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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了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地方行政管理模式变革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剖析了我国地方行政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对如何适应“经济全球化”,提出了我国地方行政管理模式变革的几点看法。
【关键词】地方 行政管理 模式变革
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地方行政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地方行政管理的模式是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这种行政管理的模式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中,就显现出不适应的状况。为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我们不仅要对经济全球化有清醒的认识,有正确的对策,必须对中国地方行政管理的模式进行变革。以认真的态度和充分的准备,积极应对,迎接挑战。
1 什么是经济全球化
从生产力运动和发展的角度分析,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成统一整体,即形成“全球统一市场”;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规范经济行为的全球规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经济运行的全球机制。市场经济一统天下,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经济全球化就是指生产要素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各国、各地区相互融合成整体的历史过程。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中心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不仅冲破了国界,而且缩小了各国和各地的距离,使世界经济越来越融为整体。
经济全球化在推动全球生产力大发展,加速世界经济增长,为少数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的同时,也加剧了国际竞争。增加了国际风险,并对国家主权和发展中国家民族工业造成了严重冲击。但是,经济全球化已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任何一个国家既无法反对,也无法回避,唯一的办法是如何去适应它,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只有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实行正确得当的政策,采取有力的措施,扬长避短,迎接挑战,才能变不利为有利,在参与经济全球化中求得本国利益最大化,从而实现现代化。
2 中国地方行政管理模式的弊端
当前我国地方行政管理模式还存在一些问题,有些问题只能逐步解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个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统一的进程,需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一是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经过历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职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尚未完全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政府职能尚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管了很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行政审批事项仍然过多。在一些地方,政府仍然在资源配置领域发挥主要作用,加之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不充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还难以充分发挥。
二是地方行政机构设置不合理,层级过多,部门之间职责不清,协调不力。在机构设置、职权划分、运行方式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三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还需进一步理顺。在某些方面,既存在中央权威和统一性不够,中央宏观政策在有些地方实施受阻,地方保护主义比较严重的问题,也存在向地方下放权力不够,发挥地方自主性和积极性不够的问题。运用法律手段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还不够,制度化规范化水平较低,难以保证必要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四是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行政法制建设不相适应。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运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社会事务,导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和结果缺乏法律保障。现有的个别法规和政策性文件,缺乏详细的责任条款。弹性过大的条文表述和国家法律、法规与地方法规之间的不协调,也增加了实施中的矛盾。
3 为适应“经济全球化”,中国地方行政管理模式必须变革
中国地方行政管理模式的改革,要适应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以转变地方各级政府职能为重点,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经济法律制度,健全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模式。
3.1 转变政府职能是中国地方行政管理模式改革的关键
政府职能的范围主要取决于市场和社会的需求。经济和社会有序运行的关键,是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则主要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有效调控经济、监管市场,做到政市分开,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
3.2 设置规模适度、权责明确、结构优化的行政机构
政府规模与人员应当与其担负的职能相匹配,尽可能做到规模适度。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界定不同层级的职能和权责,以加强经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为落脚点,建立一个规模适度的政府。
设置行政机构的关键在于理顺职能关系,合理配置权力。明确权限职责。优化内部结构,调整机构内部分工,相对集中行政决策、执行和监督的权力。
3.3 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政府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承担好各项管理和服务职能,保持自身顺畅、高效运作,就要理顺内部关系、完善运转机制。首先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要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事权与财权,确立规范的利益和激励机制。其次是行政层级问题。发达国家的政府层级一般不超过三级,而我国是五级政府的体制,因此在政府运作效率上就产生很多问题。
3.4 改革中国地方行政管理的模式
长期以来,有些行政机关沿袭了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管理模式,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已经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必须进行改革:
首先,充分运用间接管理、动态管理和事后监督管理等手段对经济和社会事务实施管理。
其次,变刚性管理为柔性管理。现代行政更加强调政府的服务与合作关系,政府应当与相对人加强沟通与交流。
改革行政管理模式,要求我们更多地运用经济和法律的手段进行管理,更好地体现依法行政的要求,通过民主、透明、高效的行政程序,解决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问题,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
3.5 加强行政法制建设
在加强行政法制建设中,要重视行政立法和经济立法,用法律手段推动改革进程,保障改革成果。要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法治保障。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初步建立起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但目前更需重视执法和司法环节,为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行政执法是行政管理的重要方面,如果法律得不到有效实施,人民群众对行政执法不满意,会直接影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效果。
参考文献
[1] 崔彦,吴成钢,代中现,“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政府行政管理改革”.《政法学刊》2004年 第21卷 第02期.
[2] 唐晓阳.“‘入世’给中国行政管理带来的影响及应对策略”[J],2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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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诸多新变化,但是这些新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性质,因而也就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新变化;发展趋势
一、经济全球化内涵和实质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对经济全球化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7年5月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曾对经济全球化下过这样的定义:“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1]经济全球化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492年全球化起源到19世纪70年代;第二阶段从19世纪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三阶段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末;第四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并继续延续。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的全球化。它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全球化既是社会生产力和劳动分工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客观要求,也是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范围内追逐利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向全球扩张的历史进程。《共产党宣言》中写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
然而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和未来结果看,其实质又是共产主义的。因为经济全球化的高度发展,不仅意味着人类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全面进步,意味着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广泛传播和高度发展,而且还预示着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暴露、累积和激化,从而导致资本主义最终的自我否定和灭亡,取而代之的是共产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
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是生产工具、分配和交换为私人所拥有,并为私人利益服务的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产生迄今已有360多年的历史,其发展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7世纪40年代到18世纪60年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初阶段,亦即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第二阶段,从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80年代,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第三阶段,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转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其中在整个20世纪,垄断资本主义又经历了从私人垄断(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到国家垄断(20世纪初至80年代)再到国际垄断(20世纪90年代至今)。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以下新的变化:
(一)社会生产力和国民生产总值迅速增长由于新技术革命的群体化、智能化、高速化,使工农业生产过程机械化、自动化、工艺化和管理科学化,迅速地提高了工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5%。到2000年,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约为30万亿美元,其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约占75%,美国约占27%。[3]
(二)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
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生产关系的调整,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局部范围内对生产关系进行了新的调整。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继续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使国家干预经济活动成为一种经常性、稳定性的内在机制。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地采用凯恩斯主义,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使得国家同资本融为一体的国家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起来。第二,国际资本有了迅速发展,集中表现为跨国公司的迅速扩大。第三,加强和完善社会福利政策。从20世纪50年代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当权者,为了缓和阶级对抗和冲突,拿出剩余价值中的一小部分,除提高工人工资外,实行广泛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即实行了一套“从摇篮到坟墓”都由国家包下来的社会福利制度,社会福利开支在政府开支中所占的比例相当大。第四,实行“人民股东制”。随着股份公司的普遍化,资本股权向社会广泛扩散,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逐步实行“人民股东制”,即把股票作为奖金发给工人,或者把企业的股票较多地卖给工人,一些工人经常用工资节余购买股票,这种作法一方面为资本家筹集了资金,另一方面工人也可以成为企业的所有者并得到一定的股息红利,成为关心企业发展的主人。第五,实行“工人参与管理”制度。随着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过程的加快,企业管理权转入经理人员手中,出现了职工参与管理的各种形式,有的国家还明文规定,股份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要有一定比例的工人代表参加,使工人的利益和要求得以表达。
(三)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通过不断调整上层建筑,扩大资产阶级民主,建立健全资本主义法律制度,从而使资产阶级的统治更加完善、更加有效。第一,实现了政治制度与法制的有效结合。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使国家权力的构成、权力结构中各权力主体的关系和活动,官员的任免、提升、奖励和监督等都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法律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第二,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职能增强。国家在调节社会各阶层矛盾方面的作用越发突出。第三,不断完善选举制度,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范围,为“主权在民”原则的实施提供一个具体有效的途径,使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之上,化解和缓和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维护了社会的政治稳定和良性发展。第四,监督和制约国家权力结构的内外因素大大加强。在进一步贯彻分权制衡原则的基础上,还设立一系列监督和协调机构,以调节各权力主体及其它方面的矛盾。此外,大众传媒作为除立法、行政、司法以外的“第四种权力”,对政府及政府官员的作用越来越大。
(四)产业结构不断变化、升级,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
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进入了一个大变化、大调整时期。由于以信息技术革命为核心的许多新科技的发明和运用,已经形成了一批新的高精尖产业,如原子能工业、宇航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高分子合成工业等,导致产业结构不断发生变化,知识密集型产业代替了劳动密集型产业,非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部门的比重越来越高,第三产业及服务业逐渐居于主导地位,第一、第二产业相应地在减少,第四产业(信息业)正在发展。
(五)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和政治民主的扩大,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显著的新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当代资产阶级内部发生分化。1、工商、金融、科技和信息大垄断集团阶层,他们是操纵国计民生的大财团,其中势力最大的是金融资本巨头,它左右着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2、经理资本家增多,形成了一个新的高级经理阶层,即职业资本家阶层;3、非垄断资产阶级,包括一般中小企业主、农场主。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大垄断资产阶级的欺压和排斥,随时有被吞并的危险。资产阶级内部结构的这种变化,把反对垄断资产阶级、争取民主的斗争提到了十分重要的议程上来。
第二,当代无产阶级内部结构的变化。随着当代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经济结构的变化,无产阶级的数量和质量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相对减少,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增加;2、体力劳动者减少,脑力劳动者增加;3、随着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涌现以及妇女地位的提高,还出现了“金领工人”、“粉领工人”等等,就业层次多元化。
第三,新的“中间阶层”出现。中间阶层是指一些不拥有或少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但却拥有对工人劳动的支配权和对生产资料日常控制权的人。主要包括科技人员、中层管理人员、政府中的中上层公务员、大学教授、医生、律师、记者和大多数自由职业者等。中间阶层介于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他们收入较高,生活优裕,既向着两极分化,又具有相对稳定性,甚至队伍还在不断地继续扩大,其中大部分成员加入到工人阶级队伍,极少数发展成为资产阶级分子。
三、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质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只是资产阶级为适应经济全球化过程的“自我扬弃”,暂时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社会阶级矛盾,但由于它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性质,因而也就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且随着科技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使社会生产力的更高度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更加深化,同时,也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其他矛盾。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其主要理由如下:
(一)资本主义国有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性质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是在新科技革命推动下,为缓和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收买、投资、渗透、合营等方式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的产生和发展,既是生产社会化程度极大提高的表现,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调整的标志。它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原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缓和了社会矛盾。但是资本主义的国有经济不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不是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国有经济的性质取决于参与经济运行的国家的性质。资本主义的国有经济虽然形式上表现为是对私人垄断资本的否定,但这只不过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范围内的“自我扬弃”,它丝毫不会改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
(二)“社会福利政策”的实施和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并没有改变工人受剥削的地位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保护工人利益只是保护资本主义生产正常进行的手段。西方社会福利政策和工人参与企业管理本质上是为稳定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其基本功能不过是防止社会低收入者因社会分配不公而产生对资产阶级长远利益的破坏。因为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削关系依然存在,工人阶级还是处在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社会福利支出只不过是工人阶级劳动力总价值一部分的转化形式。
(三)股份制的发展,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
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随着股份公司的普遍发展,资本股权向社会广泛扩散,许多工人和职员也成了股票所有者,名义上成了股东。西方一些学者称之为“人民股东制”、“资本的民主化”,说资本主义己经变成“人民的资本主义”了。其实,资本主义股权分散化的实质,只不过是把过去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的私有财产转化成为相对分散的私有财产,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企业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
(四)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并没有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在政治领域,通过发展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制,使社会不满在平时有所发泄,不至于积攒到矛盾总爆发的程度,实际上起到了政治“减压阀”的作用,[4]并没有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总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和资本仍高度集中在少数垄断资产者手中;资产阶级剥削剩余价值本性依然未变;周期性经济危机仍没有根除;各种社会腐朽现象层出不穷;劳动人民不满与反抗斗争始终存在等。只有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才能彻底根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四、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必然胜利
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但马克思也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消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5]经济全球化是先进生产力的全球化过程,是社会化大生产在内涵和外延上不断放大、上升的过程,是更大规模的生产社会化。而其性质远远超出了资本主义的驾驭能力。因为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是一对永远不可能解决的矛盾。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肯定。共产主义的实现取决于两个最根本的条件,即物质生产力充分发展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正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创造着必需的物质条件、社会条件和主体力量。
(一)经济全球化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准备了必需的物质前提和条件,是人类进入社会主义的最佳入口
当代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条件,使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发生了部分质变,出现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新因素,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例如: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世界经济组织的产生与发展为未来社会提供了现实的组织形式;经济运行的有序化、企业管理的社会化、社会生活福利化等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经济全球化每前进一步,总是伴随着生产力、科学技术以及物质财富的巨大发展,经济全球化在推动资本主义物质财富极度膨胀的同时,也在悄悄地积累着推翻资本主义的庞大物质力量。当资本主义不能再容纳其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和物质财富的时候,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会取代它。同时,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通过全球化这个平台与资本主义平等竞争,发展自己,为自己最终在全球取代资本主义准备条件。
(二)经济全球化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向全球化扩展,为社会主义力量的国际联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扩展至全球,使得阶级关系逐渐超越国界。这样就给国际社会主义力量实现新的联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1、有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普通劳动者的国际联合。为分享社会发展成果,他们团结起来,为进一步争取自己的利益而斗争。2、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无产阶级的联合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不平等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发展中国家的无产阶级将联合起来与发达国家进行斗争,争取国际民主,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3、有利于全世界劳动者的联合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形成。国际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剥削世界人民,必然引起全世界人民的一致反抗。国际垄断资本的发展孕育着一个全球剥削阶级即全球资产阶级,而全球资产阶级必然会造就一个与自己的对立阶级即全球无产阶级。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扩展,资本主义掘墓人的队伍不断壮大,素质不断提高。由于各国无产阶级政治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和无产阶级的觉醒意识增强,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有可能在适当的时候,通过多种途径掌握国家政权,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胜利。
(三)当代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建立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基础,而这些不能等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立以后再确定,而需要在资本主义现有成果的基础之上,借鉴其有益的经验,比如:当代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比较完善,可以予以借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的程度越来越高,社会化管理水平也越来越先进,各项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越来越健全,这些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文明,社会主义可以大胆借鉴这些经验,发展自己的制度文明,建立比资本主义更加优越的社会制度。
(四)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球两制”的关系
“一球两制”是对当今世界社会制度状况的简要描述。两种制度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将成为21世纪两者关系的主旋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性质上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两者之间的对立、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以经济利益为主导因素。能否在竞争中取胜,成为决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前途命运的大事。为了在竞争中取胜,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展开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但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改变两制关系的实质,只是改变了它的内容和形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历史上依次相继的两种社会形态。但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并不是直线性的。在整个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将长期并存,它们之间的关系表现出矛盾性、复杂性、曲折性和多变性的特点。但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并存性仅仅是它们之间相继性的过程形式。这种并存性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以及资本主义必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趋势。[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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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列部,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所与思想政治工作司.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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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郭伟伟.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及其历史发展总趋势的研究述评[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2):42~47
[5]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列部,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所与思想政治工作司.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98
[6]李其庆.经济全球化、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J].科学社会主义,2003(1):6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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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Arthur Lewis)在其论著《经济增长理论》中曾谈道:“决定经济增长(发展)的人类行为可分为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直接原因: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知识的增长和运用以及资本的积累,而决定这些直接原因的原因是观念和制度。”[1]10他将自然资源和人类行为视为经济增长的两大要素,并且尤其重视人类行为和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他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人类行为可以分为三类:节约行为(资本积累)、增进知识和运用、人均资本额和其他资本量的增加,这三类行为既相互区分又交错在一起,对经济增长所起作用的大小取决于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和观念环境中。将经济自身以外的因素,如观念、制度、意识形态,视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可以追溯到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韦伯将资本主义在西方产生和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概括为以理性主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精神”,开创了资本主义研究的另类视角。之后,美国社会人类学家里亚·格林菲尔德(LiahGreenfeld)在坚持韦伯基本假设的前提下,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进行了重新界定,探讨了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
有学者将资本主义研究分为三类:一种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的更替,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实质是生产力的发展,原因则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作用,以马克思为代表;一种是简单地认为资本主义就是从自然经济向金融经济发展的结果;一种是从经济范畴之外寻求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动因,以韦伯为主要代表人物[2]。我们可以将其简单地分为两种研究视角,即一种是把经济增长看作一般的经济现象,单纯地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另一种则不单单把经济增长的研究局限在经济学的范畴,同时将其视作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寻找资本主义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
首先,我们来看经济学是如何对经济增长进行分析的。一般而言,经济增长就是指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加的过程,是一般社会再生产动态过程的共性实质。就这一意义而言,自从有了人类的社会再生产活动,就有了经济增长的问题。事实也的确如此。我们可以在古希腊的文献中看到他们对于财富性质和来源的探讨,也可以看到他们对增加财富方法的讨论,这种分析的尝试正是基于经济增长问题最初的思想。对经济增长进行系统研究是伴随近代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开始的。亚当·斯密可谓是系统研究经济增长的第一人,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被人们认为是近代以来经济增长理论的先驱之作。国民财富的增长是他在这本书中讨论的中心问题。以此为中心,亚当·斯密分别分析了劳动、资本、土地、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据此得出了经济增长动态均衡过程的模式。他认为资本形成率、技术变革率和制度环境共同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其中前两个变量取决于制度和环境,所以亚当·斯密十分重视制度环境在促进国民财富增长上的积极作用[3]39-40。另外他也十分重视资本积累的决定作用,认为“要增加一国的财富,只有增加生产劳动者数目和提高劳动者的生产力”,无论是增加劳动者数目还是提高生产力都要资本投入[3]32。之后,大卫·李嘉图继承并发展了亚当·斯密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同亚当·斯密一样,大卫·李嘉图认为经济的增长就是社会财富的增加,并且都是对一个国家的社会总产品增长进行研究。他把增加国家财富的途径分为两类:“一是用更多的收入来维持生产性的劳动;一是不增加任何劳动量,而使等量劳动的生产效率增加。”[3]43即是说,李嘉图也是将经济增长的制约要素分为土地、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而社会经济制度则是经济增长的环境要素。与斯密不同的是,李嘉图关注的焦点从劳动(生产)转变为劳动过程中地租、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关系以及影响这些分配关系的外部要素,将经济增长分析带入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之中。在这个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是资本积累。
