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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和信息时代的发展,计算机的应用已经深入到生活中的各个领域。 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电子计算机网络方面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1标准研究进展
目前,很多标准化组织都从不同角度对移动网络能力开放问题展开了研究。OMA重点研究移动网络与第三方业务提供商之间的API接口,已经定义了文件传输、能力发现、位置信息、图片共享等20多个API接口。GSMA基于OMA的研究成果,也定义了包括设备能力、位置信息、支付、连接属性在内的9个API接口。3GPP在2013年启动了相关的研究工作,主要分析网络能力开放的需求,包括物联网领域和其他第三方业务提供商,而且考虑了第三方可以给移动网络开放能力信息,从而帮助移动网络进行业务预测分析,改善网络质量和用户体验。
2开放需求分析
移动网络是运营商的宝贵资源,充分挖掘移动网络的能力才可以让运营商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总的来看,移动网络可以开放的能力主要包括网络信息能力和网络运维管理能力两个方面。
2.1网络信息开放
网络信息主要是指用户使用网络的相关信息和属性,包括用户位置信息、用户的连接属性、移动终端属性等方面。
(1)用户位置信息
对于用户位置信息开放,可以让运营商向第三方开放用户实时或非实时的位置信息。具体的应用场景包括救援机构根据某一区域内的用户数量,合理安排救援力量,或者第三方根据某一区域的用户数量和类型投放相应的广告内容等方面。开放位置信息可以让运营商充分利用位置服务的能力提升网络价值,同时保障第三方开展基于用户位置的服务能力,从而达到双赢的目的。
(2)用户的连接属性
对于用户连接属性的开放,主要是开放用户可能会获得的最大传输速率以及接入网络的方式,从而让第三方进行业务适配,提升用户体验,同时也可以让用户节省网络流量,降低业务时延。
(3)移动终端属性
对于移动终端属性的开放,主要包括用户的终端类型、屏幕规格、终端电量等信息,从而让第三方进行业务适配。具体的应用场景包括第三方网站可以根据终端的电量来确定推送的视频信息的大小,从而保障了推送消息的成功率。
2.2网络运维管理能力开放
网络运维管理能力主要是指网络的认证计费等支撑服务能力、语音短信等业务服务能力以及业务监控等网络运维服务等能力。下面简要分析其中的两个方面:
(1)对于计费能力开放
主要是指网络可以让第三方灵活地指示某项业务的付费方式(是由第三方付费还是由用户付费),以便于第三方灵活开展业务。
(2)对于网络和业务监控的能力开放
主要是指对用户的漫游状态是否保持连接、终端和卡是否分离、通信是否中断等信息的开放,可以让用户或是第三方监控到终端的状态、使用业务的情况等信息,用于公共安全监管等领域。
3网络架构演进
基于上述网络能力开放需求分析,在未来的网络架构演进上也需要充分考虑并支持网络能力开放的问题,以便于让移动网络可以更加灵活高效地与第三方展开合作,并缩短业务部署的周期。未来网络能力开放应该充分考虑对第三方资格的认证管理,以及开放能力的分析处理等方面。因此,未来网络架构需要增加网络能力开放层来负责与第三方业务提供商进行交互的功能。网络能力开放基本架构中包括第三方业务认证适配功能模块和能力管理网关两个部分,
(1)第三方业务认证适配功能模块
该模块通过鉴权接口与第三方应用服务器对接,对第三方业务提供商的资格进行鉴权、授权,并对第三方请求的业务进行识别适配,触发相应的网络网元,上报所需能力信息;通过内部接口与能力管理网关进行交互,传递第三方认证情况和业务请求确认信息,并根据能力管理网关的触发对第三方进行计费。
(2)能力管理网关
该网关接收、分析和处理网络网元上报的能力信息,并通过能力交互接口与第三方应用服务器进行对接,将相关信息开放给第三方业务提供商。该网关主要实现对移动网络能力的管理和开放功能。
4结束语
网络能力开放是网络发展的必然,也是运营商与第三方业务提供商深度合作的前提。未来网络发展需要具备与第三方灵活高效的交互能力,以满足运营商和第三方深度融合的业务需求。本文提出的网络演进基本架构可以实现对网络能力的分析管理,对第三方业务提供商的安全认证,是后续深入探索开放型网络演进架构的基础。
一、日益模糊的“渠道”与“内容”边界
在传统电脑时代,聚合型应用的典型代表实际上是搜索引擎服务。虽然版权界一直将搜索引擎视为所谓的网络信息定位工具,这并不妨碍搜索引擎及衍生服务在用户心目中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内容聚合工具。传统的搜索引擎服务与第三方内容之间有相对清晰的界限。搜索引擎网站在搜索界面向用户提供指向第三方内容网页的搜索结果条目(简短的内容摘要和作品的URL地址信息等)。用户点击相关条目,通用的浏览器一般会跳转到第三方内容提供商的网页。搜索引擎服务商一般并不控制通用浏览器呈现第三方作品的方式;而内容提供商也能够合理预见,自己页面在该浏览器上的呈现方式不受搜索引擎服务商影响。在这一技术背景下,用户端“浏览器的跳转”相当于“渠道”向“内容”过渡的服务移交仪式,比较清楚地界定了两类服务商之间的界限。基于搜索链接的“浏览器的跳转”,对用户而言,已经相当地方便和快捷,对用户的心理感受有直接的影响。相关作品通过关键词搜索就能轻松找到,点击链接就能够即时获取。网络用户无需特别留意提供该内容的网站地址和名称。这一点点的变化就使得搜索引擎等信息定位工具的重要性更加凸显——网络用户的注意力的天平实际上不可避免地向搜索引擎服务商倾斜。
在很多用户看来,互联网的入口是搜索引擎,而不是一个个内容站点。尽管如此,现有的著作权法的立法者还是相信,将搜索引擎服务提供商定位为“渠道”,而不是“内容”提供商,能够在它和被链接网站(著作权人)之间维持一种利益上的平衡。那些自愿选择对公众开放的内容提供商也的确接受了这样的制度安排。搜索引擎服务商帮助被链接网站扩散作品,从而获得更多的公众注意力;被链接网页的地址和内容得以完整呈现,这保证被链接网站能够从网页浏览量的增加中获得相应利益。如果被链接网站不满意这一安排,则可以利用在网站Robots协议中排除搜索引擎的网络爬虫机器人。主流的搜索引擎服务商大致遵守这一习惯。在移动网络时代,毫不奇怪,“今日头条”、UC浏览器等移动终端应用也纷纷与电脑网络时代的搜索引擎服务商类比,强调自己是在提供一种渠道(或聚合平台)服务,而非内容提供商。
这样,它们就可以摆脱了著作权法上严厉的直接侵权责任的威胁。不过,从著作权法的角度看,移动网络环境下的各种应用所提供的搜索平台服务与传统的搜索引擎还是有较大的差别:首先,在移动网络下,包括搜索引擎服务在内的各种网络应用对于独立第三方浏览器的依赖不复存在。搜索引擎服务提供商使用个性化的浏览器,可以任意定义用户界面和功能菜单。电脑网络时代内容提供商对浏览器呈现作品方式的合理预期,在移动网络时代不复存在。内容提供商无法再预知各种手机应用的界面将如何呈现自己的内容,因而无法预知作品传播过程中自己的商业利益能否得到保障。其次,移动网络客户端运算能力与阅读界面的限制,导致“渠道”和“内容”的关系被重新定义。
如我们所知,手机或平板电脑的界面比较小,浏览器在呈现网页时不再像电脑界面那样充分地呈现一些次要的信息,比如网站标志、网页地址等。即便这些内容勉强以很小字体呈现,也难以引起用户注意。这反过来促使用户更依赖于聚合应用的渠道,而忽略了内容提供商的重要性。如果移动终端应用的设计者进一步滥用自己对于浏览界面的控制,会进一步强化用户对“渠道”的依赖。比如,最极端的做法是,不在浏览界面上呈现内容提供方的地址,不呈现页面上的特征性内容,等等。这样,内容提供商的角色被淡化,“渠道”服务提供商喧宾夺主,成为真正的控制者。
最后,公众获取信息的方式变革也导致内容提供商地位不可避免地衰落。传统的内容提供商能够提供的信息量有限,而聚合型网站却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汇聚众多内容提供商的内容链接,大大改善了用户的虚拟的访问体验。比如,如果“今日头条”可以不加限制地链接所有内容网站,它给用户带来的体验就是“今日头条”几乎能够提供互联网所有的内容。
另外,搜索引擎服务商根据用户个人偏好推荐内容的网络技术和商业模式已经非常成熟。这使得大而全的网络内容聚合服务提供商也能够迎合每个受众的个性化需求。用户越多,服务商的声誉愈隆;而新增用户服务所需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因此此类聚合型平台呈现出很强烈的“自然垄断”趋势。市场上能够生存的“渠道”很快就具有了支配地位。分散的内容提供商与它进行版权交易谈判时,谈判能力必然被削弱。内容服务商要获得聚合型平台那样的控制力,必须收集海量的内容。这需要支付巨额的交易成本,对绝大多数内容提供商都是不可想象的。理解上述移动网络技术进步的大背景,对于我们理解聚合型网站所引发的版权问题,非常有帮助。移动网络的普及,导致那些被贴上“渠道”标签的聚合型网络应用削弱甚至取代了“内容”提供商的角色。相应地,“渠道”服务提供者从作品传播过程中所获得的利益也超过传统的“渠道”服务提供商(比如基础通讯服务、传统搜索引擎提供商等)。“渠道”和“内容”边界模糊之后,著作权法下强化“渠道”服务商的著作权侵权责任的压力就迅速增加。接下来,本文对移动网络环境下比较典型的“加框链接”和“网络转码”行为进行深入分析,揭示著作权法应对网络技术进步的合理措施。
二、名实不符的网络加框链接
所谓加框链接,是指“设链者将自己控制的面向用户的网页或客户端界面分割成若干区域,在其中部分区域利用链接技术直接呈现来自被链接网站的内容。用户在浏览被链接内容过程中,依然停留在设链者控制的页面或客户端界面上。这样,用户所获得的浏览体验与设链者自己直接提供相关内容时的体验大致相当……在具体案件中,设链者对于设链页面的技术干预程度不尽相同,这可能使得其链接行为实际上处于普通链接与加框链接之间的模糊地带。比如,设链者可能不完全屏蔽被链接网页内容,但是在被链接网页上设置显著的返回按钮引导用户返回设链者的搜索界面。”加框链接的争议在传统互联网络中就已经存在,但是在移动网络时代更加突出。如前所述,移动网络用户基于内容聚合型应用获取版权内容的习惯更加明显。聚合型应用即使不采用极端的加框链接技术,只要最低限度地维持浏览框的存在,并向用户提供方便地回到该应用的主界面的快捷键,就能够维持相当的用户粘性,并最大限度地切分作品传播所带来的利益。加框链接使得终端用户可以通过设链者提供的客户端直接访问第三方网络资源,而无需跳转到该第三方控制的网页界面。
依据现行著作权法和相关司法解释,最有可能限制加框链接的是所谓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不过,“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采用所谓的服务器标准。直接侵权人只有将版权作品上传到服务器上并对外提供,才侵害此项权利。“被链接作品的信息网络传输行为由被链接网站完成,而作品的呈现或播放由用户或被链接的站点完成。这两类行为都没有设链者的直接参与。沿着这一思路,著作权人无法追究加框链接的设链者的直接侵权责任。”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可能通过两种变通的途径追究加框链接者的法律责任。其一,先推定设链者自行上传了版权内容,然后要求设链者举证推翻。法院对反驳证据提出很高的要求,最终导致设链者无法推翻该推定,从而被迫承担直接侵权人责任。其二,在著作权法之外,追究设链者所谓的不正当竞争责任。不过,这两种变通途径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著作权人或被链接网站未必总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
在难以利用现有著作权法禁止加框链接的情况下,希望阻止加框链接的内容提供方,可能会采取技术上的反盗链措施阻止外部的加框链接,或者在网站的Robots协议中排除已知设链者的网络爬虫机器人的访问。反盗链措施并不一定符合著作权法上的“技术保护措施”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因而该保护措施本身可能无法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这样,盗链与反盗链就可能演变成丛林规则主导的无聊游戏。在Robots协议中排除网络爬虫机器人,具有法律上的效果。尊重Robots协议可能被视为整个网络行业的习惯。如果法院愿意,很有可能将遵守Robots协议视为所谓的社会公德或商业道德,从而对当事人产生法律意义上的约束力。一旦设链者的网络爬虫被Robots协议排除,则事实上导致设链者不再能大规模获取内容提供方网站的作品信息,也就无法从事类似“今日头条”的实时的作品推荐阅读业务。不过,通过Robots协议排除的只是网络爬虫机器人,法律承认这一排除的效力并不等同于否定加框链接的合法性。
如果设链者采用人工浏览并设置链接方式,依然可以规避Robots协议的限制。上述分析表明,现有的著作权法选择忽略加框链接与普通链接的技术差异,导致著作权人并不能非常有效地阻止设链者利用加框链接从作品传播中获得实质性的利益。在移动网络的著作权人或用户看来,设链者利用加框链接在自己控制的客户端或页面展示来自第三方站点的版权作品,与设链者自己上传并对外提供作品,并无本质差别。这一结果明显不合理。立法者应当放弃严格的“服务器标准”,使得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的控制范围在适当情况下延伸到加框链接。这样,著作权法才能避免陷入过度技术化的泥潭,能够及时适应技术的发展变化,重新恢复作品传播过程中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关系。
三、跨越网络边界的转码行为
到目前为止,移动网络终端与传统电脑的信息处理能力还存在实质性的差异(尽管这一差异在迅速缩小);相应地,移动网络终端的操作系统、浏览器等应用与个人电脑有相当的差别。因此,很多面向电脑终端的网页无法在手机端的浏览器正常显示。于是,一些内容聚合服务的提供商利用所谓的网页转码服务来跨越两类网络终端之间的技术鸿沟,使得移动网络客户端用户也能够比较满意地浏览传统网站的网页。内容聚合型网站在提供转码服务时,除了弥补移动网络终端技术性能上的不足、改善用户体验外,更有商业模式上的考虑。在转码过程中,聚合型应用常常有选择地剔除原网站的附带信息,比如原网站特征信息、广告、补充内容等等。转码者对原网站内容的改动,必然会影响到原网站的利益。原网站既可能提出著作权侵权指控,也可能提出与著作权无关的不正当竞争指控。由于著作权人既可能是被转码的网站,也可能独立于该网站。因此,这两类指控经常是相互独立的。认识到这一点,对于理解后文的分析思路有重要意义。后文仅仅关注著作权法问题,对于反不正当竞争问题不再讨论。技术上,转码可以通过临时复制和永久复制(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较长时间的复制)两种方式实现。
所谓临时复制,即转码者根据移动网络客户端用户提交的访问请求,临时在服务器端复制被转码的网页文件并转码,然后将转码后的数据传输给用户。在用户获得有关数据实现浏览后,转码者服务器随即删除转码过程中临时保存的文件数据。所谓永久复制,是指在完成转码服务后,服务器端较长时间保留转码后的文件;其他用户有相同访问请求时,再次向该用户提交该转码后的文件。显然,转码者在服务器上保留转码后的文件,可以避免重复转码行为,节省服务器资源,提高网络传输效率。在著作权法下,分析转码行为是否合法,首先要看转码者是否从事了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或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然后再看它是否有合理使用之类的侵权抗辩。
如前所述,转码者在提供服务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复制(临时或永久)转码的内容并通过信息网络传输。因此,转码行为的确落入了著作权法限制的行为类别之中,有侵害著作权的可能性。接下来的问题是,此类复制和后续的网络传输行为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合理使用。这一问题并没有一成不变的答案。
在移动网络与传统电脑网络壁垒森严时,两个网络实际上代表着界限分明的两个市场。移动网络的转码服务使得大量移动网络用户能够自由浏览版权作品,而这些用户原本并非著作权授权时计算在内的目标群体。换句话说,转码行为实际上人为地扩大了版权作品的受众范围,而著作权人并没有获得额外的市场利益。其中的道理就像,著作权人授权他人通过无线电视网络公开传播节目,而互联网服务商通过转码使得网络用户在电脑上也能同步收看该电视节目。因此,在移动网络发展的早期,转码服务可能大大超出著作权人的预期,对著作权人的市场利益有实质性的影响,不应被认定为合理使用。因此,并不奇怪,在盛大文学有限公司诉百度公司案中,一审法院指出:“百度公司以WAP搜索方式提供涉讼作品内容的行为使用户无需访问第三方网站即可完整获得内容,其已超出了提供搜索引擎服务的正常范围,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免责情形……百度公司直接、完整地将涉讼作品放置在其服务器上,由用户以点击小说搜索方式向用户提供涉讼作品,该行为属于复制和上载作品的行为,并通过网络进行传播,构成直接侵权。不过,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进步,移动网络客户端性能大幅提高,移动网络与传统网络之间的物理界限逐步缩小。这时候,用户通过移动网络终端访问传统电脑网络的障碍几乎消失,转码服务不再起到联通两个独立市场的巨大作用,更多地是改善客户端显示效果或用户体验。
移动网络与传统电脑网络的融合趋势,也导致著作权人产生统一的市场预期。在发放版权许可时,著作权人就预期到被许可对象将同时向无数的移动网络用户传输作品。这时候,如果转码服务只是起到帮助被许可人更有效传播作品的作用,而没有突出成为独立的传播者,则这一行为被视为合理使用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不过,这里的前提依然是,转码服务依然应当谨慎保持被转码网站的完整性,不然转码者本身可能被视为独立的内容提供者,而无法获得合理使用抗辩的庇护。有些人可能会拿那些与转码行为十分接近的“服务器代理缓存”行为来类比移动网络转码行为。“服务器代理缓存”,是网络服务提供商为了提高网络访问速度,在自己的服务器上临时存储用户访问的网页的内容,在遇到后续相同的访问请求时,直接向用户提供缓存的页面。在符合严苛的限制条件的情况下,代理缓存行为被视为合理使用。这里的限制条件具体包括,“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提供网络传输效率”而“自动存储”、“未改变自动存储的作品”、不要影响原网络服务提供者获得反馈信息、根据原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服务变化及时做相应调整等。从著作权法的角度看,这些限制性条件与其说是为了保证缓存者不改变被缓存网页的内容,还不如说是为了避免缓存者成为独立的“内容”提供者。因为著作权法关心的是行为人是否复制或传输作品,至于是否影响被缓存者获取信息、是否改变诉争作品之外的网站信息等,与著作权法所控制的行为并无直接关联。转码服务与“服务器代理缓存”对于著作权人市场利益的影响有很大差别。“服务器代理缓存”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用户的访问体验(速度更快),但是并没有增加了网络受众的范围,因为相关受众在不存在代理缓存的情况下,原本就能够通过代理缓存者提供的基础网络服务获取相关作品。因此,“服务器代理缓存”在一定条件下被认定为合理使用,是可以理解的。
在移动网络与传统网络之间界限分明时,转码服务则实质性地增加了作品的受众范围,违背著作权人的预期。如前所述,在移动网络和传统网络逐步融合后,转码服务可能不再实质性改变受众范围,与服务器代理缓存对著作权人利益的影响程度更加接近了,因而有可能被认定为合理使用。国内学术界有意见认为,临时复制和永久复制所对应的两种转码方式的著作权法后果不同。前者是临时复制,不受著作权法约束;而后者则起到替代原内容提供商的作用,应当被禁止。认为著作权法不应将“临时复制”视为“复制”的意见,常常强调临时复制本身“时间短暂”、“没有独立的经济价值”、网络用户浏览过程中的临时复制合法等理由。其实,著作权法上的复制,时间长短并无一定标准;能够实现网络浏览的临时复制居然没有独立的经济价值,不合逻辑;用户浏览过程中的临时复制合法,并不妨碍临时复制被认定为著作权法上的复制。对前述反对将临时复制视为复制的意见的进一步反驳超出本文的范围。从转码服务实现商业目的的角度看,转码服务过程中的临时复制或永久复制的区分,只在技术层面有意义,在法律上没有意义。如我们所知,对于著作权人和终端用户而言,这两种转码服务的客观后果都是使得原本不能访问或不能以满意方式访问版权作品的用户得以访问或接触该作品。临时与永久复制,只是增加或减少转码者的服务器负担;对于著作权人或网络用户而言,转码者究竟是临时还是永久复制,很难查证,也漠不关心。因此,临时与永久复制的差别可以忽略不计。就像Areo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在忽略被告通过“单个天线加网络”的传输与传统有线电视网路传输的技术差异时所说的那样,该技术差异对于用户而言并无意义,对于广播者也没有意义。很难理解这种对终端用户和广播者而言都无法感知的技术差异为什么在法律上却是关键的。回到本文关注的转码服务,如果永久复制的转码应当被禁止,那么临时复制的转码也不应例外。
四、结论
技术进步与著作权法的再平衡关于内容聚合服务的著作权法规则是历史的产物。在当时的技术背景下,立法者考虑了“渠道”和“内容”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分工、预防侵权的成本、从作品传播中获利程度等因素,确立起非常精细的利益平衡规则。这一规则对于“渠道”和“内容”有非常细致的技术性区分,大大增加了法律的确定性。但是,过度技术化也有明显的负面后果。一旦技术进步,已有的利益平衡关系就可能被打破,法律规则的调整就变得不可避免。从传统互联网到移动网络,网络技术进步实际上模糊了“渠道”与“内容”服务提供商的边界。“渠道”服务提供商利用所谓的加框链接或转码服务,从作品传播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利益。著作权法应该放弃严格的“服务器标准”标准,使得信息网络传播权能够覆盖加框链接行为。对于网络转码服务,法院则应考虑移动网络与传统互联网从分离到逐步融合的事实,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认定它构成版权侵权或合理使用。法院在适用著作权法规则时,不应满足于现成的“渠道”或“内容”的标签,而应当努力透过纷繁复杂的技术表象,了解作品传播过程中真实的而且不断变化的利益分配关系,从而做出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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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电子商务人才难以满足整个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师资队伍建设作为电子商务专业建设的基础和根本,是提高电子商务专业办学质量的突破口,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形成办学特色的关键。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基于电子商务团队的师资队伍建设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职教师资队伍是当前制约职业教育发展,影响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最为薄弱的一个环节。没有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就没有高质量的职业教育。文章针对高职电子商务师资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实践,提出基于电商团队的师资队伍建设模式。
关键词:电子商务;师资;建设
当前,我国高职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着怪圈,即“一面是持续旺盛的电子商务人才需求市场,而另一面却是高职电子商务专业毕业生‘就业无门’:电子商务专业毕业生20%的就业率远远低于全国70%的平均就业率”。造成这种现象除了我们人才培养模式的缺失外,根本的原因是师资[1]。因为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办学思想的贯彻,培养模式的转变,教学质量的提高,最终要通过教师来实现[2]。然而当前高职电商师次队伍建设工作不容乐观,特别是职业技能水平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如何推进电子商务师资建设,促进师资快速成长,值得大家去探索、去思考和实践。
