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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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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艺术形式千奇百怪层出不穷的美国当代诗坛,约瑟夫·布罗茨基(1940—1996)卓尔不群。在对布罗茨基庞杂的诗歌思想和美学观点进行整体性考察时,笔者发现:语言是布罗茨基诗歌和散文的一个核心形象。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1972年后,语言在布罗茨基的诗中逐渐占有了压倒一切的地位。流亡的处境提供了“极大的加速度”,把他推入了孤独,推入了一个绝对的视角:在这个状态下,只有他自身和他的语言,其他的人与物都隔在这两者之间。[1]流亡使布罗茨基发现,语言改变了命运,变成了他的“职业和责任”。 对他而言,语言是他的房舍,是生活的目的。通过诗人说话的语言具有真正的形而上学的地位。正是从语言入手,布罗茨基形成了自己的诗学。布罗茨基对语言的推崇甚至到了偶像崇拜的程度。在他那里,语言具有了一种神话般的、本体论上的意义。可以说,对于一个像布罗茨基这样的人而言,语言就是他所肩负使命的形式,就是他的存在命运的形式,就是他与天意签约的形式。[2]
布罗茨基的诗学不符合任何一个既定的范畴。[2]在诗人与诗歌的关系方面,布罗茨基继承了诗歌创作的灵感说,夸大了诗人在创作过程中的被动性,他在不同的地方一次次地提醒我们:诗人是语言的工具。《诺贝尔奖授奖演说》被视为其诗歌美学观最集中的体现。在其中,他这样写道:“只有诗人才永远清楚,平常语言中被称之为‘缪斯的声音’的东西,实际上就是语言的操纵;他清楚,语言不是他的工具,而他倒是语言延续其存在的手段。语言,即便有人将它视为某种让人兴奋的东西(也许是正确的),那它也无助于伦理的选择。”“写诗的人写诗,首先是因为,诗的写作是意识、思维和对世界的感受的巨大加速器。一个人若有一次体验到这种加速,他就不会再拒绝重复这种体验,他就会落入对这一过程的依赖,就像落入对麻醉剂或烈性酒的依赖一样。一个处在对语言这种依赖状态中的人,我认为,就称之为诗人 。”[3]在布罗茨基看来,诗人写诗,是因为语言对他做出了某种暗示,真正的诗人,就是始终对语言处于某种依赖状态中的人。他曾用“神助”一词比喻语言对人的作用。因此,“驱策”人进入诗歌或文学的是语言,是语感,而不是个人的哲学或政治,甚至不是创造的冲动,或青春。[1]
写诗的过程是诗人的灵感、思想、激情甚至神性的奔涌,可这些无形之物的表达都要诉诸于语言。在《诺贝尔奖授奖演说》中,布罗茨基就像一位虔诚的牧师那样阐释他的语言观。那些在语言内部进行创作的诗人的真切感受。书写对于他们来说始终是一种实验。诗人追随语言,但他并不描绘在此之前贮存的东西,而是体验他从前未知的东西。当他写作时,语言将他运载到未知然而已经可以辨认的领域。诗人常常由于语言本身的指引而发现若干先前无视其存在的东西,道出一些本来不曾想到的东西,使用一些奇特的词句。语言仿佛在虚无缥缈之中,自动来到诗人的身边,而并非诗人能够控制之物。因此,对于他们来说,与其说诗人在写作,不如说语言在写作。
关于诗歌的语言,布罗茨基在《诗人与散文》中写道:“在纯技术的意义上,可以说写诗等于以最有效的不可避免的外在连贯形式将最具特定重力的词语排列在一起。在观念的意义上,诗是这样一种语言:它否定自身的群体,否定万有引力定律;诗是语言朝着原始理念的方向所作的向上——或者向侧翼的——努力。总之,诗是语言的运动,朝着先于文体的境地,即诗所产生的境地运动。[4]在文字的运用上,诗歌具有自己的特色。诗歌的语言是一种多维度的语言,它冲击理性的逻辑思维语言,它不仅涉及人的理解,还涉及他的感官、情感与想象。诗歌的语言冲破了理性语言的樊笼,回归到了语言最原始的性质。要获得诗歌,必须打破日常语言的俗套,通过词语及其出乎意料的组合,使之能够容纳诗人思想与感觉的各个方面。可以说,在诗歌中语言起到了咒语的作用,神奇地、自动地激起人们的种种情感和想象,打开心扉,打动灵魂。
布罗茨基自己对诗歌的分析,比如对奥登的《1939年9月1日》的分析,重点就放在表现手法上,如词语的选择、搭配、词语意义的内涵与外延、每行诗音节的数目、音调的高低、节奏、音韵和停顿的位置以及达到的效果等。正如他所说:诗的语言比思想、内容更重要。可见,布罗茨基深知,越伟大的诗人,我们从他的诗歌语言中获得的东西就越多:音乐、意义与回忆,朴素与华丽,意象与观念,高度的戏剧性与炽热的抒情性,直接陈述与间接提示,光线、色彩、力量等——一切都可从他的语言中提炼出来。
对于自己的母语,布罗茨基始终怀着深深的眷恋。他曾在不同的场合不止一次地说过,俄语因为其词汇的前缀、后缀、格和位的变化,是世界上表现力最丰富的语言。他曾以“流亡作家”的遭遇为例,证明诗人的存在就是语言的生存,母语是一个人最后的家园。在被迫出国之际,他致信给当时的苏联最高当局勃列日涅夫,“我怀着痛苦的心情离开苏联。我属于俄罗斯文化,我觉得,我是他的一部分,没有任何地域的改变能够影响它,语言同国家相比,是一种更加源远流长的、难以摆脱的东西。我是属于俄罗斯语言的诗人。”[5]从某种意义上讲,布罗茨基已将故国之恋上升到“心灵的家园”的哲理高度。这种故国之思,这种对作为文化精神象征的俄罗斯语言的深沉的爱,为布罗茨基的诗歌创作开拓了巨大的思想空间和艺术空间。
此外,布罗茨基的语言是开放的。他注意吸收任何来源地话语,“因为诗歌艺术需要词汇”(《美好时代的终结》)。从最古老的圣经语言到最现代化的科学词汇,从传统的诗语雅词到当代的大众口语,从学究采用的冷僻字眼到街头的脏话,什么样的词汇都可能出现在他的诗句中。他甚至毫无忌讳地在创作中引入“他人的声音”、“用他人的乐器演奏”自己的曲子,体现出一种颇具后现代色彩的语言民主化特征。[6]他所展露的语言天赋令人感到惊奇,仅在《夏日牧歌》(诗集《乌拉尼亚》)的第一部分就使用了23个植物学名词,若换作其他诗人,其所指可能就一个字:草。据不完全统计,布罗茨基诗歌中的词汇多达19650个。
迦达默尔认为,“谁拥有语言,谁就‘拥有’世界。”“人之拥有世界,这一点是建立在语言之上,体现在语言之中的。”(《真理与方法》)[7]布罗茨基的诗,不仅体现了俄罗斯诗歌最精华的东西,而且充分吸收了英语现代诗的诗艺,体现了不同文明视野的高度融合和一种惊人的创造力。正是近代俄国和西方两大诗歌潮流的撞击、遇合、融汇,从而构成了布罗茨基的独创性。对于布罗茨基来说,他是抱着极平静、极超然的心态驰骋于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他认为,诗人只是“语言存在的手段”,因此,他对两种语言文化没有厚此薄彼的倾向,他既从俄语文化中提炼精髓,又从英语文化中汲取营养和经验。读布罗茨基的诗歌,人们感受到的是俄罗斯广袤、深沉的抒情性与西方现代、后现代诗歌的智性和丰富的表现手法的交融。他笔下的两种语言只是互补,而无对峙。
在布罗茨基的诗歌中,时间是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布罗茨基认为语言与时间密切相关:语言——被时间标志出的和标志出时间的诗歌语言——是随着时间而且在时间之内但却在历史之外运作的形而上学的力量。这一观念的形成显然受奥登的影响。
在奥登的诗歌中,布罗茨基找到了对他而言十分重要的关于语言和时间之本质的问题的答案。这位英国诗人并不花哨的话语使布罗茨基深刻地认识到,语言高于个人的意识,也高于集体的存在。这些思想飘散在时代的空气中,就像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萨丕尔的文化学和影响范围急剧扩大的符号学所产生的辐射。从符号学的观点来看,一切现存的东西都是符号系统,都是语言;生活是一直由各种交际关系构成的、旨在传递信息的蛛网,就是对各种信息的接受、歪曲和拒绝。萨丕尔将语言的结构比作唱片上的沟纹,人的思维只能循着这些沟纹运动。海德格尔教导说,存在只能在语言中实现。奥登对此补充说,语言需要诗人,为的是始终保持其活的状态。奥登的诗歌使布罗茨基确信,他所选择的道路的正确性。[2]
在语言与存在的关系上,布罗茨基比奥登走得更远。1983年1月在接受萨维茨基采访时,他甚至说过,他诉诸现实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语言支配的,这是唯一的方式。在他制造的宇宙结构模型中,他将语言置于最顶端。在布罗茨基看来,诗歌语言有如世界一样具有同样程度的现实,语言与现实往往交织一处。这种对语言的崇拜和迷恋,究其原因,布罗茨基的生前好友和研究者列夫·洛谢夫在与英国基尔大学教授瓦莲金娜·波鲁希娜的访谈录中作出如下解释:“……这个人从16岁开始就以语言为生。这就是他的生命线”;“……我永远无法完全接受对于语言的这种偶像崇拜,而这种在布罗茨基那里却是很典型的。……包括语言学在内的正规教育的缺失,反而导致了他对语言的迷恋。我认为,这样一个事实更容易理解一些。一位大诗人的语言,尤其是他的习惯用语,就像一个有机的生命体:细胞在分裂,机体在生长,它并不吞噬任何东西,只像一株树那样生长着,越来越大,越来越好看,越来越有趣,树枝伸展向四面八方。”[1]
布罗茨基似乎对约定俗成的生命彼岸的兴趣不大,虽然在他的诗歌中常常出现天堂、地狱、上帝、信仰、神等字眼,但对地狱和天堂,他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人的生命受时间的局限,是注定要终结的,他对生命结局的考虑,集中在如何超越生命这个点。他选中了创作。根据他的一些诗作来判断,布罗茨基心目中唯一的身后存在方式,就是文本、“话语的部分”。他认为,创作是与时间抗衡的唯一手段,因为创作是以语言为媒介的。在人类所有的创作物中,语言是最具有永恒意义的,只有语言不会消失,它是过去和未来的联系。虽然无法考证布罗茨基是否受过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但显而易见,布罗茨基关于语言与存在的观点与解释学——接受哲学诗学理论不谋而合。海德格尔在批判传统语言观的基础上从更为广阔的视域来看待语言,削弱了人是语言主宰者的观念,将语言与存在和人联系起来,指出“语言是境域,即存在之家”,真正从源初意义上突出了语言的本体论地位。
此外,布罗茨基关于诗歌的见解又与海氏的诗学理论一致。海德格尔讲诗是存在的语言和人的语言的契合点,是一种本真的语言。诗使存在的语言成为人的词语,诗是人进入存在的开端,是穿透人的历史的诗性启悟。[8]布罗茨基心目中的诗也是很神圣的。他认为,诗是语言的艺术,是“话语的部分”,也是语言最有序、最合理的组合,即最高的语言。诗的有韵、有序的构成,最易于记忆,诗与人的记忆相遇于是实现着人类文化的延续和积淀。语言→诗→记忆→时间→文化→文明——这就是布罗茨基给出的诗学公式。[6]
布罗茨基坚信,人类文明是通过语言来传递的,而诗歌是对语言的“俗套”和人类生活的“同义重复”的否定,因而比散文更有助于文化的积累和延续,更有助于个性的塑造和发展。[6]诗歌作为语言之最简练、有序的形式,是文明最集中的承载者,诗人因而是“文明的孩子”。他坚信,只有诗人才能在飞驰的时间之流中抓住留存者并使之出现在词语中。诗人能超越其生命的极限,存活在自己的诗歌中,并通过他的诗活在后代中。
综上所述,布罗茨基将诗歌的语言问题纳入诗歌与存在、文化、文明以及种种现实形态的关系这一大的框架中进行考察。对他来讲,诗歌的语言问题关乎诗人对于时间、存在、诗歌性质、诗歌功能与文化构成等诸多更为根本性的问题的认识与想象。他献身诗歌、献身语言,语言成为他唯一的物质生存手段和精神生存食粮,他在语言的艺术中找到了理想的现实,在诗歌的创造中确立了自身的存在。正是秉承着对语言的这种忠诚与敬畏,布罗茨基以真挚的情感和精湛的诗艺征服了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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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有企业的地方就有企业文化,企业文化通常代表着一系列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的总和,它是企业员工在长期生产经营的实践中积累和沉淀下来的,为广大员工所拥有。大凡成功的企业都有其鲜明特色的企业文化。如IBM公司的“尊重、服务、卓越”,海尔的“敬业报国、追求卓越”,通用电器的“勇创一流、大胆创新”等,无不为公司的业绩增长或辉煌业绩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动力。然而,并非所有公司的文化,都是“卓越”的,比如那种强调安稳、不注意创新、以工作为中心、以利润为中心的企业文化等,无不在阻碍着企业的长久健康发展。
中国加入WTO以后,企业不仅面临国内同行的竞争,而且还要迎接国外同行的挑战,企业之间的竞争大体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生产性竞争阶段,是在资源短缺的经济时期,企业以生产竞争为主;
(二)质量性竞争阶段,是生产满足供应需要的情况下,人们注重质量为主,这一阶段以质量竞争为主;
(三)品牌性竞争阶段,是在满足供应且质量好的情况下,用户开始考虑品牌因素,目前的市场状况就是以品牌竞争为主;
(四)文化性竞争阶段,这一阶段与知识经济相对应,以高科技为主要特征,强调文化的和谐与统一,把握住这种文化的底蕴,就掌握了竞争的主动权。
在当前知识经济越来越发挥重要作用的阶段,我们应认真分析国内、国外竞争对手的优劣势,着重于在“品牌”和“文化”上发挥优势,谋求相对的竞争优势。
中国传统文化与计划经济衍生出来的多种思维定势,不同程度地渗透到每个企业的组织文化中,不利于企业竞争能力的全面提升,已成为企业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竞争的严重阻碍。
一是“官本位”思维。此种思维的特征在于以决策者自我为中心,领导者往往在做工作决策时,不听从意见,也不愿浪费精力做完善的可行性经济分析。因此决策比较感性,没有配套措施,更缺乏周密的行动计划与监控机制,风险性大。
二是“板块状”思维。通常以生产部门、技术部门和管理部门为单位划分疆界,条块明确,各自为政,不注重跨部门流程的规划。由于“板块状”思维缺乏系统性,缺乏很好的继承性和延续性,难以培养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品牌战略难以持续成功。
三是“均贫富”思维。领导者以追求“平均”来维护人际关系的均衡,以证明自己的公平性和领导形象。这种思维往往会带来整个企业组织僵硬、机械、难以变通,与灵活的外资企业组织思维形成明显差距。
四是“权本位”思维。企业的管理者崇尚“权力至上”,使个人权利大于制度,大于法,使权力成为企业活动追逐的焦点。反映在企业活动中,就是争权夺利。领导层不想放弃权力,下属设法钻营权力,广大职工的人性受到抑制,人力资源难以有效开发。
在确定企业宗旨与目标后,领导层要认真分析影响或实现宗旨与目标的关键因素,研判实现宗旨与目标的经营哲学、信念与准则,并采取适当的文化策略运用到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去,在实践中通过检验,逐步修正与完善,并得到职工的认同。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企业要根据自身发展需要不断调整组织机构,要在财务、人事、供应、生产、销售、技术等业务部门协调一致的基础上,该精简的精简,该调换的调换,该分权的分权,保证企业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每一项制度的制订也要在职工广泛认同的基础上,规定好基本的行为规范,做到职责清楚,奖惩分明。
建设企业文化的有效性靠什么来检验,就看是否坚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是否给企业带来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效益。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建设优良企业文化,难在营造一个环境,这种环境要能团结全体员工,激发大家为共同目标不断进行自我优化和自我创新,同心同德,群策群力,携手共进,为企业实现市场和效益的最大化做贡献。
如何形成先进的企业文化?海尔集团变成实力雄厚的世界知名大企业,是从开展建设互动学习型团队活动开始,以全面提高职工素质为本。为形成先进企业文化,海尔还注重发挥大众传媒的优势,如创办《海尔人》报和《海尔新闻》,有力地增强了员工的集体荣誉感和自豪感。当然学习重点是要能够影响职工的思想文化,能够使职工主动积极地努力工作,与企业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以企业为荣。
从企业的战略角度出发,必须要建立有效的企业文化,使企业内部自上而下形成共有的精神、观念、习惯、风格,融汇成推动企业不断发展的“文化力”,形成一种强大的驱动力,让它在企业的成长过程中持续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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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是人类文化成果之一的文学的历史。它是研究文学的历史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根据不同国别、地域、民族及不同时期、不同体裁等分类标准,可分为国别史(如中国文学史)、世界或地区史(如世界文学史、欧洲文学史)、通史或断代史(中国现代文学史)、民族史(如蒙古族文学史)、分体史(如中国戏曲史)等。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语言文化论文:美国文学史。仅供大家参考!
美国文学史全文如下:
America’s history of literature began with the swarming in of immigrant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and cultures. After that, American literature had been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 European culture for a long period. It was not until America’s independence, did Americans realized that they need national literature strongly,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began to developed. The Civil War was a watershed in the history, after which American literature entered a period of full blooming. Romantics, which emphasized individualism and intuition and Tnscendentalism represented by Emerson came out into being. This was an exciting period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Like the flowers of spring, there were suddenly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writing at the same time. They have given depth and strength to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accelerated the forming of High Romantics. But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Civil War, the American society was in a turbulent situation. The writings about local life, critical realism and unveiling the dark side of the society were increased.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Americans were at a loss postwar, and the Modern American literature began.
My piece of paper is written in chronological order as these periods developed in order to have a clear outline of its progress.
Keywords:National Literature, Romanism, Transcendentalism, Local Color, Realism, Modern literature
摘要:从殖民地时期起,欧洲殖民者和清教徒翻开了美国文学史的第一页。 这往后很长一段时期, 美国文学一直都受到欧洲文化的很大影响。一直到美国独立后,美国人强烈地感觉到了民族文学的需要,美国的民族文学开始发展。 南北战争是美国文学史上一个分水岭, 战后美国文学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产生了强调个性主义和直觉的早期浪漫主义,和以爱默生为代表的超验主义文学。爱默生的时代是美国前所未有的文学变动时代,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 他们突出地给予了当时美国文学以深度和力量,也促进了罗曼主义高潮的来临。但是由于战争的影响, 社会动荡不安,这时的作品更注重于揭示社会的阴暗面, 同时美国的民族文学进一步发展,创作出许多带有本土色彩和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 一战后,美国人陷入战后的茫然, 美国也开始进入了现代文学阶段。
我的论文随着这些时代的发展以时间顺序展开, 以便对于美国文学史的产生和发展纲要能有一个清晰的条理。
关键词: 民族文学, 浪漫主义, 超验主义, 本土色彩, 现实主义, 现代文学
American is a multi-national country. Just like a big container, which put in various kinds of elements. Different cultures, that can not only be co-existed but also form a sharp contrast, mixed together, It makes American literature style has a flavor of distinct and various aesthetic feeling. Many writers come from lower level, which makes American literature has the rich flavor of life and local color. Furthermore, many new styles of literature in the world are oriented in America since 20th century.
The process of American literature can be divided into following main periods: Colony and Puritan literature; early national literature; latter national literature and Modern literature.
America’s history of literature began with the swarming in of immigrant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and cultures. After that, American literature had been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 European culture for a long period. It was not until America’s independence, did Americans realize that they need national literature strongly,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began to develop. The Civil War was a watershed in the history, after which American literature entered a period of full blooming. Romantics, which emphasized individualism and intuition,and Tnscendentalism represented by Emerson came out into being. This was an exciting period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Like the flowers of spring, there were suddenly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writing at the same time. They have given depth and strength to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accelerated the forming of High Romantics. But due to the influence if Civil War, the American society was in a turbulent situation. The writings about local life, critical realism and unveiling the dark side of the society were increased.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Americans were at a loss postwar, and the Modern American literature began.
(1). Travelers and Explorers
When the European explorers first came to this new continent, the native Indians who probably got here from Asia about fifteen thousand years ago were still in origin, and they even had no written language, “Th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was originally transmitted almost entirely by word of mouth, and therefore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oral literature,” (Wu Dingbo, 1) As time past, more and more travelers and explorers swarmed in. They wrote a lot of diaries、letters, and travel accounts to describe the new land as second Eden. No wander somebody said that the earliest American literature were the travel accounts written by European adventurers. Among the most remained were Captain John Smith’s True Relation of Virginia (1608), and Description of New England (1616).
Although most of the Indian history was preserved in tales and songs, they had thoughts about life and nature. They loved the natural world around them deeply, and they believed that when a person was dead, he would give back what had borrowed while he was alive to nature. This kind of philosophy had influenced later or even modern American writers. It’s interesting that when we look at the literature of the Puritans, the Transcendentalists, the Naturalists, and even the Moderns, when we read Anne Bradstreet, Emily Dickinson, Stephen Crane, and Ernest Hemingway, we can find similar themes.
(2) Pilgrim settlements
Several years later, another group of settlers also arrived in the New World. This group was looking for the Jamestown settlement. However, because of bad navigation, they landed in Massachusetts. They were also coming to the New World with dreams of success, but their goal was different from the Jamestown settlement. They wanted to start a new world governed by the Bible. They were called Puritans because they wanted to live a better life by making themselves pure. They first arrived on the Mayflower and settled in Plymouth. This is the group we are usually thinking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the "first Americans."
The clearest history of their journey to the New World can be found in History of Plymouth Plantation (1608) written by William Bradford, who was also one of the Mayflower passengers. The History of Plymouth Plantation is a Puritan book in the best sense. “It’s loosely annalistic, but a direct and simple style gives charm, as a sincere faith in Puritanism gives purity, to the entire book.” (W. P. Trent, 1997)
The Puritans had several kinds of literature. By far the most common form is the writing related to Biblical teachings, or sermons, that the church leaders wrote. The Puritans believed that they were in the New World because God had brought them there for a special purpose. They thought that by studying the Bible they could learn more about this way of life. So they were very strict to their life, and they didn’t allow any kind of entertainment even in literature. That’s way Wu Dingbo said in his book “Literature of the New England Settlement is mainly a literary expression of the Puritan idealism” and “The literature of the colonial settlement served either God or colonial expansion or both.” (Wu Dingbo, 4)
Another important form of writing from this period is the histories. These books, like Bradford's History of Plymouth Plantation, are important because they tell us about life at the time of the Puritans.
People also wrote many poems. But a lot of works were hidden and lost because people often considered poetry to be an inferior form of writing and not totally acceptable to Puritan thinking.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poets from this period was Anne Bradstreet (1612-1672). Her poems in Tenth Muse Lately Sprung Up In America (1650) reflected the con concerns of women who came to settle in the colonies, and in all her poems, however, she shows her strong belief in God.
(1) The Age of reason
In the 18th century, people believed in man’s own nature and the power of human reason. With Franklin as its spokesman, the 18th century America experienced an age of reason.
Words had never been so useful and so important in human history. People wrote a lot of political writings. Numerous pamphlets and printings were published. These works agitated revolutionary people not only in America but also around the world.
Among the most renowned was the work Common Sense (1776) of Thomas Paine (1737-1809). It’s the ringing call for the decoration of liberty. He also wrote Crisis (1774-1783) and The Age of Reason (1794-1796), according to Wu, “He thought that religion should be based on rational, reasonable ground. ” (Wu Dingbo, 12) The pamphlets helped complete the debate that resulted in America's separation from England.
And of course for all the Americans, the most important document from this period was a single sheet of paper called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1776), mainly written by Thomas Jefferson and Benjamin Franklin.
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 the most distinguished person and giant in American history, he wrote and worked for American independence hardly and had made so many great efforts to America that he has been called "The First American." a world-renowned scientist, diplomat, philosopher, and writer. He perfected the smooth, clear, short sentences of the Puritan plain style. His Autobiography encourages hard work and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achievement. Another work that is well known is Poor Richard's Almanack, and many of the sentences have become popular quotations.
During this time writers thought that the truth should be relied on Bible, churchmen, authorities, or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2) Early National Literature
During the period of American Revolution War, American national literature came into being. Since before the war, American people have already had the awareness of national independence, so they wrote many political writings revolutionary poems.
The war helped the first important American prose writers and poets grow up both culturally and artistically. Furthermore, the independence of nation led to the independence of national literature. From this moment on, American people began to understand of meaning of being a real ”American“.
From the 1820’s to the Civil War broke out, American literature entered a period of full blooming. Writings all characterized by a distinct national style and flavor. At the same time, the world as a whole was experiencing a change in ways of thinking: there was a move from classical ideas to romantic ones. This change was taking place in all areas of culture around the world. This was an exciting period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Like the flowers of spring, there were suddenly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writing at the same time. All the works have an optimistic spirit. They represented the various and quick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national literature.
(1) Early Romantics
In early 19th century, Washington Irving (1783-1859), the person born with the new nation, his The Sketch Book created a new style of American literature—short novel. James Fenimore Cooper (1789-1851) His "Leather-Stocking" novels told us a story about how the brave immigrants fight with savage using what they have learnt from nature.