为了打破原先资产阶级经济学静态分析的传统,20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阿罗斯·熊彼特提出了“创新—模仿—适应”的动态分析模式,认为经济增长是这样一个动态发展的交替过程。在此之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和宏观调控论,可以说是对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研究的又一突破。尤其宏观调控理论是对亚当·斯密政府决策论的修正和深入发展,使其更加系统化,并且可操作性更高。正是在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基础之上,在20世纪30—50年代形成了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增长经济学,即是以经济增长为中心问题的关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动态发展的理论。①这一时期,西方经济学的中心议题是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如何在波动过程中实现增长,创建了一些著名的动态均衡模型。此外,不得不谈的是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在《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谈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时指出:“马克思主义者最接近于发展一种经济增长的重要理论”[4]20。在马克思的巨大理论体系中,政治经济学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此中,他认为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依靠的是扩大再生产,其途径有增加工资积累和提高生产效率两种。与之相适应经济增长可以分为外延和内足两种形式。在具体的增长过程中,马克思还区分了三大经济部类,认为经济增长的过程就是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在三大部类自由流通、动态均衡的过程。
20世纪60年代,经济增长研究迎来了转变——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转向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②这一转变也带来了原先经济增长理论基本假设的转变,就是不再把经济增长看作是简单的经济现象,即使经济学家也慢慢地认识到经济增长的社会效应。
其次,正如上面提到的,将经济增长看作复杂的社会现象,无论在其动因分析还是在效应分析上都会有较为不同的论述。虽然马克思和先前古典经济学家也多有谈到经济增长的双重性质,但是他们的分析总是没有脱离经济学的限制。如马克思也认识到经济增长不但是财富的增加,亦会引起复杂的社会效应:一是生产要素社会结合的深化,一些经济组织和技术的应用在生产过程中日益重要,二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带来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显然,这些社会效应是偏重于经济方面的。在动因方面,西方经济学偏重于认为资本积累和知识增加与应用是主要的动力,而在观念意识形态和制度方面寻求起源的首创者当属韦伯。韦伯以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法律、行政机构和理性主义为中间变量,阐述宗教伦理如何产生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制度的精神气质(Ethos),论证了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亲和关系(affinity)。之后,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争持续不断,争论的焦点在于观念和意识形态是否具有导致经济行为取向和动机转变的推动力。答案莫衷一是,反对者将之视作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物,认为是诉诸观念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否定了物质在技术因素的决定作用;也有赞成者认为观念意识形态才是经济增长期的根本原因。也有学者为韦伯辩解,认为韦伯著述之“目的是解释因活动而产生的社会态度的变化,而这些新型态度的本质,在当时存在的物质发展条件下与市场金融机构、技术、人口和农业产量现状相适应,使经济定位于发展并促使了对经济发展的界定,即发展合乎社会需要,从而赋予发展以价值并促进了发展的制度化。该论点丝毫也不意味着这些文化因素全盘促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或引发了除了一个要素以外的任何其他要素。”[5]14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体现了不同于马克思资本主义研究的另类视角,认为起源于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赋予了宗教伦理重要的经济内涵。里亚·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在《资本主义精神》中对资本主义精神作了新的界定。她在该书导论中提出:“试图回答的两个问题:一是现代经济出现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即如何解释现代经济区别于其他经济的持续性发展倾向?二是是什么因素使经济领域在现代意识,尤其是美国意识中占据了如此显赫的地位,以至于我们的文明事实上可以被称为‘经济文明’?”[5]1对此,格林菲尔德的观点是:“民族主义是导致经济活动一再趋向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经济领域在现代意识中所占据的前所未有的地位是美国社会动态活力的产物,因而也是具有特色的美国民族主义使然。”[5]1作为与韦伯观点的对比,我们暂且将第二个问题搁置,来关注二人在现代经济持续增长动因问题上的异同之处。
首先,二人在现代经济持续增长动因问题上的观点是具有相似点的。这一点后来者的格林菲尔德也并不否认。在《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他专门论述了有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观点及其引起的争论,认为自己“关于民族主义和现代经济的论点直接来源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前提”[5]26。格林菲尔德也并不否认“资本主义精神”的存在,仍然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现代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精神动因。另外,除了在对“资本主义精神”认同方面,在寻找经济增长动因的方式上,二人也具有相同性,即是在一个民族国家的观念意识形态中寻找根本动因。此外,格林菲尔德在其文章中一再强调“动因分析而非条件分析”的主张,也可以追溯到韦伯《宗教社会学论集》的研究方法,即是证明宗教伦理对一个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或促进或阻碍的作用。
其次,我们也可以看到二人在某些观点上的分歧,这也是主要的。其一,格林菲尔德与韦伯就经济增长动因分析根本的区别在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不同。韦伯“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是__的禁欲主义伦理观,实现由宗教伦理向经济伦理转变的关键是合理化和合法化;格林菲尔德则认为“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现代经济行为的定位——并成为现代经济出现的决定性因素。”[5]27,她反对将新教伦理视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甚至认为韦伯关于加尔文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关系的假说是错误的。她援引了荷兰的例子来阐述这一观点。荷兰是与英国一样信奉加尔文教的国家,在经济方面它更具有取得“现代经济体制下的持续增长的领先地位”的优势,结果却是英国实现了这一突破,原因即是“民族主义首先出现在英格兰”,“民族主义必然促进现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社会结构类型”[5]20,23-29。而且,论及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时,格林菲尔德将二者等同起来,认为资本主义就是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精神生来就是经济民族主义”[5]143。
其二,“资本主义精神”内涵不一致。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精神虽然是在新教伦理中产生的,但它的基本内涵是根植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行为之中的,无论是在国内的贸易还是国际的竞争之中。格林菲尔德因其将民族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故而资本主义精神也具有了民族主义本身所具有的场域性特点,即是“只有在纳入国际竞争领域的经济形态中,只有在愿意介入国际竞争的国家中,才能发现‘资本主义精神’”,正因为如此,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内源发展方面具有较小的解释力[5]629。但就资本主义精神与民族主义或是新教伦理的因果关系而言,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和经济增长有更强的相关关系。
其三,新教伦理和民族主义产生作用的层次不同。新教伦理产生的资本主义精神最终需要通过社会个体的内化发生作用,也正是社会个体的经济行为提供了资本主义产生的实践基础。韦伯最终把资本主义精神诉诸个体的社会行为之上;而格林菲尔德所说的民族主义发生作用的层面是集体,是超越个体意识的集体情感。正如她在书中所说的:“一般而言,‘资本主义精神’是民族主义国有的集体意识的经济表象”[5]628。
其四,我们可以将二人观点的不同还原到宗教伦理与民族主义的不同。宗教伦理最终转化成主导社会经济行为的经济伦理,是人们对待经济行为的基本态度,也是一种经济的观念,而民族主义是基于民族认同的情感,它所针对的对象不是经济,不可能转化为经济伦理来影响经济行为。前者的表现是观念和态度,后者的表现是排他的经济行为。此外,虽然他们都是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讨论限定在民族以内,但是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是内源式的,民族主义是对外而言的。这也许与二人对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理解不同有关,资本主义的发展应该是包括内源发展和外部扩张两个方面。
无论是新教伦理产生的资本主义精神还是民族主义产生的资本主义精神,在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现象,无论在起源还是在效应方面,任何形式的决定论都是片面的。韦伯并不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可以替代物质的因素,格林菲尔德也不否定宗教伦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动力作用。认识复杂事物,需要有多方的视角,多样的研究恰恰为我们正确认识事物提供了这样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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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它的形成是一个漫长而又复杂多变的过程,期间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包括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包括世界各国的参与和贡献。因此,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这一过程,首先是各国的经济联系和互相依赖日益加强,世界正成为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其次是各国间的国际经济协调机制趋于强化,经济的互补性逐渐增强;最后,这一过程还意味着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影响日趋加深,各国都不知不觉的融入世界市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以独立、主动和开放的姿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国通过政府优惠的经济发展政策,发挥劳动力充足和廉价、资源丰富而优质等优势竞争力,中国已经融入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巨大浪潮,并在其中发挥日益重要的重要。然而,在这个由发达国家的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处在不利的竞争地位的前提下,中国的企业如何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在维护国家和企业的正当利益下,如何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成为每个有经济头脑的人应该思索的问题。而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细胞,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选择正确的发展战略就显得尤为重要,也是国家政府和企业本身所要考虑的问题所在。
在当下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巨大背景下,企业必须通过提高自身生产力水平,提高企业的工作效率以实现降低成本,扩大收益的发展目标,切实提高自身科学技术水平,实行适应现代化营销战略,这样才能保证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竞争中获胜。
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应该采取不同的方式,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在国际竞争中游刃有余。
首先,针对垄断性国企如何走向国际化可以采取以下方式:
1.采取资本输出方式,通过收购国外相关企业,利用该企业在国外的影响力和市场份额,扩大企业在国外的影响力,提高竞争力。
2.采取人才国际化战略,吸引国外高级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并以此为基础,促进国内高级人才的培养和引入,实现良好的人才储备库,以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3.遵守国外相关法律法规,尤其是资源密集型企业,要注重环境保护,坚持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
4.进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在公司实现企业化经营的前提下参与国际市场分工,赚取利润,实现发展。
其次,针对历史悠久的中华知名企业,“走出去”之路同样与众不同
1.要充分发掘本企业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打造独特的企业文化,形成独特的文化底蕴,打造企业文化软实力,实现企业以独具魅力的中华特色文化吸引消费者,保证产品的独特属性和不可替代性。
2.在海外建立销售终端,以特有的中华特色产品和服务进一步开辟海外市场,扩大市场份额,占领该行业的海外市场,掘取竞争优势。
3.打造自主品牌,通过相关专利,提高科技实力,为古老的文化注入科技内涵,以适应现代市场的需求。
4.因地制宜开辟适应该地市场需求的高质量产品,实现中华传统文化与当地特色文化相结合,研究开发具有文化融合性的产品,实现产品创新。
最后,针对朝阳产业——科技密集型企业,尽快走出国门,走向国际市场显得尤为重要
1.开辟企业的核心技术,通过加大研发资金投入,吸引高素质人才,加强科技创新,以创新驱动发展,以发展反作用于创新。
2.加强生产的专业化,争取在某一个特定领域开拓市场,避免多而不精的现象发生,以专业化生产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降低成本,扩大收益。
3.通过强强联合的方式,在与国外企业的平等合作下,充分发挥廉价劳动力,政策支持等优势,通过争取高性比价的方式扩大国际市场。
对于把眼光放在海外市场的企业,要始终采取与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呼应的市场进入战略,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关注政治因素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国际局势复杂多变,国家关系多样化和复杂化,稳定的国际环境成为考验企业发展的巨大影响因素。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消费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尚有不足。作为有眼光的企业应该着眼于国内市场,激发国内消费市场的活动和创造力,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靠投资,出口和消费协调拉动转变。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即使是开辟国内市场也无法摆脱国际市场的影响,尤其在近几年国际市场复苏后劲不足的条件下,国内市场的开发对企业来说关乎生死存亡。要想在国内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应该将目光着眼于第三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环保型企业,摒弃只有眼前经济利益的夕阳产业;在复杂的市场竞争中要始终检出诚信经营,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树立企业软实力;充分利用政府对于新兴产业的优惠政策,减少内部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同时放眼以农村为代表的潜力市场,开辟农村市场,实现农产品与城市需求相对接的发展模式和潜力,重视企业的长远利益。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速度和规模明显扩大,在促进国际经济发展的同时,对我们这样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也是不小的挑战,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企业,要注重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在世界范围内发展企业的同时,要保持企业的民族性,不能损害到国家,人民和子孙后代的利益,以合理合法的竞争方式发展企业,以取得经济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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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经济带来机遇。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又给我国经济带来挑战。如今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和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发挥优势,规避风险,应对挑战,当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那就要求我们既要从实际出发,学习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先进经验,以开放带动改革,以改革促进发展;要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步伐,增强国际竞争能力。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策略;比较优势。
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态,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和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根据国际货币组织的定义,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信息广泛迅速的传播,使得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全球化是一个包含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社会生活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复杂过程。全球化的基础是经济全球化。推动全球化的动力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革命,这为全球化提供物质手段;二是生产关系和制度,资本为了获取更大、更多的利润,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和扩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发展,是要受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制约的。因此,分析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而研究新形势下中国经济的发展策略,离不开对经济全球化本质的把握。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拓展;经济全球化的未来本质是世界资本主义向世界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基础。对于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本质,从生产力角度看,在国际分工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从本国移动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使资本主义的资本、技术和管理遍及世界的各个角落,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在本质上表现为生产力的全球化发展。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的经济在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之后正在积极地走向世界。我们不断扩大开放,发展同世界各国的交往和联系,并通过这种开放的联系成功地促进了自己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应该说首先是利于我们,是我们能够有更多机会吸取国外经济及发展的好的经验和成果,引进和利用技术、资金等国际资源,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提升自己的素质。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的,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必然会面临种种压力和风险;我们将不得不面对实力差距很大的全球竞争,同时还要面对同发达国家所主导的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秩序,包括各种不公平乃至苛刻的条件和限制,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不利后果。
经济全球化的未来本质是世界资本主义向世界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基础,是资本主义解体的必经阶段和决定性过程,经济全球化以其创造丰富的优秀文明成果,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提供了前提条件。这就要求我们从总体上明确,我国对外开放的方针不能也不应有任何的动摇。邓小平同志曾一再强调指出:“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就必须继续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在全球化浪潮到来之际,我们决不能采取消极退缩的做法,而必须以积极进取的态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因此,在这里,我们的策略关注点也就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产业优化升级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信息网络化是当今全球化四大潮头之一,也是全球化形成的重要动力。全球体系得以形成的现代科学基础是微电子学的迅速发展以及由此而推动的信息工业的蓬勃兴起,微电子计算技术与现代通信技术相结合,特别是光导纤维通讯技术的运用,将使世界进入一个信息革命时代。
人口众多曾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第一劣势正转化为自身的比较优势:一方面劳动力资源丰富,可以带来劳动力低工资成本的长期优势;另一方面,人口众多,使中国长期维护巨大的潜在的市场需求。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要长期维持和发挥劳动力成本低下和市场潜力巨大的潜在比较优势,除了要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外,还要加快城市化建设步伐,加快教育体系调整和体制改革。
较长时间以来,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处于相对封闭和较为落后的状况。产品市场主要依托国内,也可称之为以国家为主体的自给自足经济。经济全球化必然打破我国经济的自我封闭,促使其融入世界经济大环境之中,其进出口贸易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同时,快速增长的国际贸易也给我国获得了由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的更大经济空间。
要尽快培育和造就一批拥有雄厚实力和强大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强势发展的中流砥柱。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有明显差距。在面向未来的国际竞争中,面对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必席卷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我们必须强化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以及知难而进的顽强斗志,积极创造竞争优势。应加速推进我国经济法制改革,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尽快建立和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和管理体系。
[1]张锋,肖维歌。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J].陕西农业科学,2003(5)。
[2]王东,丰子义,聂锦芳。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当代阐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周春明。经济全球化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4]徐鹏杰。经济全球化本质的辨证分析[J].集团经济研究,2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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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除了有赖于国内经济体制的转变外,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竞争的压力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浅谈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摘要: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经济带来机遇。它加速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有助于我国改革攻坚阶段棘手问题的解决;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同时它加速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又给我国经济带来挑战。它给我国国民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威胁,同时对我国经济管理职能和我国政治稳定提出了挑战。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这种趋势下,我国也必须在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进程、加强对外开放力度、提高民族创新能力和加速推进经济法制改革等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这样才能使我国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中国经济;策略。
全球化是一个包含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社会生活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复杂过程。全球化的基础是经济全球化。推动全球化的动力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革命,这为全球化提供物质手段;二是生产关系和制度,资本为了获取更大、更多的利润,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和扩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一、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经济带来的机遇。
经济全球化作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浪潮,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衡量经济全球化的利弊与得失,最关键的问题是要研究经济全球化给我国提供了哪些机遇,带来了哪些风险和挑战。综合起来说,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双重效应就是既有机遇又有挑战,搞好了会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搞不好则会遭到挫折和损害。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的经济在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之后正在积极地走向世界。我们不断扩大开放,发展同世界各国的交往和联系,并通过这种开放的联系成功地促进了自己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应该说首先是利于我们,是我们能够有更多机会吸取国外经济及发展的好的经验和成果,引进和利用技术、资金等国际资源,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提升自己的素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的,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必然会面临种种压力和风险;我们将不得不面对实力差距很大的全球竞争,同时还要面对同发达国家所主导的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秩序,包括各种不公平乃至苛刻的条件和限制,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不利后果。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能否抓住机遇,历来是关系革命和建设兴衰成败的大问题。过去我们抓住了重要历史机遇,也丧失过某些机遇。现在全党一定要高度自觉,牢牢抓住世纪之交的历史机遇,迈出新的步伐。”从80年代兴起的全球化浪潮为中国复兴带来了机遇,中国应抓住这次机遇,本着平等互利,互谅互让,求同存异,克服困难的原则,主动、健康有序地参与和融入全球经济大潮之中,自觉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迅速发展经济,摆脱贫穷落后状态,最终实现现代化。
(一)经济全球化加速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
我国底子薄,人口多,科技落后。这就决定了我国发展经济需要长期的艰苦奋斗。而关起门来搞建设只会越搞越穷。邓小平说:“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国要使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必须实行对外经济开放。事实上,在对外开放政策的作用下,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利用外资的质量显著提高,对外经贸的规模也不断扩大。
“八五”期间,我国共吸收外商投资1845亿美元,预计“九五”期间会达到2300亿美元。“八五”期间,货物满意额由2808亿美元,增加到3606亿美元。2000年突破了4000亿美元。
(二)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我国改革攻坚阶段棘手问题的解决。
改革既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又要与国际接轨,遵守国际规则和惯例。我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从解决原有经济体制僵化封闭的弊端入手的,经过放权让利、全面改革、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等几个阶段后,现在进入了解决棘手问题的攻坚阶段,如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积极探索和发展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改革政府管理机构、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积极推进粮食流通体制、住房制度、投融资体制、财税体制、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的改革。但是,应该看到,我国经济运行中的许多做法与国际规则和惯例有很大出入,达不到国际要求的水平,所以一些发达国家以此为借口对我国的贸易加以封锁和限制。参与经济全球化就要按世界市场经济的规则办事,遵守国际规则、惯例和标准,只有这样才能与世界各国发展正常的贸易关系,从国际规则的遵守中获得利益。因此,在改革的攻坚阶段,一定要解决改革中积攒下来的棘手问题。
另外,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外在压力,也会变成改革的内在动力,因为这种压力有助于我们实现政企分开,机构精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经济全球化对于深化改革,完成改革攻坚阶段的任务是个良好的机遇。
(三)经济全球化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较长时间以来,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处于相对封闭和较为落后的状况。产品市场主要依托国内,也可称之为以国家为主体的自给自足经济。经济全球化必然打破我国经济的自我封闭,促使其融入世界经济大环境之中,其进出口贸易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同时,快速增长的国际贸易也给我国获得了由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的更大经济空间。
我国应不失时机地实施对外开放和对内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尽可能多地分享经济全球化扩大的投资和商品市场。同时只要发达国家不为维护其自身利益而采取保护主义的强硬政策,不对贸易自由设置阻碍,只要能够建立起资本流动的合理规定──保护生产性投资,预防如投机之类的负面影响,那么,经济全球化完全有可能提高我国的经济效益。我国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除了有赖于国内经济体制的转变外,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竞争的压力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此外,在贸易保护的条件下,企业在国内市场上可以享受到许多来自政府政策上的优惠,实际上进行的是不平等竞争,使国内企业对提高自身素质缺乏紧迫感。加之我国原有经济体制的作用,企业的设立、经营和产出往往不根据市场的需要,盲目投资,重复建设,浪费严重,经营粗放,集约化程度不高。经济全球化要求各国相互开放市场,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这必然带来国外有竞争力的商品和服务大量涌入,从而对我国国内同类商品和服务行业带来冲击。为了把这种冲击减至最低程度,政府、行业和企业都要抓紧时间,做好充分准备,利用世贸组织允许的过渡期,实现结构优化和素质提高。
(四)经济全球化加速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能够学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搞市场经济,我们还缺乏经验,这就要通过对外开放,在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和接触中,考察和总结各国活生生的实践,使我们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世界上各种经济体制的优点和缺点,各种市场经济模式的利弊得失,从而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可以借鉴和选择的经验。80年代兴起的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体制基础是现代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从体制上讲,也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
现代市场经济与传统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不同,它在政府的作用、企业制度、市场规则、信用制度、贸易方式、国际协调等方面都实施了改造和创新,发展出了几种不同模式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今天,我们已经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等同于社会制度的思想束缚,认识到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我们应当向搞了几百年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和借鉴有用的知识和经验,汲取别国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但是我们不允许也没有必要从传统的市场经济开始,沿着西方资本主义老路慢慢地发展到现代文明、有序的市场经济。
此外,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提高国际地位,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等都有很大发展,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也在不断增强。但是,综合看来,中国并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
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虽然名列世界前八名,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属于发展中国家之列;中国对国际社会、世界问题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国际影响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在世界经济事务中,中国现在已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所以对国际经济事务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从而也不断地增加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发言权。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推进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建立,改变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
二、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
(一)经济全球化给我国民族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威胁。
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减少,贸易和投资不断自由化。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想在一国范围内保持我国经济的自给自足已经不可能了,我国的国民经济处于世界经济的普遍联系之中。我国的原材料、技术、劳动力和市场的供求状况都有国际因素的影响。我国对国民经济干预权的削弱正在成为普遍现象。同时,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这种冲击对一些产业来讲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据有关方面分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国产品和企业更多地进入我国市场,冲击我国汽车、制药、农业、电信、航空、计算机、金融等七个方面,同时将取消大部分非关税壁垒,形成严峻剧烈的竞争局面。
其中就汽车行业而言,汽车工业是受冲击最大的产业之一,主要表现在:
第一,面临缺乏规模经济的冲击。汽车工业具有典型的规模经济特征,只有规模上去了,价格才能降下来。而我国1998年全国汽车产量是163万辆,轿车是50.71万辆,只相当于外国一家汽车制造厂的产量,甚至只相当于外国汽车制造厂一条流水线的产量。
第二,面临全球汽车生产能力过剩的冲击。目前全球汽车生产能力过剩2000万辆,通用、福特、大众、丰田等几大生产巨头纷纷加大开拓海外市场的力度,中国目前200人拥有一辆汽车,显然是一个潜在的汽车大市场,必然会受到外商的青睐并尽最大可能挤入中国市场,这无疑会对我国汽车工业产生严重的冲击和威胁。
第三,面临关税逐步下降的冲击。目前我国汽车平均关税为80%~100%,尽管正式文件尚未面世,但关税降低20%是起码的,这意味着关税降低后的进口汽车的竞争优势更加明显。此外,汽车工业自主开发能力弱、劳动生产率低下、缺乏竞争优势等都使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面临巨大的压力。虽然中国的轿车工业可以作为幼稚产业进行保护,但保护的时间也只有五年左右,充其量十年。那些规模小、成本高、技术水平落后的企业将难以生存。汽车工业进入大规模资产重组将是大势所趋。
