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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医疗保险是为补偿劳动者因疾病风险造成的经济损失而建立的一项社会保险制度。通过用人单位和个人缴费,建立医疗保险基金,参保人员患病就诊发生医疗费用后,由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以避免或减轻劳动者因患病、治疗等所带来的经济风险。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西宁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发展状况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越来越关注自身健康问题,对于我国而言,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不仅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一种保险制度的建立,宣传工作的到位会使居民对其了解深入,并且会进一步推进该保险的发展。本文单独对西宁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发展做研究,结合存在的实际问题为西宁市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发展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西宁市人均GDP与居民可支配收入近年来在逐年增长,随着居民的保险理念会不断地增长,保险方面可支出金额数也会不断地增长,从而保险的需求量也会不断地增长。
(一)西宁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如上表中所示,可以明确发现,其如期增长量每年都是增长的,到07年为止,其累计增长率为43.29%,参保人数的基期增长说明居民对其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重,该保险制度的覆盖面也越来越广。
(二)西宁市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
2007年年底,我市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共确定为60家,其中三级医院9家、二级医院6家、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中心13家、社区医疗卫生服务站32家,明确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机构的权利和义务。到2011年年底,我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增加到73家,其中三级医院13家、二级医院14家、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中心46家。
(三)西宁市基本医疗保险费用支出情况
图1-1 西宁市基本医疗保险费用支出
(一)教育水平与收入水平受限
教育水平和月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居民参保活动。由于居民的教育水平较低,月平均收入较低,居民对保险的认识度较低,即使有一定的认识度,因为经济水平的限制,居民的参保意识不是很强烈。
(二)居民选择小型医疗机构,经济负担变化不显著
收入水平限制了居民医疗机构的选择,同时看病花销的大小不同,居民受益的程度也不同。居民在选择医疗服务机构时一般会选择私人诊所,其原因有一部分是因为居民的收入水平较低,无法有经济实力去进行参保,而导致低收入的原因有一部分是教育水平的低。居民的看病花销如果较低,大部分都是自己承担,而当看病花销较大时才会有其余的辅助机构承担经济负担,如此可以看出,在一般的保险中,较低的看病花销无法得到保障,由于较低的看病花销无法得到补助,所以在个人负担变化情况方面出现这样一个情况:低水平看病花销居民认为保险没有减轻经济负担,而每年看病花销较高的居民则认为保险明显减轻了经济负担。政府在保障制度方面做的不够完善,使得看病花销比较低的人没有受到比较大的保障。
(四)政府宣传力度不够
保险发展的好坏与保险的宣传以及其报销制度有一定的关系。实际中发现通过朋友、亲戚等途径了解到该保险的居民所占比例较大,但是仅仅依靠朋友、亲戚等途径来了解该保险是不够的,政府和医疗机构宣传不够到位,导致保险的知名度低,从而会使居民对其的信任度也不会高,居民的参保意识也会不高,影响该保险的发展。另外,对于报销制度来说,通过朋友、亲戚等途径所了解到的报销制度是模糊的,而通过政府宣传和医疗机构宣传所了解到的比较清晰,进一步证实政府宣传和医疗机构宣传是使居民了解该保险的最好途径,
(五)保险金发放存在不及时、不足额问题
居民是否对一种保险满意,其中一个衡量标准是保险金的领取。由于居民在领取保险金时总会出现不及时或者不足额的情况,大大降低了居民对该保险的满意程度,满意程度的降低会导致居民对这种保险的信任度大大降低,从而会使居民在选择保险种类时不会选择该保险,保险的参保人数无法增加,保险就无法良好发展。
(一)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居民月收入
家庭收入的高低会左右居民参保的想法,想要提高参保率,首先要提高居民的家庭收入。就目前西宁市的市场来看,存在高求职、高空却的现象,对于很多人来说,不愿意去干比较累的活,而对于企业来说,为了较高的利润,给员工的工资较低,政府应该增加招聘会的力度,使失业者找到工作;另一方面,政府应该提高工资的最低水平,对于学历较低的人可以起到一定的帮助;
其次,对于学历较低的居民,政府需要不定期组织技术学习,使得居民其有一技之长,在目前的西宁市场上缺少有技术的工人,政府如果可以免费提供学习技术的机会,不仅仅可以提高居民的收入,也可以减少空缺的位置。另外,对于有潜能的居民,可以同时加大对其的教育水平,政府需要有成人再教育的培训学习,使居民的学历有所提高的同时知识也在不断增加,这样,居民可以对于一些需要有知识的工作岗位竞争,而用头脑工作的工资水平一般高于体力工作,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以使人参加有技术含量的工作,从而可以增加工资,政府需要举办一些而工资水平的提高会使居民有一定的资金去参保,从而达到参保人数的增加。
(二)适当调整起付线,政府适当给予补贴
一种保险的起付线高低会直接影响居民是否会能够得到保险待遇。目前西宁市的一级定点医疗机构起付线为250元,二级定点医疗机构起付线为350元,三级定点医疗机构起付线为450元。由于居民在遇到一般感冒时的费用达不到上述要求,导致很多居民无法享受到保险的效益,建议政府可以适当的放宽保障的起征点或者增加一些优惠条件,例如,当居民们遇到的疾病是普通感冒,那么,在购买药品是时可以稍低于市场价格,低于的这部分市场价格由政府补助;而对于遇到重大疾病的居民来说,则需要及时并且足额的发放保险金,就此次调查而言,应调整一级定点机构起付线,应在100元左右比较合适,从而使得更多的居民减轻经济负担,真正感受保险所带来的好处。
(三)政府和医疗机构加大宣传力度
在此次调查中发现,居民了解到该保险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是从政府宣传这方面了解到的比例比较低,政府应该加大宣传,使居民深入了解该保险制度的方方面面――不定期进社区宣讲关于该保险的内容,定期在广场这样人流较大的地方开展关于该保险的活动,另外,通过广播、电视和网络做专题节目,解决居民在参保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实质性问题,从以上几个渠道可以加大宣传力度,可以提高宣传面,从而可以使居民在遇到一些问题时可以找到提供帮助的地方,不再在遇到一些自身问题时根本不知道该如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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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我国市场经济建设不断深入发展,非公有制企业发展迅速,不断壮大,成为了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08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有657.42万户,个体工商户有2917.3万户。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形势下“创意组织生活”在推进非公有制企业“和合”发展的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创意组织生活”是一个个“红色细胞”,融入企业肌体,强筋健骨,滋养灵魂。“创意组织生活”是近年来两新党建工作的一张靓丽名片,是推进两新党建工作的有效途径。本文针对在当前非公企业劳资矛盾尖锐、党企工作体系不健全的大背景,研究两新党组织在“创意组织生活”方面的理论背景、组织建设、实践活动成果,利于进一步促进企业自身发展、打造“和合企业文化”。
关键词:和合 和谐发展 创意组织生活 两新党建
“和合”贯穿中华文化始终。“施教导民,上下和合”“和合”蕴含调和、合作、融合、协作等多种含义。“和合企业文化”建设是新时期党建工作的新点、亮点和重点,是实现党组织、党员职工和企业同发展、共命运的粘合剂,是助推企业发展的强心针。企业和合文化建设就是企业以倡导中国传统“和合”文化为背景,通过发挥党组织政治引领作用,推进和谐劳动关系建设,促进两新组织与党组织、员工与企业的深度融合,实现“党建强、企业强”的目的。
从实际情况看,广大非公企业开展“创意组织生活”很有意义,使企业党建质量进一步提高,企业与员工的进一步融合,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深度交融。广大非公企业可以通过活动,一改以往党建活动以强制为主的工作方式,以新型活动为落脚点,以“真材实料”代替原来“花架子”,把党工行三者合一,极大地促进了两新党建工作的深入。通过员工普遍参与活动,增进相互了解,职工的归属感、企业的凝聚力显著增强,有利于促进企业职工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在非公有制企业员工自我实现的程度普遍不高的劳资关系大背景下,党务活动的开展利于缓解职工压力、润滑劳资关系,推动党建与企业发展同频共振,实现企业经营效益和党建发展的“大融合”。
从实际情况来看,非公企业在开展创意组织活动中,普遍存在党建资金投入少,组织经费不足、党员人才匮乏等问题。党建经费来源不固定,党建经费投入少,导致了企业党建经费无法保证,组织活动开展困难。除了资金,非公有制企业中党员人数少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再加上企业党支部之间的联合与合作关系尚未建立,党建工作困难重重。同时,隐型”党员问题依然难解决。由于路途遥远、工作流动性大、党组织关系转接费时费力等原因,很多党员没有将自己的组织关系转到企业中来。以上都在客观上造成企业的党员数量少,党组织活动开展比较困难。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做得好不好,与企业主的心态有极大的关系。从实际情况来看,很多企业主对党建并不重视。“创意组织生活”虽能公开“挂牌”,却不能正常开展活动。以上种种都制约着“创意组织生活”的开展。
1.积极转变党建工作心态,加强经费保障
企业要顺利开展组织活动,首先必须转变党建心态。企业的党建工作并不会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可以通过设立“党员示范岗”,让党员在负责监督生产责任区的同时,以身作则提高生产效率。这些措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企业党员在提高企业产量、品质上的推动作用,增加企业经济效益。同时,党员要以自身先进引导员工规范言行,引领企业树立积极向上的风气。党建经费方面,要多措并举,在保证传统的由企业提供经费保障的方式基础上,通过多渠道的经费聚拢,化减轻企业资金压力,从而保证党建经费来源的稳定性。
2.完善队伍建设,促进党员交流
在党员队伍建设方面,企业可以通过组织“组织生产互融”活动,将党建活动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相关联。例如,可以每月召开“定期党代会议”,会议内容严格记录存档;设立“党员先锋岗”、“党员示范车间” 、“党员责任区”等,强化党员组织意识。这些措施可以让传统的组织会议内容更为充实,不流于形式。将企业党建与生产经营管理相结合,使之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组织行为。在加强党员交流方面,可以通过建立“联合党支部”, 解决单个企业(尤其是占市场比例额数大的小微企业)普遍存在的党员人数不足而无法开展创意组织活动的问题。这些企业可与邻近单位组成联合党支部,实现企业间党建等的“思想大融合”。
3.完善“创意组织活动反馈机制”,优化两新党建工作评估体系
下阶段,要积极发挥非公企业应注重反馈评价的导向作用,积极探索创新组织生活活动反馈评价体系。“创意组织生活”评价体系和反馈机制的的完善,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评价内容。企业中心工作是生产经营,党建工作内容评价需要与企业生产经营效益相结合,避免‘两层皮’现象”;二是将“创意组织生活”的成效,尤其是员工评价、感悟、体验、企业向心力、凝聚力的提升等情况纳入到“创意组织生活”工作考核内容中。同时将党组织党建工作考核结果纳入到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业绩考核体系中去。落实党建工作评估可以确保组织活动的切实可行地开展,避免实际落实情况与策划的两相脱离。
[1](德)卡尔・曼海姆(KarlMannheim)著,黎鸣、李书崇译,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商务印书馆,2000;
[2]张岩鸿著,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职能规范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4;
[3]钱纪芳,和合翻译思想初探[J],上海翻译,2010(03);
[4]张从益,和合学途径的翻译研究[J],外语学刊,2009(03);
[5]傅桃生著,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理论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3;
[6]李聚山编著,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手册[M],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
[7]叶笃初等主编,“两新组织”的党建创新[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8]郭霞,刘少奇对党的建设的探索历程及卓越贡献[D],东北师范大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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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工是指在不计物质报酬的情况下,基于道义、信念、良知、同情心和责任,为改进社会而提供服务,贡献个人的时间及精力和个人技术特长的人和人群。主要义务服务一些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如养老院,孤寡老人,残疾人,社会救助等。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就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台湾义工组织发展的法律分析与制度借鉴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台湾义工组织发展的法律分析与制度借鉴全文如下:
〔摘 要〕发展现代义工组织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作用。文章用法律的视角剖析台湾地区义工组织的发展特点和模式,提出在制度和组织运作方面应借鉴和学习台湾地区义工组织的先进经验,以期进一步完善大陆义工组织的发展思路。
〔关键词〕义工组织; 内部治理结构; 志愿服务立法。
义工在台湾地区又称为“志工”,义工组织是指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不以营利为目的、主要开展各种公益性或互益性志愿服务活动,有独立法人地位的社会组织。义工组织在台湾的发展由来已久,它已经成为独立于政府、企业而从事志愿服务、公益慈善事业的重要独立法人自治组织。
义工组织作为民间力量参与社会服务是公民社会崛起的重要标志。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这一领域是由同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据,这些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并由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形成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这一中介性的社团领域就是我们所称的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是指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不以营利为目的、主要开展各种公益性或互益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我们可以将非营利组织理解为: 以服务大众为宗旨,不以营利为目的,具有志愿性和自治性的正式组织。
王泽鉴对台湾的法人制度做过完整的逻辑划分,依成立的基础不同可以分为以社员为基础的社团法人和以捐助财产为基础的财团法人。无论是社团法人还是财团法人都必须依法取得台湾相关主管机关的立案许可,再向所在地方法院办理法人登记,以取得法人资格在台湾“二元结构”的法人制度框架下,义工组织的法律地位表现为: 在社团类的非营利组织内,义工组织应该属于非营利类社团法人中的公益性的社团法人类; 而在财团法人中,义工组织属于一般性质的财团法人。由此可见,台湾义工组织的实质都是法人,都具有资金独立、有独立对外代表权、对外自享利益、自担风险的特征。由于可以从组织属性的角度将台湾义工组织划分为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两大类,而这一明显的“二元结构”的性质正是台湾义工组织区别于其他国家或地区义工组织的一大特色。
要深入研究台湾义工组织,就必须从其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入手,特别考察其设立准则,内部治理结构、政府的幕后监管等制度。
( 一) 完善的义工组织设立法律准则。
台湾义工组织的设立有一系列的条件,社团类义工组织的成立基础是社员,财团类义工组织的成立基础是财产,无社员。由于财团类义工组织一般是以基金会的形式存在,而基金会一般是由自然人或法人依捐助或依遗嘱而设立,捐助人或立遗嘱人一般在捐助章程或遗嘱中规定了基金会的运作模式和规章条例,故相比较社团类义工组织,财团类义工组织的设立有更大的自主性,相关法律法规对其规定也较少。根据台湾关于财团法人设立的规定,台湾地区设立财团类义工组织,必须完成三个步骤,即捐助行为或遗嘱、主管机关的许可和登记。
相比较财团类义工组织,关于社团类义工组织的相关立法规定则更为全面。台湾地区《民法典》第四十九条、四十八条是关于社团设立登记事项之规定; 台湾地区“人民团体法”第三条、第七条、第十一条是关于社会团体设立的规定。关于社团类义工组织的设立除了以上两部基本法律之外,还可以参考台湾青辅会所制订的《非营利组织发展法( 草案) 》。从该草案规定的内容来看,其类似于台湾非营利组织的“母法”,从组织的设立登记、内部职能部门的设立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 二) “公司制”的内部治理结构。
“公司治理结构”一词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经济学文献中开始正式出现,主要用于描述公司内部的一种组织框架。公司治理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即代理问题,它源于经理人员与投资者之间潜在的利益不一致。我们发现,公司治理结构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上,公司治理结构明确了董事、经理、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利和责任的分配,规定了公司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并提供了制定公司目标的组织结构,以及达到这些目标和监督绩效的手段。而狭义上的公司治理结构仅仅是指“股东即所有者( 本人) 确保经理( 代理人) 的行为能够为本人带来与其投资风险相称的投资回报的一系列措施或机制,即公司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均衡。[1]把股东、董事会和高层经理人员三者的利益用一种机制来平衡,即公司治理机制。
与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相同,研究台湾地区义工组织内部关系的重点也是其内部治理结构,通过研究可知,相对于财团类基金会形式的义工组织,社团类义工组织的内部治理机制更为完善,更接近于公司式的内部治理,一般来说社团法类义工组织包括会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和执行官。会员大会作为义工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主要行使任免理事、监事的职权,理事会作为最高决策机构,负责义工募集、组织义工重大活动、筹集善款等事项,台湾义工组织的理事会一般由 15 人组成。
监事会负责对理事会和执行官的活动进行监督,尤其是对善款的筹集、运用、理事、执行官的渎职行为进行监督。台湾义工组织的监事会一般由 5 人组成,因此台湾义工组织理、监事会的组成一般有 20 人左右,但规模较小的组织人数可能相对减少。执行官类似于公司的经理,负责组织日常的管理工作,总体协调组织各地区、各部门的资金、义工的调度,当发生公共突发事件时往往起到组织”代言人“的作用。相对于社团类的义工组织,财团类义工组织没有会员大会,其一般按照捐助遗嘱或捐助章程的要求,选任相应的理事、监事,但两类义工组织的运行规则都是大体相同的。除了受到监事会的监督,义工组织的运作还要受到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监督,如政府部门、组织的捐赠人、义工服务活动的受众群体和一般的社会公众。
( 三) 政府培育与服务的监管理念。
从理论上讲,政府和义工组织要想更好地承担起提供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的职责,就必须实现合理的分工,相互之间形成一种重要的互补关系和良性的伙伴关系。台湾地区义工组织的发展历程表明,政府在与义工组织的互动中实现了从控制型管理向培育服务型管理的转变。在这其中,台湾地区当局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
( 1) 较好的处理了政府与义工组织之间的关系。台湾当局与义工组织之间维持着双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即政府希望借助义工组织解决”政府失灵“问题,为其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提供比较宽松的发展环境;而义工组织则借助政府来发展壮大自己,两者各取所需,关系比较融洽。
( 2) 理顺义工组织管理体制,实行颇有特色的”双轨制“。即义工组织首先由业务主管机关核定设立许可,再由法院负责法人登记,以取得法人地位。台湾”双轨制“特色在于: 首先,一般不会存在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这种状况,因为这些审批部门还是相对固定的政府机构,它们有明确的规章,有义务接受申请并在一定时间内予以明确答复; 其次,台湾义工组织最终由法院统一负责法人登记,可直接纳入法律体系,分别承担不同的法人责任,这较有利于民间组织的规范化。
( 3) 日常管理和监督比较到位。台湾地区民法规定主管机关对法人的业务有检查权,对义工组织的检查项目具体详细。
( 一) 公司式内部治理结构的引入。
台湾地区义工组织的”公司式“内部治理结构具有制度优势。首先,不论社团类还是财团类义工组织,都有组织的存在目标,即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筹集善款,义务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在这一宗旨的指导下建立相应的组织内部机构,不断完善组织的内部治理结构。其次,台湾的义工组织采纳”三会“的形式,即在其章程和组织设置中设立了会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的”三会“架构强化了组织运作功能。会员大会一般由固定参与该组织志愿服务活动的志工组成,理事会是经由广大志工们选举出来的具有一定威信,或在组织的志愿服务活动中表现突出,有一定领导能力的人员组成。监事会成员一般由与该组织无相关利害关系的第三方社会人士组成,负责组织财务、任职人员行为的监督,除了监事会外,义工组织还受捐助人、政府、受服务者和广大社会公众的监督。执行官负责组织日常的活动、对外代表等任务,执行官可以是理事会中有较高威望的慈善人士,也可以由理事会出资聘请相关专业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士担任。财团类义工组织由于是以财产形式设立起来的,因此不存在会员大会,但按照遗嘱或捐募要求也同样设立理事会和监事会、执行官等职务,其内部治理和日常运作与社团法人类的基金会并无太大差异。
大陆民间义工组织的内部治理结构是以民政部 1998 年制定并颁布的《社会团体章程示范文本》( 以下简称《示范文本》) 为主要依据的。《示范文本》性质上虽然是示范性文件,但效力相当于部门规章,起参考、指导作用。对于组织的权力机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示范文本》分别规定为会员大会、理事会、秘书处,而对于监督机构,没有做出规定。未来大陆的义工组织要进一步完善组织自身的治理结构,可以借鉴台湾地区义工组织成功经验,广泛采用”三会“运作模式,提高组织运行的效率,降低组织运行的成本,未来立法机关在制定《志愿服务法》或《志愿者组织法》时也要在法条中直接规定义工组织的治理模式,以法律的形式确认这一内部治理结构,使得义工组织的机构架设有法可依、科学合理。
( 二) 政府与义工组织关系的良性互动。
正确处理好了同政府的关系,是台湾地区义工组织取得成功的重要外部因素。政府减少干预,只是通过资金支持、税收等间接手段对其进行调节,政府达到了借助义工组织进行社会管理的目的,而义工组织借助政府的支持不断发展壮大。
大陆义工组织受政府行政管制的束缚较为严格,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仅仅是为了完成一些行政性的任务,导致民众和广大志工志愿服务的热情下降甚至对官方义工组织的活动产生质疑。具体表现在:
( 1) 义工组织服务和管理中的行政化倾向比较严重。政府参与社区服务使义工组织难以发挥其应有的自主性与灵活性,而被动服从于政府组织或者摊派的各种活动中。
( 2) 缺乏统一的义工组织统筹管理机构和相应的法律法规,缺少必要的地方财政对义工活动专项资金的投入。
( 3) 义工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的激励机制和配合协调机制不够完善。由于制度不健全和经费等各方面的限制,导致有些社区变相回绝义工组织开展的社区服务; 而另一些时候,社区急需义工组织帮助却难以与他们取得联系。因此,建立良好的政府与义工组织的协调配合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 4) 政府对义工工作的内容与形式认识上存在误区。政府热衷于对政治色彩重的大型活动的支持,义工工作的兴奋点集中于以社会服务为目的的活动上,而对以人为服务对象的活动则被忽视。[2]为了改变这种矛盾的境况,就必须对大量的义工组织去行政化,鼓励和支持民间义工自治组织的发展,政府要在政策和资金上对其予以必要的支持,形成政府扶植民间义工组织,民间义工组织的发展帮助政府解决社会治理和公益服务的双赢局面。
