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民事诉讼中，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打官司就是打证据”。可见，证据在民事诉讼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任何案件的审判都必须以证据审查为基础。作为证据制度的主要内容之一，民事证人制度对于查明案件事实，准确适用法律，做出公正判决同样是必不可少的。近年来，随着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证人制度在民事诉讼中显得越来越重要。但由于长期以来，我国民事立法和司法对民事证人制度不够重视，致使民事案件审理实践中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作伪证以及证言前后不一致的情况时有发生，严重影响到证言在实践中的应用，也妨害到司法公正与效率，并损害了司法权威。因此，准确评判当前我国民事证人制度的现状与缺陷，构建完善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事证人制度体系很有必要，也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

关键词：民事证人制度民事诉讼证据

一、我国现行民事证人制度的现状

证人是指知晓案件事实并应当事人的要求或法院的传唤到法庭作证的人，证人就自己知道的事实向法庭所做的陈述称为证人证言。证人证言是民事诉讼中普遍使用的一种证据，具有描述性和确定性的特征。它与书证、物证、视听资料、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等证据相互印证，共同形成证据链条，证明案件事实。证言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证言的内容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部分或全部;二是证人证言为正确审查判断其他证据提供有力手段。古往今来世界各国的立法都普遍重视证人证言的地位和作用。

我国在立法上，对证据问题重视不够，到目前为止尚无证据法典。近年来的民事审判方式出现了弱化职权主义、强化当事人主义的明显趋势，在诉讼中弱化了法官主动收集证据的权力，而改为主要由诉讼当事人双方举证。这样，中国证据制度立法上的缺陷便暴露无遗。而在证人制度方面，暴露的问题更为突出。关于证人制度，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7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这一规定过于原则，程序规范疏漏、法律约束不力、可操作性不强，没有形成一个较完整的证人制度体系。在学术界和司法界的强烈呼吁和共同努力下，2001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01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是我国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规定证人制度的司法解释，它的实施，对证人的资格、证人作证的程序、证人作证应以出庭作证为原则、证人证言的形式要求、对证人的询问规则等作了相应规定，初步形成了我国民事诉讼证人制度，基本符合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要求。但从实践中看，《规定》对证人作证的具体方式、程序、证言生效规则及违反出庭作证义务的法律责任等方面的规定仍存在缺陷，尤其是强制证人出庭作证、证人权益保障等方面几乎没有可操作性的内容。

虽然《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再次重申：“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但实际情况却与法律规定相差甚远。总体来看，我国民事证人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以下现象：

第一，证人出庭率低，普遍适用书面证言。在各地开庭审理的各类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率普遍很低。有学者于2004年分别在北京、内蒙、河北随机选择了五个基层法院作为调查对象，对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情况进行了调查。在这五个法院中，得到判决结案的样本共计为1780个，其中证人出庭作证的案件为169个。在上述调查的基础上，又分别对其中四个法院2001年和2003年证人出庭作证的比率进行了统计，2001年四个法院证人出庭作证的比率分别为：7.9%、7.6%、5.2%、4.9%;2003年证人出庭作证的比率分别为：11.6%、13.1%、14.6%、9.8%。虽然2003年证人出庭作证比率与2001年相比有所提升，但从总体来看，证人出庭作证的比率仍然很低。

二、我国民事证人制度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证人自身的因素

1.不愿卷入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受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一般情况下，人们都不愿与“官司”有牵连，不愿参与诉讼，认为别人“打官司”与自己不存在利害关系，为别人作证是多管闲事，正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态度，在法庭或当事人要求其出庭作证时，以种种理由推脱，不愿意出庭，有时即使勉强出庭，态度也不严肃、不认真，草草应付了事。

2.害怕作证后受到打击、报复。通过笔者在工作中了解发现，很多证人不愿意作证是因为害怕遭到其证言不利方当事人的打击报复，不敢作证。特别是在社会治安状况比较差，自身缺乏安全感的地方这种现象更为明显，证人出于保护自身和亲属的安全，不敢出庭作证。

3.证人不愿意因作证浪费自己的精力和时间，影响自己的正常工作。有的证人缺乏嫉恶如仇、爱憎分明的正义感，认为作证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白白浪费了自己的时间、精力，有时还影响自己的正常工作，所以不愿意作证。

4.证人意识淡薄，法治观念不强。一种情况是证人与案件一方当事人有经济上的利害关系，或者有亲属、朋友或同事等关系，作证会对其产生不利后果，或者与案件本身有利害关系，作证对自己产生不利后果。那么，证人就会置法律义务于不顾而不愿作证。另一种情况是证人与一方当事人有过节，如实作证会对其有利。那么证人就会存在侥幸心理而作伪证。

(二)立法方面的因素

1.立法内容中证人的权利义务显失平衡。承担义务必须赋予权利。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法律在要求证人承担作证义务的同时，应赋予其与承担的义务相对等的权利。如果只强调义务，而没有必要的权利保障规范，或者规范不够明确具体，可操作性不强，在具体实践中无法操作，必然导致证人的权利义务失衡，从而影响证人作证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具体表现为：

第一，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损失补偿规定不够明确具体。《规定》第54条规定：“证人因出庭作证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提供证人的一方当事人先行支付，由败诉方一方当事人承担”。在强调证人作证义务的同时，明确了证人享有经济补偿权利，这是该规定的进步之处。但是，规定只提出补偿证人的合理费用，但对合理费用的具体范围没有确定，对证人获取经济补偿的具体程序也没有明确，可操作性不强。司法实践中，由败诉方承担证人费用的裁判几乎没有。

第二，未规定证人在特殊情况下拒绝作证的权利。目前，我国法律没有关于证人在何种情况下有权拒绝作证的规定，如果缺少该规定，绝对要求知道案件事实的所有人作证，可能会影响社会、家庭的伦理道德关系，从而影响社会、家庭的和谐稳定，也可能因证人的作证行为而使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遭受损害，还可能因证人的作证行为使证人的职业形象受到损害，从而影响整个行业形象。

第三，对证人及其亲属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保障不力。如果证人如实作证后，由于其作证行为而使自己及亲属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受到威胁，由谁应该保障证人及其亲属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怎样保障证人及其亲属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目前我国法律都没有明确规定，处于无法可依状态，使证人缺乏安全感，面临作证义务时顾虑重重，不愿意作证或不愿意出庭作证。

第四，对证人作证缺乏强制性规范。《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凡是知道案件事实的人有作证的义务，但并没有规定如果知道案件事实的人不遵守法律规定进行作证，应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因而，知道案件事实的人是否作证，完全成为了证人的自愿行为，法庭毫无约束力，如果知道案件事实的人不合作，不愿意作证，法庭也没有办法，当事人也由于知情人的拒绝作证而承担败诉的风险。由于缺乏法律上的强制约束力，案件知情人是否作证就成为一种可以规避的义务，案件知情人不作证或不如实作证的情况就无法避免。

第五，对证人证言生效条件的规定不够严格。《民事诉讼法》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又规定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6条规定了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的几种具体情形，从该规定看，除了规定了几种具体的可以不出庭的情形外，又有一款其他无法出庭的特殊情况的规定。以上规定看似全面具体，实则存在漏洞，首先，如果证人因几种特殊情况不予出庭，那么应由谁举证，具备怎样的证据条件就可以不予出庭没有明确规定，其次，其他无法出庭的特殊情况的规定给不愿意出庭作证的证人寻找借口提供了合法的法律依据，如果证人不愿意出庭，就可以找各种理由进行规避。因此，从某种角度看，我国目前的证人制度在实务中仍形同虚设。

另外，从立法角度而言，对证人的主体资格设置也不够严谨科学。

(三)司法实践的因素

1.部分司法工作人员对证人制度的认识不到位。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司法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目前部分司法人员法律素养不高。这种现象的存在直接影响了证人制度的准确贯彻落实，反映在具体案件中，就是对证人证言的重要性相比较其他种类的证据重视程度不够，对证人权利的保护也不够积极、不够重视，具体表现为：

首先，部分法官由于诉讼传统的影响，在审理实务中重视书面证据而忽视证人出庭的重要性，认为只要是书面证言经过法庭的当庭质证，和证人在法庭当庭陈述的证言是一样的，具有相同的证明效力，所以，对证人出庭不够重视，要求也不够严格。

其次，由于有些法院司法人员有限，法院的案件累积比较多，而法院对法官年终进行结案率的考核，法官为了较快的办结案件，提高结案率，有时不愿意让证人出庭作证，这样可以省去向证人送达的时间，在法庭审理中也可以省去证人的陈述时间、省去向证人的询问质证时间，也可以避免由于证人证词可能出现的反复、矛盾而引起的审判期限的延长，也可以避免由于证人的出庭而引发的经济补偿麻烦等问题，从而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审结案件，这种片面追求效率的做法，由于不重视证人出庭的作用，有时会直接影响案件的审理质量。

再次，在少部分法官的潜意识中，将证人作为审理案件工具来看待，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只要求证人如实尽其作证义务，对其权利的保护缺乏足够重视，不尊重证人，有时甚至随意呵斥证人，这就使越来越多的证人远离法庭，而且会引起连锁效应。现在，司法改革趋向于法庭审理的公开化，司法文书的透明化，这是保障司法公正的需要，是对司法审判进行有效监督的方式之一，但这种趋势没有充分注意到证人的特殊性，部分法官在案件审理中，对证人的基本情况及其证言的内容缺乏必要的保密，也影响了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

2.司法投入严重不足。受国家经济条件和财政体制的制约，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在部分欠发达地区，司法资金的投入严重不足，办案经费十分紧张，直接影响了证人出庭作证经济补偿制度的落实，有的地方甚至连证人出庭的交通费和误工费都无法落实，证人因出庭而遭受人身、财产损失的经济补偿就更无从谈起，直接影响了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

3.少部分法官存在腐败现象。司法公正的核心是审判公正，而审判公正的核心是法官要有依法公正审理案件的职业素养，公正的司法裁判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的价值判断。

早在 1930 年，国际劳工组织大会第 14 届会议就通过了《强迫劳动公约》，规定彻底禁止“强迫或强制劳动”( 指以惩罚相威胁，强使任何人从事其本人不曾表示自愿从事的所有工作和劳务) ; 因法院判决有罪而被强制劳动的，不属于应当制止的强制劳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八条明确规定： 任何人不应被要求从事强迫或强制劳动。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与完善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 要： 劳动教养制度对维护我国社会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该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如与国际人权公约和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基本价值目标、人权保障原则、正当程序原则、人人享有不受强迫劳动权等存在明显的冲突。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司法实践情况，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方式应是在基本目标的指引下，通过出台劳动教养立法、控制劳动教养的适用范围、推动劳动教养程序司法化，最终实现劳动教养的法治化。

关键词：劳动教养制度; 国际人权准则; 改革与完善。

论文正文：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产生于特殊历史背景下，这一制度产生伊始就存在着很多问题，随着实践的发展，这些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有扩大的趋势。作为一项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制度，劳动教养直接关涉公民基本人权问题，其“对于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违法行为人，适用名义上是行政处罚但实质上类似于刑罚的劳动教养……与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要求相去甚远”①。国际人权准则是国际社会对人权保障的最低要求。为了促进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完善，既保留其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又防止其被不当利用而侵犯公民合法权利，也为了促进这一制度与国际法准则的统一，需要将其置于国际人权准则视野下进行审视。

一、国际人权准则视野下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突出问题。

( 一) 劳动教养的正当程序缺失。

作为国际人权规范体系的宪章性文件，《世界人权宣言》明确指出，国家为了维护国内秩序或为了保护其他人的人权，可以对侵害他人权利者的自由进行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应当符合法律的要求，尤其要符合各国国内法所规定的程序要求。据此，正当程序是国家剥夺公民自由的正当性基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也明确规定，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不仅应当符合实体法的要求，还要满足程序法的要求，如使被剥夺权利者能被迅速带见审判官或其他依法行使司法权的官员。联合国大会 1988 年通过的《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对受拘留或监禁的人的权利作了详细规定： 剥夺公民自由只能由称职、公正、独立的法官或享有司法权的官员依法定程序进行; 应当保障被剥夺自由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 司法机关应当进行持续审查。我国的劳动教养属于该规定中“因定罪以外被剥夺人身自由”的“拘留”。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对国际人权准则要求的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正当程序原则的背离表现在：

( 1) 劳动教养由公安机关提出申请、审查批准、执行并决定予以变更或解除，公安机关集侦、控、审、执行于一身，外部监督十分乏力，这对于人权的保障极为不利。

( 2) 当事人根本无法获得律师的帮助。

( 3) 法官没有事先审查的权力，即使其事后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进行审查，由于现实中各种因素的掣制，实际上其难以做到称职、公正、独立地进行审查。( 4) 劳动教养过程中的持续审查机制缺失。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被劳动教养者的人身自由应当被剥夺到劳动教养期满之日，期间只存在通过奖励制度缩短劳动教养期限的可能。从国际人权准则的要求来看，我国劳动教养制度是一个完全封闭式的制度，其对被劳动教养者利益的正当程序保障不足。

( 二) 劳动教养与人人享有不受强迫劳动的权利的冲突。

早在 1930 年，国际劳工组织大会第 14 届会议就通过了《强迫劳动公约》，规定彻底禁止“强迫或强制劳动”( 指以惩罚相威胁，强使任何人从事其本人不曾表示自愿从事的所有工作和劳务) ; 因法院判决有罪而被强制劳动的，不属于应当制止的强制劳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八条明确规定： 任何人不应被要求从事强迫或强制劳动;

对于被国家剥夺自由的人或者因其他原因被拘禁者，只有经过了合格法庭的审查与裁判，其进行的强制性工作或服务才不被视为应予禁止的强制或强迫劳动。我国存在劳动改造和劳动教养两种强制劳动的情况。劳动改造既符合《强迫劳动公约》的除外条件，也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八条的除外情形，不属于应予禁止的强迫劳动之列。但是，劳动教养的正当性值得商榷。《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国务院转发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等规范性文件都明确了通过劳动对违法行为人进行教育改造的方式，依此，被劳动教养者必须参加劳动，虽然会“发给适当工资”，但这种劳动并非以自愿为基础，而是一种强制性的劳动惩戒，被劳动教养者没有选择的余地。依据《强迫劳动公约》，这种没有被定罪即被要求强制劳动的情形属于被制止的强制或强迫劳动。

依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这种强制劳动虽然可以被允许，但应以“依照法庭的合法命令”为前提，而我国的劳动教养仅依据公安机关的审批决定，其正当性明显不足。

二、我国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

国内学界对于劳动教养制度的去向产生了较大分歧。有学者认为劳动教养不仅有存在合理性，其运行也有合理性，没必要废除，应在保留的基础上进行完善。②有学者认为应当彻底废除劳动教养制度，不能有任何迁就。