1.1 科班出生电子商务师资严重缺乏 由于电子商务专业属于新兴交叉学科专业,人才培养尚处于初级阶段,特别是研究生以上高层次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培养严重滞后,进而加剧高职电子商务师资供应。加之电子商务专业系本属性(高职学校电子商务专业归属较为混乱,有的是放在信息系,有的是放在经济管理系,也有的是放在商贸系等等),自然而然形成了电子商务师资的局限性,转行的多,科班出身的少,师资的电商系统化知识较为贫乏。
1.2 实践平台缺乏,专业技能有待提升 高职学校专业教师,除了要具备较高的专业理论素养外,还必须要紧跟行业、企业和市场,拥有较高的技能水平,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双师型”教师。但当前高职电商师资培训过程中,一方面自有实践平台建设滞后,另一方面校企合作培养平台不健全,导致教师技能普遍缺乏。教学过程中,仍多停留在课本理论的灌输上,贴近行业贴近企业的实战技能传授较少。
1.3 知识更新滞后 电子商务是知识经济的产物,变化快,新知识、新技术、新模式不断呈现。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要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实践,不断充电,不断更新,唯有如此方能使得自身知识结构得到补充、更新。然而,目前高职老师除了繁重的教学任务外,还有诸多的管理工作、招生工作等,任务压力大,难能抽出时间深入实践学习提高,知识老化现象普遍,难能跟进电商行业的快速变化。
1.4 团队协作意识不强,教学团队合力没有形成 电商专业教师普遍存在单兵作战,各自为政现象,团队概念没有形成,团队的协作意识不强,没能形成合力。知识传授存在零散状态,未能形成系统化知识传授。
职教师资队伍是当前制约职业教育发展,影响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最为薄弱的一个环节。没有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就没有高质量的职业教育。针对高职电子商务师资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在常规师资培养的方式、方法基础上,威海海洋职业学院有针对性进行了探索与创新,提出并实施基于电商团队的电商师资队伍建设思路,并已取得初步成效。
2.1 搭建电商平台,按电商团队整合磨练师资 职业教育要求教师不仅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更重要的是需要具备精湛的职业技能,也就是要“双师型”。而双师型队伍建设最好的熔炉是企业。建立健全完善的职业教育师资企业锻炼机制是当前职教师资建设的一个方向。然而由于涉及到商业机密等因素,电商企业参与职教师资培训的积极性不高,多数校企合作流于形式,教师深层次参与企业锻炼的机会少。
为解决这一矛盾,创建校内企业化电商实战平台,一定程度上会缓解这种矛盾,对于师资的快速培养起到积极作用。学院电子商务专业建设伊始,便高标准建设有电子商务综合实战平台――大学生电子商务创业实践基地。基地着重打造真实电商企业环境,并以企业化模式运营。基地分为网络营销部、活动策划部、人力资源部、物流配送部、在线客服部、展示店导购部、美工技术部、财务部。设总经理及各部经理、副经理。其中各部经理依赖电商专业教师专业特点、承担的课程教学任务加以整合、聘用,副经理则由进入基地的学生竞岗担当。近一年来,电商基地除正常运营外,迎合市场电商模式,先后组织开展了“十一黄金周”、“双十一”、“双十二”等商务促销。从方案制定、网站优化、商品拍摄、美工处理、商品的展示上架、运营与推广、物流配送等各个环节,教师与教师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分工协作,各司其职,展现出良好的电商团队的运营与管理能力,师生电商技能提升较快。企业化实战电商平台的搭建,有效解决了师资企业锻炼的难题,对磨炼师资,促进技能水平快速提升起到了积极推进作用。
2.2 借助合作企业力量,助培师资 电商知识更新快,新技术、新理论不断涌现。而这些前沿的电商新知识、新技术、新理论首先是由著名电商一线企业创造、实践并产生的。为此,加强与一线的电商企业交流与合作,借助企业力量助培师资,使电商专业教师能够结合世界新型前沿电商理论,掌握当前先进的电子商务技术,提高电子商务技能以及科研能力,也是高职院校电商师资培养一条快捷之路。
学院在加强校内电商平台锻炼基础上,积极寻求企业合作。一是送培。与厦门优优汇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合作探索师资培养,先后选派5名教师到企业进行电商运营、网店建设、电商营销、客户管理与服务、文案策划专项实战技能培训;与杭州华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先后选派3名教师参与商务网络技术培训。通过一线电商等企业培训,得得电商教师能够紧跟电商前沿,掌握电商前沿技术和技能,大大缩短了师资培养周期。二是合作运营培养。寻求与企业深层次合作,积极探索企业网店代运营。与荣成市云帆电子商务公司合作,由教师、学生共同组队参与企业运营,其中教师担当电子商务部经理和技术部经理,学生在教师直接指导下代运营企业店铺。
2.3 充分发挥职业技能大赛引领作用,促进教师教学能力增长 职业技能大赛一方面是参赛学生的能力素质的比赛,但另一方面也是师资的教学水平和技能水平的衡量。技能大赛过程中通过理论与技能的集训指导、与企业和同行的学习、交流与合作,指导教师的专业能力、教学水平、技能水平均得到长足的进步,对广大教师来说在体现“以赛促教”同时,也同样体现出“以赛促学,以赛促长”。
学院电子商务专业建设中明确提出以“技能大赛为抓手,全面提升师生实践技能”,定期举办院级电子商务技能大赛、网页设计制作大赛等,认真选拔优秀学生组队参加省、国家级各类技能大赛和竞赛,形成“以赛促学,以赛促研、以赛促教”的良好氛围,造就高技能人才。专业招生的短短不到半年时间,系部先后组织师生参加首届威海市创业大赛之创业项目大赛、电子商务创业大赛;2014全国“特步杯”电子商务实战技能大赛3场赛事。全国“特步杯”电子商务实战技能大赛中,系部组织团队4支,参赛学生达20余人,其中“海潮”电子商务团队获“特步杯”全国电子商务实战技能大赛二等奖和优秀店铺装修单项奖;“FTD”团队获山东省赛区二等奖。2015年4月,以信息工程系为承办单位,正在组织“首届‘泰祥?皇朝马汉’大学生电子实践技能大赛”,赛程将持续2个半月。一系统的赛事活动,有效锻炼了广大师生的组织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商务营销能力、交流沟通能力、决策与执行力和团队的合作能力,教师的业务能力和业务水平飞速提升,教学质量明显提高。
2.4 依照“六个一工程”加强教学团队的培养 师资培养过程中,在强调通用知识与专业能力提升的同时,更加强调“专”,也即要求广大教师“术业有专攻”,以应对行业细分化对知识的需求。为实现这一要求,除按学院教师队伍建设规划进行常规建设与培养外,系部明确提出并实施团队“六个一工程”,全面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促进教师个体的专业化成长,建设专家型、学者型教师队伍,适应新时期职业教育发展的需要。 “六个一工程”,即每位教师选定一个专业方向,主讲一门课程,编写一本特色教材,建立一个兴趣小组,联系一个企事业单位,建设一个课程网站。
目前,电子商务专业师资绝大数老师正朝着这一目标逐步进入角色,教师的个性化、职业化特征正在形成。
电商师资队伍培养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管齐下,多措并举。实践平台的构建、企业的助培、大赛的引领、“六个一工程”实施,一定程度上缓解师资培养的困境。发挥好这些举措的效能,还需要建立有效的“评价与激励机制”与之配套,只有这样才能变素质的被动提升为教师的主动、积极进取,进而进一步激发教师潜能,促进电商职业教育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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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连接过去,通向未来,指引方向,更决定命运,可以说选择走不同的发展道路,就会有完全不同的发展结果。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时代发展的步伐,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重考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科学地提出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系列理论,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实践根基和理论基础。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中国建立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及其对“三个自信”的贡献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对在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以期能找到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当时的那些理论探讨和建设经验,无疑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党的提出了全党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1]的命题。回顾建国初期我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探索,我们发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些探索成果对于当下坚定“三个自信”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 以苏为鉴,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毛泽东以“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科学态度,主张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针对苏联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结合我国实际,毛泽东于1955年年底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2(] P488);他认为,应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尽可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3](P721)因此,毛泽东特别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更应该学会独立思考,最重要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进行第二次结合,努力找出适合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在中共八大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建设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迈出了最初的步伐。
2. 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思想。
毛泽东青年时期就把“民众大联合”作为改造国家与社会的根本方法。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和迎来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更加重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问题,并把它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强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经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具体应用,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一切成就的重要思想动力依据。
3. 提出了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发展理念。
一个国家如果要走向富强,就必须实现现代化,而工业化则是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中国共产党逐步摸索出了发展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特色。
第一,发展国民经济须遵循“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鉴于中国社会生产力落后和经济基础薄弱的国情,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国应必须把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放在经济问题的首要地位,强调发展工业也必须和农业发展相协调。这就使得当时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农业经济快速恢复互为条件、互相结合、互相促进、同时并举,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一个创造性的新概括。在1962年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被中国共产党确立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第二,统筹兼顾、正确处理沿海和内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以及汉族与少数民族等关系是实现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原则与基础。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实现提供了历史依据。
1. 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
1949年9月下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中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纲领明确规定了新中国的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这说明,人民民主专政已经从一种科学构想成为了现实并在中国得以具体实践。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宪法第一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到了1982年,我国用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我国国体的内容即人民民主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将人民民主专政原则写入宪法,保证了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浴血奋斗所取得的民主成果。
2. 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
新中国成立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因为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并没有能与新生的国家政权同步产生。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恢复,全国各地先后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就为召开普选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准备了条件。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等宪法、法律法规的颁布,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宪法体制上的正式确立。中国人民所选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共和国政体,确立民主集中制为共和国政体的基本原则,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和进步奠定了政体和政权的坚实基础。
3. 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1949年9月召开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共同参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形成,这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突出特点和优势。195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在新中国首部宪法中得以确立:“我国人民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已经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今后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4(] P521)
4. 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我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也是处理民族关系问题的基本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民族区域自治的性质和在国家中的地位作了更为全面细致的规定,这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历程中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到1956年我国基本形成全国统一的民族自治体制,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框架。
5. 进行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尝试。
在毛泽东看来,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是适合中国历史和国情的、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但仍需要不断完善。同时,他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5](P543)因此,围绕适合中国社会的民主法制建设,毛泽东提出了许多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比如,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改变中央高度集权;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执政党建设,反对个人崇拜;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等设想。
此外,毛泽东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提出了改革设想。比如,1960年3月,毛泽东对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的企业管理制度和管理经验,称之为“两参一改三结合”,并冠之以“鞍钢宪法”[6](P89-90),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1961年,中共中央在《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使其中的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逐步成为了我国国有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毛泽东还强调,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双为、双百”方针、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党的领导,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与实践成果颇多,虽然有的没能很好坚持,有的甚至走向了错误的方向,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当今中国的改革进一步深化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毛泽东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与法宝。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赋予了“实事求是”以全新的含义,使实事求是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中国化的科学概念,并将“实事求是”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我们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因此,五十年代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提出探索本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命题,就是能够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论断和共产国际与苏联经验,而是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实事求是,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实现历史性飞跃的结果。因此,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
