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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由于国内外局势日趋紧张,罗斯福政府实施了中立政策;但这一政策往往被认为是妥协于孤立主义,而尤以1935年通过的中立法案为代表;笔者通过对当时美国经济因素这一角度的分析,探讨罗斯福政府对外交政策最主要是出于经济原因,以此论证当时美国的中立政策并非权宜之计。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中立政策的根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美国的中立政策贯穿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的外交与内政政策的始终。中立政策使美国远离欧洲战事,保持和平的国内环境,并从战争中夺取大量财富提高了国际地位。它作为美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有着其深刻的根源。
关键词:中立政策;孤立主义 ;和平主义思潮
探讨三十年代美国“中立”政策的根源,我们往往会与美国历史上的孤立主义传统联系起来。美国的“中立”政策起源于传统的孤立主义思想。我们通常所说的传统的孤立主义,主要是指美国1787年建国后第一个世纪中对欧洲国家,采取“不干涉”、“不卷入”或中立的外交路线。结果,美国从欧洲各国的利益和武装冲突中获得利益,本国领土被扩大了,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到了十九世纪末,美国成为托拉斯化帝国主义国家。世界资本主义各国力量对比也发生了变化,美国所处的国内外形势与上一世纪迥然不同,孤立主义已不合时宜。
1917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意味着美国已抛弃了孤立主义的外交路线,而改为推行扩张主义政策,标志着美国孤立主义时代的终结。然而,孤立主义阴魂不散,在二十年代,特别是三十年代,所谓的孤立主义又粉墨登台,不过只是形似而神异。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孤立派打出传统的孤立主义大旗,要求保持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行动自由”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美国的霸权计划。1920年到1932年为共和党执政时期,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以“自由行动”为特征的,即不受任何国际组织的约束,怎么合乎美国利益就怎么“行动”。[1]华盛顿体系的建立、道威斯计划、杨格计划以及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巴黎非战公约)等都是美国“自由行动”的成果。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孤立主义的思想基本上左右了美国的主流舆论。孤立派通过立法手段,制定“中立法”,成为美国政府不得不遵守的对外政策准则,并一直贯彻在对内政策的制定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世界经历了1919年―1920年短暂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国家从1924年起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1925年欧洲工业产量恢复到1913年(战前的一年)水平并继续快速增长。虽然,这一时期的情况较稳定,但是,仍然存在着很多矛盾。[2]
首先,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截止1929年,富人的年均收入占了全国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而且,贫困户的全年平均收入只在2000美元左右。[3]其次,工业部门开工十分不足,大批的工人失去工作。再次,由于人们购买力下降,农产品、初级产品、工业产品大量囤积。最后,伴随着二十年代的繁荣,地产和股票投机狂热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不安全性。这种不安全性产生的虚假繁荣泡沫轻易地引发了一场大危机。
正是上述种种矛盾的综合作用下,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必然会发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股票投机狂潮兴起,流传着“谁想发财,就买股票”[4]的口头禅。人们想要投机取巧成为大富豪,因此,疯狂的买进股票。1929年10月24日,股票价格大幅度跌落,很多人因此而破产。人们疯狂甩卖手中股票,人们把这一天叫做“黑色星期四”。美国从“柯立芝繁荣”的发展高峰一下子跌落到了谷底,银行大批的倒闭,企业大批的破产,市场萧条不景气,生产骤减;失业人口增加,物质水平下降;必需品价格暴跌。一场规模空前巨大的经济危机迅速席卷全球,美国步入动荡年代。
美国制订了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以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遗留的战债与赔款问题。战败国因无力支付赔款而赖债,欠美国战债的欧洲国家也拖债不还。赖债不还的情况引起了美国人民的不满情绪,人们强烈反对再次卷入欧洲事务,并且产生了反对战争的情绪。
同孤立主义一样,和平主义思潮也出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它是通过人们揭发一战实际情况,进而将得出的结论作用于政治、经济、社会的结果。
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引起了人们的恐慌。人们注意的焦点在国内危机上。比如,经济复兴情况,就业率,而对美国以外的事,尤其是欧洲各国的问题不感兴趣。
同时,战后他们有了时间来发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利最多的是在战争中发了横财的军火商。人们普遍认为,军火商在利益的驱使下,采取不正当手段引导人民大众、舆论传媒和政府同意参加战争。在1934年,商业性杂志《财富》登刊了一篇名为《武器与人》的文章,获得极好的评价。随后,又有两本相关的著作出版,一为乔治?塞尔兹的《钢铁?鲜血与利润》,另一为赫尔姆斯?英吉布里奇和弗兰克?汉利亨合著的《死亡商人》。[5]这些书刊都在重复着一种观点,即美国参战是军火商们在其中运作的结果。 “一旦有了战争,则延长之;至于和平,则破坏之”[6]成为军火商的价值标准。结果,军火商名声很臭。因此,人们普遍讨厌军火商,讨厌战争。
人民群众的和平主义思潮和反战情绪高涨成为美国实施中立政策的重要因素。但是,和平主义思想过于理想化,不适合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西斯侵略者不断扩大侵略的时代背景。尽管追求和平,反对战争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愿望,但是,面对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只有采取以暴制暴的方式才可能战胜法西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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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制的改革促进了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有些企业的文化建设却没有跟上企业的发展,给企业造成了不小的困扰。其实党建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是相同的,做好文化建设就可以推动党建工作的发展,而后者的发展也能反向推进企业文化的建设。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推动党建工作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企业党组织作为党与群众紧密联系的基层党组织,在当前新时期党建工作中不仅任务重,而且还具有一定的艰巨性,所以需要把握好党组织建设的重点,在企业党组工作中做到求真务实,不断进行开拓创新,利用正确的工作方法来使党组织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地发挥出来,从而不断提升企业的整体实力,加快推动企业更快更好的发展。
企业文化,它是一个企业长时间发展所形成的思想理念、行为准则。它反映企业的个性,为实现企业的经营目标服务。而党建工作是通过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发挥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带动企业稳定健康发展。党建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对员工进行马克思主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企业规章制度等教育。企业文化完全可以成为党建工作的重要实现形式。以企业文化建设为重要工作,不断改进和推动企业党建工作,有效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企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在企业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企业党建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因此,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把企业文化建设与党建工作进行有机结合的工作思路,要求企业各级党组织把开展企业文化建设作为党建工作的一项重要工作,积极探索企业党建工作和企业文化融合的途径和办法,以党建工作促企业文化发展,抓企业文化建设推动党建工作落实,形成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协同发展的工作格局。
1.1 加强企业党建工作是发挥党员主体作用的需要
企业党组织作为党的最基层组织,直接深入到群众中,这就需要企业党建工作中更好地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加强企业党组织的自身建设,增强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快推进党员队伍的建设,使党员成为企业生产过程中的骨干和排头兵,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优秀的人力资源供应。
1.2 加强企业党建工作是推进企业又好又快发展的需要
目前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大,企业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要想快速的发展,则需要通过改革的不断深化,加强企业体制和机制的建设,从而促进企业科学发展的步伐。这就需要企业基层党组织需要充分地发挥党组织的引领作用,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动力支持,充分的发挥企业党组织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优势作用,实现党组织资源的转化,从而为企业的发展注入发展资源和活力,引领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从而促进企业又快又好的发展。
1.3 企业对企业文化建设工作应给予高度的重视
企业文化其本质是一种经济文化,即从企业文化建设,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提高全员素质、创造企业最佳效益、促进企业发展的需求出发,着眼于企业长远发展,借鉴同行业先进企业的文化管理经验,着手研究、策划、开发和建设具有本企业特色的企业文化,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做一些积极有益的探索。如企业对员工进行专门培训,结合企业实际提炼企业精神、文化理念,制定企业文化手册,把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工作统一纳入党组织管理,由党组织具体负责,坚持党组织领导,使企业文化建设目标服从党的建设的大目标,进行统一组织实施,统一考核等。通过探索为企业的改革发展注入新鲜的文化元素,使之成为企业改革发展的助推器。
在企业文化建设中,既要高度重视党建工作,又要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改革创新,提高党建工作的质量,以适应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入学习贯彻党的精神,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以改革创新精神、通过企业文化建设,不断改进和推动企业党建工作,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2.1 把党的方针政策转化为企业的发展力
在企业运行中,党组织要充分发挥其政治核心作用,参与企业决策管理的全过程。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在决策前做好调研工作,为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做好准备工作,提供基础和前提;决策中规范运作,根据面临的问题和以往的经验不断改进方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完善运作机制;决策后推动落实,严格监督,充分发挥自身的政治优势,把企业的发展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2.2 把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转化为企业的领导力
第一,党组织的工作重点要与企业的经营管理相结合,确保各项工作能够有效推动企业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第二,把党管干部与企业人力资源工作相结合。努力提高企业员工的整体素质,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不断学习,争创学习型企业,加快管理人员、技术人员队伍的建设步伐;第三,将职工民主管理与企业领导的管理职权相结合。在确保职工参与管理的权利的同时,也要维护领导干部正当的经营管理权,这就要发挥工会的桥梁与纽带作用,保障好职工和企业负责人双方的权益。
2.3 把党的理想信念转化为企业的凝聚力
当前企业发展过程中,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的软实力,作为企业的精神旗帜在企业的发展过程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企业文化是对一个企业精神积淀及理想追求的有效反映,因此在企业党建工作中需要将党的理想信念通过企业文化进行转化,使其成为企业的凝聚力,从而更好地推动企业的发展。这就需要在企业党建设工作中需要对思想认识进行统一,将党的理想信念与个人理想有效地结合起来,并将其与企业的发展有效地融合在一起,这样在推动国家和企业发展的同时,个人的人生价值也能够更好地实现。
在现代化企业发展过程中,通过对党建工作的不断强化,可以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密切群众的优势充分地发挥出来,使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更好地遵循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严格贯彻国家的法律法规,从而使企业改革能够得到不断地深入,为打造以人为本的企业奠定良好的基础。企业党组织作为最基础的党组织,需要在日常工作中加强对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充分认识到党建工作的重要性,在工作中以较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断提高党组织的活力,将其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动力,从而引领企业健康、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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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定义文化:“文化是风俗、习惯、特别是舆论”。“企业文化则是所有团队成员共享并传承给新成员的一套价值观、共同愿景、使命及思维方式。它代表了组织中被广泛接受的思维方式、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建设企业文化,实际上就是要重新审视企业所遵循的价值观体系,根据长远发展战略重新建立起一套可以共享传承,可以促进并保持企业正常运做以及长足发展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推动企业文化建设发展相关论文。内容进行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推动企业文化建设发展全文如下:
1.1弱化了思想政治工作地位。在现有体制下,企业为追求最大经济效益,忽视了思想政治工作对经济工作的积极作用,认为思想政治工作部门作用不大,可有可无,从而弱化了思想政治工作部门应有的地位。同时,企业职工认为思想政治工作部门作用发挥不明显,仅起摆设作用,属于“花架子”、“挡箭牌”。
1.2思想政治工作力度不够。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部门认为企业强调安全生产,实行目标管理,而工作表现好坏和经济考核指标完全能够反映这一点。这就致使思想政治工作针对性不强,蜻蜓点水,浅尝辄止,缺乏人文关怀,缺乏换位思考,片面强调上下关系,工作方式简单粗暴,命令指示多,从而使企业员工产生较大的抵触情绪。
1.3思想政治工作不能与时俱进。企业按照市场经济模式建立的管理模式、运行体系、分配方式以及其他制度,使企业员工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逐渐多元化、多样化和时代化。由于原有思想政治工作缺乏创新,不能紧跟发展要求,致使工作方式简单,工作针对性差而流于形式,企业员工的主观能动性没有得到充分调动,企业团队精神、奉献精神、拼搏精神、创新精神、服务精神不强。
2.1是增强施工企业效益,树立良好企业形象的需要。
在激烈的施工市场竞争中,每一个施工企业要争取更好的发展空间,关键取决于企业的竞争力。施工企业市场的无残酷竞争,就必然要求施工企业内强素质,外树形象。内强素质就要求施工企业加强企业的管理,提高施工企业的管理水平,实现施工企业自愿的最优配置,增加施工企业的创新精神,实现施工企业在技术上的自我创新、机制体制的创新,提高施工服务水平,降低施工成本,这些都是施工企业形象的根基。同时,施工企业是施工服务性企业,赢得市场的关键就是赢得消费者也就是业主认同。一个有着好的企业文化的施工企业,在实际生产经营中,必然把企业文化灌输到各个角落中去,加强对各个层面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大培训、培养和教育宣传的力度,提高施工企业各个员工层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经营管理水平,必定能在各个业主前树立良好的施工企业形象,为进一步中标获得加分。
2.2是充分提高员工整体素质及主观能动性的需要。
企业是一个由包括员工在内的各种资源的有机组合,施工企业更是如此。以推进企业文化建设为主渠道,搞好施工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员工首先在思想上提高认识,进而提高文化素养及专业素养,达到综合素质提高的目的。员工综合素质的不断提高,才能提高施工企业的施工管理水平、施工工法水平以及安全管理水平。同时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广大员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确处理国家、企业与自己之间的关系。通过深刻领会施工企业的文化,并在实际工程施工过程中加以运用,更能激发施工企业员工的主人翁精神,充分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2.3是施工企业深化体制改革的保障。
在激烈的施工市场竞争中,施工企业要想赢得主动,掌握经营的主动权,就必须进行体制改革,任何坐吃山空、不思进取的观念和做法,都将被市场无情地淘汰。在施工企业的体制改革过程中,只有树立起企业精神及企业文化的大旗,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每个员工的心中去,才能够消除企业改革过程中的阻力,改革越深入,越要求施工企业的政工工作者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使施工企业的管理者和广大员工充分认识到企业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统一思想和认识,使他们都成为企业改革的拥护者和支持者。
3.1注重企业的精神培养
企业精神是企业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支柱,是企业全体员工应具有的精神状态和思想境界。企业要生存、发展、壮大,必须注重培养企业精神。精神动力的有无和强弱,对一个人、一个单位工作的兴衰成败,有着不容低估的重大影响。人是企业最活跃的因素,只有把人的思想真正统一到企业的发展目标上,才是最大的根本。作为企业经营者和企业领导,只有大力培养和塑造具有独特风格的企业精神,把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精神结合起来,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中将企业精神变成全体员工的价值取向和行动指南,把服务人民,奉献社会转化到企业文化建设中,增强员工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企业追求和群体意识,企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3.2推行民主管理的企业制度
充分发挥党团及工会组织的职能作用,推行民主管理,实现组织创新。通过民主管理,积极培养职工的参与和合作意识,使人才的自我价值与企业发展紧紧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群众组织的力量,使他们真正成为企业内部为职工说话、为职工办实事的“职工之家”,成为能够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决策和在员工中有威信的组织,开辟民主管理的有效渠道,发扬民主作风,不专权独行,能听取各方面的建议和见。
3.3致力于提高企业员工整体素质
企业必须为提高员工的素质和参与管理的能力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要鼓励员工将实现自己的理想同企业的发展振兴联系起来,开展各种形式的学科学、学技术、学文化活动,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素质,进而提高企业整体素质。因此,认真抓好员工的文化教育、技术教育和岗位培训,不仅是创建企业文化的需要,也是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同时,必须加强对员工进行企业形象教育,宣传企业品牌,播扬企业信誉,塑造企业形象,促进企业目标的实现。
3.4抓好企业环境建设
企业环境建设包括民主平等和谐向上的政治环境,文明安全的工作环境,舒适优美的生活环境。企业环境建设对企业员工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企业形象的塑造和增强企业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企业环境建设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文体娱乐活动,通过开展音乐、舞蹈、摄影、征文、演讲和体育竞赛等群众性文体活动,让职工在紧张工作之余,在自我参与,自娱自乐之中,得到情趣熏陶和精神享受;二是福利性活动,给职工送温暖,解决生活困难,慰问伤病号等;三是技术性活动,通过岗位竞赛、技术比武等促进职工敬业爱岗;四是思想性活动,通过参观访问,进行革命传统、爱国主义教育和时事形势教育,通过谈心活动进行思想教育。通过开展这些活动,真正体现关心人、理解人、尊重人、爱护人,从而凝聚人心。
总之,无论是企业文化建设,还是企业的思想工作,人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主体,重视人的作用是企业文化建设胜利和企业思政工作取得一定成果的有效保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提升企业思政工作在企业发展中的地位,将二者结合起来,共同为企业的进步和发展所服务,为企业赢取竞争打下良好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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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经济是以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为基础的、建立在生物技术产品和产业之上的经济形态,是在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充分发展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生物经济的概念最早是在2000年5月由美国管理咨询专家斯坦•戴维斯和克里斯托弗•迈耶[1]提出,但其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出现则要更早一些,它是伴随着现代生物技术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现代生物技术从诞生开始就显现出其巨大的应用价值和商业前景,并被迅速、广泛地运用于农业、医药、能源和环境保护等领域,这直接促成了生物经济产业的发展。近年来,随着以基因组研究为代表的生物科技新理论和新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这些技术运用深度和范围的扩大,未来生物经济将表现出以下几个发展趋势:
