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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几个月前的数字,美国的国债总额已经超过了14.34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在这里面,所谓“公共债务”,也就是国内外的债权人持有的数额是9.74万亿,另外的4.6万亿则来自美国政府负责管理的社保和信托基金。在公共债务中,外国政府与个人持有大约47%,包括中国的12%。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浅谈美国债务上限的拉锯战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浅谈美国债务上限的拉锯战
联邦政府的债务上限还有两天时间,7月31日晚间8点40分,美国总统奥巴马来到电视镜头前向公众作了一个简短的声明。他宣布说,白宫已经与国会两院的两党领袖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揽子协议,议案将立即交付国会进行表决。奥巴马指出他对这个协议并不满意,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却是两党之间为了避免债务违约而能够做到的妥协。几分钟后,总统脸上带着遗憾的表情,没有回答媒体的问题便离开了新闻发布会。
也就在这前后,众议院的共和党籍议长博纳给本党的议员送出了一个PPT幻灯片文件,简要地叙述了这个协议的内容。其中包括在增加债务上限的同时削减预算、国会两党成立委员会来决定削减项目并为此而制定出截止期限、未来在议会中引入平衡预算宪法修正案的讨论,等等。
8月1日下午,众议院以269对161票通过了该项议案。投下反对票的是民主党的左翼与共和党的右翼。第二天,参议院以74对26票的大比数通过了相应的议案。奥巴马总统立即出来向全国宣布了这一消息。持续了数月的债务上限危机暂时得以解决,美国人松了一口气。
美国《宪法》的第一条第八款规定,国会有权以国家的信用作为抵押借贷。也就是说,借贷的大权在国会手里,行政部门不得在没有国会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借债。每逢财政预算入不敷出——这是最近多年来的常态——政府就需要借贷。而国会要给贷款额规定一个上限,提高上限需要国会参众两院批准。
在过去50年中,国债的上限被提高了74次。其中里根时代18次,克林顿时代8次,小布什时代7次,奥巴马上台后3次。到今年5月,当联邦政府再次面临必须提高债务上限的关头时,美国政府开支的40%左右要依赖债务来解决。
根据几个月前的数字,美国的国债总额已经超过了14.34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在这里面,所谓“公共债务”,也就是国内外的债权人持有的数额是9.74万亿,另外的4.6万亿则来自美国政府负责管理的社保和信托基金。在公共债务中,外国政府与个人持有大约47%,包括中国的12%。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面临着两种困难的选择。如果让巨额的债务无限制地增长,最终会有压垮这个国家的一天;可要是不提高债务上限,美国政府又面临着债务违约。到期的旧债与利息要靠新债来还,被借用的社保和其它各种福利金也要靠借债才能发出。一旦出现债务违约,美国政府的信用便会降低,并因此而带来利率飙升、汇率下跌、金融动荡等各种严重后果。
然而,债台高筑是多年来积重难返的现象,过去无论国会和白宫掌握在哪个政党手里,提高债务上限都没有形成危机。政府应付财政赤字,无非只有三种办法:开源(增税)、节流(削减)、借新偿旧。对于政客来说,无论是增税还是削减开支,都会影响到在选民中的支持率。增加税收会引起中产阶级和工商界的反对,削减开支特别是福利会招来中下层阶级的愤怒。因此借新债是一个最简便、短期内看不到多少负面效应的办法。年复一年,债务就这样积累了下来。
这次债务危机的形成,有两个方面的主要因素。在共和党方面,2009年以来的茶党运动令党内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一大批原本名不见经传的茶党人成了左右政局的中坚。在民主党方面,2012年的大选日渐逼近,选举政治日益成为白宫决策的重要考虑。这就使得两党在债务问题上持续僵持不下,只是到最后一刻才不得不各自退一步。
共和党人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推崇小政府、低税收,但是在布什政府执政的8年期间,其花钱大手大脚的程度一点不亚于主张大政府、高福利的民主党人。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再加上给老人医疗增加福利,布什给美国财政留下了一个大窟窿。
自2008年的金融风暴之后,布什政府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奥巴马政府上台后近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以及随后的大幅度增加赤字与开支,政府大手笔花钱让许多普通人感到心惊肉跳。他们本能地意识到,政府无限制的扩大,不但会导致国家破产,而且会越来越多地剥夺人民的自由。在这种情绪的推动下,一个自发性的“茶党”出现了。这个民粹主义色彩浓厚的群众性运动以“税交得够多了”的口号为召唤,吸引了数千万的美国人。2010年的国会中期选举里面,在茶党的支持下,2008年溃不成军的共和党翻盘夺下了众议院,一批在限制政府开支上持极其强硬态度的候选人被选进了国会。
这批被称作“茶党人”的议员成了国会里面一群特立独行的人。通常来说,议会党团的领袖“管住”本党成员的办法主要有三种:控制委员会成员的分配、为选区进行特别拨款、帮助议员在下届选举募捐。可是,茶党人对传统的权力游戏并不感兴趣,既不在乎到最有权的委员会任职,也反对特别拨款的做法。他们抱着必定要削减政府、平衡预算的决心,不但与白宫和民主党作对,也与传统的共和党领袖抬杠。在债务上限问题上,他们坚决反对增税,要求增加上限必须伴以大规模削减支出,并且要将平衡预算作为一项宪法修正案来进入议会立法程序。
在众议院242个共和党人中,有60名茶党党团的成员。没有他们的支持,共和党就失去了多数。因此议长博纳与共和党的其他议会领袖们不能不先在党内进行协调。7月19日,博纳拿出了一个名为“削减、限制、平衡法案”的议案,以234对190在下院通过。只有5个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却有9个共和党人投下了反对票。这是个茶党人能够基本上接受的法案,提议在国会通过《平衡预算宪法修正案》之后再将债务上限提高2.4万亿美元。这是一个非常不现实的提案,因为宪法修正案的草案需要众议院2/3的多数票。因此,法案一到参议院,就被民主党的多数否决了。总统也表示说,即便参院通过这个法案,他也会动用否决权。
过去上调债务上限,国会总是比较谨慎地一点点来进行,因此隔上几个月或者一年就会有一次新的立法。按照这一传统,共和党议长博纳提出这次先上调1万亿,到明年再由国会两党组成的委员会来决定如何再调高1.6万亿。同时,国会还要推动大规模的政府减支计划。
但是这个提案遭到民主党人的坚决反对。民主党的计划包括一次性地将债务上限调高2.7万亿,使得在2012年大选之前债务的问题不用再次提上日程;对富裕的个人与企业增加税收,用以平衡赤字;削减开支与提高债务上限和增税不能挂钩。也就是说,民主党希望多借债、多收税,拒绝减支。最重要的,是他们坚决反对削减任何社会安全、老人和穷人医疗保健等社会福利计划上的开支。
白宫在应付债务问题上采取了很有趣的策略。5月份,在国会中经验丰富的副总统拜登被派去与参众两院的议会领袖们进行协商。根据白宫的要求,众院的民主党人提出了议案,要在不进行任何减支的前提下将债务上限一次性地调高2.4万亿美元。这个法案被97对318票的压倒多数击败了,也就是说,不少民主党人投下了反对票。
在拜登与国会磋商的时候,奥巴马总统开始以他最擅长的竞选方式——到群众大会上去讲话——对共和党发起了舆论进攻。在6月份的一次讲演中,他说:“我认为让那些拥有私人飞机的人和那些百万富翁多交税是一种激进的做法。”他号召民众支持给富人增税的计划,将“增加岁入(一年财政收入的总和)”作为解决债务和平衡预算的最好办法。
不过,民主党内部就这点却似乎不能达成共识。就在奥巴马表示一定要增税的同时,参院多数党领袖里德却提出,上调债务限制并不一定要加税。毕竟,在9.2%失业率的阴影笼罩下,对企业加税很可能会导致经济进一步下滑。
在面临债务封顶之前的一个多月里,国会中共和民主两党在上调债务的立法上进行了一系列拉锯战。
6月23日,债务危机中出现了一次戏剧性的事件。因为就是否增税的问题谈不拢,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坎特与参议院少数党党鞭凯尔从拜登的谈判桌上甩手扬长而去,使得谈判陷入停顿。后来的几个星期中,国会的两党和白宫都拿不出一个能够作为谈判基础的方案来。
截止的日子渐渐逼近,国会不能无所作为。为了整合党内的力量,博纳拿出了“削减、限制、平衡法案”,尽管明知道这个法案在参院根本无法通过。有了这样一个法案,共和党内的人在未来修改的法案中站队也有了基础。
众院6月19日通过上述法案,参院在22日表决不让其进入程序之后,奥巴马总统和博纳议长各自走到电视镜头前对人民发表讲话,将无法达成协议的责任怪罪给对方。媒体注意到,过去总统进行全国电视讲话,通常都是在协议产生之后,在那个时刻总统会看起来像是高于党派政治的领袖。而这次讲话却让公众感觉到总统无法解决问题之后在推脱责任。
博纳议长在讲过话之后,回到众院去拿出了一个比较温和的议案,其中的主要内容是债务限制上调仍然分两步走,今年立即上调9000亿,同时削减9170亿的预算。等到明年如果国会能够通过平衡预算修正案之后,再去上调1.6万亿。议案一出台,不仅民主党一致反对,茶党党团的多数成员也坚决反对。直到临近投票的7月29日中午,博纳议长仍然无法获得多数票,只好宣布暂缓表决。
为了不使努力功亏一篑,共和党的领袖们逐个去游说茶党成员,请他们以大局为重支持议案。这一议案如果通不过,博纳议长将失去与白宫谈判的基础。在傍晚临近表决之前,国会的记者们还看到共和党议会党团负责组织投票的凯文·麦卡锡逐个地到茶党成员的座位上去游说。最后,博纳的法案在29日以218对210的微弱多数通过。有22位茶党成员依旧投下了反对票。
这个好不容易才通过的法案到了参院,当晚就被拒绝了。第二天,众院拒绝了参院多数党领袖里德提出的立即将债务上限提高2.4万亿的法案。不过,这两个法案给了双方以谈判的基础。
两天之后,奥巴马总统宣布两党达成了协议。
德国首相俾斯麦有句名言:“立法和做香肠一样,那个过程最好不要看。”经过两个月的对峙后,两党达成的债务上限协议就是这种做香肠式的妥协混合物。
这个协议批准将政府的借贷上限提高2.4万亿美元,能持续至2013年,避免了在2012年选举之前再次出现同样的危机。
在增加债务的同时也必须削减支出,而削减的规模要超过增加的债务上限。在第一步增加9000亿美元之后,美国政府要准备在10年内削减9170亿美元的开支。之后,两党各派出6位议员组成特别委员会,在今年感恩节(11月下旬)之前拿出方案,进一步削减至少1.5万亿美元,以抵消新的债务。届时如果拿不出方案,政府各个部门将会被平均削减开支。
国会将在今年10月至年底之间讨论平衡预算宪法修正案。如果该议案获得通过(多数分析家认为可能性很小),或者特别委员会能找到更多削减预算的办法,国会在有新的需求的前提下将考虑另外增加1.5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
至8月2日下午,参众两院都分别通过了这项议案,债务危机这才告一段落。
对于妥协的结果,民主党中的左派与共和党中的右派都表示极度不满意。左派不满议案非但没有给富人增税,反而计划要削减社会福利。下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和好几位议员将议案称之为“撒旦的三明治”。而右派则不满削减的数额太少,政府还得以继续大笔借债。众院预算委员会的主席莱恩表示,这只是削减赤字的第一步,但是这一步却改变了华盛顿流水般花钱的作风。
美国这场国债风波,引来了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批评。一个堂堂大国,政府竟然在借债这样的问题上不可开交地闹了这么长时间,直到最后一分钟才勉强解决了问题,让许多外人看起来简直是笑话。
然而,这场债务危机却反映了美式民主制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侧面。作为三权分立制度的重要原则,国会代表选民掌握着批准税收和财政预算的权力。国债既然是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会当然不能放权而任由行政部门做决定。而最近几年政府开支的急剧增加,导致选民对国家财政的前途日渐担忧。抑制政府支出的民众情绪推动2010年的国会选举中共和党大翻盘,造成了今日共和党的众议院与民主党的白宫和参议院对峙的局面。
在美国最近的事件中,人民的反抗是通过和平与民主的方式来实现的。民主制度有时虽然看上去缺乏效率,但却是避免大动乱的最有效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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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政府的债务上限还有两天时间,7月31日晚间8点40分,美国总统奥巴马来到电视镜头前向公众作了一个简短的声明。他宣布说,白宫已经与国会两院的两党领袖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揽子协议,议案将立即交付国会进行表决。奥巴马指出他对这个协议并不满意,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却是两党之间为了避免债务违约而能够做到的妥协。几分钟后,总统脸上带着遗憾的表情,没有回答媒体的问题便离开了新闻发布会。
也就在这前后,众议院的共和党籍议长博纳给本党的议员送出了一个PPT幻灯片文件,简要地叙述了这个协议的内容。其中包括在增加债务上限的同时削减预算、国会两党成立委员会来决定削减项目并为此而制定出截止期限、未来在议会中引入平衡预算宪法修正案的讨论,等等。
8月1日下午,众议院以269对161票通过了该项议案。投下反对票的是民主党的左翼与共和党的右翼。第二天,参议院以74对26票的大比数通过了相应的议案。奥巴马总统立即出来向全国宣布了这一消息。持续了数月的债务上限危机暂时得以解决,美国人松了一口气。
过去上调债务上限,国会总是比较谨慎地一点点来进行,因此隔上几个月或者一年就会有一次新的立法。按照这一传统,共和党议长博纳提出这次先上调1万亿,到明年再由国会两党组成的委员会来决定如何再调高1.6万亿。同时,国会还要推动大规模的政府减支计划。
但是这个提案遭到民主党人的坚决反对。民主党的计划包括一次性地将债务上限调高2.7万亿,使得在2012年大选之前债务的问题不用再次提上日程;对富裕的个人与企业增加税收,用以平衡赤字;削减开支与提高债务上限和增税不能挂钩。也就是说,民主党希望多借债、多收税,拒绝减支。最重要的,是他们坚决反对削减任何社会安全、老人和穷人医疗保健等社会福利计划上的开支。
白宫在应付债务问题上采取了很有趣的策略。5月份,在国会中经验丰富的副总统拜登被派去与参众两院的议会领袖们进行协商。根据白宫的要求,众院的民主党人提出了议案,要在不进行任何减支的前提下将债务上限一次性地调高2.4万亿美元。这个法案被97对318票的压倒多数击败了,也就是说,不少民主党人投下了反对票。
在拜登与国会磋商的时候,奥巴马总统开始以他最擅长的竞选方式——到群众大会上去讲话——对共和党发起了舆论进攻。在6月份的一次讲演中,他说:“我认为让那些拥有私人飞机的人和那些百万富翁多交税是一种激进的做法。”他号召民众支持给富人增税的计划,将“增加岁入(一年财政收入的总和)”作为解决债务和平衡预算的最好办法。
不过,民主党内部就这点却似乎不能达成共识。就在奥巴马表示一定要增税的同时,参院多数党领袖里德却提出,上调债务限制并不一定要加税。毕竟,在9.2%失业率的阴影笼罩下,对企业加税很可能会导致经济进一步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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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政府的债务上限还有两天时间,7月31日晚间8点40分,美国总统奥巴马来到电视镜头前向公众作了一个简短的声明。他宣布说,白宫已经与国会两院的两党领袖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揽子协议,议案将立即交付国会进行表决。奥巴马指出他对这个协议并不满意,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却是两党之间为了避免债务违约而能够做到的妥协。几分钟后,总统脸上带着遗憾的表情,没有回答媒体的问题便离开了新闻发布会。