2.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与灵魂。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工作路线,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一条基本经验。中国共产党自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明确提出“党的任务是为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奋斗的,代表的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党除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任何本党和个人的私利。”正是因为我们党很好地坚持和运用群众路线,才能由小变大,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我们党充分发扬了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1956 年,中共八大在党章的总纲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群众路线”的概念,这是对七大关于群众路线相关论述的进一步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更是把党群上升到事关社会主义成败的高度来看待:“就像鱼和水一样,如果党群关系出了问题,那么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就不可能获得成功。”[7](P488)由此可见,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和观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成为一以贯之的核心和灵魂。
3.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
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处理与共产国际关系的经验总结,这其中体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独立自主,就是坚持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就是坚定不移地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同时积极争取外援,开展国际经济文化交流,学习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事物。”
在毛泽东看来,要取得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作指导,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有益的先进经验,努力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千方百计探索出一条适合于我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尤其是他在1958年先后实施“大跃进”、“人民公社”和““””等一系列举措,虽然毛泽东想摆脱但却未能真正摆脱苏联模式,但这也说明毛泽东认为革命和建设都不能照搬照抄别国的经验。正如邓小平在1988年会见莫桑比克总统若阿金·希萨诺时所强调的:“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9](P1232)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形成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成果。
此外,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是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所获得的宝贵财富,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科学方法论。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离不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艰辛探索、离不开其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积极的实践。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开拓性努力,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根本方向,奠定了制度基础和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也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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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诚信是社会诚信的基石和灵魂,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应发挥其示范和表率作用,成为社会诚信的典范。和谐社会的安排最终取决于政府体制上的安排。建设和谐社会,惠及全体人民,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要求形成以诚信机制为核心的社会资本,诚信机制的逐渐完善需要社会各界的长期不懈努力。所以,和谐社会不是几句口号和几篇文章就能实现的,和谐社会也不会凭空而来,也坐等不来。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国外政府诚信研究综述与经验借鉴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诚信是做人的基本品质,也是对政府的基本要求。 诚信是政府合法性的前提条件,是政府善治的基石,是政府获得民众信任的来源。美国司法部设立了公共诚信处应对各级政府存在的不诚信行为。随后美国颁布了《政府伦理法案》,成立政府道德署,旨在加强政府伦理方面的制度建设和诚信管理。 实践的需要,得到了学术界积极的回应。 对政府诚信和伦理的研究,逐渐成为美国公共行政学界的热点。 美国公共行政学会(ASPA)成立了伦理分会,出版了《公共诚信》(Public Integrity)杂志,召开各种国内、国际研讨会,发表了大量相关研究论文,极大地推动了该领域研究的发展。
从世界范围看,越来越多的民意测验表明,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不足是世界各国不同程度面临的问题。 信任缺失的原因是多样的,但政府的欺骗和浪费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在传统公共行政模式下,政府诚信高度依赖对外在规则的服从,导致了僵化和墨守成规。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公共管理” 作为公共部门的范式转型,倡导放松管制,从规则导向变为结果导向,运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和私人部门的管理方法改革公共部门,使其变得更加灵活,更具回应性。然而,新模式有可能剔除过多传统模式下保证公共服务诚实和中立的制度设施,导致传统价值受到侵蚀,因此,政府诚信管理被看成是顺利完成转型的恰当反应。 时代的呼唤,让政府诚信研究获得全世界不断增长的关注,成为一个欣欣向荣的领域。
本文主要以2000年以来的美国文献为基础,同时参考了少量欧洲文献、澳大利亚文献和部分国际组织的研究报告,从政府诚信的内涵、公务员诚信意识和能力、政府诚信管理、政府诚信制度、政府诚信环境、评价政府诚信等方面对国外政府诚信研究做简单梳理,并思考对我国政府诚信研究的启示。
要理解政府诚信的内涵,首先需要看看西方文化对诚信的理解。诚信,英语里是integrity. 在西方文化中,诚信的内涵非常丰富,至少可以从三个视角加以理解:第一种视角是将诚信视为个体的个性特质。包括诚实性、可信赖性、责任意识等。①其二,诚信是一种道德行为,涉及对规则的认可和承诺,与道德维度关联。 诚信要求个体不要背叛个体在活动中的道德信念,遵循合乎道德判断的规则。②第三种视角是从对人员实施诚信管理的角度提出的。 认为诚信体现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有历史和文化的差异,任何个体的诚信行为后果都表现为组织的结果和问题。③雷蒙德·考克斯(Raymond W.Cox)分析了诚信(integrity)和伦理(ethics)的差异,他认为相比美国学者而言,欧洲的学者更喜欢用诚信。 诚信包含推理,包含行为,包含正当和能力,与如何做正确的事相关,是政府运作的中心价值。 美国学者更倾向用伦理(ethics),他们把伦理和伦理决定看作是好的管理的中心,是组织领导的基础。④需要指出的是,在国外许多研究文献中,政府诚信与政府伦理常常交替使用。
米埃尔·科尔索夫(Emile Kolthoff)、雷蒙德·考克斯(RaymondW.CoxⅢ)和特伦斯·约翰逊(Ter-rance Johnson)等人认为公共伦理是价值、规范、道德标准和原则的集合,这些构成了政府诚信的基础。政府诚信不只是反对欺骗、反对浪费,反对滥用权力,政府诚信是政府中的个人和机构根据组织成员和社会认同的道德价值、规范、标准和原则采取行为的一种品质。 诚信冒犯是对这些道德价值和标准的冒犯。⑤政府中的诚信冒犯主要表现为贿赂,裙带关系,庇护,欺诈和盗窃,利益冲突,使用不当权威,滥用和操纵信息,私人时间的不当行为。⑥阿兰·胡克斯特拉(Alain Hoekstra )和米埃尔·卡波坦(Muel Kaptein)等人认为政府诚信可以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加以理解。⑦微观层面的政府诚信,中心问题是个人的伦理行为和成为好公务员的能力。 具体来说,就是解决伦理的困境,避免诚信风险,抵制不当诱惑。 中观层面的政府诚信是政府内部组织的诚信。 中心问题是通过组织结构安排,正式程序设计、标准规范明确来支持组织成员诚信的主动性和组织内关键角色的诚信行为,这一般被理解为诚信管理。宏观层面的政府诚信是要发展地方政府、国家甚至国际层面的诚信制度体系。中心问题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的诚信法规以及诚信机构的角色、任务和权力。 一些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透明国际、世界经合组织、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也通过设计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制度安排来促进诚信。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西方文化中政府诚信内涵比较丰富,不仅要求政府机构和人员要说真话、办实事,而且涉及对道德价值、规则的认同和遵守。不仅弄虚作假是不诚信的行为,贿赂、利益冲突、操纵信息、裙带关系等都属于诚信冒犯。如何实现政府诚信,需要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方面加以努力。 微观上,要培养公务员的诚信意识,增强公务员解决伦理困境的能力。 中观上,要完善组织的结构程序设计,明确行为规范标准,加强组织日常诚信管理。 宏观上,要通过完善基本政治制度,健全法制来为政府诚信提供根本保障。
二、公务员诚信意识和能力
政府公务员的诚信品质如何体现? 保罗·斯帕克斯(Paul Sparks)和汤姆·法尔赛滋(Tom Far-sides)运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分析作为政府公职人员诚信品格的内涵。⑧他的研究分为两个环节。 研究一要求110个参与者写出自己认为最诚信的三个人,并且列出他们所具备的品质。 研究二在这些被写出的人中选出得票最多的八位政府公职人员以及所具备的14种品质, 每一种品质至少被三个参与者提到。 然后从这些品质里选出最能体现诚信的。 最后发现,排在第一位的是真诚(真正和诚实)。 排在第二位的是保持本质,第三位是能力。
帕特里克·多比尔(J.patrick Dobel)认为公务员诚信包含三个方面:第一,公务员信念和行动之间一致。 第二,公务员具有反应能力去做出一个承诺,理解承诺的内涵并努力实践它。 第三,公务员通过调整他们的公共角色去适应他们的中心价值体系, 使其能够在他们的角色和承诺之间保持一致。⑨劳拉·贝克(Laura Beck)、安德烈·万·蒙特福特(Andrét Van Montfort)、特詹斯(Twijns)等人认为,公务人员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才被认为是诚信的。
第一,意识到具体情况下存在的道德问题。第二,具备在具体情况下判断做什么决定的能力。 第三,行动应和一定的标准和规则一致。 简单而言,就是具备道德感知,道德推理和道德行为的能力。⑩围绕公务员的道德感知、道德推理和道德行为所做的研究,构成了公务员诚信意识和能力研究的主要内容。 该内容是目的论和义务论的中心,同时也是科尔伯格道德教育理论的中心。 国外越来越多的学者以这些理论为框架,开展实证研究,验证相关假设。
威特默(Wittmer) 运用科尔伯格的理论和限定问题测试探索伦理决策。 他关注以下问题:道德敏感导致更伦理的决策吗?什么是让一个人道德更敏感的原因,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在伦理决策上有显着的差异吗? 在对来自两个大学公共行政、工商管理和工程学专业的156名学生进行测试之后,Wittmer发现更多的敏感能促进更伦理的决策, 更个人化的信息能增强个人的道德敏感。Wittmer发现公共行政的学生更重视忠诚、信任、尊重和对团队的义务等价值。 最后他认为,公务员要比普通的美国公民具有更多的道德敏感。斯图尔特(Stewart)等人的研究从1990年开始,最初的经验研究对象是美国学生和政府经理,到1999年,扩展到了波兰和俄罗斯。研究者希望找到是什么样的道德推理偏好让地方政府官员做出伦理决定。在调查了波兰两省485名政府官员后,他们发现波兰和美国政府官员的道德推理非常相似。让研究人员感到惊奇的是,性别差异表现出很大的不同,女性在道德推理上要优于男性,这一发现在俄罗斯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
公务员具备较强的道德感知和道德推理,才能做出更伦理的决定和行为。 建设政府诚信,客观要求每一位公务员能敏锐地意识到特定环境下存在的道德问题, 能在面对这样的环境和问题时进行正确的推理,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决定。上述研究考察了影响公务员道德感知和道德推理的因素,为公务员诚信意识培养和伦理决策能力提升提供了较为系统的指导。
无论是明确政府公务人员行为的道德价值、伦理原则和伦理标准,还是提高他们的道德敏感性,增强他们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能力,都离不开诚信管理。 库珀认为,要实现公务员诚信,需要基于价值和基于服从的伦理规则和实践的统一。万·比利基斯维基科(Van Blijswijk) 研究了荷兰的税务部门和海关部门后,认为诚信管理必须超越仅是建立伦理准则。 它应该包含以下内容:1.训练新录用的和在职的公务员如何处理两难困境。 2.任命诚信顾问调查一线公务员的诚信问题。 3.在诚信顾问里建立反思小组讨论现实生活的案例并思考应该采取怎样的行为。 4.为公务人员提供组织内部小组讨论的机会。韦斯特(West)和伯曼( Berman) 2004年对美国338个城市的城市经理开展了问卷调查。 问卷主要围绕三个问题。 1.伦理训练的目的是什么? 2.主要包含什么议题,训练方法是什么? 3.哪些问题与伦理训练相关? 为什么有些部门训练多有些部门训练少? 对伦理训练投入多的城市是不是组织效率高一些?经过研究,West和Berman 发现,就训练的深度和广度而言,中等程度最好。训练的方法应基于现实和实践,情景假设,案例分析,角色扮演等方法效果较佳。 为什么有些城市训练多,原因在于资源充足和领导偏好。 总之,West和Berman 认为伦理训练能够显着提高组织文化,营造积极的上下级关系。
André van Montfort和 Laura Beck等认为诚信训练是促进公务员诚信重要的工具。 但效果究竟如何,却鲜有人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在这种情况下,André van Montfort和他的同事在荷兰以问卷调查的形式,调查了公务员参与训练和没有参与训练,参与训练前、参与训练后短期(训练结束后立刻填写问卷),长期(半年到九个月再次填写问卷)的变化,获得了一些重大发现。 发现一:参加训练的两组公务员只有一组公务员短期的伦理意识和行为能力明显提高。究其原因,研究者认为与训练的时间长短有关。 有效的小组训练时间为一天,另一组只训练了半天,半天时间要消化吸收基本的诚信知识、技巧比较困难。 发现二:对训练项目的长期效果而言,两组都是无效的。 为什么有效的小组过了半年之后,也无效了呢。 研究者认为,原因在于培训结束后,没有安排一些讨论来交流所授课程,没有巩固和强化。 此外,研究者还发现个人原因会影响培训的效果。 最后研究者提出了几点建议:1.应该对受教育程度低的公务员提供训练项目,从长期来看,他们比受教育程度高的公务员获益更多。 2.对于道德风气较差、诚信度较低的个人和部门应该提供训练项目,项目可以为他们带来持续的进步。
当然,组织的诚信管理不只局限于诚信训练,还需要一系列配套管理措施。 博特(Boht)和迈尔(Meier)在对公共部门进行研究后发现,欺骗行为发生的原因主要是不充分的绩效测量,稀缺的资源,过重的工作负担和责任意识的缺乏。 如果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诚信管理,就会导致伦理的失败。唐纳德·门泽尔(Donald C. Menzel)认为诚信管理的措施除了伦理训练外,还包括领导的示范,伦理规范,宣誓,伦理检查,还有人力资源管理等。 他认为诚信管理最重要的是不能把某一个工具当成灵丹妙药,而是要灵活有效地理解和运用所有的手段。阿兰·胡克斯特拉(Alain Hoekstra)和米埃尔·卡波坦(Muel Kaptein) 研究认为诚信管理有正式和非正式的差异。正式诚信管理重视诚信机构的设置、诚信官员的任命、组织结构的设计、职能权限的明确、工作流程的构建。而非正式的诚信管理比较模糊,主要目的也不是为了促进诚信。主要形式有利用榜样的力量,强调评价、晋升和薪酬中的公平,奖励好的行为,鼓励职业荣誉和责任心。 他们在访谈了荷兰地方政府的诚信管理官员后发现, 组织规模的差异与诚信管理手段的运用有一定的关系,对于大中型组织来说,往往采用正式的诚信管理,对小型组织来说往往采用非正式的诚信管理。 但Alain Hoekstra 和 Muel Kaptein认为,建立正式的诚信管理机制有利于组织的诚信管理。
政府机构和个人诚信的行为只有获得不断的激励, 才能稳定持久。 政府诚信管理明确伦理标准,提供伦理指导,创造伦理行为发生的人力资源环境,保护举报者权益,及时发现和惩罚错误行为,为诚信行为提供持续的动力支持。这方面的研究探讨政府诚信管理的主要内容、方法和手段,分析管理工具运用的效果,努力探寻更为有效、操作性更强的政府诚信管理机制。
政府诚信制度是国家或地方政府为促进政府诚信制定的影响范围较广的法律、规则、程序、机构以及实施机制,相比公共部门内部的诚信管理,它相对宏观。
美国1978年通过了《政府伦理法案》,成立了政府道德署。 随后,几乎所有的州都通过了伦理立法,成立伦理办公室或者调查委员会调查不道德的行为。 像洛杉矶和芝加哥这样的大城市,也设立了伦理委员会。 这些法律、规则和机构运转如何,学者们也对此进行了研究。弗兰克·艾尼提埃尼克(Frank Anechiarico)和詹姆斯·雅各布斯(James B.Jacobs) 以纽约市为例,分析了在对绝对诚信的追求中,纽约市所进行的制度改革和实践。 这些改革包括在全美率先通过公民服务法律,建立调查部,建立包括所有城市合同外包商的数据库,建立总检察官系统,实施伦理和财政公开法律,实行各种各样的反腐败战略。 但他们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纽约市的做法影响了政府效率,却没有带来政府诚信明显的改善。 因此他们认为,应该超越传统的监管、控制、惩罚战略。 通过创造一定的环境,鼓励激发公务员自我良知和职业精神,同时还要积极鼓励公民参与到政府诚信建设中。史密斯(Smith)研究了佛罗里达州、康涅狄格州和纽约州伦理委员会的实践。 他访谈了60名伦理官员,考察了法律、规则在这几个州的实施。他发现最主要的问题是伦理法律规则的执行问题,并对如何改善执行状况提出了十点建议。
有学者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分析了美国的总检察官制度,认为该制度有效地防止了欺骗、浪费和滥用权力的行为,增强了组织的责任,在美国政府诚信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万·诺伊(Van Noy) 研究了西雅图为实现选举中的诚信,如何在立法和执法方面降低金钱对选举和政府行为的影响。 她认为公共财政是限制金钱影响唯一成功的工具。有学者考察了休斯敦的“零礼物”制度,认为这一制度限制了公务员不道德的行为,而且加强了伦理执行机构的效率。West和Berman通过对城市经理和65,000名公众的调查后发现, 城市审计委员会能发现不诚信的行为,解决财政管理中的伦理问题,促进政府的诚信和责任。
澳大利亚学者布伦顿·普罗塞尔(Brenton Prosser)关注立法机关的诚信问题。 他认为,在联合政府的议会中,由于没有一个党占居绝大多数,因此独立或者少数党的议员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投票的变化会导致立法投票结果的变化,目前的澳大利亚就面临着这样的状况。这一状况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帮助议员们做出正确的决策和伦理的行为。他认为需要成立议会诚信委员会,对议员所遇到的伦理问题提供建议支持。委员会的角色应该以议会诚信为立足点,思考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公共利益。
政府诚信制度包括规范政府诚信的法律法规以及执行这些规则的机构,还包括议会制度、选举制度、司法制度、公共财政制度、审计制度等。这些制度比较宏观,但对政府诚信而言,是政府诚信的根本保障。 这方面的研究考察了现有法律规则的不足,探讨了伦理委员会、总检察官办公室这些伦理机构运转的效能,分析了公共财政和审计对政府诚信建设的作用,思考了选举和立法中的诚信问题,为制度改革完善提供了思路。
政府公务员的诚信行为是否与一个城市和社区的诚信环境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一个机构或社区的诚信建设和信任建设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也是学者们关注的,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内容展开:一是新公共管理所倡导的公私伙伴关系、民营化、契约外包和企业化政府会不会带来伦理风险。艾米克(Eimicke)、科昂(Cohen)还有萨拉萨尔(Salazar) 在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哥伦比亚、圣地亚哥、印第安纳波利斯等地开展实证研究后表明:公共部门的企业化并没有产生更高的伦理风险。
托马斯(Thomas)则认为民营化会产生诚信问题,会造成公众对政府信任的损失,造成对政府领导和政治代表信心的下降。 通过对英国铁路民营化的案例分析,她认为英国铁路民营化损害了政府诚信。埃米尔·科尔索夫(Emile Kolthoff)通过问卷调查和回归分析,研究了新公共管理运动对荷兰警察诚信的影响。 他从五个因素考察新公共管理运动:绩效评价、伦理管理、企业化管理、缩小规模和企业家精神。 警察不诚信的行为包括欺骗、偷窃、收受礼物、利益冲突,不当地使用暴力、不当的方法、滥用信息、歧视和性骚扰、业余时间的不当行为等。
研究结果是复杂的。 绩效评价、伦理管理、分权都可以减少诚信冒犯行为。而以契约外包为主要形式的缩小规模和企业家精神,被认为导致所有类型不诚信行为的增加。另外一方面的研究是围绕公务员伦理行为和公众信任之间的关系开展的。 费尔德海姆(Feld-heim)和王(Wang)运用美国城市公务员问卷调查数据,研究了公务员伦理行为和公众信任之间的关系。 他们的研究问题是“公务员伦理的行为会影响公众信任吗”,最后得到了肯定的结论。 他们发现如果城市公民对他们的政府比较信任的话,城市经理就会认为公务人员有较高水准的诚信行为。他们的研究证实公务员表现出来的诚信、公开、忠诚和伦理竞争力可以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一直以来,政治家和行政官员能诚信地履行职责被认为是很困难的。 德·弗里斯(De Vries)在十七个国家开展对地方政府官员诚实状况的调查后发现, 公共官员的伦理行为更多是由社会和文化原因决定的。进一步说,公务员能说真话的时候他们就会讲真话,当他们不诚实的时候,可以解释是因为环境的原因不允许他们讲真话。 社会和文化的影响造成了实际行为中显着的差异。
