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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口价格、生产者价格和消费者价格的传递效应。估计结果显示,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进口价格、生产者价格和消费者价格的传递是不完全、传递率较低、且汇率传递率的大小沿着商品流通链不断下降,进口价格对汇率变动的反应最快。生产者价格以及消费者价格的反应依次减缓。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汇率传递向量自回归模型
方差分解(Vafiance decomoosition)是通过分析内生变量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通常用方差来度量)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内生变量冲击的重要性。因此,方差分解给出对VAR模型中的变量产生影响的每个随机项的相对重要性的信息。
从进口价格、生产者价格、消费者价格的方差分解图可以看出:1.引起进口价格发生变化的主要是其自身的新息冲击,4个月后占全部变化的52.45%,1年后占42.80%,2年后稳定在40.5%左右:其次国外生产价格指数对进口价格的贡献度为19.30%:汇率冲击对进口价格的贡献度为12.00%:消费价格指数、国内生产价格指数、产出缺口、货币冲击对进口价格指数变动的贡献较弱,分别大约为8.06%、7.20%、6.50%、6.30%。2.引起生产者价格发生变化的主要是国外生产成本的冲击,国外生产成本冲击1年后能解释37.80%左右的生产者价格变动:其次是其自身的新息冲击,贡献度为27.90%,消费者价格对生产者价格变化的贡献度为17.50%,汇率冲击对生产者价格变化的贡献度为9.60%,货币冲击对生产者价格变化的贡献率为4.10%,进口价格、产出缺口对生产者价格变化的贡献度较低。3.引起消费者价格发生变化的主要是其自身的新息冲击,贡献度大约为50.00%:其次是产出缺口贡献度大约为23.00%,国外生产成本的价格贡献度大约为13.00%,汇率冲击、进口价格、国内生产者价格和货币冲击对消费者价格变化的贡献度较弱,分别约为4.60%、3.50%、3.30%和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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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贸易顺差的逐年扩大,加之金融危机的余波尚未结束,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首先阐述了影响人民币汇率变动的长期因素,包括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国际收支及通货膨胀率,并分析了它们与汇率变动的关系。然后运用多元回归方法对这些影响因素与人民币汇率的相关性加以验证分析。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GDP;国际收支;通货膨胀率
中图分类号:F822.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8-0051-03
在开放经济中,汇率是一种最重要的资源配置价格。汇率的失衡或错估,不仅破坏了经济的外部均衡,对于国内宏观经济稳定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也会带来一系列不利影响。所以,自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力求使汇率制度有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然而2003年以来,人民币升值压力一再显现。币值的高估将有损于投资;若币值低估将有损于经济增长。回望2010年,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尚未全面复苏,以美国为代表的各国加大对人民币升值施压的力度,中国经济面临内外双重挑战,国际外汇市场更为复杂、诡异。在经历三年多的升值之后,人民币汇率行为出现新的特征,未来何去何从,更加引人关注。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分析影响人民币汇率的长期因素,并进行实证分析,进而提出完善人民币汇率生成机制的对策,不仅对于中国形成合理、有效的汇率本制度意义重大,而且对汇率水平的制定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国际收支与汇率。国际收支变化是决定人民币汇率的重要因素,它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对外开放的主要指标,各国政府对国际收支的状况都非常重视。简而言之,国际收支是一国对外经济活动中的各种收支的总和 [1]。它反映了外汇市场供给变化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一般情况下,国际收支变动决定汇率的中长期走势。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对外经济交往日益频繁,国际收支规模不断扩大。
中国近几年的国际收支保持持续的“双顺差”,且顺差总额不断扩大,持续高额的国际收支顺差必将使中国的外汇储备急剧增加。2006年6月末,中国的外汇储备达13 326亿美元,同比增长41.6%,超越了日本,居世界第一位。2007年上半年,国家外汇储备增加2 663亿美元,同比多增1 440亿美元。中国目前外汇储备的各项指标已经远远高于国际警戒线,外汇储备的增加在长期内影响着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使得人民币面临长期持续的升值压力。同时,顺差的持续增长会加大外汇储备的增长压力。这也是自2005年7月21日起,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的汇率制度以来,人民币总是处于不断升值状态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自2005—2010年期间,中国的国际顺差总额快速增长,这也为人民币升值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截至2010年,中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3 062亿美元,较上年增长25%。
2.经济增长率与汇率。汇率可简单地理解为外汇的价格,即一种货币兑换另一种货币的价格,它反映的是一国货币的对外价值。自20世纪70 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破产以及世界主要货币实行浮动汇率以来,由于各国经济实力的发展不一,各个国家的货币出现不同的持续贬值(升值),最典型的是美元的贬值,日元汇率的走高。其主要原因是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美国则相对削弱。经济实力是决定汇率的根本原因。近几年来,中国GDP 的水平逐年增加,表明中国国民的收入水平逐渐增加,人民的需求增加。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对人民币的需求,从而导致了人民币汇率的缓步上扬[2]。经济增长是影响一国国际收支及货币汇率长期走势的重要原因。中国GDP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率,达到10%以上,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仍会保持着这种快速的增长趋势。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证明,经济的强劲增长是货币稳定和升值的物质基础。相对良好的经济基本面决定了人民币走强。中外经济增长差异也是影响中国后期汇率变动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的强劲增长是货币稳定和升值的物质基础。相对良好的经济基本面决定了人民币走强。
3.通货膨胀与汇率。通货膨胀(Inflation Rate),是一种货币现象,指货币发行量超过流通中实际所需要的货币量而引起的货币贬值现象。通货膨胀率的高低是影响汇率变化的基础性因素,如果一国的货币发行过多,流通中的货币量超过了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实际需求,就会造成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使一国的货币在国内购买力下降,使货币对内贬值,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货币对内贬值,必然引起对外贬值 [3]。若中国的通货膨胀率相对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上升,人民币的相对币值也就是说其购买力在下降,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将缓解。相反若美国的通货膨胀率高于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则美元的币值在下降,人民币的币值相对上升,人民币会有升值的压力。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率虽有下降的趋势,但仍高于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人民币的币值相对下降,人民币升值压力也将得到一定缓解。
1.模型设定。本文采用蔡昉1994年构建的计量经济模型来估算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以及国际收支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弹性,以定量估计这三种因素对中国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
LnY=C+a1LnGDP+a2LnCPI+a3LnIE
其中,Y 为人民币的名义汇率,GDP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CPI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代表通货膨胀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IE为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代表中国国际收支变动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这里估计出的系数a1、a2、a3表示,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条件下,其代表的因素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即该因素变动1%,人民币汇率变动a%。
2.样本的选取和来源。本文的样本跨度为1994—2010 年,数据来源为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另外,鉴于模型需要,本文对所有变量均取对数。本文的国内生产总值与货物进出口总额均采用千亿元人民币为单位。本文使用Eviews5.0软件,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加以估计。
3.回归结果及相关分析。按照上诉模型将有关数据输入Eviews5.0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后可得以下结果(见表1)。
由表1回归结果可以看出,R2和调整后的R2表明该模型具有很好的拟合优度,D-W值表明模型无正的一阶序列相关迹象,各个回归系数的P值都很低,显然能通过显著性水平为5%的t检验,对该方程的F检验也非常显著,这表明模型的线性关系较强。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经济增长与中国变动显著地负向相关,经济增长增加时,增长额每提高一个单位,人民币汇率将降低358.8243个单位。通货膨胀与中国变动显著地负向相关,通货膨胀升高时,每提高一个单位,人民币汇率将降低505.8138个单位。国际收支与中国变动显著地正向相关,国际收支增加时,增长额每提高一个单位,人民币汇率将提升191.5525个单位。
1.加快建设货币市场,完善客观的汇率调控环境。发达的货币市场是人民币汇率政策传导的重要媒介,中央银行可以根据宏观调控目标的需要,通过货币市场的操作,增加干预外汇市场的主动性。如,当外汇供大于求时,中央银行可以在外汇市场上买进多余的外汇,同时在货币市场上卖出等值的短期国库券 [4]。这样既维护了汇率稳定,又不增加货币供应量,从而可以改变目前中央银行被动吞吐外汇的局面。货币市场主要由短期国库券市场、同业拆借市场、票据市场等构成,目前中国货币市场发展严重滞后,今后应集中精力,分层次地推进各子市场建设,尽快培育发达的货币市场。2.适度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加汇率,调控的灵活性。由国际收支理论的货币分析法可知,为了维持固定的汇率水平,一国国际储备变动和基础货币供应必须服从于汇率稳定的需要。而实行弹性较大的汇率制度,不仅可以支持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有效性,保证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也会防止投机性资本流入,减轻国外输入的通货膨胀压力;还可以提高企业和个人的汇率风险意识。因此,人民币汇率应逐步扩大浮动空间,并根据市场状况在规定幅度内灵活调整。同时,通过汇率微调,主动调节国际收支,使汇率成为调节国际收支的重要杠杆。
3.完善外汇账户管理和银行结售汇体制,避免汇率的频繁波动。外汇账户集中反映了企业和个人的外汇资金收付,因而成为外汇收支监管的重要关口。目前,外商投资企业均可开立外汇限额结算账户,部分中资企业可开立外汇限额结算账户和外汇专户[5]。加入 WTO后,中、外资企业在外汇账户开立上应遵循同等待遇原则。另外,要充分认识到企业外汇收支规模和涉及外汇收支的企业数目正在不断扩大的趋势,逐步放松经常项目外汇账户开立使用的限制。这样,既可便利企业的外汇收付,也有利于通过外汇账户来规范企业的外汇收支行为。目前,合并经常项目外汇账户的改革试点正在进行。应尽快总结试点经验,早日在全国推广。由于外汇账户管理和银行结售汇体制密切相关,因而上述改革措施将有力推动强制结汇向意愿结汇的转变。
[1]王佳彤,张君,侯瑞.人民币汇率影响因素分析[J].东方企业文化,2010,(12).
[2]傅章彦.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决定及其趋势演变研究——对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模型的扩展[J].经济前沿,2009,(6).
[3]唐东波.人民币汇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动态关系研究J].经济科学,2008,(4).
[4]杨晓丽,吕德宏.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进程中的局限性及对策[J].经济师,2008,(5).
[5]左相国,唐彬文.人民币汇率影响因素的实证考量[J].统计与决策,2008,(20).
Influence of RMB Exchange Rate Changes of Empirical Analysis of Secular Factors
HAN Rong,YANG Wen-jie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Yangling 712100,China)
Abstract:With China’s rapid economic growth and trade surplus has expanded each year,coupled with the aftermath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is not over,the RMB exchange rate issue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world attention.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effects of long-term RMB exchange rate factors,including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international balance of payments and inflation rates,and analyzes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exchange rate changes.Then used multiple regression on these factors and the relevance of the RMB exchange rate to verify the analysis.