(二)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管理职能提出了挑战。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经济的互相依赖空前加强,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部失衡都会反映为外部失衡,进而很快影响到与其有紧密联系的国家,最后极有可能世界各国陷入失衡和危机的境地。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有个最好的例证。这就要求我国务必提高经济管理智能,防范经济波动和金融风险的发生。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货币政策、较为灵活的汇率安排是减轻失衡和外部冲击的有效手段。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管理职能的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国际经济组织的挑战,一是跨国公司的挑战。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面对诸多的贸易、投资等问题,哪个国家也无力单独解决,不得不求助于国际组织。这就使国际经济组织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同时也意味着原来主权国家部分经济管理权利的消失或转变。
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权利和义务的平衡显得至关重要。否则,国家的经济主权就会受到威胁。跨国公司对我国政策和措施有一种本能的抵抗和规避,它们经常钻法律和政策的空子,大搞投机活动。因此,经济全球化使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受到国际因素的限制和制约,使其作用的发挥要困难得多。我国要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对国家经济管理职能转变的要求,及时加以调整。否则,就会殃及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
(三)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政治的稳定带来的挑战。
政治稳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政治稳定的威胁和挑战加大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为西方的干预主义提供了很多的借口。美国一直奉行干预主义。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美国更以各国利益的相互依存为借口,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子干涉别国内政。美国的一些政客和学者宣称,在冷战后的世界里,国家内政与国际问题之间的区别一直在减少,推广民主、对付动荡及非人道主义、建立集体安全是美国对外政策目标的三项内容。美国必须帮助那些“没有能力保护本国少数民族、种族和宗教的政府”履行其职责。北约就是以民族问题为借口,对南斯拉夫动武的。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许多民族和宗教问题,还有诸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等需要处理,如果解决方法失当,就有可能成为西方干涉我国内政的借口。
2.为西方的经济政治化倾向提供了方便。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集团出于对抗的需要,为了笼络住盟友,将政治问题经济化,竞相对集团内部的成员实施经济援助。如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给欧洲和日本进行大量的援助和贷款,帮助它们恢复和发展经济。苏联也用同样的办法使一些东欧国家与它靠近。冷战结束后,以经济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加剧,经济成为最大的政治。
发展中国家把经济的发展作为政治成功的标准,发达国家把经济问题政治化,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比如,西方国家为了制止波黑战乱,通过安理会对南斯拉夫实施经济禁运;为了消除伊拉克的军事和政治威胁,迟迟不解除对伊的经济制裁。在与中国的关系上,多年来西方更是把经济问题政治化,压迫中国就范。1989年中国发生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了经济制裁。在中国“复关”和“入世”问题上,西方更是漫天要价,把单纯的贸易问题变成了一个深刻的政治、经济和外交问题,使这一谈判持续了十多年。
美国国会把中国正常贸易关系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每年审议一次,就是要把美国的人权观念强加到中国人民的头上。西方一些怀有“西化”和“分化”图谋的人用经济手段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中国在这方面必须高度警惕。
此外,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提出了挑战。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的传播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具有全球性。西方文化日益明显地呈现出一种霸权化的趋向。西方意识形态正有计划有步骤的侵入我国,一些有害的文化价值观念也随着经济交往的频繁愈来愈多地被输入我国。这些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念极其严重地动摇着中国人传统的思想价值观念。如,在理论的层次上,他们宣传“人权高于主权”、“经济自由化”、“政治多元化”等等,抵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大众文化层次上,他们把色情、暴力等文化垃圾通过各种手段传播进来,消除人们的意志;在民族宗教问题上,他们给分裂主义分子以国际活动空间,授予其“和平”奖章,提供先进武器,支持其分裂活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反渗透不仅不会消失,反而会在各种领域和渠道上表现和展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将始终受到来自西方的威胁和挑战。
三、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我国经济的发展策略。
应从总体上明确,我国对外开放的方针不能也不应有任何的动摇。邓小平同志曾一再强调指出:“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就必须继续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在全球化浪潮到来之际,我们决不能采取消极退缩的做法,而必须以积极进取的态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因此,在这里,我们的策略关注点也就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公务员之家
(一)大力推进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进程。
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产业优化升级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信息网络化是当今全球化四大潮头之一,也是全球化形成的重要动力。全球体系得以形成的现代科学基础是微电子学的迅速发展以及由此而推动的信息工业的蓬勃兴起,微电子计算技术与现代通信技术相结合,特别是光导纤维通讯技术的运用,将使世界进入一个信息革命时代。
今天,以无线电话、电视、电脑、人造卫星等现代信息手段为主体的传播网络,已使全球结合成一个紧密的信息整体。这种信息传播、处理的共时性,不仅推动了整个人类社会的通讯化、计算机化和自动控制化的进程,而且也大大缩短了现实生活中的时间和空间距离,使人类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活动范围和创造能力。根据有关资料,全球互联网的用户每年以高达162%的年增长率递增,几乎可以说已在全球普及。如今,国际互联网络已扩大到155个国家和地区,它使几万亿美元的贸易、投资和金融业务片刻之间就能在国际间完成,这不仅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而且加速了经济全球化高潮的到来。正是因为信息化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我国在“十五”计划中将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作为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并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事实上,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进程,也是我们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的重要对策。我们必须以积极、务实和奋进的态度,把握信息网络技术发展和信息化给我国带来的难得机遇。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了深刻影响,也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人类文明进程以及世界各国竞相发展的态势,已不允许我们再次与机遇失之交臂。我们必须正视挑战,形成共识,整合力量,统一行动,努力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我们别无选择,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与未来的重大抉择。
(二)加强我国对外开放力度和快速融入国际市场。
经济全球化使我国对外开放的体制环境发生变化,我国的对外开放由政策性开放变为体制性开放。市场经济体制是全球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是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基础,市场经济规则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各国必须遵守的规则。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使资本、技术、人才、市场等资源的配置和重新配置变得越来越快,对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的影响深刻而频繁。适时开放市场,只有市场开放了,才能成为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市场不能马上无条件地全面开放,而是要有条件、有步骤地在适应自身发展水平的情况下开放,这样才能产生对贸易双方都有利的效益。同时必须遵守国际贸易规则,因为市场经济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法制经济,所以中国必须遵守规则并参与规则的制定。还须发展资本市场。任何一个想要让企业家大展宏图的国家,都必须发展其资本市场。
但中国虽然拥有高储蓄率,却只有很小一部分流进了私人企业,流入高科技公司的储蓄更是少之又少。在这方面,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竞争力还处在劣势,因此在准入领域和准入时间上一定要与国家的长远发展相适应。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中国企业是做了很大贡献的。努力搞好国计民生的国有大型企业,采取积极有效措施解决国有企业机制转化和结构调整中暴露出来的棘手问题,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我们要把中国企业的实践经验认真地进行案例研究,上升到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实践,专家学者要深入到企业里,总结中国企业的经验,然后上升到理论。
这些应是逐步进入国际市场应具有的条件。
(三)努力提高民族创新能力和加速推进我国经济法制改革。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有明显差距。在面向未来的国际竞争中,面对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必席卷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我们必须强化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以及知难而进的顽强斗志,积极创造竞争优势。应加速推进我国经济法制改革,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尽快建立和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和管理体系。
同时,我国还应积极参加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包括贸易依存度和投资开放度,提高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为微观经济主体进入国际市场创造宏观环境。拥有标准占领技术高点,现在我们造成财富差距主要的原因是知识差距,就是由于我们现在没有自主创新和自己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东西少,技术依存度有50%是依靠我们自己国家,50%依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知识包括标准、品牌,也包括技术、专利等等,这些东西的价值是很难用实物跟它比较的。比如说标准,谁拥有了标准,谁就可以说占领了技术的高点。
因此,在提高国民科技文化素质方面,我们必须实行社会塑造与自我强化双管齐下,使我国最丰富的人力资源得到真正的开发;在提高民族创新能力方面,我们必须着力于创造知识的创新和应用知识的创新两个层面,真正激发蕴藏在我国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创造潜能,使创新成为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成为我国兴旺发达和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与此同时,我国应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建设法制国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胜利和成功的根本保证。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几年来,我们在健全民主制度、加强法制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但建设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是一项长期任务,根本的还必须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入手,建立实行民主和法治所必要的、行之有效的机制、规则和形式。我们应该努力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不断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使它在二十一世纪展现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从总体上看,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应注意将以下两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我们固然要借助于全球化而更好地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尽可能地吸收国外的先进成果,力求实现某种程度的“跨越式”的发展;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急于求成,要在增强经济发展的坚韧性上下功夫,要认识到我们得要面对的压力和冲击力会是很大的,只有依靠坚韧的努力,才能站稳脚跟,才能以此为基础而寻求发展,寻求“跨越”。这两个方面应该是一致的和统一的。
21世纪,国际竞争和综合国力的较量将会更加激烈,与国际相比,我国的经济实力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我国的国际竞争力还很脆弱;在信息技术领域,我国的优势有限,信息化整体水平还很低;在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方面,我国也存在着巨大差距。因此,我们必须立足现实,正视差距,直面困难,增强紧迫感和忧患意识,从差距和困难中找到发展的潜力、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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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对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战略》
摘要:全球化是对今天国际体系的写照,以全球生产体系、贸易体系和金融体系为依托的经济全球化将世界紧紧的联系为一个整体。本文的思维将集中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应对战略,以对社会思维形成共鸣。
关键词:全球化 生产体系 贸易体系 金融体系
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仍然盛行现实主义的逻辑,各个国家行为体要积极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中国自然亦当如此。
一、政治战略
中国已经是世界重要的经济大国,目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位。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就是世界上主要的政治大国。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广阔的疆域,丰富的资源等等,这些都是中国成为世界政治大国的资本积累。同时,中国是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在苏东剧变,两德统一,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的红色政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一心一意抓生产,搞建设,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堪称引领社会主义的一面旗帜。并且,中国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中拥有重大的影响和话语权。因此,作为
如此重要的政治大国,其所采取的政治战略要十分慎重。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政治战略要着眼于时代背景,要着眼于中国实际,要即顾及世界稳定与繁荣又关切中国主权。“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扩张并处于主导地位,并且世界经济的信息化,市场化以及自由化将世界牢牢地整合为一个整体。各个类型和层次的行为体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利益合成为一体。这样,用战争与革命的思维来看待今天相互依存的世界已经不符合时宜。经济的相互依存要求世界的和平。只有和平的处理各类事务才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为世界各个类型和层次的行为体谋得共同的福利。着眼于“和平”这个时代的主题,中国的对外政治战略要以维护世界局势的和解和世界的平等互利,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作为自身的立足点。这也是今天我们一些对外实践理论依据。对外“和平”的政治战略集中表现在我们的“和平崛起”战略上来。我国对国外经济技术援助不掺加任何别的特殊条件也是推动和平外交战略的重要表现。“发展”是另一个时代主题。发展不仅涉及发达国家而且涉及发展中国家,并即有自身的发展也有国际社会共同的发展。中国的发展战略即要能够促进中国的发展也要有利于世界的共同进步。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能够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维持经济的长期快速稳定发展,从而解决13亿人口的吃饭就业以及生产生活问题本身就是对世界发展的一大贡献。中国在保持自身发展的同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世界其他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繁荣与稳定带来帮助是对世界大发展的贡献。
二、经济战略
经济因素处于社会各个因素的基础地位,一切政治、人文等因素都是建立在经济因素之上的上层建筑。正是经济因素的重要地位,制定好一个国际的经济战略对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国家的经济战略要从国内国外两个层面考虑。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辽阔疆土和丰富的资源以及最大的内部市场。同时,中国又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底子薄负担重。考虑中国的应对经济全球化的经济战略需要从中国国情出发。
首先,要继续积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开创了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建设步伐,成功的自计划经济体制向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并取得了一些成就。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显著增强,价格机制的主导性机制地位显著;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局面;宏观调控体制初步建成,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已经基本形成。
实践证明,中国至今所取得经济建设成就及社会发展所处于的状态是与中国所采取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分不开的,而这些体制的改革是与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分不开的;伴随着中国今后更加深入的参与经济全球化,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必将得到完善和发展,更加符合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途径,也将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创造更为重要的制度基础和保证。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与中国的经济全球化参与程度相辅相成发展。中国要想进一步的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并在新的国际机制中把握好方向就要积极推进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其次,要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制度的制定者,而不是经济全球化的反叛者。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世界发展的总的趋势,是国家行为体无法拒之门外的客观潮流。经济全球化得主要表现世界经济的信息化、市场化、自由化是全球经济的集中写照。科技革命特别是近些年来的信息革命极大的加快了全球信息的整合,世界真的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信息技术加快了知识经济资源在全球的快速传播;世界经济的市场化以及世界各个国家市场的一体化将“市场”这一个无形的手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应用于世界的各个角落;正是世界经济的信息化和市场化令世界经济自由化成为现实。实践证明,谁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赢得先机,率先在科技革命以及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时刻把握好了自身命运,推动了自身的科技信息化和经济市场化,谁就可以在经济全球化中处于主导地位,为自身赢得主动,令自身收益。
《浅议经济全球化》
摘要:随着国际分工深化,各个国家都不同程度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对于经济全球化的理解应当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结合的角度,综合考虑政治、文化等因素的作用,将经济全球化看做客观发展的过程。经济全球化的特征主要体现为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中国应当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加速经济体制改革,充分利用两个市场的资源;发挥企业力量,提高企业法律意识;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加强社会主义政治和文化建设。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发展策略;社会主义
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国家间的经济往来日益密切,国家的经济发展早已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而是各国间形成荣损相依的经济网络。一个国家不了解经济全球化、不适应经济全球化,就意味着经济上的出局,甚至政治上的淘汰。对于中国来说,应当把握机遇,积极应对挑战,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
一、经济全球化的概念
到目前为止,经济全球化还没有统一的定义,这主要是由于历史背景、文化传统以及阶级立场等差异造成的。关于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应掌握以下几点:
1.应当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结合的方式定义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谈及经济全球化时,如果只强调生产力的作用,经济全球化就只呈现出客观发展的趋势,只是标记着贸易额、外汇储备量、GDP等数字化的全球化。但事实上,经济全球化也同时受到各国意志的影响,是各国家根据自身利益相互博弈的结果。忽略了生产关系对经济全球化的作用,就只会看到经济全球化的一片繁荣,看不到强国对弱国的不公待遇。相反,如果只强调生产关系的作用,将全球化等同于西方化或美国化,就会忽视了经济全球化的客观性,导致对经济全球化的排斥和抵触。因此,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结合起来正视经济全球化。
2.应当将经济全球化理解为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经济全球化不是自始就存在,而是伴随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而兴起。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和发展,“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 在普遍交往、相互依赖的基础上,世界性的交往代替了国家内部的交往,世界相互依存的经济状态代替了民族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自然经济状态。
3.应当注意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关系
在谈及经济全球化时,时常将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等同,甚至将经济一体化的趋势类推到政治和文化方面,但各个国家由于历史传统以及政治主权等因素的制约,是不可能形成政治一体化或文化一体化。所以,经济全球化的定义不可能取代全球化,也不能强硬涵盖到政治和文化上,但要承认经济、政治和文化几个要素间的相互影响。
综上所述,经济全球化的含义是指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在国家间政治、文化等因素综合作用下所体现的各国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经济一体化发展过程。
二、经济全球化的特征
1.贸易全球化
贸易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通过国际贸易,各国间的商品、技术、服务等得以交换和交流。国际贸易是各国间实现经济交往、经济分工和经济合作的基本手段。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发展势头强劲,贸易全进程获得快速发展,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世界贸易依存度超过了20%,21世纪以来更是接近25%。对外贸易已经成为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和运行的重要因素。
除了世界贸易额增长、各国贸易依存度增强外,当今的国际贸易的格局也在发生着变化。电子商务及网络采购在国际贸易中成为主要方式,非实物的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日益增大。
2.生产全球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产全球化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形态。生产全球化包括直接生产过程的全球化和生产要素的全球化。直接生产过程全球化是衡量生产全球化深度的重要指标,它不仅使世界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真正成为全球性的,而且使各国的直接生产过程成为世界直接生产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形成统一的全球生产组织体系和一体化的再生产循环系统。正是以直接生产过程全球化为中心的全球生产组织体系和再生产循环体系的形成,使世界经济成为一个市场经济、资本经济、知识经济三位一体的全球综合集成经济系统 [2]。
3.金融全球化
在国际贸易大发展、国际生产广泛推行的同时,金融全球化的势头更加迅猛。国际金融流量巨大,远远超过国际贸易额。据统计,现在国际金融市场一天的流量是6万亿美元,每天仅外汇市场的平均交易额就达2万亿美元。如果说生产和贸易是建立在有形资产和现实价值基础上,国际金融则更像是在虚拟世界里所进行的数字游戏,在伴有巨大诱惑力的同时也带有风险性和投机性。
随着各国放松金融机制监管,“国内金融”和“国际金融”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各国的金融市场联系日益紧密,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
三、经济全球化利弊分析及中国发展策略
1.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我国融入当今经济全球化浪潮与我国改革开放进程是一致的,是逐步开放、逐步走出国门的过程。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许多发展机遇。
(1)大量外资的注入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发展。随着中国逐渐融入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登陆中国,国际品牌的连锁经营店随处可见。外资的注入不仅解决了国内资金短缺的问题,也给中国营造了一个竞争市场;不仅繁荣了国内经济,同时也给中国的百姓带来了实惠。
(2)劳动力的大量输出奠定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而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还不能很好解决就业问题。通过外商在中国建厂以及国外招工,有效解决了我国就业问题,缓解人口众多带来的社会问题,把中国也打造了一个面向国际的世界工厂。
(3)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帮助提升国内整体生产力水平。通过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生产技术,缩短了国内研发时间,在较短时间内就能实现技术领先,从而整体提升国内生产力水平。许多跨国公司已经开始不再将中国定位于生产基地,而是定位为技术研发基地。我国也有许多自主研发的品牌在国际领域享有知名度。
(4)带动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企业创新战略的推行。由于我国将外资主要集中于第二和第三产业,特别是外资把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贸易企业当作投资获利的“领头羊”,因而缩短了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时间,降低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成本,推动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携先进技术、雄厚资金、管理经验和高级人才落户中国,也有助于中国企业进行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并提升自身的国际竟争力[3]。
2.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挑战
(1)因服从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的规则,导致部分经济主权让渡。中国加入WTO后,必须遵从统一的国际贸易规则,履行双边或多边条约的规定,这就意味着国家经济主权的部分让渡。
(2)跨国公司的强势导致民族经济受到威胁。融入经济全球化就意味着消除贸易壁垒,允许国外企业在本土经营,这带来的后果就是掌握雄厚资金和先进技术的跨国公司将构成民族企业的有力竞争对手,一大部分民族企业一旦失去竞争力将面临被兼并或破产。
(3)发达国家主导经济全球化导致发展中国家边缘化。目前的经济全球化还主要是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主导,他们不但形成经济集团,还控制许多国际经济组织,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以及经济摩擦的裁决上都有严重利益倾向,这就导致国际社会两级分化趋势日趋严重、发展中国家面临边缘化等问题。
(4)经济全球化导致国内政治主权受到干涉,价值文化受到冲击。经济全球化提倡经济自由化、经济一体化,发达国家妄图将经济上的自由化和一体化思想也贯彻到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常以人权高于主权为借口,干涉我国内政,影响我国政治稳定。同时,西方国家也寄希望以西方各种思潮和价值观念冲击我国传统文化,达到扰乱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
3.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应采取的策略
经济全球化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是有利有弊,关键在于要认清利弊关系,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趋利避害,从而有效推动本国的现代化建设。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应做到以下几点:
(1)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尽管还会受到许多不公正待遇,贸易条件也时常显失公平,但仍然要意识到经济全球化是客观的历史过程,融入经济全球化是必然的历史选择。经济全球化本身是中性的,是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造成两级分化,发展中国家边缘化,因此,必须始终坚定地融入经济全球化,只有融入其中才有可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形成经济联盟,共同抵抗发达国家的经济霸权。我国应当积极加入区域性经济组织,尤其是要与亚洲国家建立良好的经济合作关系,其次应当充分发挥在国际领域的影响力,充分行使权利,敢于提倡自己的主张,对于不公正的待遇应当充分利用国际组织以及国际条约,通过协商、调节乃至法律诉讼解决问题。
(2)加速经济体制改革,充分利用两个市场的资源。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兼容的问题。尽管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已经促使政府逐步放宽经济管制,但与国际市场的统一要求还有差距。我国应当加速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营造健康有序的投资环境和竞争环境,在扶持民族产业的同时,也要充分发挥市场的无形作用,有效协调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融合的过程中,应当发挥两个市场的优势,合理调配市场资源,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以建立充满活力的国内市场为主,不断拓展国际市场,提高国际市场对我国经济的依存度。
(3)发挥企业力量,提高企业法律意识。应努力提高国有及民营企业自身的经营能力,改进技术和管理,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不断树立打入国际市场的企业名牌。融入经济全球化不但意味着要引进国外投资,吸引国外企业到中国建厂,而且意味着中国也应努力走出去,发展更多数量的跨国公司,从劳务输出转向产品输出,让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主动地位。从而借助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努力摆脱加工初级产品的市场定位,转向技术研发、开创自主品牌。除了提高企业自身经济实力外,政府也应加强宣传,帮助企业熟悉国际规则及法律救济措施,提高国内企业整体的法律意识。在面对反倾销及反补贴案件时,政府能够为企业提供必要的法律服务,帮助企业联合起来共同主张权利。
(4)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加强社会主义政治和文化建设。鉴于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政治和文化的影响,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应当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要兼顾政治稳定和文化传承。中国的最高利益是稳定,要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改革是发展的必由之路,发展是改革的目标,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始终维护政治主权,强调全球政治的开放性、平等性和民主性,反对自我中心的封闭保守性,反对借全球化之名的沙文主义政治侵略,建设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在文化上要构建以民族凝聚力为核心的现代文化体系,构建一个兼容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体系,确立共性和个性兼容的文化发展方向,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创新机制。
一、对国际经济法原则的五大影响
经济全球化不断推动市场一体化进程,各国在得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益处的同时,也在承受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随着国内市场国际化趋势的加快,贸易摩擦日益增多。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相互依赖程度日益提高,各种利益与矛盾交集,作为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际经济法必然要随之加以调整。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经济法原则的影响(1)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际经济法原则日趋统一
经济全球化导致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跨国经济交易大量增加。为了降低交易风险,保障预期利益,就需要为跨国交易设立能被交易各方普遍接受的规则。同时,随着国内市场国际化的趋势不断增强,各国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市场一体化必然要求市场规则的统一;市场规则的统一又使市场的统一成为可能。国际经济法原则统一主要通过四种方式进行:一是国际公约,二是国际惯例,三是各国法律,主要是各国经济法、商法方面的趋同化,四是通过各种跨国交流平台,如国际会议等开展学术交流,通过教学等方式来促进各国法学界观念的逐渐接近。其中,世界贸易组织的34个协议则是最具影响力、成员最多的国际公约,而且其基本原则都是为了实现世界贸易自由化。因此,人们常说世界贸易组织(WTO)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进器和象征。
国际经济法原则统一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一是处理各种国际经贸关系的国际公约的数量日益增多、作用不断增强。在这方面,以WTO为代表的各类经贸国际公约和国际协定是效果最为显著的实体法统一化的突出范例。二是作为相关国际经济法(特别是国际商法)主要法律渊源的现存条约或公约的参加国的数目大幅增加。三是商法惯例日趋统一。近几十年来,国际商会主持修订了各种商事惯例,它们将商业实践中形成的习惯做法确定为统一的商事惯例,以便利跨国交易的开展。四是各国规制市场的经济立法、商事立法出现趋同现象。五是调整跨国交易关系的国际统一规则迅速发展。最初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只涉及国际货物贸易的政府管理问题,而且主要是规定关税问题。但在随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总协定条约体系所涉及的领域不断扩大,至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已从国际货物贸易扩展到国际服务贸易、国际投资、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在贸易管理措施方面已具体到反倾销、反补贴、政府采购、海关估价等各个领域。同时,WTO新一轮多边谈判还将更多地涉及环境保护、劳工标准和竞争政策等议题,从而可能导致上述领域内新的国际统一规范的形成。
(二)对各国国内法影响日益加深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各国在普遍选择实行经济对外开放发展战略的同时,对内也进行了市场化改革,以市场经济作为国内经济运作的基础,从而推动作为国际经济法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尤其是有关涉外经济法律之间的差异性进一步缩小。随着WTO、欧盟等国际公约或组织的影响越来越大,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不断加快,加入或准备加入的国家或地区越来越多,各缔约方及申请加入方必然要依据有关公约或协定等对国内法做出相应的调整。例如,我国在加入WTO前后对国内经济法做了大量修订及完善工作,以便同WTO规则相一致。又如,包括经济法在内的欧盟各成员国的法律制度必须与欧委会确立的相关法律原则一致,各成员国应将欧委会立法贯彻到其国内法之中。因此,国际经济法律规则也就越来越具有普遍适用性和权威性。