伦理的社区和文化能产生伦理的政府和治理吗? 抑或相反?Donald C. Menzel认为,很难发展一套有意义的测量方法测量社会诚信和政府诚信。但是,一个普遍比较接受的观点是在一个不诚信的文化中,很难存在诚信的政府。另一个普遍比较接受的观点是,无论挑战多大,公务员提升和拥有较强的伦理价值和实践能够提升他们所在社区的伦理意识。
政府诚信是社会诚信的榜样和典范,是政府获得公众信任的根源。社会环境的诚信状况也会影响政府的诚信表现,有一个诚信的社会,才能有一个诚信的政府,一个诚信严重缺失,道德极度沦丧的社会,是不会产生好政府的。 新公共管理模式带来了政府外部环境的变化,市场化取向和企业化管理在改善政府绩效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政府的诚信风险。 因此,研究政府诚信和社会诚信的互动关系,考察影响政府诚信的环境因素,努力为诚信政府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理应成为政府诚信研究的重要命题。
六、评价政府诚信
目前,世界各国政府都面临一定的诚信危机,但究竟程度如何,需要评价和测量。 评价政府诚信,目前的研究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一是国家层面,二是地方政府层面,三是公务员层面。 这方面的研究与腐败状况以及反腐败的努力密切相关。开展国家层面政府诚信评价的主要是一些国际组织, 如世界经合组织 (OECD), 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全球诚信(GLOBAL INTEGRITY)等。
世界经合组织2003年在其成员国中提出了一系列防止利益冲突、促进公共部门诚信的建议。为考察建议实施的效果,OECD开展了公共部门诚信评价。 其诚信评价框架包括步骤和标准两个方面。 步骤分为五步:一是明确目的,为什么评价? 二是选择对象,评价什么? 三是计划和组织评价,谁来评价? 四是达成方法的共识,如何评价? 五是确保效果。
如何将评价结果整合进政策周期,其评价标准也包含五个方面:1.存在性。 是否有诚信的政策工具(法律、行为标准、制度、程序)存在? 2.可行性。 诚信政策工具能够发挥预想的作用吗? 3.效果。诚信政策工具能否实现特定的初始目标?4.关联性。诚信政策工具能否显着地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预期,对他们每天的行为产生实际影响?5.一致性。各种诚信政策的要素能否彼此互动加强,共同支持诚信政策的最终目的。OECD自2005年起运用这一框架对其成员国开展评价,为更好地促进政府诚信提供政策建议。 2013年,OECD评价了意大利和突尼斯的政府诚信。
透明国际提出了国家诚信系统(National Integrity System)这一概念。 这一系统像古希腊的神庙一样由国家治理系统中的十三根柱子组成,分别是政府的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司法、公共部门、法律执行、选举管理机构、检察官、审计机构、反腐机构、政党、媒体、公民社会、商业。 这是一个涉及广泛的系统,既包括政府组织,也包括非政府组织和企业组织,它们与国家内部的腐败风险和反腐败的努力相关。当国家诚信系统运转良好的时候,腐败就能得到控制,如果一些或全部柱子晃动的话,腐败就会蔓延,最后毁掉一个社会。布兰·黑德(Brian W. Head)、布朗(A. J. Brown)和卡梅尔·康纳斯(Carmel Connors)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某种类型的诚信系统,如果没有诚信系统的要素,社会和政治秩序就会崩溃。 但好的诚信系统是需要有意识的努力和深思熟虑的设计。
透明国际提出这一系统的目的,是要运用这一系统评价一个国家阻止腐败,促进诚信的制度和实践。 透明国际分析一个国家诚信系统的优势和劣势,明确需要改革的领域,为更好地完善诚信制度提供建议。 到目前为止,透明国际已在29个国家进行了超过100次的评价研究。
全球诚信是建立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国际性非营利性组织,它设计发展了全球国家诚信评价,用来防止权力滥用,促进公共诚信。它运用300多个诚信指标评价政府在促进诚信、反对腐败方面的优势和劣势,为可能的制度改革画出路线图。 诚信评价主要考察三个方面:1.存在性,这和OECD政府诚信评价的存在性相似。主要是指促进公共责任、限制腐败的公共诚信机制包括法律、制度、机构是否存在。2.这些机制的效果如何?3.公民是否有进入这些机制的通道。
2011年,诚信评价的指标包括六个一级指标和23个二级指标。 一级指标分别是:1.非政府组织、公共信息和媒体;2.选举;3.政府利益冲突的防范、检查和平衡;4.公共行政和专业主义;5.政府监管和控制;6.反腐败的法律框架、司法公正和执法专业主义。 全球诚信2012年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33个国家进行了诚信评价。 除了开展国家诚信评价外,全球诚信还开展地方政府层面的诚信评价。地方政府层面的评价方法与国家评价相似,只是指标的选择有所不同。2011年全球诚信和公共诚信中心合作进行了美国州政府诚信调查。
调查发现,伦理法律的执行,竞选资金的管制,公共信息的获得是美国州政府比较普遍的诚信问题。此外,一些学者也在开展这方面的研究。Emile Kolthoff 、Raymond W.CoxⅢ 和 Terrance Johnson测量了美国和荷兰两国公务员的诚信状况。研究人员对美国和荷兰城市经理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询问以下问题:组织内部诚信冒犯的经常性和可接受性,伦理的风气、伦理领导水平,来评价比较两个国家的诚信状况。
研究调查了105名荷兰城市经理和85名美国城市经理,并分别进行了评分。 研究得到一些有趣的发现:美国和荷兰在诚信冒犯的频率和可接受性方面大体相当。差异表现在诚信冒犯的频率美国高于荷兰,荷兰对诚信冒犯的接受要高于美国,这说明如果更多的不诚信行为是可以接受的,那它们就不容易被观察到。 研究者认为,对不诚信行为的接受程度与两个国家的文化有一定关系,并倡导以数据为基础,开展更多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
杨秋菊:国外政府诚信研究:现状与启示七、几点启示国外政府诚信研究是在其具体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的,国情差异决定了我们不能完全照抄照搬。 但通过对国外政府诚信研究的梳理, 我们认为以下几方面值得学习和借鉴:
其一,从研究对象看,国外学者对诚信这一概念的理解更为丰富。将诚信理解为具备诚信意识,做出诚信判断,采取诚信行为,是一个由感知诚信到实现、达到诚信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既有诚信标准问题,也有伦理管理问题,既有诚信制度问题,也有社会文化问题,既有个人意识和能力的培养,也有组织甚至国家机制的建设,还有对腐败的控制和反腐败的努力,这大大拓展了研究空间。和国外相比,国内学者们大多只从字面上理解诚信,就诚信谈诚信,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视野。
其二,从研究方法看,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兼有,更重实证研究。 从我们收集到的研究文献看,80%采用实证研究。 理论研究运用逻辑思辨的方法,从传统康德的义务论、边沁的目的论、亚里士多德的美德论、黑格尔的感知论出发,探讨诚信的价值,诚信的准则,促使官员诚信的动力,理性和感情在人的行为中的作用等问题。相比而言,实证研究的方法多样,有对公务员和对公众的问卷调查,有对伦理官员的访谈,有对传记、小说、新闻和重点人物的个案研究,有对接受伦理培训公务员的比较和跟踪研究。 目前国内仍主要以理论研究为主,个人认为参考借鉴国外的研究方法,开展中国化的研究,一定能推动国内政府诚信研究上一个新的台阶。
其三,从研究内容看,国外研究既有宏观制度机制的研究,也有微观管理细节的探讨,而且更倾向于研究具体的“小”问题。 如,研究如何处理实践中的两难困境,研究伦理培训的形式何种更加有效,研究伦理法律法规实施的效果、如何改进,研究组织的设计如何能支持更诚信的行为,研究诚信网络,探讨伦理官员如何和公民组织特别是媒体建立良好的关系,共同推进政府诚信的治理,研究伦理文化的培育,如何促进诚信机构之间的协调,研究政府采购中的诚信问题,如何防止利益冲突。针对性很强的研究对实践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这一点也值得国内学者借鉴。
其四,评价政府诚信有关的研究值得学习。目前,我国面临一定程度的诚信危机,政府公信力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但评价和测量方面的研究相对缺乏。 如果借鉴已有政府诚信评价的方法,在中国开展一些测量和评价政府诚信的研究, 应该能更好地发现问题的症结, 寻找到制度改革完善的路径。
当然,正如前文所述,国情差异决定了我们的研究必须是中国化的研究。 作为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中国传统文化里有着丰富的德治资源,这是许多国外学者都非常认可的,我们不能妄自菲薄。
但如何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如何与国外学者互相学习,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共同推动政府诚信研究的继续发展,并为政府诚信建设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我们仍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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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虽然经历了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冲击,基督教仍然具有广泛的影响。_相信人类具有原罪,而耶稣作为神(天主或称上帝)的圣子,通过牺牲自己成为人类的救主(弥赛亚,即基督)。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佛教并列为当今三大世界性宗教。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简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基督教乡村卫生建设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政府与民间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各地出现了形式不一的乡村建设运动。乡村卫生建设是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组织部分。作为乡村建设运动的参与者,基督教会也是乡村卫生建设的重要参与力量,进行了不同形式的乡村卫生建设。目前,学术界对基督教的乡村建设有较多研究,但是对于其从事的乡村卫生建设研究相对薄弱。本文拟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对此再作探究,以加深认识民国时期基督教乡村卫生建设及其与中国社会的关联。
基督教在华各教会的乡村医疗卫生工作有较早的历史。早在19世纪,一些医学传教士即进行乡村巡诊。这种活动一直持续20世纪。民国初年,一些教会组织了进行形式不一的乡村医疗卫生活动。奉天医科大学的早期毕业生在学校的支持下,要在本省的小镇和农村从事半年、一年或更长时间的医学传教[1]747。岭南大学的青年会较早地开展了社会服务,1916年该会“鉴于乡人之固执不化,罕知真道,罕知世务,特组织演讲队,选派富经验擅口才之高级学生,赴附近某岛乡村镇,演讲有益社会之教育卫生诸题,附以实验,以开民智。”[2]70-71沪江大学自1917年起,举行过一些服务周围农民的活动,宣传某些与卫生相关的知识[3]113-114。由该校乡村改进会和感亲会举行的展览会就是重要形式,1922年该校进行了第三次展览会,“来宾除由上海往者外,其余均以四乡农民为多。”展览设有食品陈列处,“有各种清洁食物,并有该校女生说明食物之烹饪及卫生”;另有卫生室、孩童保护室等,并且有人讲解[4]。但是,以上这些活动并不能真正地深入乡村,有较强的临时性,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基督教所从事的有计划的乡村卫生建设有明显的不同。
1927—1937年间,基督教之所以深入乡村进行卫生建设,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中国乡村经济的破产以及医疗卫生的落后。1920、1930年代的相关著述对此有较多的论述,故不拟赘述。因此,要改变中国农村的状况以及农民的生存状态就必须提供相应的医疗卫生服务,民国时期中国基督教界对此的认识也不断深化。民国初年,基督教教育界在关注农业教育之际,也注意到了乡村卫生的问题[5]21。1920年代,中国基督教界积极开展公共卫生运动之际,作为其重要形式之一的卫生教育运动也扩展到部分农村[6]36-38。
与此同时,中国基督教界开始对乡村卫生问题日益表示关注。1924年,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开会之际,讨论了乡村教会问题,有人就提及了乡村医药的问题[7]。同年,有人提出乡村教会应兴办的事工就包括“创办医院事业”[8]。1925年,有人明确提出农村教会应办的事工之一就是“附设中西医药事业”,并认为“医药事业在农村是一椿最要的事”[9]。1927年以后,不仅世俗领域对此有清楚的认识,中国基督教界也有明确的表示。诚如中国基督教徒杨乞仁所说:“农村对于卫生,教育,两项,习惯已成,人人如此,村村如此,都不讲究。”“赶快提倡平民教育,农村教育,实急不容缓。”[10]因此,乡村世俗社会的现实需求是基督教参与乡村卫生建设的重要原因。一些教会机构从事乡村卫生建设正是出于对中国乡村社会现实的考虑。如北平道济医院的外国医学传教士———顾医生,“虑及我国经济破产,医界人材缺乏,以从事乡村卫生为己任。因尽其力之所及,就北平附近按其计划,作初步试验西山乡村卫生于是乎始。”[11]
作为跨国性质的宗教组织,基督教在华各教会从事乡村卫生建设有着自身传教的考虑。由于农村占中国版图的绝大部分,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基督教会早在民国初年就注意到了乡村传教的问题[12]。1922年,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大会就讨论了乡村传教的问题。而且,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负责乡村教会相关事务,并注意到了乡村医疗与卫生的问题[13]273-274。中国基督教界在开展乡村教会建设之际,对乡村卫生也给予了关注[14]74。
然而,1920年代,基督教在华各教会的乡村传教活动成绩并不显著[16]173,至于乡村卫生建设更是无从展开。与此同时,国际传教界积极主张乡村传教。1928年,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在耶路撒冷召开各国基督教徒代表大会,大会专门讨论了教会与乡村问题,提出“特别注重乡村事业”[15]。在大会关于教会与亚非乡村问题的正式声明中,“社区发展的目标”中的第二项就是“在健康的环境中健康地生活”[6]247。中国与会代表对于“乡村工作的重要性”均确信不疑[18]42。随后,世界著名乡村事业专家包德斐到印度、日本、中国等国调查乡村教会,对中国乡村教会的建设也提出了若干建议[15]。受此影响,中国基督教界在积极从事乡村建设之际,更为重视乡村卫生工作。1928年,华东农村教会建设问题会议召开时对乡村卫生表示了关注[17]53,58。1929年,中华博医会大会通过的决议中就有一条要求教会医院将卫生教育扩展开乡村地区[18]196。1931年4月,中华基督教协进会第八届大会在杭州召开。
此次大会通过了乡村教会决议案,提出卫生问题是乡村教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为改良乡村卫生起见,本大会建议各地教会尽力举办”卫生运动周、临时施诊、卫生宣传。卫生运动周是每年择时举办一次,临时施诊是“请各地医院,在附近乡村设立临时施诊处”,卫生宣传“请中华卫生教育会编印各种适合乡村环境与需求之小柬,图画,或他种宣传品,以谋农民卫生智识之进步。”[19]26地方教会对此予以了积极响应。如山东基督教乡村建设事业讨论会积极倡导乡村教会服务区制度,而且乡村教会服务区主任的训练课程也包含有“公共卫生”[20]。世界与中国教会组织的这种乡村传教政策成为基督教在华从事乡村卫生建设的另一个重要前提。
各教会在1927—1937年间积极参与乡村卫生建设,更主要地是因为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当时,农村经济的破产以及农村在中国的重要地位,引起了各界的关注,中国知识界和国民政府在乡村教育、改造乡村、复兴民族、稳固统治等不同需求的考虑之下,进行了形式各异的乡村建设运动。这些运动影响了基督教会参与乡村建设。诚如毕范宇所说:“乡村建设运动给教会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而且乡村教会也要考虑自身在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地位[21]83。事实上,在乡村建设运动的影响下,不同领域的教会成员都对教会参与乡村建设提出自己的意见。郑佑安指出:中国教会对于农村改造运动,“尽相当的职责,作适宜的供献,使多数农民得沾实惠,那基督教在中国的地位,不但愈增巩固,而社会国家的复兴,实在深资利赖”[22]。
齐鲁大学医学院院长施尔德发表了《医学校与乡村改进的关系》,从人才培养、调查等方面探讨了教会医学院校与乡村改造的关系[15]。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委员会1936年常会的议案也建议,学校的青年会要积极为学生、工友和农民服务,进行“农村改进”等具体的工作[23]28。中国青年会知名人士王正廷也发表演讲,指出中国男青年会过去的公共卫生运动中做出了贡献,现在应该在乡村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24]。他说:“这种工作,虽然也非一年或十年就能办成的,同时也要费很大的金钱和才力,才能有相当的成就。譬如晏阳初先生在定县办理农村事业,有很大的贡献,那是可以作为模范的。”[25]50随着乡村建设的兴起,中国政府和民间组织也邀请或委托中国基督教会参与乡村建设。江西黎川实验区、广东从化农村建设实验区、福建福州五里亭农村服务部等乡村建设,就是中国政府邀请或委托基督教会或教会大学从事的结果,并在推行的过程中合办有乡村卫生建设的内容。
于是,在关注乡村与乡村教会的背景下,中国基督教界出于传教的需要或服务社会的目的,积极主张从事或参与乡村建设。在此过程中,一些教会医院、教会大学开始组织并进行了不同形式的乡村卫生建设。1930年代,各教会还组织成立了华北基督教农村事业促进会(1931年)、江西基督教农村服务联合会(1934年)、乡村教会建设推广事业研究会(1937年) 等联合团体,进行包括乡村卫生在内的乡村建设。如全国教会学校与教会团体合组的“乡村教会建设推广事业研究会”,就主张“辅助农民,改进乡村建设”,从事的人员训练中就包括了卫生事项。[26]1933年11月成立的华北基督教农村事业促进会山西分会的计划工作事项中也包括有公共卫生[27]。
不仅中国的新教教会有这方面的努力,天主教界也考虑到了乡村卫生与传教的关系。1936年,阎树枏在各界都注意乡村工作的背景下,提出天主教要注意的事项之一就是乡村卫生工作,他提出每个教堂设一所卫生院,每一本堂设一卫生所,每一堂口设一卫生员,给每个卫生员发一个箱子,除装中国丹丸等药品外,还有普通常用之西药;同时,还要作积极的卫生防疫和卫生宣传[28]。
因此,在宗教与世俗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基督教在华各教会或因乡村建设而进行乡村卫生建设,或因服务乡村而进行医疗卫生,这成为20世纪20、30年代中国乡村卫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各教会在中国所进行乡村卫生建设,从总体上可以区分为两大类模式。第一类是单一的医疗模式,即在一定区域内仅进行疾病医治。第二类是综合模式的乡村卫生建设,即集医疗、卫生、防疫为一体的综合模式。第二类又可以区分为三种:直接的卫生建设模式、乡村建设之下的卫生建设模式、乡村教会的卫生建设模式。下面就此四种具体的模式分别展开论述。
(一)单一的医疗模式
在单一的医疗模式中,教会医院的巡诊是最常见的传统模式。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不少教会医院依然继续着这种模式。如杭州广济医院院长苏达立“仁慈为怀,抱基督博爱精神”,虽然差会“津贴费逐渐减少,经费支绌,调度为难”,但他“顾念邻县以及临近乡村之贫病”,面对无力求医的贫苦乡民,每周三特派医生、药师、护士和传教士到邻县以及附近的村落,即富阳、于潜、临平、留下、苋桥五处,“完全免费施医”[29]。
然而,在乡村卫生建设的大背景下,有的教会医院发挥了中心医院的作用,通过培养人才和设立诊所,建立起地方医疗网络。这是一种新的直接医疗模式,在河南怀庆最为典型。加拿大医学传教士罗光普以恩赐医院为中心,建立起了农村医疗网。其办法是:以教会总站医院为基地,建立起A、B、C、D四级合作者的医疗网,其中A级合伙人“一般是医学院或省医科学校的毕业生”,B级是“快速医生”开设的诊所,C级是“围绕B级诊所开设的小诊所”,D级则是“大量在家里接诊病人的‘赤脚医生'”。快速医生则是由罗光普在其医院短期培训产生。同在豫北的卫辉惠民医院、漳德广生医院两所教会医院也进行了同样的工作,于是“农村医疗网已经普及到豫北大约150万人口、5千平方公里的地区。”[30]248-249
上述模式不仅在河南出现过,在江苏南京、湖南邵阳等地也出现过。1933年,南京鼓楼医院鉴于乡村医药缺乏设立了乡村卫生工作科,在长江南北附近的庙头里、淳化镇、桥科、乌江、香泉、和县等村镇设工作站,成立服务机构,为民众治疗各种疾病,“而对于眼病尤特重视”[31]80。在湖南邵阳,英国循道会医学传教士毕家造在当地长期行医传教,他“针对农村医疗状况落后的局面”,于1937年开办农村卫生员训练班,并在邵阳境内各地设立医疗点,派医务工作者去白仓、两市塘、桃花坪、巨口铺等地巡回医疗。”[32]487-488
不过,南京和邵阳的医疗网络无论在规模和影响上都无法与罗光普在豫北的实践相比,而且全国像豫北那样的情形也是很少见的。如安徽芜湖弋矶山医院的乡村推广工作1936年才开始,在离芜湖几英里的地方建立了一所乡村诊所[33]620-623。这同时表明教会医院对周围乡村辐射能力是有限的,单独依靠教会医院不可能建立起较大规模的乡村卫生服务网络。
(二)直接的卫生建设模式
直接的卫生建设模式是一种综合的乡村卫生建设模式。这种模式是在一定区域内直接进行卫生建设,具体包括医疗、卫生、预防等建设。基督教会举办的直接的卫生服务模式不多。其主持方式既有教会医院主持的,也有某一教会主持的。
在主持这种模式的教会医院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广州博济医院和北平道济医院等。1932年,博济医院在广州河南岛一带从事乡村卫生服务,这是广东最早的乡村卫生建设事业,所以时人说:“广东办理乡村卫生事业,肇始于博济医院”[34]。1934年,博济医院“为扩充工作起见”,与广东家庭卫生促进会合作。据1935年的报告,博济医院从事的建设活动包括学校卫生、家庭访问、治疗工作、婴儿健康检验、预防工作、卫生展览会等六个方面[358]。该院的活动还得到广东农林局的协助[34]。然而,到1936年,该项建设事业因为没有“整个系统乡村卫生组织设计”,“故进步较为迟缓”[34]。