③笔者认为，目前所有的改良型方案的确存在着“扬汤止沸”的问题，彻底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尽管可以达到“釜底抽薪”的效果，但却是最难实施的一种方案。且不论其彻底废除涉及刑罚与行政处罚对劳动教养的吸纳( 刑法与行政处罚法的大幅度修改本身就是一项系统工程) ，单就废除过程中的阻力，就有可能直接将此方案扼杀于摇篮之中。从我国司法改革的实践经验来看，所有的改革方案最终还是要回到现实中，由解决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开始。

因此，渐进式改革才是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行之有效的方式。这种渐进式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是： 在保持劳动教养维护社会治安功能的基础上，强化正当程序和人权保障理念对其的制约作用，实现劳动教养价值目标的均衡化，适用范围的最小化，对公民自由进行处分的司法化，决定过程的诉讼化，执行方式的开放化。

劳动教养价值目标的均衡化，是指我国劳动教养制度改革应当实现维护社会治安、人权保障和正当程序价值的均衡，尤其要注重在劳动教养过程中保护被劳动教养者的合法权益，包括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 只有通过正当程序并经适格的主体作出裁决，才能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根据国内外的实践经验，最有效的保障人权的方式往往是对正当程序的遵守，因此，尤其要注意正当程序对劳动教养的控制作用，通过程序对国家的劳动教养权力进行控制，最终实现保障人权的价值目标。

劳动教养适用范围的最小化，是指劳动教养对象范围的设定应当与刑罚一样保持谦抑性与合法性，应当慎用、少用劳动教养，不得随意扩大其适用范围。应严格遵守我国《立法法》的规定，由法律对劳动教养事项进行规定，其他任何规范性文件不得进行扩张性规定或解释。在缩小现有劳动教养对象范围的基础上，立法应当以列举的方式明确规定劳动教养的对象范围; 对于范围的扩张，应当明确规定只有国家立法机关才有权进行。

劳动教养对公民人身自由处分的司法化是指： 处分的审查与决定应当由中立的、独立的司法主体进行，按照国际通行的惯例，宜由法院进行; 处分程序应诉讼化，即劳动教养决定的作出应当有原告、被告的充分参与，法官不仅应根据申请方提供的证据作出裁决，还应充分听取被劳动教养者的意见，原告、被告双方可以进行辩护、质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保障被劳动教养人员的获得律师帮助权。我国劳动教养法中的律师帮助制度应当包含如下内容： 明确规定当事人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 在处分程序中增加权利告知程序; 建立法律援助制度; 明确规定律师在处分程序中所享有的各项权利，以及国家对这些权利的保障义务。

劳动教养执行的开放化与人性化是指，劳动教养的执行应当坚持开放化方式，完全剥夺当事人人身自由并不是唯一的执行方式。我国劳动教养应当与刑罚的执行方式接轨，坚持社会外矫正与社会内矫正相结合。具体来说： 在劳动教养的期限上，坚持以不定期为原则，只设定上限，原则上不设定下限，且规定被劳动教养者得依法随时获得释放; 在劳动教养的执行方式上注重社区矫正的作用; 在劳动教养的执行过程中，应当允许被劳动教养者回家、外出等; 在劳动教养的执行内容上，应当坚持“矫治”第一、劳动第二。总之，应当以帮助被劳动教养者迅速回归社会、成为有用的人为目标，以文化教育和技能培训为主、劳动为辅，使劳动成为一种教育方式而不是为劳动教养场所“创收”的工具。

三、我国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具体问题及其解决。

( 一) 劳动教养立法的主要内容。

我国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启动了劳动教养法的立法工作。2011 年 3 月，全国人大会委员长吴邦国作全国人大会工作报告时表示，我国将抓紧制定《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

我国劳动教养立法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 1) 明确劳动教养的性质。目前立法的进度已经表明，劳动教养制度将主要用于“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因此劳动教养的内容应当以教育为主，不得要求不必要的劳动，最好取消强迫劳动，代之以技能培训与行为教育。

( 2) 严格设定劳动教养的决定程序。应当设计作出劳动教养决定的听证程序; 增加被劳动教养人员的申辩权，被劳动教养人员及其委托的律师如果对劳动教养决定不服，可以向法院申诉，由法院裁决是否进行劳动教养。

( 3) 劳动教养期限的严格限制。修改目前劳动教养期限长达 1—3 年，必要时还可延长一年的规定，建议最长不超过一年半。

( 4) 劳动教养管理的开放与人性化。劳动教养的场所应当是开放的( 指在劳动教养场所内部开放，并非对外开放) ，矫治对象在场所内可以自由活动; 在必要的审查与限制下，允许矫治对象请假、周末回家、探亲等。

( 5) 劳动教养的定期审查与分流制度。劳动教养机构或者专门的监督机构应当定期对劳动教养决定进行审查，如果发现教养已不必要，应当立即决定解除，不得有不必要的延迟。

( 6) 劳动教养制度实施的监督问题。对于劳动教养实施中的违法行为，检察机关不仅有提出纠正意见的权力，必要时还可以启动专门的调查和惩戒程序; 被劳动教养者及其律师有权直接将劳动教养处分提交法院进行审查或复审。

( 7) 被劳动教养者回归社会的问题。国家或社会应当帮助被劳动教养者回归社会; 应当建立被劳动教养者不良记录消除制度，被劳动教养者在一定年限( 如三年内) 如果不再有法定违法行为( 不是任何违法行为) ，就应当消除其劳动教养记录。

( 二) 劳动教养对象范围的控制。

劳动教养对象范围的限缩实际上是一项系统的法律修改工程，它不仅涉及劳动教养立法本身的修改，还需要促进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处罚法对劳动教养部分内容的吸纳。

1. 劳动教养对象范围的实体法控制。

首先，提高劳动教养的适用条件。劳动教养的适用应当具备三个基本要件： 人身危险性、行为的严重违法性、矫治的必要性和比例性。人身危险性是指劳动教养的对象必须有再次危害社会治安或侵害他人的可能性; 行为的严重违法性是指劳动教养的对象必须有违法行为的存在，这种违法行为比较严重但没有达到需要刑法调整的程度; 矫治的必要性和比例性是指劳动教养方式的选择应当坚持“除此之外，别无更优”的原则，劳动教养期限应当与被劳动教养者的人身危险性、行为违法性成比例，国家应当间隔性地对劳动教养的执行进行持续审查，一旦达到了矫正的目的，即应解除劳动教养。

其次，将一些轻微的、实际上没有必要处以劳动教养的违法行为纳入行政处罚的范围。最后，通过对刑法的修改，降低部分罪的入罪条件，将实际上已构成犯罪但目前由劳动教养规制的行为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在降低入罪条件的同时，应当促进刑罚执行的多样化，尤其要注重轻刑的非监禁化( 以罚金刑、社区服务、社区矫正等方式执行) ，建立轻罪“前科消灭制度”。

2. 劳动教养对象范围的程序法控制。

实体法通过普适性的规范从整体上控制国家劳动教养权“触角”的范围，这种控制是抽象的、无法自我实现的，需要执行者严格遵守法律方能真正实现。因此，必须对劳动教养的适用设定严格的程序，通过对程序的严格遵守，实现对国家权力的规制和对权利的保障，达到劳动教养的慎用、少用，最终实现在个案中控制劳动教养的适用。为此，必须实现劳动教养申请主体与决定主体的分离，建立劳动教养决定的听证制度，明确规定当事人申请解除劳动教养权及劳动教养持续审查等制度。

3. 劳动教养对象范围的证据控制。

除非有证据证明并坚持法定的证明标准，不应当对公民实行劳动教养，这是防止国家滥用劳动教养权的重要措施。我国《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明确了劳动教养案件的证明标准，即“违法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但实践中是否达到了此证明标准存在疑问。我国目前劳动教养由公安机关决定和执行，缺乏外部监督; 《劳动教养决定书》和《劳动教养通知书》高度格式化，没有说理的过程，是否达到证明标准也就难以判断。因此，必须实现劳动教养决定过程的诉讼化，使控辩双方在第三方主持下进行公开证明、质证、辩论，在此前提下设定证明责任、证明标准来控制劳动教养的适用。

通过证据控制劳动教养的适用主要涉及五个问题：

( 1) 明确需要证明的事项，包括违法行为及其危害性，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及有再犯的可能、确有拘禁矫治的必要。

( 2) 证明标准的设定。

( 3) 举证责任的分配。劳动教养的申请者应当举证证明适用劳动教养的必要性。

( 4) 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是不得对公民进行劳动教养，没有新的证据或事项，不得再次提起劳动教养申请。

( 5) 劳动教养决定文书中应当写明决定者依据证据形成心证的过程。

( 三) 劳动教养程序的司法化。

劳动教养应当最终实现决定主体的中立化，最理想的主体是法官。劳动教养的审查决定程序应当完全实现诉讼化，申请对违法行为进行劳动教养的人处于控诉者的地位，被申请人处于被告人的地位，双方均有权聘任律师进行帮助，被申请人如果符合法律援助的条件，国家应当为其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案件的证明责任在申请方，被申请人原则上不负证明责任，但其可以提供证据为自己辩解。

经过充分的质证、辩论后，法院在听取双方意见的基础上作出裁判。双方对法院的裁判都有权利提出上诉。当事人在劳动教养的执行过程中有权获得律师的帮助，有权依法提出对劳动教养进行审查的申请。执行机关有义务每隔一定期限对劳动教养的执行情况进行审查，符合解除条件的，依法向法院提出解除劳动教养。必要时，法院也可以应当事人申请而启动复查程序，决定是否继续对申请人适用劳动教养。

注释：

①陈光中、[加]丹尼尔·普瑞方廷主编《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法制》，法律出版社，1998 年，第 483 页。

②储怀植： 《再论劳动教养制度合理性》，《中外法学》2001 年第 6 期。

③陈瑞华： 《劳动教养的历史考察与反思》，《中外法学》2001 年第 6 期。在此文中，陈瑞华教授修正了他 2001 年提出的“通过改造中国的刑事制裁体系和行政制裁体系的方式，来最终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观点，认为“在保留劳动教养制度的前提下讨论劳动教养立法”问题，将永远难以消除劳动教养本身反法治和非正义的嫌疑。应当变一下思路，以彻底废除劳动教养为基点来讨论“彻底取消这一制度”。

少年司法制度至少应包括对少年犯罪被告人羁押、预审、起诉、审判、辩护、管教等“一条龙”的工作体系。我国目前少年司法一条龙工作体系的构建还很不完备。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反思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要】我国少年司法制度自诞生以来，在治理少年犯罪和保护少年成长上发挥了重大积极的作用，但仍存在很多问题，尚待完善。本文旨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进行反思，并提出包括树立正确的少年司法理念———保护、教育、复归，加强少年立法，创设少年法院，确立全面调查、合适成年人参与、指定辩护、审判不公开、刑事污点取消、暂缓判刑和社区矫正等制度等设想。

【关键词】少年;少年司法制度;反思

【论文 正文】

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反思

在美国，1899 年伊利诺斯州《少年法院法》的颁布，标志着少年司法制度的诞生。至今，少年司法制度已经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并成为各国法律体系中的基本制度之一。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于1984年11 月在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建立， 这标志着少年司法制度在我国的诞生。此后，少年法庭因其独特的视角、针对性的做法和良好的实践效果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认可和支持，并在我国各地得到了成功推广。

1988 年7 月，长宁区人民法院“少年犯合议庭”改建为独立建制的“少年刑事审判庭”，这使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少年立法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少年法庭在全国普遍建立起来，少年司法制度从地方性制度转变为全国性制度。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之后，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初具规模，在保护少年合法权益、治理少年犯罪等方面起到了积极和重大的作用。但是，与国外少年司法制度百余年的发展历史相比较，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还欠缺成熟和完善，近几年来还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1.现状

目前来说，现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处于在困境中发展的时期。一方面少年法庭普遍面临案源不足、人员和机构不稳定等;另一方面，少年法庭受到一些质疑，因为少年犯罪问题仍较严重，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陷入困境。具体来说，存在以下缺陷：

1.1 相关立法与现状脱节

制约少年司法制度发展的主要因素一直是少年立法的不健全。我国已经制定了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对于少年案件尚无专门的实体性和系统的程序性的法律法规，出台的一些有关司法解释，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总体上说，这些规定欠缺对少年成长状况的研究，并没有充分反映出少年特殊的身心特征。

1.2 少年法庭的设置问题

少年审判制度是少年司法制度的核心制度，少年法庭也是少年司法系统的核心机构。我国少年法庭经过十几年的不断改革和实践，探索出了许多成功的审判方式，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建制上的混乱，目前我国的少年法庭有二千多个，但由于我国没有《少年法庭法》，因此少年法庭组织形式混乱;受案范围的混乱，因为少年法庭在我国还属于一种新生事物，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受案范围混乱的现象，大部分基层法院的少年法庭只管辖少年犯罪案件，但也有一些少年法庭受理涉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身心健康、人格尊严的保护案件，故在其运作机制和工作方式方法等方面都要靠司法工作人员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适当扩大受案范围有利于强化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效果，但有些地方却是缺乏实际考察全盘皆收;我国现有少年法庭均是设置在普通法院之中，少年司法工作的人、财、物均由普通法院所调配。普通法院对于审判人员业绩，往往是以办案的数量来衡量。但由于我国目前少年法庭所受理的案件基本是少年刑事犯罪案件，而这类案件的总体数量不多，又需要少年法庭工作人员投入更多的精力、爱心和财力，其工作量很难以审理案件的数量来衡量。因此，与其他法庭相比，少年法庭难以摆脱浪费人力、物力、做与审判工作无关的事情等诸多质疑。

少年司法制度要从成人司法制度中独立出来，首先应表现为组织独立。将少年法庭设置于普通法院内的组织形式，会强化少年司法制度与成人刑事司法制度的类似性。正如我国台湾地区李茂生教授所指出的：“于组织设计上，以专庭的方式进行少年保护事件以及刑事事件的处理，此不仅是无法培育专业人才，尤甚者，透过人事交流、任命的方式，少年司法与成人刑事司法的类似性会更为强化。”[1]

1.3 具体制度上的问题

少年司法制度至少应包括对少年犯罪被告人羁押、预审、起诉、审判、辩护、管教等“一条龙”的工作体系。我国目前少年司法一条龙工作体系的构建还很不完备，具体存在以下问题：

1.3.1 少年的刑事诉讼权利得不到保障

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对于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而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审讯少年时却很少通知法定代理人到场，由于缺少有效的监督措施，对少年诉讼权利的侵害便成为经常发生的现象。

