”,这是中国人民的国家情怀,不容挑战。相信台湾人民也不愿长期忍受由于分裂造成的战争阴影所造成的痛苦。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是中国政府处理台湾问题的基本原则。战争必将给海峡两岸都会留下深重的伤害。虽然“台独”势力的极端行为和中国政府的反应使距离战争的空间和时间在逐渐缩小,但并非没有一点空间和时间。台海危机能不能化解,取决于两岸政治家的政治智慧。
尽管“台独”在台湾社会已经成为目前台湾当局的主导思想,但放在中国的整体上看,台湾在国际政治上和两岸军事对比上都处于弱势,因此,化解台海危机,主导权在中国政府一方。沿着“不惜任何代价”包含了“武统”的含义,我们能不能在“和平统一”的努力方面也“不惜任何代价”呢?
当年邓小平留给我们留下的“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是一笔具有丰富政治内涵的政治遗产,关键在于如何注入新的内容。虽然我们遵循“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构想非常圆满地解决了香港问题、澳门问题,但香港问题、澳门问题不同于台湾问题。台湾问题的复杂性,远远超过香港问题、澳门问题,因而完全依照“香港模式”、“澳门模式”解决台湾问题,肯定难以达到目的。
“一个中国”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中国国家主权。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虽然是高度自治的特区,依然是中央政府直辖的政府。台湾当局愿意接受中央政府直辖吗?至少目前没有任何迹象。台湾问题与香港问题、澳门问题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国共两党政治冲突、军事冲突的遗留问题。使台湾当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领导之下的一级地方政府,这样的“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等于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胜利和军事胜利,这对台湾当局来说,肯定是难以接受的前提。尽管如今国民党失去在台湾的政权,但台湾现政权依承了中华民国政府曾经拥有的合法性。国民党虽然不再主政台湾,主要是台湾民主政治发展的结果。这是问题的复杂性之一。
其二,1972年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之后,国际社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国家主权的惟一合法代表。但是,我们必须正视另一个事实,虽然国民党败走台湾后所领导的政府不再行使中国国家主权,国际社会也没有否认台湾的国民政府在台湾行使政府权的合法性。在中国领土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国民两个政权同时存在是既成事实。区别仅在于各自的政府权在中国领土上所影响的面积的大小。这些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都是香港和澳门不曾有的,所以不能完全依照“香港模式”、“澳门模式”来解决台湾问题。
历史地看,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创立的国家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国家政权。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管理中国大陆,中华民国政府管理中国台湾。如果依照“香港模式”、“澳门模式”来解决台湾问题,在“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构想里设置一个前提条件,即一个国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必然带有历史痕迹。设置这个前提,50多年来海峡两岸无论是军事对峙还是和平对峙,都没有解决,现在这样解决,条件依然不成熟。
既然设置这个前提,使台湾当局接受的条件还不成熟,并成为台湾当局责备中国政府没有和谈诚意的借口,有学者提出,在“一个中国”原则不动摇的框架下改“主从模型”为“平衡统一模型”(《凤凰周刊》2004年第32期,朱智勇《两岸统一新思维,“平衡统一”化解台海危机》)。这是一个充分考虑了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的提议,遵循了和谈必须对等的基本原则,既可以赢得国际社会对我国政府大家风范的赞许,又可以挫败台湾当局拒绝和谈的籍口。
何况,设置一个前提条件讨论“和平统一”,还涉及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序言”和“总纲”的表述,涉及美国对台关系和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化。无论是我国修宪,还是改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格局,都是重大问题。我们必须务实地看到,“和平统一”远非一厢情愿那样简单,历史上任何和谈成功都是彼此痛苦妥协的结果。各自坚持自己的和谈底线,如果底线没有交叉点,就根本无法取得实质进展。
台海危机,是“台独”势力挑战中国主权、图谋分裂国家造成的。不仅牵制了我国聚精会神抓发展的战略部署,而且使经济社会发展充满变数。台海危机如果转化为台海战事,可预测的评估是:台湾问题彻底解决。负面影响也是严重的,
一是正常的经济发展秩序将会打乱(有人预测经济可能倒退10多年),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发展的黄金期和社会矛盾多发期交织一起的关键时期,战争既可能转移社会矛盾,也可能加深和激化社会矛盾;