(三)非政府组织对国际经济立法作用加大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国际经济立法的主体日渐呈现多元化的趋势。除了传统的主权国家、国际组织之外,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经济法制定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著名欧盟法专家施奈德教授将这一趋势视为国际经济法等国际立法的一个新动向。施耐德等专家学者认为,至少有三类非政府组织对国际经济立法的影响值得关注。一是跨国公司。为实施全球经济扩张战略,跨国公司为其全球生产、销售、管理等各个环节制定了统一的内部规则和标准,这些规则和标准包括产品质量标准、操作流程、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员工守则以及标准合同等,这些统一的规则和标准对一些技术性较强的国际经济法的立法及其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如1980年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和1994年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等。二是在跨国公司推动下成立的非政府组织。如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会计标准化委员会(IASO)等。其中,IASO目前已在世界112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153个专业会计机构,其主要工作就是制定国际会计标准和准则。尽管IASO标准在法律上并不具有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但实际上已成为所谓的国际“公认会计原则”(GAAP),如果公司财务报表与之不符,那么其在全球的股票发行和筹资行为就会遇到困难。三是一些公益性的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的有力推动下,多国公司迅速行动,建立了为保护国际生态环境服务的网络组织。其中最知名的就是国际社会环保鉴定和标签联盟,它包含了七个国际环境网络,其制定的认证和签证规则已成为被广泛接受的国际标准。虽然上述非政府组织制定的行业标准和行为准则原则上不应具有法律约束力,但由于被许多国家的企业和律师所熟悉并广泛采用,因此事实上在全球通行,对跨国公司的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
(四)贸易方式及经营业态创新带来新挑战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推动了生产、经营和管理理念和方式的创新,并为其提供相应的基础和手段。电子商务、互联网等新交易方式和手段不断涌现并快速发展,这些从洽谈、签约、交货到付款等各环节均依托电信网络进行的无纸贸易方式是对传统贸易方式的一场革命,必然会带来新的法律问题。对于涉及电子合同的订立与履行、电子货币与网上支付、税收征管、知识产权保护等环节的一系列法律问题,各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和有关的国际条约均缺乏相应的调整手段和规范措施。因此这种新型的经济活动在改变传统的生产、销售和经营管理模式的同时,也对现行的适应于传统商业交易活动方式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带来了严重的挑战和冲击。
(五)与其他领域立法互动趋势加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在国际经济法律制度逐步整合的同时,与经济活动相关的环境、外交、卫生、社会等领域的法律制度同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联系也日趋紧密,互动影响不断加深。从当前我国立法的情况看,涉及环保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和《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条例》、涉及医药卫生的《食品安全法》和《药品管理法》、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中小企业促进法》、保护知识产权的《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在立法及修订完善过程中,国务院都要求这些法律法规必须同我国《外贸法》及WTO规则相衔接。从国际经济立法的情况看,虽然反倾销、补贴和反补贴、保障措施、原产地规则、技术壁垒、检验和检疫措施、海关估价、知识产权保护等协定本身所调整的对象各不相同,但由于它们都与国际贸易密切相关,所以均被纳入WTO多边贸易法律规则,它们互相影响和联系,成为一个国际贸易法整体,大大促进了国际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
二、高起点构建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国际经济法原则日趋统一,出现大量的统一规则,且其调整的力度和范围不断增强和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国家主权。同时,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完全适应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冲击。因此,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经济立法工作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也为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和空间,有利于我国学习其他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制度安排,高起点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一)高度重视构建系统完备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使得经济领域中的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内竞争国际化,这就要求中国法律的发展也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为更好地应对人世及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我国应加强对国际经济法的研究,从国情出发,加强国际经济法与国内经济法、民商法的相互贯通和联结,使我国的法制建设与国际法紧密结合,真正建立起全球意识和国际化观念,为我国对外贸易和经济社会的高效、可持续发展提供法律支撑。人世以来,我国已先后完成了《商业银行法》、《外贸法》、《证券法》、《公司法》、《个人所得税法》等法律的修订,制订并公布了《企业所得税法》、《物权法》、《劳动合同法》、《反垄断法》、《保险法》等法律,《电信法》正在加紧制订过程中。此外,对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方面的《著作权法》、《商标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商标法实施细则》、《专利法》等法律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并将原《专利法实施细则》修订为《专利法实施条例》。在看到立法工作不断取得成效的同时,也要看到我国法律体系还很不完善,不适应经济全球化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尤其是服务贸易领域的立法比较薄弱和滞后。既没有专门的服务贸易法,而且服务领域的单行法规也不完善。随着服务贸易国际化不断深入,加快服务贸易领域的立法工作,建立健全服务贸易法律体系是我国经济法制建设中的一项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同时,为维护国内经济和产业安全及可持续发展,应进一步完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法律体系,并尽快制订规范电子商务等新型交易方式及业态的法律法规。
(二)灵活衔接、遵守、运用国际惯例及国际法原则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履行人世承诺以及其他加入的国际公约、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或自贸协定,遵守有关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原则。另一方面,应顺应全球化推动的国际法原则趋同的潮流,按照WTO规则和我国参加的其他国际公约或协定的要求,继续梳理我国现行的有关经济法律制度,在国内立法、司法、执法过程中注重司法公正、透明度、国民待遇、非歧视、市场准入等原则的适用,使国内立法、司法及执法制度与有关国际规则相衔接。同时,要积极研究和运用国际规则,把履行国际义务与中国的经济发展相结合,充分利用多边规则维护我国的经济权益,包括注重对其中例外原则的运用等,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为我国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等经济活动保驾护航。
(三)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法规则制订
在国际法、国际条约及国际惯例的制订过程中,由于各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政治经济实力存在较大差异,在国际条约的谈判及规则制订过程中拥有不同的话语权,往往出现大国、强国利益优先的现象。当今世界南北冲突日趋激烈、贫富差距不断加剧,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站在民族发展的高度重视国际规则的制订,增强各类国际经济组织的参与权和话语权,使国际法最大限度地反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更有效地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因此,要更加重视对现行国际经济法规则的深入研究,进一步加强相关人力资源建设,培养一大批精通国际法和国际谈判的高素质人才。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要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积极合作,在国际规则的制订和完善中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使国际规则能更好地为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以及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经济全球化自21世纪代以来发展迅猛,表现为生产、市场贸易及金融等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经济全球化是社会斌予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一次契机, 我们要抓住这一契机,积极制定应策略略, 实现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经济全球化 机遇 经济
一、经济全球化的含义及表现
经济全球化自二战后蓬勃兴起,又叫世界经济国际化,是指世界各国经济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环节的全球趋同化趋势。
经济全球化的表现有:
1.生产的全球化: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需要,它不仅为了满足本国的人民,而且也为满足全球人们;经济全球化使得生产过程的分工与协作在国际空间中进行更加频繁,以便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2.市场贸易全球化:国际贸易发展速度加快, 超过了生产的增长速度。
3.金融全球化:经济全球化还表现在金融全球化,即一个国家的金融活动日益与国际间的金融活动融合在一起,即资金的筹集、分配和运用,超越国家疆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
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今天,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强劲的时代潮流,但是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加快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又扩大了世界经济贫富差距。如果不能有效地制约它的消极的发展因素,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也将陷入困境。
(一)经济全球化带来了难得的机遇
1.经济全球化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更充分利用国内外的资金、技术、资源和市场是我国对外开放获得的最主要的利益。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加大了我国对外开放力度,更大的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形成了我们的竞争优势,从而推动我国整个经济增长。
2.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化我国国产业结构调整,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机遇。经济全球化完全打破了我国经济以前的自我封闭形式,促使我国经济更好的融入世界经济大环境之中。同时,快速增长的国际贸易也给我国调整了产业结构,让我国产品需求从内需扩大地全球,获得了由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的更大经济空间。
3.经济全球化有利于提高我国的社会福利水平。我国加入WTO,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降低,产品和生产要素流动的避开了人为的限制,产品价格和生产要素流动避开了扭曲,商品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更加自由的流动,各国的消费者可以享受更加丰富的商品,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
(二)经济全球化也给我国带来了不可忽视的挑战
1.经济全球化增加了国内经济波动的可能性。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世界金融一体化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国内经济的稳定取决于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的影响。国际性的经济波动, 如金融危机等,必定会波及整个世界经济,使各国的经济发展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
2.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管理职能提出了挑战。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特别是世界金融一体化使得各国相互依赖。当任何一个国家出现了内部失衡,很快会影响到与其有紧密联系的国家,最后极有可能世界各国陷入失衡和危机的境地。在这种情形下,就要求我国务必要提高我国的经济管理职能,防范由其他国家传导的金融风险的发生。
3.经济全球化将使中国政治更加不稳定。主要表现在:国家主权受到专门国际经济组织的约束。为西方发达国家干扰我国提供了更多发热机会和借口。
4.经济全球化增大了发展中国家经济运转的风险。由于长期的殖民掠夺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理由,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在国际经济风险面前更具脆弱性。
三、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不仅是一种潮流,更是一种现实。经济全球化给予了各个国家民族大发展大飞跃可能性的时机,又使每个国家民族的存活力既受到了严峻考验。竞争中,我国就只有采取积极有效的策略, 才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趋利避害, 跟上时代的步伐。
1.坚定不移滴、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当中去。经济全球化是跨世纪国际经济关系变化的总体趋势。因此,应解放思想,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积极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参与经济全球化应对它的风险保持清醒的认识,要有步骤、有计划地推进。
2.大力调整我国经济结构,集中保护国内民族产业,努力扩大国内需求,一步一步减少经济增长对出口的高度依赖,进而减弱世界经济增长对我国不利的影响,以及减小金融危机等的传导。
3.加快我国金融改革的步伐,加强宏观调控与有效的监管。在我国加入WTO后,我国金融业进一步开放,所以要求我国要注意稳妥、有制约地进行。我国也必须进一步规范国内金融市场,提高金融机构信息透明度,保证我国金融行业健康稳定地发展。
4.要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目前,经济全球化下我国与国外的经济密切联系,而且近几年都出现了双顺差的情况。所以我国经济的发展既要自力更生又不盲目排外;既独立自主又不闭关自守,进一步推进我国经济健康的增长。
5.注重科技的发展和人力资源培养战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在全球的高速发展和加速传递,创造了知识资源,以确立应对全球化的根本之策。我国应该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有效地实施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真正把科教兴国落到实处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整理提供,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争取使我国成为科技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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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洋(1989-),女,江西上饶人,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司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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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跨国所得的课税一直是各国影响国际投资的重要工具。所以说国际资本的流动既受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所调节,又受各国政府政策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所影响,要真正实现稀缺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就应使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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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与世界所得税制改革
进入新的世纪,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曰益明显。世界统一的大市场正在形成,生产要素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经济的曰益全球化带来了所得的曰益国际化,各国所得税征收的国际效应不断增强,其所得税政策和制度对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经济交往的曰益扩大,至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正以不可逆转之势迅猛发展,而源于80年代中后期的世界所得税制改革则与此相伴而行,揭示出二者之间具有紧密的关系。对此进行研究并对世界所得税制改革作一前瞻性思考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国际化的高级形式。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国际性金融市场的形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实现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为市场配置资源的国界限制已经消失,世界范围内统一的大市场趋于形成,跨国公司立足于全球范围内来从事生产经济活动,实施在全球范围内最佳的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组合。物质资源的稀缺性和资源分布的不平衡性与人类消费需要无限性的矛盾客观上要求从全球着眼来优化资源配置,所以说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可逆转。
经济全球化是在国际经济交往曰益扩大的基础上形成的。国际经济交往尽管很早就有之,但其在广度和深度上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殖民地国家相继独立,跨国公司发展迅猛,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独立,形成了世界性的对外开放。国际经济交往的曰益扩大导致跨国所得的曰益增多,如何加强对跨国所得的征收成为维护国家权益的重要体现。
由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行两种税收管辖权,所得成为各国税收管辖权行使的交叉点。作为资本输入国,也是所得来源国,凭借地域管辖权对跨国所得课税;而资本输出国,则凭借居民管辖权对跨国所得课税
二战后,国际资本的流向既表现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也表现为发达国家间的相向投资。发达国家具有资本输出和输入的双重地位,当然更侧重于资本输出国的地位,此时单纯依靠商品税来维护国家权益和取得财政收入曰益显示出局限性。因此改变税制来适应新变化已成必然。所以说所得税率大幅度提高,所得税主体地位的确立不仅仅是适应其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适应经济国际化进程中维护国家权益的需要。但是发达国家所得税主体地位的确立在经济交往中也导致了国家间财权利益矛盾的曰益复杂,进而成为阻碍国际经济交往的重要因素。
因为对跨国纳税人的同一跨国所得,资本输入国和资本输出国的双重征收必然导致纳税人承受的税负过重,即国际重复征税。对外投资本身就会承受比国内投资更大的风险,且会发生一些在本国经营中不会发生的成本,重复征税更加大了这种阻碍力。前述如果是在发达国家之间投资,同是高所得税率国家,这种矛盾就愈加突出。当然,国际组织着眼于促进国际经济交往的发展,通过制订国际税收协定范本来协调国家间的所得税征收矛盾,解决国际重复征税的问题。但它的作用仍受制于国家间税收协定的签订和作为居住国行使居民管辖权征税时对消除国际重复征税方法的选择。
如果居住国采取除免税法和抵免法以外的方法,如扣除法、双率法等,就不能解决国际重复征税问题。即使采取抵免法,在收入来源国税率高于居住国税率的情况下,会导致跨国纳税人承受比本国为重的税负,从而不利于投资者将资本投向高于本国税率的国家,通过上述分析可见,既然国际重复征税的问题还存在,即使程度较轻,但对国际经济交往的阻碍作用就不会完全消除。
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决定了所得税在其税收体系中地位的差异性。前述发达国家所得税占有主体地位,且在部分国家如美、曰等则基本上是一统天下的格局。发展中国家所得税征收范围则受到限制,而且为弥补投资环境上的欠缺,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发展中国家普遍在涉外所得税上实行了优惠政策。
同时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些没有开征所得税或者征收比正常水平为低的所得税的国家和地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避税地,使得国际间所得税实际税负水平差异很大,这种特征在80年代中后期税改前尤为突出,这种差异对资本要素的流动产生了诱导作用。首先表现在吸引国际资本方面,因为所得税直接关系到纳税人的实际可支配收入,从而不能不成为其跨国投资活动中着重考虑的因素。
在构成投资环境诸因素中,如果其它的因素差异不大,税负差异的诱导作用就会大大的增强。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的税收竞争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另外,所得税负的国际差异被跨国纳税人所利用,通过税源的转移来减轻其跨国所得税负,且税负差异越大,跨国逃避税行为就越甚。
这直接造成税收权益在国际间的非公平分配,因为很多所得或税源的创造地并不是其税款的交纳地。比较而言,避税地就成为所得转移的重点所在。所得的非正常转移表明了资本要素的非正常流动,其后果是影响到世界范围内资源的有效配置,有悖于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对经济全球化的正常进程产生了干扰作用。为防范避税,高所得税负国家大多为发达国家,往往通过制定周密而细致的反避税法规来防范和抑制逃税活动。
但这又会对跨国公司或投资者的经营活动产生可能的干扰作用。如世界各国对转让定价的调整大多采用事后调整的办法,既给税务当局带来繁重的工作量,也易和纳税人发生争端。因为调整的方法和依据完全符合征纳双方的利益是非常难的。西方国家税收实践中反映出的调整价格难定,税务机关为获取充分、详尽的资料调整转让定价,对纳税人提出的举证要求有时难免过于苛求,纳税人疲于应对的问题已说明了这一点,且已使西方国家颇感处于一种两难境地。规定过严不利于跨国公司经营,影响国际经济发展;规定过宽则无异于放纵逃避税,同样会损害有关国家的权益,破坏国际税收公平原则,降低资源配置效率。
经1986年改革后,美国的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由50%降到28%,公司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则由46%降至34%,这在西方国家中是很低的,它引导了国际资本流向的变化,不仅美国投资者而且是外国投资者将海外投资投向了美国,90年代初,美国已由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变成净资本输入国。
继美国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纷纷进行了所得税制改革,其改革的举措与美国并无二致。作为资本输出国的发达国家的所得税率降低,无形中对作为资本输入国的发展中国家造成压力,因为那些发达国家为消除国际重复征税而采用的外国税收抵免机制将会使本国的投资者在高税率国家投资承受较重的税负,从而不利于其吸引外资,所以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国际资本,也必须将税率降至不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样全球范围内的所得税率都趋于降低,而且这种趋向一直在延续。
如卢森堡1998年1月1曰起生效的个人所得税法,边际税率由50%降到46%,同一时期,罗马尼亚将工资所得税最高税率由60%降到45%;英国将公司税税率从33%降到30%。曰本上议院于1998年3月31曰批准了政府本年度的税改方案,方案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降低了公司税税率。据统计,以公司所得税率看,从1986-1998年,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名义税率都降低了,降低幅度通常在10个百分点甚至更多。
所得税率水平的降低导致世界范围内的所得税率水平的趋同。仍以公司所得税率看,现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税率水平介于30~40%之间。这种趋同性反映出了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融合。
它是经济曰益全球化的必然反映。90年代初以来市场经济体制在世界范围内已普遍建立,各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正不断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区域空间得到了拓展,这极大的促进了商品和资本要素在国际间的流动。在曰益融合的全球性经济中,各国政府所着重考虑的是如何增强本国的竞争实力,在国际合作与交流中促进本国经济快速发展。税收作为内在于经济运行中的重要因素不仅不应成为障碍,而且应发挥积极的作用。实践证明,高低悬殊的所得税率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障碍,所以对其改革是适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它必将在以下几个方面产生积极效应:
1、使国际重复征税矛盾趋于缓解,可促进国际经济交往更加深入的发展。
随着各国所得税负的减轻,跨国纳税人承受的税负在减轻,而且在税收协定网络不断扩展,各国普遍采用抵免制解决国际重复征税问题的条件下,因各国所得税负的差异缩小,使得国际重复征税基本上不复存在。
因为前述抵免制下在受资国税率高于资本输出国税率且差异较大时,仍会存在重复征税的矛盾,它会对跨国投资者投资地点的选择产生干扰作用,即从税收角度考虑不愿到高于本国税率的国家去投资,但这种消极影响随着各国所得税率差异的缩小而大为减弱。
2、在一定程度上可减弱跨国纳税人从事逃避税活动的动机,从而有利于税收权益在国家间的合理分配,有利于经济资源的正常流动,进而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
跨国纳税人进行逃避税活动主要是利用各国税制的差异,从另一方面来说,国家间税制差异也是促使跨国纳税人逃避税的诱因。
因为所得税负的差异意味着可获利益的差异。所得税负差异越大,所获利益的差异就越大,为获取大的利益也就置于冒大的风险。在经济曰益全球化的情况下,各国所得税负的高低悬殊会诱使跨国纳税人的逃避税活动愈演愈烈。而在世界所得税负不断趋同的情况下,跨国纳税人从事逃避税活动所获利益的差异就会趋小。
在当今各国主权意识增强,注重维护国家税收利益,加强对涉外税收管理的背景下,纳税入就会对从事逃避税活动所冒的风险与所获取的利益进行权衡,冒较大的风险而获取较小的利益差额就不会成为跨国纳税人的选择。如利用转让定价转移利润,获取的税收利益如果不大,却会受到利润转出国的检查和监督,并可能引致与税务当局之间的争议,承担税务当局所提出的举证责任,提供税务当局所要求的资料,增加其成本开支,这就会得不偿失。如果跨国纳税人的逃避活动能够减少,经济要素的流动就会更多的体现市场机制的要求。
3、有利于国际税收中性原则的贯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对跨国所得的课税一直是各国影响国际投资的重要工具。所以说国际资本的流动既受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所调节,又受各国政府政策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所影响,要真正实现稀缺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就应使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充分发挥。
当然市场体系的建设在各国并不一致,对残缺的市场机制实施合理的补充调节也是必要的。发达国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或体系要发达和完善的多,且投资环境较为完备,而发展中国家则有很大的欠缺,所以其所得税率低于发达国家是较为合理的,是属对投资环境欠缺的一种补偿,而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大或相同的国家,所得税的趋同就会减少税收政策对市场机制的干扰作用,有利于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
所以说经济全球化客观上要求各国税收政策的协调。世界所得税制的改革则体现了这种要求,优惠减少、税制趋同的倾向会使税收中性的作用曰益显现,从而更有利地推进经济全球化。
展望新的世纪,经济的曰益全球化客观上要求世界所得税制改革要曰益体现出对它的适应性。预测未来的世界所得税制发展趋向,会朝着税负稳定、税制趋同的方向发展。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发展中国家所得税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税基的扩大而不断提高,贯彻公平原则,调节社会收入差距的客观要求也会促使其所得税地位的上升,而发达国家所得税在税收体系中的地位将会回归到合理的区间,两者间所得税地位的差异会趋于缩小。处于同一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所得税制趋同性会更为明显。
90年代以来,以发达国家为首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正曰益增强,区域性税收一体化的进程也在加快,其中欧共体已走到了前列。如果说90年代以前,欧共体税收一体化的措施主要集中在关税和增值税上,90年代后则开始逐步协调所得税制度,并朝一体化方向发展。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非均衡性决定了税制的差异仍是主流。各国所得税制更因受制于以经济发展水平为基础的收入水平和征管水平制约而主要表现为差异性。而且各国主权意识的增强,所得税征收矛盾仍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所得税负担的趋同过程,也就是差异不断缩小的过程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将随着各国经济曰益紧密的融合而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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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国来看,基本上不再具有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特征,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推行经济计划化,对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及部门发展速度和数量指标,作出计划指导,进行协调平衡。这种宏观调控贯穿于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并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得到加强。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浅析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扩展与危机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浅析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扩展与危机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是一个相反相成的过程,是一个悖论,当今世界已经卷入一个前所未有的交流与撞击互动的新境界。经济全球化在把生产的社会性扩大到全球范围的同时,使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也在全球范围内积聚、扩展。资本的全球化扩张,使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矛盾也向全球发展,并向各个层次展现的更加清晰。它不仅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日益交织与融合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充满摩擦与竞争的过程,既存在日益密切的交往、对话与合作,又存在着差异、矛盾与冲突。
早期资本主义生产的全球分布,着重表现在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国际分工。现在跨国公司把生产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和配置起来,实行国际生产分工和协作。而现代交通、通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跨国公司利用全球资源和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几乎和在一个国家内一样方便和可行。从资源的配置、使用到生产的组织和销售,一个以大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全球性生产网络正在形成。“以世界为工厂,以国家为车间”,这在许多具有较大程度高新技术含量的产品生产领域,正成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可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在更深层次上向全球拓展,使生产的社会化变为全球化的了。
社会化大生产的深度全球性拓展必然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变化。一方面如许多人已经指出的,在发达国家内部出现了资本关系社会化的趋势,另一方面更应当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大的变化发生在国际范围之内。由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宰,是现代国际垄断资本的代表,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同时也就意味着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生成。跨国公司这种占有形式也造成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阶级关系上和经济关系上的对立正在全球层面展开,并且日趋尖锐和复杂。
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国来看,基本上不再具有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特征,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推行经济计划化,对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及部门发展速度和数量指标,作出计划指导,进行协调平衡。这种宏观调控贯穿于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并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得到加强。同时随着国家垄断资本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在更深层次上全球拓展,把生产变为全球性的社会化。而跨国公司成为全球社会化生产的组织者,成为国际间的商品、技术和资本流动的主要参与和载体。
生产的国际化改变了传统的生产要素受国家地域限制的前提,由此冲击到了传统的国家调控机制:资本的流动和跨国公司的生产活动超越了传统国家政府的控制范围,因此政府越来越难以控制这些生产因素。其活动基本处在场所基本处在无政府状态的世界市场,以追求全球范围内最高利润为最终目的。其结果必然在全球范围导致生产发展的盲目性,而由于跨国公司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高度的内部组织性,所以其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的扩张十分迅猛,一旦产品在市场上过剩,其影响往往波及一系列的国家和地区,引发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动荡或危机。
资本全球化的发展必然造成资本生产无限扩大与有限的世界市场之间的矛盾。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增值关系全球化,资本的生产必然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然而资本生产的扩张却受到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力的制约。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世界市场的消费力既不取决于世界各国绝对的生产力,也不取决于世界各国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世界范围内以不平等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分配关系,一方面使世界绝大多数人口的消费力受到资本积累和扩大资本生产规模的限制。
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另一新的矛盾是无限追逐利润与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生态环境日益“荒漠化”。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把这种发展模式以及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扩展到全球范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危及全球的环境污染具有畸形性、片面性。
它带来了资源的严重浪费、环境的污染等文明效应,破坏了人与自然间的和谐平衡。同时全球温室效应、酸雨和臭氧层的扩大化,环境恶化和生态平衡的破坏,人口爆炸、资源短缺、粮食危机等“全球性问题”的日益严重,由此造成的“生态文明危机”,已经严重危及人类文明的根基乃至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突出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又一个新的矛盾形式。
就国内来看,经济全球化进一步破坏了战后建立起来的劳资关系中的平衡和妥协,加强了垄断资产阶级的权力,劳动者在劳资关系中处于弱势的地位,造成了社会结构层面上日益明显的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资本跨国流动能力愈来愈强,它不仅能够摆脱国家的原有支持,而且在与国家的谈判关系中具有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国家不得不屈从于全球化中资本的压力。资本要挟能力的提高迫使国家为了留住资本而降低税率,取消管制,改革福利制度,减少成本,出台优惠政策。
经济的不平衡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冲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政治领域里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向世界强制性推行强权政治的“民主文明”与争取世界实现真正民主化的矛盾和斗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力图用自己的政治模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去改造发展中国家,对于俯首听命的国家施以经济援助予以鼓励,对于不服从他们意志的施加政治压力和经济制裁。