指定辩护人制度也是我国刑法对少年诉讼权利的保障措施，但是实践中由于这种法律援助是免费提供的，缺乏国家保障的措施，一些指定辩护律师不能像委托辩护人一样认真负责地行使辩护权利，而是敷衍了事，有的辩护人甚至基本不会见被告人，有的辩护人阅卷后也只是敷衍几句辩护词了事，有的辩护人发表答辩意见后不再对被告人进行教育，十分不利于对少年刑事诉讼权利的保障。

1.3.2 不公开审理与公开宣判的矛盾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2 条第二款规定：“14 岁以上不满16 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 一律不公开审理;16 岁以上不满18 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但第163 条第一款同时规定“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刑事诉讼法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案件的公正审理，便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但同时由于宣判的公开进行，就使少年犯罪案件的审理结果予以公开，使少年被告人暴露在公众和媒体之下，不利于对少年身心及其成长的保护。之前的不公开审理没有了意义，同时破坏了法律条文的内在逻辑性。[2]

1.3.3 刑事污点保留侵害少年权利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8 条规定：“依法免予刑事处罚、判处非监禁刑罚、判处刑罚宣告缓刑、假释或者刑罚执行完毕的未成年人，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与其他未成年人享有同等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4 条规定：“未成年犯罪人刑满释放后，复学、升学、就业不受歧视。”但实践中，少年一旦被定罪量刑，即被视为有刑事污点，刑事污点的保留，对少年来说意味着社会地位下降，某些权利丧失，道德名誉受损，在学习和日后的工作、生活等诸多方面会受到歧视和不公平待遇。这些现状势必打击了少年想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回归社会的信心，也可能是重新犯罪的诱因。而又犯新罪时，则有可能构成累犯，累犯则是法定的从重处罚情节。即使不构成累犯，该刑事污点也会作为酌定从重情节，量刑时势必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对少年而言，刑事污点的保留是很不利于保护少年合法权益的。

2.反思

如前所述，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存在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能成为我们不建立这种制度的理由。事实证明，少年司法制度无论对于青少年犯罪的预防还是一个国家整体犯罪预防战略的实现都有着重要意义。因此，笔者尝试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做出以下建议。

2.1 加强少年司法制度立法

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在刑法总则中专章规定少年刑事责任，把少年实体法的内容规定在专章中;另外将对少年案件的诉讼程序和执行从现行刑事诉讼法典中独立出来，专门制定一部《少年刑事诉讼程序与执行法》。原因如下：我国目前的少年立法规定及很多制度都处于尝试阶段，制定少年刑法时机还不成熟。正如有学者认为“为了满足法院处理大量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急需，一个最快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修改刑法典的同时，单设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处遇专章，待条件成熟之际再制定独立的《少年刑法》。”[3]而诉讼程序是将实体法规定的罪与刑与个案相结合的过程，执行是落实实体法内容的步骤，执行的效果和刑罚目的与任务的实现有着重要关系，并且对少年的执行过程中有许多程序问题需要解决，因而笔者认为制定一部集诉讼程序与执行于一体的《少年刑事诉讼程序与执行法》是必要的。

2.2 创设少年法院

少年审判机构是少年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最早的少年司法制度的建立也是从法院系统开始的。可以说，法院系统的建设是少年司法制度的重中之重，其创设的意义是为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供契机和动力。对于少年法院的创设也是近年少年司法制度建设讨论的热点，理论和实务界对在我国建立少年法院问题的探讨，无疑将大大推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的进程。笔者认为，少年司法制度要从成人司法制度中独立出来，建立少年法院正是少年司法制度独立性的进一步展开。

2.3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来源于英国，是指在对少年进行逮捕、讯问、拘留和控告时，如果没有合适的成年人，如律师、法定代理人等在场，对少年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将不得被作为定案的根据。我国法律中虽然没有“合适成年人”的用语，但是也有要求成年人参与的法律规定，如《刑事诉讼法》第14 条第2 款规定：“对于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1 条第四款规定：“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告知其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应当履行的义务。”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还没有建立强制的成年人介入制度。

因此，笔者认为应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由于少年身心发育尚未成熟，他们需要由父母、监护人等合适的成年人在场照顾其身心健康，协助他们与警察及司法机关进行沟通，维护其合法权益。

2.4 指定辩护制度

从法律的规定上来看，我国的指定辩护只适用于审判阶段，即只有法院才有为少年指定辩护人的义务。笔者认为，对少年的法律援助不应当仅限于审判阶段，而应当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且为少年指定的律师，最好懂得少年心理学的基本知识，懂得对少年犯罪者进行教育的方法。[3]辩护人还应着重查清以下内容：少年被告人的真实年龄;少年被告人的犯罪目的和动机，是否初犯、偶犯或者惯犯，如果是共同犯罪的，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犯罪结果的危害程度。

2.5 审判不公开制度

审判不公开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审理少年犯罪案件或者有少年的案件时，审理过程和判决结果不向社会公开。这是人民法院审理少年犯罪案件和成年人犯罪案件的重大区别之一，是少年刑事诉讼案件必须坚持的原则。少年犯罪案件审判不公开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有利于审理的顺利进行，防止少年因为公开审理而情绪激动，心理压力大，使其在法庭上难以准确表达意愿;另一方面则是从保护少年的长远发展考虑， 防止其因为广泛的曝光而产生羞辱感丧失生活信心，并难于重新融入社会。

2.6 刑事污点取消制度

法国、德国、瑞士、俄罗斯、日本等国的司法和立法实践表明，刑事污点取消制度对于预防少年犯罪和重新犯罪具有明显的效果。因此，在借鉴其他国家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少年刑事污点消灭制度，既顺应了世界刑事立法潮流，也将会完善我国刑事法律体系，充实少年的刑事司法制度。

有刑事污点的少年是否悔罪，改过自新，在法定时间内是否遵纪守法、表现良好，是消灭其刑事污点的本质条件。刑事污点的消灭必须是在该污点经过一定的时间后才能进行。基于此，笔者建议对被判单处附加刑的在罚金交纳后，被判处缓刑的在考验期间期满后，六个月至一年;被判处3 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刑罚的和被宣告有罪但免予刑事处罚的，在刑罚执行完毕后或判决生效后过1 年;被判处3年以上5 年以下的，刑罚执行完毕后2 年;5 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服刑期满后过3 年;被判处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服刑期满后过5 年。如果有立功表现的等，少年法庭可以根据少年本人的申请，在消灭刑事污点的期限届满之前提前消灭该刑事污点。但在刑罚执行期间或缓刑考验期间是不能允许宣告消灭刑事污点的。少年的刑事污点消灭后，其罪刑记录一并注销。

2.7 少年刑事诉讼暂缓判刑制度

上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我国江苏、上海等少数省市的少数基层法院少年法庭， 在审理少年刑事案件时开始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对少数少年被告人试行暂缓判刑。但我国现行刑法对暂缓判刑并无规定。笔者认为，收监执行刑罚对于少年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而暂缓判刑制度则通过社会力量的帮助，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对犯罪少年进行教育改造，促其悔过自新，同时，这种不确定的状态下的考察，又对少年犯有约束力和危机感，可以起到刑罚的同等效果，因此我国应建立少年刑事诉讼暂缓判刑制度。

少年司法制度作为一个国家法律体系中重要的基本制度之一，作为保护少年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之一，应当受到极大的关注。虽然我国目前少年司法制度仍存在诸多问题，但是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通过不遗余力的努力，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将逐渐完善起来。

《国家赔偿法》第26条规定了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赔偿标准，第27条规定了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标准，没有规定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以外的其他权利的损害赔偿问题。笔者认为，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以外的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应纳入行政赔偿的范围之内。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论我国行政赔偿制度的完善与发展相关论文。仅供大家阅读参考!

试论我国行政赔偿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全文如下：

一、我国行政赔偿制度立法现状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行政赔偿制度已经日趋完善，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其内容主要包括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赔偿范围、赔偿当事人、赔偿程序、赔偿方式等。

(一)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

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即判断行政主体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与标准，是司法实务中处理案件的基本尺度。它对于确定行政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免责条件、举证责任的负担、承担责任的程度、减轻责任的依据等都具有重大意义。

《国家赔偿法》第2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该规定表明，我国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是违法原则。违法原则是指行政机关的行为要不要赔偿，以行为是否违反法律为标准。它不追究行政主体的主观状态，只考察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与法律的规定一致，是否违反了法律的规定。这一原则既避免了过错原则操作不易的弊病，又克服了无过错原则赔偿过宽的缺点，操作方便，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原则。

(二)行政赔偿的范围

行政赔偿范围包括对侵犯人身权和侵犯财产权造成的损害予以赔偿。《国家赔偿法》第3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权的违法行为包括：①违法拘留或者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②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③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④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⑤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

《国家赔偿法》第4条规定，侵犯财产权的违法行为包括：①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②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③违反国家规定征收财物、摊派费用的;④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

《国家赔偿法》第5条的规定，国家不承担行政赔偿的情形包括：①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个人行为，指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实施的与其职权没有任何关系，不是以行政机关的名义实施的行为。侵权责任的基本原则是谁造成损害，谁承担责任，因此，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或行政工作人员以普通公民的身份从事的民事活动行为而造成的损害后果，都应当由行为人个人承担。②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遭受的损害，是因自己制造假相、欺骗行政执法人员或自己伤害自己造成的，国家不负行政赔偿的责任。如某行政机关违法作出没收公民王某录像机的处罚决定，王某气愤至极而砸毁了自己的录像机。在损害事实上，虽然行政机关的处罚决定违法，但违法决定与损害事实无直接的因果关系，损害是由王某个人造成的。因此，不存在王某主张国家行政赔偿的可能性。③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我国行政赔偿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行政侵权损害赔偿范围过窄

1.法律规定的行政赔偿损害事实范围较窄，仅赔偿对人身权和财产权造成的损害，而对于名誉权、荣誉权所遭受的损害都排除在外。

2.在财产损害中，依照《国家赔偿法》28条的规定，只有直接损失才给予赔偿，对可得利益的损失不予赔偿。该条第7款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对于哪些属于直接损失，哪些属于间接损失，《国家赔偿法》并未作明确规定，也无相关司法解释予以界定。致使审判实践中难以把握，赔偿范围不统一、同类案件裁判结果不一致。

3.法律规定的赔偿范围大部分是列举式的，司法机关在处理赔偿案件中，通常认为只有法律列举的国家才承担责任，没有列举的则不承担责任。如：公有公共设施致人损害赔偿问题，只能按照《民法通则》要求赔偿，对受害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在司法实践中会促使人们规避法律而按民事途径解决纠纷。

(二)缺乏对精神损害的赔偿

《国家赔偿法》第30条对精神损害规定了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三种救济方式，实践中难以操作，对受害人来说只起到安慰作用，没有实际意义。

2001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拓宽了民事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明确了赔偿数额的确定办法，为公正司法提供了法律依据。但行政立法却没有相应内容，公民在面对行政机关侵权时，对自己受到的精神损害无法请求赔偿。

例如：被媒体关注的“处女嫖娼案”,县公安局无任何理由对一个无辜少女进行威胁、殴打、非法拘禁，强迫其承认有卖淫行为，这对受害人来说，精神上受到的损害远远大于物质上的损害，而最终判决物质损害赔偿金74.66元(《国家赔偿法》第26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一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另外赔偿误工费、医疗费9135元，对受害人500万元精神损害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该赔偿金怎能弥补精神上的伤害?但法院依照《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作出的判决并无不妥。本案中500万巨额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的提出，把行政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摆在了我国司法界的面前。

三、完善我国行政赔偿制度的建设与思考

如何进一步完善《国家赔偿法》，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一)扩大行政侵权行为的赔偿范围

1.把侵犯人身权、财产权扩大为侵犯公民合法权益，增加对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以外的权利受损的赔偿。

《国家赔偿法》第26条规定了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赔偿标准，第27条规定了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标准，没有规定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以外的其他权利的损害赔偿问题。笔者认为，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以外的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应纳入行政赔偿的范围之内。民法中规定了人格权中除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以外的婚姻自主权、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的民事赔偿，相应地，在行政主体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时，受害人同样有权取得行政赔偿，应当对受害人给予充分的权利救济。

2.将财产损害中的间接损失纳入行政损害赔偿范围直接损失是一种带有必然性的损失，即违法行政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必然联系，直接损失具有现实性、确定性，国家应予赔偿。在某些侵权损害中，直接损失很轻微，但间接损失相对较重。比如对一些经济组织来说，违法的查封、扣押足以使一个企业一蹶不振，在这种情况下赔偿间接损失尤为重要。德国的赔偿范围包括：积极财产损失、消极财产损失、非财产损失及精神损害赔偿。这一点我们可以借鉴。

目前大多数国家对于间接损失是给予有条件的赔偿，由于很多财产的间接损失难以精确计算，间接损失的全额赔偿是根本不可能的。笔者认为应当赔偿不可避免的间接损失。

3.将抽象行政行为的损害纳入行政赔偿范围

抽象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制定和颁布具有普遍性行为规范的行为。《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将抽象行政行为侵害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情形排除在行政赔偿范围之外。实际上，抽象行政行为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现象十分普遍例如春运期间火车票价上浮导致人们受到的损害。笔者认为，对抽象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能否给予赔偿，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判断：首先，该抽象行政行为已被确认为违宪或违法;其次，抽象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对象是特定的，而不是普遍的;再次，立法中并没有排除赔偿的可能性;最后，损害必须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受害人才能就此遭受的损害请求赔偿。

(二)设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精神损害是指不法侵害他人的名誉、姓名、肖像、荣誉、身体、健康、生命等人身权利，给权利人的人格、精神、尊严等造成的非财产上的损害。《国家赔偿法》对精神损害赔偿予以否认，致使现行法律有失对法律主体的人文关怀，有悖于社会正义的发展要求。因此有必要建立行政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抚慰受害人的精神与心灵，最大限度地减少受害人的痛苦。国家对于精神损害予以赔偿，已经成为许多国家赔偿制度的通例。如德国的《国家赔偿法》专门对非财产的损害赔偿给予规定，但倾向于减轻对于精神等人身损害的赔偿责任。在我国民事领域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已被正式确立起来，在行政赔偿制度中，也应确立对受害人精神损害的赔偿制度，使法律规定具有一致性，从而维护法律内容的统一与完整。同时应从以下两方面对这一制度加以完善：一方面，合理确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标准。