就机构设置而言,该院起初以伍村卫生分所、敦和市卫生分所以及岭南分院乡村卫生部为中心,对周围乡村开展卫生工作;后来将两分所裁撤归并岭南分院乡村卫生部,另在新村设敦和卫生所。到1937年,该院的乡村卫生工作区域涉及到12个村庄,人口约有2万人[36]47。在北平,道济医院的顾医生在北平西山进行乡村卫生,设立临时诊所,定期派医生前往为村民诊治,其卫生工作除治疗工作外,还有学校卫生、卫生宣传、训练人材等[37]。此外,山西太谷仁术医院派卫生劝导员下乡进行卫生宣传,“兼办预防接种与预防检查注射等”[38]71。
教会医院之外,有的教会组织也成立专门的乡村卫生机构,进行卫生建设。1936年,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华西年议会设立乡村卫生部,总部设在成都,在各县设立诊所(如龙泉驿诊所、简阳诊所、简阳石桥诊所、资阳诊所、内江诊所、荣昌吴家铺诊所、永川诊所等);其主要业务范围有:一是妇幼卫生保健,“从事产妇接生、产妇和幼婴的卫生保健,婴儿的体格检查及疾病防治。”二是学校卫生,“给学生种痘、预防疾病注射及简易治疗”。三是公共卫生,“向民众宣传卫生常识”[39]418。
与以上各教会组织独立进行直接的卫生建设不同的是,雅礼会参与举办的湘雅医学院于1935年8月在长沙北效设立卫生事务所。该事务所下设的保健股主要从事妇婴卫生、学校卫生、环境卫生、医药救济、传染病制止与预防,卫生劝导股主要从事家庭访问、卫生宣传、卫生教育[40]。
(三)乡村建设之下的卫生建设模式
乡村建设之下的卫生建设模式为多个教会组织所采取。各教会在举办乡村建设的实验过程中,一些教会组织设立了各自的乡村实验区。有的实验区起初没有设计卫生建设的内容,而是后来根据建设需要增加的;有的在开办之初,就有卫生建设的内容。这种乡村卫生建设的模式,以各教会大学主办的乡村建设实验区最为典型。如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岭南大学分别举办有清河县试验区、龙山实验区、乌江实验区、福州五里亭农村服务部、广东从化农村建设实验区等,乡村卫生建设均是各实验区或服务区的重要活动之一。
这些乡村建设实验区中最早进行卫生建设的是金陵大学主持的乌江实验区。值得的注意是,该实验区起初并没有卫生建设的内容。1923年,李洁斋受命到乌江办理农业推广工作,但是难以推广。1926年,他考虑到农民疾病流行的现状,为联络农民情感,购置西药,进行“施诊舍药”[37]。1930年,该实验区正式成立诊疗所;1933年,与鼓楼医院合作创设乌江农民医院,在区公所设有一个分诊所,在附近村庄设医药服务处24所。该实验区卫生组的主要工作与目标包括:为农民治病(包括住院治疗、游行治疗、门诊治疗)、预防传染病(包括种痘、预防注射、灭蚊蝇、提供街道清洁、饮水清洁)、卫生常识的灌输(包括卫生演讲、卫生标语、幻灯、卫生画片)、学校卫生(包括体检、卫生演讲、治疗疾病)[41]。乌江实验区先后与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安徽和县政府有过合作[42],但是卫生建设方面更主要是与南京鼓楼医院合作。
继金陵大学之后,齐鲁大学于1927年设立龙山农村服务社,在龙山设有诊疗所一处。卫生事业是该服务社工作的一个组织部分,主要包括治疗疾病、学校卫生、卫生宣传、办理接生等。其治疗工作由齐鲁大学医院派人定期前往治疗,“每逢大集(旧历四九),由齐大医院医士二人,轮流前来治病。其他时间,则有护士一人,担任平时或复诊之病。对于接生,则有护士(专门产科)负责。对于公共卫生,在最近期间,当另有专人负责。”[43]190据1935年的报导,“自去年九月齐大易文士于每星期一、五,到龙山施诊后,该诊疗所因易大夫服务的热诚,和技术的高明,工作异常发展。全年治疗数次,共达二七一一次,较前任何一年,增加五倍有奇,产科亦较前加增(平均每月一位)”。而且,该实验区的公共卫生运动周也得到了齐鲁大学医学院、理学院以及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的协助[44]137-138。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持的清河县试验区自1931年7月起,与北平市公安局第一卫生事务所合作开始进行卫生工作。1932年9月,正式设立卫生股。卫生股主要从事保健、医务、防疫统计、环境卫生、卫生教育。到1933年,“清河之卫生事业亦极有进展。新建医院一处,凡办公室、诊察室、隔离室均完备。”所办事业有指导学校卫生、打针、防疫、助产、清洁道路;附设产婆训练班,招收接生婆“以数星期之训练”;“星期三五由本院医师至各乡村为人治病。”[45]同时,为方便治疗村民,清河实验区在乡村设立有分诊所。该试验区在卫生建设方面还与北京协和医学院进行了合作[46]323-324。
福建协和大学先后在两地从事乡村服务工作。1934年,福建协和大学在福州附近的仙都乡设立乡村服务实验区,其卫生工作包括:开展诊疗、防疫、卫生讲演、清洁运动等[4]74;这种乡村卫生工作得到了福州基督教协和医院等教会医院的支持[48]195-196。1935年,福建协和大学受福建省建设厅和教育厅的委托,办理福州五里亭农村服务部。服务部设立后,积极从事保健工作,如创办女子保健班、办理产婆训练班、设诊病所、下乡种痘等,而且诊病所的医疗工作是与福州协和医院合作进行的,由该院每周五派医生前来为农民诊病[49]。
广东从化农村建设实验区是政府与教会大学合作的产物。它由广东省政府民政厅、岭南大学的农学院与医学院联合组设。其卫生事业由岭南大学孙逸仙博士医学院负责,该院派王兆霖医师担任此项工作,“其办理情形,略仿河南农村卫生事业。”[36]48
上述机构从事的乡村卫生建设,有的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有的体现了与政府在多方面的合作。而且,它们在乡村卫生建设中有较大的影响。有的还积极帮助政府或民间组织从事乡村卫生建设。1935年,华北基督教农村事业促进会山东支部开年会时,先后进行了两场演讲,其中之一就是齐鲁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主任姚寻源“演讲教会应如何与政府合力提倡公共卫生事业”[50]。事实上,邹平县创建卫生院时,就与齐鲁大学医学院合作;乌江实验区曾帮助安徽和县训练卫生人员,进行乡村卫生建设。
沪江大学的乡村卫生建设与上述五所教会大学有所不同。1929年,沪江大学成立乡村服务处,“旨在提倡乡村教育与农村改进”[51]158,为学校附近农村提供多种服务,医疗卫生即是其中之一。该服务处成立之初就设有施诊所[52],开展卫生演讲[53]等卫生教育活动。
除以上六所教会大学举办的实验区外,教会学校、地方教会、青年会在进行乡村建设实验时,也进行了乡村卫生建设。比较典型的是山西太谷的铭贤学校、保定的美国公理会和苏州青年会。
在各地的教会学校中,铭贤学校的乡村建设可谓别具特色,它对乡村卫生建设颇为注重。1933年,铭贤学校农科制订的农业推广计划就是对乡村进行综合性的改造,其社会改造方面也包括了与医院合作进行卫生工作,具体内容有“清洁周、预防针、讲演、诊疗所农家拜访、蚊蝇污物之取缔”等6项[54]。同年,该校在太谷县杨家庄成立农村改进会,组织机构中也设有卫生股,并从先举办一次清洁运动着手开始卫生工作[55]。1935年,该校又在太谷县贯家堡成立农村服务实验区,以平民教育为基础展开各项工作,并在贯家堡办事处内设立诊疗所,“聘专员实施疾病治疗预防”;该校还与仁术医院“热心乡运人士”合作,组织成立公共卫生服务委员会,开展各项卫生工作[56]。此外,一些圣经学校也开展了包括卫生工作在内的乡村建设,如山西汾州圣经学校的乡村服务与推广工作中均有乡村卫生工作[57]315-317。
地方教会创办的实验区中也有不同规模的卫生工作。在华北,这方面的工作以美国公理会最为突出。美国公理会在保定樊家庄设有实验区,在昌黎设有农村实验处,在通县设有乡村服务处,并且均从事乡村卫生工作。樊家庄实验区、昌黎农村实验处与铭贤学校的贯家堡农村服务实验区一样,都受到了平教会的影响。樊家庄实验区成立于1933年,其重要工作之一就是乡村卫生,具体包括治疗、疾病预防与公共卫生等内容[58]。昌黎的农村实验处除进行平民教育外,有专职医生和护士从事卫生教育、卫生宣传等活动;昌黎广济医院还进行了把医院“送给人民”的运动,在周围15英里范围内进行卫生宣传和预防接种工作[59]518-519。通县乡村服务处的工作也包含有卫生工作[60]518。除美国公理会之外,山西汾州基督教界于1931年筹划设立了汾州基督教农村教会服务区,医药即是其服务事项之一[61]。
在南方,福建、江西等地的教会在推行乡村建设实验之际,进行了乡村卫生建设,只是在时间上稍迟一些。这以江西最为典型。与某一教会单独设立实验区不同的是,江西的基督教会组织成立“江西基督教农村服务联合会”,并与地方政府合作,设立了黎川实验区。该实验区的各项工作中包含有乡村卫生(即保健工作)[62]。黎川实验区的卫生工作开始于1935年,设立有保健所,除进行疾病治疗外,还进行清洁运动、种痘、卫生演讲等;但是,由于设备简陋,需要扩充设备,增加专业人员[63]462-463。福建中华基督教会闽北大会在这方面的工作更晚。1936年,该会决定在建宁开办农村改进实验区,次年才建立起实验区;该实验区的工作包括教育、卫生、生计、妇女、宗教等五项[64]。
青年会在1920年代的公共卫生运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乡村卫生建设方面,有的青年会积极参与。1928年,苏州青年会与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合作,在苏州唯亭山“首先举办了一个农村服务的试验场”[65],即农村服务处,从事“培养高尚人格、灌输应用知识、促进体魄健康、改善社会生活、改良经济状况”的乡村改造工作。其中“促进体魄健康”即是“以种种方法,指导农民卫生,以促进农民之健康”。具体包括:卫生演讲、介绍简单医药、介绍优良医院、指导少年养成卫生习惯、春季种牛痘、提倡除蝇、提倡运动健身等[66]。该服务处并没有设立医院、诊所等专门的机构,而是“置备普通药物多种,以备乡民患病者之随时服用”;遇有重症,则介绍病人到著名医院就治,或请著名医生下乡为之治疗[67]。
该服务处的工作也有其他地方教会机构的参与。如1936年,东吴大学农村服务团曾到北里巷进行服务工作,在博习医院敬金波医师主持下进行了诊疗服务[68]。不过,唯亭山服务处的卫生工作主要是利用简单的医药进行治疗,重在预防。虽然如此,唯亭山的乡村建设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受此影响,“芜湖、香港、广州、南京、太原、宁波、保定、福州、重庆、济南等十余市会———也都纷纷继起举办。”[65]这些地方的青年会所办乡村事业虽受唯亭山的影响,但是根据地方情形也进行了调整。与唯亭山不同的是,安徽芜湖青年会于1932年设立的丁桥农村服务社自一开始就设立农民诊疗所,进行乡村卫生工作[69];
次年,“在卫生方面已使一般农民渐有觉悟”[70]。然而,各地青年会通过设立服务区、社,从事固定的乡村卫生工作的并不多见,只有在某些方面有卫生建设的内容。杭州青年会1933年起从事乡村工作,其丁桥镇农村服务处就设有诊察室;香港青年会自1931年起开始乡村工作,其中包括卫生演讲与卫生展览;广州青年会自1934年起在市郊乡村进行乡村事工,其中包括有卫生幻灯;南京青年会的乡村工作开始于1933年,随后在中华门外殷行镇霞曙村建立服务区,其工作包括有卫生教育。太原青年会组织成立“山西乡村建设研究会”,并与太原政府、华洋义赈会合作,重点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但是,其活动中也包括有“种痘、卫生运动”等与卫生建设相关的内容;宁波青年会1933年起从事乡村工作,其五项工作内容中就有健康一项[65]。
与以上卫生建设相比,有的教会机构在进行乡村建设时,虽有卫生建设的计划,但是实际工作并不突出。如汇文神学院在河北昌平设立乡村实验区,进行的乡村建设带有浓厚的乡村教育性质,其活动包括有宗教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平民教育等实验工作,并设有慈善事业实验区。然而,据1934年的报导,其卫生教育实验活动仅限于施种牛痘[71]。据1936年的调查,该实验区的工作中仅有“家庭卫生”与卫生建设有直接关系[72]。这说明乡村卫生建设并不是该实验区的重要内容,同时也表明其从事乡村卫生建设能力的有限。
(四)乡村教会的卫生建设模式
在建设乡村教会的背景下,中国各地的乡村教会积极从事各项事工,其中自然也包含有乡村卫生工作。据毕范宇对64名乡村牧师和传教士的调查统计,有23人在一年里从事卫生教育或卫生活动,9人在自己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从事此种活动,11人认为这种活动很重要[21]134。事实上,有的乡村教会建设有计划地进行了这方面的活动。
在乡村教会建设中,卫生建设比较典型的是金陵神学院在南京淳化镇设立的“金陵神学院乡村教会实验处”。淳化镇的乡村教会实验处开始于1932年,同年冬即进行乡村卫生工作。淳化镇的卫生工作体现了教会与政府、民间的广泛合作。起初,该处的卫生工作极不正规,只是在教堂后的小屋内“设有一些简单的药品,由牧师为人治疗简单的疾病,和宣传卫生教育。”[73]1971933年正月,该处开始考虑设立乡村诊疗所,于是联合地方官、绅、商以及地方教会成立了淳化卫生事业促进会,其成员包括“本地绅商、县立小学校长、镇长、宁属农业救济协会、宋墅女青年会、淳化中华基督教会及本处各代表”[73]197-198。淳化卫生事业促进会请南京鼓楼医院指导卫生工作,该院乡村服务部派出的李入林负责此事,“对于开办时各种计划,帮助颇多。”[73]198
1933年,淳化乡村教会实验处设立诊疗所。而且,淳化乡村教会实验处与江宁自治实验县政府进行了较为密切的卫生合作。时值江宁县政府正在进行卫生建设,所以它将淳化镇的诊疗所视作本县卫生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淳化镇的卫生工作得到了江宁县卫生院的“各种帮助与便利”;同时,淳化卫生事业促进会向政府备案后,江宁县政府每月给卫生分所提供津贴,1935年又由起初的每月10元增至每月50元。1935年,合作办法又有所改变,“由县政府负卫生分所完全责任,促进会负卫生设计方面责任。”[73]198-199淳化卫生分所有男女护士各一人负责卫生工作,具体包括诊疗、传染病的预防、环境卫生、学校卫生、村庄卫生(派护士到各村庄巡诊)、妇婴卫生、卫生宣传等。此外,该处还与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合作,研究当地农民的营养与健康[73]199-201。
淳化镇在乡村卫生方面的广泛合作应当说是很成功的。因此,1934年,毕范宇在关于青年会与农村改造的演讲中就指出:“还有许多工作,不是我们自己单独能做的,必须要和别的机关合作”;接着,他以淳化为例,肯定了淳化乡村教会在卫生方面的成功合作[74]。
与淳化等地乡村教会建设不同的是,美国农村教会事工专家费尔顿(Ralph A. Felton)所推广的乡村教会建设是跨省份的实验区。1936年,费尔顿来华任职金陵神学院,进行乡村教会的建设。1937年,他在调查研究后,倡导建立中国乡村教会复兴基金,决定以南京、北平、济南、福州、广州、成都等地为中心,在神学院和教会大学等的主持下建立实验区;每个中心涵盖几个省份,如南京中心就包括江苏、安徽和浙江,开展各项乡村建设和乡村教会建设;其中的乡村卫生工作就包括有生育、卫生与疾病预防谈话、设立教会诊所、种痘服务、散发卫生小册子以及公共卫生展览等[75]12。
除以上4种主要模式的乡村卫生建设外,其他教会组织机构也进行了一些乡村卫生工作。如:1936年,保定同仁中学从事的乡村服务也有卫生方面的内容,到各村进行的巡回挂图就包括有卫生方面的挂图;其服务工作中也包含有携带医药箱,“仿选定县平教会的保健箱在乡下施医。”具体各年级的社会服务安排是,初中二年级的包括种痘、捕蝇、挂图等,前三项都与卫生有关;高中项目中,假期服务包括有携带医药箱[76]。
一些教会医院在一定区域的乡村从事公共卫生服务[21]65,如山东临清华美医院在1936年就在乡村进行了公共卫生演讲[77]7。另外,山东浸礼会在乡村进行卫生教育[16]203;1934年,美以美会华北女布道会决议进行乡村服务,其培养乡村教会工作人员的计划就有卫生教育的考虑[78]61。基督教青年会在南京、福山等地也进行了不同形式的卫生工作[79]108。不过,这些乡村卫生建设要么尚未充分展开,要么带有非专业性质。不过,这些形式各异的教会乡村卫生建设成为中国乡村卫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上可见,教会举办的各种乡村卫生建设根据举办主体,又可以区分为单独举办(包括受政府委托的方式)、教会合办、教会与地方政府合办等几种方式。无论在何种方式中,我们都可以发现教会医院在乡村卫生建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单一的医疗模式都是由各教会医院负责举办;在综合模式中,教会主持的重要乡村建设实验区或服务区等大多是由与之关系密切相关的教会医院具体负责卫生建设。同时,不少卫生建设也得到官私方面的帮助。这都反映了民国时期教会工作的合作化与本土化历程。
1927—1937年间,基督教在中国各地进行了各种形式的乡村卫生建设,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分布在安徽、山东、河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川、湖南、山西、江西、河南等10余个省份。这些乡村卫生建设与政府、民间所办乡村卫生建设也有相互的交流与合作,与之一同构成了中国乡村卫生建设,并体现了自身的特点。然而,基督教乡村卫生建设在取得成绩之际,同政府与其他民间组织一样面临着自身和客观的现实问题。
教会医院、教会大学以及其他教会组织,都是具有外国背景下的宗教组织。它们所从事的乡村卫生建设在某些方面自然有别于世俗领域所从事的乡村卫生。宗教性是基督教乡村卫生建设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正如医学传教在近代中国各地起着开辟传教大门的作用一样,卫生建设在开辟乡村传教方面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以乌江实验区为例,医药为乌江农业传教的进行打开了局面。起初,乌江实验区只进行简单的疾病治疗,“自此种医药设备公开后,地方感情日见融洽,乡村改进工作得以畅行无阻,故此种费用小而效率大之方法,实可供其他乡村建设机关取法焉。”[80]73正因为如此,毕范宇在谈及乡村卫生工作时,就指出“乡村的每个社会或宗教机构能有助于传播卫生知识,并促进改善卫生条件,而且这为乡村教会留下很大的机会。”[21]65的确,有的教会就充分利用卫生建设进行宗教传播。如美国公理会在保定进行乡村卫生建设时,负责乡村诊所的流动医生就是与传教士一同行动的[16]205。
除去宗教性这一显著的特征外,有的教会乡村卫生建设在经济、组织等方面体现了自身的特色。民国时期有人就比较了定县乡村卫生建设与金陵大学主办的乌江实验工作的差别。当时,定县的制度“已被政府采纳普遍的推行”;乌江的实验工作则是“由农业推广区卫生组与南京鼓楼医院合作推进,在乌江本镇设立农民医院一所,香泉、桥林、濮家集各市镇设立诊疗民,其他市镇则为巡回诊疗”。
在经费方面,“定县有大批固定的预算,乌江仅凭募捐和自身业务的收入”,而且“乌江卫生事业是在农民组织中活动,有农会的经费,有农会的职员来管理,也是一个主要特点。”在人才方面,“定县有大批医生和医学院实习的学生,乌江仅有一二医生和经过训练的本地练习生”;在举办历史上,“乌江有十年以上的历史,定县较迟。”[81]因此,乌江的乡村卫生建设虽然在某些方面不如定县有优势、有影响,但是有着自身的特色与优势。此外,其他教会组织所举办的乡村卫生建设也因为教会医院在医疗卫生等方面的优势,而体现了自身的特色。如罗光普以恩赐医院为中心建立起的农村医疗网就具有典型性,这是当时官私机构所办乡村医疗卫生所无法比拟的。同时,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基督教乡村卫生建设同其他官私机构所办乡村卫生建设一样,也必须适应中国各地乡村的实际。收费低廉就是一个重要表现。
齐鲁大学龙山农村服务社的“助产收费极低,实合农民经济能力。”[43]192基督教在各地所进行的乡村卫生建设取得一定的成绩。各种形式的乡村卫生建设均设立了医院、诊所等诊疗机构,同时派出医生、护士、助产士等进行医疗、防疫、公共卫生等活动。以齐鲁大学设立的龙山乡村服务社为例,该社在成立后的几年里,“工作虽有时不容易进行,经济也有难处,但经同事们不怕艰难的努力,成绩还算不错”。1936年,为使人们了解自己的工作,该社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宣传大会,活动有演讲、展览、戏剧表演,展览分平民教育、公共卫生、家庭改良、消费合作,“结果很不错”。[82]就医疗而言,各种医疗机构在运作的过程中逐渐赢得民众的信任,就诊者不断增多,乌江农业推广区的诊疗统计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见下表)。其他方面,教会组织的乡村卫生建设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以防疫为例,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清河镇社会实验区进行的防疫工作就有种痘、猩红热狄克氏试验、猩红热毒素注射、预防霍乱注射、白喉锡克氏试验等[43]85。尤其是种痘在各种乡村卫生建设的实验中都是着力推行的。此外,学校卫生、公共卫生等也取得一定的成绩。这一切对于改变一定区域内的乡村民众生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所进行的各种乡村卫生建设均是以西医来改造乡村、服务农民。这是近代西医自19世纪传入中国以来,基督教会首次有计划地将西医向乡村传播,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教会医院以城市为中心的状况。在此过程中,近代西医知识、技术、卫生观念、西药等传入乡村,使乡村民众直接接触到了近代西医。然而,乡村民众长期以来有着自己的医药观念与卫生习惯。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并非易事。因此,教会乡村卫生建设者在进行工作时必须考虑乡村的实际情况以及农民的接受能力。燕京大学清河实验区推行新式助产的周全考虑与举措就证明了这一点。清河实验区的新式助产工作就包括有助产教育,“其目的为使乡民澈底明了助产工作之重要,及新旧接生之利弊。”
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家庭拜访,“以联络感情,宣传助产教育。”二是母亲会上“由护士主领之演讲或指导”。三是文字宣传方面,将《孕妇须知》及印刷品多种,“分赠乡民”,并在《清河旬刊》上刊登有关文字。四是“又授本地收生婆以新式接生术,灌输助产知识”[43]87-88。经过努力,新式接生最终“极得本地人信仰。”[43]87因此,在乡村卫生建设者的努力下,不少地方的乡村民众逐渐接受了西医以及相关的观念、习俗。
但是,乡村特殊的文化传统、社会信仰以及社会经济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民众对西医的接受,进而影响了乡村卫生建设的进行。基督教在各地所进行的乡村卫生建设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上述问题。在清河试验区,其卫生股的“工作中比较满意者,为门诊治疗及助产工作,他如预防注射,环境卫生等工作,则成绩较差。盖缘于经济及地方风俗人情之隔阂,工作进行,较为困难之故。”[83]博济医院在广州河南岛进行卫生建设,其工作之一就是家庭访问,“目的志在灌输家庭卫生教育,使各家妇女均能有卫生常识,及如何管理儿女,治理家务,预防疾病等。”然而,“因农民多智识薄弱,对于此种工作之善意,每多忽视,致进行尚未臻顺利,良可惜也。”[35]农民既有的医药观念也阻碍了他们接受西医药。
早在1925年,邵雯光在提倡发展乡村医药事工时就指出,农民认为“我们的医药是最好无比的”,“故必须请一中医,可以适应他们的急需;再请一西医,平日就可使他们知晓西医的便利功效;这样,不但能悦服他们的心,并且经济也有独立的希望。总之,要想改良他们的生活,决非一朝一夕所可能,必需长期逐渐的工夫才行的。”[9]事实上,许多地方在推行西医之初就遭到了农民旧有观念的阻碍。当时推行西医的人士对此有明确的认识。诚如1936年的《湘雅医风》刊文所称,“现今你若想到乡间去办卫生,也何尝不像以前在北京修铁路和在上海装电灯的情形一样呢?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听到过卫生这两个字。”