Another famous writer of this time was William Cullen Bryant (1794-1878), he was regarded one of the earliest naturalist poets in American history. His greatest poem Thanatopsis was published in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in 1817. He appreciates normal birds and flowers, through which appreciated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The Romantics emphasized individualism and they thought feelings and emotions were more important than reason and common sense.
(2) The Transcendentalism
“The New England Transcendentalism was romantic idealism on puritan soil” (Wu Dingbo: 28). It stressed the power of intuition placed spirit first, and it took nature as symbolic of spirit or God. There were three main features of Transcendentalism were Unitarianism, idealistic philosophy, and oriental mysticism.
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 the leader of American Transcendentalism. “He captained a group of enthusiast and formed a transcendental club with them. He also helped to set up and edited the transcendentalist journal The Dial. ” He had written many famous essays. Among the best are Nature and The American Scholar, which has been called “America’s Declaration of Intellectual Independence”. Emerson wrote in The American Scholar (1837), a man must "learn to detect and watch that gleam of light which flashes across his mind from within." The main key to this inner world is the imagination. Man's imagination leads to expression. Our expression makes each of us a unique human. Romanticism became the way of thinking for this generation of writers.
Henry David Thoreau was also one of the writers of Transcendentalism, and his famous essay was Walden, in which he revealed the hidden spiritual possibilities in everyone’s life, and to considerate the pursuit of material things.
(3) High Romantics
Due to the great effort made by those geniuses such as Emerson and Thoreau, a wild-ranged national American literature had been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by the mid-19th century.
There are four important names in American literature to remember from this period: Washington Irving (1783-1859), Walt Whitman (1819-1892), James Fennimore Cooper (1789-1851), and Edgar Allan Poe (1809-49).
Irving will long be remembered for his book of essays and stories, The Sketch Book of Geoffrey Crayon (1819), which helping this new nation started its first step confidently. Cooper and Whitman described the character of the nation, which combined the courage and cleverness of expansion, the great sense of destination, and the optimistic spirit together. Hawthorne and Melville expressed the dark side of American dream though their profound and symbolized works.
Walt Whitman (1819-1892), father of free verse, “he threw aside the traditional ornaments and prettiness of verse, and created his own form” (Wu Dingbo, 44). His Leaves of Grass (1855), which contains such well-known poems as I Hear America Singing, and Song of Myself, was regarded America’s first genuine epic poem. He rejected regular meter and rhyme in favor of flowing free verse and celebrated patriotic love, ragged individualism, democracy and equality and stressed an almost mystical identification with America.
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 due to his family background, his works always concerned with sin, morality, romance, and had complex Puritanism. His masterpiece was the novel The Scarlet Letter, and his The House of Seven Gables was also well liked. In these works he presented material on the alienation between facts and fancy, by using many symbols and setting to reveal the psychology of the character.
Herman Melville was Hawthorne’s good friend, also an important novelist. Melville's greatest work, Moby Dick (1851) was based on Melville's adventures on the whaling ships. It is the deep "tragedies of human thought" that show his critical understanding of human nature. Today Melville is considered one of America's greatest writers today.
Romanism was extremely influenced in a rising America as America had always had a strong spiritual tradition and romanticism was very comfortable with American spiritual heritage and its ideals of democracy and equality. During this period, the American literature was so changeable that has never been before. Nathaniel Hawthorne, Herman Melville, Walt Whitman and Edgar Allan Poe, these four great writers had given depth and strength to American literature at that time.
After the Civil War, the American society was in a turbulent situation through several economical crises. The writings about critical realism and unveiling the dark side of the society were increased. They were mainly focus on bankrupt in countries, difficult life or struggle of low-position people and so on. Thus Romanism was on the wane with passing days, while Realism rose and beca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1) Local Color Fiction and Mark Twain
Local Color Fiction first appeared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and it had further developing after the Civil War. This kind of literature mainly describes the local life. Its keynote was optimistic, and the language was narrative and humorous. For example, the work of Bret Harte (1836-1902) told us the life of American western miners. Mark Twain was the main writer of this period. He wrote for nearly 50 years, and he had actually written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stories. Nevertheless, Twain is remembered most for 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 (1876), Life on the Mississippi (1884) and 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1884). The characters he created were humorous and full of wittiness. Mark Twain’s work was regarded the witness of America’s pure local life. According to Calkins, “Few American writers have written the same after reading Twain, for he has helped change the entire country with his humor and skillful story telling.” (Carroll C.Calkins, 124).
(2) Rise of Realism
“Realism is the theory of writing in which familiar aspects of contemporary life and everyday scenes represented in a straightforward or matter of fact manner“ (Wu Dingo, 59). Romantic writers focu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plot, make the story as interesting and attractive as possible, while realism writers emphasized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characters, focused on objectivity rather than an idealistic view of human nature and human experience.
William Dean Howells (1837-1920) insisted that Realism was the truthful treatment of material moral problems of society. And in O.Henry (1862-1910)’s fictions, all his characters were common people and always had an ironical and surprised ending.
There was another style of writing developed by Henry James (1843-1916), who was a writer focused on the description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He wrote some complex and profound novels such as The Wings of the Dove, The Ambassador, The Golden Bowl, and created psychological realism.
After the mid-19th century, the keynote of romantic literature changed form optimistic to doubtful. The sharp conflict of society force more writers’ attention to the unveiling of dark social fact and self-questioning.
Thought the writers of this time unveiled the misfortune and sadness or even degenerate things in actual life, they didn’t just took of the dark side of life as their material, most of them were the reformists with the hope of helping to create a better nation. Stephen Crane (1871-1900) showed more and more serious problems in big sites in his Maggie, A Girl of the Streets, and his most famous book about the American Civil War called The Red Badge of Courage. He thought his works liked a mirror reflecting all life, he emphasized the accidental physiological nature of the characters rather than their moral and rational qualities. Stephen Crane had formed a new style called Naturalism, which had influenced many following writers.
The First World War not only damaged the people’s life, but also led to a turbulent situation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People of this time were named “The Lost Generation ”, and the writers and works had a pessimistic and disconsolate feeling.
(1) Modern poetry
Ezra Pound, T.S.Eliot and E.E Cummings are three poets who opened the way to modern poetry.
Ezra Pound started the “Imagist” movement, and his 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 has been called the first masterpiece of modernism. The Waste Land of T.S.Eliot particularly comments on the inhumanity and decadence of large modern cities.
(2) Modern novels
Many persons regarded that Ernest Hemingway and other important writers of 20th century had adopted the concise style and naturalism of Stephen Crane. Nevertheless, they still created their own styles and had written so many immortal masterpieces. Among the greatest were Ernest Hemingway (l899-1961) and William Faulkner (l897-1962).
Ernest Hemingway was once take part in the First Would War, so many of his works deal with war or injury, and nearly all of them examined the nature of courag, e. By suffering from the violent of war, he felt that he was cut off from all his old beliefs and assumptions about life. “He thought the War had broken America’s culture and traditions, and separated it from its toots” (Elisabeth B. Booz: 1982). The works he wrote--The Sun Also Rises, A Farewell to Arms,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and The Old Man and the Sea—inferred the state of mind, and they becam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feeling of this generation.
Epilogue
American literature has gone though the progress of development over 200 years. It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distinct individualism, which is optimistic, free and always creative. The living American literature has been providing potent thinking headsprings for the writers past and nowadays, and it will continue reanimating the talents to bequeath and enrich the tradition of American literature, of which deserved to be proud.
1. Carroll C.Calkins, The story of America, New York: The Readers Digest Association, Inc, 1975
2. Elisabeth B. Booz,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Modern American Literature 1919-1980,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82
3. 柯恩, Landmarks of American Literature, 北京: 三联书店, 1988
4. Wu Dingbo, An outline of American literature,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8
5. Edited by W. P. Trent, J. Erskine & S. P. Sherma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Cambridge, England: University Pres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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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专注于将旧的制度和价值系统击垮并摧毁,提出了一整套的战术和战略构想,这部分类似中国古代兵家和纵横家的领域,经过了历史的实践检验,已证明其行之有效。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形成和指导地位的确立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形成和指导地位的确立全文如下:
回顾我们党80年的光辉历史,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指导地位的确立,是一件意义重大而深远的大事。
历史上,由于我们党正确地理解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使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在某些时候,由于对毛泽东思想离开了科学态度,就使我们的事业发生了曲折,甚至吃了很大的苦头。列宁曾说,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但是,我们却发生了把毛泽东思想当作某种神学的东西、把领袖当作神看待的不正常现象,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教训。发生这种现象,在思想理论上是怎样失足的,有哪些观点没有把握好;制度和体制上,有哪些关节点没有把握住,留下了漏洞?这些,都有待于深入地进行科学总结。邓小平说:“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5页。)在某种意义上说,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是更为宝贵的财富。但是,经验要成为财富,必须要经过一个环节,这就是科学总结,要敢于实事求是地进行总结。成功的经验如果不能科学地总结,还可能变成包袱而导致错误;错误的、失败的经验如果不能科学地总结,深刻地吸取教训,则很容易重犯。这两个方面的实例都不难找。我们要非常严肃地对待党的历史。本文仅就几个方面的问题,回顾一些历史情况,并略陈己见。
毛泽东思想从被贬为“狭隘经验论”到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主要是由于它的真理性,及这种真理性在实践检验中一再得到证实。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从根本上说,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但是,党内一些领袖人物和理论工作者的宣传倡导,也起了重要作用。当然,所谓确立,还要有党规党法的保证,这就是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刘少奇是系统阐述毛泽东思想的第一人。
刘少奇在七大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的第二部分(即“关于党的指导思想问题”)全面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和条件、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内涵、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等等。他明确指出:“党章总纲上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在党章的条文上又规定,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这是我们这次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特点。”“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次被修改了的党章及其总纲的基础。”七大修改通过的党章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样,党的七大就完成了一件在党的建设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这就是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刘少奇全面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阐明了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伟大指导作用。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他着重指出了以下几点:第一,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必然性;第二,毛泽东思想的实践基础;第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艰苦的理论创造;第四,毛泽东具有独特的主观条件。总的说,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是符合唯物史观的。但是,今天回顾总结七大以来半个多世纪阐述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经验教训,也感到,当年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存在不足。一是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客观条件和历史条件阐述不够充分;二是没有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强调了毛泽东的“天才创造”;三是没有指出毛泽东思想要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经受检验。这些在当年难以感到的问题,对以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七大党章第一次有了指导思想的条文。
第一次理论飞跃的基本经验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个结合不是简单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与中国实际相加,而是一个艰苦的理论创造过程;也不是一般的理论创造,而是理论的飞跃。
回顾中国革命的历史可以看到,所谓理论飞跃,是对中国革命正反两个方面丰富经验的总结和升华。这种升华,不是解决了个别理论问题,而是正确回答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这种升华,不是回答了革命某一小阶段上的问题,而是回答了整个革命大阶段上的问题。所谓理论飞跃,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是认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
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可以大致分为新民主主义论和社会主义论两大部分。我们所说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是指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论有若干重要内容,但没有形成体系,应当归之于第二次理论飞跃的范畴。
第一次理论飞跃本身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经验。最重要的,就是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思想原则”是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的提法,实际上是一个公式。毛泽东多次说过,在党的幼年时期,全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很肤浅,对中国历史、社会状况和中国革命问题认识很不深,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完整的、统一的理解,不懂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理。
主要的倾向是简单地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词句,而不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搞教条主义。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反对教条主义的基础上,概括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公式(1939年10月《〈共产党人〉发刊词》第一次完整表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以后,具体的表述有几种,略有不同),从而在根本上解决了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贡献。现在,这个公式已为大家所熟知,但当初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概括出来的,来之不易。
怎样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呢?概括地说,就是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怎样贯彻实事求是呢?毛泽东多次讲过这方面的体会,主要是以下两条,一是调查研究,二是在实践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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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罗马城市国家到罗马帝国:公元前6世纪末,罗马放逐了伊达拉里亚人,建立了共和政体,以后,逐渐征服了近邻地区。罗马城市国家站在其他自治国家之上,作为城市联盟的盟主进行统治的传统,到罗马的统治扩大到地中海全部区域的历史时,罗马市不但是罗马帝国的首都,而且不要忘记是罗马城市建立了罗马帝国这个事实。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析罗马早期平民的身份地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按照德国史家尼布尔的说法,罗马平民(plebs)起源于王政时代,主要由被征服地区的 移民组成,到王政后期基本形成一个特定等级,与“罗马人民”(Populus Romanus)相 对立(注:尼布尔:《罗马史演讲录》(Niebuhr,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Roman) 第1卷,伦敦1847年版,第48页。)。
关于罗马平民的身份问题,自19世纪以来,学者们由于观点、方法不同,提出各种不 同看法,并且在“平民是否为公民”这一问题上发生了较大的意见分歧。根据尼布尔、 蒙森、古朗日的看法,只有贵族是原始公民,平民最初不在公民之列,并且不在库里亚 组织之内。然而,英国学者拉斯特则认为公民集团自古以来就包含了贵族和平民。他们 之间的区别仅在于贵族是元老院显贵,平民则是普通大众。(注:拉斯特:《论塞尔维 乌斯改革》(Hugh Last,“The Servian Reforms”),载《罗马研究杂志》(Journal ofRoman Studies)1945年,第30—48页。)
有趣的是,两种对立的理论都能从古典文献中找到证据,说明文献本身存在着相互矛 盾的地方。这是因为古代罗马史家大都缺乏历史发展观念,没有注意到平民是一个发展 、变化的概念,公元一世纪的平民与公元前五世纪,甚至王政时代的平民并不完全相同 ,所以,他们笔下的早期平民和贵族的身上往往带有后世平民与贵族的特征,以致于使 现代的研究者产生误解。这就提醒我们要注意把古人提供的史实和他们自己对历史事实 的理解区分开,历史地考察平民在罗马早期社会中的实际地位和处境,以便客观评价平 民的身份地位。我们主要以王政时代和共和国初期的文献史料为依据,从以下几个方面 讨论早期平民的身份地位:
在王政时代,罗马的平民主要来自被征服地区。罗马人往往把被征服地区的人民集体 迁移到罗马,这就使丧失了国土的平民与罗马人民聚居一地,发生了地域联系。
据文献记载,罗马第三位国王图路斯曾摧毁阿尔巴城,把全体居民掠走,使罗马“人 口翻了一番”。阿尔巴人被安置在凯利乌斯山。(注:李维:《罗马史》Ⅰ,30,1(Livy,Ab urbe condita)译文参考穆启乐、傅永东、张强、王丽英译《建城以来史》卷 一,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页。)第四王安库斯占领特列涅(Tellennae),“把 战俘迁移到罗马”;夺取费卡那(Ficana),派兵摧毁城墙,焚烧房屋,“把全体居民迁 入罗马”。两地居民都被安置在凯利乌斯山。他又征服波利托里乌姆城,把阿芬丁山分 给新来的民众居住。后来又有数千拉丁战俘被安置在阿芬丁与帕拉丁连接之处——阿德 穆尔基埃(Admurciae)(注:李维:《罗马史》Ⅰ,33,5。)。
这一时期的外来平民大多是被强迫安置在罗马人的土地上的。他们与罗马人民虽同居 一邦境内,但罗马人民是住在自己祖先的土地上,他们彼此之间既有血缘纽带,又有地 域联系,是天然形成的公民集团;而平民是被剥夺了祖先的土地,人身从属于征服者集 团。他们与罗马人民虽有地域联系,但无血亲关系,不属于公民集团,也就没有公民的 权利。
由于没有公民权,平民对他们居住的土地没有占有权。例如,据李维记载,公元前456 年,元老院通过了保民官伊启里乌斯提出的一项法案,“开放阿芬丁山供人们安居。” (注:李维:《罗马史》Ⅲ,31,1;32,7。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纪》,Ⅹ,31,1 —32,5.参见(法)古朗日:《古代城市》(Fustel De Coulanges,The Ancient City), 马萨诸塞1979版,第233页。)这条法案显然不是为争取平民在阿芬丁山的居住权,因为 自安库斯王时期起,阿芬丁山就已成为平民的聚居区。很可能,保民官要求的是对平民 开放阿芬丁山宅基地的占有权。也就是说,平民虽被允许在阿芬丁山居住,但是对于他 们定居的土地没有任何权利,直到300年之后,经过同贵族的斗争,才获准占地安居。
由于平民对城邦土地没有占有权,所以他们不能随便择地而居,挤占公民的住地,只 能在指定区域建房居住。罗马的公民聚居区与非公民聚居区的划分以“城址”(pomerium)为界线。设立“城址”需要经过占卜等宗教仪式,使之具有神圣性(注:盖利 乌斯:《阿提卡之夜》(Aulus Gellius,Attic Nights)ⅩⅢ,14,3。转引自刘易斯、 莱因霍德:《罗马文明》(Naphtali Lewis,Meyer Reinhold,Roman Civilization),纽 约1966年版,第1卷,第57页。)。它象征着城墙以内的人民是受到邦神庇佑的,而城墙 以外的人则是不受邦神保护的(注:关于设立“城址”的宗教仪式记载见李维:《罗马 史》Ⅰ,44;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纪》Ⅰ,88;普鲁塔克:《罗慕洛传》11(Plutarch,Romulus)等。另见古朗日:《古代城市》,第134—142页。)。城邦的土地 以城址为界分为两部分,城市内圈是公民集体赖以生长的土地,城市外围则是通过征服 战争夺来的土地,是公民集体控制下的地盘。有权居住在城内的人们属于公民统治集团 ,而被迫住在城外的人们则是处于公民集团控制下的被统治者。这种情况与中国周代国 野制度下,国人与野人的定居地彼此分隔的现象有类似之处。(注:参见何兹全:《中 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页;田昌五、臧知非:《周秦社会结构 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53页。)
最初的罗马公民主要聚居在帕拉丁、魁里纳尔、卡皮托尔山等山丘上(注:狄奥尼修斯 :《罗马古事纪》Ⅱ,50,1;Ⅳ,13,2;李维:《罗马史》Ⅰ,44,3。)。第一批来 自阿尔巴的平民被安置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即帕拉丁的外围凯列乌斯山,此后更多的平 民被集中置于阿芬丁、埃斯奎林和维米纳尔等城郊诸山上。直到王政时代末年,阿芬丁 山始终未被划入神圣城址的保护圈之内。平民的聚居区与公民的聚居区彼此分开:公民 住在城内,平民聚居在城郊。公民和平民聚居区的隔离反映出两等级成员之间身份地位 的差距。
罗马城邦的土地分为公有地和份地两部分。在建城之初,罗马人的土地是以氏族和库 里亚为集体进行平均分配的。狄奥尼修斯说:“他(罗慕洛)把土地平均分为30份,每个 库里亚分得一份。”(注: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纪》Ⅱ,7,4。)全体氏族成员和库 里亚成员都有权从公有地中分配到一块大约两犹格的份地作为世袭产业(注:瓦罗:《 论农业》,王家绶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0页。)。无论哪一类土地,最初只有 拥有魁里特公民权的人,才有资格成为土地所有者。罗马法典中有明文记载:“罗马人 民一度也曾遵循过这一法则:某人或者根据魁里特法(Iure Quiritium)是所有者,或者 不被视为所有者”(注:盖尤斯:《法学阶梯》,Ⅱ,40。参考黄风译文,中国政法大 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0页。)。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财产是魁里特的财产,是罗马 人的财产;土地私有者只是作为罗马人才是土地私有者”(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批判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7页。) 。那么,平民是否能占有城邦的土地?