Key words:exchange rate;GDP;international payments;inflation r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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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1982年推出股指期货以来,股指期货已成为最成功的期货品种之一。股指期货虽然可以有效规避市场风险,但基于期货交易机制的特点,股指期货仍存在潜在风险。文章在分析股指期货的一般性风险之外,进一步分析研究我国股指期货的独有风险,并重点从宏微观层面分析我国股指期货风险的影响因素,从而得出构建完善的股指期货风险管理体系要注重宏、中、微观三个层面的风险控制的结论。
关键词:股指期货;风险;风险管理
股指期货是以股票价格指数作为交易标的物的金融期货品种。随着我国股指期货2009年4月16日开始上市交易,我国自此摆脱了股票市场“单边市”的情形。但是由于股指期货交易机制的特点,股指期货也蕴含着巨大的风险。一旦对股指期货运用或管理不当,就可能给投资者带来巨大损失,甚至扰乱国家的金融秩序。因此,如何有效防范与管理股指期货风险显得尤为重要。
股指期货是指是指以股价指数为标的物的标准化期货合约,双方约定在未来的某个特定日期,可以按照事先确定的股价指数的大小,进行标的指数的买卖。
股指期货的风险可以从股指期货本身以及投资过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从股指期货本身来看,其包括三个方面的风险,一是基差风险,基差风险是股指期货相对于其他金融衍生产品(期权、掉期等)的特殊风险。从本质上看,基差反映了货币的时间价值;二是标的物风险,股指期货的标的物是市场上各种股票的价格总体水平,标的物设计的特殊性,是其特定风险无法完全锁定的原因,只有当股票品种和权数完全与指数一致时,才能真正做到完全锁定风险,而这在实际操作中的可行性几乎是零;三是交割制度风险,股指期货采用现金交割的方式完成清算。相对于其他结合实物交割进行清算的金融衍生产品而言,存在更大的交割制度风险。
股指期货在投资过程中面临的风险主要包括:一是市场风险,即由于市场的变化所造成的不确定性;二是法律风险,由于我国股指期货起步较晚,法律体系并不完善,造成了不少人利用法律的漏洞进行交易,如在本身不具备亏损时的支付能力下,大量买入或卖空头寸,一旦亏损,造成无法交割的情况;三是资金流风险,资金流风险是股指期货交易的过程中,由于期货的交易采取的是“盯市”的方法,即期货的价值每日结算一次。如果出现保证金不足并不能及时补足的情况下,交易系统会对账户进行强制平仓,会对投资者造成无法预计的损失。
另外,由于我国市场制度的不完善,使得我国股指期货,相比成熟的金融市场,存在一系列特有的风险。首先,交易主体结构失调所带来的风险,从投资者来看,我国呈现出典型的散户型特点,导致存在“羊群效应”的可能性。而且我国的机构投资者主要以证券公司和基金为主,使得存在通过联手操纵市场,非法牟利的可能。其次,政府干预风险,由于我国股票市场具有“政府驱动性”特征,政府多次对股票市场进行“打压”和“救市”,政府干预的不确定性会加剧股市的不确定性,从而转嫁给股指期货,给股指期货带来更多的潜在风险。
影响股指期货风险的因素有多方面的,文章从宏微观两个方面来分析影响股指期货风险的几方面因素。
大量研究表明,宏观经济与金融环境是影响股指期货风险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分析宏观因素对股指期货风险的影响,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带来的不确定性。资本的全球流动与生产的转移在给我过金融市场的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不稳定、金融动荡和经济危机的风险。一旦某一个市场发生危机,风险会向周边地区以致向全球蔓延,给我国股指期货市场造成严重的影响;而金融自由化则在促进金融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金融脆弱性,金融脆弱性引发的危机促使经济衰退,从而造成股指期货风险。
2、市场机制不健全。股指期货市场在运作中产生的一些风险是由于股指期货交易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机制不完善等原因造成的。在初期的股指期货市场,相应风险会在这种不完善的机制中产生,股指期货的避险及套利功能难以发挥,使投资者遭受损失。
3、投资主体机构化。我国期货市场投资主体存在明显的机构化趋势,虽然机构投资者具备广泛的信息资源、先进的交易技术、雄厚的资金实力及优秀的交易人才等优势,可以有效地抵御一些风险,但是,一旦风险出现,其危害程度也是极其严重的,也即说明金融主体的机构化使股指期货市场出现严重风险的几率提高。
股指期货交易市场上存在三类交易主体:套利者、套期保值者与投机者。投机者的适度投机,股票投资者得以转嫁投资风险,而由于套期保值的投资者所提供的价差机会,投机者在承担高风险的同时,也可获得高收益。一旦上述均衡状态遭到破坏,就会影响期货市场规避风险功能的正常发挥,严重的甚至会引发金融海啸。由于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的教育程度较低,对股指期货的投资行为带有很大的盲目性,表现出极强的投机性、短期性和从众性,这无疑给股指期货风险带来了很大的威胁。
文章认为股指期货风险的具体成因主要包括杠杆效应和非理性投资、价格波动和市场机制不完善几个方面。
1、杠杆效应与非理性投机。由于股指期货的杠杆效应,股指期货在放大收益的同时也放大了投资风险。保证金机制的“杠杆效应”在放大股指期货的收益时,也使不少个人投资者忽略了期货交易的风险,而进行非理性的投机。“杠杆效应”更激发一些投资者产生了“以小博大”的冲动。
2、价格波动。价格波动是影响股指期货的直接因素,股票市场中诸如政治、经济等影响因素直接导致股票价格指数时刻在变化,具有不确定性。股指期货的标的物市场中可能出现的价格频繁波动会产生较大风险。价格频繁波动所致的涨跌方向的不确定性是股指期货风险的直接来源。
由于股指期货风险既有来自宏观经济与金融环境方面的因素,也受微观投资主体方面的影响,因此我们应该宏观、中观、微观三大层面来构建股指期货风险监管制度,做到事前、事中、事后相结合的风险管理机制,及时规避风险。
我国现行的宏观监管体系主要包括政府监管,期货行业协会监管以及期货交易所监管,但由于法律体系的缺失、政府色彩浓重,我国目前对股指期货的监管存在明显问题,因此构建股指期货的宏观监管体系应该做到:一是健全法律法规,清除有关法律障碍,为股指期货的开展提供法律保障;二是实现行政主导的监管机制向市场化监管机制的转变;三是加快期货业协会建设,进一步发挥期货业的纽带作用。
交易所是股指期货中观层次监管的主体,将卖方、买方,套期保值者、投机者高效有序地汇集在一起,处于整个交易过程的中心地位,是对交易风险进行监管的第一道防线。在理清证监会和期货交易所的关系基础上,明晰交易所的性质,构建完备的风险预警系统和风险管理制度。
加强股指期货的微观层面风险控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加强期货经纪公司的风险管理,健全内控机制,提高员工的股指期货知识水平和交易技能,加强员工的职业道德教育,建立岗位责任制度、保证金管理制度、财务与结算制度等。其次,提高投资者素质,加强风险意识,对随时可能出现的亏损要有高度的准备性和足够的心理承受。
1、沈小炜.关于股指期货风险的几点思考[J].北方经济,2005(11).
2、朱琪.股指期货的风险及风险控制[J].商业经济,2010(8).
3、周盟农.股指期货风险管理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2009.
4、石慧,周伟.股指期货的风险特性与成因分析[J].财经科学,2003(S1).
5、黄凤文,吴育华.我国开发股指期货风险规避策略研究[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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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5年以后,我国城镇建成区面积与城镇人口间的异速增长系数开始超过均衡的监界值,并呈逐年增长的态势。这表明,从2005年以后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不协调问题越来越严重,土地城镇化增长的速度超过城镇人口增长对其产生的需求,表现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型的模式。实证研究结果与近年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相符合。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我国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测定与影响因素研究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我国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测定与影响因素研究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面临重大结构性调整,推动经济增长的引擎需要由依靠外需转为依靠内需。城镇化作为国家扩大内需的重要战略手段,其发展的可持续性关乎中国未来经济能否长期健康发展。城镇化,一方面是指城市面积的对外扩张和城镇化量的增加,即土地城镇化进程;另一方面,城镇化也指人口不断向城镇集中,城镇定居人口数量和规模的增加,即人口城镇化。土地镇化和人口城镇化作为城镇化的两个重要方面,能否协调发展,决定着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可持续性。当前,国内外对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例如:孙海鸣(2005)指出,我国不合理的行政规划造成了中小城市过多,大城市偏少,而中小城市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对人口的吸纳能力有限,使得我国人口城镇化发展滞后[1];周飞舟(2006)认为,当前我国的财税体系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依靠“土地财政”来支持地方政府日益增长的财政支出,从而造成了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问题[2];郑有国(2011)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秉持的地方政府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得地方政府为了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不得不以廉价的土地作为吸引投资的筹码,从而造成了以工业园区发展为代表的土地城镇化的过热势头[3];姚士谋(2012)、李子联(2013)分别从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考核制度、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等方面分析了我国土地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失衡的原因[4-5]。
综上所述,现有的研究大多基于理论和经验的判断,缺少实证研究的支持,学理分析不足。鉴于此,本文首先通过构建异速生长模型对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进行实证分析;其次,从外在和内在的制度机制角度,探寻造成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失衡的原因;最后,根据前文的分析提出相应的结论和对策建议。
二、我国人口与土地镇化协调性模型设定
我们引用异速生长模型(allometric growth mode),分析当前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之间的协调性关系[6]。异速生长是指系统的某个局部与整体的几何测度关系:一个局部的相对增长率与系统或其另外一个局部的相对增长率有恒定的比值。
Naroll和Bertalanffgy(1973)最早将异速生长模型用于研究城乡人口变化的对数线性关系[6]。自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学者引入异速增长模型,用于研究城镇化体系及体系中两要素相互之间的关系。异速生长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
其中:y为子系统的某种测定或整体的局部;x为整体的另一个局部或整体与子系统的某种测定;参数b为标度因子,或称为异速生长系数,是y与x各自增长率的比值。运用数学变换可以将上述异速生长模型转换为幂函数形式:y(t)=ax(t)b,当y(t)表示城镇建成区面积的时间序列,x(t)表示城镇人口数量的时间序列,转变后的异速生长模型就是两个时间序列变量的动态关系评价模型。根据遍历性公理,也可将时间序列的动态评价模型转变成空间评价模型:y(k)=ax(k)b,此时y(k)和x(k)分别表示在同一时期内k个不同城镇的建成区面积与城镇人口数量的序列。
异速生长模型的关键问题是判定异速生长系数b的值。关于b值的确定,理论界早有研究,在计算方法上学术界已达成共识,认为异速生长系数值取决于城镇建成区面积与城镇人口数量二者维数的商。Nordbeck(1995)在早期的研究中认为,城镇面积是二维变量,城镇人口数量是三维变量,得出异速生长系数b的临界值为2/3。当b=2/3时,城镇面积的增长速度与人口增长速度相等,此时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最为协调;当b>2/3时,为正异速增长情形,此时,城镇面积的增长速度快于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不协调,表现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型;当b<2/3时,为负异速增长情形,此时,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城镇建成区面积的扩张速度,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同样处于不协调状态,表现为土地城镇化滞后型。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后来的学者将分形概念引入模型,认为异速生长系数b的值等于城镇面积与城镇人口二者分形维数的商(White and Engelen(1993)[7],Batty(1998))[8]。根据分形概念确定的b的临界值为085。同样,当b=085时,城镇面积的增长与城镇人口需求的增长相一致,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反之,则表现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型(b>085)或土地城镇化滞后型(b<085)。根据多个不同国家的研究结论表明:异速生长系数b的临界值为085要优于2/3。从数值上看082大于2/3小于1,以其为标准既不会过窄,也不会过宽。因此,本文选择085作为异速生长系数b的临界值,以其作为判断我国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协调性关系的标准。具体判断标准见表1:
(一)总体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的实证分析
运用2001-2012年间,我国576个县级以上城镇的建成区面积和城区人口数据,构建我国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异速生长模型,对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协调性进行实证研究。
2001-2012年,我国576个县级以上城镇总体的建成区面积与城镇人口数量的异速生长系数b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明显看出,2005年之前,我国各年的异速增长系数均小于本文设定的临界值085,为负异速性增长。从理论上讲,这表明2005年之前,我国城镇建成区面积扩张的速度小于城镇人口增长对城镇面积的需求,城市用地偏少。从异数生长系数的具体数值上看,2005年之前,我国城镇建成区面积与城镇人口虽然处于负异速增长的不协调状态,但在此期间的b值与临界值085比较接近,说明这一时期内我国整体上建成区面积与城镇人口规模之间保持适当的比例。
从2005年以后,我国城镇建成区面积与城镇人口间的异速增长系数开始超过均衡的监界值,并呈逐年增长的态势。这表明,从2005年以后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不协调问题越来越严重,土地城镇化增长的速度超过城镇人口增长对其产生的需求,表现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型的模式。实证研究结果与近年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相符合。