( 三) 完善对义工组织和志愿服务活动的立法。
我国台湾地区是全球第二个颁布《志愿服务法》( 2001年 1 月 20 日颁布) 的地区。除了《志愿服务法》这一母法之外,台湾地区还规定了如《志愿服务奖励办法》等一系列的规定。除此之外,志愿服务运用单位及其主管部门等也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定,如社会福利类的《内政业务志愿服务奖励办法》,教育服务类的《教育业务志愿服务奖励办法》等等。另外,有关义工组织的法律规定还散见在台湾地区《民法典》、《税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内。基本形成了基本法律、行政法规、政府部门规章的完善的立法体系,使民间义工组织的设立有法可依,组织的运作法制化。
相比于台湾地区义工组织立法,大陆关于义工组织的法律规定则较为概略,立法并不完善。可供参考的仅有《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以及各地方政府出台的相关志愿服务条例。大陆的《志愿服务法》正在起草过程中,建议立法者在起草时充分考虑大陆义工组织发展的实际,借鉴台湾地区的先进立法经验,鼓励民间义工组织的发展,并在设立、组织活动的开展和税收方面放宽条件且给予优惠。
[1]程昔武。 非营利组织治理机制研究[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陈建新,杨林琳,资明贵。 试论义工组织在政府治理社区中的作用[J]。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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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报告指出:“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培育新兴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广大农民群众越来越需要有新的农村经济组织为他们提供信息,开拓市场,带动产业发展。为了适应这一情况,近年来我市财政以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为突破口,按照公共财政基本要求,不断优化支农结构,取得了很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截至2012年底,我市已成立专业合作社1965个。在这些专业合作组织中:种植业1113个、养殖业404个、其他448个。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现有社(会)员33827户,占全市农村总户数的9.89%。社员人均纯收入15400元,比当地农民人均收入增加6300元。
通化市本级已发展各类农民专业社77个。其中:种植业54个、养殖业17个、其他6个。注册成员931户,占全市农村总户数的0.27%。
近年来,农民的分散生产经营与千变万化的国内外市场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农业生产经营中的主要矛盾,出现了“农业增产不增收,高产不高效,生产难流通”的问题。在解决上述“三难”问题上,农村民间各种技术信息组织有着其他组织无法替代的作用。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技术服务,聚集人才的作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基本职能在于为农民发展经济提供各项服务。随着农业的不断发展,农业的高产出主要依赖于农业的高科技,农民专业技术协会、农民合作社等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作为农村经济服务组织发挥其自身独有的技术服务作用,通过其特有信息传递网络,为广大农民群众提供及时准确的科技信息。例如辉南县团林镇农民技术研究会从2000年3月份成立以来,每年都由该技术研究会会员共同集资聘请农作物育种、种植、果树栽培、家禽和牲畜饲养、防疫等各方面的专家和技术能人为农民授课,并到田间地头和农户家中进行技术指导。一共举办三届农民技术节,参会农民达9万余人次,引进全国各地高科技项目168项,已经落实项目48项。
(二)规范生产,拓宽市场的作用。由于广大农户长期处于家庭分散的生产经营方式,形成了当前农村产业多而不精的局面,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和生存力。农民协会通过自身的组织作用,将从事相同产业的农户组织在一起,形成多户联合生产的规模化产业发展模式,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提高了产品竞争力,实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如辉南县抚民镇森林资源丰富,木制品加工业成为抚民镇乡镇企业的主导产业。全镇有86户从事木制品加工,从业人员2100人,加工生产8大系列26个产品。该镇木制品行业在发展过程中,由于生产规模、加工能力、技术水平参差不齐,产生了一系列政府部门和业主本身无法解决的问题,如群体大规模、个体小规模,不利于扩大再生产;产品档次低,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产品利润低;业主整体意识差,互相拆台,竞相压价;市场狭窄,回款不畅,流动资金不足。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99年抚民镇成立了木制品行业协会。对木制品行业进行规范、协调、服务。组织会员开展调查研究,掌握国内外木制品行业的技术、生产、销售及消费动向和发展趋势,制定了行业发展规划。首先,采取了“三统一”、“两提高”的措施,即统一用工价格、原材料价格、产品销售价格,提高产品质量、产品档次,扭转了业主间相互拆台、竞相压价的局面。其次,解决了木制品行业经营过程中三证(营业执照、经营许可证、原木购人发展)名称不一致,不能办理运输检疫手续的问题,为业主提供了方便。另外,协会还及时为业主提供信息和法律咨询服务。抚民镇木制品加工业每年实现销售收入7000万元,占全镇工农业总产值的67%,每年向国家交纳税金78万元。
几年来,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推动下,通化市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有了长足的发展,对提高我市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适应农业发展的新情况、新变化,促进新时期农村经济跨越式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从目前我市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运行总体情况看,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规模不够。我市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目前多数还只限于本乡(村)范围,没有形成跨行政区域的大型专业服务实体,制约了农业高新技术的推广和种植、养殖规模的扩大,无法形成主导产业,提高农业整体效益。二是各类农民专业技术协会、研究会、合作社等经济基础薄弱。目前我市的各类农民专业技术协会、研究会、合作社,大部分处于起步阶段,积累水平低,缺少资金,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缺少现代化的办公设备,无法建立起高效快捷的信息网络系统,致使信息滞后,失真现象时有发生。另外,日常业务洽谈、广告宣传 、外出考察、信息收集都需要一定的费用,而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仅靠服务获取报酬来满足日常经费支出。由于广大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水平很低,不可能拿出较多的资金支持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壮大。在这种情况下,各层次的服务难以正常运行,服务功能弱,影响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正常运转,制约了农民增收致富。
(一)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素质参差不齐,相当一部分负责人素质偏低,经验不足,内部管理不规范。由于大部分农民合作组织处于松散经营状态,管理和运行机制不健全,因而往往是合作组织的能人驾驭其经营运作,成员的参与意识和服务意识不强,极易损害农户(成员)的利益,与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良好初衷相背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农村经营制度的创新,几乎没有经验可借鉴,管理者或成员往往缺乏足够的认识,难以统一思想,最主要的是缺乏法律意识,整体功能无法很好发挥。例如,农户交货时,以次充好、掺假掺杂等现象时有发生,成员与成员、成员与合作组织之间也容易产生摩擦。总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利益相关者的民主意识和参与能力都不强,合作组织往往缺少能够驾驭其运作而又诚心诚意为农户利益着想的能人。
(二)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经济实力不强,投入相当有限,服务功能较弱,效益作用不够显著。一是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合作组织成员的原始资本积累非常有限,以他们为主体组织起来的合作组织经济实力先天不强。大部分合作组织的注册资本都在1—5万元之间,有限的资本难以置办所需的经营服务设施和取得技术资源。二是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经营农业产品,风险大、利润少,分配上向成员个人倾斜,因而合作组织的自我积累能力弱。三是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经营机制和分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会其他资本的进入。合作组织强调的是按产品分配,保障成员的权益,社会资本则追求资本利润,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吸引社会资本的可能性很小。总之,大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存在内功薄弱、后劲不足的现象。
(三)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极不平衡,差异性明显。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组织形式决定了合作组织的性质和成员的利益,也决定了合作组织的生存和发展。从总体上看,通化市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很不平衡,大部分“先天不足”。第一种是由农业企业变形而来的合作社。一般都有一定的经营设施和生产经营技术资源。这部分合作社家数不多,其中有的实质上还是“公司+农户”的模式,与生产者的平等合作关系还没有完全确立,经济利益关系并不密切。第二种是由产业较好,有一定生产经营规模,并有一定资本积累的生产、经营大户组织起来的专业协会或合作社,在经营服务设施上有了一些投资,也有一定的生产经营技术资源,有简单的经营场地和办公设施,但仅停留在产品挑选分级、一般化的经营上,为会员(社员)提供服务不显著。这是目前我市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主体。第三种是由一些经营散户组成,几乎没有经营设施和固定资产,组织较松散,抗风险能力很弱,随时可能被市场淘汰。大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虽然制定了章程、财务管理制度等,并且章程、制度较规范,有董事会和监理会,但章程、财务管理制度等只是流于形式,根本没有具体执行。还有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制度很不完善,仅有几条简单的规定,且疏于管理,执行不到位,社员的利益难以保障。
总之,通化市的大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仍处于低、散、小的经营状态,组织不够健全,抗市场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弱,总体覆盖面也较小。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市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正处于“成长缺钙期”,亟待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加以引导和扶持。
各级政府应充分认识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重要意义和作用,进一步加强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扶持,优化其运行环境,增强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财政应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明确重点,重视效益。要注重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起步阶段和功能升级阶段的扶持,既能“锦上添花”,更要“雪中送炭”。财政支持重点应放在两个方面:一是重点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搞好基本建设。财政可会同水利、农业等部门对农田基本建设、水电设施配备、厂房修建及产品深加工设备等方面给予适当补助。二是重点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市场营销能力,建立必要的风险防范机制和开展相关技术培训。财政部门应加快自身职能转变,积极改革支农方式,建立新型、有效的支农新模式。积极优化农村经济运行环境,逐步形成通过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间接调控农业和农村经济运行的新格局。
(一) 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投入力度,优化投入结构,强化项目和资金管理,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要从预算内、预算外筹集资金,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基金,专项用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导向作用,如采取“财政贴息”、“以奖代补,先建后补”等办法,完善财政资金配套投入机制,形成有效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投入制度,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提供可靠的资金保证。
各级财政部门要对农民合作组织的开办费、信息设备购置费用、优良品种引进费用等给予必要的扶持,以使农民合作组织健康发展,更好地为农民服务,增加农民收入。特别是在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建立农产品交易信息网络环节上加大投入力度。信息就是效益,没有信息就没有发展。为农村经济发展安上“千里眼,顺风耳”,帮助农民掌握国际、国内的市场信息,使他们心明眼亮,市场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知道怎么种,怎么经营,加快产业化、规模化生产,加快致富步伐。具体地说,各级财政要支持农民合作组织配备电脑,组织农民参加各类培训班,引导他们从网上获得经济信息,学习网上交易,在网上寻求商机,从而把经济搞活,农产品生意做大、做强。
(二) 加强科技培训,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成员素质,支持高新技术的研究和推广,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一是财政要增加对农业科技人才培养的投入,有计划、有重点、系统地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管理人员、科技人员和社员开展以提升管理能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农业科技知识更新为主的技术培训,提高社员的素质和技能。通过技术讲座、专业培训、电视大学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技术培训,力争使80%以上社员接受科技培训,努力造就一批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农民队伍,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二是建立健全信息网络,促进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全过程中的广泛应用。
(三)大力支持农业科技项目。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要着眼于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这一目标,扶持发展科技含量高的名优产品,支持投资少、见效快、效益高、市场前景好的富民项目,重点支持品种改良、深度加工、科技服务等,从而使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壮大。
(四)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要建立一个规范的运行机制。一是要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坚持民办是前提,树立农民的主人翁地位。坚持民管是基础,可以有效避免盲目决策,管理混乱、损失浪费等行为。二是组织与会员之间要结成利益共同体,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三是要建立健全各种运行机制,主要是自我服务机制、风险防范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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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洋渔业资源环境调查数据为我国国际渔业权益谈判提供了重要支撑。在“目前我国水生生物资源衰退的趋势尚未有扭转,水域环境恶化还在加剧”〔81的形势下,以及受《中日渔业协定》、《中韩渔业协定》以及《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签署和生效的影响,远洋渔业可能是我国下一个重要的渔业经济增长点。因此,大力发展远洋渔业,不仅具有直接经济效益,更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渔业资源环境科学考察船是开展远洋渔业资源环境调查的重要手段,是发展远洋渔业的重要平台。当前,我国仅有两艘海洋渔业资源环境专业考察船,远不能满足远洋渔业发展需要。尽快立项建设一批渔业科学考察船,加快我国现代化渔业科学考察船体系建设迫在眉睫。此外,为加强内陆渔业资源环境考察与观测,也迫切需求配备一定规模的内陆渔业资源环境专业考察船以及采样车、采样艇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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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传统价值,主要是指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们以自身需求为基础的对事物的看法和评价。中国传统价值观主要有以下特征:道德至上的价值标准,群体至上的价值取向和家国同构的价值模式。这样的中国传统价值观一方面有利于人们重视道德的作用、群体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压抑了人们的物质利益需求、忽视了法律的作用,将个人消融在群体之中,限制了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关键词:中国传统价值观 道德 群体 家国同构
价值是客体满足主体某种需求的属性,价值具有层次性、多元性、动态性等特征。价值观是主体以自身多种需求为基础对客体的观点和看法,因此,人们的价值观也是分层次的、多元的和动态的。如对同一事物的评价的价值标准可以是真、善、美的标准,也可以是物质、精神的标准,还可以是政治、经济、文化的标准。对同一事物评价的价值取向可以是个人的角度,也可以是群体的角度。对事物的评价模式也是多样的,可以是家国同构的模式,也可以是家国各异的模式。
中国传统价值观主要是指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们以自身多种需求为基础的对事物的观点和看法。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有着明显的阶级分层和等级秩序,因此,与之相适应,中国传统价值观也是不同的,有着等级层级差别之分。中国传统价值观既有作为意识形态的系统的主流价值观,也有零散的非主流价值观。作为意识形态的系统的主流价值观是指经过思想家系统化、理论化的、为统治者所倡导的、成为社会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主要为统治阶层所掌握。而零散的非主流的价值观主要是在民间流行的社会心理和风俗习惯,它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也没有形成普遍的社会心理,因此,这种价值观主要存在于一般贫民阶层。本文讨论的中国传统价值观主要是作为意识形态的主流价值观,即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价值观。
相比世界其他文化,中国文化较早地摆脱了对神的权威的崇拜,而是以礼乐教化为中心来支撑人们的精神信念,维持社会的统一和稳定,这使得儒家精神具有非宗教的早熟理性特征。《左传》里说,古有三不朽:“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宣言,并为历代统治阶级和正统思想家们所吹捧,成为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因此,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根本特征就是:以伦理道德作为评价事物的根本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在事物的道德价值和实用价值的选择上,表现为重义轻利、重理轻欲、重德轻法。
1.重义轻利。“义利之辩”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重要命题,“义”者,宜也,意思是正当、合理、且应当做的举动或行为。孟子将“义”与“礼”、“廉”“耻”合在一起,称为“四维”,后来儒家又将“义”与“仁”、“理”、“智”、“信”合在一起,称为“五常”。因此,“义”主要是一种道德价值,是人们的思想、行为应该符合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准则。而“利”主要是指人们所获得的物质利益和实际好处,是一种物质价值。在中国传统社会,统治阶级和主流思想家们为了维护社会统一稳定,便于其统治,往往表现为崇义贬利、尚义反利的倾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孔孟的共同主张都是舍利取义,即在道德价值和物质利益的两难选择中,道德价值高于物质价值,要舍弃物质利益,选择仁义道德。重义轻利的传统价值标准,使得人们形成羞于谈利的社会心理,奉行“不言利”“耻言利”的行为规范。
2.重理轻欲。“理”与“欲”的争论实际上是“义”与“利”争论的派生,只不过是“理”更加强调和强化当时的伦理道德。“理”是绝对的主体:“理是本”“理终为主”;“理”又是天、地、人的最高主宰。而“理”的内容就是伦理道德原则:“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重“理”轻“欲”的价值取向,认为仁义理智高于一切,要求人们“寡欲”、“节欲”、“灭欲”,以符合仁义的道德规范,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存天理、灭人欲”。
3.重德轻法。道德和法律是进行社会约束的两种重要手段。道德是指主要通过人们的内心信念、传统风俗和社会舆论的方式来规范和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标准、原则和规范的总和,也指那些与此相应的行为、活动等。它是人们自己提出和要求的、约束、规范个人和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因此它不具有强制性。而法律则是由统治阶级制定,依靠警察、监狱等国家暴力机关强制执行的行为规范和活动规则,因此它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如果违背法律条文,就要受到暴力机关的相应制裁。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普遍缺乏法律观念和法律思维,人们在行为之前,通常考虑的不是是否违法,而是是否符合社会伦理习俗;若是出现了问题,也不习惯于诉诸法律的裁决,而选择或者被选择由长辈、族长或一些德高望重的人来出面调解。至于调解时所采用的标准,也不是参考法律规范,而是运用日常生活中的伦理道德。黑格尔就说过:“在中国人那里,道德义务的本身就是法律、规律、命令的规定。……那乃是一个国家的道德……这道德包含有臣对君的义务,子对父、父对子的义务以及兄弟姊妹间的义务。”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道德规范实际上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这样就片面夸大了道德的功能,导致对法律建设的忽视。
重义轻利、重理轻欲、重德轻法的价值观一直是我国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它对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行为规范和社会心理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在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中,伦理原则成了绝对的价值尺度,这也决定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伦理性质。
中国传统价值观和西方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西方社会历来比较注重个体价值,保障个体利益。从古希腊时期的全城邦公民民主选举、民主投票,以维护个体权利;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提倡个性解放、个人自由,以尊重个体价值;再到18世纪发展为利己主义、个人主义,都认为个体有着独立的存在合理性和独特的价值,应该充分尊重个体价值和保障个体利益。而群体至上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一个根本取向,在中国传统社会,个体不能独立存在,而必须依附于家族、国家等群体之中,个体只是家族、国家大集体中的小小一份子,群体有着超越个体的绝对价值,因此,人们应该首先维护集体的利益,为了集体价值可以压制、泯灭自我价值。这就形成了以泯灭个体价值为前提的集体主义,并且产生了公私对立、崇公抑私的文化观念,认为群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绝对服从于群体利益,从而使个体消融于虚幻的群体之中。