文献提到,国王曾经从公有地中划出部分土地分给平民。例如,狄奥尼修斯说,“图 路斯把这些土地在那些没有份地的罗马人中间平均分配”(注:狄奥尼修斯:《罗马古 事纪》Ⅲ,1,5。);又说,塞尔维乌斯“获得统治权之后,他立刻把公有地分配给那 些替别人当雇工的罗马人”(注: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纪》Ⅳ,13,1。)。需要指 出的是,这里所说的“罗马人”实际上指的是平民,而不是罗马公民。因为,这些人没 有“份地”,而罗马公民一般都是拥有小块份地的私有者。又因为他们在别人的土地上 做雇工,说明他们无权占有和使用公有地,可见这些人不是公民。
尽管平民也像公民一样从国王那里得到份地,但是,平民与土地生产资料的关系和公 民与土地生产资料的关系本质不同。公民是城邦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而平民只有通过与 城邦建立从属关系,其中许多平民通过与贵族家族建立从属关系,才能间接使用城邦的 ,或贵族家族的土地生产资料。
古罗马作家费斯图斯(Festus)说:“父家长(patres)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把土地 分配给他们的仆从。”(注:转引自古朗日:《古代城市》,第260页。)这里的“仆从 ”包括被保护人、奴隶和其他从属者,他们的份地又被称为“彼库里”(peculium)。19 世纪的法国历史学家古朗日(Fustel De Coulanges)阐明了从属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 他说:“家族的财产完全属于父家长所有,但他可以同小宗,甚至与被保护人共同分享 。小宗在大宗灭绝后,对家族财产拥有权利,而被保护人却永远不会成为所有者。他耕 种的土地只是托付给他耕种的,在他死后必须还给保护人。”(注:古朗日:《古代城 市》,第227页。)
国王相当于城邦中的父家长,是全体外来平民的“保护人”。他也像一个父家长一样 ,负责给城邦的公民和从属于城邦的平民分配土地,但公民的份地可以世袭占有,平民 则很可能没有继承权。《十二铜表法》第5表就体现了平民为争取财产继承权而进行的 斗争(注:《十二铜表法》的内容参见谢邦宇等编:《罗马法》,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 ,第364页—371页。)。19世纪的罗马法研究者梅因(Henry S.Meine)说:“当‘遗嘱权 ’在法律史上第一次出现时,像几乎所有伟大的各种罗马制度一样,有迹象证明它成了 ‘贵族’和‘平民’间争论的题目。当时有一条政治格言,即‘一个平民不能成为一个 大氏族的成员’(Plebs Gentem non habet),其结果是把‘平民’完全排斥在‘贵族民 会’(Comitia Curiata)之外。因此,有些评论家就认为一个‘平民’的‘遗嘱’是不 可能在‘贵族民会’中宣读的,因此一个‘平民’也就完全没有‘遗嘱’之权。……法 律规定,父家长得使用他的财产(pecunia)的监护权——这一条法律除了使‘平民遗嘱 ’合法化外,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目的。”(注:(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 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5—116页。)可见,王政时期的平民对城邦的土地没有占有 权。
土地看来似乎是在公民和平民之间平均分配,但是,未分配的公有地是公民潜在的生 产资料来源。这就造成了生产资料在平民和公民之间的分配极不平衡。全体公民都有权 占有和使用公有地(虽然公民内部也存在分配不均现象,贵族家族利用特权往往比普通 公民多占土地),但平民完全没有占有公有地的权利。城邦可以给他们分配土地,也可 以不给他们分配土地,平民只能被动接受。为此,公元前五世纪平民运动兴起之后,平 民提出占有公有地的要求,经过两个世纪的斗争最终获得了土地占有权。
王政时期,虽有平民通过各种渠道取得了份地,但是,看来并非所有平民都有土地。 例如,在《十二铜表法》中就存在着“有产者(adsidui)”和“无产者(proleterii)” 之分,说明当时还有许多人没有地产,或几乎没有地产。即使拥有两犹格小块份地也不 足以养家。蒙森对此做了估算:“后来的罗马共和国和王政时期的农民都以平均小麦五 罗马斗即可播种一犹格田地,种一收五。依此计算,如果不计住宅和宅院所占之地,视 其全为耕地,并且不计算休耕的年数,一块世袭田的产物共计五十罗马斗,除去种子, 共计四十斗。据卡托(《论农业》,第56章)估计,一个勤劳的成年奴隶每年吃小麦五十 一斗。由此看来,一块世袭田能否维持一个罗马家庭,任何人都能从中做出解答。”( 注:蒙森:《罗马史》,第1卷,李稼年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69页,注1。)
无论是无地的平民,还是拥有小块份地的平民都不得不另找生活来源,有的在富裕的 公民家族的土地上劳动,有的在公有地上劳动。尽管平民与公民在田间并肩劳动,但是 两者的劳动性质不同。公民或者在本家族的土地上劳动,或者在享有占有权的公有地上 劳动,他们是自给自足的生产者。平民对于这两类土地都没有权利,只是通过保护制度 (clientship),或借贷制度(nexum),或短期雇工等方式,以人身抵押,以劳动交换, 换取一份谋生的土地生产资料。
许多古典作家,如西塞罗、普鲁塔克和狄奥尼修斯都说,在罗马早期社会中,曾有许 多平民投靠贵族做其被保护人(注: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纪》Ⅱ,9,2;普鲁塔克 :《罗慕洛传》,13;西塞罗:《论国家》(Cicero,De Republica)Ⅱ,16。)。威廉· 史密斯(William Smith)提到了这些作家的记载,并解释说:“在罗马早期,被保护人 的处境在许多方面要比平民的处境好得多,很可能,某些平民因此放弃做一个自由民的 权利,同贵族建立起保护关系,这类现象也就出现在以上提到的那些作家的故事中了。 ”(注:威廉·史密斯:《希腊罗马古典辞典》(William Smith,Dictionary of Greekand Roman Antiquities)波士顿1870年版,第924页。)被保护人不是我们主要考察对象 ,需要指出的是,保护制度确实可以为缺乏生产资料的平民提供一条谋生渠道。被保护 人与平民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从属于公民私人家族,而后者从属于城邦公民集体(注 :蒙森最早提出这种看法。参见蒙森:《罗马史》第1卷,第78页。)。被保护人虽然获 得了较好的生产、生活条件,但他们并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其人身和财产都受到保护 人的控制,他们的劳动属于依附劳动(注:普鲁塔克说:“被保护人要对他们的保护人 示以忠心,不仅恭敬自持,如果保护人贫困,还要帮助他们女儿准备嫁奁,并代为偿还 债务。”(《罗慕洛传》,13,6)另见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纪》Ⅱ,10,2。这表明 贵族保护人不仅占有自己的财产,而且有权支配被保护人的人身和财产。古朗日对被保 护人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地位做了较详细的论述。参见古朗日:《古代城市》,第22 4—229页;第255—261页。)。
下面对罗马早期的借贷制度简要做一点说明,因为平民反抗债务奴役制的斗争是平民 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根据文献记载,公元前五世纪,平民运动爆发前夕,平民普遍受 到债务束缚,但这不是共和国初期才产生的新现象,而是自王政时代以来便一贯如此。 事实上,欠债现象是平民被排斥于土地生产资料之外的必然结果。平民为了谋生不得不 向城邦共同体或公民个人借贷土地、种子或牲畜等。在缺乏货币资金流通的时代,土地 和人身是主要的抵押品。由于平民不能支配城邦的土地,只有以人身做抵押,这就不可 避免地沦为“债务人”(nexi)。债务人以向债权人提供劳动的方式偿还债务,债权人向 平民借贷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换取债务人的劳动。因此,“借贷制度(nexum)最重要的作 用就是为大土地所有者提供依附劳动者(dependant laborers),任其剥削。”(注:T.J .康奈尔:《罗马的起源》(Cornell,The Beginnings of Rome),罗特莱基出版社1997 年版,第330页。)共和初期平民普遍欠债的现象,实际体现了平民在城邦土地所有制下 的一种谋生方式。平民依附劳动者的存在既是古典奴隶制不发达的结果,反过来又对奴 隶制在生产领域的发展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以致于罗马的奴隶大量局限于家务劳动( 注:康奈尔:《罗马的起源》,第283页。)。
由此看来,在平民运动发生之前,平民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小自耕农集团,他们大多是 从属于城邦或公民家族的生产者。公民集团则通过占有生产资料而间接地占有了平民的 劳动。于是,平民与公民,即罗马人民之间存在着一种类似于阶级矛盾的对立。这种现 象可以作为列宁所说的“等级是以社会划分为阶级为前提的,等级是阶级区别的一种形 式”(注:列宁:《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 版,第453页,注1。)这条命题的注释。
平民整体上从属于公民集体所代表的国家,他们中的部分人还从属于某些公民个人或 其家族。平民在城邦中的这种从属者身份突出表现为,他们对控制着他们的城邦只能尽 义务,而不能享受公民所拥有的各种权利。
罗马早期社会的政治组织以氏族和库里亚为单位。只有库里亚成员才能参加公民大会 ,并通过公民大会行使其政治权利的。另外,氏族家族的首领可选派代表参加元老院, 享有对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权。无论是库里亚大会,还是元老院都没有平民的席位。
尽管库里亚大会中可能会出现非公民身影,例如,我们知道贵族经常带着他的被保护 人一道参加大会。国王也可能带着他的侍从和支持者出席库里亚大会,甚至元老院会议 。据李维记载,当塞尔维乌斯王和篡位的小塔克文进行殊死搏斗时,双方都率领着大批 随从。国王的侍从和支持者大多为受国王保护的平民,据说塔克文王曾把他的支持者提 拔进入元老院,李维说:“他增选一百人为元老,这些人后来被称为‘小家族的’(minorum gentium)。他们是王可依靠的派系(factio),因为他的恩泽才使他们进入库里 亚。”(注:李维:《罗马史》Ⅰ,35,6。“库里亚”一词有多种含义,一指元老院会 场,亦指元老院。据说,第三王图路斯·豪斯提利乌斯第一次为元老修建了一座以自己 的名字命名的会堂——“豪斯提利乌斯的库里亚”(李维:《罗马史》Ⅰ,30,2);一 指库里亚组织。结合上下文,此处的“库里亚”指的是“元老院”。当然,获得了贵族 身份的平民自然也就进入了库里亚组织。)但是,这些平民是以从属者身份跟随其贵族 保护人或国王一道参加库里亚大会的。古朗日说:“在公民大会中,每个家族只有一票 表决权。父家长有可能咨询他的族人,甚至他的被保护人,但他独自投票。而且法律禁 止被保护人持不同意见。被保护人是通过贵族父家长与城邦发生联系的。”(注:古朗 日:《古代城市》,第229页。)平民与国王和贵族家族的从属关系,决定了他们不能享 有独立的参政权利。
虽然个别外来者或者外来氏族,经库里亚大会批准,可以被接纳为罗马公民,其家族 首领甚至入选元老院,成为贵族,例如,安库斯王接纳了塔克文氏族(注:李维:《罗 马史》Ⅰ,34。)。西塞罗说:“他很容易地被吸收为公民。”(注:西塞罗:《论国家 》Ⅱ,20,35。)。塞尔维乌斯由一名被释奴转变为贵族。狄奥尼修斯说:“由于这些 功绩,罗马人觉得应该投票表决把他从平民转为贵族等级,他们以前曾把这种荣誉授予 塔克文,更早的时候曾授予努玛·庞普里乌斯。”(注: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纪》 Ⅳ,3,4。)直到公元前504年,共和国还接纳了一名萨宾部落首领克劳狄乌斯及其族人 和从属者为公民,克劳狄乌斯被选为贵族元老(注:李维:《罗马史》Ⅱ,16,5。)。 塔克文王曾从平民家族中选拔元老。李维说,共和初年,布鲁图斯也曾选拔骑士阶层的 平民补偿元老院空额。但是,个别平民被提拔,获得公民权,甚至转变为贵族,只是他 们个人获得的特权,并不代表平民整体上享有公民权和入选贵族元老院的资格。
平民没有政治权利还表现在他们不能担任城邦的高级职官,不能管理国家事务。公元 前366年以前,罗马共和国只有一套属于“人民”的职官体系。独裁官的别名“人民的 长官”(magister populi)表明了其阶级、等级属性。平民只能担任保民官、营造官等 低级的“平民的长官”(magister plebi)。甚至“国家”一词res publica,意为“人 民的财产”——只有“罗马人民”才是城邦主权的代表,这里面也隐含了对平民的排斥 (注:西塞罗:《论国家》Ⅰ,39。)。
平民虽无权利,但必须对城邦承担服兵役和纳税等义务。图路斯王曾征募被征服的阿 尔巴人组成10个骑兵队(注:李维:《罗马史》Ⅰ,30,3。)。老塔克文王也通过吸收 平民扩充了罗马原有的三个军团的人数(注:李维:《罗马史》Ⅰ,36,7。)。塞尔维 乌斯王更致力于吸收被释奴,扩大兵力。小塔克文王统治时期,平民的兵役、捐税大大 增加,他还迫使平民从事繁重的公共工程建设,使大批平民破产(注:狄奥尼修斯:《 罗马古事纪》Ⅳ,43,2;Ⅳ,44,1。)。
当然,公民也有服兵役的义务,并且公民私人承担的服兵役的费用也可算作向城邦缴 纳的间接税,但是,公民的义务和权利是一致的,平民却是单方面地承担义务,而没有 权利。
平民虽然在城邦的保护下享有人身自由,但因为是没有公民权的自由人,所以其自由 受到城邦的限制。在某种程度上,平民还是公民集体的暴力专政对象。“罗马人民”(populus)一词源于“populor”意为“摧毁”、“劫掠”(注:格莱尔:《牛津拉丁字典 》(P.G.Glare,Oxford Latin Dictionary),牛津1977年版,第1404页。)。由于平民主 要来自被征服地区,所以对他们来说,公民集团是一个武装暴力集团,是“毁灭者”。 李维说,安库斯王曾因大批外来人口涌入罗马,造成“恶行滋生”而修建了一座监狱( 注:李维:《罗马史》Ⅰ,33,9。)。这种暴力机器的出现表明平民当时处于罗马人民 的严密监督和统治之下。
恩格斯说:“凡是部落以外的,便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注:恩格斯:《家庭、私有 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6页。)早期 平民在城邦中的处境便是如此。平民普遍受到贵族的任意欺压和虐待。据狄奥尼修斯所 载,公元前494年平民举行第一次撤离运动时集体立下的神圣誓言说:“不许任何人像 对待普通人那样强迫保民官违背意愿去做事;不许任何人鞭打他,或让他人鞭打他;不 许任何人杀害他,或让他人杀害他。假如有人犯禁,使他受到诅咒,把他的财产没收献 给凯勒斯神(Ceres)。”(注: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纪》Ⅵ,89。)这从反面说明平 民可能曾经受到罗马贵族的虐待,而且当平民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时,罗马的法律不能 给平民提供保护,平民只能进行道义上的谴责和宗教上的诅咒,或者强行反抗。
狄奥尼修斯提到平民出身的塞尔维乌斯王曾经专门制定了保护平民的法律,在此之前 ,只有贵族和罗马人民才能得到法律保护。他说:“塞尔维乌斯制定了法律,修改某些 陈旧过时的法律,那些都是罗慕洛和努玛·庞普里乌斯制定的法律,同时他自己也设立 了一些法律。”但是小塔克文篡权后,“塞尔维乌斯制定的使他们人人都能享有公平, 保障他们与贵族交往时不受其伤害的法律,统统都被塔克文废除了。”(注:狄奥尼修 斯:《罗马古事纪》Ⅳ,10,3;43,1。)直到公元前五世纪中期,平民为重新获得法 律保护同贵族进行过斗争。公元前456年,保民官要求“指定一个包括贵族和平民在内 的立法委员会,合作制定出符合双方利益,保障双方自由的法律。”(注:李维:《罗 马史》Ⅲ,31。)《十二铜表法》的颁布标志着平民初步获得了法律的保护。
共和时期,平民兴起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在法律方面,平民建立了独立的立法机构 ——部落大会,摆脱了执政官和元老院对立法权的控制与干涉,使罗马的立法体系分成 两半。法学家盖尤斯说:“法律是由人民批准和制定的。平民会决议是由平民批准和制 定的。”(注:盖尤斯:《法学阶梯》Ⅰ,3。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第2页。)这是一种独特的历史现象,是罗马国家为调和两种不同成分之间的矛盾而发明 的特殊的法律体系。
《十二铜表法》第11表清楚地记载着罗马早期社会中的这一习俗。然而,这一证据却 受到部分西方学者的怀疑和否定。德国学者马德维格说:“禁止贵族和平民之间的通婚 权,这一点对于那些认为贵族和平民在很早的时期就激烈对立的人来说没有什么价值, 因为这条体现等级间区别的最明显的标志,其实是第二个十人立法委员会的创制。”英 国学者拉斯特同意他的看法,认为王政时期平民曾与贵族通婚,《十二铜表法》只是取 消了平民的通婚权而已。拉斯特从文献中找到了根据,说:“除非我搞错了,实际上, 三位权威作家——西塞罗、李维和狄奥尼修斯都这么认为。”(注:拉斯特:《论塞尔 维乌斯改革》,《罗马研究杂志》1945年,第31页。)据此,他推断出“平民享有与贵 族的通婚权”,并且认为平民同贵族一样,享有平等公民权。
我们来看拉斯特提到的证据:
西塞罗说:“他们又补充了两条极不公正的法律,以一条极不人道的法案禁止平民与 贵族通婚,虽然通常甚至允许与外国人结婚。”(注:西塞罗:《论国家》Ⅱ,63。)
狄奥尼修斯说:“这些新法案中有这样一条,贵族与平民之间缔结的婚约应属非法, ——按照我的意见,这条法案的制定不是为了别的原因,而是防止两个等级由于通婚与 姻亲联系出现的一度融合,从而和谐地聚集在一起。”(注: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 纪》Ⅹ,60,6。)
李维记载了公元前445年通过的一项平民决议《卡努里乌斯法》,该法案废除了《十二 铜表法》中禁止平民与贵族通婚的法令。保民官卡努里乌斯与元老院的辩论,以及卡努 里乌斯的发言显然出自李维自己的揣摩,从中可以看出,李维本人对于贵族不愿与平民 通婚的原因是不很清楚的。他借卡努里乌斯之口发问:“如果一个贵族娶了一个平民妻 子,或者一个平民娶了一个贵族妻子,这里究竟有什么实际区别呢?请问是什么权利受 到侵犯呢?”(注:李维:《罗马史》Ⅳ,4,12。)
从上述材料可看出,这些古代作家一方面发现《十二铜表法》中确有“平民不得与贵 族通婚”的法令,另一方面对早期社会居然有这样的立法感到十分不解。因为,在他们 生活的年代,平民与贵族之间已不存在通婚的隔阂,甚至获得了法律上的平等公民权。 西塞罗以公元前一世纪的公民平等观念为出发点,批评禁止平民与贵族通婚的法令“不 公正”,但这并不能证明上古不曾实行过这种习俗,也不能说明公元前五世纪或更早时 期的人们也认为这条法令“不公正”。狄奥尼修斯以为在《十二铜表法》之前,平民曾 与贵族通婚,但他并未提供王政时期平民与贵族通婚的证据。
因此,拉斯特的推断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他把古典作家叙述的事实和他们自己对历史 的理解混同起来,而这两种材料的价值并不完全相同。法典文献真实地反映了其所属时 代的面貌,史料价值无疑是极高的,在没有事实根据的情况下不应轻易否定。罗马早期 社会制定的各种立法明白地显示出,平民并非从来就拥有通婚权、参政权等各项公民权 利,而是经过长期斗争,逐渐获得的,正因为平民曾经没有公民权,所以才会为争取权 利而与贵族发生冲突。古代作家对平民的公民权从无到有,平民与罗马公民从对立到融 合这一历史发展过程缺乏清楚的认识,往往不自觉地抹杀了王政时期“平民”与“人民 ”之间的界线。他们认为外来平民从一开始就被罗马人一视同仁地接纳为公民,享有平 等公民权,因此在行文中经常混用“平民”和“人民”,这就是为什么古老的《十二铜 表法》中出现平民与贵族不得通婚的法令让这些古典作家如此不解的原因。
平民的主体属于外来者,他们自有其宗教信仰。在阿芬丁山上,平民有自己的祭坛(如 凯勒斯神庙)和祭司,与卡皮托尔山上的代表城邦宗教信仰的神庙和祭司团形成对立。
由于罗马人在征服一地居民的时候,允许他们保持自己的神qí@①崇拜,有时甚至把 外邦的神qí@①迁入罗马,使得外来平民在失去自己的土地和城邦的时候,并没有失去自己的宗教信仰。例如,图路斯王摧毁阿尔巴城之后,下令把“各处的公共和私人建筑夷为平地,……只有神庙得以幸免。”(注:李维:《罗马史》Ⅰ,29,6。)
但是,平民的宗教信仰受到他们居住城邦的限制和规范。据李维记载,图路斯王征服 阿尔巴之后,阿尔巴落了一场石雨,据说派去调查的人们“觉得听见一个来自山顶树林 奇大的声音命令阿尔巴人按父辈的习俗举行献祭。他们已忘记了这些,就好象他们把诸 神连同他们的祖国一起遗弃了一样。他们或是采用了罗马祭礼,或者,如通常发生的那 样,记恨于命运,放弃了对神的崇拜。”(注:李维:《罗马史》Ⅰ,31,3。)这则材 料说明罗马统治者曾经强迫阿尔巴人按照罗马人允许的方式献祭,并且迫使许多人失去 了祖先的宗教信仰。狄奥尼修斯提到,公元前496年,贵族独裁官普斯图密乌斯(Postumius)曾主持向阿芬丁山上新建的凯勒斯神(Ceres)、信义和促生女神(Liber-Libera)献祭仪式(注: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纪》Ⅵ,17,2;94,3。),说 明平民的神qí@①崇拜须受到贵族祭司的指导和监督。
平民不能参加公民集体的宗教祭祀,不能担任祭司职务。古朗日说,这是因为“他们 对于城邦的、家族的宗教组织全然陌生。”(注:古朗日:《古代城市》,第230页。) 因为平民处于共同体之外,所以他们是不受邦神庇佑的人,例如,文献中经常见到贵族 说平民“得不到吉兆支持”。李维说:“平民不能取得吉兆,仿佛他们被永生的天神所 憎恨一样。”(注:李维:《罗马史》Ⅳ,6,3。)贵族祭司有时也替平民祈福,古老的 宗教套语中有“愿神保佑罗马人民和平民”的话语。但是,平民无权直接向邦神祷告, 更无权替罗马人民祈祷。直到公元前四世纪末,经过长期斗争,平民才取得了担任宗教 职务的权利。
综上所述,根据平民在罗马早期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平民在经济、政治、宗教和社会 生活等方面的实际处境来看,平民是从属于城邦公民集体的(其中部分平民还从属于公 民家族或公民个人)无公民权的自由人。
平民和罗马人民虽然同为居住在罗马城邦中的自由人,但他们之间的身份地位有较大 差距。罗马法典对此做了说明。查士丁尼的《法学阶梯》指出:“一切人不是自由人就 是奴隶”,“一切奴隶的地位没有任何差别;至于自由人则有许多差别,他们或是生来 自由的,或是被释而获得自由的。”(注:查士丁尼:《法学总论——法学阶梯》,张 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9版,第12、14页。)把自由民分为不同类型,这是古代等级社 会的重要特点。不同类型的自由民彼此之间存在着权利、地位上的差别。
廖学盛先生指出:“在自由民内部,从经济角度看,有奴隶主和自力谋生者的区别。 而从政治方面考察,则存在有公民权者与无公民权者的严格划分”,“基于氏族部落的 血缘关系,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等级和阶级地位的确立和区分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 此产生了处于早期奴隶占有制阶段的国家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即公民集体等同于国家。 ”(注:廖学盛:《从古希腊罗马史看奴隶占有制社会的若干问题》,《历史研究》199 5年第5期,第137页。)“公民集体等同于国家”这一见解是有依据的。罗马人认为“国 家即人民之事业”(注:西塞罗:《论国家》Ⅰ,39。),说明“罗马国家”即“罗马人 民”,亦即公民集体,“平民”却不在其中(注:共和国时代的宗教祈祷语里还有“愿 神保佑罗马人民和平民”这样的语句,说明在早期社会中,“罗马人民”曾与“平民” 相对立。李维:《罗马史》ⅩⅩⅠⅩ,27;西塞罗:《反对慕雷纳》(Pro Murenna)Ⅰ 。)。
拉斯特等西方学者把“平民”视为原始“罗马人民”的一部分,继续沿袭古人所犯的 错误——他们分不清平民和人民之间的区别。之所以产生混淆是因为拉斯特把氏族社会 内部的等级分化,即“罗马人民”中的氏族贵族与普通民众之间等级分化,等同于氏族 部落内外的等级差别,即罗马人民与平民之间的等级差别。他说:“平民包括那些不怎 么显赫的氏族中的成员,失去保护人的被保护人,被罗马吞并的邻近村落的农民,以及 迁入这座发展中的城市的移民。”(注:拉斯特主编:《剑桥古代史》(H.Last,The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第7卷,第2册,剑桥大学出版社1928年版,第421页。)
显然,这种见解忽视了血缘关系在人类早期社会组织中的重要作用。根据世界各地的 民族学材料,以及根据罗马古代文献所提供的情况看,刚刚从氏族社会废墟上产生的早 期国家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确立,往往源于氏族社会基于血缘关系的内 外区分,这种区分直接造成了氏族部落共同体内部成员与外来者之间的对立。罗马早期 社会的主要矛盾就体现为populus与plebs之间的对立。
拉斯特混淆了populus中非显贵成员与外来平民之间的界线,看不清平民没有公民权这 一事实,他说:“我们不能否认,罗马的平民拥有‘罗马公民’(Cives Romani)这一头 衔,尽管平民并不充分享有后世公民权中的相关权利。”(注:拉斯特:《剑桥古代史 》,第422页。)这句话本身就有矛盾:既然平民不能充分享有公民权中的各项权利,又 怎能算是罗马公民?