二是维系我国和平发展的地缘政治格局将重新调整,美国要维持自己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必然把牵制中国发展的战略考虑必然把日本推到前台,中日之间的历史恩怨和各自维护国家利益需要将引发为领海之争,原有的中国与台湾的矛盾属于国家内部的矛盾,将转移为中国与日本之间的矛盾,中日之间的海域涉及中国、俄罗斯、美国的国际通道,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日本力图成为政治大国、维系经济大国,对这片海域的野心只会扩张,绝不会克制。由此,中日之间的较量将演化为一场依然严峻的恶战。中国依然难以在新世纪前20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里保持和平发展的地缘环境。由此,当务之急是化解台海危机,以制止“台独”为重点,把统一的问题放在下一个环节上,维持现存的地缘政治格局,力争再有一二十年的和平发展时期,是最佳选择。
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是国际关系变化的铁律。随着利益的变化和实现利益的实力的变化,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出现变化是必然的。美日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尽管目前美日关系密切,美日军演升级,但美国也非常清楚,放纵日本,美国也将自食其果。毕竟,历史上,只有日本,敢于把扩张的战争打到美国领土;只有美国,在日本国扔下了原子弹。日本是一个民族主义极强、自尊心极强、报复心和野心都极强的国家。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对美国也是不屑一顾的,当前出现一股追诉美国扔原子弹的战争赔偿的思潮,不能不说是美国放纵日本必将自食其果的前兆。日本是一个潜在的、不仅能够而且敢于与美国抗衡的对手。
所以,放纵日本,把日本推到牵制中国发展的前台,是美国失去台湾后无可奈何的选择,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和长远战略需要。维系现存的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促使台湾留在中国,而不致于因“台独”得逞或台海战争的爆发改变现存格局,更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和长远战略需要。美国政府也多次明确地表白了这一点。同时,这也符合我国力争再有20年的和平发展时间的近期利益和中长期发展战略的需要。中美两国在制止“台独”的问题上,基本上达成共识。我们应抓住这个历史机会,巩固这一共识,扩大这一共识,确保台湾不被“台独”势力从中国分裂出去。只要能够确保台湾属于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就仅仅是时间问题了。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发展是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的关键。无疑,发展也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日渐升级的台海危机,既不利于中国的发展,也不利于台湾问题的解决。在确保台湾属于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的前提下,努力化解而不是被动地激化台海危机,正在成为中国政府处理台湾问题的基本原则。多少次两岸局势走到一触即发的边缘,中国政府保持克制,理智应对,使危机一次次化解。即使在当前台海危机依然存在,中国政府主要领导人也改变了“我们绝不承诺不使用武力”的语气,改用“中国政府有能力粉碎一切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图谋”。足见中国政府倾心于和平解决国家统一大业的苦心。
当前,台湾当局搞渐进式台独的企图更加露骨,台海危机演变为战争的可能性与日俱增。美国尼克松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在最近的一次研讨会上普遍认为,在近三四年内,台海危机演化为战争的可能性极大,两岸的隔膜太深。我不以为然。即使在台湾政界,形势也在时时变化。这次台湾立委选举,泛蓝阵营赢得半数以上席位,对主政的泛绿阵营的台独走势将形成直接的钳制,陈水扁因此引咎辞去民进党主席一职。在台湾政界“台独”与“反台独”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当然,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泛蓝阵营在“中国统一”、“中国领土完整”问题上与我国政府的立场有共同点,但是,在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问题上仍然存在重大分歧。如果我国政府把遏止“台独”和“国家统一”分两步走,现阶段着重处理“台独”问题,完全有可能与泛蓝阵营的爱国人士结成共同遏制“台独”的联盟,化解台海危机。
正处在新世纪头20年面临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中国,正处在改革发展关键时期的中国,太需要一个能够“聚精会神抓发展、一心一意搞建设”的和平环境了。仅此,需要我们积极地、主动地、不遗余力去化解台海危机。站在21世纪未来发展的高度,国际上陆地资源之争将转移为海洋资源之争,遏止日本的扩张野心符合中美两国的战略利益,避免美日走得太近,也需要我们积极地、主动地、不遗余力去维系亚太地区原有的地缘政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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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是指企业为满足消费者或用户的需求而提供商品或劳务的整体营销活动。而战略是确定企业长远发展目标,并指出实现长远目标的策略和途径。战略确定的目标,必须与企业的宗旨和使命相吻合。战略是一种思想,一种思维方法,也是一种分析工具和一种较长远和整体的计划规划。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入世后中国电信的市场形势及营销战略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针对入世后中国电信市场的形势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营销对策。对于促进我国电信产业的快速发展,适应激烈市场竞争的需要,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关键词 :中国电信 市场形势 营销战略