重群体轻个体的价值取向,是由中国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政治统治的需要决定的。首先是由中国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家庭是独立的生产单位,在分散的土地上耕作,生产工具非常简单,以农耕为主,兼搞家庭手工业、家畜养殖业,来满足一个家庭正常的生活、生产需要,并且产品仅供自己消费,基本上不从事商品生产。由于小农个体经济十分脆弱,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低下,遇到灾害年头,就可能颗粒无收,以至于背井离乡,逃荒乞讨。因此,个体独立的生存状态非常艰难,必须依靠群体才能维持生存。其次,中国传统社会的血亲宗法制度也是强调群体至上的价值取向。在每一家族中,为了实现家族内部的安定有序和团结统一,发展壮大家族的整体实力,往往都非常强调维护家族的整体利益,而忽略个人诉求和个人利益。最后,更重要的是,群体本位的价值观是中国传统社会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中国传统社会,在小农经济和家族宗法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封建专制的政治统治,封建专制的主要表现就是绝对王权和官僚等级制度,它实际上是一种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统治阶级为了防止地方分裂,维护整个国家的安定有序和团结统一,往往强调群体利益、国家利益过于个人利益,个体必须服从并服务于群体。
1.血亲拟制,爱有差等。由于中国古代氏族社会的瓦解极不彻底,原始的血缘关系和宗法关系也就没有得到彻底瓦解,而是在封建社会里长期延续,并在社会关系中占支配地位。因此,中国传统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社会,是在家族的宗法制度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人们总习惯于将一切社会关系用带有血缘关系的词汇进行“比拟”,以突出亲密性和可靠性,如“师父”、“师兄”、“父母官”、“子民”等日常用语都带有血缘比拟的色彩。在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中,家庭伦理关系不只是纯粹的生物性的血亲传承,更重要的是社会性的道德恩亲关系,所以家庭伦理关系自然就有亲疏远近之别,儒家也明确提出“亲亲为大”、“急亲贤之为务”。因此,血缘拟制的过程是将私人领域的血缘、伦理关系在公共领域泛化、滥用的过程,它不可避免地将处理家庭关系、血缘关系中的伦理道德标准应用到公共领域和社会范围,用道德的准则和血亲血情的标准来处理社会关系和公共事务。这样,就不可避免地是以“自己”为中心,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来拟制社会关系,来层层扩展社会关系,离自己越近,血亲关系越深,道德标准也就越宽松。因此,这种血亲拟制的判断标准是有差等的,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也是有差等的。
2.君父一致、家国同构。君父一致、家国同构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一大特点。由于原始的血缘关系和宗法关系在封建社会里长期延续,血缘关系成为社会的纽带,家族成为社会的基本细胞组织,并且推广到社会领域,使社会结构成为放大的家族结构。从生产方式来说,每个家庭都是自给自足的个体经济,是一个小小的生产单位,而每家每户又处在整个大家族的关系网中,多个大家族就可以形成一个自然村落,再往外扩展就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因此,中国传统社会是由家庭到宗族,宗族到国家这样层层扩展开来的,家庭往外扩大就是宗族,宗族再往外扩大就是国家,因此,君主就是这个扩大了的家庭的家长。在这种层层扩展的关系网中,人与人之间有很强的隶属依附关系,人们的社会地位和尊卑等级也非常森严,为了维系这种关系,统治者就将用来规范家庭宗族内部的伦理道德准则推广到整个国家和社会,使之成为维护封建秩序的一种思想观念上的统治工具,从而也形成了家国同构的价值模式。
因此,中国传统价值观念认为,从修身到齐家,从治国到平天下是一个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提升过程。原先的“亲亲、尊尊”的意思是指在家庭结构和宗族结构之中,对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者亲,对自己宗族中辈分高者尊,现在也随之变成在国家这样的大社会结构中,对帝王君主亲、对权高位重者尊。例如从对家庭、宗族的“孝”可以推至对君主、国家的“忠”。因为“孝”本意是为子养父之意,强调的是子辈对父辈的服从和奉养,但如果能做到对家庭、宗族、国家的孝,就不会“犯上”,就不会“作乱”,就会忠于职守、忠于国家。因此,“忠”是“孝”的扩展,“忠”将“孝”的服从对象由家庭、宗族扩展到君主、国家,两者都蕴含着下对上的自觉服从,绝对服从。
中国传统价值观它没有过分的宗教迷狂,而是非常强调现实生活中的世俗实用性,它以理性精神对抗宗教迷狂,以人本抵制神本主义。孔子讲:“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重视人事,从而开创了中国世俗实用的价值传统。中国人的宗教意识淡薄,而且往往抱着世俗的、实用的心理对待宗教,儒释道兼容并蓄,纯粹的信仰理念非常淡薄,信仰宗教的目的也是为了祈求神灵保佑现实幸福,即所谓的有灾有病就拜佛,没灾没病忘了佛。
同时,中国传统价值观世俗实用的价值目的使得人们以“经世致用”“广大高明而不离日用”作为为评价事物的目标。一切知识、理论、事物必须在现实生活中的有一定的实用价值,才算是有用的东西;人们也只关心各种与日常伦理社会关系有关的思想学说,而不关心对客观自然的知识性认识,缺乏严密的逻辑思维训练和对自然科学执着追求的热情。
第一,道德至上的价值标准,有利于提高人的道德修养和思想觉悟,也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的稳定。但也导致人的价值活动的单一化,使得主体对客体的多层次、多元化的评价活动仅仅归结为单一的、一元的道德评价。本来人们的价值观念是一个多对象、多层次、多元化的体系,评价的标准也是多元的,如有真、善、美的标准,物质、精神的标准,政治、经济、文化的标准等。但中国传统价值观却树立了一个绝对的伦理的价值尺度,并将它作为是非善恶的标准去衡量一切事物。以伦理道德标准为绝对价值尺度,使人们形成羞于言利的社会心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正当利益要求受到严重压抑。实际上,在一般民众的世俗生活中,儒家理想中道德标准是很难实现的,人们只能表面上奉行无所不在的道德,实际上追求欲望的满足,从而造成了“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娼女盗”的假道德,导致了外圆内方、世故圆滑的人格和人性的虚伪。同时,道德至上的价值标准扩大了道德的功能,以道德代替法律,而忽视了法律的建设。
第二,群体至上的价值取向认为群体价值高于个体价值,要求个人利益绝对服从于群体利益,这一方面有利于顾全大局、保障群体利益,利于社会统治。另一方面也使个体消融于虚幻的群体之中,导致人的抽象化,使个人的自我价值和个性发展受到全面压抑。现代社会的人应该是全面发展的人,不仅要求道德观念的完善,而且要求智力的充分发展,身体的健康发育,美好的精神追求,劳动能力的不断提升等等,这都要关注个体的正当利益,使得个体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
第三,家国同构的价值模式使得父为子纲的伦理规范扩展到君为臣纲的社会约束,使家长式的家庭统治模式扩展为等级森严的社会统治秩序,从而是人们都陷入层层扩展、层层分化的人伦关系网中,每个人必须在他的等级位分内安分守己,中规中矩,而缺乏自由流动、自由发展的机会,个人的个性、才能、欲望、自由都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使得个体成为维护社会安定有序的牺牲品。
第四,世俗实用的价值目的使得人们缺乏长远发展的目光和深度思考的逻辑,而只是抱着极强的世俗功利心态,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对事物不探究“是什么”、“为什么”,而只求对自己有用,能给自己带来实际好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不追求纯粹知识性的理论体系的完善,忽视逻辑性的认知方法,还反对没有日用效果的发明创造,或没有实用价值的技术。中国传统价值观世俗实用的价值目的,一方面阻止了形而上学的泛滥,提供了有效的人生哲学和早期相对发达的实用技术;另一方面它也阻碍了中国人思辨理性的发育健全和知识性理论体系的发展完善,反过来又阻碍了实用技术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和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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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组织是一个如家庭、企业、公司等按一定方式组织生产要素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是一定的社会集团为了保证经济循环系统的正常运行,通过权责分配和相应层次结构所构成的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积极创办经济组织,发展壮大农村经济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积极创办经济组织,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全文如下:
积极创办经济组织,发展壮大农村经济
——江西省全南县培育农村新经济组织的调查与启示
近年来,全南县积极创办协会、服务中心等各种形式的农村新经济组织,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目前,该县共创办各类经济服务组织145个,涵盖蔬菜、果业、渔业、蚕桑等协会组织,参与农户达2000多户。其中,今年前三季度仅发展“订单”商品蔬菜一项就达3.5万亩,实现产值7378万元,为乡村提供组织管理费107万元,农民人均可增收320元。
1、建立导向机制,努力营造创办经济服务组织、发展壮大农村经济的良好环境。
一是该县各乡镇选派干部到经济组织从事服务工作,并实行“三保二优一挂钩”政策:即保留其原来编制、保留原有职务、保留原有工资级别,成绩突出且德才兼备的优先培养入党、优先提拔重用,服务组织效益与协会人员个人的效益、奖金挂钩上不封顶。
二是协会等服务组织销售农产品时,免征各种税费。会员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为服务组织办证照时,除收取工本费外,其他费用免交。
三是乡、村组织负责维持正常的收购秩序。打击不法商贩和车匪路霸,维护协会的合法权益。四是大力宣传和表彰奖励守法经营、贡献突出的协会及其负责人。如该县金龙镇蔬菜服务部,自1995年成立以来,由最初的3人发展到现在的12人。2004年共发展菜农1000户,种植面积2000多亩,辐射到周围11个乡镇。其负责人黄正瑞,连续5年被该县县委、县政府评为蔬菜经销大户,并荣获1999年度全国劳动模范,省、市“十佳杰出青年”称号。
2、健全管理机制,促进各类经济服务组织规范有序发展。
一是明确了服务组织的性质。目前,该县145个经济服务组织都成为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
二是规范了设立的程序、要求。每个经济服务组织都制定了《章程》和运行机制,有明确的服务范围,一些服务组织会员加入时要入股或缴纳会费,并进行民主选举产生理事会等管理机构,实行联资联营、按劳分配、按股分红等分配形式。如该县城厢镇黄埠村商品蔬菜协会,建立了年初召开会员大会和每月召开理事会例会制度;成立协会理事会、科技服务部、产品销售部、流通服务部等服务部门,各部门各负其职。
三是完善了组建形式。目前,既有乡、村干部领办、创办,社会能人参与的经济服务组织,又有社会能人领办、创办,乡、村干部参与的经济服务组织。据统计,仅今年上半年该县参与领办、创办蔬菜服务组织的社会能人有38个,创办蔬菜服务实体12个。四是形成了多种服务类型。有协会,如城厢镇商品蔬菜协会、大吉山镇渔业协会、中寨乡柑橘协会;有服务中心,如龙源坝镇蔬菜服务中心,陂头镇蔬菜服务中心;有服务部,如金龙镇蔬菜服务部;有服务公司,如县农友服务公司等。名称不同,但做法大同小异,基本上都是以“公司(老板)+农户”为主要形式。如该县龙源坝镇去年选派12名乡干部,吸纳73名村干部、村民组建了高山商品蔬菜服务中心,全年发展“订单”蔬菜5500多亩,产值达825万元,全镇农民人均增收740元,为乡村提供组织管理费5.8万元,今年仅春季就已签订蔬菜种植合同720亩,实现产值131.4万元,基本形成了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农业产业格局。
3、健全服务机制,各类经济服务组织积极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优质服务。
一是提供信息服务。为及时掌握市场供求信息,用信息指导生产、开拓市场、搞活流通,乡村经济服务组织采取有效手段,广泛收集农产品市场信息,及时地提供给广大农户。去年该县各类服务组织共发布各种有价值的市场信息3000余条,有效地指导了农业生产。近年来,各类经济服务组织根据掌握的信息,引导农民大力发展无籽西瓜、荷兰豆、甜玉米、西园椒、毛瓜等一大批适销对路、市场潜力大、经济效益好的蔬菜新品种,销往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等地,深受当地市民的欢迎。
二是提供技术服务。协会在产前把种子和部分农药、化肥赊销给农户,产中则派出专人通过集中办班、印发资料、实地指导生产等方式,做好技术服务工作,保证农产品高产质优。据了解,仅该县城厢镇农产品流通服务公司一家去年就直接为农民印发资料1500多份,办培训班10期,培训人员3000多人次。
三是搞好流通服务。协会一头和公司(老板)签订购销合同,一头和农户签订合同或协议,以保护价全部收购种植的产品,市场行情好时,则按市场价收购,让农民吃上“定心丸”。
4、建立利益共享机制,既壮大经济组织,又解决农民后顾之忧。
协会坚持对内服务对外赢利的原则,日常办公经费主要由销售大户赞助,一些协会每年只向会员收取20元会费。同时,销售大户在产前与一些农民制订最低保护价收购,在产后收购所有的蔬菜,并承诺如果市场价格高则按市场价收购,市场价格低于保护价时则全部按保护价收购,解决了农民的后顾之忧,确保了农民的最大利益。保护价制度的执行,增强了协会与农户之间共同抗拒市场风险的合力。今年春季,仅县乡两级干部领办、创办的服务组织就已经和珠海健民果菜实业有限公司等8家销售公司签订“订单”蔬菜1.6万亩,产品全部包销。促使3000亩无籽西瓜、2200亩南瓜、1200亩甜玉米等市场看好的高山反季节蔬菜种植面积得到顺利落实。
一是架起了山区农业与市场之间的桥梁。全南是个山区小县,单个农民既无技术,又无信息,更无销售门路,农产品的生产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存在矛盾,严重影响山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通过创办新型的农村经济服务组织,通过这类组织产前、产中的服务和销售领域的合作,降低了农民交易的成本,增强了农民进入市场参与竞争的能力,提高了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和组织化程度,在山区农业与市场之间架起了一座互通的桥梁。
二是提高了农民素质,增加了农民收入。以该县城厢镇黄埠村商品蔬菜协会为例,该协会要求每个会员帮扶1户农户,每个党员会员帮扶5户以上农户,这样,协会在为农民提供技术指导、管理经验和销售信息的同时,提高了农民的素质。如今,黄埠村每一个菜农都熟练掌握了1-2门蔬菜种植技术。农民的收入也随之增加,2004年,该村农民人均获得蔬菜纯收入1117元。
三是提升了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经济服务组织通过统一供种,选择市场需求量大、适销对路的优质农产品种进行推广。通过统一生产标准、统一技术指导、统一施肥、统一管理,农产品的质量明显得到提高。如,城厢镇黄埠村商品蔬菜协会2004年引进的“丰顺号”西红柿改良品种,价格比普通西红柿每公斤高出0.4元以上,在“珠三角”市场大卖热销。
启示之一:农村经济服务组织,应逐步成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主体
如何帮助农民搞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是当前各级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从笔者对全南县一些新经济服务组织实践经验的调查来看,政府通过农村经济服务组织这一载体,把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指导性意见和各种信息等有效地传递给农户,避免了政府对农业生产的直接干预,提高了政府调控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有效性,既带动了农村二、三产业发展,又扩大了农村经营规模。因此,在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中,要不断发展、壮大农村经济服务组织,使其逐步成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主体。
启示之二:在发展农村经济服务组织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引导和组织作用
通过调查,笔者发现,许多村级经济服务组织的成功运作关键在于它有一个坚强的党支部。不论是经济组织的成立,还是后面制度的完善,有了村党支部的积极牵头组织,能起到重要作用。如,黄埠村商品蔬菜协会会长不仅是村党支部书记,同时也是协会技术服务部负责人,负责蔬菜新品种的试种和推广。通过支部、协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可以有效促进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因此,在加快农村经济服务组织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引导和组织作用。
启示之三:利益共享是农村经济服务组织发展、壮大的保障
象全南县城厢镇黄埠村商品蔬菜协会等农村新经济组织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它采取对内搞好服务和实行保护价的办法,建立了利益共享机制,实现了协会会员利益的最大化,使会员享受到了真正的实惠,赢得了农户的信赖。因此,发展农村经济服务组织,必须建立利益共享机制,解决农户的后顾之忧。
启示之四:发展农村经济服务组织,要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一是良好的政策环境。要始终鼓励、支持和引导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为创办经济服务组织,发展农村经济营造一个宽松的发展环境。首先是要开辟“绿色通道”。对公路“三乱”进行专项治理,取消一切不合理收费。其次,有关职能部门要经常深入了解情况,维护市场秩序,严厉查处侵犯民间流通组织权益事件,保护流通组织的利益。
二是良好的舆论环境。要使人们树立敢富、争富、领富的新观念。
三是良好的经营环境。如,全南县成立了农村经济发展保护委员会,专门受理农民和经销商的投诉,查处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环境的违法违纪案件,保护了生产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了农村经济服务组织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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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试论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突破口和成本化解的载体。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要]学界有共识,中国继续发展必须转变发展方式亦即实行转型发展,但是,学界讨论的只是转型发展的目标模式,很少讨论转型发展路径即如何从原有模式达到目标模式。文章运用拙文《农民工、时空差、政体特色与“中国发展之谜”——发展成本化解理论探讨》获得的认识来探讨有关中国转型发展路径的几个重要问题,即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突破口和成本化解栽体。
[关键词]转型发展;基本问题;突破口;成本化解载体;农民工市民化;小城镇建设;土地;家
[论文正文]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公报显示,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35353亿元(人民币),按全国人口13.3亿计算,人均国民收入接近370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统计,2006年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为3051美元,由此推测,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许多学者根据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教训,认为我国将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并对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出了许多政策建议。这些政策建议,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大的方面:一是调整分配政策,建立发展成果共享机制,从而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二是提升自主创新,实现产业升级,从而增强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笔者认为,学者们上述探讨很有见地,给人以启示,但讨论也有不足。其一,提出的政策建议限于一般化。根据资料分析,从中等收入国家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日本和韩国,“其高增长过程伴随着或直接带来了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性,……更为重要的一点是高增长与产业竞争力的提高高度一致”。而长期在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徘徊的国家,如南美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亚洲的马来西亚、泰国等,其根源就在于“收入差距过大”和不能实现“一般制造业向高端产业和社会服务业升级”。而由此可见,学者们提出的政策建议是一般化的,即对任何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适用。笔者以为,如果已经实现的中国发展奇迹有奇因(特殊原因),那么中国继续发展必有奇题(特殊问题),然而,学者们的对策建议并没有抓住中国继续发展的特殊问题。
其二,提出的政策建议不完整。显然,所谓转型是相对原有发展模式而言的,转型的过程就是从原有发展模式进到目标发展模式的过程。因此,探讨转型发展必须弄清两个问题:第一,弄清与原有发展模式相区别的目标发展模式,从而知道转型发展的方向;第二,弄清从原有发展模式达到目标发展模式的路径,从而知道如何实现转型发展。但是,学者们提出的政策建议,即“调整分配政策,建立发展成果共享机制,从而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和“提升自主创新,实现产业升级,从而增强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只是转型发展的目标模式,并不涉及转型发展的路径。诚然,知道转型发展的目标模式是重要的,正因为此,我们认为学者们的讨论是有意义的;但是,要实现转型发展,更重要的是应当知道从现有发展模式达到目标发展模式的路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学者们的讨论不完整。
从大的方面说,本文旨在探讨中国转型发展的路径,亦即中国如何从原有发展模式达到目标发展模式。不过,本文不能提出清晰明确的转型发展路径(本文后面将谈到,由于存在信息获取悖论,在转型发展之初就预见到清晰明确的转型发展路径是不可能的),而只能讨论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此前,笔者写了一篇拙文《农民工、时空差、政体特色与“中国发展之谜”——发展成本化解理论探讨》(以下简称《发展成本化解理论探讨》),其中获得了一些认识。本文以《发展成本化解理论探讨》获得的认识为指导,分析中国转型发展面临的形势,由此探讨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突破口和成本化解载体。
明确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是探讨中国转型发展路径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诚然,明确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并不等于知道了中国转型发展路径,但是,以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为依据来谋划转型发展,就有可能在实践中实现转型发展的最优路径。
要明确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首先需要讨论中国发展的基本问题。笔者认为,中国发展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工问题。我们的依据有如下两点:第一,中国发展是从传统农业经济到现代工业经济的经济发展过程,是农村分散人口向城市迁徙的城镇化过程。然而,从传统农业经济到现代工业经济的经济发展过程,最重要的变化是农民变为工人,而实施农村分散人口向城市迁徙的城镇化过程,最重要的变化是农民变成市民。显然,这两个变化就是农民工问题的基本内涵。就此来说,农民工问题体现着中国发展的社会性质。第二,农民工与中国发展过程相始终。中国改革开放之始就是农民工诞生之日,且中国前30年发展是农民工化解了发展成本,因此农民工是中国前期发展的主力军;中国发展的完成(即中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其重要标志是农民工消亡(农民工市民化)。综上所述,我们应当得出结论:农民工问题是贯穿中国发展过程的基本问题。
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与中国发展的基本问题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因为发展阶段不同,其基本问题也略有区别。笔者认为,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工市民化。我们的论据有如下几点:
第一,到今天,农民工本身发生了变化,农民工制度不能再继续下去了。“80后‘农民工’……没有农业生产的技能和经验,对农业生产本能地不喜欢”;与“老一辈农民工中80%~90%将工资送回家不同,新生代农民工中65%~70%将收入主要用于自己消费”,“新生代农民工舍得光顾和享用‘城里人’的消费场所、生活方式”。由此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将不再愿意做兼有“农民”和“工人”两种身份的“两栖人”,他们希望市民化。