生物经济时代来临的明显特征是与生物技术产业及其相关产业的飞速发展。近10年来,全球生物产业的销售额约每5年翻一番,许多国家生物产业销售额年增长率高达25%~30%,约是全球经济增长率的10倍。2005年,全球公开上市的生物技术公司的营业收入达到631亿美元,生物技术产业已经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2]。目前,全球生物药品销售额达到600多亿美元,在整个医药工业的比重从1995年的不及4%迅速上升到11%;全球转基因农作物种植面积达到9000万公顷,10年间增长了50倍。全球范围内正在研制的2000多种生物药物中,有80%已进入临床试验,6000多例转基因动植物经批准正在试验。因此,美国《时代》周刊于2000年5月22日撰文指出,我们现在正处在信息经济时代的中期,从开始到完成它大约将持续75~80年的时间,到2020年代结束。接着,人们将迎来下一个经济时代:生物经济时代,生物经济将产生10倍于信息经济的规模[1]。
随着生物技术在越来越多的行业中发挥着越来越主要的作用,生物经济的范围和影响日益增大。目前,生物技术的应用已遍及农业食品、医药卫生、化工环保、资源能源、海洋开发等各个领域,显示了它对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食物、健康、资源、能源、环境等重大问题所产生的巨大作用与潜力。而未来还将在如下领域发挥巨大作用:①农业生物技术将推动“第2次”绿色革命,为消除世界“粮食鸿沟”提供技术可能;②医药生物技术推动第4次医学革命,人均寿命将进一步提高;③工业生物技术将推进“绿色制造”,发展绿色GDP;④能源生物技术将使生物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缓解能源短缺压力;⑤环境生物技术将为“再造秀美山川”提供技术支撑,促进循环经济发展;⑥海洋生物产业逐渐兴起,促进海洋经济的发展;⑦生物技术将在保障国家安全、防御生物恐怖威胁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鉴于生物经济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世界各国政府都高度重视本国生物经济的发展,越来越明确了生物经济产业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及潜力,纷纷确立生物经济的战略地位,并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来推动生物经济的发展。
日本成立了以首相为首的生物技术战略理事会,并于2005年颁布了生物技术战略大纲,详细阐述了具体的重点战略和实施计划,其中还包括一些已经列入政府重点开发项目的具体计划,如国立癌症中心及国立循环器官疾病中心,旨在提高在检测解析仪器的研发以及生物信息学领域的国际竞争力,针对相关疾病开展蛋白质组研究计划。印度是亚洲高科技产业取得迅速发展的国家,在软件产业获得飞速发展的同时,已深刻地认识到生物经济产生的巨大潜力,并把生物经济作为未来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支点。2005年3月,印度政府公布了《国家生物技术发展战略》草案,提出了未来10年印度生物技术及产业发展的国家目标和政策措施。在人力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生物技术产业及贸易、生物技术园及孵化器、法规建设和科学普及等方面提出了战略目标和具体的政策措施。
日本在制造业中崛起,在信息时代相对比较落后,因此政府决定在生物经济时代再创辉煌,提出了“生物产业立国”战略,并将生物技术产业作为日本的四大新兴产业,同时成立了以首相为首的“生物技术战略理事会”;印度政府成立了世界第1个生物技术部;马来西亚建立了生物技术与产业联合会,由副总统担任主席;泰国政府成立了“国家生物技术委员会”,由担任委员会主席;美国白宫和国会成立了专门生物技术委员会来领导和协调全国的生物技术产业,委员会制定生物科技发展宏观战略和规划,同时负责跟踪生物技术的发展,并研究制定相应的财政预算、管理法规以及税收政策来促进生物技术的发展。#p#副标题#e#
生物经济作为现代高科技产业,具有高投入、高收益、高风险的明显特征。无论是前期的技术研发,还是产品生产和市场推广都需要极大的投入资金。为了解决生物经济产业高密度的资金需求,世界各国纷纷采取了各种举措,来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渠道,加大对生物经济的资金支持。最主要的措施是加大对基础研究的资金支持以及建立较为完善的风险投资制度。
生物经济作为一种高度技术依赖型经济,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基础研究是维系其发展的基本动力。欧美国家在生物经济的发展中都不遗余力地加大对基础科学的研究,使得他们在生物经济领域始终保持着领先地位。美国是世界生物经济第1强国,同时也是世界生命科学研发的第1强国。对基础研究强有力的支持保证了美国在这一领域的领先地位。2003年,美国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研发经费已高达380亿美元,同年美国总统布什还提出了“生物盾牌计划”,拨款60亿美元支持生物反恐研究。美国在生命科学领域的研发投入已经占据了其基础研究总投入的49%。其它发达国家为了在生物经济浪潮中获得先机,也纷纷加大了对生物技术基础研究的投入,欧盟科技发展第6个框架计划将46%的研发经费用于生物技术及其相关领域。2001年,德国生物科技产业的科研经费为12.28亿欧元,大于其销售额,比2000年增加了71%。2004年,联邦教研部对生物技术的项目经费增加了14.5%。随着这项投资的增加,德国基因研究的经费仅次于美国[3]。而亚洲各国尽管对生物技术的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对其的研究投入也在大幅增加。例如,日本政府于2002年开始逐步加强了对生物技术方面的研究投入,并计划今后5年内将科研预算增加1倍,达到8800亿日元。印度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注重加大对生物技术研发的资金支持,2002-2003年度的研究预算为23.56亿卢比,在随后5年的预算计划中,联邦政府研究经费投入将达到208亿卢比[4]。加大基础研发的另一重要举措是吸引和增加社会资本的投入。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来刺激社会投资,如减免高技术产品投资税、高技术公司公司税、财产税、工商税等。目前,以大公司为代表的民间高技术研究投资总额已经超过了政府资助,在生物技术产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由于生物经济产业具有很强的风险性,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资本对其进行投资。为了扩大生物产业的融资渠道,鼓励风险投资已经成为各国通行的重要举措。(1)政府引导和鼓励风险投资进入生物经济领域。在风险投资最为发达的美国,政府通过各种政策积极引导资金投入生物产业。2003年,美国生物科技投资占美国风险投资总额的12.5%;2004年,这一比例增至13.5%,明显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3]。美国风险投资对生物产业的高投入,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生物产业的高速发展。2002年,印度最大的风险投资商ICICI风险资金管 理 公 司 宣 布 成 立 生 物 技 术 孵 化 基 金,资 金3200万美元,现在已完成多项投资[4]。(2)政府投资设立科技创新基金。1998年,英国财政部建立了3个用于支持生物技术等高技术中小企业的风险资本基金,这些基金提供的资本为2.4亿英镑。印度政府正在筹建一个10亿卢比的生物技术投资促进基金,由工业发展银行、生物技术部、发展银行和生物技术联盟有限公司等共同参与组建。德国联邦教研部和联邦经济技术部于2001年联合推出“面向小型技术企业的投资”计划(BTU),筹集了30亿欧元,用以满足小型技术企业创业初期的特殊需要[5]。
美国各州采取多种税收优惠手段来刺激生物经济的发展:销售和使用税减免或延期,减免或允许企业延期支付购买R&D及生产资料产生的消费税或使用税,鼓励企业增加R&D投入;投资税收信贷,生物企业投资现代 化 生 产 线 时 的 税 收 可 以 抵 扣 购 买 计 算 机 等R&D设备时的消费税和财产税;资本所得税减免,投资者在售卖股票后继续投资生物企业上市公司至少一年,部分州允许投资者缓交投资所得税;R&D税收信贷,允许企业将其R&D费用的一定比例用于税收抵扣[6]。英国政府新出台了税制改革。为了鼓励风险投资,英国政府对小型高技术企业的投资减免了20%的公司税;同时还引入针对中小企业的研究开发税务信贷,年研究开发投入超过5万英镑以上的企业可以享受150%的研究开发费用免税;对研究开发投入很大但没有盈利的新企业,其研究开发投入的80%可以作为信贷累积减免税收,等企业盈利后再从利润中扣除[7]。
2002年以后,美国FDA对工作程序和方法进行了改革,加快了药物的审批速度。其中,对涉及生物技术产品的药物给予了较多手续上的简化和优惠。如,从2002年10月起,FDA不再要求新建生物技术的产品制造厂申请特别许可证,以及新药上市前对每批药物均进行检验,新药申报表也由原来的21种简化为1种,为医药生物技术产业化的发展提供了宽松条件。最近,FDA又采取了新的措施来帮助创新性医药技术更快投入应用:①缩短医药产品待批时间及减少可避免的产品开发费用,②提高检查过程的质量和效率,③为特殊疾病和新技术提供最新最完整的指导。
技术创新是生物经济发展的基本推动力,各国都通过加强对生物技术的专利保护力度和范围,来鼓励技术创新。美国是这方面作得较为完善的国家,已经相继出台了《知识产权法》、《专利法》、《技术转移法》、《技术扩散法》、《合作研究法》和《商标法》等一系列法律,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专利保护体系,对加强合作研究、鼓励技术创新起到了积极作用。近年来,其它一些国家也加大了对法规的修订或补充力度,扩大对生物技术成果的专利保护。如,印度政府于1999年和2002年对其《专利法》及有关条文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扩大了生物技术成果的专利保护范围,规定除对有关人类基因的生物技术成果不授予专利权以外,对一般转基因动植物都给予专利保护。日本最近新出台的知识产权战略大纲中明确提出了对生物技术相关专利的快捷审核、审核标准的国际化以及促进大学发明技术向民间转移的有关措施,明确了再生医疗领域相关技术也可以申请专利的重大举措,从专利政策角度对生物技术产业给予有利扶持。
生物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的高科技经济形态,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技术经济特征及大研发、小生产、大营销的产业链特征。在其发展过程中需要政府、企业、研究机构等多种主体都参与其中才能发展,单靠某一主体进行生物技术产业化的运作是极为困难的。因此,一些生物经济发展较好的国家都非常重视促进各种主体和资源的有效整合。通过下放国有研究机构,美国积极鼓励产学研合作。日本政府通过加强产学官之间的合作,积极进行研究资源的整合,以此来提升整体的科研开发能力。同时,通过调动大专院校等研究机构的积极性,来支持研究成果的专利化及其利用。印度的主要做法是建立生物技术中心和生物技术园。印度政府通过将企业、大学、研究结构集中到一个特定的区域,加强公共部门和私人经济的结合,为生物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产业集聚的作用。政府为生物技术园提供了一系列的支持。包括:提供企业孵化的便利条件,一定期限的免税政策,制定鼓励措施,帮助企业获得风险投资等。印度的生物技术园有多种模式:政府与私人企业合作组建专门公司;地方政府与国际组织、金融机构和研究机构合作建立园区等。不管哪种模式,政府都是重要的参与方,同时发挥着启动、指导、协调、支持和促进等重要作用。印度生物技术园的建设资金一部分来自联邦政府的拨款,一部分来自地方政府和私人投资者。目前,印度已建和正在建的生物技术园达14个,已经推出了以“Bt棉”棉种等为代表的一些成功进行商业生产的项目[4]。
一些国家十分重视生物经济的技术网络和信息等基础设施对推动生物技术成果产业化发展的作用,并在这方面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举措。印度政府早在1987年就开始建立了世界上第1个生物技术信息系统网络(BTIS)。目前,该网络在全国已有61个生物信息技术中心,这些中心分别设在大学、科研机构、原子能部、科技部等政府部门以及联邦和各邦支持的实验室内,通过最新的计算机和通信设备与卫星通信系统实现全国联网。该网络被认为是世界上主要的科技网络之一,具备生物信息技术领域前沿的技术设施、教育力量和人力资源。这为印度近年来生物经济的蓬勃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支撑条件。英国则主要是在信息服务方面采取了 一 些 措 施,如1999推 出 了 为 期4年 的BO-WISE计划,总经费1300万英镑[5]。该计划主要面向企业,为企业提供如何利用生物技术降低成本、改进质量、改善环境等方面的信息。这为英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进入生物经济领域提供了便利。
无论是美、日、欧等发达国家,还是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生物技术产业之所以取得快速发展,与其成功的产业政策密不可分。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支撑这些国家生物经济发展成功的政策体系虽有所不同,但以下几方面却都无一例外地给予了充分的重视:把发展生物经济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政策的优惠和扶持;强化专利保护;支持研发和创新。对这些国家在政策支持体系方面的经验进行借鉴,有利于加快我国生物经济的发展,增强我国生物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但是,对政策的简单模仿和移植往往会由于体制、文化、行为方式等环境条件的差异性而导致政策效果的大相径庭。因此,在我国生物经济政策的设计和安排中,必须充分考虑这些差异性。根据国际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生物经济发展的具体特征,我们认为,在我国生物经济政策的设计中应该重点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建立高规格、跨部门的领导和协调机构,整合和领导全国的生物技术产业,克服当前多头领导所产生的各种弊端,有效地协调政府之间、企业之间以及政府、企业和高校之间的研发关系。
(2)鼓励技术创新,营造有利于技术创新的产业环境,包括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建立生物技术产业孵化器,构建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和科研设备共享平台等社会化的科技服务体系等措施,来推动我国生物技术的原始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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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发展战略即一国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具有全局性、决定性、长远性的有关农业发展重大问题的筹划与决策。通常包括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战略措施等方面的内容。在实际应用中农业发展战略就是农业发展的长期规划。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加强协同创新,推动现代农业科技发展途径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加强协同创新,推动现代农业科技发展途径探讨全文如下:
近年来,我国在超级稻、转基因抗虫棉、矮败小麦、禽流感疫苗等方面取得了一批世界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农业科技创新重大成果,农业科技在保障国家粮食和生态安全、支持农民收入稳定增长、防控重大动植物疫病虫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1年,农业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53.5%,成为驱动现代农业发展的第一要素。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农业科技研发手段应进行从跟踪模仿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的转变以及从单项技术研发向生物、工程、信息等多学科技术集成创新的转变,研究内容应从重点关注生产环节技术向全面关注农业全产业链技术转变。
2011年4月,胡锦涛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里,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出发点,鼓励高校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建立协同创新的战略联盟。他指出,“政、产、学、研、用”各主体都要瞄准世界一流,创新体制机制,促进资源共享,开展协同创新[1]。
“协同”一词最早由德国理论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Hermann Haken)确立,并定义为一门关于“各类系统的各部分之间互相协作,结果整个系统形成一些微观个体层次不存在的新结构和特征”的学问”。“协同创新”是指创新资源和要素有效汇聚,通过突破创新主体间的壁垒,充分释放彼此间“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活力而实现深度合作。
协同创新是一项复杂的创新组织方式,其关键是形成以大学、企业和研究机构为核心要素,以政府金融机构中介组织创新平台非营利性组织等为辅助要素的多元主体协同互动的网络创新模式,通过知识创造主体和技术创新主体间的深入合作和资源整合,产生系统叠加的非线性效用[2]。
农业科研单位协同创新目前主要依赖于政府的引导和机制安排,以产学研协作、高校院所协作及产业链协同创新三种组织形式,通过联合攻关项目、联合申报重大科技成果、联合建设科研平台和科技园区,以及培养人才等方式,促进涉农的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科学定位,合理分工,发挥各自的能力优势、整合资源,实现各方的优势互补,加速技术推广应用和产业化,协作开展产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活动,形成功能上下衔接、工作相互支撑、人才有序流动、信息彼此共享的协同创新运行机制。
原始创新能力的匮乏是导致我国农业科技水平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主要原因,制约着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目前,我国农业科技的创新力量自成体系、分散重复、互相排斥,导致很难产生有影响的科技成果。我国农业科技领域整体创新能力的提升已经不再是某个学科、某个单位、甚至整个行业的封闭发展,而是需要从思想认识和机制体制上突破现有的障碍,真正实现创新能力和竞争实力的根本提升。
2012年1月,科技部、教育部和江苏省政府签署合作协议,推动科教紧密结合支撑江苏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为江苏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增添了新的动力。江苏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发展现代农业,为促进协同创新,进一步推动重大科技成果产出,江苏省积极发挥顶层设计和科学引导作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2.1 以专项经费引导协同创新
2009年江苏省政府批准设立了产学研联合创新专项资金,专项支持企业与高校院所联合攻关,开展以应用为导向的原创性和前瞻性技术开发和制约行业发展的重大关键技术研究。当年首批支持前瞻性联合研究项目58个,截止目前共获得授权专利158件(其中发明专利81件),软件著作权30项,结合项目实施在各类期刊杂志上发表论文676篇、科学引文索引198篇、工程索引205篇,制定技术标准13项,开发新产品40项、新工艺32项,参与研发的高校和企业科研人员达到900多名。
省产学研联合创新资金前瞻性联合研究项目,以高校院所与企业合作且企业已有经费投入为项目申报前提,旨在引导高校院所科研人员改变过去P-to-P(论文到论文)的科研思维定势,围绕企业需求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3]。5年来,累计实施和在研项目达666项,省拨经费3亿多元,带动企业、高校及地方配套资金投入研发超过8亿元。自2009年实施以来,专项资金的引导作用日益显现,项目申报数以每年翻番的速度递增,2013年申报项目数达到560多项,相比去年增幅接近50%。通过项目引导,极大地调动了高校院所专家教授与企业开展合作研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加快企业转型升级和自身创新能力提升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2012年起,以推动江苏现代农业发展为主要目标的江苏省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资金设立了产业体系类项目,旨在加强科技资源整合力度,加快推进农业科技自主创新,切实解决制约江苏特点现代农业发展的重大关键技术难题。产业体系类项目通过顶层设计,针对农业生产应用中的重大关键技术开展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和示范基地联合攻关,形成可利用,可复制,可推广的体系模式,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能够支撑产业发展的创新成果,进一步提高科技创新成果的集成度、显示度与影响力,着力打造可以引领和支撑江苏省现代农业发展的协同创新团队。目前,已斥资3500万元,围绕畜禽(猪)规模生态养殖、农业资源(秸秆)综合利用、设施蔬菜(番茄、辣椒)、优质多抗广适性水稻和海涂农业五大领域设立产业技术类项目。
2.2 以条件建设支撑协同创新
江苏省各级政府加强政策导向,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和配置资源的优势,积极搭建各类科技创新平台。
(1)产业技术研究院。为促进江苏省产业集群发展,以自主创新支撑我省转变产业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经济转型,从2010年开始,启动全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计划,重点围绕产业集群创新需求部署建设了一批新型研发机构,主要目的在于围绕产业聚集区,以产业共性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孵化为重点,以一流创新人才和管理人才为依托,建成“国内一流、体制机制创新”的新型创新载体。截至2012年底,江苏省共启动建设产业技术研究院10家,规划总投资28.04亿元,先期投资18.17亿元,其中省拨款6000万元,引导社会投入17.57亿元。
(2)企业研究院。为加快推进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从2006年开始,重点围绕全省创新需求,启动全省企业研究院建设计划,旨在整合优化全省科技资源,加强重点产业领域的布局,着力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截至2012年底,我省依托龙头骨干企业共启动建设企业研究院24家,规划总投资69.1亿元,其中省拨款2.19亿元,引导社会投入66.91亿元。9家企业研究院已成为国家企业技术中心,2家企业研究院成为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基本覆盖了江苏高技术“双十”产业的16个产业领域。
(3)企业院士工作站。为引进高端智力团队服务于企业技术创新,开展产业及企业发展战略咨询和技术指导,江苏省设立江苏省企业院士工作站,致力于围绕企业发展急需解决的重大关键技术难题,组织院士及其创新团队与企业研发人员开展联合攻关;引进院士及其创新团队的技术成果,在企业共同开展转化和产业化,培育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与院士及其创新团队共建研究生培养基地,联合培养企业创新人才,推动企业加快发展。截至2012年底,全省共建326家企业院士工作站,总投入44.9亿元,其中省拨款2.71亿元。
(4)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促进我省企业科技创新为目标,加强工程化研发平台建设,开展工程技术研究、试验和成套技术服务,开发产业发展中的共性、关键技术,持续提供成熟配套的技术、工艺、装备和产品,促进成果转化和技术辐射,带动相关行业的技术提升和科技进步,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截至2012年底,全省共建有省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141家,总投入406.77亿元,其中国家拨款1.13万元、省拨款3.25亿元、引导社会投入402.39亿元。其中,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有25家。
(5)专业技术服务中心。围绕科技园区、特色产业基地、创新专业镇、现代农业科技园等产业集聚区和中小企业的需求,找准产业技术创新链的关键环节,为中小企业提供研发设计、共性加工、检验检测、试验验证、模板制作等技术服务,旨在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推进产业提档升级。 截至2012年底,全省共建有省级专业技术服务中心197家,建设总投入34.59亿元,其中国家拨款1850万元、省拨款3.2亿元、各类运行补贴810万元,引导社会投入31.12亿元。