也就在这前后,众议院的共和党籍议长博纳给本党的议员送出了一个PPT幻灯片文件,简要地叙述了这个协议的内容。其中包括在增加债务上限的同时削减预算、国会两党成立委员会来决定削减项目并为此而制定出截止期限、未来在议会中引入平衡预算宪法修正案的讨论,等等。
8月1日下午,众议院以269对161票通过了该项议案。投下反对票的是民主党的左翼与共和党的右翼。第二天,参议院以74对26票的大比数通过了相应的议案。奥巴马总统立即出来向全国宣布了这一消息。持续了数月的债务上限危机暂时得以解决,美国人松了一口气。
债务上限危机的背景。借贷的大权在国会手里,行政部门不得在没有国会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借债。每逢财政预算入不敷出——这是最近多年来的常态——政府就需要借贷。而国会要给贷款额规定一个上限,提高上限需要国会参众两院批准。
在过去50年中,国债的上限被提高了74次。其中里根时代18次,克林顿时代8次,小布什时代7次,奥巴马上台后3次。到今年5月,当联邦政府再次面临必须提高债务上限的关头时,美国政府开支的40%左右要依赖债务来解决。
根据几个月前的数字,美国的国债总额已经超过了14.34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在这里面,所谓“公共债务”,也就是国内外的债权人持有的数额是9.74万亿,另外的4.6万亿则来自美国政府负责管理的社保和信托基金。在公共债务中,外国政府与个人持有大约47%,包括中国的12%。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面临着两种困难的选择。如果让巨额的债务无限制地增长,最终会有压垮这个国家的一天;可要是不提高债务上限,美国政府又面临着债务违约。到期的旧债与利息要靠新债来还,被借用的社保和其它各种福利金也要靠借债才能发出。一旦出现债务违约,美国政府的信用便会降低,并因此而带来利率飙升、汇率下跌、金融动荡等各种严重后果。
然而,债台高筑是多年来积重难返的现象,过去无论国会和白宫掌握在哪个政党手里,提高债务上限都没有形成危机。政府应付财政赤字,无非只有三种办法:开源(增税)、节流(削减)、借新偿旧。对于政客来说,无论是增税还是削减开支,都会影响到在选民中的支持率。增加税收会引起中产阶级和工商界的反对,削减开支特别是福利会招来中下层阶级的愤怒。因此借新债是一个最简便、短期内看不到多少负面效应的办法。年复一年,债务就这样积累了下来。
这次债务危机的形成,有两个方面的主要因素。在共和党方面,2009年以来的茶党运动令党内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一大批原本名不见经传的茶党人成了左右政局的中坚。在民主党方面,2012年的大选日渐逼近,选举政治日益成为白宫决策的重要考虑。这就使得两党在债务问题上持续僵持不下,只是到最后一刻才不得不各自退一步。
共和党人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推崇小政府、低税收,但是在布什政府执政的8年期间,其花钱大手大脚的程度一点不亚于主张大政府、高福利的民主党人。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再加上给老人医疗增加福利,布什给美国财政留下了一个大窟窿。
自2008年的金融风暴之后,布什政府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奥巴马政府上台后近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以及随后的大幅度增加赤字与开支,政府大手笔花钱让许多普通人感到心惊肉跳。他们本能地意识到,政府无限制的扩大,不但会导致国家破产,而且会越来越多地剥夺人民的自由。在这种情绪的推动下,一个自发性的“茶党”出现了。这个民粹主义色彩浓厚的群众性运动以“税交得够多了”的口号为召唤,吸引了数千万的美国人。2010年的国会中期选举里面,在茶党的支持下,2008年溃不成军的共和党翻盘夺下了众议院,一批在限制政府开支上持极其强硬态度的候选人被选进了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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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使得全球主权债务危机频发,美国政府为提振经济而采取的赤字财政政策导致其陷入政府规模不断攀高和财政偿还能力下降的困境,同时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也使得美国债务上限风波不断,引发人们对于债务规模适度以及债务规模管理制度如何完善的思考。发行国债会产生国债负担,国债负担超过公众承受能力就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危害,因此,进行国债规模管理非常必要。国债规模管理的制度模式主要有三种,即逐年审批制度、余额上限制度和赤字控制制度。国债规模管理制度研究应达到促进经济发展和保障国家债务安全的双重目的。本文通过研究分析美国政府债务上限管理制度及其债务上限风波的实质问题,探寻国债规模管理制度的经验启示,寻求完善中国国债规模管理制度的思路。
美国实施债务上限管理制度的目的在于限制政府行为,防止其滥发国债以满足财政支出之需,避免因债务规模膨胀而引发债务危机。1917年美国立法确定实行国债规模的余额上限管理制度,国会为美国政府债务总量制定不得突破的最高限额。在此限额内,发行国债无需国会批准,如果达到这一上限便要采取措施,如兑付到期公债以减少债务余额。美国财政部资料显示,1961年至2010年40年间,美国债务上限上调次数达78次,近三年来也是频频上调。美国债务上限调整对其国内外财政、经济均产生了一定影响。
首先,从美国的角度分析,债务上限对美国政府债务规模存在着有限的制约作用。总体上讲,债务上限能够使国会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国债规模,但这种制约作用在近年来有所减弱,从保证债务安全的角度上讲,债务上限作用也是短暂而有限的。
为了探求债务上限调整对美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本文构建一个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进行定量分析,模型如下:
Yt=C+ aiXi+D+μ
其中:Yt为因变量,表示美国的GDP;Xi为控制变量,X1表示财政支出,X2表示赤字额;并引入虚拟变量D,当债务总额超过债务上限时,D=1,否则,D=0;C为常数项,μ为残差项。
分两步引入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如下:
(1)引入控制变量X1、X2,得到模型:
Yt=5.332280X1+3.095063X2
R2=0.998 (171.26) (24.51)
(2)引入虚拟变量D,得到模型:
Yt=-180 357.6+5.325671X1+3.077598X2+
199 409.2D
R2=0.998 (-1.87) (134.53) (23.92) (2.03)
对比两个模型,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财政支出、赤字额以及虚拟变量D均对GDP存在着促进作用;第二,引入虚拟变量后两控制变量的系数发生了变化,虚拟变量D对财政支出与赤字对GDP的促进效应有着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此抑制作用不能抵销虚拟变量本身对GDP的正效应。由此可见,通过提高债务上限使得债务总量保持在债务上限之下,即债务上限的及时调整对美国经济具有正效应。
从宏观看,美国债务上限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政府的融资能力。在提高的债务上限额度内增发新债能够满足美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暂时消除美债违约的风险,稳定投资者信心。短期来讲能够促进社会投资及消费规模的保持和增长,提振经济的基本面,但长期看,债务上限的提高意味着美联储将投放更多的基础货币用于消化过多的国债,加剧美元贬值和通货膨胀,占GDP比重超过100%的债务总额最终将造成美国实体经济的疲软。
其次,站在世界经济视角来审视美国债务上限的调整。短期看,美国债务上限的提高稳定了债券市场,消除了全球金融体系动荡的风险,有利于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全球经济的复苏,但其同时也增加了美元流动性溢出的可能性,使发展中国家面临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压力。不仅如此,美元的持续贬值还为国际热钱创造了更多的流动和套利空间,从而破坏了国际贸易、投资等国际金融秩序,阻碍世界经济的复苏。
从中国的角度分析,美国债务上限调整从外汇资产与国际贸易以及国内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三个方面影响中国的经济。首先,中国所持有的外汇资产中,美元资产占很大比重,美国债务上限不断提高虽然在短期内因降低了美债违约风险,保证了美元资产的安全性,避免了大额外汇损失,但长期来看美国债务上限提高加剧美元贬值,中国外汇资产仍面临大幅缩水的危险;其次,美国债务上限提高引起的美元持续超发和贬值会通过美元流动性的溢出效应影响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进而影响持有国的国际贸易,中国是美国公共债务最大的债权人,而出口又是中国经济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美元贬值会通过人民币升值而对中国的出口产生不利影响;最后,出口的受挫将影响到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人民币在美元升值压力下形成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形势,导致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占不利地位,对内引发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严重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
第一,上限调整暴露出美国蕴含债务危机。美国两党提高政府债务上限为美国债务扩容,虽然能够通过借新还旧的方式暂时性地缓解债务危机,但是从根本上讲,美国政府的偿债能力并没有加强,同时,美国债务信用评级的下调也使国际投资者对美债的信心遭受打击。由此可见,美国债务危机虽然没有大规模爆发,但其存在性是不容置疑的。
第二,上限调整凸显出美国财政收支结构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金融海啸波及全球,美国GDP增速放缓,为遏制经济增速持续下滑,美国开始实行赤字财政政策以振兴经济,在赤字扩大的同时,其债务上限管理制度通过不断上调债务上限来容纳赤字。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美国财政支出的绝对数以及财政赤字数额不断攀高,财政支出增长率也连年居于GDP增长率之上,财政支出的非合理性增长和国债规模持续增加逐步形成了潜藏的债务危机。美国财政支出结构存在显著失衡,其中福利支出占比过大,十年法案的到期导致美国财政收入减少,而大幅扩张的财政支出使得财政赤字额逐年增加,收入的缓慢增长难以适应支出的迅速增加,美国财政收支存在不匹配的问题,这些均是导致美国债务上限风波频现的原因。
第三,上限调整反映出美国国债规模管理制度存在一定的问题。概括而言即债务上限制度对国债规模的约束作用存在但较弱,不断扩张的政府债务倒逼债务上限频繁上调,债务上限制度并没能真正起到限制国债规模的作用,相反还成为了美国两党政治渔利的筹码。
自1981年恢复国债发行以来,中国一直采取逐年审批年度发行额的国债规模管理模式,从2006年起,中国国债规模管理制度模式转变为考核年末存量的国债规模余额管理制度。国债余额由中央政府历年的预算差额和全国人大会审议批准追加的年末国债余额限额两个层次构成。在此种制度模式下,每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一个限额作为年末考核国债存量时的上限,当年具体的国债发行情况则由财政部自行决定。具体来讲,国债规模余额管理制度又依据立法机关所需审批国债的范围而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国债限额管理模式,即立法机关设定国债总量不得超过的上限,如遇特殊情况需要提高上限以满足政府融资需要时,财政部门需向立法机关报批后才可超额发行国债;另一种是预算差额管理模式,即每年立法机关对国债规模增量部分进行审批,而不审批国债借新还旧部分。
余额管理制度对中国国债规模管理产生了良好效果:从国债绝对规模看,自1981年恢复发行国债以来,中国债务规模增长率经历了一个上下波动的过程,总体趋势略有下降。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债规模一度激增,在2006年实行国债余额管理制度之后,债务增长率一直在下降,2008年的激增是由于2007年发行的2 000亿美元的特别国债所致,但总体而言,2008年之后国债规模增长率开始回落,在2011年和2012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的情况。由这一趋势可见,余额管理制度对中国国债规模起到了一定的控制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国债规模的增长。从国债期限结构角度看,在实行国债余额管理制度后,国债期限结构更趋于合理化,短期国债的发行量显著增加,为完善中国国债市场,形成更加健全有效的国债定价机制奠定了基础。在2006年实行余额管理模式以来,国债规模增速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中国当前的国债规模仍在可承受范围之内,短期国债的发行有所加强,国债品种期限结构的合理化有了明显的改善。这反映出中国国债市场的发展,但其中潜藏的风险也不能忽略。国债是财政与货币政策的衔接纽带,是中国政府为平衡各地经济发展而进行转移支付的有效政策工具,由此可见,中国国债规模的扩大趋势仍将继续,国债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也会随之提高,所以,做好防范国债风险、保证债务安全与发挥国债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同样重要。
对比中美两国国债规模管理制度,可发现其实质具有相同性,即均属于余额上限管理制度,均是由立法部门制定年末国债余额的最高限额,年末国债存量不得超过这一上限。其主要区别在于:其一,美国的债务上限制约的并非全部现在或未来的政府债务,还包括政府的或有和隐性负债;其二,美国的债务上限余额并不像中国只是要求年末的国债余额不能超过上限,而是要求全年的任何时期债务余额均在此限度制约之下。除此之外,美国和中国在政治体制上也有很大的不同,美国两党制的存在是其债务上限风波产生最直接的原因,两党为其各自的政治利益在债务上限谈判中总是难以达成共识,中国则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制定每年的国债余额上限。
比较起来,中国国债规模余额管理制度施行中存在一些问题:第一,现行余额管理制度下的短期国债仍存在期限品种不多样、发行规模占比低;第二,现行余额管理制度中对于发行短期国债的低成本和高风险之间利弊的权衡不足;第三,现行余额管理制度对或有负债的考虑不够;第四,现行余额管理制度无法化解连年积极财政政策引起的“高债务、高通胀”的不良循环。这些均是中国在继续推行国债余额管理制度时需要关注与解决的问题。
通过对美国债务上限管理制度的分析,可以总结出美国国债规模管理制度对于中国推行国债余额管理制度的一些启示:
其一,美国债务上限管理制度并没能真正起到约束国债规模的作用,还导致政府忽视对财政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更加剧了债务危机。在中国经济转型的今天,政府应当汲取美国债务上限风波的教训,在转型过程中注重经济结构的合理性,避免对消费的过度刺激,建立完善的财政收支体系,开源节流,从根源上杜绝国债规模的过分扩张。在财政政策方向的选择上,应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度”,结合经济景气的恢复水平,适时调整财政政策,避免过度刺激经济给财政造成过大压力。就国债市场而言,中国应当注重建立健全相关法律,优化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建立完善有效的国债规模管理制度,防范债务危机的产生。
