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您找到与美国债务上限的影响相关的共200个结果:
根据几个月前的数字,美国的国债总额已经超过了14.34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在这里面,所谓“公共债务”,也就是国内外的债权人持有的数额是9.74万亿,另外的4.6万亿则来自美国政府负责管理的社保和信托基金。在公共债务中,外国政府与个人持有大约47%,包括中国的12%。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浅谈美国债务上限的拉锯战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浅谈美国债务上限的拉锯战
联邦政府的债务上限还有两天时间,7月31日晚间8点40分,美国总统奥巴马来到电视镜头前向公众作了一个简短的声明。他宣布说,白宫已经与国会两院的两党领袖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揽子协议,议案将立即交付国会进行表决。奥巴马指出他对这个协议并不满意,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却是两党之间为了避免债务违约而能够做到的妥协。几分钟后,总统脸上带着遗憾的表情,没有回答媒体的问题便离开了新闻发布会。
也就在这前后,众议院的共和党籍议长博纳给本党的议员送出了一个PPT幻灯片文件,简要地叙述了这个协议的内容。其中包括在增加债务上限的同时削减预算、国会两党成立委员会来决定削减项目并为此而制定出截止期限、未来在议会中引入平衡预算宪法修正案的讨论,等等。
8月1日下午,众议院以269对161票通过了该项议案。投下反对票的是民主党的左翼与共和党的右翼。第二天,参议院以74对26票的大比数通过了相应的议案。奥巴马总统立即出来向全国宣布了这一消息。持续了数月的债务上限危机暂时得以解决,美国人松了一口气。
美国《宪法》的第一条第八款规定,国会有权以国家的信用作为抵押借贷。也就是说,借贷的大权在国会手里,行政部门不得在没有国会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借债。每逢财政预算入不敷出——这是最近多年来的常态——政府就需要借贷。而国会要给贷款额规定一个上限,提高上限需要国会参众两院批准。
在过去50年中,国债的上限被提高了74次。其中里根时代18次,克林顿时代8次,小布什时代7次,奥巴马上台后3次。到今年5月,当联邦政府再次面临必须提高债务上限的关头时,美国政府开支的40%左右要依赖债务来解决。
根据几个月前的数字,美国的国债总额已经超过了14.34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在这里面,所谓“公共债务”,也就是国内外的债权人持有的数额是9.74万亿,另外的4.6万亿则来自美国政府负责管理的社保和信托基金。在公共债务中,外国政府与个人持有大约47%,包括中国的12%。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面临着两种困难的选择。如果让巨额的债务无限制地增长,最终会有压垮这个国家的一天;可要是不提高债务上限,美国政府又面临着债务违约。到期的旧债与利息要靠新债来还,被借用的社保和其它各种福利金也要靠借债才能发出。一旦出现债务违约,美国政府的信用便会降低,并因此而带来利率飙升、汇率下跌、金融动荡等各种严重后果。
然而,债台高筑是多年来积重难返的现象,过去无论国会和白宫掌握在哪个政党手里,提高债务上限都没有形成危机。政府应付财政赤字,无非只有三种办法:开源(增税)、节流(削减)、借新偿旧。对于政客来说,无论是增税还是削减开支,都会影响到在选民中的支持率。增加税收会引起中产阶级和工商界的反对,削减开支特别是福利会招来中下层阶级的愤怒。因此借新债是一个最简便、短期内看不到多少负面效应的办法。年复一年,债务就这样积累了下来。
这次债务危机的形成,有两个方面的主要因素。在共和党方面,2009年以来的茶党运动令党内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一大批原本名不见经传的茶党人成了左右政局的中坚。在民主党方面,2012年的大选日渐逼近,选举政治日益成为白宫决策的重要考虑。这就使得两党在债务问题上持续僵持不下,只是到最后一刻才不得不各自退一步。
共和党人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推崇小政府、低税收,但是在布什政府执政的8年期间,其花钱大手大脚的程度一点不亚于主张大政府、高福利的民主党人。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再加上给老人医疗增加福利,布什给美国财政留下了一个大窟窿。
自2008年的金融风暴之后,布什政府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奥巴马政府上台后近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以及随后的大幅度增加赤字与开支,政府大手笔花钱让许多普通人感到心惊肉跳。他们本能地意识到,政府无限制的扩大,不但会导致国家破产,而且会越来越多地剥夺人民的自由。在这种情绪的推动下,一个自发性的“茶党”出现了。这个民粹主义色彩浓厚的群众性运动以“税交得够多了”的口号为召唤,吸引了数千万的美国人。2010年的国会中期选举里面,在茶党的支持下,2008年溃不成军的共和党翻盘夺下了众议院,一批在限制政府开支上持极其强硬态度的候选人被选进了国会。
这批被称作“茶党人”的议员成了国会里面一群特立独行的人。通常来说,议会党团的领袖“管住”本党成员的办法主要有三种:控制委员会成员的分配、为选区进行特别拨款、帮助议员在下届选举募捐。可是,茶党人对传统的权力游戏并不感兴趣,既不在乎到最有权的委员会任职,也反对特别拨款的做法。他们抱着必定要削减政府、平衡预算的决心,不但与白宫和民主党作对,也与传统的共和党领袖抬杠。在债务上限问题上,他们坚决反对增税,要求增加上限必须伴以大规模削减支出,并且要将平衡预算作为一项宪法修正案来进入议会立法程序。
在众议院242个共和党人中,有60名茶党党团的成员。没有他们的支持,共和党就失去了多数。因此议长博纳与共和党的其他议会领袖们不能不先在党内进行协调。7月19日,博纳拿出了一个名为“削减、限制、平衡法案”的议案,以234对190在下院通过。只有5个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却有9个共和党人投下了反对票。这是个茶党人能够基本上接受的法案,提议在国会通过《平衡预算宪法修正案》之后再将债务上限提高2.4万亿美元。这是一个非常不现实的提案,因为宪法修正案的草案需要众议院2/3的多数票。因此,法案一到参议院,就被民主党的多数否决了。总统也表示说,即便参院通过这个法案,他也会动用否决权。
过去上调债务上限,国会总是比较谨慎地一点点来进行,因此隔上几个月或者一年就会有一次新的立法。按照这一传统,共和党议长博纳提出这次先上调1万亿,到明年再由国会两党组成的委员会来决定如何再调高1.6万亿。同时,国会还要推动大规模的政府减支计划。
但是这个提案遭到民主党人的坚决反对。民主党的计划包括一次性地将债务上限调高2.7万亿,使得在2012年大选之前债务的问题不用再次提上日程;对富裕的个人与企业增加税收,用以平衡赤字;削减开支与提高债务上限和增税不能挂钩。也就是说,民主党希望多借债、多收税,拒绝减支。最重要的,是他们坚决反对削减任何社会安全、老人和穷人医疗保健等社会福利计划上的开支。
白宫在应付债务问题上采取了很有趣的策略。5月份,在国会中经验丰富的副总统拜登被派去与参众两院的议会领袖们进行协商。根据白宫的要求,众院的民主党人提出了议案,要在不进行任何减支的前提下将债务上限一次性地调高2.4万亿美元。这个法案被97对318票的压倒多数击败了,也就是说,不少民主党人投下了反对票。
在拜登与国会磋商的时候,奥巴马总统开始以他最擅长的竞选方式——到群众大会上去讲话——对共和党发起了舆论进攻。在6月份的一次讲演中,他说:“我认为让那些拥有私人飞机的人和那些百万富翁多交税是一种激进的做法。”他号召民众支持给富人增税的计划,将“增加岁入(一年财政收入的总和)”作为解决债务和平衡预算的最好办法。
不过,民主党内部就这点却似乎不能达成共识。就在奥巴马表示一定要增税的同时,参院多数党领袖里德却提出,上调债务限制并不一定要加税。毕竟,在9.2%失业率的阴影笼罩下,对企业加税很可能会导致经济进一步下滑。
在面临债务封顶之前的一个多月里,国会中共和民主两党在上调债务的立法上进行了一系列拉锯战。
6月23日,债务危机中出现了一次戏剧性的事件。因为就是否增税的问题谈不拢,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坎特与参议院少数党党鞭凯尔从拜登的谈判桌上甩手扬长而去,使得谈判陷入停顿。后来的几个星期中,国会的两党和白宫都拿不出一个能够作为谈判基础的方案来。
截止的日子渐渐逼近,国会不能无所作为。为了整合党内的力量,博纳拿出了“削减、限制、平衡法案”,尽管明知道这个法案在参院根本无法通过。有了这样一个法案,共和党内的人在未来修改的法案中站队也有了基础。
众院6月19日通过上述法案,参院在22日表决不让其进入程序之后,奥巴马总统和博纳议长各自走到电视镜头前对人民发表讲话,将无法达成协议的责任怪罪给对方。媒体注意到,过去总统进行全国电视讲话,通常都是在协议产生之后,在那个时刻总统会看起来像是高于党派政治的领袖。而这次讲话却让公众感觉到总统无法解决问题之后在推脱责任。
博纳议长在讲过话之后,回到众院去拿出了一个比较温和的议案,其中的主要内容是债务限制上调仍然分两步走,今年立即上调9000亿,同时削减9170亿的预算。等到明年如果国会能够通过平衡预算修正案之后,再去上调1.6万亿。议案一出台,不仅民主党一致反对,茶党党团的多数成员也坚决反对。直到临近投票的7月29日中午,博纳议长仍然无法获得多数票,只好宣布暂缓表决。
为了不使努力功亏一篑,共和党的领袖们逐个去游说茶党成员,请他们以大局为重支持议案。这一议案如果通不过,博纳议长将失去与白宫谈判的基础。在傍晚临近表决之前,国会的记者们还看到共和党议会党团负责组织投票的凯文·麦卡锡逐个地到茶党成员的座位上去游说。最后,博纳的法案在29日以218对210的微弱多数通过。有22位茶党成员依旧投下了反对票。
这个好不容易才通过的法案到了参院,当晚就被拒绝了。第二天,众院拒绝了参院多数党领袖里德提出的立即将债务上限提高2.4万亿的法案。不过,这两个法案给了双方以谈判的基础。
两天之后,奥巴马总统宣布两党达成了协议。
德国首相俾斯麦有句名言:“立法和做香肠一样,那个过程最好不要看。”经过两个月的对峙后,两党达成的债务上限协议就是这种做香肠式的妥协混合物。
这个协议批准将政府的借贷上限提高2.4万亿美元,能持续至2013年,避免了在2012年选举之前再次出现同样的危机。
在增加债务的同时也必须削减支出,而削减的规模要超过增加的债务上限。在第一步增加9000亿美元之后,美国政府要准备在10年内削减9170亿美元的开支。之后,两党各派出6位议员组成特别委员会,在今年感恩节(11月下旬)之前拿出方案,进一步削减至少1.5万亿美元,以抵消新的债务。届时如果拿不出方案,政府各个部门将会被平均削减开支。
国会将在今年10月至年底之间讨论平衡预算宪法修正案。如果该议案获得通过(多数分析家认为可能性很小),或者特别委员会能找到更多削减预算的办法,国会在有新的需求的前提下将考虑另外增加1.5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
至8月2日下午,参众两院都分别通过了这项议案,债务危机这才告一段落。
对于妥协的结果,民主党中的左派与共和党中的右派都表示极度不满意。左派不满议案非但没有给富人增税,反而计划要削减社会福利。下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和好几位议员将议案称之为“撒旦的三明治”。而右派则不满削减的数额太少,政府还得以继续大笔借债。众院预算委员会的主席莱恩表示,这只是削减赤字的第一步,但是这一步却改变了华盛顿流水般花钱的作风。
美国这场国债风波,引来了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批评。一个堂堂大国,政府竟然在借债这样的问题上不可开交地闹了这么长时间,直到最后一分钟才勉强解决了问题,让许多外人看起来简直是笑话。
然而,这场债务危机却反映了美式民主制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侧面。作为三权分立制度的重要原则,国会代表选民掌握着批准税收和财政预算的权力。国债既然是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会当然不能放权而任由行政部门做决定。而最近几年政府开支的急剧增加,导致选民对国家财政的前途日渐担忧。抑制政府支出的民众情绪推动2010年的国会选举中共和党大翻盘,造成了今日共和党的众议院与民主党的白宫和参议院对峙的局面。
在美国最近的事件中,人民的反抗是通过和平与民主的方式来实现的。民主制度有时虽然看上去缺乏效率,但却是避免大动乱的最有效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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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政府的债务上限还有两天时间,7月31日晚间8点40分,美国总统奥巴马来到电视镜头前向公众作了一个简短的声明。他宣布说,白宫已经与国会两院的两党领袖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揽子协议,议案将立即交付国会进行表决。奥巴马指出他对这个协议并不满意,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却是两党之间为了避免债务违约而能够做到的妥协。几分钟后,总统脸上带着遗憾的表情,没有回答媒体的问题便离开了新闻发布会。
也就在这前后,众议院的共和党籍议长博纳给本党的议员送出了一个PPT幻灯片文件,简要地叙述了这个协议的内容。其中包括在增加债务上限的同时削减预算、国会两党成立委员会来决定削减项目并为此而制定出截止期限、未来在议会中引入平衡预算宪法修正案的讨论,等等。
8月1日下午,众议院以269对161票通过了该项议案。投下反对票的是民主党的左翼与共和党的右翼。第二天,参议院以74对26票的大比数通过了相应的议案。奥巴马总统立即出来向全国宣布了这一消息。持续了数月的债务上限危机暂时得以解决,美国人松了一口气。
过去上调债务上限,国会总是比较谨慎地一点点来进行,因此隔上几个月或者一年就会有一次新的立法。按照这一传统,共和党议长博纳提出这次先上调1万亿,到明年再由国会两党组成的委员会来决定如何再调高1.6万亿。同时,国会还要推动大规模的政府减支计划。
但是这个提案遭到民主党人的坚决反对。民主党的计划包括一次性地将债务上限调高2.7万亿,使得在2012年大选之前债务的问题不用再次提上日程;对富裕的个人与企业增加税收,用以平衡赤字;削减开支与提高债务上限和增税不能挂钩。也就是说,民主党希望多借债、多收税,拒绝减支。最重要的,是他们坚决反对削减任何社会安全、老人和穷人医疗保健等社会福利计划上的开支。
白宫在应付债务问题上采取了很有趣的策略。5月份,在国会中经验丰富的副总统拜登被派去与参众两院的议会领袖们进行协商。根据白宫的要求,众院的民主党人提出了议案,要在不进行任何减支的前提下将债务上限一次性地调高2.4万亿美元。这个法案被97对318票的压倒多数击败了,也就是说,不少民主党人投下了反对票。
在拜登与国会磋商的时候,奥巴马总统开始以他最擅长的竞选方式——到群众大会上去讲话——对共和党发起了舆论进攻。在6月份的一次讲演中,他说:“我认为让那些拥有私人飞机的人和那些百万富翁多交税是一种激进的做法。”他号召民众支持给富人增税的计划,将“增加岁入(一年财政收入的总和)”作为解决债务和平衡预算的最好办法。
不过,民主党内部就这点却似乎不能达成共识。就在奥巴马表示一定要增税的同时,参院多数党领袖里德却提出,上调债务限制并不一定要加税。毕竟,在9.2%失业率的阴影笼罩下,对企业加税很可能会导致经济进一步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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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政府的债务上限还有两天时间,7月31日晚间8点40分,美国总统奥巴马来到电视镜头前向公众作了一个简短的声明。他宣布说,白宫已经与国会两院的两党领袖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揽子协议,议案将立即交付国会进行表决。奥巴马指出他对这个协议并不满意,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却是两党之间为了避免债务违约而能够做到的妥协。几分钟后,总统脸上带着遗憾的表情,没有回答媒体的问题便离开了新闻发布会。