(6)公益资源服务中心。按照“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分步实施”的原则,致力于激活存量科技资源、有效控制新增资源,构建布局合理、开放共享、高效运行的公益性研发和资源共享的服务平台。从2004年开始,我省先后重点建设了大型仪器、工程文献、农业种质资源、知识产权和实验动物等16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和19家公益研发服务平台,建设总投入6.92亿元,其中国家财政投入1550万元、省拨款1.31亿元、政府财政运行补贴4780万元,引导社会投入5.45亿元。其中江苏省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共享服务平台先后建设16家专业测试服务中心,入网机组448台/套,年服务总机时达69万小时,在各自专业领域内为社会民生、群众关心的 热点问题、社会公共事业提供技术支撑,获得较高的社会评价。
(7)转移转化服务中心。面向地方产业发展特色和需求,为中小企业提供科技成果对接、综合信息、创业孵化、投融资等中介服务,搭建地方汇集人才、成果转化、技术流动的重要平台。截至2012年底,全省共建有省级科技转移转化、科技金融等服务中心64家,总投入3.79亿元,其中省拨款9297万元、引导社会投入2.86亿元。其中,在苏北、苏中各市、县普遍建立的区域成果转化服务中心成为转移转化服务平台建设的一项重要特色,已逐步成为地方汇集人才、成果转化、技术流动等信息和地方科技工作的重要平台,科技融资服务平台的投融资业务也在逐步做大做强。
通过各类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累计吸引两院院士334名,院士团队2600多人,2012年,培养博士生323名、硕士生1044名;引进“__”12名,91人获省“双创人才”;企业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均保持全国第一;2012年科技创新平台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31项,获国家拨款5.6亿元,分别占全省的59.6%、60.2%;承担973计划项目10项,占比52.6%;承担江苏重大成果转化资金项目78个,占比67.8%;承担重大招标项目4项,占比20%;;开发新产品953个、新工艺561项、新技术639项;申报专利2182项、授权专利1131项;制定标准194项;2012年主持或参与科技进步奖占据我省科技奖励半壁江山。
2.3 以科技园区带动协同创新
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园区及相关产业聚集区建设也是推进江苏省产学研合作深入的有效方式之一。江苏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坚持“一区一战略产业、一县一主导产业”的创新发展格局,集聚优质科教资源,推动产学研共建载体和创新服务机构建设,提升产业创新发展的能力。江苏省各级政府积极对人园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实施强化政策支持、保障项目用地、给予税收扶持、创新创优服务等措施,引导相关研发机构及企业向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集聚,形成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以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为平台,通过相关政策的支持和提供全方位、全过程的良好公共服务来推进产学研合作。
2010年以来,江苏以创建一流创新型园区为重点,构筑全省创新高地,加快推进创新型园区建设,重点规划建设6个国家创新型园区和10个省级创新核心区,推进创新型园区的新发展。2010年江苏国家高新区发展主要经济指标居全国前列,国家高新区总收入占全国56个高新区的25%,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高新区的30%,出口创汇占全国高新区的40%。从产业布局来看,江苏已形成了与全省生产力格局相适应的沪宁线、沿江、沿海梯次推进的科技园区产业布局[4]。
江苏科技园区聚集了全省50%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世界500强的密集度已大大超过了除北京、上海之外的大部分省区,已形成了特色化、规模化、集群化的产业发展态势。截至2010年底,全省科技园区形成3万家企业群体,从业人员70万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人员有1万名,研究生以上学历有2.5万人,大学学历人员占从业人员总数的40%,共吸引留学归国人员1万人,其中约有2/3的海外归国人员都选择落在科技园区创新创业,营业总收入突破了2万亿元。收入在亿元以上的企业已经达到了350家,占到科技园区内企业总量的10%。
省级农业科研单位作为地方农业科技创新的主战场和农业科技创新的关键中上游单位,担负着全省农业科技创新和科技推广的重任。协同创新,科企联合和产学研合作对于省级农业科研单位的事业发展尤为重要。
如何更好地联系农业技术的上下游单位成为省级农业科研单位面临的重要课题。江苏省农业科学院以平台建设为抓手,形成研究所-工程中心-企业的协同创新体,对全省农业科技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例如,在江苏省农业生物学重点实验室、江苏省优质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江苏省农作物种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省级平台基础上打造的,由院粮食作物研究所、农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经济作物研究所和江苏明天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组成的协同创新体,在全省农作物优良种质培育和产业化推广工作中占据主导地位,“十二五”以来,承担国家级项目30余项,主持部省级项目70余项,审定农作物新品种品种19个,获国家和部省级成果奖9项;明天种业依托研究所的科研力量,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种业骨干企业”、“中国种业50强企业”、“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江苏省农业产业化省级龙头企业”、“江苏省农业科技型企业”是“江苏省主要农作物种子技术创新产业联盟”理事长单位;
以“明天”、“江蔬”等品牌为依托,经营水稻、小麦、玉米、油菜、棉花、蔬菜等20余类作物200多个品种。在全国范围内的生态适应区域建立了制(繁)种基地20余万亩,配备各类设施,设备条件齐全的仓储、加工、检验、包装、物流中心及分中心。产品销售区域遍及全国,设立区域代理、直销点及配货中心近1000个,形成了稳定、有序、快捷的营销体系、强大的品牌和品种推广能力。
同时致力于国际市场开拓,开展种子出口业务,产品销往10多个国家和地区。此外,在国家兽用生物制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这一国家级平台基础上打造的,由院兽医研究所和南京天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组成的协同创新体,在畜禽重大疫病及人畜共患病研究领域形成了研发-中试-推广的完整产业链,在全国生物兽药领域占据一定的话语权,十一五以来,获得国家新兽药证书6项,获科技成果奖6项,承担各类国家、部省级科研项目200余项;通过与科研单位的紧密联合,南京天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其雄厚的研发力量,成为农业部指定生产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疫苗的企业。
实践表明,省级农业科研单位应充分利用现有平台资源,创新驱动战略,结合地方特点和学科优势进行顶层设计,促进产学研合作和科企对话交流,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体,协同创新,不断推动现代农业科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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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经济是以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为基础的、建立在生物技术产品和产业之上的经济形态,是在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充分发展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生物经济的概念最早是在2000年5月由美国管理咨询专家斯坦•戴维斯和克里斯托弗•迈耶[1]提出,但其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出现则要更早一些,它是伴随着现代生物技术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现代生物技术从诞生开始就显现出其巨大的应用价值和商业前景,并被迅速、广泛地运用于农业、医药、能源和环境保护等领域,这直接促成了生物经济产业的发展。近年来,随着以基因组研究为代表的生物科技新理论和新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这些技术运用深度和范围的扩大,未来生物经济将表现出以下几个发展趋势:
生物经济时代来临的明显特征是与生物技术产业及其相关产业的飞速发展。近10年来,全球生物产业的销售额约每5年翻一番,许多国家生物产业销售额年增长率高达25%~30%,约是全球经济增长率的10倍。2005年,全球公开上市的生物技术公司的营业收入达到631亿美元,生物技术产业已经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2]。目前,全球生物药品销售额达到600多亿美元,在整个医药工业的比重从1995年的不及4%迅速上升到11%;全球转基因农作物种植面积达到9000万公顷,10年间增长了50倍。全球范围内正在研制的2000多种生物药物中,有80%已进入临床试验,6000多例转基因动植物经批准正在试验。因此,美国《时代》周刊于2000年5月22日撰文指出,我们现在正处在信息经济时代的中期,从开始到完成它大约将持续75~80年的时间,到2020年代结束。接着,人们将迎来下一个经济时代:生物经济时代,生物经济将产生10倍于信息经济的规模[1]。
随着生物技术在越来越多的行业中发挥着越来越主要的作用,生物经济的范围和影响日益增大。目前,生物技术的应用已遍及农业食品、医药卫生、化工环保、资源能源、海洋开发等各个领域,显示了它对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食物、健康、资源、能源、环境等重大问题所产生的巨大作用与潜力。而未来还将在如下领域发挥巨大作用:①农业生物技术将推动“第2次”绿色革命,为消除世界“粮食鸿沟”提供技术可能;②医药生物技术推动第4次医学革命,人均寿命将进一步提高;③工业生物技术将推进“绿色制造”,发展绿色GDP;④能源生物技术将使生物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缓解能源短缺压力;⑤环境生物技术将为“再造秀美山川”提供技术支撑,促进循环经济发展;⑥海洋生物产业逐渐兴起,促进海洋经济的发展;⑦生物技术将在保障国家安全、防御生物恐怖威胁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鉴于生物经济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世界各国政府都高度重视本国生物经济的发展,越来越明确了生物经济产业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及潜力,纷纷确立生物经济的战略地位,并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来推动生物经济的发展。
日本成立了以首相为首的生物技术战略理事会,并于2005年颁布了生物技术战略大纲,详细阐述了具体的重点战略和实施计划,其中还包括一些已经列入政府重点开发项目的具体计划,如国立癌症中心及国立循环器官疾病中心,旨在提高在检测解析仪器的研发以及生物信息学领域的国际竞争力,针对相关疾病开展蛋白质组研究计划。印度是亚洲高科技产业取得迅速发展的国家,在软件产业获得飞速发展的同时,已深刻地认识到生物经济产生的巨大潜力,并把生物经济作为未来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支点。2005年3月,印度政府公布了《国家生物技术发展战略》草案,提出了未来10年印度生物技术及产业发展的国家目标和政策措施。在人力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生物技术产业及贸易、生物技术园及孵化器、法规建设和科学普及等方面提出了战略目标和具体的政策措施。
日本在制造业中崛起,在信息时代相对比较落后,因此政府决定在生物经济时代再创辉煌,提出了“生物产业立国”战略,并将生物技术产业作为日本的四大新兴产业,同时成立了以首相为首的“生物技术战略理事会”;印度政府成立了世界第1个生物技术部;马来西亚建立了生物技术与产业联合会,由副总统担任主席;泰国政府成立了“国家生物技术委员会”,由担任委员会主席;美国白宫和国会成立了专门生物技术委员会来领导和协调全国的生物技术产业,委员会制定生物科技发展宏观战略和规划,同时负责跟踪生物技术的发展,并研究制定相应的财政预算、管理法规以及税收政策来促进生物技术的发展。
生物经济作为现代高科技产业,具有高投入、高收益、高风险的明显特征。无论是前期的技术研发,还是产品生产和市场推广都需要极大的投入资金。为了解决生物经济产业高密度的资金需求,世界各国纷纷采取了各种举措,来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渠道,加大对生物经济的资金支持。最主要的措施是加大对基础研究的资金支持以及建立较为完善的风险投资制度。
生物经济作为一种高度技术依赖型经济,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基础研究是维系其发展的基本动力。欧美国家在生物经济的发展中都不遗余力地加大对基础科学的研究,使得他们在生物经济领域始终保持着领先地位。美国是世界生物经济第1强国,同时也是世界生命科学研发的第1强国。对基础研究强有力的支持保证了美国在这一领域的领先地位。2003年,美国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研发经费已高达380亿美元,同年美国总统布什还提出了“生物盾牌计划”,拨款60亿美元支持生物反恐研究。美国在生命科学领域的研发投入已经占据了其基础研究总投入的49%。其它发达国家为了在生物经济浪潮中获得先机,也纷纷加大了对生物技术基础研究的投入,欧盟科技发展第6个框架计划将46%的研发经费用于生物技术及其相关领域。2001年,德国生物科技产业的科研经费为12.28亿欧元,大于其销售额,比2000年增加了71%。2004年,联邦教研部对生物技术的项目经费增加了14.5%。随着这项投资的增加,德国基因研究的经费仅次于美国[3]。而亚洲各国尽管对生物技术的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对其的研究投入也在大幅增加。例如,日本政府于2002年开始逐步加强了对生物技术方面的研究投入,并计划今后5年内将科研预算增加1倍,达到8800亿日元。印度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注重加大对生物技术研发的资金支持,2002-2003年度的研究预算为23.56亿卢比,在随后5年的预算计划中,联邦政府研究经费投入将达到208亿卢比[4]。加大基础研发的另一重要举措是吸引和增加社会资本的投入。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来刺激社会投资,如减免高技术产品投资税、高技术公司公司税、财产税、工商税等。目前,以大公司为代表的民间高技术研究投资总额已经超过了政府资助,在生物技术产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由于生物经济产业具有很强的风险性,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资本对其进行投资。为了扩大生物产业的融资渠道,鼓励风险投资已经成为各国通行的重要举措。(1)政府引导和鼓励风险投资进入生物经济领域。在风险投资最为发达的美国,政府通过各种政策积极引导资金投入生物产业。2003年,美国生物科技投资占美国风险投资总额的12.5%;2004年,这一比例增至13.5%,明显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3]。美国风险投资对生物产业的高投入,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生物产业的高速发展。2002年,印度最大的风险投资商ICICI风险资金管 理 公 司 宣 布 成 立 生 物 技 术 孵 化 基 金,资 金3200万美元,现在已完成多项投资[4]。(2)政府投资设立科技创新基金。1998年,英国财政部建立了3个用于支持生物技术等高技术中小企业的风险资本基金,这些基金提供的资本为2.4亿英镑。印度政府正在筹建一个10亿卢比的生物技术投资促进基金,由工业发展银行、生物技术部、发展银行和生物技术联盟有限公司等共同参与组建。德国联邦教研部和联邦经济技术部于2001年联合推出“面向小型技术企业的投资”计划(BTU),筹集了30亿欧元,用以满足小型技术企业创业初期的特殊需要[5]。
美国各州采取多种税收优惠手段来刺激生物经济的发展:销售和使用税减免或延期,减免或允许企业延期支付购买R&D及生产资料产生的消费税或使用税,鼓励企业增加R&D投入;投资税收信贷,生物企业投资现代 化 生 产 线 时 的 税 收 可 以 抵 扣 购 买 计 算 机 等R&D设备时的消费税和财产税;资本所得税减免,投资者在售卖股票后继续投资生物企业上市公司至少一年,部分州允许投资者缓交投资所得税;R&D税收信贷,允许企业将其R&D费用的一定比例用于税收抵扣[6]。英国政府新出台了税制改革。为了鼓励风险投资,英国政府对小型高技术企业的投资减免了20%的公司税;同时还引入针对中小企业的研究开发税务信贷,年研究开发投入超过5万英镑以上的企业可以享受150%的研究开发费用免税;对研究开发投入很大但没有盈利的新企业,其研究开发投入的80%可以作为信贷累积减免税收,等企业盈利后再从利润中扣除[7]。
2002年以后,美国FDA对工作程序和方法进行了改革,加快了药物的审批速度。其中,对涉及生物技术产品的药物给予了较多手续上的简化和优惠。如,从2002年10月起,FDA不再要求新建生物技术的产品制造厂申请特别许可证,以及新药上市前对每批药物均进行检验,新药申报表也由原来的21种简化为1种,为医药生物技术产业化的发展提供了宽松条件。最近,FDA又采取了新的措施来帮助创新性医药技术更快投入应用:①缩短医药产品待批时间及减少可避免的产品开发费用,②提高检查过程的质量和效率,③为特殊疾病和新技术提供最新最完整的指导。
技术创新是生物经济发展的基本推动力,各国都通过加强对生物技术的专利保护力度和范围,来鼓励技术创新。美国是这方面作得较为完善的国家,已经相继出台了《知识产权法》、《专利法》、《技术转移法》、《技术扩散法》、《合作研究法》和《商标法》等一系列法律,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专利保护体系,对加强合作研究、鼓励技术创新起到了积极作用。近年来,其它一些国家也加大了对法规的修订或补充力度,扩大对生物技术成果的专利保护。如,印度政府于1999年和2002年对其《专利法》及有关条文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扩大了生物技术成果的专利保护范围,规定除对有关人类基因的生物技术成果不授予专利权以外,对一般转基因动植物都给予专利保护。日本最近新出台的知识产权战略大纲中明确提出了对生物技术相关专利的快捷审核、审核标准的国际化以及促进大学发明技术向民间转移的有关措施,明确了再生医疗领域相关技术也可以申请专利的重大举措,从专利政策角度对生物技术产业给予有利扶持。
生物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的高科技经济形态,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技术经济特征及大研发、小生产、大营销的产业链特征。在其发展过程中需要政府、企业、研究机构等多种主体都参与其中才能发展,单靠某一主体进行生物技术产业化的运作是极为困难的。因此,一些生物经济发展较好的国家都非常重视促进各种主体和资源的有效整合。通过下放国有研究机构,美国积极鼓励产学研合作。日本政府通过加强产学官之间的合作,积极进行研究资源的整合,以此来提升整体的科研开发能力。同时,通过调动大专院校等研究机构的积极性,来支持研究成果的专利化及其利用。印度的主要做法是建立生物技术中心和生物技术园。印度政府通过将企业、大学、研究结构集中到一个特定的区域,加强公共部门和私人经济的结合,为生物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产业集聚的作用。政府为生物技术园提供了一系列的支持。包括:提供企业孵化的便利条件,一定期限的免税政策,制定鼓励措施,帮助企业获得风险投资等。印度的生物技术园有多种模式:政府与私人企业合作组建专门公司;地方政府与国际组织、金融机构和研究机构合作建立园区等。不管哪种模式,政府都是重要的参与方,同时发挥着启动、指导、协调、支持和促进等重要作用。印度生物技术园的建设资金一部分来自联邦政府的拨款,一部分来自地方政府和私人投资者。目前,印度已建和正在建的生物技术园达14个,已经推出了以“Bt棉”棉种等为代表的一些成功进行商业生产的项目[4]。
一些国家十分重视生物经济的技术网络和信息等基础设施对推动生物技术成果产业化发展的作用,并在这方面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举措。印度政府早在1987年就开始建立了世界上第1个生物技术信息系统网络(BTIS)。目前,该网络在全国已有61个生物信息技术中心,这些中心分别设在大学、科研机构、原子能部、科技部等政府部门以及联邦和各邦支持的实验室内,通过最新的计算机和通信设备与卫星通信系统实现全国联网。该网络被认为是世界上主要的科技网络之一,具备生物信息技术领域前沿的技术设施、教育力量和人力资源。这为印度近年来生物经济的蓬勃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支撑条件。英国则主要是在信息服务方面采取了 一 些 措 施,如1999推 出 了 为 期4年 的BO-WISE计划,总经费1300万英镑[5]。该计划主要面向企业,为企业提供如何利用生物技术降低成本、改进质量、改善环境等方面的信息。这为英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进入生物经济领域提供了便利。
无论是美、日、欧等发达国家,还是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生物技术产业之所以取得快速发展,与其成功的产业政策密不可分。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支撑这些国家生物经济发展成功的政策体系虽有所不同,但以下几方面却都无一例外地给予了充分的重视:把发展生物经济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政策的优惠和扶持;强化专利保护;支持研发和创新。对这些国家在政策支持体系方面的经验进行借鉴,有利于加快我国生物经济的发展,增强我国生物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但是,对政策的简单模仿和移植往往会由于体制、文化、行为方式等环境条件的差异性而导致政策效果的大相径庭。因此,在我国生物经济政策的设计和安排中,必须充分考虑这些差异性。根据国际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生物经济发展的具体特征,我们认为,在我国生物经济政策的设计中应该重点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建立高规格、跨部门的领导和协调机构,整合和领导全国的生物技术产业,克服当前多头领导所产生的各种弊端,有效地协调政府之间、企业之间以及政府、企业和高校之间的研发关系。
(2)鼓励技术创新,营造有利于技术创新的产业环境,包括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建立生物技术产业孵化器,构建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和科研设备共享平台等社会化的科技服务体系等措施,来推动我国生物技术的原始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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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国家的草创时期,较之于欧洲大陆民族国家的形成而言,其得天独厚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远离欧洲大陆,较少地受到国际干扰势力的阻扰。美国自立国之后,其外交政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保守孤立的,特别是在对欧洲事务方面。但是,随着美国实力的增长和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的外交政策不断演变。在欧洲事务上,这种外交政策的转变,基本上是从华盛顿时期而始的保守中立,转变为积极对外扩张,一般认为,到伍德罗·威尔逊时期完成这种转变。
1776年7月4日,《独立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美国国家建立。1789年3月,乔治·华盛顿就任美利坚合众国首任总统。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新兴的美利坚合众国在内政及外交上逐步有序。
首先,我们来了解乔治·华盛顿的外交思想,而一般来说,华盛顿这种外交政策又主要地针对欧洲列强,即如何处理刚刚摆脱欧洲殖民的美立坚合众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华盛顿在其文集中写到:“…我们对待外国应循的最高行动准则是在扩大我们的贸易关系时,应尽可能避免政治上的联系…”①,“…我们真正的政策是避开与外界任何部分的永久联盟…”②。“…如果我们还是一个民族,在一个有效的政府下,则那样一个时代就不会太远了,到那时我们可以避免外来烦扰所造成的物质上的毁坏,并使我们在任何时候决心保持的中立态度会获得严格的尊重。当交战各国无望获得我们的支持,也不敢轻率地冒险向我们挑衅时,我们就可以根据我们的正义所指引的我国利益来选择和平或战争…”③美国这种保守中立,旨在应对当时外部欧洲强国的威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让美国置身于欧洲纷争之外,尽管其中也经历了曲折,即华盛顿的孤立于欧洲事务之外的外交政策,欧洲列强并不是一开始就买了美国的这笔账。