罗马平民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概念。罗马平民并非从来就享有公民权。在王政时代和 共和国早期,平民属于无公民权的自由人。自王政后期起,至公元前三世纪初,平民利 用战争对政府造成的压力,通过斗争逐渐获得了各项公民权,最终成为扩大了的罗马人 民的一个组成部分。
到公元1世纪,“平民”和“人民”不仅在法律上权利平等,而且在罗马作家的笔下几 乎成了同义语,二者之间的差别已彻底消失,渐渐被人们所遗忘。Plebs一词作为一般 意义上的“平民”继续存在,但它的对立物不再是“人民”,而是“贵族”。公元二世 纪罗马法学家盖尤斯编撰的《法学阶梯》一书反映了这种变化,他说:
“平民不同于人民,因为所谓‘人民’是指所有的市民,也包括贵族;而所谓‘平民 ’则是指除贵族以外的其他市民。”(注:盖尤斯:《法学阶梯》,第2页。)
这句话一方面承认平民与人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另一方面又不承认平民与人民之间 存在对立关系。相反,盖尤斯认为平民包含在人民之中,与贵族对立,构成罗马人民内 部的一对矛盾体。这段文字既见证了平民由外部渗入罗马人民内部的巨大历史变化,但 同时又模糊了这一变化过程,仿佛平民与罗马人民之间深刻的裂缝不曾存在过似的。这 是古代作家经常犯的错误。
@①原字左礻右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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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中国战场是抗击法西斯侵略时间最长(1931~1945年)的战场,它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中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对中国战场决定性地位的再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人民的关内战场(通常也称中国战场)、苏联红军的满洲战场和美、英等国武装力量的太平洋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东方反法西斯战争的三大组成部分。虽然亚太各国人民都为击败日本军国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是平等的成员。但在军事上毕竟有主次之分,何者是主战场?一直是“二战”史学界热烈争论的问题。
近年来,国内学者大多数坚持“中国主战场说”,其理由大致有以下几条:
一、中国作战时间最长,从“七七事变”算起,有8年之久,若从“九一八”算起,则长达14年。
二、中国军队牵制了日本陆军的主力,既使其无法北侵苏联远东,又削弱了南进东南亚的军力。
三、中国歼灭日军的人数最多,战绩超过美军和苏军。
四、中国人民在战争中蒙受了巨大的人员牺牲和财产损失。
笔者认为,上述四大论据中,第三条存在着明显的漏洞,缺乏严密性和说服力。第一、二、四条虽然本身是正确的,但却不是欲得结论的必备条件。退一步说,即使四项论据均能成立,亦不足以论证“中国关内战场是主战场”的观点,因为是不是主战场,关键在于看它是否具有构成主战场的基本特征。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反法西斯各国对日作战的总政治,是力图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为达成这一目的,必须实施一系列战争行为。笔者认为,主战场应当是主要战争行为的发生地域,它应具有如下基本特征:汇集了敌对双方武装力量的主力,一系列战役直接反映了国家军事力量最精锐部分的较量,其结果既能对辅助战场产生影响力,同时又决定着——而不仅仅是影响——整个联盟战争的成败。例如,苏德战场被公认为是欧洲战场的主战场,其最基本的依据是,苏德两国各以倾国之师相搏,德军四分之三的兵力是在苏德战场上被歼的。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柏林等战役的胜利,直接导致了法西斯德国的覆灭,对欧洲战场乃至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产生了无法替代的决定性影响。由此,同样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断: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应当是消灭日本武装力量主力的战场。即使某个战场拥有若干一般特征,但若不具备根本特征——即没有在战场上取得彻底击败日本战争机器的决定性军事胜利,便不能算作是主战场。
众所周知,日本武装力量由陆军和海军两大军种组成,航空兵分别隶属于两大军种。与其他列强不同的是,日本海军在实践国家军事学说的战略作用上,往往比陆军有着更重要的价值。其一,作为海岛国家的日本,历来侧重发展海军,明治维新以来未曾有过丝毫的松懈。20-30年代,为了建成“一支能与美国相对抗的海军”,日本将其舰艇总吨位扩展至100多万吨,跃居世界第三位,是一支有着强大突击力的现代化作战力量。在此过程中耗费了巨额资金,有时甚至不惜割舍陆军的建设经费。以1918-1937年为例,日本海军预算实际上一直高于陆军,个别年度甚至约为陆军预算的两倍。1其二,从历史上看,日本海军在甲午战争中的黄海大海战、日俄战争中的日本海大海战,比其陆军同时间的满洲旷野之战,对于两次战争的最后成败更具有一锤定音的意义。1941年日本一搏国运的珍珠港事件也是以海军突击的形式发动的。其三,太平洋战场上海空战役所能带来的军事、政治后果,远远超过亚洲大陆上的陆军战役。由于日本海军在中途岛、所罗门群岛、马里亚纳、菲律宾、塞班岛、硫磺岛、冲绳岛等战役中大败,以及数百万吨海运船只无法弥补的损失,2日本世界性军事大国的地位受到了根本性的动摇。1945年8月盟军本土登陆在即,严重地威协着日本国家政权的生存,从而最直接地促成了日本的投降。(需要指出的是,当时中国和苏联的海上力量都很薄弱,即使能够全歼日本在亚洲大陆上的陆军,也没有在日本本土登陆的能力。)其四,和海军日新月异的状况相反,自日俄战争后,日本的陆军建设出现了明显的停滞趋势,停滞导致的落后到三、四十年代已基本形成。和半封建、半近代化的中国国民党部队相比,近代化的日本陆军自然高出一筹,但若置身世界列强,和英、美、苏、德等国现代化陆军相比,则无可争辩地显示出整体、全面的滞后。3由此,笔者认为,日本海军是日本军事力量的核心,承担了战争的首要重担。不消灭它庞大的海军,要赢得战争是一种奢望。对日本来说,一旦其海军悉数被歼,即使陆军主力犹存,有五、六百万之众,亦难继续战争,日本的最后败降即出于此。
显然,在界定“日本武装力量主力”时,不能紧紧局限于陆军,还应将更重要、更强大的海军兵力考虑在内。事实是,中国关内战场和满洲战场对消灭日本海军贡献甚微。中国海军在抗战爆发时总吨位仅5.6万吨,只及日本的二十分之一,并很快丧失殆尽。苏联海军的主力在欧洲,其太平洋舰队兵力单薄。与之对阵的日军“中国方面舰队”和“松花江区舰队”亦长年保持在数万吨左右,战争中几乎没有损失过巡洋舰以上的舰种。日本绝大多数的主力舰艇在“联合舰队”的编成内,它们是被以美国为主的盟国武装力量在太平洋战场上歼灭的。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损失的主力舰艇具体如下:4
战列舰:金钢(32156吨)、比睿(32156吨)、榛名(32156吨)、雾岛(32156吨)、扶桑(34700吨)、山城(34700吨)、伊势(36000吨)、陆奥(39130吨)、日向(36000吨)、大和(64000吨)、武藏(64000吨)。巡洋舰:龙田(3230吨)、天龙(3230吨)、球磨(5100吨)、多摩(5100吨)、木曾(5100吨)、大井(5100吨)、长良(5170吨)、名取(5170吨)、鬼怒(5170吨)、由良(5170吨)、夕张(2890吨)、五十铃(5170吨)、川内(5195吨)、阿武隈(5170吨)、神通(5195吨)、那柯(5195吨)、古鹰(7100吨)、加古(7100吨)、青叶(7100吨)、衣笠(7100吨)、那智(10000吨)、羽黑(10000吨)、足柄(10000吨)、爱宕(9850吨)、鸟海(9850吨)、摩耶(9850吨)、最上(8500吨)、三隈(8500吨)、铃谷(8500吨)、熊野(8500吨)、利根(13320吨)、筑摩(13320吨)、香取(5890吨)、鹿岛(5890吨)、香椎(5890吨)、阿贺野(6652吨)、大淀(8161吨)、能代(6652吨)、矢矧(6652吨)。《日本近现代史辞典》,东洋经济新报1978年发行,第909至912页。就此问题,笔者撰有长文《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陆军力量的滞后》,未刊。1937年日本约有航运船只400万吨,1941年增至700万吨。太平洋战争中,主要由于美军的轰炸和潜艇攻击,船损率达80%。(参见《中国近代舰艇工业史料集》第9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参见【日】中原茂敏:《大东亚补给线》,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46、47页。
航空母舰:赤城(36500吨)、加贺(38200吨)、龙骧(10600吨)、苍龙(15900吨)、飞龙(17300吨)、瑞凤(11200吨)、翔鹤(25675吨)、大鹰(17830吨)、瑞鹤(25675吨)、祥凤(11200吨)、云鹰(17830吨)、飞鹰(24140吨)、冲鹰(17830吨)、千岁(11190吨)、海鹰(15400吨)、神鹰(17500吨)、千代田(11190吨)、大凤(29300吨)、云龙(17480吨)、天城(17480吨)、信浓(62000吨)。
至于日本陆军,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战场一直抗击着日本陆军的主力。但在此之后,确切地说只是抗击了其陆军主力之一部,有着庞大兵员的另四大主力——“关东军”、“东方军”、“第一总军”(部署在日本本土)、“第二总军”(部署本土)并不用于中国关内战场。而此时,美、英盟军同样抗击着一个陆军战略军团——“南方军”,并使其在战争中遭到重创,因此仅就陆上作战而言,太平洋战场并不逊色。以下是“1937年至1945年日本陆军步师团兵力分布情况简表”1。年月日军步兵师团总数中国关内百分比满洲东南亚及南太平洋朝鲜日本国内台湾及冲绳1937年7月1742111937年末241667%5121938年末342471%8111939年末412561%9251940年末492755%11291941年12月初512243%1310241942年末582339%1415151943年末702333%1523271944年末992525%103821861945年8月1682615%22449598据上表可知,中国关内战场上的日军师团,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通常占其总数的50%以上,最高曾达71%。此后几年连年下降,1944年占25%,居第二位。1945年仅占15%,居第三位。由此可见,自1943年末起日本陆军主力的部署重心已开始转向南太平洋和日本本土。总而言之,美、英盟军歼灭了几乎全部的日本海军,并重创了“南方军”;苏军歼灭了关东军;中国军队牵制了“中国派遣军”,并派出部分军队到东南亚对“南方军”作战。
为了论证中国战场的战果要大于其它两个战场,某些学者通常引用下面三个数字:
一、据〔日〕林三郎著《太平洋战争中的日本军队》称,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在西南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被美、英等国军队击毙和死于伤病者约89万人。
二、据林三郎的《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称,关东军1945年8月在满洲战场被苏军消灭共达67.7万以上,其中战死者约8.4万人。2
三、据1945年延安总部公布的材料,八年抗战,中共领导的各类武装力量共歼日军527422人。3又据蒋纬国总编:《抗战御侮》称:国民党军共歼日军859626人。两者总计共歼日军近140万人。
笔者认为,这样的论证方式存在着重大的缺陷,颇有断章取义之嫌。就第一条而言,89万人仅指的是日军在“西南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的损失,并未包括日本本土的伤亡,而日本本土也属于太平洋战场的区域之内。若将日本本土的数字也包含在内,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人员总损失必将位居首位。另据日本方面的统计数字,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共死亡军人约200万人,其中死于中国关内战场为45.5万人。(参见中原茂敏:前引书第1、第332页)。《抗战御侮》第10卷,台湾,1978年,第45页。《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海军出版社,1988年,第479页。《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01页。引自《侵华日军序列沿革》第271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还有一些学者则有意无意地将第二、第三条的两个数字相加,声称日军在中国领土上总共损失了约200万人,这显然也是不妥的,因为“中国领土”和“二战”史研究中使用的“中国战场”这个概念是有所区别的,后者在地理上指的是山海关以南中国领土。若将满洲战场的战绩也计算在内,岂非贪苏军之功。
此外我们还应看到,人数也只是计算战果大小的参数之一,还有一个物的因素。衡量海军战果最主要是计算“物”——舰艇。因此,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将人和物综合起来考察,然后再就各战场进行比较。众所周知,自19世纪下半叶起,由于军事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武器因素在战斗力中的比重不断提高,相应地,人力比重急剧下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种趋势更为明显。一艘数千、数万吨的巡洋舰或航空母舰。常常凝结着国家的最高科技,虽船载不过千百人,但作为一种强力突击兵器,若折合战力恐怕不会亚于数万陆军官兵。
就对日作战的军事技术水平而言,太平洋战场无疑是最高的。虽然中国的抗战具有反侵略的正义性质,并且采取了切合实际的持久、消耗战略,但充其量只是一场近代水平的战争,绝不可与太平洋战场上大量飞机和舰艇的现代化海空立体作战同日而语。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是不可能在现代世界大战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也很难有自己真正独立的世界军事战略。
日本派驻关内的中国派遣军长年保持在60万到80万人之间,仅在最后一年才骤增至105万。这个数字相对于关内辽阔的中国大地、最高可达540万人的国民党军队和当时西方的战略战役水平来说,是相当有限的。研究“二战”史的学者都知道,日本陆军缺乏实施现代化战役的技能。具体来说,就是坦克(快速集群)的大规模深远突击、步兵的摩托化、炮兵的大量集中和机动等。换言之,那种源于30年代、大战期间流行于欧洲、北非战场的机械化、高速度、大纵深的合围战役,是日军不具备的。
尽管它几乎在所有针对中国国民党军队的战略性进攻战役中以少胜多,但那充其量“只是现代科学化战争的微弱摹仿而已”,战役本身的质量并不高。其进攻战役的基本布势,是由“军”级军团在航空兵的掩护下,集中大部分兵力猛攻敌方战线的某一部分,实行中央突破。由于动作比较呆板,进展目标固定而有限度,正面攻击一般没有伴之于两侧的掩护,也未向敌方两翼同时实施快速、深远的钳形迂回,所以国民党军队大都可以在遭受突击的情况下,从容撤出基本兵力,免遭合围。
尽管面对的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支二流陆军,但由于中国国力的孱弱和军事水平的低下,中国军队也仅能对其实施牵制作战,无力采取歼灭行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战场更是表现消极,战略上形成了对盟国战场的严重依赖。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国民党军队从未对日本占领者实施过一次重大的战略性进攻战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八年间虽然通过游击战取得了很大成就,卓有成效地占据了广大的农村地区,并将敌人紧紧地压缩在重要城市和交通线一带,但也没有对日军的战略战役军团——军、方面军,实施过歼灭性的打击。当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南方军”和“关东军”俱遭重创,建制残缺不全,但同时的“中国派遣军”战略布势却基本完备,师团以上的建制从未遭到过全歼。
众所周知,是否能整建制地消灭敌人的战术兵团乃至战略军团,是现代军事学衡量战争水平的一个重要志。
中国军民虽然抗战最久,但时间长短尚不足以论证“中国主战场说”。以欧洲战场为例,英、法对德作战长达6年(1939年9月始),苏联不过4年(1941年6月始),但没有人会认为英、法的西线是欧洲的主战场。
有些学者在讨论中国战场的牵制作用时指出,由于中国战场牵制了大量日军,有力地支援了苏联的卫国战争和美、英的太平洋战争。他们引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话:试想一下,如果没有中国的抗战,会有多少日本兵冲向东南亚,又会有多少日本兵冲向中东,他们将会与德军会合。
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盟国间的支援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的。一些学者不应该片面地单提我国抗战对别国的帮助,而忽视别国对我国的贡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侵华日军有许多部队南调,从而减轻了中国战场的压力。再以“关东军”为例,尽管它始终部署在中国土地上,但其战略上的真正对手并非是中国的军事力量(如东北抗日联军),而是苏联的远东部队。“二战”期间,苏联远东军一直对日本“关东军”拥有军事优势,即使在1941年12月德军逼近莫斯科的时候也是如此。如果不是苏联一直在“冷战”中遏制着关东军,使其有所忌惮,那么“关东军”主力一旦入关,必将形成攻占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现实威协,其后果将不堪设想。最好的例证是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日军“中国派遣军”仅拼凑了14万人,便轻易地从河南洛阳打到了贵州独山。
中国八年抗战的损失确实在亚太各国中位居首位,人员伤亡3000万,物资损失600多亿美元,是受日本军阀戕害最重的国家。(对日作战中,美军伤亡32万人,苏军伤亡仅3.2万人)然而,衡量一个战场的地位主要还不在于它自身的损失,而是歼敌的成绩。苏德战场的作用之所以是第一位的,主要不是因为苏联在战争中牺牲了2000多万人,更重要的是苏军歼灭了1000个德国师,并且攻战了柏林,在政治、军事和法律上毁灭了希特勒德国。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尽管中国军民坚持了8年抗战,并有4年是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单独作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和人类正义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从大战的整个进程和现代军事学的自身规律来看,太平洋战场无疑起到了摧毁日本军国主义的决定性作用,这是任何其它战场难以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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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是体现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水平高低的一个综合指标。因此,成本管理不能仅局限于生产耗费活动,应扩展到产品设计、工艺安排、设备利用、原材料采购、人力分配等产品生产、技术、销售、储备和经营等各个领域。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成本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当前时期下,我国的市场经济取得了较为快速的发展与进步,国内企业集团的经济交往关系与客观经济环境也随之而发生了不断地变化,国内企业之间以及国外企业之间的竞争也日益增强,激烈的竞争对于企业的内部管理尤其是对企业的成本管理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在实际企业管理过程之中,我们应该积极地对企业成本管理的新思路、新观点加以探究,这样才能够增强企业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中立足,才能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本文基于成本管理的具体内涵,着重阐述与探讨了成本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旨在为企业管理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一)涵义
所谓成本管理指的就是以战略的眼光从成本的源头来对成本的驱动因素加以识别。对价值链进行成本管理,也就是说运用成本数据和信息,为成本管理的每一个关键步骤提供战略性有效信息。以利于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和核心竞争力的创造。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现代企业的成本管理工作已纳人重要日程。
就目前我国工商企业的发展来看,这些企业在发展的道路上均面临着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以及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全新形势,传统的强调以企业内部价值耗费为基础的成本管理系统, 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管理与竞争的突变方式。因此成本管理的改革与升级也就日益成为呼声最高的核心问题。也正由此.企业成本管理这个管理理念被引入了各个领域。但是,相对于国外比较成熟的成本管理研究来说,不论从理论的层面还是从实践的角度。我国的各个企业在这个方面还是比较薄弱的。因此,要大力开展企业管理体系中的应用研究。以便更好地为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管理支持。
成本管理的主要对象是与企业经营过程相关的所有资金耗费,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企业财务会计计算的历史成本;企业内部价值链的资金耗费;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所需的现在及将来的成本;行业价值链整合过程中所涉及的客户与供应商的资金耗费等。由上述几个方面的对象可以看出,企业成本管理的对象最终即为企业资金的流出。
(二)成本管理的对象
成本管理对象是与氽业经营过程相关的所有资会耗费。既包括财务会计计算的历史成本,也包括内部经营管理需要的现在和未来成本;既包括企业内部价值链内的资金耗费,也包括行业价值链整合所涉及的客户和供应商的资金耗费。成本管理的对象最终是资金流出。但是具体到每个企业的成本管理系统,成本管理的对象还是有所不同。凡是和企业经营过程相关的资金消耗都属于成本管理的范围。
(三)成本管理的目标
成本管理的基本目标是提供信息、参与管理,但在不同层面又可分为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两个方面。成本管理的总体目标是为企业的整体经营日标服务,具体来说包括为企业内外部的相关利益者提供其所需的各种成本信息以供决策和通过各种经济、技术和组织手段实现控制成本水平。成本管理的具体目标可分为:成本计算的目标和成本控制的LI标。成本计算的目标是为所有信息使用者提供成本信息。包括外部和内部使用者提供成本信息。
外部信息使用者需要的信息主要是关于资产价值和盈亏情况的,因此成本计算的目标是确定盈利及存货价值,即按照成本会计制度的规定,汁算财务成本,满足编制资产负债表的需要。而内部信息使用者利用成本信息除了了解资产及盈亏情况外,主要是用于终营管理,因此成本计算的目标即通过向管理人员提供成本信息,借以提高人们的成本意识,通过成本差异分析,评价管理人员的业绩,促进管理人员采取改善措施;通过盈亏平衡分析等方法,提供管理成本信息,有效地满足现代经营决策对成本信息的需求。成本控制的日标是降低成本水平。
(四)成本管理环节
成本管理是由成本规划、成本计算、成本控制和业绩评价四项组成。成本规划是根据氽业的竞争战略和所处的经济环境制定的,也是对成本管理的规划,为具体的成本管理提供思路和总体要求。成本计算足成本管理系统的信息基础。成本控制是利用成本计算提供的信息,采取经济、技术和组织等于段实现降低成本或成本改善目的的一系列活动。业绩评价是对成本控制效果的评估,目的在于改进原有的成本控制活动和激励约束员工、团体的成本行为。
企业成本管理近年来由于其迅速地发展,在企业管理之中的地位与作用日渐显著,具体而言,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成本管理是企业抵抗内外压力、求得生存的主要保障,也是企业发展的基础
企业在实际的经营活动巾,外有同业竞争、政府课税和经济环境逆转等威胁,内有职工改善待遇和股东要求分红的压力,经常遭受内外央攻。企业用以抵抗内外压力的武器,主要是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创新产品设计和增加产销量。其中,降低成本是最主要的。降低成本可以提高企业价格竞争能力;可以提高安全边际率。使企业在经济萎缩时能生存下去;提高售价会引发经销商和供应商相应的提价要求和增加流转税负担,而降低成本可避免这类外部压力;成本降低r,才有力量去提高质龟、创新设计或者提高职工待遇和增加股利。许多企业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在成本失去控制的情况下盲目发展,一味在促销和开发新产品上冒险,一旦市场萎缩或决策失误,企业没有抵抗能力,很快就会倒闭。
(二)成本是制定产品价格的最低经济界限,是企业经营决策的依据
产品价格的制定,要体现价值规律的要求,大体上符合产品的价值。同时,制定产品价格也要考虑国家的价格政策和产品的供求关系。商品价值是以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基础,经营好的企业个别劳动成本低于社会平均成本,产品售出后,就能获得超额利润,反之,经营差的企业,个别成本高于社会平均成本,产品售出后,由于不能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率而逐渐丧失竞争力。由此可见,成本最低起到了鼓励先进、鞭策后进的作用,企业只有提高物料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改进经营管理,才能降低成本,从而获得更多利润,最终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总之,成本是企业生产过程中资金耗费的尺度,企业必须按照成本这个尺度从产品销售收入中得到补偿,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否则,企业生产就会有中断的危险。提高经济效益,首先要正确计量和控制产品成本,保证产品成本能得到足额补偿,才能保证企业的生产营销活动连续进行,保证在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
由上所述可以知道,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市场竞争力逐渐增大,那么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力也在日益增强。当前时期下,企业若要发展,就必须要在发展上面投入更多精力,注重加强企业的科学化管理。在企业管理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成本管理。成本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是非常之大的,主要表现在:
(1)加强成本管理是控制各种劳动耗费的手段,是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
(2)成本管理是企业抵抗内外压力、求得生存的主要保障,也是企业发展的基础;
(3)成本是制定产品价格的最低经济界限,是企业经营决策的依据。
因此,可以看出加强成本管理工作对一个企业来说。其重要性是非常明显的。加强成本管理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财务问题,更是整个企业集团的命脉,只有抓住这条企业的命脉,才能使一个企业集团增收节支。创造更好的效益。只要是企业的管理者与一线的员工一起,上下一心。团结一致。围绕企业的共同目标,加强成本管理。增强员工的成本意识,发挥全体员工的聪明才智,那么。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对手。只要如此.不论是价格战.还是市场战,企业都会乘风破浪,勇往直前。无往不胜的战胜一切对手.开创企业的新局面,再创企业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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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创新是相对于应用创新而言,可分为意识形态理论创新、基础研究科学理论创新。意识形态理论创新包括:哲学理念创新、思想观念创新和文化创新等、法学原理创新等。科学基础理论创新涉及面更是广泛,难以界限。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理论创新的几点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发生一定的改变,经历了几番创新,从原始的“政治革命一体化”渐渐地过度为启蒙现代性以及文学现代性的新文学史,在发展为当下的文学与历史通融的良好发展现状,为此本文将就现当代文学史理论的创新提出一些自己的观点与思考。
[关键词]现当代文学史;创新;思考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很多事情也在时时的发生改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现当代文学史理论也经历了几次变革,为了更好的适应发展的社会进行一定的革新,进行现当代文学史理论创新的思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学史创新关键便在于进行文学史理念的革新,进行理论的创新可以实现文学史更好的发展,同时为文学史的良好革新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我国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时由王瑶编写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再次著作中作者对于“史”的思考依然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主要思想,但是却摒弃了严重的浓郁的政治色彩,使人们在进行相关阅读时可以更加的心情舒畅,得到一定的放松,而不是过多的被其中存在的政治色彩所左右,影响读者的感官体验。再次著作之中作者根据自身良好的文学底蕴修养,进行多种史料的搜索与总结,运用自己独特的目光进行相关问题的阐述,对于发展历史中各种文学历史现象进行了详细的综合的且极为可观的评述。
因此,此著作的阅读不仅使读者感受到鲜明的“史”的特点,同时兼顾了文学的特性,这也是王瑶所要呈献给读者的其所认为的文学史理念。在王瑶的著作之中充分的运用自身所掌握的各种知识进行“文学”与“史”的良好结合,这一创新性做法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但是之后的文学史却没有这样发展下去。
1955年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中对于文学史进行相关阐述时十分突出的强调了革命运动对文学的影响,政治对文学的影响,使作品中的政治色彩较为浓郁,同年张毕来执笔的《新文学史纲》中更是出现了“革命史化”,按照政治态度对作者进行详细的划分;1956年由刘授松编写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中对于阶级问题进行了进一步强化,文中无论是在阶级立场还是相关的观点上都在时时的强调政治性,认为文学是政治观念的附庸。由上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个年代文学史正在朝着政治革命一体化方向发展。
不同的文学史理念影响之下会出现不同的文学史体例,观念的革新会影响到体例的革新与发展。文学史中的体例大体分为四种类型:专题史型,文体史型,作家论型以及混合型。就以往出版的文学史著作中涉及的体例进行分析,混合型体例应用较多,在进行文学史的编写时呈现出一种“板块结构”的特点,直至《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的出现,这种板块结构才出现了一定的变革,突破了以往的写作模式,在以往的文学史的编些过程中,作者在进行事件的阐述时往往采用分时期进行文学运动事件的阐述,之后进行座驾作品框架的构造,进行文学史连续性以及发展轨迹的呈现,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中在进行相关事件的描述时更多进行了事件的综合分析,统一进行相同点的分析,具有更好的参考作用。
但是对于体例的创新不能仅仅的局限在写作方式的改变,还应该从选择上进行创新。在进行事件的选择时,如何进行取舍是一项十分重要的问题,编者在进行文学史的编写时,需要具有良好的文学底蕴,通过长期的文化积累形成个人眼力,进行事件的甄选。不同的编者拥有着不同的文学底蕴,编者的眼力差距也会影响着文学史的编些发展。
文学史的编写需要以史实为依据。在进行文学史的编写时,需要严格的尊重历史的真实性,以史实为基础,同时以“论”为文学史的主体进行编写。在对“史”的阐述时,作者需要严格的遵守史实,进行客观真实冷静的辨别,进行客观的阐述,但是对于文学史的编写又不同于对于纯历史进行编写,在进行文学史的编写时需要进行文学思潮以及每个时期文学现象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梳理,将历史过程中出现的文学现象进行真实的再现,使读者可以更好的进行相关了解。
文学史中“论”的编写是文学史的主体,因此作者在进行相关文学现象,文学运动进行分析时应该更好的尊重史实,进行客观准确的评价,在兼顾准确,真实,客观地进行问题的分析时,作者进行相关的阐述还应该突出自身的特色,在进行事件的分析时更多的融入自己的风格,使文学史更具个人进行文学史的编写,不仅需要作者更好的向读者进行文学运动的展示,加深读者的了解,并应该努力的通过自己的方式更好的使读者进行文学发展历程中出现的重大事件的了解。具有个人特色的文学史才可以更好的吸引读者,被更多读者所接受。
中国的文学发展历程十分悠久,在这样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很多的文学运动,文学史的编写经历了多次的发展,正渐渐的脱离政治色彩进行事件更加真实,可观的阐述,更好的向消费者进行事件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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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江泽民同志2000年2月25日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时,从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如何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出发,首次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具体内容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论三个代表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三个代表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全文如下:
摘 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承和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历史必然性、时代创新性、客观真理性和实践指导性,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无论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还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来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一个新的丰碑,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做出的又一大贡献。
关键词:三个代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合新的实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从而以新的视角、新的形态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果,“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又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秉承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引导我们正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吸取人类文明成果,总结新的实践经验,研究和回答新的课题,用新的思想、新的观点,不断开拓社会发展的新路径。
纵观150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从《共产党宣言》的问世到《资本论》的发表,从十月革命的胜利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到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实质上就是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创新史,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探索史,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史。我们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明的、人口众多的、发展中的东方大国,在信息化、市场化、全球化加快发展的时代,通过改革开放,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没有为我们留下现成答案。别国也没有提供这方面的具体经验。
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顺应时代潮流,既植根中华历史文明,总结自己实践经验,又借鉴世界先进成果,形成了以人为本、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独立自主、社会和谐、和平发展这些新的社会理念。这种发展着的社会历史观和新的思维方式,适应人类社会从机械化条件向信息化条件成功转变的需要,反映了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继承、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为探索现代中国发展道路和战略提供了最锐利的思想武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应运而生,进而科学地揭示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提升发展经验,创新发展观念,解除发展难题,独创性地提出了发展为第一要义,以人为本为核心,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坚持统筹兼顾、全面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经济社会持续的又快又好发展的这样一套关于现代发展的系统的根本观点。
“三个代表”涵盖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各个方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的前进是由生产力发展决定的,是由先进文化引导的,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先进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最终决定力量,先进思想文化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原理。
强调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揭示的基本原理;强调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时代精神精华的突出表现;强调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科学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实质所在。我们知道,人类社会发展是由物质生产力决定的,先进文化引导的,人民群众创造的,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体系中,生产力、社会文化与人民群众是居于核心地位又相互联系的三个基本范畴,三者的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构成了人类社会生机勃勃的发展图景。这也是社会主义执政党永立不败之地的秘诀所在,同时这也是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的铁的规律。