以江西黎川为例,当地推行西医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人民愚鲁,迷信难破,除外科来就医外(因取费廉,每人新号十枚,复诊五枚,奏效迅速),非奇险之症,鲜有情愿来医者。”[63]463除去农民的因素外,乡村生活条件也影响了西医人员到乡村服务[85]。黎川实验区在开办两年半后,“没有非常成功地获得一名好的_医生”[86]19。同时,各教会在办理乡村卫生建设之际也面临着人才缺乏、经济困难。不仅在华教会面临这样的问题,而且印度的各国教会在从事乡村卫生之际也面临同样的问题[87]67,79。这些因素都影响到了基督教乡村卫生建设范围的拓展和服务水平的提高。基督教乡村卫生建设服务范围的有限,表明了它作为民间力量难以承担起广大乡村改造的重任。而且,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基督教的乡村卫生建设因战争波及而相继中断,即便幸存,也只能勉强维持。上述情况是中国官私机构在办理乡村卫生建设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总之,基督教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本着宗教与世俗的多重动因,进行了多种形式的乡村卫生建设。这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乡村卫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种模式的运作既体现了基督教在社会福音下的人间观照,也体现了其改造社会的世俗用心。因此,基督教的乡村卫生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相应的区域内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受制于自身的经济、人才等方面的能力,加上客观条件的限制,基督教的乡村卫生建设虽然出现在10多个省份,但其服务地点和范围却是有限的。正因为如此,有的教会在抗战时期依然进行乡村卫生建设;战后,教会中人仍然提倡到乡村去建立“为乡村人民服务的诊疗所”[88]。但是,乡村卫生建设是一个整体的系统工作,民间力量进行的这种地方性的工作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乡村卫生的整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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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府公信力,是政府获得社会公众信任和认可的能力,它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和满意度,是政府的执政基础、体现着政府的执政能力。有了公信力,政府从政治上来说,就拥有了足够的合法性资源;从道德上来说,就有了很好的道德基础;从经济上来说,相当于有了社会资本,可以节约政府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成本。稳固的公信力体现着政府产生与存在的合法性。稳固的公信力也是一种执政资源。当前我国政府公信力建设存在着地方政府的权威流失、公共政策的执行乏力、腐败违法现象时有发生及政府信息缺少透明度等问题,提升政府公信力应从理念转变、制度完善、职能转变、政策制定、流程优化五个层面着力。从而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关键词:公信力 服务型政府 论文代写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在履行职责过程中通过合理、有效地履行其功能和职责,获得社会公众信任和认可的能力,它是政府影响力与号召力。政府公信力,是政府的执政基础、体现着政府的执政能力。政府的公信力与政府职能的履行具有密切关系。政府职能目标的适当及政府职能的践行程度,与政府的公信力呈正比关系,即政府府越是高效地履行职责、提供服务,就越容易赢得公众和社会的信任。
腐败导致的政府“公信力”日渐遭遇质疑。反映在社会管理上,当前我国的社会管理局面中出现了一个“公信力怪圈”,即老百姓已经习惯于怀疑政府,甚至是对政府出现了“有罪推定”:官民冲突时,错肯定在政府;官员有错时,肯定是贪赃枉法;政府出台政策时,总是与民争利; 政策评价时,大都将信将疑……诸如此类,使得政府很多良苦用心不被理解,好心办不成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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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目前现代化的不断发展来看,我们正存于信息时代,在我们的工作当中,信息技术以及成为了我们不可获取的工具。而信息技术对于企业产生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了企业的电子商务这一方面的运用上。本文以电子商务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地位为切入点,详细探讨了电子商务在企业管理方面的运用。
【关键词】电子商务;企业管理;成本;风险管理
在今天,很多企业的管理者都已经意识到电子商务在企业管理以及发展中的重要性,不管是生存还是发展,电子商务均是各大企业进行优化管理的不二选择,因为电子商务直接涉及到企业经营成本的控制以及企业经营风险的管理等。将电子商务运用于企业管理,对企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电子商务,即Electronic Commerce,通常简写为EC,它是指利用信息网络进行生产、销售以及流通的活动。然而,它不仅仅是指在Internet上进行的交易活动,还指指所有利用电子信息技术来解决问题、降低成本、增加价值和创造商机的商务活动,包括通过网络实现从原材料查询、采购、产品展示、订购到产品储运以及电子支付等一系列的贸易活动。另外,利用电子邮件进行贸易也是电子商务的一种。
企业管理就是企业的管理者抑或是管理机构为了实现企业的价值最大化这一目标,通过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一系列活动,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及其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和有效整合的动态过程。企业管理是社会大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当社会的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所有规模较大的共同劳动就离不开组织的指挥以及协调,以确保整个劳动过程能够正常地运行。尤其是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市场瞬息万变、产品日新月异的新时代,企业管理就显得更为重要,且迫在眉睫。
运用电子商务这一先进的技术能够帮助企业手机大量的数据信息,并能依据商务数据的处理系统对企业客户的信息以及特点进行分析。对于企业来说,如果能有效利用这些信息,就可以为客户提供更优秀的服务,从而提升企业服务的个性化水平。
在对数据进行相应分析的过程中,依据客户的实际需求以及市场的最新动态,企业的电子商务站点能够快速地提供独具针对性的服务项目,帮助企业更成功地占据市场。同时还能够为企业的管理者服务,对客户需求以及市场发展进行较为准确的预测,帮助决策者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发展计划,提升企业的决策水平。
运用电子商务的企业,电子商务的站点能够对其网站的消费者抑或是浏览者的交易数据、浏览信息等进行分析,促进企业网站结构得到持续的完善,从而使企业的结构设计更为科学、合理,设置出独具人性化特征的链接以及布置网页,并依此将网站的浏览量提高。这样一来,企业的广告商以及客户都会给予这种设计人性化的优秀网站较高的评价。追根朔源,企业强化运用电子商务,能够帮助企业更好地了解客户,熟悉客户的消费习惯,与客户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为企业更多、更广泛的营销渠道的打开起到促进作用。
电子商务具备一个主要的站点功能,即客户的数据信息等是实时的、动态的,且能够进行智能分析,从而得到最后的客户群体的消费水平以及消费偏好等信息。这些信息能促使企业对客户的实际需求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了解,帮助企业实施针对性强的市场营销策略,提高企业的服务质量,建立良好的客户满意度,提升企业的客户服务水平。
目前的企业均是处于信息时代这一大环境下,促使各个企业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因此,以往传统的管理理念以及管理形式、手段均不能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在未来,企业必定要建立创新型的管理理念,否则只会被时代、被社会所淘汰。这就要求企业要在管理理念上进行转变,加以创新,致力于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而电子商务正是当下创新型管理理念的代表。企业将电子商务运用到企业的经营管理过程当中,帮助企业的管理者持续做出组织创新、市场创新、制度创新以及战略创新等,及时制定出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管理体系,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第一,在现代化的企业管理理念当中融入数字化的创新。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在进行市场的中和分析的时候,需要将计算机、网络等先进的信息技术有效的、合理的加以运用,从而确保能够在进行决策的时候做到准确无误。通过运用电子商务,企业能够对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做出及时反应,并采取相应对策,为企业创造出不可估量的价值。第二,电子商务是最新型的管理模式的重要载体,它成功凌驾于产品以及技术的范畴之上,改变企业的经营观念以及经营要素,帮助企业将更多的知识积累起来,不断地完善对于电子商务的运用,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为现代化的企业,想要将企业面向于世界,首先需要将企业标准化的经营理念保持下来:将企业的产品标准化实现的过程中,需要确保产品的质量能够是英语国际要求的规范标准,能够做到实现实现的产品障碍的规避,防止不良影响到企业的口碑。第二,作为企业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国际通行的苗裔的管理以及规则,从而不必要的障碍给企业带来一定的影响;第三,对于相应的组织推行出来的政策以及开展的活动等,企业应当积极响应,并主动参与其中,促进企业稳定、健康地向前发展。
同时,现代的企业还面临着一个十分现实且严峻的问题,即企业管理的现代化,它跟企业是否能够很好地适应新时期经济发展的要求有着直接关系,甚至跟企业的生存、发展均有联系。企业现代管理的核心内容包括企业先进的文化模式、企业现代化的管理组织、企业现代化的管理者等。企业管理现代化是一个整体的、系统的概念,各要素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这个时候,电子商务就能体现出其重要作用了。电子商务能够为企业管理组织的现代化提供保证,帮助企业实现管理方法、管理手段等的现代化。例如已经被我们所熟知的淘宝,它就是运用电子商务对企业进行一个整体的把握,促进淘宝实现管理的现代化,优化了企业管理。
第一,电子商务使企业的采购成本有效减少。传统的企业采购方式是通过见面会、订货会等途径确定好企业的原材料采购,但是如此会占用企业内部大量的人力与物力,但是企业通过电子商务的有效使用,就能够克服这一个缺点。当企业通过自身专业的网站以及远程等于合作商进行业务方面的探讨的时候,也能够将企业使用的调查、研究的费用、差旅费等,使得企业的采购成本大大减少。
其次,企业运用电子商务能够在系统里进行最大范围的供应商的选择,从而在庞大的范围当中选择出最适合企业自身快速发展的合作商,从而使得在价格的谈判之上,采购人员能够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并且也能够为企业建立出相对较稳定的联盟,促使企业能够共享信息资源,用最少的支出就自身企业希望能够购买到的部件、材料等,从而将执照产品与原材料的采购相互结合,最终降低采购花费的成本,企业的经营成本也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节约。
最后,通过网络,企业可以对自身原材料的短缺情况进行及时的了解,制定出相应的需求计划,防止企业发生重复进货抑或是货物短缺的情况,减少企业不必要的浪费支出,有效改善企业的采购效率,确保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能够顺利进行。
另外,电子商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资金的转移以及信息的传递速度,并且也能够降低企业的使用费用,将经营周期大幅度的缩短。与此同时,在电子商务的运用实践中,消费者也能够及时的与商家进行有效的沟通,并且对企业提出自身的各种方面的要求,从而有利于企业对消费者的了解更加的透彻,及时、准确地将新产品推入市场,最后赢得市场。例如众所周知的京东商城,就是依靠电子商务的运用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经营成本。
与电子商务相关的专业人才是企业运用电子商务不可缺少的。电子商务的相关专业人才主要包括计算机软硬件的应用人才、自动化及通讯技术人才、信息技术人才以及企业的经营管理人才等。企业可以采取聘请、培训等方式对优秀的人才进行选拔,而培训的方式受到更多企业的青睐,因为培训能够使企业的人才巩固,协调企业的人员管理。根据实践的情况来看,电子商务这一技术在我国具备相当良好的发展前景。伴随着持续发展的信息时代,现代企业应当如何运用电子商务技术建立自己专业的人才队伍,并对其运营及管理进行充分融合等均是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虽然电子信息技术在中国的起步较晚,因而在使用过程以及推广进程当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但是我国的企业正在不断地努力,有效运用电子商务,并借鉴发达国家应用电子商务的先进经验,全面推进我国的企业管理,促使企业取得全面、持续的发展。
作为一种全新的商业运作模式,也作为一种全新的交易模式,电子商务必定会在21世纪获取长久的发展。企业运用电子商务,不仅能够优化企业管理以及节约企业的经营成本,还能够帮助企业实施风险管理。
一是如果企业运用电子商务战略,首先就会考虑在这一运用过程当中出现的各种风险。对于电子商务来说,企业长期的发展战略所面临的风险是繁多且复杂的,一旦企业运用了电子商务,就势必会给企业带来很多变化,帮助企业应对风险问题。
二是企业在运用电子商务时,需要构建出一个安全的、平稳的电子商务平台,例如淘宝。电子商务的成功运作必须要具备先进技术的大力支持。因此,在企业的存储资料被意外销毁抑或是网络被入侵时,企业将面临巨大的风险。此时,电子商务的作用就发挥出来了,能够帮助企业备份资料,确保企业网络的安全。
三是企业应当运用电子商务建立健全其风险管理机制。运用电子商务的企业必须要拥有一个完善的风险管理系统。运用电子商务建立风险管理系统,就能够帮助企业搜集各种风险数据,对企业的风险管理起到一个监督的作用,有助于企业人员及时发现风险并成功处理风险。
综合本文论述,电子商务可以优化企业管理,节约企业的采购成本以及经营成本,促进企业建立专业的人才队伍,以及实施风险管理。企业运用电子商务,可以提升企业服务的个性化水平、决策水平,完善并优化网站,提升企业的客户服务水平,创新企业的管理理念,大幅度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在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作为一种新型的信息交流方式,电子商务具备十分强大的功能,将其运用于企业管理当中,不仅可以实现企业管理的优化,完善企业的组织结构,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企业的健康发展。电子商务能够把企业管理的每一个环节都紧密地联系起来,有效提高工作效率,让企业的经济走向一体化的发展方向,提升企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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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公信力,是政府在履行职责过程中通过合理、有效地履行其功能和职责,获得社会公众信任和认可的能力,它是政府影响力与号召力。政府公信力,是政府的执政基础、体现着政府的执政能力。政府的公信力与政府职能的履行具有密切关系。政府职能目标的适当及政府职能的践行程度,与政府的公信力呈正比关系,即政府府越是高效地履行职责、提供服务,就越容易赢得公众和社会的信任。
要牢固确立权为民所用的执政理念。政府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政府的职责是为人民服务,因此,恪守执政为民的理念就是政府的最大诚信。政党是公民控制政府之手,是民意表达的工具,执政党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公民参与政府决策的程度高低、公民政治权利实现的程度,进而影响政府信任的程度。只有执政党从执政理念、制度供给、执政体制、干部输送等各个方面都体现着为民服务的精神,规范政府的内部管理以及外部关系,提高行政道德和行政管理水平, 才能使政府更好地赢得公众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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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府公信力,是政府获得社会公众信任和认可的能力,它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和满意度,是政府的执政基础、体现着政府的执政能力。有了公信力,政府从政治上来说,就拥有了足够的合法性资源;从道德上来说,就有了很好的道德基础;从经济上来说,相当于有了社会资本,可以节约政府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成本。稳固的公信力体现着政府产生与存在的合法性。稳固的公信力也是一种执政资源。当前我国政府公信力建设存在着地方政府的权威流失、公共政策的执行乏力、腐败违法现象时有发生及政府信息缺少透明度等问题,提升政府公信力应从理念转变、制度完善、职能转变、政策制定、流程优化五个层面着力。从而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关键词:公信力 服务型政府 论文代写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在履行职责过程中通过合理、有效地履行其功能和职责,获得社会公众信任和认可的能力,它是政府影响力与号召力。政府公信力,是政府的执政基础、体现着政府的执政能力。政府的公信力与政府职能的履行具有密切关系。政府职能目标的适当及政府职能的践行程度,与政府的公信力呈正比关系,即政府府越是高效地履行职责、提供服务,就越容易赢得公众和社会的信任。
其实,对于提升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性,党和国家都早有论述。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就提出了提高政府公信力的问题,党的十七大又明确强调“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更是把提高政府公信力作为转变政府职能和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落脚点。这充分说明我们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政府公信力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政府公信力建设。在党的报告中,也有“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的论述。社会诚信和政府公信力影响整个社会进步,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稳固的公信力体现着政府产生与存在的合法性。持续而稳固的政府公信力更多的是依靠政府在施政过程中的主动性作为争取来的,而不是强制力。政府获得公众信任、拥护和支持的能力越强,公信力就越高,执行力也就越强。稳固的公信力是一种执政资源。政府公信力反映了公众对政府治理行为的接受程度,稳固的公信力可以转化为政府治理过程中的一种执政资源。政府公信力具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它的稳步提升对整个社会信任体系的建设及运行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服务型政府是指在民主政治的框架下,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实现服务职能,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在社会主义社会,服务型政府也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就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的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中,把政府定位于服务者的角色,并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政府。服务型政府作为新时期行政改革的一个目标,呈现出丰富的内涵。服务型政府应该是法治、服务、效能、廉洁的政府。服务型政府出台的每一项政策,制定的每一个举措,都应该尊重人民意愿,体现人民要求,为人民利益服务;政府透明的行政保障了人民知情权,人民才会积极参政议政,政府官员才接受监督,不敢懈怠。这样的政府才能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心,真正赢得民众的信任。“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执政依靠人民,执政成果由人民共享,打造服务型政府,也是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取信于民,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的根本途径。
总体而言,中国政府的公信力保持在稳中有升的状态,但政府在某些方面获得公众信任的能力还存在问题,呈现出“两个递减”的特征。从横向看,政府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成为影响政府整体公信度的“短板”。根据《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报告》(2001-2010) 的调查表明:城乡居民对政府管理经济事务的信心度较高,而对政府管理社会事务的信心度则较低。从纵向看,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随着政府层级的降低依次递减。根据《小康》杂志发布的《2005-2011中国信用小康指数》报告,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很相信中央政府,很多受访者则表示不信任地方政府,2008年认为政府公布的数据掺假的比例高达91.1%。
政府公共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政府政策没有连续性,普遍的问题是“新官不理旧事”,一届政府一朝政策,常常是重打锣鼓再开张,一些地方政府形成“一个班子一套思路,一届政府一个政策”的局面,影响政府的形象,对整个社会信用问题的负面影响极大。公共政策变更的随意性很大,导致公众无法对政府的行为做出合理的预期。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推动工作开展,草率出台政策,之后又久久不能向群众兑现承诺,使政府失信于民,导致政府公信力受损。
腐败导致的政府“公信力”日渐遭遇质疑。反映在社会管理上,当前我国的社会管理局面中出现了一个“公信力怪圈”,即老百姓已经习惯于怀疑政府,甚至是对政府出现了“有罪推定”:官民冲突时,错肯定在政府;官员有错时,肯定是贪赃枉法;政府出台政策时,总是与民争利; 政策评价时,大都将信将疑……诸如此类,使得政府很多良苦用心不被理解,好心办不成好事。