从文化方面来看,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他们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在文化普遍性口号下力图取消文化多样性,试图将弱势民族及其文化整合到一个由强势国家和民族所控制的、“同质的”世界文化之中,形成统一的资本主义的“相同的消费主义模式”。
经济全球化也未缓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全球资本主义构成为一个既对立又统一,既依存又排斥、既合作又竞争的矛盾体系。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方面的矛盾目前主要通过贸易、投资和货币展现出来。在贸易领域,由于各国之间经济实力、产业结构和市场开发程度存在差异,且这些因素又处在不断变动中,因而导致相互之间的贸易失衡,常常引发贸易摩擦和“贸易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全球化在把生产的社会性扩大到全球范围的同时,使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也在全球范围内积聚、扩展。这就使得资本主义的发展走入了一个“二律背反”的空间,即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在使资本主义重新焕发生机的同时也会减少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外部化成本的释放空间。尽管在现阶段,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都还没有达到极限值。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今天这种远胜于以往任何时代的经济全球化发展态势,确实给资本主义带来了发展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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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有过和平赎买资本主义经济的构想,但都没有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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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后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争及其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始终伴随着处理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而走过,期间各方围绕如何对待资本主义产生了不断的争论。文章就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党及社会各界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争的经过、论点及影响作一梳理。
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党面对的资本主义经济共有四类:一是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即南京国民政府公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官僚私有的工商业、金融业等经济;二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即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金融业等,当时又称“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三是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主要是英美等国家资本主义在华企业;四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即“受无产阶级国家监督和调节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国家“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1]541、670,在中国包括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个别企业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每接管一城市,即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废除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华特权。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由于美英等国家宣布管制中国在其管辖区的公私财产,中国政府被迫对美英在华财产针锋相对地实行了管制、冻结和没收等政策。
这些对待官僚资本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在当时的我们党内、工农群众和进步知识分子间没有明显分歧。但是,怎样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却不时发生争论或政策偏差。
由于中国人“对资本主义印象最深的是它剥削人压迫人的一面,而对它在历史上有过解放生产力和促进生产力发展作用的一面,印象并不深刻了。因为他们是在受剥削、受压迫、被奴役、被侵略的痛苦回忆中认识资本主义的”。因此,很多人对包括民族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资本主义都不知不自觉地怀有排斥心理。
尽管中共中央于1947年12月明确制定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但是,在人民解放军接管大中城市的过程中,石家庄、邯郸、阳泉、焦作、运城等多地发生了乱抓物资、乱抢机器和私人财物等破坏民族工商业的行为,天津、北平等地发生了工人分店铺、斗老板、过高要求改善工资福利待遇等现象。东北解放后,“党在东北对私人资本主义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虽然经过长期争论……未能正确解决”。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一再下令制止和纠正“左”倾倾向,对广大党员干部、军队指战员等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区分科学社会主义与农业社会主义、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等思想教育,并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原封原样”接管城市、谨慎对待工人工资福利要求等政策。
在筹建新中国过程中,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党内“存在着许多糊涂思想的”[4]1430,主要表现为尽快消灭资本主义的“左”倾思想。
为此,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明确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同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等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会后,刘少奇赴天津视察和指导恢复重建工作,其中关于团结资本家、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讲话,“基本精神是符合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他的本意,是要稳住民族资产阶级,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
同年5月,刘少奇在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的一份电报中,批评东北、天津等地党员干部允许工人向资本家提过高要求、强令资本家不准辞退工人、只说资本家的坏话和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只强调和资本家斗争而不讲联合等“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和错误路线”[5]428,毛泽东赞同该批评并将电报批转各中央局、市委和野战军前委。中共中央的纠“左”努力和刘少奇“天津讲话”,对天津工商业生产、社会生活的恢复重建和南方城市的接管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党内一些人对其提出异议,尤其是刘少奇对东北的批评引起东北局书记高岗等不满。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半年多时间内,因战争、灾荒对生产的破坏,加上资本家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导致新解放区物价连续四次大上涨,在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的过程中,一些人提出“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我们的政策是要与资产阶级“争利”、资产阶级要求划分国营和私营范围“我们不允许”、“国营经济是无限制地发展”、“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6]51、71等。
在对1950年3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左”倾言论的批语中、在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毛泽东、刘少奇等都对这些错误思想给予了批评,《人民日报》发表《如何调整公私关系》等社论,批评了部分国家经济工作人员缺乏与私人资本主义长期合作的思想。由于部分不法资本家乘机大施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等“五毒”行为,1952年初,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发起了“五反”运动。
运动掀起后,全国各地普遍地出现了对资本家打击过重的“左”倾现象,一些人又主张提前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再次对这些言论给予了批评。1952年9月,中共中央开始酝酿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此后直到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在党的引领下,社会各界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统一于限制和改造中,主要争论转向如何改造、如何快速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概括来看,在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七年里,中国共产党人、广大工农群众及部分进步知识分子等之间就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所发生的分歧和论争,其要点是:
第一,是否立即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当时在人民解放军接管大中城市、筹建新中国、平抑物价、“五反”运动中,全国各地都发生了立即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现象。不仅在广大工人、士兵中,因文化水平的限制,缺乏对党的新民主主义政策的了解,出现拆分资本家机器厂房、批斗资本家、向资本家提出过高工资福利等现象,而且在党政干部、舆论界和知识界中也不断有人发表立即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言论。例如,1949年5月,中共中央曾批评一些地方“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坏,不说资本家还有任何好处。
在党内思想上只强调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捣乱性……强调限制资本主义……只强调和资本家的斗争,而不强调联合愿意和我们合作的资本家”[7]318-319。在1952年“五反”运动中,一些人主张提前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中宣部主办的《学习》杂志1952年第一、二、三期连续发表许立群、吴江、艾思奇、于光远等人的文章,否定民族资产阶级在当时具备的积极性,对“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有一定的地位与作用,不加分析,一笔抹煞”,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反动的腐朽的一面”。
由于他们当时在宣传理论第一线,他们的思想倾向直接影响到新意识形态的建立。对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给予了批评,中共中央责令并批准中宣部、《学习》杂志社刊文纠正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错误认识。
还必须指出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对中国中央政府中非共产党人比例过高、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等也表示不满,对毛泽东、刘少奇等表现出不信任。这实际上也是不赞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实行保护、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
第二,着重利用还是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虽然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制定了利用、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但在如何利用和限制、着重利用还是限制等问题上,在党内外都存在不同看法,甚至毛泽东同刘少奇在一系列具体问题和政策上也“小有歧异”、“不尽一致”,毛泽东“在强调利用的同时,比较突出强调节制资本、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一面”,而刘少奇“则在赞成限制的同时,更强调发展和利用的一面”。
早在1948年10月,毛泽东、刘少奇等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张闻天向中央提出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十分重视。毛泽东看过刘少奇对该提纲的修改后,特地写信给刘少奇,称赞其对提纲“修改得很好”,但建议将“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改为“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因为“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限制的斗争将是经常不断的”。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阐明“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但其语境是阐述“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地位,并强调允许存在和发展的“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且“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
刘少奇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讲话,尤其是1949年春的“天津讲话”,强调利用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语调更为明显。他说:“我们党对资本家是又联合又斗争……今天的重点是联合还是斗争呢?今天的重点是联合……不要把重点放在斗争上”;“在城市里发展生产,第一是发展公营企业的生产,第二是发展私营企业的生产”[10]78、93。刘少奇在讲话中甚至说了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等话(诚然,这是针对当时民族资本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还有一定的作用而言的――编者注),以致毛泽东、邓小平、薄一波等认为用词不妥,后来高岗等用以诋毁刘少奇,在““””中更成为刘少奇的“罪状”。
1953年夏,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由利用和限制发展为利用、限制和改造,且全国各地不断发生加快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左”倾倾向。即便在这种背景下,刘少奇、陈云等仍强调要充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尤其是私营工业。1955年3月,陈云强调:“必须看到,私营工业是我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各工业部在制定工业生产发展计划的时候,必须把现有私营工业的生产能力计算在内,加以充分利用”。
第三,通过排挤还是竞赛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和商业的态度有所不同。1953年夏以前,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商业强调“排挤”和“替代”,而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强调利用和限制。1949年6月,刘少奇提出要“发展国家商业及合作商业,使之逐渐地在广大范围代替私人商业”。
同时,毛泽东也在多场合表示,要排挤和替代私商,引导私营批发商把资金投向其他有益的事业,尤其是工业。1952年“五反”运动期间,中共中央提出不仅要“消灭投机商业”,而且要“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逐步缩小私营商业”,但仍坚持“尽量发展私营工业”[13]354。1953年夏,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全国各地出现加速改造、彻底排挤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趋势。但是,同年9月,陈云认为:要继续“让私营零售商业多做一点生意”,“对(私营――引者注)批发商的限制也要有区别、有步骤地来搞……不要挤掉……要让他们继续搞下去”[11]444。1955年1月,陈云初步总结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经验后坚持认为:“一部分批发商现在能存在的,让他们继续存在……二批发也可以让其继续存在”,“这些私营批发商的存在,在现阶段对我们有利,我看再不要去挤他了”;城市和农村集镇的零售商更要“让他们在原有岗位上维持下来”,“如果挤掉他们,会引起造反;如果转业,转什么,也成问题”。他还指出,过去几年,“有些批发商转了小工业”,但是“几年来成绩不大”,“几年来的经验证明商业转工业是不行的”[11]557、567、564、559。
然而,1955年底和1956年初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掀起后,陈云的上述思想没能得到实现。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基本主张是利用和限制,但党内除了在着重利用还是限制上存在认识分歧外,就如何利用和限制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也存在不同认识。当时,全国各地不断发生“挤垮一些私营工商业的错误思想和做法……在处理公私关系上,明显地歧视私营工商业”[2]99,纷纷在价格、税收、金融、生产资料等多方面限制、排挤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
在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和“五反”运动中,这一“左”倾错误思想、言论和做法更为明显。相比之下,刘少奇、薄一波等倾向于通过提高公营经济的经营效益、和平竞赛来逐步实现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利用和限制。1948年9月和12月,刘少奇先后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下,“不善于经营管理经济,不善于在经济上和别人(资产阶级和富农――引者注)进行和平竞争,那我们就会要失败”,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不能采取措施加以禁止,“必须在和平的合法的经济竞争中”取胜;“用对待封建主义的办法对待资本主义是错误的,那么对它实行什么办法呢?和平的经济竞争……所谓经济竞争,就是不以行政手段为主……是在大体上相同的条件下,看谁经营得好”[10]15、51。
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增加税收、缓解“五反”运动后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困难,1952年底,国家财政部在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并经周恩来批准后决定实行新的税制。新税制为了保税,取消了对合作社征收营业税打八折、成立第一年免纳所得税等优惠政策;为了简化税制,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
由于准备不够充分、宣传解释工作没有跟上等原因,新税制的推行引发了物价波动和部分地方干部、群众的不满。这引起毛泽东等高度警觉,尖锐地批评“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新税制得到资本家的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2]242-243。1953年夏,全国财经会议对新税制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第四,能否赎买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有过和平赎买资本主义经济的构想,但都没有付诸实践。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中国有无必要、能否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实现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的国内甚至中国共产党内都有不同看法,“有人说,苏联并未实行这种制度,所以我们也不必实行”[10]52,有人认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应当马上直接加以没收”[11]591。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综合分析各方面情况后认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可能的”[14]688,“中国可能比俄国更多地、更长时期地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10]52-53。
此外,一些人还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和改造完成后同资本家共事“麻烦”,将资方人员包下来是“包袱”,一些工人抱怨“资本家过去是经理,现在还是经理”,等等。针对这些看法,毛泽东、刘少奇和陈云等在一系列场合予以批评,强调“资本家的机器是财富,但是人也是财富,他们有管理企业的知识和经验,而且人这种财富不下于机器那种财富”,把民族资产阶级接收下来,“决不能讲是包袱,而应该讲是财富”[15]83、40、51、84。
第五,社会主义改造是否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经济。由于受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及模式的影响,加上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认识的偏颇,1953年夏,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后,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在中国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当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资本主义绝种”[16]255。同年底,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完全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14]666。1955年10月,毛泽东继续强调:“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17]141。
但是,陈云等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并不等于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和完全排除自由市场。1955年11月,全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掀起之际,陈云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委座谈会上提出:“允许有些工厂不公私合营”,“有百分之七十公私合营了,就可以说基本上全行业实现了公私合营。”
[11]591-5921956年春夏,全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刚过,陈云等就发现改造过于集中、过于求纯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为了解决这些新问题、新困难,他们一再强调要允许非公有制工商业继续存在,要继续发挥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作用,甚至提出要允许不合格、草率组建的公有制工商业退回公私合营或私有制。例如,1956年5月和7月,陈云提出,手工业合作社、运输合作社和合作商店,“由于收入减少,生活困难,要求退出合作企业的,应当批准他们退出”;交通运输方面,“现有高级社在还本付息方面有困难的,可以退为初级社”[15]77、38。
同年7月,他还提出,“要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国家计划范围内搞个社会主义自由市场,恢复过去私人经营的一套……比如百货,可以分好多种,由私商来管,大的搞批发,小的搞零售”;我国不要同苏联那样“大小生产都纳入计划”,要“来个大计划、小自由,即主要方面有计划,次要方面来个自由市场”[15]50、86。在此基础上,1956年9月,陈云在党的八大上又正式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体制改革思想。
1956年初,鉴于社会主义改造过快、过粗和过于单一带来的问题,毛泽东等也提出要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要让资本主义地下工厂转为地上工厂,允许华侨来大陆投资办企业,一百年都不没收等。但是,相比而言,毛泽东主要是从策略上考虑继续利用资本主义经济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陈云主要是从战略上探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长期共同发展。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看,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内外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争论产生了以下积极影响:
第一,丰富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毛泽东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和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等系统地概括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这一理论在新中国建立前后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断得以完善。其中,有些观点就是在党内外的论争中不断得以完善的。
譬如,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1949年春之前,毛泽东、刘少奇等都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1948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说:“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3]161毛泽东在会议做结论时也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与帝国主义的矛盾。”
[18]386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坚持认为: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4]1432。然而,东北、平津解放后,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方面不断发生“左”倾错误,党内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经过长期争论”而“未能正确解决”[7]318,且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仍异常艰巨。在批评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左”倾错误的基础上,毛泽东、刘少奇等于1949年春改变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
刘少奇1949年春在“天津讲话”,中共中央1949年5月发出的《关于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错误的指示》等都强调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恢复发展生产的必要性。同年7月,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写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中说:“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斗争。这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存在的,并且仍然是主要的矛盾和斗争”,“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或者说在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
[19]1952年夏,随着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抗美援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民主革命遗留问题的基本完成,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重新提出,“在打到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6]231。至此,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理论才得以完善。 第二,催生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策略方针之一是“不要四面出击”。
该方针就是毛泽东在批评当时我国一些人错误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而提出的。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说:我们当前的总方针,“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20]。
第三,促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头三年,在百废待兴、内忧外困的背景下,我国之所以能够在短短的三年内既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又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党领导中国人民发挥了主人翁的作用,有效地执行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方针政策,其重要表现在于政治上坚持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各革命阶级的联合,尤其是团结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贯彻执行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方针;经济上利用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两个方面都同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紧密相联。
如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前后,党内外不断发生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左”右倾错误。
但是,在接管城市、平抑物价、“五反”运动等过程中,每当出现违背新民主主义政策的现象,各级党和政府都坚持以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为指导,及时分析问题,妥善应对,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适当减轻私企负担、促进城乡物资交流、扩大加工订货等维持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经营活动,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缓和了失业现象,使城乡人民的生产生活不断逐步转入正常轨道。在社会主义改造的三年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等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不断纠正着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左”右倾错误,特别是对待资产阶级的“左”倾倾向,从而增进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彼此之间通过思想上的碰撞取得了认识上的共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创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可见,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几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是在伴随着反对、防止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右倾错误中走过的。
第四,纠正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若干失误,萌生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不断强调组建产业联合会、企业管理委员会等都要吸收原工商业者参加,公方代表和改造后的企业负责人要树立同“资本家”长期“共事”的意识,要把原工商业者当做“财富”,充分发挥他们善于管理企业、熟悉经贸业务的知识和经验[15]51、84。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还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速度的急躁冒进、隔断私人资本主义工业与商业的关系、打乱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原来的业务关系、把小资产阶级的手工业和商业当做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营商业经营范围无限扩大等错误做法。
所有这些归结起来都是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论争。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人的正确主张,不同程度地纠正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若干失误。1956年底,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正式确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但是,由于受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国际局势等影响,社会主义改造出现了要求过急、速度过快、工作过粗、形式过于单一等问题,其弊端也马上暴露出来。1955年下半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掀起后,一些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陈云很快察觉到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于是大胆地、及时地提出了不要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允许商户退出不合条件的商业合作社、划分国营和私营商业的经营范围等设想。
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上,陈云将这些构想概括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先驱。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前后,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社会各界就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一系列分歧和争论,论争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当今中国正确处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具有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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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本性在于增殖,为此就要不断地扩张,以获取最大化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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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危机的实质,不是人们从现象形态所看到的“产能过剩”,而是资本利润的不能实现。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因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所引发的阶级矛盾, 不能说明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及其导致的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的矛盾,不能说明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其理论生命已经终结。从方法上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已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但正是这样的政治经济学, 却能发挥其诱惑和拉拢之力,将中国等资本不发达国家圈进资本全球化的陷阱和虚拟经济的漩涡。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经济大危机,更以鲜活生动的事实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没落。
[关键词]资本腐败性;经济危机;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危机
【论文正文】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资本作为经济关系和制度已经四五百年, 它驾驭着工业化的战车驰骋在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大洋洲,不仅陆地、海洋、天空,就连太空也都在其势力控制之中。资本不仅在“地球化”,而且正随其驱使的航天技术实行“月球化”、“火星化”、“太阳系化”、“宇宙化”。资本成了实在的、唯物主义的上帝,不仅人类, 全部物质资源都是它的统治对象。正是在资本统治和扩张过程中,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达到了无限辉煌和荣耀。它的原理、范畴、公式、模型被说成“自然规律”的真理表述,不仅被资本所有者奉为金科玉律, 还被他们并通过他们所控制的政府、大学、媒体、研究咨询机构宣传成“普世价值”和“大众文化”,淋漓尽致地控制了人们的意识和行为。物极必反。正当资本统治于20 世纪末期摧毁了“社会主义阵营”,并全面推行“全球化”,其政治经济学堂而皇之地成为“主流”以后,不到20 年时光,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爆发, 宣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败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是按苏联教科书所划分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不只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而是以资本所有者阶级为主体, 以这个主体利益和意识集中概括为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一大派别。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它从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自然的基本观念出发, 论证人类只是物质世界中动物的一部分,是以动物性为人性的,因而是自私的,遵循“丛林法则”而自由竞争地占有物质财富,以对物质财富的所有量界定人的社会地位和关系。正是依据这个观念,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资本规定为“自然规律”的体现, 资本所有者是人类的精英和主宰。