当时欧洲局势动荡,华盛顿提出的中立外交政策并没有得到欧洲英法两强的认可。尽管1793年4月22日的《中立宣言》已表明了美国不参与英法战争任何一方的立场。但英法两国对美国一再强调的中立却充耳不闻。法国公使在美国,未经美国同意,就肆意在美国领土范围内,打击英国势力,有把美国卷入英法战争的危险。1793年8月,美国要求法国召回驻美国的公使热内,与此同时,法国也要求美国召回驻法公使古维诺尔·莫里。至此,美国于1778年与法国签订的法美同盟基本结束。这一时期的美法关系冷淡下来,美国成功地摆脱了美法同盟的束缚,没有卷入当时英法战争。另一欧洲强国英国也险些把美国卷入欧洲的权利斗争,即在英法开战后,随着英国大量截获美国商船,英美矛盾尖锐起来。为了避免与英国的矛盾升级,1794年11月,英美签订了“杰伊条约”。为避免被卷入欧洲冲突,美国采取了一些列保守中立措施。
再次,1797年3月上台的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因美英“杰伊条约”使他面临着当时法国督政府的挑战,并且形势相当严峻,一度使美法两国达到了准战阶段。但是他谨慎奉行自华盛顿以来对欧洲保守的外交政策,积极展开外交活动,加之法国国内政治环境变换,继督政府之后拿破仑上台,1800年,美国与拿破仑政府签订一项专约,结束了美法的准战阶段。至此,美国的中立外交政策,基本得到欧洲强国英法默认。这一时期,美国对欧洲外交政策,处于极力避免卷入欧洲事务的“自保”阶段。
距约翰·亚当斯不远,詹姆斯·门罗上任美国总统,“门罗主义”即指詹姆斯·门罗在1823年以国情咨文所申明的美国外交政策。简论之如下:1.美国所在的西半球不再对欧洲殖民主义者开放;2.任何欧洲国家试图在拉美国家建立殖民地或对美洲国家实行政治控制的企图,都将被美国视为不友好行为;3.美国将不介入欧洲国家的事务或者他们已经在拉美建立的殖民地事务;4.欧洲决不能以任何方式侵扰任何西半球独立国家的政治状况。“门罗主义”政策这四个概要点,每一点都旗帜鲜明的表现美国自身利益及其对欧洲的立场,这是美国对欧洲外交政策的一种调整,即美国拒绝欧洲列强对美洲事务的进一步介入。
当时的国际形势是:欧洲列强瓜分世界;拉美国家正值独立初期,对美国所提“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口号,寄有一定的希望,寄希望于美国能对新兴的拉美国家提供保护,以抵御欧洲列强的席卷重来。门罗主义是美国外交的胜利,这种胜利可以说是自华盛顿以来孤立外交的延续,但是,美国这种外交政策在相当大程度上已经超出美国立国伊始阶段“自保”的范畴,是在其自身实力相对于不足的情况下,在与欧洲列强的竞争中,力争美国自身国家利益,美国这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欧洲强权的外交政策,在詹姆斯·门罗之后也实施了相当长的时期。正如《大外交》中所述:“从此(1823年)直到十九世纪末,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轴便是扩大门罗主义的应用范围。”④所谓扩大门罗主义,即美国伙同欧洲列强侵略其他国家。
在此后及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美国在外交政策方面,尽力不卷入欧洲强国之间的权利斗争,但是亦慢慢在追随其自身强国之路。欧洲列强在这一时期,顾及于各自国内及欧洲的形势,鞭长莫及于美国的发展甚至是膨胀。
这一阶段,最主要的国际环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次的战争不仅是欧洲的战争,也是一场世界性的战争,战争所卷入的人口数量和领土范围是空前的。当然,欧洲仍然是主要的战场,此时,整个欧洲忙于紧张的战争,战争初期,美国中立政策,置身于欧洲主导的一战之外,作为一战欧洲参战双方的物质供应商,源源不断的向欧洲输出战略战备物资。就美国而言,一战所带来的美国工业产值居世界第一,综合国力居世界第三。美国一跃从一战之前的欧洲债务国变成了欧洲多国的债权国。1918年1月8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发表演说,提出“十四点原则”作为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纲领及战后世界的蓝图。
从十四点计划的内容来看,我们不难看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美国此前的孤立外交政策。公开外交、公海自由、国际贸易机会均等、缩减军备、“公正”解决殖民地问题、给欧洲少数民族以自决权、建立普遍性国际联合机构(国际联盟)。在这些原则背后,隐含着威尔逊所设计的战后国际新秩序蓝图的两个基本要素:商业自由和国际门户开放。因此,这十四点计划,对于欧洲列强及欧洲列强在殖民地利益的一项巨大挑战。
尽管在巴黎和会上,克里蒙梭和戴维·劳合·乔治所代表的欧洲传统势力仍然占和会主导的一方,也在《凡尔赛条约》中获利巨大。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在事实上十四点计划是作为一战交战双方停战谈判的基础,1918年11月11日,交战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在很大的框架内,是与十四点计划息息相关的。何况在其后的华盛顿会议及会议所签订的一些列条约中,美国通过这种国际会议方式,打击了欧洲国家实力。
以五国条约(美、英、法、意、日五国于1922年2月6日所签订的《限制海军军备条约》)为例,从条约内容看,我们不难发现五国条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限制了欧洲国家的军备力量,当然,在一战结束之时,欧洲各国普遍被削弱了,一时难以致力于军备建设,但更深远的影响在于限制了此后欧洲国家军备的发展。此次美国外交的胜利对于欧洲国家的影响,具体说来:对英国而言,结束了英国自1805年特拉法加海战以来绝对的“海上霸主”地位;对于法国来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法国对战败国德国的打压;同时,使德国得以保存其工业基础,意大利也获得了一定的利益,体面地埋葬了英日同盟。另外,很重要的一点还在于,战后的欧洲国家对美国刮目相待,美国已经扭转了长期以来由欧洲为主导资本世界体系。
至此,我们认为,在资本主义体系内,美国对欧洲的外交政策,已经完成了由孤立保守主义到引领扩张。尽管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在巴黎和会上失落了,一战之后建立的国联也为英法所御用,但是美国在华盛顿会议上的全面胜利,已经使得美国在资本主义体系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换一句话说,此后美国的发展受欧洲列强的限制几近消除,美国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成为一枝独秀,并逐渐凌驾于欧洲强国之上,美国积极参与欧洲事务。总而言之,从华盛顿之后到威尔逊时期,美国对资本主义欧洲的外交政策完成了从保守孤立于欧洲事务之外,经门罗主义到威尔逊的扩张干预欧洲权利斗争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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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美元战略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支柱。美元霸权的确立和维持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结束时起,美国就开始走上一条有意识主导世界经济的道路,美元也开始在世界货币体系中占据中心位置。长期以来,美国各界形成一套复杂的行动方案,包括多种政策工具和投资策略,来保证美元的中心地位。正是由于美元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使得美国国内的债务违约在给美国民众带来福利损失的同时,也使持有美国国债的其他各国受到损失。中国作为美债最大的持有者,在美国转嫁债务危机中受到很大牵连。
在标普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至AA+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还面临进一步的负面影响。如果美国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QE3),美元币值基础贬值会成必然趋势,人民币所面临的将不仅仅是升值压力,还有可能是降临的全球汇率战,使得人民币实际上维持对美元的兑换比率面临更大困难。各国都在力压本币升值,日本已经先行一步干预汇市。由于美国的QE2导致美元实质性贬值,2010年人民币被迫结束盯住美元的政策。在各国货币潜在贬值欲望强烈的形势下,人民币如何维持其汇率,成为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在这种形势下,人民币若要稳定币值,是否需要为自己寻求一个新的货币锚(Monetary anchor),以作为调整国内货币的参照基准?需要看到的是,如果人民币要为自己确定一个货币锚,这个锚必须满足兑现的便利性、远景的稳定增长性和规模的相当性,其对象将面临沉重的压力。无论是黄金、石油还是其他大宗商品或保值品,我们都很难获得足以支撑危急情形下巨额货币兑付要求的储备,而且还面临针对中国急需的上游资源进行投机的风险;而无论是美元、欧元或是日元、澳元,或者它们自身深陷泥潭,或者规模不足,或者本身就波幅过大,都难以单独承载货币锚的功能。
因此,人民币在某种程度上需要摆脱对外部基准的依赖,而依靠自身经济实力、政府财政状况和国家主权信用维系人民币的币值基础。再加上巨额外汇储备,人民币自身的接受程度和兑付基础是稳固的,只需要瞄准各国汇率变化的动向,灵活运用各种市场措施调节汇率,以应对汇率变化和资本流动的挑战。这也是我国实施瞄准一篮子货币政策的意义所在。
在对美元信心下降的背景下,市场抛售美元的趋势增强,而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上升导致市场增持人民币,从而进一步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通过政策引导和各种约束机制来限制国内汇市交易规模,同时扩展国际外汇买卖空间,乘机在国际市场抛出人民币,然后切实加强监控人民币的流入渠道与投资方向,既削减国内M1、M2的规模,又推动人民币国际结算进程,同时抑制人民币过热,降低汇率上升预期。但即使如此,要稳定汇率和国内经济,还是不可避免地会在短期内增加货币供应量,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紧进行分配格局调整,促进分配公平,以尽可能削减CPI及其上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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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在对华经济政策中不仅动用了包括进口限制、出口扩张和汇率在内的经济武器,还使用了众多的非经济手段:经贸问题政治化;在贸易逆差和汇率等问题上移花接木,把中国作为美国自身经济问题的替罪羊;要求中国为全球经济平衡和美国的经济霸权承担更大责任;诋毁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等。美国不仅透过现实主义的视角审视对华经贸关系,强调相对收益,而且还以现行国际体系构建者的身份,充分利用体系赋予的特权和强势话语,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对中国的行为进行“规范”。
关键词:美国对华经济政策;非经济手段;体系特权;论文下载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处于世界经济体系的核心地位,对于他国经济的发展及其可能对美国地位产生的影响甚为敏感和警觉。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创造出了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奇迹,因此引起了美国的特别关注,成为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焦点之一。美方不仅担心中国经济上的崛起会挑战其经济霸主的地位,还担心中国的发展模式会损害“华盛顿共识”在世界上的号召力。为了消除这些忧虑,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组合,经济手段和非经济手段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利用。本文拟对美国对华经贸政策中的经济和非经济手段进行梳理和阐述,并对美方政策组合的主要原因进行分析和解读。
经济手段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美国在经济领域的对华对策不仅包括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进口限制和出口扩张,还包括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的“汇率保护主义”,不断要求人民币升值。
传统贸易保护主义中美建交之初,由于冷战时期对抗苏联的安全需要,再加上中美经贸关系尚处于起步阶段,美国在对华贸易问题上总体上持鼓励和开放的态度。两国建交后不久,美国即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反映在双边贸易上是两国贸易额从1978年的11.146亿美元迅速上升到1980年的48.127亿美元,增长了4倍多(表1)。美国学者南希·塔克(NancyBernkopfTucker)很好地总结了这一时期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总体特点:“(中美)针对苏联的共同战略计划促使从尼克松到老布什时期的美国政府向中国做出妥协让步,错综复杂的三角政治关系促进了两国之间的贸易增长和文化联系。”〔1〕
但是即使是在这一时期,随着中国对美出口的部分产品的迅速增长,美国立即挥动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棒。一个著名的案例发生于1982—1983年间。在两国签订第二个纺织品贸易协定的过程中,美方强硬要求中国对美纺织品出口年增长率不能超过1%,对中国纺织品实施严格的进口限制,由此点燃了中美之间的第一次贸易战。〔2〕两国贸易的增长严重受挫,双边贸易额从1981年的54.68亿美元下降至1982年的51.958亿美元和1983年的44.202亿美元(表1)。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双边经贸关系的迅速扩张,美国反复动用这一手段对来自中国的各类产品进行限制。
从80年代后半期开始,随着中国申请加入关贸总协定,美 国 对 华 经 贸 政 策 中 又 增 加 了 一 个 新 的 手段———出口扩张,要求中国向美国产品开放国内市场。中美之 间 在 这 一 问 题 上 的 第 一 次 重 要 交 锋 发 生 在1992—1993年,美国要求中国取消诸如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国内贸易壁垒等非关税贸易壁垒,为美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清除障碍。1992年8月,美国单方面要求中国立即按照美国条件开放中国市场,并以对总价达39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强征报复性关税发出制裁威胁,由此引发中国的反制措施。〔3〕1993年,新上任的克林顿政府又向中国政府提出开放市场的最终期限,新一轮争端以中国取消283种产品的进口配额、降低234种产品的关税而收场。〔4〕
在中美两国政府就中国入世问题进行的谈判中,美国提出的条件极为苛刻。史蒂芬· 科恩(StephenCohen)等人的论述可谓一针见血:“(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和支持中国入世的实质并不是帮中国做好事,其实质是从这个正在崛起的经济强国手中攫取尽可能多的妥协,迫使其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5〕在最终由中美签订的中国入世双边协定中,美国传统贸易 保 护 主 义 的 两 把 利 刃———进 口 限 制 和 出 口 扩张———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就出口扩张看,中国不仅同意大幅降低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而且还同意对外开放国内市场,除了农业和工业之外,包括像电信、金融、保险和资产管理等服务业的许多重要领域都允许外资进入。在进口限制方面,美国迫使中国接受了所谓的“超WTO义务”(WTO-pluscommitments),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允许美国在中国某一类产品出口激增时动用“保障条款”以及“特殊保障条款”等贸易救济措施。对于美国强迫中国接受的这些“超WTO义务”,美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Lardy)评论道:“这些条件……过于苛刻,已经违背了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6〕
中国入世以后,美国充分利用中国入世时做出的让步,进口限制和出口扩张两把传统保护主义的利刃锋芒毕露。世界银行的“全球反倾销数据库”显示,小布什政府执政的八年内,美国总共向中国发起了64项反倾销调查,平均每年8项。从2009年到2011年奥巴马政府当政的前三年,美国向中国发起的反倾销案件仍然维持高强度和高频率,共发起了21项,平均每年7项。而2012年的第一季度,美国又向中国发起了2项反倾销调查案。〔7〕同时,美方在打开中国市场方面毫不松懈,目前已将开放中国金融保险市场作为主要目标。
汇率保护主义〔8〕随着中国于2001年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得到了迅速的提升。与此同时,中美贸易额大幅增长带来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对于美国对华巨额贸易逆差的原因,经济学家有众多论述,主要有美国国内的低储蓄高消费、〔9〕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生产网络中加工组装基地的地位、〔10〕中美双方统计差异、〔11〕美国对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12〕以及美国自身的经济转型等原因。但是,美国政府和政客在寻找原因时并不遵从经济逻辑,而是从政治需要出发,将美国的贸易逆差主要归咎于人民币的汇率。
美国针对中国的汇率保护主义手段起始于2003年。众多美国政客认为,中国为了促进出口和限制进口,故意“人为地”压低人民币汇率;中国对汇率的“操纵”是美国对华巨额贸易逆差的“罪魁祸首”。鉴于这一认识,美方认为减小贸易逆差的最佳途径是迫使人民币升值,因此加大了对中国政府的压力。据经济学家加里·赫夫鲍尔(GaryC.Hufbauer)的不完全统计,2003年至2006年间,美国国会提出了23项有关人民币汇率的法案和决议,或者要求人民币直接升值,或者要求将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13〕最擅长揪住人民币汇率问题大做文章的国会议员当属纽约州参议员舒默(CharlesSchumer)和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格拉汉姆(LindseyGraham)。从2003年起两人多次联合发起议案,要求人民币在短期内升值27.5%,否则就以惩罚性关税进行报复。〔14〕除了美国国会,美国行政部门也反复指责中国的汇率政策。美国财政部半年一次向国会提交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每一次都指出人民币币值太低,要求中国政府升值人民币。为了减轻美方的压力,中国政府从2005年7月1日开始调整了汇率政策,人民币开始升值。截至2012年3月,升值幅度已达24%。〔15〕
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币的升值并没有带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下降。中美学者的研究都发现,随着人民币不断升值,美国对中国出口并未出现明显改善,中美贸易逆差却呈现不断增加趋势。〔16〕面对这些发现,汇率保护主义的拥护者本应进行反思,但是他们的对策却是指责人民币升值的幅度不够,进一步要求中国政府调整汇率政策。2008年7月《金融时报》上的一篇文章就指出,“中国货币的升值幅度只达到了实际所需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间的水平”。〔17〕由于这一思想的指导,美国国内很大一部分人始终将人民币币值看作是中美两国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人民币汇率因此一直是近年来中美双方经贸关系中的一个焦点问题之一。
除了上述的经济手段之外,美国在对华经贸政策中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还使用了大量的非经济手段,主要包括: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妨碍正常的经济活动;在贸易逆差和汇率等问题上移花接木,把中国作为美国自身经济问题的替罪羊;要求中国为全球经济平衡和美国的经济霸权承担更大责任;诋毁中国所代表的经济发展模式等。
经贸问题政治化冷战结束后,原有的国家安全概念发生了变化,经济安全越来越成为大多数国家考虑的重点,结果是经贸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政治化倾向变得越来越严重。作为主导战后世界政治与经济体系的美国,经贸问题的政治化倾向超过了其他国家。美国学者I.M.戴斯勒在《美国贸易政治》一书中也指出了这一点:在所谓“1934年体制”下,美国的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之间以及两党之间都存在一种默契,不利用贸易问题进行政治攻击。但是,随着二战后西欧和日本经济上的崛起,这一默契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开始动摇,“政治化”已经成为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内容。〔18〕
鉴于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劲势头,中国自然成为了美国贸易政治化的受害者。根据中国学者王勇的研究,美国在对华经贸政策上的政治化做法已经几乎覆盖了中美双边经贸关系中的各个领域和议题,包括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中国出口产品在美“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贸易救助问题、出口控制问题和投资问题等。美国对华贸易的这种“泛政治化”倾向不仅损害了双边经贸合作,妨碍正常经济交往,而且还“加剧了两国相互不信任,限制了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对于两国政治与安全关系的‘粘合’作用,妨碍了其‘正’外部效应的发挥。”〔19〕
美国将中美经贸问题政治化最为著名的例子当属2005年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的案例。在中海油提出竟购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之后,竞争对手雪佛龙和美国国内政客立即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对收购案进行阻挠。一项原本纯粹的经济活动被政治化。在美方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中海油最终退出收购,而雪佛龙则以低于中海油竞购的价格收购优尼科。〔20〕
寻找替罪羊与经贸问题政治化紧密相关的是美国在经贸问题上推卸和开脱责任,寻找替罪羊,将由自身造成的问题归咎于中国。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对其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政治操作。
如上文所述,美国巨大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和对华贸易逆差的根源主要在于美国自身高消费低储蓄的行为和全球化背景下中美两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不同地位。很明显,真正要对美国不平衡问题负责的是美国自己,正 如 尼 古 拉 斯 · 克 里 斯 托 弗 (NicholasD.Kristof)所言,“那个扭曲国际资本流动、制造全球经济不稳定的国家不是中国,而是美国。”〔21〕然而,对于美国国内的政客来说,接受这样的经济现实不符合他们的政治利益。在他们看来,必须寻求其他手段,从贸易对象国身上找原因。
由于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是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 源 国,中 国 自 然 成 为 最 大 的 替 罪 羊。兰 普 顿(DavidLampton)指出了美国政客在贸易逆差问题上对中国提出的两大指责:“政客们不是经济学家,对他们来说,不断增长的对华贸易逆差引发了‘公平贸易’和就业流失的担忧。”〔22〕在政客们的解读中,导致对华巨额贸易逆差的元凶是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而不公平贸易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故意压低人民币汇率。因此,不难理解的是,美国政府反复指责人民币币值过低造成了国际经济的不平衡。
其实,美方提出的不公平贸易和就业流失的指控都没有经济学上的依据。针对中国实施不公平贸易的指责,尼古拉斯·拉迪就指出,“美国的对华贸易逆差主要反映的是中国对外国投资的开放性,而不是什么不公平的贸易行为。”〔23〕同样,赫夫鲍尔等人对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导致美国就业流失的指控提出了反驳。“贸易逆差不是(美国)制造业就业流失的主要原因。2000年至2003年制造业就业流失的主要原因是制造业不景气……和制造业生产力的提高。将贸易赤字等同于就业流失的政治计算不是过于夸大了其联系就是完全错误的。”〔24〕