也就在这前后,众议院的共和党籍议长博纳给本党的议员送出了一个PPT幻灯片文件,简要地叙述了这个协议的内容。其中包括在增加债务上限的同时削减预算、国会两党成立委员会来决定削减项目并为此而制定出截止期限、未来在议会中引入平衡预算宪法修正案的讨论,等等。
8月1日下午,众议院以269对161票通过了该项议案。投下反对票的是民主党的左翼与共和党的右翼。第二天,参议院以74对26票的大比数通过了相应的议案。奥巴马总统立即出来向全国宣布了这一消息。持续了数月的债务上限危机暂时得以解决,美国人松了一口气。
债务上限危机的背景。借贷的大权在国会手里,行政部门不得在没有国会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借债。每逢财政预算入不敷出——这是最近多年来的常态——政府就需要借贷。而国会要给贷款额规定一个上限,提高上限需要国会参众两院批准。
在过去50年中,国债的上限被提高了74次。其中里根时代18次,克林顿时代8次,小布什时代7次,奥巴马上台后3次。到今年5月,当联邦政府再次面临必须提高债务上限的关头时,美国政府开支的40%左右要依赖债务来解决。
根据几个月前的数字,美国的国债总额已经超过了14.34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在这里面,所谓“公共债务”,也就是国内外的债权人持有的数额是9.74万亿,另外的4.6万亿则来自美国政府负责管理的社保和信托基金。在公共债务中,外国政府与个人持有大约47%,包括中国的12%。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面临着两种困难的选择。如果让巨额的债务无限制地增长,最终会有压垮这个国家的一天;可要是不提高债务上限,美国政府又面临着债务违约。到期的旧债与利息要靠新债来还,被借用的社保和其它各种福利金也要靠借债才能发出。一旦出现债务违约,美国政府的信用便会降低,并因此而带来利率飙升、汇率下跌、金融动荡等各种严重后果。
然而,债台高筑是多年来积重难返的现象,过去无论国会和白宫掌握在哪个政党手里,提高债务上限都没有形成危机。政府应付财政赤字,无非只有三种办法:开源(增税)、节流(削减)、借新偿旧。对于政客来说,无论是增税还是削减开支,都会影响到在选民中的支持率。增加税收会引起中产阶级和工商界的反对,削减开支特别是福利会招来中下层阶级的愤怒。因此借新债是一个最简便、短期内看不到多少负面效应的办法。年复一年,债务就这样积累了下来。
这次债务危机的形成,有两个方面的主要因素。在共和党方面,2009年以来的茶党运动令党内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一大批原本名不见经传的茶党人成了左右政局的中坚。在民主党方面,2012年的大选日渐逼近,选举政治日益成为白宫决策的重要考虑。这就使得两党在债务问题上持续僵持不下,只是到最后一刻才不得不各自退一步。
共和党人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推崇小政府、低税收,但是在布什政府执政的8年期间,其花钱大手大脚的程度一点不亚于主张大政府、高福利的民主党人。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再加上给老人医疗增加福利,布什给美国财政留下了一个大窟窿。
自2008年的金融风暴之后,布什政府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奥巴马政府上台后近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以及随后的大幅度增加赤字与开支,政府大手笔花钱让许多普通人感到心惊肉跳。他们本能地意识到,政府无限制的扩大,不但会导致国家破产,而且会越来越多地剥夺人民的自由。在这种情绪的推动下,一个自发性的“茶党”出现了。这个民粹主义色彩浓厚的群众性运动以“税交得够多了”的口号为召唤,吸引了数千万的美国人。2010年的国会中期选举里面,在茶党的支持下,2008年溃不成军的共和党翻盘夺下了众议院,一批在限制政府开支上持极其强硬态度的候选人被选进了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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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使得全球主权债务危机频发,美国政府为提振经济而采取的赤字财政政策导致其陷入政府规模不断攀高和财政偿还能力下降的困境,同时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也使得美国债务上限风波不断,引发人们对于债务规模适度以及债务规模管理制度如何完善的思考。发行国债会产生国债负担,国债负担超过公众承受能力就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危害,因此,进行国债规模管理非常必要。国债规模管理的制度模式主要有三种,即逐年审批制度、余额上限制度和赤字控制制度。国债规模管理制度研究应达到促进经济发展和保障国家债务安全的双重目的。本文通过研究分析美国政府债务上限管理制度及其债务上限风波的实质问题,探寻国债规模管理制度的经验启示,寻求完善中国国债规模管理制度的思路。
美国实施债务上限管理制度的目的在于限制政府行为,防止其滥发国债以满足财政支出之需,避免因债务规模膨胀而引发债务危机。1917年美国立法确定实行国债规模的余额上限管理制度,国会为美国政府债务总量制定不得突破的最高限额。在此限额内,发行国债无需国会批准,如果达到这一上限便要采取措施,如兑付到期公债以减少债务余额。美国财政部资料显示,1961年至2010年40年间,美国债务上限上调次数达78次,近三年来也是频频上调。美国债务上限调整对其国内外财政、经济均产生了一定影响。
首先,从美国的角度分析,债务上限对美国政府债务规模存在着有限的制约作用。总体上讲,债务上限能够使国会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国债规模,但这种制约作用在近年来有所减弱,从保证债务安全的角度上讲,债务上限作用也是短暂而有限的。
为了探求债务上限调整对美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本文构建一个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进行定量分析,模型如下:
Yt=C+ aiXi+D+μ
其中:Yt为因变量,表示美国的GDP;Xi为控制变量,X1表示财政支出,X2表示赤字额;并引入虚拟变量D,当债务总额超过债务上限时,D=1,否则,D=0;C为常数项,μ为残差项。
分两步引入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如下:
(1)引入控制变量X1、X2,得到模型:
Yt=5.332280X1+3.095063X2
R2=0.998 (171.26) (24.51)
(2)引入虚拟变量D,得到模型:
Yt=-180 357.6+5.325671X1+3.077598X2+
199 409.2D
R2=0.998 (-1.87) (134.53) (23.92) (2.03)
对比两个模型,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财政支出、赤字额以及虚拟变量D均对GDP存在着促进作用;第二,引入虚拟变量后两控制变量的系数发生了变化,虚拟变量D对财政支出与赤字对GDP的促进效应有着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此抑制作用不能抵销虚拟变量本身对GDP的正效应。由此可见,通过提高债务上限使得债务总量保持在债务上限之下,即债务上限的及时调整对美国经济具有正效应。
从宏观看,美国债务上限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政府的融资能力。在提高的债务上限额度内增发新债能够满足美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暂时消除美债违约的风险,稳定投资者信心。短期来讲能够促进社会投资及消费规模的保持和增长,提振经济的基本面,但长期看,债务上限的提高意味着美联储将投放更多的基础货币用于消化过多的国债,加剧美元贬值和通货膨胀,占GDP比重超过100%的债务总额最终将造成美国实体经济的疲软。
其次,站在世界经济视角来审视美国债务上限的调整。短期看,美国债务上限的提高稳定了债券市场,消除了全球金融体系动荡的风险,有利于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全球经济的复苏,但其同时也增加了美元流动性溢出的可能性,使发展中国家面临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压力。不仅如此,美元的持续贬值还为国际热钱创造了更多的流动和套利空间,从而破坏了国际贸易、投资等国际金融秩序,阻碍世界经济的复苏。
从中国的角度分析,美国债务上限调整从外汇资产与国际贸易以及国内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三个方面影响中国的经济。首先,中国所持有的外汇资产中,美元资产占很大比重,美国债务上限不断提高虽然在短期内因降低了美债违约风险,保证了美元资产的安全性,避免了大额外汇损失,但长期来看美国债务上限提高加剧美元贬值,中国外汇资产仍面临大幅缩水的危险;其次,美国债务上限提高引起的美元持续超发和贬值会通过美元流动性的溢出效应影响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进而影响持有国的国际贸易,中国是美国公共债务最大的债权人,而出口又是中国经济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美元贬值会通过人民币升值而对中国的出口产生不利影响;最后,出口的受挫将影响到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人民币在美元升值压力下形成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形势,导致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占不利地位,对内引发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严重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
第一,上限调整暴露出美国蕴含债务危机。美国两党提高政府债务上限为美国债务扩容,虽然能够通过借新还旧的方式暂时性地缓解债务危机,但是从根本上讲,美国政府的偿债能力并没有加强,同时,美国债务信用评级的下调也使国际投资者对美债的信心遭受打击。由此可见,美国债务危机虽然没有大规模爆发,但其存在性是不容置疑的。
第二,上限调整凸显出美国财政收支结构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金融海啸波及全球,美国GDP增速放缓,为遏制经济增速持续下滑,美国开始实行赤字财政政策以振兴经济,在赤字扩大的同时,其债务上限管理制度通过不断上调债务上限来容纳赤字。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美国财政支出的绝对数以及财政赤字数额不断攀高,财政支出增长率也连年居于GDP增长率之上,财政支出的非合理性增长和国债规模持续增加逐步形成了潜藏的债务危机。美国财政支出结构存在显著失衡,其中福利支出占比过大,十年法案的到期导致美国财政收入减少,而大幅扩张的财政支出使得财政赤字额逐年增加,收入的缓慢增长难以适应支出的迅速增加,美国财政收支存在不匹配的问题,这些均是导致美国债务上限风波频现的原因。
第三,上限调整反映出美国国债规模管理制度存在一定的问题。概括而言即债务上限制度对国债规模的约束作用存在但较弱,不断扩张的政府债务倒逼债务上限频繁上调,债务上限制度并没能真正起到限制国债规模的作用,相反还成为了美国两党政治渔利的筹码。
自1981年恢复国债发行以来,中国一直采取逐年审批年度发行额的国债规模管理模式,从2006年起,中国国债规模管理制度模式转变为考核年末存量的国债规模余额管理制度。国债余额由中央政府历年的预算差额和全国人大会审议批准追加的年末国债余额限额两个层次构成。在此种制度模式下,每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一个限额作为年末考核国债存量时的上限,当年具体的国债发行情况则由财政部自行决定。具体来讲,国债规模余额管理制度又依据立法机关所需审批国债的范围而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国债限额管理模式,即立法机关设定国债总量不得超过的上限,如遇特殊情况需要提高上限以满足政府融资需要时,财政部门需向立法机关报批后才可超额发行国债;另一种是预算差额管理模式,即每年立法机关对国债规模增量部分进行审批,而不审批国债借新还旧部分。
余额管理制度对中国国债规模管理产生了良好效果:从国债绝对规模看,自1981年恢复发行国债以来,中国债务规模增长率经历了一个上下波动的过程,总体趋势略有下降。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债规模一度激增,在2006年实行国债余额管理制度之后,债务增长率一直在下降,2008年的激增是由于2007年发行的2 000亿美元的特别国债所致,但总体而言,2008年之后国债规模增长率开始回落,在2011年和2012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的情况。由这一趋势可见,余额管理制度对中国国债规模起到了一定的控制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国债规模的增长。从国债期限结构角度看,在实行国债余额管理制度后,国债期限结构更趋于合理化,短期国债的发行量显著增加,为完善中国国债市场,形成更加健全有效的国债定价机制奠定了基础。在2006年实行余额管理模式以来,国债规模增速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中国当前的国债规模仍在可承受范围之内,短期国债的发行有所加强,国债品种期限结构的合理化有了明显的改善。这反映出中国国债市场的发展,但其中潜藏的风险也不能忽略。国债是财政与货币政策的衔接纽带,是中国政府为平衡各地经济发展而进行转移支付的有效政策工具,由此可见,中国国债规模的扩大趋势仍将继续,国债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也会随之提高,所以,做好防范国债风险、保证债务安全与发挥国债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同样重要。
对比中美两国国债规模管理制度,可发现其实质具有相同性,即均属于余额上限管理制度,均是由立法部门制定年末国债余额的最高限额,年末国债存量不得超过这一上限。其主要区别在于:其一,美国的债务上限制约的并非全部现在或未来的政府债务,还包括政府的或有和隐性负债;其二,美国的债务上限余额并不像中国只是要求年末的国债余额不能超过上限,而是要求全年的任何时期债务余额均在此限度制约之下。除此之外,美国和中国在政治体制上也有很大的不同,美国两党制的存在是其债务上限风波产生最直接的原因,两党为其各自的政治利益在债务上限谈判中总是难以达成共识,中国则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制定每年的国债余额上限。
比较起来,中国国债规模余额管理制度施行中存在一些问题:第一,现行余额管理制度下的短期国债仍存在期限品种不多样、发行规模占比低;第二,现行余额管理制度中对于发行短期国债的低成本和高风险之间利弊的权衡不足;第三,现行余额管理制度对或有负债的考虑不够;第四,现行余额管理制度无法化解连年积极财政政策引起的“高债务、高通胀”的不良循环。这些均是中国在继续推行国债余额管理制度时需要关注与解决的问题。
通过对美国债务上限管理制度的分析,可以总结出美国国债规模管理制度对于中国推行国债余额管理制度的一些启示:
其一,美国债务上限管理制度并没能真正起到约束国债规模的作用,还导致政府忽视对财政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更加剧了债务危机。在中国经济转型的今天,政府应当汲取美国债务上限风波的教训,在转型过程中注重经济结构的合理性,避免对消费的过度刺激,建立完善的财政收支体系,开源节流,从根源上杜绝国债规模的过分扩张。在财政政策方向的选择上,应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度”,结合经济景气的恢复水平,适时调整财政政策,避免过度刺激经济给财政造成过大压力。就国债市场而言,中国应当注重建立健全相关法律,优化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建立完善有效的国债规模管理制度,防范债务危机的产生。
