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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诸多新变化,但是这些新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性质,因而也就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新变化;发展趋势
一、经济全球化内涵和实质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对经济全球化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7年5月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曾对经济全球化下过这样的定义:“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1]经济全球化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492年全球化起源到19世纪70年代;第二阶段从19世纪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三阶段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末;第四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并继续延续。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的全球化。它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全球化既是社会生产力和劳动分工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客观要求,也是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范围内追逐利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向全球扩张的历史进程。《共产党宣言》中写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
然而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和未来结果看,其实质又是共产主义的。因为经济全球化的高度发展,不仅意味着人类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全面进步,意味着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广泛传播和高度发展,而且还预示着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暴露、累积和激化,从而导致资本主义最终的自我否定和灭亡,取而代之的是共产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
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是生产工具、分配和交换为私人所拥有,并为私人利益服务的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产生迄今已有360多年的历史,其发展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7世纪40年代到18世纪60年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初阶段,亦即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第二阶段,从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80年代,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第三阶段,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转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其中在整个20世纪,垄断资本主义又经历了从私人垄断(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到国家垄断(20世纪初至80年代)再到国际垄断(20世纪90年代至今)。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以下新的变化:
(一)社会生产力和国民生产总值迅速增长由于新技术革命的群体化、智能化、高速化,使工农业生产过程机械化、自动化、工艺化和管理科学化,迅速地提高了工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5%。到2000年,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约为30万亿美元,其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约占75%,美国约占27%。[3]
(二)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
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生产关系的调整,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局部范围内对生产关系进行了新的调整。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继续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使国家干预经济活动成为一种经常性、稳定性的内在机制。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地采用凯恩斯主义,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使得国家同资本融为一体的国家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起来。第二,国际资本有了迅速发展,集中表现为跨国公司的迅速扩大。第三,加强和完善社会福利政策。从20世纪50年代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当权者,为了缓和阶级对抗和冲突,拿出剩余价值中的一小部分,除提高工人工资外,实行广泛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即实行了一套“从摇篮到坟墓”都由国家包下来的社会福利制度,社会福利开支在政府开支中所占的比例相当大。第四,实行“人民股东制”。随着股份公司的普遍化,资本股权向社会广泛扩散,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逐步实行“人民股东制”,即把股票作为奖金发给工人,或者把企业的股票较多地卖给工人,一些工人经常用工资节余购买股票,这种作法一方面为资本家筹集了资金,另一方面工人也可以成为企业的所有者并得到一定的股息红利,成为关心企业发展的主人。第五,实行“工人参与管理”制度。随着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过程的加快,企业管理权转入经理人员手中,出现了职工参与管理的各种形式,有的国家还明文规定,股份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要有一定比例的工人代表参加,使工人的利益和要求得以表达。
(三)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通过不断调整上层建筑,扩大资产阶级民主,建立健全资本主义法律制度,从而使资产阶级的统治更加完善、更加有效。第一,实现了政治制度与法制的有效结合。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使国家权力的构成、权力结构中各权力主体的关系和活动,官员的任免、提升、奖励和监督等都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法律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第二,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职能增强。国家在调节社会各阶层矛盾方面的作用越发突出。第三,不断完善选举制度,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范围,为“主权在民”原则的实施提供一个具体有效的途径,使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之上,化解和缓和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维护了社会的政治稳定和良性发展。第四,监督和制约国家权力结构的内外因素大大加强。在进一步贯彻分权制衡原则的基础上,还设立一系列监督和协调机构,以调节各权力主体及其它方面的矛盾。此外,大众传媒作为除立法、行政、司法以外的“第四种权力”,对政府及政府官员的作用越来越大。
(四)产业结构不断变化、升级,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
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进入了一个大变化、大调整时期。由于以信息技术革命为核心的许多新科技的发明和运用,已经形成了一批新的高精尖产业,如原子能工业、宇航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高分子合成工业等,导致产业结构不断发生变化,知识密集型产业代替了劳动密集型产业,非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部门的比重越来越高,第三产业及服务业逐渐居于主导地位,第一、第二产业相应地在减少,第四产业(信息业)正在发展。
(五)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和政治民主的扩大,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显著的新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当代资产阶级内部发生分化。1、工商、金融、科技和信息大垄断集团阶层,他们是操纵国计民生的大财团,其中势力最大的是金融资本巨头,它左右着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2、经理资本家增多,形成了一个新的高级经理阶层,即职业资本家阶层;3、非垄断资产阶级,包括一般中小企业主、农场主。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大垄断资产阶级的欺压和排斥,随时有被吞并的危险。资产阶级内部结构的这种变化,把反对垄断资产阶级、争取民主的斗争提到了十分重要的议程上来。
第二,当代无产阶级内部结构的变化。随着当代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经济结构的变化,无产阶级的数量和质量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相对减少,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增加;2、体力劳动者减少,脑力劳动者增加;3、随着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涌现以及妇女地位的提高,还出现了“金领工人”、“粉领工人”等等,就业层次多元化。
第三,新的“中间阶层”出现。中间阶层是指一些不拥有或少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但却拥有对工人劳动的支配权和对生产资料日常控制权的人。主要包括科技人员、中层管理人员、政府中的中上层公务员、大学教授、医生、律师、记者和大多数自由职业者等。中间阶层介于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他们收入较高,生活优裕,既向着两极分化,又具有相对稳定性,甚至队伍还在不断地继续扩大,其中大部分成员加入到工人阶级队伍,极少数发展成为资产阶级分子。
三、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质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只是资产阶级为适应经济全球化过程的“自我扬弃”,暂时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社会阶级矛盾,但由于它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性质,因而也就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且随着科技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使社会生产力的更高度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更加深化,同时,也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其他矛盾。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其主要理由如下:
(一)资本主义国有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性质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是在新科技革命推动下,为缓和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收买、投资、渗透、合营等方式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的产生和发展,既是生产社会化程度极大提高的表现,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调整的标志。它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原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缓和了社会矛盾。但是资本主义的国有经济不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不是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国有经济的性质取决于参与经济运行的国家的性质。资本主义的国有经济虽然形式上表现为是对私人垄断资本的否定,但这只不过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范围内的“自我扬弃”,它丝毫不会改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
(二)“社会福利政策”的实施和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并没有改变工人受剥削的地位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保护工人利益只是保护资本主义生产正常进行的手段。西方社会福利政策和工人参与企业管理本质上是为稳定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其基本功能不过是防止社会低收入者因社会分配不公而产生对资产阶级长远利益的破坏。因为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削关系依然存在,工人阶级还是处在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社会福利支出只不过是工人阶级劳动力总价值一部分的转化形式。
(三)股份制的发展,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
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随着股份公司的普遍发展,资本股权向社会广泛扩散,许多工人和职员也成了股票所有者,名义上成了股东。西方一些学者称之为“人民股东制”、“资本的民主化”,说资本主义己经变成“人民的资本主义”了。其实,资本主义股权分散化的实质,只不过是把过去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的私有财产转化成为相对分散的私有财产,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企业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
(四)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并没有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在政治领域,通过发展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制,使社会不满在平时有所发泄,不至于积攒到矛盾总爆发的程度,实际上起到了政治“减压阀”的作用,[4]并没有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总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和资本仍高度集中在少数垄断资产者手中;资产阶级剥削剩余价值本性依然未变;周期性经济危机仍没有根除;各种社会腐朽现象层出不穷;劳动人民不满与反抗斗争始终存在等。只有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才能彻底根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四、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必然胜利
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但马克思也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消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5]经济全球化是先进生产力的全球化过程,是社会化大生产在内涵和外延上不断放大、上升的过程,是更大规模的生产社会化。而其性质远远超出了资本主义的驾驭能力。因为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是一对永远不可能解决的矛盾。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肯定。共产主义的实现取决于两个最根本的条件,即物质生产力充分发展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正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创造着必需的物质条件、社会条件和主体力量。
(一)经济全球化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准备了必需的物质前提和条件,是人类进入社会主义的最佳入口
当代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条件,使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发生了部分质变,出现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新因素,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例如: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世界经济组织的产生与发展为未来社会提供了现实的组织形式;经济运行的有序化、企业管理的社会化、社会生活福利化等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经济全球化每前进一步,总是伴随着生产力、科学技术以及物质财富的巨大发展,经济全球化在推动资本主义物质财富极度膨胀的同时,也在悄悄地积累着推翻资本主义的庞大物质力量。当资本主义不能再容纳其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和物质财富的时候,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会取代它。同时,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通过全球化这个平台与资本主义平等竞争,发展自己,为自己最终在全球取代资本主义准备条件。
(二)经济全球化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向全球化扩展,为社会主义力量的国际联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扩展至全球,使得阶级关系逐渐超越国界。这样就给国际社会主义力量实现新的联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1、有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普通劳动者的国际联合。为分享社会发展成果,他们团结起来,为进一步争取自己的利益而斗争。2、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无产阶级的联合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不平等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发展中国家的无产阶级将联合起来与发达国家进行斗争,争取国际民主,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3、有利于全世界劳动者的联合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形成。国际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剥削世界人民,必然引起全世界人民的一致反抗。国际垄断资本的发展孕育着一个全球剥削阶级即全球资产阶级,而全球资产阶级必然会造就一个与自己的对立阶级即全球无产阶级。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扩展,资本主义掘墓人的队伍不断壮大,素质不断提高。由于各国无产阶级政治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和无产阶级的觉醒意识增强,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有可能在适当的时候,通过多种途径掌握国家政权,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胜利。
(三)当代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建立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基础,而这些不能等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立以后再确定,而需要在资本主义现有成果的基础之上,借鉴其有益的经验,比如:当代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比较完善,可以予以借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的程度越来越高,社会化管理水平也越来越先进,各项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越来越健全,这些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文明,社会主义可以大胆借鉴这些经验,发展自己的制度文明,建立比资本主义更加优越的社会制度。
(四)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球两制”的关系
“一球两制”是对当今世界社会制度状况的简要描述。两种制度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将成为21世纪两者关系的主旋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性质上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两者之间的对立、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以经济利益为主导因素。能否在竞争中取胜,成为决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前途命运的大事。为了在竞争中取胜,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展开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但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改变两制关系的实质,只是改变了它的内容和形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历史上依次相继的两种社会形态。但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并不是直线性的。在整个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将长期并存,它们之间的关系表现出矛盾性、复杂性、曲折性和多变性的特点。但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并存性仅仅是它们之间相继性的过程形式。这种并存性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以及资本主义必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趋势。[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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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列部,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所与思想政治工作司.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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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列部,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所与思想政治工作司.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98
[6]李其庆.经济全球化、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J].科学社会主义,2003(1):6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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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Arthur Lewis)在其论著《经济增长理论》中曾谈道:“决定经济增长(发展)的人类行为可分为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直接原因: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知识的增长和运用以及资本的积累,而决定这些直接原因的原因是观念和制度。”[1]10他将自然资源和人类行为视为经济增长的两大要素,并且尤其重视人类行为和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他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人类行为可以分为三类:节约行为(资本积累)、增进知识和运用、人均资本额和其他资本量的增加,这三类行为既相互区分又交错在一起,对经济增长所起作用的大小取决于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和观念环境中。将经济自身以外的因素,如观念、制度、意识形态,视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可以追溯到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韦伯将资本主义在西方产生和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概括为以理性主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精神”,开创了资本主义研究的另类视角。之后,美国社会人类学家里亚·格林菲尔德(LiahGreenfeld)在坚持韦伯基本假设的前提下,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进行了重新界定,探讨了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
有学者将资本主义研究分为三类:一种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的更替,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实质是生产力的发展,原因则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作用,以马克思为代表;一种是简单地认为资本主义就是从自然经济向金融经济发展的结果;一种是从经济范畴之外寻求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动因,以韦伯为主要代表人物[2]。我们可以将其简单地分为两种研究视角,即一种是把经济增长看作一般的经济现象,单纯地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另一种则不单单把经济增长的研究局限在经济学的范畴,同时将其视作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寻找资本主义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
首先,我们来看经济学是如何对经济增长进行分析的。一般而言,经济增长就是指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加的过程,是一般社会再生产动态过程的共性实质。就这一意义而言,自从有了人类的社会再生产活动,就有了经济增长的问题。事实也的确如此。我们可以在古希腊的文献中看到他们对于财富性质和来源的探讨,也可以看到他们对增加财富方法的讨论,这种分析的尝试正是基于经济增长问题最初的思想。对经济增长进行系统研究是伴随近代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开始的。亚当·斯密可谓是系统研究经济增长的第一人,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被人们认为是近代以来经济增长理论的先驱之作。国民财富的增长是他在这本书中讨论的中心问题。以此为中心,亚当·斯密分别分析了劳动、资本、土地、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据此得出了经济增长动态均衡过程的模式。他认为资本形成率、技术变革率和制度环境共同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其中前两个变量取决于制度和环境,所以亚当·斯密十分重视制度环境在促进国民财富增长上的积极作用[3]39-40。另外他也十分重视资本积累的决定作用,认为“要增加一国的财富,只有增加生产劳动者数目和提高劳动者的生产力”,无论是增加劳动者数目还是提高生产力都要资本投入[3]32。之后,大卫·李嘉图继承并发展了亚当·斯密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同亚当·斯密一样,大卫·李嘉图认为经济的增长就是社会财富的增加,并且都是对一个国家的社会总产品增长进行研究。他把增加国家财富的途径分为两类:“一是用更多的收入来维持生产性的劳动;一是不增加任何劳动量,而使等量劳动的生产效率增加。”[3]43即是说,李嘉图也是将经济增长的制约要素分为土地、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而社会经济制度则是经济增长的环境要素。与斯密不同的是,李嘉图关注的焦点从劳动(生产)转变为劳动过程中地租、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关系以及影响这些分配关系的外部要素,将经济增长分析带入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之中。在这个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是资本积累。
为了打破原先资产阶级经济学静态分析的传统,20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阿罗斯·熊彼特提出了“创新—模仿—适应”的动态分析模式,认为经济增长是这样一个动态发展的交替过程。在此之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和宏观调控论,可以说是对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研究的又一突破。尤其宏观调控理论是对亚当·斯密政府决策论的修正和深入发展,使其更加系统化,并且可操作性更高。正是在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基础之上,在20世纪30—50年代形成了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增长经济学,即是以经济增长为中心问题的关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动态发展的理论。①这一时期,西方经济学的中心议题是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如何在波动过程中实现增长,创建了一些著名的动态均衡模型。此外,不得不谈的是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在《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谈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时指出:“马克思主义者最接近于发展一种经济增长的重要理论”[4]20。在马克思的巨大理论体系中,政治经济学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此中,他认为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依靠的是扩大再生产,其途径有增加工资积累和提高生产效率两种。与之相适应经济增长可以分为外延和内足两种形式。在具体的增长过程中,马克思还区分了三大经济部类,认为经济增长的过程就是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在三大部类自由流通、动态均衡的过程。
20世纪60年代,经济增长研究迎来了转变——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转向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②这一转变也带来了原先经济增长理论基本假设的转变,就是不再把经济增长看作是简单的经济现象,即使经济学家也慢慢地认识到经济增长的社会效应。