行政精神损害赔偿额的确定标准，应当与民事精神损害赔偿额的确定标准相一致，即应当结合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受害人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综合确定。在民事赔偿领域，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已从民法通则规定的公民肖像权、名誉权和荣誉权，扩展到生命健康权、人格尊严权和隐私权等方面，而且提出的索赔数额越来越高，从几千元到数百万元不等。民事赔偿领域的这种做法，对于行政赔偿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另一方面，笔者认为，与民事精神损害赔偿有所不同的是，行政精神损害赔偿可以适当增设一些惩罚性的赔偿规定，因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权，其危害性更大，社会影响更恶劣。精神损害赔偿在性质上是辅助性的，而非主导性，目的在于抚慰受害人的精神与心灵，最大限度地减少受害人的痛苦。精神损害赔偿应坚持抚慰为主、补偿为辅的原则，同时可以采取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方式。法官应根据案情来自由裁量，在一个最高额之下，综合考虑案件的相关因素，最后确定一个适当的赔偿数额。避免受害人以精神损害为由，以营利为目的漫天要价。

5.将公有公共设施的致害行为纳入行政赔偿范围公有公共设施指国家设置并由政府进行管理的供公共目的使用的有体物，包括公共桥梁、道路、公园、水道、隧道等设施。政府的社会职能逐渐扩大，公共设施与日俱增，因公共设施设置或管理瑕疵而遭受损害的事件越来越多。将公有设施致害纳入行政赔偿范围，可在功能上引导社会公用事业的发展，体现公共负担平等的原则和“有权利必有救济，有损害即应赔偿”的法治精神，同时也有利于促使国家行政机关增强责任心。

未成年人犯罪是指未成年人实施的犯罪行为。我国《刑法》第17条规定：“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就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论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及其矫正制度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试论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及其矫正制度全文如下：

前言

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世界性的严重社会问题。基于未成年人犯罪主体自身的生理、心理特性与犯罪的关系，以及刑罚观念的不断进化发展，治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手段应该多样化，尤其是对轻微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处理更要灵活变通。近年来，随着非刑罚化思潮的兴起，恢复性司法的勃兴以及刑事审前程序的积极推广，我国在处理轻微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开始广泛适用非刑罚处罚方法，并在司法实践中引进、试行了一些新型措施，取得了比较良好的社会效益。但因种种缘由，我国还没有建构一套比较完备的针对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罚的法律制度，没能充分发挥其在预防、控制未成年人犯罪方面的应有作用。

鉴此，笔者拟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罚制度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从其基本概念入手，阐述该制度设立的理由，通过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罚制度立法、司法现状的考察找出其存在的缺陷，对症下药从多个方面提出完善建议。以期本文的研究能够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治理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一种新思路、新视角。

一、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制度的界定

本文认为，所谓的非刑罚化是指刑事立法机关或者司法机关通过立法或者司法的方式，对于某些比较轻微的犯罪或者较轻的未成年人犯罪以刑罚外的制裁方法来代替刑罚的适用。非刑罚化的适用前提是行为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它的内容或者核心在于用刑罚以外的制裁方法来代替刑罚，避免刑罚的适用。非刑罚化的适用对象有限，一般只适用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可以免予刑事处罚的犯罪人。

简言之，犯罪人的行为依据其性质(已经构成犯罪)已具备适用刑罚的可能性，但因其他量刑情节如犯罪情节轻微、属于未成年犯罪人等，不应或不宜判处刑罚，而以刑罚外的制裁方法来替代刑罚的适用。非刑罚化的适用范围具有广泛性，贯穿于整个刑事司法系统，既可以在侦查阶段适用，也可以在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适用。包括：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训诫，责令其监护人对其进行严格监护，同时要求其做出一定的赔偿，弥补行为造成的损害，还可以责令其承担一定的义务(如接受治疗、接受就业培训等)或者提供一定的社区公共服务;检察机关对于某些案件经过一定的程序，在某些特殊条件下，可以在起诉前终止案件，即通过采取起诉便宜主义实现非刑罚化;通过刑事和解实现非刑罚化，刑事和解是在犯罪发生后，经由调停人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以解决刑事纠纷的一种机制;通过诉辩交易实现非刑罚化，即被告人表示认罪或虽不认罪但也不进行辩解，以期换取撤消指控，获得从宽处理;审判机关通过单纯宣告有罪的方式或其他刑罚以外的非刑罚处罚方法实现非刑罚化。如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判处社区服务等。

二、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采用非刑罚性制度矫正的理由(一)身心发育不成熟必须采用非刑罚性矫正

(一)未成年人在心理、身体方面发育尚未成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法律观均未形成。有些未成年人非常容易受到不良思想的干扰和侵蚀。生活中大量的不良思想和行为常常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如家庭、同学、朋友、公共场所等自身周围环境)对未谙世事的未成年人产生潜移默化的误导和影响。加之电影、电视、报纸、杂志尤其网络等媒体的广为普及，在给未成年人带来无限广阔的生活、学习和娱乐空间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具有反主流文化属性和大量含有凶险、暴力、恐怖、色情等刺激性内容的知识和信息。这些知识和信息凭借灵活多样、极具吸引力和极富趣味性的传递方式，使得极度缺乏鉴别是非美丑能力的未成年人很快沉迷其中。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毫不过分地说，媒体(尤其网络)给未成年人带来的不是知识和便捷，而是控制和迷失。在被控制和迷失的虚幻世界里，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与现实世界难以融合，当条件成熟、诱因突现时，脆弱的心灵根本无法用理性和意志平抑内心的冲动，尝试、冒险，甚或是犯罪，已无所顾及。现实生活中，我们时常耳闻目睹的未成年人凶杀、故意伤害、抢劫、抢奸，甚至自杀事件，简直是骇人听闻、怵目惊心，屡屡让我们感叹、痛惜与无奈。所以，考虑到他们身心发育尚不成熟，我们不应当毫无分别地用对待一般成年人的刑罚手段去惩罚他们，而是应该认识、了解他们的特殊性并尽可能地施以非刑罚性的手段进行教育和矫正。

(二)因家庭、学校、社会功能不到位必须采用非刑罚性矫正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在他们成长的不同阶段，本应得到来自家庭、学校、社会以及专门机构的多方面的关怀和保护。但是，由于某些家庭、学校或机构在本身结构上、机制上不健全以及在观念或功能上的不到位，在未成年人受到不良事物和思想影响导致心灵出现畸形、行为出现偏差、进而形成犯罪潜意识时，却缺乏相应的预测、预警和有效的保护机制对他们进行“防罪于未然”.所以，从这方面上来说，未成年人犯罪，抛开其个体原因之外，我们应当更多地归责于家庭、学校、社会和专门机构在观念上或功能上的不到位。那么，对于那些犯了罪的未成年人，首先，我们应该给予他们理念上的“减刑”、“假释”,即进行“轻罪化、非罪化”、“非监禁化”或“非刑罚化”认定。然后，给家庭、学校、社会和那些专门机构课以教育、感化、挽救、帮教的负担，让他们重新补上未完成的这一课。即对于轻微之罪、偶犯、初犯及过失犯罪尽可能施以非刑罚化认定，再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选择交由家庭、学校、社会机构或政府机构进行教育、锻炼、挽救和帮教。因此可以说，家庭、学校、社会及其他专门机构功能不到位也应该是对犯罪未成年人实施非刑罚性矫正的原因之一。

(三)国际法规范的要求

未成年人由于身心发育不成熟的特殊性而属于弱势群体，作为惩治犯罪武器之一的刑罚本来就应该给予他们特殊的保护和宽宥，这一点在相关的国际法规范中，也能找到理论依据。如在《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的第三部分审判和处理的指导原则中，有以下两条规定：“(B)只有经过认真考虑之后才能对少年的人身自由加以限制并应尽可能把限制保持在最低限度;”“(C)除非判决少年犯有涉及对他人行使暴力的严重行为，或屡犯其他严重罪行，并且不能对其采取其他合适的对策，否则不得剥夺其人身自由”.

在此两条之后，该规则列出了针对少年罪犯适用的8种不同的处理办法，它们是：(A)照管、监护和监督的裁决;(B)缓刑;(C)社区服务的裁决;(D)罚款、补偿和赔偿;(E)中间待遇和其他待遇的裁决;(F)参加集体辅导和类似活动的裁决;(G)有关寄养、生活区或其他教育设施的裁决;(H)其他有关裁决。可见，《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也倡导了轻罚、保护、教育及回归社会的非刑罚化矫正理念，其基本精神与本文主旨具有理论意义上的一致性。

(四)现实功能

1.安抚功能。非刑罚化矫正措施对被害人和犯罪者双方都具有安抚功能。对被害人来说，即使没有物质损失，也可能要判决犯罪者给予其一定的物质补偿或向其赔礼道歉，使其心灵得到宽慰。对犯罪者来说，不对其进行刑罚制裁，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打消后顾之忧，安心接受教育和挽救。

2.矫治功能。未成年人犯罪后而不予刑事处罚，使其认识到，只要他能真诚悔改，就不会被认定是罪犯，不会在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被贴上黑色标签，这样，就能对其起到很大的激励作用，使其真诚地接受教育和感化。

3.避免“交叉感染”功能。非刑罚化措施必然要求不得将犯罪未成年人放到监狱去执行，这就避免了犯罪未成年人之间相互接触、交叉感染的机会，有利于更好地进行矫治。

4.节省司法资源功能。不把未成年人投进监狱，就可以减轻监狱人满为患的压力，从而节省了司法资源。

5.复归社会功能。将犯罪的未成年人尽可能地放到社会中进行教育和挽救，能更好地实现让他们尽快回归社会的目标。

经过服刑和改造后的犯罪未成年人，绝大部分仍然能够重返社会。考虑到他们将来的人生发展，我们应该立足于积极地帮助、教育和挽救他们，对他们实施思想方面的教育和感化，而不应是一味地、片面地追求报应和惩罚。非刑罚性矫正具有上述功能，完全能够实现这一目标。

三、非刑罚处罚的司法适用现状与存在的缺陷

(一)现状

司法实践中，不仅对轻微犯罪的未成年人适用现有的非刑罚处罚方法，而且还引入、试用了一些新型措施。

1.暂缓起诉的试用。

所谓暂缓起诉，又可以称为附条件的不起诉、起诉犹豫，是指检察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在对法律规定的一定事项进行综合考虑之后对本该起诉的未成年被告人做出暂时不起诉的决定，同时检察机关为未成年被告人规定一定期限的考验期，视其表现，再决定是否提起公诉的一种制度。目前在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暂缓起诉已经在局部地区开始实施。

典型案例：震惊南京教育界的玄武区“307聚众斗殴案”中的11名15岁至17岁的犯罪嫌疑人，全部被该市玄武区检察院暂缓起诉。经过调查，区检察院了解到这11名中学生平时在校表现尚可，皆属初次犯罪。如果将11人全部以故意伤害罪起诉，他们将面临失学;如不起诉，该案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已构成犯罪。玄武区检察院作出《暂缓起诉决定》，规定11名犯罪嫌疑人暂缓起诉考察期为3个月。在此期限内，他们必须履行5项义务：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得从事任何违法犯罪行为;遵守取保候审有关规定;遵守校纪、校规，认真完成学业;每人每月至少从事一次公益活动;每人每半个月以书面形式向玄武区检察院汇报一次思想。如果如期圆满履行这些义务，就作不起诉处理，否则将追究刑事责任。司法界称赞“这是执法理念的创新”.据校方及家长反映，这11名学生在学习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玄武区检察院的大胆尝试，还获得了省、市两级检察机关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赞赏，南京市也被列为全国“暂缓起诉”试点城市。

2.社区服务令的试行。

所谓“社区服务令”,又称“社会服务令”,是指检察机关对未成年犯提出检控或审判机关对未成年犯判处一定主刑刑罚之前，以发出“社区服务令”的方式令其为社会提供一定时数的服务，责令未成年犯在一段时限内，在一定人员的指导和监督下，在特定场所(如社区)提供对社会有益的无偿劳动。

例如：2002年7月上海市长宁区法院就开始试点，颁布了《关于实施社会服务令的暂行规定》，针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暂缓判决，将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在审讯前释放，并以其参与社会服务的改造情况来决定是否免除刑罚或者较大幅度的减刑。根据长宁区法院少年法庭的统计数据来看，2002年共对16名少年犯适用社会服务令，而同年全部少年犯共299名，其仅占5.44%左右;2003年共对8名少年犯适用社会服务令，而同年全部少年犯共241名，其仅占3.3%左右;2008年截至2009年10月，仅仅适用了2例。由此可见，社会服务令的适用量逐年递减。

3.刑事和解的引入。

所谓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运行过程中，在加害人(即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方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以后，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或者是从轻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式。刑事和解来源于二十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国家的基层司法实践，其发端于民间，而后为国家所认可。

从目前司法实践来看，刑事和解的推行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例如，自2009年1月以来，上海市杨浦区逐步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建立起轻微刑事案件人民调解工作机制，迄今为止共调解了1,094件，其中只有70件没有调解成功，调解成功后反悔的仅4件。

北京市检察机关刑事和解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自2003年7月北京市政法委下发《关于北京市政法机关办理轻伤害案件工作研讨会纪要》后，北京市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大兴、昌平7个区的检察院公诉部门共受理各类刑事案件27,427件，其中轻伤害案件共4,607件，占全部案件的百分比分别为16,8%.轻伤害案件中，检察机关适用和解结案的共667件，和解适用率为14.5%.轻伤害案件经和解后，作移送公安机关撤回(撤案)处理的共534件，占80.1%;作相对不诉处理的共129件，占19.3%;作起诉处理的仅4件。该课题组还对7个区的检察机关15名公诉处长和主诉检察官进行了调查，检察官一致反映经和解(成功)后社会效果比起诉好，也没有出现任何当事人另行提起自诉、民事诉讼、申诉、上访等情况。在这些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中，未成年人案件所占比例相当大，其所取得的实践效果令人满意。

总之，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对轻微的未成年人案件适用刑事和解机制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且收到了比较良好的社会效益。

(二)存在的缺陷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罚制度在实践运行中收到了一些好的效果，但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缺陷。为了使该制度不断得到完善，首先应该深刻剖析它的不足。通过对其立法、司法现状的考察，发现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罚制度存在如下几个缺陷。

1.立法不统一。

作为刑事责任实现方式之一的非刑罚处罚方法，以轻缓性和多样性见长，正好契合教育挽救为主、惩罚为辅这一追究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目的，在淡化对未成年罪犯适用刑罚的今天，有着极大的发展空间。然而在我国，它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刑法的相关规定缺乏科学性。我国刑事立法没有充分考虑到未成年犯罪人的主体特性及其承担刑事责任时所应有的与成年犯罪人的区别性，在刑法中没有为其单独设置非刑罚处罚规定，而是与成年犯罪人混同适用刑法第37条所规定的非刑罚处罚措施。即便此条规定也只是从原则上笼统地提出了非刑罚处罚措施的种类，即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建议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至于它们的适用方式、程序等都没有明确具体的配套规定，以致司法机关在实践操作时无所适从，进而出现或消极怠用、或率性而为、随意适用的混乱局面，同时，权力滥用、腐败丛生的情况也会随之发生。另外，我国刑法明文规定的这几种非刑罚处罚措施显得形式过于单一，内容不够丰富，处置的严厉程度上存在断层，没有层次性和等级性。除了建议予以行政处罚中的行政拘留与劳动教养外，其他几种非刑罚处罚措施都不限制人身自由，也不需要劳动，一放了之，这导致其与行政拘留和劳动教养之间的严厉性差距很大，形成两个极端。