信息是公民了解、参与、监督政府管理的基石,没有透明的信息,公众无法有序参与,政府无法获得真实信息,就会产生政府的“刁民思维定势”与百姓的“贪官思维定势”,即政府总是不信任百姓能够自我管理,而百姓总不相信政府会以民为本。目前政府政策的议题设定、方案选择、执行和评估,都还远未达到开放的程度。民众的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都缺少制度保障。信息的不够透明,限制着政府内部决策、执行、监督之间的有效制约,政府制度中的权力和权利难以达到平衡,政府的公信力也就越难提高。
要牢固确立权为民所用的执政理念。政府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政府的职责是为人民服务,因此,恪守执政为民的理念就是政府的最大诚信。政党是公民控制政府之手,是民意表达的工具,执政党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公民参与政府决策的程度高低、公民政治权利实现的程度,进而影响政府信任的程度。只有执政党从执政理念、制度供给、执政体制、干部输送等各个方面都体现着为民服务的精神,规范政府的内部管理以及外部关系,提高行政道德和行政管理水平, 才能使政府更好地赢得公众的信任。
制度建设对政府公信力具有根本性的影响。改革开放30 多年来,社会构成发生巨大变迁,通过强化“三个代表”、“政治文明”、“服务型政府”、“和谐社会”等概念,人们的政治理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完善党内民主,选出素质高、政治影响力大、民意基础好的主要负责人,对于增强公民对制度、机构和主要负责人的信任度无疑是很重要的。通过人大在决定重大事项、预算、监督方面发挥更多作用,与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方面的积极作为,分散国家行政机关的压力。
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地方政府管理创新,是政府提升公信力的症结所在。一是合理定位政府职能。政府是“有限”的,政府必须明确自己的职能和作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其经济职能的行使,必须以不破坏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为前提,任何与市场竞争机制相冲突的政府行为必然导致其行为有失信用的本质要求。二是合理定位各级政府的不同职能。针对越是基层政府越应侧重公共产品提供者的目标,将民生放在突出位置,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公共服务的任务就要重一些,合理配置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政府在政策的实施、操作上,要把握好适度原则,保证经济发展和人民利益的实现,以取信于民。
完善决策程序,运用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和公众参与,推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加大信息公开力度,拓宽信息公开渠道,健全信息发布机制,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使公共权力的行使自觉接受法律和制度的约束、社会和公众的监督。进一步加强权力运行监督和制约,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切实加大行政问责力度,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违法要追究。
政府工作流程的改进,是影响公众对政府服务水平评价的一个重要因素。加强对政府行为过程的控制与管理,综合运用多种现代管理手段,提高政府行政绩效。政府绩效评估制度,是引导政府及其公务员树立正确导向、尽职尽责做好各项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也是实行行政问责制的前提和基础。绩效评估体现了是公众对政府政策、行为结果的认同情况,政府多大程度上满足了公众的需求,是社会公众审视政府能力与表现,乃至政府公信力的一个主要度与标杆。
总之,人无诚信不立,业无诚信不兴,国无诚信不强。政府公信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党的执政形象、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就是要贯彻落实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创新和改进政府各方面工作的方式方法,切实把各项职责履行好、各项事业发展好,以为民赢公信、以公正建公信、以高效树公信、以公开促公信、以廉洁保公信,以良好的执政形象和工作业绩赢得人民群众的普遍信任和真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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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晓峰,近年来政府公信力研究综述.中国行政管理,20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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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是以农村自然风光、人文遗迹、民俗风情、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以及农村环境为旅游吸引物,以城市居民为目标市场,满足旅游者的休闲、度假、体验、观光、娱乐等需求的旅游活动。它对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就业、调整农村经济结构、改造乡村环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等有积极作用。蓬莱市旅游资源相当丰富,但是乡村旅游发展起步虽早却严重滞后。2012 年蓬莱市委市政府启动“蓬莱美丽乡村”创建活动,力争到“十二五”末,在全市创建“蓬莱美丽乡村”40 个左右,促进蓬莱乡村旅游跨越发展。目前乡村旅游在西方发达国家已具有相当的规模,走上了规范化发展的轨道。本文重点探讨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乡村旅游中政府干预的若干措施,以期对我市发展乡村旅游提供有益的启示。
发达国家大都把乡村旅游作为政治任务或公益事业来发展,主动谋划,不同程度地采取了一些促进措施,积极发挥政府旅游和农业等职能部门的组织、规划、协调、宣传、推动的作用。
比喻西班牙,每个地区政府都有相关乡村旅游的立法,从立法上确定乡村旅游的地位。美国从县、州一直到联邦的各级政府对乡村旅游都制定了一些列扶持政府。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芬兰相继成立了农村旅游发展协会和农村政策委员会,协调农村发展尺度,推进农村资源的有效配置。西班牙瓦伦西亚大区政府主持制定了发展规划并提供了规划编制的技术支持和资金支持,并给予严格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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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校园文化 物质文化 精神文化 制度文化 行为文化
论文摘要: 校园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对学生素质的提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校园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及行为文化在提升学生的作用方面又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
校园文化,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校园为主要空间,以育人为主要导向,以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环境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建设为主要内容,以校园精神文明为主要特征的一种群体文化。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校园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它的灵魂是由价值观、理想追求、精神面貌、道德情感等组成,一个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总是以一种特有的方式,潜移默化的渗透着某种思想、规范、价值标准,无声无息地影响着学生的信念、对教育的希望,也不知不觉地影响和规范着他们的价值取向和思想品质的形成,进而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并积极适应当前社会的新要求,成为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人。可见,校园文化建设对于提升学生的文化素质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素质教育是指通过环境熏陶、知识传授等教育过程,将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内化为人的气质、修养、品格,使受教育者达到业务素质、思想品质、文化素质和身心素质的有机统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1]这就是说,我们长期以来强调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实质是素质教育。实施素质教育,必须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有机地统一在教育活动的方方面面。[2]当今,重视并加强大学生的素质教育,培养精神和谐、胸襟宽广、情操高尚、人格健全,即全面发展的人才,是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
校园文化建设与文化素质教育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校园文化建设充实和发展了文化素质教育,文化素质教育又改进和创新了校园文化建设,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对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不同类型的校园文化在提高学生素质方面作用不尽相同。具体地讲,物质文化是学校发展的物质基础,它是校园文化的载体,外在地表现为学校的形象,校园物质文化主要包括校园内的各种建筑物、教学科研设备、图书资料、校园道路、花草树木、雕塑壁画等等。学校的物质文化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引导学生主动地接受一定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有利于他们树立健全的人格,形成上升的情感和意志。学校所营造出来的环境氛围,同学校建筑与景点所营造的艺术氛围,都可以使学生从中得到美好的享受和陶冶,得到智慧的启迪和情感的交流,形成强烈的自豪感和责任感,不断净化着自己的心灵,提升着学生的道德水准和精神层次。
学校的精神文化是高层次的文化,是校园文化的抽象与升华,是校园文化的内在因素,也是学校发展的主导因素。校园精神文化包括体现学校特色和精神的优良传统、校训校风、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等等。他可以持久地调动全体师生强大的凝聚力,其主要内容包括:校训、校歌,各种类型的讲座,入学教育、校史展览,学生各种形式的精神文化生活等等。在大学校园里,一些学生成才欲望十分强烈,自我定位往往偏高,但由于心理发展尚未成熟,心理承受能力较弱,在学习、竞争、就业、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往往出现焦虑、烦恼、自卑、孤独、忧郁、健忘、嫉妒等不良心理反应,甚至产生悲观失望情绪和精神失常等意外的行为。也有一些学生,进入大学后放松自己,不注重加强自己的文化修养,参与到社会的不良活动之中,如喝酒、上网、赌博等,学校的精神文化能够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并使他们能在紧张的学习之余,体验到放松和喜悦,使他们心情愉快,精力旺盛,情绪高涨,同时,还可以调节学生因竞争受挫、生活枯燥、学习紧张等带来的不良情绪,营造积极、健康的心境。同时,引导他们寻求健康的文化生活,摒弃不良的文化生活,找到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为他们走向社会奠定良好的基础。
制度文化建设在高校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约束、规范、引导和保护学校行为,维护高校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根本保证。严谨规范、实用有效的规章制度,合理的组织管理机构,合理的管理人员是保障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得以顺利实施的关键。学校的制度文化反映学校的教育管理思想、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体现了学校文化的发展水平,对学生的行为具有广泛的约束力。一方面,它通过既定的规章制度,规范全体师生员工的行为,另一方面,通过制度文化建设,明确了学生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从而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因为校园制度文化中所形成的校纪、校规,是师生共同创造的、并要认可和自觉遵守的。它表现为一定的规律性和规范性,要求学校沿着其规定的目标前进。凡是符合校园文化建设规范的行为,必将肯定与奖励,而违背校园文化建设规范的行为,则会受到人们的谴责。制度文化建设必须做到“有章可循,执章必严,违章必纠,”校园制度文化对每一位学生具有约束力,才能规范着每一个人的行为,对不良的行为进行排斥与抑制,使他们向好的方向转变,最终成为制度约束下的人。有了制度文化作保障,才能树立起校园的行为文化。
总之,校园文化凝聚了学校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制度文化,对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具有广泛的约束力。做为百年老校的呼和浩特职业学院,不论从物质文化层面,还是从精神文化层面都有着自己的特点和优势:从物质文化层面上,旧校区公主府的人杰地灵,新校区精美的建筑和别致的风景;从精神文化层面上,“明德修身,格物致知”的思想理念,百年老校的文化精神内涵,都是我们的财富,也是我们在人才培养上所具备的先天的优势。但是,要想提高学生的素质,制度文化建设又是必不可少的。今天我院的学生,从总体素质上看,的确与原师范、教育学院的学生有差距,加之,当代教育的开放性与宽容性,使学生的自觉性大大缩水,所以制度文化建设在整体文化建设环节中,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制度约束对学生本身,也是高职教育的基础与核心,这就要求我院在进行校园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花大力气去切实落实学院的校规、校纪。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通过校园文化建设提高学生整体素质的目标,才能不愧于百年老校的文化内涵,才能使我院在内蒙这一地区的职业院校中做大做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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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技术的内容非常广泛,可粗分为计算机系统技术、计算机器件技术、计算机部件技术和计算机组装技术等几个方面。计算机技术包括:运算方法的基本原理与运算器设计、指令系统、中央处理器(CPU)设计、流水线原理及其在CPU设计中的应用、存储体系、总线与输入输出。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美国政府在计算机技术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启示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文提要:计算机产业是一个收益丰厚,而且高度竞争的产业,但是美国政府大力资助计算机产业技术的发展,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本文重点介绍和分析了美国政府在计算机产业技术发展的各个阶段所发挥的作用,对我国政府如何支持产业技术发展具有重要借鉴。
关键词:美国的计算机产业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政府起了重要作用。美国政府对计算机产业的支持之所以能够产生明显的效果,关键是政府职能明确,不断根据产业发展需要调整支持方向,改进资助体系和管理。总结美国联邦政府支持计算机技术研究开发的经验,对我国政府支持产业技术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邦政府一直是计算机技术的强有力支持者。按1995年不变价计算,1976-1995年间,联邦政府对计算机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支持由1.8亿美元增加到9.6亿美元,增长了5倍。其中,基础研究投入由6500万美元增加到2.65亿美元;应用研究投入由1.16亿美元增加到7亿美元。联邦政府资助中约35-45%投向大学,其余55-65%投向政府实验室和产业界;政府基础研究资金的70%投向大学。联邦政府还对其他与计算机技术相关的研究给予资助。联邦政府对与计算机研究相关的其他技术和电子工程研究方面的投入由1972年的不到10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17亿美元,占联邦总投入的比重由5%增至7%。
联邦政府从其职能出发决定资助方向,政府资金主要投向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点支持长期的基础性研究
美国政府在长期基础性研究和共性应用技术的研究开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长期基础性研究的主要特点,一是其效益往往在短期内无法显现出来,风险较大。特别是在产业发展初期,企业没有实力进行这样的研究工作;二是其应用领域往往比较广泛,一家公司无法完全利用,而且又无力阻止竞争者利用其研究成果。因此,产业界较少对长期基础性研究进行投资。
美国联邦政府对计算机技术的长期基础性研究的资助项目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如,政府资助的计算机人工智能技术研究开始于70年代早期,直到1997年才研制出能够成功识别持续性语音的个人电脑。与此相似的是,国防基金从60年代就开始资助可用于三维图像的基础性系统研究,直到90年代才形成消费性产品。尽管这项成果在高性能仪器中早已开始应用,但近些年才广泛应用于医疗、娱乐及国防产业。
(二)资助计算机研究的基础设施
联邦政府在计算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为美国发展计算机产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
1.为产业发展培养了大量人力资源
联邦政府的资助计划培养了一大批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的研究生和优秀研究人员,为计算机和电子工程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后续人才。国家科学基金的数据表明,1985-1996年间,获得联邦资金资助的计算机和电子工程专业的研究生比例从14%增加到20%。联邦政府对研究生的资助主要采取助教奖学金的形式,助教奖学金占总资助额的75%以上。1985年到1995年,全国最好的计算机系里,如MIT、卡内基·梅隆、加利弗尼亚大学勃克力分校等的计算机和电子工程专业的研究生中约有56%得到了联邦政府的资助,其中一半是助教奖学金。1997年,斯坦福大学电子工业和计算机专业27%的研究生获得联邦政府资助,50-60%的博士得到资助。同时,政府资助的一些大型研究项目还培养了一批学术带头人。
2.为大学教育和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设备和设施
配备和维护研究的硬件设备需要较高的资金投入,一般的大学很难筹集到这笔资金。联邦政
府采取多种形式来支持大学购买计算机设备,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为大学教学提供计算机设备;另一种是通过资助特定研究项目为大学提供精良设备。
联邦政府在支持大学研究设备方面的主要贡献,一是支持建立大学计算中心,资助大学计算机系开展研究工作。国家科学基金(以下简称“NSF”)于1956年就开始了为大学提供普通教学和研究用计算机的资助计划。该计划每年提供的资助金额增长很快,1958-1970年间,共资助了66,00万美元。60年代,国防部高级项目处(以下简称“DARPA”)重点资助了少数几个基础好的大学计算机系(如MIT,卡内基-梅隆大学,斯坦福大学)开展专门项目研究,资助项目的大部分资金用来采购设备。据估计,60年代,全美大学中约一半的计算设备是由政府机构资助提供。1981-1995年间,联邦政府资助了计算机科学系研究设备采购的65%,1985年高达83%。在电子工程方面,联邦政府的设备资助也维持在较高的水平,1982年为75%,1995年为60%。NSF启动了两套专门为计算机科学系提供设备的计划:计算机研究设备计划和一个更加广泛的协作实验研究计划。
二是研制高性能计算设备和建设网络设施。80年代中期,政府资助了IBM701等高性能计算机
的研制,造出了供研究人员进行各种研究使用的大型计算机系统。1985年,NSF启动了一项建立超级计算机中心的计划,资助建立了5个全国范围的计算机中心,为那些不能在普通计算机上进行的高级的、运算复杂的研究提供了条件。后来,这些中心成为高性能计算机的早期试验场,还对一些计算机科学系的教学起了重要作用。同时,这项计划还带动州、私人部门出资在其他大学建立超级计算机中心。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政府加大对网络设施的资助力度。1973年起,NSF着手进行一项科学网络的计划,每年提供60万美元到75万美元为大学的研究人员建立计算机网络。
(三)支持利用高新技术的大型应用系统的研究开发和推广
联邦政府有效资助了大型应用系统的研究开发项目。DARPA支持了计算机间相互联结的分批转换网络(ARPANET)的研究项目。这项研究促进了有关入网协议、分批转换及路线安排等项研究。同时也推进了对大型网络管理模式的开发研究,如,域名系统及开发电子邮件等。DARPA的研究成果显示了大型分批转换网络的价值,促进了其他网络的开发。NSF网络的建立形成了网络的基础。政府通过资助大型高新技术应用系统的开发,把学术界和产业界的研究者汇聚起来共同建立共用的实验室,交流思想,从而创造出一支有能力最终推动技术发展的研究力量。如,50年代的SAGE项目组织了来自MIT、IBM及其它研究实验室的研究者,整个项目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创新思想,目前在计算机行业已经获得广泛认可的想法都是当时提出来的。许多计算机行业中的先驱人物也从50-60年代的控制计算机系统(SAGE)项目中获得了经验,后来这些人在代表着计算机及通讯事业新兴的公司及实验室中工作。SAGE的影响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才逐步显现出来。