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对土地资源的利用过于粗放,新城区和开发区建设缺少合理的土地利用规划,盲目建设现象严重,导致大量新城区建成后处于长期闲置状态,人口入住率极低,各地均出现了所谓的空城或鬼城现象。从实证研究结果可以看出,近十年来,我国城镇总体的异速生长系数呈震荡上升的趋势,在未来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必须要合理解决好我国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不协调问题,否则城镇化的发展将走向不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二)不同规模城市的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分析
按照城市的人口数量对我国县级以上城市进行分类,市区非农业人口在200万以上的为超大城市,市区非农业人口在100-200万之间的为特大城市;市区非农业人口在50-100万之间的为大城市;20-50万之间的为中等城市;20万以下的为小城市。我们将各年不同规模城市作为整体,分别对各不同规模城市的人口和建成区面积,按照异速生长模型设定的幂函数形式进行拟合,得到不同规模城市历年的异速生长系数值,如图1所示。从图1中可以看出,我国不同规模城市之间的异速生长系数差异明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口在2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在2007年之间异速生长系数一直高于临界值085,呈正异速生长。说明在此之前我国超大城市土地城镇化的扩张幅度大于人口增加的需求;同时,从2004年开始,超大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由递增转为递减,说明随着人口不断向超大城市的流动,城市的面积扩张与人口增长逐渐趋于协调。但是,自2007年之后,随着人口进一步流入超大城市,这些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与临界值的差距开始拉大,城市面积的扩张越来越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求。
2特大城市的异速增长系数在此期间一直处于递增的状态。在2002年之前,我国特大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在临界值以下,但是,在2003年后,异速生长系数始终处于临界值的上方。更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是,2003年之后,特大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的平均值达到了1064,突破了1,说明我国特大城市建成区面积超需求扩张问题十分严重,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严重失衡。
3大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在2006年之前均超过了1,表明2006年之前,我国大城市的建成区面积扩张迅速,超过了大城市城区人口的增长速度,并且土地与人口之间关系的失衡十分严重。2007年开始,大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逐渐向临界值回归,城市面积扩张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失衡关系得到缓解。
4人口在20万到50万之间的中等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在样本期间内一直处于递增态势,并且除2002年之外,全部都处于异速生长系速临界值的上方。说明中等城市的土地城镇化扩张的速度一直高于人口城镇化的速度。从具体数值上看,中等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在2005年之后一直维持在1以上,突破了城市用地超需求扩张的合理范围,土地城镇化过快,表现为严重的人口滞后型城镇化。
5小城市异速生长系数呈震荡上升的趋势。人口在20万以下的小城市大多数是县级城市,与地级以上的大中型城市相比,县级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发展缓慢,异速生长系数长期处于临界值以下,并且在2005年之前一直低于08,突破了异速生长系数的下限。说明在此之前,我国县级城市的建成区面积扩张严重,不能满足不断增加的城镇人口的需求,表现为严重的土地城镇化滞后型。
从2002年开始,县级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开始增长,到2006年左右,基本接近临界值水平,土地城镇化不能满足人口城镇化的状况得到了缓解,二者处于相对协调的状态。但是,从2008年开始,县级城市的异速生长系数超过了临界值,并一直处于其上方,县级城市开始出现了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现象。
总体来说,我国不同规模城市均存在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现象。其中,值得关注的有两个方面:一是超大城市由于其独特的政治、经济和区位优势吸引着大量人口的流入。近年来,土地城镇化过快的现象发生了一定的逆转。人口的过度拥入,导致超大城市出现了土地滞后型的城镇化。二是特大城市与中小城市过快的土地城镇化。近年来,100万以上人口的特大城市开始了城市建设的快速扩张期,新城区、开发区大量上马,在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得特大城市的建成区面积与城镇人口数量之间关系的失衡越来越严重。作为地区型中心城市,特大城市虽然对区域内的比较有吸引力,但对区域外人口的吸引力远不如超大城市。
因此,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后,能否得到足够人口的填充,将是特大城市城镇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小城镇土地城镇化过快的问题。为了拉动地方经济增长,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近年来,地方中小城市也开始了大规模的造城运动。在我国当前的政府主导型资源配置体系下,中小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是极为有限的,在中小城市的发展中如果不能合理协调城市建设与人口增长的关系,结果必然会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和城镇化的泡沫,影响城镇化的可持续长远发展。
(三)不同区域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分析
按照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状况,通常将我国区域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部分。从经济发展角度,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明显,东部地区的人均GDP已经达到或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中西部部分省份的经济发展仍十分落后。在城镇化发展方面,东、中、西部同样存在着明显的差距。2012年,东部地区平均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1%,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只有47%和43%。
为此,本文将分析我国不同区域间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协调关系。以《2001-2012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不同区域的县及县级以上城市作为样本,共计663个样本。其中,东部地区265个样本,中部地区234个样本,西部地区164个样本。通过构建异速生长模型,分别对各年不同区域城市的人口和建成区面积,按照异速生长模型设定的幂函数形式进行拟合,得到的实证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城市历年的异速增长系数最高,始终处于均衡的临界值085以上,说明东部地区城市面积扩张超过了人口增长的需要,土地城镇化的速度高于人口城镇化的速度;中部地区在2003年之前城市的异速增长系数在08以下,建成区面积不能满足城镇人口增长的需求,2003年之后情况有所改观,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处于基本协调的状态,但从2005年之后,中部地区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张速度开始加快,土地城镇化高于人口城镇化的失衡问题开始突显;西部地区的城市建设也落后于中东部地区。从实证研究的结果看,自2009年以来,西部地区土地城镇化速度加快,人口城镇化开始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发展。
从前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当前,我国不论从总体上还是分区域亦或是从不同城市规模角度看,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失衡问题都十分严重,而失衡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城市建设面积的扩张速度过快,超过了城镇人口增长引起的土地需求增加,即土地城镇化的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的速度。
(一)外在制度的影响
二元土地制度是对农村和城市土地所有权的不同规定,即农村土地属于村民集体所有,城市土地全部为国家所有,不同的土地权属决定了不同的土地市场。现有的法律规定,农业用地要想转为非农用地进入市场进行流转,必须先将土地的所有权性质由集体所有制转为国家所有制,地方政府作为土地所有权转换的唯一权利人,垄断了非农用地的供给,占有了土地转换过程中的绝大部分价差收益。二元土地制度的存在,强化了地方政府在城市空间扩张上的动力,成为土地城镇化过快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1994年,中国的分税制改革削弱了地方政府的财权,增加了地方政府的事权,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等使得地方政府的预算内收入难以支撑大量的行政和建设支出,使得地方政府只有依靠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收益来维持政府运转。当前,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仍是以GDP作为标准,地方政府为了推动经济增长,需要大量的投入,而现有的财税体系,使得地方政府只能依靠土地作为财政收入的来源,土地的城镇化运动,不仅解决了政府拉动经济增长的资金来源问题;同时,大规模的造城运动带来的一系列投资也带动了经济的增长,对地方政府而言可谓一举两得。
二元土地制度和以分税制为主要形式的现有财税体系,是影响土地城镇化过快的制度因素,但并不能够解释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现象。当前的研究成果,对于人口城镇化滞后原因的制度解释主要是从户籍制度方面进行。建国初期我国实行了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发展模式,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在这一背景下为了解决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问题,国家实行了严格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限制大城市的发展和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并在1958年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的实行,使得居民的户口与其所能接受的科教、卫生、医疗、就业等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为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使得农村居民不能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社会福利,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没有基本的居住、子女就学、医疗等基础的社会保障支持,严重影响了农村居民向城镇的转移,使得人口城镇化速度进展缓慢。
(二)内在机制的影响
探寻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内在机制还需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切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一直表现为投资驱动型,三十多年间资本累积的速度不断加快。根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从1978年到2012年,中国的资本形成率由382%迅速上升到506%,资本积累的速度约是同期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投资增长带来的资本积累增加的前提是要保持较高的资本边际收益水平,这也是维持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必要条件。
在最终产品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为了保持较高的资本边际收益水平,政府只能通过对生产的上游资源的控制,人为压低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价格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达到提高资本边际收益的目的。
随着我国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工业投资对原材料产地的依赖程度逐步降低,使得工业投资的区域替代性增强,各地方政府争夺投资资本的竞争日趋激烈,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投资,大幅降低工业用地的出让价格,有些地方甚至不惜以零地价或负地价的形式向投资商提供土地。政府对工业用地的低价供应,是对资本积累的补贴,造成了全国各地区不断出现各类开发区、工业园区和新城区,重复建设问题严重,土地城镇化速度越来越高。
为了弥补工业用地出让方面的财政收入损失,地方政府采取了不断抬高住宅用地的价格策略,形成了中国独有的低工业用地价格、高住宅用地价格的土地价格双轨制。近年来,各大城市不断出现的“地王”现象,就是对这一问题的最好证明。住宅用地价格的不断攀升,导致了房价的不断上涨,结果是农村居民迁入城市的成本增加,严重阻碍了人口城镇化的速度。
运用异速生长模型对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进行实证测定的结果表明:自2005年后,我国总体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出现失衡,表现为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对不同规模城市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近十年来,土地城镇化过快的现象开始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蔓延;从不同区域看,东部地区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问题最严重,其次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造成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失衡的原因,除了现行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财税制度等外在的制度因素外,我国地方政府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基于前文的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现有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财税体制在制度层面上造成了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的失衡,需要中央在统筹全局的基础上对现有制度进行适当的调整和改革。其中,土地制度上,要限制地方政府的征地权,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户籍制度的改革,要保障人口城镇化过程中公共福利的均等化;财税体制的改革,要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权,避免地方政府的土地城镇化冲动。