20世纪80年代以后,电信业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改革开放浪潮,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电信业从政府统一管理的基础设施部门转变为竞争激烈的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从欧美发达国家开始,包括后来跟上的发展中国家,各国电信企业纷纷与政府邮电管理部门脱钩,实行企业化经营。首先,是从对电信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造,转变为股份有限公司。其次,发达国家各国政府纷纷放松管制,开放市场,并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主要渠道,呼吁并实施在世界范围内放松电信管制。
1997年2月15日,世界贸易组织中的69个成员国,代表了全球90%以上的电信业务,正式签署了2000年的电信市场对外开放协议。主要内容为:1998年1月1日,美国、加拿大、欧盟部分国家和日本(相当于世界电信收入的75%)全面开放电信市场。
入世后,中国电信企业面临外资入局的挑战,到2004年12月11日,中国入世3周年已满,依据我国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电信行业已在2003年底全面取消了增值服务开放地域的限制。在2004年年底,外资在移动语音和数据服务中的持股比例限制由开放初期的25%逐步提高到49%,并可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地建立中外合资企业,提供基础电信服务。2005年,外国电信运营商进入中国的最关键时期已经到来。
在中国的良好经济环境和巨大市场潜力的诱惑下,矢志复苏的国际电信巨头一直对中国的电信业有着强烈的兴趣:AT&T苦苦争取了8年才得以落地浦东;沃达丰不声不响地增股中国移动;澳大利亚电讯渴望借奥运会之机赢得一席之地;SK电讯与中国联通建立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外合资电信企业———联通时科;DoCoMo、法国电信在北京设立了研究中心;英、德电信等都在与中国网通、中国电信等企业协商,试图找到进入中国的最佳途径。在向中国电信市场的迈进中,外资的步伐越来越急迫。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电信业还是一个由邮电部一统天下的纯国有的、绝对政府垄断的、低效率、非盈利部门,根本不是企业。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打破行政垄断、引入竞争机制等方面,中国电信进行了改革。1994年,中国联合通信公司正式成立,这标志着中国电信行业的大统一的天下被打破。但是,至今电信业在破除大统一局面、引入新的竞争主体方面的工作尚未完全到位,中国电信与政府的“血缘”关系并未完全割断,现有的几个国有电信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企业内部还没有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企业效率不高导致规模不经济、无成本优势;竞争还仅局限于价格竞争的低层面上,缺乏技术含量高的创新性竞争。
入世给我国电信业市场带来负面影响,如国外信价比高的产品将大量进入我国电信产品市场,外国实力强劲的电信公司将纷纷进入我国的电信市场,对我国电信企业造成巨大冲击。
当国外电信企业进入中国电信产品与服务市场后,他们势必凭借先进的技术平台、科学的管理模式和优良的服务品种与水平,对在经营机制、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等方面与他们有很大差距的我国电信企业形成巨大的挑战。从其它行业的外企进入中国市场的营销战略特点来看,外企电信公司进入后,必将采取人才本土化的战略,其良好的工作环境和优厚的待遇将使我国电信产业丧失大量的人才。这些挑战是我国电信产业从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必须应对的,我们别无选择。
如何增强我国电信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电信业的整体实力,如何调整我国电信产业的营销战略,以便我国电信业能在激烈的国际和国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是我国电信业亟待解决的战略问题。为此,我们应采取的市场营销战略应为如下几点:
(1)引入竞争机制,重组电信行业资源,组建企业集团。中国的电信产业过于分散,企业过小的现状仍十分严重,难以与国际上电信巨头进行竞争。因此,必须大刀阔斧地开放国内市场,整合国内电信优良资源,鼓励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参与电信业的竞争,将民营经济的活力注入国有电信企业的实体之中,加快国有电信企业的重组、改造,壮大我国电信业的整体竞争力。