构造大型应用系统的实践表明,有些研究并不一定直接导致某一项技术的创新,而是导致开发与技术推广。应用开发是对已经研究出来的技术进行分析和合理组合,形成新的应用系统。如,建立大型应用系统的研究项目就是把电子通讯系统的原理应用到ARPANET项目开发中,形成了网络技术的基础。
(四)对产业技术的早期资助
20世纪50年代,联邦政府资助了绝大部分计算机技术的研究。那时,政府对计算机技术研究
开发的资助超过工业界R&D投入的3倍,几乎覆盖了整个计算机界的研究与开发。直到1963年,政府还资助着IBM计算机R&D的35%,Burroughs公司的50%,Control-Data公司的40%。从60年代末开始,因为整个计算机行业快速发展,政府对计算机R&D资助的比例急剧下降。直到70年代中期,政府资助仅占计算机R&D投入的25%,1979年达到战后的最低点15%。随着新项目的启动和里根执政时期的国防建设,1983年,政府对计算机技术研究的资助比例又有回升,约占20%。
美国政府对产业界的资助重点放在推动技术商业化方面。一是对产业界早期研究的资助。政府对企业实验室提出的一些有市场前景的技术给予资助,将其推向商业化。例如,IBM最先提出了相关性数据库的构想,但IBM考虑到这项技术构想可能对自己已经成熟的产品造成潜在的竞争威胁,没有继续进行商业化研究开发投入。而NSF资助加州大学伯克立分校对这一构想进行深入研究,并将其推向商业化;二是支持共性技术研究开发。有些研究开发具有商业价值,但属于共性技术,单个企业难以研究开发,或者企业担心难以控制竞争者使用技术成果。IBM最先开发了RISC(精简指令系统计算机),但直到DARPA资助加州大学伯克立分校及斯坦福大学进行深入研究时,RISC才实现了商业化。该研究是作为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项目的一部分来进行的。后来许多公司把以RISC为基础的产品引入了市场领域。
(五)联邦政府的资助对创新起到重要作用
联邦政府的资助计划促进了计算机技术的创新。据统计,1993至1994年间,美国全国共批准了1619项与计算机产业有关的专利。尽管这些专利的所有者75%是美国企业,但它们所引用的论文大部分是由大学或政府的研究人员撰写的。在按资助来源分类统计的论文中,51%的资助来自于联邦政府,37%来自产业界的资助。政府资助中NSF占22%,DARPA占6%。尽管这些数据仅限于两年的专利统计,但反映出联邦所资助的项目,特别是在大学里进行的资助研究,推动了计算机行业的技术创新。
政府在计算机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随计算机产业成长和发展阶段不同而变化。(一)50年代——计算机技术发展的初期阶段,政府的主要作用是用户和资助者
在1960年以前,美国政府作为用户和资助者,主导着电子计算机技术的研究开发。这一期间,政府支持计算机技术主要出于国防需要,资助面比较窄,重点是对技术本身的试验,而且没有一个系统的长期战略计划。但是,这一时期的政府资助项目尝试了不同类型的资助机制,对私营部门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50年代,几个主要计算机公司的R&D都得到过联邦政府的各种形式的资助。例如,在IBM公司的R&D投入中,政府合同资助投入占50%以上,直到1963年还有35%。联邦政府不仅在资金上对私营部门提供资助,而且从项目设计、技术思路、人力资源等方面提供了支持。资助的项目涉及到有关国家安全、人力资源培养等各方面,还包括一些综合性、高投入、不确定性大、具有长期影响的技术开发项目。政府资助的许多项目研究出了设备的原型,在这些原型基础上,研究人员可以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二)60-70年代——技术扩散和产业增长阶段,政府扶持的重点转向长期基础性研究和培养人才
60年代初期,美国的计算机行业开始商业化,可以独立于政府的资助和采购,全国出现了几个大型的计算机公司。这些大型公司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并且有能力自己研究开发计算机应用技术,从而促进了计算机产业的商业化。如,IBM公司与美国航空公司在部分采用军事指挥和SAGE技术的基础上,开发了计算机订票系统(SABRE系统)。计算机定票系统的迅速发展成为推动计算机产业化的一个重要动力。与此同时,产业界对计算机人才的需求大大增加。出现了计算机科学领域,几个重要学校的计算机系已经成立。
随着计算机技术产业化和商业化,政府的资助重点开始转向长期基础性研究和培养人才。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由于计算机产业界对R&D的投入增加,尽管政府资助产业界的绝对数额还在上升,但比例却急剧下降。
(三)80-90年代——计算机产业成熟阶段,政府积极组织和支持联合研究开发
随着产业界增加对计算机技术研究开发的投入,政府资助所占比例开始下降。80年代初期,日本的电子工程和计算机存储器等技术开发,使美国的计算机产业感到了竞争威胁。同时,美国半导体生产设备的国际市场份额从75%下降到了40%。“增强竞争力”成了美国80年代技术政策的关键字眼,国内要求政府采取行动的呼声提高。同时,大学与实业界开始以合资、协议等方式进行合作,或组织行业协会抵制来自日本的威胁。
为了提高美国计算机产业的竞争力,使其在世界占据领先地位,联邦政府不仅继续支持计算机科学和技术的研究,而且调整了支持重点和资助方式。政府对计算机技术的资助重点开始转向支持各界联合开发,通过支持行业协会等一些新机构,组织和促进产业界联合开发。1984年的国家合作研究法案从不信任法案中把研究协会的名字去掉了,从而使研究协会的合作合法化。政府支持半导体制造技术协会(SEMATECH)等行业性组织机构,发挥其在计算机技术联合开发中的组织作用。那一时期,半导体制造技术协会和高性能计算机研究所等受到政府资助的行业性机构,成为计算机技术研究开发和政策议程的主导者。
90年代,政府一方面对现存的政府所有的成熟的计算机基础设施实现商业化和私有化;另一
方面又开始资助新的更高层次的技术研究。如,NSF于1992年将其互联网向商业应用开放之后,又于1995年成功地把NSF的互联网推向私有化。与此同时,NSF和其他联邦机构还在继续进行下一代互联网(NGI)的开发与扩展工作,计划将互联网的数据传输速度提高100倍。NGI计划将建立一个试验性的、范围广阔的、可升级的测试系统,用以开发那些对国家至关重要的网络应用技术,如国防和医疗等。
美国政府资助计算机技术发展的经验,对我们有以下几点启示。
(一)政府职能明确
在美国的计算机革命中,政府、产业界和学校起了不同的作用。政府主要引导大学和产业界研究机构的研究,特别在建立前沿研究需要的实物基础设施,培养大学生、研究生和技术队伍等方面起到关键性作用。尽管有些在市场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大公司,如AT&T、IBM、微软和英特尔等在基础研究方面也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大公司更倾向投资于与其发展目标及产品开发有紧密联系的研究项目。而政府则在长期基础性研究、应用前途广泛的共性技术研究开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计算机产业从幼稚产业发展为成熟产业,美国联邦政府的作用经历了一系列变化。从50年代的用户和资助者,60-70年代的资助基础研究和培养人才,到80-90年代的合作者。资助机构和管理也从分散、无战略计划逐步发展到由专门机构统一协调。
(二)资助来源多元化和机制多样化,发挥政府代理机构的作用
联邦政府对于计算机技术与电子工程技术的资助主要是通过几个代理机构来完成的。例如国防部、国家科学基金、国家航空航天部、能源部及国家健康机构。这些代理机构的特点是,专业技术能力比较强,机构内部有许多专业技术人员,有些机构本身就是国家研究机构。除国家科学基金外,这些代理机构大都是计算机技术的直接需求和应用方,经常根据部门自身的需要资助计算机技术研究开发。
多元化的优点,一是有利于技术发展的多样性。由于计算机技术是工具性技术,各个领域有不同的需求,因此,每一个机构都有各自的资助重点及资助方式,从而促进计算机技术多样化发展;二是提供多种潜在的支持,增加了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的选择余地,有利于竞争;三是研究成果可以在不同的机构间转移,形成广泛的用途,提高了研究成果的利用效率。
(三)加强统一协调
尽管美国政府对计算机技术的资助计划是由专业管理部门分别执行的,但是,随着计算机产业的成熟和资助规模的扩大,各专业管理部门和联邦政府不断加强对计算机资助项目计划的统一协调和战略规划。60年代以前,军方对计算机技术的资助是根据各军兵种自己的需求分散进行的。60年代初,国防部成立了高级研究项目处,并成立了专门的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协调军方各部门的长期战略性资助计划,实行统一管理。
90年代,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设置计算机、信息和通讯委员会,该机构通过下级委员
会,协调12个政府部门或机构的有关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R&D项目,并重点组织实施了5个具有长期战略意义的项目计划。
这种体制即发挥了专业代理机构的积极性和技术特长,又加强了统一协调,避免重复研究和
分散竞争资源的局面,提高了政府资助的整体效果。
(四)以多种方式支持计算机技术
除了资助研究开发以外,美国政府对计算机技术市场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政府是高新技术的最大用户,政府采购为高新技术创造了巨大的市场。
从半导体到超级计算机,在许多领域中,政府创造了计算机及其技术的市场,促进新技术的标准化和核心技术在计算机行业的推广。例如,联邦政府为阿波罗号航天飞机采购的集成电路以及国防部的洲际弹道导弹项目都对集成电路生产能力的提高形成了一种刺激。为开发核武器,能源部及其前身机构对高性能计算机的需求驱动了早期超级计算机市场的形成。美国政府的统计体系也是早期计算机及其软件的大用户。在软件方面,通过建立联邦数据处理标准,联邦政府促使市场向“美国国家标准机构”制定的COBOL(面向商用的通用计算机语言)不断靠近;为使FORTRAN程序语言扩展应用于并联计算机,政府资助了高级FORTRAN论坛项目。
反垄断诉讼也具有深远的影响。例如,1952年出现了针对IBM的反垄断诉讼案,要求IBM公司出卖或出租其设备,以帮助其它公司进入这一商业领域。同时要求IBM公司对其包括电子计算机在内的所有有关信息处理设备的现有及未来专利实施许可制度,并规定了许可的比率。“司法部反垄断部门”的负责人认为,IBM诉讼案是“开放电子领域的一个进步”,为其他公司进入计算机行业打开了方便之门。
(五)保持战略产业在国际竞争中的领先地位
美国政府对计算机技术的贡献中最发人深省的是,政府不仅在计算机产业的发展初期发挥了作用,而且在计算机产业逐步趋于成熟时,仍然起着重要作用。
计算机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该产业不再像以前那么依赖于基础性研究了。政府为什么还要继续资助计算机技术研究呢计算机行业是一个收益丰厚的高度竞争的产业,为什么一些大公司不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新技术的开发实际上,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美国计算机产业界已经增加了对计算机技术研究开发的投入,政府的资助所占比例开始下降。而由于80年代日本的电子工程和计算机存储器等技术开发,对美国的计算机产业震动很大。因此,围绕提高美国计算机产业的竞争力,占据世界领先地位这一目标,政府和产业界联合起来,加大了计算机科学和技术研究的投入力度。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点主要结论。一是政府在资助计算机技术中的作用是对产业界的补充,而不是代替产业界。尽管产业界的大公司花费了大量资金支持和进行计算机技术研究开发,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不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实用技术研究,公司目标都是商业化目标,而政府目标是非商业化的。政府对整个创新过程起着杠杆作用;二是政府的技术政策要有整体战略目标。计算机产业是美国的战略性产业,美国政府的目标是使其计算机产业在全球占居和保持领先地位。因此,政府不仅对计算机科学和基础研究投入大量资金,还对推动产业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投入了大量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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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市场经济进入快速发展的转型期,信用缺失正成为侵蚀社会肌体的毒瘤,缺乏诚信不仅会使社会公德丧失,而且会大大提高市场交易的成本和风险,影响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转和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构建和完善信用体系打造信用社会,不仅仅是一个道德命题,也是一个经济命题,关系到我国经济的长远可持续发展大局。本文提出对电子商务物流领域的“一一三三”信用体系建设的框架布局与目标,仅供同行参考。
论文关键词:电子商务信用体系信息采集物流
信用信息采集作为信用体系中的一个首要和关键的环节。物流信用信息采集是否客观、真实、全面对所收集到的信息能否进行合理加工与处理,使之能够更好地体现物流企业的真实信用水平。信息采集、记录和使用的过程能否实现标准化,能否合法保护数据主体的权利这方面的研究却很少见到。本文从电子商务物流领域的信用现状出发,设计出“一一三三”信用体系建设的框架布局:即一个方针、一个平台、三个最关键环节(货物标识、智能押运和电子签收),三项任务(信息采集、共享、使用)。从而建立物流信用信息平台的数据库中心,对社会化大物流信用数据实时采集、信用数据整合与装载,描述了信用信息从数据采集、建模、校验、比对、容错、整合、入库的策略。
信用缺失同时也制约了物流企业的发展。从一些主要发展中国家建立信用制度的实践看,信用行业的发展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和金融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我国已具备了大规模发展信用消费的客观条件,这就要求信用中介服务行业有较快发展,为社会提供全面、真实、准确的消费者和企业的信用报告。从而增强信用市场的信息对称程度,保证物流信用市场的平稳、持续、健康发展下去。这样,除了政府主管部门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之外,物流行业必须自己构建第一手的信用信息通道,培养一个通用的物流信用信息平台。
要建设这样一个网络服务开放的物流业信用平台,首要解决平台中的软、硬基础建设问题。物流信用平台的硬基础主要是指智能物流中信息精确采集装置和身份标识装置。在货物标识阶段的主要工作就是统一布置货物身份标识装置;推动电子封、智能锁和周转箱等在物流中的应用;实现运输工具和物流对象货物的身份识别和认证,确保物流信用平台的信息交互与控制识别。物流信用平台的软基础主要是指物流智能软件系统,其充当着物流系统环境的“心脏”和“神经”,是确保物流信用平台多应用领域安全可靠运行的中枢。
现代物流已不再局限于简单的运输,更是一种先进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技术。利用先进的物流装备和技术就可实现从物流源头起完成自动采集,以实现物流过程的全透明化和可追溯化。物流信用平台最重要的工作是做好货物标识、智能押运和电子签收三项工作。物流信用信息就贯穿在这三个最关键的环节中。
货物标识就是对在供应链中运转的物品进行标识。在货物的托运、运输开始,在货物包装层次应当实现自动识别,以支持货物的装车清点、中转分装、发运地自动识别和货物在本次物流全寿命责任管理。在这些环节中,随时随地都要用到货物的标识,其是多种行业共享的通用数据。分拣、配送、签收过程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将电子标签贴在发送的物品上,并在每个货物交接点装一台RFID阅读器。RFID作为自动识别技术,不需人工操作即可完成管理作业,速度上即时反映,可大幅缩短作业时间,应用范围非常广。
电子商务的物流配送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电子商务的成败,是电子商务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智能押运是指物流配送企业采用网络化的计算机技术和现代化的硬件设备、软件系统及先进的管理手段,针对客户的需求进行一系列分类、编码、整理、配货等理货工作,按照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将确定数量和规格要求的商品传递到用户的活动及过程。这种新型的物流配送模式带来了流通领域的巨大变革,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采用电子商务物流配送模式。相对于传统的物流配送模式而言,电子商务物流配送模式具有高效配送、适时控制以及过程简化的优势。
电子签收是物流业根据自身的特点和发展的需求,把一系列物联网技术通过系统一体化的开发集成和应用,以提高企业资源利用率和生产力水平,防范业务流动带来的不稳定性,加强企业对业务过程的管控水平的一种体现。传统的纸质交接方式不仅花费了大量纸张、人力,同时也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物流管理的需要。通过RFID识别收/发货方和运输车辆身份及货物与目的地是否一致,扫描商品车条形码信息确认商品车身份及质损状态等信息,连同每次交接货时都形成一个唯一的数字签名,经过GPRS的通讯网络,传输到物流信用平台,及时更新订单交接的完成状态。同时,平台在第一时间以短信或电话来通知相关利益者。平台将自动进行解析、核查和回复以完成签收信息管理。
电子商务物流的信用体系建设中三项任务,就是加强物流行业信用信息的采集、记录和使用。行业的信用信息是行业内交易主体日常行为的真实记录,即便物流企业上报的公共信用信息和银行信用信息有虚假成分,通过了解行业信用信息可以显出其原形,因而物流行业的信用信息是所有信用信息中重要的信息。在这里我们主张快速、真实、完整、连续、合法、开放的取得物流企业信用信息。
物流企业的信用信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主要物流企业的资产规模以及扩张的速度、资产负债率和偿债能力、盈利水平和盈利产品等。
物流企业履行各种合同的情况,执行国家的有关政策法规的情况。违规违法收到惩处的记录等。
如物流企业的注册登记信息、公司名称代码、反映企业所在行业的发展前景的信息,企业的投资战略与决策、企业的核心技术和管理、企业主要管理者的背景与履历。
㈠发运信息采集:发运前,物流商用手持机清点发运货物并将发运货物的信息通过无线网络上传到物流信用平台;
㈡中转分拨信息采集:中转时,可根据货物标识识别并分类中转,通过手持机采集并上传中转货物信息,可以让平台随时记录货物的运输、中转信息,防止运输过程中的信息丢失;
㈢接受信息反馈:货物到达结束地后,签收人通过手持机扫描货物标识,并与平台记录的标识信息比对后,快速确认并上传货物签收的信息;
㈣全寿命跟踪:从货物发运的源头起,利用货物标识的唯一性使货主、物流商、物流中介、物流中心、物流行业协会、行业主管部门都可以通过网络了解相关物流的运输、中转和签收的全寿命管理情况,将大大提高物流全过程的信用信息采集能力。
任务要求涵盖物流供应链上所有的受众:即货主、物流商、物流中介、物流中心、信用机构、物流行业协会、行业主管部门等。做到信用信息记录的真实、及时、全面,需要百分之百的可靠性,百分之百的互联通性。实时响应,永久、完全存储任何相关的信息等,实现物流主体行为信息比对、抽取、审核处理。分阶段逐步提高应用数量等级,从单个孤立应用逐渐过渡到大规模的海量应用。
有效的使用信用信息可以使所有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能够及时连接并且覆盖全社会,使那些只从事一次性博弈的市场交易主体就不再有生存的空间。“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策略也将失灵,每一个交易主体都被迫进行重复博弈。而在重复博弈中,诚信显然是最优策略。
对信用信息的使用者而言,即时信息的重要性要远远高于历史的信息;对于需要即时信用信息的主体而言,过时的信息实际上就是信息垃圾。那么,要如何确保信用信息的客观公证、完整、独完、真实、可靠。这就是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原因,要求其对信用信息的传播和报道不受任何外来力量的支配和左右,同时保证其生存和发展与所传播信息的内容无关。
从对原始信用信息的收集,到进行筛选、甄别、匹配、核验、加工整理、保存形成“信用数据”,再到后续对数据的不断更新和维护,这一过程是一个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只研究“原始数据”的收集,不仅会使研究思路缺乏连贯性,也会限制整个研究的实际意义。体系建设的任务之一就是设计出信用信息的共享机制,使信用评估机构、企业、政府以某种准入方式快速进入,使其方便获取并完成信用信息自定义查询、统计分析、管理决策服务以及公共服务的功能。
由于交易者根据自身需要搜集信息、分析信息的成本较高,效率却比较低。于是在社会分工的进程中逐步出现了专门从事信用信息征集和处理的第三方征信。第三方征信更加专业、更加具有规模效应,为从事信用交易的各方带来了多方面的好处,也对信用行为的规范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市场中的交易主体往往需要先了解对方的信用能力和以往交易中的信用记录。因此,使用者所得到的关于双方的信用信息则决定是否与对方进行交易。如果交易得以实现,那么本次交易中双方守信或失信的记录就成为新的信息汇入信用信息源中。如果不进行交易,那么它对于对方信用信息的请求将有可能成为对方信用信息集合中的一部分内容而保存在有关的数据库中。信息使用者这种对信用信息的使用和反馈是信用信息传播中的重要环节,它关系到交易主体对未来的预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反馈机制,才使得交易者收到足够的警戒,同时一旦失信,就会被记录,并影响到下次交易机会。由此我们看到,信用信息使用者在作为信宿的同时,也是信息的反馈者甚至是产生者。
开展信用信息的数据挖掘工作,就是力图找到有效方法自动地分析信用信息数据、自动地对数据分类、自动地对数据汇总、自动地发现和描述数据中的趋势、自动地标记异常。
数据挖掘是对数据库中的大量业务数据进行抽取、转换、分析和其他模型化的处理,从中提取辅助决策的关键性数据的分析方法。数据挖掘的目标是通过对现有数据的深入分析、归纳总结出事情间的内部规律和关系,以指导对事物的认知和管理。
完善的物流信用体系为物流行业高速、稳定、持续发展提供保障,是社会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子商务物流领域的信用体系建设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还处于一种探索阶段。
建立在电子封、智能锁和周转箱等物流装备基础上,具有与具体设备无关的公共标准的,能支持异构数据源,跨地理区域,网络化的自动数据收集,汇总处理的信用信息平台,实现“低端”和“高端”的连接,全程监测物流供应链上所有的交易和交接细节,为电子商务物流领域的信用信息采集、传递和共享创造条件。为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做好基础储备。
[1]韩小蕊,罗新方,朱谦.构建电子商务下的诚信体系[J].商场现代化,2008年,
[2] 蔡赛男. 对我国征信体系建设中信用信息开放与共享问题的思考[J].征信,2011,29(2):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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