2限制超大城市,合理发展中小城市。
前文的研究表明,超大城市已出现人口城镇化快于土地城镇化的问题,超大城市由于拥有较多的政治、经济特权吸引着人口不断地流入,“大城市病”已开始显现。因此,应对大城市的发展加以限制,给予中小城市更多的权利,鼓励中小城市发展,使人口流动向中小城市转移。在缓解超大城市人口压力的同时,也解决了中小城市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问题。
3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城镇化发展的资金缺口较大。
我国城镇化发展以政府为主导,由于缺少资金,不得不以土地出让金作为筹资的源泉,带来的后果则是土地城镇化的过度发展;同时,由于缺少资金,导致地方政府不得不减少在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造成了人口城镇化的滞后。因此,为了缓解城镇化建设中的资金缺口,要在政府主导下,充分调动民间资金和民营企业参于到城镇化建设中来。国外城镇化发展历程证明,公私合营的PPP模式,对于加快城镇化进程中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在我国,引入民间资本参与城镇化建设,不仅可以缓解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而且对于合理引导民间资本流动,减少对资本市场冲击以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都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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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的经济中,国债发行的适度规模是受多个层次和方面的因素影响和决定的。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经济增长率、经济周期、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财政收支状况、社会投资规模以及金融的发展程度等等,这些宏观方面的因素都会影响国债适度规模的大小。从微观层面上分析,国债自身情况是一个主要的影响因素,如国债的管理水平和结构状况,包括:国债期限安排、品种搭配、偿还方式、应债来源以及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及使用范围,这些因素都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债适度规模。下文分两个角度来讨论影响国债适度规模的因素——促使国债适度规模扩大的角度、制约国债适度规模的角度。并利用实证的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对影响我国国债发行规模的影响因素做出计量分析。
财政政策是影响国债规模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例如,如果政府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必然要扩大政府的支出,这会导致政府发行国债规模的扩大。相反地,如果政府实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那么财政赤字的缺口就会缩小,那么国债规模也会相应的减小。比如2007年以来,受到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处于低谷,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政府为了刺激经济的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政府实行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扩大赤字、增发国债用来增加政府投资。特别是进入2009年,随着政府政策的进一步深入,我国国债年度发行规模已达到历史性的1.6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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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血液透析护理
心理护理是一种精细的艺术、特殊的技能。它要求护理人员应具备必要的医学理论知识和修养。血液透析病人一般具有治疗时间长、经济花费大、并发症多、死亡率高等特点,特别是急性肾功能衰竭、慢性肾功能衰竭有急性透析指征以及外源性毒物急性中毒患者,如果抢救治疗不及时,死亡危险性更大。所以血液透析患者很容易出现狂躁、焦虑、恐惧的心理,加重死亡威胁。相反,透析患者情绪稳定,心态良好,能有力配合医护人员工作,有利于康复,延长生命。
1心理改变
急性肾功能衰竭病人的心理改变与慢性肾功能衰竭病人显著不同。虽然两者都依赖透析机生存,但急性肾功能衰竭病人肾功能有恢复的希望,因此病人的注意力集中于因建立血管通路及透析治疗时的不适感。当不适感消失后,病人及其家属转而担忧肾功能衰竭会持续多少时间以及透析治疗需要持续多少时间。性肾功能衰竭病人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他们将终生依赖肾脏替代治疗。一开始,有些病人会拒绝承认肾功能衰竭的事实,并拒绝接受治疗。另一些病人在度过了一段“悲伤期”后,转而慢慢接受这个现实,开始漫长的治疗过程。对病人进行必要的宣教,使他们了解所患的疾病以及相应的治疗计划,有助于帮助他们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2护患关系
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除非换肾,否则需维持血液透析至终身。治疗费用很大,有严重并发症,费用更高。病人一进血透室,在心里变化很大,一方面但心医疗费用,另一方面但心风险问题,会出现情绪上的波动,为了及时有效地调整控制患者情绪,我们大都在环境、态度、生活习惯等方面作努力。我认为医护人员亲和力的强弱对患者情绪影响非同小可。提高个人修养、学识、为人处事和沟通交流本领,加强工作态度、责任心,注重工作和生活的细节,有耐心、细心和爱心,真正把病人当亲人。提高医护人员的亲和力,优化血液透析护理工作人才结构,重视选拔有亲和力的人到血透室从事护理工作。开展必要的职业道德培训,建立规范的考核考评制度并严格执行。作为一名血透室工作者要树立高尚的职业道德,一定要树立病人似亲人的品德,不要只想到经济利益,只想到自己的任务完成,更不能对患者的狂躁行为采取以非对非的作法。护理工作者要全面熟悉每一个透析患者的病情、个性、年龄、经济条件、家庭及社会关系,敏锐观察患者每一次异常的反映、举动,充分利用环境条件、病人的渴望有针对性做好沟通、化解工作,营造健康快乐,对生命充满信心的治疗氛围。
3提高护理的水平
技术护理的水平直接作用于透析患者的心理,全面熟悉本院正在使用的各种血透设备的性能特点,熟悉掌握血液透析的基本操作规程。血液透析是通过体外循环迅速地清除体内过多的代谢废物或毒物,纠正水、电解质紊乱和酸碱平衡,达到维持内环境稳定和纠正细胞生理功能的目的,很容易出现凝血,漏血,低血压等意外情况,如果处理不及时,将危及病人生命,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在实际工作中,要掌握不同型号的机器设备,一旦遇到意外,要当机立断及时处置。护理人员要积极主动配合医生制定应急处置预案。比如:凝血处置,漏血处置,机器各种报警处置,各种并发症处置等等。要通过对机器设备及患者病情的全面熟悉及动态掌握,对可能发生的问题作出预测,制定预案,随时作好必要的抢救准备工作,对情绪狂躁者实施穿刺手术要准备约束肢体绷带或镇静药品等。做到有备无患,根据具体情况,随时启动应急预案。练好血管通路穿刺基本功。建立安全,有效的血管通路是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生命线。内瘘是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方法,穿刺容易,一般不应存在多大问题,颈内静脉留置永久性双腔导管使用安全,效果好。
4加强心理护理
血透患者的精神压力以及对机器的依附程度多超过了其他疾病,出现不合作行为等。多数患者开始时对血液透析较紧张,有恐惧心理,要充分做好患者的思想工作,介绍有关知识,提高患者对血液透析的认识,消除恐惧心理,与医护人员密切配合,保证透析的充分性,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了解患者的心、肺、肝功能及出凝血情况等。在透析过程中要多与病人交谈,探知病人的心理活动,正确引导,必要时给予多虑平等药物。在护理工作中,护理人员要做到热情,富有同情心,要经常和患者交谈,及时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根据不同患者的具体情况做好心理护理。让患者了解疾病,正确对待疾病,指导其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精神愉快,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并积极配合各种治疗和护理,从而有利于疾病的康复和延缓疾病的发展。还要做好家属的配合工作,不要将悲观情绪感染患者,要给予患者情绪上的支持。
总之,心理因素对血液透析患者治疗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医护人员尤其是护士是否具有亲和力,是否具有较高的技术操作水平是重中之重,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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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国债发行规模的主要因素是财政赤字和国债还本付息。人们长期以来普遍认为国内生产总值(GDP)是影响国债发行规模的主要因素,并且已经有人对此进行了回归建模分析。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我国国债需求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要:根据年度数据建立我国国债发行规模的长期均衡和动态调整模型,对我国国债发行规模与相应经济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我国国债需求量是由财政赤字、国债还本付息额两个因素所决定,我国国债实际发行量向需求量进行调整的速度为0.75,即国债需求量与年初发行量之间的缺口有75%的部分在年度内得到调整。说明我国国债还有一定的发行空间以满足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
关键词:国债,适度规模,动态调整模型
论文正文:
我国国债需求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国债是以国家财政为债务人,以国家财政承担还本付息为前提条件,通过借款或发行有价证券等方式向社会筹集资金的国家信用行为。自从1981年我国政府重新发行国债以来,每年国债发行的规模从数十亿元提高到数千亿元,国债发行累计余额在2000年就已突破1万亿元人民币,目前已超过2万亿元。如此大的国债规模是否适度,国债市场的容量与空间还有多大,是当前财经研究方面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国债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
总体而言,对于国债发行规模的研究,可以分为定性和定量两大类研究方法,定性研究(规范研究)方法提供了很好的思想,但不能得出较为准确的数量结论。现有的几种定量方法(实证研究)试图对国债发行规模进行比较准确的预测,但其方法的采用有待改善,预测的精度有待提高。本文根据年度数据建立我国国债发行规模的长期均衡和动态调整模型,对我国国债发行规模与相应经济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一)我国国债的长。期均衡模型
国债规模的大小在客观上受到很多宏观经济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根据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本文得到与国债规模(C),具有长期的协整关系的四个影响因素,即财政赤字(FD)、信贷规模(L)、居民储蓄(S)和国债还本付息(PD)。本文采用这四个因素作为国债规模回归模型中的解释变量,根据1981~2003年的历史数据,运用OLS回归法,建立我国国债的需求模型。
运用Eviews3.1软件,建立回归方程,结果如表1所示:
从回归系数上看,我国国债规模(C)与财政赤字(FD)、信贷规模(L)、居民储蓄(S)和国债还本付息(PD)都呈正相关关系。其中,财政赤字和国债还本付息的系数最大,是影响我国国债规模的决定性因素,说明我国的国债需求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和偿付国债本息,而不是以宏观经济政策为导向的市场主动选择的结果。
从回归效果上看,R2=0.9994,拟合优度较好,财政赤字(FD)、信贷规模(L)、居民储蓄(S)和国债还本付息(PD)高;F值所对应的概率为0.0,说明回归模型整体拟合效果显着;由于模型的观测个数n=23,解释变量个数k=4,水平α=0.05,查表可知D.W.的临界点为d1=0.986,du=1.785,而回归方程D.W.=1.84227,大于1.785,不存在一阶自相关;L、S系数的t检验值较小,所对应的概率分别为0.1724和 0.2041,均大于0.1的显着性水平,说明L、S对模型的解释能力不强。因此,我们要对回归模型进行调整。根据惯例,逐个剔除t检验值较低的变量。经检验,若单独剔除L,会使S的t检验值所对应的概率显着增大,回归方程拟合优度降低;同样,若单独剔除S,会使L的t检验值所对应的概率显着增大,回归方程拟合优度也会降低。因此,应将L、S两变量同时剔除,回归结果见表2所示
表2的回归结果显示,解释变量FD、PD的符号方向与调整前的一致,能较为合理地解释与国债规模的关系;拟合优度R2=0.9987,说明在国债规模的变动中,有99.87%的变动是模型中解释变量的变化所引起的;t检验值所对应的概率均小于0.05的显着性水平,说明各解释变量作为个体对国债规模有较显着的解释能力;F=8289.02,所对应的概率为0.0,说明模型中所有的解释变量作为一个整体与被解释变量B的线性关系显着。
回归方程为:B=44.28+1.028FD+0.99PD(1)
回归方程的两个结论;
1.影响国债发行规模的主要因素是财政赤字和国债还本付息。人们长期以来普遍认为国内生产总值(GDP)是影响国债发行规模的主要因素,并且已经有人对此进行了回归建模分析。但是,这种回归模型的有效性不高,一个重要原因在于:GDP虽然和国债发行规模之间具有较高的正相关性,但二者不是同阶单整,因此不具有长期的协整关系。实际上,我国国债发行规模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年的国家预算赤字和到期国债的还本付息决定的,结合本文前面的实证分析,很容易得出真正与国债发行规模有较强因果联系的因素是财政赤字和国债到期还本付息这两个因素。
2.振兴财政与提高“两个比重”刻不容缓。财政赤字和国债还本付息与国债发行规模的因果关系最为紧密,这从侧面说明我国财政对于国债的依赖过于严重,国债的发行很大程度上是用来弥补财政赤字和偿还国债本息,而不是用于国家的长期经济建设。国家财政之所以出现很大的财政赤字,无力偿还到期国债,这一方面与我国目前的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偏低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中央财政实力不是很强,因此振兴财政,提高“两个比重”是很迫切的。
如果假定国债的实际发行量与需求量是一致的,那么上述回归方程就是国债需求函数的均衡方程,否则上述所拟合的回归方程就不能代表需求方程,它只是我国国债发行量的回归方程。因为国债的实际发行量与需求量一致是很偶然的,大多数年份实际发行量和需求量是不一致的,所以必须对上述方程进行动态调整,才能得到我国国债发行规模的实际需求模型。
(二)我国国债适度规模的动态调整模型
动态调整模型也称为局部调整模型,是非均衡模型中最简单的一种,其模型
Bt-Bt-1=θ(Bt*-Bt-1)(2)
其中,B*t是第t期国债需求量或意愿水平,Bt和Bt-1分别是第t期和第t-1期国债实际持有量,θ是调整速度。