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将中国作为替罪羊的做法虽然经济上站不住脚,但是政客们却乐此不疲?答案是这样做能带来一箭双雕的政治好处。一方面,通过在贸易不平衡问题上移花接木,将责任归咎于中国,美国政府实现了为自己开脱责任的目的。美国将贸易逆差和制造业工业流失等问题打包,全部归咎于中国,有助于减轻美国政府对美国经济进行调整、对失业工人进行救济与再培训的责任。另一方面,一旦中国被认定为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美国在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时就减少了顾虑,可以咄咄逼人,要求中国升值人民币、开放市场,并在需要的时候发起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调查。
分担责任除了开脱自身责任外,美方还积极鼓励中国在美国遇到困难的时候帮助美国排忧解难,分担责任。最为著名的要求中国分担责任的例子是2008年前后一度流行的中美“两国集团”构想。〔25〕该构想由前美国政府官员、现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主任弗雷德·伯格斯滕(FredBergsten)首先提出,并得到历史学家弗格森(NiallFerguson)、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的呼应和推崇。伯格斯滕最早在2005年主编的《美国和世界经济》一书中抛出中美“两国集团”的提法,〔26〕2008年又在《外交》杂志上撰文,详尽阐释了他的中美“两国集团”的概念,主张“构建中美两国集团,共同掌舵全球治理的进程”,使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取代欧盟的作用。〔27〕在同一时期,历史学家弗格森也参与了对中美“两国集团”概念的发展,创造了“中美国”(Chimerica)一词,用以描述美国和中国之间经济上的共生关系。〔28〕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中美“两国集团”的构想受到更多关注和推崇,布热津斯基、基辛格、佐利克和林毅夫等人也开始参与倡导,并将其从先前的经济层面扩展到战略层面,作为纾解当时美国遇到的国内外困境的一个重要手段。〔29〕
美方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的前后提出中美“两国集团”构想主要是基于实用主义原则,旨在让经济上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从美国身上接手更多责任,帮助美国以最小的代价维持战后形成的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30〕美方的这一意图不仅在伯格斯滕、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等人的文章中有清晰的说明,而且在2009年美国官方对华政策的论调中都有清晰的表现。例如,为了确保中国资金持续流向金融危机中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和财政部长盖特纳于2009年上半年先后访华时,都充当了美国国债推销员的角色,以恳切的口吻要求中国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并向中国领导人保证中国在美资产的安全性。〔31〕
诋毁中国发展模式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吸引了世界的关注,尤其是对那些多年来按照西方国家提供的处方发展本国经济却效果不理想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的发展路径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因此,对所谓的“北京共识”或者中国发展模式的讨论在世界各地方兴未艾。然而,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关注引发了美国的担忧。
为了应对中国发展模式带来的挑战,美国采取了两面下手的对策。一方面,美国不遗余力地维护“华盛顿共识”的合法性。其实,美国国内从来不缺少对美国发展模式的溢美之词,从冷战结束之初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宣称“历史的终结”〔32〕到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宣告美国代表了“国家成功的惟一可持续的模式”,〔33〕都显示了美国对自身模式的高度自负。此外,美国还以同样的自负对外推行自己的模式。200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一项有关拉美地区经济发展的报告就显示出了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组织的傲慢和自负。报告首先承认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接受了“华盛顿共识”经济处方的拉美地区经济发展的表现乏善可陈,但是报告得出的结论并不是新自由主义方案有问题,而是拉美地区接受“华盛顿共识”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34〕由此可见,美国全力维护自身模式的合法性,甚至不惜扭曲事实为“华盛顿共识”的教条保驾护航。
另一方面,美国还通过从话语上贬损中国的发展模式来应对挑战。第一个表现是指责中国在对外贸易中违背自由贸易精神,不遵守规则,实行以邻为壑、自私自利的“重商主义”政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度被推为美国对日政策“修正主义流派”教父的查莫斯·约翰逊(ChalmersJohnson)将当年针对日本的指控直接套用在中国头上:“从某种程度上说,对华贸易问题不是一个贸易问题,而是‘制度摩擦’的一种表现……中国的发展战略大量借鉴了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经验,其秘诀之一是对资本主义的规则进行变通,利用规则实现国家财富和权力。”〔35〕可以说,“重商主义”的标签被贴到了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各个领域。2012年2月底,华盛顿智库“信息科技与创新基金会”发布一份题为《够了:对抗中国的创新重商主义》的报告,报告称中国施行重商主义的规模“史无前例”,指责中国利用汇率操纵、补贴、关税、强制性技术转让、出口限制、标准设置和其他政策等来为各行业的公司———尤其先进科技产品和服务领域———获取“绝对优势”。〔36〕
与“重商主义”指控相关的另一个话语诋毁的表现是给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的经济活动贴上“新殖民主义”的标签。2011年6月上旬国务卿希拉里访问东非国家期间,就指出中国与非洲的合作没有遵循国际准则,并警告非洲国家警惕“新殖民主义”。〔37〕美国对中国非洲政策的攻讦集中体现在前几年的苏丹达尔富尔危机期间。美国极力抢占国际话语的道德高地,不惜贬损中国,将中国描绘成为一个为了石油利益而支持苏丹政府对达尔富尔地区施行“种族灭绝”的国家。〔38〕
此外,美国还到处传播中国经济发展给美国和世界带来的各种“威胁”,包括“就业威胁”———中国廉价产品涌入各国造成当地就业流失;“健康威胁”———中国的劣质产品危害外国用户的健康;“能源威胁”———中国为了点燃本国的经济引擎会用完全世界的能源;〔39〕以及“环境威胁”或“绿色威胁”———中国的经济活动造成各种全球环境问题,是“地球的毁灭者”。
可以看出,美国在其对华经济政策中不仅动用了包括进口限制、出口扩张和汇率在内的经济武器,还使用了众多的非经济手段。从体系层面考察,美国这种政策组合主要可以归因于两点。第一,美国看待国际经济关系尤其是与其他大国的经济关系时主要是透过现实主义的视角,强调经济力量对国家实力的决定作用,并且在经济交往中更加关注相对收益(relativegains)。新现实主义理论大师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Waltz)论述了物质实力对一国国际地位的决定性作用:“一国的国际地位通常随其物质资源的增长而提升。拥有大国经济实力的国家最终都变成了强国,不管他们自己愿意与否。”〔41〕
正因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认为经济关系是国家间实力竞争最为重要和基础的部分,他们认为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崛起必将成为国际体系中的强国,因此将中国经济上的崛起视为对美国经济地位的威胁。出于这种认识,美方自然会动用各种手段应对这一威胁,延迟中国的崛起。
第二,美国在现行国际关系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决定了美国不仅承担了构建和维护现有体系的责任,而且还享有以体系构建者的身份优势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崛起大国进行打压遏制、推卸责任和话语诋毁的特权。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指出,“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在建构国际经济活动的目的和主要规则方面起主导作用”。〔42〕作为二战后的超级大国,美国主导建立了一个全球范围内以其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对这一体系的维护和扩展成为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
当然,当美国以体系建构者的身份规划其世界经济体系时,它根据的是自身的利益和喜好,保证体系建立以后美国能从中持续获取利益,享受制度分红。换句话说,当体系建立后,美国便成为体系特权的享受者。〔43〕美国在当前国际经济体系中享受特权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美元以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通行全球。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就是,美国是当前“惟一一个能用自己的货币支付其全部进口产品的国家”。〔44〕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曾对美国的特权进行了更为透彻的阐述:“对大部分国家来说,其国际收支的盈余或赤字表明了其国际金融地位的强弱。对美国来说,情况正好相反。说实在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经济一直维持国际收支赤字却没有受到任何损伤,这揭示的不是美国的羸弱地位,而是美国在体系中的强大权力……美国可以毫无节制地发行美元,而其他国家却毫无选择,不得不接受美元支付,除非他们愿意承担难以接受的代价。”〔45〕
当中国和其他国家加入由美国建构和主导的国际组织时,美国便可以利用其手中的体系特权对这些国家设定加入组织的条件。美国在中国入世时之所以能够提出如此苛刻的条件并且坚持不让步正是体系建构者特权的表现,体现的是制定规则的权力。而当中国加入了体系之后,美国可以继续利用其体系建构者的地位对中国的表现评头论足,要求其遵守体系规则。与此相一致的是,奥巴马总统近两年来在多个场合的演讲中打出所谓“规则牌”,三番五次要求“中国必须遵守规则”,以此“规范”中国的发展。为此,奥巴马政府还于2012年2月成立了跨部门贸易执法机构,旨在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所谓不公平贸易行为开展调查和执法,确保相关国家遵守国际贸易规则。
同样,美国利用了体系特权对贸易不平衡等问题进行政治操作,将责任归咎于中国等国家。而当中国的发展模式对美国构成挑战时,美国也动用了体系赋予的话语霸权对中国的模式进行贬损和诋毁。
综上所述,面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美国透过现实主义的视角审视对华经贸关系,关注相对收益,对中国的经济崛起抱有强大的戒心。表现在对华经贸关系上,美方对中国产品的出口和中国在美投资处处设防,同时又不遗余力地撬开中国市场,尽量使双方利益的天平向自身倾斜。同时,美国以现行国际体系建构者的身份,充分利用体系赋予的特权和强势话语,对中国的行为进行“规范”。美国俨然以体系建构者和总舵手自居,操纵贸易不平衡等问题,转嫁责任。而当美国自身及其主导的国际体系遇到困难时,又不失时机地拉拢中国,要求中国承担更大责任,做出更大牺牲。面对美国对华经贸政策中的这些政策组合,中国应有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准备。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增强,美国对华经贸政策中的各种手段的使用将会呈现出更为频繁更为严厉的趋势。当然,除了对美方的经贸压力做好准备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需要进一步提高实力,增强塑造现行国际体系和制定规则的能力,努力提高自身的国际话语能力,以期在对美经贸关系上获得更多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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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美元战略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支柱。美元霸权的确立和维持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结束时起,美国就开始走上一条有意识主导世界经济的道路,美元也开始在世界货币体系中占据中心位置。长期以来,美国各界形成一套复杂的行动方案,包括多种政策工具和投资策略,来保证美元的中心地位。正是由于美元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使得美国国内的债务违约在给美国民众带来福利损失的同时,也使持有美国国债的其他各国受到损失。中国作为美债最大的持有者,在美国转嫁债务危机中受到很大牵连。
长期以来,美国凭借其在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中的核心地位,以及长期以来建立的国家信用,通过国会、政界、金融和实业等社会各界,形成一套复杂的行动方案,包括多种政策工具和投资策略,来保证美元的中心地位,并给其他货币挑战美元地位带来很大的困难。
今天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建立在信用本位基础上的全球化货币体系,储备货币发行国承担为全球提供金融流动性的责任。在该体系下的核心货币发行国中,美国独大。
美元币值基础的虚置是美元战略的根本前提。只要没有挂钩对象的限制,而国际贸易又一直主要使用美元结算,理论上,美元就有持续增发和输出的可能,美国就可以自由地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而调节实际币值和汇率,同时通过输出通胀等打压其他经济体和货币系统,甚至可能通过大量增发美元用于偿还巨额国债。正如美国遭受标准普尔降级评定之后,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表示的:由于美国能随时印钞票,因此债务违约的概率是“零”,并强调美债仍属安全投资。而如果量化宽松成为美国货币政策的常态,中国等其他国家或经济体将持续承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居高不下所带来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外部流动性冲击,以及外汇储备日渐缩水的风险。
二战后,美国一手打造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作为全球金融货币运行的基础框架,掌控了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主导权,在全世界进行货币倾销。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又表现出彻底变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决心,有步骤地罢黜布雷顿森林体系。1971年7月尼克松政府宣布停止履行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可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意味着美元与黄金脱钩,此后其他储备货币对美元实行“联合浮动”,放弃与美元间的固定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解体。之后,美国在全球推动建立了一套中央银行制度,使各国货币当局的利率、汇率政策失去独立性,剥夺了其他国家部分货币和金融主权。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牙买加体系,美国大大提高了战略机动性,其国际地位和政策自主性得到空前加强。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元的币值基础成为一个含糊不清的关键问题。而实际上,美元没有一个固定的币值基础,这使得美元的货币供应变得更有任意性,美联储可以根据形势的需要选择大量发行美元,然后在全球范围内分摊由此带来的通胀效应。自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美元与黄金之间的汇率已下跌至原先的1/8左右,可以侧面反映出美元的实质币值一直在下降。然而,只要新发行的美元随着美国不断增长的逆差主要流向国外,美国就不必承担宽松货币政策的主要成本,而可以坐享收益。
1982—2010年间,美国只有在1991年实现了微量顺差(约29亿美元),其余各年份美国的国际贸易都保持逆差,2006年更是达到8006亿美元的高位,换作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保持这样的逆差持续时间和规模。美国持续如此长时间保持如此巨大逆差的前提条件:一是顺差国的外贸以美元计价和结算。为了使所获得的美元保值,顺差国几乎只能在美国有限的领域进行投资,从而使这部分美元又转回美国。二是美国通过各种金融产品,不断向国际社会举债,借助“债务经济”维持其购买和消费的能力。其中,美国国债以其国家信誉为基础,一直被认为保值性较高,从而成为赚得美元的国家“理想”的美元去向。三是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使美国国内产生大量成本低廉的美元。
美国长时间保持贸易巨额逆差的结果是,美国既买进了商品和服务,从而享有世界的财富,增加人们的福利,又回笼了资本,造成美国经济金融持续繁荣,也保证了美元的币值。其他国家投资美国国债越多,就越难以自拔,美元债市的流动性就越高,美国借此也得以为自己的贸易赤字融资。此外,长期的贸易逆差,使得美国几乎无限量地发行美元货币。美国印制一张1美元钞票的材料费和人工费只需0.03美元,却能买到价值1美元的商品。由此,美国每年可以得到数百亿美元的巨额铸币税收益。但是,美国的贸易逆差也使其自身面临贸易赤字的压力。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贸易赤字会影响国内产业发展和就业率。因此,美国需要控制贸易逆差的规模,使得美元和铸币税的获益空间基本吻合。但是,由于美国长期保持一种透支性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政府运作已深陷债务经济恶性循环之中,面对贸易逆差,最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美元贬值。2010年美国出口商品1.3万亿美元,而在美元开始贬值的2002年,出口额仅为6970亿美元。分析家认为,这个增量的1/4到1/3可以归因于美元贬值。通过调节美元币值,美国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贸易逆差的规模,凭借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而稳定地获得净利益。
债务经济的基本原理在于通过发展国民经济,以未来的税收和其他财政收益兑付债券。由于债券需要一定的收益率(通常高于银行利率)以吸引投资者,债务经济实际上是“赌”财政能够从国民经济发展中获得超过国债收益率的利益。这在理论上是成立的。而在现实中,债务经济往往面临几个难以处理的弊端:一是任职者的任期限制引起的举债冲动。尤其在地方政府债务方面,当届的任职者可能为一时的发展大力举债,在其任内完成某一重大项目,但留下沉重的债务负担,届届相继,导致债务累积而引发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二是激励和约束不对称的控权机制。就目前国内的制度设计与执行情况看,举债发展获得好处的机会要比拖欠债务而受处罚的风险大得多,导致天平向举债一侧非理性倾斜。三是对债务的依赖性。西方国家的事例一再表明,一旦开始靠债务维持各种福利项目和财政支出,未来这些支出就很可能因民众的日益依赖而被常态化,从而难以削减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国民经济发展一旦出现风险,债务兑现压力会加大,一切问题就都可能因此而起。因此,我们要非常注意控制债务经济,将政府债务严格限于有充分保障的经济建设项目,并且进行严格的专项审计,扎扎实实地将财政运作的基础建立在牢固的实体税费收入上,以防出现政府债务危机;同时也保证人民币的币值基础不因日益虚化而受到强烈冲击。
在标普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至AA+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还面临进一步的负面影响。如果美国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QE3),美元币值基础贬值会成必然趋势,人民币所面临的将不仅仅是升值压力,还有可能是降临的全球汇率战,使得人民币实际上维持对美元的兑换比率面临更大困难。各国都在力压本币升值,日本已经先行一步干预汇市。由于美国的QE2导致美元实质性贬值,2010年人民币被迫结束盯住美元的政策。在各国货币潜在贬值欲望强烈的形势下,人民币如何维持其汇率,成为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在这种形势下,人民币若要稳定币值,是否需要为自己寻求一个新的货币锚(Monetary anchor),以作为调整国内货币的参照基准?需要看到的是,如果人民币要为自己确定一个货币锚,这个锚必须满足兑现的便利性、远景的稳定增长性和规模的相当性,其对象将面临沉重的压力。无论是黄金、石油还是其他大宗商品或保值品,我们都很难获得足以支撑危急情形下巨额货币兑付要求的储备,而且还面临针对中国急需的上游资源进行投机的风险;而无论是美元、欧元或是日元、澳元,或者它们自身深陷泥潭,或者规模不足,或者本身就波幅过大,都难以单独承载货币锚的功能。
因此,人民币在某种程度上需要摆脱对外部基准的依赖,而依靠自身经济实力、政府财政状况和国家主权信用维系人民币的币值基础。再加上巨额外汇储备,人民币自身的接受程度和兑付基础是稳固的,只需要瞄准各国汇率变化的动向,灵活运用各种市场措施调节汇率,以应对汇率变化和资本流动的挑战。这也是我国实施瞄准一篮子货币政策的意义所在。
在对美元信心下降的背景下,市场抛售美元的趋势增强,而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上升导致市场增持人民币,从而进一步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通过政策引导和各种约束机制来限制国内汇市交易规模,同时扩展国际外汇买卖空间,乘机在国际市场抛出人民币,然后切实加强监控人民币的流入渠道与投资方向,既削减国内M1、M2的规模,又推动人民币国际结算进程,同时抑制人民币过热,降低汇率上升预期。但即使如此,要稳定汇率和国内经济,还是不可避免地会在短期内增加货币供应量,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紧进行分配格局调整,促进分配公平,以尽可能削减CPI及其上升的影响。
在前述的基础上,如果时机恰当,我们还可以从实物方面补强货币锚,提高防范纸币贬值压力的能力。在这方面,最为传统的货币锚——黄金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最终储备地位。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计算,截至2011年9月,中国黄金储备在整个储备资产中的占比仍不到2%,而发达国家黄金在外汇储备中的占比普遍高达60%-70%。“这个比值确实有些偏低。据我国官方数据显示,2011年6月黄金储备仅为3389万盎司,相当于3700多亿元人民币的规模,这个量远不足以应付纸币贬值的压力,维持币值信心。仅香港一地的人民币存量就超过5000亿元,而大陆境内M1的规模至2010年底超过26万亿元,M2已超过72万亿元,而且近二十年来几乎每年都以超过两位数百分比的速度增长,黄金储备的增长速度则远赶不上这一速率,从而造成一定程度的币值基础虚化,将货币锚大部分锁定在国家经济状况和政府信用上。
但就目前来看,国际金价超越1700美元/盎司的历史高位,再行大量买入必将更进一步催高金价,并不现实,可待金价回落后再行补充。鉴于当前货币锚呈现多元分布状态,我们无须强求黄金储备的增速与货币供应量相匹配,只需考虑黄金储备足敷应付一定长时间的大规模支付风险、填补外汇储备支付能力下降的缺口即可。
如果人民币的国际结算能力得到加强,则不仅可以通过输出人民币缓解通货膨胀压力,由此保留一个对冲美元储备压力的消化渠道,还可以在人民币升值时购进大量外国物资、服务或货币,特别是对出口有利的原材料和其他基本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被迫升值的负面影响。目前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试点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推进。2011年5月4日,中日韩(10+3)财长会议在河内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三国已同意启动本币贸易结算研究。三国财长会议的声明水到渠成:“在金融危机后,由于美元从长期来看处于贬值的趋势、美国国债等以美元计价的资产不安全等因素,东亚国家都意识到需要减少对美元的依存度。中日韩之间的贸易受其他国家货币影响也的确不合理。”在新兴市场纷纷认可人民币地位的背景下,汇丰认为,人民币预期将超越英镑成为未来半年全球三种主要结算货币之一。