其二,美国的政治体制对其国债规模管理制度产生的负面影响需要中国引以为戒。在中国,中央银行与财政部同属国务院领导,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不够,这很容易造成政府偿债能力出现问题时中央银行通过发行货币来替政府还债,即出现公债的货币化,引起国债规模持续扩张和通货膨胀问题。
其三,美国债务上限制度也有一定的可借鉴之处,美国债务上限管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国债规模的非合理性扩张。实证分析显示债务上限的及时调整对美国经济具有正效应。债务上限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政府的融资能力,暂时消除美债违约的风险,稳定投资者信心,短期来讲能够促进社会投资及消费规模的保持和增长,提振经济的基本面。美国债务上限管理制度中对于或有负债的考量也值得中国政府学习借鉴。
以上是美国债务上限管理制度的优点所在,在中国推行国债规模余额管理制度是可以借鉴的。
中国在继续推行国债规模管理制度的过程中,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完善国债规模余额管理制度。
首先,增加对政府或有和隐性债务的考量。借鉴美国债务上限管理制度中对或有负债考量的经验,中国在制定国债规模余额上限时,立法部门应当增加对政府或有和隐性债务的考量,如国有企业破产及资产改良可能造成的负债,增强政府面临突发事件时的融资能力,防范债务危机的产生。
其次,财政部在制定国债发行计划时,应当充分利用国债规模余额管理制度的发债自由权,促进合理国债期限结构的形成。以内债为主体的中国国债在偿债货币(人民币)的发行权上所受约束较小,所以国债规模余额管理制度对于限制国债规模扩张来讲意义并不太大,相比之下,中国推行国债余额管理制度的意义更多在于使政府具有比国债发行额审批制度下更灵活的公债发行权力,在发行国债时调整国债期限结构,促使其进一步合理化,并注重提高国债息金的使用效益。
再次,设定合理的国债规模余额上限。在国债规模余额管理制度下,政府对国债发行的主动性和灵活性有所提高,从另一角度来讲,也就是国债发行的约束性和受控程度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如果国债规模余额上限设置不合理,就可能导致国债规模过大而对企业债券产生挤出效应,进一步恶化中国企业面临的融资困难问题,阻碍经济的发展。合理的国债规模余额上限应做到既满足政府正常运转以及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又不能过高而导致对企业债券的挤出效应。对于这一限额的合理把握,则需要结合经济发展现状以及未来财政年度的经济发展目标,多因素衡量确定,对此可以考虑建立一个确定国债规模余额上限的指标体系。
最后,国债余额管理制度赋予了财政部灵活的债券发行自由权,便于财政部门进行国债期限结构的管理,凸显出国债规模管理政策链接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纽带作用。中国在推行余额管理制度时,应注重发挥国债管理政策链接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纽带作用。
其一,国债规模管理要注意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配合,在发行债券时不仅考虑到政府的融资需要,还要考虑到中央银行实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需要,使得国债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之间更好地发挥纽带作用,避免出现诸如美国那样的情况,使债务上限制度成为两党政治渔利的筹码。
其二,在国债余额管理制度之下,中短期国债因其偿还期限短,既能迅速满足政府资金需要又不占用年末国债余额的优势而获得政府的垂青,具有良好的流动性和安全性,是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工具。因此,国债余额管理不仅要考虑到满足政府的融资需求,还应该考虑到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需要。
此外,还应注重国债市场法律法规的健全和完善。改进国债规模管理制度还应从国债市场本身入手,建立健全国债发行、流通、偿还等一系列环节的法律法规,完善国债规模及国债期限结构的统计工作,及时监督和改进国债发行与偿还等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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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政府的债务上限还有两天时间,7月31日晚间8点40分,美国总统奥巴马来到电视镜头前向公众作了一个简短的声明。他宣布说,白宫已经与国会两院的两党领袖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揽子协议,议案将立即交付国会进行表决。奥巴马指出他对这个协议并不满意,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却是两党之间为了避免债务违约而能够做到的妥协。几分钟后,总统脸上带着遗憾的表情,没有回答媒体的问题便离开了新闻发布会。
也就在这前后,众议院的共和党籍议长博纳给本党的议员送出了一个PPT幻灯片文件,简要地叙述了这个协议的内容。其中包括在增加债务上限的同时削减预算、国会两党成立委员会来决定削减项目并为此而制定出截止期限、未来在议会中引入平衡预算宪法修正案的讨论,等等。
8月1日下午,众议院以269对161票通过了该项议案。投下反对票的是民主党的左翼与共和党的右翼。第二天,参议院以74对26票的大比数通过了相应的议案。奥巴马总统立即出来向全国宣布了这一消息。持续了数月的债务上限危机暂时得以解决,美国人松了一口气。
债务上限危机的背景
美国《宪法》的第一条第八款规定,国会有权以国家的信用作为抵押借贷。也就是说,借贷的大权在国会手里,行政部门不得在没有国会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借债。每逢财政预算入不敷出——这是最近多年来的常态——政府就需要借贷。而国会要给贷款额规定一个上限,提高上限需要国会参众两院批准。
在过去50年中,国债的上限被提高了74次。其中里根时代18次,克林顿时代8次,小布什时代7次,奥巴马上台后3次。到今年5月,当联邦政府再次面临必须提高债务上限的关头时,美国政府开支的40%左右要依赖债务来解决。
根据几个月前的数字,美国的国债总额已经超过了14.34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在这里面,所谓“公共债务”,也就是国内外的债权人持有的数额是9.74万亿,另外的4.6万亿则来自美国政府负责管理的社保和信托基金。在公共债务中,外国政府与个人持有大约47%,包括中国的12%。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面临着两种困难的选择。如果让巨额的债务无限制地增长,最终会有压垮这个国家的一天;可要是不提高债务上限,美国政府又面临着债务违约。到期的旧债与利息要靠新债来还,被借用的社保和其它各种福利金也要靠借债才能发出。一旦出现债务违约,美国政府的信用便会降低,并因此而带来利率飙升、汇率下跌、金融动荡等各种严重后果。
然而,债台高筑是多年来积重难返的现象,过去无论国会和白宫掌握在哪个政党手里,提高债务上限都没有形成危机。政府应付财政赤字,无非只有三种办法:开源(增税)、节流(削减)、借新偿旧。对于政客来说,无论是增税还是削减开支,都会影响到在选民中的支持率。增加税收会引起中产阶级和工商界的反对,削减开支特别是福利会招来中下层阶级的愤怒。因此借新债是一个最简便、短期内看不到多少负面效应的办法。年复一年,债务就这样积累了下来。
这次债务危机的形成,有两个方面的主要因素。在共和党方面,2009年以来的茶党运动令党内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一大批原本名不见经传的茶党人成了左右政局的中坚。在民主党方面,2012年的大选日渐逼近,选举政治日益成为白宫决策的重要考虑。这就使得两党在债务问题上持续僵持不下,只是到最后一刻才不得不各自退一步。
茶党:“税交得够多了”
共和党人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推崇小政府、低税收,但是在布什政府执政的8年期间,其花钱大手大脚的程度一点不亚于主张大政府、高福利的民主党人。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再加上给老人医疗增加福利,布什给美国财政留下了一个大窟窿。
自2008年的金融风暴之后,布什政府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奥巴马政府上台后近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以及随后的大幅度增加赤字与开支,政府大手笔花钱让许多普通人感到心惊肉跳。他们本能地意识到,政府无限制的扩大,不但会导致国家破产,而且会越来越多地剥夺人民的自由。在这种情绪的推动下,一个自发性的“茶党”出现了。这个民粹主义色彩浓厚的群众性运动以“税交得够多了”的口号为召唤,吸引了数千万的美国人。2010年的国会中期选举里面,在茶党的支持下,2008年溃不成军的共和党翻盘夺下了众议院,一批在限制政府开支上持极其强硬态度的候选人被选进了国会。
这批被称作“茶党人”的议员成了国会里面一群特立独行的人。通常来说,议会党团的领袖“管住”本党成员的办法主要有三种:控制委员会成员的分配、为选区进行特别拨款、帮助议员在下届选举募捐。可是,茶党人对传统的权力游戏并不感兴趣,既不在乎到最有权的委员会任职,也反对特别拨款的做法。他们抱着必定要削减政府、平衡预算的决心,不但与白宫和民主党作对,也与传统的共和党领袖抬杠。在债务上限问题上,他们坚决反对增税,要求增加上限必须伴以大规模削减支出,并且要将平衡预算作为一项宪法修正案来进入议会立法程序。
在众议院242个共和党人中,有60名茶党党团的成员。没有他们的支持,共和党就失去了多数。因此议长博纳与共和党的其他议会领袖们不能不先在党内进行协调。7月19日,博纳拿出了一个名为“削减、限制、平衡法案”的议案,以234对190在下院通过。只有5个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却有9个共和党人投下了反对票。这是个茶党人能够基本上接受的法案,提议在国会通过《平衡预算宪法修正案》之后再将债务上限提高2.4万亿美元。这是一个非常不现实的提案,因为宪法修正案的草案需要众议院2/3的多数票。因此,法案一到参议院,就被民主党的多数否决了。总统也表示说,即便参院通过这个法案,他也会动用否决权。
民主党:“要增加岁入”
过去上调债务上限,国会总是比较谨慎地一点点来进行,因此隔上几个月或者一年就会有一次新的立法。按照这一传统,共和党议长博纳提出这次先上调1万亿,到明年再由国会两党组成的委员会来决定如何再调高1.6万亿。同时,国会还要推动大规模的政府减支计划。
但是这个提案遭到民主党人的坚决反对。民主党的计划包括一次性地将债务上限调高2.7万亿,使得在2012年大选之前债务的问题不用再次提上日程;对富裕的个人与企业增加税收,用以平衡赤字;削减开支与提高债务上限和增税不能挂钩。也就是说,民主党希望多借债、多收税,拒绝减支。最重要的,是他们坚决反对削减任何社会安全、老人和穷人医疗保健等社会福利计划上的开支。
白宫在应付债务问题上采取了很有趣的策略。5月份,在国会中经验丰富的副总统拜登被派去与参众两院的议会领袖们进行协商。根据白宫的要求,众院的民主党人提出了议案,要在不进行任何减支的前提下将债务上限一次性地调高2.4万亿美元。这个法案被97对318票的压倒多数击败了,也就是说,不少民主党人投下了反对票。
在拜登与国会磋商的时候,奥巴马总统开始以他最擅长的竞选方式——到群众大会上去讲话——对共和党发起了舆论进攻。在6月份的一次讲演中,他说:“我认为让那些拥有私人飞机的人和那些百万富翁多交税是一种激进的做法。”他号召民众支持给富人增税的计划,将“增加岁入(一年财政收入的总和)”作为解决债务和平衡预算的最好办法。
不过,民主党内部就这点却似乎不能达成共识。就在奥巴马表示一定要增税的同时,参院多数党领袖里德却提出,上调债务限制并不一定要加税。毕竟,在9.2%失业率的阴影笼罩下,对企业加税很可能会导致经济进一步下滑。
拉锯战
在面临债务封顶之前的一个多月里,国会中共和民主两党在上调债务的立法上进行了一系列拉锯战。
6月23日,债务危机中出现了一次戏剧性的事件。因为就是否增税的问题谈不拢,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坎特与参议院少数党党鞭凯尔从拜登的谈判桌上甩手扬长而去,使得谈判陷入停顿。后来的几个星期中,国会的两党和白宫都拿不出一个能够作为谈判基础的方案来。
截止的日子渐渐逼近,国会不能无所作为。为了整合党内的力量,博纳拿出了“削减、限制、平衡法案”,尽管明知道这个法案在参院根本无法通过。有了这样一个法案,共和党内的人在未来修改的法案中站队也有了基础。
众院6月19日通过上述法案,参院在22日表决不让其进入程序之后,奥巴马总统和博纳议长各自走到电视镜头前对人民发表讲话,将无法达成协议的责任怪罪给对方。媒体注意到,过去总统进行全国电视讲话,通常都是在协议产生之后,在那个时刻总统会看起来像是高于党派政治的领袖。而这次讲话却让公众感觉到总统无法解决问题之后在推脱责任。
博纳议长在讲过话之后,回到众院去拿出了一个比较温和的议案,其中的主要内容是债务限制上调仍然分两步走,今年立即上调9000亿,同时削减9170亿的预算。等到明年如果国会能够通过平衡预算修正案之后,再去上调1.6万亿。议案一出台,不仅民主党一致反对,茶党党团的多数成员也坚决反对。直到临近投票的7月29日中午,博纳议长仍然无法获得多数票,只好宣布暂缓表决。
为了不使努力功亏一篑,共和党的领袖们逐个去游说茶党成员,请他们以大局为重支持议案。这一议案如果通不过,博纳议长将失去与白宫谈判的基础。在傍晚临近表决之前,国会的记者们还看到共和党议会党团负责组织投票的凯文·麦卡锡逐个地到茶党成员的座位上去游说。最后,博纳的法案在29日以218对210的微弱多数通过。有22位茶党成员依旧投下了反对票。
这个好不容易才通过的法案到了参院,当晚就被拒绝了。第二天,众院拒绝了参院多数党领袖里德提出的立即将债务上限提高2.4万亿的法案。不过,这两个法案给了双方以谈判的基础。
两天之后,奥巴马总统宣布两党达成了协议。
最终的妥协
德国首相俾斯麦有句名言:“立法和做香肠一样,那个过程最好不要看。”经过两个月的对峙后,两党达成的债务上限协议就是这种做香肠式的妥协混合物。
这个协议批准将政府的借贷上限提高2.4万亿美元,能持续至2013年,避免了在2012年选举之前再次出现同样的危机。
在增加债务的同时也必须削减支出,而削减的规模要超过增加的债务上限。在第一步增加9000亿美元之后,美国政府要准备在10年内削减9170亿美元的开支。之后,两党各派出6位议员组成特别委员会,在今年感恩节(11月下旬)之前拿出方案,进一步削减至少1.5万亿美元,以抵消新的债务。届时如果拿不出方案,政府各个部门将会被平均削减开支。
国会将在今年10月至年底之间讨论平衡预算宪法修正案。如果该议案获得通过(多数分析家认为可能性很小),或者特别委员会能找到更多削减预算的办法,国会在有新的需求的前提下将考虑另外增加1.5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
至8月2日下午,参众两院都分别通过了这项议案,债务危机这才告一段落。
对于妥协的结果,民主党中的左派与共和党中的右派都表示极度不满意。左派不满议案非但没有给富人增税,反而计划要削减社会福利。下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和好几位议员将议案称之为“撒旦的三明治”。而右派则不满削减的数额太少,政府还得以继续大笔借债。众院预算委员会的主席莱恩表示,这只是削减赤字的第一步,但是这一步却改变了华盛顿流水般花钱的作风。
民主避免动乱
美国这场国债风波,引来了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批评。一个堂堂大国,政府竟然在借债这样的问题上不可开交地闹了这么长时间,直到最后一分钟才勉强解决了问题,让许多外人看起来简直是笑话。
然而,这场债务危机却反映了美式民主制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侧面。作为三权分立制度的重要原则,国会代表选民掌握着批准税收和财政预算的权力。国债既然是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会当然不能放权而任由行政部门做决定。而最近几年政府开支的急剧增加,导致选民对国家财政的前途日渐担忧。抑制政府支出的民众情绪推动2010年的国会选举中共和党大翻盘,造成了今日共和党的众议院与民主党的白宫和参议院对峙的局面。