其二,美国的政治体制对其国债规模管理制度产生的负面影响需要中国引以为戒。在中国,中央银行与财政部同属国务院领导,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不够,这很容易造成政府偿债能力出现问题时中央银行通过发行货币来替政府还债,即出现公债的货币化,引起国债规模持续扩张和通货膨胀问题。
其三,美国债务上限制度也有一定的可借鉴之处,美国债务上限管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国债规模的非合理性扩张。实证分析显示债务上限的及时调整对美国经济具有正效应。债务上限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政府的融资能力,暂时消除美债违约的风险,稳定投资者信心,短期来讲能够促进社会投资及消费规模的保持和增长,提振经济的基本面。美国债务上限管理制度中对于或有负债的考量也值得中国政府学习借鉴。
以上是美国债务上限管理制度的优点所在,在中国推行国债规模余额管理制度是可以借鉴的。
中国在继续推行国债规模管理制度的过程中,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完善国债规模余额管理制度。
首先,增加对政府或有和隐性债务的考量。借鉴美国债务上限管理制度中对或有负债考量的经验,中国在制定国债规模余额上限时,立法部门应当增加对政府或有和隐性债务的考量,如国有企业破产及资产改良可能造成的负债,增强政府面临突发事件时的融资能力,防范债务危机的产生。
其次,财政部在制定国债发行计划时,应当充分利用国债规模余额管理制度的发债自由权,促进合理国债期限结构的形成。以内债为主体的中国国债在偿债货币(人民币)的发行权上所受约束较小,所以国债规模余额管理制度对于限制国债规模扩张来讲意义并不太大,相比之下,中国推行国债余额管理制度的意义更多在于使政府具有比国债发行额审批制度下更灵活的公债发行权力,在发行国债时调整国债期限结构,促使其进一步合理化,并注重提高国债息金的使用效益。
再次,设定合理的国债规模余额上限。在国债规模余额管理制度下,政府对国债发行的主动性和灵活性有所提高,从另一角度来讲,也就是国债发行的约束性和受控程度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如果国债规模余额上限设置不合理,就可能导致国债规模过大而对企业债券产生挤出效应,进一步恶化中国企业面临的融资困难问题,阻碍经济的发展。合理的国债规模余额上限应做到既满足政府正常运转以及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又不能过高而导致对企业债券的挤出效应。对于这一限额的合理把握,则需要结合经济发展现状以及未来财政年度的经济发展目标,多因素衡量确定,对此可以考虑建立一个确定国债规模余额上限的指标体系。
最后,国债余额管理制度赋予了财政部灵活的债券发行自由权,便于财政部门进行国债期限结构的管理,凸显出国债规模管理政策链接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纽带作用。中国在推行余额管理制度时,应注重发挥国债管理政策链接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纽带作用。
其一,国债规模管理要注意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配合,在发行债券时不仅考虑到政府的融资需要,还要考虑到中央银行实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需要,使得国债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之间更好地发挥纽带作用,避免出现诸如美国那样的情况,使债务上限制度成为两党政治渔利的筹码。
其二,在国债余额管理制度之下,中短期国债因其偿还期限短,既能迅速满足政府资金需要又不占用年末国债余额的优势而获得政府的垂青,具有良好的流动性和安全性,是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工具。因此,国债余额管理不仅要考虑到满足政府的融资需求,还应该考虑到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需要。
此外,还应注重国债市场法律法规的健全和完善。改进国债规模管理制度还应从国债市场本身入手,建立健全国债发行、流通、偿还等一系列环节的法律法规,完善国债规模及国债期限结构的统计工作,及时监督和改进国债发行与偿还等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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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政府的债务上限还有两天时间,7月31日晚间8点40分,美国总统奥巴马来到电视镜头前向公众作了一个简短的声明。他宣布说,白宫已经与国会两院的两党领袖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揽子协议,议案将立即交付国会进行表决。奥巴马指出他对这个协议并不满意,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却是两党之间为了避免债务违约而能够做到的妥协。几分钟后,总统脸上带着遗憾的表情,没有回答媒体的问题便离开了新闻发布会。
也就在这前后,众议院的共和党籍议长博纳给本党的议员送出了一个PPT幻灯片文件,简要地叙述了这个协议的内容。其中包括在增加债务上限的同时削减预算、国会两党成立委员会来决定削减项目并为此而制定出截止期限、未来在议会中引入平衡预算宪法修正案的讨论,等等。
8月1日下午,众议院以269对161票通过了该项议案。投下反对票的是民主党的左翼与共和党的右翼。第二天,参议院以74对26票的大比数通过了相应的议案。奥巴马总统立即出来向全国宣布了这一消息。持续了数月的债务上限危机暂时得以解决,美国人松了一口气。
债务上限危机的背景
美国《宪法》的第一条第八款规定,国会有权以国家的信用作为抵押借贷。也就是说,借贷的大权在国会手里,行政部门不得在没有国会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借债。每逢财政预算入不敷出——这是最近多年来的常态——政府就需要借贷。而国会要给贷款额规定一个上限,提高上限需要国会参众两院批准。
在过去50年中,国债的上限被提高了74次。其中里根时代18次,克林顿时代8次,小布什时代7次,奥巴马上台后3次。到今年5月,当联邦政府再次面临必须提高债务上限的关头时,美国政府开支的40%左右要依赖债务来解决。
根据几个月前的数字,美国的国债总额已经超过了14.34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在这里面,所谓“公共债务”,也就是国内外的债权人持有的数额是9.74万亿,另外的4.6万亿则来自美国政府负责管理的社保和信托基金。在公共债务中,外国政府与个人持有大约47%,包括中国的12%。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面临着两种困难的选择。如果让巨额的债务无限制地增长,最终会有压垮这个国家的一天;可要是不提高债务上限,美国政府又面临着债务违约。到期的旧债与利息要靠新债来还,被借用的社保和其它各种福利金也要靠借债才能发出。一旦出现债务违约,美国政府的信用便会降低,并因此而带来利率飙升、汇率下跌、金融动荡等各种严重后果。
然而,债台高筑是多年来积重难返的现象,过去无论国会和白宫掌握在哪个政党手里,提高债务上限都没有形成危机。政府应付财政赤字,无非只有三种办法:开源(增税)、节流(削减)、借新偿旧。对于政客来说,无论是增税还是削减开支,都会影响到在选民中的支持率。增加税收会引起中产阶级和工商界的反对,削减开支特别是福利会招来中下层阶级的愤怒。因此借新债是一个最简便、短期内看不到多少负面效应的办法。年复一年,债务就这样积累了下来。
这次债务危机的形成,有两个方面的主要因素。在共和党方面,2009年以来的茶党运动令党内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一大批原本名不见经传的茶党人成了左右政局的中坚。在民主党方面,2012年的大选日渐逼近,选举政治日益成为白宫决策的重要考虑。这就使得两党在债务问题上持续僵持不下,只是到最后一刻才不得不各自退一步。
茶党:“税交得够多了”
共和党人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推崇小政府、低税收,但是在布什政府执政的8年期间,其花钱大手大脚的程度一点不亚于主张大政府、高福利的民主党人。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再加上给老人医疗增加福利,布什给美国财政留下了一个大窟窿。
自2008年的金融风暴之后,布什政府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奥巴马政府上台后近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以及随后的大幅度增加赤字与开支,政府大手笔花钱让许多普通人感到心惊肉跳。他们本能地意识到,政府无限制的扩大,不但会导致国家破产,而且会越来越多地剥夺人民的自由。在这种情绪的推动下,一个自发性的“茶党”出现了。这个民粹主义色彩浓厚的群众性运动以“税交得够多了”的口号为召唤,吸引了数千万的美国人。2010年的国会中期选举里面,在茶党的支持下,2008年溃不成军的共和党翻盘夺下了众议院,一批在限制政府开支上持极其强硬态度的候选人被选进了国会。
这批被称作“茶党人”的议员成了国会里面一群特立独行的人。通常来说,议会党团的领袖“管住”本党成员的办法主要有三种:控制委员会成员的分配、为选区进行特别拨款、帮助议员在下届选举募捐。可是,茶党人对传统的权力游戏并不感兴趣,既不在乎到最有权的委员会任职,也反对特别拨款的做法。他们抱着必定要削减政府、平衡预算的决心,不但与白宫和民主党作对,也与传统的共和党领袖抬杠。在债务上限问题上,他们坚决反对增税,要求增加上限必须伴以大规模削减支出,并且要将平衡预算作为一项宪法修正案来进入议会立法程序。
在众议院242个共和党人中,有60名茶党党团的成员。没有他们的支持,共和党就失去了多数。因此议长博纳与共和党的其他议会领袖们不能不先在党内进行协调。7月19日,博纳拿出了一个名为“削减、限制、平衡法案”的议案,以234对190在下院通过。只有5个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却有9个共和党人投下了反对票。这是个茶党人能够基本上接受的法案,提议在国会通过《平衡预算宪法修正案》之后再将债务上限提高2.4万亿美元。这是一个非常不现实的提案,因为宪法修正案的草案需要众议院2/3的多数票。因此,法案一到参议院,就被民主党的多数否决了。总统也表示说,即便参院通过这个法案,他也会动用否决权。
民主党:“要增加岁入”
过去上调债务上限,国会总是比较谨慎地一点点来进行,因此隔上几个月或者一年就会有一次新的立法。按照这一传统,共和党议长博纳提出这次先上调1万亿,到明年再由国会两党组成的委员会来决定如何再调高1.6万亿。同时,国会还要推动大规模的政府减支计划。
但是这个提案遭到民主党人的坚决反对。民主党的计划包括一次性地将债务上限调高2.7万亿,使得在2012年大选之前债务的问题不用再次提上日程;对富裕的个人与企业增加税收,用以平衡赤字;削减开支与提高债务上限和增税不能挂钩。也就是说,民主党希望多借债、多收税,拒绝减支。最重要的,是他们坚决反对削减任何社会安全、老人和穷人医疗保健等社会福利计划上的开支。
白宫在应付债务问题上采取了很有趣的策略。5月份,在国会中经验丰富的副总统拜登被派去与参众两院的议会领袖们进行协商。根据白宫的要求,众院的民主党人提出了议案,要在不进行任何减支的前提下将债务上限一次性地调高2.4万亿美元。这个法案被97对318票的压倒多数击败了,也就是说,不少民主党人投下了反对票。
在拜登与国会磋商的时候,奥巴马总统开始以他最擅长的竞选方式——到群众大会上去讲话——对共和党发起了舆论进攻。在6月份的一次讲演中,他说:“我认为让那些拥有私人飞机的人和那些百万富翁多交税是一种激进的做法。”他号召民众支持给富人增税的计划,将“增加岁入(一年财政收入的总和)”作为解决债务和平衡预算的最好办法。
不过,民主党内部就这点却似乎不能达成共识。就在奥巴马表示一定要增税的同时,参院多数党领袖里德却提出,上调债务限制并不一定要加税。毕竟,在9.2%失业率的阴影笼罩下,对企业加税很可能会导致经济进一步下滑。
拉锯战
在面临债务封顶之前的一个多月里,国会中共和民主两党在上调债务的立法上进行了一系列拉锯战。
6月23日,债务危机中出现了一次戏剧性的事件。因为就是否增税的问题谈不拢,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坎特与参议院少数党党鞭凯尔从拜登的谈判桌上甩手扬长而去,使得谈判陷入停顿。后来的几个星期中,国会的两党和白宫都拿不出一个能够作为谈判基础的方案来。
截止的日子渐渐逼近,国会不能无所作为。为了整合党内的力量,博纳拿出了“削减、限制、平衡法案”,尽管明知道这个法案在参院根本无法通过。有了这样一个法案,共和党内的人在未来修改的法案中站队也有了基础。
众院6月19日通过上述法案,参院在22日表决不让其进入程序之后,奥巴马总统和博纳议长各自走到电视镜头前对人民发表讲话,将无法达成协议的责任怪罪给对方。媒体注意到,过去总统进行全国电视讲话,通常都是在协议产生之后,在那个时刻总统会看起来像是高于党派政治的领袖。而这次讲话却让公众感觉到总统无法解决问题之后在推脱责任。
博纳议长在讲过话之后,回到众院去拿出了一个比较温和的议案,其中的主要内容是债务限制上调仍然分两步走,今年立即上调9000亿,同时削减9170亿的预算。等到明年如果国会能够通过平衡预算修正案之后,再去上调1.6万亿。议案一出台,不仅民主党一致反对,茶党党团的多数成员也坚决反对。直到临近投票的7月29日中午,博纳议长仍然无法获得多数票,只好宣布暂缓表决。
为了不使努力功亏一篑,共和党的领袖们逐个去游说茶党成员,请他们以大局为重支持议案。这一议案如果通不过,博纳议长将失去与白宫谈判的基础。在傍晚临近表决之前,国会的记者们还看到共和党议会党团负责组织投票的凯文·麦卡锡逐个地到茶党成员的座位上去游说。最后,博纳的法案在29日以218对210的微弱多数通过。有22位茶党成员依旧投下了反对票。
这个好不容易才通过的法案到了参院,当晚就被拒绝了。第二天,众院拒绝了参院多数党领袖里德提出的立即将债务上限提高2.4万亿的法案。不过,这两个法案给了双方以谈判的基础。
两天之后,奥巴马总统宣布两党达成了协议。
最终的妥协
德国首相俾斯麦有句名言:“立法和做香肠一样,那个过程最好不要看。”经过两个月的对峙后,两党达成的债务上限协议就是这种做香肠式的妥协混合物。
这个协议批准将政府的借贷上限提高2.4万亿美元,能持续至2013年,避免了在2012年选举之前再次出现同样的危机。
在增加债务的同时也必须削减支出,而削减的规模要超过增加的债务上限。在第一步增加9000亿美元之后,美国政府要准备在10年内削减9170亿美元的开支。之后,两党各派出6位议员组成特别委员会,在今年感恩节(11月下旬)之前拿出方案,进一步削减至少1.5万亿美元,以抵消新的债务。届时如果拿不出方案,政府各个部门将会被平均削减开支。
国会将在今年10月至年底之间讨论平衡预算宪法修正案。如果该议案获得通过(多数分析家认为可能性很小),或者特别委员会能找到更多削减预算的办法,国会在有新的需求的前提下将考虑另外增加1.5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
至8月2日下午,参众两院都分别通过了这项议案,债务危机这才告一段落。
对于妥协的结果,民主党中的左派与共和党中的右派都表示极度不满意。左派不满议案非但没有给富人增税,反而计划要削减社会福利。下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和好几位议员将议案称之为“撒旦的三明治”。而右派则不满削减的数额太少,政府还得以继续大笔借债。众院预算委员会的主席莱恩表示,这只是削减赤字的第一步,但是这一步却改变了华盛顿流水般花钱的作风。
民主避免动乱
美国这场国债风波,引来了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批评。一个堂堂大国,政府竟然在借债这样的问题上不可开交地闹了这么长时间,直到最后一分钟才勉强解决了问题,让许多外人看起来简直是笑话。
然而,这场债务危机却反映了美式民主制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侧面。作为三权分立制度的重要原则,国会代表选民掌握着批准税收和财政预算的权力。国债既然是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会当然不能放权而任由行政部门做决定。而最近几年政府开支的急剧增加,导致选民对国家财政的前途日渐担忧。抑制政府支出的民众情绪推动2010年的国会选举中共和党大翻盘,造成了今日共和党的众议院与民主党的白宫和参议院对峙的局面。