不过,人民币的国际结算前景仍然受到不少人士的质疑。梅肯研究院一次会议的多数参会者不赞同人民币会取代美元成为全球储备货币的观点,并列举了多个反对理由,如中国政府对经济的管控较为严密(包括对利率的调控),中国债券市场不够成熟等。换句话说,外国投资者对持有人民币后能否进行有效的投资存有疑惑。相比之下,美国的高投资回报率建立在借新债还旧债的基础上,这样的“庞氏骗局”,加上对中国政府及意识形态方面可能存在的分歧,很难继续对投资者产生如此强烈而持久的吸引力。而我们又不能放手让外国人民币持有者任意购买我国资产。在这种情况下,开发合理的投资渠道令外国投资者持有的人民币得以保值,并且保障其自由购买重点保护领域以外的中国资产、货物和服务,将对人民币国际地位上升和对抗美元霸权提供重要助力,在这个方向上我们需紧锣密鼓而又小心谨慎地前行。
我们目前持有大量美国国债,受投资范围限制所致,具有一定的被动性。有评论称,“只要中国继续通过盯住美元的汇率机制补贴出口,它就注定会累积更多的贸易顺差、吸纳更多的美元。此外,鉴于中国难以获得大笔美元股权投资的机会,除了在全球流动性最好的债券市场上购买美国政府打的'白条'以外,其实也没有多少其他选择。”新近亚洲金融合作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建立离岸美元市场,允许一切优质企业发行以美元为计价单位的证券,亚洲制造企业和国家主权基金可以根据需要自由地购买这些不受美国政府控制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从而提高美元资产的运作效率,打破美元霸权战略的牟利循环。这可以使得中国、日本等巨额美元储备持有国获得一个消化美元储备的渠道,减轻维持汇率稳定的压力。
遗憾的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十年内,当初痛定思痛建立起来的区域金融合作机制,始终处于半温不火的状态。2000年,东盟与中日韩财长共同签署《清迈协议》(Chiang Mai Initiative),建立了中日韩与东盟双边互换协议。2003年,东亚建立了第一只亚洲债券基金(ABFI),这是统一亚洲债券市场进程的正式开端。但是,由于《清迈协议》受限于IMF条款,而亚洲债券基金的规模远不成形,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没有发挥什么作用。由前面两个互助安排可以看出,亚洲国家之间的相互戒备还处于比较高的水平,尤其是《清迈协议》规定:需要流动性支持的国家能够立即得到双边协议10%的短期资金支持,剩下的90%要和IMF的救助项目或者是已经启动的临时贷款线(Contingent Credit Line)挂钩。离岸美元市场的建立恐怕也面临这种不利因素,有专家表示,建立离岸美元市场主要障碍在日美,它们出于政治考虑可能极力阻挠。如何有效地说服日本基于巨额美元储备等共同利害关系进行合作,有力推动这一市场的建立,将是未来亚洲金融合作的重心所在。
从根本的制度面来看,我们需要促成国际金融秩序的改革。目前美国在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导致IMF等机构在世界性金融危机和世界均衡发展中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建立利益分布较为平衡的世界货币体系也举步维艰。即使是目前最有望接近“世界货币”的SDR,也还没有一套良好的国际清算服务,和各国货币自由兑换的渠道仍较狭窄。最重要的是,SDR没有较“硬”的币值基础。它不像黄金那样本身具有价值,也不像美元那样以一国经济实力为后盾;它和欧洲货币单位亦有所不同,后者的发行有25%的黄金、25%的美元和50%的各国货币做准备。它只是一种虚构的国际清偿能力,不能作为最后的国际支付手段,很难指望各会员国完全用它保持国际储备。它能加强各国应付国际收支逆差的能力,但很难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特别是各国对IMF的合法性存疑,在对其功能的有效性缺乏信心的背景下,更是如此。
在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全球货币体系缺乏稳固的币值基础之际,为避免国际货币体系陷入各自为战的重商主义策略,陷于竞相贬值的囚徒困境,我们应当尽可能积极谋求推进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增强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并硬化SDR等潜在世界货币的币值基础,使其成为在控制力方面更为均衡的新型国际货币锚,防范美元币值基础削弱给世界货币体系带来的冲击,也给人民币汇率的调节增加一个可选择的依托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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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国家的草创时期,较之于欧洲大陆民族国家的形成而言,其得天独厚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远离欧洲大陆,较少地受到国际干扰势力的阻扰。美国自立国之后,其外交政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保守孤立的,特别是在对欧洲事务方面。但是,随着美国实力的增长和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的外交政策不断演变。在欧洲事务上,这种外交政策的转变,基本上是从华盛顿时期而始的保守中立,转变为积极对外扩张,一般认为,到伍德罗·威尔逊时期完成这种转变。
1776年7月4日,《独立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美国国家建立。1789年3月,乔治·华盛顿就任美利坚合众国首任总统。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新兴的美利坚合众国在内政及外交上逐步有序。
首先,我们来了解乔治·华盛顿的外交思想,而一般来说,华盛顿这种外交政策又主要地针对欧洲列强,即如何处理刚刚摆脱欧洲殖民的美立坚合众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华盛顿在其文集中写到:“…我们对待外国应循的最高行动准则是在扩大我们的贸易关系时,应尽可能避免政治上的联系…”①,“…我们真正的政策是避开与外界任何部分的永久联盟…”②。“…如果我们还是一个民族,在一个有效的政府下,则那样一个时代就不会太远了,到那时我们可以避免外来烦扰所造成的物质上的毁坏,并使我们在任何时候决心保持的中立态度会获得严格的尊重。当交战各国无望获得我们的支持,也不敢轻率地冒险向我们挑衅时,我们就可以根据我们的正义所指引的我国利益来选择和平或战争…”③美国这种保守中立,旨在应对当时外部欧洲强国的威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让美国置身于欧洲纷争之外,尽管其中也经历了曲折,即华盛顿的孤立于欧洲事务之外的外交政策,欧洲列强并不是一开始就买了美国的这笔账。
当时欧洲局势动荡,华盛顿提出的中立外交政策并没有得到欧洲英法两强的认可。尽管1793年4月22日的《中立宣言》已表明了美国不参与英法战争任何一方的立场。但英法两国对美国一再强调的中立却充耳不闻。法国公使在美国,未经美国同意,就肆意在美国领土范围内,打击英国势力,有把美国卷入英法战争的危险。1793年8月,美国要求法国召回驻美国的公使热内,与此同时,法国也要求美国召回驻法公使古维诺尔·莫里。至此,美国于1778年与法国签订的法美同盟基本结束。这一时期的美法关系冷淡下来,美国成功地摆脱了美法同盟的束缚,没有卷入当时英法战争。另一欧洲强国英国也险些把美国卷入欧洲的权利斗争,即在英法开战后,随着英国大量截获美国商船,英美矛盾尖锐起来。为了避免与英国的矛盾升级,1794年11月,英美签订了“杰伊条约”。为避免被卷入欧洲冲突,美国采取了一些列保守中立措施。
再次,1797年3月上台的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因美英“杰伊条约”使他面临着当时法国督政府的挑战,并且形势相当严峻,一度使美法两国达到了准战阶段。但是他谨慎奉行自华盛顿以来对欧洲保守的外交政策,积极展开外交活动,加之法国国内政治环境变换,继督政府之后拿破仑上台,1800年,美国与拿破仑政府签订一项专约,结束了美法的准战阶段。至此,美国的中立外交政策,基本得到欧洲强国英法默认。这一时期,美国对欧洲外交政策,处于极力避免卷入欧洲事务的“自保”阶段。
距约翰·亚当斯不远,詹姆斯·门罗上任美国总统,“门罗主义”即指詹姆斯·门罗在1823年以国情咨文所申明的美国外交政策。简论之如下:1.美国所在的西半球不再对欧洲殖民主义者开放;2.任何欧洲国家试图在拉美国家建立殖民地或对美洲国家实行政治控制的企图,都将被美国视为不友好行为;3.美国将不介入欧洲国家的事务或者他们已经在拉美建立的殖民地事务;4.欧洲决不能以任何方式侵扰任何西半球独立国家的政治状况。“门罗主义”政策这四个概要点,每一点都旗帜鲜明的表现美国自身利益及其对欧洲的立场,这是美国对欧洲外交政策的一种调整,即美国拒绝欧洲列强对美洲事务的进一步介入。
当时的国际形势是:欧洲列强瓜分世界;拉美国家正值独立初期,对美国所提“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口号,寄有一定的希望,寄希望于美国能对新兴的拉美国家提供保护,以抵御欧洲列强的席卷重来。门罗主义是美国外交的胜利,这种胜利可以说是自华盛顿以来孤立外交的延续,但是,美国这种外交政策在相当大程度上已经超出美国立国伊始阶段“自保”的范畴,是在其自身实力相对于不足的情况下,在与欧洲列强的竞争中,力争美国自身国家利益,美国这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欧洲强权的外交政策,在詹姆斯·门罗之后也实施了相当长的时期。正如《大外交》中所述:“从此(1823年)直到十九世纪末,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轴便是扩大门罗主义的应用范围。”④所谓扩大门罗主义,即美国伙同欧洲列强侵略其他国家。
在此后及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美国在外交政策方面,尽力不卷入欧洲强国之间的权利斗争,但是亦慢慢在追随其自身强国之路。欧洲列强在这一时期,顾及于各自国内及欧洲的形势,鞭长莫及于美国的发展甚至是膨胀。
这一阶段,最主要的国际环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次的战争不仅是欧洲的战争,也是一场世界性的战争,战争所卷入的人口数量和领土范围是空前的。当然,欧洲仍然是主要的战场,此时,整个欧洲忙于紧张的战争,战争初期,美国中立政策,置身于欧洲主导的一战之外,作为一战欧洲参战双方的物质供应商,源源不断的向欧洲输出战略战备物资。就美国而言,一战所带来的美国工业产值居世界第一,综合国力居世界第三。美国一跃从一战之前的欧洲债务国变成了欧洲多国的债权国。1918年1月8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发表演说,提出“十四点原则”作为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纲领及战后世界的蓝图。
从十四点计划的内容来看,我们不难看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美国此前的孤立外交政策。公开外交、公海自由、国际贸易机会均等、缩减军备、“公正”解决殖民地问题、给欧洲少数民族以自决权、建立普遍性国际联合机构(国际联盟)。在这些原则背后,隐含着威尔逊所设计的战后国际新秩序蓝图的两个基本要素:商业自由和国际门户开放。因此,这十四点计划,对于欧洲列强及欧洲列强在殖民地利益的一项巨大挑战。
尽管在巴黎和会上,克里蒙梭和戴维·劳合·乔治所代表的欧洲传统势力仍然占和会主导的一方,也在《凡尔赛条约》中获利巨大。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在事实上十四点计划是作为一战交战双方停战谈判的基础,1918年11月11日,交战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在很大的框架内,是与十四点计划息息相关的。何况在其后的华盛顿会议及会议所签订的一些列条约中,美国通过这种国际会议方式,打击了欧洲国家实力。
以五国条约(美、英、法、意、日五国于1922年2月6日所签订的《限制海军军备条约》)为例,从条约内容看,我们不难发现五国条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限制了欧洲国家的军备力量,当然,在一战结束之时,欧洲各国普遍被削弱了,一时难以致力于军备建设,但更深远的影响在于限制了此后欧洲国家军备的发展。此次美国外交的胜利对于欧洲国家的影响,具体说来:对英国而言,结束了英国自1805年特拉法加海战以来绝对的“海上霸主”地位;对于法国来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法国对战败国德国的打压;同时,使德国得以保存其工业基础,意大利也获得了一定的利益,体面地埋葬了英日同盟。另外,很重要的一点还在于,战后的欧洲国家对美国刮目相待,美国已经扭转了长期以来由欧洲为主导资本世界体系。
至此,我们认为,在资本主义体系内,美国对欧洲的外交政策,已经完成了由孤立保守主义到引领扩张。尽管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在巴黎和会上失落了,一战之后建立的国联也为英法所御用,但是美国在华盛顿会议上的全面胜利,已经使得美国在资本主义体系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换一句话说,此后美国的发展受欧洲列强的限制几近消除,美国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成为一枝独秀,并逐渐凌驾于欧洲强国之上,美国积极参与欧洲事务。总而言之,从华盛顿之后到威尔逊时期,美国对资本主义欧洲的外交政策完成了从保守孤立于欧洲事务之外,经门罗主义到威尔逊的扩张干预欧洲权利斗争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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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处于世界经济体系的核心地位,对于他国经济的发展及其可能对美国地位产生的影响甚为敏感和警觉。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创造出了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奇迹,因此引起了美国的特别关注,成为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焦点之一。美方不仅担心中国经济上的崛起会挑战其经济霸主的地位,还担心中国的发展模式会损害“华盛顿共识”在世界上的号召力。为了消除这些忧虑,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组合,经济手段和非经济手段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利用。本文拟对美国对华经贸政策中的经济和非经济手段进行梳理和阐述,并对美方政策组合的主要原因进行分析和解读。
可以看出,美国在其对华经济政策中不仅动用了包括进口限制、出口扩张和汇率在内的经济武器,还使用了众多的非经济手段。从体系层面考察,美国这种政策组合主要可以归因于两点。第一,美国看待国际经济关系尤其是与其他大国的经济关系时主要是透过现实主义的视角,强调经济力量对国家实力的决定作用,并且在经济交往中更加关注相对收益(relativegains)。新现实主义理论大师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Waltz)论述了物质实力对一国国际地位的决定性作用:“一国的国际地位通常随其物质资源的增长而提升。拥有大国经济实力的国家最终都变成了强国,不管他们自己愿意与否。”
正因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认为经济关系是国家间实力竞争最为重要和基础的部分,他们认为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崛起必将成为国际体系中的强国,因此将中国经济上的崛起视为对美国经济地位的威胁。出于这种认识,美方自然会动用各种手段应对这一威胁,延迟中国的崛起。
第二,美国在现行国际关系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决定了美国不仅承担了构建和维护现有体系的责任,而且还享有以体系构建者的身份优势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崛起大国进行打压遏制、推卸责任和话语诋毁的特权。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指出,“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在建构国际经济活动的目的和主要规则方面起主导作用”。作为二战后的超级大国,美国主导建立了一个全球范围内以其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对这一体系的维护和扩展成为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
当然,当美国以体系建构者的身份规划其世界经济体系时,它根据的是自身的利益和喜好,保证体系建立以后美国能从中持续获取利益,享受制度分红。换句话说,当体系建立后,美国便成为体系特权的享受者。美国在当前国际经济体系中享受特权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美元以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通行全球。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就是,美国是当前“惟一一个能用自己的货币支付其全部进口产品的国家”。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曾对美国的特权进行了更为透彻的阐述:“对大部分国家来说,其国际收支的盈余或赤字表明了其国际金融地位的强弱。对美国来说,情况正好相反。说实在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经济一直维持国际收支赤字却没有受到任何损伤,这揭示的不是美国的羸弱地位,而是美国在体系中的强大权力……美国可以毫无节制地发行美元,而其他国家却毫无选择,不得不接受美元支付,除非他们愿意承担难以接受的代价。”
当中国和其他国家加入由美国建构和主导的国际组织时,美国便可以利用其手中的体系特权对这些国家设定加入组织的条件。美国在中国入世时之所以能够提出如此苛刻的条件并且坚持不让步正是体系建构者特权的表现,体现的是制定规则的权力。而当中国加入了体系之后,美国可以继续利用其体系建构者的地位对中国的表现评头论足,要求其遵守体系规则。与此相一致的是,奥巴马总统近两年来在多个场合的演讲中打出所谓“规则牌”,三番五次要求“中国必须遵守规则”,以此“规范”中国的发展。为此,奥巴马政府还于2012年2月成立了跨部门贸易执法机构,旨在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所谓不公平贸易行为开展调查和执法,确保相关国家遵守国际贸易规则。
同样,美国利用了体系特权对贸易不平衡等问题进行政治操作,将责任归咎于中国等国家。而当中国的发展模式对美国构成挑战时,美国也动用了体系赋予的话语霸权对中国的模式进行贬损和诋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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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 教育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引导大学生了解形势,认识社会,关注国家、民族命运和人类文明的重任。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形式与政策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形势与政策”课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本门课程突出将理论教学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的特点,着重培养大学生运用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目前“灌输式”、“说教式”的传统教学方法显然已不能满足这门课程的教学要求。本文将针对大学生的学习特点,参考成人学习理论,对创新“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设计与实施进行探讨。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成人学习理论;教学研究
“形势与政策”课是国家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是一门十分注重理论教学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的课程,对于帮助学生认清国内外形势,全面准确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重要作用,是教育部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体系中纳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2004年和2005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先后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课教育的通知»(教社政[2004]13号)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建设得到了重视,在课程规范化管理和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尤为受到关注,但对于课程教学方面的讨论稍显不足,缺乏有效的理论指导,根据一些研究者开展的关于“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实效性研究,仅有不足四分之一的大学生对教学效果表示满意,目前课程教学依然以传统的“说教式”“灌输式”为主,教学效果甚微。[2]2015年7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下发«普通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教社科[2015]2号),明确指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注重师生教学互动,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注重发挥实践环节的育人功能,创新推动学生实践教学;坚持课堂教学与日常教育相结合,创新发挥第二课堂的教育作用”等内容。因此,“形势与政策”课如何创新教学方法和组织模式,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其学习主动性,提高其学习效率及对理论的运用能力是符合当下高校思政理论课建设要求的重要议题。
一、成人学习理论
成人学习是一种改变由经验形成知识和行为的学习过程,是认知结构组织与再组织。成人比儿童具有更多的经验,对理解新鲜事物并掌握其认知结构具有更强的能力。成人学习有四个法则。第一,效果法则:成人在愉快的环境和氛围中学习,效果最佳;第二,联想法则:成人更愿意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强化对认知对象的掌握;第三,有备法则:成人往往在有需求的时候才会选择学习,强调学习的目的性;第四,练习法则:成人需要通过大量实践练习来加深对学习内容的印象。成人在学习过程中更愿意接受指导性学习,更愿望交流、反馈,主动性和参与性突出。当成人的兴趣和经验得到满足时,其学习动机就会被激发出来。大学生已属于成人的范畴,成人学习理论可以适用于“形势与政策”教学实践中,根据成人学习的法则和特点,有针对性地设计课程,满足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和需求,有利于激发其学习动机,提高教学实效性。此外,美国学者埃德加·戴尔提出的“学习金字塔”模型也能给予“形式与政策”课教学设计很好的启发。按照运用不同学习方法的学习者在两周以后还能记住所学内容的比例(详见图1),直观地展示了不同学习方法的学习效率。他指出,学习效率在30%以下的方式都是个人学习或被动学习,包括“听讲”“阅读”“视听”“演示”,而学习效率在50%以上的都是团队学习、主动学习和参与式学习,包括“参与讨论”“做中学”或“实际演练”“向别人讲授”或“立即在实际中使用”。由此可见,学习方法不同,学习效果大不一样,教师的教学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效果。
二、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目的