(2)没有充分践行《北京规则》的相关规定。我国是《北京规则》的签约国，应遵守它的原则，贯彻它的精神，执行它的具体规则。所以该规则中的非刑罚处罚措施，如“照管、监督和监护的裁决、社区服务的裁决”等，我国有义务根据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实际情况加以实施。但遗憾的是，我国并未把《北京规则》中的相关非刑罚处罚措施以国内立法的方式明确规定出来，以致于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对这些措施运用不够，还只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探讨上。

(3)相关法律规定四处分散、凌乱不堪。除《刑法》与《北京规则》之外，我国现有的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些非刑罚处罚措施还散布在一系列的法律、行政法规及其它规范性文件中，如《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劳动教养试行办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这些法律法规政出多门，较为凌乱，有些甚至相互抵触，如关于劳动教养的期限，《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规定为1-3年，而公安部、司法部的通知中则规定为2-3年。

总之，在立法方面，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罚制度不成体系，既没有一个宏观意义上的原则作指导，也缺乏微观层面上的具体操作规则，现有的一些相关规范也都是有关部门从各自的角度所作的规定。这就使得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罚制度以一种四处分散、凌乱不堪的面目出现在我国刑事法律制度中。

2.司法操作不规范，实践效果欠佳

由于非刑罚处罚措施的立法规定比较分散凌乱，没有形成完整的制度体系，也没有配套相关的实施细则，这种制度层面的粗陋导致了司法操作不规范，实践效果欠佳。其具体表现如下：

(1)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措施的适用方式不规范。关于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措施的适用方式，因目前法律和司法解释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操作就比较紊乱。如责令具结悔过的适用方式，有的司法机关规定犯罪分子只需将事先写好的悔罪书当庭宣读即可，有的则要求将悔罪书复印多份并在公共场所张贴。关于赔礼道歉，有的司法机关规定为口头方式，有的则要求为书面表达。而赔偿损失这种措施的适用一般采取金钱支付的方式，没有考虑到未成年人的特殊经济状况，导致该措施针对性不够强，把责任转嫁到了其父母或监护人身上，未成年人自身没有切肤之痛;甚至有司法机关对被害人的损失丝毫不虑，干脆以赔礼道歉替代赔偿损失。另外，训诫、责令具结悔过和赔礼道歉这三种措施由于一般都是当场适用，教育时间较短，未成年人内心感受不会太深切，教育效果不理想。

(2)暂缓起诉、社区服务、刑事和解等因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和相关的配套细则，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处处受阻，并出现一些消极影响。关于暂缓起诉，由于各地检察机关对其规定各不相同，以致在司法实践中缺少统一、透明、公开的程序，容易给外界造成“暗箱操作”的印象。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a适用对象不尽相同。有的检察院严格将适用对象限定为未成年人，有的则将适用对象扩大到在校大学生。适用对象的不统一使得暂缓起诉缺乏法律制度应有的严谨性，降低了公众对它的信心与认可程度。

b适用程序不规范。从作出暂缓起诉决定，到作出不起诉决定或撤销暂缓起诉决定提起公诉，整个过程中没有可以严格遵循的规范，检察院的操作随意性较大，这种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容易导致权力腐败。

c考验期限没有统一规定，司法实践中常因地而异，这种混乱的操作状况难以让社会公众产生公正感。

d考验期间缺乏配套的社会资源支撑，容易使考验流于形式，难以收到应有效果。

e缺乏监督制约机制，难以保证暂缓起诉的正当行使。检察院因缺乏监督制约可能滥用权力，而其所产生的不利后果又通常因缺乏救济渠道难以消除，容易导致当事人对该制度正当性的质疑。

四、制度的完善途径

任何一项法律制度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无可挑剔，更何况是还处于探索实验中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罚制度。我们理解、承认创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罚制度的艰难，但并不构成我们应当迁就容忍其缺陷的理由。我们分析这项制度存在的缺陷，就是为了使之更加完善，以适应未成年人犯罪治理工作之需要。针对上文所指出的缺陷，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一)整合法律体系

治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全面保护未成年人的各项权益，营造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促进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一个涉及全社会各个方面的复杂系统工程。目前，在此共识下，各部门各机构纷纷出台各项规章制度，以致涉及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罚制度的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繁多杂乱，甚至相互抵触。立法的混乱必然导致司法的不统一与不规范，要想改变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罚制度在适用中存在的混乱状况，充分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必须先整合各项立法资源，建立一套完备的制度体系。对此，我们提出以下具体建议。

1.全面清理各项相关法律法规。

在“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的指导下，根据《立法法》，严格按照效力层次的高低对各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整理，废除违法规范和不合情理或不切实际的规定，吸收接纳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经验。如前文提到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与公安部、司法部通知中关于劳动教养期限的互相矛盾的规定，应按照清理原则进行妥善处理;《北京规则》中的相关规范，我国应根据实际国情予以充分吸纳;司法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暂缓起诉等规定，也应加以保留并广泛适用。

2.整合各项立法资源，建构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罚制度。

该制度是少年司法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应遵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保护少年与保护社会有机结合”,“预防为主、减少司法干预”,“共同参与、综合治理”四项基本原则，包括以下具体内容：

(1)非刑罚处罚措施的种类。这是该制度赖以存在的前提条件，如没有丰富的非刑罚处罚种类可供选择，则该制度难以应对复杂的社会现实，发挥应有的作用。非刑罚处罚措施的种类可通过如下途径确立。除了保留刑法规定的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建议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等种类外，还要开阔视野、面向世界，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和《北京规则》，引进新种类。同时，对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尝试成功的新举措，如暂缓起诉、社区服务、刑事和解等，也应及时立法加以规定。当然，在确立非刑罚处罚措施的种类时，要充分考虑它们之间的内在衔接性，使其能够对应犯罪性质的轻重进行阶梯排列，层次分明。

(2)适用主体。我国刑法规定人民法院是适用非刑罚处罚措施的唯一主体，但考虑到未成年犯罪人的主体特性以及刑事审前程序分流的司法趋势和恢复性司法的要求等，应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把适用主体扩大至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

(3)适用对象。根据刑法规定，适用对象是那些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未成年人。对“犯罪情节轻微”的规定应明确具体，否则可能导致司法操作不规范。长期的司法实践经验表明，这里的“犯罪情节轻微”应理解为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免予刑事处罚的犯罪行为。

(4)适用程序。一项法律制度，它能否运行的关键就在于是否有明确的程序规定，程序性是法律制度得以良性运行的必然要求。实践表明，我国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非刑罚处罚措施的最大障碍就在于缺乏明确的程序规范的指引。故有必要规定严格的适用程序，全面规范指导非刑罚处罚措施在侦查、检察、审判阶段的适用。

(二)规范司法操作，提高适用效果

1.关于劳动教养的改善建议。笔者认为，劳动教养不失为一种满足中国实际需要的可行制度，尤其是作为非刑罚处罚方法的一种，在侦查阶段对犯轻微罪行的未成年人适用，不仅可以对案件及早分流，减轻司法机关的负担，及时警戒处理未成年犯罪人，而且它的强制劳动性有利于消除未成年人的某些不良习气，磨炼他们的意志，培养他们的吃苦耐劳精神。对劳动教养可具体从以下两方面加以改进：

(1)降低它的严厉程度。作为非刑罚处罚措施的一种，劳动教养的期限应有严格限制，理想上限为6个月，且在劳动教养期间，不能过于严格限制未成年人的人身自由，应充分考虑他们的生理心理特性，灵活运用包含劳动在内的各种方式对其进行教育改造，另外可实施要求比较宽松的鼓励政策，尽量减少未成年犯罪人的劳动教养期限。

(2)规范它的适用程序与救济程序。劳动教养属于严厉程度相当高的非刑罚处罚措施，对它的适用要相当慎重。除了要明确它的适用范围;在适用过程中也要严格遵守相关规范，如出现任意适用或违法适用等情况，要立即启动监督救济程序予以处理，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2.关于暂缓起诉、社区服务令、刑事和解等试用措施的改善建议。司法实践中，因这几种措施在适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具有相似性与重合性，故一并提出以下改进措施：

(1)细化适用这些措施的案件范围与实施条件，以明确的法律规范制约司法人员的随意性，规范司法操作程序，保障未成年犯罪人的合法权益;(2)建立全方位的监督制约机制，如被害人、被告人制约机制、公安机关制约机制、上级检察机关与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机制等，充分保障涉案各方的诉讼权利并发挥他们的主动性，督促案件得到及时公正解决，迅速恢复社会秩序。

(3)建立相关的配套措施，如社会帮教措施等，全面整合社会资源，充分调动各社会团体，各民间组织以及广大社会志愿者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最大限度发挥他们的作用，使其配合协助司法机关适用这些非刑罚处罚措施，取得理想的社会效果。

结语

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对于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国家司法机关肩负着教育、感化、挽救他们的重要职责。在处理轻微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积极推行非刑罚处罚制度，不仅完全契合“教育、感化、挽救”方针，而且有助于审前程序分流、降低“犯罪标签”的影响、实现恢复性司法的要求和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但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所设立的非刑罚处罚制度还存在一些缺陷。

因此，在总结我国已有实践经验的同时，积极借鉴国外的先进立法经验，不断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罚制度，充分发挥其在未成年人犯罪治理领域的作用既是时代之所需，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意义重大的研究课题。尽管本人已对之进行了一番艰难探索，但因能力所限，有些问题还未能达到预期的研究目的，比如实证资料的搜集有限，致使某些观点的论证还不够充分，这些都有待于在今后做出努力，予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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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会计制度改革不足与完善全文如下：

[摘要]会计改革是一个内涵丰宫、外延广泛的范畴，其中会计制度改革是会计改革的实质和核心。我国会计制度改革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行业会计制度的具体行为规范不适应企业改革的要求，现行会计制度在构成上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国际化进程缓慢，规范的协调性差等方面。应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构建企业会计制度，按“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原则完善会计制度，加快我国会计规范的国际化进程，强化约束和监督机制。

[关键词]会计制度;改革;不足;对策

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在会计领域迈出了改革的步伐。会计改革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广泛的范畴，它包括会计制度的改革、会计手段的改革、会计管理体制的改革、会计教育的改革以及会计观念的变革等，其中会计制度改革是会计改革的实质和核心，它不仅是会计改革成败的决定性因素，而且反映着会计改革成效的优劣。

一、我国会计制度改革的不足

(一)行业会计制度的具体行为规范不适应企业改革的要求

1. 不能适应企业经营多元化发展的要求。随着市场机制的日益完善和风险机制的日益形成，多元化经营将成为企业经营的必然趋势和战略选择。多元化经营必然使企业涉足于各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经营业务，而执行现行会计规范要求企业对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经营业务分别设置账户，并采用不同的会计程序与方法进行会计处理，这不仅增加了多元化经营企业会计核算的工作量，影响核算效率和质量，而且难以保持口径一致与反映综合的财务会计信息。

2. 不利于会计信息的行业比较和分析。执行行业会计制度，使得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会计处理所依据的原则、程序、方法各不相同，这就必然导致会计信息在行业、企业之间失去可比性，不便于投资主体对潜在投资对象的比较、分析和选择，最终不利于资金的合理流向和资源的优化配置。

3. 不便于投资主体对企业实施有效的财务监督。企业各投资主体对企业实施财务监督的主要依据是财务会计信息。然而，一方面各投资主体出于增加投资收益、回避投资风险的考虑，会不断的改变投资对象，使资金经常性地从一个行业转向另一个行业，或同时分布于若干不同行业;另一方面不同行业又执行不同的财务会计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投资主体要实施财务监督就必需熟悉不同行业的会计处理原则、程序和方法，这无疑加大了财务监督的难度，影响财务监督效率。

(二)现行会计制度在构成上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

完整性和系统性是现代会计制度应具备的基本特征。所谓“完整性”是指会计制度应包括和覆盖全部会计实务，使每一会计行为，每一会计事项都有相应的制度予以规范;所谓“系统性”是指现代会计制度应是在会计目标统一约束下，由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多分支、分层次的会计制度构成的有机体系。然而，我国现行的会计制度基本上是围绕企业常规会计事项由国家统一制定，在构成上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1. 一些现代会计分支尚未纳入会计规范体系。近年来，随着会计领域的改革开放以及会计理论研究的深化，一些新的会计分支，如人力资源会计、质量成本会计、物价变动会计、金融工具会计等早已为人们所熟悉，然而，有关这些会计分支，我国目前尚无具体的制度或准则规范，使得现行会计规范在内容上残缺不全，尽管一些企业认识到需要通过会计系统确认和计量人力资源的耗费，需要核算与报告物价变动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的影响，也需要核算和报告金融资产、金融负债及其对股东权益的影响等等。但由于缺乏这方面的准则、制度，使得企业会计人员力不从心，或只能按各自的需要作出不规范的会计处理。

2. 许多企业缺乏健全、完善的内部核算制度。完善的会计规范体系不仅包括国家统一制定的各个层次的会计规范，而且还包括企业根据其经营特点和管理要求制定的内部核算制度和办法、会计核算的基础管理制度与办法、成本核算制度与办法、内部财务成本的分析考核制度及办法等。然而，目前许多企业只执行统一层次的会计规范，而无完善的内部核算制度与办法，不但损害了会计制度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而且往往导致企业成本不实、账目不清、数据不真。

(三)会计制度改革的国际化进程缓慢

《企业会计准则》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会计在国际化进程中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但其进展不尽人意。现行会计规范在许多方面与国际会计准则尚未协调，甚至差异较大。例如有关固定资产折旧、存货计价等会计方法，国际会计准则规定在保持一致性的前提下，企业可以自行选择，而在我国的会计准则和制度中，有关这些方法的选择作了较严格的限制，因此，一些在国外被广泛使用的会计程序和方法，在我国尚未应用或受到严格限制。

由于这些差异的存在，使得我国的会计信息缺乏国际可比性，不能充分发挥其“国际性商业语言”的功能，这正如我国的涉外企业需要按照我国会计准则与上市地或子公司所在地会计准则编制两套口径不同的会计报表，并分别由不同国别的注册会计师进行审计。这充分表明，由于会计规范的差异，一方面使我国涉外企业的会计工作量增大，会计信息成本上升， 不利于这些企业的国际性竞争，另一方面有碍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国际化发展和企业经营的国际化拓展。