资本的本性在于增殖,为此就要不断地扩张,以获取最大化的利润。自形成以来的四五百年,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分成众多学派,纷争不断,但所有经济学家都把为资本服务,探寻利润最大化的途径、手段作为基本宗旨和原则,都在努力为其代表的阶级、阶层、集团的利润最大化出谋划策, 从而也就将资本导向更广泛更细致的空间, 并无所不用其极地榨取剩余劳动和资源, 引发了资产阶级与雇佣劳动者阶级的阶级矛盾以及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矛盾,这些矛盾又导致国际矛盾,不仅体现于经济上,还体现于政治,并激化为战争。即令在“和平”时期,资本统治及其国际间矛盾也会以军事实力的竞赛、威慑相对抗, 致使今天的人类每时每刻都处在死亡的威胁之下。
几百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资本及其包含的社会势力迅速地增长着,已经成为人类社会中占绝对优势的统治力量。然而,以不断增殖为本性的资本的欲望是永远不能满足的。只要是资本,就必须获利,就必须将其货币投放到能够营利之处。从最初的商业资本到产业资本,再到金融资本,是资本直接以货币形式来谋利, 由此生出了虚拟资本,即不直接投资于产业的资本,甚至只在金融领域流动的资本,这个资本量愈来愈大,它们也要获利,而且要获取比产业资本更多的利润。虚拟经济成了与实体经济并存的又一个实实在在的经济形式,虚拟资本的利润在货币金本位制的条件下,还只能来自产业(三个产业)资本,是对产业利润的瓜分,这无疑会挤压产业资本,制约实体经济,但也要受实体经济制约,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实体经济中的危机。当虚拟资本越聚越多,进而形成了独自存在和运转的虚拟经济以后,货币金本位制就成了虚拟资本连带产业资本获取利润的障碍。毕竟黄金不是虚拟的,不可能满足迅速膨胀的虚拟资本的虚拟利润的实现,同时也制约了产业资本利润的实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虚拟资本的虚拟利润和产业资本的产业利润是有同等地位的,甚至说虚拟利润的获取要比产业利润更为便捷。于是,经济矛盾加剧,危机爆发。
经济危机的实质, 不是人们从现象形态所看到的“产能过剩”,而是资本利润的不能实现。之所以如此,自由竞争的资本在投资、生产、经营上的无政府状态是一个原因, 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又是一个原因。危机是资本利润不能实现的集合, 并导致资本的利润进一步不能实现,于是就不能积累,实体经济受到巨大破坏。但虚拟资本却可以在虚拟经济中炒作,并获取利润,其结果,虚拟资本反倒日益积累,并吸收了一部分产业资本加入虚拟资本的行列。这样,虚拟资本量不断增加,而实体经济所提供的利润远不能满足产业资本和虚拟资本欲求的利润, 于是就与货币制度、金融体制和实体经济相冲突。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就是这种冲突的总爆发, 是以前若干次危机积累矛盾的集中体现。
传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各学说面对如此尖锐的经济危机束手无策, 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体制的矛盾陷入了崩溃边缘。也正是在这种条件下, 迫使资本主义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冲破依据自由竞争体制规定的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家、货币、金融等的教条。凯恩斯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 他以当时苏联和德国经济制度与货币制度为依托, 参照美国罗斯福政府所实行的“新政”,承继历史上已有的货币国定论观点,提出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参与,其中基本有两条,一是废除货币金本位制,由国家根据需要发行货币;二是以财政手段参与和调控经济。总之,国家不仅应该干预经济, 而且要作为经济生活和关系中的重要一方从总体上参与经济活动。这是对斯密以来传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突破, 从理论上为从自由竞争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提供了依据。这种体制的转化被凯恩斯的继承者称为“革命”。
但它只是保持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性质的阶段性改革。所谓“市场经济体制”,就是由国家干预、参与并制定规则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它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盛行于二战之后至今。
凯恩斯的学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纳,以不同方式转入市场经济体制,并因此而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尖锐矛盾。然而, 市场经济体制本身也有不可解脱的矛盾, 其关键就在国家。虽然战后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通过选举和议会斗争可以掌控政权, 并在一定程度上节制资本对劳动者的统治和对剩余价值的占有, 但由于其改良主义路线不能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制度, 而为了拉选票和稳定政权,又不得不向资产阶级妥协,因此这些政党的活动并不能扭转资本演化的大趋势,有时甚至在它们执政期间过度使用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政策,特别是国家货币发行权,促进了从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再到虚拟资本和虚拟货币的转化。
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冲破了金本位制, 凯恩斯的“革命” 从理论上使国家成为货币的生产和供给者,并以此来参与、干预经济。20 世纪70 年代初美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废止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价以后, 也就等于它可以不受限制地按其需要生产仍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 用以换取国内国外的各种实际商品和服务,同时扩大“流动性”以满足资本获取利润的需要。也就是说, 当资本不能从实体经济中通过占有并实现剩余价值来增殖的时候, 政府就印制大量钞票以财政方式或贷款来救援, 促使剩余价值实现并积累再生产。这样做势必导致更多的虚拟资本虚拟。虚拟资本构筑了一个以各种金融衍生品为内容并自成系统的虚拟经济,那里也有利润,而且是高额利润, 但却不像实体经济那样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进行生产,而是雇佣一批金融精英,设计各种衍生品,吸纳实体资本和居民的财产,提供形形色色可以满足利润最大化欲求的服务,由此来获取利润。
由于美元已经虚拟化, 而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仍由高技术及其体现的军事力量所保卫, 美国政府以增发货币和大量举债(美国国债是债务人没有还债义务的特别债务,必要时可用印制美元来使其贬值)的方式,保证了庞大的虚拟资本的利润,并使虚拟经济成为美国经济的主要内容。[论文网LunWenData.Com]
美元的国定和虚拟化, 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 不仅使美国资本财团从全世界攫取了巨额财富,也迫使各国货币的虚拟化,导致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的无限制扩张, 从而使人类陷入一个以虚拟货币和虚拟资本主导的病态的经济场,政治、文化也随之演变。由此引发了各种尖锐的矛盾, 当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不过是其突发形式。人本质的进一步异化,人性的歪曲,人与人关系的矛盾,人类与其生存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这些都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所不能解释和解决的, 以资本所有者为主体, 以资本统治和增殖为主义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不能产生像凯恩斯那样的“革命”者。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步入一个必须进行变革的时期, 这种变革绝非新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退回到自由竞争体制, 时下凯恩斯主义追随者们以指责自由主义导致这场危机的作法, 并不能掩饰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矛盾, 而他们主张用大印钞票方式救危机的作法,只是饮鸩止渴,可能会缓解矛盾,而且在没有强大的变革势力的情况下, 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还会延续一段时间。然而,拖得了一时, 拖不得久远。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不可能逾越其历史的局限性, 正是在其理论与现实的对立中,在各“权威”的主流经济学家对矛盾的掩饰和对资本腐败性的辩护中, 体现着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资本是劳动的异化, 也是对人本质的异化。劳动作为人本质的核心,是人成为人的根据,也是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的根据。阶级统治的实质, 就是非劳动者对劳动者的劳动的支配和劳动成果的占有。
为了论证这种支配和占有的合理性, 历代统治阶级找出了神、上帝、天命等外在于劳动的观念,将它设定为实在的主宰。资产阶级思想家找到了物质的自然规律作为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主宰, 虽然也承认劳动是物质财富生产的“要素”之一,但他们却将资本、土地等物质形式也规定为与劳动同样的“要素”,并和劳动同样分别获取新增财富。进而把不论何种方式对物质财富的占有规定为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并按财富占有量来界定个人社会地位。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基本点上就是背离人本质的, 是人本质异化的理论表述。当其因反封建、反专制而具有的历史进步性随历史的进步消失后, 当它不仅为资本占有利润辩护,还为虚拟资本和虚拟货币辩护,为虚拟经济和虚拟利润做以高等数学为主要方法的“科学、精确”论证时,它对人本质的背离,它的反人性的属性就日益突出。它已经不仅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庸俗政治经济学”, 而且是为虚拟资本服务的庸俗的虚拟经济学。
当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以后, 对劳动的控制已不仅是对无偿占有的劳动价值的积累,还包括由国家和资本联合生出的虚拟货币及其形成的虚拟资本,它既要占有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又要侵吞实体经济中资本的利润, 在深化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的同时, 也引发实体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这两个矛盾都要掩饰,在庸俗化方面“与时俱进”了一大步,从而也就迈进了覆灭的泥潭。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因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所引发的阶级矛盾, 不能说明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及其导致的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的矛盾, 不能说明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对于这些因资本对人本质的异化而体现的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矛盾,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用资本主义形成期所依据的“物质自然规律” 来解释, 表明了它作为资本所有者阶级利益和意识的理性概括已经成为阻碍历史发展和人性升华的反动学说体系。
人类发展的根据和动力都是劳动, 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取代封建领主制和集权官僚制,就在于能够规定劳动者的人身权和劳动力所有权,并在这个基础上购买并支配劳动力使用权。但这种进步性是阶段性的,因而也是有限的,当资本不仅增长到成为对全人类的控制手段, 而且用其掌握的国家机器直接生产货币和虚拟资本及其利润, 并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对立,不断侵蚀实体经济的时候,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性也就完全丧失了。
资本(包括虚拟资本)所占有的剩余价值,不仅是今天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创造的,还包括对今后几代、几十代劳动者的预先剥夺。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用“物质自然规律” 来论说资本和剩余价值表现的利润,显然是与实际相脱离的。而资产阶级内各阶层、集团的矛盾,国际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是当今世界矛盾的重要根源, 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对此视而不见,或知而不论,依然高调鼓吹着资本统治、合理与和谐的神话。
资本的增殖与扩张不仅造成人类社会的尖锐矛盾, 还导致自然资源的破坏和环境的恶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在涉及这个问题时, 总是泛泛地归因于“人类的活动”,进而把责任推给“新兴市场经济体”,即中国、印度等国众多的人口。这是典型的掩饰实质的辩护性手法。造成自然资源破坏和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也是唯一原因,就是资本对利润的追逐,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奉行的“利润最大化”宗旨,则是其理论的依据。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为了实现追逐利润、增殖资本的目的,是可以采取任何手段的,只要能达到目的,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必要的。
廉价地使用劳动力“资源”,开采、利用自然资源,将这两者“合理配置”,就可以生产财富,实现效益。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为资本所有者及其政府出谋划策, 以技术和暴力为先导,向全世界扩张,每到一处,就把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强行配置起来,进行财富的生产,而其所谓“合理”,只是“利润最大化”,并非保护环境和资源。对人类生存条件的破坏和环境的严重恶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其对“人类活动”的指责,不过是在掩饰其真相,推诿罪责罢了。
行文至此, 我们不妨分析一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内容和体系。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斯密关于“经济人”的假设为基本点的。这个假设将所有参与经济活动的人都设定为财富所有者,都在依据“丛林法则”自由竞争增长财富的所有量。每个人都是自私的, 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因而也是相互敌对的。社会以契约和国家来制约个人对财富的竞争, 个人则以理性约束自己行为。在这个基本点上,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作为出发点,整个体系也由此展开。体系构建者的逻辑大体是这样的:经济的基本和核心,是“经济人”占有物质财富,“经济人”不仅要生产,还要交换。交换使财富的价值得以实现,即货币化。
每个“经济人”既是供给者又是需求者,由他们共同构成的社会经济,就是供给与需求双方对立而又联系的市场, 从个体的经济行为,到总体的市场经济,都是供给与需求矛盾的具体形式, 政治经济学就是对这些具体形式及其必要条件的论证。所谓“微观”和“宏观”两部分,前者是从个体、个量对供给关系的分析,后者是从国家、总量对市场的论证。“微观”部分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个体(包括个人和厂商)如何处理供求关系,以达到利益最大化;“宏观” 部分则以国家如何从总量把握市场的供求状况,进而运用国家权力,以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调控,制定相应市场规则和产业政策,以保证总体经济环境, 为个体利益最大化提供必要条件。
这是一个高度理想化的体系, 也是具有其不可克服缺陷的体系。其理想就是每个“经济人”都能实现利益最大化, 而且这个体系所要求和设计的经济过程都是在理性指导下进行的。而其缺陷, 首先就是以理想掩盖现实经济矛盾。为了保证理想的实现,它把在现实中存在的阶级、阶层、集团,乃至国度、区域的矛盾统统排除,设定其不存在。其次,就是脱离实际,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力图将其学说描绘成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除否认阶级性,还把其作为根据和对象的财富所有权及保证所有权的制度也在理想化后作为前提,不予论说。这样的体系,并不是对现实经济矛盾的分析, 而是对资本所有者和想成为资本所有者的“经济人”的利益和意愿的概括。
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看来,每个“经济人”都是资本所有者,或是已经将所有的货币转化为资本,或是时刻准备成为资本所有者。“经济人”的理性就是资本的理性。这是一个严重脱离实际的体系, 但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者却将它说成是“密切联系实际”的体系。
之所以如此,一是在中国以“苏联模式”为根据的苏联教科书作底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丧失了它揭示经济矛盾的功能,
二是中国深重传统中的官文化和小农意识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基本观念上的相通。“发财致富”作为官方倡导的主流观念,使受小农意识影响的人从这个体系看到了自己理想的概述, 真的将自己想象成资本所有者并掌握了“致富”途径。第三,为迎合资本家和政府的需要,不计后果,急功近利,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出谋划策。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实用主义为原则,而其实用的标准,就是使资本获取“最大化”的利润。为此,无所不用其极,不仅榨取剩余劳动,而且肆意开采利用自然资源,破坏环境。特别是“创造”出虚拟货币、虚拟资本、虚拟经济这些怪物, 使全人类经济生活陷入全方位的矛盾。
第四,虽然极力掩饰,但却不能摆脱其作为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本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极力在标榜他们是在进行不受意识形态干扰的、与政治脱离的“纯经济”的研究,但实际上则是资产阶级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其强烈的阶级性、政治性。他们编写的教科书,实为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宣传品。
他们所说的“纯经济”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充分证明了政治在经济中的存在与作用。
而他们所设定的每个“经济人”都是资本所有者,都可以获取利益和利润的最大化, 也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背离的。第五, 也是其理论生命终结的重要原因, 就是在方法上已经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
从方法上看,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按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早在19 世纪中叶就已开始因庸俗化而失去了理性思维的观念和能力, 演变至今,更为彻底。庸俗化的方法主要特点就是辩护性,辩护性也就是欺骗性。号称对“纯经济”进行科学研究的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他们本人已不再认为自己是“政治经济学”家,而自称“经济学”家,以此表明是超乎阶级、国家、意识形态的,但实际上他们要比其前辈斯密、李嘉图更加“政治化”,他们的学说更为实用地在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其内容也更具政治性) 将辩护性方法发挥到了极致。其要点是:
(1) 把资本所有者的利益说成全人类的利益,将每个个体人都视为资本所有者,进而从“经济人的理性”立论。
(2)将现行资本主义制度规定为“自然规律”,是天然合理的社会制度,是人的自私本性的集中体现,也是实现个人私利的唯一社会形式,相比传统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家, 他们在这一点上更加确定和绝对化。
(3)以现象描述代替本质规定,以片面的一般性抽象表述代替特殊性矛盾的分析, 如将供求关系说成经济乃至社会的主要矛盾, 以此掩饰阶级关系和矛盾。
(4)片面地强调数学化,将数学的使用程度等同于科学研究的程度, 以数学公式的推演代替经济矛盾分析。进而以数学, 特别是高等数学的设量推论来设计、论证经济政策,尤其是金融衍生品的设计, 具有极大欺骗性和危害。有些人甚至将经济问题的研究变为数学的习题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当然要应用数学,数学是必要工具,定量分析对规定经济矛盾的意义是明确的, 设量推论也有一定价值,但将数学,特别是设量推论作为主要方法,势必导致脱离实际,在“科学”的假象之下,包含着对经济矛盾的无知和理性思维能力的退化。
(5) 庸俗的实用主义,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既缺乏理性思维能力,也没有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欲望,绝大多数从业者都只是把它作为谋生手段, 从而也就势必唯雇主意愿行事,或是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或是为资本寡头集团的基金会做课题, 或是在媒体发表言论。
为了让雇主满意,竞相采取实用主义方法,不求探索矛盾,只顾讨主子欢心。
现今正在肆虐的空前的经济大危机, 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 也说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没落, 更暴露出其方法的低俗无能。不妨看一下十年以来的著述,对于这场孕育已久的大危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不仅几乎毫无觉察,反而大唱“资本主义好”的高调,对早已暴露的危机的态势,推波助澜,极力鼓吹以虚拟资本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不论“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的现代追随者,实则都是这场危机的推动者。
正是他们以其庸俗的方法掩饰矛盾,或是主张私人资本企业的无限自由扩张,或是不顾后果地动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特别是危机爆发后的疯狂“救市”,都表明其理念的险恶和方法的贫乏。虽然在金融资本和买办官僚的保护支持下,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z 还会在人类思想界占据一定时段的“主流”地位,但已经没有理论生命的学说,不过是统治者手中的玩偶和应声虫,是思想史上的僵尸,虽然还能骗人,却不能在科学上有任何作为。如果说它还有意义的话, 那就是为新兴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批判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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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和政治民主的扩大,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显著的新变化;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从经济全球化看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发展趋势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要: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诸多新变化,但是这些新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性质,因而也就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新变化;发展趋势
论文正文:
从经济全球化看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发展趋势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对经济全球化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7年5月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曾对经济全球化下过这样的定义:“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
经济全球化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492年全球化起源到19世纪70年代;第二阶段从19世纪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三阶段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末;第四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并继续延续。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的全球化。它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全球化既是社会生产力和劳动分工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客观要求,也是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范围内追逐利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向全球扩张的历史进程。《共产党宣言》中写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然而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和未来结果看,其实质又是共产主义的。因为经济全球化的高度发展,不仅意味着人类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全面进步,意味着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广泛传播和高度发展,而且还预示着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暴露、累积和激化,从而导致资本主义最终的自我否定和灭亡,取而代之的是共产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
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是生产工具、分配和交换为私人所拥有,并为私人利益服务的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产生迄今已有360多年的历史,其发展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7世纪40年代到18世纪60年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初阶段,亦即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第二阶段,从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80年代,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第三阶段,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转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其中在整个20世纪,垄断资本主义又经历了从私人垄断( 19世纪末至20 世纪初) ,到国家垄断( 20 世纪初至80 年代)再到国际垄断(20世纪90年代至今) 。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以下新的变化:
(一)社会生产力和国民生产总值迅速增长由于新技术革命的群体化、智能化、高速化,使工农业生产过程机械化、自动化、工艺化和管理科学化,迅速地提高了工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 5%。到2000年,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约为30万亿美元,其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约占75% ,美国约占27%。[
(二)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
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生产关系的调整,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局部范围内对生产关系进行了新的调整。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继续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使国家干预经济活动成为一种经常性、稳定性的内在机制。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地采用凯恩斯主义,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使得国家同资本融为一体的国家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起来。
第二,国际资本有了迅速发展,集中表现为跨国公司的迅速扩大。
第三,加强和完善社会福利政策。从20 世纪50年代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当权者,为了缓和阶级对抗和冲突,拿出剩余价值中的一小部分,除提高工人工资外,实行广泛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即实行了一套“从摇篮到坟墓”都由国家包下来的社会福利制度,社会福利开支在政府开支中所占的比例相当大。
第四,实行“人民股东制”。随着股份公司的普遍化,资本股权向社会广泛扩散,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逐步实行“人民股东制”,即把股票作为奖金发给工人,或者把企业的股票较多地卖给工人,一些工人经常用工资节余购买股票,这种作法一方面为资本家筹集了资金,另一方面工人也可以成为企业的所有者并得到一定的股息红利,成为关心企业发展的主人。
第五,实行“工人参与管理”制度。随着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过程的加快,企业管理权转入经理人员手中,出现了职工参与管理的各种形式,有的国家还明文规定,股份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要有一定比例的工人代表参加,使工人的利益和要求得以表达。
(三)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通过不断调整上层建筑,扩大资产阶级民主,建立健全资本主义法律制度,从而使资产阶级的统治更加完善、更加有效。第一,实现了政治制度与法制的有效结合。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使国家权力的构成、权力结构中各权力主体的关系和活动,官员的任免、提升、奖励和监督等都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法律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第二,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职能增强。国家在调节社会各阶层矛盾方面的作用越发突出。第三,不断完善选举制度,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范围,为“主权在民”原则的实施提供一个具体有效的途径,使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之上,化解和缓和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维护了社会的政治稳定和良性发展。第四,监督和制约国家权力结构的内外因素大大加强。在进一步贯彻分权制衡原则的基础上,还设立一系列监督和协调机构,以调节各权力主体及其它方面的矛盾。此外,大众传媒作为除立法、行政、司法以外的“第四种权力”,对政府及政府官员的作用越来越大。
(四)产业结构不断变化、升级,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
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进入了一个大变化、大调整时期。由于以信息技术革命为核心的许多新科技的发明和运用,已经形成了一批新的高精尖产业,如原子能工业、宇航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高分子合成工业等,导致产业结构不断发生变化,知识密集型产业代替了劳动密集型产业,非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部门的比重越来越高,第三产业及服务业逐渐居于主导地位,第一、第二产业相应地在减少,第四产业(信息业)正在发展。
(五)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和政治民主的扩大,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显著的新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当代资产阶级内部发生分化。1、工商、金融、科技和信息大垄断集团阶层,他们是操纵国计民生的大财团,其中势力最大的是金融资本巨头,它左右着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 2、经理资本家增多,形成了一个新的高级经理阶层,即职业资本家阶层; 3、非垄断资产阶级,包括一般中小企业主、农场主。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大垄断资产阶级的欺压和排斥,随时有被吞并的危险。资产阶级内部结构的这种变化,把反对垄断资产阶级、争取民主的斗争提到了十分重要的议程上来。
第二,当代无产阶级内部结构的变化。随着当代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经济结构的变化,无产阶级的数量和质量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相对减少,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增加; 2、体力劳动者减少,脑力劳动者增加; 3、随着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涌现以及妇女地位的提高,还出现了“金领工人”、“粉领工人”等等,就业层次多元化。
第三,新的“中间阶层”出现。中间阶层是指一些不拥有或少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但却拥有对工人劳动的支配权和对生产资料日常控制权的人。主要包括科技人员、中层管理人员、政府中的中上层公务员、大学教授、医生、律师、记者和大多数自由职业者等。中间阶层介于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他们收入较高,生活优裕,既向着两极分化,又具有相对稳定性,甚至队伍还在不断地继续扩大,其中大部分成员加入到工人阶级队伍,极少数发展成为资产阶级分子。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只是资产阶级为适应经济全球化过程的“自我扬弃”,暂时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社会阶级矛盾,但由于它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性质,因而也就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且随着科技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使社会生产力的更高度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更加深化,同时,也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其他矛盾。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其主要理由如下:
(一)资本主义国有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性质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是在新科技革命推动下,为缓和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收买、投资、渗透、合营等方式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的产生和发展,既是生产社会化程度极大提高的表现,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调整的标志。它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原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缓和了社会矛盾。但是资本主义的国有经济不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不是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国有经济的性质取决于参与经济运行的国家的性质。资本主义的国有经济虽然形式上表现为是对私人垄断资本的否定,但这只不过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范围内的“自我扬弃”,它丝毫不会改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
(二)“社会福利政策”的实施和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并没有改变工人受剥削的地位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保护工人利益只是保护资本主义生产正常进行的手段。西方社会福利政策和工人参与企业管理本质上是为稳定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其基本功能不过是防止社会低收入者因社会分配不公而产生对资产阶级长远利益的破坏。因为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削关系依然存在,工人阶级还是处在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社会福利支出只不过是工人阶级劳动力总价值一部分的转化形式。
(三)股份制的发展,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
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随着股份公司的普遍发展,资本股权向社会广泛扩散,许多工人和职员也成了股票所有者,名义上成了股东。西方一些学者称之为“人民股东制”、“资本的民主化”,说资本主义己经变成“人民的资本主义”了。其实,资本主义股权分散化的实质,只不过是把过去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的私有财产转化成为相对分散的私有财产,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企业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
(四)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并没有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在政治领域,通过发展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制,使社会不满在平时有所发泄,不至于积攒到矛盾总爆发的程度,实际上起到了政治“减压阀”的作用, [ 4 ]并没有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总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和资本仍高度集中在少数垄断资产者手中;资产阶级剥削剩余价值本性依然未变;周期性经济危机仍没有根除;各种社会腐朽现象层出不穷;劳动人民不满与反抗斗争始终存在等。只有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才能彻底根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但马克思也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消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经济全球化是先进生产力的全球化过程,是社会化大生产在内涵和外延上不断放大、上升的过程,是更大规模的生产社会化。而其性质远远超出了资本主义的驾驭能力。因为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是一对永远不可能解决的矛盾。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肯定。共产主义的实现取决于两个最根本的条件,即物质生产力充分发展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正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创造着必需的物质条件、社会条件和主体力量。
(一)经济全球化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准备了必需的物质前提和条件,是人类进入社会主义的最佳入口