从历史上看,在许多次重要的大革命——1640年的英国革命,1776年的美国革命,以及1789年的法国革命——中,人民抗拒政府无度的税收与开支是大规模社会与政治不安的导火索。而在美国最近的事件中,人民的反抗是通过和平与民主的方式来实现的。民主制度有时虽然看上去缺乏效率,但却是避免大动乱的最有效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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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求是》第16期发表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周宏文章,该文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笔触论述了国家的信用和债务之间的关系:
国家信用是政府能否按照事先约定的条件对商品或者服务的提供者做出补偿。一个国家以其主权做担保进行融资活动,就形成了主权债务。2009年底希腊爆发主权债务危机以来,这场危机席卷了整个欧元区,包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都受到了严重影响,欧元区能否继续存在备受质疑。大举借债满足无限制的财政支出,严重透支了国家信用,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背后实际上也是这些国家的信用出现了严重危机。
国家信用是主权债务的支撑。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其主权债务并非没有成本,国家需要对债权人支付一定的利息,利息的高低与国家的信用状况息息相关。国家信用状况还直接影响该国的融资能力。如果信用不佳,国家发行的国债流动性将会大大减弱。因为这样的国债存在较大的风险,大部分投资者不愿意购买,这使得发债国的融资变得困难。
国家信用与资本市场联系紧密。国家信用的好坏决定了国债利率的走势,国债利率的变化直接对该国资本市场的其他利率水平产生不同程度影响。国债利率通常被作为资本市场的无风险收益率,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家信用不稳定,势必造成国债利率大幅度波动,进而导致其他与国债利率相关联的利率随之大幅波动。
国家信用也是主权货币的基础。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国家信用是一国货币能够与其他国家货币进行汇兑和交换的支撑。在以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美元几乎取得了像黄金一样的地位,其原因就是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带来的强大的国家信用,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也是美国经济的“滞胀”导致其国家信用无法为美元价值的稳定提供支撑。
欧洲债务危机中,包括法国在内的许多欧元区成员国的主权信用遭到了不同程度的降级,而债务危机的发端国希腊一度被评级机构惠誉和穆迪下调至最低的C级。国家信用危机给欧元区带来了严重后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引发了包括希腊、西班牙在内的国家国债利率飙升。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陷入衰退,欧盟启动了欧洲经济恢复计划,这项计划需要政府大量借债。而债务危机前夕,希腊的国债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已经处在110%以上的高位,远高于60%的警戒线水平。当政府不得不再次借债时,国债利率直线飙升,长期国债利率一度是德国的10倍。
第二,违约风险升高,各国银行系统流动性紧缺。各国国债大部分由商业银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持有。政府的违约会导致银行出现大量呆坏账,部分银行不得不破产或裁撤网点;为了控制政府违约给银行带来的风险,银行会缩减信贷规模,以提高资本充足率,这会导致企业难以筹集资金,中小企业面临破产的困境,失业率不断攀升。今年一季度,西班牙和希腊的失业率均超过25%,希腊半数青年人找不到工作;金融危机爆发后,资产泡沫破裂,导致银行信贷的抵押物品价值大幅下降,给银行造成巨额损失。这三方面不仅会影响到银行系统以及整体金融体系的稳定,而且会冲击实体经济。
第三,导致欧元大跌,国际货币地位受到冲击。在债务危机爆发之前,欧元被市场认为是最可能与美元抗衡的国际货币,最有可能挑战美元的霸权地位。但是希腊爆发债务危机之后,欧元大幅贬值,欧元兑美元的汇率从2009年12月的1:1.4下跌至2010年6月的1:1.2。欧元下跌对欧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产生严重损害,人们对于欧元的信心也必然受到影响。
第四,欧洲一体化进程受到阻碍。在这次危机中,欧元区各国表现出了复杂的矛盾关系。这场债务危机让欧洲各国明白,货币一体化的欧元区只是一个跛足的货币联盟。各国缺乏财政纪律的约束,为债务危机爆发提供了温床。要真正实现经济政治一体化,需要化危为机,推动财政乃至政治上的一体化。对于发展程度、民族文化都有较大差异的欧洲各国来说,欧洲经济政治的一体化仍然要走很长的路。
第五,对全球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阻碍。现在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都维持了实际负利率,实际上就是通过通货膨胀减轻债务。欧洲与美国采取的货币宽松政策作用相互重叠,带来全球性的通胀压力,新兴市场因此饱受通货膨胀之苦,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
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实际情况表明,国家信用危机通常是政府财政与经济政策不合理、社会资源浪费的结果。
第一,国内经济结构存在深层次问题,缺乏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经济结构不合理不一定会爆发债务危机,但是债务危机爆发的国家经济结构通常出现去工业化趋势,制造业孱弱,房地产等资产出现泡沫化,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尽管西班牙公共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低于希腊,但其经济近年来的增长主要依靠房地产和银行业,国际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的相继爆发,大量外资流出西班牙,房地产业资金链断裂,金融稳定性也因此受到冲击。希腊更是如此,2011年工业经济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17.9%,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旅游等服务行业。一旦国际经济环境恶化,这些问题国家便会成为国际资本大鳄主要攻击对象,危机随之爆发。
第二,寅吃卯粮的赤字财政为国家信用风险埋下隐患。上世纪末,美国的寅吃卯粮的赤字财政政策为许多国家效仿。在加入欧元区之前,希腊的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接近100%,政府赤字则占9%左右。希腊等南欧国家工人的工作积极性远不如其他欧洲发达国家工人,但是福利政策却和他们看齐,让国家财政背上沉重负担。欧元区成立以来,法德等“核心国家”生产,希腊等“边缘国家”消费的格局不断深化,不断恶化的国际收支平衡使得“边缘国家”主权债务被动增加。这些因素导致债务就像滚雪球一样迅速膨胀,最终酿成危机。
第三,法治不完善导致资源不能有效利用。以希腊为例,希腊的政府腐败和逃漏税款问题都非常严重。据2012年欧盟一项公共调查结果显示,98%的希腊人认为腐败是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79%认为腐败影响到自己日常生活。逃漏税款使财政收入大量流失。根据欧委会报告,希腊灰色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24.3%,希腊财政部公布的一份各岛偷逃税抽查发现近60%的企业有逃税行为。这样严重的逃税为希腊带来两个恶果。一是对于那些诚实纳税的公民来说,与偷逃税的人相比,他们处于市场竞争的不利位置,还不得不承担不属于自己的税负,从而迫使这些原本诚实的纳税人可能加入偷税者的行列。二是公民和企业的偷税增加了政府的收税成本,直接减少了财政收入,导致政府债务日益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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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以来,全球经济逐步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集装箱运输市场也随之好转,运量悄然增长,运价逐步回升,市场渐进回暖;然而,欧洲债务危机又对全球经济复苏造成新的障碍。深入了解目前市场形势,正确分析和判断未来集装箱运输市场走势,对于应对欧洲债务危机具有重要意义。
2010年以来,全球经济逐步复苏,欧洲航线市场随之走出低谷。海关总署公布的我国与欧盟及其主要国家进出口统计数据(见图1~3)印证了这一趋势。
由图1~3可见,我国与欧盟及其主要国家经贸往来的特点如下:
(1)虽然2010年1—4月我国与欧盟进出口总额每月环比增幅不大(2月环比有所下降),但总体上呈缓慢上升趋势;我国与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欧盟主要国家的经贸往来形势也日趋好转。
(2)德国是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国,我国与德国进出口额位居我国与欧盟主要国家进出口额的首位;因此,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一旦波及德国,必将对我国进出口贸易产生较大的负面效应。
(3)荷兰是我国在欧盟的主要出口目的国之一,2010年以来我国对荷兰的出口额仅次于对德国的出口额。
(4)从我国对欧盟的出口情况来看,2010年1—4月,我国对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4个欧盟主要国家的出口额之和占我国对欧盟出口总额的比例均超过50%,各月占比依次为55.4%,56.4%,58.4%和56.7%。由此可见,这4个国家是我国在欧盟的主要出口目的国。
(5)从我国自欧盟的进口情况来看,2010年1—4月,我国自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4个欧盟主要国家的进口额之和占我国自欧盟进口总额的比例平均为66.5%。
(6)尽管2010年1—4月我国与欧盟及其主要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总体呈现缓慢上升之势,但我国对欧盟主要国家的出口额仅有微弱增长,说明欧盟尚处于后金融危机的经济恢复时期,经济增长力度脆弱,此时又受到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内部经济增长动力被削弱,表现为进口需求乏力。
(7)我国经济回暖势头强劲,拉动进口需求增长。2010年1—4月,我国自欧盟进口额增长明显,增幅较大。
2010年1—4月我国与欧盟及其主要国家进出口额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见表1。通过分析比对,可以看出:(1)欧盟是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我国对欧盟出口额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平均为20%,自欧盟进口额占我国进口总额的比重平均为12%;(2)在欧盟主要国家中,我国与德国进出口额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最大,因此,德国经济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相对较大;(3)我国与荷兰的经贸往来仅次于德国,我国对荷兰的出口额与对德国的出口额相差不大,但我国自荷兰的进口额较小。
随着全球经济的逐步复苏,欧洲航线运价指数由2010年第1周的点攀升至第11周的点,上涨30%,说明2010年以来欧洲经济呈复苏之势;随后,受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欧洲航线运价指数出现微幅下跌,5月底跌至点,下跌7.8%。欧洲航线运价指数从2010年3月底开始表现出与中国出口集装箱综合运价指数相悖的走势,说明债务危机对欧洲经济复苏的影响已悄然而至。
综上所述,欧盟是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我国与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欧盟主要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关系密切。如果欧洲债务危机对上述国家的经济复苏产生影响,特别是一旦危及德国经济复苏,我国进出口贸易必将受到较大影响,集装箱运输市场也难逃厄运。
2009年10月20日,希腊宣布2009年该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将超过12%,远远高于欧盟规定的3%的上限;随后,葡萄牙宣布2009年该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从原来的5.9%上调至8%。2009年12月,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等国际3大评级机构纷纷调降希腊主权评级,欧元兑美元汇率随即大幅下跌。在希腊陷入空前财政危机的同时,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甚至英国也债台高筑,由此引发欧洲债务危机,并导致全球金融市场持续暴跌。2010年5月,欧盟财政部长达成亿欧元的救助机制协议,标志着欧盟正式采取行动防止欧元区债务危机蔓延。欧洲债务危机将给2010年下半年乃至2011年的集装箱运输市场带来许多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尽管全球经济已出现缓慢回升的态势,但在国际金融危机的余波尚未消退之时,由欧洲债务危机引发的金融市场震荡再次使全球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经济复苏步伐被迫再次放缓,经济下行风险再度加大。
世界银行于2010年6月9日发布的《2010年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指出,全球经济继续复苏,但欧洲债务危机对中期可持续增长之路造成新的障碍。欧元区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第1季度欧元区实际GDP同比增长0.5%,结束了长达1年之久的连续下降态势,说明短期内由于存在传导时滞,希腊债务危机对欧元区乃至整个欧洲实体经济的影响尚不明显,欧洲经济复苏的基调没有改变;但从长期来看,债务危机将大幅拖累希腊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使其经济衰退期大大延长,预计2010—2014年希腊GDP的平均增长率仅为0.26%。欧元区的爱尔兰、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将受到明显拖累,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等国也将不可避免地受到牵连,各主要发达经济体均难逃债务危机的威胁。作为拉动全球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欧元区的经济复苏趋势对全球经济复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目前形势来看,全球经济复苏动力不足,二次探底风险有增无减;但可以肯定的是,欧洲债务危机对全球经济特别是实体经济的影响远小于国际金融危机。欧盟已针对债务危机采取救助措施,相信欧洲各国也将在总结美国救市经验的基础上,采取适合本国的方式来尽快摆脱债务危机;因此,欧洲债务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有限,全球经济复苏的大势不会改变,只是复苏乏力,复苏进程更加艰难。