其次,正如上面提到的,将经济增长看作复杂的社会现象,无论在其动因分析还是在效应分析上都会有较为不同的论述。虽然马克思和先前古典经济学家也多有谈到经济增长的双重性质,但是他们的分析总是没有脱离经济学的限制。如马克思也认识到经济增长不但是财富的增加,亦会引起复杂的社会效应:一是生产要素社会结合的深化,一些经济组织和技术的应用在生产过程中日益重要,二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带来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显然,这些社会效应是偏重于经济方面的。在动因方面,西方经济学偏重于认为资本积累和知识增加与应用是主要的动力,而在观念意识形态和制度方面寻求起源的首创者当属韦伯。韦伯以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法律、行政机构和理性主义为中间变量,阐述宗教伦理如何产生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制度的精神气质(Ethos),论证了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亲和关系(affinity)。之后,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争持续不断,争论的焦点在于观念和意识形态是否具有导致经济行为取向和动机转变的推动力。答案莫衷一是,反对者将之视作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物,认为是诉诸观念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否定了物质在技术因素的决定作用;也有赞成者认为观念意识形态才是经济增长期的根本原因。也有学者为韦伯辩解,认为韦伯著述之“目的是解释因活动而产生的社会态度的变化,而这些新型态度的本质,在当时存在的物质发展条件下与市场金融机构、技术、人口和农业产量现状相适应,使经济定位于发展并促使了对经济发展的界定,即发展合乎社会需要,从而赋予发展以价值并促进了发展的制度化。该论点丝毫也不意味着这些文化因素全盘促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或引发了除了一个要素以外的任何其他要素。”[5]14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体现了不同于马克思资本主义研究的另类视角,认为起源于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赋予了宗教伦理重要的经济内涵。里亚·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在《资本主义精神》中对资本主义精神作了新的界定。她在该书导论中提出:“试图回答的两个问题:一是现代经济出现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即如何解释现代经济区别于其他经济的持续性发展倾向?二是是什么因素使经济领域在现代意识,尤其是美国意识中占据了如此显赫的地位,以至于我们的文明事实上可以被称为‘经济文明’?”[5]1对此,格林菲尔德的观点是:“民族主义是导致经济活动一再趋向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经济领域在现代意识中所占据的前所未有的地位是美国社会动态活力的产物,因而也是具有特色的美国民族主义使然。”[5]1作为与韦伯观点的对比,我们暂且将第二个问题搁置,来关注二人在现代经济持续增长动因问题上的异同之处。
首先,二人在现代经济持续增长动因问题上的观点是具有相似点的。这一点后来者的格林菲尔德也并不否认。在《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他专门论述了有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观点及其引起的争论,认为自己“关于民族主义和现代经济的论点直接来源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前提”[5]26。格林菲尔德也并不否认“资本主义精神”的存在,仍然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现代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精神动因。另外,除了在对“资本主义精神”认同方面,在寻找经济增长动因的方式上,二人也具有相同性,即是在一个民族国家的观念意识形态中寻找根本动因。此外,格林菲尔德在其文章中一再强调“动因分析而非条件分析”的主张,也可以追溯到韦伯《宗教社会学论集》的研究方法,即是证明宗教伦理对一个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或促进或阻碍的作用。
其次,我们也可以看到二人在某些观点上的分歧,这也是主要的。其一,格林菲尔德与韦伯就经济增长动因分析根本的区别在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不同。韦伯“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是__的禁欲主义伦理观,实现由宗教伦理向经济伦理转变的关键是合理化和合法化;格林菲尔德则认为“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现代经济行为的定位——并成为现代经济出现的决定性因素。”[5]27,她反对将新教伦理视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甚至认为韦伯关于加尔文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关系的假说是错误的。她援引了荷兰的例子来阐述这一观点。荷兰是与英国一样信奉加尔文教的国家,在经济方面它更具有取得“现代经济体制下的持续增长的领先地位”的优势,结果却是英国实现了这一突破,原因即是“民族主义首先出现在英格兰”,“民族主义必然促进现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社会结构类型”[5]20,23-29。而且,论及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时,格林菲尔德将二者等同起来,认为资本主义就是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精神生来就是经济民族主义”[5]143。
其二,“资本主义精神”内涵不一致。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精神虽然是在新教伦理中产生的,但它的基本内涵是根植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行为之中的,无论是在国内的贸易还是国际的竞争之中。格林菲尔德因其将民族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故而资本主义精神也具有了民族主义本身所具有的场域性特点,即是“只有在纳入国际竞争领域的经济形态中,只有在愿意介入国际竞争的国家中,才能发现‘资本主义精神’”,正因为如此,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内源发展方面具有较小的解释力[5]629。但就资本主义精神与民族主义或是新教伦理的因果关系而言,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和经济增长有更强的相关关系。
其三,新教伦理和民族主义产生作用的层次不同。新教伦理产生的资本主义精神最终需要通过社会个体的内化发生作用,也正是社会个体的经济行为提供了资本主义产生的实践基础。韦伯最终把资本主义精神诉诸个体的社会行为之上;而格林菲尔德所说的民族主义发生作用的层面是集体,是超越个体意识的集体情感。正如她在书中所说的:“一般而言,‘资本主义精神’是民族主义国有的集体意识的经济表象”[5]628。
其四,我们可以将二人观点的不同还原到宗教伦理与民族主义的不同。宗教伦理最终转化成主导社会经济行为的经济伦理,是人们对待经济行为的基本态度,也是一种经济的观念,而民族主义是基于民族认同的情感,它所针对的对象不是经济,不可能转化为经济伦理来影响经济行为。前者的表现是观念和态度,后者的表现是排他的经济行为。此外,虽然他们都是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讨论限定在民族以内,但是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是内源式的,民族主义是对外而言的。这也许与二人对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理解不同有关,资本主义的发展应该是包括内源发展和外部扩张两个方面。
无论是新教伦理产生的资本主义精神还是民族主义产生的资本主义精神,在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现象,无论在起源还是在效应方面,任何形式的决定论都是片面的。韦伯并不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可以替代物质的因素,格林菲尔德也不否定宗教伦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动力作用。认识复杂事物,需要有多方的视角,多样的研究恰恰为我们正确认识事物提供了这样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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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经济带来机遇。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又给我国经济带来挑战。如今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和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发挥优势,规避风险,应对挑战,当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那就要求我们既要从实际出发,学习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先进经验,以开放带动改革,以改革促进发展;要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步伐,增强国际竞争能力。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策略;比较优势。
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态,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和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根据国际货币组织的定义,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信息广泛迅速的传播,使得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全球化是一个包含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社会生活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复杂过程。全球化的基础是经济全球化。推动全球化的动力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革命,这为全球化提供物质手段;二是生产关系和制度,资本为了获取更大、更多的利润,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和扩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发展,是要受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制约的。因此,分析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而研究新形势下中国经济的发展策略,离不开对经济全球化本质的把握。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拓展;经济全球化的未来本质是世界资本主义向世界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基础。对于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本质,从生产力角度看,在国际分工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从本国移动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使资本主义的资本、技术和管理遍及世界的各个角落,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在本质上表现为生产力的全球化发展。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的经济在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之后正在积极地走向世界。我们不断扩大开放,发展同世界各国的交往和联系,并通过这种开放的联系成功地促进了自己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应该说首先是利于我们,是我们能够有更多机会吸取国外经济及发展的好的经验和成果,引进和利用技术、资金等国际资源,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提升自己的素质。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的,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必然会面临种种压力和风险;我们将不得不面对实力差距很大的全球竞争,同时还要面对同发达国家所主导的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秩序,包括各种不公平乃至苛刻的条件和限制,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不利后果。
经济全球化的未来本质是世界资本主义向世界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基础,是资本主义解体的必经阶段和决定性过程,经济全球化以其创造丰富的优秀文明成果,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提供了前提条件。这就要求我们从总体上明确,我国对外开放的方针不能也不应有任何的动摇。邓小平同志曾一再强调指出:“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就必须继续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在全球化浪潮到来之际,我们决不能采取消极退缩的做法,而必须以积极进取的态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因此,在这里,我们的策略关注点也就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产业优化升级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信息网络化是当今全球化四大潮头之一,也是全球化形成的重要动力。全球体系得以形成的现代科学基础是微电子学的迅速发展以及由此而推动的信息工业的蓬勃兴起,微电子计算技术与现代通信技术相结合,特别是光导纤维通讯技术的运用,将使世界进入一个信息革命时代。
人口众多曾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第一劣势正转化为自身的比较优势:一方面劳动力资源丰富,可以带来劳动力低工资成本的长期优势;另一方面,人口众多,使中国长期维护巨大的潜在的市场需求。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要长期维持和发挥劳动力成本低下和市场潜力巨大的潜在比较优势,除了要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外,还要加快城市化建设步伐,加快教育体系调整和体制改革。
较长时间以来,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处于相对封闭和较为落后的状况。产品市场主要依托国内,也可称之为以国家为主体的自给自足经济。经济全球化必然打破我国经济的自我封闭,促使其融入世界经济大环境之中,其进出口贸易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同时,快速增长的国际贸易也给我国获得了由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的更大经济空间。
要尽快培育和造就一批拥有雄厚实力和强大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强势发展的中流砥柱。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有明显差距。在面向未来的国际竞争中,面对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必席卷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我们必须强化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以及知难而进的顽强斗志,积极创造竞争优势。应加速推进我国经济法制改革,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尽快建立和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和管理体系。
[1]张锋,肖维歌。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J].陕西农业科学,2003(5)。
[2]王东,丰子义,聂锦芳。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当代阐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周春明。经济全球化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4]徐鹏杰。经济全球化本质的辨证分析[J].集团经济研究,2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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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房地产市场经济的作用,已经逐渐的被认识到,并对其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支持,使我国的房地产经济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提高。随着我国对房地产需求的持续增长,其发展潜力也是特别大的,因此,更加速了房地产市场进步。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房地产市场经济如何促进我国财政税收管理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房地产市场经济如何促进我国财政税收管理
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我国当前必须适应的环境,21世纪以来,我国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在这一时代,我国的经济水平不断提高,科学技术也不断进步,因而当前我国已经迎来了全面建设的关键时期,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给我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促进着我国各方面的进步和发展。在这一背景下,我国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人们对居住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
我国的各大企业在这一时期,也在潜心发展,试图抓住新时期的机遇,促成更大的发展,因此其也在着力进行着企业规模的扩建、市场覆盖面的拓展,这对房地产产业的发展,也是一个有益的刺激。另外我国的公共事业建设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我国已经开始了全面建设的工作,因此房地产企业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其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发展潜力越来越高。在这一前提下,我国的房地产企业都在积极的抓发展机遇,进行大规模的发展,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经济的建设是我国当前建设的中心,因而我们必须要关注这种经济形式的发展,使其对我国的建设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财政税收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基础,因而本文就从房地产市场经济对我国财政税收的促进方面展开讨论,希望能使房地产市场经济的作用,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
社会在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的进步,企业的发展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因此,当前社会对房地产的要求越来越高,房地产市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这一时期,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十分活跃,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房地产市场的交易额,正在以每年百分之五以上的速度增长,这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支持是十分巨大的,而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其需要缴纳的税款也在不断增长,因而,这对我国税收收入的增长是一个巨大的帮助。
另外,房地产产业涉及到工程的开展、设备的购置、人才的引进、材料的流通以及市场中的经营等多个方面,能在整体上带动我国经济的发展,在多方面对我国的经济建设提供帮助,因此这本身就能对我国的税收增加,提供更大的增长空间。最为重要的是,房地产企业的工程开发,本身就是一个持续性长、资金耗费量大的建设过程,因而,这其中也会产生大量的税收,帮助我国税收收入的增长。综合这多方面来看,房地产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是能有效促进我国税收收入增长的,但是就我国目前的状况来看,我国房地产市场经济的税收促进作用还没有的到完全的发挥,因而我们要设法解决这一问题,充分发挥房地产市场经济的作用,为我国税收管理的加强,提供更为切实的保障。
对于这一问题,笔者做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翻阅了大量的文献,并对国外先进房地产市场的运营方式做了考察,提出了一些解决此类问题的相关方案,希望能为我国此类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助力我国房地产市场经济的发展,助力我国税收事业的进步,进而使我国的发展和建设,能得到更多的财政支持。笔者总结的方案,主要有以下几点:
1.1、以财政政策刺激房地产市场的进步
房地产市场经济发展对我国税收的意义,上文中笔者已经做了详细的阐述,房地产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我国当前的环境下越来越快,而且随着我国发展的深入,其发展潜力也越来越大,因此对于我国的房地产市场,我们应当持支持的态度,以令其能够快速的发展,进而促进我国各方面事业的进步。房地产市场是一类针对建筑物的市场,其资金需求量大,大数额经济流动多,要对房地产市场形成有效的支持,政府应该注重财政方面的支持,使我国的房地产,能在财政上放下负担。首先,政府应当投资房地产市场的开拓。在市场经济下,市场的规模以及企业所占的市场份额,是影响企业市场发展的根基,我国的房地产市场更是需要广阔的市场,需要更大的市场份额,因而在财政上投资市场的开拓,能有效的促进房地产市场的进步。
其次,要支持其工程的建设,房地产工程的建设,是其发展房地产市场所必须的,因而,房地产工程的建设,可以说是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关键,所以政府的财政政策,要鼓励其工程的建设,使其进步和发展能有更大的经济支持。最后,政府的财政政策,还应支持其改革和发展事业,当前房地产市场的发展需要的资金额比较大,因而难以有更多的资金进行改革和发展,但是这种缺乏改革的市场,是难以有效适应时代变化的,所以,我们还要定向投资市场的改革和发展,使其能够快速的适应我国各方面的发展,也是其更具有发展的可持续性。房地产经济的税收促进作用是十分大的,因此促进其发展和进步,并不是一种负投资,其利润回报前景是十分可观的。
1.2、保证房地产市场的健康有序运行
我国房地产市场经济的作用,已经逐渐的被认识到,并对其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支持,使我国的房地产经济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提高。随着我国对房地产需求的持续增长,其发展潜力也是特别大的,因此,更加速了房地产市场进步。但是,这种房地产市场发展的高速度,使得其问题也越来越多,市场的发展平衡性呈现出不足的倾向,制约着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进步。因而,在大力支持的条件下,我们还要对其进行一定的规范和引导,保证其能健康有序的发展,为我国的税收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进步,其对税收的促进作用也越来越强,因而房地产企业的地位越来越高。当前,我国的房地产企业必须的保证发展的情况下,意识到自身的作用和责任,使自身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大,也使自身的发展越来越快。因此,在发中,房地产企业也应当注意相关的问题。
2.1、保证发展的健康有序
随着需求的增加,我国的房地产价格越来越高,因此价格问题成为了制约房地产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在当今,房地产的价格问题也遭到了广泛的批评。因此,我们的房地产企业,必须要保证市场发展的健康有序,不哄抬价格,不囤货等,良心经营、诚信发展,使市场的发展保持活力和空间,为自身的发展提供持续性的保障。
2.2、保证经营的廉洁高效
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我国各项事业的进步都有着强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其带来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这其中,其带来的拜金、唯利主义的问题就容易使企业的发展中存在中饱私囊等贪污现象,制约企业的进步。房地产企业涉及资金量大,因而更应该注意这一问题,采取措施保证经营的廉洁高效。
房地产市场经济在当前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而更是有着强大的发展潜力,因此其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是十分明显的,而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其对我国税收的促进作用也十分明显。本文笔者就针对这一状况,分析了相关的问题,希望能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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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跨国所得的课税一直是各国影响国际投资的重要工具。所以说国际资本的流动既受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所调节,又受各国政府政策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所影响,要真正实现稀缺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就应使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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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与世界所得税制改革
进入新的世纪,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曰益明显。世界统一的大市场正在形成,生产要素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经济的曰益全球化带来了所得的曰益国际化,各国所得税征收的国际效应不断增强,其所得税政策和制度对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经济交往的曰益扩大,至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正以不可逆转之势迅猛发展,而源于80年代中后期的世界所得税制改革则与此相伴而行,揭示出二者之间具有紧密的关系。对此进行研究并对世界所得税制改革作一前瞻性思考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国际化的高级形式。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国际性金融市场的形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实现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为市场配置资源的国界限制已经消失,世界范围内统一的大市场趋于形成,跨国公司立足于全球范围内来从事生产经济活动,实施在全球范围内最佳的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组合。物质资源的稀缺性和资源分布的不平衡性与人类消费需要无限性的矛盾客观上要求从全球着眼来优化资源配置,所以说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可逆转。
经济全球化是在国际经济交往曰益扩大的基础上形成的。国际经济交往尽管很早就有之,但其在广度和深度上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殖民地国家相继独立,跨国公司发展迅猛,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独立,形成了世界性的对外开放。国际经济交往的曰益扩大导致跨国所得的曰益增多,如何加强对跨国所得的征收成为维护国家权益的重要体现。
由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行两种税收管辖权,所得成为各国税收管辖权行使的交叉点。作为资本输入国,也是所得来源国,凭借地域管辖权对跨国所得课税;而资本输出国,则凭借居民管辖权对跨国所得课税
二战后,国际资本的流向既表现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也表现为发达国家间的相向投资。发达国家具有资本输出和输入的双重地位,当然更侧重于资本输出国的地位,此时单纯依靠商品税来维护国家权益和取得财政收入曰益显示出局限性。因此改变税制来适应新变化已成必然。所以说所得税率大幅度提高,所得税主体地位的确立不仅仅是适应其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适应经济国际化进程中维护国家权益的需要。但是发达国家所得税主体地位的确立在经济交往中也导致了国家间财权利益矛盾的曰益复杂,进而成为阻碍国际经济交往的重要因素。
因为对跨国纳税人的同一跨国所得,资本输入国和资本输出国的双重征收必然导致纳税人承受的税负过重,即国际重复征税。对外投资本身就会承受比国内投资更大的风险,且会发生一些在本国经营中不会发生的成本,重复征税更加大了这种阻碍力。前述如果是在发达国家之间投资,同是高所得税率国家,这种矛盾就愈加突出。当然,国际组织着眼于促进国际经济交往的发展,通过制订国际税收协定范本来协调国家间的所得税征收矛盾,解决国际重复征税的问题。但它的作用仍受制于国家间税收协定的签订和作为居住国行使居民管辖权征税时对消除国际重复征税方法的选择。
如果居住国采取除免税法和抵免法以外的方法,如扣除法、双率法等,就不能解决国际重复征税问题。即使采取抵免法,在收入来源国税率高于居住国税率的情况下,会导致跨国纳税人承受比本国为重的税负,从而不利于投资者将资本投向高于本国税率的国家,通过上述分析可见,既然国际重复征税的问题还存在,即使程度较轻,但对国际经济交往的阻碍作用就不会完全消除。
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决定了所得税在其税收体系中地位的差异性。前述发达国家所得税占有主体地位,且在部分国家如美、曰等则基本上是一统天下的格局。发展中国家所得税征收范围则受到限制,而且为弥补投资环境上的欠缺,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发展中国家普遍在涉外所得税上实行了优惠政策。
同时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些没有开征所得税或者征收比正常水平为低的所得税的国家和地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避税地,使得国际间所得税实际税负水平差异很大,这种特征在80年代中后期税改前尤为突出,这种差异对资本要素的流动产生了诱导作用。首先表现在吸引国际资本方面,因为所得税直接关系到纳税人的实际可支配收入,从而不能不成为其跨国投资活动中着重考虑的因素。
在构成投资环境诸因素中,如果其它的因素差异不大,税负差异的诱导作用就会大大的增强。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的税收竞争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另外,所得税负的国际差异被跨国纳税人所利用,通过税源的转移来减轻其跨国所得税负,且税负差异越大,跨国逃避税行为就越甚。
这直接造成税收权益在国际间的非公平分配,因为很多所得或税源的创造地并不是其税款的交纳地。比较而言,避税地就成为所得转移的重点所在。所得的非正常转移表明了资本要素的非正常流动,其后果是影响到世界范围内资源的有效配置,有悖于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对经济全球化的正常进程产生了干扰作用。为防范避税,高所得税负国家大多为发达国家,往往通过制定周密而细致的反避税法规来防范和抑制逃税活动。
但这又会对跨国公司或投资者的经营活动产生可能的干扰作用。如世界各国对转让定价的调整大多采用事后调整的办法,既给税务当局带来繁重的工作量,也易和纳税人发生争端。因为调整的方法和依据完全符合征纳双方的利益是非常难的。西方国家税收实践中反映出的调整价格难定,税务机关为获取充分、详尽的资料调整转让定价,对纳税人提出的举证要求有时难免过于苛求,纳税人疲于应对的问题已说明了这一点,且已使西方国家颇感处于一种两难境地。规定过严不利于跨国公司经营,影响国际经济发展;规定过宽则无异于放纵逃避税,同样会损害有关国家的权益,破坏国际税收公平原则,降低资源配置效率。
经1986年改革后,美国的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由50%降到28%,公司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则由46%降至34%,这在西方国家中是很低的,它引导了国际资本流向的变化,不仅美国投资者而且是外国投资者将海外投资投向了美国,90年代初,美国已由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变成净资本输入国。
继美国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纷纷进行了所得税制改革,其改革的举措与美国并无二致。作为资本输出国的发达国家的所得税率降低,无形中对作为资本输入国的发展中国家造成压力,因为那些发达国家为消除国际重复征税而采用的外国税收抵免机制将会使本国的投资者在高税率国家投资承受较重的税负,从而不利于其吸引外资,所以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国际资本,也必须将税率降至不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样全球范围内的所得税率都趋于降低,而且这种趋向一直在延续。
如卢森堡1998年1月1曰起生效的个人所得税法,边际税率由50%降到46%,同一时期,罗马尼亚将工资所得税最高税率由60%降到45%;英国将公司税税率从33%降到30%。曰本上议院于1998年3月31曰批准了政府本年度的税改方案,方案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降低了公司税税率。据统计,以公司所得税率看,从1986-1998年,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名义税率都降低了,降低幅度通常在10个百分点甚至更多。