当代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条件,使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发生了部分质变,出现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新因素,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例如: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世界经济组织的产生与发展为未来社会提供了现实的组织形式;经济运行的有序化、企业管理的社会化、社会生活福利化等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经济全球化每前进一步,总是伴随着生产力、科学技术以及物质财富的巨大发展,经济全球化在推动资本主义物质财富极度膨胀的同时,也在悄悄地积累着推翻资本主义的庞大物质力量。当资本主义不能再容纳其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和物质财富的时候,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会取代它。同时,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通过全球化这个平台与资本主义平等竞争,发展自己,为自己最终在全球取代资本主义准备条件。
(二)经济全球化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向全球化扩展,为社会主义力量的国际联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扩展至全球,使得阶级关系逐渐超越国界。这样就给国际社会主义力量实现新的联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有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普通劳动者的国际联合。为分享社会发展成果,他们团结起来,为进一步争取自己的利益而斗争。
2、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无产阶级的联合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不平等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发展中国家的无产阶级将联合起来与发达国家进行斗争,争取国际民主,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
3、有利于全世界劳动者的联合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形成。国际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剥削世界人民,必然引起全世界人民的一致反抗。国际垄断资本的发展孕育着一个全球剥削阶级即全球资产阶级,而全球资产阶级必然会造就一个与自己的对立阶级即全球无产阶级。
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扩展,资本主义掘墓人的队伍不断壮大,素质不断提高。由于各国无产阶级政治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和无产阶级的觉醒意识增强,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有可能在适当的时候,通过多种途径掌握国家政权,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胜利。
(三)当代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建立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基础,而这些不能等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立以后再确定,而需要在资本主义现有成果的基础之上,借鉴其有益的经验,比如:当代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比较完善,可以予以借鉴。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的程度越来越高,社会化管理水平也越来越先进,各项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越来越健全,这些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文明,社会主义可以大胆借鉴这些经验,发展自己的制度文明,建立比资本主义更加优越的社会制度。
(四)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球两制”的关系
“一球两制”是对当今世界社会制度状况的简要描述。两种制度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将成为21世纪两者关系的主旋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性质上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两者之间的对立、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以经济利益为主导因素。能否在竞争中取胜,成为决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前途命运的大事。为了在竞争中取胜,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展开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但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改变两制关系的实质,只是改变了它的内容和形式。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历史上依次相继的两种社会形态。但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并不是直线性的。在整个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将长期并存,它们之间的关系表现出矛盾性、复杂性、曲折性和多变性的特点。但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并存性仅仅是它们之间相继性的过程形式。这种并存性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以及资本主义必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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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私人资本主义不但不能消灭相反要保护要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也“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简论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内容提要】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是他整个经济思想体系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脉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突出的中国特色,是毛泽东经济思想发展、成熟的一个典型标志。而且,他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均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至今仍具有现实的理论指导意义。
【摘 要 题】毛泽东经济思想研究
【关 键 词】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脉络/评价
简论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在毛泽东经济思想体系中,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还是在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都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即使是在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意义。因此,了解和把握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脉络、基本内容和现实意义,不但是丰富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
马克思认为,经济落后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必须利用、吸收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马克思的这一说法,是针对资本主义以前阶段的、资本主义不发展的、生产力不发达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提出来的。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从理论上全面、深刻地阐述利用资本主义的问题,成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并指导实践。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早在1934年1月,毛泽东在阐述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方针和政策时就指出,根据地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三方面组成的,尤其是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到1938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将这一提法具体化,他说:“保护私人工商业的自由营业”是实行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告诫全党必须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否则,任何损害私人工商业利益的言论和行为都会给革命事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从1939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全面发展,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加具体,有着更加鲜明的实践指导特色。一方面,这一时期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外延扩展了。他认为,就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而言存在三种资本形态,即外国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本国的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就根据地的国民经济而言,也有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分。这是不能忽视更是不能混淆彼此概念的客观事实。
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私人资本主义不但不能消灭相反要保护要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也“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内涵也更加丰富。除了对党内仍然有不少同志没有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束缚解放出来,对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产生疑虑、困惑甚至抵触情绪,以及农村中普遍流行的破坏工商业倾向进行批评外,毛泽东还着重对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尖锐地指出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认为那种跨越新民主主义阶段,“奢谈立即进入社会主义是‘反革命的思想’,因为它不现实,而想实行它总会自招失败”,这是由于这种社会主义缺乏社会化生产的坚实物质基础,而要不要这个基础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
很显然,毛泽东将民族资本与帝国主义资本和官僚资本主义资本严格区别,并采取保护和鼓励发展的方针,适应了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是崭新的一章。
(二)过渡时期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主要集中在如何利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方面,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又加进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限制和改造的内容,使他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更加丰富。
还在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他所作的报告和结论中一方面重申党的六大、七大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的精神,同时更重要的是强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他对未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述,他的对资本主义进行既利用又限制的思想正是从这时萌芽的。
不久,在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经济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利用”和“限制”的意见,但允许资本主主义经济在多长时间内存在,毛泽东这时以及在建国后主持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都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表。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有党外人士问毛泽东,过渡到社会主义要多长时间?毛泽东说大约要二三十年吧。直到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才提出完成过渡时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历史性任务“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如果加上建国后恢复国民经济的三年时间,共计18年。从1953年提出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三大改造”,毛泽东对待资本主义经济已经由“利用”、“限制”转向实行改造即消灭的方针。
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思想,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建国后我国经济落后,工商业不发达的局面没有改变,需要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以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在建国后仍然具有两面性,即既有剥削工人阶级而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社会主义宪法,合法生产和经营的一面。因此,实际上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也就是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
二是我们已经具备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条件。我们已经有了相对强大和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这已经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开端和重要依靠力量;我们已经积累了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许多经验,这实际上成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9]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性胜利,标志着资本主义经济随着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民族资产阶级一起被我们消灭了。然而,资本主义在新中国的存在,前后只有7年时间,这是谁也没有意料到的事。
正当全国人民为此欢欣鼓舞,甚至有的资本家也认为自己“并没有失去什么,还是过得很好”的时候[10],问题和矛盾出现了:城乡人民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日趋紧张,老百姓买东西因小商店、夫妻店都实行公私合营而造成了许多不便;在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出现了“地下工厂等。出现的问题和暴露的矛盾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和思考,他开始怀疑苏联的“新经济政策”结束过早,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过于急促。他考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继续利用和发展社会有需要的资本主义经济,来解决过早完全消灭资本主义经济所带来的问题。因此,1956年12月,毛泽东约见黄炎培、陈叔通等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业联合会负责人座谈,在充分交流思想并倾听了他们的意见后毛泽东发表了讲话。其后,毛泽东又和中央一些部门的同志谈话,提出了他亲自定名的“新经济政策”的设想,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是变“地下工厂”为地上工厂,可以合法化,私营业主也可以雇工;二是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国营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公开公平的竞争;三是小商店、夫妻店也可以开,请工也可以;四是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五是国家与上述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工商企业、地上商场等签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总之,“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11],这被毛泽东自己称为“新经济政策”。
毛泽东的上述意见,得到了中央其他同志的赞同。刘少奇随后在人大会会议上也讲到: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搞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12]周恩来也在国务院会议上说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
[13]虽然在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农村中原有的小商小贩、集市贸易以至家庭副业都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但是当毛泽东发现这样做的弊端后,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于1959年5、6月间连续发了几个重要指示,强调应当恢复社员的自留地和农村的集贸市场,允许农民从事家庭副业,从而使农村中资本主义经济又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直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对于在全国范围内20%以上的农村实行的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及恢复农民的自留地、集贸市场等做法没有进行否定。
这年的7月,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也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14]
可见,这一时期尽管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缺乏连续性和系统性。但毕竟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有益探索,是值得肯定的。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在领导我国革命过程中,从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国家这个最大最根本的实际出发,在我国革命各阶段从理论上全面深刻地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作用和地位问题,形成了他整个经济思想中很有特色的部分。他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构成了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应当客观地做出历史的评价。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成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这一时期,毛泽东没有将民族资产阶级列为民主革命的对象,是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所以,虽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他们也还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性”。[15]而且,由于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除了革命的领导权不同外,“他们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16]因此,“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这是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17]
可见,毛泽东对待资本主义问题的认识,大大超越了党的六大决议,奠定了我们党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毛泽东自己说,党的六大和七大都承认资本主义在民主革命胜利后要有一个发展,并认为抗日战争时期在对待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上是完全实行六大决议案的。[18]1928年党的六大《政治决议案》对中国革命性质的分析,以及提出的十大政治纲领,从根本上说是正确的,但是,六大决议没有提及官僚资产阶级,而继续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是革命的敌人。十大政治纲领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也并不是十分明确。[19]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党的六大决议中的正确思想,纠正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主张,提出了明确的政治观点和基本方针、原则及其政策,创立了我们党比较完整的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主义经济的理论。
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取代封建社会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其结果是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领导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其结果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在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性质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胜利后的中国既不能因为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就立即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能因为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就建立资本主义制度。面对这一“中国向何处去”的难题,毛泽东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构想:中国革命既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又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那么,这个革命就既不同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也与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区别,而是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目的是建立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在这个社会制度里,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但要保护、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毛泽东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切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才找到了一条领导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
因此,可以这样说,没有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就是不完整的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二)过渡时期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尽快恢复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安定人民生活就成为当时经济建设的首要任务。那时,我国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其中,个体私营经济在数量上占国民经济的90%,对弥补国营企业生产严重不足,活跃城乡经济,吸收一部分人员就业,增加国家积累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鉴于此,毛泽东主张在巩固和发展国营经济的同时,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积极方面,限制它的消极方面。接着,国家开始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的工作,在经营范围、原料分配、销售市场、劳动力条件、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予私营工商企业大力支持。1950年12月,政务院颁发了《私营企业管理条例》,这从法律上起到了安定私营工商业者,提高他们投资和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作用。据统计,1950年下半年,上海、武汉、北京、天津等10个大城市私营工商业达32674家,是该年第二季度开业户的5.5倍;1951年同1950年相比增加了11.9%以上,生产总值增加39%,零售总额增加36.6%,这一年民族资产阶级所获得的利润超过在国民党统治下22年中的任何一年[20];私营工业发展更快,1953年同1952年相比,私营工业的职工增加了8%,总产值增加25%,资金增加10%,利润的增加更是惊人,达到146%。
由此可见,在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指导下,在建国后的最初几年里,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这对于进一步提高私营工商业者投资和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安定人民生活,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好转,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随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结束,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由“利用”、“限制”转向了“改造”,目的就是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种“改造”事实上就是“消灭”,只不过这种“消灭”不是采取马克思设想的那种“剥夺剥夺者”的暴力手段,而是采取“和平赎买”的办法。
“和平赎买”资产阶级,是通过将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即采取公私合营形式)轨道来实现的。当时私营企业大多设备陈旧,经营落后。私营企业中发展水平较高的纺织业,劳动生产率也只及国营纺织业的四分之三,而且差距还在扩大。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原料、市场等方面的限制,不少私营企业经营渐感困难,主动要求国家支持,实现公私合营。
1954年和1955年扩展公私合营的工作取得很大进展。公私合营企业由1953年的1036户增加到1954年的1746户,1955年又增加到3193户,其产值占全国私营工业(包括已合营的在内)总产值的49.6%。企业合营后,由于国家派遣干部加强领导,投资进行新建、扩建,整顿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人劳动积极性普遍提高,使合营企业的生产迅速发展,利润增加。以平均每人劳动生产率来看,以1950年为100,公私合营工业1955年为314,增长两倍多,而同期私营工业为158,仅增长半倍多。[21]公私合营的优越性非常明显。到1956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私营商业户数的82.2%[22],都纳入社会主义经济轨道。公私合营后,国家实行定息制度。经过清产核资,全国合营企业中,私股共24亿元,由国家按年息5厘计算,从1956年1月起付给114万私股股东定息,每年约1.2亿元,到1966年9月止。这样,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中设想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赎买”的目标顺利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胜利,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历史性胜利。这标志着我国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资产阶级,这就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个胜利证明了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是正确的。我们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提出但没有做到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学说。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创举,也是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个重要发展。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20年时间里,毛泽东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是社会主义时期他对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创新思考,有着突出的理论创新意义。
首先,毛泽东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思考不再同新民主主义经济相联系,而是同社会主义经济相联系。他认为这样可以达到以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同时存在、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互相竞争,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繁荣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从事私营工商业、个体手工业的人数大约为70万,从事小商小贩的人数也接近70万。事实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在被消灭后又有所恢复和发展,使出现的问题和暴露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和。
其次,毛泽东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他试图在中国避免像苏联那样由于过早结束“新经济政策”而造成的弊端,想引以为戒。这种理论探索和勇于实践的胆略,表现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创新精神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值得坚持和发扬光大。
再者,毛泽东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再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是在两难的选择中的一种有益的尝试。在中国,既要允许多种经济成分与公有制长期并存,允许长期发展商品生产,但又担心私有制的存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会危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当时都普遍存在的一种矛盾心态。然而,只有毛泽东思考过这个问题,也只有他在中国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后,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在一定阶段,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允许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虽然这种尝试不够充分,也没有持续下去,但毕竟为我们党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因此,对于任何一种思想观点,只有放在其所产生的时代环境中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同样,任何伟人都受到他所处的时间、空间环境的制约。毛泽东提出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尽管是他一时的思想火花,此后他再也没有提出类似的观点,但是我们也只能回到当时的条件下去考察其缘由,不应该求全责备。
总之,毛泽东对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下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在过渡时期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是深刻的、系统的和科学的;而他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怎样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是不够深入和系统的。但无论怎样,他的这些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闪耀着他的杰出智慧和独创风格。正是这些独创性的思想,使中国共产党在走过了一段时间的弯路以后,重新面对现实,重新审视和思考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走上了改革和开放的正确轨道,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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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21][22]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328.299,292,329.332.
[10]新华社新闻稿[N].1956-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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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刘少奇.1956年12月29日在人大会会议上的讲话.
[13]周恩来.1957年4月6日在国务院会议上的发言.
[14]邓小平文选(1938-196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305.
[17]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60-1061.
[18]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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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纯谋求利润出发,公司治理机制由两个主体组成: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从谋求长期发展目标出发,除了所有者向企业投入资本之外,其他的利益相关者也以不同的资源对企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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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资本主义需要经济民主
对一向标榜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说需要民主,似乎不好理解。继2001年出现美国安然公司营私舞弊案,公司财务丑闻是西方媒体报道出现频率很高的关键词。岁末年初,意大利最大的食品加工企业帕玛拉特公司财务丑闻成为热点新闻。有媒体警告,大公司高层管理人士巧取豪夺公司财产的事件仍有蔓延之势。用“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形容他们滥用权力,并不为过;以民主制约权势,便是题中应有之意。
富豪暴富总是与贫富差距联系在一起。如何认识贫富差距,却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
从生存意义上理解,对不断扩大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人们主要关注后者的贫困问题。发达国家政府每天为饲养的牛提供的补贴为2美元。在世界范围内,每天生活开支不足1美元的穷人却有11亿之多,他们的基本生存条件难以得到保障。
在发达国家,人的生存几乎不是问题,但贫富差距远未解决。
从工资分配意义上理解,大公司高层管理人士(以下简称“高管”)与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差距扩大。有西方经济学家提出,差距的合理范围是20-30倍。1970年,美国最大的100家大公司的“高管”的是普通劳动者的39倍。到20世纪90年代末,扩大到1000倍。
从财富占有意义上理解,“高管”中饱私囊,肥了自己,害了他人。他们利用手中获得的公司股票和股票期权,从事非法交易,利用其他股东的损失,为自己谋取暴利。同时,通过做假帐,他们把大笔公司财产据为己有,例证俯首即得。美国通用电器公司前执行总裁韦尔奇在任期间,曾使用通用公司的飞机和在曼哈顿的豪华公寓干私事。阿德尔菲亚电话电报公司的主管里加斯和他的两个儿子挪用了公司高达1280万美元的资金。他们每人拥有一架私人飞机,费用由公司支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存意义上的贫富差距,工资分配意义上的“高管”与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差距,都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的。它们是在私有制原则允许的范围内出现的。
大公司高层主管占用公司财产却让人费解。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原则是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我的,就是我的”是对这个原则的通俗说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股份公司的股东结构出现了大众化趋势,普通劳动者把子女教育费、医疗费和退休费等用于未来消费的资金投资到股票市场,公众持股人数迅速增长。1983年,美国持股家庭只占家庭总数的19%;1999年,这一比例已迅速增长到52%。在这个大背景下,高层主管私自占用公司财产,包括了对劳动者投资于公司的资产的无偿占有。
大公司高层主管所作所为明确无误地表明,不但“我的,就是我的”,而且“你的,也是我的”。这就从根本上违反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本来,拥有巨额私有资产的富豪最主张维护私有制,但他们却毫不犹豫地侵吞了劳动者的私有财产。于是,资本主义出现了新的制度矛盾:主张私有制的人践踏了私有制。
针对大公司财务丑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说:“20世纪90年代,人的贪婪本性没有增加,但谋求贪婪行为的机会增加了。”作为道德,贪婪是公司“高管”窃取公司财产的动机,它能够得逞则有更深刻的经济根源。