2010年初欧美经济的逐步复苏带动全球经济增长,在欧美发达国家供应商亟待补充过去2年几乎耗尽的商品库存的情况下,大量货物通过海运通道流向世界各国,集装箱运输市场再现2007年的火爆场景。随着欧洲债务危机影响的逐步深入,全球经济回暖乏力。世界银行预计,2010年全球商品贸易将增长21%左右,但2011—2012年增长率将逐渐回落至8%左右;2010—2012年全球需求增长近一半将来自发展中国家。此外,由于集装箱运输市场对全球经济的反应存在一定的迟滞,2010年第4季度及2011年集装箱运输市场的货量增长将有所回调。总之,集装箱运输市场的复苏进程复杂而艰难,集装箱运输业完全走出危机阴影所需的时间将比预期延长1~2年。
欧洲债务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1)欧洲债务危机导致欧元贬值,人民币相对升值,致使我国出口总量下降,出口顺差减少,出口商成本上升、利润下降;(2)欧洲债务危机促使欧元区国家采取更加严格的贸易保护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我国对欧盟的商品出口;(3)欧洲债务危机导致欧元区国家经济下滑,生产能力降低,失业率增加,国民购买力下降,对我国产品的需求力相应减弱。
虽然欧洲债务危机可能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但只有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经济强国才会对我国经济产生明显影响;因此,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来看,欧洲债务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都是有限的。
受2009年翘尾因素的影响,2010年我国经济“前高后低”的走势已成定局,但波动将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由于国家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采取的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取得明显成效,与2009年同期相比,2010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大幅增长;但在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欧洲债务危机、人民币升值预期等因素的影响下,2010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增长同比将有所放缓。渣打银行2010年6月预计,2010年第2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率将从第1季度的11.9%降至11%,第3和第4季度将进一步降至9%和8%。
(1)由于我国经济增长放缓,2010年下半年集装箱运输市场难以维持上半年的火爆形势,运力投放速度将进一步快于运量增长速度,二者之间的差距将逐渐加大,导致供需失衡。
(2)由于国内经济政策调整,内需对经济的拉动力将有所减弱。虽然内贸货源不会立即缩减,但增量将有所减少,不排除2010年底和2011年初内贸运量振荡下调的可能性。
(3)综合考虑2010年下半年和2011年我国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全球经济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处于恢复阶段等因素,我国出口集装箱货量可能出现小幅振荡回调。
(4)美国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进行库存回补,预计2010年第3季度美国库存回补动能将趋于减弱,届时北美航线出口集装箱货量及运价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
(5)欧洲债务危机导致欧元相对人民币贬值的滞后效应将在2010年第3季度逐步显现,我国对欧盟的出口也将有所回落,欧洲航线船舶舱位利用率和中国出口集装箱综合运价指数将双双下滑。
(6)欧洲债务危机导致欧元汇率不断下跌,欧元区国家的市场竞争力因此增强,进而刺激欧元区商品出口,我国自欧盟的进口贸易可能出现小幅反弹,从而带动欧洲航线进口集装箱市场繁荣。
2010年上半年飘红的出口数据进一步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加上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蔓延,多种不利因素相互叠加,2010年我国出口形势不容乐观,预计将于第4季度波及集装箱运输市场。第3季度我国出口贸易回落的幅度是判断未来集装箱运输市场走向的关键。
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正在从金融经济层面向实体经济层面蔓延,对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担忧随之加大,我国出口企业在缓慢恢复的过程中再次遭受冲击。
欧洲债务危机引发欧元区经济不断恶化,股票、石油等风险资产被大量抛售,股市一片哀鸣,欧元兑美元汇率跌至4年来的最低点,欧元相对人民币不断贬值,导致以欧元计价的出口企业承担了更大的成本压力。由于生产成本上升,出口价格下跌,我国出口企业的利润不断缩水。与此同时,欧元贬值使得欧洲各国民众的消费欲望进一步降低,导致我国出口企业来自欧洲的订单数量减少。
欧洲债务危机对我国出口企业的不利影响在2010年广交会上已经显现。据统计,2010年广交会来自欧盟的客商数量增长15.2%,贸易额却下降8.7%。在成交订单中,短期订单占很大比例,而且大部分属于海外客商对库存的阶段性补充,新增订单几乎没有,这说明:一方面,欧洲客商不看好本国消费市场,处于犹豫和观望状态,不敢轻易冒险;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复苏尚需时日,欧盟经济受债务危机影响再现衰退,当前经济形势不容乐观。
虽然希腊经济总量仅占欧元区经济总量的2.5%,我国与希腊的贸易额仅占我国与欧盟贸易总额的1%左右,但希腊债务危机将拖累欧洲整体经济形势,并对我国外贸产生一定影响。预计这一影响将在2010年第3季度明确显现,届时我国对欧洲的出口增长率可能下降6~7个百分点。此外,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欧洲债务危机对我国出口企业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企业对欧洲市场的出口减少,对其他市场的出口也会受到牵连,只是影响程度相对较小,影响时间有所滞后。
随着欧洲债务危机影响的逐步蔓延,占我国外贸规模比重达16%的欧盟各国将再度陷入困境。2010年下半年乃至2011年我国出口形势都不甚乐观,2010年下半年我国出口集装箱货量将出现小幅波动,不排除存在短暂深度下探的可能性。
2010年上半年集装箱运输市场行情火爆,货量攀升,运价上涨,促使船公司向市场释放大量封存运力。克拉克松的统计数据显示,封存运力占总运力的比例已由年初的13%左右下降到目前的5.4%左右,加上新造船不断投入营运,导致运力增速明显快于运量增速;因此,2010年下半年及2011年,集装箱运输市场将再现运力供大于求的局面,预计2010年下半年运价难以维持直线上升之势,稳定运价也存在一定难度,运价下跌或将难免。
在我国内需增长因政策调整而发生转变的同时,外需增长同样面临欧洲债务危机带来的不确定性;因此,总体需求增长可能出现明显波动。此外,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全球经济将呈现波动渐进的发展态势。这就是未来我国集装箱运输市场面临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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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国家债务的还款计划是什么呢?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美国并没有任何的还款计划。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度啊!随心所欲地借入所需的全部金钱,却连一个起码的还款计划都没有!
提出这个问题就犹如在询问美国的信贷额度是多少。理清这个问题对理解美国的债务很有帮助。因此,既然美国没有还款计划,那就让我们为它创造一个吧。假如美国的债务总规模为15万亿美元(2012年时,美国实际债务规模达到这一水平)而且有着非常低的利率,同时年度还款额度为5000亿美元,那么约30年才能偿清全部的债务。虽然30年并不是特别苛刻的限定时间,但还是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偿清全部债务的难易程度吧。
为了能够有效地偿清这笔债务,美国将不得不先消除掉1.6万亿美元的财政预算赤字。为了便于计算,我们将这一数字设定为1.5万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能够启动为时长达30年的漫漫债务偿债之旅,将需要获得一笔总额为2万亿美元(5000亿美元的当年财政支出+1.5万亿美元的既有预算赤字=2万亿美元)的税收资金。而当前,美国从税收中可以获得的年度财政收入约为2万亿美元——约9000亿美元资金来自个人所得税;约1.1万亿美元的资金来自社会保障以及其他一些税收收入。
所以,为了启动这一还款计划,美国需要将总征税数额增加100%或是将个人所得税增加200%。这种做法无论在政治层面或是经济层面上都是行不通的,而且这一情况还要在假定财政预算赤字不再增加、还贷利率始终处在今日极低水平上才会发生。无论采取何种措施,美国庞大的政府债务都是一种不良资产。
当然,在当前借钱给美国的那些人群中,谁都不会特别在意美国是否有能力还钱,因为就目前而言,美国尚有能力不断地拆东墙补西墙。尽管如此,那些供给此类资本的外国投资者和国内投资者有时会说“是适可而止的时候了”。大多数的人要说这将是在孙子辈时才会出现的问题,原因又是为何呢?那些外国投资者倘若停止借钱给美国,根本不需要等待整整一代人那么长的时间吧?他们可以随时终止自己的借贷行为。
你无力偿清的任何贷款或是任何想要取得成功的再融资最终都很有可能会陷入违约断供的境地。只要那些投资者(尤其是外国投资者)看到了真实的情况,这种情形就会发生;而且,对现实的感知就会开始影响美元币值。最终的结果便会像巨大的“庞氏骗局”,注定失败。正如伯纳德·麦道夫在被警方逮捕时说过的那样:“我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到来的。”对于美国那个数额大得吓人的,却没有任何还款计划的国家债务而言,道理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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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16日是华盛顿“纸牌屋”里剧情紧绷的一天。这一天,美国联邦政府再次触及它的债务上限。如果国会今后拒绝提高债务上限,2011年那场几乎令美国政府停摆的财政悬崖的险情将重现。
这一次的债务上限到底有多高呢?笔者查了很多资料才发现,这一次的债务上限竟然没有预先规定具体数字,只有具体日期。原来,去年2月份美国国会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在政府面临关门风险之际就债务问题达成了一个妥协,暂时中止债务上限的法定约束力直至今年3月15日,所以到了3月16日,债务上限的具体数值就是3月15日公共债务的债务总净值,亦即刚刚超过18万亿美元。
3月16日,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停火协议就失效了,由于国会拒绝这一天提升债务上限,财长杰克·卢早已致信国会,暗示他将暂停发行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债券(眼下多数州政府是共和党人控制的);财政部还可以通过一些会计手段来盘活联邦政府的资金存量,比如终止对联邦退休基金和伤残基金的投资。此外,4月15日是税收截止日,联邦政府将有一笔财政收入可解燃眉之急。根据著名投行Jefferies的首席金融经济学家沃德·麦卡锡的研报,财政部的应急措施可以一直使联邦政府运转到今年第三季度,如果运气好,坚持到第四季度也不是没可能。 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财政悬崖危机在奥巴马任内爆发。
一般人只知道债务上限是用来约束联邦政府的债务扩张的,但实际上国会最初推出债务上限是为了更方便联邦政府举债的。1917年,国会通过《第二次自由债券法案》设立了第一个联邦政府债务上限,把联邦政府债券分为若干类别(如为已出现的预算赤字向公众融资,或为军费、救灾、医疗和运输等项目向财政透支),当政府发行的债券在债务上限范围内,发行这些指定类别的债券就不需要国会授权。当时美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政府开销直线上升,债务上限的设立,给美国为战争“发债筹资”大开了方便之门。到了1939年二战战云密布之际,国会通过《公共债务法案》设立了今天这种形式的债务上限,只要是在债务上限范围内,随便什么类别的债券,联邦政府都可以发行,国会不干预。也就是说,国会通过债务上限“约定”联邦政府能欠下的债务总净额,至于联邦政府举债做什么用途,国会不再过问,这实际上是给了联邦政府更大的权力和自由。
我们都知道每当有战争的时候,美国政府的赤字总是会大幅攀升,而早年两大党在债务上限问题上非常团结合作,几乎每次债务上限到期都毫无意外地被国会提高了。这个债务上限“蜜月期”一直维持到了1953年。那一年,艾森豪威尔总统要修建美国国家高速公路系统,需要大量的经费,结果美国国会的两党争执得不可开交,第一次出现了财政悬崖那样的险情。
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财政悬崖危机在奥巴马任内爆发,固然与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怠速有很大关系,但深层原因在于奥巴马从凯恩斯主义出发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激起了民间反弹。
奥巴马总统任期内最大的经济成就有两个,一个是《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简称奥巴马医保法案,另一个就是中产阶级经济学。前者是要求雇主和医疗保健企业增加付出,从而使更多因经济能力无法享受医保的美国人获得医保;后者是在税收体制方面更多地保护中产阶级,而显著增加超富阶层和金融企业在税收上的贡献。
奥巴马的经济思想和共和党的经济理念发生了尖锐冲突。尤其是在2011年,茶党运动在共和党内的影响如日中天,任何共和党政客在考虑自己政治前途的时候都要回应茶党人的诉求。茶党人信奉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强调政府干预是邪恶的,要通过减少政府的开销和税收来控制政府规模。于是,国会的共和党人在那年准备借债务上限问题发难,迫使奥巴马削减政府开支,而且他们提议的减支方案居心不良,意在严重削弱民主党人的选民基础,奥巴马当然不答应。这样一来,两党在债务上限问题上陷入僵局,导致无米下锅的民主党政府有了关门大吉的危险。
去年2月国会“暂时中止债务上限的法定约束力”,也就是说债务问题再争下去政府就要断粮关门了,于是两党决定债务上限暂且不提了,政府该花的钱花,该借的债借,等到了2015年3月15日之后再来讨论债务上限。对于债务消肿目标来说,“债务上限”成了可松可紧的橡皮筋并非好事,可让政府关门也不是解决办法,多年来累积的债务包袱,最终要靠在经济复苏中逐步增收来化解。
自去年底开始,由于共和党控制了国会两院,债务上限成了民主党政府最大的束缚,但这不妨碍奥巴马在经济上取得话语权。奥巴马刚接手白宫时,美国爆发了自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美国的家庭部门、私营经济部门、地产部门的债务杠杆都很高,要实现“去杠杆化”(Deleveraging,可通俗理解为降低负债率)可能要到2020年左右才能完成。但2015年的今天,美国已成为全球经济最大的一个亮点,经济增速冠绝G8国家,更为重要的是市场一致公认,美国的这一轮超级“去杠杆化”已经基本完成了。奥巴马是怎么在被共和党人绊手绊脚的情况下做到的呢?