所得税率水平的降低导致世界范围内的所得税率水平的趋同。仍以公司所得税率看,现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税率水平介于30~40%之间。这种趋同性反映出了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融合。
它是经济曰益全球化的必然反映。90年代初以来市场经济体制在世界范围内已普遍建立,各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正不断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区域空间得到了拓展,这极大的促进了商品和资本要素在国际间的流动。在曰益融合的全球性经济中,各国政府所着重考虑的是如何增强本国的竞争实力,在国际合作与交流中促进本国经济快速发展。税收作为内在于经济运行中的重要因素不仅不应成为障碍,而且应发挥积极的作用。实践证明,高低悬殊的所得税率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障碍,所以对其改革是适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它必将在以下几个方面产生积极效应:
1、使国际重复征税矛盾趋于缓解,可促进国际经济交往更加深入的发展。
随着各国所得税负的减轻,跨国纳税人承受的税负在减轻,而且在税收协定网络不断扩展,各国普遍采用抵免制解决国际重复征税问题的条件下,因各国所得税负的差异缩小,使得国际重复征税基本上不复存在。
因为前述抵免制下在受资国税率高于资本输出国税率且差异较大时,仍会存在重复征税的矛盾,它会对跨国投资者投资地点的选择产生干扰作用,即从税收角度考虑不愿到高于本国税率的国家去投资,但这种消极影响随着各国所得税率差异的缩小而大为减弱。
2、在一定程度上可减弱跨国纳税人从事逃避税活动的动机,从而有利于税收权益在国家间的合理分配,有利于经济资源的正常流动,进而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
跨国纳税人进行逃避税活动主要是利用各国税制的差异,从另一方面来说,国家间税制差异也是促使跨国纳税人逃避税的诱因。
因为所得税负的差异意味着可获利益的差异。所得税负差异越大,所获利益的差异就越大,为获取大的利益也就置于冒大的风险。在经济曰益全球化的情况下,各国所得税负的高低悬殊会诱使跨国纳税人的逃避税活动愈演愈烈。而在世界所得税负不断趋同的情况下,跨国纳税人从事逃避税活动所获利益的差异就会趋小。
在当今各国主权意识增强,注重维护国家税收利益,加强对涉外税收管理的背景下,纳税入就会对从事逃避税活动所冒的风险与所获取的利益进行权衡,冒较大的风险而获取较小的利益差额就不会成为跨国纳税人的选择。如利用转让定价转移利润,获取的税收利益如果不大,却会受到利润转出国的检查和监督,并可能引致与税务当局之间的争议,承担税务当局所提出的举证责任,提供税务当局所要求的资料,增加其成本开支,这就会得不偿失。如果跨国纳税人的逃避活动能够减少,经济要素的流动就会更多的体现市场机制的要求。
3、有利于国际税收中性原则的贯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对跨国所得的课税一直是各国影响国际投资的重要工具。所以说国际资本的流动既受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所调节,又受各国政府政策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所影响,要真正实现稀缺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就应使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充分发挥。
当然市场体系的建设在各国并不一致,对残缺的市场机制实施合理的补充调节也是必要的。发达国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或体系要发达和完善的多,且投资环境较为完备,而发展中国家则有很大的欠缺,所以其所得税率低于发达国家是较为合理的,是属对投资环境欠缺的一种补偿,而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大或相同的国家,所得税的趋同就会减少税收政策对市场机制的干扰作用,有利于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
所以说经济全球化客观上要求各国税收政策的协调。世界所得税制的改革则体现了这种要求,优惠减少、税制趋同的倾向会使税收中性的作用曰益显现,从而更有利地推进经济全球化。
展望新的世纪,经济的曰益全球化客观上要求世界所得税制改革要曰益体现出对它的适应性。预测未来的世界所得税制发展趋向,会朝着税负稳定、税制趋同的方向发展。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发展中国家所得税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税基的扩大而不断提高,贯彻公平原则,调节社会收入差距的客观要求也会促使其所得税地位的上升,而发达国家所得税在税收体系中的地位将会回归到合理的区间,两者间所得税地位的差异会趋于缩小。处于同一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所得税制趋同性会更为明显。
90年代以来,以发达国家为首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正曰益增强,区域性税收一体化的进程也在加快,其中欧共体已走到了前列。如果说90年代以前,欧共体税收一体化的措施主要集中在关税和增值税上,90年代后则开始逐步协调所得税制度,并朝一体化方向发展。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非均衡性决定了税制的差异仍是主流。各国所得税制更因受制于以经济发展水平为基础的收入水平和征管水平制约而主要表现为差异性。而且各国主权意识的增强,所得税征收矛盾仍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所得税负担的趋同过程,也就是差异不断缩小的过程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将随着各国经济曰益紧密的融合而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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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国来看,基本上不再具有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特征,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推行经济计划化,对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及部门发展速度和数量指标,作出计划指导,进行协调平衡。这种宏观调控贯穿于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并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得到加强。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浅析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扩展与危机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浅析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扩展与危机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是一个相反相成的过程,是一个悖论,当今世界已经卷入一个前所未有的交流与撞击互动的新境界。经济全球化在把生产的社会性扩大到全球范围的同时,使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也在全球范围内积聚、扩展。资本的全球化扩张,使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矛盾也向全球发展,并向各个层次展现的更加清晰。它不仅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日益交织与融合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充满摩擦与竞争的过程,既存在日益密切的交往、对话与合作,又存在着差异、矛盾与冲突。
早期资本主义生产的全球分布,着重表现在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国际分工。现在跨国公司把生产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和配置起来,实行国际生产分工和协作。而现代交通、通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跨国公司利用全球资源和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几乎和在一个国家内一样方便和可行。从资源的配置、使用到生产的组织和销售,一个以大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全球性生产网络正在形成。“以世界为工厂,以国家为车间”,这在许多具有较大程度高新技术含量的产品生产领域,正成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可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在更深层次上向全球拓展,使生产的社会化变为全球化的了。
社会化大生产的深度全球性拓展必然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变化。一方面如许多人已经指出的,在发达国家内部出现了资本关系社会化的趋势,另一方面更应当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大的变化发生在国际范围之内。由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宰,是现代国际垄断资本的代表,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同时也就意味着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生成。跨国公司这种占有形式也造成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阶级关系上和经济关系上的对立正在全球层面展开,并且日趋尖锐和复杂。
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国来看,基本上不再具有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特征,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推行经济计划化,对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及部门发展速度和数量指标,作出计划指导,进行协调平衡。这种宏观调控贯穿于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并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得到加强。同时随着国家垄断资本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在更深层次上全球拓展,把生产变为全球性的社会化。而跨国公司成为全球社会化生产的组织者,成为国际间的商品、技术和资本流动的主要参与和载体。
生产的国际化改变了传统的生产要素受国家地域限制的前提,由此冲击到了传统的国家调控机制:资本的流动和跨国公司的生产活动超越了传统国家政府的控制范围,因此政府越来越难以控制这些生产因素。其活动基本处在场所基本处在无政府状态的世界市场,以追求全球范围内最高利润为最终目的。其结果必然在全球范围导致生产发展的盲目性,而由于跨国公司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高度的内部组织性,所以其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的扩张十分迅猛,一旦产品在市场上过剩,其影响往往波及一系列的国家和地区,引发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动荡或危机。
资本全球化的发展必然造成资本生产无限扩大与有限的世界市场之间的矛盾。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增值关系全球化,资本的生产必然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然而资本生产的扩张却受到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力的制约。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世界市场的消费力既不取决于世界各国绝对的生产力,也不取决于世界各国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世界范围内以不平等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分配关系,一方面使世界绝大多数人口的消费力受到资本积累和扩大资本生产规模的限制。
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另一新的矛盾是无限追逐利润与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生态环境日益“荒漠化”。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把这种发展模式以及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扩展到全球范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危及全球的环境污染具有畸形性、片面性。
它带来了资源的严重浪费、环境的污染等文明效应,破坏了人与自然间的和谐平衡。同时全球温室效应、酸雨和臭氧层的扩大化,环境恶化和生态平衡的破坏,人口爆炸、资源短缺、粮食危机等“全球性问题”的日益严重,由此造成的“生态文明危机”,已经严重危及人类文明的根基乃至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突出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又一个新的矛盾形式。
就国内来看,经济全球化进一步破坏了战后建立起来的劳资关系中的平衡和妥协,加强了垄断资产阶级的权力,劳动者在劳资关系中处于弱势的地位,造成了社会结构层面上日益明显的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资本跨国流动能力愈来愈强,它不仅能够摆脱国家的原有支持,而且在与国家的谈判关系中具有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国家不得不屈从于全球化中资本的压力。资本要挟能力的提高迫使国家为了留住资本而降低税率,取消管制,改革福利制度,减少成本,出台优惠政策。
经济的不平衡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冲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政治领域里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向世界强制性推行强权政治的“民主文明”与争取世界实现真正民主化的矛盾和斗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力图用自己的政治模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去改造发展中国家,对于俯首听命的国家施以经济援助予以鼓励,对于不服从他们意志的施加政治压力和经济制裁。
从文化方面来看,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他们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在文化普遍性口号下力图取消文化多样性,试图将弱势民族及其文化整合到一个由强势国家和民族所控制的、“同质的”世界文化之中,形成统一的资本主义的“相同的消费主义模式”。
经济全球化也未缓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全球资本主义构成为一个既对立又统一,既依存又排斥、既合作又竞争的矛盾体系。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方面的矛盾目前主要通过贸易、投资和货币展现出来。在贸易领域,由于各国之间经济实力、产业结构和市场开发程度存在差异,且这些因素又处在不断变动中,因而导致相互之间的贸易失衡,常常引发贸易摩擦和“贸易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全球化在把生产的社会性扩大到全球范围的同时,使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也在全球范围内积聚、扩展。这就使得资本主义的发展走入了一个“二律背反”的空间,即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在使资本主义重新焕发生机的同时也会减少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外部化成本的释放空间。尽管在现阶段,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都还没有达到极限值。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今天这种远胜于以往任何时代的经济全球化发展态势,确实给资本主义带来了发展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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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有过和平赎买资本主义经济的构想,但都没有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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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后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争及其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始终伴随着处理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而走过,期间各方围绕如何对待资本主义产生了不断的争论。文章就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党及社会各界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争的经过、论点及影响作一梳理。
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党面对的资本主义经济共有四类:一是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即南京国民政府公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官僚私有的工商业、金融业等经济;二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即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金融业等,当时又称“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三是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主要是英美等国家资本主义在华企业;四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即“受无产阶级国家监督和调节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国家“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1]541、670,在中国包括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个别企业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每接管一城市,即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废除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华特权。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由于美英等国家宣布管制中国在其管辖区的公私财产,中国政府被迫对美英在华财产针锋相对地实行了管制、冻结和没收等政策。
这些对待官僚资本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在当时的我们党内、工农群众和进步知识分子间没有明显分歧。但是,怎样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却不时发生争论或政策偏差。
由于中国人“对资本主义印象最深的是它剥削人压迫人的一面,而对它在历史上有过解放生产力和促进生产力发展作用的一面,印象并不深刻了。因为他们是在受剥削、受压迫、被奴役、被侵略的痛苦回忆中认识资本主义的”。因此,很多人对包括民族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资本主义都不知不自觉地怀有排斥心理。
尽管中共中央于1947年12月明确制定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但是,在人民解放军接管大中城市的过程中,石家庄、邯郸、阳泉、焦作、运城等多地发生了乱抓物资、乱抢机器和私人财物等破坏民族工商业的行为,天津、北平等地发生了工人分店铺、斗老板、过高要求改善工资福利待遇等现象。东北解放后,“党在东北对私人资本主义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虽然经过长期争论……未能正确解决”。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一再下令制止和纠正“左”倾倾向,对广大党员干部、军队指战员等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区分科学社会主义与农业社会主义、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等思想教育,并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原封原样”接管城市、谨慎对待工人工资福利要求等政策。
在筹建新中国过程中,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党内“存在着许多糊涂思想的”[4]1430,主要表现为尽快消灭资本主义的“左”倾思想。
为此,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明确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同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等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会后,刘少奇赴天津视察和指导恢复重建工作,其中关于团结资本家、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讲话,“基本精神是符合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他的本意,是要稳住民族资产阶级,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
同年5月,刘少奇在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的一份电报中,批评东北、天津等地党员干部允许工人向资本家提过高要求、强令资本家不准辞退工人、只说资本家的坏话和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只强调和资本家斗争而不讲联合等“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和错误路线”[5]428,毛泽东赞同该批评并将电报批转各中央局、市委和野战军前委。中共中央的纠“左”努力和刘少奇“天津讲话”,对天津工商业生产、社会生活的恢复重建和南方城市的接管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党内一些人对其提出异议,尤其是刘少奇对东北的批评引起东北局书记高岗等不满。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半年多时间内,因战争、灾荒对生产的破坏,加上资本家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导致新解放区物价连续四次大上涨,在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的过程中,一些人提出“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我们的政策是要与资产阶级“争利”、资产阶级要求划分国营和私营范围“我们不允许”、“国营经济是无限制地发展”、“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6]51、71等。
在对1950年3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左”倾言论的批语中、在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毛泽东、刘少奇等都对这些错误思想给予了批评,《人民日报》发表《如何调整公私关系》等社论,批评了部分国家经济工作人员缺乏与私人资本主义长期合作的思想。由于部分不法资本家乘机大施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等“五毒”行为,1952年初,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发起了“五反”运动。
运动掀起后,全国各地普遍地出现了对资本家打击过重的“左”倾现象,一些人又主张提前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再次对这些言论给予了批评。1952年9月,中共中央开始酝酿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此后直到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在党的引领下,社会各界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统一于限制和改造中,主要争论转向如何改造、如何快速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概括来看,在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七年里,中国共产党人、广大工农群众及部分进步知识分子等之间就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所发生的分歧和论争,其要点是:
第一,是否立即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当时在人民解放军接管大中城市、筹建新中国、平抑物价、“五反”运动中,全国各地都发生了立即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现象。不仅在广大工人、士兵中,因文化水平的限制,缺乏对党的新民主主义政策的了解,出现拆分资本家机器厂房、批斗资本家、向资本家提出过高工资福利等现象,而且在党政干部、舆论界和知识界中也不断有人发表立即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言论。例如,1949年5月,中共中央曾批评一些地方“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坏,不说资本家还有任何好处。
在党内思想上只强调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捣乱性……强调限制资本主义……只强调和资本家的斗争,而不强调联合愿意和我们合作的资本家”[7]318-319。在1952年“五反”运动中,一些人主张提前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中宣部主办的《学习》杂志1952年第一、二、三期连续发表许立群、吴江、艾思奇、于光远等人的文章,否定民族资产阶级在当时具备的积极性,对“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有一定的地位与作用,不加分析,一笔抹煞”,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反动的腐朽的一面”。
由于他们当时在宣传理论第一线,他们的思想倾向直接影响到新意识形态的建立。对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给予了批评,中共中央责令并批准中宣部、《学习》杂志社刊文纠正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错误认识。
还必须指出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对中国中央政府中非共产党人比例过高、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等也表示不满,对毛泽东、刘少奇等表现出不信任。这实际上也是不赞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实行保护、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
第二,着重利用还是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虽然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制定了利用、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但在如何利用和限制、着重利用还是限制等问题上,在党内外都存在不同看法,甚至毛泽东同刘少奇在一系列具体问题和政策上也“小有歧异”、“不尽一致”,毛泽东“在强调利用的同时,比较突出强调节制资本、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一面”,而刘少奇“则在赞成限制的同时,更强调发展和利用的一面”。
早在1948年10月,毛泽东、刘少奇等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张闻天向中央提出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十分重视。毛泽东看过刘少奇对该提纲的修改后,特地写信给刘少奇,称赞其对提纲“修改得很好”,但建议将“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改为“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因为“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限制的斗争将是经常不断的”。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阐明“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但其语境是阐述“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地位,并强调允许存在和发展的“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且“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
刘少奇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讲话,尤其是1949年春的“天津讲话”,强调利用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语调更为明显。他说:“我们党对资本家是又联合又斗争……今天的重点是联合还是斗争呢?今天的重点是联合……不要把重点放在斗争上”;“在城市里发展生产,第一是发展公营企业的生产,第二是发展私营企业的生产”[10]78、93。刘少奇在讲话中甚至说了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等话(诚然,这是针对当时民族资本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还有一定的作用而言的――编者注),以致毛泽东、邓小平、薄一波等认为用词不妥,后来高岗等用以诋毁刘少奇,在““””中更成为刘少奇的“罪状”。
1953年夏,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由利用和限制发展为利用、限制和改造,且全国各地不断发生加快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左”倾倾向。即便在这种背景下,刘少奇、陈云等仍强调要充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尤其是私营工业。1955年3月,陈云强调:“必须看到,私营工业是我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各工业部在制定工业生产发展计划的时候,必须把现有私营工业的生产能力计算在内,加以充分利用”。
第三,通过排挤还是竞赛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和商业的态度有所不同。1953年夏以前,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商业强调“排挤”和“替代”,而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强调利用和限制。1949年6月,刘少奇提出要“发展国家商业及合作商业,使之逐渐地在广大范围代替私人商业”。
同时,毛泽东也在多场合表示,要排挤和替代私商,引导私营批发商把资金投向其他有益的事业,尤其是工业。1952年“五反”运动期间,中共中央提出不仅要“消灭投机商业”,而且要“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逐步缩小私营商业”,但仍坚持“尽量发展私营工业”[13]354。1953年夏,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全国各地出现加速改造、彻底排挤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趋势。但是,同年9月,陈云认为:要继续“让私营零售商业多做一点生意”,“对(私营――引者注)批发商的限制也要有区别、有步骤地来搞……不要挤掉……要让他们继续搞下去”[11]444。1955年1月,陈云初步总结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经验后坚持认为:“一部分批发商现在能存在的,让他们继续存在……二批发也可以让其继续存在”,“这些私营批发商的存在,在现阶段对我们有利,我看再不要去挤他了”;城市和农村集镇的零售商更要“让他们在原有岗位上维持下来”,“如果挤掉他们,会引起造反;如果转业,转什么,也成问题”。他还指出,过去几年,“有些批发商转了小工业”,但是“几年来成绩不大”,“几年来的经验证明商业转工业是不行的”[11]557、567、564、559。
然而,1955年底和1956年初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掀起后,陈云的上述思想没能得到实现。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基本主张是利用和限制,但党内除了在着重利用还是限制上存在认识分歧外,就如何利用和限制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也存在不同认识。当时,全国各地不断发生“挤垮一些私营工商业的错误思想和做法……在处理公私关系上,明显地歧视私营工商业”[2]99,纷纷在价格、税收、金融、生产资料等多方面限制、排挤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