第二,中国转型发展必须使农民工市民化,中国转型发展需要农民工市民化。如前所述,中国转型发展的目标模式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调整分配政策,建立发展成果共享机制,从而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
二是提升自主创新,实现产业升级,从而增强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然而,中国最大的分配不公是农民工分配不公,农民工在中国前期发展中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农民工工资低,生活条件差,没有进城做市民的资格;在住房改革中,城市居民大多低价获得了一套住房产权,而农民工及其家人却分文未得。因此,调整分配政策,建立发展成果共享机制,最重要的是对农民工进行补偿,而对农民工进行补偿的最佳方式就是帮助农民工市民化。提升自主创新从而实现产业升级,需要高技术水平和高组织化程度的产业工人队伍,这需要作为中国工人主力军的农民工市民化,“没有他们的‘市民化’和‘产业工人化’,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总之,农民工市民化,既是“调整分配政策,建立发展成果共享机制”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自主创新,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条件。第三,中国的城镇化过程,实质就是农民工市民化过程。据资料显示,中等发达国家城镇人口比重一般在70%左右;我国目前人口约13亿,如果按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么城镇人口应达到10亿。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2009年我国城镇人口5.94亿,其中包括1.5~1.6亿的流动人口;显然,这里所说的流动人口就是农民工,减去1.5~1.6亿的流动人口,真正的城镇人口只有4亿左右。由此,我们得出
10亿-4亿=6亿(人)
这6亿人口,就是我国需要城镇化的人口。然而,我国的农民工约有2亿人,据资料1986-1990年,全国农户平均人口为4.8~4.7人,考虑到部分农户可能不止一个农民工,因此,农民工与其全家人口的比例平均按1:3。由此,我们得出:
2亿×3=6亿(人)
这就是说,需要市民化的农民工及家人也是6亿——这刚好就是我国需要城镇化的人口。由此可见,中国的城镇化过程,实质就是农民工市民化过程。第四,农民工市民化,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拙文《发展成本化解理论探讨》区分了几种发展成本,其中发展成本Y是社会为实施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所发生的成本,这种成本在当时被延期支付了——这是我们对农民工的欠账。欠账是必须还的,现在到了该还的时候了。综上所述,我们应当得出结论: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工市民化。 代写论文
应当指出,明确中国发展的基本问题和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拙文《发展成本化解理论探讨》探讨了中国发展成本化解的信息机制问题,获得如下认识:第一,发展成本化解机制问题本质上就是发展路径问题,实现了最优的发展成本化解机制等价于实现了最优的发展路径;第二,发展成本说到底是信息成本,由于存在信息获取悖论,因此并不存在信息成本的逻辑(巧妙的认识方法)化解机制——也就是说,人们要在发展之初就清楚地知道最优的发展成本化解模式亦即最优的发展路径,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三,存在另一种(即非逻辑的)信息成本化解机制:执政者只要真心实意为人民,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就有可能获得在逻辑上不可能获得的信息。作为社会过程来说,所谓基本问题,说到底就是要确立哪些人群是“人民”的主体,从而确立社会过程的主角。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社会过程是人民自我运动的过程。尽管在过程之初,由于存在信息获取悖论,我们不可能了解过程的所有奥秘,但是,只要明确某一历史阶段“人民”的主体,找到社会过程的主角,以此为根据谋划社会发展,就有可能在实践上创造最优的路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由此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最优路径——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革命政权。拙文《发展成本化解理论探讨》探讨过,由于存在信息获取悖论,在改革开放之初人们不可能预先提出获取发展农民工群体信息的任务,但是,中国共产党依靠其与中国农民的血肉联系,依靠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领导农民创造了农村联产承包制,从而也就为后来的农民工准备了制度基础。由此推论,明确提出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以此为根据来谋划中国转型发展,也有可能在实践中创造出转型发展成本化解的最优模式亦即转型发展的最优路径。
本文所称小城镇,指县城城关镇和县辖建制镇,它上与城市相接,下与乡村相连,是连接城市与乡村的节点。顾名思义,转型发展的突破口也就是转型发展的第一步,因此,转型发展的突破口问题是转型发展路径问题的题中应有内容。关于此,本文的基本论点是:启动和加快小城镇建设是中国转型发展的突破口。
要说明小城镇建设是中国转型发展的突破口,必须深入讨论中国转型发展的内涵。显然,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即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转变,而且也是社会发展即农村分散人口向城镇迁徙的城镇化过程。关于我国城镇化道路学界存在着许多争论,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不同主张:一是主张优先发展大城市;二是主张优先发展小城镇;三是主张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笔者赞同第三种亦即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主张。关于这种主张的理由,学界已有系统阐述,恕不赘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此前我国城镇化建设偏重于发展大城市,忽略小城镇建设。这样做已经产生了许多问题,如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主要表现是农民工没有市民化)、城乡二元结构加剧、城市房价居高不下、大学生就业困难等。由此笔者认为,我国转型发展应当包括从偏重于发展大城市向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转型。如果上述认识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应当得出结论:小城镇建设是中国转型发展的突破口。
我们说小城镇建设是转型发展的突破口,并不是说小城镇建设等于转型发展,而是说只有启动小城镇建设才能推进和更好地实现转型发展。
首先,以小城镇建设为转型发展的突破口,是解决转型发展基本问题的重要举措。如上所述,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工市民化。但是,农民工收入偏低,很难负担其在城市居住的成本。据资料显示,只有约10%的农民工具有转为城市市民最起码的经济能力。而小城镇建设成本较低,可降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此外,小城镇与农村连接,启动小城镇建设可先发展产业后解决住房(农民工可先住农村原来的家),由此农民工可先务工赚钱尔后购房,顺次完成市民化的任务。总之,仅仅发展城市,不能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只有启动和加快小城镇建设,才能有效地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其次,以小城镇建设为转型发展的突破口,是实现转型发展目标模式的关键环节。如前所述,中国转型发展的目标模式,一是调整分配政策,建立发展成果共享机制,从而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二是提升自主创新,实现产业升级,从而增强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显然,启动小城镇建设需要大量投入,这本身就是一个大市场;此外,启动小城镇建设,将极大地拓展发展空间,从而为我国城市和沿海现有产业转移提供场所,也为城市和沿海提升自主创新实现产业升级提供广阔的市场。由此可见,启动和加快小城镇建设,对实现中国转型发展的目标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以小城镇建设为转型发展的突破口,有利于打破转型发展最重要的“锁定”,从而加速转型发展。拙文《发展成本化解理论探讨》运用自然科学的能量概念和演化经济学的“路径依赖”和“锁定”概念,探讨了发展成本化解的能量原理,获得如下认识:社会具有自我发展能力,因为社会发展过程中总存在着差异,而社会差异就是社会发展的能量;社会发展原本并不存在发展成本,或者说所谓发展成本都是人为的(人为锁定造成的),因此,促进社会发展的手段,说到底是要打破人为锁定。那么,中国目前最重要的“锁定”是什么?回答是:城乡锁定。造成这一锁定的原因,是我们偏重大城市的发展,忽视小城镇发展。也许这在发展初期是必须的,但是在今天已造成了诸多严重后果。启动和加快小城镇建设,就可形成多种能量流动,促进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地发展。前面说到,小城镇建设将为我国城市和沿海现有产业的转移提供场所以及为城市和沿海产业升级提供市场,就是一种能量的流动。此外,启动和加快小城镇建设,可吸引一部分大学生到小城镇就业或创业,从而实现人才的合理流动。这部分人将会在小城镇购房,从而使城市居高不下的房价得以缓解,这同样是能量(人才和资金)的流动。总之,启动和加快小城镇建设有利于打破中国转型发展最重要的“锁定”,促进能量流动,推动和实现转型发展。
本文所说的“土地”,指农村其所有权属于集体的耕地、宅基地。本文所说的“家”,不是人类学概念,而是经济学概念,指的是人的生存方式。就还没有市民化的农民来说,“家”这一概念,指的是以承包经营集体耕地为主要生活来源的生存方式;就即将市民化的农民来说,“家”这一概念,指的是获得进入城镇的生活基础,既包括在城镇购买住房,更包括自主创业和依靠技能就业,从而具有获得生活来源的手段。如前所述,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工市民化,中国城镇化过程实质也是农民工市民化过程。就此来说,中国转型发展所谓“转型”可以理解为农民工“家”的转型,即从以承包经营集体耕地为主要生活来源的生存方式转型为进入城镇以自主创业和依靠技能就业为主要生活来源的生存方式。由此可见,“土地”和“家”是中国转型发展的重要问题,我们有必要加以讨论。
土地提供了城镇发展的空间,因而是城镇建设最重要的资源。在城镇化过程中,农地变成非农建设用地存在土地级差。此前,我国城镇建设用地走的都是国家征用的路子,低价从农民手中征地,再走市场化的途径高价出让,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成为土地级差收入最大的获益者。据资料显示,东部城市建设的资金构成,土地出让收入约占30%,土地抵押融资约占60%;中西部的城市建设资金,土地出让收入约占20%,土地收益权质押融资约占70%。应当指出,这种做法是有违法制的。因为农用地原本就是没有市民化的农民“家”的基础,因此理所当然应当是农民进入城镇安“家”的原始资本,政府凭什么垄断土地的农转非交易,从而剥夺农民进入城镇安“家”的原始资本?这种做法也是有害的。
如前所述,中国城镇化实质是农民工市民化,中国转型发展可以理解为农民32"家”的转型,如果我们剥夺农民进入城镇安“家”的原始资本,势必造成进入城镇的农民无“家”可归,从而危害社会稳定。这种做法还是不合逻辑的。显然,土地农转非原本是为了推进城镇化进程,然而,政府垄断土地的农转非交易,从而剥夺农民进入城镇安“家”的原始资本,农民也就不能市民化——这等价于阻滞城镇化。这种做法甚至不符合政治道义。诚然,发展城镇需要建设供水、供电、医院、道路、学校等公共设施,就此来说,用土地农转非级差收入作为公共设施建设投入似乎是天公地义的。但是,拙文《发展成本化解理论探讨》探讨过,发展城镇所需公共设施建设投入属于发展成本Y,这部分成本当年的农民工已经创造但却被延期支付了,因此,发展小城镇所需要的公共设施建设投入理应由对债务的偿还(偿还被延期支付的款项)来完成,而不能用剥夺农民进入城镇安“家”的原始资本来完成。
当然,土地作为农民进城安“家”的资本,也需要有限制条件。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大国,粮食安全是一个大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坚守耕地保护红线。然而,城镇化是土地的集约化,因而在理论上是节约耕地的。根据规划法,城镇用地标准为100m2/人(包括住宅、工业用地和其他公共用地),而农村仅宅基地就可达150m2/人(现实中一般超过这个-数)。就此来说,我国缺的不是土地,而是有效开发利用土地资源的政策制度。因此,只要坚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原则,在此条件下,应当允许农民以宅基地为资本参与城镇化建设,实行城乡建设用地同地同价同权,让农民分享土地农转非所带来的级差收入,以此为资本在城镇安“家”。
拙文《发展成本化解理论探讨》,曾对中国前30年发展的发展成本化解机制进行了探讨。发现存在于中国近30年发展实践中的发展成本化解机制是发展成本化解机制Bb,这是一种实效性的、“免费午餐”式的化解机制,这种化解机制的载体就是“土地”和“家”。本文探讨表明,中国转型发展所谓“转型”可以理解为农民工“家”的转型,而“土地”则是实现这种转型的资本。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土地”和“家”也是中国转型发展成本化解的载体。中国农民工的创造力是巨大的,在前30年发展中,中国农民工以“土地”和“家”为载体曾经创造了发展奇迹;在中国以后的转型发展中,只要我们把“土地”和“家”仍然赋予农民工,他们就有可能创造出中国转型发展的新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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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组织理论进行了脉络梳理。笔者认为组织理论经历了一个从没有人的组织、没有组织的人,没有社会的组织到社会的组织的演变过程。并认为组织理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种新的价值观系统,使人的本性得以真正体现。
关键词:理性系统 自然系统 开放系统 生态系统 价值观
本文通过对组织理论的脉络梳理来考察组织中的价值面,为组织管理提供理论和实践意义。
理性的古典组织理论认为组织是意图寻求具体目标并且结构形式化程度较高的社会结构集合体,它具有两个方面的结构特征:组织是有意图地实现相对具体目标的集合体;组织是形式化程度较高的集合体。在理性古典组织理论中,组织结构是为了有效实现目标而专门设计的。从根本上说,组织模型是机械模型,这个模型把组织作为可操作部件的结构,每个部件都可以单独改变,以提高整体的效能。理性古典组织理论的思想主要来源于泰勒的科学管理,以及法约尔和韦伯的行政管理理论与科层制理论。泰勒提倡通过改变传统的经验管理来达到科学管理,其理论核心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它的重点放在计划、标准化和在作业层改进员工的努力方向,以便用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通过最大限度地提高每个员工的生产效率,使劳资双方都能获得最大收益。行政管理理论提出了“自上而下”的理性化方案,主要阐述正式组织结构与一般管理过程的关系,其关注点是管理的行为和功能,以期通过协作与专门化寻求建立一个单一而有效的部门原则。韦伯则致力于对科层制结构特征的简要描述,以期能提高组织的效率。比较而言,泰勒主要是从微观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个体参与者的工作和决定予以考察,把结构特征作为影响行为的环境因素;而法约尔和韦伯则更多地是从结构角度出发,他们力图把组织形式的特征概念化并予以分析。
总之,该理论采纳了封闭系统战略:组织中的所有成分都是为特定目的而存在的,且都会对组织整体起到积极的甚至是最佳的作用;所有资源都是恰当有用的,且这些资源的配置都满足于组织计划;组织的所有行动都是合理的,组织的结果也是可预测的。由于理性系统强调的是结构特征而不是参与者的特征,因此,理性系统视野的价值观是“没有人的组织”。
该理论认为组织是一个集合体,其参与者寻求多种相同或者不同的利益。但是,它也认识到组织远不只是达成既定目标的工具,从其本质上说,组织是力图在特定环境中适应并生存下来的社会团体,因此,不应把组织看做主要是达成特定目标的手段,而应把它本身看成是目的。它强调个体参与者从来都不只是被雇佣的劳动力,他们投入的是他们的智慧和情感:他们加入组织时带着个人的观念、抱负和计划,他们带来了不同的价值观、兴趣和能力。通过相互作用,所有这些因素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非正式结构,Roethlisberger和Dickson(1939)称之为“感情的逻辑”。与些同时,该理论遵循了功能分析,系统如果要生存,就必须满足一定的功能需求,而且所有研究都试图发现满足这些需求的机制。为此,该理论强调行为的结构,关注做了什么,责任和动机就成了更为突出的变量,这为理解组织行动提供了比正式结构更丰富和精确的指导。它的思想主要来源于梅奥的人际关系理论和巴纳德的协作体系和Likert的结构分析。人际关系理论主要研究员工在组织中的行为及其产生行为的原因,以便调节企业中的人际关系,提高生产率。而巴纳德的社会协作体系把组织作为有目标的沟通合作体系,将所有参与者整合到一起以使组织目的被成员接受的非物质性的、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的以及道德的行为基础。Likert通过对领导类型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第四系统组织。
总之,该理论认为参与者只有部分行为是与组织有关的,而只有这些与任务相关的行为才能作为问题来讨论;自然新古典组织理论则将与组织相关的行为界定扩展到个体活动和态度的方面。如果说理性古典组织理论采用的是结构机械模型,那么,自然新古典组织理论采用的就是有机模型。理性组织是设计出来的,而自然组织是演进出来的;前者是有意识地设计,后者顺其自然地发展;理性组织以精打细算为特征,而自然组织则以发自自然为特征。因此,自然系统视野的价值观是“没有组织的人”。
该理论认为组织是与参与者之间不断变化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活动体系,该体系根植于其运作的环境之中,既依赖于与环境之间的交换,同时又由环境建构。它强调个体要素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及其相互之间的松散性。个体要素被看成是半自主行为的主体,它与其他要素之间的联系是松散的,个体和子群体之间的联合时而形成,时而解体,协作与控制变成了主要问题。同时,系统边界也似乎是无形的,行动者的任务和针对组织或环境的行动也似乎是武断的,并依据系统运作而变化。开放系统并不只是使组织结构特征的一致性变得松散,而是将其注意力从结构转向了过程,强调的都是组织行动而不是组织,过程不仅被看成是组织的内部运作,而且是作为系统的组织自身运作。开放系统的现代组织理论的思想主要来源于西蒙的决策行为理论以及系统理论和权变理论。决策行为理论考察组织的结构特征对个体决策者的影响,并由此提出了基于有限理性的满意原则的“管理人”。该理论认为决策贯穿于管理的整个过程中。系统理论认为组织是由各种子系统构成的完整系统且与环境系统发生相互作用和影响。系统理论关注系统中的战略性部分及其相互依赖性,系统中把各部分联系在一起并相互协调的主要过程及其所追求的目标。而权变理论所要研究的是组织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各分系统内与各分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确定关系模式即各变量的形态。权变观点的最终目的在于提出最适合于具体情况的组织设计。
总之,该理论认为组织是一个动态系统,组织与其环境的相互依赖关系在开放系统的现代组织理论中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开放系统的现代组织理论强调组织与其周围及渗透到组织的要素之间的联系的交互纽带,环境被看成是物质的、能量的、信息的终极资源,并成为系统延续的关键。作为组织与其环境相互依赖关系的开放系统,组织不仅要服务于人,建立和维护内部的运行机制,组织还必须建立基于价值的社会共同目标以服务于社会,维持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行,满足社会的需要。因此,开放系统视野的价值观是“没有社会的组织”。
该理论认为组织是致力于研究人类行为、组织结构与其环境互动性的社会体系,主张行为个体、组织只有在与环境、背景的关系中才能得以生存、定义、描述和认识。生态系统的当代组织理论把组织看成是一个关系的、生成的、演进的实体或一个视野中的实体,即现代社会的运行是在“组织实体”之间进行的,而不是在“生产者”之间进行的。现代社会是由各类组织机构组成的,组织机构是由全体成员共同构成的,而不是由各种生产资源要素构成的,组织就是社会中的一个社区,所谓“组织是社会的一个器官”。生态系统当代组织理论的思想主要来源于尼尔森和温特的演化理论以及组织生态学理论。演化理论主要是从组织内部的知识生产、传播和利用以及个体与组织的交互学习过程来解释组织异质性、持续竞争优势和多样化等问题。演化理论集中关注组织惯例、惯例的变体、环境选择以及成功惯例的累积性保留并认为惯例是有规律的、可预测的企业行为模式。而汉南和弗里曼的组织生态学致力于探讨组织种群的创造、成长及消亡的过程及其与环境转变的关系,该理论重点解释为什么会存在多种类型的组织,同时探讨了相同组织内的不同组织形式如何在长期的竞争环境压力下作出反应。
总之,该理论认为组织并不是为了自己而存在的,组织的目标是对个人和社会做某种贡献。组织是一个以满足社会需求为目的,将人们联合起来的社会结构系统。组织不能只关心利润,不能把经济绩效理解为利润,利润是组织也不能把组织目的定义为利润最大化,把组织的性质或概念,理解为“生产者”或“经营者”,而应该理解为社会经济和人文活动的组织者,理解为社会组织的管理者,使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人格生态得到和谐发展以期人类本性得以真正体现。因此,生态系统视野的价值观是“社会的组织”。
理性古典组织理论和自然新古典组织理论的错误在于坚持了对组织认识的这种两分法。从理性的古典组织理论来看,由于过于关注组织的规范结构,理性系统的分析家实际上忽略了组织的行为结构。在坚持劳动分工是组织基础的同时,理性的古典组织理论却从个人的经验和有限的观察出发,旨在寻找组织设计的先验假设。此外,理性系统中的理性概念是有局限性的。在组织的最上层,指导整个决策制定的价值前提是处于体系之外的。自然的新古典组织理论放弃了理性的主张而代之于感情的逻辑,但是,在对非正式组织理论的重点研究中,自然的新古典组织理论却放弃了对非常重要的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的关系的认识。借用权变理念的术语来说,自然的新古典组织理论只是极端地关注了有机型的组织。
开放系统的现代组织理论由于坚持了开放系统的这一正确主张,从而标志着严格意义上的管理学组织理论的形成。但是,开放系统既没有按照统一的研究纲领来进行,也没有据以运作的分析单位及其关键维度。正是这些缺陷,使得开放系统的现代组织理论根本无法提出对组织结构和行为的统一观点,而始终处于组织研究两分法的艰难境地。此外,西蒙的决策理论虽然始终致力于微观分析,但是,作为分析单位的决策前提却从未被人予以操作化,以便使之得到广泛而一般的应用。由于关注了决策前提,西蒙主义对组织结构的研究是薄弱的。而系统理论把组织的目标和价值分系统作为组织系统的子系统加以研究并认为组织的很多价值观来源于较为广泛的社会文化环境,通过该系统从外界社会文化环境中取得信息并确定组织的价值观,以便组织履行社会大系统所确定的目标和职能。但是,组织系统理论没有更为深入剖析组织的价值观也没有予以操作化。
生态系统的当代组织理论使用变异—选择—保留的基本环境机制作为解释工具。但是,演化理论和组织生态学理论过多地与生态学系统进行类比,导致它没有涉及人的决策和动机,致使价值观问题也被忽略了,而且整个过程都被视作不可避免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对组织理论的研究中围绕着组织管理系统的价值观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使得组织管理面临基点不稳的问题,即组织的价值观问题未能得到彻底解决。面对这些事实,当代组织理论研究者们深思的是一个具有“二律背反”意味的问题:强调个人的自主性与强调组织的制约性一般是互斥的,但为什么成功的企业组织能有一种综合协调的机制扬个人自主性、个人的发展之长而避其短,使企业组织趋向良性运转呢?当代组织理论研究者们的回答是:建立一种以幸福为中心的价值观系统,而这种具有终极性的价值观系统正是组织管理系统的核心所在,它的存在对个人行动和组织的行为产生的韧性约束,推动了组织成功地迈向卓越,使人的本性得以真正体现。
1.(荷)杜玛,斯赖德著.原磊等译.组织经济学[M].华夏出版社,2006
2.罗珉.管理理论的新发展[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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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1月,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袖,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价值观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内容摘要:毛泽东思想的基本价值观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涵:服务人民、实事求是、平等互助、独立自主和艰苦奋斗。五个方面互相联系,构成了一个整体。深入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基本价值观,对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思想基础,充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思想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关 键 词:毛泽东思想 价值观 服务人民 实事求是 平等互助 独立自主 艰苦奋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不仅在世界观上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在价值观上也是如此。因此,毫无疑问,毛泽东思想的基本价值观,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本价值观的理论来源,也是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宝贵思想资源。概括地讲,毛泽东思想的基本价值观,主要体现为以下五个方面的基本内涵: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这一根本宗旨的确立,是与毛泽东及和他同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分不开的。可以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价值观。