(四)现行会计规范的协调性差

在我国，自《企业会计准则》出台后，分行业、分所有制颁布了一系列会计制度，对相关事项的核算与报告作了许多规定。如《公司法》第六章对公司制企业的财务会计作了一系列规定，《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第三章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编制和披露作了若干规定。这些规定从基本面看，与会计制度的规定是一致的，但也存在诸多不协调的方面。以报表种类的设置为例，工商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应编制的财务报表主要是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财务状况变动表、利润分配表和主营业务收支明细表(商品销售利润明细表)，而《公司法》规定企业除编制几个基本财务报表外，还应编制财务情况说明斗书，对主营业务收支明细表(商品销售利润明细表)则没有明确要求。新近出台的假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变则规定企业须编制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股东权益增减变动表、应交增值税明细表、利润分配表以及分部营业利润和资产表等。由于相关法律规定不一致，导致企业会计人员在实务操作中无所适从。比如一个从事产品制造的股份有限公司，是应执行《工业企业会计制度》还是按《公司法》规定处理，是无从明确的，结果可能导致同一类型企业按照不同的规定进行处理，损害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五)会计制度的严肃性受到损害

会计制度作为指导各企业进行会计处理的规范，具有强制性和严肃性，即各企业会计人员均应自觉地按照会计制度的规定进行核算和报告。但在现实中，一方面，由于监督措施不力，导致一些企业为了自身局部利益而在会计处理上“各尽所需”，主要表现在一些企业的会计人员置会计制度规定于不顾，完全按厂长、经理的意图进行会计处理，导致核算不实、数据不真，或设置“两套账”以应付财政、税务等机关的审查。更为甚者，一些审计部门和审计人员，在执行业务时，为了不得罪客户，不顾执业规范而按客户意图进行审计，提供虚假审计报告。另一方面，由于执法不严，纵容了违规违纪行为，比如一些企业虽然在审计或财务检查中查出了不少问题，但在处理上大多是“限期纠正”、“下不为例”，对负责人从轻处理或不予处理，这就纵容了会计上的违规违纪行为，致使一些企业违规行为屡查屡犯，屡禁不止。

二、深化我国会计制度改革的思路

(一)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构建企业会计制度

1. 建立能适应各个行业的统一的会计规范体系。为适应这一要求，国家有关部门应改革以行业会计制度规范企业会计处理的状况，尽快制定和颁布能适用于各行各业的《具体会计准则》，以使企业能对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经营业务按统一规定进行会计处理，简化企业的会计处理程序和处理方法，提高财务会计信息的综合程度和可比性。

2. 制定和完善各项资本经营业务的会计处理规范。随着企业集团化经营战略的逐步实施，每个企业都可能发生各种形式的资本经营事项，这就要求有关部门改革过去那种针对企业常规经营业务制定会计制度的状况，为各种形式下的资本经营事项制定出相应的会计处理规范，并纳入统一的准则体系。

(二)按“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原则完善会计制度

现代会计在构成上具有横向多元、纵向多层的特点。横向多元即指现代会计除传统意义上的企业会计、预算会计外，还包括人力资源会计、金融工具会计、租赁会计、通货膨胀会计、破产清算会计等若干分支;纵向多层则指现代会计是由宏观会计、社会责任会计、企业(单位)会计、内部责任会计等若干层次构成。以上各个分支、各个层次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完整的现代会计内容体系。与这一体系相适应，现代会计制度应按“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原则予以构建和设置，这里的“横向到边”就是会计制度的构成在广度上应具有全面性，既要包括对传统财务会计事项的规范，又要针对各现代会计分支，制定出相应的准则和制度，如通货膨胀会计准则、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租赁会计准则、人力资源会计准则等。“纵向到底”就是会计制度的构成在层次上应具有完整性。它包括两方面含义：其一，与会计构成的层次性相适应。现代会计制度既要包括宏观会计、社会责任会计等方面的准则或制度，又要包括企业(单位)的刽十准则与制度;其二，与会制胶制定主体的层次性相适应。会计制度既要包括国家统一制定的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又要包括各企业(单位)根据统一会计准则或制度，结合企业(单位)实际情况制定的内部核算制度。

无论是“横向到边”还是“纵向到底”均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过程，从辩证的观点看，这里的“边”和“底”均是无止境的，理由在于：其一，随着我国会计改革以及会计理论研究的日益深化，将会不断拓展新的会计领域，形成新的会计分支，进而需要有新的会计制度来规范这些会计领域的会计行为，这表明会计制度在“边”的扩展上具有无限性;其二，随着集团化经营的进一步发展，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层次不断增多，进而使得企业内部核算制度与办法的层次不断增加，这表明会计制度在“底”的延伸上具有无限性。

(三)加快我国会计规范的国际化进程

1. 按照国际会计规范的构成构建我国会计准则的结构框架。包括：(1)加快具体会计准则的制定、颁布和实施，尽早实现从行业会计制度向具体会计准则的转变;(2)参照国际会计准则体系的构成，补充和完善我国会计准则的相关内容，如物价变动会计准则、施工合同会计准则、租赁会计准则、外币汇率变动影响会计准则、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等等。

2. 参照国际会计准则有关会计处理程序与方法的规定，修正和完善我国会计规范中有关会计程序与方法的选择范围和原则。如将成本与市价孰低法、现值计量法等纳入会计准则，并允许企业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自行选择。

加快会计规范的国际化进程这一命题并非否认会计规范的国家特色。不容质疑，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特征决定了我国会计规范应在加快国际化进程的同时，体现国家化特色。具体说，其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其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会计制度的制定应能体现会计主体利益与国家利益协调的要求，特别在目前我国财力尚十分薄弱的环境下，更要首先考虑所执行的会计制度对国家宏观利益的影响;其二，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因此，会计制度的制定不仅要满足会计主体核算与报告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的需要，而且要满足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

(四)强化会计制度执行的约束和监督机制

1. 各会计主体强化自我约束机制。相对于外部监督而言，自我约束具有防范性和能动性的特点，因而是确保会计制度正常执行的主要措施。从目前情况看，强化会计主体的自我约束，主要是各会计主体应根据国家统一准则和制度的要求，制定出与本会计主体生产经营特点及管理要求相适应的内部会计制度，以规范内部会计行为。同时，各会计主体的管理当局应从增进局部利益、维护国家利益这一双重利益观念出发，督促会计人员严格执行制度规定，必要时应将会计人员对制度的执行和遵守情况纳入业绩考核，以促使会计人员自觉遵规守法。

2. 强化外部监督机制。主要是外在于会计主体的各有关部门，如财政、税收、银行等定期对各社会主体的会计核算情况实施跟踪检查和监督，经常性了解各会计主体对会计制度的执行情况。对于能严格执行会计制度的会计主体给予各种形式的嘉奖或信贷优惠，而对违反会计制度、损害国家利益的会计主体则视情节轻重、违纪金额大小等给予相应的处罚(如通报、罚款等)，以督促各会计主体从维护自身的形象和利益出发，自觉遵规守法。同时强化审计部门的监督职能，即审计部门应在对社会主体的审计业务中严格按照执业规范的要求执行审计业务，出具审计报告，对于审计中发现的有关制度执行方面的问题，应予以指出，并督促企业限期纠正，企业不予纠正的，则应在审计报告中如实披露，以促使会计主体从维护其社会形象出发，自觉执行会计制度。

土地管理是国家为维护土地制度，调整土地关系，合理组织土地利用所采取的行政、经济、法律和技术的综合措施。一般而言，国家把土地管理权授予政府及其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因此，土地管理也是政府及其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法律和运用法定职权，对社会组织、单位和个人占有、使用、利用土地的过程或者行为所进行的组织和管理活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我国土地管理制度现状及问题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我国土地管理制度现状及问题探讨全文如下：

1.前言

土地管理制度是国家为了使土地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科学合理的调整土地管理而制定管理制度，是一个国家合理使用土地资源的准则与规范。土地管理是政府机构通过行政手段、法律等方式对单位、社会团体的土地资源进行管理的一个过程。

2.中国土地管理制度的现状分析

我国的土地管理制度主要有占地补偿制度、土地登记制度、保护耕地制度、用途管理制度等。现阶段，我国土地方面的主要法律有《土地管理法》，是规范我国土地管理制度的基础性法律，为国内建立土地管理制度起到很大的支撑作用。但目前我国土地管理制度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农村和城市两个方面。

2.1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方面

2.1.1土地管理制度中的执法问题执法问题是目前国内土地管制度中十分关键性的问题，目前，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政府为了发展市场经济，提升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对法律法规的重视程度不够，对行政方面的执法力度不够严格，没有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和标准行使相应的权利和履行相应的义务，以至于造成执法混乱的局面[1]。

2.1.2制度立法方面的问题突出近年来，在国内的土地管理制度方面，各个地方的政府有权对土地实行征收管理，进而制定相对应的征地补偿机制。但在真正的土地管理工作中，各个地方政府即是土地政策的制定者，同时又是政策的协调者与执行者[2]。尽管很多地方政府的土地所有权归村小组所有，但在实际的土地工作中，村小组已经没有对土地管理的权限，最终难以保障土地被征收者的经济利益。

2.2城市土地管理制度方面

2.2.1缺乏相应的地价机制随着经济市场的不断发展，土地市场逐渐被政府垄断，并且国内的地价制度没有得到足够的完善，缺乏动态的土地调整机制，很难准确的调整基准地价，造成土地制度管理难以适应经济市场的价格波动，导致相关的土地征收部门征收的地价比市场价格要低的多。

2.2.2缺乏完善的土地产权制度《土地管理法》只明确指出，土地归国家所有，任何单位与个人无权占有，土地资源的使用权由国务院代为行使，地方政府没有权利进行干涉。但是，在实际的土地管理过程中，地方政府可以转让土地使用权，并从中获取相应的利润，掌握着真正的土地权使用职能。

2.2.3土地征地制度不合理在《土地管理法》中明确规定了，土地归国家所有，直接由国家实施管理，政府想要征用土地时，国家会给被征收地者相应的经济补偿，但是，在“公共利益”没有明确的情况之下，部分地方政府滥用自己的职权，在征地时，完全没有考虑到经济市场的发展情况，并且地方征收的土地补偿非常低，这就造成在各个地方征收土地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钉子户”的情况，导致土地征地制度出现不合理。

3.完善我国土地管理制度的具体措施

3.1完善土地的管理制度

我国要想加强土地管理措施，就必须要进一步完善土地管理制度，建立合理土地管理制度，政府部门要以土地市场为核心，增强各个部门之间的合作和交流，并制定相应的土地管理法。我国的土地转让是通过土地协议来开展实施，各个地方的土地交易中心将交易中心的流程简化，这样开发商能够依靠土地合同直接向政府部门领取相应的审批手续，方便了交易商与政府部门的土地管理工作，同时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构建良好的土地管理制度。

3.2优化我国的土地规划体系

政府部门在构建我国的土地管理制度时，必须先优化土地规划体系，加大对土地执法监督的力度，要学会科学、有效的规划土地，并加强土地规划制度的约束性，在满足社会对土地需求的同时，结合经济市场的发展规律，严格的执行监管机制。同时，要考虑到群众的经济利益，土地管理制度同时要结合国内经济发展的状况，规划合理、科学的土地使用方法[3]。此外，国家要加大对土地规划体系的执法力度，增强执法者的监督工作，使土地执法能够高效的实施，进一步建健全、完善土地规划系统。

3.3完善土地权利体系

相应的部门在进行土地管理过程中，要不断健全土地权利体系，进而约束地方政府的征地行为。国家要保证群众的土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必须要保障国家的土地财产权益。但是，在我国目前的土地管理体制中，对农村土地产权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在一些实际的土地管理过程中，部分地方政府和企业都一直征占农民的土地，导致很多土地滥用、浪费的现象出现，对农民的经济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国家要不断健全土地权利体系，合理规划土地资源。

3.4改革土地财政税收

我国应该对相应的税收管理单位实施绩效考核，监督政府部门在保护人们的土地资源的同时，也能够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率，进而保障人们的经济利益，建立全新的土地财政制度，保障土地财政制度的可持续性发展，避免出现闲置的土地。

4.总结

总而言之，土地作为人们生存的基本保障，是人类宝贵的资产，土地资源必须要有权威的法律进行保护，因此，我国必须要不断改进并完善土地资源管理体系，进一步保障土地所有制的权益，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率。但要想构建完善的土地监管体制，必须发挥其中心价值，需要结合目前经济市场的发展情况，有效实现土地管理制度的功能性。相关的政府部门要以灵活的政策来建立土地管理体系，为我国构建有效的土地管理制度。

死刑，也称为极刑、处决、生命刑。世界上最古老的刑罚之一，指行刑者基于法律所赋予的权力，结束一个犯人的生命。遭受这种剥夺生命的刑罚方法的有关犯人通常都在当地犯了严重罪行。尽管这“严重罪行”的定义时常有争议，但在现时保有死刑的国家中，一般来说，“蓄意杀人”必然是犯人被判死刑的其中一个重要理由。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刑法死刑制度的分析与评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关于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刑法死刑制度的分析与评述全文如下：

【论文摘要】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总结了一定经验，形成了独有的理论体系，在刑罚制度方面，尤其是关于死刑立法与死刑政策思想的阐述上，深刻体现着毛泽东思想的民主革命原则以及从实际出发、辨证解决具体问题的科学实践路线。

【论文关键词】毛泽东思想;刑法;死刑制度;分析与评述

一、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死刑思想综述

(一)“有反必肃。杀人要少，但是决不废除死刑，决不大赦。”的基本方针

毛泽东同志对死刑的认识与运用，是基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而产生的。毛泽东谈到“决不废除死刑”时，结合了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突出强调其政治意义，“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以及其他严重犯罪分子，“还必须和他们作斗争”。阶级斗争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事实，决定了死刑不能够废除。因此“对于有血债或其他最严重的罪行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和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必须坚决地判处死刑，并迅即执行”，“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打得狠，“就是要坚决杀掉一切应杀的发动分子”，“才能使敌焰下降，民气大伸。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

同时，毛泽东同志指出当时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其他严重犯罪分子实行死刑的目的很明确，“是为了解放长期被反革命分子和各种恶霸分子压迫的广大群众，也就是解放生产力”，当时的死刑以及其他刑罚的运用，是解放战争亦即解放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继续，也是解放生产力的一场政治斗争。死刑制度在当时，已经被毛泽东同志提高到“解放生产力”的历史唯物主义层面上来看待，进一步深化了死刑制度存在的政治意义和时代使命。