在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和“五反”运动中,这一“左”倾错误思想、言论和做法更为明显。相比之下,刘少奇、薄一波等倾向于通过提高公营经济的经营效益、和平竞赛来逐步实现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利用和限制。1948年9月和12月,刘少奇先后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下,“不善于经营管理经济,不善于在经济上和别人(资产阶级和富农――引者注)进行和平竞争,那我们就会要失败”,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不能采取措施加以禁止,“必须在和平的合法的经济竞争中”取胜;“用对待封建主义的办法对待资本主义是错误的,那么对它实行什么办法呢?和平的经济竞争……所谓经济竞争,就是不以行政手段为主……是在大体上相同的条件下,看谁经营得好”[10]15、51。
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增加税收、缓解“五反”运动后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困难,1952年底,国家财政部在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并经周恩来批准后决定实行新的税制。新税制为了保税,取消了对合作社征收营业税打八折、成立第一年免纳所得税等优惠政策;为了简化税制,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
由于准备不够充分、宣传解释工作没有跟上等原因,新税制的推行引发了物价波动和部分地方干部、群众的不满。这引起毛泽东等高度警觉,尖锐地批评“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新税制得到资本家的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2]242-243。1953年夏,全国财经会议对新税制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第四,能否赎买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有过和平赎买资本主义经济的构想,但都没有付诸实践。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中国有无必要、能否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实现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的国内甚至中国共产党内都有不同看法,“有人说,苏联并未实行这种制度,所以我们也不必实行”[10]52,有人认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应当马上直接加以没收”[11]591。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综合分析各方面情况后认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可能的”[14]688,“中国可能比俄国更多地、更长时期地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10]52-53。
此外,一些人还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和改造完成后同资本家共事“麻烦”,将资方人员包下来是“包袱”,一些工人抱怨“资本家过去是经理,现在还是经理”,等等。针对这些看法,毛泽东、刘少奇和陈云等在一系列场合予以批评,强调“资本家的机器是财富,但是人也是财富,他们有管理企业的知识和经验,而且人这种财富不下于机器那种财富”,把民族资产阶级接收下来,“决不能讲是包袱,而应该讲是财富”[15]83、40、51、84。
第五,社会主义改造是否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经济。由于受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及模式的影响,加上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认识的偏颇,1953年夏,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后,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在中国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当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资本主义绝种”[16]255。同年底,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完全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14]666。1955年10月,毛泽东继续强调:“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17]141。
但是,陈云等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并不等于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和完全排除自由市场。1955年11月,全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掀起之际,陈云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委座谈会上提出:“允许有些工厂不公私合营”,“有百分之七十公私合营了,就可以说基本上全行业实现了公私合营。”
[11]591-5921956年春夏,全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刚过,陈云等就发现改造过于集中、过于求纯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为了解决这些新问题、新困难,他们一再强调要允许非公有制工商业继续存在,要继续发挥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作用,甚至提出要允许不合格、草率组建的公有制工商业退回公私合营或私有制。例如,1956年5月和7月,陈云提出,手工业合作社、运输合作社和合作商店,“由于收入减少,生活困难,要求退出合作企业的,应当批准他们退出”;交通运输方面,“现有高级社在还本付息方面有困难的,可以退为初级社”[15]77、38。
同年7月,他还提出,“要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国家计划范围内搞个社会主义自由市场,恢复过去私人经营的一套……比如百货,可以分好多种,由私商来管,大的搞批发,小的搞零售”;我国不要同苏联那样“大小生产都纳入计划”,要“来个大计划、小自由,即主要方面有计划,次要方面来个自由市场”[15]50、86。在此基础上,1956年9月,陈云在党的八大上又正式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体制改革思想。
1956年初,鉴于社会主义改造过快、过粗和过于单一带来的问题,毛泽东等也提出要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要让资本主义地下工厂转为地上工厂,允许华侨来大陆投资办企业,一百年都不没收等。但是,相比而言,毛泽东主要是从策略上考虑继续利用资本主义经济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陈云主要是从战略上探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长期共同发展。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看,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内外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争论产生了以下积极影响:
第一,丰富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毛泽东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和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等系统地概括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这一理论在新中国建立前后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断得以完善。其中,有些观点就是在党内外的论争中不断得以完善的。
譬如,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1949年春之前,毛泽东、刘少奇等都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1948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说:“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3]161毛泽东在会议做结论时也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与帝国主义的矛盾。”
[18]386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坚持认为: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4]1432。然而,东北、平津解放后,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方面不断发生“左”倾错误,党内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经过长期争论”而“未能正确解决”[7]318,且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仍异常艰巨。在批评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左”倾错误的基础上,毛泽东、刘少奇等于1949年春改变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
刘少奇1949年春在“天津讲话”,中共中央1949年5月发出的《关于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错误的指示》等都强调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恢复发展生产的必要性。同年7月,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写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中说:“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斗争。这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存在的,并且仍然是主要的矛盾和斗争”,“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或者说在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
[19]1952年夏,随着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抗美援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民主革命遗留问题的基本完成,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重新提出,“在打到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6]231。至此,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理论才得以完善。 第二,催生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策略方针之一是“不要四面出击”。
该方针就是毛泽东在批评当时我国一些人错误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而提出的。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说:我们当前的总方针,“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20]。
第三,促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头三年,在百废待兴、内忧外困的背景下,我国之所以能够在短短的三年内既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又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党领导中国人民发挥了主人翁的作用,有效地执行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方针政策,其重要表现在于政治上坚持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各革命阶级的联合,尤其是团结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贯彻执行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方针;经济上利用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两个方面都同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紧密相联。
如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前后,党内外不断发生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左”右倾错误。
但是,在接管城市、平抑物价、“五反”运动等过程中,每当出现违背新民主主义政策的现象,各级党和政府都坚持以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为指导,及时分析问题,妥善应对,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适当减轻私企负担、促进城乡物资交流、扩大加工订货等维持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经营活动,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缓和了失业现象,使城乡人民的生产生活不断逐步转入正常轨道。在社会主义改造的三年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等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不断纠正着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左”右倾错误,特别是对待资产阶级的“左”倾倾向,从而增进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彼此之间通过思想上的碰撞取得了认识上的共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创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可见,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几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是在伴随着反对、防止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右倾错误中走过的。
第四,纠正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若干失误,萌生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不断强调组建产业联合会、企业管理委员会等都要吸收原工商业者参加,公方代表和改造后的企业负责人要树立同“资本家”长期“共事”的意识,要把原工商业者当做“财富”,充分发挥他们善于管理企业、熟悉经贸业务的知识和经验[15]51、84。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还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速度的急躁冒进、隔断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与商业的关系、打乱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原来的业务关系、把小资产阶级的手工业和商业当做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营商业经营范围无限扩大等错误做法。
所有这些归结起来都是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论争。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人的正确主张,不同程度地纠正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若干失误。1956年底,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正式确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但是,由于受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国际局势等影响,社会主义改造出现了要求过急、速度过快、工作过粗、形式过于单一等问题,其弊端也马上暴露出来。1955年下半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掀起后,一些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陈云很快察觉到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于是大胆地、及时地提出了不要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允许商户退出不合条件的商业合作社、划分国营和私营商业的经营范围等设想。
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上,陈云将这些构想概括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先驱。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前后,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社会各界就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一系列分歧和争论,论争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当今中国正确处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具有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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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本性在于增殖,为此就要不断地扩张,以获取最大化的利润。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要]经济危机的实质,不是人们从现象形态所看到的“产能过剩”,而是资本利润的不能实现。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因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所引发的阶级矛盾, 不能说明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及其导致的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的矛盾,不能说明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其理论生命已经终结。从方法上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已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但正是这样的政治经济学, 却能发挥其诱惑和拉拢之力,将中国等资本不发达国家圈进资本全球化的陷阱和虚拟经济的漩涡。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经济大危机,更以鲜活生动的事实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没落。
[关键词]资本腐败性;经济危机;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危机
【论文正文】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资本作为经济关系和制度已经四五百年, 它驾驭着工业化的战车驰骋在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大洋洲,不仅陆地、海洋、天空,就连太空也都在其势力控制之中。资本不仅在“地球化”,而且正随其驱使的航天技术实行“月球化”、“火星化”、“太阳系化”、“宇宙化”。资本成了实在的、唯物主义的上帝,不仅人类, 全部物质资源都是它的统治对象。正是在资本统治和扩张过程中,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达到了无限辉煌和荣耀。它的原理、范畴、公式、模型被说成“自然规律”的真理表述,不仅被资本所有者奉为金科玉律, 还被他们并通过他们所控制的政府、大学、媒体、研究咨询机构宣传成“普世价值”和“大众文化”,淋漓尽致地控制了人们的意识和行为。物极必反。正当资本统治于20 世纪末期摧毁了“社会主义阵营”,并全面推行“全球化”,其政治经济学堂而皇之地成为“主流”以后,不到20 年时光,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爆发, 宣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败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是按苏联教科书所划分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不只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而是以资本所有者阶级为主体, 以这个主体利益和意识集中概括为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一大派别。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它从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自然的基本观念出发, 论证人类只是物质世界中动物的一部分,是以动物性为人性的,因而是自私的,遵循“丛林法则”而自由竞争地占有物质财富,以对物质财富的所有量界定人的社会地位和关系。正是依据这个观念,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资本规定为“自然规律”的体现, 资本所有者是人类的精英和主宰。
资本的本性在于增殖,为此就要不断地扩张,以获取最大化的利润。自形成以来的四五百年,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分成众多学派,纷争不断,但所有经济学家都把为资本服务,探寻利润最大化的途径、手段作为基本宗旨和原则,都在努力为其代表的阶级、阶层、集团的利润最大化出谋划策, 从而也就将资本导向更广泛更细致的空间, 并无所不用其极地榨取剩余劳动和资源, 引发了资产阶级与雇佣劳动者阶级的阶级矛盾以及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矛盾,这些矛盾又导致国际矛盾,不仅体现于经济上,还体现于政治,并激化为战争。即令在“和平”时期,资本统治及其国际间矛盾也会以军事实力的竞赛、威慑相对抗, 致使今天的人类每时每刻都处在死亡的威胁之下。
几百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资本及其包含的社会势力迅速地增长着,已经成为人类社会中占绝对优势的统治力量。然而,以不断增殖为本性的资本的欲望是永远不能满足的。只要是资本,就必须获利,就必须将其货币投放到能够营利之处。从最初的商业资本到产业资本,再到金融资本,是资本直接以货币形式来谋利, 由此生出了虚拟资本,即不直接投资于产业的资本,甚至只在金融领域流动的资本,这个资本量愈来愈大,它们也要获利,而且要获取比产业资本更多的利润。虚拟经济成了与实体经济并存的又一个实实在在的经济形式,虚拟资本的利润在货币金本位制的条件下,还只能来自产业(三个产业)资本,是对产业利润的瓜分,这无疑会挤压产业资本,制约实体经济,但也要受实体经济制约,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实体经济中的危机。当虚拟资本越聚越多,进而形成了独自存在和运转的虚拟经济以后,货币金本位制就成了虚拟资本连带产业资本获取利润的障碍。毕竟黄金不是虚拟的,不可能满足迅速膨胀的虚拟资本的虚拟利润的实现,同时也制约了产业资本利润的实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虚拟资本的虚拟利润和产业资本的产业利润是有同等地位的,甚至说虚拟利润的获取要比产业利润更为便捷。于是,经济矛盾加剧,危机爆发。
经济危机的实质, 不是人们从现象形态所看到的“产能过剩”,而是资本利润的不能实现。之所以如此,自由竞争的资本在投资、生产、经营上的无政府状态是一个原因, 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又是一个原因。危机是资本利润不能实现的集合, 并导致资本的利润进一步不能实现,于是就不能积累,实体经济受到巨大破坏。但虚拟资本却可以在虚拟经济中炒作,并获取利润,其结果,虚拟资本反倒日益积累,并吸收了一部分产业资本加入虚拟资本的行列。这样,虚拟资本量不断增加,而实体经济所提供的利润远不能满足产业资本和虚拟资本欲求的利润, 于是就与货币制度、金融体制和实体经济相冲突。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就是这种冲突的总爆发, 是以前若干次危机积累矛盾的集中体现。
传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各学说面对如此尖锐的经济危机束手无策, 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体制的矛盾陷入了崩溃边缘。也正是在这种条件下, 迫使资本主义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冲破依据自由竞争体制规定的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家、货币、金融等的教条。凯恩斯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 他以当时苏联和德国经济制度与货币制度为依托, 参照美国罗斯福政府所实行的“新政”,承继历史上已有的货币国定论观点,提出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参与,其中基本有两条,一是废除货币金本位制,由国家根据需要发行货币;二是以财政手段参与和调控经济。总之,国家不仅应该干预经济, 而且要作为经济生活和关系中的重要一方从总体上参与经济活动。这是对斯密以来传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突破, 从理论上为从自由竞争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提供了依据。这种体制的转化被凯恩斯的继承者称为“革命”。
但它只是保持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性质的阶段性改革。所谓“市场经济体制”,就是由国家干预、参与并制定规则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它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盛行于二战之后至今。
凯恩斯的学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纳,以不同方式转入市场经济体制,并因此而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尖锐矛盾。然而, 市场经济体制本身也有不可解脱的矛盾, 其关键就在国家。虽然战后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通过选举和议会斗争可以掌控政权, 并在一定程度上节制资本对劳动者的统治和对剩余价值的占有, 但由于其改良主义路线不能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制度, 而为了拉选票和稳定政权,又不得不向资产阶级妥协,因此这些政党的活动并不能扭转资本演化的大趋势,有时甚至在它们执政期间过度使用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政策,特别是国家货币发行权,促进了从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再到虚拟资本和虚拟货币的转化。
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冲破了金本位制, 凯恩斯的“革命” 从理论上使国家成为货币的生产和供给者,并以此来参与、干预经济。20 世纪70 年代初美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废止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价以后, 也就等于它可以不受限制地按其需要生产仍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 用以换取国内国外的各种实际商品和服务,同时扩大“流动性”以满足资本获取利润的需要。也就是说, 当资本不能从实体经济中通过占有并实现剩余价值来增殖的时候, 政府就印制大量钞票以财政方式或贷款来救援, 促使剩余价值实现并积累再生产。这样做势必导致更多的虚拟资本虚拟。虚拟资本构筑了一个以各种金融衍生品为内容并自成系统的虚拟经济,那里也有利润,而且是高额利润, 但却不像实体经济那样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进行生产,而是雇佣一批金融精英,设计各种衍生品,吸纳实体资本和居民的财产,提供形形色色可以满足利润最大化欲求的服务,由此来获取利润。
由于美元已经虚拟化, 而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仍由高技术及其体现的军事力量所保卫, 美国政府以增发货币和大量举债(美国国债是债务人没有还债义务的特别债务,必要时可用印制美元来使其贬值)的方式,保证了庞大的虚拟资本的利润,并使虚拟经济成为美国经济的主要内容。[论文网LunWenData.Com]
美元的国定和虚拟化, 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 不仅使美国资本财团从全世界攫取了巨额财富,也迫使各国货币的虚拟化,导致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的无限制扩张, 从而使人类陷入一个以虚拟货币和虚拟资本主导的病态的经济场,政治、文化也随之演变。由此引发了各种尖锐的矛盾, 当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不过是其突发形式。人本质的进一步异化,人性的歪曲,人与人关系的矛盾,人类与其生存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这些都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所不能解释和解决的, 以资本所有者为主体, 以资本统治和增殖为主义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不能产生像凯恩斯那样的“革命”者。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步入一个必须进行变革的时期, 这种变革绝非新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退回到自由竞争体制, 时下凯恩斯主义追随者们以指责自由主义导致这场危机的作法, 并不能掩饰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矛盾, 而他们主张用大印钞票方式救危机的作法,只是饮鸩止渴,可能会缓解矛盾,而且在没有强大的变革势力的情况下, 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还会延续一段时间。然而,拖得了一时, 拖不得久远。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不可能逾越其历史的局限性, 正是在其理论与现实的对立中,在各“权威”的主流经济学家对矛盾的掩饰和对资本腐败性的辩护中, 体现着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资本是劳动的异化, 也是对人本质的异化。劳动作为人本质的核心,是人成为人的根据,也是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的根据。阶级统治的实质, 就是非劳动者对劳动者的劳动的支配和劳动成果的占有。
为了论证这种支配和占有的合理性, 历代统治阶级找出了神、上帝、天命等外在于劳动的观念,将它设定为实在的主宰。资产阶级思想家找到了物质的自然规律作为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主宰, 虽然也承认劳动是物质财富生产的“要素”之一,但他们却将资本、土地等物质形式也规定为与劳动同样的“要素”,并和劳动同样分别获取新增财富。进而把不论何种方式对物质财富的占有规定为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并按财富占有量来界定个人社会地位。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基本点上就是背离人本质的, 是人本质异化的理论表述。当其因反封建、反专制而具有的历史进步性随历史的进步消失后, 当它不仅为资本占有利润辩护,还为虚拟资本和虚拟货币辩护,为虚拟经济和虚拟利润做以高等数学为主要方法的“科学、精确”论证时,它对人本质的背离,它的反人性的属性就日益突出。它已经不仅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庸俗政治经济学”, 而且是为虚拟资本服务的庸俗的虚拟经济学。
当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以后, 对劳动的控制已不仅是对无偿占有的劳动价值的积累,还包括由国家和资本联合生出的虚拟货币及其形成的虚拟资本,它既要占有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又要侵吞实体经济中资本的利润, 在深化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的同时, 也引发实体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这两个矛盾都要掩饰,在庸俗化方面“与时俱进”了一大步,从而也就迈进了覆灭的泥潭。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因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所引发的阶级矛盾, 不能说明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及其导致的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的矛盾, 不能说明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对于这些因资本对人本质的异化而体现的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矛盾,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用资本主义形成期所依据的“物质自然规律” 来解释, 表明了它作为资本所有者阶级利益和意识的理性概括已经成为阻碍历史发展和人性升华的反动学说体系。