毛泽东思想坚信广大人民尤其是劳动人民,是价值创造的主体。谁是价值创造的主体,怎样看待他们的社会地位,这是价值哲学和历史哲学领域的根本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理解完全不同,得出的结论更是大相径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因此,价值创造的主体是广大人民,而不是少数精英。相比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毛泽东更强调人民作为价值创造主体的唯一性和创造主体内部的平等性。他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2]在毛泽东看来,剥削阶级、为剥削阶级辩护的知识精英以及被神化的宗教领袖、“圣人”等等,都不可能是真正的价值创造主体,真正的价值创造主体只能是广大人民。鼓吹“天才论”的唯心论者夸大英雄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而在毛泽东看来,“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3]包括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人民在价值创造上只存在分工的差别,并没有地位的不平等。尤其是党的干部和普通群众之间,更不应该有什么贵贱之别。在毛泽东看来,党的干部不过是群众的“工具”,“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作工具,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4]那种看不起群众、总是以“官员”自居的领导干部,是毛泽东深恶痛绝的。
毛泽东思想认为,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只能是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人和一切剥削阶级和历史唯心主义者存在根本区别,“我们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5],因此,共产党人不能有自己的私利,必须全心全意为广大人民服务。经济上,毛泽东主张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干部应该关心群众生活。尤其是农村干部,应重视土地、劳动生产条件甚至柴米油盐等与老百姓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政治上,毛泽东始终追求的是一种没有阶级剥削、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制度。如何防范领导干部背离人民民主的精神,凌驾于群众之上,是毛泽东终生思考的问题。文化上,毛泽东主张建立起一种真正的“人民文化”,这种文化不只是少数上层人士的专利,而是属于广大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他强调,“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6]两个“最大”的评价标准,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原则。
把客观存在的事物作为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根本出发点,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要求和具体体现。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党人的思想理论,决不是以哪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而不过是历史活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如果“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7]注重事实,从实际出发,归根到底,就是要做到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集中体现和高度概括,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中也有着求真务实、经世致用的传统。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第一次对“实事求是”这一中国古代成语作了新的阐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8]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原理和中国传统的实事求是传统相结合,形成了新的实事求是价值观和实践精神,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的中国化,奠定了党的思想路线基础。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毛泽东青年时期即注重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在长沙求学期间,他曾邀同学“游学”千里,步行考察了长沙周边的五个县。面对当时许多同学出国留学,毛泽东的看法却不尽相同。他认为,外国固然要研究,但首先要把中国自己的问题搞清楚,这就要求对中国的复杂情形“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9]后来他在回顾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时说,他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以它作为指导去分析中国的情况。因为,在马克思的书上,并不可能找到中国问题的具体答案。[10]正是对中国实际的强烈的“问题意识”,使毛泽东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理论和认识工具,并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独创性的思想理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以实事求是作为历史起点,也是将其作为逻辑起点的。写作于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的第一篇哲学著作,在该文中,他针对当时党内理论家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的只言片语和照抄照搬共产国际决议、指示的思想倾向,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提出了“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11]的科学命题,初步界定了党的思想路线的科学含义,即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从主观想象出发。毛泽东思想在此后的逻辑展开,就是以这一思想路线作为逻辑基点的。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从毛泽东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来看,无论《反对本本主义》,还是《实践论》、《矛盾论》,或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贯穿其中的主线无不是实事求是。众所周知,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这三方面并不是相互孤立的,而实事求是正是将三者联系起来的核心。首先,群众路线是实事求是的具体应用和基本要求。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直接参与者,只有深入群众,才能真正了解实际。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12]其次,独立自主是实事求是的具体应用和必然结论。历史地来看,独立自主的提出,正是缘于解决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中国革命道路只能是从中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走适合中国实际的路。
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压迫,人与人之间平等互助的社会,是毛泽东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平等与公正,毛泽东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和实践。同时,他希望,人与人之间不仅应具有地位上的平等,还应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只有这样,整个社会才可能达到良性循环。
平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政治范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13]显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中的未来社会就是消灭了一切剥削制度和不平等关系的社会。自从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毛泽东就是把平等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来理解的。
毛泽东思想非常注重经济平等和政治平等,并将其作为社会主义平等的基础性原则。在毛泽东这里,经济平等的基本体现是生产资料公有和按劳分配。只有确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人人占有生产资料,人人在生活资料的分配上机会均等,才能为人们在政治上和社会上享有平等权利奠定基础。因此,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毛泽东将其提到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高度。他认为,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是人与人之间一切不平等的根源。因此,土地改革完成后,在分得土地的农民中出现两极分化的苗头时,毛泽东提出,只有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才能避免农民在暂时的经济平等之后发生两极分化。他坚信,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人们之间经济平等的保障,也将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14]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后,毛泽东仍然关注着经济平等的问题,尤其是按劳分配的问题。他认为,“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这样两个原则,是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内人们决不能不严格地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15]政治平等在毛泽东这里表现为人民民主和反对官僚主义。列宁说过,“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16]而人民当家作主,则是在我国实现广大人民政治平等的最可靠的途径。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但在制度确立之后,是否广大人民的政治平等就一定能得到保障?毛泽东的看法并不乐观。为了防止官僚主义的复生,毛泽东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他一再提醒党的干部,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他说:“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17]当然,毛泽东晚年采取“大民主”的办法解决官僚主义问题并不成功,历史已经证明这样的方法是不科学的,但是,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高度警惕和深刻思考,仍然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在毛泽东这里,平等不应该只是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平等,还应当是社会领域的平等。只有当平等原则充分地贯彻到这三大领域,才构成完整的社会主义平等。他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应是民主的和平等的”[18],应当保障人们平等地享有最基本的权利,应当努力缩小工农、城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社会差别,应当彻底消除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应当坚决反对一切特权。总之,毛泽东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人们在所有社会关系中享有平等的权利、地位的社会。
在毛泽东看来,人民之间不仅应该实现平等,而且应该建立起互相帮助的新型人与人之间关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上存在本质区别,前者强调互助合作和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后者则强调个人独立,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原子化”。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出路,推翻旧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新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19]这样大变动,就是从不平等的、分离的关系,变为平等的、互助的关系。尤其是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为了摆脱贫苦,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20]毛泽东关于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已经为当代中国农村发展的实践所证明。
坚持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是毛泽东思想的特质之一。所谓独立自主,就是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展革命和建设。这既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前提,也是贯穿毛泽东思想各个方面的方法论原则。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就是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顶住共产国际的压力,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其后,又顶住苏联的压力,坚持走自己的路,取得了抗战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开创了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成功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中国革命的胜利证明了独立自主原则的正确性。毛泽东这样总结道:“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开展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建设。建国后,由于面对国际反华势力的封锁,中国在经济、文化、外交等各方面面临着艰苦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下,毛泽东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22]正是在这一路线的指导下,毛泽东开始了对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并依靠自己力量在中国初步建成了完整的比较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并在外交上取得了可贵的成绩。毛泽东不仅把独立自主当作一种原则,更把它当作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在艰难形势下,他用通俗的诗歌语言号召:“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傲霜雪。”[23]毛泽东的号召,充分振奋了民族精神。
作为具有深厚哲学修养的政治家,毛泽东不是就独立自主谈独立自主,而是将其上升到了哲学高度,成为适用于一切领域的方法论原则。独立自主不只是标语口号,或权宜性的政治策略,它不仅是政治原则,也是适用于一切领域的哲学原则。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一个重要方面,它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适用于经济、外交、文化等各个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正如邓小平在总结毛泽东思想这一活的灵魂时所说的:“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24]
艰苦奋斗是毛泽东及与其同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写照,也是毛泽东思想基本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终生号召全党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也终生实践了艰苦奋斗的精神。
毛泽东思想认为,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本色。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从一个弱小的党发展成为执政党,为什么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除了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之外,作风上的优势是非常关键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25]作为“本色”,艰苦奋斗首先指的就是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建国前夕,胜利在望,毛泽东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50年代初期,军队中个别人要求改善待遇,说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则是盐水加酸菜。毛泽东则说,这是好事,“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26]所谓“出政治”,就是指锻炼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立于不败之地的宝贵素质。
在毛泽东看来,艰苦奋斗不仅是一种作风,还是一种传统、一种信念。他说:“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27]他多次讲到长征中共产党的军队怎样风餐露宿,怎样吃树皮树叶,他说:“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28]因此,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不只是按照中共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也是按照中华民族光荣传统的继承者和革命接班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坚持艰苦奋斗,也就是传承民族优良传统和革命优良传统。艰苦奋斗同时也是一种信念。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先驱之所以能够终生奋斗,就是因为他们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1940年,毛泽东在吴玉章同志六十寿辰的祝词中写道:“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29]毛泽东希望,中国共产党人都应该是这样的人——为革命理想孜孜不倦永不停歇的奋斗者。他们将艰苦奋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作为通向美好理想的阶梯。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中提出这样的号召:“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30]
建国后,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强调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也将这一思想贯彻到工作实践中。建国之初,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全国开展了一次主要针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运动共查出贪污分子和犯贪污错误的党员干部120.3万多人[31],并查处了刘青山、张子善这一新中国第一大贪污案。此后,毛泽东又通过多次思想斗争和思想教育运动来坚定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的艰苦奋斗作风。历史地看,在毛泽东领导的二十多年中,党的主流是健康的,尤其是五十年代,无论党风还是社会风气都让人感到“清新优良”[32],人们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与毛泽东领导的时期相比,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因此,艰苦奋斗的精神价值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越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即使将来我们的国家发达了,人民的生活富裕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也不能丢。”[33]
毛泽东思想基本价值观的上述五个方面互相联系,构成了一个整体。服务人民和实事求是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价值观,是毛泽东思想基本价值观最核心的内容,具有根基性意义。平等互助、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则大体上对应于毛泽东思想的经济价值观、政治价值观和精神价值观,但又相互渗透,互相影响。深入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基本价值观,对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思想基础,充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思想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45页。
[4]《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3页。
[5]《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页。
[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6页。
[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9]《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74页。
[10]《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1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页。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4页。
[14]《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97页。
[1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16]《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
[17]《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6页。
[18]《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82-83页。
[19]《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7-268页。
[20]《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9页。
[21]《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22]《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0页。
[23]《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88页。
[2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25][26]《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162页。
[27]毛泽东:《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新中华报》1939年5月10日。
[28]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385页。
[29]《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262页。
[3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2页。
[3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85页。
[3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页。