从历史上看,在许多次重要的大革命——1640年的英国革命,1776年的美国革命,以及1789年的法国革命——中,人民抗拒政府无度的税收与开支是大规模社会与政治不安的导火索。而在美国最近的事件中,人民的反抗是通过和平与民主的方式来实现的。民主制度有时虽然看上去缺乏效率,但却是避免大动乱的最有效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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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成为美国式文化向全世界推销的催化剂,不但使美国在经济上从债务国变成债权国,在政治上亦动摇了英法德等欧洲国家主宰世界的格局。也对美国电影的对外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美国电影在一战后迅速走向海外,这得益于一战所创造的一系列条件。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两次世界大战对美国电影业的影响初探相关。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
两次世界大战对美国电影业的影响初探
“当我们娱乐他人的时候,递过去一瓶酒和把他直接灌醉是截然不同的,美国电影就是让全世界神魂颠倒的迷药。”(1)这句话鲜明的点出美国电影以其不可阻挡的魅力征服了世界不同地域的观影者。其源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好莱坞迅速走向全世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客观结果,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美国坐收一战的胜利所带来的一系列成果,包括电影也成为美国重建世界秩序的工具之一。美国电影何以如此长盛不衰,其崛起的推动因素,以及电影在全世界输出对美国自身和世界产生的影响等,无不令人感到惊讶。本文将简要阐述美国电影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崛起和当今在世界各国的影响。
爱迪生于1893年发明一次一人观赏的活动影像电影视镜,1896年推出新式放映机,从此美国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年被视为“美国电影元年”。美国人不情愿承认电影是法国发明的,1895年,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法国科技大会上首放影片《卢米埃尔工厂的大门》获得成功,这一年被世界公认为世界电影诞生之年。
身兼科学家与商人双重身份的爱迪生,看到了不仅仅是电影技术的拓展,更有一种创建电影帝国的野心。当1896年6月,法国卢米埃尔兄弟的放映机全面进入美国市场,虽然在技术上的先进性和便利性均高于爱迪生的放映机,然而不到一年,美国的摄像及放映技术便迅速超越其法国竞争对手,卢米埃尔兄弟的美国分公司也于1879年4月被迫破产,从一开始美国电影便在本土取得极具潜力的优势。
早期的犹太商人对美国电影的贡献举足轻重,最初经营民间放映剧场的大多数是刚刚移民美国的犹太商人。一种名叫“镍币剧院”吸引了大量观众群,因为观影只需5美分既1镍币而取名。20世纪初的黑白无声电影几乎毫无艺术性可言,只是一些短小的喜剧和猎奇性质的片段,但它到无意之中迎合了受教育程度低和生活艰辛的新移民的需要。庞大的观众群和较低的入市门槛催生了大量小型制片公司,犹太商人嗅到了这种有别于报刊的全新媒体的无限光景,但在却为东部的精英集团所排斥。一批犹太电影人选择离开纽约,在太平洋沿岸的洛杉矶谋求发展,在市郊一个名叫“好莱坞”的高地建成了全世界著名的电影工业基地,世界电影的历史和美国文化因此而发生深刻变化。
在1922年-1928年,美国观影人次快速增长,及至1929年,电影已成为美国第五大产业,成为美利坚民族最常消费的文化产品之一。好莱坞的大制片厂促使垂直垄断机制形成,将制片、发行和放映三个环节有机整合在一起,并以极快的速度对国内市场的占领,这对好莱坞的全球扩张提供了契机。巨大的国内市场使电影能在国内即可收回成本,加上稳固而强大的工业基础作为后盾,电影出口海外便变成了一种牟利,由此,世界电影贸易变成了美国单边出口贸易。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电影在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欧洲地区影响力甚微。首先是新兴犹太电影人正积极从事电影权利的中心从反托拉斯到好莱坞的转型,占领原本由东部精英集团控制的中产阶级观众,因此无暇顾及海外。另一方面,欧洲的文化精英对美国的“群氓文化”带有轻视意味。一位英国作家西德尼--史密斯在一篇文章中调侃讽刺道:“谁会读美国的书?谁爱看美国的戏剧?谁正眼瞧过美国艺术家画的画?”(2)卢米埃尔晚年曾感慨:“如果当初预见电影变成这样(指变成好莱坞赚取的工具),我根本就不会发明它。”(3)但美国电影的兴起及其在一战后走向全世界以成为一种不可撼动的趋势。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成为美国式文化向全世界推销的催化剂,不但使美国在经济上从债务国变成债权国,在政治上亦动摇了英法德等欧洲国家主宰世界的格局。也对美国电影的对外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美国电影在一战后迅速走向海外,这得益于一战所创造的一系列条件。
首先,好莱坞电影在意识形态上对自由、平等、和平、民主等价值观的肯定和推崇,极少承载精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内容,对饱受战争之苦的外国观众提供了一种精神慰藉。美国的大众文化电影深深吸引观众,容易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电影承载的社会文化功能,将种族、语言、宗教信仰和社会地位均高度异质的美国整合为一个高度凝聚力的“美利坚民族”,并将其输向全世界,尽管遇到诸多抵抗,最终建立了难以逾越的霸权。
美国电影对文化相对弱势的民族产生的影响是难以抗拒的。美国正从电影当中幻想重构世界新秩序,无论是幻想片还是动画片,都能从现实生活中找出原型,《绿野仙踪》描绘的奥兹国可以引申出――尽管世界秩序恢复了,显然在美国的领导下,世界将会变得更美好。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国际社会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是好莱坞得以推广的深层原因。
其次,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电影不仅是一种传播媒介和娱乐工具,更承载了民众对自身文化身份的想象,好莱坞影片对单一的民族主义持否定态度,淡化了欧洲电影所固守的民族主义堡垒,而更多强调带有普世色彩的道德观与平等主义,推动力其在欧洲市场的成功。如1930年作品《西线无战事》,导演以一位德国士兵为视角,透过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种种遭遇和感悟,表达了清晰反战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本质上与种族、宗教和文化习俗的矛盾毫无关联,而纯粹是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内部争夺利益、瓜分领土而掀起的争端。好莱坞的制片商使自己生产的影片更适合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与其是移民国家是密不可分的。
最后是美国政府对电影的积极推广,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一战令电影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但好莱坞全球霸权的建立更多的得益于美国的国家行为,即国家对电影的干预。这种干预不仅仅是电影本身带来的的巨大经济效益,更与电影本身包含的意识形态领域密切相关。同时美国电影在海外的传播的阻碍,主要是民族、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矛盾带来的影响,本质上是美国试图通过好莱坞电影建立世界新秩序与其他国家的民族文化之间的矛盾。
好莱坞不仅是一个地域概念,它更多的是体现了美国电影的“精、气、神”。(4)制片厂制度、海斯法典得到突破,美国的商务部和国务院积极推进好莱坞的全球战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美国电影创造了直至今日仍难以企及的繁荣。拥有几千年的小说、戏剧、绘画和诗歌被发展50年的电影所超越,这是欧洲的文化精英始料未及和不愿看到的。究其本质,欧洲和美国关于电影的种种冲突,实际上就是两者对世界秩序的争夺。
综上因素促使一战后美国电影在全世界扩张,这仅仅是缔造美国电影帝国的开始。一方面是好莱坞对国内和国际市场的支配说明它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美国的范畴;另一方面是好莱坞不但在制作技术和叙述技巧上打上了自己的烙印,而且建立了自身独特类型的故事形式,主导全球电影的商业潮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美国电影工业依旧繁荣,但考察好莱坞文化影响力的两个重要指标,即文本的演进与受众的规模,都在二战当中得到显著提升。(6)二战促使好莱坞电影继续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二战使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表现在劳动力市场结构发生变化,劳动力中女性的比例大量上升;美国人口大规模迁移,与战争密切相关的工业中心和军港引来人口的大规模增长;随着战争的推进和民族融合,美国的种族冲突再次尖锐化。尽管战争破坏了美国正常的生活秩序,却注入了另一种活力,以电影业的中心洛杉矶为代表,各色艺术家涌入洛杉矶,为即将奔赴前线的士兵和从事武器生产的工人提供文化娱乐。这对于发迹于“镍币剧院”、最初以移民和工人阶级为受众的好莱坞电影无疑是一大利好。种族冲突促使了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大城市重新成为社会文化生活的中心,为电影提供了依赖的市场。
其次,二战时期罗斯福政府对电影业的政策具有重要作用。为促使好莱坞支持政府的战争,两者达成共识,白宫给予电影可以享有与新闻业一样的自由等优惠条件,好莱坞则向全世界宣传美国的“民主与自由主义”,即如罗斯福所言:娱乐既是最好的宣传。影片《北非谍影》便恰如其分地输出一种“美利坚民族性”,关于新世界秩序的想象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呈现。该片“是对美国孤立主义和需要在这场新世界冲突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暗喻。”(7)
二战的爆发使美国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相对稀缺,对电影业也产生了严重影响。大量制片人流失,使美国的电影业劳动力性别比例也发生了明显变化。物质资源的稀缺更为直接,全国胶片供应量不足和拍摄场地建筑材料稀缺,使制片厂只能通过延长单部影片的上映时间来收回成本。结果是完美的,这一调整与观众的观影习惯十分契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好莱坞影片大幅减产,但利润却成倍提高。
大众的消费能力是主导电影的发展和变迁。战时工业的迅猛发展,大量劳动力从市郊涌入工业中心城市,就业率提高,工人阶级、移民和妇女的消费能力随之提高,美国电影的观众和数量得以增长。电视诞生之前,美国电影业始终是最受欢迎的大众文化形式,战时的美国电影业任然是一个供不应求的行业,推动美国电影的继续发展。不仅仅是美国国内市场广阔,二战期间,海外市场亦方兴未艾。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盟国相对有利的战场形势使美国电影直接受益。美国军队所到之处,必然带来好莱坞电影的风靡。随军携带的电影胶片,“电影既缓解了严酷的战争导致的疲惫,又潜移默化的提升了军队的道德水准和忠诚度。”(8)到了战争后期,好莱坞顺理成章的抢占了欧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剧院,尤其以意大利、德国和日本为甚。这些影片肩负着无可替代的意识形态使命: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新秩序输送到世界各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美国电影最终在政治和文化上全面超越西欧,成为超级大国的重要历史转折点。美国电影在二战时期的繁荣,是好莱坞与政府相互谋和的产物,依靠“美利坚民族”牢固的内涵和外延,以及作为决定因素的观众最终促使好莱坞成为美国乃至全世界所共享的共同文化形态。
总之,美国电影借助一战的兴起,并且席卷全球直至今日,虽然在二战后因电视机的出现而有所波折,却依然地位难以撼动。在大多数国家好莱坞影片占有70%以上的市场份额,包括票房重镇欧洲,巴西、澳大利亚等国多被美国影片占领,在东亚的中日韩,美国电影亦占有半壁江山。中国电影市场或许总票房将在2017年后超越美国,但是美国影片在华的影响而且在世界各国的地位依旧难以短时间内改变。正如前文所述,好莱坞不仅仅是经济上的牟利,更是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传播与影响。从中我们或许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发掘我们国家文化的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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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总债务是居民、企业和政府三部门债务的加总,也有的加上了金融部门债务。居民部门的全部债务都是贷款,没有债券。非金融企业的债务有两部分,除贷款之外还有企业债。金融机构不考虑通货和存款,剩下的主要是金融债,分政策性金融债和其它金融债两部分。政府部门加总了中央政府内债和外债。
中国总债务率攀升速度较快,从1994年的78.6%一路升至2012年的167.4%。不过从跨国比较来看,我国还不算债务水平过高的国家。虽然我国非金融企业债务水平比较高,但居民和政府的债务水平相对偏低,且上升势头较为温和。
我国非金融企业债务占比极高,构成中国债务结构的突出特点。这与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和金融结构特征密切相关。我国是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绝大多数金融资源配置通过银行中介来完成。由这种金融结构决定,中国企业的负债率必然高悬,在经济平稳增长的时期,银行贷款构成企业主要的负债来源,有成本低、风险小的好处,但若经济出现大幅度波动,经济增长率出现趋势性下降,则企业负债的相当部分就可能形成不良资产,从而损及企业和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健康。
令人担忧的是,越是在高资本投入时期,债务扩张所能换来的边际产出越是下降。2009和2010年,我国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债务需要增加3个百分点。而在此前十年,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债务只需增加1.5个百分点左右。由于经济增长是一国偿债的最终保障,随着债务扩张的产出效应下降,整个国家的债务水平自然不断抬升。
可见,如果还是因循“外需不足内需补,消费不足投资补,民间投资不足政府投资补”的增长老路,那么我国整体债务率将不可避免地一路抬升。
本文采用了包括中国在内的11个国家2011年债务结构及总杠杆率的数据。债务结构主要包括居民债务占GDP的比例、非金融企业债务占GDP的比例、金融机构债务占GDP的比例和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总杠杆率是总债务占GDP的比例。数据如下:
本文将用债务结构的各个数据构建如下模型:
Y=β1+β2X2+β3X3+β4X4+β5X5+u
利用Eviews软件,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得出如下结果:
模型估计结果为:
Y=35480.98+359.8058X2+17.55605X3-499.7271X4+273.0479X5
模型估计结果说明,在假定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居民债务占比每增长1%,平均来说该国GDP会增长359.8058万亿美元;非金融企业债务占比每增长1%,平均来说该国GDP会增长17.55605万亿美元;金融机构债务占比每增长1%,平均来说该国GDP会减少499.7271万亿美元;政府债务占比每增长1%,平均来说该国GDP会增长273.0479万亿美元。
但就统计检验来讲,由表3中数据可得R2=0.25904,说明样本的拟合效果不是很好。针对H0:β2=β3=β4=β5=0,给定显著性水平α=0.05,在F分布表中查出自由度为k-1=4和n-k=6的临界值Fα(4,6)=6.16,大于所得结果,说明回归方程不够显著。
以上不足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数据采集时产生了误差;各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不同,如我国是以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而美国及一些欧洲国家是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这就导致了债务结构的差异化;各个国家的发达程度不同,发达程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该国的债务水平及债务结构,不同发达程度的国家其这类债务对该国的经济影响也不同。
据此可以看出,居民债务的比例对一国GDP正的影响最大,在中国,自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各项个人贷款业务以后,我国家庭负债增长非常迅猛,截止2010年12月底,家庭各项贷款余额已达到112586亿元,其中消费信贷75107亿,短期消费性贷款9600亿,中长期消费性贷款65507亿元。居民债务占比越高,表示居民的可利用资金越多,私人投资越大。一国内需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马车之一,根据所得结果,要保持我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政府需要采取措施增加内需,如降低居民贷款利率,减轻税负等,以刺激居民的负债需求,从而推动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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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总债务是居民、企业和政府三部门债务的加总,也有的加上了金融部门债务。居民部门的全部债务都是贷款,没有债券。非金融企业的债务有两部分,除贷款之外还有企业债。金融机构不考虑通货和存款,剩下的主要是金融债,分政策性金融债和其它金融债两部分。政府部门加总了中央政府内债和外债。
中国总债务率攀升速度较快,从1994年的78.6%一路升至2012年的167.4%。不过从跨国比较来看,我国还不算债务水平过高的国家。虽然我国非金融企业债务水平比较高,但居民和政府的债务水平相对偏低,且上升势头较为温和。
我国非金融企业债务占比极高,构成中国债务结构的突出特点。这与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和金融结构特征密切相关。我国是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绝大多数金融资源配置通过银行中介来完成。由这种金融结构决定,中国企业的负债率必然高悬,在经济平稳增长的时期,银行贷款构成企业主要的负债来源,有成本低、风险小的好处,但若经济出现大幅度波动,经济增长率出现趋势性下降,则企业负债的相当部分就可能形成不良资产,从而损及企业和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健康。
令人担忧的是,越是在高资本投入时期,债务扩张所能换来的边际产出越是下降。2009和2010年,我国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债务需要增加3个百分点。而在此前十年,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债务只需增加1.5个百分点左右。由于经济增长是一国偿债的最终保障,随着债务扩张的产出效应下降,整个国家的债务水平自然不断抬升。
可见,如果还是因循“外需不足内需补,消费不足投资补,民间投资不足政府投资补”的增长老路,那么我国整体债务率将不可避免地一路抬升。
本文采用了包括中国在内的11个国家2011年债务结构及总杠杆率的数据。债务结构主要包括居民债务占GDP的比例、非金融企业债务占GDP的比例、金融机构债务占GDP的比例和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总杠杆率是总债务占GDP的比例。数据如下:
本文将用债务结构的各个数据构建如下模型:
Y=β1+β2X2+β3X3+β4X4+β5X5+u
利用Eviews软件,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得出如下结果:
模型估计结果为:
Y=35480.98+359.8058X2+17.55605X3-499.7271X4+273.0479X5
模型估计结果说明,在假定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居民债务占比每增长1%,平均来说该国GDP会增长359.8058万亿美元;非金融企业债务占比每增长1%,平均来说该国GDP会增长17.55605万亿美元;金融机构债务占比每增长1%,平均来说该国GDP会减少499.7271万亿美元;政府债务占比每增长1%,平均来说该国GDP会增长273.0479万亿美元。
但就统计检验来讲,由表3中数据可得R2=0.25904,说明样本的拟合效果不是很好。针对H0:β2=β3=β4=β5=0,给定显著性水平α=0.05,在F分布表中查出自由度为k-1=4和n-k=6的临界值Fα(4,6)=6.16,大于所得结果,说明回归方程不够显著。
以上不足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数据采集时产生了误差;各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不同,如我国是以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而美国及一些欧洲国家是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这就导致了债务结构的差异化;各个国家的发达程度不同,发达程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该国的债务水平及债务结构,不同发达程度的国家其这类债务对该国的经济影响也不同。
据此可以看出,居民债务的比例对一国GDP正的影响最大,在中国,自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各项个人贷款业务以后,我国家庭负债增长非常迅猛,截止2010年12月底,家庭各项贷款余额已达到112586亿元,其中消费信贷75107亿,短期消费性贷款9600亿,中长期消费性贷款65507亿元。居民债务占比越高,表示居民的可利用资金越多,私人投资越大。一国内需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马车之一,根据所得结果,要保持我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政府需要采取措施增加内需,如降低居民贷款利率,减轻税负等,以刺激居民的负债需求,从而推动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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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总统大选中,奥巴马竞选团队充分利用各种网络技术手段,实现大数据环境下政治网络营销的巨大成功。政治网络营销对于美国政治选举产生重大影响,对于政治候选人自身的影响,主要在于塑造形象,对于政治选举过程的影响,主要包括推销理念、争取选民、打击对手、引导舆论、把握舆情等五个方面。
按照美国总统竞选的模式,政治候选人需要塑造无比亲民的形象,这是取得竞选成功的必要手段,因为竞选的一定程度决定权握在民众的手中。候选人需要全面综合的高素质,不仅需要外表上似“神”,而且更需要内在与精神上是“神”,才会得到民众的青睐。因此政治组织需要对候选人进行“包装”,需要“为人民服务”,需要取悦于民众,需要满足民众的需要,否则极有可能在未来的政治发展与政治博弈中失去先机,甚至落败,退出历史舞台。
奥巴马竞选团队对于互联网新媒体的重视,来源于他们注意到互联网普及的草根化。美国社会各阶层组成中,草根、无产者以及经济危机时代就业困难且相对贫穷的年轻人占据大多数,博得草根阶级的支持肯定对于竞选有益无害。奥巴马团队不失时机的充分利用网络媒体为奥巴马塑造亲民形象,争取草根阶层的支持,其定位、方向与策略显然更胜一筹。在塑造政治人物形象时,还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政治营销过程中,政治人物的家庭与亲人也会对政治人物的形象塑造效果与民众支持度产生影响,尤其是政治人物的配偶,往往对于政治人物的政治竞选或者政治形象产生重要影响。事物总有正反或好坏两个方面。对于政治人物的家庭与亲人,是否应该在政治活动中出现,是否能够为政治人物提高政治影响力和塑造良好政治形象,需要事先进行详细的分析与设计。家庭与亲人缺乏充足的准备与细致的包装,有可能给政治对手留下可以攻击的弱点,对政治人物反而产生负面的影响。
其次,政治人物形象与电影明星形象的塑造存在一定的差别。电影明星必须具备某一方向或某几个方面的突出特点,以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政治人物则需要塑造近乎完美的形象,针对不同民众群体都需要进行加工,以争取更多民众的支持。因此,政治人物塑造形象要比电影明星塑造形象更为复杂、更为丰富、更为全面,难度也更大。电影明星通常需要具备鲜明的特色,通过显著的特点引发观众的感观刺激,一部分甚至小部分民众成为粉丝,电影明星就有获得经济利益。而政治明星则需要满足政治需要,尽量争取更多民众的支持,一般不会有少数方面突出的特点,即使有鲜明的特色也是为了满足特定时期、特定环境、特定条件下的政治需要。
再次,政治人物通过形象塑造,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政治人物的内心世界,使政治人物更加接近所塑造的形象,从而更加接近他所扮演的角色。所以,塑造形象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不仅需要政治人物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形象,政治人物本身也会由于外在形象的变化而引起内心世界产生一定的变化。
最后,有的学者将形象塑造定义为外在的而非本质的,实际上形象是外在与本质的结合体。同一外观形象,在不同的民众眼中产生的结果是不同的,而且形象所展现出来的效果也不是全部的,民众个体分别看到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对于政治人物本身来说,形象也是外在与本质的结合体,无论是人为的、加工的,还是天生的、本来的,体现出来的都是二者的混合效果。政治对手与民众所发现的“暴露”本质,只是最初没有发现,而人们往往把没有发现的东西,往往会将之上升到“本质”的层面。
在推销政治理念的政治网络营销成功案例当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奥巴马的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2008年,奥巴马的竞选团队成功应用政治网络营销助其获得竞选胜利。奥巴马在竞选初期就选择了“变革”、“打破传统”的大方向,明确清晰地将个人的形象定位为“创新、突破、年轻、时尚”。奥巴马的竞选团队成功运用门户网站、网络广告、网络视频、网络游戏、在线捐款、社交网站、搜索引擎、电子邮件、手机短信、手机软件等多种多样的政治网络营销手段推销政治理念。
实际上,双方竞选人都通过互联网新媒体宣传并共享其政治理念,以赢得政治认同与民众支持。但是,政治网络营销的策略、方式、技巧不同,产生的效果也不一样,政治网络营销的好坏对于选举的成败具有重要的作用。奥巴马在媒体的曝光率比麦凯恩多出2倍;对于奥巴马的报道,负面内容只有29%,正面内容占36%;而有关麦凯恩的媒体报道中,57%的内容是负面的,只有14%是正面消息。在政治网络营销战场上,奥巴马远远超过对手麦凯恩,政治网络营销对于取得最终的选举胜利发挥出巨大作用。
美国的选举制度决定了政党与政治人物必须迎合大多数民众的爱好,必须满足大多数民众的需要,才能够获得大多数民众的认可与支持,才会获得选票。这就涉及政党的组织与团队,如何成功获取民众的思想倾向、政治取向、态度喜好,在加以梳理、分析、判断之后,给出相应的反馈与响应,在互动的过程中,权衡利弊、求同存异,调整政治方向与政治策略,即达到双向、对应、促进、提高的动态螺旋过程,才能够取得政治竞争的胜利,才能拿到吸引民众投票的筹码。
网络政治营销不仅仅局限于政治选举,还要应用于政府执政与政党活动之中,不是短期的“运动”或者临时性任务,而是常态化争取选民的政治工作形态。奥巴马通过政治网络营销取得选举成功后,仍然继续高度重视通过互联网新媒体与民众互动,并要求政府各部门和地方的负责人要经常性地与人民进行网上交流,随时倾听人民的呼声。选举并不是成功的终点,而是不断争取民众支持的开始。
为了取得选举胜利,在政治竞选过程中政治组织采取主动“进攻”的方式除了对己方候选人进行正面宣传之外,还需要通过政治网络营销手段打击对手来争取选票。2008年,奥巴马竞选团队购买了Google搜索引擎的关键字广告,当网络用户使用搜索引擎查询奥巴马时,搜索结果页面不仅显示奥巴马的宣传视频广告,而且包括对竞争对手麦凯恩政策观点的批评。更重要的是,奥巴马竞选团队还购买了包括奥巴马名字在内的很多热点话题的关键词搜索,使对手麦凯恩在互联网上的信息轻松地被湮没掉。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利用网络可以打击对手,但是同样也会受到对手的打击,因此政治组织还应学会“防御”甚至“防守反击”。在选举过程中,经常会发生候选人形象被抹黑的情况,如果处理不当则会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甚至会使选举工程前功尽弃。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奥巴马陷入“照片门”事件,网络舆情形势急转直下,但是因为事先做好应急预案,不仅通过政治网络营销手段迅速采取应对措施,而且通过反击对手声势浩大的网络指责,树立起受冤的形象,扭转了不利局面,支持率不降反升。
舆论是汇集众多个体思想而产生的。政治组织应学会善于利用网络平台与应用,加强民众的交流,以便了解和分析舆情诉求,从而明确民众真实意图,调整宣传方向,引导舆论走向。
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时,奥巴马团队基于Web2.0模式建立了奥巴马竞选门户网站。这个网站包括先进的社交网络工具,建立了具备充分交互功能的“奥巴马答复中心”,及时了解民众意见、解答问题,引导舆论方向。除此之外,奥巴马团队当时通过Facebook使奥巴马拥有200多万粉丝,通过YouTube视频为奥巴马树立良好的政治形象,通过搜索引擎的关键词广告扩展奥巴马的政治宣传。通过上述政治网络营销手段,奥巴马团队尽最大可能引导网络舆情朝向有利于奥巴马竞选成功的方向发展。
政治网络营销在竞选活动期间需要把握民众舆情,在这方面更要坚持不懈,才能做到“政治保鲜”。奥巴马竞选期间的网站主要以竞选内容为主,新闻、图片、视频、议题等,都是与竞选内容息息相关。