人类发展的根据和动力都是劳动, 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取代封建领主制和集权官僚制,就在于能够规定劳动者的人身权和劳动力所有权,并在这个基础上购买并支配劳动力使用权。但这种进步性是阶段性的,因而也是有限的,当资本不仅增长到成为对全人类的控制手段, 而且用其掌握的国家机器直接生产货币和虚拟资本及其利润, 并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对立,不断侵蚀实体经济的时候,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性也就完全丧失了。
资本(包括虚拟资本)所占有的剩余价值,不仅是今天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创造的,还包括对今后几代、几十代劳动者的预先剥夺。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用“物质自然规律” 来论说资本和剩余价值表现的利润,显然是与实际相脱离的。而资产阶级内各阶层、集团的矛盾,国际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是当今世界矛盾的重要根源, 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对此视而不见,或知而不论,依然高调鼓吹着资本统治、合理与和谐的神话。
资本的增殖与扩张不仅造成人类社会的尖锐矛盾, 还导致自然资源的破坏和环境的恶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在涉及这个问题时, 总是泛泛地归因于“人类的活动”,进而把责任推给“新兴市场经济体”,即中国、印度等国众多的人口。这是典型的掩饰实质的辩护性手法。造成自然资源破坏和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也是唯一原因,就是资本对利润的追逐,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奉行的“利润最大化”宗旨,则是其理论的依据。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为了实现追逐利润、增殖资本的目的,是可以采取任何手段的,只要能达到目的,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必要的。
廉价地使用劳动力“资源”,开采、利用自然资源,将这两者“合理配置”,就可以生产财富,实现效益。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为资本所有者及其政府出谋划策, 以技术和暴力为先导,向全世界扩张,每到一处,就把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强行配置起来,进行财富的生产,而其所谓“合理”,只是“利润最大化”,并非保护环境和资源。对人类生存条件的破坏和环境的严重恶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其对“人类活动”的指责,不过是在掩饰其真相,推诿罪责罢了。
行文至此, 我们不妨分析一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内容和体系。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斯密关于“经济人”的假设为基本点的。这个假设将所有参与经济活动的人都设定为财富所有者,都在依据“丛林法则”自由竞争增长财富的所有量。每个人都是自私的, 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因而也是相互敌对的。社会以契约和国家来制约个人对财富的竞争, 个人则以理性约束自己行为。在这个基本点上,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作为出发点,整个体系也由此展开。体系构建者的逻辑大体是这样的:经济的基本和核心,是“经济人”占有物质财富,“经济人”不仅要生产,还要交换。交换使财富的价值得以实现,即货币化。
每个“经济人”既是供给者又是需求者,由他们共同构成的社会经济,就是供给与需求双方对立而又联系的市场, 从个体的经济行为,到总体的市场经济,都是供给与需求矛盾的具体形式, 政治经济学就是对这些具体形式及其必要条件的论证。所谓“微观”和“宏观”两部分,前者是从个体、个量对供给关系的分析,后者是从国家、总量对市场的论证。“微观”部分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个体(包括个人和厂商)如何处理供求关系,以达到利益最大化;“宏观” 部分则以国家如何从总量把握市场的供求状况,进而运用国家权力,以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调控,制定相应市场规则和产业政策,以保证总体经济环境, 为个体利益最大化提供必要条件。
这是一个高度理想化的体系, 也是具有其不可克服缺陷的体系。其理想就是每个“经济人”都能实现利益最大化, 而且这个体系所要求和设计的经济过程都是在理性指导下进行的。而其缺陷, 首先就是以理想掩盖现实经济矛盾。为了保证理想的实现,它把在现实中存在的阶级、阶层、集团,乃至国度、区域的矛盾统统排除,设定其不存在。其次,就是脱离实际,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力图将其学说描绘成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除否认阶级性,还把其作为根据和对象的财富所有权及保证所有权的制度也在理想化后作为前提,不予论说。这样的体系,并不是对现实经济矛盾的分析, 而是对资本所有者和想成为资本所有者的“经济人”的利益和意愿的概括。
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看来,每个“经济人”都是资本所有者,或是已经将所有的货币转化为资本,或是时刻准备成为资本所有者。“经济人”的理性就是资本的理性。这是一个严重脱离实际的体系, 但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者却将它说成是“密切联系实际”的体系。
之所以如此,一是在中国以“苏联模式”为根据的苏联教科书作底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丧失了它揭示经济矛盾的功能,
二是中国深重传统中的官文化和小农意识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基本观念上的相通。“发财致富”作为官方倡导的主流观念,使受小农意识影响的人从这个体系看到了自己理想的概述, 真的将自己想象成资本所有者并掌握了“致富”途径。第三,为迎合资本家和政府的需要,不计后果,急功近利,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出谋划策。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实用主义为原则,而其实用的标准,就是使资本获取“最大化”的利润。为此,无所不用其极,不仅榨取剩余劳动,而且肆意开采利用自然资源,破坏环境。特别是“创造”出虚拟货币、虚拟资本、虚拟经济这些怪物, 使全人类经济生活陷入全方位的矛盾。
第四,虽然极力掩饰,但却不能摆脱其作为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本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极力在标榜他们是在进行不受意识形态干扰的、与政治脱离的“纯经济”的研究,但实际上则是资产阶级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其强烈的阶级性、政治性。他们编写的教科书,实为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宣传品。
他们所说的“纯经济”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充分证明了政治在经济中的存在与作用。
而他们所设定的每个“经济人”都是资本所有者,都可以获取利益和利润的最大化, 也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背离的。第五, 也是其理论生命终结的重要原因, 就是在方法上已经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
从方法上看,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按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早在19 世纪中叶就已开始因庸俗化而失去了理性思维的观念和能力, 演变至今,更为彻底。庸俗化的方法主要特点就是辩护性,辩护性也就是欺骗性。号称对“纯经济”进行科学研究的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他们本人已不再认为自己是“政治经济学”家,而自称“经济学”家,以此表明是超乎阶级、国家、意识形态的,但实际上他们要比其前辈斯密、李嘉图更加“政治化”,他们的学说更为实用地在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其内容也更具政治性) 将辩护性方法发挥到了极致。其要点是:
(1) 把资本所有者的利益说成全人类的利益,将每个个体人都视为资本所有者,进而从“经济人的理性”立论。
(2)将现行资本主义制度规定为“自然规律”,是天然合理的社会制度,是人的自私本性的集中体现,也是实现个人私利的唯一社会形式,相比传统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家, 他们在这一点上更加确定和绝对化。
(3)以现象描述代替本质规定,以片面的一般性抽象表述代替特殊性矛盾的分析, 如将供求关系说成经济乃至社会的主要矛盾, 以此掩饰阶级关系和矛盾。
(4)片面地强调数学化,将数学的使用程度等同于科学研究的程度, 以数学公式的推演代替经济矛盾分析。进而以数学, 特别是高等数学的设量推论来设计、论证经济政策,尤其是金融衍生品的设计, 具有极大欺骗性和危害。有些人甚至将经济问题的研究变为数学的习题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当然要应用数学,数学是必要工具,定量分析对规定经济矛盾的意义是明确的, 设量推论也有一定价值,但将数学,特别是设量推论作为主要方法,势必导致脱离实际,在“科学”的假象之下,包含着对经济矛盾的无知和理性思维能力的退化。
(5) 庸俗的实用主义,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既缺乏理性思维能力,也没有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欲望,绝大多数从业者都只是把它作为谋生手段, 从而也就势必唯雇主意愿行事,或是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或是为资本寡头集团的基金会做课题, 或是在媒体发表言论。
为了让雇主满意,竞相采取实用主义方法,不求探索矛盾,只顾讨主子欢心。
现今正在肆虐的空前的经济大危机, 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 也说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没落, 更暴露出其方法的低俗无能。不妨看一下十年以来的著述,对于这场孕育已久的大危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不仅几乎毫无觉察,反而大唱“资本主义好”的高调,对早已暴露的危机的态势,推波助澜,极力鼓吹以虚拟资本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不论“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的现代追随者,实则都是这场危机的推动者。
正是他们以其庸俗的方法掩饰矛盾,或是主张私人资本企业的无限自由扩张,或是不顾后果地动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特别是危机爆发后的疯狂“救市”,都表明其理念的险恶和方法的贫乏。虽然在金融资本和买办官僚的保护支持下,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z 还会在人类思想界占据一定时段的“主流”地位,但已经没有理论生命的学说,不过是统治者手中的玩偶和应声虫,是思想史上的僵尸,虽然还能骗人,却不能在科学上有任何作为。如果说它还有意义的话, 那就是为新兴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批判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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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和政治民主的扩大,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显著的新变化;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从经济全球化看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发展趋势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要: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诸多新变化,但是这些新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性质,因而也就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新变化;发展趋势
论文正文:
从经济全球化看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发展趋势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对经济全球化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7年5月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曾对经济全球化下过这样的定义:“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
经济全球化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492年全球化起源到19世纪70年代;第二阶段从19世纪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三阶段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末;第四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并继续延续。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的全球化。它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全球化既是社会生产力和劳动分工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客观要求,也是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范围内追逐利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向全球扩张的历史进程。《共产党宣言》中写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然而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和未来结果看,其实质又是共产主义的。因为经济全球化的高度发展,不仅意味着人类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全面进步,意味着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广泛传播和高度发展,而且还预示着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暴露、累积和激化,从而导致资本主义最终的自我否定和灭亡,取而代之的是共产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
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是生产工具、分配和交换为私人所拥有,并为私人利益服务的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产生迄今已有360多年的历史,其发展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7世纪40年代到18世纪60年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初阶段,亦即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第二阶段,从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80年代,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第三阶段,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转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其中在整个20世纪,垄断资本主义又经历了从私人垄断( 19世纪末至20 世纪初) ,到国家垄断( 20 世纪初至80 年代)再到国际垄断(20世纪90年代至今) 。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以下新的变化:
(一)社会生产力和国民生产总值迅速增长由于新技术革命的群体化、智能化、高速化,使工农业生产过程机械化、自动化、工艺化和管理科学化,迅速地提高了工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 5%。到2000年,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约为30万亿美元,其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约占75% ,美国约占27%。[
(二)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
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生产关系的调整,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局部范围内对生产关系进行了新的调整。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继续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使国家干预经济活动成为一种经常性、稳定性的内在机制。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地采用凯恩斯主义,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使得国家同资本融为一体的国家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起来。
第二,国际资本有了迅速发展,集中表现为跨国公司的迅速扩大。
第三,加强和完善社会福利政策。从20 世纪50年代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当权者,为了缓和阶级对抗和冲突,拿出剩余价值中的一小部分,除提高工人工资外,实行广泛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即实行了一套“从摇篮到坟墓”都由国家包下来的社会福利制度,社会福利开支在政府开支中所占的比例相当大。
第四,实行“人民股东制”。随着股份公司的普遍化,资本股权向社会广泛扩散,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逐步实行“人民股东制”,即把股票作为奖金发给工人,或者把企业的股票较多地卖给工人,一些工人经常用工资节余购买股票,这种作法一方面为资本家筹集了资金,另一方面工人也可以成为企业的所有者并得到一定的股息红利,成为关心企业发展的主人。
第五,实行“工人参与管理”制度。随着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过程的加快,企业管理权转入经理人员手中,出现了职工参与管理的各种形式,有的国家还明文规定,股份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要有一定比例的工人代表参加,使工人的利益和要求得以表达。
(三)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通过不断调整上层建筑,扩大资产阶级民主,建立健全资本主义法律制度,从而使资产阶级的统治更加完善、更加有效。第一,实现了政治制度与法制的有效结合。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使国家权力的构成、权力结构中各权力主体的关系和活动,官员的任免、提升、奖励和监督等都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法律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第二,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职能增强。国家在调节社会各阶层矛盾方面的作用越发突出。第三,不断完善选举制度,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范围,为“主权在民”原则的实施提供一个具体有效的途径,使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之上,化解和缓和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维护了社会的政治稳定和良性发展。第四,监督和制约国家权力结构的内外因素大大加强。在进一步贯彻分权制衡原则的基础上,还设立一系列监督和协调机构,以调节各权力主体及其它方面的矛盾。此外,大众传媒作为除立法、行政、司法以外的“第四种权力”,对政府及政府官员的作用越来越大。
(四)产业结构不断变化、升级,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
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进入了一个大变化、大调整时期。由于以信息技术革命为核心的许多新科技的发明和运用,已经形成了一批新的高精尖产业,如原子能工业、宇航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高分子合成工业等,导致产业结构不断发生变化,知识密集型产业代替了劳动密集型产业,非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部门的比重越来越高,第三产业及服务业逐渐居于主导地位,第一、第二产业相应地在减少,第四产业(信息业)正在发展。
(五)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和政治民主的扩大,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显著的新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当代资产阶级内部发生分化。1、工商、金融、科技和信息大垄断集团阶层,他们是操纵国计民生的大财团,其中势力最大的是金融资本巨头,它左右着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 2、经理资本家增多,形成了一个新的高级经理阶层,即职业资本家阶层; 3、非垄断资产阶级,包括一般中小企业主、农场主。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大垄断资产阶级的欺压和排斥,随时有被吞并的危险。资产阶级内部结构的这种变化,把反对垄断资产阶级、争取民主的斗争提到了十分重要的议程上来。
第二,当代无产阶级内部结构的变化。随着当代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经济结构的变化,无产阶级的数量和质量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相对减少,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增加; 2、体力劳动者减少,脑力劳动者增加; 3、随着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涌现以及妇女地位的提高,还出现了“金领工人”、“粉领工人”等等,就业层次多元化。
第三,新的“中间阶层”出现。中间阶层是指一些不拥有或少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但却拥有对工人劳动的支配权和对生产资料日常控制权的人。主要包括科技人员、中层管理人员、政府中的中上层公务员、大学教授、医生、律师、记者和大多数自由职业者等。中间阶层介于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他们收入较高,生活优裕,既向着两极分化,又具有相对稳定性,甚至队伍还在不断地继续扩大,其中大部分成员加入到工人阶级队伍,极少数发展成为资产阶级分子。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只是资产阶级为适应经济全球化过程的“自我扬弃”,暂时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社会阶级矛盾,但由于它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性质,因而也就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且随着科技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使社会生产力的更高度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更加深化,同时,也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其他矛盾。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其主要理由如下:
(一)资本主义国有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性质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是在新科技革命推动下,为缓和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收买、投资、渗透、合营等方式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的产生和发展,既是生产社会化程度极大提高的表现,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调整的标志。它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原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缓和了社会矛盾。但是资本主义的国有经济不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不是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国有经济的性质取决于参与经济运行的国家的性质。资本主义的国有经济虽然形式上表现为是对私人垄断资本的否定,但这只不过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范围内的“自我扬弃”,它丝毫不会改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
(二)“社会福利政策”的实施和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并没有改变工人受剥削的地位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保护工人利益只是保护资本主义生产正常进行的手段。西方社会福利政策和工人参与企业管理本质上是为稳定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其基本功能不过是防止社会低收入者因社会分配不公而产生对资产阶级长远利益的破坏。因为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削关系依然存在,工人阶级还是处在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社会福利支出只不过是工人阶级劳动力总价值一部分的转化形式。
(三)股份制的发展,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
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随着股份公司的普遍发展,资本股权向社会广泛扩散,许多工人和职员也成了股票所有者,名义上成了股东。西方一些学者称之为“人民股东制”、“资本的民主化”,说资本主义己经变成“人民的资本主义”了。其实,资本主义股权分散化的实质,只不过是把过去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的私有财产转化成为相对分散的私有财产,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企业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
(四)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并没有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在政治领域,通过发展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制,使社会不满在平时有所发泄,不至于积攒到矛盾总爆发的程度,实际上起到了政治“减压阀”的作用, [ 4 ]并没有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总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和资本仍高度集中在少数垄断资产者手中;资产阶级剥削剩余价值本性依然未变;周期性经济危机仍没有根除;各种社会腐朽现象层出不穷;劳动人民不满与反抗斗争始终存在等。只有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才能彻底根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但马克思也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消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经济全球化是先进生产力的全球化过程,是社会化大生产在内涵和外延上不断放大、上升的过程,是更大规模的生产社会化。而其性质远远超出了资本主义的驾驭能力。因为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是一对永远不可能解决的矛盾。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肯定。共产主义的实现取决于两个最根本的条件,即物质生产力充分发展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正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创造着必需的物质条件、社会条件和主体力量。
(一)经济全球化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准备了必需的物质前提和条件,是人类进入社会主义的最佳入口
当代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条件,使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发生了部分质变,出现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新因素,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例如: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世界经济组织的产生与发展为未来社会提供了现实的组织形式;经济运行的有序化、企业管理的社会化、社会生活福利化等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经济全球化每前进一步,总是伴随着生产力、科学技术以及物质财富的巨大发展,经济全球化在推动资本主义物质财富极度膨胀的同时,也在悄悄地积累着推翻资本主义的庞大物质力量。当资本主义不能再容纳其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和物质财富的时候,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会取代它。同时,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通过全球化这个平台与资本主义平等竞争,发展自己,为自己最终在全球取代资本主义准备条件。
(二)经济全球化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向全球化扩展,为社会主义力量的国际联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扩展至全球,使得阶级关系逐渐超越国界。这样就给国际社会主义力量实现新的联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有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普通劳动者的国际联合。为分享社会发展成果,他们团结起来,为进一步争取自己的利益而斗争。
2、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无产阶级的联合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不平等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发展中国家的无产阶级将联合起来与发达国家进行斗争,争取国际民主,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
3、有利于全世界劳动者的联合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形成。国际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剥削世界人民,必然引起全世界人民的一致反抗。国际垄断资本的发展孕育着一个全球剥削阶级即全球资产阶级,而全球资产阶级必然会造就一个与自己的对立阶级即全球无产阶级。
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扩展,资本主义掘墓人的队伍不断壮大,素质不断提高。由于各国无产阶级政治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和无产阶级的觉醒意识增强,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有可能在适当的时候,通过多种途径掌握国家政权,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胜利。
(三)当代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建立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基础,而这些不能等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立以后再确定,而需要在资本主义现有成果的基础之上,借鉴其有益的经验,比如:当代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比较完善,可以予以借鉴。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的程度越来越高,社会化管理水平也越来越先进,各项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越来越健全,这些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文明,社会主义可以大胆借鉴这些经验,发展自己的制度文明,建立比资本主义更加优越的社会制度。