[33]《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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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新经济中国特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发展空间组织
论文提要:新经济的发展将会全面提升我国特大城市的发展,影响城市的空间组织。本文认为,新经济对我国特大城市发展的主要影响有:促进城市的产业结构提升;促进新经济时代的城市基础设施“数字城市”的建设;促进城市创新环境——生产服务业发展。在新经济推动下,建立有效的知识通道将成为我国特大城市空间组织的一个重要原则,因此,知识源的选择、知识传导的路径及通道,知识使用地的吸引构造以及与软要素构成创新环境的规划、协调、共生将成为城市规划的重要研究课题。
1前言
美国经济近十年的发展,成为世界经济中最引入注目的一道风景线,持续了108个月的繁荣,不仅打破了战后以来经济持续增长106个月的记录,而且创造了美国历史上经济发展的最佳时期,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低待业的理想状态。人们由此反思经济理论,并认为目前美国经济增长的方式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历史上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并称之为“新经济”。事实上,探讨美国经济增长就不难发现“新经济”的实质内容:新经济是一种以知识为基础,以创新为核心,以信息产业为支柱,以全球为市场,以网络为纽带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
新经济与传统经济不同,是一种全新经济方式,是一场新的产业革命,正在全球迅速传播,它以一种历史性的力量使世界上的权力与财富的游戏规则突生变数,由有形的“资本”向无形知识转化,势必前所未有地影响世界经济社会整体结构。城市作为人类最主要的经济、社会活动之地,是全球活动的节点,新经济的知识化、信息化、网络化将全面改变传统经济所塑造的城市空间。
我国的特大城市是中国城市体系的主要节点,是中国城市群的骨干,新经济伴随“全球化”和全球化过程的发展,将必然对我国特大城市的发展和空间组织产生影响。我国的特大城市将在新经济的浪潮中迅速提升,发展为国际和国际性城市,中国新经济的主要区域,创新传播中心,在空间上表现出新的组织特点,并对全球城市体系产生影响,成为全球经济网络中的节点。因此,研究新经济对我国特大城市的发展及空间组织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2新经济对我国特大城市发展的影响
2.1新经济与我国特大城市产业的提升
新经济的出现和传播将导致世界经济结构的重新组合。也就是说新经济的出现将会产生大批的新兴产业如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国际金融、保险、电子商务等)同时将出现一批衰落产业,另外还将出现一批成熟产业。受新经济影响,我国特大城市产业也将发生变化。按经济发展过程的产业递变规律,按一、二、三产业顺序比重不断上升的规律,作为我国先进生产力代表的特大城市,产业发展必然向第三产业发展,第三产业在城市经济中的比重将迅速增加。因些,这些城市的产业将迅速提升,逐步高度化,农业、劳动密集型工业、资本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的比重将降低,而高科技产业以及信息咨询业和管理为主的服务业(智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会大幅度提高,成为带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
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自t988年以来,先后批准建立了52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较好的高新区有北京、上海、沈阳、天津、武汉、西安、石家庄7个区;具有发展潜力的有吉林、郑州、南京、中山、苏州、广州等6个区…。近年来,我国东部沿海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尤为突出。北京1997年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完成增加值124.7亿元,比1996年增加l8.5亿元,增长17.4%,高于全市工业增加值9.9%的增长速度。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23.7%,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6.9%。高新技术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按可比价格计算达到43%。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是90年代才开始发展起来的,1998年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到655.18亿,占工业产值的比重达到35.44%。这些高新技术开发区,成为全国重要的新的经济增长极核,吸引高层次的生产要素和服务要素,加速了城市的功能更新,提升了城市的产业层次与地位,将成为新经济时代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2.2新经济时代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城市
数字城市是新经济时代的城市基础设施。数字城市即是空间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可视化的技术系统。数字城市是物质城市在信息世界的反映和升华,同时,数字城市的可视化的表现力和虚拟现实的能力,能够将人类历史上只能抽象思维的事物,以虚拟现实的方式可视化表现出来,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外构建出虚拟现实世界]。我国已将数字城市的核心技术一GIS平台软件的研制列入国家“九五”和“十五”的863计划的重中之重项目。各城市积极开展“数字城市”的建设。北京设计了“数字北京”并以中关村为试点大步推进;上海率先于全国提出了“信息港”概念,并在逐步明确和细化其外延与内涵;广州也提出了“数字广州”,杭州实施了“政府上网工程”,实现机关办公自动化,服务窗口电子化,信息技术已渗透到民意测验、选举、会议等领域。
我国特大城市“数字城市”目标是加快向信息城市发展的步伐,向国际信息中一ti’或国际信息节点城市迈进,成为我国信息中心或区域信息中心。我国的“数字城市”发展,可划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建设高速宽带传输网络,发展高速互联网;第二阶段政府与企业内部信息系统构建;第三阶段政府、企业上下游、相互之间借助互联网,实现互通互联;第四阶段进入网络社会。“数字城市”的建设将促进我国特大城市成为国际信息中心的重要节点,成为区域性的信息中心。
2.3新经济时代特大城市的重要创新环境——生产服务业在这里创新环境可以理解为:跨国企业、城市以及地方行为主体包括大学、科研院所、企业、地方政府及其个人之间长期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基础上所形成的稳定系统。跨国企业的投资对城市有很大的选择,构成这种选择的基础之一是这个城市的生产服务职能。因此跨国企业往往投资于生产服务职能比较完善的城市与地区。
最近大量的地理和区域科学文献表明服务业在大都市区经济重建的重要作用。服务业已经成为许多大都市区巩固新工业空间综合体以及带动收入和总就业增长的主导产业部门,其中生产服务业的扩展成为发达国家城市最近增长的主要特征。生产服务业“包括金融、法律、管理、创新、开发、设计、行政、个人服务、生产技术、保存、交通、通讯、批发、广告、信息服务、保密和储藏等。生产服务业的中心内容是商务和消费市场的结合。它们由保险、银行、金融服务、房地产、法律服务、会计和专业协会组成。在最近l0年,生产服务业已经成为大多数城市增长最快的部门。
伴随生产服务业的快速增长,主要城市的商务和金融服务的就业专门化的水平迅速增长。例如。纽约90%以上的金融、保险和房地产公司和85%的商务服务业务量都集中在曼哈顿地区。最近,全世界的主要城市都出现了金融和某些生产服务业向闹市区的高度集中趋势,原有的中央商务区正在演化为国际交易中心。从多伦多、悉尼到法兰克福、苏黎士都可以看到专门金融区的增长。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多极城市体系中,纽约也表现了金融和商务服务的集中趋势。
广州近年生产性服务业获得了很大发展。2000年广州的生产性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99%,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22.8%,整体而言,生产性服务业在广州的国民经济中已占有一定地位。其中保险业的经济地位最为显著,与信息、技术应用联系的信息咨询服务业和计算机应用服务业的经济地位相对较低。从区位商看,广州的生产性服务业及其各行业的区位商都大于l,都属于广州的基本经济部门,都能为地区创造经济收入。对比广州第三产业的区位商(1.49),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的区位商都高于第三产业区位商的平均水平,由此说明生产性服务业属于广州市第三产业创汇能力较高的行业。但从就业人数的比重,广州生产性服务业的从业人数仅占全市总就业的2.77%。可见其发展规模较小,发展水平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发展的潜力是很大的。
世界及我国特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要求,是信息化的必然发展的产物,跨国公司要求中心城市提供集聚经济和有关的创新环境,服务业的专门化和综合化更有利于它自身的发展。同时,城市内部高新产业的发展同样也需要生产服务业作为创新环境的一部分作为支持。我国的特大城市需要积极促进生产服务业的发展。
3建立有效的知识通道——我国特大城市地域组织的重要原则
3.1新经济产业的区位选择
新经济产业发展的最大动力就是创造、利用和积蓄高质量的知识,所以新经济产业布局必须考虑知识源及易达程度,一般认为有如下几种知识源:大学和科研机构、政府的研究开发机构、工业综合体的研究与开发机构网络等等,这些知识源成为新经济产业区位的决定因素。知识的创新是新经济发展的关键,而知识的创新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作为后盾,而这种投入的效益难以预测,因此,风险资本的可获得性就成为新经济产业区位的必要因素。
由于在新经济产业中,知识不但是重要的生产要素,还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知识的创新和创新的知识是新经济产业布局最重要条件,但知识的创新和加工业必须具备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因此社会文化环境成为新经济区位的重要因素。
新经济产业发展中,信息网和运网如传统经济的基础设施,同样作为新经济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是必需的。在新经济中,劳动力因素影响产业布局主要表现在劳动力质量上,因为知识的收集、加工、创新、存储必须依靠高质量的劳动力来完成。因此,新经济产业。尤其是以生产知识为产品的产业,其区位一般选择在具有高质量劳动力密集的地区,区位弹性较小。
3.2硅谷新经济产业的地域组织原则
硅谷(SiliconValley)为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发源地。硅谷位于加州旧金山(SanFrancisco)与圣琼斯(SanJose)两个城市之间的狭长地带,从1951年斯坦福大学为增加学校财政收入创立斯坦福科技园区并批租第一块土地开始。到现在整个硅谷已聚集有约7000家科技公司,全球100大科技公司中,硅谷就占有20家。而加州一年的出口总量硅谷占四成左右。从1992年到现在硅谷的就业人口数共增加了20万个工作机会,全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就业人口数约有10%是聚集在硅谷。硅谷的成功并非偶然,探究其成功的因素,可以归纳出下列几点:
(1)高等学府的支持。临近此区的斯坦福大学与加州伯克利大学以其优秀的学术研究团队与研发成果大大的支撑整个区域的科技产业发展。其中尤以斯坦福大学于硅谷形成初期,在辅导学术研究成果转为商业用途与提供土地出租给大批民间科技公司继而形成簇群的高科技产业发展环境,有着相当大的贡献。
(2)科技领导人的远见。1920年代斯坦福大学为了提升学校的学术声望,特从MIT延揽知名的电子工程教授特曼(FredTerman)到校任教,由于他不断的鼓励学生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商业用途,再加上学校的支持,终于孕育出许多有名的大型科技公司,特曼教授也因此被尊称为硅谷之父。
(3)大批科技新人勇于创业的冲劲。硅谷成立以来,到处充满着机会与梦想,这种环境自然吸引了大批年轻且优秀的科技人员进驻,由于他们的勇于创新与勤奋的工作的精神,造就了不少硅谷的传奇。
(4)大量风险资金的涌入。美国健全的证券市场是高科技产业筹措资金的重要场所,通过股票的上市,有远景与成长性的公司,就有可能获得各类型基金经理人及投资银行的青睐,轻易的获取资金,藉以扩充产能,增强竞争力。
硅谷的成功,为美国及其它国家城市,带来很大的刺激与启示,纷纷起而效法,希望藉由硅谷的经验为自己的国家或城市带来经济的成长。现其考虑的因素不外乎下列数点引:
(1)地价便宜。高科技产业一般多是属于高风险的事业,初期的投资大多放在人力资源与设备上,因而地价是否便宜是其设置的主要考量。很幸运的是,许多国家或地方政府,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均以极为优越的地价(地租)条件来吸引高科技产业。
(2)大城市的高地价虽然不适合高科技产业设厂,但邻近大城市的好处在于公司与员工可以充分利用大城市的金融、教育、文化、购物、娱乐等各项小城市所不能提供的资源。
(3)邻近大学、政府或民间研穷机构。高科技产业是一种知识经济型产业,其生存的本钱即在于不断的研发与创新,因而除了增强公司自身的研发能力外,尚可籍由大学、政府或民间研究机构的交流与合作达成技术移转的目的。
(4)便捷的交通系统与完善的基础设施。在全球化的趋势下,高科技产业无论是资讯、制品或人员流动,在速度上都有较高程度的要求,又因其产业特性的关系,充足的水电及完善的信息网络设备亦是基本的要求。
上述4个要素均是“硬件”要素,事实上即使具备了上述“硬件”,也不会必然产生“硅谷现象”,还必须建设一套产学研结合及适合高新技术发展的市场条件、制度环境和社会文化上的创新体系。因此,产学研结合是硅谷成功的必要条件,而创新环境与体系等软件条件,则是硅谷成功的充分条件。因此学硅谷不仅是硅谷的物理模仿,更为重要的是要深入实质,软硬结合,这是硅谷新经济产业的地域组织的核心。
4新经济与广州城市空间组织的案例分析
面对全球的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和经济的全球化,以及对广州城市发展的反思,2000年广州市政府组织编制了《广州城市建设总体战略概念规划》,提出了“南拓、北优、东进、西联“的空间发展取向。随着番禺、花都撤市设区这一空间发展方案由概念发展为行动。由于广州南部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未来将布局大量基于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发展的新兴产业。而北起科学城、经国际会展中心、生物岛、大学城、广州新城,南至南沙临海城的城市“南拓轴”,将成为广州未来城市拓展的主轴向。这一区域也将成为广州新经济的主要区域。广州城市这一地域的组织与硅谷较为相似。以天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例,其以广州智力密集区为依托,以吸引高新技术和开发高新技术产品为目标,促进产、学、研相结合,促进科技教育和生产相结合,推动科技与经济社会协凋发展的综合基地。因而成为广州新经济增长点建设的核心。
天河区具有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多个有利的区位因素:
第一,技术创新源。大学与科研机构是最重要的创新源之一。天河区行政区划面积108.3,辖区内有21所大专院校,40多个研究所,20多家大中型企业(都具有一定的科技力量)。而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所规划的42.2kmz范围内,有华南理工大学等12所高校,中国科学院、部委、省、市所属研究所41所,国家级重点实验室3个,科研人员2.13万人。构成高水平的研究与开发能力的新型智力资源集中区,是珠江三角洲和广东省智力最密集的区域。这种高层次的智力资源与生产直接结合,作为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支撑条件,就能把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新产品,创造新的生产力。与此同时,还能为高技术产业提供共同实验室,开展教育培养、学术交流、组织培训等一系列具有发展前景性的活动,从而使创新源或智密区对高技术产业产生强烈的区位指向。
第二,天河区信息密集服务业的发展速度很快,发展水平较高,工业和信息产业的基础都较好,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对高新技术产业产生了较强的吸引力。
第三,比较发达的运输网和通信网。天河区具有比较发达的交通和通信设施。广州天河火车站经过改建,成为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国际火车站;以天河为起点的全国第一条准高速铁路已经投入使用;天河是广深、广汕、广从和环城高速公路及广深珠高速公路的进出口;珠江天河段有口岸线7公里多长;广州市的地铁一号线始发站建于天河;天河至黄埔的轻轨铁路也在规划筹建中。很明显,天河区的交通条件得天独厚,加之比较发达的通信网,成为吸引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因素之一。
第四,适宜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发展高技术产业密不可分的创新源或智密区,多分布在生活环境较舒适地区,既有利于科学创造,又可吸引科技人员长期定居。天河区地处亚热带,位于广州市老城区东部,作为新区开发的重点,天河区的规划体现了跨世纪高标准,以营造适宜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吸引高技术产业,并使之成为现代研究活动和生产活动的一种地域组织形式。
天河高新区的发展已经考虑了在原有城市物质空间基础上的知识通道建设问题,考虑作为城市知识源(大学、研究机构、企业)、知识加工区(开发区、孵化器)及知识的传输通道及其相关的硬件、软件、空间网络上的相关联系。从近年来的实施效果来看,产学研的结合不尽人意,这与我国的教育体制有关系,也与高新区的创新环境建设及其产学研的配套体制与政策,即“软环境”有很大关系,软环境建设不足,即使“硬件”接近,也由于缺乏“软通路”,也难以形成有效的的知识通道。因此如何有效的形成“知识通路”,促进知识在城市的有效传播将成为城市空间组织的重要原则。
5讨论与结论
5.1新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对我国城市产业及其空间将产生革命性的影响,我国的特大城市必须顺应新经济发展的潮流,充分注重我国特大城市知识生产、加工与传播、创新功能及生产服务功能;重视发挥信息流所塑造“流动的空间”的作用;加速新产业空间的开发,使我国特大城市成为知识城市、科技城市、信息城市,成为全球城市的重要节点,推动我国“新城市化”的发展。
5.2新经济下城市的空间重组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硅谷是城市空间组织的一个典型的案例。“仿制”硅谷是必然的。但硅谷的成功不仅是物理上、物质方面的与知识源的接近,更重要的是创新机制与创新文化的建设,就是说更重要的是要结合本地区的实际建设创新环境。最新国际研究证明¨:智力密集、风险资本、基础设施、信息服务等因素并不与创新过程发生必然联系。所谓创新,是很多行为主体通过相互协同作用而创造(生产)技术的过程。因此要高度重视创新环境(innovativemilieu)的建构。发达的区域存在着新的产业文化——一创新主体相互依存的“集体学习环境”。越来越复杂的高技术产品需要产业融合和交叉繁殖。只有当相关学科进行交叉、相关产业进行融合、相关的科教机构和人员进行合作,以及产一供一销相关的企业发挥协同效应时,才能发展知识经济,发展真正的高技术产业,建立新的精神文明。
要使知识源做到有效的扩散,一方面在高新区建设方面,要强化硬件与软件建设,构造“创新吸引“,另一方面要加强知识源本身的扩散与传导知识的机制建立。我国高等教育长期存在的产学研究脱节,重理论的体制必须改变;大学要拆掉围墙,走向社会,加强实践环节,与“工”,农”结合,为社会服务,建设社会并在社会发展中成长;还要加强国民素质教育,加强社区教育与文化建设,构建学习型社会。
5.3未来的城市作为知识生产、加工和使用的主要阵地,尤其是中国的特大城市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城市规划必然要考虑体现知识经济时代的城市功能。因些,知识源的选择、知识传导的路径及通道,知识使用地的吸引构造以及与软要素构成创新环境的规划、协调、共生是城市规划要考虑的重要研究课题。
体现以人为本的观念,创造人为关怀的气氛及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实现的理念,核心还是知识生产与使用的效率以及知识在城市内部各阶层的公平分配,以人为本就要考虑人的各种需求,而在已基本实现小康的社会首先需要的还是知识,知识体系的建设可以解决城市的社会极化及分层激化的问题,所以城市规划体系以及城市规划内部节点的功能体系,要考虑知识的有效配置及辐射问题。城市规划要像重视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环境那样重视创新环境,形成知识共享的环境与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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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说的“土地”,指农村其所有权属于集体的耕地、宅基地。本文所说的“家”,不是人类学概念,而是经济学概念,指的是人的生存方式。就还没有市民化的农民来说,“家”这一概念,指的是以承包经营集体耕地为主要生活来源的生存方式;就即将市民化的农民来说,“家”这一概念,指的是获得进入城镇的生活基础,既包括在城镇购买住房,更包括自主创业和依靠技能就业,从而具有获得生活来源的手段。如前所述,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工市民化,中国城镇化过程实质也是农民工市民化过程。就此来说,中国转型发展所谓“转型”可以理解为农民工“家”的转型,即从以承包经营集体耕地为主要生活来源的生存方式转型为进入城镇以自主创业和依靠技能就业为主要生活来源的生存方式。由此可见,“土地”和“家”是中国转型发展的重要问题,我们有必要加以讨论。
土地提供了城镇发展的空间,因而是城镇建设最重要的资源。在城镇化过程中,农地变成非农建设用地存在土地级差。此前,我国城镇建设用地走的都是国家征用的路子,低价从农民手中征地,再走市场化的途径高价出让,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成为土地级差收入最大的获益者。据资料显示,东部城市建设的资金构成,土地出让收入约占30%,土地抵押融资约占60%;中西部的城市建设资金,土地出让收入约占20%,土地收益权质押融资约占70%。应当指出,这种做法是有违法制的。因为农用地原本就是没有市民化的农民“家”的基础,因此理所当然应当是农民进入城镇安“家”的原始资本,政府凭什么垄断土地的农转非交易,从而剥夺农民进入城镇安“家”的原始资本?这种做法也是有害的。如前所述,中国城镇化实质是农民工市民化,中国转型发展可以理解为农民32"家”的转型,如果我们剥夺农民进入城镇安“家”的原始资本,势必造成进入城镇的农民无“家”可归,从而危害社会稳定。这种做法还是不合逻辑的。显然,土地农转非原本是为了推进城镇化进程,然而,政府垄断土地的农转非交易,从而剥夺农民进入城镇安“家”的原始资本,农民也就不能市民化——这等价于阻滞城镇化。这种做法甚至不符合政治道义。诚然,发展城镇需要建设供水、供电、医院、道路、学校等公共设施,就此来说,用土地农转非级差收入作为公共设施建设投入似乎是天公地义的。但是,拙文《发展成本化解理论探讨》探讨过,发展城镇所需公共设施建设投入属于发展成本Y,这部分成本当年的农民工已经创造但却被延期支付了,因此,发展小城镇所需要的公共设施建设投入理应由对债务的偿还(偿还被延期支付的款项)来完成,而不能用剥夺农民进入城镇安“家”的原始资本来完成。
当然,土地作为农民进城安“家”的资本,也需要有限制条件。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大国,粮食安全是一个大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坚守耕地保护红线。然而,城镇化是土地的集约化,因而在理论上是节约耕地的。根据规划法,城镇用地标准为100m2/人(包括住宅、工业用地和其他公共用地),而农村仅宅基地就可达150m2/人(现实中一般超过这个-数)。就此来说,我国缺的不是土地,而是有效开发利用土地资源的政策制度。因此,只要坚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原则,在此条件下,应当允许农民以宅基地为资本参与城镇化建设,实行城乡建设用地同地同价同权,让农民分享土地农转非所带来的级差收入,以此为资本在城镇安“家”。
拙文《发展成本化解理论探讨》,曾对中国前30年发展的发展成本化解机制进行了探讨。发现存在于中国近30年发展实践中的发展成本化解机制是发展成本化解机制Bb,这是一种实效性的、“免费午餐”式的化解机制,这种化解机制的载体就是“土地”和“家”。本文探讨表明,中国转型发展所谓“转型”可以理解为农民工“家”的转型,而“土地”则是实现这种转型的资本。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土地”和“家”也是中国转型发展成本化解的载体。中国农民工的创造力是巨大的,在前30年发展中,中国农民工以“土地”和“家”为载体曾经创造了发展奇迹;在中国以后的转型发展中,只要我们把“土地”和“家”仍然赋予农民工,他们就有可能创造出中国转型发展的新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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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界有共识,中国继续发展必须转变发展方式亦即实行转型发展,但是,学界讨论的只是转型发展的目标模式,很少讨论转型发展路径即如何从原有模式达到目标模式。文章运用拙文《农民工、时空差、政体特色与“中国发展之谜”——发展成本化解理论探讨》获得的认识来探讨有关中国转型发展路径的几个重要问题,即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突破口和成本化解栽体。
[关键词]转型发展;基本问题;突破口;成本化解载体;农民工市民化;小城镇建设;土地;家
明确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是探讨中国转型发展路径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诚然,明确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并不等于知道了中国转型发展路径,但是,以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为依据来谋划转型发展,就有可能在实践中实现转型发展的最优路径。
要明确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首先需要讨论中国发展的基本问题。笔者认为,中国发展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工问题。我们的依据有如下两点:第一,中国发展是从传统农业经济到现代工业经济的经济发展过程,是农村分散人口向城市迁徙的城镇化过程。然而,从传统农业经济到现代工业经济的经济发展过程,最重要的变化是农民变为工人,而实施农村分散人口向城市迁徙的城镇化过程,最重要的变化是农民变成市民。显然,这两个变化就是农民工问题的基本内涵。就此来说,农民工问题体现着中国发展的社会性质。第二,农民工与中国发展过程相始终。中国改革开放之始就是农民工诞生之日,且中国前30年发展是农民工化解了发展成本,因此农民工是中国前期发展的主力军;中国发展的完成(即中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其重要标志是农民工消亡(农民工市民化)。综上所述,我们应当得出结论:农民工问题是贯穿中国发展过程的基本问题。