在死刑不可废除的原则中，必须把握的另一层含义是“坚持少杀”的方针，即不废除死刑，但也决不滥用死刑。在镇反运动的中后期，国内形势已经和刚刚开始肃反时期有所不同，人民群众地位得到提升。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同志提出要“严格地审查逮捕和判处死刑名单”，“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内”，明确规定“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同时将杀人的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一级。在后来的肃反运动中，又强调“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对于反革命和其他严重犯罪分子而言，“应当肯定，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

社会上的反革命因为是老百姓的直接冤头，老百姓恨透了，所以少数人还是要杀。他们中的多数，要交给农业合作社去管制生产，劳动改造”;对机关里的反革命以及俘虏，则坚持不杀，但“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在镇反运动的中后期，革命形势的变化，决定了必须采取“少杀”和在机关内部肃反中“一个不杀”的方针，以此获得社会的支持，达到争取其家属、分化敌人，保留一批劳动力的直接目的。这也是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和我党内部历次斗争的经验教训，而得出的深刻结论，在特定历史时期，坚持少杀不少的思想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一方面避免了我党历史上的极“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防止杀错人而无法挽回的事实出现;另一方面，为分化敌人，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作出了最具有说服力的宣传;同时，也是感化和教育犯罪人的具体体现，阐明了新中国坚持刑罚的人道化以及惩办和宽大相结合，社会公平与社会效率相辅应的思想。

(二)对死罪分子区别对待是毛泽东在死刑问题上坚持的政策

为贯彻少杀方针，毛泽东提出两项措施：一是对犯有死罪的人分为“直接冤头”和“间接冤头”，进行不同处置;二是对虽犯死罪但可以不处死的人实行“死缓”。在镇反与肃反运动以及处理战俘过程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在上述党、政府、军、教、经、团各界清出来的应杀的反革命分子中，有血债或有其他引起群众愤恨的罪行或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人只占极少数，大约不过十分之一二，而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可能占十分之八九，即可保全十分之八九的死罪分子不杀”，“他们损害国家利益的程度严重但还不是最严重的。他们犯有死罪，但群众未直接受害”。“机关里的反革命跟社会上的反革命不同。

社会上的反革命爬在人民的头上，而机关里的反革命跟人民隔得远些，他们有普遍的冤头，但是直接的冤头不多”，这两种“冤头”都有应杀之罪，但还是要区别对待：“社会上的反革命因为是老百姓的直接冤头，老百姓恨透了，所以少数人还是要杀”，只是“普遍冤头”的，则可以不杀，而实行“死缓”的办法。对待被俘战俘，则不杀不判，关押起来劳动改造，经过一段时间，对改造好了的，由全国人大通过特别法令，实行特赦。对两种“冤头”在适用刑罚，尤其是死刑上区别对待的政策，体现了毛泽东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对敌斗争的高超策略。当“不杀”比“杀”这些“直接冤头”更利于分化瓦解敌人，更利于取得社会同情，更利于增加生产，更利于提高科学水平，更利于强大国防时，不杀他们，可以稳定很多人，避免人民内部彼此不信任，还可以保存一大批劳动力，化废物为有用，适应了当时社会政治形势的需要。

针对虽犯死罪但可以不处死的人，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提出采用“死缓”的方式处理：“中央决定对于这样的一些人，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在共产党内，在人民解放军内……，在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内清出的反革命分子，除罪不至死应判有期或无期徒刑、或予管制监视者外，凡应杀分子，只杀有血债者，有引起群众愤恨的其他重大罪行如强奸许多妇女、掠夺许多财产者，以及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这些思想，对于新民主革命与建设时期的中国的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法规的发展与完善，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是毛泽东同志在辨证唯物主义原理指导下，坚持刑罚的报应作用与教育作用相结合的最好体现。

此外，“死缓”制度是和“不可不杀、坚持少杀、防止错杀”的政策紧密结合适用的，“‘缓期两年执行’的政策，决不应解释为对于负有血债或有其他重大罪行，人民要求处死的罪犯而不处死……，对于罪大恶极民愤甚深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必须处死”。这样的方针，使得刑罚的惩治作用与宽大处理、教育功能相得益彰，正是在这一刑罚思想的指导下，从抗日战争时期，一些根据地出现的死刑保留制度(即对应判处死刑又有可能争取改造者，暂不执行死刑。保留期内又犯新罪则执行死刑，期内不犯罪，则不再执行死刑)，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协调下，从1951年开始，各地相续建立健全的死缓制度，以及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对这一制度的继续保留与进一步完备，均体现了死缓制度的历史适应性，在长期的司法实践过程中，被证明其富有的科学性、合理性和进步性。

二、对毛泽东死刑思想的简要评述

毛泽东的死刑思想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完成改造反动分子和其他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系统工程，为有中国特色的刑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提出了科学的思路。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在其死刑思想中所贯穿的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群众路线的原则，决定了其辨证处理，灵活性和原则性相结合的刑罚方针，使新中国的包括死刑制度在内的刑罚手段，明显摆脱了西方国家通行的狭隘的法律原则和抽象的人道主义观念，从“解放生产力”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将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标准，来衡量新中国刑罚具体原则的得与失、利与弊、存与废。历史的经验提示后人，“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仍然是一切立法与司法活动的根本出发点。

死刑呈现扩大化的现象，与犯罪率的上升有关，也同我国的重刑主义传统、人们普遍持有的报应观念有联系，当社会治安状况下降，群众严惩罪犯的呼声高涨之时，立法者与司法人员需要保持客观冷静的头脑，遵循法律理性的思维方式，对于民众出自本能、情绪化的要求扩大死刑制裁的呼声，不是一味迎合，而应站在理性的高度，正确引导这种社会反映，在逐步限制死刑适用的过程中，使刑罚规定更加趋于理论及事实上的公正与合理，这也是从根本上反映人民利益的必然要求。群众对于某些犯罪行为和犯罪人的愤怒与仇恨，不应成为死刑扩张的根本性理由，在法治领域，允许“嫉恶”但不应“如仇”，法律的立场是理智而公正的，与仇恨没有关系，即使这种仇恨的发出者是普遍的民众，也不允许以“民愤难平”来任意曲解法律，藐视法律，这种“民愤”不等同于“人民利益的要求”，它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激情化的狭隘的情绪宣泄，一味迁就于它的非理性要求，与反映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民主法制原则是背道而驰的。

社会生活背景的变化，法治文明国家的发展，要求人们对死刑制度的状况多一分理性的思索，毛泽东的死刑思想产生的时代条件与今天已经有许多重大区别，法治中的民主原则的具体内容和要求与当时也有不同，毛泽东的“限制死刑，慎用死刑”的思想要继承，从“解放生产力”的高度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作为衡量立法与司法活动的最高原则仍然是法制建设需要贯彻始终的，但以往和现存的刑罚原则需要在实践中创新与发展，使之保持永远的活力与旺盛的生命力。

银行间债券市场是我国债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做市商制度是银行间债券市场中重要的交易机制，它从引入到现在虽然只有十余年的时间，但做市商制度在规范债券市场，活跃债券市场，以及提高整个银行间债券市场流动性上起到了难以替代的作用。研究做市商制度对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流动性的问题，对于今后如何更好地应用做市商制度是很有意义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做市商制度对我国债券市场的影响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做市商制度对我国债券市场的影响研究论文全文如下：

摘要：中国的资本市场进入了新的转型期，需要进一步的调整与改革，而债券市场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的改革与调整是不可避免的。做市商作为债券市场交易的重要金融中介，其制度的完善，将对债券市场的发展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中国的做市商制度面临着外部条件发展不足、自身能力不够等现状。针对这种现状，建议政府不断调整政策，为做市商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做市商也应不断完善自己，增强自身能力，从而促进债券市场的发展。

1 概述

中国债券市场从1981年恢复发行国债开始至今，经历了曲折的探索。1996年末建立债券中央托管机构后，中国债券市场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目前，中国债券市场形成了银行间市场、交易所市场和商业银行柜台市场三个子市场在内的统一分层的市场体系。近两年来，中国债券市场发展迅速。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3月底，全球债券存量规模为92.05万亿美元，中国债券存量规模3.43万亿美元，占比为3.73%。中国债券市场已经在国际市场开始占据一席之地。目前，中国债券市场的发行主体已经较为多样和完备，但是中国债券市场以低风险企业发债为主，高收益债券目前只有少量的中小企业私募债券、集合票据、集合债等，年发行规模不足200亿元。

2011年，美国高收益债券发行规模达3248亿美元，占比当年债券发行总规模的1/5。与美国相比，中国目前的债券市场还未为做市商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2001年4月6日发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规范和支持银行间债券市场双边报价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中详细规定了申请成为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双边报价商的必要条件。同年8月，人民银行批准9家商业银行为双边报价商，构建了初步意义上的中国债券做市商制度。经过近年来的发展，中国的证券市场目前只有20家本国做市商，还批准了渣打银行、花旗银行和摩根大通3家外资银行做市商。而美国目前早已形成了纳斯达克市场等闻名世界的成熟的交易市场，早在2001 年12月，纳斯达克全国市场的股票平均有做市商16.8家，做市商之间竞争激烈。可以看出中国的债券市场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所差距，有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本文通过考察中国当今做市商的发展现状、做市商与市场流动性的相互关系，以及整个债券市场大环境与做市商制度之间的相互影响，探讨做市商制度的发展方向和其对债券市场应发挥的作用。

2 中国债券市场的现状

国家的经济发展，必须有活跃的资本市场作为内在支持。资本市场内部的活跃，金融中介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金融中介，各种资本得到了更为迅速直接的流通。而做市商作为金融中介的一份子，积极促进了金融产品的交易，加速了资本在市场上的流通。做市商制度则是指在证券市场上，由具备一定实力和信誉度的证券经营法人作为主要的集中型的经纪商，不断向公众交易者报出某些特定证券的买卖价格，并在所报价位上接受投资者买卖要求的交易制度，又叫报价驱动机制。当今世界上，美国的纽约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市场以及欧洲的MTS市场都是做市商制度成功的典例。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了新的转型期，资本市场的改革也变得尤为重要。债券市场作为资本市场不可缺少的部分，对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债券市场近几年来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截至2012年3月底中国债券存量规模3.43万亿美元，可见发行债券逐渐成为非常重要的融资手段。但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背景，整个金融市场发展时间不长，基础不足，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债券市场发展仍比较滞后，存在着众多问题：

2.1 债券市场的发展缺少适合的大环境，面临许多制度上的阻碍

从整个经济发展的大环境来看，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一直和政府管理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冲突，而表现在中国债券市场则是债券市场仍面临着政府管制过多、制度限制过多的问题，而市场的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从而债券市场也得不到足够的发展，这也是中国的整个债券市场发展程度较低的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市场的基础作用抬升到市场的决定作用，本身即提出了这方面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2.2 债券市场发展程度不高，结构不合理，一级市场有所发展，二级市场没有完全成型，严重影响债券的流动性

目前，中国国债与金融债券的交易集中在银行间债券交易市场和交易所市场，商业银行柜台交易市场刚刚起步，银行间债券市场主要作为一级发行市场采用场内交易方式。债券发行之后进入二级流通市场时，大多数债券在各子市场间是被限制自由流通的，因而二级市场发展很有限。二级市场发展不足，导致债券市场对资本的吸引力不足，反过来又影响了相应债券的发行。

2.3 债券市场发行主体、发行品种单一

中国债券市场虽然经过了很多年的发展，但由于政策和制度上的限制，中国的发行主体仍然比较单一，目前主要是财政部和两家政策性银行。发行的品种以国债和金融性债券为主，企业债券所占债券总数的比例很少。债券品种过于集中，限制了债券的流通，增加了市场的系统风险性，不利于债券市场发展。

2.4 债券市场信息不对称

由于目前债券市场发展不完善，相应的配套服务不足，因而债券市场信息获取渠道较少，信息提供平台发展规模小，投资者得不到实时有效的信息，从而影响整个债券市场的交易。

2.5 做市商制度不完善，交易市场不活跃

做市商作为证券经营法人，通过证券的连续买入卖出，来维持证券市场的流动性，因此做市商是活跃二级市场的主要力量。中国目前做市商数量仅为20家，还有3家外资银行做市商，做市商力量十分不足，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不利于整个市场的活跃。

3 做市商制度作用与现状

中国债券市场的现状不利于整个资本市场的发展。而要改变中国整个债券市场的现状，债券的交易程序必须不断完善，需要很好的中介将投资者与债券产品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交易程序，做市商则在这个交易程序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做市商制度对债券市场的发展具有以下作用： 3.1 增强债券流动性

在报价驱动制度下，投资者可按做市商的报价立即进行交易，而不用等待交易对手的出现，尤其是在处理大额买卖指令方面的能力，能够促成交易的迅速形成，从而提高了债券的流通速度，增强了债券流动性。

3.2 保持债券价格稳定性

做市商制度本身有利于减少个股买卖之间的价差，具有缓和由于买卖指令不均衡而造成的价格波动的作用。

3.3 推动价值发现

做市商为了自身利益，会主动搜集债券的有关信息，并将其信息积极反映到债券价格上，推动债券的价值发现。

3.4 抑制证券操纵

做市商对某种证券持仓做市，使得证券操纵者有所顾忌，担心做市商会抛压，从而抑制对证券的操纵。

做市商对于促进整个市场交易、活跃市场有非常显著的作用。我国的做市商制度自2001年确立以来，也有了飞速的发展。从开始的8家做市商发展到现在的23家做市商。

从2009年和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做市商做市情况公告可以看出，。与2009年相比，2010年最优报价次数增长了19.53%，成交笔数增长了57.79%，做市债券总指数增长了42.07%，而做市不合规情况下降了98.58%。做市商的做市规模和质量都在不断提升很好的促进了整个债券市场的流动性的提高，推动了整个市场的完善。

表2 银行间债券市场做市商做市质量情况统计表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www.pbc.gov.cn

从整个做市商市场进行双边报价的券种类型看：2009年央票买卖报价量合计达36.74万亿元，占总报价量的74.27%;政策性金融债报价量8.37万亿元，占总报价量的16.92%;国债报价量1.99万亿元，占比2.46%;中期票据报价量1.01万亿元，占总报价量的2.04%;普通金融债、次级债和企业债等其他券种报价仍不活跃，合计仅为0.15万亿元。

表3 2009年各类型债券报价量表(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www.nafmii.org.cn

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做市商制度也在不断的完善，但是由于基础薄弱、发展时间有限的原因，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

其主要表现为：

①做市商制度的发展缺乏良好的外部条件。做市商进行双向报价，通过对证券的买入卖出来获取利益。但是，目前中国的债券市场的发展还很有问题，面临许多政策限制，没有完全发挥到市场对其的调节作用，也就无法为做市商发展提供良好的大环境。就债券市场的具体现状来看，目前发行的债券品种单一，其中国债所占的比例较大，企业债等比例较低。而且由于各种制度和政策的缺陷，部分债券产品回报率不高，严重影响了投资者的投资兴趣。做市商作为中间环节，由于可供交易证券产品不足，投资者交易积极性不高，极大地影响了做市商功能的发挥，以至于中国目前的做市商发展很有限。