(四)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球两制”的关系
“一球两制”是对当今世界社会制度状况的简要描述。两种制度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将成为21世纪两者关系的主旋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性质上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两者之间的对立、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以经济利益为主导因素。能否在竞争中取胜,成为决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前途命运的大事。为了在竞争中取胜,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展开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但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改变两制关系的实质,只是改变了它的内容和形式。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历史上依次相继的两种社会形态。但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并不是直线性的。在整个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将长期并存,它们之间的关系表现出矛盾性、复杂性、曲折性和多变性的特点。但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并存性仅仅是它们之间相继性的过程形式。这种并存性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以及资本主义必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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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纯谋求利润出发,公司治理机制由两个主体组成: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从谋求长期发展目标出发,除了所有者向企业投入资本之外,其他的利益相关者也以不同的资源对企业做出贡献。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发达资本主义需要经济民主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发达资本主义需要经济民主
对一向标榜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说需要民主,似乎不好理解。继2001年出现美国安然公司营私舞弊案,公司财务丑闻是西方媒体报道出现频率很高的关键词。岁末年初,意大利最大的食品加工企业帕玛拉特公司财务丑闻成为热点新闻。有媒体警告,大公司高层管理人士巧取豪夺公司财产的事件仍有蔓延之势。用“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形容他们滥用权力,并不为过;以民主制约权势,便是题中应有之意。
富豪暴富总是与贫富差距联系在一起。如何认识贫富差距,却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
从生存意义上理解,对不断扩大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人们主要关注后者的贫困问题。发达国家政府每天为饲养的牛提供的补贴为2美元。在世界范围内,每天生活开支不足1美元的穷人却有11亿之多,他们的基本生存条件难以得到保障。
在发达国家,人的生存几乎不是问题,但贫富差距远未解决。
从工资分配意义上理解,大公司高层管理人士(以下简称“高管”)与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差距扩大。有西方经济学家提出,差距的合理范围是20-30倍。1970年,美国最大的100家大公司的“高管”的是普通劳动者的39倍。到20世纪90年代末,扩大到1000倍。
从财富占有意义上理解,“高管”中饱私囊,肥了自己,害了他人。他们利用手中获得的公司股票和股票期权,从事非法交易,利用其他股东的损失,为自己谋取暴利。同时,通过做假帐,他们把大笔公司财产据为己有,例证俯首即得。美国通用电器公司前执行总裁韦尔奇在任期间,曾使用通用公司的飞机和在曼哈顿的豪华公寓干私事。阿德尔菲亚电话电报公司的主管里加斯和他的两个儿子挪用了公司高达1280万美元的资金。他们每人拥有一架私人飞机,费用由公司支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存意义上的贫富差距,工资分配意义上的“高管”与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差距,都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的。它们是在私有制原则允许的范围内出现的。
大公司高层主管占用公司财产却让人费解。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原则是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我的,就是我的”是对这个原则的通俗说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股份公司的股东结构出现了大众化趋势,普通劳动者把子女教育费、医疗费和退休费等用于未来消费的资金投资到股票市场,公众持股人数迅速增长。1983年,美国持股家庭只占家庭总数的19%;1999年,这一比例已迅速增长到52%。在这个大背景下,高层主管私自占用公司财产,包括了对劳动者投资于公司的资产的无偿占有。
大公司高层主管所作所为明确无误地表明,不但“我的,就是我的”,而且“你的,也是我的”。这就从根本上违反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本来,拥有巨额私有资产的富豪最主张维护私有制,但他们却毫不犹豫地侵吞了劳动者的私有财产。于是,资本主义出现了新的制度矛盾:主张私有制的人践踏了私有制。
针对大公司财务丑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说:“20世纪90年代,人的贪婪本性没有增加,但谋求贪婪行为的机会增加了。”作为道德,贪婪是公司“高管”窃取公司财产的动机,它能够得逞则有更深刻的经济根源。
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转向管理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垂直一体化经营,包揽了生产的全过程:从设计开发、零部件加工、成品装配、一直到产品包装、营销和售后服务,并实行多种经营,公司成为多种行为和多个单位组成的企业。这种生产组织方式以大规模生产为基础,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
但是,它也有弊病,即经营管理具有专制性。垂直一体化经营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管理。大型企业由一些不同的经营单位组成,由专职的高级经理组成的等级制管理班子负责。每一个职能,由一个部门来管理;总经理统领部门经理,中层管理人员协调并监督低一层的管理人员的活动。以权威和指令完成整个生产过程。处于最下层的是劳动者。一位中国经济学者非常赞许这种企业制度的专制性。他说:“企业的参与人属于不同的群体,其偏好相差很大,通过民主化程序解决他们的分歧会非常没有效率。”在他看来,企业只能搞独裁,万万不可民主化。然而,垂直一体化企业的专制性一旦被放大,“高管”就能够利用手中的权力胡作非为,资本主义新的制度矛盾就由此激化了。面对“高管”的自私行为,美国著名管理大师德鲁克指出:“这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制度失败。”
20世纪80年代以来,标榜产权明晰的企业制度出现了所有者缺位现象,垂直一体化企业的专制性弊病有了放大的机会,使“高管”手中的权利得以滥用,暴利唾手可得。
由于公司向“高管”赠与股权,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100家传统产业的企业中,“高管”掌握的股权比例平均高达14%。成为企业的大股东,造成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混淆不清。普通劳动者作为小股东,直接参与公司决策的成本太高,难以起到监督管理者的作用。他们没有理财的能力和经验,于是把投入到股票市场的资金,委托共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管理,从而无法直接监督公司管理者。投资机构的管理者与公司“高管”勾结,从事股票非法交易;行使监督职能的会计公司和咨询公司放纵舞弊行为。因为所有者缺位,对专制性的大企业经营管理缺乏监管,“高管”更加为所欲为,作为股东的普通劳动者成为挨宰的对象。
经济上的专制需要政治支持。金钱与权力结合,政客与“高管”勾结,确立了“高管”窃取公司财产的合法性。
1968年,美国国会通过的联邦威廉姆斯法提高了外部人士购买企业的成本,加强了“高管”对公司的内部控制能力。20世纪80年代,美国一些州的法律削弱了公司董事会的权力。近年来,美国与公司有关的法律逐渐从侧重保护股东利益转向保护“高管”。最典型的是,美国参议院通过法案,规定送给“高管”的股票期权不计入公司成本,“高管”用股票期权获利得到法律保障。游说国会通过该法案的主谋就是现任财长斯诺。他曾担任美国一家铁路公司的“高管”,1997-2001年的薪水共达3740万美元;离职后,仍享用公司提供的飞机、汽车和乡村俱乐部。
1994年,他担任由大企业“高管”组成的美国企业圆桌会议的主席。该组织促使参议院以88票对9票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的法案。一贯维护公司“高管”利益的斯诺当上财长,自然要变本加厉地为富豪服务。小布什政府通过优惠富人的减税政策,斯诺功不可没。副总统切尼曾管理过一家能源公司,上台后制定了有利于能源企业的政策;美国海空军司令都曾任职大型军火企业“高管”,于是实行了有倾向性的军火采购政策。在其他发达国家,曾经担任大公司“高管”的人从政,并竭力维护富豪利益的现象,也并不鲜见。
针对大公司财务丑闻,发达国家政府加强了对大企业监管力度。但是,上层建筑的改变必须具有经济基础;制约“高管”手中的权力,解决资本主义的制度矛盾,取决于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
在技术进步推动和竞争压力之下,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出现了新型生产组织方式:从设计开发、零部件加工、成品装配,一直到产品包装、营销、售后服务等生产阶段,被分解到不同企业。例如,大型汽车企业把零部件包给不同的供应商生产,自己专注于技术开发和整车装配。名牌电子企业把零部件设计和产品加工制造完全包给其他企业,成为“没有工厂的工业企业”。最著名的例子是戴尔电脑公司。在服装业和鞋业,世界著名的品牌企业把加工生产转包给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美国耐克公司作为品牌营销商并不制造运动鞋。美国的沃尔玛商店作为零售商,不仅从事零售业,而且组织和管理分布在全球范围内的产品生产。以垂直一体化企业为主导的生产组织方式,正在逐步让位于企业之间实行水平一体化合作的全球生产网络。
在这个网络中,多个企业共同完成一个产品的生产经营过程。企业之间合作的基础是各自生产经营能力的互补性,并不涉及资产所有权。股份公司治理的委托-代理关系变为全球生产网络的共同参与关系,单个企业的等级制结构必然要向扁平结构转化。有人对300家美国大公司1986-1999年的变化做了调查,结果表明它们的结构层次减少,“高管”的权力被削弱,对企业的支配作用也在弱化。
利润是每个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企业各自谋求的目标。但是,企业之间合作的目标是共同生产出符合市场要求的产品,而不是利润。衡量合作业绩的标准是产品的性能、质量、交货期、市场占有率和消费者满意度等非财务指标。企业不再单纯追求利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高管”以赢利为借口的短期行为。
通过全球生产价值网络,供应商取得了进入市场的便利;生产商把加工生产分散到众多的供应商,不必大量投资于固定资本,避免了市场波动的损失。基于能力互补和稳定市场的需要,企业之间的合作是连续的,从而削弱了企业追求短期目标的动力,促使“高管”正视企业长期经营的必要性:
消费者决策对生产的影响力加强。经营者更加注重消费者主权,把吸收消费者反馈作为改善经营管理的重要方法。消费者信息成为企业的一种生产投入。
由于知识成为生产手段,人力资本的作用增大。劳动者不但拥有所在企业的股份,还参与产品开发设计和生产经营管理,成为治理的主体。
可持续发展要求企业保护生态环境,企业与它所在地区的利益关系更密切。企业所在地区居民对企业的资源配置具有影响力,成为公司治理的参与者。
从单纯谋求利润出发,公司治理机制由两个主体组成: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从谋求长期发展目标出发,除了所有者向企业投入资本之外,其他的利益相关者也以不同的资源对企业做出贡献。企业的投资者、劳动者、消费者、其他的相关企业和社区居民共同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活动,公司治理的利益相关者模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纳。利益相关者,即民众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无疑是经济活动民主化的进步;对制约“高管”的独裁和金钱政治,缩小由“高管侵吞公众财产造成的贫富差距,具有积极作用。
发达国家的生产组织方式处于转折期,企业生产组织方式从垂直一体化企业转向水平一体化网络,公司治理方式从专制走向民主,不会一帆风顺。发达国家大公司的财务丑闻就是旧势力顽强挣扎的体现。一些学者也在为他们辩护。前面提及的经济学者就说,让经理对所有利益相关者负责,结果将导致他对任何人都不负责。
这段话说明,坚持陈旧生产组织方式仍大有人在,新旧势力的较量不会轻易结束。主张私有制的人在实践中践踏私有制,说明资本主义私有制进一步陷入困境。要摆脱困境,就要实行经济民主。在标榜民主的发达资本主义制度中,实现经济民主并非易事。如果说资本主义还有一定程度的自我调节能力,可行的出路已经摆在任命面前:发展有利于经济民主的全球生产网络,实行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公司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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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报酬(Labor remuneration)是劳动者付出体力或脑力劳动所得的对价,体现的是劳动者创造的社会价值。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提高劳动报酬,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提高劳动报酬,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全文如下:
[摘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是我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立足点,但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却长期存在过度依赖对外贸易、政府投资和廉价劳动力等问题,再加上我国劳动报酬的长期偏低且在GDP中的比例不断下降,致使扩大内需乏力,为此,有必要建立有助于劳动报酬稳步提高的工资制度,改变劳动报酬偏低的状况,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关键词]经济发展;劳动报酬;工资制度。
2012年是“十二五”时期承前启后的重要一年,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今年的9项主要任务,首先指出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是我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立足点,是今年工作的重点。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也是解决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矛盾的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近年来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矛盾也逐渐暴露,特别是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波及到中国,长期积累的矛盾更加明显,主要是表现在实体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大批企业倒闭,工人失业。自2009年第三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长逐步缓慢企稳回升,但似乎好景不长,201 1年的欧债危机又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致使2012年的经济状况预期不容乐观。纵观金融危机从爆发至今,为什么脱困曙光总是能出现在我们眼前,但最终却不能真正走出困境,虽然原因众多,而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过度依赖对外贸易、政府投资和廉价劳动力等问题,应更加引起人们的重视。
1、过度依赖外需的发展模式,不利于走出我国经济发展。
较大程度受制于国际市场的被动局面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对外贸易,扩大外需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改革开放30年多来,我国出口年均增长18.1%,比经济增长快8.3个百分点;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7年来,我国出口年均增长28%,比经济增长快一倍以上?。外贸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不断增强,我国进出口总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000年的39.6%,上升到2006年的66.9%。然而,也正是在出口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下,为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中国形成了无论是产业结构、商品品牌、营销策略乃至技术都过度依赖外需的发展模式。
近几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增长速度较快,同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明显偏高。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传统的由发展中国家生产、发达国家消费的商品货币循环被打断,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因为国际订单的减少,外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处于持续低迷的状态,我国进出口总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2008年下降到59.8%,2009年更下降到44.2%,2010年受国际经济企稳回升的影响,该比例又回升到了50.3%口J。
以上数据既反映了外贸在我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受制于国际市场。在全球经济进入后危机时代之时,世界经济增速可能长期低位徘徊,甚至面临下行的严重风险。要使我国经济摆脱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迅速走出谷底,单纯靠外需依赖型发展模式,寄希望于世界经济的尽快好转,显然是被动的,而且从目前看也是不切实际的。为此必须转向重视内需的发展模式,以增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而内需包括投资和消费两部分,但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失衡现象同样不容忽视。
2、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失衡,影响我国内需持续稳定的扩大。
消费、投资和出口并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但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明显,反观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明显不足。在经济发展正常时期,包括政府投资在内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的拉动作用,从2000年到2006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从33.2%增加到52.2%,平均年增长3.17%。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波及到中国时,政府更是投入4万亿,从2008年到2010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分别为57.5%、66%和69.3%,增长速度超过了2000--2006年的平均水平,可以说中国经济率先表现出复苏主要是靠政府投资和政策推动。而反观居民消费支出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从2000年的46.2%下降到2006年的38%,而在更需要扩大内需来抵御危机的2008—2010年,这一比例反而下降为35.2%、35.5%和33.2%。见表1:
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国统计年鉴2009,中国统计年鉴2010,居民消费占GDP比例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公布的各年度居民消费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计算所得,相关数据见《中国统计年鉴2011》第44、62页。
由于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导致扩大内需的目标难以实现,因为投资只是中间需求,消费才是最终需求,如果居民消费率不能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而同步提高,就会出现国内市场规模受限,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现象,由此将严重制约内需的扩大,使得经济增长不得不过度地依赖外需,一旦国际市场出现危机,必然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通过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扩大国内市场需求,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长远之计。但扩大居民消费必须增加其有效需求,而我国劳动力市场格局却是依赖廉价劳动力形成的“市场优势”参与国际竞争,导致劳动报酬长期处于低水平并增长缓慢,这一状况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大多数居民支付能力的提高,从而影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
提高劳动报酬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实现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均衡发展,已经刻不容缓。因为中国目前要彻底摆脱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和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仍面临相当严峻的形势。
1.劳动报酬偏低制约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表现之一,是劳动报酬偏低并且其在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制约了消费需求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根据计算,1996~2008年,劳动报酬占GDP份额从53.39%下降到38.75%,下降了近1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资本报酬占GDP比重却节节上扬,从1996年的20%提高到2008年的35.8%旧o。劳动报酬占GDP份额下降导致最终消费对GDP拉动力的降低,2000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拉动为5.5个百分点,2008年下降到4.2,2010年更降到3.8个百分点。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相对于危机前的2007年,2008--2010年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除了投资对GDP的拉动在2009年因为政府大力投入达到8.4个百分点,高于2007年的6.1,2010年又回落到5.6,其余数据都明显下降,出口的拉动在2009年甚至为一3.6,2010年虽然回升,但仍低于2007年的水平。
表2中的最终消费支出是居民和政府消费支出之和,如果考虑到近年来居民消费支出占最终消费支出比重的逐年下降,那么,由劳动报酬占GDP份额下降导致的居民消费支出对GDP的拉动则更低。表2的数据还反映了一个客观现实,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明显减弱的情况下,单纯靠投资是难以完全走出困境并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因为保持年复一年的高投资是不现实的,2009年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的贡献率高达91.3%,只是特殊时期特殊政策的结果。为此,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使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的作用都得到有效发挥,实现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均衡发展,是实现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必要措施。但劳动报酬偏低,却严重影响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从而加剧现行经济发展模式所面临的矛盾,制约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2.劳动报酬偏低制约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表现之二,是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优势”正逐渐消失。
长期以来,廉价劳动力一直是我国在国际市场的重要“竞争优势”,依靠这一“优势”,我国形成了“低成本、低价格、低利润”的竞争模式,从而在国际市场特别是“低端市场”赢碍了竞争,确立了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地位。然而,也正是这种发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一方面大量的低端产业带来的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生态成本,另一方面在低成本竞争战略的支配下,我国建立了数量众多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和贸易加工型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往往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想要技术创新则既缺乏资金又缺乏动力,因而在全球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当前,由于我国人口红利正逐步消失,劳动力价格呈上升趋势,加上政府和民间都对环境和资源保护越来越重视,致使“高消耗、低成本”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而国际上,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的订单减少,加之出现了“再工业化”和重归实体经济的发展趋势,给中国企业低成本竞争战略也带来了巨大挑战H]。
3,劳动报酬长期偏低源于我国企业工资裁度没有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及时调整。
对于我国劳动报酬偏低并逐年下降的状况,普遍认为是我国长期实行“低成本、低价格、低利润”的竞争模式造成的,而低成本特别是低人工成本为什么能长期坚持,主流观点是因为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但从“十一五”期间,劳动力供给压力明显减弱,且进入21世纪的前10年就两次发生较大的“民工荒”,说明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在进入“刘易斯拐点”区间,劳动力过剩现象逐步得到缓解,但“低工资、低人工成本”的用工策略仍被大多数企业普遍采用,企业职工工资增长缓慢,致使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大多数居民消费水平提高乏力,究其原因是我国长期实行的劳动力市场价格主要由买方确定的工资制度的结果。
自从我国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以来,我国企业工资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市场基础调节、企业自主分配、职工民主参与、政府监督指导”,然而对这一指导思想的理解和落实过程中却存在诸多偏差。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片面地将“企业自主分配”理解为企业经营方单方面做主进行分配,这种分配思路的制度环境表现为企业一方处于强势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在企业一方处于强势的劳动力市场结构中,企业与职工之间不存在“平等的”工资协商机制,往往是企业单方面做出工资决策,成为事实上的工资制定者。工人只能被动接受,缺乏起码的讨价还价能力。再加上地方政府以经济增长速度为“政绩”的追求,长期以来对经济增长速度的重视程度远大于对职工收人的增长速度,因此客观上默认了企业单方面确定工资的机制。另一方面,忽视“市场基础确定”中协商作用的发挥。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协商,对此在商品市场和其他要素市场上已经被人们广为接受,并逐步建立起充分协商的国际国内的定价机制,供求双方都可以独立或联合争取定价“话语权”。然而在劳动力市场上却是典型的协商不完善,劳动者一方大多数情况下是以个体与企业讨论劳动报酬,协商中处于明显的实力不对等。
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在2012年主要任务第8部分“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改革”中提出深化收人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工资制度,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为此,需要在企业实行新的以工资集体协商为主要内容的工资确定机制。
首先,中国工资集体协商的特点之一是“政府主导”,因此必须重视政府的作用,但“政府主导”不是政府包办,更不是回到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指令,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政府大力推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建立,早在2008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温家宝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明确提出了要在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现在重要的是各级政府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使企业工资在真正协商的基础上确定。目前河北、江苏等省7个省份颁布了工资集体协商的地方法规,许多省份还将工资集体协商纳入政府目标考核。正是在从中央到各级政府的推动下,到2009年底,全国签订工资专项集体合同就达51.2万份,覆盖企业90.2万个,覆盖职工6177.6万人H J。而“政府主导”更重要的含义则是为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首要工作是制定科学的最低工资标准,并保证标准的切实实施。最低工资标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监督指导企业工资的最有约束力的手段,也是企业工资集体协商的最低起点,并且对增加劳动收入份额和拉动消费具有直接影响。
2012年2月8日,国务院批转了《促进就业规划》,明确了十二五时期促进就业的发展目标,其中确定了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以上、企业集体合同签订率达到80%的目标∞j,相关目标的实现,必将对我国有效开展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提高劳动者收入并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其次,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需要企业经营者转变观念,确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人力资源管理和工资确定的思路。通过集体协商确定企业工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普遍做法,早在我国建国初期,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明确规定,私人经营的企业,为实现劳资两利的原则,应由工会代表工人职员与资方订立集体合同。当今世界上主要的市场经济国家都十分重视工资集体协商的地位和作用,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771条款第18项甚至将多大程度上一国的工资水平是由劳资双方的自由协商来确定的,作为判断是否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之一。我国企业发展与国际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许多国家至今不承认我国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对我们的对外贸易和企业生产造成了很多不利影响,虽然其中不乏政治原因,但我们自己的企业在诸如知识产权、环境保护和劳资协商等方面也授人以柄,这是我们必须自己解决的,在企业建立以工资集体协商为主的工资确定机制就是必要的举措之一。
最后,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更重要的是加强工会组织的力量和提高协商代表的能力。在工资集体协商过程中,对两个能力的分析至关重要,一是雇主支付工资能力(Employer ability topay),二是工会促使雇主支付的能力(Union a.