假定我国第t期的国债需求量B*t是确定的,并且政府总是打算弥补期初实际持有Bt-1量与这一需求量间的缺口,但由于受国债调整成本及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一国在第t期内不大可能将期初实际水平Bt-1调整到本期需求水平或意愿水平B*t,因而本期的实际水平Bt只是作局部调整,调整速度为θ。均衡模型假定实际持有量就是需求量,即θ=1,那只是这里所讨论模型的一种特殊情况;B*t-Bt-10,表示期初的国债发行量不足以满足该期的需求;B*t-Bt-10,表示期初的国债发行量超过了该期的需求量。根据动态调整模型确定需求函数可以避免用实际持有量代替需求量,但需要得到国债需求的均衡模型。
由于一国的国债实际发行量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债需求的客观反映,所以根据前文所确定的国债需求的均衡方程(1),我们可以设定我国国债的需求模型具有下列形式
B*t=α0+α1FDt+α2PDt+εt(3)
其中,B*t表示我国国债需求量,这是不可直接观察的;εt是随机扰动项;FDt、PDt分别为财政赤字、国债还本付息额。
假定我国国债的实际发行量与需求量之间满足下列动态调整模型
Bt-Bt-1=θ(B*t-Bt-1)+μt (4)
将关系式(3)代入(4),经整理后可得
Bt=θα0+θα1FDt+θα2PDt+(1-θ)Bt-1+θμtεt(5)
根据国家国债发行的年度数据对模型(5)进行估计,结果见表3所示
由表3可知,回归方程为
Bt=39.98+0.77FDt+0.81PDt+0.25Bt-1(6)
根据以上的回归结果可知,回归模型(5)符合OLS的要求,具有良好的统计属性,具备一定的说服力。因此,本文将回归方程(6)作为模型(5)的最后估计结果。比较模型(6)和(5)得
θα0=39.98 θα1=0.77 θα2=0.81 1-θ=0.25
可解出各个参数值为
θ=0.75 α0=53.31 α1=1.03α2=1.08
将上述参数的估计值代入(3)式,即可得出我国外汇储备的需求模型
B*t=53.31+1.03FDt+1.08PDt(7)
同时,我国国债的动态调整模型为
Bt-Bt-1=0.75(B*t-Bt-1)(8)
由(7)式可以看出,我国国债需求量是由财政赤字、国债还本付息额两个因素所决定,并且都与国债需求量呈正相关。由(8)式可知,θ=0.75,也就是说我国国债实际发行量向需求量进行调整的速度为0.75,即国债需求量与年初发行量之间的缺口有75%的部分在年度内得到调整。这说明我国国债还有一定的发行空间以满足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
根据我国国债需求模型(7)可以算出1990年以来我国国债需求量,再与当年实际发行量相比,可以得出各年度我国国债发行的缺口,如表4所示
本文采用动态调整模型这种非均衡方法间接地估计了我国国债的需求模型,并找出了国债实际发行量与适度规模之间的动态关系。
1.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增长、经济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国债的发行规模基本是适度的,没有超过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1990年的国债发行缺口是34.02亿元,到2002年这一缺口达到386.48亿元,1990年至2003年的国债发行平均缺口达137.99亿元。这说明我国的国债政策是稳健的,国债发行规模的大幅增加是为了适应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我国国债实际发行量与需求量之间存在缺口,除1993年国债实际发行量略高于需求量之外,其他年份国债实际发行量均低于需求量,但缺口数量并不是很大,所以说我国国债的发行规模和我国经济的发展基本上是相适应的,国债规模基本适度。
2.我国国债还有发行的空间,国债政策依然是有潜力的。我国国债规模逐年大幅度增加,一些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开始担心国债规模扩张给国家财政带来风险。但我们不能据此片面理解控制国债规模,甚至走向淡化国债或消灭国债的极端。中国财政每年出现财政赤字难以避免,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都依赖于政府的推动,而发行国债是政府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由此可见,我国政府应该按照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来安排适度的国债规模,及时调整实际发行量和需求量之间的缺口,以保证我国宏观经济正常运行,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
3.我国国债发行空间并不是很大,所以国债规模也不能盲目扩张,要注意风险的防范。今后一段时间,如果我国能一方面通过优化国债的使用结构,提高具体国债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扩大国债投资对经济总量的乘数效应;另一方面通过财政体制和税收体制改革,控制财政赤字规模的扩大,那么我们更有理由相信:随着我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增长,我国政府将有能力保持适度的国债规模,并且完全可以避免因国债规模失去控制而导致的债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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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犯罪:青少年这个概念在犯罪学中一般是指已满6周岁而不满11周岁的人。这个概念包含“青年”和“少年”两个年龄段的人群,横跨了未成年人和成年人两个年龄区域。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就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我国近年来关于青少年犯罪影响因素的述评与展望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我国近年来关于青少年犯罪影响因素的述评与展望全文如下:
摘 要:目前我国青少年犯罪已经成为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引起了我国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近十几年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对于这些研究成果,文章主要从影响青少年犯罪的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等纬度进行述评,并对未来的研究提出展望。
关键词:青少年犯罪; 影响因素; 个体因素; 家庭因素; 社会因素。
青少年犯罪已经成为我国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近年来,我国青少年犯罪始终处于高发状态,青少年的犯罪总数已经占到了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 以上。[1]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十五”期间青少年发展状况和“十一五”期间青少年发展趋势报告》,“十五”期间我国青少年犯罪增加 68%,未来 5 年会进一步增加。随着社会的发展,青少年犯罪呈现出明显的低龄化趋势,第一次失足青少年的年龄呈下降趋势,不满 14 周岁的未成年人危害社会的行为逐渐增多;
犯罪类型不断增多,从以往集中于暴力犯罪、性犯罪和财产犯罪,逐渐增多到网络犯罪、贩卖毒品、拐卖人口等新的犯罪,手段从单一性向多样性方向发展。我国对青少年犯罪研究的重视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本文主要对近十几年来我国对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影响因素的一些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发现其研究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的研究提出展望。
国内对影响我国青少年犯罪的成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很多研究表明,导致青少年犯罪的成因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家庭教育、学校环境、社会影响等外部因素,也包括犯罪青少年的人格、情绪等内部因素,在同样容易导致犯罪的环境中,不同个体是否发生犯罪行为存在着很大的差异。[2]值得注意的是,以往关于青少年犯罪的研究中,学者更多关注的是家庭、学校和社会等环境因素对青少年发生犯罪行为的影响,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个体因素是影响青少年犯罪的最重要因素,环境因素也必须通过个体因素才能对青少年的犯罪行为产生影响。
2. 1 青少年犯罪的个体因素。
2. 1. 1 人格特质。
许多研究都认为,犯罪青少年之所以犯罪是因为他们具有一些导致犯罪的人格特征。艾森克的犯罪理论指出,犯罪人在生理上、心理上与守法公民相比较是本质完全不同的人,他们存在着一种犯罪人格,具有这种人格的人会有实施犯罪的倾向。[3]在研究青少年犯罪与人格的关系中,我国主要是采用各种人格问卷对犯罪青少年的人格进行测量或评估,发现其人格特征。这些研究发现,犯罪青少年通常具有偏执、孤僻、喜欢干奇特的事且不顾危险的人格特质,他们的心理问题较普通人严重,犯罪行为及心理问题的产生均与他们不健全的人格密切相关。[1]。
我国廖坚等人对 405 名男性青少年犯人格特征的调查发现,他们犯罪的人格障碍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4]邓芸菁、窦刚、张锋对云南少管所的 379 名13 ~ 15 岁的男性少年犯的调查发现,少年犯的基本人格特征是行为外向、情绪易变、自我防卫低,尤以外向特征最为明显。他们还对少年盗窃犯、少年抢劫犯和数罪并罚等少年犯的主要人格特征进行了比较,发现他们都具有高外倾型、高神经质和低掩饰性; 少年强奸犯的主要人格特征是低神经质和高外倾性; 少年伤害犯的主要人格特征是高外倾性。[5]刘桂兰等用艾森克人格问卷对青海少管所男性犯人的测查发现,犯罪青少年的人格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出高精神质和高神经质,低自我防卫,低掩饰性。[6]由此可见,犯罪青少年的人格特征的确与普通青少年不一样。
2. 1. 2 情绪特征。
青少年正处在身心发展的不稳定时期,他们身心发展的不平衡性,使他们对外界刺激反应敏感,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其心理具有半成熟、半幼稚性的特征。[7]他们渴望家长、学校和社会能给予他们成人式的信任和尊重,但遇事比较冲动,情绪化,自我控制能力比较弱。美国精神病学家、少年犯罪研究的著名学者 Healy 和 Bronner 认为,情绪障碍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的最主要原因。[8]国内一些研究证实,违法犯罪青少年具有情绪不稳定性的特征,他们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对自己所受到的挫折和困难进行片面而偏激的评价,使消极情绪占据主导地位,心理也长期承受着较多的焦虑、压抑和恐惧,一旦受到外界环境的刺激,就有可能导致极端行为或犯罪行为的发生。
我国李慧民等对犯罪青少年的研究发现,犯罪青少年情绪性与 SCL - 90 的变量的所有因子均呈高度正相关,结果表明,情绪不良和精神病质可增加青少年心理问题的产生,可能直接导致犯罪行为。[9]林云鹏、王晞对犯罪青少年的调查发现,犯罪青少年在情绪稳定性上与常模比较有很显著的差异,他们情绪极不稳定,控制情绪能力弱,这样就容易导致他们在面对一些情况时容易失去理智,采用极端或暴力手段解决问题,从而导致犯罪行为的发生。[10]邵阳等人采用儿童青少年状态 - 特质愤怒表达问卷对 62 名暴力犯罪者,55 名非暴力犯罪者和100 名普通高中生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暴力犯罪者的愤怒情绪水平较高,并且在愤怒情绪的表达和控制方面存在缺陷。[11]这些研究都说明青少年的情绪问题对于他们犯罪行为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2. 2 青少年犯罪的环境因素。
2. 2. 1 家庭因素。
家庭是青少年社会化的最初和最主要的场所,对青少年的影响最大。随着对青少年犯罪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于青少年与家庭因素关系的研究,由最初的研究家庭结构变量,如家庭的完整性、家庭经济状况,逐渐发展到研究家庭的功能变量,如家庭气氛、亲子依恋、亲子沟通、父母教养方式、父母监控等。[12]研究表明,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与家庭结构残缺有密切关系。一项对 2000 多名的违法犯罪青少年的调查结果显示,违法犯罪青少年中父母离异、分居、再婚、丧偶占 24. 1%。
另一项研究显示,单亲家庭与青少年犯罪的关系最明显。但也有学者指出,导致青少年产生犯罪行为的原因并不是单纯的家庭结构破裂,而是由于家庭结构破裂导致的家庭功能的缺损,如家庭气氛紧张,没有形成良好的亲子依恋,亲子沟通不顺等才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的根本原因。一些研究发现,亲子依恋质量与青少年犯罪行为呈负相关,亲子依恋可以作为青少年犯罪的一个强有力的预测变量。
13]而家庭结构和家庭功能之间并不一定存在必然的关系,也就是说家庭结构的不完整并不一定会导致家庭功能的缺损,家庭结构完整但充斥着家庭冲突和问题也会导致家庭功能的缺损,研究者认为是这种心理上的不完整而非形态上的不完整在起作用。[14]胡宁等的研究发现,家庭功能与青少年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即家庭功能发挥越好,青少年的问题行为就会表现越少。[15]冯维等对守法少年与犯罪少年家庭功能的比较研究发现,犯罪少年的家庭功能整体发挥显著不良,包括沟通不良,父母角色功能发挥不良,家庭行为控制方式不良以及情感介入功能差等方面。[16]。
在家庭成员行为变量上,大量研究发现,家庭教育不良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长春市对在校学生犯罪情况的调查表明,有 49% 学生是因为家庭关系紧张、家庭教育放任自流、缺乏管教而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其中,父母的教养方式对青少年犯罪行为的产生有着重要的作用,父母混乱、放任自流、不管不问的教养方式最有可能导致青少年反社会行为的产生。
最近的研究认为,只有青少年能认识到的有效的教养方式才会对他们的行为产生影响。冯维等人采用父母养育方式问卷调查发现,犯罪青少年父母教养方式表现出过少的情感温暖与理解,过多的拒绝、惩罚、干涉,存在极端化倾向和双亲教育有严重分歧的缺陷。[17]刘桂兰等人的调查发现,青少年犯罪组的家庭矛盾性、控制性因素比例大大高于全国常模组,而在家庭亲密度,家庭融洽氛围,娱乐活动方面明显低于常模组,不良家庭因素导致了青少年发展的异常。[6]另外,父母的监控对青少年犯罪行为的发生有很重要的作用,子女越习惯于征求父母对其行为的意见,就越有可能在准备进行违法行为时考虑父母的意见,从而减少犯罪行为的发生。[18]。
2. 2. 2 学校因素。
目前我国对青少年犯罪的研究并没有具体涉及学校是如何对青少年犯罪产生影响的,多数研究只是阐述和论证了学校对青少年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一些研究认为,青少年时期是一个特殊时期,心理的动荡十分剧烈,学校作为学生活动的主要场所,如果过于重视学生的学习成绩,只抓升学率,而忽视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以及法制教育,必然会导致学生的发展受到消极影响。据调查,有 80%的犯罪青少年是学习成绩不好、有劣迹的学生,有近50% 的犯罪青少年没有完成九年义务教育。这些犯罪青少年的法律意识也极其淡薄,甚至直到被公安机关抓捕后,仍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触犯了法律。
同伴关系也是学校因素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同伴对青少年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尤其在青少年时期,同伴的影响比父母影响更大。研究发现,低同伴接纳是导致青少年犯罪行为的重要因素。在我国,学业差是导致低同伴接纳的重要原因。大量研究表明,在学校被同伴拒绝的学生比有良好同伴关系的学生更容易辍学及参与不良行为活动或犯罪,在青少年时期或成年早期也更容易出现严重的心理障碍。[19]这些青少年可能会逃避正常的同伴,转而到社会上寻求有着共同特征的不良同伴,以寻求安慰和支持,而建立了一种劣质同伴关系。有调查显示,在违法犯罪的青少年中,大部分是结交了不良朋友,沾染上不良行为而导致违法犯罪行为。大量研究也表明,亲密朋友的协同犯罪是预测青少年犯罪的有力因素之一,据黑龙江省公安厅研究室对哈尔滨少管所 700 名在押犯调查显示,青少年团伙犯罪占88. 23% 。这说明了同伴关系对青少年犯罪行为的重要影响。