政治网络营销的另外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利用网络进行民意调查与意见收集,这种方式比政治传统营销的平面媒体与人工访谈等方式比起来,具有更多的优势。首先,经济环保,不用投入大量的纸张问卷调查,节省大量的人工成本。其次,方便便捷,民众可以在任何地点通过网站或邮件进行问卷回答和发表意见。第三,内容准确,民众不需要在有限时间里完成调查,可以经过深思熟虑对内容进行加工。第四,处理高效,政府工作人员可以通过电子数据高效地进行统计,快速生成分析结果。例如,在选举过后,奥巴马团队通过网络给每一个网上参与者发送了一封邮件,向选民询问什么是他们最关注的问题。这次民意调查收到了约55万份回复。奥巴马政府通过对这些回复进行整理分析,更好地了解到民众的诉求,对于政府制订政策起到良好的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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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以来,全球经济逐步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集装箱运输市场也随之好转,运量悄然增长,运价逐步回升,市场渐进回暖;然而,欧洲债务危机又对全球经济复苏造成新的障碍。深入了解目前市场形势,正确分析和判断未来集装箱运输市场走势,对于应对欧洲债务危机具有重要意义。
2010年以来,全球经济逐步复苏,欧洲航线市场随之走出低谷。海关总署公布的我国与欧盟及其主要国家进出口统计数据(见图1~3)印证了这一趋势。
由图1~3可见,我国与欧盟及其主要国家经贸往来的特点如下:
(1)虽然2010年1—4月我国与欧盟进出口总额每月环比增幅不大(2月环比有所下降),但总体上呈缓慢上升趋势;我国与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欧盟主要国家的经贸往来形势也日趋好转。
(2)德国是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国,我国与德国进出口额位居我国与欧盟主要国家进出口额的首位;因此,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一旦波及德国,必将对我国进出口贸易产生较大的负面效应。
(3)荷兰是我国在欧盟的主要出口目的国之一,2010年以来我国对荷兰的出口额仅次于对德国的出口额。
(4)从我国对欧盟的出口情况来看,2010年1—4月,我国对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4个欧盟主要国家的出口额之和占我国对欧盟出口总额的比例均超过50%,各月占比依次为55.4%,56.4%,58.4%和56.7%。由此可见,这4个国家是我国在欧盟的主要出口目的国。
(5)从我国自欧盟的进口情况来看,2010年1—4月,我国自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4个欧盟主要国家的进口额之和占我国自欧盟进口总额的比例平均为66.5%。
(6)尽管2010年1—4月我国与欧盟及其主要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总体呈现缓慢上升之势,但我国对欧盟主要国家的出口额仅有微弱增长,说明欧盟尚处于后金融危机的经济恢复时期,经济增长力度脆弱,此时又受到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内部经济增长动力被削弱,表现为进口需求乏力。
(7)我国经济回暖势头强劲,拉动进口需求增长。2010年1—4月,我国自欧盟进口额增长明显,增幅较大。
2010年1—4月我国与欧盟及其主要国家进出口额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见表1。通过分析比对,可以看出:(1)欧盟是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我国对欧盟出口额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平均为20%,自欧盟进口额占我国进口总额的比重平均为12%;(2)在欧盟主要国家中,我国与德国进出口额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最大,因此,德国经济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相对较大;(3)我国与荷兰的经贸往来仅次于德国,我国对荷兰的出口额与对德国的出口额相差不大,但我国自荷兰的进口额较小。
随着全球经济的逐步复苏,欧洲航线运价指数由2010年第1周的点攀升至第11周的点,上涨30%,说明2010年以来欧洲经济呈复苏之势;随后,受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欧洲航线运价指数出现微幅下跌,5月底跌至点,下跌7.8%。欧洲航线运价指数从2010年3月底开始表现出与中国出口集装箱综合运价指数相悖的走势,说明债务危机对欧洲经济复苏的影响已悄然而至。
综上所述,欧盟是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我国与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欧盟主要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关系密切。如果欧洲债务危机对上述国家的经济复苏产生影响,特别是一旦危及德国经济复苏,我国进出口贸易必将受到较大影响,集装箱运输市场也难逃厄运。
2009年10月20日,希腊宣布2009年该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将超过12%,远远高于欧盟规定的3%的上限;随后,葡萄牙宣布2009年该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从原来的5.9%上调至8%。2009年12月,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等国际3大评级机构纷纷调降希腊主权评级,欧元兑美元汇率随即大幅下跌。在希腊陷入空前财政危机的同时,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甚至英国也债台高筑,由此引发欧洲债务危机,并导致全球金融市场持续暴跌。2010年5月,欧盟财政部长达成亿欧元的救助机制协议,标志着欧盟正式采取行动防止欧元区债务危机蔓延。欧洲债务危机将给2010年下半年乃至2011年的集装箱运输市场带来许多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尽管全球经济已出现缓慢回升的态势,但在国际金融危机的余波尚未消退之时,由欧洲债务危机引发的金融市场震荡再次使全球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经济复苏步伐被迫再次放缓,经济下行风险再度加大。
世界银行于2010年6月9日发布的《2010年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指出,全球经济继续复苏,但欧洲债务危机对中期可持续增长之路造成新的障碍。欧元区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第1季度欧元区实际GDP同比增长0.5%,结束了长达1年之久的连续下降态势,说明短期内由于存在传导时滞,希腊债务危机对欧元区乃至整个欧洲实体经济的影响尚不明显,欧洲经济复苏的基调没有改变;但从长期来看,债务危机将大幅拖累希腊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使其经济衰退期大大延长,预计2010—2014年希腊GDP的平均增长率仅为0.26%。欧元区的爱尔兰、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将受到明显拖累,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等国也将不可避免地受到牵连,各主要发达经济体均难逃债务危机的威胁。作为拉动全球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欧元区的经济复苏趋势对全球经济复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目前形势来看,全球经济复苏动力不足,二次探底风险有增无减;但可以肯定的是,欧洲债务危机对全球经济特别是实体经济的影响远小于国际金融危机。欧盟已针对债务危机采取救助措施,相信欧洲各国也将在总结美国救市经验的基础上,采取适合本国的方式来尽快摆脱债务危机;因此,欧洲债务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有限,全球经济复苏的大势不会改变,只是复苏乏力,复苏进程更加艰难。
2010年初欧美经济的逐步复苏带动全球经济增长,在欧美发达国家供应商亟待补充过去2年几乎耗尽的商品库存的情况下,大量货物通过海运通道流向世界各国,集装箱运输市场再现2007年的火爆场景。随着欧洲债务危机影响的逐步深入,全球经济回暖乏力。世界银行预计,2010年全球商品贸易将增长21%左右,但2011—2012年增长率将逐渐回落至8%左右;2010—2012年全球需求增长近一半将来自发展中国家。此外,由于集装箱运输市场对全球经济的反应存在一定的迟滞,2010年第4季度及2011年集装箱运输市场的货量增长将有所回调。总之,集装箱运输市场的复苏进程复杂而艰难,集装箱运输业完全走出危机阴影所需的时间将比预期延长1~2年。
欧洲债务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1)欧洲债务危机导致欧元贬值,人民币相对升值,致使我国出口总量下降,出口顺差减少,出口商成本上升、利润下降;(2)欧洲债务危机促使欧元区国家采取更加严格的贸易保护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我国对欧盟的商品出口;(3)欧洲债务危机导致欧元区国家经济下滑,生产能力降低,失业率增加,国民购买力下降,对我国产品的需求力相应减弱。
虽然欧洲债务危机可能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但只有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经济强国才会对我国经济产生明显影响;因此,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来看,欧洲债务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都是有限的。
受2009年翘尾因素的影响,2010年我国经济“前高后低”的走势已成定局,但波动将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由于国家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采取的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取得明显成效,与2009年同期相比,2010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大幅增长;但在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欧洲债务危机、人民币升值预期等因素的影响下,2010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增长同比将有所放缓。渣打银行2010年6月预计,2010年第2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率将从第1季度的11.9%降至11%,第3和第4季度将进一步降至9%和8%。
(1)由于我国经济增长放缓,2010年下半年集装箱运输市场难以维持上半年的火爆形势,运力投放速度将进一步快于运量增长速度,二者之间的差距将逐渐加大,导致供需失衡。
(2)由于国内经济政策调整,内需对经济的拉动力将有所减弱。虽然内贸货源不会立即缩减,但增量将有所减少,不排除2010年底和2011年初内贸运量振荡下调的可能性。
(3)综合考虑2010年下半年和2011年我国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全球经济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处于恢复阶段等因素,我国出口集装箱货量可能出现小幅振荡回调。
(4)美国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进行库存回补,预计2010年第3季度美国库存回补动能将趋于减弱,届时北美航线出口集装箱货量及运价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
(5)欧洲债务危机导致欧元相对人民币贬值的滞后效应将在2010年第3季度逐步显现,我国对欧盟的出口也将有所回落,欧洲航线船舶舱位利用率和中国出口集装箱综合运价指数将双双下滑。
(6)欧洲债务危机导致欧元汇率不断下跌,欧元区国家的市场竞争力因此增强,进而刺激欧元区商品出口,我国自欧盟的进口贸易可能出现小幅反弹,从而带动欧洲航线进口集装箱市场繁荣。
2010年上半年飘红的出口数据进一步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加上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蔓延,多种不利因素相互叠加,2010年我国出口形势不容乐观,预计将于第4季度波及集装箱运输市场。第3季度我国出口贸易回落的幅度是判断未来集装箱运输市场走向的关键。
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正在从金融经济层面向实体经济层面蔓延,对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担忧随之加大,我国出口企业在缓慢恢复的过程中再次遭受冲击。
欧洲债务危机引发欧元区经济不断恶化,股票、石油等风险资产被大量抛售,股市一片哀鸣,欧元兑美元汇率跌至4年来的最低点,欧元相对人民币不断贬值,导致以欧元计价的出口企业承担了更大的成本压力。由于生产成本上升,出口价格下跌,我国出口企业的利润不断缩水。与此同时,欧元贬值使得欧洲各国民众的消费欲望进一步降低,导致我国出口企业来自欧洲的订单数量减少。
欧洲债务危机对我国出口企业的不利影响在2010年广交会上已经显现。据统计,2010年广交会来自欧盟的客商数量增长15.2%,贸易额却下降8.7%。在成交订单中,短期订单占很大比例,而且大部分属于海外客商对库存的阶段性补充,新增订单几乎没有,这说明:一方面,欧洲客商不看好本国消费市场,处于犹豫和观望状态,不敢轻易冒险;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复苏尚需时日,欧盟经济受债务危机影响再现衰退,当前经济形势不容乐观。
虽然希腊经济总量仅占欧元区经济总量的2.5%,我国与希腊的贸易额仅占我国与欧盟贸易总额的1%左右,但希腊债务危机将拖累欧洲整体经济形势,并对我国外贸产生一定影响。预计这一影响将在2010年第3季度明确显现,届时我国对欧洲的出口增长率可能下降6~7个百分点。此外,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欧洲债务危机对我国出口企业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企业对欧洲市场的出口减少,对其他市场的出口也会受到牵连,只是影响程度相对较小,影响时间有所滞后。
随着欧洲债务危机影响的逐步蔓延,占我国外贸规模比重达16%的欧盟各国将再度陷入困境。2010年下半年乃至2011年我国出口形势都不甚乐观,2010年下半年我国出口集装箱货量将出现小幅波动,不排除存在短暂深度下探的可能性。
2010年上半年集装箱运输市场行情火爆,货量攀升,运价上涨,促使船公司向市场释放大量封存运力。克拉克松的统计数据显示,封存运力占总运力的比例已由年初的13%左右下降到目前的5.4%左右,加上新造船不断投入营运,导致运力增速明显快于运量增速;因此,2010年下半年及2011年,集装箱运输市场将再现运力供大于求的局面,预计2010年下半年运价难以维持直线上升之势,稳定运价也存在一定难度,运价下跌或将难免。
在我国内需增长因政策调整而发生转变的同时,外需增长同样面临欧洲债务危机带来的不确定性;因此,总体需求增长可能出现明显波动。此外,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全球经济将呈现波动渐进的发展态势。这就是未来我国集装箱运输市场面临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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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国家债务的还款计划是什么呢?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美国并没有任何的还款计划。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度啊!随心所欲地借入所需的全部金钱,却连一个起码的还款计划都没有!