“教社政[2004]13号”文件明确了“形式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就是要着重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进行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形势、任务和发展成就教育;进行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活动和重大改革措施教育;进行当前国际形势与国际关系的状况、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对外政策,世界重大事件及我国政府的原则立场教育;进行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政策观教育。[3]紧接着,“教社政[2005]5号”文件明确了“形式与政策”课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中的定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中4门必修课承担着基本理论的教学任务,而“形势与政策”课则承担着将理论与现实对接的重要任务,着重培养大学生应用基本理论发现、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求教学紧密联系社会实际和学生思想实际,通过最新国内外热点难点焦点事件的解析,帮助大学生了解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将知识内化成为思想,从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帮助学生实现健康、全面的发展。高校“形势与政策”课不仅在传授知识,更在传授方法,引导学生在实践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历史,学会用普遍联系和全面发展的方法观察形势,用因果联系挖掘事物的本质,了解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把握形势发展与政策制定的必然趋势,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做到真与善的统一。[2]因此,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更加需要重视学习者的主体性,更加需要调动其参与的积极性,强化其对方法的应用体验,帮助其实现知识的内化,并获得审视判断形势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说教式”“灌输式”的传统教学是很难有效达成本门课程教学目的的,而成人学习理论的观点与实现“形式与政策”课教学目的的要求较为吻合,增强课程的参与性、实践性、互动性,改变学生原来由经验形成的知识结构和行为,全面提升“形式与政策”课教学的实效性。
三、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组织
在成人学习理论的指导下,针对大学生的特点和学习需求,明确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任务和目的,可以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两方面进行具体的教学设计和实施,增强课程教学的吸引力和实效性。
(一)教学内容的组织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所涉及的教学内容多而广,时效性强,课程时间跨度大,但每个学期安排的课时却很有限。因此,精选教学内容是上好“形势与政策”课的核心环节。根据成人学习法则中的联想法则和有备法则,大学生学习更愿意接受与他们现实生活贴近,特别是与他们成长发展息息相关的内容。因此,“形势与政策”课程内容要以问题为导向,更多地回应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从与大学生切身相关的问题引导到当前社会、国家发展形势,从分析形势具体到解读政策,最后教育落脚点仍然要落回到大学生摸得着、够得到的实际生活中。授课教师要善于选取现实中的案例,尤其是大学生身边人身边事,以小见大,增强大学生对党和国家政策的认同。政策解读不接地气,不但达不到好的教育效果,甚至会遭到大学生的抵触。课程教学内容的组织从选定主题开始,即确定具体的教学目的和主要内容,然后以此作为内容主线,筛选各类翔实的支撑论证素材。根据成人学习的特点和学习金字塔中不同学习方式的学习效率排序,“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需要多种教学方法的组合,尤其是要开展师生互动教学,因此,教学素材的数量要丰富,形式要多样,如图表、视频、翔实的数据和完整的案例,这样才能满足不同教学方法对素材使用的要求。此外,“形势与政策”课的内容具有较强的时政性,教学素材必须来源于正规的官方媒体和渠道,是国家和社会对外正式公布的数据和事件,能够正确代表国家和社会主流的观点,切不可随意在网络中搜索、下载未经证实的素材内容。
(二)教学活动的组织
教学活动组织实质上是指教师组织引导学生主动作用教学内容的过程及其方式。时间和空间都极为有限的传统课堂教学活动已不能满足目前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要求。学习金字塔中更为高效的团队学习、参与式学习、体验式学习等方式需要不断拓展课堂教学的空间和时间。因此,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活动应充分利用高校的现有资源,以课堂教学为主体,辅以网络课堂、实践课堂,形成立体化的教学模式,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满足大学生的学习需求,提高课程的教学实效性。利用互联网延伸形势与政策教学的时间和空间,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微话题讨论、优秀视频和读物推荐、学习成果分享、教学答疑等活动,进一步丰富教育资源,创新教学方法。形势与政策教育还要与校园文化活动、寒暑假社会实践活动、青年志愿服务活动等第二课堂活动结合起来,使学生在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中,在广泛接触社会的实践中增强对国家、社会发展变化的感性认识,加深对国家政策的理解和思考。课堂教学应着重发挥主导教学的作用,以教学主题引导网络教学和实践教学中的各个环节,形成层次丰富,内容联系紧密的教育活动链。同时,还要注意及时收集学生在参与各个教学活动中出现的典型案例和问题,在课堂教学中给予充分的分析与评述,倡导、鼓励正确的学习方法和价值取向,及时指出学生在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和错误的观点,进一步巩固和升华教学成果。建立立体化教学模式符合“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目标的要求,也符合具备成人学习特点的大学生的学习需求,有利于提高本门课程教学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1]王包泉.全国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建设与教学研讨会综述[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1(7):116-117.
[2]苏琪.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实效性研究[D].太原:山西农业大学,2014:14-15.
[3]周树辉.全国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开设情况的调查与思考[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3(1):127-129.
[4]林钻辉.成人学习理论视角下大学生创业课教学研究[J].中国成人教育,2014(5):128-130.
[摘要]从课程与教学论的视角来看,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已经具备一门课程的基本形态。但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在课程建设方面,有一系列关系亟待理顺。以问题为导向,从多学科研究角度,基于“学问逻辑”的视角,紧扣治国理政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部署,结合“教学逻辑”,向学生阐释关乎国家发展的大问题,这是当前“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设计的一个基本思路与构想。教学方法问题是“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应当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结合特定的教学组织形式,研究能体现教学思想、展现教学能力的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形成自身独特的教学风格。由于“形势与政策”课的多学科性和跨专业特点,教学活动需要组合多种教学方法。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学问逻辑教学逻辑教学方法
高校开设“形势与政策”课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为帮助大学生认清国内外形势,全面准确地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而作出的重要决策。目前,“形势与政策”课已经具备一门课程的基本形态,但还存在一些问题。为进一步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的精神,借鉴上海大学开设“大国方略”课程的成功经验,笔者提出了深化“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的思路和构想。
一、“形势与政策”课的教育逻辑基础
从课程与教学论的视角看,“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形势与政策”课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是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程。从全国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开设情况来看,绝大部分高校已经把“形势与政策”课列入学校的教学计划并规定了学时、学分,由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或学工部、宣传部)组成一支基本的教师队伍,每学期以教育部社会科学司下发的“教学要点”为教学内容。因此,“形势与政策”课已经具备一门课程的基本形态。当前,“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的发展态势总体是好的,但在课程建设方面也还存在着发展不平衡、课程管理不规范、教学工作不适应、课程教学效果有待增强等问题,[1]尤其表现在“教学内容流动变化大”“教师队伍建设不适应”“学科建设方向不明确”等方面。[2]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指出,要以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为重点,加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管理,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新方式和新途径。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要求,坚持改革创新、注重实效,准确把握师生思想状况,创新工作理念和方式方法,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不断增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如何进一步深化“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已经提上了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议事日程。加强和改进高校宣传思想工作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2014年冬季学期,上海大学开设了“大国方略”选修课,由10余位校内外知名专家学者组成教学团队,以问题为导向,从多学科视角向学生深入解读党的以来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学生讲授世界变化进程中的中国故事,进一步理解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方面的富有创见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要求,开拓了当代大学生视野,引导大学生深刻认识中国梦和中国道路,增强青年学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的信心和社会责任感。“大国方略”课程开设以来,在学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受到了学生的普遍欢迎、社会主流媒体的广泛报道。在学生的课后随堂反馈中,我们感受到“大国方略”是有益的尝试。借鉴上海大学开设“大国方略”课程的成功经验,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改革。
二、“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的学问逻辑与教学逻辑
从课程与教学论的视角看,一门课程涉及教学什么、何时教学、如何教学等问题。其中,课程与教学内容的编制必须考虑两个基本因素:一是作为教学内容的“学问的知识结构、系统、逻辑”;二是不同发展阶段学生的认知方式、结构、过程不同。[3]有学者把前者称为课程与教学内容的“学问逻辑”,后者称为“教学逻辑”。本文中的“学问逻辑”包括“当代社会生活经验”,“教学逻辑”内含“学习者经验”。[4]“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照《通知》的要求,“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主要是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进行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形势、任务和发展成就教育;进行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活动和重大改革措施教育;进行当前国际形势与国际关系的状况、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对外政策,世界重大事件及我国政府的原则立场教育;进行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政策观教育等。由于“形势与政策”课时效性强,需要紧跟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与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全国统编教材不同的是,它没有固定的教学内容和教材,各高校基本上是以教育部社会科学司每年两次下发的“教学要点”作为“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有的高校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只局限于每年“两会”、党的重要会议召开和重要文件颁布时,主要是向学生解读会议和政策的重要精神。从课程编制的逻辑来看,“形势与政策”课作为学科的教学内容,应该以科学、学问为依据引申出来,并反映“当代社会生活经验”。但是,“教学内容动态变化”,“学科建设方向不明确”,不利于“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发展。事实上,“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法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多门学科,并充分体现了“当代社会生活经验”。
2015年8月,教育部发布了《2015年下半年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要求深入学习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重大活动和热点难点加强思想教育和引导,深入阐释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趋势性变化,准确把握农业农村发展的主线、改革任务,深刻认识大国关系演变态势,宣讲“一带一路”战略和建设重点,关注全球经济增长态势,全面理解中国外交战略布局,等等。上述内容几乎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涉及高校学科分类目录中的大部分学科,属于多学科、跨专业的范畴。那么,如果我们把“形势与政策”课列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不是可以解决其“学问逻辑”的问题呢?即使这样,照搬“学问逻辑”作为“教学逻辑”来应用,也未必妥当。要使学问的知识逻辑“加工”成“学科构成”的逻辑,就必须考虑学生的认知发展、心理成长的阶段性特点。认知发展阶段、“学习者经验”不同,人们的“心智运算”的结构在质上就不相同,于是出现了具备其固有特点的掌握知识的“认识逻辑”。[5]因此,“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如何厘清“学问逻辑”,并实现“学问逻辑”和“教学逻辑”的有机统一,是我们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进行设计的一个基本思路。上海大学讲授“大国方略”课程的10多位教师中,有学科专业背景深厚的校领导,有主管学院教学工作的副院长,有教学名师,也有在学界颇具名望的专家教授。授课成员的学科背景各异,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学、历史学、哲学、国际关系学、经济学、法学等多个学科。他们从聚焦青年学生关注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开展集体备课,针对当今大学生的认知方式、特点及“学习者经验”,进行团队教学。“大国方略”教学内容贴近社会现实,内含“当代社会生活经验”,如“中国梦,谁的梦”“中美真的能坐在一张椅子上吗”“中国高铁驶向何方”“中国能第一口咬到‘苹果’吗”“我们会被全球化淹没吗”等,引领学生熟悉本课程相关的基础理论知识,掌握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并能够运用这些知识和方法去分析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把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大国方略”讲授时注重从问题切入,在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解析中加强对学生的思想引导。教学采取课前网络采集问题、课中讲解并现场提问、课后深度评析的方式进行,全程以问题作为线索统领框架,按照问题的不同领域分类,依据问题的深入程度分层,讲授时如层层剥笋,展现出曲径通幽、柳暗花明的教学魅力。“大国方略”课程通过教学过程中“学问逻辑”和“教学逻辑”的有机统一,受到了学生的普遍欢迎。以问题为导向,从多学科研究角度,基于“学问逻辑”的视角,紧扣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部署,结合“教学逻辑”,向学生阐释这些关乎国家发展的大问题,这是当前“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中内容设计的一个基本思路与构想。
三、“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方法的运用策略
纵观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我们可以发现:从改革的实践来看,恰恰是在教学方法改革方面取得的成果不多。在高校课堂上,填鸭式、灌输式的讲课方式依然存在,而启发式、研讨式的教学方式尚未全面推广。尤其是广大教师对于教育资源有限,班级授课制、课堂教学在当前乃至今后仍将是高校教学的重要教学环境等因素缺乏有针对性的改进策略的研究。上述现象也同样存在于高校“形势与政策”课领域。《通知》要求广大教师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新方式和新途径,根据教学的需要和学生的特点,灵活运用多样的教学方式。然而,当前“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大多以大班授课为主,并以在大礼堂组织报告会、录像教学转播或班团组织活动等形式作为辅助形式。一个教师几乎承担了全部的课堂活动,面对100多名学生,教学内容缺乏活泼新颖的宣讲材料,甚至采用照本宣科式“一言堂”的授课方式。如今,“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与当代大学生接受信息的多维化、接受手段的多样化以及思维方式的多元化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如何增强教师教学方式的适用性,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等,已成为广大教师进行教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教学方法问题是“形势与政策”课教学领域的基本问题之一。从课程与教学论的一般意义上讲,教学方法是为了达到一定的教学目标,教师组织和引导学生进行专门内容的学习活动所采用的方式、手段和程序的综合。[6]
教学方法除了要体现特定的教育价值观(即指向实现特定的课程与教学目标)外,还需要特别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教学方法受特定课程内容的约束。“我们并不否认‘一般教学方法’的存在,但是,这些教学方法的一般要素与规范要真正对教学过程起作用,还必须与特定的课程内容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反映了特定课程内容的内在要求,这是一般教学方法的具体化过程,这种具体化是深刻的质变过程,而不是在各种具体课程内容中简单地对一般教学方法进行‘贴标签’的过程。”[7]二是教学方法还受到教学组织形式的影响。教学组织形式会直接影响到教学方法的选择策略。显然,班级授课和个别化教学所采用的教学方法是不完全一样的,甚至班级学生人数的多少,也会影响到教学方法的选择。如果某一课程的实践性要求很高的话,其实践教学的组织形式会有别于课堂理论教育的组织方式,教学方法也会因此有所不同。上海大学开设的“大国方略”课程,每星期1次,每次3个课时,其中,2个课时采用“项链模式”讲授,1个课时进行现场答疑,师生互动、生生互动。“项链模式”授课方式的特点在于,由1位教师作为课堂主持人,另外1-2名教师作为嘉宾,联袂授课。课堂上,主持人把握课程与教学内容的主题、控制教学节奏,构成“项链”的基座;嘉宾教师根据所讲授的内容,应用其特有的教学方法(如讲授法、演示法、提示法等),像“钻石”一样镶嵌在“项链”上,通过深入阐释课程内容,并根据学生课堂反应,回应学生的问题。不同的教师承担不同的功能,有各自的教学任务,彼此配合,相得益彰。课外学生通过登陆Blackboard网络教育平台、上海大学BBS论坛及微信等进行学习反馈。考核以学生即时表达感受、撰写读书报告或课程论文等确证理解和阐述观点,教师分析点评,用循环式随堂反馈取代一卷式期末考试。“大国方略”课程把教学形式与考核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教学是一个整体,教师是一个团队。“大国方略”课程的成功表明,教师的教学活动不能仅仅局限于传统的个人讲授,而应该是一个团队的集体行为。
目前,“形势与政策”课采用的“一人一班一学期”教学模式是建立在每位教师都是百科全书式人才的假设基础上的。如何建立专兼职教师共同参与“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长效机制,以解决“形势与政策”课的学科综合性强与教师专业背景相对单一的矛盾,提升为学生解疑释惑的能力,更有效地传播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这是“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需要考虑的问题。2015年7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做到理念手段先进、方式方法多样,为此要改革教学方法,创新教学艺术,倡导集体备课和名师引领,强化问题意识和团队攻关,这为深化“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指明了方向。一方面,我们必须坚持配备高素质的专职教师,负责“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坚持把专职“形势与政策”课教师纳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编制,努力建设一支专职为骨干、兼职为主体,专兼结合的教师队伍;[8]另一方面,教学方法不是以独立于教师之外的实体形态存在的,而是教师内在素质在教学活动中的一种外化。[9]教学方法的文化制约性,是教学方法个体性的自然延伸,所以我们不能完全照搬别人的教学方法。“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应当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结合特定的教学组织形式,研究能体现教学思想、展现教学能力的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形成特有的教学风格。由于“形势与政策”课的多学科性和跨专业特点,教学活动往往是组合了多种教学方法才得以开展的。如果教师仅以一种教学方法为追求,排斥其他教学方法,而不是根据“形势与政策”课的具体教学内容,通过相适应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把教学内容有机地组合起来,效果必然不会很好。因此,“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还应当注意多种教学方法的组合运用和整合运用。
参考文献:
[1]叶忠明.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教育探索,2013(8).
[2]王包泉,王民忠.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实践与思考[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3(6).
[3][5]钟启泉.现代课程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265,266.
[4][7]张华.课程与教学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191,211.
[6]马云鹏.课程与教学论[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5:260.
[8]王包泉,隋俊宇,刘姝.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及发展趋势[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7).