“三个代表”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创造性地运用于党的建设,从唯物史观的高度回答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根本指导方针,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它强调先进政党最根本的体现和要求是不断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强调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强调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必须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篇章,它使我们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党的建设和领导问题的认识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同时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新的现实意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纵观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始终贯穿着创新这一永恒主题。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本身就是创新的结果,马克思主义诞生至今更是在创新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从克思主义到列宁主义,从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继往开来。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坚定不移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赋予它们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实践要求;既鲜明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同时又为实现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和最终目标指明了现(下转第24页)(上接第22页)实途径;它适应我们党的历史地位和执政条件的发展变化,适应我国人民利益要求和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为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提出了全面要求;它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不从书本、概念和抽象的原则出发,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刻总结实践创造的新鲜经验并上升到理论,在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卓有成效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和人民性,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突出强调了生产力的先进性和先进文化对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民性要求,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建设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的高度论述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创造性继承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观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既是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崇高的价值理想,又是一种具有历史的现实的社会运动,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的、现实要求;把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从一种具终极意义的价值观和理想,演化为一种具有实践意义的社会发展历史,从而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视野。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人阶级的总体劳动的内涵与马克思主义所处的时代有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对于劳动和劳动价值,应该有新的认识和理论阐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和劳动价值取向,强调只要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而进行的一切劳动都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劳动;社会创造价值的一切劳动,只要符合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都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价值的源泉,都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劳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丰富和发展,还突出表现在它强调建立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是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其次是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论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内容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这一新的思路,从深层次上提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建设规律,开辟了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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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额贷款公司是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与银行相比,小额贷款公司更为便捷、迅速,适合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的资金需求;与民间借贷相比,小额贷款更加规范、贷款利息可双方协商。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小额贷款公司的特殊法律地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2008年5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共同颁布《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 ) 23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明确赋予小额贷款公司合法身份,使其走上了规范化发展的道路。根据《指导意见》,小额贷款公司是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小额信贷服务属于金融业务的一种,然而小额贷款公司本身是否是金融机构却无定论。
1.规范性文件中的差别规定
《指导意见》没有对于小额贷款公司是否属于金融机构给予明确说明,其他规范性文件中则采取不同的态度对待。财政部因为小额贷款公司的业务属性而将其作为金融企业。《财政部关于小额贷款公司执行<金融企业财务规则>的通知》(财金[2008] 185号)中指出:“小额贷款公司从事信贷业务,执行《金融企业呆账核销管理办法(2008年修订版)》(财金[2008 ] 28号)、《银行抵债资产管理办法》(财金巨005] 53号)等相关金融财务管理制度。”
2.学术界的争议观点
目前学界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法律性质问题也一直存在争议,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小额贷款公司属于金融机构。如:李有星、郭晓梅等学者认为,通常凡以资金融通为业者属于金融机构,可见小额贷款公司的法律性质属于非银行金融机构。朱大旗、邱潮斌等学者将小额贷款公司包括在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之中。汪合黔认为,小额贷款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为发放贷款,即提供金融服务;且担负着资金需求者和资金供给者的双重身份,理应被视为金融机构。可见,此类学者多基于小额贷款公司的实际业务性质属于金融业务来主张其金融机构的性质。
第二种观点认为小额贷款公司不属于金融机构。如:石翠英认为,小额贷款公司没有取得金融许可证,在法律上其称不上金融机构,所以它不受银监会的监管。潘启雯、陈静等学者认为,小额贷款公司可以转为村镇银行,意味着它未来有机会获得金融牌照。童芬芬认为,在国家政策层面,仍将小额贷款公司作为一般工商企业对待,未将其认定为金融机构。根据中国人民银行1994年颁布的《金融机构管理规定》第六条“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实行许可证制度。对具有法人资格的金融机构颁发《金融机构法人许可证》,对不具备法人资格的金融机构颁发《金融机构营业许可证》。未取得许可证者,一律不得经营金融业务”和中国人民银行1996年颁布的《贷款通则》中关于“贷款人必须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经营贷款业务,持有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金融机构法人许可证或金融机构营业许可证”的规定,金融许可证是我国金融机构重要的外部特征。
1.法律依据
要回答小额贷款公司是否为金融机构这一问题,必须先厘清什么是金融机构。法律层面对于金融机构进行定义的有《反洗钱法》,其中第三十四条:“本法所称金融机构,是指依法设立的从事金融业务的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信用合作社、邮政储汇机构、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以及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确定并公布的从事金融业务的其他机构。”
2.理论
分析关于什么是金融机构,笔者查阅了大量金融学和法学资料,发现学者们皆从金融机构的业务属性上对其进行定义。金融机构之所以被称为金融机构,是因为它与普通工商企业不同,它的业务活动领域是货币信用领域,其利润不是直接从生产和销售过程中取得,而是通过金融活动来取得。而所有资金融通的活动皆为金融活动。因此,根据金融机构的定义,小额贷款公司应属于金融机构。
否定小额贷款公司金融机构性质的观点,集中关注于对监管方式的考察。诚然《金融机构管理规定》中关于“未取得许可证者,一律不得经营金融业务”的规定使得金融许可证成为我国金融机构的重要外部特征。并且,《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有关政策的通知》中指出:“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依据各自法定职责和相关制度规定,对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实施审慎监管。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执行。”此规定将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区别于明确定性为金融机构的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
1.地位的特殊性
小额贷款公司被视为我国民间金融阳光化、合法化的重要途径。民间金融为我国特有的概念,我国之所以有民间金融的概念,跟长期以来正规金融业受到政府严格监管和行政垄断有密切关系。民间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概念近似,但民间金融不能等同于非正规金融,这两个概念的侧重点不同。
非正规金融是相对于正规金融而言的。需要注意的是,非正规金融并不是不受监管,民法、刑法等法律为所有金融活动提供基本制度约束框架,而是不受专门的金融监管机构监管,因此,非正规金融是从监管的非专门化角度来界定的。而民间金融为正规金融之外的某一部分金融,因此,它也具备监管的非专门化这一特征。除此之外,其落脚点还在于“民间”二字,民间是与官方相对的概念,表现为金融活动的私人性质。
2.产生背景的特殊性
我国中小企业发展迅猛,目前己有1 100多万户,占全国实有企业总数的99%以上,提供了近80%的城镇就业岗位,完成了75%以上的企业技术创新,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纳税额占国家税收总额的50%左右[mo。我国众多中小企业往往以“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为代价,通过“低成本、低价格、低利润”参与市场竞争,在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目前体现出生产经营成本高,税费出口利润被挤压和财政补贴不足的阶段特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阿里巴巴(中国)2011年10月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小企业主们对未来有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更悲观的看法。72. 45%的受访企业预计未来6个月没有利润或小幅亏损;3 . 29%的小企业预计未来6个月可能大幅亏损或歇业,对未来经营持悲观态度。资金成为当前中小企业的最主要需求。然而,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却困难重重。有研究显示,整体上看亚洲国家的中小企业融资难度要普遍高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亚洲国家中,中国的中小企业融资难度最大。
小额贷款公司为金融机构,从事金融活动,必须对其实施金融监管。根据政府干预理论,政府干预的基本边界一般通过市场失灵来界定。市场失灵的表现之一为负外部性,而监管的主要功能便在于针对不同风险提供不同的制度安排来防范风险、纠正负外部性。小额贷款公司是面临特殊风险的金融机构,不能简单套用目前适用于其他正规金融机构的监管规则,否则极易造成政府干预的越位和缺位,不利于金融安全,也不利于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
小额贷款公司在特殊的背景下产生,是满足中小企业和民间资本需求的金融创新,来源于民间金融,目前正处于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之间的过渡金融形态,它的特殊法律地位决定了其监管制度设计上的特殊性。在决定小额贷款公司监管制度供给时,必须正视特殊的产生背景,并在监管目标和具体措施的设定上对其特殊性必要的回应。当然,这还需要对于其监管制度进行更为深入的针对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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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是中共中央胡锦涛在2003年7月28日的讲话中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一种方法论,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战略思想。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把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把科学发展观列入党的指导思想。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科学发展观解决了当下我国在发展过程中的困惑和认知偏差,极大的推进了作为发展中国家对于发展的科学认知。科学发展观是当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极大的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地位
科学发展观概念的提出已经十年有余,但其对于中国当下发展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仍然是一个全新的概念,继续探讨其内涵及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对于中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和加快马克思中国化进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科学发展观是近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伟大的创新,同时它也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中国共产党人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借鉴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和理念,与时俱进地提出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性认识和回答,为当下中国发展实践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理论的创新,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从中国发展实际情况出发,根据世界的发展趋势,对中国的现实发展进行了反思与批判,创造性地提出的发展理论。科学发展观是当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在修改的新党章中描述得更加清晰:“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新的发展要求,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指导思想。”
发展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是一个重大课题。新中国历代国家领导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江泽民、胡锦涛等都致力于发展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成了当代中共党人必须解决的课题。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实现中国更快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首要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和社会发展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经济的各领域、各行业要协调发展,要正确处理好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这些观点是科学发展观重要的理论来源。
科学发展观最主要的理论来源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思想。通过对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基础上,邓小平正确的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实行改革开放,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聚精会神搞好经济建设。
邓小平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思想发展实现了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认识的一次飞跃。江泽民同志着眼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和国内改革发展的新任务,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发展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要求实现全面发展,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可以说,科学发展观在理论思路、基本概念、语言表述中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既一脉相承,又创新发展。
以胡锦涛为的党中央对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进行了反思,在借鉴和吸收发达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的基础上,形成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明确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科学发展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发展方向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和谐发展道路从价值观上进行了贯通,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做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新飞跃,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最新形态。
社会主义的发展思想升华到科学发展观既是一种内在的逻辑,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科学发展观以其对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科学回答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把对发展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用中国本土化语言的形式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思想做出了高度概括,这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转化为中国形式的又一范例。以人为本概括简明,但思想内涵丰富,充分体现并深化拓展了马克以人为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使这一科学理念不仅文化底蕴更加深厚,而且更加富于中国民族特色。科学发展观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中的“科学”二字是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关键。科学发展中的“科学”二字不是科学主义的,而是对科学主义的扬弃。
第一,“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内在的包含着新型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经验“现实的人”的重视,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追求的目标。
第二,“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是科学发展观的价值目标。科学发展观描述的价值目标是基于人和自然相互协调的可行性选择,而不是根据人自身的目的预设的社会发展模式。科学发展观包含的价值观念重塑了与人的终极发展相适应的价值目标、理想和信念体系。
第三,“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摈弃了人类利用智慧征服自然来满足私欲的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而是人类与“共在”的自然双方的可持续发展,重塑了人、人类社会在发展中的新型关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使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科学价值和人文价值在同一个概念中得到了统一,既倡导了马克思主义新型的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扬弃了科学主义思想指导下反人文价值的倾向和见物不见人的物化原则。同时,对于发展理念的正确认识和把握,也恢复了科学精神的真正权威。科学发展观内在的包含着科学与人文精神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维范式的创新,从而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理论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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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人们的物质极大丰富的同时,人们对于精神的追求也在提高,旅游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现如今,旅游事业已经作为我国的社会发展的一项很重要的行业,在将我国的经济推向高处,旅游行业的管理在旅游业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旅游管理中政府的角色地位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极大的改善。生活质量的改善直接导致人们的需求层次从最基本的温饱上升到对精神文明的追求,并导致旅游业近些年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假期旅游景点的客流量就足以说明一切。随着旅游业的兴起,旅游管理中出现的问题越加明显,政府在旅游管理中应该采取一定的对策,为旅游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保证旅游业的长期发展。
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业为一些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旅游业是一项综合性极强的产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科学的管理才能发挥其最大作用,除经济利益外还能带动文化交流,彰显地方独有的特色。目前旅游管理体系并不完善,政府部门在旅游管理中的角色定位稍显模糊,所以政府部门应该明确自己的定位,通过切实行动为旅游管理带来发展与改进。
(一)旅游业管理部门混乱。我国的旅游业发展时间不长,因此在实际管理中存在众多问题。不同于其国家有专门的旅游部门管理旅游业,我国不同旅游景点被划分到不同部门,例如,园林类旅游景点属于建设部门管辖,而林业类旅游资源却属于政府林业部门管理,这样的分配制度基本将我国的旅游业分配到不同部门管理。各部门间难以形成有效地结合,在管理上无法形成统一的规范,导致旅游内部发展出现良莠不齐的现象。各部门在管理自己的旅游业时往往注重于自身的利益,因此实施的相关政策也只是有利于自身,并未全面考虑其他部门。旅游业在这样的管理下变得极为松散,各旅游景点难以形成有机结合,无法达到效益最大化。
(二)忽视旅游管理过程。我国旅游管理过程中,管理部门为了向上级表现自己的业绩往往仅仅注重旅游结果,忽视了旅游管理的过程,在遇到一些管理上的问题往往只解决表面上的困惑,没有对问题进行深究,难以找到问题根源,很多不良问题在一段时间后就会死灰复燃。在旅游管理中,对一些可预见的问题没有采取应对措施,很多时候都是敷衍了事。管理部门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旅游业的经济效益带来账面上可观的数字,对旅游管理的过程重视程度不够,因此导致很多隐患,影响旅游业的长期发展。
(三)注重经济发展忽视环境保护。旅游业的发展为政府部门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因此政府部门在为了进一步扩大效益,便开始全面开发旅游业,原先的生态环境被彻底破坏。数十年前,很多旅游景点旁边的村庄都充斥这浓厚的风土人情与地方文化。随着旅游景点的开发这些村庄都被强行拆除,充满地方特色的小村庄变成了充满商业气息的店铺,原先朴实的村民变成势力的店铺老板。很多旅游景点由于客流量较大,人员复杂,因此当地的环境污染严重,到处可见随手丢弃的垃圾,尤其是难以被分解的白色污染。政府部门对旅游业发展好坏的评判标准仅仅只是客流量的多少以及当地经济水平的发展情况。
旅游业带来的经济效益是全方位的,包括各公共设施。旅游地的公共设施能够为游客带来更好的服务,因此必须建设完善的公共设施,为旅游景点建立良好的公众形象,在游客中确立良好的声誉,以此带来更多的客流量。当地一些特色产品也能通过旅游业进行推广。很多旅游景点的水果、特色食品、纪念品等都为当地带来了不菲的收益,通过对这些产品的包装,能够充分发挥旅游业的带动作用,积极利用产品营销策略,将当地旅游业及副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旅游业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各地旅游业之间的竞争相当激烈。一些旅游业仅仅在开放之初能吸引一定的游客,之后就逐渐冷清。相反一些旅游景点却客流不断,其中不乏很多回头客,处旅游景点自身吸引力外,适当的竞争策略必不可少。竞争策略的制定是能为当地旅游景点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平台,政府的支持必不可少。
(一)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旅游业的发展依托于法律,只有在法律的保护下旅游景点才能长期生存下去。在旅游管理中很多人都试图利用法律的漏洞进行一些非法操作,从中谋取私利。政府部门应该针对实际情况,制定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让人们有法可依,对于非法操作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进行约束与惩戒。相关法律法规对于环境保护方面需要做出明确规定,对各种污染环境行为的惩戒程度明确指出,最大程度保障环境不被破坏。
(二)避免政府部门对旅游业的垄断。政府部门对旅游业的管理存在多方面的漏洞,不利与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另外由于旅游业分布广泛,种类繁多,因此对旅游业的整合具有相当的难度。交由旅游人专项负责人管理容易出现利用公共财产巩固个人利益的情况。政府部门需要避免对旅游业的垄断,却又不能对其不闻不问,因此政府部门可以作为监督部门,对旅游业各个项目进行主导,并结合市场制定战略。旅游专项负责人对旅游业进行负责,管理日常运作,通过政府部门与旅游专项负责人的配合进行旅游业的协调发展,为旅游业的发展建立科学管理体系与良好的发展环境。
(三)明确政府服务意识。政府的本质就是服务于人民,因此政府在旅游业中扮演了服务者的角色。传统旅游业管理过程中,政府部门往往为了追求业绩上的进步忽视了旅游业的实际发展状况,这种管理方式已经不适应当代经济发展规律。新式旅游管理中,政府部门必须完成角色转变,全力做好服务工作,例如各项公共设施的建设以及一些人性化的景点设计,保证游客在旅游过程中享受到最好的服务。
旅游业在我国的发展蒸蒸日上,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推动有重要意义。政府部门在旅游管理中准确的角色定位有助于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因此政府部门必须走出传统观念的束缚,利用最科学的管理方式发展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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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一直是大学教育中的热门专业,尤其是对于文学专业来说,外国文学不仅是一门必修课程,也是文学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外国文学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话语从大的方面理解可以看成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思维方式和学术范式的文化内涵知识体系,从小的方面进行理解就是文化具有一定概念和学术术语,对于话语的转型都有一定的转变概念,外国文学研究话语转型最重要内容就是要对于外国文学思维方式进行一定概念化解释。
一、五家学术期刊为中心的外国文学话语研究
在中国本国文学研讨发展时段,也就是1978年到2010年之间,在中国文明语境下,以五家权威综合型专业学术期刊《本国文学研讨》、《本国文学评论》、《本国文学》、《国外文学》和《现代本国文学》为最重要的考核规模,经过梳理这个时间段实际研讨和作家作品进行一定研究,同时对于话语转型的学术进行一定意义研究,可以看出本国文学研讨的话语建构理论运动是非常具有充足视角的。文学研讨属于话语建构和语境理论运动方面问题,学术反思应该充足创建话语视角和常识办法,经过历史发展,需要深刻地对于话语热门问题进行一定剖析,进而对于文学研讨中文明主体进行建构,比如对于五四时期文学研讨话题形式变更是非常快速的主体,确立也具有非常光鲜的认识形状特点。论文经过后期争论和磨合,对于人性主义的话语和古代派系话题也进行一定的主流话语研究工作,实际话语中文学新次序也不断发展,阶层剖析话语形式也不断淡出,情势审美研讨呼声也不断高涨,对于学界东方话语表达也进行一定质疑,作家研讨视野上进行不同的分析和深刻研究,主要争论的问题就是科学困局和研究成绩认识问题,归纳综合实际可以看出文学研讨影响整个理论研究。经过对于详细案例分析和研讨话语转型分析,最初步话语建构价值和进程中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及时解决。
二、外国文学研究整体现状分析
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不断发展和完善,已经有百年历程,很多学科中外国文学已经是非常特殊一个部分,百年来外国文学作品和西方文学理论已经翻译了很多。中国文学界、学术界和非常重要话语资源,不断推动中国学识和整个文化发展转型。但是整个体系中对于外国文学进行学术长期研究,不断进行引进、描述和介绍,都很难超越西方学界研究水平和话语思维模式。各国文学学术中对于历史学、文艺学、古典文学和现代学科都进行一定全方位和多角度分析,外国文学界脚步却稍微滞后,经过十年来语境和经典作家学术研究,不断总外国文学研究中建立中国文化建设学术体系。目前学制中规定外国语言文学是一级学科,是诸个文学的二级学科中比较文学范畴,历史上外国文学教育实践也一直是以两种方式存在,一个是语种文学,另一个是世界文学,后者并不是前者的简单集合体。
三、阶级话语的滞留
话语的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新旧话语之间必须是要经过一番斗争,历史并没有因为政局突变而瞬间转变,意识形态继续控制着思想文化,旧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模式依然非常盛行。话语历史中文学、学术和艺术是一个整体内容,人道主义讨论和现代派文学争议的共同问题是整个文化问题,在这场讨论中外国文学学科具有非常重要意义,外国文学界也经历两次讨论,和学科相互之间也进行相互融合。人道主义和现代派最初都是通过翻译进入到中国学界视野,这两种话语也以不同方式出现,代表着不同时期中国对于世界文化的认知,外国文学界当然不可能只是原封不动地进行话语输入,更多的是做了某种过滤和想象,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中外文学界对于相应话语不同解释,都是能够很好呈现外国文学变化的。通过对于外国文学不断研究,新世纪学界面临很多问题,都是沿着一定轨道进行一定发展的,学术评价制度也日益不断规范化和数字化,导致学术研究生产性不断增强,外国文学的话语地位也远远不及以前,随着理论热潮思想转变已经进入到成熟期,外国文学研究也变得多元化,研究实践也不断呈现文化转向的大趋势方向。只有这样才能很好发展外国文学的理论价值和作用,不断促进对于中国文学发展起到借鉴作用,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达到中西融合,使得西方优秀的文化能够很好融入到中国文学创作中,起到一定启发性作用,更多是为了能够很好提高对于中西文化交流,促进世界和平和稳定做出贡献。
四、结论
随着时代不断发展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在后现代、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和工具化的冲击下不断进步,从研究目的、方法、评价体系和标准都发生很多转变,研究兴趣、领域、表达方法和关键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研究也具有一定国际化水平,但是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应该保持和坚持中国立场,在学术研究中要不断深入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因素,不能停留在理论层面,要更多地付诸实际操作。
一、外国文学故事的优势
当前国内以英语作为第二外语进行课堂教学存在一个误区,那就是普遍认为英语文学故事阅读仅仅是英语专业学生的学习范畴,不可能广泛铺开,因为外国文学选段往往比较难,难以理解,而且与学生的日常生活也毫无关联。因此,在进行下文之前,笔者需要明确的是本文中提及的外国文学故事并不局限于外国文学巨匠的大部头,它可以是经典选段,可以是外国儿童文学读物,也可以是英语国家学龄前儿童漫画故事读物,选择范围可易可难,选择结果则完全取决于教师及学生所处的语言教与学的阶段。将这一误区明晰之后,我们通过与普通的英语教科书的特点进行比较,从而获得外国文学故事所独具的优点。那么,为什么说外国文学故事是进行二语课堂教学的最佳补给资料呢?我们先从外国文学故事所特有的优势进行分析。
(一)地道英语词汇的丰富性
外国文学篇章并非为了特定的教学目的而设定的。相反,外国文学谈论的是当作者写下这一故事是他所关注的事物。因此,对比教科书中的生硬而略显死板的语言例句,外国文学故事的语言使用则更为丰富和广泛。在故事阅读的过程中,教师应当鼓励学生思考一些词汇、短语、短句;这样的启发可以帮助学生在无意识的阅读中进行有意识的知识分类。同时,学生也将在阅读的过程中,感受到外国文学作品的丰富内涵及语言的变化性,这一点是任何教科书都无法企及的。
(二)文学背景中的外国文化多样性
众所周知,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作为语言精品的外国文学故事充当着帮助读者走进另一文化的“任意门”。教师与学生共同进行外国文学故事选读,在阅读与讲解的过程中,学生将体会到用别人的眼睛看世界,感知另一文化背景下文字的力量,不同的生活方式将造就不同的人类价值观。通过故事阅读,学生将具有对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社会、历史、政治或者文化事件更为开阔的见地,通过外国文学故事阅读,学习者潜意识中进行的文化对比,也将进一步加深他们对自身文化与外国文化的认知性。
(三)个人的参与性
外国文学故事的选择是宽泛的,与学生第二外语水平吻合及与其个人经历相关的外国文学故事比比皆是。而且不同于大部分语言知识点单向输入性的教科书,外国文学故事如同一面镜子反射并提升读者对于社会的现实感知。学生很容易就能在故事中找到与自身体会相同的观点或事件,这样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确保学生阅读的愉快性。外国文学作品可以帮助学生激发想像力,提升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及激化他们的情感感知度。当第二语言学习者能够在故事阅读中进行故事描述并表达出代表着自己情绪的观点时,他们的阅读流畅度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这也将从侧面影响到他们写作水平的进步。需要强调的是,这同样是任何普通第二外语教科书所无法实现的学习参与性。综上,我们可以得知外国文学故事在二语教学中的积极作用。外国文学故事不仅可以让学生在愉悦阅读的过程中获得精简的语言使用及写作技巧,更重要的是在其感同身受的过程中加深自我意识。正如Lazarus所言,外国文学最突出的特征是它能整体的教育一个人。
二、课前准备
既然外国文学故事在二语教学课堂中有如此丰富的补给作用,那么如何在ESL课堂中导入外国文学故事呢?在将故事阅读导入ESL课堂前,教师必须非常明确阅读这一故事的目的所在,进而设计出可以帮助学生导出故事内容利于语言学习的教学步骤。在故事阅读之后配套有相关的回顾及复习,学生将能够在这一故事阅读中获得语言掌握的最大化。笔者将按照故事阅读的三个阶段解析这一问题。
(一)故事阅读前
无论故事本身,或者教师本身多么具有创造性和创新性,在将故事导入课堂之前的故事选择都是必须谨慎对待的重要环节。教师应当确保故事的选择有利于班上所有学生的语言学习。一个有效的辨析步骤就是,教师在阅读故事时设想这个故事中涉及到多少个不同的角色,包含有多少不同的观点,可能走向多少种不同的故事结局,进而在这个基础上设计教学步骤。OlenkaBilash博士在其著名的BSLIM理论中提到,学生要在二语学习中掌握外语,他们首先需要时间去学习或者感知这门外语,通过使用获得实际的语言能力,进而在有限的准备时间内根据语境证明他们的使用是恰当的。当教师决定选择一个有趣的故事进行教学时,故事本身就是需要输入的语言内容,而愉悦感则是学生的输出表现。学生的这一输出表现可以通过笑配合英语进行评论或总结,之后回顾故事中他们记住的部分及让他们发笑的内容则是这一教学设计的有效教学评估。这一切的教学准备、发展及教学效果预期都必须由教师在将故事导入课堂前明确于心。
(二)故事阅读中
当故事导入课堂之后,教师必须确保在每一页的故事阅读中设定相关的导读问题,教师可以将所有的导读问题看作是语言的输入。通过教师设置的导读问题,学生进入故事的情境之中并逐渐地获得故事的梗概。此时,学生的语言输出表现为可以通过故事中出现的词汇组成例句进行回答教师设置的导读问题。随着故事的深入,不同程度的学生由于对故事理解的不同,将有可能出现不同的回答。通过导读引入情境获得故事梗概,进而通过词汇回答导读问题的方法能够帮助学生越来越有效的进行二语表述。当然,除了导读之外,教师同样也可以在故事发展的不同阶段,邀请学生大胆地进行下一情境猜想。学习者将不得不将注意力集中于图片和文字的表达上。而教师的邀请这一语言输入,实际上也是在帮助学生去获得或者说更好的理解故事梗概的有效教学策略。如果学生可以通过故事中出现的词汇进行有效的情境猜想,他就能更容易地重述一个“自己的”故事。
(三)故事阅读后
在通过导读问题获得故事梗概及尝试情境猜想之后,部分学生已经获得了他自己的“新的”故事。这个新的故事是学生输出能力的有力证据。它可以有效地评估学生的语言掌握能力及使用能力。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在整个重塑故事的过程中,学生们几乎都会对故事文本进行多次的重复,但是由于加入了情境猜想,这样的多次重复不会让学生感到无聊,反而会进一步激发学生的故事阅读兴趣。当然,教师也可以采用戏剧表演或者课堂短剧的形式来进行语言输出的教学效果检查。
三、课堂实践
把握住了以上外国文学故事在ESL课堂教学设计中的基本教学流程,接下来笔者将选取一个教学对象为在校大二学生的教学实例浅析以上教学准备在实践教学中的运用。
(一)故事引入课堂前
教师首先需要对将引入课堂的故事谙熟于心,同时故事名字必须足够吸引人。故事作者在文坛中具有一定的地位,究其原因在于ESL课堂中的大学生更倾向于花时间学习文学巨匠的故事选段而不是儿童读物或网络小说。因此第一次课,笔者选用的是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作品《可以吃的女人》。选择这部作品的选段有两个原因:首先是由于作品名字本身就很吸引人,让人想了解个究竟,可以吃的?怎么吃?在上课前吸引住学生的注意力,引起学生的学习和阅读兴趣是文学故事课程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其二是由于在教师进行作家介绍时可以用到:这是加拿大最多产的女作家,同时这名女作家所有作品的主角均为女性。女性作家写女性故事,在故事引入课堂前,教师就可以成功地通过作家介绍和作品名字激发出学生的学习兴趣,这为教学的顺利开展进行了举足轻重的铺垫作用。
(二)故事引入课堂中
学生学习兴趣被充分调动起来之后,教师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将教学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5]。而文学故事课程有序进行的关键在于教师通过导读问题的设计层层深入的引读。课堂教学时间有限,因此我们选择进行课堂教学的文学选段来自于作品的开篇。教师的导读问题设计可以如下进行:
1.玛丽安是怎么样的女人?简单描述她的性格。
2.她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3.她有一份好工作吗?