提出这个问题就犹如在询问美国的信贷额度是多少。理清这个问题对理解美国的债务很有帮助。因此,既然美国没有还款计划,那就让我们为它创造一个吧。假如美国的债务总规模为15万亿美元(2012年时,美国实际债务规模达到这一水平)而且有着非常低的利率,同时年度还款额度为5000亿美元,那么约30年才能偿清全部的债务。虽然30年并不是特别苛刻的限定时间,但还是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偿清全部债务的难易程度吧。
为了能够有效地偿清这笔债务,美国将不得不先消除掉1.6万亿美元的财政预算赤字。为了便于计算,我们将这一数字设定为1.5万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能够启动为时长达30年的漫漫债务偿债之旅,将需要获得一笔总额为2万亿美元(5000亿美元的当年财政支出+1.5万亿美元的既有预算赤字=2万亿美元)的税收资金。而当前,美国从税收中可以获得的年度财政收入约为2万亿美元——约9000亿美元资金来自个人所得税;约1.1万亿美元的资金来自社会保障以及其他一些税收收入。
所以,为了启动这一还款计划,美国需要将总征税数额增加100%或是将个人所得税增加200%。这种做法无论在政治层面或是经济层面上都是行不通的,而且这一情况还要在假定财政预算赤字不再增加、还贷利率始终处在今日极低水平上才会发生。无论采取何种措施,美国庞大的政府债务都是一种不良资产。
当然,在当前借钱给美国的那些人群中,谁都不会特别在意美国是否有能力还钱,因为就目前而言,美国尚有能力不断地拆东墙补西墙。尽管如此,那些供给此类资本的外国投资者和国内投资者有时会说“是适可而止的时候了”。大多数的人要说这将是在孙子辈时才会出现的问题,原因又是为何呢?那些外国投资者倘若停止借钱给美国,根本不需要等待整整一代人那么长的时间吧?他们可以随时终止自己的借贷行为。
你无力偿清的任何贷款或是任何想要取得成功的再融资最终都很有可能会陷入违约断供的境地。只要那些投资者(尤其是外国投资者)看到了真实的情况,这种情形就会发生;而且,对现实的感知就会开始影响美元币值。最终的结果便会像巨大的“庞氏骗局”,注定失败。正如伯纳德·麦道夫在被警方逮捕时说过的那样:“我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到来的。”对于美国那个数额大得吓人的,却没有任何还款计划的国家债务而言,道理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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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6年2月最新颁布实施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将债务重组进行了新的定义,本文通过债务重组的不同形式对债务债权双方的影响进行阐述分析,提出了在对待债务重组情况时的应采取的措施。
关键词:债务重组债务债权
《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对债务重组的定义如下:在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的情况下,债权人按照其与债务人达成的协议或者法院的裁定做出让步的事项。
从以上概念,我们可以看出,要形成债务重组,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债务人出现资金周转问题以致无法按时按原条件偿还债务;二是债权人同意债务人以低于债务账面价值的价值偿还。在债务重组中,债权方作出了让步,在资产权益方面有亏损,而债务方却获得了相应的利益。这就产生了一些企业通过债务重组来获得利益;同时,也意味着对一些本来无力偿债的上市公司而言,一旦债务被部分豁免,上市公司就有可能获得巨大的利益,可以大幅度地提升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水平。债务债权双方为了各自共同的利益,也有可能会联手操纵利润,以扭亏为盈为目的进行债务重组处理。
①以低于债务的现金清偿。
此时,债务企业的会计处理如下:
借:应付账款 XX
贷:库存现金或银行存款 XX
营业外收入 XX
债权企业的会计处理如下:
借:库存现金或银行存款 XX
营业外支出 XX
贷:应收账款 XX
此种情况往往适合于债务金额较小的债务重组。当以现金进行清偿时,会增加债务公司的现金流出,同时也就增加了债权公司的现金流入。这种方式一般不会使债务债权双方的流动比率发生很大的变动,因为这种方式基本上是按正常的还债方式进行,唯一不同的是所收回的现金少了。此种情况,但若为关联企业,易造成企业虚增(或虚减)当期利润,使得企业对外提供的信息的真实性受到质疑。
②以低于债务的非现金清偿,如存货等清偿。
当以存货进行债务重组时,会增加债务企业的销售收入。债务方对此作如下会计分录:
借:应付账款 XX
贷:主营业务收入 XX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XX
营业外收入 XX
而债权方则会作如下会计分录:
借:原材料或库存商品 XX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XX
营业外支出 XX
贷:应收账款 XX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因为这个过程在实质上并无任何销售行为的产生,却因债务重组而确认了主营业务收入,对此无法真实地评价企业的销售业绩。经过了债务重组,增加了债务企业的销售量,经营业绩有所上升,实质上是降低了积压的存货,增加了库存流动,使企业净资产增加,降低了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提高了企业的速动比率,从而在财务成果上表现为好的一面。债务重组作为一种资金融通的手段,能很好地解决暂时的资金紧张问题,帮助债务方摆脱债务包袱,增强其营运能力,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使企业能尽快进入健康的发展轨道。
反之,对于债权企业而言,则是相当于购进了许多商品,增加了库存,提高了资产负债率,降低了企业的速动比率。
若债务公司只是由于一时的资金周转问题,而无法偿还债务,其本身的企业发展是良好的,债权企业可以将债务转为资本,作为债务公司的股东,待债务公司发展良好时,便可从中获利。这样,不仅解决了债务的追偿问题,而且也给企业带来了投资机会。对于此种情况,债权企业要认真分析债务企业的财务状况和市场规模及其未来的可能发展趋势,同时考虑当时的经济环境和法律环境。否则,债务企业经过一段时间的经营后,经营状况没有改善,不仅原有的债务不能得到追偿,而且还要被债务公司所拖累,陷入更严重的债务危机,那就得不偿失了。
债务方的会计处理为:
借:应付账款 XX
贷:股本或实收资本 XX
资本公积 XX
营业外收入——债务重组利得 XX
债权方的会计处理则为:
借:长期股权投资 XX
营业外支出——债务重组损失 XX
贷:应收账款 XX
在不修改上述一、二种条件的情况下,采用其他方式进行债务重组,如减少债务偿还金额、降低利率、延迟还款等。此种方法适用于企业急需拿回债务,或认为以后收回债务的可能性很小。减少偿还金额对债权方来说是一大损失,但为了趁早或趁债务方还未倒闭破产,及时要回债务,这是必然之举。对于债务方确实是有经济困难的,通过降低利率,以保全其本金和部分低利息的收回,避免出现坏账,以保全资本。对于延迟还款情况,如果债务方仅是一时的流动资金出现了问题,并非是企业的经营问题,采取此种情况,不仅可以拿回本金和利息,在一定的期限范围内还是可以予以考虑的。相对于债务企业,无论是减少偿还本金、减少利息还是延迟付款,这些都是有利于债务方的,可缓解债务方的短期偿债能力。
当上述三种方式单一不能解决企业的债务问题时,可以将上述三种方法加以结合,以达到期望的目的。主要包括如下方式:
①以一部分资产偿还债务,同时又以债务转为资本偿还另一部分债务;
②以一部分资产偿还债务,同时又修改其他债务条件方式偿还债务;
③在修改其他债务的条件下,用债务转为资本的方式偿还债务;
④在修改其他债务的条件下,以资产偿还债务和债务转为资本的方式进行债务重组。
此种方法,并不能将债务全部清算,而只是部分地进行了清偿。债务重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债务债权方之间的问题,只是起到了一个缓冲作用。债务企业的经营状况不一定会因为债务重组的实施而得到改善,其经济发展状况也未必能够进入良好的经营状态,债权企业的权益也依旧无法得到落实。因此,在进行债务重组时,债务债权方都必须谨慎而行。
四种债务重组方式均可为债务方产生利润,而债权方则会产生损失。对于非关联方而言,债务重组会给债权方造成损失,而债务方则会因此而获得相应的利润。对于债权方应尽量避免债务重组,在日常经营活动中,要及时注意债权的管理,避免债务的无法收回或债务重组。而对于关联方而言,债务重组也许是他们的“福音”,上市公司关联企业之间的购销业务繁多,通过债务重组方式可以增加利润来达到目的显得非常的容易,债务重组方式对关联方实质上是一种操纵利润的行为。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类:
①债务方将不良资产转移给债权方;
②债权方明知是不良资产,也同意债务重组,虚增企业资产;
③债权方利用债务重组会产生损失的特点,故意转移企业的利润,逃避纳税。
④债务方转移积压的存货,虚增企业的利润。
我国新企业会计准则中,将债务重组基于公允价值的考虑,而在现实操作中,则存在诸多的操纵利润的可能,我们不得不对此情况作出防范。债务重组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不健全之处,我们要对债务重组的经济实质及其后果进行分析,对企业的经济活动进行实时、有效地监督,以减少债务债权企业利用债务重组操纵利润的空间。对此,企业和政府部门都应采取积极地应对措施,防患于未然。企业进行债务重组时,应加强各环节,选择合适的重组方式,综合运用多种债务重组方式,提高治理能力,健全企业的治理结构。国家政府则应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对债务重组进行严格把关;加强债务重组信息的披露,提供准确、有价值的信息,为决策者提供有用的信息。
[1]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企业债务重组》[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2]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计》[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
[3]许文静.《我国债务重组准则的变革分析及实施效果评价——基于沪市ST公司2007年年报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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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16日是华盛顿“纸牌屋”里剧情紧绷的一天。这一天,美国联邦政府再次触及它的债务上限。如果国会今后拒绝提高债务上限,2011年那场几乎令美国政府停摆的财政悬崖的险情将重现。
这一次的债务上限到底有多高呢?笔者查了很多资料才发现,这一次的债务上限竟然没有预先规定具体数字,只有具体日期。原来,去年2月份美国国会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在政府面临关门风险之际就债务问题达成了一个妥协,暂时中止债务上限的法定约束力直至今年3月15日,所以到了3月16日,债务上限的具体数值就是3月15日公共债务的债务总净值,亦即刚刚超过18万亿美元。
3月16日,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停火协议就失效了,由于国会拒绝这一天提升债务上限,财长杰克·卢早已致信国会,暗示他将暂停发行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债券(眼下多数州政府是共和党人控制的);财政部还可以通过一些会计手段来盘活联邦政府的资金存量,比如终止对联邦退休基金和伤残基金的投资。此外,4月15日是税收截止日,联邦政府将有一笔财政收入可解燃眉之急。根据著名投行Jefferies的首席金融经济学家沃德·麦卡锡的研报,财政部的应急措施可以一直使联邦政府运转到今年第三季度,如果运气好,坚持到第四季度也不是没可能。 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财政悬崖危机在奥巴马任内爆发。
一般人只知道债务上限是用来约束联邦政府的债务扩张的,但实际上国会最初推出债务上限是为了更方便联邦政府举债的。1917年,国会通过《第二次自由债券法案》设立了第一个联邦政府债务上限,把联邦政府债券分为若干类别(如为已出现的预算赤字向公众融资,或为军费、救灾、医疗和运输等项目向财政透支),当政府发行的债券在债务上限范围内,发行这些指定类别的债券就不需要国会授权。当时美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政府开销直线上升,债务上限的设立,给美国为战争“发债筹资”大开了方便之门。到了1939年二战战云密布之际,国会通过《公共债务法案》设立了今天这种形式的债务上限,只要是在债务上限范围内,随便什么类别的债券,联邦政府都可以发行,国会不干预。也就是说,国会通过债务上限“约定”联邦政府能欠下的债务总净额,至于联邦政府举债做什么用途,国会不再过问,这实际上是给了联邦政府更大的权力和自由。
我们都知道每当有战争的时候,美国政府的赤字总是会大幅攀升,而早年两大党在债务上限问题上非常团结合作,几乎每次债务上限到期都毫无意外地被国会提高了。这个债务上限“蜜月期”一直维持到了1953年。那一年,艾森豪威尔总统要修建美国国家高速公路系统,需要大量的经费,结果美国国会的两党争执得不可开交,第一次出现了财政悬崖那样的险情。
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财政悬崖危机在奥巴马任内爆发,固然与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怠速有很大关系,但深层原因在于奥巴马从凯恩斯主义出发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激起了民间反弹。
奥巴马总统任期内最大的经济成就有两个,一个是《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简称奥巴马医保法案,另一个就是中产阶级经济学。前者是要求雇主和医疗保健企业增加付出,从而使更多因经济能力无法享受医保的美国人获得医保;后者是在税收体制方面更多地保护中产阶级,而显著增加超富阶层和金融企业在税收上的贡献。
奥巴马的经济思想和共和党的经济理念发生了尖锐冲突。尤其是在2011年,茶党运动在共和党内的影响如日中天,任何共和党政客在考虑自己政治前途的时候都要回应茶党人的诉求。茶党人信奉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强调政府干预是邪恶的,要通过减少政府的开销和税收来控制政府规模。于是,国会的共和党人在那年准备借债务上限问题发难,迫使奥巴马削减政府开支,而且他们提议的减支方案居心不良,意在严重削弱民主党人的选民基础,奥巴马当然不答应。这样一来,两党在债务上限问题上陷入僵局,导致无米下锅的民主党政府有了关门大吉的危险。
去年2月国会“暂时中止债务上限的法定约束力”,也就是说债务问题再争下去政府就要断粮关门了,于是两党决定债务上限暂且不提了,政府该花的钱花,该借的债借,等到了2015年3月15日之后再来讨论债务上限。对于债务消肿目标来说,“债务上限”成了可松可紧的橡皮筋并非好事,可让政府关门也不是解决办法,多年来累积的债务包袱,最终要靠在经济复苏中逐步增收来化解。
自去年底开始,由于共和党控制了国会两院,债务上限成了民主党政府最大的束缚,但这不妨碍奥巴马在经济上取得话语权。奥巴马刚接手白宫时,美国爆发了自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美国的家庭部门、私营经济部门、地产部门的债务杠杆都很高,要实现“去杠杆化”(Deleveraging,可通俗理解为降低负债率)可能要到2020年左右才能完成。但2015年的今天,美国已成为全球经济最大的一个亮点,经济增速冠绝G8国家,更为重要的是市场一致公认,美国的这一轮超级“去杠杆化”已经基本完成了。奥巴马是怎么在被共和党人绊手绊脚的情况下做到的呢?