首先是联邦政府帮助债务负担沉重的家庭部门恢复了消费能力。美国的消费经济主要由信用消费驱动。美国的消费者信用可大致分为周转信用(revolving credit)和非周转信用(non-revolving credit)。周转信用是像信用卡那样没有固定偿还数目,且能周而复始透支的信贷机制,是美国消费者信用的最大来源。非周转信用主要是指学生贷款和购车贷款这样偿还后无法周而复始透支的信贷机制。根据美联储的《消费者信用报告》,目前的全美未偿还“周转信用”总额是8879亿美元左右,依然低于危机前1万亿美元的峰值。奇怪的是,周转信用萎靡不振,但消费者信贷却增势喜人,这对通胀预期、经济复苏和美股都是重大利好。而目前消费者信贷的增长主要源于非周转信用,也就是联邦政府资助的学生贷款和购车贷款这类的信用支出。以联邦政府为债权人的全美未偿还非周转信用总额,从危机前的1000亿美元增加到了目前的8698亿美元左右,几乎是坐直升飞机上去的。与此同时,以商业银行为债权人的全美未偿还非周转信用总额,过去两三年在5000亿美元附近徘徊不前。目前美国消费经济的稳健增长,完全得益于联邦政府在学生贷款和购车贷款等方面的大力支出。美国的家庭部门本来由于债务负担要大幅削减消费开支,结果在联邦政府的资助下,消费开支非但没有减少,反而稳步上升。如果不是这样,美国经济很大可能会陷入严重的通货紧缩。
再者,为了给私营部门特别是地产部门降低债务杠杆,美联储在6年时间内推出了3轮量化宽松,大量购买联邦政府债券和信贷支持证券(MBS),并为资产支持债券(ABS)持有者提供再融资。截至2014年底,美联储已拥有33%的房贷支持债券,拥有超过2/3的6年期以上联邦债券。另外,为了解决美国楼市产能过剩的问题,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启动了“自有房产租赁”计划(REO-to-Rent),以消除大量资不抵债、压低全国楼价的“法拍屋”。大的金融机构可以通过政府资助的超低息融资,以批发价购买法拍屋,然后把它们改造成出租屋。在美联储和联邦政府的积极干预下,美国楼市已经稳步复苏起来,美国私营企业的税后利润总额也创下了史上最高纪录—2014年高达1.68万亿美元。
在外界印象中,页岩气革命、3D打印、“苹果景气”等技术革新对美国经济提振颇大,但对一个GDP达到17.4万亿美元的庞大经济体来说,以政府金融支持发掘民间消费潜力,作用更不容小觑。面对与GDP不相上下的公共债务规模,消肿过程势必迁延日久,但美国政府对消费经济和私营部门的积极干预成效显著,开了一个好头,值得同样面临去杠杆化挑战的我国认真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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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际上普遍采用债务负担率来评价政府的债务风险。债务负担率是用国债总额除以国内生产总值得到的数据,用百分数表示,主要衡量政府累计的债务相当于同期经济总规模的比例,反映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经济总量承受政府债务的能力大小,属于宏观经济的同步指标。而国际上并没有公认的政府债务负担率的警戒线,学术界普遍认同90%债务负担率的债务上限只对各国的债务水平起警示作用。债务上限可以为评级机构日常评级分析提供一些参考作用,由于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具体的案例应具体分析。例如欧元区在理论债务负担率不应超过60%的约束下仍然爆发了欧洲债务危机,而日本的债务负担率超过200%却没有形成财政危机。2013年美国的政府债务负担率已经超过90%,却依然在发行国债,因为在国际结算中普遍使用的是美元,美国拥有以发行货币来取得收入的特权。美国政府举债之后,可以不归还,只需印“美元”就能解决问题。美国正是利用它的金融霸权成功地在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获取巨额的铸币收益,并运用国家债务支撑经济的发展和国民消费。但是即便如此,美国也不能不计后果地举债,否则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其他经济问题。
债务上限或类似的概念在一些文献中已多有涉及,相关的定义主要分为两类:债务门限,即超过这一门限时,经济增长则与负债率呈现负相关关系;债务上限,从某一时刻起,债务增长将带来利率的加速增长,当利率趋于无穷大时,利息支付曲线与初级财政平衡曲线相交,交点即为债务上限,达到债务上限以后一国债务将面临违约或重组。具体看来:
REinhart和Rogoff(2010)对44个国家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当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超过90%时,经济增速偏低。同时,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与公共债务比率关联性不强,而发展中国家在公共债务比率较高时,通货膨胀较严重。文中使用的方法仅为简单的描述性统计,不过其结论对于后人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启示作用。
Caner等(2010)对75个发展中国家和26个发达国家数据进行研究,确立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与经济增长的折线关系,发现当公共债务比率超过77%时,债务的继续增加将带来经济增速的下滑。他们将经济增长拐点处的债务比率称为债务门限(Threshhold)。文中使用了折线回归的方式,确定了债务门限,进一步明确了经济增长在债务较高时受到的负面影响。
Checherita和Rother(2010)对12个欧元区国家数据进行研究,确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与政府债务之间先递增后递减的二次凹函数关系。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应该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而非此前研究中展示的突变,文中采用的二次凹函数模型相比折线模型更贴近事实。
Ostry等(2010)对23个发达国家数据进行研究,证实了对初级财政平衡随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变动的先凸后凹的曲线形状猜想,并假设公共债务融资利率从某时刻开始加速上升至无穷大,由此计算初级财政平衡与利息支付(扣除经济增长效应)曲线的交点,作为初级财政平衡无法覆盖利息支付的临界点,这个临界点即为公共债务上限。
Cecchetti等(2011)对18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数据进行研究,确立了负债率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折线关系,发现政府债务、公司债务和家庭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门限分别为85%、90%和85%。
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与中国本土评级机构大公国际的主权债务评级方法均全面考虑了一国政治、经济、金融、财政及外汇实力。以大公国际《大公国家信用评级方法》为例,通过对以上五个方面指标的加权平均计算,可以得出一个国家的综合偿债能力分数,理论上分数越高的国家,债务上限也就越高,但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一个综合得分低的国家可能长期保持相对较高的债务负担率,且其国内经济能基本维持稳定。所以在设计债务上限模型时,不可将一国偿债能力的综合得分与债务上限正相关作为绝对因素考虑。
在模型中应考虑应用N年平均负债率这一指标,目的类似于市场检验的方法。假设市场中包含足够多的信息,那么既然一个国家可以长期维持在某一负债率水平,且其国家并未因此负债率受到明显影响,那么我们可以将此负债率作为该国的基准负债率。
理论上,一国的主权债务负担率不应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因此构建模型时可设置理论上限值--即债务负担率为100%,用此负债率减去一国当年的负债率即可得到其理论债务增长潜力。接下来用国家偿债能力综合得分作为债务增长潜力成数,计算出实际增长空间。最后利用国家的基准债务负担率加上实际增长空间便可计算出一国的债务上限。需要注意的是若一国当年负债率已超过100%,那么其理论债务增长潜力将为负值,为了体现国家偿债能力综合得分与债务上升空间的正相关作用,可设定一个判定条件--即若一国政府当年负债率大于100%,则债务增长成数的计算公式为1-国家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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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美国的债务问题尤为引人注目。2011年4月18日,标准普尔将美国主权信用的前景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1年4月11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警告称,美国的债务问题可能削弱全球金融体系稳定性。美国财政部称,到2011年5月16日,美国已经达到法定的14.29万亿美元债务上限。若国会在8月2日之前不提高举债上限,美国可能出现债务违约。美国债务危机似乎到了一触即发的时刻。美国是否真的会爆发债务危机,美国债务问题的前景究竟如何,我们还需要进行仔细的梳理。
尽管美国已经触及债务“天花板”,美国国会至今尚未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致,但目前美国发生债务违约的可能性较小。其原因可从经济和政治角度分别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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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期,美国的债务问题尤为引人注目。美国的债务前景究竟如何?笔者从美国的财政货币政策体系、债务结构风险和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等方面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发生债务违约的可能性较小。然而美国的债务问题却不容忽视。为此,我们应积极采取措施加以应对。
关键词:债务危机 财政赤字 公共债务
近期,美国的债务问题尤为引人注目。2011年4月18日,标准普尔将美国主权信用的前景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1年4月11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警告称,美国的债务问题可能削弱全球金融体系稳定性。美国财政部称,到2011年5月16日,美国已经达到法定的14.29万亿美元债务上限。若国会在8月2日之前不提高举债上限,美国可能出现债务违约。美国债务危机似乎到了一触即发的时刻。美国是否真的会爆发债务危机,美国债务问题的前景究竟如何,我们还需要进行仔细的梳理。
目前对债务问题的讨论除了经济方面的考虑之外,政治因素也占很大比重。美国2012大选临近,民主、共和两党都想利用债务问题为各自增加砝码。这也使得美国国会迟迟无法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致。然而,美国国会两党谁也不想背上触发“债务危机”的黑锅,只是想透过彼此的施压与博弈赢得更多的政治得分而已,并且处于保证和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考虑,相信两党会在提高美国政府的举债上限问题上达成一致。
虽然美国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很小,但美国的债务问题却不容忽视。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的债务问题,就必须增收节支以削减财政赤字。从目前看,美国政府在财政增收和节支方面都难有很大作为。对于增加收入,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增税。目前美国经济尚未完全恢复元气,失业率居高不下,在此时增税对经济恢复无疑是雪上加霜。至于节约开支,造成美国财政赤字的两大主因是庞大的社保开支和军费开支。社保开支涉及广大选民切身利益,被美国政治人物认为是不可触碰的“红线”。美国2012年大选即将临近,奥巴马政府绝不会在这个时候收缩社保开支。同时,未来20年内,战后“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一代人即将退休,政府用于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的资金将急剧膨胀。而美国军费开支则历来受到利益集团和政治寡头的保护,短期内大幅削减几无可能。#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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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信用是主权债务的支撑。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其主权债务并非没有成本,国家需要对债权人支付一定的利息,利息的高低与国家的信用状况息息相关。国家信用状况还直接影响该国的融资能力。如果信用不佳,国家发行的国债流动性将会大大减弱。因为这样的国债存在较大的风险,大部分投资者不愿意购买,这使得发债国的融资变得困难。
国家信用与资本市场联系紧密。国家信用的好坏决定了国债利率的走势,国债利率的变化直接对该国资本市场的其他利率水平产生不同程度影响。国债利率通常被作为资本市场的无风险收益率,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家信用不稳定,势必造成国债利率大幅度波动,进而导致其他与国债利率相关联的利率随之大幅波动。
国家信用也是主权货币的基础。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国家信用是一国货币能够与其他国家货币进行汇兑和交换的支撑。在以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美元几乎取得了像黄金一样的地位,其原因就是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带来的强大的国家信用,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也是美国经济的“滞胀”导致其国家信用无法为美元价值的稳定提供支撑。
欧洲债务危机中,包括法国在内的许多欧元区成员国的主权信用遭到了不同程度的降级,而债务危机的发端国希腊一度被评级机构惠誉和穆迪下调至最低的C级。国家信用危机给欧元区带来了严重后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引发了包括希腊、西班牙在内的国家国债利率飙升。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陷入衰退,欧盟启动了欧洲经济恢复计划,这项计划需要政府大量借债。而债务危机前夕,希腊的国债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已经处在110%以上的高位,远高于60%的警戒线水平。当政府不得不再次借债时,国债利率直线飙升,长期国债利率一度是德国的10倍。
第二,违约风险升高,各国银行系统流动性紧缺。各国国债大部分由商业银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持有。政府的违约会导致银行出现大量呆坏账,部分银行不得不破产或裁撤网点;为了控制政府违约给银行带来的风险,银行会缩减信贷规模,以提高资本充足率,这会导致企业难以筹集资金,中小企业面临破产的困境,失业率不断攀升。今年一季度,西班牙和希腊的失业率均超过25%,希腊半数青年人找不到工作;金融危机爆发后,资产泡沫破裂,导致银行信贷的抵押物品价值大幅下降,给银行造成巨额损失。这三方面不仅会影响到银行系统以及整体金融体系的稳定,而且会冲击实体经济。
第三,导致欧元大跌,国际货币地位受到冲击。在债务危机爆发之前,欧元被市场认为是最可能与美元抗衡的国际货币,最有可能挑战美元的霸权地位。但是希腊爆发债务危机之后,欧元大幅贬值,欧元兑美元的汇率从2009年12月的1:1.4下跌至2010年6月的1:1.2。欧元下跌对欧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产生严重损害,人们对于欧元的信心也必然受到影响。
第四,欧洲一体化进程受到阻碍。在这次危机中,欧元区各国表现出了复杂的矛盾关系。这场债务危机让欧洲各国明白,货币一体化的欧元区只是一个跛足的货币联盟。各国缺乏财政纪律的约束,为债务危机爆发提供了温床。要真正实现经济政治一体化,需要化危为机,推动财政乃至政治上的一体化。对于发展程度、民族文化都有较大差异的欧洲各国来说,欧洲经济政治的一体化仍然要走很长的路。
第五,对全球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阻碍。现在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都维持了实际负利率,实际上就是通过通货膨胀减轻债务。欧洲与美国采取的货币宽松政策作用相互重叠,带来全球性的通胀压力,新兴市场因此饱受通货膨胀之苦,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
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实际情况表明,国家信用危机通常是政府财政与经济政策不合理、社会资源浪费的结果。