(2)坚持技术创新。市场竞争最终归结为电信产品所蕴涵的核心技术和专有技术的竞争。电信产业的技术创新,主要在三个层面上开展:第一是电话、有线电视、互联网通讯和卫星通讯的结合;第二是通讯与计算机、新闻媒体和文化产业的结合;第三是通讯与商业和金融产业的结合。只有在不同层面上逐步占领技术的制高点,中国企业才能既适应市场需要,又可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3)以顾客为中心,提供更多的电信产品。由于我国电信产业大统一的历史局面还没有完全根除,几个大的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主要是在价格层面上展开,所以我国电信产业市场上电信产品仍十分单一化,适应不了顾客的需要。在发达国家,电信企业的产品品种众多,业务量很大,如美国通过AT&T电话实现的“家居购物”销售额,1994年达1 000亿美元,约占全美零售总额的25%~42%,1997年年底以前,沃玛特8万种商品全部上网销售。在国外,电信产品的开发遍及保险、储蓄、旅行、炒股、娱乐等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4)实行国际市场营销战略,参与国际市场的运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我国企业必须树立全球竞争意识和全球市场意识,制定全球市场营销战略,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寻求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为此,我国可以跨行业组建一个电信企业集团,如将电信的研究院所、制造业和电信服务业的优良资产进行组合,组建一个有活力的大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电信产品供给和电信运营业务。在当前和未来的国际市场竞争中,我们只有能走出去,拿进来,并通过与其他企业的竞争与合作,互通有无,才能逐步发展壮大。
总之,入世后中国的电信企业既面临了激烈的竞争,又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国的电信企业要审时度势,制定正确的营销战略,才能适应激烈竞争的需要,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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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的税收制度存在某种程度的失效现象,主要原因是目前存在着税收管理能力约束现象。落后的税收管理体系,造成税收制度失效(effect lost),税收制度本身的优化与演进也被严重拖滞。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以信息化为基础的中国税收管理发展战略探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随着网络化、信息化时代的发展,中国传统的税收管理理念、方式存在的弊端日益显现。建立信息化为基础的中国税收管理制度、理念、手段,是改革传统税收管理的重要方式。提出通过积极改革过时税务管理制度,创新税收管理理念;通过业务重构筑,形成高效的电子税务格局;合理建设税收管理部门,积极建构现代化管理组织机构;通畅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多方信息共享与税收信息增值等几个方面的改革,建立以信息化为基础的中国税收管理发展战略。
以信息化为基础的税收管理是应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对税收的征管、服务以及审核、稽查等方面进行有效的改革,以防止偷税、漏水、征收不对称等情况的发生,实现信息数据资料的共享、公开化、透明化[1]。中国的传统税收制度、方式,无法将日益增多的纳税群体进行有效的管理,美国的纳税方式已经从开始的数据录入发展到信息应用上,给中国的税收管理提供了重要参考。在2009年全国税收征管与科技工作会议上,国家税务局提出了要改革传统的中国税收管理制度,实现以信息化为基础的税收管理,符合中国税收发展的方向[2]。
1.改革过时税务管理制度,建立信息化税务管理制度
改革过时税收管理制度的立足点就是要改革中国的税收征管法,主要体现在征管手段、工作、措施、执法四个方面。在征管手段上,重点抓纳税评估。纳税评估是税务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防止偷税、漏水以及征纳不对称现象的出现。中国对纳税管理的日常工作、税务稽查和纳税评估没有科学的界定,导致税务管理工作繁杂、效率低以及出错率高。笔者认为纳税评估的科学化、可实施性可以有效避免上述问题的产生,因此可以将日常工作合并到纳税评估中去,减少纳税审批的复杂性,从而方便了纳税人,也对纳税管理工作减轻了负担。对于纳税评估的改革,可以从建立信息共享、互通、公开等角度,对其开展信息化的应用,如对纳税人相同层次的群体进行比较,分析历史数据以综合各种信息对其进行评估。
2.建立信息化税收管理理念
传统的税收管理理念,采用的是“人海战术”,主要体现在税务管理人员对纳税人进行一个盯一个的方式,这种“牧羊式”战略,不仅对中国目前税务管理工作的人员数量提出了挑战,同时面对日益增加的纳税群体,也对税务管理效率提出了挑战。针对这种情况,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一个新的税收管理理念――税务风险管理”,风险管理随着科技、网络的进步,该理念逐步成熟。税务风险管理是应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为提高税务征收率,通过对税收风险进行预测、评估、识别以及排序,通过对不同税收风险采取相应的措施,在提高税务征收率的目标基础上,也提高税收服务质量,避免、减少以及防范税收风险的发生[3]。中国随着科技、经济的发展,纳税群体具有数量多、复杂多样的特点,因此根据税收风险评估理念,应用信息化技术对不同的公司、法人以及个体进行风险的评估、管理工作,以识别出风险所谓群体或者个人,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大大提高了纳税率。
1.利用业务开展,实现信息化税收管理建筑体系