首先是联邦政府帮助债务负担沉重的家庭部门恢复了消费能力。美国的消费经济主要由信用消费驱动。美国的消费者信用可大致分为周转信用(revolving credit)和非周转信用(non-revolving credit)。周转信用是像信用卡那样没有固定偿还数目,且能周而复始透支的信贷机制,是美国消费者信用的最大来源。非周转信用主要是指学生贷款和购车贷款这样偿还后无法周而复始透支的信贷机制。根据美联储的《消费者信用报告》,目前的全美未偿还“周转信用”总额是8879亿美元左右,依然低于危机前1万亿美元的峰值。奇怪的是,周转信用萎靡不振,但消费者信贷却增势喜人,这对通胀预期、经济复苏和美股都是重大利好。而目前消费者信贷的增长主要源于非周转信用,也就是联邦政府资助的学生贷款和购车贷款这类的信用支出。以联邦政府为债权人的全美未偿还非周转信用总额,从危机前的1000亿美元增加到了目前的8698亿美元左右,几乎是坐直升飞机上去的。与此同时,以商业银行为债权人的全美未偿还非周转信用总额,过去两三年在5000亿美元附近徘徊不前。目前美国消费经济的稳健增长,完全得益于联邦政府在学生贷款和购车贷款等方面的大力支出。美国的家庭部门本来由于债务负担要大幅削减消费开支,结果在联邦政府的资助下,消费开支非但没有减少,反而稳步上升。如果不是这样,美国经济很大可能会陷入严重的通货紧缩。
再者,为了给私营部门特别是地产部门降低债务杠杆,美联储在6年时间内推出了3轮量化宽松,大量购买联邦政府债券和信贷支持证券(MBS),并为资产支持债券(ABS)持有者提供再融资。截至2014年底,美联储已拥有33%的房贷支持债券,拥有超过2/3的6年期以上联邦债券。另外,为了解决美国楼市产能过剩的问题,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启动了“自有房产租赁”计划(REO-to-Rent),以消除大量资不抵债、压低全国楼价的“法拍屋”。大的金融机构可以通过政府资助的超低息融资,以批发价购买法拍屋,然后把它们改造成出租屋。在美联储和联邦政府的积极干预下,美国楼市已经稳步复苏起来,美国私营企业的税后利润总额也创下了史上最高纪录—2014年高达1.68万亿美元。
在外界印象中,页岩气革命、3D打印、“苹果景气”等技术革新对美国经济提振颇大,但对一个GDP达到17.4万亿美元的庞大经济体来说,以政府金融支持发掘民间消费潜力,作用更不容小觑。面对与GDP不相上下的公共债务规模,消肿过程势必迁延日久,但美国政府对消费经济和私营部门的积极干预成效显著,开了一个好头,值得同样面临去杠杆化挑战的我国认真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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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6年2月最新颁布实施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将债务重组进行了新的定义,本文通过债务重组的不同形式对债务债权双方的影响进行阐述分析,提出了在对待债务重组情况时的应采取的措施。
关键词:债务重组债务债权
1.以资产清偿
①以低于债务的现金清偿。
此时,债务企业的会计处理如下:
借:应付账款 XX
贷:库存现金或银行存款 XX
营业外收入 XX
债权企业的会计处理如下:
借:库存现金或银行存款 XX
营业外支出 XX
贷:应收账款 XX
此种情况往往适合于债务金额较小的债务重组。当以现金进行清偿时,会增加债务公司的现金流出,同时也就增加了债权公司的现金流入。这种方式一般不会使债务债权双方的流动比率发生很大的变动,因为这种方式基本上是按正常的还债方式进行,唯一不同的是所收回的现金少了。此种情况,但若为关联企业,易造成企业虚增(或虚减)当期利润,使得企业对外提供的信息的真实性受到质疑。
②以低于债务的非现金清偿,如存货等清偿。
当以存货进行债务重组时,会增加债务企业的销售收入。债务方对此作如下会计分录:
借:应付账款 XX
贷:主营业务收入 XX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XX
营业外收入 XX
而债权方则会作如下会计分录:
借:原材料或库存商品 XX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XX
营业外支出 XX
贷:应收账款 XX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因为这个过程在实质上并无任何销售行为的产生,却因债务重组而确认了主营业务收入,对此无法真实地评价企业的销售业绩。经过了债务重组,增加了债务企业的销售量,经营业绩有所上升,实质上是降低了积压的存货,增加了库存流动,使企业净资产增加,降低了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提高了企业的速动比率,从而在财务成果上表现为好的一面。债务重组作为一种资金融通的手段,能很好地解决暂时的资金紧张问题,帮助债务方摆脱债务包袱,增强其营运能力,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使企业能尽快进入健康的发展轨道。
反之,对于债权企业而言,则是相当于购进了许多商品,增加了库存,提高了资产负债率,降低了企业的速动比率。债务转为资本
若债务公司只是由于一时的资金周转问题,而无法偿还债务,其本身的企业发展是良好的,债权企业可以将债务转为资本,作为债务公司的股东,待债务公司发展良好时,便可从中获利。这样,不仅解决了债务的追偿问题,而且也给企业带来了投资机会。对于此种情况,债权企业要认真分析债务企业的财务状况和市场规模及其未来的可能发展趋势,同时考虑当时的经济环境和法律环境。否则,债务企业经过一段时间的经营后,经营状况没有改善,不仅原有的债务不能得到追偿,而且还要被债务公司所拖累,陷入更严重的债务危机,那就得不偿失了。
债务方的会计处理为:
借:应付账款 XX
贷:股本或实收资本 XX
资本公积 XX
营业外收入——债务重组利得 XX
债权方的会计处理则为:
借:长期股权投资 XX
营业外支出——债务重组损失 XX
贷:应收账款 XX修改其他债务条件
在不修改上述一、二种条件的情况下,采用其他方式进行债务重组,如减少债务偿还金额、降低利率、延迟还款等。此种方法适用于企业急需拿回债务,或认为以后收回债务的可能性很小。减少偿还金额对债权方来说是一大损失,但为了趁早或趁债务方还未倒闭破产,及时要回债务,这是必然之举。对于债务方确实是有经济困难的,通过降低利率,以保全其本金和部分低利息的收回,避免出现坏账,以保全资本。对于延迟还款情况,如果债务方仅是一时的流动资金出现了问题,并非是企业的经营问题,采取此种情况,不仅可以拿回本金和利息,在一定的期限范围内还是可以予以考虑的。相对于债务企业,无论是减少偿还本金、减少利息还是延迟付款,这些都是有利于债务方的,可缓解债务方的短期偿债能力。以上三种方式的结合
当上述三种方式单一不能解决企业的债务问题时,可以将上述三种方法加以结合,以达到期望的目的。主要包括如下方式:
①以一部分资产偿还债务,同时又以债务转为资本偿还另一部分债务;
②以一部分资产偿还债务,同时又修改其他债务条件方式偿还债务;
③在修改其他债务的条件下,用债务转为资本的方式偿还债务;
④在修改其他债务的条件下,以资产偿还债务和债务转为资本的方式进行债务重组。
此种方法,并不能将债务全部清算,而只是部分地进行了清偿。债务重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债务债权方之间的问题,只是起到了一个缓冲作用。债务企业的经营状况不一定会因为债务重组的实施而得到改善,其经济发展状况也未必能够进入良好的经营状态,债权企业的权益也依旧无法得到落实。因此,在进行债务重组时,债务债权方都必须谨慎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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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际上普遍采用债务负担率来评价政府的债务风险。债务负担率是用国债总额除以国内生产总值得到的数据,用百分数表示,主要衡量政府累计的债务相当于同期经济总规模的比例,反映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经济总量承受政府债务的能力大小,属于宏观经济的同步指标。而国际上并没有公认的政府债务负担率的警戒线,学术界普遍认同90%债务负担率的债务上限只对各国的债务水平起警示作用。债务上限可以为评级机构日常评级分析提供一些参考作用,由于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具体的案例应具体分析。例如欧元区在理论债务负担率不应超过60%的约束下仍然爆发了欧洲债务危机,而日本的债务负担率超过200%却没有形成财政危机。2013年美国的政府债务负担率已经超过90%,却依然在发行国债,因为在国际结算中普遍使用的是美元,美国拥有以发行货币来取得收入的特权。美国政府举债之后,可以不归还,只需印“美元”就能解决问题。美国正是利用它的金融霸权成功地在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获取巨额的铸币收益,并运用国家债务支撑经济的发展和国民消费。但是即便如此,美国也不能不计后果地举债,否则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其他经济问题。
债务上限或类似的概念在一些文献中已多有涉及,相关的定义主要分为两类:债务门限,即超过这一门限时,经济增长则与负债率呈现负相关关系;债务上限,从某一时刻起,债务增长将带来利率的加速增长,当利率趋于无穷大时,利息支付曲线与初级财政平衡曲线相交,交点即为债务上限,达到债务上限以后一国债务将面临违约或重组。具体看来:
REinhart和Rogoff(2010)对44个国家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当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超过90%时,经济增速偏低。同时,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与公共债务比率关联性不强,而发展中国家在公共债务比率较高时,通货膨胀较严重。文中使用的方法仅为简单的描述性统计,不过其结论对于后人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启示作用。
Caner等(2010)对75个发展中国家和26个发达国家数据进行研究,确立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与经济增长的折线关系,发现当公共债务比率超过77%时,债务的继续增加将带来经济增速的下滑。他们将经济增长拐点处的债务比率称为债务门限(Threshhold)。文中使用了折线回归的方式,确定了债务门限,进一步明确了经济增长在债务较高时受到的负面影响。
Checherita和Rother(2010)对12个欧元区国家数据进行研究,确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与政府债务之间先递增后递减的二次凹函数关系。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应该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而非此前研究中展示的突变,文中采用的二次凹函数模型相比折线模型更贴近事实。
Ostry等(2010)对23个发达国家数据进行研究,证实了对初级财政平衡随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变动的先凸后凹的曲线形状猜想,并假设公共债务融资利率从某时刻开始加速上升至无穷大,由此计算初级财政平衡与利息支付(扣除经济增长效应)曲线的交点,作为初级财政平衡无法覆盖利息支付的临界点,这个临界点即为公共债务上限。
Cecchetti等(2011)对18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数据进行研究,确立了负债率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折线关系,发现政府债务、公司债务和家庭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门限分别为85%、90%和85%。
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与中国本土评级机构大公国际的主权债务评级方法均全面考虑了一国政治、经济、金融、财政及外汇实力。以大公国际《大公国家信用评级方法》为例,通过对以上五个方面指标的加权平均计算,可以得出一个国家的综合偿债能力分数,理论上分数越高的国家,债务上限也就越高,但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一个综合得分低的国家可能长期保持相对较高的债务负担率,且其国内经济能基本维持稳定。所以在设计债务上限模型时,不可将一国偿债能力的综合得分与债务上限正相关作为绝对因素考虑。
在模型中应考虑应用N年平均负债率这一指标,目的类似于市场检验的方法。假设市场中包含足够多的信息,那么既然一个国家可以长期维持在某一负债率水平,且其国家并未因此负债率受到明显影响,那么我们可以将此负债率作为该国的基准负债率。
理论上,一国的主权债务负担率不应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因此构建模型时可设置理论上限值--即债务负担率为100%,用此负债率减去一国当年的负债率即可得到其理论债务增长潜力。接下来用国家偿债能力综合得分作为债务增长潜力成数,计算出实际增长空间。最后利用国家的基准债务负担率加上实际增长空间便可计算出一国的债务上限。需要注意的是若一国当年负债率已超过100%,那么其理论债务增长潜力将为负值,为了体现国家偿债能力综合得分与债务上升空间的正相关作用,可设定一个判定条件--即若一国政府当年负债率大于100%,则债务增长成数的计算公式为1-国家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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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美国的债务问题尤为引人注目。2011年4月18日,标准普尔将美国主权信用的前景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1年4月11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警告称,美国的债务问题可能削弱全球金融体系稳定性。美国财政部称,到2011年5月16日,美国已经达到法定的14.29万亿美元债务上限。若国会在8月2日之前不提高举债上限,美国可能出现债务违约。美国债务危机似乎到了一触即发的时刻。美国是否真的会爆发债务危机,美国债务问题的前景究竟如何,我们还需要进行仔细的梳理。
尽管美国已经触及债务“天花板”,美国国会至今尚未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致,但目前美国发生债务违约的可能性较小。其原因可从经济和政治角度分别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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