bility to make employers pay)o 7j。对企业支付工资的能力的分析,要在把握国家宏观经济状况的前提下进行。当宏观经济形势遇到困难,此时大多数企业工资支付能力相应减弱,工会在集体协商中的预期目标就要相应降低。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机波及到中国,企业经营遇到困难时,2009年初进行的工资集体协商我国工会就降低工资期望值,转而采取了同企业共度难关的“共同约定”
行动。在国家经济正常发展时期,工会和协商代表则要从企业经济效益、职工劳动生产率、企业人工成本等方面判断企业支付能力,并依此提出自己的协商目标。而工会促使企业支付的能力则取决于工会的组织程度、工会代表的谈判水平和能力以及最后斗争手段等三方面。正常情况下,工会组织程度高低是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基础,依法推动企业普遍建立工会组织并有效开展工作,是工资集体协商顺利进行的制度保证;工会代表的谈判水平和能力需要工会通过建立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员队伍等措施,努力建立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专业人才队伍;而最后斗争手段,需要在我国法律框架内,充分运用工会已有的资源和成功经验,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协商,力求最大限度地为职工谋得利益。
建立以最低工资标准为底线(或起点),工资集体协商为主要内容的企业工资确定机制,是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逐步提高我国职工劳动报酬的重要措施之一,对实现经济增长中投资、外贸和内需的平衡发展,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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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制指有关经济管理和经济活动的法律规定和制度,以及依据这些法律制度形成的法律秩序,其核心是依法管理经济和依法开展经济活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法律毕业论文范文:加强经济法制建设,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经济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要实现经济和谐,必须要有法制作为保障。本文探讨和分析了经济法制建设对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价值,对如何加强经济法制的建设提供了若干路径选择,以期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有所裨益。
关键词:经济和谐 经济法制 和谐社会
经济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基础,是支持和谐社会的物质力量,19世纪中期,法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在《和谐经济论》中指出“社会世界普遍法则是和谐协调的,这些法则从各个方向趋于完善人类”,而对于“人或人类社会来说,和谐不意味着完美,而意味着改善”。巴斯夏的和谐经济论主张自由贸易,认为社会就是交换,在交换中产生价值,价值就是交换着的两种服务的关系,他从人天生有利己、利他两种特性出发,断言人们在交换中会构成和谐的社会。他坚信“我们追求的和谐不排除不和谐的存在,但是,如果这种和谐预示着和睦,而且会把我们引向和谐,那我们就认为它依然是和谐的”。因而,“和谐”思想作为一种反映经济社会普遍运行机理的科学思想,一直伴随在经济理论的演进过程之中。作为自发秩序思想的集大成者,奥地利学派的传人哈耶克在 20 世纪又将自发秩序传统往前大大推进了一步。哈耶克认为,自发秩序的最大益处在于,它为每个人利用自己的知识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制度空间。就市场自发秩序而言,它同样不是服务于某个特定的目标,但是它的优点在于,使个人可以追求自己无论是利己或利他的目标,它还使非常分散的、处在具体时空的知识有可能得到利用,这些知识只作为不同的个人知识而存在,任何单一的领导当局都不可能拥有它们。
在新中国,和谐经济的思想萌芽早就产生。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章中,阐明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并把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作为协调各种关系的基本原则。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的陈云同志的可持续发展观与经济发展以效益为中心的综合平衡理论,不仅涉及到经济的持续稳步发展与内部的和谐,而且涉及到了经济发展结构与总量的平衡,真正体现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与可和谐性的统一。
经济和谐的两个基本要素是经济公正和稳定的经济秩序。而公平和秩序是法所追求的重要价值。经济公正乃是实现利益均衡与社会和谐的伦理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当前利益格局的失衡主要源于社会资源和权利分配的不公正,由此形成的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身利益方面的能力差异与失衡,是导致我国当前贫富差距悬殊的根本原因。因而在社会转型时期,在我国利益分化和利益结构调整的进程中,要实现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均衡,构建和谐社会,关键是要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容纳和规范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博弈,实现社会资源和权利的公正分配。诚如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所说,在一个健全的法律制度中,秩序与正义这两个价值常常紧密相联、融洽一致的。一个法律制度若不能满足正义的要求,那么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它就无力为政治实体提供秩序与和平。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和维护社会公正,就是要通过法律制度安排,在社会成员或群体成员之间对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进行合理配置,使广大人民群众对自己的分配所得与他人的差距感到均衡,从而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稳宁,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稳定的经济秩序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基础。秩序也法的基础价值追求。从价值论意义的角度上来看,法律有多种价值,诸如正义、自由、平等、公平、效率、秩序等等,而在这众多法价值当中,法律秩序是更为基础性的。这是因为“所有秩序,无论是我们生命伊始的混沌状态中所发现的,或是我们所要致力于促成的,都可从法律引申出它们的名称。” 也就是说,在秩序问题上,不存在法是否服务于秩序的问题,所存在的问题是法如何的服务于秩序的问题。所以“与法永相伴随的进步价值,便是社会秩序”。 经济秩序也是法律追求的一种。而经济法制无疑是保障经济秩序的基本保障。
改革至今,一方面,中国社会的差异与和谐关系仍然处于可控状态,虽然分化和差异程度不断爬升,但社会总体上还是处于有序和稳定的状态;但另一方面必须承认,由于经济法制的不完善,差异与和谐的问题远未得到解决,持续运行于分化和差异的高水平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新的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不断出现。
第一,经济法制不完善没有有效的处理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问题,加剧了社会不和谐。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不同利益群体、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成员的利益差别越来越大,导致利益关系越来越复杂,利益摩擦越来越突出,干群关系比较紧张,群体性事件呈上升趋势。如,四川大竹群体性事件,山西黑矿奴工事件等都是我国相关经济法制不完善的恶劣后果。
第二,经济法制的价值取向不合理导致了经济结构矛盾的日渐突出,经济结构的矛盾扩大为社会矛盾。如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的矛盾、需求结构升级与经济结构调整滞后的矛盾、经济增长与资源紧缺的矛盾、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的矛盾等。
第三,经济法制不完善导致不能有效地缓解因经济发展差异而产生的社会不公。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转化为社会差别。改革以来,由于我们在经济发展中采取的是差异性政策,使得一部分地区和企业率先发展,形成了较为明显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由于政策调整没有及时到位,经济发展的水平差距硬化为一种格局,并形成明显的社会差距。
第四、经济法制不完善导致企业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污染严重。经济法制应该起到引导经济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作用,并具有规制经济发展与自然和谐的功能。但是,目前,我国企业污染严重,资源利用率较为低下,使我国经济发展处于一种粗放的形态中,经济发展与社会、自然不和谐。
总之,新形势下,我国出现的不和谐因素大都与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有关,特别是与经济利益矛盾有关。而经济法制不完善是导致这些矛盾不能很好解决的根本原因。因此,只有加强经济法制的建设才能最终实现市场经济的和谐。
法律毕业论文:加强经济法制建设 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经济法制建设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经济法制建设是和谐社会得以构建的基础。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都离不开经济法制建设的推动。经济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将有力地促进和谐社会的全面实现。正对上面分析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强我国的经济法制建设:
1、树立并坚持公平、秩序、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法制立法理念。
第一、公平和秩序是法律的价值追求,也是市场经济的根本价值内涵。
公平有序的市场经济是经济法制的根本追求。只有公平的秩序才是稳定的秩序。和谐的市场经济秩序,是一种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换句话说,和谐的市场经济,就是公平有序的市场经济。在经济法制立法中,必须以缓解人民利益分配矛盾、经济结构矛盾、发展差异矛盾为己任。充分利用经济法制地引导功能、利益再分配功能、社会调控功能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公正有序。
第二、可持续发展是经济法制的重要立法理念。
经济法制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发展性、整体性、多样性的特点。作为经济发展的法制保障,它表明经济法制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动态的、前进的状态和运动;经济法制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大范围、长时期、总体性的发展运动和发展状态,是一个国家各个部门法的共同发展。经济法制是建立在区域多样性和经济多样性的基础上的。经济法是经济思想、经济政策在法律上的体现,是经济思想、经济政策的法律化和重要的实现途径。因此,在经济法制建设领域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强和完善我国的经济法律制度,对于发挥经济法制对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论文 Www.LunWenData.Com)
2、大量完善和补充经济法制立法
第一、加强民商事立法,完善劳动法等对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经济法规。目前一些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存在不公平现象,如对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富人和穷人、有权人和无权人、白领阶层和蓝领阶层等方面的差别较大。切实保护各利益群体的合法利益,尤其是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有力的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第二、加强宏观经济调控立法,有效地缓解经济结构矛盾。
经济法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调整全局性的,社会公共性的,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在实践中,经济法的各个部门法,如企业法、税法、金融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环境保护法、资源法、人口法等,各自为政,互不协调甚至相互抵触。因此,应该通过立法修正,将各个部门法统一起来,使其各得其所,各有其用。只有经济法内部实现和谐,才能实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和谐。
第三、加强社会调控立法,有力地缓解社会不公。
经济法应该以维护国家利益、社会整体利益为己任,以社会权利本位为宗旨履行着调控经济、平衡利益、缓和矛盾的职能。但在实践中的一些经济法制领域,特别是在价格政策、税收政策、优惠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区域发展政策、民族政策、劳动政策等方面存在制定法律政策不公平。故应该在立法中,将这种不公平一一革除,实现经济政策的区域公平、主体公平和内容公平。经济政策公平是经济法制公平的基础,通过社会调控立法,实现了经济政策的公平,才能最终实现经济公平、社会公平,从而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第四、加强循环经济立法,推动企业提高资源利用水平,加强环境管理,降低污染排放水平。在两个个层次加强循环经济的立法:一是修订《环境保护法》,在总则中对循环经济做出原则性规定,在分则中单列清洁生产和资源的回收、再用、再生利用规定。或把之分散到污染防治、资源与生态保护的章节之中。二是制定与《清洁生产促进法》相衔接的《循环经济促进法》,规定循环经济的基本方针、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具体的法律制度和责任。
经济法是国家协调和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法,其重要使命就是在社会化大生产运行的过程中,克服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不足,协调各种比例关系,使社会经济快速、稳定、高效、可持续地向前发展。只有实现经济法制的完善,才能通过促进经济和谐,进而实现社会和谐。
1、夏澈,邓小平经济法制思想探析[J],文教资料,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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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市场营销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同基础市场营销学并无多大差异。许多指导国内企业营销的原理和方法,诸如市场营销调研、消费者行为分析、选择目标市场、营销组合策略、营销战略计划、营销管理等,均可用以指导国际市场营销活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经济全球化对国际市场营销发展趋势的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出现,对世界各国的经济产生着积极影响。面对国际市场,企业须认清全球化对国际市场营销的发展影响。本文总结了经济全球化的特征,以及对国际市场营销发展趋势产生的主要影响。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际市场营销;知识经济
当今世界,知识经济迅猛发展,各行各业都受到全球化的冲击和影响,来自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更是已经涉及各个行业。很多经济学者都对经济全球化作出了各自的定义,大多数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优化全球经济资源分配,以发达国家为领导,跨国公司为发动引擎和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WTO组织为特点的,通过全球商品、资金和技术的流动,使得资源得以在全球范围内高效率地被应用的一种全球化形态[1]。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的许多企业都顺应当今的国际化趋势,积极的加入到全球性的市场营销。在此过程中,新的营销管理观念和新的经营方式不断出现,对传统市场营销客观上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标准,同时也给国际市场营销带来了变革和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贸易范围全球化。主要体现在各国国际贸易的范围在进一步扩大,许多国家从单一的邻国贸易发展到跨越越大洲的全球性贸易,贸易规模、速度等均得到迅速发展。经济全球化大大减少了商品、服务、资本、人才等各种要素流动的技术性和政策性障碍,从而加快了世界贸易的自由化。
2、信息活动全球化。当今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经济信息的全球共享化,经济信息全球化是建立在新技术革命基础之上的,它将极大地改变和提高人类现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水平。信息全球化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与水平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2]。
3、生产活动全球化。既表现在全球经济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和国际间经济协作的多样化,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将其自身的生产经营活动拓展至全球范围。生产活动全球化不仅带动全球范围内的就业,也促进全球生产要素与资源配置的不断优化。
1、营销策略和竞争方式的改变
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市场无国界,全球市场是互通的、统一的。企业进行国际市场营销时势必要结合全球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另一方面,在全球市场开拓的过程中,企业要面对各国同行业的竞争者,尤其是具有丰富营销经验和强大品牌形象的跨国企业或东道国公司。同时,随着跨国经营的普及程度加深和国际市场竞争的日渐加剧,许多企业为了减少风险、降低成本和迅速打入国际市场,而纷纷选择“战略合作”,与自己的供应者或竞争者联手进行市场拓展活动。
为了寻求优势互补,各国企业通常采取共同承担风险,同时共同分享利润的方式。这种营销策略和竞争方式的改变,对国际市场所产生的最显著影响就是全球品牌逐渐趋于一体化,特别是网络营销和电子商务的出现,既降低了品牌全球化的运作成本,使无数过去在传统工业社会难以跨出国界的品牌,可以一夜之间进入国际市场,面向全球的消费者;同时也使过去无法在本国买到的世界知名品牌,消费者坐在家里就可以轻松地享受到。
2、营销方式趋于网络科技化
全球化主要体现之一就是信息全球化。就此而言,迅速崛起的主要原因就是互联网。互联网不仅仅是交互通讯、信息传播和电子商务的工具,而且是信息全球化最理想的工具,给国际市场营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3]。互联网络已使营销扩展到世界范围,网络营销逐步成为一种新的经营业态,网络广告作为一种特殊的媒体,已展现出全新的表现形式,网络营销给市场营销各环节带来了更广泛和更深刻的变革,从而创造出全新的市场和机会,为市场营销带来崭新的格局。
网络科技下的国际市场营销,不仅为企业扩展了产品销售的市场范围,增加了销售机会,同时帮助企业进行进一步的目标市场细分。具有同样功能的产品,可以按照年龄、人群、性别、爱好、个性等,细分出不同偏好、人群中的不同消费习惯,互联网当仁不让的承担了生产商这一争取消费者的行动,这样,很多公众产品变成了分众产品,产品品种的多样化、系列化得到空前地挖掘,产品的区域特色乃至个人特色更加明显。
3、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发生转变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过程,文化借助信息技术在世界各地迅速传播,外国文化与本地文化产生了融合。在此背景下,消费者的价值取向、消费观念等都产生了显著变化,对产品和服务的要求和期望值越来越高。其表现为:
一是对产品的品种规格、花色品种、需求数量呈现多样化、个性化要求,对于产品的选择不再遵从传统“从众选择”的消费模式,充分体现消费者自己独特的消费意识、习惯方式;
二是对产品的功能、质量和可靠性的要求日益提高,更倾向于享受现代科技的成果,对产品用途的选择也从传统的必需型转化为全能型;
三是在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同时,对于产品性价比考量的比重越来越大,当今消费者不再盲目地遵循“好货不便宜”的消费信条,而是致力于寻求物美价廉的产品;四是对除产品之外的,企业服务的质量要求,消费者逐渐重视与产品相关的服务的提供,如购买前的建议参考和售后的产品使用答疑或维修退换服务。因此,消费者需求的多元化以及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差异,决定了企业对不同消费者需求的回应能力和创新能力,正成为企业能否生存和发展的关键。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企业应把国际市场营销策略与当今的全球市场环境有机结合,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市场,开发和销售全球产品,来面对新的国际市场竞争。认清国际市场营销在全球化下的发展趋势,有效地转变经营和竞争方式、提高企业的网络营销知识和技能、洞悉消费者消费观念和购买习惯的变化,积极参与国际市场营销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必修之课。
【论经济全球化对国际市场营销发展趋势的影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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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是依法对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收支、资产管理等经济活动进行审查、评价和监督的手段,是在接受国家审计机关业务指导的同时,独立行使审计职权的外部审计。近几年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集体财务管理出现审计手段不强、程序不规范、无法可依等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强化农村财务审计工作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长久以来,农村地区的审计工作就不够严格与规范,这对农村地区长远的经济发展极为不利。于是,中央意识到这个严重的问题后,迅速号召各个省市的政府规范当地农村地区的审计工作。本文将依据中央的号召指出经济发展跟审计工作之间的具体联系,并给出提升农村地区审计工作效率与质量的有利建议。
关键词:农村地区;财务审计;建议;经济发展;意义
审计工作是指:审计人员对各个部门的现实财务状况做具体的核实审核工作。审计工作的最大作用是:找出各个部门财务的具体漏洞,给出改进的具体意见,让各部门的现实财务状况更合法合理。因此,中共中央及国务院都非常重视各地的审计工作。本文将依据农村地区的现实经济状况,提出一些提升审计工作效率与质量的有利建议。
1.1经济长久健康的运行与审计工作密不可分
对农村地区来说,审计工作重在找出农村整个财务工作的漏洞之处。就可以针对这些漏洞把农村地区本身的财务工作加以纠正改善。这样,农村地区的经济就能健康地运行下去[1]。
1.2财务经济状况的公开化与审计工作密不可分
审计工作的核心内容包括了对农村财务的具体审查核实。审查核实以后,便可以把财务的实际状况告知村民。村民在财务宣传栏中能够清晰准确地了解每个月本村村民共有多少收入和多少支出。同时,财务宣传栏还要把收入分别有哪些来源、支出有哪些去向都公布出来。这样,农村地区财务经济状况便真正做到了公开化。
1.3经济支出的合理化与审计工作密不可分
正是由于审计工作把农村地区的实际财务状况给全部公布出来,所以审计人员可以分析经济支出中的不良之处,提出一些更为合理的经济支出对策。这些对策尤其要侧重于以下3方面:农村企业的现实发展;农村科技的现实发展;农村条件的现实改造。当经济支出从这3个重要方面真正落实之后,那么农村的实际经济支出便能真正做到合法合理。
2.1建设法制化的审计工作
俗话说:“无规矩便不成方圆”。从法律的角度来解读这句话,这句话说明了法律约束的必要性。对农村地区来说,审计工作也要约束在一定的法律或法规之下。所以,农村地区的权力部门有必要出台一部审计工作的规范性条例。在这部条例中有必要指明审计工作的以下几点重要内容:追回款的法律约束;审计处罚的法律约束;专账管理的法律约束;审计反馈的法律约束。让上述这几方面的审计工作都按照法律程序来有效执行,从而使农村地区在现实的经济发展中做到合理合法。
2.2建设良好的审计环境
长期以来,政府在农村地区所设置的审计部门不被当地重视。即便是审计部门提出了合理合法的审计建议,当地部门对这些建议也常常是视而不见。所以,为了充分转变审计部门的这种不利地位,本文认为农村地区的审计部门要多跟当地的监察部门、纪检部门联合执法,对当地部门形成一定的威慑,让当地部门能慢慢重视起审计工作,并能真正落实审计部门提出的各种意见或建议。这样,农村地区有了良好的审计环境,审计工作能顺利有效的开展,农村经济也自然而然得到一定的改善。
2.3提升审计工作的实际效果
当前,农村地区的实际审计工作收到的效果甚微。所以,提升农村地区审计工作实效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2]。为了真正提升审计的实效,本文认为关键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查明经济支出跟支出的去向是否属实;查明各部门的具体支出、收入是否都符合要求;查明各部门签订的各种合同有没有依法兑现;查明相关债务有没有按规定一一落实。审计人员要特别注意审计工作的质量[3]。而只有做好了以下几点工作,审计质量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原始资料的审查;复印件的审查;证明材料的审查;审计报告的合法生成;审计结论的合法生成。审计部门按这些规定实实在在做好了审计工作以后,那么农村地区经济状况的合法合理也就得到了强有力的保障。
2.4提升审计人员自身的工作素质
审计部门的领导要在平常的工作中多向审计人员做宣传,告知每位审计人员提升自身工作素质的必要性,让每位审计人员都有严肃严格工作的强烈意识;审计部门的领导要在平常的工作中多为审计人员做培训,尤其要培训每位审计人员的专业审计能力;审计部门的领导要带头做好追究责任的工作。当审计工作中发现了某些部门有不合法合理的收入、支出状况时,审计部门的领导要敢于给出批评意见。对于某些严重违法违规的农村干部,审计部门的领导更要敢于跟监察部门、纪检部门联合追究农村干部的责任。只有这样,农村地区的经济才能长久且健康地运行下去。
综上,本文谈到了农村地区审计工作对当地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经济长久健康的运行与审计工作密不可分;财务经济状况的公开化与审计工作密不可分;经济支出的合理化与审计工作密不可分。本文谈到了提升审计工作效率与质量的具体建议:建设良好的审计环境;提升审计工作的实际效果;提升审计人员自身的工作素质;建设法制化的审计工作。
[1]车德兵.农村财务审计的问题与建议[J].黑龙江对外经贸,2012,4(15):23-36.