[9]徐继存等.课程与教学论问题的时代证明[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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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是企业会计信息生成的基础,是会计发挥其功能作用的重要实现形式,并且会产生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后果。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会计政策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会计政策变更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主要包括会计方法变更、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个体变更等方面的内容,对企业当前损益以及后期各阶段的损益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世界各国和地区不同企业虽然对会计政策变更的财务处理方法有所不同,但是均要求会计政策变更后的企业能够全面揭示会计政策变更的理由和内容,以方便报表使用者细致了解,增加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和可理解性。
一、铁路企业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与特点
鉴于铁路企业的规模较大,企业发展涉及到的资金一般都较多,企业会计政策的变更工作需要制定严格、合理的变更制度,采取积极的资金管理手段,保证铁路企业的资金能够实现有效的控制和管理,提高企业资金的利用率。就目前来看,我国铁路企业在会计政策变更工作中,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严格的调控。
(一)会计计量属性
会计计量是根据一定的计量标准和计量方法,将符合确认条件的会计要素登记入账,并报于财务报表而确定其最终金额的过程。从企业会计的角度看,计量属性主要反映的是会计要素金额的确定基础,在铁路企业发展过程中其主要包含历史成本、重置成本、现值和公允价值等方面的内容。在新的会计政策变更过程中,铁路明确将公允价值作为会计计量属性的重要指标之一,摆脱了传统多重计量属性并存的计量模式,使企业的会计政策管理目的更加明确。
(二)存货的计价方法
在传统的会计政策影响下,铁路企业的存货计价方法主要遵循后进先出的原则,然而在新政策的影响下,规定企业应当采用先进先出、加权平均以及特殊计价的方式对企业的存货成本进行确定,使计价方式更加趋于科学化、合理化。
(三)无形资产开发费用的资本化
铁路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需要对企业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等进行统一的管理。以无形财产为例,在传统的会计政策中,为简化企业内部的财务管理工作,一般都将其全部计入企业的当期损益中,存在很大的盲目性,新的会计政策中将无形财产的研发分为两个阶段,研究阶段的支出,发生时记入当期损益,而开发阶段的支出,可资本化确认为无形资产。
(四)企业合并区分合并类型
在复杂的社会环境影响下,不少铁路企业为寻求更好、更快的发展,与业内其他企业组成合作伙伴,将各自企业进行统一的合并,旨在提升其市场竞争力。传统的会计政策是不区分企业合并类型的,导致对合并后的企业定位存在较大的偏差,不利于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进行,会计政策变更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对企业合并的类型进行区分,区分同一控制和非同一控制企业合并,并采用不同的会计核算方法。
二、会计政策变化对盈余管理的有效控制
会计政策是企业进行会计核算,最终形成会计报表所需要遵循的原则和方法,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企业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对会计政策进行调整,为企业管理当局提供操控利润的空间。新准则下的会计政策较多地压缩了可选择项目,一般表现在存货计价后进先出法的取消、资产减值准备一经计提不得转回以及企业的合并原则重新规范三个方面,这些内容在上节的概述中已经给予讨论,有效限定了企业盈余管理的空间,有助于实现了对盈余管理的有效控制,有助于提升会计信息质量。
三、会计政策变更引发新的盈余管理手段
从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来看,新准则下在减少会计核算方法的选择权,达到缩小企业盈余管理空间方面做出的努力。企业会计政策的制定是在会计信息可靠性与抑制盈余管理行为之间的权衡,并不是单单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遏制。
(一)公允价值适用范围的扩大
企业公允价值的运用体现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有助于提供利益相关者做出决策的会计信息。公允价值的使用需要活跃的市场作为前提,同时必须取得可靠计量,现阶段我国企业处于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允价值的全面引入,势必会为企业的盈余管理提供新的可操作空间。
(二)无形资产研发费用资本化
企业会计政策变更的重要内容就是无形资产的改革,由于企业对于研发阶段和开发阶段的界限划定不是很清晰,需要企业管理部门增加必要的主观判断,在区分两个阶段时也不会以企业无形资产的真实情况作为依据,而是利用将会计政策服务于企业业绩,根据企业利润最终实现两个阶段的划分,达到为企业盈余服务的目的。
(三)债务重组准则
新的会计政策中规定,债务重组交易以公允价值计量并允许债务人对重组收益进行确认,这就意味着对企业的利润带来了新的保障,而且这种变化往往带来的是高利润,为企业的盈余管理提供了条件。
四、总结
在新的社会背景和市场经济条件下,铁路企业的发展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需要各企业根据自身发展现状和需求,对会计政策进行科学、合理的变更,注意会计政策变更下各项内容的调整和改善,全面分析其对盈余管理工作的影响,将企业的盈余管理工作做好。
一、会计政策选择及概念分析
会计政策就是企业在进行会计的确认、计量以及会计报告中所遵循的原则、依据以及具体的会计处理方法。会计政策选择则是指企业在外部宏观的会计政策规定下,按照企业的实际情况以及实际需要,对会计政策的确定行为。企业进行会计政策选择不仅仅是为了进行会计核算以及处理会计业务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会计政策选择对企业内部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经济以及分配关系等进行处理。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企业会计政策选择可以确保会计工作的合法合规性
企业进行会计政策选择,其前提就是以会计法规作为依据,重视会计政策的选择,势必会要求会计政策选择应严格遵守会计法律、法规以及规章制度并在其范围内合理确定符合企业自身实际情况的会计政策,因而可以确保企业会计工作的合法合规。
(二)会计政策选择有助于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
会计信息主要是企业在经济业务活动中所产生的各种数据,就企业而言,在会计核算中做出不同的会计政策二是新会计准则推动会计科目的规范化。会计科目是根据经济内容而设置的,要求呈现出客观存在着的会计要素。对比新旧会计准则,你会发现新会计准则中增添了许多内容。例如,金融工具的使用和投资性地产的新业务。为了推动会计事业的发展,就必须要在原有的会计科目上增添一些新的内容,来适应会计行业和时代的发展,使会计科目更加地全面和具体。与此同时,这样的做法也避免了一些单位、公司、企业因为特殊因素而不顾忌财务制度规定的会计科目胡乱记账的行为。第三是新会计准则推动记账结账的规范化。在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着单位、公司、企业记账不规范,结账不及时的情况。有些单位、公司、企业为了提高利润,或者为了应付某些考核指标,记账不按时进行来更换一些会计凭证,这样的行为严重与会计基础工作制度相违背,还导致了一系列问题,例如会计信息不真实。新会计准则推动了会计报告的规范化发展,因为新会计准则对会计工作有了更高的要求。同时,新会计准则不仅与国际财务报告制度相趋同,而且它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更加全面、可观、科学。
二、新会计准则推动会计规范的完善
会计规范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根据自身特色,为满足会计目标外部和内部要求所建立、形成的,对会计工作具有深刻而又意义的影响。任何一种结果的产生都有它存在的缘由。各单位、公司、企业中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的素质、水平高低不平,这是会计制度没有对会计人员素质做出明确的规定的结果。新出台的会计准则中根据从事会计行业不同的职位,具体对会计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思想道德修养、综合素质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由此可见,新会计准则的实行有利于推动会计规范的完善与发展,为会计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时也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三、结语
新会计准则的发布施行,可以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推动市场合理化,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顺应全球化的战略,使单位、公司、企业顺利且有秩序地引进来、走出去,保障社会公众利益,同时推动会计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使会计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有序化,推动会计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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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传统计划调控手段功能作用的削弱,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已成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主要工具,两者的协调配合与灵活运用,是一个国家经济运行是否稳定的必要条件。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货币政策论文,供大家参考。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简称“两大政策”)是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两大基本工具,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国家通过扩张或紧缩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对经济运行进行适时适度的调控,从而保证经济的健康、稳定、协调发展。
一、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回顾
一般来说,两大政策配合有双紧、双松、松紧和中性四种模式。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两大政策协调配合大致可总结为六个阶段。一是1979年至1992年是我国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重要时期,两大政策是以“松”为主的协调搭配;二是1993年至1996年,两大政策从“双松”到“双紧”,对于实现经济的“软着陆”起到了较大作用;三是1997年至2004年,我国开始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四是2005年至2007年,我国实施了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五是2008年至2010年,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为防止经济严重下滑,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六是2011年至今,我国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
二、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
(一)增长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转换
2004年到2007年,我国经济连续五年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回落到一位数增长,2012年至2014分别回落到7.8%、7.7%、7.4%的年增长率,2015年一季度,增速回落至7%,未来较长时期,我国经济将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
(二)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换
我国产业结构正在逐步优化,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换。2015年一季度我国经济虽然增速放缓,但第三产业快速发展,成为创造就业和稳定就业的主渠道,需求结构优化,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进一步提高,收入分配趋于改善,居民收入增长快于GDP增长,出现了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分配改善的新趋势,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均衡性和包容性明显增强。
(三)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
我国经济正逐步转换增长动力,逐渐转入创新驱动型的新常态经济。2015年一季度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1.4%,比工业平均增速高5个百分点;与互联网有关的新型业态继续高速扩张,网上零售额增长41%,快递业务量增长46.8%;新主体、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新动力正加快孕育。
(四)资源配置由市场起基础性作用向起决定性作用转换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2015年,随着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简政放权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市场准入门槛降低、行政审批事项再下放或取消,提升了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发展活力,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增强。
三、新常态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面临的挑战
(一)传统调控经验失灵
在新常态下,传统的刺激手段因快速的结构调整而出现效率下降。如何确定宏观调控目标,如何选择政策搭配,成为摆在两大政策面前的重大问题。
(二)政策空间受到挤压
在新常态下,两大政策空间被大大压缩。财政政策方面,在7%左右的经济增长状态下,税源收缩,税收收入增长速度下降至个位数,尽管在预算安排中已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降低了财政收入增长的预期,但实际增长有可能仍然低于预期,而教育、医疗、养老、环境等公共支出的刚性增长,财政支出增长随之呈现出越来越刚性化的特征,财政收支缺口形成的赤字增加。货币政策方面,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领域的全面开放、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以及影子银行、利率市场化改革、互联网金融等的出现都对货币政策操作带来了影响。
(三)对政策搭配要求更高
新常态下既要使积极财政政策加力增效,又要保持财政赤字规模适当,既要使稳健货币政策松紧适度,又要使货币政策调控更具灵活性和针对性,这是两大政策面临的又一挑战。
四、新常态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优化路径
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两大政策要适应新常态,不断做出优化与调整:
(一)两大政策协调配合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目前以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的搭配下,要进一步简政放权,让市场更好地发挥“优胜劣汰”、调整结构的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加快发展方式转变。
(二)两大政策协调配合要进一步强化供给侧管理
货币政策的调节通常带有总量调节特征,而财政政策在配合、策应货币政策时,需把现阶段以赤字规模和举债安排为代表的宽松政策与明确的“区别对待”结构导向政策相结合,从而在稳定经济总量的同时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
(三)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必须服务于推进财税、金融等深化改革
2015年是全面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年。财税改革将在预算管理、转移支付、地方债务置换等诸多方面出台的新政策。金融方面将实施存款保险制度、利率市场化改革、大额存单、清算市场开放等改革,都需要两大政策协调配合。
(四)两大政策协调配合必须要提高财政预算管理和国库现金管理水平
提高两大政策协调配合效应,必须要按照新的《预算法》加快推进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积极建立国库单一账户制度,逐步使财政性资金收付全部纳入国库单一账户统一管理,强化财政部门对财政资金的预算管理。同时本着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相结合的原则,进行科学有效的国库现金管理,这样既能减少财政资金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又能提高财政资金效率。
(五)两大政策协调配合需要进一步强化财政和央行的协调机制
应加强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在实施政策之中的衔接和配合,建立信息共享和交流机制,整合财政、央行的信息优势,从而强化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力度。
一、我国民营企业融资状况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民营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其经济地位与作用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逐渐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在民营企业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其对资金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可以说,资金是支持我国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然而,我国民营企业的融资现状却不容乐观,融资问题甚至已成为制约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瓶颈。企业的融资方式主要有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两种,内源融资是我国民营企业的主要渠道。根据抽样调查显示,我国民营企业的自我融资比例高达90.5%,这意味着我国民营企业基本上是靠自有资金发展起来的。我国民营企业的融资结构实际上处于一种严重失衡的局面,具体表现在:
(1)一方面,作为我国GDP增长主要贡献者的民营企业有着迫切的融资需求;另一方面,有关的融资制度仍然向国有企业倾斜,这就造成了民营企业对融资的需求大大超过现有的融资供给,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阻碍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2)间接融资渠道不畅,贷款困难,使民营企业的发展只能主要依靠白有资金,靠自有积累滚动式的发展远远不能满足民营企业快速壮大的渴求,减缓了许多民营企业“做大做强”的步伐。
(3)间接融资中,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的结构失衡。我国的商业银行主要是国家银行,它们的服务对象多以国有企业为主,民营企业很难从商业银行取得贷款。
(4)与各种渠道的贷款等间接融资相比,能够通过证券市场直接募集资金的民营企业不到万分之一,直接融资难的问题比间接融资更加突出,在作为民营企业主体的中小企业中这种失衡尤其明显。
二、我国民营企业融资状况分析
(一)管理水平落后
我国的民营经济绝大多数是中小型企业和个体户,管理水平不高,企业制度也不够规范。企业规模小、人才缺乏,民营企业在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之后,随着企业规模的壮大,管理水平落后的问题越来越凸显出来。
(二)信用意识不强
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诚信观念比较淡薄,社会信用欠佳,使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加大,从而造成民营企业的贷款困难。
(三)国有金融机构对民营经济金融服务的动力不足
由于国有企业具有稳定就业的作用,维持国有企业的稳定与增长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就显得格外重要,因此国家需要为国有企业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这一任务就成为国有金融机构的重要使命,由此形成了国有企业与国有商业银行信贷支持的刚件依赖关案。
(四)面向民营企业的服务体系不完善
一是我国的政府机构包括各级地方政府基本不是依照民营经济运行的需求设置的,缺乏统一的民营企业服务管理机构,使有关民营经济的政策政出多门。造成了政策混乱,有时甚至相互矛盾,政策的透明度、公允性、针对性及其实施程度也因此而大打折扣。二是专门扶持民营企业的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缓慢。我国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主导银行有城市商业银行、城乡信用社和中国民生银行等,与国有商业银行相比,这些银行实力较弱,而且城乡信用社在结算、服务功能、资金实力等各个方面远不能满足民营企业发展的需要。三是高水平、权威性强的社会中介机构发展缓慢,个人信用评估体系和企业质信评估不健全。
三、近期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整情况及对民营企业融资产生的问题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制约企业正常经营发展的瓶颈很多。主要有:
(一)原材料价跌过快
2008年上半年原材料价格猛涨,下半年价格猛跌,原材料价格波动大而不稳带来连锁效应,产品价格严重下降,导致企业生产成本过高,负债经营,加之很多供货企业停产、破产,导致企业举步维坚、生产困难。
(二)资金不足、企业融资难
虽然国家出台了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有关政策,降低了银行贷款利率,调增了商业银行信贷规模,但是银行对中小企业发展信心不足,特别是当前金融危机这一大背景下,银行为了降低风险,加紧收缩银根,对中小企业实行“限贷”、“惜贷”、甚至停贷,尤其是国有四大银行。
(三)企业规模小,处在产业链的底端,抗风险能力弱
原材料价格持续下跌,带来了产品的快速降价,用货企业限产、停产、乃至破产,造成市场萎缩,产品无法销售,库存压力加大,企业维持艰难。四是工作人员思想不够解放,办理审批手续时间长。有关部门对项目的审批程序繁琐,工作人员胆小、怕出事、怕负责任,工作效率不够高;对审批条件都已具备的项目,却反复查找问题,拖延了审批时间。
四、货币政策对民营企业影响及建议
(一)货币政策对民营企业的影响
货币政策对民营企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货币政策调节货币供应量使企业资金供应充足或紧张。货币政策无论其目标如何,方法怎样,从资金供应角度看,理论上说无非是两种:一种是紧的货币政策,另一种是松的货币政策。但在实际执行中却大都是紧的或松的货币政策交替实施。
(2)货币政策调节利率水平,是企业筹资成本变化,进而改变其资本的供求。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政策过程中,要经常调整其再贴现和再贷款利率。中央银行如果实行紧缩政策,则调高利率。其结果专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取得贷款时要付出较高的利息或贴息,专业银行必然也要提高其贷款利率或帖现率,从而使得整个利率水平上升,企业的筹资成本也相应上升,如果企业产品的销售价格不变,就必然要减少利润,这会迫使企业压缩资金的占用和需求,进而缩减生产规模。
(3)货币政策影响物价变动,间接影响企业生产、流通。这属于货币政策对企业的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中央银行为刺激经济而采取信用扩张政策上。信用扩张会使得货币供应量增多,货币供应量如果超过生产流通所可观需要的货币量就会促使物价水平上升,导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表面上看,对企业有利。因为企业可以随之提高产品的销售价格,从中牟取超额利润。但仔细分析却不尽然,因为企业的生产成本也要上升。
(二)建议
民营企业融资困难的原因可以看出,民营企业要求得发展,必须首先克服自身缺陷,要运用现代管理理念规范企业行为,完善内部管理,降低经营风险,提供高质量的财务信息以降低金融机构监督成本,从而降低自身筹资成本。其次,要进一步开发资本市场,拓宽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其主要做法如下:
(一)切实帮助企业缓解劳动成本压力
政府要加大宣传力度,帮助企业和员工全面正确理解劳动合同法,避免劳资双方对条款的片面理解引起不必要的劳动纠纷。当争议或纠纷发生时,有关部门应辅以事先告知、核实,站在公正公平的立场上,然后再行查处。政府应当成为劳资双方利益的“调节器”,以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实现双赢。建议县政府能根据行业特点,出台符合行业生产规律的如不定时工时制、弹性用工制度等条款,对本岛实体型企业制订相应优惠政策,鼓励已有的实体型企业多招收本地劳动力,对招收本地人员需缴纳的小城镇保险金(每人每月约433元)与招收外地民工缴纳的综合保险金(每人每月约220元)的差额由财政给予一定补助解决,切实帮助企业缓解劳动成本压力。在应对当前金融危机的特殊时期,建议政府能采取一些特殊措施。例如,面对当前企业开工不足而多余的员工,可通过企业工会和职代会,允许企业与员工协商,对员工工资实行按5天计算支付制度,日工资水平按照960元/22天计算,每天44元,以5天工资为最低计算单位,即员工基础工资为220元,如企业开工不足,对暂时停业在家的员工,给与220元/月的最低生活保障工资,对超过3个月还未上岗的员工,企业暂停发放最低生活费,员工的社会保障费仍按照原来办法解决,让员工和企业共渡目前的“寒冬”,待形势好转时再行恢复。
(二)拓宽融资渠道,切实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
一是建议政府组织开展多种形式中小企业与金融机构的融资合作,协调金融部门优化金融产品,增加放贷额度,简化放贷程序,优化金融服务,全力支持中小企业渡过难关,最大限度地满足民营企业不同层次的融资需求。二是尽快建立和完善县、乡镇两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基金,将其纳入年度预算,并逐年扩大专项资金规模。建立和完善包括信用担保、互助担保、商业担保在内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贷款担保难的问题。三是创造条件,尽可能多建立小额贷款公司,直接满足企业部分资金需求。在健全融资担保体系的同时,要建立健全民营企业服务体系中的人才服务、市场服务、技术服务、信息咨询服务等一系列服务体系,从而为民营企业提供全面服务,扶持其健康成长,为民营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培植良好的客户群体。此外,还应建立健全与民营企业融资担保相关的企业评级、项目评估、资产评估、代偿制度等配套制度,为民营企业融资担保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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