中国税收信息化实现的瓶颈是信息化应用方面的障碍,这种障碍限制了信息化税收管理体系的构建。因此解决此类问题,就要通过业务开展,实现信息化。中国目前的税收管理,存在着模式、业务经营单一的特点。打破这种格局,就要开展多种多样的业务,让业务的构建成为信息化开展的重要保障。例如浙江省的国税局根据市场中经营某些商品的企业每年、每季度、每月的营业收入、出货量、材料成本等的分析,制定出相应的税收管理体系,形成了186个行业或者商品的税源监控评估模式。这种利用信息化技术所构建的税源监控评估模式,可以有效地避免行业间不公平的纳税、漏税等现象的发生[4]。这种信息化应用方向的发展,正是解决信息化只是停留在数据应用方面的不利条件,将信息化产品应用到税收管理工作当中去,正是税收信息化的重要目标。
2.业务打造高效电子税务格局
通过对上述信息化应用到业务当中去的探讨,我们可以发现信息化业务可以打造高效的电子税务格局,解决税收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业务打造高效电子税务格局,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构建信息化业务平台:信息化业务平台是通过应用信息化技术手段,对收税工作中的相应业务进行结合,形成高效的业务处理、审批体系。例如在纳税人进行登记、税务稽查以及纳税人的审核等业务上,可以采用信息化处理平台,实现信息的公开化、透明化,二是构建信息化服务平台:信息化服务平台是对信息进行快速的录入、审核以及批准的过程,同时解决纳税人所存在的困难。税务服务的中心是纳税人的税务管理工作,因此要以客户为中心,形成良好的服务态度与高效的服务体系。
中国目前税收部门大大小小有很多,并且诸多小的税收管理部门建立在乡镇,存在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税收管理人员专业素质低:税收管理人员是税收工作的真正实施者,对税收工作科学、规范的开展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然而目前乡镇小的地方税务部门,招收的税务人员文化水平、专业素质较低,大多数都是中专、大专毕业的。二是税收管理工作出现不规范化、违规的操作:对于乡镇的小的税务部门,往往出现将税收管理工作下放到当地的“地皮”手中,这些人员承包税收工作后,开始对集市进行纳税,纳税的标准由他们自己定,并且经常出现打架流血事件[5]。
针对上述两个突出问题,必须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首先要引进专业性、高水平的工作人员,提高业务办理的整体素质,对于人员聘用实现公开透明化招聘,防止内部人们自用的局面出现。其次规范工作,防止违规操作。税收管理工作尤其是乡镇部门的管理工作要做到由专门的人员进行管理,并且通过信息化技术将税收具体的工作全部录入到计算机中,实现信息的共享,防止他人在其中谋取私利。
四、通畅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多方信息共享与税收信息增值
中国税收目前存在的诸多弊端,其中最关键的解决措施就是实现信息的公开化。可以通过以下三方面通畅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多方信息共享与税收信息增值。
一是建立税收联网体系。税收联网体系的建立基础是对信息化技术的有效应用,该体系的建立可以避免信息的不公开、租税、漏税以及征收纳税两者的不一致等现象的发生,实现信息的共享。这种联网不仅局限于大的税务管理部门,还要拓展到小的乡镇税务管理部门,真正实现全国税务管理的一网通。
二是公开税收信息服务体系。中国目前出现的很多税务部门的租税、贪污腐败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税务部门信息的不公开,导致缺少对其的监督、管理,因此加大信息公开的力度与广度,让广大群众对税收工作进行监督。三是实现税收信息增值。税收信息增值主要体现在将税收信息进行应用,减少偷税、漏税现象的发生,还可以利用税收风险评估,对纳税团体或个人进行风险评估与预防,实现税收信息的增值。通过上述三种方法,对于实现通畅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多方信息共享与税收信息增值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目前中国的纳税服务体系并不健全,存在着服务态度差、审批手续繁杂、征纳税不一致等现象。对于此种现象,应该采取以下几种措施:一是支持中介机构的建立。中介机构即第三方,独立于纳税人,也不属于税收管理部门。中介机构在其中起到调节的作用,寻找征税、纳税之间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合理的解决措施,而中介机构的成立是以信息化为基础的,享有多方面的信息资源,并且能够根据信息作出及时反馈、调节[6]。二是以客户管理为中心。客户是纳税的主要承担者,中国由于税务管理部门隶属与国家,因此在纳税服务上疏于管理。很多的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差,不能对客户出现的问题及时、有效地解决,因此,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树立为客户服务的理念,客户既是纳税人同时也是服务对象,因此要树立对客户负责的态度。其次要改革传统的考核制度。对员工的工作采取量化的方式,根据员工服务态度、客户反馈、员工业绩等方面进行评估。最后是优化资源配置。对不同的税收机构,进行科学、合理的安排工作人员,提高办事效率。
中国税收体制存在诸多弊端,解决这些弊端的重要方法就是建立信息化的税收管理体系。通过积极改革过时税务管理制度,创新税收管理理念,应用税收风险评估理念。通过业务重构筑,形成高效的电子税务格局,让业务成为信息化的媒介。合理建设税收管理部门,积极建构现代化管理组织机构,实现资源的优质配置。通畅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多方信息共享与税收信息增值,增加信息的透明化、公开化。以信息化为基础,支持中介机构并建立以客户管理为中心的纳税服务体系,使信息在公开中得到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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