2. 2. 3 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主要是指社会不良风气和社会不良文化对青少年思想行为的影响。目前我国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之风蔓延,社会规范管理失控,直接影响到青少年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特别是充斥着大量渲染色情、暴力、凶杀的书刊和音像制品,对于心理还未成熟的青少年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可能会直接导致青少年犯罪行为的发生。[20]一些研究发现,犯罪青少年大部分热衷于网络暴力游戏,喜欢暴力电影,他们的行为也受到了这些暴力内容的影响,更加具有暴力倾向。目前我国在对传媒的监控方面还存在很大问题,并不能够非常有效的防止色情、暴力内容对青少年的影响。
根据上述的研究综述,我们发现,虽然我国对青少年犯罪影响因素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还缺少预防青少年犯罪的针对性策略,不能有效的解决实际问题,我们应着重从以下两个方面开展研究。
3. 1 进一步加强实证研究,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
目前我国对青少年犯罪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定性研究占了很大一部分。这些研究停留在描述性和经验总结的研究水平,研究的深度和高度都不够。虽然一些研究采用了定量的方法,但这些研究多采用调查法,集中在研究青少年个性及家庭因素的影响上,对学校、社会是如何具体对青少年犯罪产生影响的研究并不多,很多只是从教育或预防的角度提出了一些见解和看法。我们认为,未来的研究必须将定性和定量研究结合起来,全面考察这些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尤其是必须加强对学校和社会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找出其根本原因。另外,在研究时,不仅要关注和研究城市中的犯罪青少年,也应该关注和研究农村和偏远地区的犯罪青少年,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现青少年犯罪成因的共性与差异性,为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提供更广阔的研究思路。
3. 2 加强多学科研究,深入考察青少年犯罪的多因素。
长期以来,我国对影响青少年犯罪的因素的研究往往是单一的研究视角。我们认为,既然影响青少年犯罪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就应该从法学、社会学、教育学、家庭学、经济学、伦理学等多学科进行综合研究。现代科学的研究总趋势是提倡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整合,提倡多元的研究视角,这样才能开阔研究的范围和内容,拓展研究的深度,有助于形成新的理论范式,增强理论的说服力和研究的效度,更好的解决实际问题。在研究青少年犯罪成因的时候必须关注这些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增强研究的说服力和研究的科学性,才能更好的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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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1982年推出股指期货以来,股指期货已成为最成功的期货品种之一。股指期货虽然可以有效规避市场风险,但基于期货交易机制的特点,股指期货仍存在潜在风险。文章在分析股指期货的一般性风险之外,进一步分析研究我国股指期货的独有风险,并重点从宏微观层面分析我国股指期货风险的影响因素,从而得出构建完善的股指期货风险管理体系要注重宏、中、微观三个层面的风险控制的结论。
关键词:股指期货;风险;风险管理
股指期货是以股票价格指数作为交易标的物的金融期货品种。随着我国股指期货2009年4月16日开始上市交易,我国自此摆脱了股票市场“单边市”的情形。但是由于股指期货交易机制的特点,股指期货也蕴含着巨大的风险。一旦对股指期货运用或管理不当,就可能给投资者带来巨大损失,甚至扰乱国家的金融秩序。因此,如何有效防范与管理股指期货风险显得尤为重要。
大量研究表明,宏观经济与金融环境是影响股指期货风险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分析宏观因素对股指期货风险的影响,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带来的不确定性。资本的全球流动与生产的转移在给我过金融市场的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不稳定、金融动荡和经济危机的风险。一旦某一个市场发生危机,风险会向周边地区以致向全球蔓延,给我国股指期货市场造成严重的影响;而金融自由化则在促进金融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金融脆弱性,金融脆弱性引发的危机促使经济衰退,从而造成股指期货风险。
2、市场机制不健全。股指期货市场在运作中产生的一些风险是由于股指期货交易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机制不完善等原因造成的。在初期的股指期货市场,相应风险会在这种不完善的机制中产生,股指期货的避险及套利功能难以发挥,使投资者遭受损失。
3、投资主体机构化。我国期货市场投资主体存在明显的机构化趋势,虽然机构投资者具备广泛的信息资源、先进的交易技术、雄厚的资金实力及优秀的交易人才等优势,可以有效地抵御一些风险,但是,一旦风险出现,其危害程度也是极其严重的,也即说明金融主体的机构化使股指期货市场出现严重风险的几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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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看,近年来我国物价上涨均为结构性上涨,主要推动因素包括生产成本提高、资源类产品价格改革、投机性炒作和气候变化四个方面。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我国物价结构性上涨的影响因素及其未来走势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要]近年来我国物价的上涨均为由食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引致的结构性上涨。2010年1月份以来的物价持续上涨,主要是由食品、居住、服务消费的支出价格上涨拉动的。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主要是生产成本提高、资源类产品价格改革、投机性炒作和气候变化四个方面。我国物价存在长期上涨的压力,但短期内即将见顶回落。
[关键词] 物价;影响因素;发展趋势
【论文正文】
我国物价结构性上涨的影响因素及其未来走势
2010年1月份以来我国物价涨幅持续提高,从结构看是食品价格、居住价格和医疗保健价格持续上涨拉动的,但内在因素依然是成本上涨、水电燃料提价、投机性炒作和自然灾害严重。从推动物价上涨因素的变化趋势看,我国物价存在长期上涨的压力,但短期内即将见顶回落。
2003年1月份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出现三次持续大幅度上涨,分别发生在2003年1月到2004年6月、2006年6月到2008年2月和2010年1月至今三个时期。从结构看,每次CPI出现持续大幅度上涨,均是由食品价格大幅度上涨拉动的。2010年1~10月份我国CPl月度同比涨幅从1.5%提高到4.4%,从食品、烟酒、衣着、家庭设备、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文化教育和居住等八大类消费支出物价涨幅看,食品价格上涨依然是主要拉动因素,但医疗保健和居住消费价格的上涨也起到了重要拉动作用。总体看,本次CPI的大幅度上涨与2004年和2008年的物价上涨一样,仍然属于结构性上涨。
从八大分类消费支出价格对CPI涨幅的贡献看(见表1和图1),食品价格上涨是历次CPI涨幅提高的主要因素,如2004年、2007年和2008年CPl分别上涨3.9个百分点、4.8个百分点和5.9个百分点,由食品价格上涨拉动的CPI涨幅分别为3.28个百分点、4.02个百分点和4.67个百分点,分别占当年CPI涨幅的84.1%、83.7%和79.1%。按2005年1月份以来食品价格占CPI的平均权重(32.65%)估算,2010年食品价格涨幅从1月份的3.7%提高到10月份的10.1%,对CPI涨幅的贡献从1月份的1.21个百分点提高到10月份的3.3个百分点;1~10月份CPI累计3个百分点的涨幅中,有2.12个百分点由食品价格上涨拉动,占今年前10个月CPI累计涨幅的70.9%。
居住价格上涨是推动我国CPI涨幅提高的第二大因素。2004~2008年期间,居住价格涨幅在4.5个百分点到5.5个百分点之间,居住价格的上涨每年拉动CPI涨幅提高0.72—0.87个百分点。2009年居住价格下降3.6个百分点,但2010年上半年我国居民居住价格涨幅再度提高,从1月份的2.5%提高到6月份的5%,6月份以后居住价格涨幅略有回落,但到10月份又提高到4.9%,前10个月累计上涨4.2%。按2005年1月份以来居住价格占CPI的平均权重(15.89%)估算,2010年前10个月居住价格上涨对CPI涨幅的贡献为0.67个百分点,占今年
2003~2009年期间医疗卫生价格波动幅度不大,对CPI涨幅影响较小,但2010年1月份以来医疗卫生支出价格明显上涨,成为推动2010年CPI涨幅提高的第三大因素。我国居民医疗卫生支出价格从2010年1月份的2.3%提高到10月份的3.7%,1~10月累计上涨3%,按2005年1月份以来医疗卫生支出价格占CPI的平均权重(7,36%)估算,前10个月医疗卫生支出价格上涨对CPI涨幅的贡献为0.22个百分点,占今年前10个月CPI累计涨幅的7.4%。
除居住和医疗卫生支出之外,2003年以来其他五类非食品消费支出价格涨幅变化较小(见图2),对CPI涨幅的影响也相对较小。2003~2009年期间烟酒价格波动幅度介于-0.2个百分点到2.9个百分点之间,对CPI涨幅的影响介于-0.01个百分点到0.33个百分点之间。2010年前10个月烟酒价格涨幅基本稳定在1.6%,对CPI涨幅的贡献平均为0.18个百分点。2003年1月份以来衣着和交通通讯价格一直处于下降状态,对CPI上涨起到了抑制作用。家庭设备用品价格在2003年到2005年处于小幅度下降状态,2006~2009年有小幅度上涨,但对CPI涨幅的影响较小。文化教育支出价格在2003~2005年有较大幅度上涨,但2005年以后趋于下降,2010年前10个月仅上涨0.6个百分点,对CPI涨幅的贡献只有0.09个百分点。
2001年1月份以来我国粮食、肉类产品、水产品、鲜菜和鲜果等主要食品价格均呈周期性大幅度波动状态,且上涨幅度均大于回调幅度,使食品价格总体上呈周期性上升趋势。月度累计食品价格涨幅的趋势值从2001年1月的-0.93提升到2009年4月的8.07之后趋于回调,但周期性波动在2009年7月份以后进入复苏状态,在2010年10月份接近趋势值,即将进入周期性扩张阶段。鉴于周期性波动值的回升速度大于趋势值的回调幅度,未来一段时期食品价格仍会上升。
(一)我国食品价格上涨的结构性特点
从食品价格上涨的结构看,2003—2007年期间,由于各类食品价格上涨的时点、幅度不同,且各类食品价格在食品总价格中权重不同,导致各类食品价格上涨对食品价格上涨的拉升作用存在较大差别(见图3、图4和表2)。如2003年鲜菜价格大幅度上涨,但其他食品价格涨幅较小,鲜菜价格上涨成为2003年食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
2004年鲜菜价格下跌,但粮食、肉类和水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拉动食品价格上涨10.56个百分点。2006年鲜菜和鲜果价格大幅度上涨,拉动食品价格上涨2.72个百分点,但占食品价格权重很高的粮食、肉类和水产品价格涨幅较小或出现下降,当年食品价格仅上涨2.6个百分点。2007年1月份以后鲜菜、鲜果价格下降,但粮食、肉类产品和水产品价格涨幅大幅度提高,导致2007年上半年食品价格上涨7.6个百分点。
2007年6月份以后各类食品价格出现同步上涨态势,食品价格因此出现加速上涨,特别是2007年12月份以后,粮食、肉类产品、水产品、鲜菜和鲜果价格均大幅度上涨,最后引致2008年食品价格暴涨,2008年2月份到6月份食品价格涨幅一直维持在21%左右,导致我国经济出现了CPI涨幅超过8%的严重通货膨胀现象。
2010年1月份以来,我国粮食、肉类产品、水产品、鲜菜和鲜果价格再度共同上涨,引致食品价格涨幅不断提高。特别是鲜菜和鲜果价格大幅度上涨,对食品价格涨幅的贡献显著提高:1~10月份,粮食、
肉类产品和水产品价格上涨共拉动食品价格上涨4.48个百分点,占食品价格涨幅的68.9%;鲜菜和鲜果价格累计上涨21.24个百分点和12.85个百分点,分别拉动食品价格上涨1.2个百分点和1.35个百分点,占食品价格涨幅的比重分别高达18.5%和20.8%。与2004年、2007年和2008年食品价格上涨的结构性因素相比,2010年前10个月食品价格上涨的主体因素仍然是粮食、肉类产品和水产品价格的上涨,但鲜菜和鲜果价格大幅度上涨对食品价格上涨的拉动作用明显提高。
(二)我国食品价格周期性上涨的内在因素
2003年以来我国食品价格的上涨具有明显的成本推动型特征。粮食价格上涨主要是由种粮成本提高推动的。粮食价格的上涨又会推动养殖成本的上升,引致肉类产品和水产品价格上涨(见表3)。
首先,近年来粮食价格的上涨基本上是由种粮成本上涨推动的。从直接因素看,近年来国内粮食收购价格的提高对粮食市场价格的上涨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国内市场粮食批发价的涨幅基本与粮食最低收购价提升幅度一致,如2010年2月份国家将早籼稻和粳稻最低收购价提高3.33%和10.53%,籼米和粳米的市场批发价分别上涨3.87%和19.61%;2010年10月白小麦最低收购价比2009年10月最低收购价提高5.56%,同期白小麦市场批发价上涨6.98%。但粮食收购价与市场批发价的提高,是由种粮成本的上涨推动,如2004年、2007年和2008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分别上涨10.63%、7.69%和20.28%,加上用工成本的上涨,这三年粮价也出现大幅度上涨。总体看,近年来粮食价格的上涨基本上是成本推动型上涨。
其次,近年来肉类产品和水产品价格受供求关系变化影响较大,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属于成本推动型上涨。粮食价格的上涨会推动饲料价格上涨,最终将传导到肉类产品和水产品价格上。鉴于猪肉价格和其他肉类产品价格及水产品价格具有很强的比价关系,我们仅以猪肉价格为例分析肉价变动的供求因素及其与粮食价格的关系:2000年以来,由于粮价上涨、肉类价格偏低,养殖户亏损,2006年生猪存栏数和猪肉产量均出现下降,供给减少导致2007年和2008年肉类产品价格暴涨。
随着生猪存栏数量和肉类产量的增加,2009年肉类产品价格又出现较大幅度下跌,2010年2月份全国猪粮比价下降到5.87,再度下跌到养殖盈亏平衡点(猪粮比价为6)以下,2010年6月份猪粮比价一度下跌到4.76,使生猪养殖再度陷入亏损状态(见图5)。近期肉类产品价格上涨,猪粮比价恢复到2010年11月份的6.59,生猪养殖恢复微利状态。总体看,肉类产品价格与粮食价格高度相关,如果肉类产品价格偏离粮食价格过大、时间持续较长,会导致肉类产品价格出现大幅度波动。目前生猪存栏数和猪肉产量仍处于稳定增长状态,肉类产品价格的上涨仍处于粮价上涨推动下的恢复性上涨状态。
我国鲜菜和鲜果价格受季节性因素、气候因素、市场信息影响较大,但也具有明显的成本推动特征。2001年以来,鲜菜和鲜果价格波动基本表现为年初的供给淡季上涨、下半年供给旺季回调的周期性变化特点,反映了鲜菜和鲜果供求关系的季节性变化特点。但上涨幅度明显大于回调幅度,总体价格呈持续上升状态,反映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运输成本和用工成本提高等成本推动特点。2010年1月份以来,鲜菜和鲜果价格涨幅不断提高,是鲜菜、鲜果价格季节性回升的结果,但与往年下半年价格涨幅回调的走势不同,6月份以后鲜菜、鲜果价格涨幅仍居高不下,重要原因在于2010年年初的倒春寒和夏季自然灾害严重等气候因素对鲜菜、鲜果供给产生了较大冲击。同时,社会投机资金对大蒜、生姜等易于储存的农副产品进行炒作,也加大了鲜菜、鲜果等农副产品的涨价幅度(见图6)。
居民居住价格包括水电燃料、装修、租房等消费支出价格。从影响居住价格的结构性因素看,水电燃料和装修价格在居住价格中的权重大于95%,是决定居住价格走势的主要因素。2002年1月份以来居住价格的三次较大幅度上涨主要由水电燃料和住房装修价格上涨拉动。其中2002年4月到2004年10月期间居住价格当月涨幅从一0,2%提高到6.8%,水电燃料价格上涨是主要拉动因素;2007年2月到2008年6月期间居住价格涨幅从3.7%提高到7.7%,是由水电燃料和装修价格上涨共同拉动的;2010年1月以来居住价格的持续上涨,则是水电燃料、装修和租房价格均持续上涨的结果(见图7)。 br>