4.她的未婚夫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5.她内心的渴望是什么?
6.她内心的渴望对她的身体产生了怎么样的影响?
7.她可以顺利进食吗?什么时候开始不能吃饭的?原因是什么?通过以上一个接一个的问题,学生循序渐进地明白了这一选段的主旨及大概内容,也明白也许故事的情节与他们一开始根据书名进行猜想的情节不同。这时可以要求学生对根据导读对故事情节的理解与一开始自己根据书名猜想的故事情节进行对比。在对比的过程中,尝试使用故事中的原词和原句进行表述。这不仅利于学生记背单词,同时也加深了对选段中主要句型的理解及运用。
(三)故事引入课堂后
在故事选段课堂学习结束之后,故事还远远没有读完。这时教师可以要求学生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进行大胆猜想,如:故事接下来会如何发展呢?如果你是作者本身的话,你会如何安排故事的走向?你会给玛丽安怎么样的命运?她最后和她的未婚夫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吗?她内心的渴望实现了吗?你的内心渴望是什么?你要如何实现你的内心渴望呢?学生在进行大胆猜想之后,好奇心也被大大的激发了,这更有益于帮助学生提供动力阅读完整本外国文学作品。而促使文学故事被完整分享的关键在于教师对故事的选择及故事分享过程中的导读问题由浅入深的设置。由此可见,外国文学故事是丰富ESL课堂教学的最佳的教材补充,缘于外国文学故事有着教科书本身所不具备的诸多优势,如发展的多样性、结局的模糊性、主角命运的波折性、学生兴趣的激发性等等。虽然将故事导入课堂之后的实际教学手段百花齐放,但值得教师们注意的是,在进行故事选择时,不管是小故事、小说还是诗歌首先都应该保证是原汁原味的英文作品。同时这些作品不仅是可以引发学习激情和学习动力的,也应该是可以帮助学习者进行语言的感知和掌握,更重要的是能够确保学习者对生活的认知、人文意识及社会意识等多方面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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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修撰已经走过了漫长的90年历程,但还远未成熟。这种不成熟性表现在诸多方面,甚至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命名本身都已成为一个争执不下悬而未决的问题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文学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以历史和发展的眼光肯定各民族的文学魅力
我国各民族文化和文学的独特性是千百年来逐步形成的,他们各自独特的内涵是需要挖掘和探索的。虽然我国的五十六个民族各有不同,但他们却都有着类似的发展道路,有很多方面也是共同的,特别是在文化底蕴和文学素养方面也是大体相同的。在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进程中,各个民族的人们用他们那坚韧不拔的性格和粗犷豪迈的气质书写了不朽的诗篇,打开许多的文学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我们会发现各民族的文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虽然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但是所赞颂的真善美和批判的假恶丑是一致的,所以我们不能以民族的大小来划分文学作品的贡献,而是应当正确认识到各民族文化和文学的独特性。
1.当代文学发展不能缺少少数民族文学
当我们进入到当代文学史,可以发现在不同时期的文学工作者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认识经历了少数民族文学被弱化直到少数民族被弱化的过程,在中国现代文学到当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学已经从弱化的文学发展到具有独特文学特性的轨道中来。从大中国文学的角度出发,我们发现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存在严重的不足,其叙述和构建上都存在着多民族文学和文化领域缺失这样的问题,很少有文学史对少数民族文学做出比较详尽的论述。中国文学历来都是把朝代或时代作为分界来书写中国文学史,在中国文人的文学和文学史观念上,都把文学国家化、民族正统观念表现的淋漓尽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爱国情怀的一种表现,但对于国家实现和平统一以及建立强大的现代多民族国家却缺少依托,需要把少数民族文化和文学纳入到大中国文学史的构建中来。正是由于把少数民族文学和我们认为的正统文学加以区分,才把少数民族文学排挤在中国文学的大门之外,多民族文学发展领域就被人为地加以干预,造成了多民族文学的缺少,把少数民族文学边缘化,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也是对当代文学发展的极不和谐的声音。中国文学呈现给我们的精彩画面,缺少不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参与和影响,少数民族的许多优秀作品改变了人们对少数民族文学的错误认识,少数民族无数精美的诗篇为中国文学增添了荣誉。少数民族的优秀作家创作的脍炙人口的作品更是具有突出的历史地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虽然多民族文学的概念难以确定,但多民族文学在现实社会中是确实存在的,我们暂且不把民族身份、民族语言、民族文学形态等作为文学的评判尺度,单就文学本身对社会的影响和贡献局可以把少数民族文学列入到中国文学之林。多民族文学是存在的,是各个民族文学精华的荟萃,是组成中国文学的多个有机体,具本身鲜明的特点和独有的民族特性,也正是如此,中国文学才拥有了博大的胸怀,包容了多个民族的文化和文学,才使得中国文学史独具魅力,赢得了全世界的称赞和喝彩。
2.发挥各民族文学特色,促进当代中国文学大繁荣大发展
多年来,人们对中国多民族文学的讨论和研究日趋成熟,把研究重点放在了各民族文学之间的相辅相成和交融互动,不再孤立地研究某一个民族,而是把不同民族的文化、传承和发展汇集到一起加以研究,从中发现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文化渗透和相互影响。在多数人看来,中国多民族文学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差别不大,并且很多文学作家在描述中国文学史时把他们叙述的那么接近,但是中国多民族文学史是和过去所提的少数民族文学史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无论是汉族文学家还是少数民族文学家,都要站到新的高度来完成自我观念的改变,把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构建放在全新的视角,不能把各民族的文学特长和之间的相互关联视而不见,重新体现和定位各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的地位。只有不断发挥出各个民族的文学优势和特色之处,中国的当代文学才能更好地实现大繁荣、大发展。
二、把握中国当代文学及其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关系
1.多民族文学史观是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当代文学是具有时代特征以及现代文学意识的文学形态,这种文学形态已经逐步认识到了中国各民族之间的一体与多元的辩证关系,是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各民族之间相互补充、相互依存,是中国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有着共同利益的民族共同体,各民族之间已经形成了荣辱与共、唇亡齿寒的连带关系,是一个社会的整体。
2.确立多民族文学史观,促进当代当代文学发展
中国当代文学具有其严肃的民族性,这也成为了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品格。虽然当代文学工作者非常重视编译外国文学作品,但是当代文学并没有因此忽视本民族的文学和审美需求,当代文学在追求现代性和先锋性的同时,应当把民族文学的构建和艺术传承发扬光大。为此,应答确立多民族文学史观,不断学习和借鉴外国文学一些好的做法,进而促进中国当代文学的实现更好地发展。
3.加强各民族文学工作者沟通交流,共同传播优秀文化
中国当代文学已经逐步屏弃民族之间的差别,把真正好的文学作品都吸收到中国文学的宝库中来,这其中包含有很多知名的少数民族作家,他们的作品更是得到了人们的普遍欢迎。所以,我们要认识到,文学工作者没有民族之分,更没有因为民族的不同而相互抵触。对于各民族的文学工作者,应当积极地进行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把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广泛传播开来,实现各民族间友好互助,文化共享,共同将中国的优秀文化传递给世界。
三、结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少数民族文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少数民族文学已经逐步摆脱了对主流文学的依赖和追随局面,在多民族文学发展史上开拓了全新的领域,各民族自我文化和文学的创立已经彰显出其独有的魅力,自成一家,把文学的民族性逐步加以弱化,进一步构建了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这是对当代社会和各民族文学发展的最好表现。在多元化和各民族文学共存的文学形态下,构建一个新的多民族文学史观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各民族文学要以主体地位进入到中国文学领域,让各民族文学都能够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提出,就是要让我们认识到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性,它同中国文学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不能够被忽略和抹杀的,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构建对促进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一、“以学生为本位”文学史定位与编写品位的关系处理
以学生为本位,并不意味着文学史编写水平、层次和境界的降低。以学生本位,是文学史编者、专业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多元互动,并不是以学生为需求,学生要什么就给什么,降低文学史写作的水平,降低文学史教学的难度来适应学生。优秀的文学史应该代表当下文学研究最新最深最高的思维水平,它是螺旋式上升认识阶梯上的最高点。它也应当及时吸纳最新的文学理念与研究成果,以精准的把握、严密的逻辑和创新的理念彰显文学史家的品格与境界。沉浸在自身理论思路进行学术前沿的探索固然是有难度的,站在这样一个学术高度,如何寻找一种合适的方式走进学生,在适应学生水平的同时,不降低文学史编写的水平,师生间形成有效的互动对话,就更加难上加难了。这如同大家写通俗读本,要深入浅出,在选择与提炼之间寻找到适合的阐述方式,尤见功力。这样的文学史不能为凸显论者的水平,而塞满各种前沿理论,也不能为适应学生的水平,而拉低文学史编写的规格与品位,而应该是学术研究水平与教学互动实践之间的有机平衡,将文学史研究的成果转化为符合人才成长规律与教学规律的教学内容。如在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评》中,开卷第一篇选了文言小说《一缕麻》,这就蕴含了对晚清文学和鸳鸯蝴蝶派的重新评价,它可开阔学生的眼界,激发他们深入的思考。像这样自觉以学生为本位的文学史编写,在当下并不是很多。
二、学科规范与文学史编写的分层探索
教学互动的文学史编写,应该对学生的基本层次,中文教育的现状有深入的了解与把握。吴秀明对此有着明确的定位和思考。面对人文学科的普遍危机,面对社会对于宽口径、厚基础人才的基本需求,重点大学的中文专业教育应当起到导向与标杆的作用。它不应该只是优秀作品选式的陶冶人文情操的非专业教育,也不同于掌握基本文学线索与知识点的普通大学专业教育,而应该留下与社会、与硕博士等更高层次专业教育接轨的开放性空间。这就要求我们的文学史编写,应该符合不同学生的特点与需求,不断融入当下文学研究新的发现和学理内涵,融入编写者的个性化理解和最新的教学思想及学术理念。吴秀明主编的《当代中国文学六十年》,就在追求较高层次专业教育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该书在大量涌现的文学史中体现出了鲜明的学术特色与编史态度。作为一门只有起点而没有终点的新兴学“入史”距离,也很难实施行之有效的文学作品“经典化”的筛选机制。以往在苏联模式影响下的诸多当代文学史,就是以意识形态为中心展开文学史叙述,它通过对政治文化的总体把握,以文艺运动与文艺思想斗争为纲,以具体作家作品为目,实现对文学“史实”统一的价值判断。随着新的文学观念的来到,文学环境越来越宽松,单一意识形态被瓦解,价值形态趋向多元化,新的文学观念使当代文学学科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面对“当代文学史有丘陵,没有高山”的质疑,面对当下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不断浸入,文学史的界限如何划定?经典作家作品如何选择?在划定与选择背后,如何显示文学史著者的文学史观与价值判断?在众多文学史著作的众声喧哗之中,学生们成了教师们宣讲各自文学史观的被动听众,论者和教师的主观性造成了文学史客观性的匮乏,这是不利于当代文学史编写与学科建设及规范的。从这个意义出发,吴秀明将自己的文学史编写定位于回到学生本位,并将其当作支撑该学科的基点。“所谓学科,就字源上讲,就是知识的生产和组织的‘操控体系’。”这一理解既承认文学史是一种权力话语,又肯定其知识的客观性。吴秀明由此将文学研究分为“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史———学科”四个序列。“每个序列都是独立的本体,但同时又含有一定的递进式的关系。正因这样,所以学科总是与文学史、文学思潮和作家作品联系在一起。尤其是文学史和作家作品,更是其中的核心和关键。如果说作家作品(特别是经典或准经典的作家作品)可称之是支撑一个学科的阿基米德点的话,那么文学史就成为规范和确立一个学科地位的基础工程。”《当代中国文学六十年》从整体性出发,首先指出了当代文学的“预设”性特点,为我们理解当代文学“前三十年”的乌托邦色彩,理解一体化文学的生产体制与文学实践提供了一个全新而又颇具学理内涵的核心观点。以往学者们所设想的“一体化”“整体性”等宏大概念并不能填平五四文学、延安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的鸿沟,甚至也难以统领当代文学内部从政治化向市场化的时间嬗变,以及大陆文学、港澳台地区文学乃至世界华语文学间的地理割裂。与其他当代文学“整体观”不同,这一“预设”性同样可以用于理解“告别革命”、解构“崇高”之后的当下文学,即“关注的是人文或文本方向,努力按照言论平等和市场机制等进行个性化写作”。其次,该文学史在体例上,对当代文学时间叙述秩序与空间结构形态进行了独到的处理。该教材把当代文学分成“前三十年:走向统一的文学”(1949-1979)、“后三十年:走向开放的文学”(1979-2009)这样两个大的时间跨度,在具体叙述中大量引进“历史事实”和“文本事实”,关注它们彼此的属性及其真实性内涵。在文学史的具体叙述上,“尽可能用较为平和或中性的语言予以道出,而不作褒贬强烈的价值判断。”每章最后,专门辟出一节以总结的方式作总体评价和阐释,尤其是关注文本的思想艺术价值,由浅入深,引导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养成一种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当代中国文学六十年》强调为学生打下学科规范的基础,在内容选择上主要体现如下理念:
1.理清文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对文学史的基本轨迹进行梳理
对于当代文学史而言,恐怕要直面五四文学传统、当代文学“前三十年”体制化文学与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文学的断裂。论著型文学史教材往往难以弥合当代文学“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价值断裂,前低后高的评判取代了文学史的客观描述。出于对论者自身文学观念的自信,论著型文学史往往“以论代史”,论述的色彩过于强烈,对有利于其论述的文学史实滔不绝,而对不支持其论述的文学史实避而不谈。它给学生提供的文学史图景是不全面的,提供的文学史知识也是有偏差的,造成了学生知识结构的不完整。面对当代文学史前后文学价值不平衡这一学科难题,吴秀明在指出“纯文学”的价值观念本身也是一种政治考量之后,认为应当去蔽“五四神话”,“跳出‘审美/政治’二元对立的窠臼,倡导一种将它们彼此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的、更加开放的文学史观。在这种开放的文学史中,治史家应当扬弃任何抵触和敌意,以一种同情的、理解的与审美的眼光来观照文学的政治性,在批判文学工具化的弊端时又能肯定文学良好的政治愿望。这样,才有可能使文学获得相对完整的历史视野,最大限度地还原体制化文学的自行运演轨迹及其生存状态,真切体会到历史的存在空间与文学的符号空间的‘不对等性’”。以这样一种开放的文学史观,站在文学史基本线索与脉络的基础上,还原文学史的原生状态,才能避免当代文学史内部的价值不平衡,也才能给学生提供更为全面、客观文学史基本史实。
2.对主要或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介绍
这里所谓的“主要或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并不一定是“文学经典”,而是指在文学史发展过程中,在文学史脉络中造成过影响、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作家作品。因为“文学经典”的认定,必然涉及文学价值的判断。不仅仅由于前文所述当代文学史前后三十年价值的裂变,而且由于当代文学史的不断下延,进一步造成经典的不稳定性,这使得那些急于以自身文学观念来筛选文学经典的论著反而会不断面临挑战。如刘心武的《班主任》,如按通常的审美标准衡量,其写作的粗疏显而易见,很难称之为“文学经典”,甚至很难称之为佳作。但还原到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来看,《班主任》则是新时期文学绕不过去的开端。从文学史叙述的角度来讲,作品的审美价值并不是唯一的取舍标准,历史价值、文化价值从中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再如前几年在重评十七年文学中“三红一创一歌”等“红色经典”时,学术界的争议很大。但争论双方却很少能对这些受到政治文化影响的特殊时代的特殊作品给予“了解之同情”,而往往站在各自的立场,依据文本的政治文化形态加以全盘肯定或否定,学术理性被主义的激情压倒。对于当代文学学科而言,由于研究对象(特别是其下限的近十年)本身与我们完全重合,它更适合于作文学批评式的研究或纳入文学批评的范畴。与之相应,研究者也往往容易被时势所左右,自觉不自觉地给研究抹上了更多主观随意的东西,使之缺少应有的学科规范。面对当代文学的这种状况,与其急于用一种或几种文学观念判断经典或急于“经典化”,不如暂时搁置价值判断,用“主要或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清单来撰史更合适,也更切近文学史实际。这样也能较好避免在一元价值判断下,以“文学经典”名义对其他作家作品造成遮蔽。
3.对文学史的价值判断隐含在文学史叙述中,避免下过于霸权、太过刚性的断语
由于当代文学的当代性与开放性,常常不可避免地渗透了研究者的生命体验,在与当代社会的对话中凸显论著者鲜明的艺术观、价值观与历史观。甚至吴秀明自己的学术研究与教学实践,也是这样充满着严肃的现实问题意识与理想激情的。然而,惟其如此,更有必要对话语判断持一种慎谨的态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吴秀明努力避免使用过于独断的文学史叙述模式,因为这一模式不但遮蔽了许多丰富的,有更多可能性的学术生长点,也以“一言堂”的方式阻碍了学生的独立思考。论著型的文学史由于醉心于自身学术体系的建构和学术理论的演练,常常宏论滔滔,主观唯心的色彩太强。这样的文学史往往难以全面立体地呈现文学史实,不仅没有给教师留下多少可资阐释的空间,而且也会给受教学生的知识结构带来偏至。吴秀明的文学史编写往往要言不繁,在基本的发展脉络的梳理中,通过对文学史的叙述,作家作品以及史料的选择取舍,暗含论者的价值判断,有时是持中性或比较中性的态度。他对那些真理在握、斩钉截铁的姿态者总保有一种警惕之心,而对当代文学史由于学科属性而导致的“犹豫不决”的状态表示理解:“我们也不能就此据此就判定治史家价值观上的左右摇摆;恰恰相反,有时还表示着他们对文学史的尊重。它即是一种无奈,但何尝不是研究求实治学态度的一种折射呢?”这种对文学史的尊重与求实的治学态度,应该是值得赞许的。
三、寻求教学互动与诗史互证的“历史还原”
以学生为本位的开放互动,与吴秀明对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与思考结合在一起。出于对话语霸权的警惕,也为了改变当代文学课堂上“我说你听”的学生被动学习模式,他越来越强调当代文学的学科规范性与客观性,努力在文学史编写上突出文学史料在文学史叙述中的功能,最大限度地凸显文学史发展的原生态。这一思考的成果,就集中体现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的编写上。这部文学史打破了传统教材系统阐述的权威面目,淡化个人的主观色彩,突出文献性、原始性、客观性,代之以“你说”“我说”“他说”“大家说”的多元视角;多描述、少判断,不妄下结论,不搞独断式的话语霸权,一切靠史实说话,以史实取胜。在构架和思路上,“强化突出编写的文献性、原创性和客观性,把大部分的篇幅留给原始文献资料的辑录介绍上,自己尽量少讲;即使讲,也是多描述、少判断。”“多方面,不加整合的独立声音”,“或对立,或统一,或交叉,或平行,共同完成对对象的描绘”輯輥訛,把当代文学史的学术脉络客观地呈现在学生面前,而将编者的观点隐含在对这众多观点和材料的选择和编撰上。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避免编者在课堂教学中的一元化话语霸权;另一方面,“通过对多种多样甚至矛盾对峙的原典评论的解读和阐释,以平等姿态与编者甚或与评论家展开积极对话,开阔视野,培养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性的思维。”輰輥訛该文学史出版后颇受好评,它曾被一些刊物作为“一线教师投票选出的最有价值、使用率最高的现当代文学史教材”进行过介绍,并于2006年被遴选为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先后由浙江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较好避免了论著型文学史易犯的“主观独断”的缺陷,大胆尝试了“描述型”文学史编写范式。这与他对当代文学知识谱系的思考有关。吴秀明认为:“重理论阐释而轻文献史料,已成为主导这个学科的基本取向。……对文献史料的漠视,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一个‘脆弱的软肋’。这也从侧面反映当代文学研究的浮躁和学科的不成熟,必须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与反思。”輱訛輥为此,吴秀明提出应当镜鉴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的学术规范和治学之道,从学术研究的整体格局和学科建设的角度,特别是从支撑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基础工程”的角度来建设当代文学的史料学。近年来,吴秀明对当代文学史料学进行了开拓性的努力,做了许多奠基性的工作。文学史料一向被视作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而受到重视。从中文专业教育的角度讲,“文学史料”的引进,也可对原来单一的“文学作品”教育模式进行有效的补充。
一方面,它完善了学科体系与知识结构,使得当代文学史在“作品与史料”的二维呈现中变成更加丰富、立体,并进一步向文化史、思想史、社会史开放。如果按照狭隘的艺术至上的文学理念,当代文学会呈现出明显的前低后高的不平衡态势,但如果走出“纯文学”划地自限,当代文学只有“丘陵”,没有“高山”的劣势,则可以转变为社会文本的优势。比如““””时期的文学,仅从纯文学角度观照显然是不够的。如果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作为社会文本、文化文本来解读,考察作品在体制中生成的途径,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掌控,以及评奖、批评、媒体等多元合力的作用,当代文学史就不再是一维的作家作品史,从而可以变成二维、三维乃至多维的关系史、问题史、现象史。这是向历史更深层面的一种敞开,一种还原。另一方面,对文学史的这样一种多维敞开与还原,也给学生的独立思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他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与史料选》有必要引起重视。不同于我们迄今见到的各种“文学作品”汇编的“选本”,它引导学生通过“作品”与“史料”的互渗互证,在还原历史的基础上加深对作品的理解,拓宽学生的思维视野和知识结构,并据此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学术训练,为将来进行专业深造和可持续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吴秀明为了推进当代文学学科“历史化”,十分重视当代文学史料建设,这也是对以往“以论带史”研究的一个很好纠偏。他将这称之为一次意义重大的“战略转移”,是返回当代文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原点”进行“再出发”。輲訛輥最近,吴秀明在经过几年努力的基础上,将推出一套11卷近600万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这也是他十余年对当代文学史编写与学科建设,包括对文学史教学实践与思考的一次系统性总结和“再出发”。说是“总结”,是因为吴秀明对当代文学当代性有明晰的认识。当代文学与当下时空的密切联系,下限的无限延展,恰恰可以成为师生共同投注生命体验的平等、开放的对话平台。在这里,可以凸显教师与学生各自的主体性。但是,为了避免这种主体性滑向另一种主体独断论,吴秀明始终强调和关注对文学史“事实”的寻找。从《当代中国文学六十年》到《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再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与史料选》,他都努力追求一种客观性的文学史,而将价值立场蕴藉于“事实”的选择与叙述。说是“再出发”,是指吴秀明提出并实践当代文学史料学的学术“战略转移”,并不是放弃了主体性,而是在“‘事实’与‘主体’之间寻求一种互动生成的平衡”輳訛輥,在文学之“诗”与历史之“史”之间寻求更高层次的互动生成。文学史作为学科传承与文学教育的“历史中间物”,它既是对“文学存在”的反映和概括,也必然因为编者“才”“学”“识”的差异,或隐或现地传达着编者的价值观。回到学生本位,作为中文专业教育的核心教材之一,当代文学史编写如何在“事实”与“思想”“客观”与“主观”之间,最大限度地激活这个学科的生命内涵,感受、理解和体会其中的丰富文本和历史过程,达到作家和研究者、教与学之间的能动对话,这正是吴秀明对当代文学史编写与学科建设的终极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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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自身的价值出发,文学与道德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文学的道德属性是文学的社会属性之一,文学的道德教化作用亦是文学突出的功能之一。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是普通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文本阅读成为本课程教学效果好坏的关键。本文针对目前中国现代文学文本阅读的现状进行分析与研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文本阅读;现状;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是普通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基础必修课,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中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内容主要包括两大部分即文学运动文学思潮及作家作品,对于当下高校改革背景下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来说重点在于讲解作家作品,而对其他新闻或者汉语国际等专业来说则是集中讲解作家作品,因此对于这门课程来说对于作家作品的理解和把握成为授课重点。而要学好中国现代文学这门文学课程,关键点就在于需要学生认真阅读文本,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自己对于文本的一个最基本的认识和把握,才能逐渐提升学生分析和把握作品的能力,从而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1]但是现实是因为种种原因,当下学生的阅读状况差强人意,严重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效果。正如有学者提出的:“我们都说要培养学生的分析和理解能力,可是如果学生连基本的作品都不去阅读,连起码的阅读能力都不具备,也就是说他们连分析和理解的对象都无从把握,那么培养分析和理解能力不就成了一句空话了吗?”[2]笔者就所在学校中文系2013、2014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为对象进行问卷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学生的实际阅读情况,从而因地制宜提出解决对策和方案。