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与中国发展的基本问题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因为发展阶段不同,其基本问题也略有区别。笔者认为,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工市民化。我们的论据有如下几点:第一,到今天,农民工本身发生了变化,农民工制度不能再继续下去了。“80后‘农民工’……没有农业生产的技能和经验,对农业生产本能地不喜欢”;与“老一辈农民工中80%~90%将工资送回家不同,新生代农民工中65%~70%将收入主要用于自己消费”,“新生代农民工舍得光顾和享用‘城里人’的消费场所、生活方式”。由此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将不再愿意做兼有“农民”和“工人”两种身份的“两栖人”,他们希望市民化。第二,中国转型发展必须使农民工市民化,中国转型发展需要农民工市民化。如前所述,中国转型发展的目标模式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调整分配政策,建立发展成果共享机制,从而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二是提升自主创新,实现产业升级,从而增强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然而,中国最大的分配不公是农民工分配不公,农民工在中国前期发展中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农民工工资低,生活条件差,没有进城做市民的资格;在住房改革中,城市居民大多低价获得了一套住房产权,而农民工及其家人却分文未得。因此,调整分配政策,建立发展成果共享机制,最重要的是对农民工进行补偿,而对农民工进行补偿的最佳方式就是帮助农民工市民化。提升自主创新从而实现产业升级,需要高技术水平和高组织化程度的产业工人队伍,这需要作为中国工人主力军的农民工市民化,“没有他们的‘市民化’和‘产业工人化’,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就只能是一句空话”。总之,农民工市民化,既是“调整分配政策,建立发展成果共享机制”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自主创新,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条件。第三,中国的城镇化过程,实质就是农民工市民化过程。据资料显示,中等发达国家城镇人口比重一般在70%左右;我国目前人口约13亿,如果按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么城镇人口应达到10亿。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2009年我国城镇人口5.94亿,其中包括1.5~1.6亿的流动人口;显然,这里所说的流动人口就是农民工,减去1.5~1.6亿的流动人口,真正的城镇人口只有4亿左右。由此,我们得出:#p#分页标题#e#
10亿-4亿=6亿(人)
这6亿人口,就是我国需要城镇化的人口。然而,我国的农民工约有2亿人,据资料1986-1990年,全国农户平均人口为4.8~4.7人,考虑到部分农户可能不止一个农民工,因此,农民工与其全家人口的比例平均按1:3。由此,我们得出:
2亿×3=6亿(人)
这就是说,需要市民化的农民工及家人也是6亿——这刚好就是我国需要城镇化的人口。由此可见,中国的城镇化过程,实质就是农民工市民化过程。第四,农民工市民化,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拙文《发展成本化解理论探讨》区分了几种发展成本,其中发展成本Y是社会为实施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所发生的成本,这种成本在当时被延期支付了——这是我们对农民工的欠账。欠账是必须还的,现在到了该还的时候了。综上所述,我们应当得出结论: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工市民化。 代写论文
应当指出,明确中国发展的基本问题和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拙文《发展成本化解理论探讨》探讨了中国发展成本化解的信息机制问题,获得如下认识:第一,发展成本化解机制问题本质上就是发展路径问题,实现了最优的发展成本化解机制等价于实现了最优的发展路径;第二,发展成本说到底是信息成本,由于存在信息获取悖论,因此并不存在信息成本的逻辑(巧妙的认识方法)化解机制——也就是说,人们要在发展之初就清楚地知道最优的发展成本化解模式亦即最优的发展路径,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三,存在另一种(即非逻辑的)信息成本化解机制:执政者只要真心实意为人民,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就有可能获得在逻辑上不可能获得的信息。作为社会过程来说,所谓基本问题,说到底就是要确立哪些人群是“人民”的主体,从而确立社会过程的主角。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社会过程是人民自我运动的过程。尽管在过程之初,由于存在信息获取悖论,我们不可能了解过程的所有奥秘,但是,只要明确某一历史阶段“人民”的主体,找到社会过程的主角,以此为根据谋划社会发展,就有可能在实践上创造最优的路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由此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最优路径——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革命政权。拙文《发展成本化解理论探讨》探讨过,由于存在信息获取悖论,在改革开放之初人们不可能预先提出获取发展农民工群体信息的任务,但是,中国共产党依靠其与中国农民的血肉联系,依靠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领导农民创造了农村联产承包制,从而也就为后来的农民工准备了制度基础。由此推论,明确提出中国转型发展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以此为根据来谋划中国转型发展,也有可能在实践中创造出转型发展成本化解的最优模式亦即转型发展的最优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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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抗战相持阶段,解放区为了克服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迎接战略反攻,号召根据地军民自力更生,确保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的顺利进行,毛泽东在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之后撰写了这篇《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依据实事求是的原则,理论联系实际灵活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的内容与当时的经济实践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伟大的思想。今天我们学习和研究这篇文章,我们可以吸取从中有益的成分并加以运用和发展,来指导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使经济健康有序平稳快速增长,政治健全安定有序,充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充分体现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的原则。
【论文关键词】发展经济;保证供给;公私兼顾;精兵简政
在抗日战争期间解放区最困难的时期,毛泽东的这篇指导大生产运动的报告给陕甘宁边区解决经济与财政问题指明了正确的道路,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使解放区胜利渡过了抗日战争的最困难时期。研究和学习这篇报告,对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深远的意义。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灵活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相互关系的原理,即生产决定着分配、交换和消费,分配、交换、消费对生产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他运用这一理论具体分析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即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对经济有一定的制约作用的相互关系原理,提出了“发展经济,保证供给”的经济财政工作总方针的理论。他指出:“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在当时也就是要用发展生产来保障抗日经费的需要,使红军和人民在物质生活上有保障,以更好地组织人民群众,更加激发其抗战的积极性。同时毛泽东也进一步论述了两种在财政和经济问题上的错误观点:一是忘记发展经济而单纯的去收缩财政收支去解决困难的保守观点,也就是否定了经济决定财政的原理,实质上这是一种舍本求末的做法,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根据地的困难问题;二是不考虑当时的财政状况,脱离实际的发展经济,也就是忽视了财政反过来制约经济的这一原理,这是一种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没有从当时的实际出发,是不适合当时根据地的环境的,即当时根据地的环境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被敌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而且如果按照这种错误思想做事的话,是不会解决根据地的困难的,有可能还会加重这种困难。
此外,在公私关系上,毛泽东提出发展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公私兼顾”或“军民兼顾”,在当时就是既要发展公营经济,也要发展民营经济,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抗日经费的供给,这是保证障供给的根本途径。所以既要反对不顾战争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实施“仁政”,片面地强调减轻人民负担必要的战争经费的错误观点;又要反对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战争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的错误观点,这种观点就与******压迫剥削人民的思想异曲同工了。面对这两种片面性的观点,他分析说:“在国家极端困难的时候要人民多负担一些也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也要使人民的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毛泽东根据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提出的这一原则,隐含着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关系的原理,这一原理成为我们现在处理这三者关系的雏形。同时毛泽东也进一步强调了“在发展公营经济的同时要帮助发展民营经济,使人民有所失也有所得,甚至要所得大于所失”,“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从这我们也可以看出毛泽东无时不忘统筹安排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妥善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是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NextPage]
在这篇文章中,进一步强调的另一个重要的政策是在党、政、军系统都要实行“精兵简政”。毛泽东通过分析当时的情况指出了现在的根据地已经缩小,并在今后的一个时期内还可能再缩小,庞大的战争机构是适应过去的情况的,在现在这个形势下必须解决战争机构庞大和根据地缩小的矛盾,实行“精兵简政”,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的五项目的。并分析了精简之后可以减少消费性的支出,增加生产的收入,可以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促进经济的发展;建立统一的工作系统,可以保证政策和制度的顺利贯彻执行,使工作效能大大提高;厉行节约,必须反对不必要的和浪费性的支出,这是一切工作机关,特别是经济和财政工作的机关都要时刻注意的问题;而从事经济和财政工作的人员,还必须克服种种贪污现象。通过这一政策合理地利用财源来保证根据地的财政供给。#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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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毛泽东思想的基本价值观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涵:服务人民、实事求是、平等互助、独立自主和艰苦奋斗。五个方面互相联系,构成了一个整体。深入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基本价值观,对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思想基础,充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思想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关 键 词:毛泽东思想 价值观 服务人民 实事求是 平等互助 独立自主 艰苦奋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不仅在世界观上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在价值观上也是如此。因此,毫无疑问,毛泽东思想的基本价值观,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本价值观的理论来源,也是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宝贵思想资源。概括地讲,毛泽东思想的基本价值观,主要体现为以下五个方面的基本内涵: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这一根本宗旨的确立,是与毛泽东及和他同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分不开的。可以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价值观。
毛泽东思想坚信广大人民尤其是劳动人民,是价值创造的主体。谁是价值创造的主体,怎样看待他们的社会地位,这是价值哲学和历史哲学领域的根本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理解完全不同,得出的结论更是大相径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因此,价值创造的主体是广大人民,而不是少数精英。相比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毛泽东更强调人民作为价值创造主体的唯一性和创造主体内部的平等性。他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2]在毛泽东看来,剥削阶级、为剥削阶级辩护的知识精英以及被神化的宗教领袖、“圣人”等等,都不可能是真正的价值创造主体,真正的价值创造主体只能是广大人民。鼓吹“天才论”的唯心论者夸大英雄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而在毛泽东看来,“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3]包括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人民在价值创造上只存在分工的差别,并没有地位的不平等。尤其是党的干部和普通群众之间,更不应该有什么贵贱之别。在毛泽东看来,党的干部不过是群众的“工具”,“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作工具,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4]那种看不起群众、总是以“官员”自居的领导干部,是毛泽东深恶痛绝的。
毛泽东思想认为,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只能是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人和一切剥削阶级和历史唯心主义者存在根本区别,“我们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5],因此,共产党人不能有自己的私利,必须全心全意为广大人民服务。经济上,毛泽东主张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干部应该关心群众生活。尤其是农村干部,应重视土地、劳动生产条件甚至柴米油盐等与老百姓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政治上,毛泽东始终追求的是一种没有阶级剥削、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制度。如何防范领导干部背离人民民主的精神,凌驾于群众之上,是毛泽东终生思考的问题。文化上,毛泽东主张建立起一种真正的“人民文化”,这种文化不只是少数上层人士的专利,而是属于广大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他强调,“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6]两个“最大”的评价标准,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原则。
把客观存在的事物作为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根本出发点,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要求和具体体现。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党人的思想理论,决不是以哪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而不过是历史活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如果“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7]注重事实,从实际出发,归根到底,就是要做到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集中体现和高度概括,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中也有着求真务实、经世致用的传统。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第一次对“实事求是”这一中国古代成语作了新的阐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8]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原理和中国传统的实事求是传统相结合,形成了新的实事求是价值观和实践精神,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的中国化,奠定了党的思想路线基础。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毛泽东青年时期即注重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在长沙求学期间,他曾邀同学“游学”千里,步行考察了长沙周边的五个县。面对当时许多同学出国留学,毛泽东的看法却不尽相同。他认为,外国固然要研究,但首先要把中国自己的问题搞清楚,这就要求对中国的复杂情形“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9]后来他在回顾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时说,他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以它作为指导去分析中国的情况。因为,在马克思的书上,并不可能找到中国问题的具体答案。[10]正是对中国实际的强烈的“问题意识”,使毛泽东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理论和认识工具,并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独创性的思想理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以实事求是作为历史起点,也是将其作为逻辑起点的。写作于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的第一篇哲学著作,在该文中,他针对当时党内理论家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的只言片语和照抄照搬共产国际决议、指示的思想倾向,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提出了“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11]的科学命题,初步界定了党的思想路线的科学含义,即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从主观想象出发。毛泽东思想在此后的逻辑展开,就是以这一思想路线作为逻辑基点的。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从毛泽东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来看,无论《反对本本主义》,还是《实践论》、《矛盾论》,或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贯穿其中的主线无不是实事求是。众所周知,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这三方面并不是相互孤立的,而实事求是正是将三者联系起来的核心。首先,群众路线是实事求是的具体应用和基本要求。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直接参与者,只有深入群众,才能真正了解实际。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12]其次,独立自主是实事求是的具体应用和必然结论。历史地来看,独立自主的提出,正是缘于解决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中国革命道路只能是从中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走适合中国实际的路。
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压迫,人与人之间平等互助的社会,是毛泽东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平等与公正,毛泽东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和实践。同时,他希望,人与人之间不仅应具有地位上的平等,还应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只有这样,整个社会才可能达到良性循环。
平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政治范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13]显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中的未来社会就是消灭了一切剥削制度和不平等关系的社会。自从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毛泽东就是把平等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来理解的。
毛泽东思想非常注重经济平等和政治平等,并将其作为社会主义平等的基础性原则。在毛泽东这里,经济平等的基本体现是生产资料公有和按劳分配。只有确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人人占有生产资料,人人在生活资料的分配上机会均等,才能为人们在政治上和社会上享有平等权利奠定基础。因此,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毛泽东将其提到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高度。他认为,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是人与人之间一切不平等的根源。因此,土地改革完成后,在分得土地的农民中出现两极分化的苗头时,毛泽东提出,只有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才能避免农民在暂时的经济平等之后发生两极分化。他坚信,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人们之间经济平等的保障,也将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14]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后,毛泽东仍然关注着经济平等的问题,尤其是按劳分配的问题。他认为,“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这样两个原则,是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内人们决不能不严格地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15]政治平等在毛泽东这里表现为人民民主和反对官僚主义。列宁说过,“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16]而人民当家作主,则是在我国实现广大人民政治平等的最可靠的途径。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但在制度确立之后,是否广大人民的政治平等就一定能得到保障?毛泽东的看法并不乐观。为了防止官僚主义的复生,毛泽东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他一再提醒党的干部,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他说:“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17]当然,毛泽东晚年采取“大民主”的办法解决官僚主义问题并不成功,历史已经证明这样的方法是不科学的,但是,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高度警惕和深刻思考,仍然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在毛泽东这里,平等不应该只是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平等,还应当是社会领域的平等。只有当平等原则充分地贯彻到这三大领域,才构成完整的社会主义平等。他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应是民主的和平等的”[18],应当保障人们平等地享有最基本的权利,应当努力缩小工农、城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社会差别,应当彻底消除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应当坚决反对一切特权。总之,毛泽东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人们在所有社会关系中享有平等的权利、地位的社会。