第一,国内经济结构存在深层次问题,缺乏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经济结构不合理不一定会爆发债务危机,但是债务危机爆发的国家经济结构通常出现去工业化趋势,制造业孱弱,房地产等资产出现泡沫化,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尽管西班牙公共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低于希腊,但其经济近年来的增长主要依靠房地产和银行业,国际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的相继爆发,大量外资流出西班牙,房地产业资金链断裂,金融稳定性也因此受到冲击。希腊更是如此,2011年工业经济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17.9%,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旅游等服务行业。一旦国际经济环境恶化,这些问题国家便会成为国际资本大鳄主要攻击对象,危机随之爆发。
第二,寅吃卯粮的赤字财政为国家信用风险埋下隐患。上世纪末,美国的寅吃卯粮的赤字财政政策为许多国家效仿。在加入欧元区之前,希腊的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接近100%,政府赤字则占9%左右。希腊等南欧国家工人的工作积极性远不如其他欧洲发达国家工人,但是福利政策却和他们看齐,让国家财政背上沉重负担。欧元区成立以来,法德等“核心国家”生产,希腊等“边缘国家”消费的格局不断深化,不断恶化的国际收支平衡使得“边缘国家”主权债务被动增加。这些因素导致债务就像滚雪球一样迅速膨胀,最终酿成危机。
第三,法治不完善导致资源不能有效利用。以希腊为例,希腊的政府腐败和逃漏税款问题都非常严重。据2012年欧盟一项公共调查结果显示,98%的希腊人认为腐败是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79%认为腐败影响到自己日常生活。逃漏税款使财政收入大量流失。根据欧委会报告,希腊灰色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24.3%,希腊财政部公布的一份各岛偷逃税抽查发现近60%的企业有逃税行为。这样严重的逃税为希腊带来两个恶果。一是对于那些诚实纳税的公民来说,与偷逃税的人相比,他们处于市场竞争的不利位置,还不得不承担不属于自己的税负,从而迫使这些原本诚实的纳税人可能加入偷税者的行列。二是公民和企业的偷税增加了政府的收税成本,直接减少了财政收入,导致政府债务日益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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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爆发了三大危机,这就是同时爆发的经济危机、信用(诚信)危机和安全危机。
第二,扩大了对海外美国人和美国海外企业的袭击。据《经济日报》驻美记者2003年5月16日报道,星期一深夜利雅得的恐怖主义汽车炸弹,袭击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公司派驻当地工作人员的住宅区。估计最后的死亡人数将高达100人以上。此次恐怖事件中受打击严重的公司几乎都是美国国防部的合同企业,在沙特进行与防务相关的商业,标志着基地组织的恐怖打击方向正向美国海外的大型企业转移,是想从最要害处伤害美国,使美驻外机构防不胜防,人人自危,迫使它们采取收缩性战略。从而打击美国的经济,从根本上动摇美国的实力。
第三,美国人陷入没有尽头的恐怖时代。
每当“基地”组织发出警告时,美国政府和国民都惊恐万状,进入临战状态。甚至突然通知英法等国取消飞往美国的航班。
美国官员承认,今日的美国已进入了一个无法解脱的恐怖时代。正如美国《新闻周刊》2002年10月28日载文所说的那样,“随着新的袭击事件增多,美国人开始认识到恐怖时代可能最终像生活在某个没完没了的恐怖电影之中,屏幕上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能突然冒出死神。就像中情局局长所说的那样,对于美国人来说,不会再有整个国家从恐怖威胁中解脱后的‘宽慰叹息’”。
从以上分析,至少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认清美国资本主义危机的本质。美国近几年爆发了主要是经济危机、信用(诚信)危机和安全危机等危机,但它们涉及到经济、道德、法律、文化、政治、人权、军事等各个领域,因而是一场全面性的危机。
这场全面性危机深刻反映了美国处于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垂死性和侵略性。只要美帝国主义的本性不变,它的独霸全球的霸权主义不变,以上各种危机必然会经常发生或长期存在。
各种危机之间又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作用。美国政府主要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和争夺全球石油等资源,以反恐为名发动了侵略战争。战争带来军火工业和相关产业的繁荣,为军工财团带来滚滚财源,也对经济复苏起了短期的刺激作用;但战争也带来日益严重的财政赤字、产业结构失调、失业率居高不下、石油价上涨和其他诸多不确定因素,又对经济复苏起负面影响。经济危机推动了信用危机爆发,信用危机使人心惶恐,又加重了经济复苏的困难。美国政府原想通过战争解决安全危机,实际却加重了安全危机。而且又在反恐和保障人民安全的口号下,肆无忌惮地剥夺了人民的人权和自由,造成了人权危机,验证了一个压迫别的民族的民族本身人民也不可能自由的真理。
第二,揭开了美国新自由主义产权理论的真面目。频曝信用丑闻的美国大公司,大都是实行股份制、经营权和所有权完全分离、资本主义私有制产权十分明晰、而且建立了世界一流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企业。它们爆发了如此广泛和严重的信用危机,给企业本身和全国人民带来灾难。说明了美国鼓吹的并竭力向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推销的新自由主义产权理论的破产!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理应加以重新审视。
第三,美国人权“优越”论的破产。美国一向以自己的人权状况如何优越向全世界夸耀。每年都发表一份全球人权报告对别国的人权状况横加指责。现在,美国政府在反恐名义下剥夺全国人民的人权和自由,几乎回到“斗篷和短剑”统治天下的时代,还有什么优越性可言?!美国人权优越论可以休矣!
第四,应破除“恐美症”。美帝国主义虽然是武装到牙齿的独霸全球的超级军事大国,但当它对弱小主权国家进行武装侵略时,并不能最终战胜为保卫祖国奋战而武器落后的游击队的反抗而深陷泥潭,也无力有效对付恐怖袭击保护本土与海外美国人的安全,充分暴露了美帝国主义军事能量的局限性。它并不是万能和不可战胜的。这又一次证明了美帝国主义既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的真理。因此,恐美症是没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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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爆发了三大危机,这就是同时爆发的经济危机、信用(诚信)危机和安全危机。
一、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其艰难的复苏
(一)此次美国经济危机的特点
根据全美经济研究局的宣告,美国二战后第10次周期性经济危机,从2001年3月开始,至11月结束。危机持续了8个月。
美国此次经济危机主要有三个特点:
第一,与以往历次周期性经济危机主要由于实物产品生产过剩的起因不同,这次危机则是由于高新技术产业泡沫危机带头引发的。曾经是美国上世纪九十年代繁荣的“火车头”的高新技术产业,在2001年突然泡沫破裂,爆发危机,并对整体经济走向危机起带动作用。
这种泡沫后遗症给后来的经济复苏带来严重的困难。由于在上世纪末对信息技术设备投资过度膨胀,相当一部分企业不得不在复苏阶段慢慢消化扩张时期过度投资带来的恶果,因而使复苏过程十分缓慢和艰难。
第二,在加速全球化的条件下,美国经济危机迅速演变成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在美国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原本增长缓慢的欧洲迅速陷于危机,已经停滞10年的日本经济又陷于负增长,对美国经济依赖性很强的和长期信奉新自由主义的一些国家,或经济减速或陷于负增长和金融、经济危机。
一向标榜贸易自由、反对贸易壁垒的美国为了向别国转嫁危机,带头在钢铁、农产品等领域大搞贸易保护主义,还采取美元贬值政策,造成日元、欧元过快上升,已对该区脆弱的经济复苏带来不利影响,反过来也会对美国经济复苏产生负面影响。
第三,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从宏观上刺激经济的金融、财政措施,如连续13次降低利率、国会通过(2001年5月)11年减税1.35万亿美元法案,特别是“9·11”事件后美国在“反恐”旗号下发动战争,连续扩大军费支出,制造军火工业繁荣等。这些措施虽然在减轻美国经济危机强度方面可起短期的刺激作用,但扩大战争带来的风险和猛增军费开支也会从负面阻碍经济复苏。
(二)美国经济复苏难
美国过去历次经济危机后的复苏,大都表现出短期内较快的增长。但此次经济复苏却大不相同。可以用缓慢、曲折、艰难六个字来形容。具体说,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令测评机构忧心的复苏
美国专管研究和确定经济周期的权威机构——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直到2003年7月17日才宣布美国经济衰退在2001年11月结束,即观望了20个月后才发出衰退结束的判断。据我驻美媒体的观察分析,其主要忧虑有三:一是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及持久程度令人担忧。二是企业投资长期不能恢复增长。三是失业率持续攀升并且在复苏期间越来越高。所以该局在全国经济研究报告中宣布衰退结束的同时说明:在认定经济周期最重要的工业生产、就业市场、个人收入和零售状况等四项指标中,工业生产从2000年6月达到峰值后开始不断下滑,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生产活动指数下降了7.1%,大大超过了过去几次衰退的平均值4.6%;就业市场则在2001年3月达到高峰,此后也越来越不景气,下降幅度与过去衰退时的水平相当;只有个人收入和零售状况在下跌后出现好转迹象。这就是说,该局在宣布衰退结束时指明了:第三第四两项指标是走向复苏的,而第一第二两项指标还在继续衰退中。
(2)低速增长和剧烈波动的复苏
据美国商务部统计,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2002年第一季度的5%,降至第二季度的1.3%,升至第三季度的4%,再降至第四季度的1.4%;2003年由第一季度的1.4%升至第二季度的3.1%,再升至第三季度的8.2%,又降至第四季度的4%。这样,这两年八个季度美国GDP增长率恰好形成一幅双谷型(即W型)的剧烈波动图。这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与保罗·克鲁格曼在2002年初预测将出现双谷型衰退,在形态上颇相一致,虽然低谷没有跌至负增长,但也一再出现再度滑入衰退边缘的险情(两年间有三个季度GDP增速只在1.3%—1.4%之间)。
(3)失业型复苏
美国过去历次经济衰退后,就业往往在半年内就出现明显改善。但此次出现复苏已有两年余仍未出现实质性改善。
美国宣布衰退停止后的2001年12月失业率反从停止衰退的11月份的5.6%上升到5.8%,2003年5月再升至6.1%,为九年来的最高。6月又升至6.4%。虽然美国商务部宣布2003年第三季度国民生产总值增长8.2%,但失业率7月份仍高达6.2%,9、10两月份均为6%。美国全国实业经济学协会预测,2004年假设GDP增长4.5%,失业率也只会从现在的6%降至5.8%,还高于停止衰退时的5.6%。
衰退结束后失业率不降反升,而且持续这么长,是美国历史上少见的。美国人称之为“失业型复苏”,也就意味着没有真正的复苏。
(4)复苏能否持续前景难料
对美国经济能否持续复苏持怀疑态度的,既有民间人士,也有官方人士。
在美国经济学界有相当影响的加州大学安德逊学院2003年9月底发表研究报告,认为在未来一年甚至更长时期内,不论是美国的消费者,还是企业的投资增长,都不具备引领美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力量。
纽约的经济决策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艾伦·赛奈2003年10月说,他和其他经济学家并不认为经济已进入自我维持的复苏阶段。
2004年1月9日美国一些经济学家在哈瓦那举行的一个讨论全球问题的年度会议上表示,美国的经济增长将会在今年内结束。原因是目前的经济上升是靠军事支出的增加和减税来推动的,而且政府对隐约可见的赤字危险孰视无睹。
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2003年12月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和加快的可能性“近乎是相同的”。2004年1月9日他在国会作证时又说:未来美国经济有持续强劲增长的可能性,但危机同时存在。他还在半年一次的联邦货币报告中说:自2003年7月以来,美国经济的前景已经变好。但同时警告说,这种前景可能会因为能源价格上涨和巨额财政赤字的担忧而无法实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全球经济将出现自2001年衰退以来最快的增长,尽管一些诸如美国经常项目赤字迅速上升以及美元汇率波动这样的负面因素可能阻碍经济复苏。世界银行研究全球贸易趋势的小组负责人汉斯·蒂默说,富裕国家挥之不去的结构问题——美国的贸易和预算赤字不断增加,日本银行表现不佳——“可能引发美元破坏性下跌或其他意外的中断投资复苏的信心冲击。如果这些危险成为现实,一切乐观的预测都将泡汤”(美联社纽约2003年12月19日电)。
当今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日本经济处于停滞状态已有13个年头,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处于停滞状态,美国爆发经济危机后复苏如此艰难而且有可能步日本后尘进入长期衰退,这就生动地凸现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制度的垂死性,还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规律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新的变化。这给我们理论界提出了研究的新课题。
二、美国资本主义的信用(诚信)危机
(一)在爆发经济危机的同时爆发了信用危机使全球“标准的信用经济”的桂冠落地
美国公司的信用,一向被资本主义世界公认为最好的。
美国一直自诩拥有全球透明度最高的会计制度和最健全的公司管理制度。《纽约时报》先后载文(2002年6月30日和7月21日)说:“美国市场一直被投资者看作‘安全的港湾’。美国经济被称为标准的信用经济,以其透明度和稳定性受到赞誉。”又说,“工业化世界基本上遵循美国的模式,实际上,美国也坚持让所有其他国家学它的样子”。
但从2001年美国经济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安然、世界通信等全球一流的大公司财务欺诈丑闻一批接一批地曝光,不仅使美国公司的信用桂冠落地,还使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大为震惊。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哈维·皮特将安然公司倒闭、安达信公司解体和世界通信公司作假与“9·11”恐怖袭击事件共同列为金融市场遭遇的四大危机。
(二)美国信用危机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据美国魏斯评级公司2002年上半年的调查,有多达1/3的美国上市公司可能有篡改盈余报告的问题。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66%的公众认为大公司的负责人在诚实与道德标准上处于“低或非常低”的水平。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2年7月3日刊文说:一份新研究发现,事实上,做假账行为可能比很多美国人想象的更普遍。
美国《政企首要情报评论》2002年10月4日刊文说:“银行公布的这些资产负债表——客气一点说——都是假造的……美国整个银行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尤其是那些从事衍生业务的大银行,实际上可能已经破产好几次了。”
信用危机对美国经济的打击是严重的。
第一,摧毁投资者安全投资的信念。一方面,它摧毁了投资者对政府宏观监控的信念。正如美国《华盛顿邮报》2002年6月27日刊文所说:“安然公司案摧毁了所谓大型会计公司和政府监管机构为投资者创造了安全投资场所这一脆弱信念。”另一方面,它也摧毁了投资者对公司领导层即首席执行官(CEO)的信任。美国《时代》杂志刊文说:“美国人先前诅咒本·拉登的党羽,如今却用同样的字眼诅咒一些企业的CEO。我们仿佛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交到这些CEO手上,至少在经济上如此。区区几个人居然造成这么大的伤害,真是前所未有。”
第二,危及美国经济的一颗毒瘤。美国一些舆论认为,公司做假账问题已经成为美国经济肌体上的一颗毒瘤。它将可能很快严重侵蚀美国经济肌体,后果不堪设想。
第三,使经济大厦基石动摇。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刊文说:美国人目前的不安全感很深,因为一些一直稳定并值得美国人炫耀的基础已经遭到破坏。
由上可见,美国很多人认识到信用危机危害的严重性。美国著名经济学克·鲁格曼说:“也许数年之后,人们会说是安然公司而不是‘9.11’事件成了美国社会的巨大转折点。”
(三)信用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腐朽性的必然产物
有人认为:美国这些大公司的丑闻,归根到底是用不道德手法来赚钱以谋私利。这种问题资本主义国家有,社会主义国家难道就没有?在过去的封建社会里各种贪污腐败的案件也是不胜枚举的。既然如此,美国大公司的丑闻为什么一定要和资本主义的兴衰连在一起呢?