二、中国现代文学课程阅读现状及特点
在本次关于中国现代文学课程阅读情况调研中,采取自制问卷调查法,问卷一共有20道题目,其中有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其他均为结构式选择题,主要就学生对现代文学文本阅读的特征、行为、态度等多方面进行调研,以期全方位多角度地探讨学生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文本阅读的现状。通过对调查数据的整理与研究发现目前学生就中国现代文学的文本阅读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态度和行动不匹配。在这次调查中一共有368名学生参与问卷调查,98%的学生都认为阅读对于学习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很重要或重要,并且78%的学生很喜欢或喜欢该门课程,20%选择一般,其余2%选择不喜欢。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学生在思想上对于阅读的重要性和中国现代文学都持认同态度,都认为其对于个人发展与成长重要而且有益。而2%选择不喜欢这门课程的学生都是在高考志愿填报中,汉语言文学并非其第一志愿。然而在被问及每天的现代文学经典阅读时间的选项中,绝大多数的学生选择的是每天的阅读时间在一个时以下,或者周末有时间多读一点,平时不怎么阅读,或者选择从来不阅读。在课余时间里最愿意做的事情里选择阅读的人员较少,很多选择了上网、QQ及微信聊天、兼职、应付英语及计算机等众多考试或者什么也不干。这就可以看出现在的学生对待阅读思想上很重视但是行动上不匹配的特点,阅读情况不理想已是不争的事实。
二是课时偏少时间不够,心态浮躁。中国现代文学这门课程从1928年开设至今,课时的安排几经变化,就笔者所在学校而言就经历了从200课时减至150再到100在到90课时的这样一个过程,其他如新闻专业和汉语国际专业就只有40课时。[3]随着时间的发展和学科的建设,这门课程的内容被大大地丰富而课时却在急剧地减少,造成教师在上课时只能择经典作家重点讲解其他内容则只能简单带过。因为课时不够,很多作家作品教师讲解不透彻,学生当然也无从理解,从而不能很好地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使得课堂效果大打折扣。在高校改革的大背景下,高校专业课时被一再削减,一方面是为了减轻大学生的负担,但是另一方面也是高校被市场化的结果,所有的学生都面临毕业就业的问题,为了提高就业率,学校为学生增设了大量与就业接轨的公共基础课程诸如计算机、英语、就业指导等,专业课程被一再压缩,课余时间也相应的减少。一方面是课时减少,另一方面因为各种考试的存在使得学生心态很浮躁,更多的课余时间是拿来应付各种考证,以至于功利主义学习成为一种常态。
三是阅读氛围不强,缺乏阅读目标。大学本是一个最适合读书的环境,然而现在的校园里充斥着各种功利主义,或许是在培养着各种如钱理群教授所说的“精致的功利主义者”,在课余学生们关心的是如何在毕业后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或者怎样努力考取研究生,从而使得就业前景更乐观。更糟糕的是,因为就业率的压力,学校和各院系正在有意无意间成为这一思潮的推手。大部分学生是在努力学习,但是这种学习是以应付各种考试为目的,因此没有一个更好的、专业的、纯粹的阅读氛围。因为没有形成XIANDAIYUWEN2016.01教学研究一种健康积极的阅读氛围,使得学生缺乏阅读目标,缺乏自觉自主去阅读的能动性。学生的阅读目的性不强主要源于如下原因,一是中国现代文学内容丰富,名家经典层出不穷,而教师在课堂上对很多作家作品的讲解都是在文学史的授课中蜻蜓点水的带过,因此没有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学生对着教材或者书目没有明确的阅读目标。二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这门课程是专业课程,在课程结束时是要以考试的方式来进行的,十二年的中小学学习已经让学生们形成一种为考试和分数而读书的学习模式,学生需要的是直接应付课程考试的答案和要点,因此很多学生表示他们只是翻翻故事梗概简单了解故事情节应付了事,只要考试过关就万事大吉,至于在这门课程的学习中自己的各方面能力到底是否得到提升就不是他们的关注重点。因此在这样一种功利主义心态之下,学生们普遍感觉缺乏阅读目标。
四是电子产品和设备的巨大诱惑。目前智能手机和QQ、微信正以其巨大的诱惑力对国人进行殖民和笼络,看似进入了一个全民写作和全民阅读的时代,但是充塞其中的是大量低效或无效的浅阅读和泛阅读,内容则是娱乐性和趣味性的大众读物,现代文学作家作品则由于其严肃性文学性强和年代久远被学生们所不喜。因此大量低效或无效的浅阅读和泛阅读对于学生的专业学习来讲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反而是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消磨了大量宝贵的时间。朱光潜曾在《谈读书》一文中说到:“书是读不尽的,就读尽也是无用的,许多书都没有一读的价值,多读一本没有价值的书,便丧失了可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时间和精力,所以须慎加选择。”[4]被调查的学生中,有92%的学生都选择了平时在课余甚至上课时间用微信和QQ进行聊天刷屏的选项,这一数据令人惊叹,因此,这种消遣休闲型阅读与功利性阅读成为学生阅读中最主要的两大选项。
三、对策及建议
造成目前中国现代文学课程阅读情况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一直以来教育系统和学校层面的缺失,教育改革一直是一个呼声很高的话题,素质教育也一直努力在以各种方式推进,但是实质上因为高考这根“指挥棒”的存在,中小学阶段的应试教育实质从未真正改变过,学生在长达十二年的中小学受教育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为应付考试而进行功利性学习和阅读的习惯,一到大学课堂里,自主学习和阅读的能力短时间内难以形成,而中国现代文学往往是放在大一开设,因此自觉主动阅读情况不理想。二是社会层面就业压力的存在,造成学生心态浮躁,读书功利。在毕业后的就业市场,用人单位的择人标准往往是用各类等级证书和获奖证书来体现,为了在毕业后有更好的就业前景,一进大学校门的学生更是不敢松懈。一旦功利性考试完成后,就是彻底的狂欢,消遣休闲型阅读替代了功利性的阅读,真正为提高自身素养、提升文学鉴赏力的经典阅读对学生来讲是镜中月,水中花。针对目前中国现代文学课程中学生的阅读情况,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改革和应对。一是合理采取多媒体教学设备,增加课堂信息量。利用多媒体教学设备可以更加有效地利用有限的教学时间,增加课堂的知识量和信息量。多媒体教学设备还可以集图、文、影、声于一体,对学生形成多重感官刺激,从而激发学生对现代经典作家作品的兴趣,提升阅读效果。采用多媒体教学已经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但是针对本校及部分二本院校的实际情况,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多媒体教室资源不足,在运用多媒体教学资源的时候出现排队现象,不能满足所有课程都用多媒体教室授课的现象。二是部分授课教师只是简单地把多媒体设备当成是无尘黑板,简单的把授课框架做上去,课件制作粗糙,达不到应有的教学效果。三是利用多媒体教学给学生播放影视资讯,偏离课堂带动阅读提高学生分析和理解力的初衷。最主要的一点,无论多媒体教学设备如何运用归根到底还是要落实到教学效果,在课前学生要有很好的阅读习惯,课后在带着问题和兴趣进行更深层次的精读方能达到很好的教学效果。二是增加课时。学校在针对每个专业的课程开设上应更加谨慎而不是跟风,对一些专业性不是很强的公共课进行削减,在不增加学生负担的前提下增加针对专业素养的专业课时和选修课时,使得本课程能有更多机会给学生讲的得更透彻更生动,学生能有时间在教师的带领下学会阅读,爱上阅读,从而增强学生的阅读兴趣,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三是开出具体书目与教师指引相结合。给一门专业课程开专业阅读书目是非常必要的,这样会使得学生在开始这门学科之时就有了清晰的阅读目标,使得好学之生可以帮跟随着授课计划的进行而相应的开展阅读,巩固教学效果。在我校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开课的第一节课上,教师就会给学生开出具体的阅读书目,包括精读篇目和泛读篇目。但是光有书目是不够的,大部分的学生很难认真自觉主动地去阅读文本,因此在开出书目之后,授课教师还需要引导学生跟着教学进度一边学习一边阅读,也就是在每次上课后告知学生下次课要讲解的作家作品,要求学生提前阅读,只有学生提前阅读文本了,才能真正在课堂上进行师生互动,提升学生分析理解鉴赏的能力,进一步激发学生在课后去进行文本的精读,把阅读带入到一种良性循环的状态,逐渐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和良好的阅读氛围。四是建立阅读小组或者读书会。现在各大高校都有名目繁多的校园活动和校园社团,学生的课余时间也是流连其中。文本阅读也可以利用社团等群体以校园活动的方式来营造阅读氛围,宣传发动学生们沉下心来认真阅读。比如建立阅读小组或读书会,有相关专业老师任指导老师,定期进行读书交流活动,或者以宿舍为小组举行读书会,互相讨论交流阅读心得。授课教师也可以利用学生愿意进行电子阅读和刷屏等习惯建立QQ群或者微信群,在课后向同学们推荐经典阅读文本,交流阅读体会,带动学生更加合理、理性、有效的利用课余时间,或者说从低效或无效的浅阅读、消遣休闲型阅读中夺回学生。五是图书馆和资料室的配套服务更新缓慢。图书馆和专业系部的资料室作为给学生提供阅读资料的重要职能部门,在图书资料的更新方面有待加强,现在图书馆的书籍尤其是文科书籍过于破旧成为常态,或者是教师推荐学生阅读的作品在图书馆的存量不够,满足不了学生的借阅需求和借阅欲望。因此图书馆或者专业系部的资料室应该定期更新相应的报刊杂志和图书书籍,合理设置开放时间,更新配套设施,方便学生去图书馆或资料室查找或借阅图书。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大部分毕业后将会从事与教育相关的工作,如果一批又一批阅读习惯不好、阅读情况不理想的学生成了老师,只会带出一批又一批阅读习惯不好、阅读情况堪忧的学生,进入一种恶性循环。而加强文本阅读的指导或许会改变这种循环向着良性方向发展。俄罗斯学者利哈齐夫曾说:“‘读书’和‘崇尚书籍’能够为我们和未来的后辈保存自己崇高的使命,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生活立场形成过程中、在伦理和审美价值的选择中保持崇高地位,以便不让各种低俗读物和无内容、纯消遣的俗气污染我们的意识。”[5]
注释:
[1]李婷:《对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的思考与实践》,现代语文,2012年,第2期。
[2]刘勇,李春雨:《现代文学大学课程教学的几点考察及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3期。
[3]李婷:《对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的思考与实践》,现代语文,2012年,第2期。
[4]孙琴安:《名家谈读书》,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
[5]吴晓都、王焕生译,[俄]德•谢•利哈齐夫:《俄罗斯古典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在华夏民族内部沧海桑田巨变的过程中应运而生。中国现代文学利用了具有时代特征的语言形式阐明现代化的科学民主思想,在艺术形式上对传统文学进行了革新。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是一脉相承的,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继承。本文以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为研究视角,针对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之间的联系展开讨论。旨在为进一步挖掘和传承民族文化贡献力量,推动现代文学迈向新的发展高度。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语境;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前言
伴随社会的全面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日益提高。文学作为人们修身养性的重要文化产品,在陶冶情操、愉悦精神方面甚至精神文明建设层面发挥重要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现代文学的消费者数量不断攀升,使得文学市场欣欣向荣。现代文学面临如此发展环境,必须进一步挖掘古代文学资源,提高现代文协的发展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因此,笔者针对“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一题的研究谈论具有现实意义。
一、中国现代文学语境概述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历程,中华民族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被打破,中国的国门从此打开,中华儿女开始漫长的屈辱与斗争的历程。广大知识分析不堪接受侵略的屈辱,文学界开始觉醒,中国现代文学开始产生。那么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哪些岁月如斯?现阶段中国现代文学面临何种语境上的危机呢?笔者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娓娓道来:
(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华民族面临内忧外患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有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自发革新的一种文学发展形式。现代文学倡导通过直白的语言文字表达内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政治生活的期待、对民族兴亡的认知。现代文中,字里行间流露出科学民主思想,在艺术表达形式上创新、多样,话剧、新诗、现代小说、杂文、散文、散文诗都是现代文学的体裁。在抒情方式、叙述方式、描写手段以及结构特征上,无不体现新时代的创造思维。从鲁迅的小说《呐喊》《彷徨》《朝花夕拾》等,到郭沫若的新诗《女神》《屈原》都是现代文学的轨迹1。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主要经历了“三个十年”,1917年到1927年之间,是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期,“打倒孔家店”“反对文言文”成为这一阶段的基本思潮与核心思想,虽然在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但是也埋下了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资源衔接不当的伏笔;1927年到1937年之间,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第二个十年”,是现代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丰收期,有伤痕文学、乡土小说等文学形式在这一阶段发展开来,正式拉开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序幕;1937年到1949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转折期,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现代文学具有了一定的政治色彩2。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化产业得到迅速的发展,穿越小说、科幻小说、都市言情小说等进入人们的视野,虽然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但是也使得中国先到文学的发展与古代文学资源的轨迹出现偏离,而且偏离的越来越远,所以现阶段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了“瓶颈期”。
(二)中国现代文学语境面临的困境
迄今为止,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百年的发展历程,伴随中华民族走过了苦难艰辛、走过了战争屈辱、走向了发展和平。但是纵观现代文学作品中,却没有一部小说能够与“四大名著”相媲美,没有一位诗人能够与李白相提并论,没有一首情诗能够与《无题》相抗衡。文学是一种感性的社会人文科学,本应该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形式,理应根据时代特征反应时下百姓的真实境遇和心声,但是又不能过分的脱离历史的母体。在历经风霜雨雪之后,岁月如斯带来了“大浪淘沙”般的洗礼,然而中国现代文学的真正优秀作品却鲜少出现,中国现代文学语境只是机械的伴随光阴荏苒,却不知“回首往事”。因此,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出现了严重的“断裂”局面,使得文学发展呈现“物是人非”的本源缺失现象3。
二、古代文学资源分析
(一)古代文学资源阐述
中国古代文学是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学资源是丰富的。从百家争鸣时代的《论语》《孟子》到汉代的《史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建安风骨”到唐代诗词歌赋的振兴,从宋词的唯美到元曲的大气,从明史上的《水浒传》到清朝的《红楼梦》,无不展现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绚丽多姿、旖旎多彩。古代文学资源当然不仅仅局限在一本书、一行字上,里面包含的智慧、涵盖的生活热情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和追逐的实质。或许是时代索然、或许是社会使然,亦或是生活造就,每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都饱含了人民群众无尽的情思、历史的苍凉、社会的兴衰4。
(二)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人类文明伴随时光任然不断发展,但是灿烂的人类文明不应被淹没在洪流中,我们既需要时代创新又要回首往事。所以在发展现代文学的过程中需要对古代文学资源进行挖掘和传承。但是现阶段,我国现代文学对于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明显捉襟见肘,所以在日后的发展历程中首先需要在理念上进行转变,再现古代文学的辉煌和真实。同时,对古代文学资料进行研究和梳理的过程中,要在多角度、多维度的视野上进行评价,对历史文学的评价要建立在科学客观的角度上进行,切记不可将现代化的主观思维过分的应用到其中,更不能对古代文学资源进行刻意、肆意的褒贬。
三、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的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本是同宗同源、同气连枝的,具有一脉相承特征。没有古代文学资源中的“天人合一”何来今日的“以人为本”?没有古典诗词的寓意深刻何来散文诗的诗情画意?现阶段,物欲横流、生活节奏加快,返璞归真势在必行,使得人们在嘈杂生活之间感受到心灵的净化。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学语境的发展中,不能摒弃古代文学资源,应当在充分挖掘古人思想的基础上根据现代社会发展的特征以及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保证二者没有冲突、一脉相承,共同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四、结语
希通过文章的讨论分析,全面激发文学创作工作者对古代文学资源的关注力度,在日后的工作中能够通过有私下的方式方法对古代文学资源充分挖掘、并在其基础上实现创新,为我国文学辉煌的明天注入显现的血液,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
注释:
1.徐汉晖.现代文学中的古代文学资源[J].文艺评论,2015,02(01):79-82.
2.吴承学.建设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J].文学评论,2015,01(02):208-218.
3.吕双伟.关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命题的思考[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06(03):131-136.
4.吴晓东.古典语境在现代文学中的移植——何其芳对中国古代志异文本的改写[J].名作欣赏,2011,10(07):3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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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是市场的基本特征,优胜劣汰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流法则。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市场竞争地位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21世纪以后,我国的财产保险行业逐渐向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发展格局已经发生了一定的改变。近几年,我国的财产保险市场竞争程度持续下降。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经济发展的理念不断深入,我国的财产保险行业的发展的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一些新兴财产保险企业随之兴起,并且建立了完善的机构体系。本文就以财产保险市场竞争程度与市场结构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和分析,以此促进我国财产保险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社会经济竞争的推动下,我国的经济市场为财产保险行业提供了充分发挥的舞台,有效地提升了财产保险行业在我国经济市场中的竞争地位,推动了我国财产保险的可持续发展性,也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效发展。
一、我国财产保险行业在财产保险经济市场中的发展
1.在财产保险市场竞争中数量大幅度的增加。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市场体制的不断改革,财产保险行业的体制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同时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在我国的经济市场发展中兴起了一些新兴的财产保险企业,在这样情况下,就导致我国的财产保险市场竞争中的数量越来越多,根据我国的保监会的调查和分析,近几年我国的财产保险企业已经达到62家,其中中国企业41家,外资财产保险企业21家。例如:在2004年,我国的财产保险企业和外资的财产保险企业数量几乎在一条水平线时,为了有效的活跃我国市场竞争的气氛,就要不断提升财产保险企业的实力,让国内的财产保险企业数量远远要超过外资财产保险企业的数量,这样有利于我国的财产保险企业的发展,可以在我国的经济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也使我国的财产保险市场更加活跃,提高了我国的财产保险的经济效益,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2.我国的财产保险的费用增长速度较快。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推动了我国中小的企业的发展,导致我国的经济市场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我国的财产保险行业凭借着改革开放,以改革开放作为发展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加入WTO以后,我国的财产保险行业的经济得到全面的发展,并且也得了优异的成绩,财产保险行业也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人均生活水平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在一些财产保险企业中,将财产保险的费用不断的提升。根据我国的保监会调查和分析,在2004年的时候,我国的财产保险费用已经达到1000亿的关口,这样成为了我国的财产保险行业发展的起点,也是我国财产保险行业发展的重要依据。在2012年,我国的财产保险依然在不断的持续增长中,已经高达5000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的保监会机构分析认为,我国的财产保险费用平均以22.22%的概率增长。但是我国的外资财产保险企业只占有一小部分,只占有总概率的1.30%。尽管外资财产保险企业在我国的财产保险经济市场中具有一定的地位,但是上面的案例中的相关数值上面来分析,我国国内的财产保险企业在我国的财产保险经济市场中还是具有一定的优势的。
二、我国的财产保险企业在经济市场结构的解析
1.国内财产保险企业在市场结构中较为集中。近年来,随着我国财产保险费用不断的上涨,也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我国国内的财产保险企业占有一定的优势。随着新兴的财产保险企业的发展,并且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的扩大,成立了分支等机构,这样使我国的国内财产保险企业较为集中。从我国国内的财产保险企业发展的角度分析,财产保险费用排名没有太大的变化,剩下的变化幅度较大。例如:根据我国的保监会调查分析显示,我国的财产保险费用的前三名,一直都是平安保险、太平洋保险、中国人保,其余的是华泰、天安、永安、大众等。从上面的案例就可以知道,国内的财产保险企业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重要的地位,并在不断的发展中得到我国广大人民的认可,这样有利我国的财产保险市场的发展,同时也不断的完善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的竞争结构。
2.我国的财产保险在经济市场中的地位。从我国国内的财产保险行业中的经营手段的角度进行的分析,可以我国经济市场中的地位看出财产保险企业的经营发展情况,换句话说,财产保险企业在我国市场中的地位是反映经营效果重要的途径,也是最直观的反映。国内的财产保险企业伴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在我国的市场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财产保险企业的结构在不断的完善,也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国内的财产保险企业由于受到制度、地区等条件的约束,因此在国内财产保险企业发展中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例如:在我国国内的中小型财产保险企业发展中,在成立的过程中,就有区域性公司的名称。但是在外资财产保险企业中,一般是以采用组织的形式展开的,以省为单位的财产保险业务。根据我国相关的保险法规条例,在资金和偿付等条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满足的情况下,这样财产保险企业不再受到区域等因素的限制。在这样的条件下,可以有效地促进了我国国内财产保险企业的发展,使我国的财产保险市场中的结构得以完善。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市场发展中,我国的财产保险行业成为市场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正是我国的财产保险市场结构不断的完善,使我国国内的中小财产保险企业得到有效的发展,不再受到区域等因素的限制,促进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谭君强,林山君.中国财产保险市场之竞争测度与结构分析[J].保险研究,2011,(08):37~45.