[2]张本位.农村财务审计的问题与建议[J].现代经贸,2013,7(10):3-10.
[3]杨炳钊.农村财务审计的问题与建议[J].北京农业,2014,7(23):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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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间的交流密切,经济全球化是当今国际社会的总体特征和主要趋势。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经济全球化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争端的新特点
经济全球化产生之后,在上世纪80年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国际格局上,东德和西德实现了统一、东欧发生了巨变、苏联解体,这样一来,原本的东西对峙因为缺乏对抗的基础而变得没有意义。新科技革命之后,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国际社会中,经济贸易发展成为主旋律。以上世纪80年代为界限,国际贸易争端发展出了很多的新的特点。
1.国际贸易争端领域的新特点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最容易发生国际贸易争端的领域为货物贸易领域,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争端领域发生了变化,由单一的贸易领域扩展到服务贸易领域、知识产权领域、投资领域。服务贸易领域之所以会得到快速的发展,是因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服务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专业化分工的程度越来越深,由此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发展,所以服务贸易领域的争端就逐渐的多了起来。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交易不再是单纯的货物,非货物也变为交易的对象,由此争端就扩展到了知识产权领域。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逐渐增强,促进了间接投资和直接投资的发展。基于此,国际贸易争端的领域发生了新的变化,体现出了新的特点。
2.国际贸易争端内容的新特点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争端的内容主要是削减关税壁垒,而在经济全球化之后,争端的内容变为拆除非关税壁垒。国际贸易在八十年代之前,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平稳发展的影响,一直呈现出贸易自由化,因此争端就主要集中于关税壁垒上。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国际贸易中,出现了非经贸领域的问题,使得国际贸易争端的内容呈现了新的特点。
3.国际贸易争端主体的新特点
在过去,发生国际贸易争端的主体多为发达国家,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壮大,在争端主体中,出现了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一般来说,贸易主体之间的贸易量越多,那么发生争端的频率越大,反之则频率越小。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国际贸易,因此发生争端之后,解决争端的规则也是由发达国家来决定,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其经济实力得到了大大地提高,在国际贸易中逐渐出现了发展中国家的身影,当发生国际贸易争端时,发展中国家会利用已有的争端机制来保护自身的合理利益。由于主体的变化,导致国际贸易的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
4.国际贸易争端原因的新特点
各国在发展的过程中,经济水平各不相同,这种差异性导致在国际贸易中会会发生争端。以农业为例,美国和欧盟的农业都比较发达,但是美国的农业发展水平要高于欧盟,在美国与欧盟争夺世界农产品市场时,欧盟为了取得争夺的胜利,就制定了一系列出口补贴政策,这样一来,美国与欧盟之间就发生了争端。除了经济水平的差异之外,各国之间的政策、国内法、国际法之间都存在着差异性,在国际贸易中都会形成争端。
二、WTO解决争端机制的完善
1.引进“否定协商一致”原则
在解决争端的过程中,会遇到程序性或者实体性方面的问题,对于这类问题的解决办法,如果出席会议的成员国没有一致的反对,那么该问题的决定予以通过。这样一来,争端解决得到了有效的保证,不会因一方的阻止而终止或者拖延。
2.建立统一的争端解决程序,设立专门的争端解决机构
在关贸总协定中,国际贸易争端解决由理事会负责,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后,对这种状态做出了改变,争端解决不在由理事会负责,而是设立了专门的解决机构———DSB。争端解决的规则及程序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DSB负责执行,另外,在协定中磋商和争端解决条款也由DSB来负责。
3.引入自动程序
国际贸易争端解决由多个阶段组成,各个阶段都有具体的工作时限,这在谅解及附件中做出了明确的固定,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未磋商出结果或者不理会磋商,那么在进行第二次争端解决申诉时,就会自动成立有关的专家组。专家组成立之后,会向DSB提出报告,DSB要在60日内通过该报告,这样的规定是为了阻止其中一方当事人有意上诉。报告通过之后,如果没有“否定一致同意”的情况,那么就会引入自动程序。通过自动程序,减少了人为因素的干预,进而促使争端得到有效的解决。
4.引入交叉报复
对于中止和减让的问题,专家组在进行审理时,要与专家组处于相同的部门中,然而,在同一个部门中,中止和减让比较难以实现,因此,当事人就会用其他的办法将另一有关协议项下的减让中止,这就是交叉报复。通过这个做法的引入,可以更好地执行裁决结果。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国际贸易争端的应对对策
1.中国要积极地加入国际贸易中
近年来,国际贸易争端的数量急剧增加,并且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我国加入国际贸易后,会产生一定的风险,但是我国不能因此就拒绝加入,反而要积极地加入到国际贸易中。对外开放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为了提高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我国的实力,就需要大力推行对外开放,加强与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科技、文化的合作与交流,并积极地吸收先进的东西。不过,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切忌盲目乐观,要对国际贸易争端有一个清晰地认识。
2.加强与发展中国家、亚洲国家的合作
实际上,国际贸易争端的本质为利益之争,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达成协作、协同利益。我国也属于发展中国家,在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贸易时,由于分工定位趋同导致争端的发生,对于这类型的国际贸易争端,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实行产业升级,或者进行地区间的合作,进而有效的减少争端。
3.发挥行业协会在避免和解决争端中的作用
所谓行业协会,是指一种特殊的中介组织,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属于民间组织,WTO规则无法直接管辖行业协会。在解决国际贸易争端时,行业协会可以直接或间接代表会员企业参与其中,利用其自身的优势促进争端解决。
4.完善我国的产业救济体系
在WTO中倡导贸易自由,但这并不能说明其一概排斥贸易保护,在法律框架中,设定了许多的例外,主要目的在于允许成员国实施国内产业救济。有些国家为了在国际贸易竞争中胜出,会采取不恰当的倾销、补贴措施等,通过法律框架中例外条例,成员国就可以采取反倾销、反补贴措施等。完善的产业救济体系,可以保证我国的国际贸易,并形成公平竞争的环境。
5.培养国际贸易人才
作为国际贸易人才,不仅需要懂得相关的国际贸易知识,还需要掌握国际贸易法律法规、规则,同时还要精通外语,通过国际贸易人才,可以促进国际贸易的顺利进行。我国应建立严格的国际贸易人才上岗制度,避免非专业人士上岗,让其在国际贸易中发挥成分发挥自身的技能。
四、结论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但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国际贸易争端。面对机遇和挑战,我国要在充分认识国际贸易争端特点的基础上,制定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贸易争端应对策略,在国际竞争中有效的增强我国的实力。
经济全球化逐渐成为当今世界范围内的主要趋势,其表现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济全球化产生的重要基础是贸易全球化。从世界范围来看,社会生产力在二战以后大大提高,并很快被卷入世界市场当中。世界上国家之间的交易逐渐增多,并且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频繁地进行交易,这样就使各个国家之间在贸易结构、贸易规模以及贸易流向等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二,许多跨国公司在经营和生产上变得更加全球化。从小的方面来说,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离不开跨国公司的推动。因为跨国公司在规模上逐渐扩大,并且在国际化的生产过程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范围内的影响更加广泛,其重要性程度也不断提高。第三,世界范围内的金融联系更加密切。首先是国家间的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并且投资规模逐渐扩大,然后是世界范围内的金融贸易不断发展。最后是金融机构变得更加全球化。在这方面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区域性的或全球性的金融机构逐渐增多,而国际性金融机构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增强。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中小企业在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1.很多中小企业在技术水平和相关必备设施上较为落后。由于很多中小企业没有较多的资金,因此在相关的装备和设施上存在着较大的改进空间。还有些中小企业在技术水平上严重落后,所用设备也较为陈旧。没有规范的办公场所和工具,条件较为落后。
2.中小企业的管理水平不高。由于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的缺陷导致很多中小企业没有较为完善的管理结构,并且在公司或企业内部往往都是独断式管理。也就是领导一人说了算,这样就容易使企业的决策缺乏科学性。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没有较为完善的发展计划和较为长远的发展目标,并且也没有形成现代化的企业管理理念和企业管理制度。有许多中小企业都是家族式的管理和结构,这样容易造成企业管理秩序的混乱。
3.中小企业生产的产品没有较高的质量和档次。中小企业的装备水平决定了中小企业的产品没有较高的品质。这是因为中小企业在管理水平上较为落后,而且极为缺乏具有专业水平的技术人员,因此中小企业的产品没有较高的质量。另一方面,大部分中小企业的产品大都属于初加工,没有较高的产品附加值。所以,很多中小企业相对来说都发展得较为缓慢。此外,中小企业的外部监督缺失也是导致中小企业产品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
4.广大中小企业在融资上难度较大。由于我国的中小企业没有完善的信用评价制度和体系,并且在信用担保体制上也不够健全,再加上中小企业自身的实力较差、不能抵御较大市场风险等原因,导致我国的中小企业存在着严重的融资难问题。融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并且也使我国中小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成本大大增加。
5.中小企业在经济指标上不及大型企业。由于中小企业在管理、技术、人员以及设备等方面相对比较落后,因此其经济指标远低于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在当前的产业结构中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技术水平比较低,产品附加值比较低。所以,中小企业的资金利税率以及产品的销售率与大型企业相比也有较大差距。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小企业在经营业绩和获利能力上较为落后。
中小企业应该如何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取得较快发展
1.中小企业自身要不断努力。第一,不断增强中小企业自身的实力。要注重引进先进的经营人才,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实现企业的不断创新。加快企业内部的信息化建设,通过电子商务的开展来实现中小企业的经济效益。中小企业要想实现大发展,就必须要创新当前的营销策略,以国际化的市场新观念来代替传统的企业推销和生产观念。并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特征,再结合自身实际的情况下有针对性地组织生产并积极开发新产品,从而使企业在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的情况下为企业赢得利润。在当前时期,国际化的品牌确实给企业带来了不小的发展机遇和巨大的经济效益。就目前来说,名牌经济的实行是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必然。中小企业只有不断增强自身的品牌意识和名牌意识才能够不断加大科技创新的力度从而使中小企业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取得一个稳定的地位。在实行品牌战略的同时中小企业还要不断加大企业自身的科技创新力度,中小企业要积极鼓励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和资本参与到企业的分配中来。对于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员工企业要及时予以奖励和赞赏,特别是企业中的管理人员和科技创新人员。通过一系列的措施不断推动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以及成果转化力度。同时,政府也应当要制定鼓励创新的政策。
2.国家及社会相关机构应当不断健全政策体系促进中小企业的大发展。针对中小企业资金短缺的现状,国家应当设立专门的出口交易基金以及对外投资基金,从而使更多的中小企业参与到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去。对于中小企业的融资难现状,国家要放宽相应的融资政策,放宽中小企业的上市条件。国家要制定关于中小企业实施国际化经营的完善的法律法规,从而对中小企业的利益进行有效保护。然后,积极动员进出口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关于国际贸易的相关讯息,并积极开展一些展览会和商品推介会。
结语
在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大潮中,我国的中小企业面临的压力和挑战越来越多。虽然经济全球化为我国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不少的机遇。但是随着各种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贸易规则的改变,我国的中小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经营变得越来越艰难。因此,我们要积极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积极提出科学可行的发展策略,不断改革企业中不适于企业发展的因素,从国家和自身角度积极努力,从而为我国中小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摘 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已成为了一个经济大国,中国经济在受国际经济影响的同时也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本文首先阐述了经济全球化的概念,随后对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对策。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中国经济 经济发展
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发展更加深入,这也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对于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复杂性与多变性,在抓紧机遇加快发展的同时,必须审时度势,规避风险,从而使中国经济成为更重要的经济体。
一、经济全球化的概念
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日益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世界经济活动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提供服务、技术转移、相互依存与相互联系而形成的超越国界的全球范围有机经济整体。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跨越各国、各地区的界限,相互融合成整体的过程。经济全球化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各国与各地区的经济互相交织、影响以及融合而成的统一整体,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全球统一市场”;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规范的经济行为规则,经济运行的全球机制也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对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并使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适应着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
经济全球化受到很多因素的推动,目前已经成为生产社会化与经济关系发展国际化的客观趋势。其最根本动力就是社会生产力以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技革命成果以信息技术为核心飞速转化为生产力,跨国公司发展的蓬勃之势,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对世界经济发展影响力日益加强,涌现了大量的服务业和新兴产业,纵观世界范围,贸易投资自由化已经成为主流的经济政策,大量的区域经济合作更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动。
二、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对中国经济的积极影响
1.有利于吸引外资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我国的发展无疑是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给他们。在新兴市场中,中国是主要的外资接收国,这与跨国公司对我国增速快的新兴经济体投资的增加有很大的关系。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反映出我国经济的快速成长,大量引入外资,有利于满足国内资本需求,提供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资金,是对我国调整产业结构和发展生产力的促进。外商进行投资的同时,一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也被引进,推动着我国企业的发展,进一步促进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2.对贸易的影响
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随着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入,中国目前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从1994年起对外贸易顺差开始连年增长,即便是中国加工业在2008年受到金融危机的重大影响,2009年后我国许多企业的出口量仍达高位,率先使中国经济复苏,在经历了全球性的打击后,一批有实力的企业推陈出新,升级换代,反而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
3.有利于劳动力分配
中国巨大的农村人口和剩余劳动力始终是在努力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有待解决的问题。但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对外贸易加工等企业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被充分利用起来,推进了中国的工业化的发展,更有利于农村城镇化的进程。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人才的有效利用受到重视,新型的技术工人以及服务人才充实到企业中,为我国经济提供高水平的劳动力。
(二)对中国经济的消极影响
经济全球化不单单会带来积极的影响,同时也会使我国面临一系列的问题。
1.受发达国家的制约
目前,少数几个发达国家仍处于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地位,在制定国际经济规则上,他们从自身利益出发明显偏向于发达国家。当世界市场接收他们的巨额投资之后,他们可以通过贸易自由的口号,对我国贸易堡垒发起攻势,来保证他们获得超额经济利润。而当他们的国内市场受到中国廉价商品的冲击,本国一些产业的行业利润受到阻碍的时候,他们就以贸易保护为借口,或者通过环保壁垒、技术壁垒阻挠中国产品的进人,根本不会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
2.产业转移带来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保护本国的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同时充分利用资金优势将高污染、高消耗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滥用资源,破坏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经济全球化下,发生产业转移现象不可避免,但为了参与更多的国际竟争,我国只能接受发达国家传导过来的高能源消耗与高污染耗能,成为发达国家的生产基地。输送给发达国家数量庞大且价格低廉的有形物质产品的同时,造成了一定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
三、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对策
中国经济无法回避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因此必须勇于接受挑战。我们要充分抓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不断完善自己,发展自己。我们更要警惕并防范经济全球化可能会带来的冲击,尽可能的降低消极影响。
(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开放后我国不断努力,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在资源配置以及经济结构调整仍不够完善,需要进一步加强。我们应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根据市场经济规律与规则,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政企职责分开,政府为了给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应注意完善国有资产管理,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从本质上转变企业经营机制,使经营管理体制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科学、规范并且富有生机和活力,从而使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得到提高。我们还要创造开放、竞争、公平、有序地多元市场环境,从而进一步对市场体系进行完善。
(二)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我国是一个贸易大国,更是经济大国,在国际市场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要注重吸引外商资本,但更重要的是提升国际投资的质量。通过引进竞争的办法,燃起我国民族工业的竞争意识。国家应该引导有条件的产业和部门直接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从而使相应的企业追求新技术具有更大的动力,积极完善企业管理方式,提高生产效率,在国际市场获得更大的利润。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来获取原料、制成品以及半制成品,使我国经济运行成本降低,在吸收技术与经验的同时,提高自身创新能力,自力更生,提高我国民族工业的经济层次,提升品牌影响。我们要在能够保证立足国内市场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向国外发展,争取走向国际产业链的更高端。
(三)关注产业转移带来的问题
我们应该时刻关注国际产业转移带来的可能对我国环境、资源以及就业带来的负面影响,避免在国际经济产业链中一直处于低端的位置。在开放规模被扩大的同时,应密切注意国际游资的动向并加强经济监管,避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漏洞从而对我国经济造成影响。目前,我国虽然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是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却非常高,这与经济大国应有的本范并不相符。我国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加大力度开拓国内市场,提高管理水平,使我国的有效需求与供给能力都得到提升。就目前经济全球化的形势来看,我国市场已经成为全球市场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企业的发展空间势必会受到国外经济势力的打压,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首先要抢占和坚守住本土市场奠定未来发展的坚实基础,在此基础上再实行“走出去”的战略。
(四)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科技的进步与不断创新是经济全球化的条件和基础。因此中国应加速科技的创新,坚持科教兴国的方针战略,大力发展科技,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不断创新,提高科技含量,从而使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上更具国际竞争能力。我们应运用先进技术以及高新技术使传统产业技术含量得到提升,从而促进发展生产力,使中国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
四、总结
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经济全球化有利于我国对外资的吸引,有利于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还有利于剩余劳动力的分配,但是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发展仍受发达国家的制约,还要承担产业转移带来的不良影响。为此,我们应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积极参与国际竞争,避免产业转移带来的影响,并且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从而使我国经济适应经济全球化,更好更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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