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它不符合事实。
第一,生活在美国和西方的许多有识之士都认为公司丑闻是同资本主义制度兴衰连在一起的。例如,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前副主席兰德指出(2003年1月):“美国投资者正陷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信心危机。如不立加矫正,可能把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拖垮。”瑞士达沃斯论坛2003年1月年会上“普遍持悲观论调,认为美国一些大公司曝出财会丑闻,自由主义经济模式正经历着严重的信任危机”。(美联社达沃斯2003年1月23日电)〖HTK〗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2年6月27日在《资本主义的病变》一文中说:“安然事件是一个丑闻,但也是资本主义病变的产物。公司管理人员利用这个漏洞将公司变成了为自己谋利的工具。这是道德所不能接受的,但这是资本主义自身的腐败,也是这个社会自身机能的腐败。”
第二,为什么腐朽的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产生信用危机?这种必然性可从三个层面来观察:
一是从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性来看。资本主义社会的目的,就是为了榨取剩余价值,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此,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可以不择手段,投机、欺诈、贿赂、盗窃,无所不为。马克思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时,早就作了精辟的描述:“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马克思作上述论述时,资本主义还处于上升的自由竞争时期,而如今的美国资本主义早已发展到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帝国主义阶段。它的投机性、赌博性、泡沫性越来越强烈。美国和西方的许多媒体都对美国资本主义冠以“赌场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任人唯亲的资本主义”等丑名,足见美国资本主义的腐朽性为人所共见。
二是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来看。资本主义制度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崇尚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实际上不讲求道德,不计较廉耻,无诚信可言。对此,美国和西方一些名人都直言不讳。
贪婪成为社会特征。美国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说:“美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贪婪成为社会特征,没有力量可以克制贪婪,那就会危及建立在投资者参与基础之上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美国《商业周刊》2002年6月24日)
市场无道义可言。美国著名投机家乔治·索罗斯说:“市场本身没有道义可言。”(德国《明镜》周刊2002年3月25日访谈录)
自私自利的美国文化。德国施罗德认为,正是自私自利的美国企业文化导致了假账丑闻的发生。在美国,股东的利益高于一切。公司管理层为了使股价不断上升,不惜采取各种手段,使假账丑闻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经济参考报》2002年7月26日)
美国缺乏廉耻文化。意大利前电话公司总裁罗西认为,美国缺乏的是一种廉耻文化。在美国,一位大公司CEO犯了错,却不会被大家看作是贼。这是道义上的癌症。(《经济参考报》2003年1月18日)
三是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层面来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金钱主宰政治,官商勾结,官商一体。这一特色,在美国尤为突出。这使资本家及其代理人贪婪欺诈无所顾忌,成为必然爆发信用危机的政治条件。主要表现在:
(1)金钱收买行政和立法机构。美国众议院女议员马西·卡普图尔说:“1996年通过的电信法是金钱可以收买美国国会的活生生的例子。这一法律成为导致电信业眼下丑闻的前提。世通公司曾十分卖力为这一法案进行游说。事实上,美国的商业已经收买了美国的行政和立法机构。”(英国《观察家报》2002年6月30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2年1月24日在《美国的问题是金钱控制政治》一文中说:“美国政治制度本身现在已经受企业主的摆布,主要是大公司和金钱利益的摆布,不顾其他集团对政府的合法要求。”
(2)美国政府高官亦官亦商。俄罗斯《独立报》2003年4月2日刊文中说:“美国在本届政府100位最具影响力的官员中,一半以上在石油公司和军工企业有直接经济利益。战争实际上就是这些官员发财的金矿。”美联社2002年7月3日电讯说:“布什总统在得克萨斯当石油商人时,曾经干过与他现在面对此起彼伏的企业财务丑闻时许诺要清除的那些商业行为相同的事情。”
(3)美国政府做假账无人比得上。美联社2002年7月14日以《在应报账目方面,美国政府无人能及》为题说:“人们在对企业会计丑闻产生种种义愤的同时,忽视了一个政客们不愿承认的事实:美国公司的审计问题与世界上最大的企业——美国政府——的会计混乱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已。应增收入、伪造债务、预算外假账——所有这些都出现在政府的账簿上,而且其严重程度是任何大公司都不敢企及的……国会议员给家乡带去道路工程、兵工厂和大学拨款,以此赢得连任竞选,天知道还有什么。”
基于以上三个层面的剖析,在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出现信用危机是必然的,而且会经常出现。
三、美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及其遭受恐怖报复造成的安全危机
(一)美国当局回避恐怖袭击的根源问题
美国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就发生多起驻外机构人员遭受恐怖袭击事件。但到2001年“9·11”事件美国人民在本土遭到大规模的恐怖袭击,标志着美国开始爆发了全面性的安全危机。
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人仇恨美国人,不惜牺牲生命去袭击美国人?对美国进行恐怖袭击的根源何在?美国该不该认真地找找根源?
但对于这样的重大问题,美国当政者不愿也不敢认真面对。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2003年9月22日国际反恐大会上致开幕词时严肃指出:“世界各国领导人,如果打算有效打击恐怖主义,就必须从恐怖主义的根源入手。”
根据笔者初步研究,认为美国遭受恐怖袭击的根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美国强迫第三世界国家人民依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生活。这是美国遭受恐怖袭击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
二是美国帝国主义一强独大,以全球霸主自居,任意发出军事威胁和发动侵略,践踏别国主权和联合国宪章。这是美国遭受恐怖袭击的政治方面的原因。
三是美国在经济全球化名义下推行经济霸权主义和殖民地化,使第三世界人民处于贫困屈辱地位。这是美国遭受恐怖袭击经济方面的原因。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还在达沃斯论坛闭幕式(2002年1月31日)上针对恐怖主义根源问题指出:“‘9·11’恐怖事件暴露出全球权力与财富的分配极不平衡。当今的现实是少数人享有特权,而太多的人则生活在贫困或极度贫困和日益恶化的环境中,其中10亿多人丧失了最基本的人类尊严。”可谓一针见血!
(三)美国人安全危机加重的同时又派生出人权危机
与美国对外借反恐为名进行侵略扩张的同时,对内也在反恐和保障安全的口号下,逐渐剥夺了国内人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权。
据俄新社和日本《每日新闻》报道,2002年初,美国布什总统批准了“反恐法”。由此,强调“国民不受政府的不正当干涉及监视”的国民权利也就失去了保障。不久后,美国又成立了国土安全部。其规模之大有人认为是昔日克格勃和盖世太保做梦都想不到的。
国土安全部有权给每位美国公民设立档案——记载有关个人生活的各种材料。包括个人收支情况和所有出行记录,尤其出国记录。为此,安全部要掌握航空公司、旅行社和饭店的数据库,有权过目所有私人电子邮件;秘密要求网络公司及电话公司提供顾客信息;监听电话交谈不必通过法院批准;住宅可以被偷偷搜查和窃听,家里的东西可以随便被拿走;有关调查人员可以随意对成为他们怀疑对象的市民进行监视。报界批露布什总统秘密授权中情局不通过法院和调查就杀死恐怖活动嫌疑人,这种黑名单从起草、修改到补充全由中情局一手包办,中情局身兼侦探、法官和刽子手数职。
俄新社2003年1月25日对此评论说:“成立国土安全部的真正意图是,对全体美国公民以及外国来宾进行全面监视。这完全违背美国宪法中保护人权与自由的条款。如今美国仿佛又回到了‘斗篷与短剑’统治天下的时代!美国正在滑向极权主义。而在不久前——卡特政府时期——中情局因制定杀害美国政敌的计划而遭严厉谴责。1981年甚至还通过相关总统法令,禁止‘为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实施谋杀。如今,这一切都弃之不用了。”
日本《每日新闻》2002年7月13日评论说:
“批判反恐法的人担心,也许早晚会有一天,反恐法会让本·拉丹比摧毁世贸大楼更兴高采烈,因为反恐法破坏了美国这块‘自由的土地’和这个‘民主的堡垒’。”
“在美国开始进行独立战争的17年前,富兰克林就警告说:‘为微不足道的暂时安全而放弃本质的自由,那就根本谈不上自由也谈不上安全’。”
我以为这些评论是符合实际的,而且入木三分。
四、几点启示
从以上分析,至少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认清美国资本主义危机的本质。美国近几年爆发了主要是经济危机、信用(诚信)危机和安全危机等危机,但它们涉及到经济、道德、法律、文化、政治、人权、军事等各个领域,因而是一场全面性的危机。
这场全面性危机深刻反映了美国处于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垂死性和侵略性。只要美帝国主义的本性不变,它的独霸全球的霸权主义不变,以上各种危机必然会经常发生或长期存在。
各种危机之间又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作用。美国政府主要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和争夺全球石油等资源,以反恐为名发动了侵略战争。战争带来军火工业和相关产业的繁荣,为军工财团带来滚滚财源,也对经济复苏起了短期的刺激作用;但战争也带来日益严重的财政赤字、产业结构失调、失业率居高不下、石油价上涨和其他诸多不确定因素,又对经济复苏起负面影响。经济危机推动了信用危机爆发,信用危机使人心惶恐,又加重了经济复苏的困难。美国政府原想通过战争解决安全危机,实际却加重了安全危机。而且又在反恐和保障人民安全的口号下,肆无忌惮地剥夺了人民的人权和自由,造成了人权危机,验证了一个压迫别的民族的民族本身人民也不可能自由的真理。
第二,揭开了美国新自由主义产权理论的真面目。频曝信用丑闻的美国大公司,大都是实行股份制、经营权和所有权完全分离、资本主义私有制产权十分明晰、而且建立了世界一流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企业。它们爆发了如此广泛和严重的信用危机,给企业本身和全国人民带来灾难。说明了美国鼓吹的并竭力向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推销的新自由主义产权理论的破产!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理应加以重新审视。
第三,美国人权“优越”论的破产。美国一向以自己的人权状况如何优越向全世界夸耀。每年都发表一份全球人权报告对别国的人权状况横加指责。现在,美国政府在反恐名义下剥夺全国人民的人权和自由,几乎回到“斗篷和短剑”统治天下的时代,还有什么优越性可言?!美国人权优越论可以休矣!
第四,应破除“恐美症”。美帝国主义虽然是武装到牙齿的独霸全球的超级军事大国,但当它对弱小主权国家进行武装侵略时,并不能最终战胜为保卫祖国奋战而武器落后的游击队的反抗而深陷泥潭,也无力有效对付恐怖袭击保护本土与海外美国人的安全,充分暴露了美帝国主义军事能量的局限性。它并不是万能和不可战胜的。这又一次证明了美帝国主义既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的真理。因此,恐美症是没有根据的。
2004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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