一、中小企业营销组合策略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
我国中小企业的特点是规模小,资金少,人才匮乏,管理水平落后,技术研发和创新能力较弱,这导致中小企业在产品研发以及生产上往往力不从心,也无法在某一产品上进行大规模生产。绝大多数中小企业为了节约资金和人力、物力、财力,在进行前期的市场调查研究时,不能充分的分析所处的市场营销环境,没有长期的市场营销战略计划,不能很好地对市场进行细分、定位与预测。有些中小企业仅凭企业领导人一人的市场决断力进行产品的生产制造。从一开始就没有重视对市场的研判和对消费者的了解,所生产的产品不是大企业产品的高仿就是山寨,与市场上同类产品相比,没有突出的特色和功能,技术含量不高,产品的质量水平参差不齐,商品的名称缺乏新意,包装材质不环保等,产品走向市场不能迎合消费者的喜好,利润空间有限,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长此以往,企业失去成长的动力,只能在市场竞争中惨败收场。
(二)产品定价策略缺乏灵活多变性
由于受到资金链的影响,很多中小企业在制定产品价格时往往追求快速收回成本,重视短期的利润回报。这就缺乏长期的、完善的定价机制,没能准确认识到企业在行业中所处的地位,也没有考虑到企业的品牌影响力、企业的产品能否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忽视了产品生命周期阶段性的市场需求变化对产品价格制定带来的影响等一系列约束定价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制定出的价格比较盲目、单一,不是过高就是过低,吸引不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和竞争企业相比价格竞争力较弱。最终,企业利润最大化没能实现,可能还会导致产品在市场上乏人问津,销售惨淡,为后期的宣传推广制造障碍。
(三)缺乏强有力的渠道管理模式
中小企业在营销渠道的建设和选择上,由于内部条件的制约和外在环境的变化等诸因素的影响,显得困难重重,缺乏强有力的渠道管理模式。有的企业进行渠道自建,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人力、物力,取得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如轰动一时的三株集团。也有企业选择垂直的营销渠道模式,但是由于资金的有限性和管理经验的欠缺,对渠道管控力较弱,与渠道中间商的合作冲突不断。在渠道自建和选择代理商或者经销商的路上,中小企业走的举步维艰。
(四)促销形式单一
在中小企业中,由于到各种资源条件的限制,对产品促销没有一个正确而全面的了解,认为搞促销活动就是做广告,或者单纯的销售促进活动,只搞一些促销活动,手段单一,缺乏创新,缺少与消费者的沟通交流,致使产品铺货率不高,市场占有率也上不去,促销效果不好。
二、中小企业进行市场营销组合策略的几点建议
(一)差异化的产品品牌策略
产品在市场营销组合策略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因为消费者的需求是通过产品实现的。对于中小企业来讲,既然无力在市场上与大型企业较量,就应该寻找适宜于自身发展的市场来大展拳脚。中小企业应该将目标市场锁定于那些被大型企业所忽略的细小市场,专注于某一市场的细小产品的生产经营。在充分了解该细分市场环境及消费者需求的情况下,根据“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廉,人廉我特”生产理念,生产消费者真正需要、有特色的产品。当产品质量使消费者津津乐道,产品名称被消费者过目不忘,包装方式独特新颖,包装材料环保绿色,再加上后期的宣传推广,该产品很难不受到消费者的喜爱。在积累了一定的市场影响力的基础上,中小企业应该有树立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的意识,因为良好的品牌形象是企业的无形资产,会对产品的销售起到无形的推动作用,也是区别于同类产品的最好手段。中小企业应该摈弃走捷径的思想,在追求特色化经营的基础上,塑造良好的品牌形象,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率,这样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获得长远发展。
(二)灵活多变的产品定价策略
企业的价格制定是一向很复杂的工作,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要以需求为导向、成本为基础、竞争价格为参照,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中小企业在制定产品价格时,首先,应该明确期望凭借价格产生的效用所要达到的目的;其次,要对产品的市场需求弹性进行测定,因为不同的产品具有不同的需求弹性,价格的变动会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接下来,要对产品的成本进行估算,因为产品的最高价格取决于市场需求,而最低价格取决于产品成本。最后,选择适合于企业的定价方法,制定出最适合于企业产品的价格。在随后的市场销售过程中,要根据市场情况的变化随时调整价格,也要充分考虑产品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产品价格变化对消费者购买所起的影响。对于价格的制定和管理,中小企业应该就产品价格的制定总结出一套适合于本企业的定价机制。
(三)适宜自身发展的渠道策略
随着消费者选购商品方式的多样化,单一的渠道营销模式已经不能够适应消费者的需要,企业需要转变思维模式,将传统的、单一的渠道模式改为复合式的渠道结构,以适应不同的市场形态要求。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虽然没有实力将自建渠道做大,但是可以选择在企业的发源地、大本营建立零级渠道,直接将商品从工厂转移到专卖店售卖给消费者,这样可以在某一地区先建立良好的销售局面,随着企业的发展,推及周边区域。除此而外,中小企业应该借助中间商的力量将产品的销售范围扩大,在选择中间商时制定一定的规范,在管理上体现出与中间商是利益共同体,加强彼此之间的信任。中小企业也可以选择进行进行渠道联盟,即利用别家公司的营销渠道来销售自家公司的产品,相互合作,共同发展。对于现在新兴的网络营销渠道,中小企业也可进行尝试。总之,中小企业应随着市场局势的变化,适时地调整渠道策略,才能在渠道中“决胜为王”。
(四)开发促销组合策略
在企业的市场竞争中,直接决定着企业命运的是促销的成功与否,在促销中可以采取多种方式,比如人员推销、广告、销售促进、公共关系等,企业可通过开发促销组合的方式,采取一种或者多种促销方式的联合使用,更好地与消费者进行沟通,促成目标顾客的购买行为。例如运用广告向消费者提供产品信息,在零售终端进行产品的展示,在店内张贴产品海报,悬挂POP广告,加上销售人员的现场宣传和讲解,适当的引导顾客了解产品价格等优惠信息,激发顾客的购买欲望,促使成交。综上所述,中小企业应该准确把握外部环境的变化,正确分析自身的优劣势,找到适合企业发展的营销组合策略,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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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素质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文学中体现的传统文化中的合理部分,是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理想范本。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古代文学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情境教学法在高职高专古代文学课程中运用的意义
(一)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课程教学质量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要提高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质量,必须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努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或通过展示具体的图像实物,或运用艺术的语言、和谐的音乐、生动的影像视频,创设教学情境,渲染情感氛围,使古代文学作品形象化,使学生如临其境,自然而然地被教学情境与文学作品吸引触动,引发共鸣,从而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生动形象的教学情境,可由教师创设,但更应该由教师引导学生去想象、创设和实践。建构主义认为,“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是学习环境中的四大要素。学习不是被动接收信息刺激,而是主动地建构意义,是学习者根据自己的经验背景,对外部信息进行主动地选择、加工和处理,从而获得自己的意义。这种意义,只能通过学习者自身积极主动地参与来实现。情境教学以建构主义理论为基础,打破了传统教学方式框架,由传统的教师的“教”为中心改变为学生的“学”为中心,由传统的“教师要学生学”转变为“学生自己要学”。实践证明,只要引导恰当,学生是非常乐于参与教学活动的,并从中加深了对作品的理解,提高了学习的兴趣。情境教学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参与意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提高古代文学教学质量。
(二)提高学生综合能力,提升学生整体素质
把中国古代文学知识意蕴内化成学生的素质,转化成学生的能力,是这门课程的关键与难点。传统的讲授法,通过教师系统完整的讲述,能使学生接受系统完整的知识,有其独特的优势。但讲授法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侧重教师对学生的知识传授,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和自主学习,对学生各种能力的培养重视不够。在情境教学中,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空前提高。他们积极参与教学过程,充分感受古代文学的魅力,各方面的能力与素质都能得到提高。例如,学生通过诵读、感悟、鉴赏与背诵古代文学作品,对作品内涵与语言的把握能力、审美能力、鉴赏能力必然得到提高。学生参与改编、排练、表演古代文学作品,对独立思考能力、逻辑思维能力以及对作品的理解、表达、再现与表现等能力也必然有所促进。通过表演过程本身,还可以增强学生的自信心,提高组织、应变、沟通能力,培养语言表达能力与交际能力。在师生共同对古代文学优秀文化精神的挖掘阐释过程中,也有利于增强学生的人文素养与艺术鉴赏能力。这些能力素质的培养,能够增强学生独立思考、解决问题和适应社会的能力。
(三)促进教学相长,构建和谐师生关系
在传统古代文学教学中,教师在学生面前是知识的垄断者和传授者,具有绝对的权威;学生是被动接受的学习者,依赖心理强,创造性缺乏。教师上课一味讲授,学生一味抄录笔记,师生之间的真正互动交流非常少。情境教学的出发点是要求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过程之中,教师自觉改变角色,向学习的组织者、指导者、帮助者、促进者、参与者等角色转变;学生不再是知识的被动接收者和被填灌的对象,而是教学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和知识的积极建构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师与学生之间已没有严格的界限,二者处于平等地位,在教学互相学习、互相交流、互相合作、互相促进。这样,思维的火花不断生发、碰撞,学生从教师的精心引导中得到启迪进入更深广的学习领域,而教师也有可能在学生语言思想的触发下获得新的思路,从而达到“教学相长”的教育境界。在情境教学中,师生发挥各自的潜力,共同参与教学过程,共同成长,平等对话,尊重对方。因此,这种民主、平等、积极的师生关系,即导向和谐师生关系的建立。
二、情境教学法在古代文学课程中的实践运用
高职高专院校古代文学的课程内容和设置,为运用情境教学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基于学生的素质与教学课时所限,高职高专院校的古代文学课程不像一般的本科院校以文学史为主以文学作品为辅,而是以文学作品的学习为重点。古代文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最精美的文化艺术样式之一。文学即人学,古代文学作品内容丰厚,形式优美,具有深邃丰茂的思想情感蕴涵,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之魂。古代文学作品大多采用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情感的渲染力与画面的表现力度相当强。因此,古代文学教学适宜借助情境教学,寓教于乐,知行合一,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教学情境是一种特殊的教学环境,它要求从教学目标出发,创设以形象为主体的、富有感情色彩的具体场景或氛围,再现文学作品提供的情景,使学生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提高学生的兴趣维度,吸引学生主动学习。如学习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用诗情画意的语言描绘江南四大名楼之一的黄鹤楼的壮丽与烟花三月春意浓郁的情景;也可以运用多媒体创设诗歌的情境:江水茫茫,烟岚濛濛,沙鸥点点,桃红柳绿,繁花似锦,我们的诗人李白伫立江边,久久凝望着渐行渐远的“孤帆远影”。在这个画面的衬托下,投影出诗歌原文,同时播放背景歌曲《烟花三月》。指引学生通过想象的情景或创设的生动形象的情境,把学生一步步带进李白与孟浩然两位诗人之间纯洁美好的朋友情谊的独特意境中。通过自身的感知,触发想象和联想,学生才能深刻地领悟文学作品的情感内涵和艺术形式。“这样联想式、情景式教学,给予学生的不光是知识,还有思想的启迪、情感的熏陶,这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无疑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在课堂教学中,还可以引导学生结合苏教版教材小学语文五年级上册的《黄鹤楼送别》,对比彼此对诗歌创作情境的想象与描绘,体会朋友之间依依惜别的深情,进一步拓深学习的内容范畴。像苏轼《水调歌头》这样脍炙人口的名篇,教师完全可以放手,引导学生自己创设教学情境。在课堂学习前,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如何创设情境,如何寻找所需资料。在课堂实践中,学生以王菲《但愿人长久》歌曲导入,渲染情境,提高学习兴趣。通过古词新唱,学生陶醉其中,随意跟唱,不经意地融入词人描绘的意境之中。通过反复诵读,体会词人在词中流露的复杂感情和乐观豁达的情怀。教师从中要注意引导学生突出“思念”,抓住苏轼在词中的情感变化,激发联想,走进词人的内心世界,理解词中蕴含的深刻哲思。有的学生还收集了有关“月亮”或表达“思念之情”的古诗词,进一步拓展阅读学习。古代文学作品大多意境优美、情感蕴含丰富,非常适合运用情境教学法,采用音乐渲染情境、图画视频再现情境等方式,通过直观、形象、生动的情境,提高学生积极性、主动性,培养他们的综合素质能力,往往收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情境教学,不只局限于音乐渲染、图画视频再现,还可以进一步改编表演,让学生带着自己的想象、情感和创造投入到创设与感受作品的情境之中。
戏剧、小说、散文和叙事诗歌的教学,很多大适合进行改编表演,这些文学体裁的作品的艺术性、形象性、表演性较强,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情节生动,学生通过改编、表演,能够在充分理解作品的基础上更好地掌握作品思想内涵、艺术风格和人物形象,成功地表现、再现作品。例如在讲授《红楼梦》时,我们把一个班分为两个小组,要求把第三十三回宝玉挨打内容改编为课本剧,分角色表演。这个提议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创作热情,他们利用课外时间积极思考讨论,写剧本,进行排练。改编作品的过程,本身就是学生们自主学习、接受知识、培养能力的过程。在课堂表演过程中,学生生动地演绎了他们心目中的每个角色,把剧情的情节发展演绎得非常具有层次感。贾政看到宝玉烦闷惶悚的模样本来就有气,接着忠顺府派长史官来就琪官之事污蔑告状宝玉,再加上宝玉的异母弟弟贾环污蔑宝玉企图强奸丫头金钏导致其跳井自杀,父子之间的矛盾冲突越来越激烈,严父教子的一场毒打不可避免。演员认认真真地表演,旁观的学生津津有味地观看,不由自主地沉浸在现场情境中,对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有了更深的理解。贾政爱听信谗言、易于动怒的封建家长;宝玉有蔑视封建礼教与仕途经济,同情下人的叛逆性格;王夫人的以哭造势,以退为进;贾母的讥讽威胁、唯老独尊;宝钗的温柔、做作与心机;黛玉的深情相与、体贴劝慰……甚至连只有一次出场的小人物——宝玉急得跳脚时想拉的报信者老姆姆的耳聋可笑,这些人物的特点都被学生表演得相当到位。可见,学生在阅读作品、把握作品内容、揣摩人物性格等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学习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姚红等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方法探讨》中指出:“表演法运用得当能促进学习过程中的师生互动,使学生学会创造性地学习,自主地建构知识和拓展思维,进一步准确地体味中国古代经典作品的魅力,深入理解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情节发展和社会环境以及作品中所蕴含的深刻的社会意义。”甚至连一些简短小诗也有改编与表演的张力和空间,学生们可以通过改编表演形式更好地理解作品内涵和精髓。例如学习岑参的《逢入京使》,教师可以在课前布置学生发挥想象,分组设计表演,要求有文言版、现代白话版两种版本。笔者所任教的2011级语文教育1班的几位同学生动还原诗歌意境,表演极为出彩。现代白话版的表演,诗人岑参首先以风尘仆仆赶路状出现,不时转头回望,举袖拭泪。接着通过画外音介绍当时场景与诗人复杂的思想情感:诗人赶赴西域,渴望在边疆建功立业,不由豪情万丈;然而长路漫漫,回望故乡来时路,思乡愁情不免袭上心头,思乡的泪水擦也擦不完;忽然马蹄得得,入京使者骑马出现。岑参定睛一看,不由得高兴万分,居然还是老朋友!然后,岑参与老朋友一番寒暄:“韦兄,好久不见,你这是回京城吗?”“岑兄,别来无恙!我正返回京城!离家日久,甚是想念。岑兄,你这又是上哪儿呀?”……天色渐暗,两人不得不分开继续赶路。岑参本想托老朋友捎平安家书回去,偏偏没有纸笔,只好捎带平安口信。最后,二人依依不舍地告别,各奔东西……学生通过艺术的想象与联想,融入自身感受,与诗人进行心灵的沟通交流,使古代文学尤其蕴藏的丰厚思想文化内涵以鲜活丰盈的姿态存在于学生的日常生活之中。这样,学生能够更为准确地把握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提升自身的人文素质,为文化传承创新奠定基础。“让学生从意境的再现中结合独特的审美感受再造个性的审美意识,这种效果远超我们字斟句酌的教学效果。”诗歌情境的创设与表演,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学习热情空前提高。本课题组成员曾多次在所任课班级组织过学生创设文学情境与表演,这样的课堂备受学生欢迎,教学效果较好。
三、结语
总之,情境教学法深受广大师生的重视和欢迎,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这种教学法中,教师只是教学情境的搭建者、学习过程的组织者以及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学习的主动权彻底交给学生,课堂由学生自己来唱主角,原来封闭的课堂一下子变成了由学生自己自主学习与探讨的自由广阔空间。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积极主动参与学习的过程,学习热情空前提高。此外,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情境静的创设、改编古代文学作品分角色表演,能够提升他们阅读、自学、改编、表演、应变等多方面的综合素质与能力。但不是所有的古代文学作品都适合采用情境教学法,也不可能只采用情境教学一种教学方法。在素质教育的背景下,尤其在广西高职高专学生水平参差不平、整体水平偏低的情况下,随着高校教学改革的逐步深入,如何提高古代文学教学质量,探索适合古代文学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依然是学界同仁共同面临的迫切任务。
目前在校的大学生多为“90后”,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大环境剧烈变迁,“90后”大学生与以往的大学生相比,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是高校中文专业的一门必修课,所涵盖的内容可谓丰富多彩,品类繁多。但是,作为一门传统学科,古代文学教学面临困境。本文从分析“90后”大学生的特点入手,对古代文学教学提出可以付诸实践的一些改革思考,包括更新教学内容、更新教学方法等,以期进一步提高古代文学的教学质量。
一“、90后”大学生的特点
明确“90后”大学生的特点是我们进行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基础。结合一些研究者对“90后”大学生群体的研究及笔者的亲身体会,现将“90后”大学生的特点总结如下:
1、获取信息多,有个性、较独立
随着信息时代、网络时代的来临,“90后”大学生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方式更多样化了。除了传统的书本,他们更多会借助电脑、网络与智能手机,因而他们获得的信息较以往的学生要多。当他们遇到了作业和问题,他们会选择寻求于网络,通常是“百度一下就知道了”。在听课的过程中,他们中有些人可以用现代化的方式获取与课堂内容相关的知识。在课堂上,与传统学生的羞涩、胆怯相比较“,90后”大学生也显得更加活波、开朗、大胆。他们喜欢表现自我,他们易于接受新事物,对教师有更多的要求;他们希望通过古代文学课堂学习了解更多的信息,不愿接受死板枯燥的教学方式。
2、务实功利,对古代文学学习投入的时间有限
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和就业形势一年比一年紧张的压力下,“90后”大学生普遍忧患意识较强,关注的问题更加实际,追求的目标更加功利。他们在大学期间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将来就业这一目的而服务。对“90后”大学生而言,学习古代文学课程有文字障碍、语词理解障碍、古今语境障碍等,又不是那么实用,与他们追求的实际利益联系又不是很紧密,所以,“90后”大学生对古代文学课程学习投入的时间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
二、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现状
古代文学课程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一直以来,这门课程的教学都是以教师的课堂讲授与学生的课下阅读为主要方式进行的。而目前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已不再适用于现有的教学对象,无法达到专业教学目标的实现,严重影响了学生学业水平,不利于专业的长久发展。现实中,学生有文字障碍、语词理解障碍、古今语境障碍等。如何通过教学改革,让“90后”大学生克服这一系列的障碍?如何提高课堂的效率?如何更好的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这些都需要我们积极探索去解决。
三、基于“90后”大学生特点的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思考
结合90后大学生的特点以及古代文学的教学现状,笔者认为,在该门课程的教学内容上需要注意古为今用、与时俱进,教学方法上要注意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采用参与性强的一些教学方法来激发学生学习探究的兴趣和热情,积极合理的应用多媒体等先进教学手段。具体的关键点如下:
1、在教学内容上,提倡从美的角度、人性的角度解读古代文学作品
教师在带领学生解读、鉴赏古代文学作品时,不仅要注意处理好字、词、句的疏理与作品的整体把握之间的关系,还要注重挖掘作品中蕴含的人性中永恒的普遍的东西,更多的从审美的层面去解读。让学生在精神和审美方面被吸引、被召唤,从而具备较好的文学和美学方面的素养。在讲到魏晋易代之际的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时,为了让学生理解阮籍所处的魏晋易代时期险恶的政治环境,笔者引导:‘大家想一想,如果你们是曹魏朝廷的大臣,如果你们中间出了一个杀人犯、或者是道德败坏者,你们会怎么对待他?’学生回答:“制裁他,鄙视他。”笔者引导:“如果这个人手中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如果你靠拢他,他可以给你们带来很多利益,比如你们想要的好工作,你们想要的房子、车子和票子,如果你反对他,他亦可以轻易的让你从地球上消失。那么你们又会怎么对待他?”学生陷入了沉思和沉默中,只有个别学生低声说远离他,不理他。……于是笔者总结:“司马氏在魏晋易代之际就是一个可以叱咤风云的人物,同时对于曹魏政权来说,他们又是一个篡权者。面对司马氏,一方面阮籍同情曹魏政权,不愿意与司马氏合作,另一方面他又畏惧祸患,他的生活状态是整日‘胸中怀汤火’和‘终生履薄冰’的。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就是这种心态的隐约曲折的艺术表现。”接下来开始分析鉴赏阮籍他的一些代表作品,他内心的忧生、他的孤独、他的苦闷,还有他的五言诗的艺术特点“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等等。虽然作家和作品都是1700年前的如烟往事,但是理想、政治、道德、利益与个体之间的瓜葛却是直到今天也依然存在。所以古代文学教师要把90后大学生引入历史,让他们与古代诗人真切的“面对面”的亲密接触,让他们明白古代的文学家和他们留下来的作品的生命力之所在。古代文学教师不能再固守古代文学课本内容,应该力求多涉及古代社会的政治、文化、习俗,使学生能更多的了解古人的生活、思想和感情。此外,教师还应该适当联系当代的社会文化现象,阐释古代文学作品在当代的新意义,以此来帮助学生开阔视野,开拓思维;不要照本宣科,循规蹈矩。在讲到东晋诗人陶渊明的《和郭主簿》时,笔者试图用语言还原公元408年的一个炎炎仲夏的午后场景。诗人午睡醒来,在堂屋前的一片浓荫中纳凉,有时候他会拿出他的无弦琴,在上面轻轻的拨弄;有时候他会手捧一本周公传或者山海经,与精卫鸟或者刑天共忧戚;有时候他品尝着自家新酿的醇酒,吃着自家菜园子里种出来的纯天然无污染的菜蔬,与志同道合的友人侃大山;有时候他看着膝下嬉戏玩耍的幼子,小孩子正咿咿呀呀学说话呢;有时候他只是发发呆,抬头看看天空无心以出岫的白云,发发思古之幽情……学生被引入了这样休闲的生活场景的遐想中,笔者问,你们喜欢这样的生活吗,他们有的回答喜欢,有的回答不喜欢,请他们说说理由。这样整个课堂的气氛就活跃起来了。文学作品不是冷冰冰的文字,而是形象的向我们展示了古代文人的生活场景,古人的所思所想。这种还原式的讲解有意打破古今阻隔,就好像古人穿越到了当代,也好像今天的人穿越到了古代。通过这样的示范解读,让学生明白诗歌是活的,富有生命气息的,也是美的,令人向往和憧憬的。
2、在教学方法上,提倡以问题为中心的方法
面对“90后”大学生的个性和独立,教师在课堂上应该怎样与学生交流沟通?是继续传统的教与管的对立吗?显然那只能激起“90后”大学生的反感,让他们因为厌烦教师本人而厌烦古代文学这门课。那怎么做呢?教师应该本着平等、互助的教育理念,从课堂的管教者转变为学生人生道路的引导者。在教学方法上注意采用以问题为中心的方法来激“90后”大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兴趣和热情。在分析鉴赏建安诗人曹操的《短歌行》时,笔者先让学生自己感悟作品,并且提出一个问题:“作为一个读者,找出这首诗中你最喜欢的句子,说出理由?”学生阅读完后,有的回答“:我喜欢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因为这一句非常大气,很有霸气”;有的回答:“我喜欢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因为这一句表现出诗人对事业的追求。”笔者评曰,曹操引用了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的典故,用以表明他不仅渴求贤才,而且贤才如果归附,他将会礼遇他们。而诗中用山和海的比喻表现了诗人一统天下的雄心。也有的学生回答:“我喜欢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因为这一句表现了诗人时光易逝的感伤”笔者评曰,这是一首宴会词,在宴会上一般大家都会开怀畅饮,心情比较轻松愉悦,但诗人由轻松愉悦的场景发出了人生短暂的慨叹。这种慨叹哀而不伤,蕴藏着深刻的生命意识,饱含着激越的情感。诗人用朝露比喻时光流逝之迅疾,引发了人们对生命的思索。因为时光易逝,生命有限,所以人们会选择壮怀激烈,珍惜有生之年,及时努力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当然也会有人选择及时行乐。接下来继续提问:“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生命有限的无奈,今天的人也一样,同学们会选择怎样面对这种令人忧伤的无奈呢?”学生的回答可谓众说纷纭。通过这种提问和讨论的方法,在有限的课堂时间里激发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总之,古代文学作品的赏析以问题的形式出现,以探讨的方式展开,可以给个性独立的“90后”大学生表达思想的舞台,更有效锻炼了学生的思考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3、合理应用多媒体教学
古代文学课程所涵盖的内容异常丰富多彩,学习者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又会遇到文字障碍、语词理解障碍、古今语境障碍等。所以这门课程需要学习者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然后才会有所收获。而“90后”大学生,务实功利,对古代文学学习投入的时间非常有限。面对这样的困窘,教师适当引入直观的图片和视频资料,帮助学生克服阅读障碍,达到与古代文学作品真正亲密接触的效果。例如讲到建安诗人曹植时,笔者提前布置,让同学们搜集网络资料。在课堂上播放了同学找的电视剧《三国演义》中的一段视频。视频内容如下:在曹植的封地,诸侯王曹植正在和朋友们饮酒赋诗,曹丕的使者突然闯入要押解曹植到洛阳奔丧,使者非常的傲慢而无礼。曹植含着泪,边舞剑边吟唱起了自己刚写的新诗句“父母且不顾,何况子与妻?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接下来是曹植到洛阳以后,哥哥曹丕步步紧逼,眼看曹植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他凭着出众的诗赋才华,七步成诗,捡回了一条性命……。这段视频直接将学生引入了诗歌情境中,让他们了解了为什么诗人曹植前后期的诗歌创作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让学生对诗人曹植自父亲死后“名为王侯,实为囚徒”的处境印象深刻。进而对曹植“才高八斗”的诗歌产生浓厚的兴趣。在讲到杜甫《自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时,笔者也让学生找与此诗内容相关的图片视频,学生找了很多不同时代“土豪们”的奢侈的生活场景图片和一些衣着褴褛、食不果腹的街头乞讨者的场景图片,在课堂上一起展示,他们看完就理解了诗歌的内容和诗人的深切情感。在这个过程中,针对“90后”大学生对计算机和网络的精通,教师还可以通过微信群等方式与学生进行课后的交流与资源共享,也可以引导学生辨别网络上良莠不齐的资料和数据,帮助他们更有效地利用网络来辅助自己的学习和研究。总之,“90后”大学生有着鲜明的特点,他们多数追求个性、平等,有着务实的学习观和对网络的高依赖性。古代文学课程又是一门传统的、与时代相去甚远的课程。作为一名古代文学教师,不能单纯的崇古拟古,而是要以发展的眼光、现代的精神来观照古代作家、讲解古代作品;应灵活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重视对“90后”大学生学习兴趣的调动,以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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