从内在因素看,水电燃料价格上涨与资源价格改革等政策性因素和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上涨等输入型因素关系密切。2000年以来,为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国家加快了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多次上调水电价格,煤炭、石油价格逐步转向市场化定价机制,水电燃料等资源类价格的上升推动了居住价格的上涨。同时,我国对石油、煤炭等资源的进口依赖度不断提高,国际市场初级产品大幅度上涨,在推动国内煤炭、石油等资源类产品价格上涨的同时,也直接推动了居住价格的上涨。2010年1月份以来居民用水电燃料价格的持续上涨,即直接由国家上调水电价格和煤炭石油价格等燃料价格大幅度上涨推动。
房价上涨引致的建材价格上涨,直接提高了居住装修价格,间接推动居住价格上涨。从2002年1月份以来住宅价格、房地产投资、建材价格与居住装修价格的波动情况看(见图8),住宅价格的上涨刺激了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的提高,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扩张又拉升了建材价格,最终导致居住装修价格上涨。从变动规律看,住宅价格超前于房地产投资1~5个月启动,房地产投资超前于建材价格2~4个月启动,居住装修价格与建材价格基本同步变化。据此判断,2010年6月份房地产投资增速开始回调,10月份应是建材价格和居住装修价格涨幅的峰值。
在非食品消费支出中,2002年1月以来,家庭服务和旅游等服务类消费支出价格呈不断上涨趋势(见图9)。服务类消费支出价格上涨,是消费结构提升、居民的服务消费需求扩张的结果,也与近年来的工资上涨密切相关。
受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度波动的影响,近年来以初级产品为原料的中药材与中成药、车用燃料和酒类价格也出现较大幅度波动(见图10)。车用燃料价格的上涨是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大幅度上涨引致国内成品油价格上涨的结果。酒类产品价格的上涨与国内粮食价格上涨有关,粮价上涨会直接提高酒类生产成本、推动酒类价格上涨。中药价格上涨与中药资源稀缺和国内外对中药疗效认识提高、需求扩大有关。
受规模快速扩张、产能过剩、市场竞争加剧的影响,2002年1月到2005年12月期间我国工业消费品价格处于持续下降状态,但2006年1月份以后,耐用消费品、服装、西药、交通工具等工业消费品价格降幅大幅度缩小或出现小幅度上涨,价格波动区间从2005年6月份以前的一6个百分点到一1个百分点,提升到3个百分点到3个百分点(见图11)。
工业消费品价格波动重心上升,是近年来我国工业企业生产成本提高的结果:
一是受劳动力供求格局转变影响,工资上涨,劳动力成本提高。2006年以来,我国劳动力供求格局发生重大转变,从过去的供过于求转向供求总量基本平衡、结构性供给不足,部分行业劳动力供给不足引致工资上涨。
二是原材料成本上涨。由于国内资源不足,我国初级产品进口不断增加,铁矿石、原油、有色金属矿产、煤炭等产品进口依存度不断提高。受我国等新兴国家需求增加拉动,加上国际投机资本炒作,近年来国际市场初级产品持续大幅度上涨,我国初级产品进口价格也同步上涨。
初级产品进口价格的上涨直接推动国内采掘业价格上涨,通过产业关联,间接推动原材料、加工工业产品、生活资料的价格上涨。从2002年1月以来各类工业品出厂价格的波动走势看(见图12),国内采掘业价格走势及波动幅度与初级产品进口价格一致,原材料、加工工业和生活资料价格走势也与采掘业价格走势完全一致,但波动幅度依次减小,即上游产品价格向下游产品价格的传导依次降低,重要原因是国内产能过剩、市场竞争激烈,上游产品的涨价因素大部分在加工生产的各个环节被消化吸收,初级产品进口价格和采掘业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只有部分涨价因素传导到工业消费品上。
从2010年前10个月的情况看,受国内经济增速回调、国际经济复苏势头偏弱等因素影响,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在年初迅速回升后,从5月份开始下降,国内工业品出厂价格也从6月份开始回调,耐用消费品、服装、西药、交通工具等工业消费品价格降幅也趋于稳定。
总体看,近年来我国物价上涨均为结构性上涨,主要推动因素包括生产成本提高、资源类产品价格改革、投机性炒作和气候变化四个方面。生产成本提高包括工资或用工成本的提高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源于新兴国家需求增加和国际投机资本炒作引致的初级产品价格上涨。水电燃料等资源类产品价格改革直接推高了居住价格,也通过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间接推高了种粮成本和食品运输成本,对食品价格上涨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流动性过剩带来的投机性炒作使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也间接导致居住价格和CPI上涨;特别是投机资金对部分农副产品的炒作,直接推高了食品价格和CPI的涨幅。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直接影响到鲜菜和鲜果的供给能力,是今年食品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从推动物价上涨因素的变化趋势看,我国物价存在长期上涨的压力,但短期内将呈现见顶回落的发展态势。
(一)从长期看,我国物价将趋于上涨
从长期看,劳动成本和原材料成本的上涨将推动我国物价持续上涨。我国劳动力供求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预计2015年以后劳动力供给数量将下降,而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有增无减,劳动力供求关系日渐紧张,将加快工资上涨幅度,提高劳动成本。从原材料价格走势看,近两年受美国金融危机冲击,对初级产品需求增速减缓,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压力减弱,但国际投机资本对初级产品价格的炒作依然盛行。
一旦国际经济恢复较快增长,需求增加加上投机炒作,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还会出现持续大幅度上涨局面,我国依然面临长期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同时,经过多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我国国内已积聚了大量富余资金,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未来较长时期国内流动性过剩的状况会日益严重。亚洲各国和地区的发展历史表明,大量过剩流动性流入房地产和股市,最终会导致经济严重泡沫化。如果对房地产市场和股市进行有效的严格管控,部分资金有可能流入实体经济流通领域,加大对初级产品和消费品的炒作力度,推动实体经济价格上涨。
(二)短期内物价将见顶回落
从短期看,服务价格趋于上涨,但食品价格即将见顶回落,居住价格趋降,成本推动型的工业消费品价格波动重心趋于稳定,我国物价即将见顶回落。
1.食品价格即将见顶回落。
一是目前国内粮价仍高于国际市场,继续上涨的压力较小。近期国际市场粮食价格上涨幅度较大,2010年10月份国际市场小麦价格达到270.29美元/吨,已超过上次大幅度涨价前(2007年8月份、259.73美元/吨)的小麦价格,目前国内优质白小麦每吨2188元(327.9美元/吨),仍比国际市场价格高384元,接近2007年8月到2008年8月国际粮价大幅度上涨时期每吨357美元的平均价格。
二是肉类产品供给稳定,猪粮比价已处于盈利水平,在粮价不大幅度上涨的情况下,肉类产品价格继续大幅度上涨的可能性较小。
三是鲜菜、鲜果价格长期处于高位平稳状态,继续上涨的可能性不大。四是近期国家出台了平抑物价的16条措施,会有效降低农副产品的生产与运输成本,打击对部分农副产品的炒作,食品价格涨幅将因此下降。
2.居住价格趋于下降。
2010年3月份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控制房地产价格泡沫化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正在发挥效应,房价趋于下降,房地产投资增速开始回调,建材价格和居住装修价格即将回落,会有效降低居住价格涨幅。
3.工业消费品价格波动重心将趋于稳定。
影响我国工业品价格的最大因素是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走势。从需求因素看,国际经济复苏势头偏弱,美欧日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完全恢复正常增长尚需时日,明年我国经济增速也趋于回调,需求增速下降将减弱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势头。从美元走势看,美国政府采取的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会加剧美元贬值幅度,提高初级产品国际市场价格。但2010年10月份美元对主要货币指数已达到197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72.37),再度大幅度下跌的空间较小。
从国际投机情况看,受经济增速偏低、需求增长势头偏弱制约,国际市场投机炒作空间缩小,前期炒作资金存在获利抽逃需要。综合看,明年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的可能性较小,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降中趋稳的可能性较大,工业消费品价格将保持小幅度下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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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生命在于流动,风险投资的活力就是资金的循环流动,一旦高收益难以变现,资金就无法继续流动,风险投资就失去了其能够赖以生存发展的动力,也就无法继续发展。 风险投资退出在风险投资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与风险投资活动的各个环节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我国风险投资退出方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风险投资的成功退出是其获得投资收益,持续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前提。文章重点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个角度出发,在分析我国首次公开发行、股权转让、清算三种退出方式现状的基础上,剖析了影响风险投资退出方式选择的各种因素,最终结合我国国情,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促进风险投资业的发展。
关键词:风险投资 创业企业 IPO 股权转让 清算
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又可以称为创业投资,是指对高科技创业企业的资本支持,同时为其提供相应的非金融服务,促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从而获得高资本收益的一种投资。风险投资的发展带来了活跃的资金,为中小创新型企业注入生命力,有利于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活力,实现金融创新和科技创新“两轮驱动”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风险投资的运作经历融资、投资、管理、退出四个阶段,退出是此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决定风险投资是否成功,能否获得高额风险收益决定性的一步。据估计,风险投资的20%-30%是完全失败的,60%是受挫的,只有5%~10%是可能成功的(张树中,2001)。而成功的风险投资能够促进我国的风险投资行业快速发展,孙少青(2002)对不同国家发展风险投资行业的经验进行了国际比较,认为完善的退出机制和畅通的退出渠道是推动风险投资业不断发展的基础。
本文从我国风险投资退出现状入手,先后探讨了三种风险投资退出方式的优劣,并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着手分析影响风险投资退出决策的因素,最终对我国风险投资退出方式作出评价和建议。
风险投资的退出方式一般可以分为四种:首次公开发行(Initial Public Offering)、并购、回购和清算。本文为方便研究,依据其性质将并购和回购统一称为股权转让方式。
(一)首次公开发行
首次公开发行(IPO)是指通过创业企业股份公开上市,风险投资机构将其拥有的私人股权转换为公共股权,交易后实现资本增值。股份公开上市一致被认为是风险投资最理想的退出方式,通过良好的证券市场,风险资本家可以获得高额的投资回报。但风险投资经验表明,风险投资机构所投资的创业企业中,只有少数企业能够成功上市并获取巨额利润,大约有1/3的创业企业是亏损甚至无法收回投资的,而另外1/3只能收回初始投资额。(黄大柯,2015)
图1给出了2006年~2013年具有风险投资背景的企业上市概况,从中可以直观地看出具有风险投资背景的企业实现首次公开上市(IPO)的数量和融资额大体呈上升趋势,2007年和2010年分别出现了快速增长的转折点,但在2008年和2011年却大幅回落。IPO个数和融资额在2007年的大涨幅是受当时大牛市的影响,IPO个数较2006年增加了250%,融资额增加了1264.23%。而2010年的大涨幅是受IPO重启和创业板的带动,IPO个数增幅为380.30%,融资额增幅为595.34%。2008年和2011年IPO个数和融资额骤跌分别是受到金融危机股市震荡下调和IPO市场低迷的影响,可见股市的活跃度以及金融危机均会影响风险投资选择IPO方式退出。
(二)股权转让方式
股权转让方式有两种形式,分别是股份出售和回购。股份出售最常见的形态是企业并购(M&A)。风险投资并购方式退出可以实现双方获益,一方面风险投资可以取得现金或可流通证券,从创业企业中迅速撤出,只需要付出搜寻买方和谈判的成本;另一方面战略并购者能快速有效控制相关领域的新技术,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并消除潜在的竞争对手。同时由于并购者希望独享被并购企业的企业价值,通常愿意高价全部并购,风险投资能以一个较高的价格实现退出。但对创业企业而言,并购后就失去了独立性,受限于并购方的战略计划,难以维持自身的发展目标,这是创业企业家不愿意接受的退出方式。
除了企业并购,股权还可以转让给其他投资机构,多为另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即第二期收购。第二期收购是风险投资机构被迫采用的一种退出方式,是投资失败的一种表现。风险投资周期长,投资到产出需要较长时间,同时还会面临未知的风险及障碍,因此当风险投资机构错误预测投资周期时,会面对投资基金到期要退出的压力。这迫使风险投资机构将自己持有的创业企业股份转让给其他风险投资公司,由其他风险投资公司接手二期投资。此时风险投资公司议价能力弱,并不能获得一个很好的退出价格,是较劣势的一种退出方式。
回购则是指创业企业家本人或管理层出资购买风险投资机构手中的股份,可细分为原股东(创业者)回购和管理者收购。回购退出方式一方面可以使创业者或管理者获得创业企业的全部股份,有利于发挥其自主性,避免风险投资机构干涉创业企业的经营和发展战略;另一方面它是风险投资机构为防止创业企业在后期发展受限,资金被无效占用,无法收回投资回报而签订的一种保障性措施,保障其仍能收回全部或部分投资。
图2列示了我国2006~2013年风险资本股权转让退出方式的细分结构,从图中可以看出原股东回购是主要的股权转让形式,占比30%-60%,尤其是2009年从41.38%上升到62.28%,增幅为51.51%,这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有关。金融危机导致创业企业发展受限,同时风险投资者很难从其他渠道收回投资,故采取回购方式。这进而表明回购是风险投资企业的备用退出方式。管理层收购占比在2009年骤降到3.51%后于2011年再度回升到17.31%,但2013年又有所回落。企业并购占比在2008年、2009年和2012年均处于8%的低位,其余则处于20%左右的占比,并不是风险投资的主要退出方式。转让给其他投资机构即第二期收购的占比较高,2010年最高占比达到33.04%,仅次于原股东回购方式,可见我国风险投资机构投资效率不高,以较为不利的方式退出。我国暂时还没有形成多层次完善的资本市场,风险投资通过IPO退出障碍颇多,故股权转让尤其是原股东回购是我国占绝对性主导地位的退出方式。
(三)清算