在毛泽东看来,人民之间不仅应该实现平等,而且应该建立起互相帮助的新型人与人之间关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上存在本质区别,前者强调互助合作和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后者则强调个人独立,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原子化”。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出路,推翻旧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新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19]这样大变动,就是从不平等的、分离的关系,变为平等的、互助的关系。尤其是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为了摆脱贫苦,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20]毛泽东关于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已经为当代中国农村发展的实践所证明。
坚持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是毛泽东思想的特质之一。所谓独立自主,就是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展革命和建设。这既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前提,也是贯穿毛泽东思想各个方面的方法论原则。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就是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顶住共产国际的压力,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其后,又顶住苏联的压力,坚持走自己的路,取得了抗战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开创了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成功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中国革命的胜利证明了独立自主原则的正确性。毛泽东这样总结道:“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开展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建设。建国后,由于面对国际反华势力的封锁,中国在经济、文化、外交等各方面面临着艰苦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下,毛泽东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22]正是在这一路线的指导下,毛泽东开始了对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并依靠自己力量在中国初步建成了完整的比较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并在外交上取得了可贵的成绩。毛泽东不仅把独立自主当作一种原则,更把它当作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在艰难形势下,他用通俗的诗歌语言号召:“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傲霜雪。”[23]毛泽东的号召,充分振奋了民族精神。
作为具有深厚哲学修养的政治家,毛泽东不是就独立自主谈独立自主,而是将其上升到了哲学高度,成为适用于一切领域的方法论原则。独立自主不只是标语口号,或权宜性的政治策略,它不仅是政治原则,也是适用于一切领域的哲学原则。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一个重要方面,它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适用于经济、外交、文化等各个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正如邓小平在总结毛泽东思想这一活的灵魂时所说的:“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24]
艰苦奋斗是毛泽东及与其同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写照,也是毛泽东思想基本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终生号召全党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也终生实践了艰苦奋斗的精神。
毛泽东思想认为,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本色。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从一个弱小的党发展成为执政党,为什么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除了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之外,作风上的优势是非常关键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25]作为“本色”,艰苦奋斗首先指的就是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建国前夕,胜利在望,毛泽东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50年代初期,军队中个别人要求改善待遇,说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则是盐水加酸菜。毛泽东则说,这是好事,“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26]所谓“出政治”,就是指锻炼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立于不败之地的宝贵素质。
在毛泽东看来,艰苦奋斗不仅是一种作风,还是一种传统、一种信念。他说:“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27]他多次讲到长征中共产党的军队怎样风餐露宿,怎样吃树皮树叶,他说:“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28]因此,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不只是按照中共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也是按照中华民族光荣传统的继承者和革命接班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坚持艰苦奋斗,也就是传承民族优良传统和革命优良传统。艰苦奋斗同时也是一种信念。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先驱之所以能够终生奋斗,就是因为他们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1940年,毛泽东在吴玉章同志六十寿辰的祝词中写道:“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29]毛泽东希望,中国共产党人都应该是这样的人——为革命理想孜孜不倦永不停歇的奋斗者。他们将艰苦奋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作为通向美好理想的阶梯。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中提出这样的号召:“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30]
建国后,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强调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也将这一思想贯彻到工作实践中。建国之初,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全国开展了一次主要针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运动共查出贪污分子和犯贪污错误的党员干部120.3万多人[31],并查处了刘青山、张子善这一新中国第一大贪污案。此后,毛泽东又通过多次思想斗争和思想教育运动来坚定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的艰苦奋斗作风。历史地看,在毛泽东领导的二十多年中,党的主流是健康的,尤其是五十年代,无论党风还是社会风气都让人感到“清新优良”[32],人们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与毛泽东领导的时期相比,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因此,艰苦奋斗的精神价值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越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即使将来我们的国家发达了,人民的生活富裕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也不能丢。”[33]
毛泽东思想基本价值观的上述五个方面互相联系,构成了一个整体。服务人民和实事求是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价值观,是毛泽东思想基本价值观最核心的内容,具有根基性意义。平等互助、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则大体上对应于毛泽东思想的经济价值观、政治价值观和精神价值观,但又相互渗透,互相影响。深入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基本价值观,对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思想基础,充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思想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45页。
[4]《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3页。
[5]《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页。
[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6页。
[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9]《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74页。
[10]《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1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页。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4页。
[14]《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97页。
[1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16]《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
[17]《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6页。
[18]《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82-83页。
[19]《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7-268页。
[20]《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9页。
[21]《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22]《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0页。
[23]《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88页。
[2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25][26]《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162页。
[27]毛泽东:《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新中华报》1939年5月10日。
[28]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385页。
[29]《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262页。
[3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2页。
[3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85页。
[3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页。
[33]《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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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在计算机发展最大的制约因素就是网络病毒,所以要加强计算机的网络安全,阻止病毒的侵入是发展现代计算机的重中之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计算机病毒发展史与防护论文,供大家参考。
1计算机病毒的含义、特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中被明确定义,病毒指“编制或者在计算机程序中插入的破坏计算机功能或者破坏数据,影响计算机使用并且能够自我复制的一组计算机指令或者程序代码”。现今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给计算机病毒更多元的定义。一种定义是能够实现自身复制且借助一定的载体存在的具有潜伏性、传染性和破坏性的程序,通过磁盘、磁带和网络等作为媒介传播扩散,能“传染”其它程序的程序。另一种是通过磁盘、磁带和网络等作为媒介传播扩散,能“传染”其它程序的程序。还有的定义是一种人为制造的程序,它能通过不同的途径潜伏或者寄生在各种存储媒体(如磁盘、内存)或程序里,当时机成熟会自己复制繁衍和传播,使计算机的资源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故计算机病毒就是能够通过某种途径潜伏在计算机存储介质(或程序)里,当达到某种条件时即被激活的具有对计算机资源进行破坏的一组程序或指令集合。计算机病毒是高技术犯罪,具有瞬时性、动态性和随机性。它有自己显著的特征:
第一,破坏性凡是由软件手段能触及到计算机资源的地方均可能受到计算机病毒的破坏。其表现:占用CPU时间和内存开销,从而造成进程堵塞或破坏计算机内的文件,打乱屏幕的显示等。
第二,寄生性计算机病毒寄生在其他程序之中,当执行这个程序时,病毒就起破坏作用,而在未启动这个程序之前,它是不易被人发觉的。
第三,潜伏性第一种表现是专用采用病毒检测程序,否则病毒可以静静地躲在磁盘或磁带里呆上几天,甚至几年,等时机成熟,就会四处繁殖、扩散,继续为害。潜伏性的第二种表现是,计算机病毒的内部往往有一种触发机制,不满足触发条件时,计算机病毒除了传染外不做什么破坏。触发条件一旦得到满足,有的在屏幕上显示信息、图形或特殊标识,有的则执行破坏系统的操作。
第四,传染性是计算机病毒的基本特征。它不但自身具有破坏性,还具有传染性。一旦病毒被复制或产生变种,其速度之快令人难以预防。计算机病毒也会通过各种渠道从已被感染的计算机扩散到未被感染的计算机,病毒程序也会通过修改磁盘扇区信息或文件内容并把自身嵌入到其中的方法达到病毒的传染和扩散,在某些情况下造成被感染的计算机就会瘫痪。
第五,隐蔽性计算机病毒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大多夹杂在正常程序中,甚至只有通过病毒软件检查出来,有的根本就查不出来,这类病毒处理起来很困难系数就会增加。
第六,可触发性为了隐蔽自己,病毒必须潜伏,少做动作。如果完全不动,一直潜伏的话,病毒既不能感染也不能进行破坏,便失去了杀伤力。病毒既要隐蔽又要维持杀伤力,它必须具有可触发性。病毒的触发机制就是用来控制感染和破坏动作的频率的。
2计算机病毒的分类及产生原因
按寄生方式分为引导型病毒、文件型病毒和混合型病毒:按照计算机病毒的破坏情况分类可分为良性计算机病毒和恶性计算机病毒:按照计算机病毒攻击的系统分为攻击DOS系统的病毒和攻击Windows系统的病毒。计算机病毒的产生是计算机技术和以计算机为核心的社会信息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产生是计算机犯罪的一种新的衍化形式,不易取证,风险小,破坏大,从而刺激了犯罪意识和犯罪活动。计算机软硬件产品的危弱性也是计算机病毒产生的另一个原因,也是最根本的原因。随着技术的进步,计算机的普及应用是计算机病毒产生的必要环境。
3计算机病毒的防范措施
3.1计算机病毒的传染途径
随着Internet的风靡,病毒的传播有更多的途径,它的发展使病毒可能成为灾难,病毒的传播更迅速,反病毒的任务更加艰巨。它主要通过以下几个途径进行传染。通过软盘:通过使用外界被感染的软盘,例如,不同渠道来的系统盘、来历不明的软件、游戏盘等是最普遍的传染途径。通过硬盘:通过硬盘传染也是重要的渠道,由于带有病毒机器移到其它地方使用、维修等,将干净的软盘传染并再扩散。通过光盘:因为光盘容量大,存储了海量的可执行文件,大量的病毒就有可能藏身于光盘,对只读式光盘,不能进行写操作,因此光盘上的病毒不能清除。最后还可以通过网络进行病毒的传染,这是当今最重要的传染源。
3.2计算机病毒的症状
计算机病毒的典型症状,主要有:屏幕异常滚动,和行同步无关;系统文件长度发生变化;出现异常信息、异常图形;运行速度减慢,系统引导、打印速度变慢;存储容量异常减少;系统不能由硬盘引导;系统出现异常死机;数据丢失;执行异常操作。
3.3计算机病毒的防范
首先,我认为防治的基本方法是预防为主,杀毒为辅,尽快备份,及时升级。对用户需要来说,让你的计算机不染上病毒,只有安装防病毒软件或设备,发现病毒马上杀毒,抗病毒最有效的方法是备份和加快病毒库升级。其次,注意网址的正确性,避免进入山寨网站。建立良好的安全习惯,不随意接受、打开陌生人发来的电子邮件或通过QQ传递的文件或网址。例如:对一些来历不明的邮件及附件不要打开,不要上一些不太了解的网站、不要执行从Internet下载后未经杀毒处理的软件等,这些必要的习惯会使您的计算机更安全。使用安全监视软件,主要防止浏览器被异常修改,插入钩子,安装不安全恶意的插件。最好安装专业的杀毒软件进行全面监控。在病毒日益增多的今天,使用杀毒软件进行防毒,是越来越经济的选择,不过用户在安装了反病毒软件之后,应该经常进行升级、将一些主要监控经常打开(如邮件监控)、内存监控等、遇到问题要上报,这样才能真正保障计算机的安全。最后,使用正版软件,杀毒软件要经常更新,可以快速检测到可能入侵计算机的新病毒或者变种病毒。使用防火墙或者杀毒软件自带防火墙。经常升级安全补丁。据统计,有80%的网络病毒是通过系统安全漏洞进行传播的,所以我们应该定期到微软网站去下载最新的安全补丁,以防范未然。关闭电脑自动播放并对电脑和移动储存工具进行常见病毒免疫。定时全盘病毒木马扫描。使用移动存储器前,最好要先查杀病毒,然后再使用。除以上的防范措施外,还要使用复杂的密码,这样会提高计算机的安全系数,对于病毒的认识我们应该掌握更多,避免计算机感染病毒。
计算机病毒的种类是非常复杂的,根据传染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引导区型、文件型、混合型以及宏病型,根据连接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源码性、入侵型、操作性以及外壳型,这些病毒具有不同的传播途径,通过软盘、硬盘、文档、源程序、操作系统等破坏计算机的系统。
1网络环境下计算机病毒的特点
1.1传播范围大、速度快
如果计算机处无网络连接的情况下,病毒的传播范围很有限,一般以磁盘为媒介,但是在网络环境中,病毒可以选择更多传播渠道进行扩散,扩散范围非常广,在短时间内多地多部计算机会同时遭受感染。由于人们对网络的需求比较大,越来越多的病毒都通过网络进行非常快速传播,数小时内便可以传遍全球,而且病毒往往没有潜伏期,一旦感染,即可作用。
1.2传播方式多、渠道广
在一般情况下,网络环境中的病毒以“工作站-服务器-工作站”的途径进行传播,但是,随着网络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计算机病毒的传播方式也越来越多、渠道也越来越广。比如某一种病毒可以在几十天内产生五十多种变种,并通过浏览网页、下载文件、发送邮件等方式进行传播,隐蔽性极高,普通用户很难察觉,在对外交流的过程中加剧了病毒的传播感染。
1.3破坏性严重、难控制
网络环境下计算机病毒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破坏性强。计算机病毒往往融合着不同的技术,计算机一旦感染病毒,系统资源会被侵占,计算机系统就会受到严重破坏,干扰计算机的正常工作,降低运作功能,甚至会造成信息的丢失,用户资料可能被窃取,造成损失。
1.4清除难度大
计算机病毒的隐蔽性比较强,在单机状况下可以通过删除文件、格式化硬盘等方式进行解决,但是,在网络环境中,只要其中一台计算机中还存在病毒,其他的计算机就有再次被感染的风险,但是,对于整个网络而言,病毒清除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再加上计算机病毒传播的速度快,根本来不及采取措施,即使将整个网络关闭,带来的损失远远超过病毒本身。
1.5黑客程序功能与挂马式传播
网络技术在不断发展,计算机病毒技术也在发展,它不仅能够通过自我复制感染计算机程序,同时还具有黑客程序功能,病毒的控制者能够利用病毒对感染病毒的计算机进行控制,同时,病毒也能够被植入网站中,一旦用户浏览感染病毒的网站,计算机就会感染病毒,在窃取用户信息的同时给用户造成损失。
2网络环境下计算机病毒的防治措施
网络环境中,计算机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生活的便利,与此同时,计算机也越来越容易受到病毒的影响,为了能够有效保护计算机的安全,就必须要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
2.1加强用户计算机病毒的防护意识
防止计算机病毒的入侵比病毒侵入后进行消除更容易,因此,要努力将病毒隔绝在外。这就要求用户牢固树立病毒防范的意识,加强对计算机使用者的思想教育,提高他们对于计算机病毒危害性的认识,从根本上重视病毒的防护,进而养成自觉的意识,提高警惕,维护计算机的安全。要在计算机上安装正版的杀毒软件以及防火墙,并及时升级到最新版本;要加强对计算机系统以及软件的更新,并安装相应补丁程序;不要随意浏览不安全的网站,不要随意点开不明或者可疑的文件或者程序;要养成定时备份重要数据的习惯,养成良好的使用计算机习惯,掌握必要的相关技能。
2.2完善快速预警防范机制势在必行
计算机病毒跟随着计算机而来,事实上计算机病毒本身并不难解决,但是,对于全社会而言,无法彻底的杜绝病毒,在这种形势下,建立健全快速预警防范机制势在必行。快速预警防范机制的建立需要政府以及计算机病毒防范行业、广大用户的配合,通过预警机制的建立,能够及时发现入侵计算机的病毒,当系统漏洞、攻击代码被发现时,用户能够及时捕获病毒,随后就需要政府和行业管理部门的配合,及时向用户发出警报,反病毒厂商及时提供相应的解决措施。如果病毒在较大范围内感染计算机,各相关部门便可以协作队用户进行救助。在建立快速预警机制的过程中,还需要具有专业素质的人员和技术的支持,有效对计算机病毒进行防治和管理。
2.3执行严格的计算机病毒防治技术
在思考计算机病毒防治时,制定并执行严格的防治技术规范是十分必要的,要通过相应的技术规范提高计算机病毒防治的有效性。要加强对计算机病毒的检测,要建立完善的监测机制,利用病毒的特有行为对各种病毒进行严格的监控和检测,并定期进行整理和统计;要发展特征代码技术,通过防毒软件对计算机病毒码进行剖析,并形成病毒码资料库,在计算机开启式以扫描的方式与资料库内的病毒码进行对比,以便及时发现病毒;要实现校验技术,针对依附于文档程序的病毒,要在安装防毒图案件时对计算机内的文档程序进行汇总记录,对正常文件进行校验并保存,使用文件前,通过与原来文件进行校验明确是否感染病毒。
2.4建立多层次、立体的计算机病毒防护体系
在复杂的网络环境下,计算机病毒的防护不仅仅限于单个计算机个体,而是针对整个网络,因此,必须要以网络整体为立足点,建立多层次、全面立体的防护网络,对病毒进行相应的检测和清除,这样才能有效的防止病毒的蔓延。建立整个网络的防护体系的第一步是加强对局域网安全的重视,在局域网内建立病毒防控体系,形成比较完整的立体的防治病毒的策略,对数据的输入输出、服务器的保护、文件完整性的保护、检验等等;同时,在建立防护体系时,还要充分考虑病毒的危害性和防护的实际能力,这样才能保证防护体系的完善。
2.5加强对计算机数据备份系统的管理
网络环境下的病毒防治工作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很多时候,病毒不能得到及时的清除,会对计算机内的信息进行破坏,因此,要加强对数据备份系统的管理,这样能够在计算机受到病毒侵袭时有效的保护相关数据,并及时进行数据恢复,将病毒侵袭的危害性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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