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转向管理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垂直一体化经营,包揽了生产的全过程:从设计开发、零部件加工、成品装配、一直到产品包装、营销和售后服务,并实行多种经营,公司成为多种行为和多个单位组成的企业。这种生产组织方式以大规模生产为基础,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
但是,它也有弊病,即经营管理具有专制性。垂直一体化经营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管理。大型企业由一些不同的经营单位组成,由专职的高级经理组成的等级制管理班子负责。每一个职能,由一个部门来管理;总经理统领部门经理,中层管理人员协调并监督低一层的管理人员的活动。以权威和指令完成整个生产过程。处于最下层的是劳动者。一位中国经济学者非常赞许这种企业制度的专制性。他说:“企业的参与人属于不同的群体,其偏好相差很大,通过民主化程序解决他们的分歧会非常没有效率。”在他看来,企业只能搞独裁,万万不可民主化。然而,垂直一体化企业的专制性一旦被放大,“高管”就能够利用手中的权力胡作非为,资本主义新的制度矛盾就由此激化了。面对“高管”的自私行为,美国著名管理大师德鲁克指出:“这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制度失败。”
20世纪80年代以来,标榜产权明晰的企业制度出现了所有者缺位现象,垂直一体化企业的专制性弊病有了放大的机会,使“高管”手中的权利得以滥用,暴利唾手可得。
由于公司向“高管”赠与股权,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100家传统产业的企业中,“高管”掌握的股权比例平均高达14%。成为企业的大股东,造成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混淆不清。普通劳动者作为小股东,直接参与公司决策的成本太高,难以起到监督管理者的作用。他们没有理财的能力和经验,于是把投入到股票市场的资金,委托共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管理,从而无法直接监督公司管理者。投资机构的管理者与公司“高管”勾结,从事股票非法交易;行使监督职能的会计公司和咨询公司放纵舞弊行为。因为所有者缺位,对专制性的大企业经营管理缺乏监管,“高管”更加为所欲为,作为股东的普通劳动者成为挨宰的对象。
经济上的专制需要政治支持。金钱与权力结合,政客与“高管”勾结,确立了“高管”窃取公司财产的合法性。
1968年,美国国会通过的联邦威廉姆斯法提高了外部人士购买企业的成本,加强了“高管”对公司的内部控制能力。20世纪80年代,美国一些州的法律削弱了公司董事会的权力。近年来,美国与公司有关的法律逐渐从侧重保护股东利益转向保护“高管”。最典型的是,美国参议院通过法案,规定送给“高管”的股票期权不计入公司成本,“高管”用股票期权获利得到法律保障。游说国会通过该法案的主谋就是现任财长斯诺。他曾担任美国一家铁路公司的“高管”,1997-2001年的薪水共达3740万美元;离职后,仍享用公司提供的飞机、汽车和乡村俱乐部。
1994年,他担任由大企业“高管”组成的美国企业圆桌会议的主席。该组织促使参议院以88票对9票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的法案。一贯维护公司“高管”利益的斯诺当上财长,自然要变本加厉地为富豪服务。小布什政府通过优惠富人的减税政策,斯诺功不可没。副总统切尼曾管理过一家能源公司,上台后制定了有利于能源企业的政策;美国海空军司令都曾任职大型军火企业“高管”,于是实行了有倾向性的军火采购政策。在其他发达国家,曾经担任大公司“高管”的人从政,并竭力维护富豪利益的现象,也并不鲜见。
针对大公司财务丑闻,发达国家政府加强了对大企业监管力度。但是,上层建筑的改变必须具有经济基础;制约“高管”手中的权力,解决资本主义的制度矛盾,取决于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
在技术进步推动和竞争压力之下,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出现了新型生产组织方式:从设计开发、零部件加工、成品装配,一直到产品包装、营销、售后服务等生产阶段,被分解到不同企业。例如,大型汽车企业把零部件包给不同的供应商生产,自己专注于技术开发和整车装配。名牌电子企业把零部件设计和产品加工制造完全包给其他企业,成为“没有工厂的工业企业”。最著名的例子是戴尔电脑公司。在服装业和鞋业,世界著名的品牌企业把加工生产转包给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美国耐克公司作为品牌营销商并不制造运动鞋。美国的沃尔玛商店作为零售商,不仅从事零售业,而且组织和管理分布在全球范围内的产品生产。以垂直一体化企业为主导的生产组织方式,正在逐步让位于企业之间实行水平一体化合作的全球生产网络。
在这个网络中,多个企业共同完成一个产品的生产经营过程。企业之间合作的基础是各自生产经营能力的互补性,并不涉及资产所有权。股份公司治理的委托-代理关系变为全球生产网络的共同参与关系,单个企业的等级制结构必然要向扁平结构转化。有人对300家美国大公司1986-1999年的变化做了调查,结果表明它们的结构层次减少,“高管”的权力被削弱,对企业的支配作用也在弱化。
利润是每个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企业各自谋求的目标。但是,企业之间合作的目标是共同生产出符合市场要求的产品,而不是利润。衡量合作业绩的标准是产品的性能、质量、交货期、市场占有率和消费者满意度等非财务指标。企业不再单纯追求利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高管”以赢利为借口的短期行为。
通过全球生产价值网络,供应商取得了进入市场的便利;生产商把加工生产分散到众多的供应商,不必大量投资于固定资本,避免了市场波动的损失。基于能力互补和稳定市场的需要,企业之间的合作是连续的,从而削弱了企业追求短期目标的动力,促使“高管”正视企业长期经营的必要性:
消费者决策对生产的影响力加强。经营者更加注重消费者主权,把吸收消费者反馈作为改善经营管理的重要方法。消费者信息成为企业的一种生产投入。
由于知识成为生产手段,人力资本的作用增大。劳动者不但拥有所在企业的股份,还参与产品开发设计和生产经营管理,成为治理的主体。
可持续发展要求企业保护生态环境,企业与它所在地区的利益关系更密切。企业所在地区居民对企业的资源配置具有影响力,成为公司治理的参与者。
从单纯谋求利润出发,公司治理机制由两个主体组成: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从谋求长期发展目标出发,除了所有者向企业投入资本之外,其他的利益相关者也以不同的资源对企业做出贡献。企业的投资者、劳动者、消费者、其他的相关企业和社区居民共同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活动,公司治理的利益相关者模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纳。利益相关者,即民众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无疑是经济活动民主化的进步;对制约“高管”的独裁和金钱政治,缩小由“高管侵吞公众财产造成的贫富差距,具有积极作用。
发达国家的生产组织方式处于转折期,企业生产组织方式从垂直一体化企业转向水平一体化网络,公司治理方式从专制走向民主,不会一帆风顺。发达国家大公司的财务丑闻就是旧势力顽强挣扎的体现。一些学者也在为他们辩护。前面提及的经济学者就说,让经理对所有利益相关者负责,结果将导致他对任何人都不负责。
这段话说明,坚持陈旧生产组织方式仍大有人在,新旧势力的较量不会轻易结束。主张私有制的人在实践中践踏私有制,说明资本主义私有制进一步陷入困境。要摆脱困境,就要实行经济民主。在标榜民主的发达资本主义制度中,实现经济民主并非易事。如果说资本主义还有一定程度的自我调节能力,可行的出路已经摆在任命面前:发展有利于经济民主的全球生产网络,实行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公司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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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市场营销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同基础市场营销学并无多大差异。许多指导国内企业营销的原理和方法,诸如市场营销调研、消费者行为分析、选择目标市场、营销组合策略、营销战略计划、营销管理等,均可用以指导国际市场营销活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经济全球化对国际市场营销发展趋势的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出现,对世界各国的经济产生着积极影响。面对国际市场,企业须认清全球化对国际市场营销的发展影响。本文总结了经济全球化的特征,以及对国际市场营销发展趋势产生的主要影响。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际市场营销;知识经济
当今世界,知识经济迅猛发展,各行各业都受到全球化的冲击和影响,来自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更是已经涉及各个行业。很多经济学者都对经济全球化作出了各自的定义,大多数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优化全球经济资源分配,以发达国家为领导,跨国公司为发动引擎和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WTO组织为特点的,通过全球商品、资金和技术的流动,使得资源得以在全球范围内高效率地被应用的一种全球化形态[1]。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的许多企业都顺应当今的国际化趋势,积极的加入到全球性的市场营销。在此过程中,新的营销管理观念和新的经营方式不断出现,对传统市场营销客观上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标准,同时也给国际市场营销带来了变革和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贸易范围全球化。主要体现在各国国际贸易的范围在进一步扩大,许多国家从单一的邻国贸易发展到跨越越大洲的全球性贸易,贸易规模、速度等均得到迅速发展。经济全球化大大减少了商品、服务、资本、人才等各种要素流动的技术性和政策性障碍,从而加快了世界贸易的自由化。
2、信息活动全球化。当今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经济信息的全球共享化,经济信息全球化是建立在新技术革命基础之上的,它将极大地改变和提高人类现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水平。信息全球化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与水平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2]。
3、生产活动全球化。既表现在全球经济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和国际间经济协作的多样化,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将其自身的生产经营活动拓展至全球范围。生产活动全球化不仅带动全球范围内的就业,也促进全球生产要素与资源配置的不断优化。
1、营销策略和竞争方式的改变
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市场无国界,全球市场是互通的、统一的。企业进行国际市场营销时势必要结合全球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另一方面,在全球市场开拓的过程中,企业要面对各国同行业的竞争者,尤其是具有丰富营销经验和强大品牌形象的跨国企业或东道国公司。同时,随着跨国经营的普及程度加深和国际市场竞争的日渐加剧,许多企业为了减少风险、降低成本和迅速打入国际市场,而纷纷选择“战略合作”,与自己的供应者或竞争者联手进行市场拓展活动。
为了寻求优势互补,各国企业通常采取共同承担风险,同时共同分享利润的方式。这种营销策略和竞争方式的改变,对国际市场所产生的最显著影响就是全球品牌逐渐趋于一体化,特别是网络营销和电子商务的出现,既降低了品牌全球化的运作成本,使无数过去在传统工业社会难以跨出国界的品牌,可以一夜之间进入国际市场,面向全球的消费者;同时也使过去无法在本国买到的世界知名品牌,消费者坐在家里就可以轻松地享受到。
2、营销方式趋于网络科技化
全球化主要体现之一就是信息全球化。就此而言,迅速崛起的主要原因就是互联网。互联网不仅仅是交互通讯、信息传播和电子商务的工具,而且是信息全球化最理想的工具,给国际市场营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3]。互联网络已使营销扩展到世界范围,网络营销逐步成为一种新的经营业态,网络广告作为一种特殊的媒体,已展现出全新的表现形式,网络营销给市场营销各环节带来了更广泛和更深刻的变革,从而创造出全新的市场和机会,为市场营销带来崭新的格局。
网络科技下的国际市场营销,不仅为企业扩展了产品销售的市场范围,增加了销售机会,同时帮助企业进行进一步的目标市场细分。具有同样功能的产品,可以按照年龄、人群、性别、爱好、个性等,细分出不同偏好、人群中的不同消费习惯,互联网当仁不让的承担了生产商这一争取消费者的行动,这样,很多公众产品变成了分众产品,产品品种的多样化、系列化得到空前地挖掘,产品的区域特色乃至个人特色更加明显。
3、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发生转变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过程,文化借助信息技术在世界各地迅速传播,外国文化与本地文化产生了融合。在此背景下,消费者的价值取向、消费观念等都产生了显著变化,对产品和服务的要求和期望值越来越高。其表现为:
一是对产品的品种规格、花色品种、需求数量呈现多样化、个性化要求,对于产品的选择不再遵从传统“从众选择”的消费模式,充分体现消费者自己独特的消费意识、习惯方式;
二是对产品的功能、质量和可靠性的要求日益提高,更倾向于享受现代科技的成果,对产品用途的选择也从传统的必需型转化为全能型;
三是在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同时,对于产品性价比考量的比重越来越大,当今消费者不再盲目地遵循“好货不便宜”的消费信条,而是致力于寻求物美价廉的产品;四是对除产品之外的,企业服务的质量要求,消费者逐渐重视与产品相关的服务的提供,如购买前的建议参考和售后的产品使用答疑或维修退换服务。因此,消费者需求的多元化以及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差异,决定了企业对不同消费者需求的回应能力和创新能力,正成为企业能否生存和发展的关键。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企业应把国际市场营销策略与当今的全球市场环境有机结合,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市场,开发和销售全球产品,来面对新的国际市场竞争。认清国际市场营销在全球化下的发展趋势,有效地转变经营和竞争方式、提高企业的网络营销知识和技能、洞悉消费者消费观念和购买习惯的变化,积极参与国际市场营销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必修之课。
【论经济全球化对国际市场营销发展趋势的影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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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间的交流密切,经济全球化是当今国际社会的总体特征和主要趋势。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经济全球化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争端的新特点
经济全球化产生之后,在上世纪80年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国际格局上,东德和西德实现了统一、东欧发生了巨变、苏联解体,这样一来,原本的东西对峙因为缺乏对抗的基础而变得没有意义。新科技革命之后,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国际社会中,经济贸易发展成为主旋律。以上世纪80年代为界限,国际贸易争端发展出了很多的新的特点。
1.国际贸易争端领域的新特点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最容易发生国际贸易争端的领域为货物贸易领域,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争端领域发生了变化,由单一的贸易领域扩展到服务贸易领域、知识产权领域、投资领域。服务贸易领域之所以会得到快速的发展,是因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服务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专业化分工的程度越来越深,由此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发展,所以服务贸易领域的争端就逐渐的多了起来。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交易不再是单纯的货物,非货物也变为交易的对象,由此争端就扩展到了知识产权领域。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逐渐增强,促进了间接投资和直接投资的发展。基于此,国际贸易争端的领域发生了新的变化,体现出了新的特点。
2.国际贸易争端内容的新特点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争端的内容主要是削减关税壁垒,而在经济全球化之后,争端的内容变为拆除非关税壁垒。国际贸易在八十年代之前,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平稳发展的影响,一直呈现出贸易自由化,因此争端就主要集中于关税壁垒上。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国际贸易中,出现了非经贸领域的问题,使得国际贸易争端的内容呈现了新的特点。
3.国际贸易争端主体的新特点
在过去,发生国际贸易争端的主体多为发达国家,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壮大,在争端主体中,出现了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一般来说,贸易主体之间的贸易量越多,那么发生争端的频率越大,反之则频率越小。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国际贸易,因此发生争端之后,解决争端的规则也是由发达国家来决定,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其经济实力得到了大大地提高,在国际贸易中逐渐出现了发展中国家的身影,当发生国际贸易争端时,发展中国家会利用已有的争端机制来保护自身的合理利益。由于主体的变化,导致国际贸易的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
4.国际贸易争端原因的新特点
各国在发展的过程中,经济水平各不相同,这种差异性导致在国际贸易中会会发生争端。以农业为例,美国和欧盟的农业都比较发达,但是美国的农业发展水平要高于欧盟,在美国与欧盟争夺世界农产品市场时,欧盟为了取得争夺的胜利,就制定了一系列出口补贴政策,这样一来,美国与欧盟之间就发生了争端。除了经济水平的差异之外,各国之间的政策、国内法、国际法之间都存在着差异性,在国际贸易中都会形成争端。
二、WTO解决争端机制的完善
1.引进“否定协商一致”原则
在解决争端的过程中,会遇到程序性或者实体性方面的问题,对于这类问题的解决办法,如果出席会议的成员国没有一致的反对,那么该问题的决定予以通过。这样一来,争端解决得到了有效的保证,不会因一方的阻止而终止或者拖延。
2.建立统一的争端解决程序,设立专门的争端解决机构
在关贸总协定中,国际贸易争端解决由理事会负责,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后,对这种状态做出了改变,争端解决不在由理事会负责,而是设立了专门的解决机构———DSB。争端解决的规则及程序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DSB负责执行,另外,在协定中磋商和争端解决条款也由DSB来负责。
3.引入自动程序
国际贸易争端解决由多个阶段组成,各个阶段都有具体的工作时限,这在谅解及附件中做出了明确的固定,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未磋商出结果或者不理会磋商,那么在进行第二次争端解决申诉时,就会自动成立有关的专家组。专家组成立之后,会向DSB提出报告,DSB要在60日内通过该报告,这样的规定是为了阻止其中一方当事人有意上诉。报告通过之后,如果没有“否定一致同意”的情况,那么就会引入自动程序。通过自动程序,减少了人为因素的干预,进而促使争端得到有效的解决。
4.引入交叉报复
对于中止和减让的问题,专家组在进行审理时,要与专家组处于相同的部门中,然而,在同一个部门中,中止和减让比较难以实现,因此,当事人就会用其他的办法将另一有关协议项下的减让中止,这就是交叉报复。通过这个做法的引入,可以更好地执行裁决结果。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国际贸易争端的应对对策
1.中国要积极地加入国际贸易中
近年来,国际贸易争端的数量急剧增加,并且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我国加入国际贸易后,会产生一定的风险,但是我国不能因此就拒绝加入,反而要积极地加入到国际贸易中。对外开放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为了提高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我国的实力,就需要大力推行对外开放,加强与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科技、文化的合作与交流,并积极地吸收先进的东西。不过,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切忌盲目乐观,要对国际贸易争端有一个清晰地认识。
2.加强与发展中国家、亚洲国家的合作
实际上,国际贸易争端的本质为利益之争,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达成协作、协同利益。我国也属于发展中国家,在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贸易时,由于分工定位趋同导致争端的发生,对于这类型的国际贸易争端,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实行产业升级,或者进行地区间的合作,进而有效的减少争端。
3.发挥行业协会在避免和解决争端中的作用
所谓行业协会,是指一种特殊的中介组织,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属于民间组织,WTO规则无法直接管辖行业协会。在解决国际贸易争端时,行业协会可以直接或间接代表会员企业参与其中,利用其自身的优势促进争端解决。
4.完善我国的产业救济体系
在WTO中倡导贸易自由,但这并不能说明其一概排斥贸易保护,在法律框架中,设定了许多的例外,主要目的在于允许成员国实施国内产业救济。有些国家为了在国际贸易竞争中胜出,会采取不恰当的倾销、补贴措施等,通过法律框架中例外条例,成员国就可以采取反倾销、反补贴措施等。完善的产业救济体系,可以保证我国的国际贸易,并形成公平竞争的环境。
5.培养国际贸易人才
作为国际贸易人才,不仅需要懂得相关的国际贸易知识,还需要掌握国际贸易法律法规、规则,同时还要精通外语,通过国际贸易人才,可以促进国际贸易的顺利进行。我国应建立严格的国际贸易人才上岗制度,避免非专业人士上岗,让其在国际贸易中发挥成分发挥自身的技能。
四、结论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但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国际贸易争端。面对机遇和挑战,我国要在充分认识国际贸易争端特点的基础上,制定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贸易争端应对策略,在国际竞争中有效的增强我国的实力。
经济全球化逐渐成为当今世界范围内的主要趋势,其表现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济全球化产生的重要基础是贸易全球化。从世界范围来看,社会生产力在二战以后大大提高,并很快被卷入世界市场当中。世界上国家之间的交易逐渐增多,并且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频繁地进行交易,这样就使各个国家之间在贸易结构、贸易规模以及贸易流向等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二,许多跨国公司在经营和生产上变得更加全球化。从小的方面来说,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离不开跨国公司的推动。因为跨国公司在规模上逐渐扩大,并且在国际化的生产过程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范围内的影响更加广泛,其重要性程度也不断提高。第三,世界范围内的金融联系更加密切。首先是国家间的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并且投资规模逐渐扩大,然后是世界范围内的金融贸易不断发展。最后是金融机构变得更加全球化。在这方面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区域性的或全球性的金融机构逐渐增多,而国际性金融机构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增强。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中小企业在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1.很多中小企业在技术水平和相关必备设施上较为落后。由于很多中小企业没有较多的资金,因此在相关的装备和设施上存在着较大的改进空间。还有些中小企业在技术水平上严重落后,所用设备也较为陈旧。没有规范的办公场所和工具,条件较为落后。
2.中小企业的管理水平不高。由于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的缺陷导致很多中小企业没有较为完善的管理结构,并且在公司或企业内部往往都是独断式管理。也就是领导一人说了算,这样就容易使企业的决策缺乏科学性。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没有较为完善的发展计划和较为长远的发展目标,并且也没有形成现代化的企业管理理念和企业管理制度。有许多中小企业都是家族式的管理和结构,这样容易造成企业管理秩序的混乱。
3.中小企业生产的产品没有较高的质量和档次。中小企业的装备水平决定了中小企业的产品没有较高的品质。这是因为中小企业在管理水平上较为落后,而且极为缺乏具有专业水平的技术人员,因此中小企业的产品没有较高的质量。另一方面,大部分中小企业的产品大都属于初加工,没有较高的产品附加值。所以,很多中小企业相对来说都发展得较为缓慢。此外,中小企业的外部监督缺失也是导致中小企业产品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
4.广大中小企业在融资上难度较大。由于我国的中小企业没有完善的信用评价制度和体系,并且在信用担保体制上也不够健全,再加上中小企业自身的实力较差、不能抵御较大市场风险等原因,导致我国的中小企业存在着严重的融资难问题。融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并且也使我国中小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成本大大增加。
5.中小企业在经济指标上不及大型企业。由于中小企业在管理、技术、人员以及设备等方面相对比较落后,因此其经济指标远低于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在当前的产业结构中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技术水平比较低,产品附加值比较低。所以,中小企业的资金利税率以及产品的销售率与大型企业相比也有较大差距。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小企业在经营业绩和获利能力上较为落后。
中小企业应该如何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取得较快发展
1.中小企业自身要不断努力。第一,不断增强中小企业自身的实力。要注重引进先进的经营人才,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实现企业的不断创新。加快企业内部的信息化建设,通过电子商务的开展来实现中小企业的经济效益。中小企业要想实现大发展,就必须要创新当前的营销策略,以国际化的市场新观念来代替传统的企业推销和生产观念。并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特征,再结合自身实际的情况下有针对性地组织生产并积极开发新产品,从而使企业在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的情况下为企业赢得利润。在当前时期,国际化的品牌确实给企业带来了不小的发展机遇和巨大的经济效益。就目前来说,名牌经济的实行是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必然。中小企业只有不断增强自身的品牌意识和名牌意识才能够不断加大科技创新的力度从而使中小企业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取得一个稳定的地位。在实行品牌战略的同时中小企业还要不断加大企业自身的科技创新力度,中小企业要积极鼓励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和资本参与到企业的分配中来。对于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员工企业要及时予以奖励和赞赏,特别是企业中的管理人员和科技创新人员。通过一系列的措施不断推动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以及成果转化力度。同时,政府也应当要制定鼓励创新的政策。
2.国家及社会相关机构应当不断健全政策体系促进中小企业的大发展。针对中小企业资金短缺的现状,国家应当设立专门的出口交易基金以及对外投资基金,从而使更多的中小企业参与到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去。对于中小企业的融资难现状,国家要放宽相应的融资政策,放宽中小企业的上市条件。国家要制定关于中小企业实施国际化经营的完善的法律法规,从而对中小企业的利益进行有效保护。然后,积极动员进出口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关于国际贸易的相关讯息,并积极开展一些展览会和商品推介会。
结语
在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大潮中,我国的中小企业面临的压力和挑战越来越多。虽然经济全球化为我国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不少的机遇。但是随着各种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贸易规则的改变,我国的中小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经营变得越来越艰难。因此,我们要积极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积极提出科学可行的发展策略,不断改革企业中不适于企业发展的因素,从国家和自身角度积极努力,从而为我国中小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摘 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已成为了一个经济大国,中国经济在受国际经济影响的同时也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本文首先阐述了经济全球化的概念,随后对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对策。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中国经济 经济发展
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发展更加深入,这也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对于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复杂性与多变性,在抓紧机遇加快发展的同时,必须审时度势,规避风险,从而使中国经济成为更重要的经济体。
一、经济全球化的概念
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日益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世界经济活动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提供服务、技术转移、相互依存与相互联系而形成的超越国界的全球范围有机经济整体。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跨越各国、各地区的界限,相互融合成整体的过程。经济全球化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各国与各地区的经济互相交织、影响以及融合而成的统一整体,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全球统一市场”;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规范的经济行为规则,经济运行的全球机制也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对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并使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适应着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
经济全球化受到很多因素的推动,目前已经成为生产社会化与经济关系发展国际化的客观趋势。其最根本动力就是社会生产力以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技革命成果以信息技术为核心飞速转化为生产力,跨国公司发展的蓬勃之势,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对世界经济发展影响力日益加强,涌现了大量的服务业和新兴产业,纵观世界范围,贸易投资自由化已经成为主流的经济政策,大量的区域经济合作更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动。
二、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对中国经济的积极影响
1.有利于吸引外资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我国的发展无疑是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给他们。在新兴市场中,中国是主要的外资接收国,这与跨国公司对我国增速快的新兴经济体投资的增加有很大的关系。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反映出我国经济的快速成长,大量引入外资,有利于满足国内资本需求,提供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资金,是对我国调整产业结构和发展生产力的促进。外商进行投资的同时,一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也被引进,推动着我国企业的发展,进一步促进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2.对贸易的影响
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随着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入,中国目前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从1994年起对外贸易顺差开始连年增长,即便是中国加工业在2008年受到金融危机的重大影响,2009年后我国许多企业的出口量仍达高位,率先使中国经济复苏,在经历了全球性的打击后,一批有实力的企业推陈出新,升级换代,反而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
3.有利于劳动力分配
中国巨大的农村人口和剩余劳动力始终是在努力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有待解决的问题。但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对外贸易加工等企业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被充分利用起来,推进了中国的工业化的发展,更有利于农村城镇化的进程。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人才的有效利用受到重视,新型的技术工人以及服务人才充实到企业中,为我国经济提供高水平的劳动力。
(二)对中国经济的消极影响
经济全球化不单单会带来积极的影响,同时也会使我国面临一系列的问题。
1.受发达国家的制约
目前,少数几个发达国家仍处于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地位,在制定国际经济规则上,他们从自身利益出发明显偏向于发达国家。当世界市场接收他们的巨额投资之后,他们可以通过贸易自由的口号,对我国贸易堡垒发起攻势,来保证他们获得超额经济利润。而当他们的国内市场受到中国廉价商品的冲击,本国一些产业的行业利润受到阻碍的时候,他们就以贸易保护为借口,或者通过环保壁垒、技术壁垒阻挠中国产品的进人,根本不会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
2.产业转移带来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保护本国的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同时充分利用资金优势将高污染、高消耗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滥用资源,破坏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经济全球化下,发生产业转移现象不可避免,但为了参与更多的国际竟争,我国只能接受发达国家传导过来的高能源消耗与高污染耗能,成为发达国家的生产基地。输送给发达国家数量庞大且价格低廉的有形物质产品的同时,造成了一定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
三、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对策
中国经济无法回避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因此必须勇于接受挑战。我们要充分抓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不断完善自己,发展自己。我们更要警惕并防范经济全球化可能会带来的冲击,尽可能的降低消极影响。
(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开放后我国不断努力,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在资源配置以及经济结构调整仍不够完善,需要进一步加强。我们应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根据市场经济规律与规则,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政企职责分开,政府为了给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应注意完善国有资产管理,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从本质上转变企业经营机制,使经营管理体制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科学、规范并且富有生机和活力,从而使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得到提高。我们还要创造开放、竞争、公平、有序地多元市场环境,从而进一步对市场体系进行完善。
(二)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我国是一个贸易大国,更是经济大国,在国际市场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要注重吸引外商资本,但更重要的是提升国际投资的质量。通过引进竞争的办法,燃起我国民族工业的竞争意识。国家应该引导有条件的产业和部门直接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从而使相应的企业追求新技术具有更大的动力,积极完善企业管理方式,提高生产效率,在国际市场获得更大的利润。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来获取原料、制成品以及半制成品,使我国经济运行成本降低,在吸收技术与经验的同时,提高自身创新能力,自力更生,提高我国民族工业的经济层次,提升品牌影响。我们要在能够保证立足国内市场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向国外发展,争取走向国际产业链的更高端。
(三)关注产业转移带来的问题
我们应该时刻关注国际产业转移带来的可能对我国环境、资源以及就业带来的负面影响,避免在国际经济产业链中一直处于低端的位置。在开放规模被扩大的同时,应密切注意国际游资的动向并加强经济监管,避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漏洞从而对我国经济造成影响。目前,我国虽然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是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却非常高,这与经济大国应有的本范并不相符。我国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加大力度开拓国内市场,提高管理水平,使我国的有效需求与供给能力都得到提升。就目前经济全球化的形势来看,我国市场已经成为全球市场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企业的发展空间势必会受到国外经济势力的打压,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首先要抢占和坚守住本土市场奠定未来发展的坚实基础,在此基础上再实行“走出去”的战略。
(四)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科技的进步与不断创新是经济全球化的条件和基础。因此中国应加速科技的创新,坚持科教兴国的方针战略,大力发展科技,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不断创新,提高科技含量,从而使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上更具国际竞争能力。我们应运用先进技术以及高新技术使传统产业技术含量得到提升,从而促进发展生产力,使中国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
四、总结
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经济全球化有利于我国对外资的吸引,有利于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还有利于剩余劳动力的分配,但是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发展仍受发达国家的制约,还要承担产业转移带来的不良影响。为此,我们应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积极参与国际竞争,避免产业转移带来的影响,并且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从而使我国经济适应经济全球化,更好更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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