清算是在风险投资不成功或创业企业经营不善,受到市场和大环境的不利影响或无法顺利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时所采取的一种退出方式。虽然此种方式将带来部分损失,但可视其为沉没成本,为避免更大的损失,风险投资应从不成功的创业企业中撤离。通过破产清算,风险投资还能收回部分初始投资,再将其投入到下一个有潜力的项目中去,实现资本增值,弥补亏损。
图3反映了我国2006~2013年风险资本退出方式分布,从中可以看出清算方式退出的比例极低,仅占6%以下,不是我国风险投资主要的退出方式。
(一)内部因素
1.创业企业的发展阶段。企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于资金的需求量、需求结构、运作效益都是不同的,因此作风险投资决策时必须考虑创业企业处于何种发展阶段,相应地选择合适的退出方式。若企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则外界会看好创业企业未来发展前景,因此市场会追捧从而促使其股价上涨,此时最有效的退出方式便是IPO。若企业处于成熟期,发展稳定,股权转让将是有效地退出的方式,尤其是股份回购。由于内部人之间的信息是对称的,股份回购不仅能降低谈判成本,还能使双方达成满意的价格,不仅使创业企业收回控制权,还能使风险投资机构收回资金流的同时获得高额利润回报。
2.风险基金存续期。风险投资机构一般是基金的组织形态,同时管理几只风险投资基金,因此为了保持资金的流动性,需要合理选择投资项目,错配基金到期时间。当一只基金的存续期届满清算时,资金将会注入到新的基金中继续进行投资循环。风险投资退出方式受到基金时间长短的影响,若基金将终止,即使风险投资运行良好,将来会带来持续收益,还是需要考虑退出。此时为了比较快速高效地实现退出,风险投资机构会选择股权转让方式退出。
3.风险投资机构的独立性。我国的风险投资业主要由政府支持和推进,风险投资机构大致可划分为政府、民营、外资及混合型四种形式,其中政府主导型风险投资机构所占比重较大。政府出资,直接介入资本市场成立风险投资机构,成为主要的投资人,此时会面临一系列问题:一方面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没有分开,没有有效的约束激励机制,难以实施高效的投资计划;另一方面缺乏独立性,投资决策受到政策的制约,需要兼顾各方利益,往往缺乏效率,影响风险资本退出的效益。
4.风险投资机构的声誉。良好的声誉对风险投资机构而言是一项重要的资本,拥有良好声誉的风险投资机构容易吸引高质量的创业企业,从而降低投资的风险。在风险投资退出时,良好的声誉可以使其投资的创业企业得到市场认可,不仅退出渠道畅通而且可以以较高的价格退出,获得更高的投资溢价。IPO是风险投资最优的退出方式,高声誉的风险投资机构具有丰富的投资经验和关系网络,熟悉IPO的退出流程,能以最有效的方式通过审查,实现上市目的。而且高声誉会带来投资者的追随,从而可以减轻IPO折价,以较高的股价实现风险资本的退出。
(二)外部因素
1.经济景气程度。经济景气程度会影响资本市场的活跃性从而影响风险投资的退出方式。经济处于繁荣时期时,资本市场活跃,资金充裕且投资者信心增强,此时风险投资选择IPO退出成功率高,而且能获得较高投资收益;当经济不景气时,资本市场低迷,投资者会持观望态度,此时风险投资以IPO方式退出风险较大,因此大部分风险投资会选择股权转让形式退出。部分创业企业受到经济不景气影响会使得其产品滞销,发展受阻前景暗淡,此时风险投资只能选择以清算方式退出,宣告投资失败。
2.资本市场制度限制。IPO退出方式对企业的资质限制较多,尤其是主板市场的上市条件比较严苛,一般的风险企业大多属于中小型高科技企业,难以达到上市要求,只能寻求条件相对宽松的创业板的支持。而股权转让方式所依赖的产权交易市场没有诸多限制条件,只需有明确规范的产权界定规则,企业间的并购就可以在投资银行等中介组织的协助下完成。当企业的资质达不到主板和创业板的上市条件时,只能以股权转让这一次优方式退出。所以有必要建立一个多层次完善的资本市场,使更多的风险投资能够以IPO的方式退出。
3.信息不对称。由于创业企业没有和上市公司一样严格的信息披露机制,故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外部投资者由于缺乏对创业企业产品和市场的认识会低估企业价值,从而产生IPO折价问题。股权转让退出方式中,由于交易双方对创业企业的了解深入,能够真实评估创业企业的价值,故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和风险投资企业达成一个合理的转让价格。如战略收购者和创业企业同属一个行业或同一个产业链,管理层和创业者属于内部人,充分掌握创业企业的真实信息,所以都能以专业的眼光评判创业企业价值。因此,风险投资退出方式的选择取决于购买者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否能够很好地解决。
4.法律法规不完善。我国没有针对风险投资形成一个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主要通过《公司法》、《证券法》的相关规定来进行约束,且对股权转让退出和清算退出没有相应的法律保障。如《公司法》相关条例禁止公司回购自身股票,堵住了风险投资回购退出方式的口子。《证券法》针对上市公司的收购也有相关限制条例,增加了风险资本通过并购来实现退出的成本。另外目前《破产法》不适用于大部分企业,众多创业企业只能采用民事诉讼来解决破产问题,阻碍了风险投资通过破产清算来实现退出。
本文对我国风险投资三种退出方式分别作了分析,从现状入手研究风险投资退出决策的影响因素,为增强我国风险投资退出渠道的畅通和多样化,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
我国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为风险投资的退出提供多样化的退出渠道。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主板市场、中小板和创业板市场、新三板市场和地方股权交易市场。虽然创业板上市门槛较主板低,但大部分创业企业仍然无法达到上市条件,IPO退出渠道不通畅。针对这一问题,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在筹备战略新兴板,拟实行差异化上市条件和制度,为暂时达不到要求的新兴产业企业、创新型企业上市融资降低门槛,为风险投资退出拓宽渠道。同时,证券市场现行股票发行核准制也将改革,转变为注册制,减少监管机构的种种限制,为风险投资实现IPO退出减少障碍。我国应在现行改革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上市门槛,加强监督,根据创业企业的需求设计资本市场,使得更多的风险投资能通过IPO这一有效方式退出。同时应大力发展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降低股权转让的成本,提高效率,促进股权转让方式的进一步发展。
(二)建立良好的制度环境
我国缺少对风险投资的法律保障,为使风险投资更好地运作,应尽快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使风险投资业务有法可依。如完善《公司法》对创业企业股权回购的限制条款,以及《证券法》中对风险投资股份限售的条例。同时对创业企业的破产清算,应制定相应法律措施,保障各方的利益,尽可能为风险投资创建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保障风险投资机构的利益。
(三)增强风险投资机构独立性
政府应减少对资本市场的干预,以确保风险投资机构的独立性。政府投资基金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应分开,由专业的投资管理人来市场化运作风险投资基金。同时政府作为引导者,不应将大量财政资金投入风险投资基金中,而应最大限度地集合公众投资人,集合社会资金来发展风险投资业。
(四)风险投资机构自身建设
风险投资机构应提高声誉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增加所投创业企业的市场估值,提升投资回报率。同时风险投资机构应提高合理安排基金存续期的能力,以减少投资失败的几率,尽量避免以第二期收购方式退出。在投资决策方面,风险投资机构要完善甄别和挑选创业企业时所用的评估体系,确保所投创业企业有较高市场潜力,从而在将来能有更多的退出渠道选择及较高议价能力。
[基金项目:杭州市软科学重点项目“杭州市‘十三五’知识产权发展规划编制研究”(20140834M-203)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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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0年在美国即将举行中期选举之际,美国国会部分议员近日不断炒作人民币问题,试图迫使美国政府将中国界定为所谓的“汇率操纵国”。美国国会议员3月16日公布一项汇率议案,再次将矛头指向人民币。就在3月15日,130位国会议员联名致信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和商务部长骆家辉,要求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并要求美国商务部对中国商品实施反补贴制裁。人民币升值是一把“双刃剑”,它既给我们带来积极的影响,也给我们出了不少难题,因此面对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压力及风险,制定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尤为必要。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通货膨胀金融风险
0引言
自2005年7月21日汇改以来,我国开始施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由于美国经济的衰退,美元持续贬值,造成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升值,于2006年5月15日首次破“8”,2008年4月10日破“7”,而且还有继续升值的空间。那么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1人民币升值的积极影响
1.1可以有条件的降低进口产品的成本。在进口产品价格的涨幅小于人民币升值的幅度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升值会使进口的国外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价格比以前便宜,有利于降低进口成本。同时对于消费者而言,消费进口产品的价格将大大降低;对于一些企业而言,如果产品价格以人民币结算、原材料从境外采购,如造纸、汽车等行业,其生产成本因人民币升值而下降,从而提升企业利润。
1.2可以减轻外债负担,不论内债还是外债,从借到还都要经过一定的期限,而在此期限里,由于受汇率、利率的影响,债权人和债务人都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对于我国的外债而言,作为债务人,随着人民币升值,到期需要偿还的外债本息所需的本币数量将相应减少,因此可以减轻国家和负外债企业的债务负担。
1.3国内居民出国旅游和留学的成本将会有一定程度的降低。人民币升值,可以使人们花费比以前更少的人民币就可以到欧美等地区留学、旅游。
2人民币升值的消极影响
人民币升值是一把“双刃剑”,它给经济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给我国现行的经济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
2.1不利于我国外贸企业产品的出口同时增加失业压力。对于出口企业而言,其盈利水平与汇率变化密切相关。在产品国际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人民币相对于某一外币升值的话,则意味着企业与以前相比出口换回的本币数量减少,企业利润下降,严重影响企业的出口积极性,如果出口企业为维持一定利润而提高价格,则会削弱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利于出口的持续扩大和提高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例如某服装公司每年出口额约1000万美元,2006年3月,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为7.45:1,2010年3月为6.82:1,中间差价高达0.63元,那么因汇率变化公司直接收益便减少了630万人民币。与此同时,这些出口企业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的,由于公司利润减少,一般会采取裁员措施,社会失业压力会逐步显现并加大。随着人民币对美元的持续升值,再加上国内通货膨胀引起的生产成本提高,我国出口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缩小,甚至会面临生存危机。
2.2金融风险会逐步加大。随着人民币的持续升值、美元不断贬值,增加了债权人的损失。对于外债,作为债权人的国家和企业,随着本币的不断升值,其损失也在不断增加。我国是世界上持有美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同时是美国最大债权人,在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的过程中,损失最大。与此同时国际游资和热钱会以各种方式和手段进入我国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这部分资金规模大、流动快、趋利性强,造成金融市场动荡。
2.3通货膨胀的压力不断增加。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外资的进入,为了保证国民经济稳步增长,保持社会稳定,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货币供应量在持续增长,流动性过剩逐步显现;如果人民币持续升值、外资涌入将推动资产价格上涨,其产生的“财富效应”将引起国内其他产品价格的上涨,这样使我国目前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加大。
3对策及建议
3.1尽可能的改变结算用外币,学会灵活使用各种金融工具来规避风险。在对外贸易中,要根据变化了或即将变化的经济环境来选择相对比较有利的结算用外币。既然国际上美元、日元相对于人民币持续贬值,那么可尽可能的选择其他的结算用外币如欧元(到目前人民币相对于欧元还是贬值的)或外币组合,来尽量减少自己的损失。
3.2充分借鉴他国经验。例如:日元大幅度升值后,迫使日本汽车制造商(丰田、本田)把企业搬到北美,这些企业在规避风险损失的同时,也造就了今天在北美市场上日本汽车占有三分之一的份额。国内企业可充分借鉴他国企业成功的经验,提高应变能力。
3.3坚定不移促进国内消费,为增加就业创造条件。我国GDP虽然连续多年高增长,但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消费在GDP的比重是最小的,通过促进国内消费,可以明显改善并解决就业问题,这种现况在2009年汽车、家电产品下乡、国家税收补贴等政策中已经得到了充分证明。
3.4要采取切实有效的宏观经济措施来抑制通货膨胀。实践证明,在抑制通货膨胀的问题上,单一的手段是不可取的,其结果只能导致价格上涨的速度更快,易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就我国目前的状况而言应适时采取紧缩银根的货币政策,同时放开产品价格,让市场来调节价格的走势,指导资源合理配置。
3.5实现出口大国向出口强国转变,争取出口商品的国际定价权。我国已是出口大国,但尚非出口强国,大部分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是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升值会削弱我国商品的竞争力。例如在新加坡,一些出口商可以通过调高商品的出口价格以抵消升值带来的负面影响,这说明新加坡的某些出口产品拥有支配市场的力量,其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没有下降。因而,我国应实现出口大国向出口强国的转变,争取出口商品的国际定价权,积极化解人民币升值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最后,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要加强研究,做好人民币升值的预案。当前人民币升值压力较大,我国应当借鉴国际经验,加强研究,做好人民币升值的多种预案,对汇率形成机制、制度设计、升值的时机、频率、幅度及可能的影响进行科学的论证,并研究其它配套的宏观经济政策,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前瞻性和预见性,尽快化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减少国际贸易摩擦,促进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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