②做市商自身交易积极性不足。就目前来看，商业银行做市商有接近20家，而证券公司只有3家，商业银行投资债券主要是作为一种长期投资，交易动机并不强烈，所以并不是最适合成为做市商。而且由于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做市商的获利机制及优惠政策没有很好的保障，缺少良好的市场引导，导致做市商缺乏做市动力，而只是力求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保证基本的利益，回避风险，顺势交易，没有发挥稳定市场的作用。

③做市商的法规制度不够完善。对于做市商的双边报价行为及其表现，一方面缺乏具体的考核方法，没有可操作的考核指标，难以落到实处.。同时国家既没有提供更好的政策法规鼓励和维护做市商的发展，对其的规定也没有做到令行禁止，没有为做市商提供良好的做市环境。

与中国现行的做市商制度相比，发达国家在繁荣的金融市场背景下，有着非常完善先进的做市商制度。美国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与纳斯达克市场是世界上著名的交易所。美国对做市商制度制定了严格的考核标准及做市义务，保证了做市商质量及其做市积极性。同时也不断降低做市商准入门槛，为做市商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发挥做市商活跃市场的功能。纳斯达克市场还将远程通讯技术、电子交易技术和网上交易技术与报价、交易结合起来，报价逐渐向电子报价、网上报价演化，大大提高了交易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也就不断推动了整个交易市场的发展。

4 关于做市商制度发展的相关建议

随着整个世界金融体系的发展，一个发达的资本市场能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中国也必须不断的完善资本市场，促进资本市场的多层次化。做市商制度作为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制度，对活跃整个市场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必须不断的完善做市商制度，构建一个完整的交易程序，从而加强债券市场的流动性。

4.1 增加债券发行品种，提供良好做市空间

放宽对债券发行主体的限制，增加债券发行品种，完善相应的法规与机制，为做市商发展提供良好的大环境。政府应降低债券发行的门槛，给企业更多发行债券的机会，丰富债券品种，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将资金投入债券市场，增大市场交易量，为做市商提供良好的做市空间。政府还应加强相应制度法规的健全，规范做市商制度，保证良好的做市环境。

4.2 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鼓励做市商发展

目前，中国的做市商制度发展不健全，且做市商自身的做市积极性不高。政府应该调整做市商准入机制，制定相应的措施，降低做市商准入门槛，给做市商更多的机会，并给予如税收优惠、手续费减免等鼓励措施，调动做市商的做市积极性，发挥其活跃市场的功能。

4.3 做市商发展专业化，做市具有针对性

在国外，每个做市商并非负责对所有的证券进行做市交易，而是负责一种或者几种特定的证券。虽然，现在国内的做市商也并非全面做市，但专业性仍然不够。做市商制度应该加强专业性，对整个做市商系统进行专业划分，让每个做市商都有专有的证券交易方向，这更有利于债券市场品种的丰富和市场的多层次化。做市商还可以进行针对性做市，通过对投资人证券投资意向的调查了解，对证券投资人进行归类分类，最后进行针对性的报价交易，可以大大的促进投资人与证券产品的衔接，提高交易效率，增强市场的流动性。

4.4 将做市商制度与当今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管理制度相结合，提高整个做市商系统的运行效率

欧洲的MTS市场、美国的纽约交易所、伦敦证券交易所等世界著名的交易市场积极采用当今世界先进的电子技术和网络技术，运用先进的组织管理制度，让交易更加迅速快捷且准确，大大提升了交易效率，推动市场的繁荣。中国虽然做市商制度发展时间较短，但也应积极采用当今世界先进的技术和制度，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的金融交易市场向国际靠拢，推动债券市场的发展。

4.5 大力发展债券市场，积极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利用好市场进一步完善做市商制度

良好和自由的市场才能给做市商提供更好的发挥空间，政府应该在债券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减少政府控制，更多的交予市场去管理，发挥市场的调配功能，根据市场的需要去完善做市商制度。这样不仅有利于做市商制度的本身发展，也可以更好的发展整个资本大市场，形成一个互利协调的关系，从而促进金融市场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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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职称制度经历了非常曲折的发展演变过程。解放初期我国职称制度基本上是实行技术职务任命制和职务等级工资制。对在旧中国获得的技术职务予以认可,由各单位领导和组织部门考核任命。职称制度作为我国专业技术人才评价和管理的一项基本制度,关系到广大专业技术人才切身利益。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特别是用人和分配制度改革与经济多元化发展,我国职称评价工作正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我国职称制度改革与发展探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我国职称制度改革与发展探析全文如下：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研究我国职称制度改革发展的历程，分析职称工作面临的问题及现状，对我国职称制度改革与发展方向做了初步探索研究。

关键词：职称 改革 评价机制

国以才立，政以才治，业以才兴。对一个国家民族而言，人才是最宝贵的首要战略资源，人才竞争将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越来越具有决定性意义。对人才进行准确、客观、公正的评价是选拔人才、合理使用人才的一个关键环节。在我国，党政干部、企业经营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是人才队伍的主体。专业技术人员作为我国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的执业资格制度还不完善的情况下，通过科学的评审和考试，确定专业技术人员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是对专业技术人才进行评价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优化人员配置和使用的基础。

随着社会发展的步伐越来越快，在各项改革正处在不断深化的时期，我国职称制度改革工作面临着一系列挑战，成为目前人事行政部门面临的重要问题。职称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强、涉及面广、任务繁重的工作，这项工作开展得如何，直接关系到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尊重创造政策的贯彻落实，关系到社会稳定，关系到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成败。

一、职称制度改革与发展历程

从我国职称制度的演变过程来看，根据其内容和性质的不同，我国职称制度改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自解放初期至50年代末的技术职务任命制度。该时期，国家规定统一的技术职务级别，单位根据需要和机构编制确定技术职务，并任命人员，提升职务就可增加工资。主要的技术职务有工程技术人员、高校教师、科研人员、卫生技术人员、新闻出版人员等，职务也分等级，如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等。到了60年代初期，由于国家经济困难，工资基本处于冻结状态，这种需要增加工资的职务任命制度基本上停顿了下来。

(二)自1977年至1983年的技术职称评定制度。作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一项重要措施，实行了技术职称评定制度。只要评上相应的职称，不需聘任职务，不用履行职责。技术职称实际上成了工作成就、学术水平和业务能力的标志。评定职称的专业范围涉及22个系列。1983年9月，中央决定暂停职称评定工作，进行全面整顿，并研究改革方案。

(三)自1986年开始实行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1986年，中央决定改革职称评定、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其主要做法是：企事业单位在上级主管部门核定的专业技术职务结构比例范围内，结合本单位专业技术工作需要，设置专业技术岗位;专业技术人员通过评审委员会评审取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企事业单位在获得任职资格的人员中聘任。聘任职务有任期，在任期内履行职责，并享受相应的职务工资待遇。其中包括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中的工作分析(职业分析)、人力资源计划、人员选聘、绩效评估、工资福利等方面的内容。从1995年起，职称制度改革工作转入到探索实行职称系列分级分类管理、强化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和推行职业资格制度的过渡探索阶段。①注册建筑师、注册资产评估师、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药师、注册会计师、执业医师、执业律师等多个专业岗位开展了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制度的试行工作。

二、我国职称改革面临的问题及现状

可以肯定的是，改革开放后多年职称改革工作的成绩是巨大的，对于发展和稳定我国专业技术人员队伍，促进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尊敬知识、尊敬人才，调动广大专业技术人员积极性，发挥专业技术人员作用，激励各行业人才成长和脱颖而出，对于适应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促进经济建设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职称工作之所以有顽强的生命力，是它不仅有强大的社会基础，而且有特殊的内涵和独特的作用，对个人而言，具有体现自身价值、起着解决政治、经济地位的作用;对单位而言，有着吸引、稳定和激励人才的作用;对社会而言，起着人才配置、优化结构，提升民族整体素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功能，并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但是，其中也存在着不少弊端：例如各地区评审标准不一，导致评审不公平;论资排辈之风盛行，只要年限到头，资料齐全，一般就能上去，既评不出水平，又阻碍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评职称变成了一种形式主义;职称与工资福利挂钩，于是出现拉关系和暗箱操作现象，直接滋长腐败和不正之风等。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职称评定作为一种对专业技术人员资格的评定方式，虽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衍生出的种种弊端必须加以纠正和改进，但目前仍是适应我国现行的工作机制。我们应该看到，在我国急需知识和人才之际，改革现有职称评聘体制，通过职称评审的进一步社会化和实行岗位聘任制，逐步实现专业技术人员由“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这样的职称社会化评价机制更适合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高层次需求，更适应人才成长发展的需要，更适应让真正有才学、有能力的青年人脱颖而出。就目前来说，我国职称改革有：

(一)按需设岗、按岗聘任、竞争择优、优胜劣汰――强化专业技术岗位聘任制。在进入21世纪后，我国在逐步推行 “按需设岗、按岗聘任、竞争上岗、契约管理、严格考核”的运行机制，实行全员岗位聘任制，即实行岗位与职称的“双聘合一”。

(二)个人申报、社会评价、单位聘任、政府调控――尝试职称评审的社会化。社会评价是由社会对科技人员的学术水平或工程技术的水平、能力进行评价，授予相应称号，为市场化的人才使用机制提供依据。世界上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的职称认定制度，特别是职业资格认证制度，一般是通过学会、协会采用社会同行专家评价的办法解决。因此，无论是从解决内部存在的问题，还是从与国际接轨的角度出发，我国都亟待建立职称或职业资格认定的社会化评价机制。国家在这方面也在进行不断的努力，“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制度就是对专业技术人才进行社会化评价的一个重要手段。实行资格考试，即用考试的办法取得专业技术资格，更能客观公正地评价专业技术人员的水平、能力， 减少评审工作中的地域差异和人为因素;通过考试能促使专业技术人员钻研业务、努力进取，有利于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的整体素质;实行全国统考，为专业技术人员提供了公开、平等的竞争机会，为克服“论资排辈”、鼓励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①

在职称制度改革方面，我国很多地方和部门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方案，不再搞“一刀切”，也不强行推广某一种方案，不断完善专业技术岗位聘任制， 真正建立按需设岗、按岗聘任、能上能下、竞争激励的用人制度;不断完善人才评价机制， 通过职称评审社会化方面的尝试，提高人才评价的公正性、公平性和科学性，提高人才评价质量。

三、我国职称制度改革的方向探析

(一)政策导向

虽然近几年国家没有正式出台关于职称改革方面的政策性文件，但在不同的场合和文件中，都提到了关于人才评价及职称制度改革的问题，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未来一段时期我国职称改革的偏重于：

第一，建立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科学的社会化人才评价机制，加强社会化评审的制度化建设。继续坚持个人自由申报、社会公正评价、单位自主聘任、政府宏观调控的人才评价与使用的职称改革方向。不断创新评价方法，提高人才评价的科学性、公正性。

第二，继续改革和完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把完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与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制度结合起来，按照“按需设岗，按岗聘任，签订聘约，优胜劣汰”的要求，科学设岗，严格考核，全面推行聘约管理，切实解决职务聘任“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问题。

第三，全面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今后几年，国家将重点在市场经济急需的领域逐步建立执业资格制度，逐步扩大实施范围，基本形成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执业准入体系，并进一步推进从业资格制度的建设和发展。

(二)职称评聘工作与事业单位改革结合

评聘分开有利于实现职称工作社会化， 更大程度地调动专业技术人员的积极性。但是，只有在严格、科学设立专业技术岗位的基础上， 才能做到真正的评聘分开。所以各部门和单位应根据工作需要，科学设置专业技术职务岗位，严格按岗聘任，实现专业技术职务的聘任与岗位聘任的统一，使职称工作与事业单位聘用制改革相互促进，推动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

(三)积极推进社会化人才评价机制的建立

1、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一是人才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技术人员拥有的劳动价值是由其具有的知识与技能的宽度和深度决定。在专业技术职务聘任中，这种价值就是靠专业技术职称来反映。二是人才使用的公正性。职务聘任标准制定的合理性，直接决定了能否职得其人、人适其职，影响到单位的利益和发展。

2、建立分类分级的管理体系。对于不同系列，可以实行不同的评聘办法。

(1)以考代评。国家已经设立了专业技术人员任职资格考试的系列，如计算机软件、会计、统计、审计、经济、国际商务、出版，并规定，在这些系列和专业，各级政府职改部门不再进行相应级别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评审工作(高级除外，高级采用考试与评审相结合的办法)。另外，执业资格考试中规定了，可作为相应级别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可以根据需要直接聘任相应级别的专业技术职务 如按规定取得注册税务师资格的，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可聘任经济师职务，不必再参加经济师的评审。

(2)只聘不评。对于没有实行国家统一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考试系列和专业的初级职称，可实行只聘不评。

(3)考评结合。国家设立了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考试系列和专业中的高级职务，按国家规定实行考评结合，即通过国家的统一考试后，再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评审。如《高级审计师资格评价办法(试行)》(人发[2002]58号)规定，高级审计师资格实行考试与评审相结合的评价办法，凡要求参加高级审计师资格评价的人员，须参加全国统一组织的考试，并在同一次考试中取得双科合格成绩后，方可申请参加评审。

(4)资格评审。其它中级和高级系列可根据具体情况， 按国家有关规定实行资格评审。

3、继续推进执业资格制度的建设和发展。在国际上，许多国家是以执业资格和专业技术职务的方式进行管理。我国于1994年建立执业资格制度，目前已经确立了33项执业资格，约有60多万人取得各类资格。可以说，推行执业资格制度是实行人才评价社会化的一个方向。这一制度的实施，规范和统一了对相应专业技术人才的评价标准，不但加强了专业技术人才队伍的建设，促进了相关行业管理体制的改革，而且为在人才管理方面与国际接轨创造了条件。目前越来越多的部门和行业协会要求在相关专业领域建立新的执业资格制度。因此，不断拓展执业资格范围和领域，加快执业资格制度的建设步伐，是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未来一个时期职称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科学技术部：《关于印发<关于深化科研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2000.

[2] 国务院：《关于发布<关于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的规定>的通知》,1986.

[3]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事部：《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意见的通知》,2002.

[4]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2003.

[5] 陈杰：《对现行职称评审制度的几点思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报,2003年.

注释：

①刘宝英：《在全国职称工作培训班上的讲话》，2002，P5.

②孙晓艳、赵俊杰、卢萍.《职称制度改革与科学的人才评价机制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2007年11期，P121―P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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