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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元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推出新的经济顾问团队,准备加快经济恢复的步伐和控制美国的债务规模。美国的经济战略调整将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未来中国可能重现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的经济困难。
美国经济战略调整对全球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判断美国经济战略调整的先行指标是总统经济顾问团队的人事变动。根据多家媒体报道,2011年元月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了调整白宫经济顾问班子的名单,启用前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班子的大部分人马,准备加快经济恢复的步伐和控制美国的债务规模,为2003年的总统竞选连任争取选民支持。当日美国股市小有回升,中国股市则应声而落。在1993年到2001年的克林顿总统任期内,美国经济不仅克服了持续的通货膨胀,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且还实现了美国历史上少有的财政盈余,这些成绩得到了美国民众的充分认可,也帮助总统得到了公众对其性丑闻的原谅。根据克林顿时期的美国经济政策和当前美国经济的政策资源储备,美国经济战略调整在今后几年里即将出台的政策措施,很可能将对中国经济产生超过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金融危机的更大冲击,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决策需要如何积极应对,应该是现在就需要马上进入议事日程的工作。
新年元月奥巴马总统宣布推出新的经济顾问团队的名单中,有四位克林顿总统经济决策班底的重量级人物。他们是:1、曾经担任克林顿经济顾问的亚伯拉罕,他是解决汇率问题的老手,现在再次被提名为白宫经济委员会顾问。2、吉恩·斯佩林,在克林顿时期曾经二届连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和主任,作为克林顿的重要幕僚,曾经成功协助克林顿与作为反对党的共和党人达成了《1997年的预算平衡协议》,现在再次被提名担任该委员会主任,任前是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的经济顾问。3、现年80岁的沃尔克,曾经担任美联储主席,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曾经采取大幅加息的措施,领导了美国与日本的利率大战,迫使日本签署了日元升值和降低利率的广场协议,现在被提名担任总统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主席。4、摩根大通高管戴利被提名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他在克林顿任期担任美国商务部长,与企业界有广泛的交往和联系。这些人都在财政金融和货币政策领域具备很深的专业背景,在过往的任职经历中都有过非常突出的业绩表现。
在克林顿的任期内,美国以平衡政府预算、削减财政赤字和刺激企业投资作为首要的经济政策纲领,具体措施有降低企业税负鼓励私人投资,降低个人所得税和鼓励金融创新,促进民用科技创新的发展,提高利率吸引外资流入,放宽移民政策和高科技人才的准入门槛,广纳全球优秀科技人才的移民流入,同时加快房地产建设满足移民需要等等。因为这些政策的实施,美国经济实现了比较长久的繁荣,1998年还实现了历史上十分少见的财政盈余,但是全球经济因此受到的影响就很不乐观了。80年代高速增长的日本经济,早在1991年房地产和金融泡沫破裂后,就开始了现在被称之为经济增长的“失去的10年”。亚洲各国的外汇储备从1993年开始进入了严重短缺的时期,伴随每年5%到10%的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一直延续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欧洲国家和亚洲泰国的货币制度,中国香港的金融市场,都先后受到了背靠美国的国际金融炒家的严重攻击。中国经济在1993到1998年间,也经受了外汇储备急剧减少、人民币大幅度贬值、通货膨胀崛起、银行流动性严重短缺、地方中小银行陷于破产的考验。
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还没有完全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有接近10%的失业率,消费严重不足,财政赤字严重,地方财政尤其困难,破产的地方中小银行仍然很多,接近零水平的利率,加上国内投资不足,央行采取量化货币政策增加的大量商业银行流动性,除了增加购买和持有国债以外,就是大量流向国外。而在世界市场上,一是美元、欧元和日元互相贬值,二是世界石油、黄金、铁矿石和农产品等资源产品的价格不断暴涨,三是日本经济仍然少有恢复的迹象,欧洲国家陷入财政债务危机的困境,很可能还会继续恶化,亚洲国家的货币制度仍然十分脆弱,目前只有印度和中国的经济增长还跑在快车道上。但是印度和中国的货币制度存在严重依赖外汇储备的问题,而美国外债又是他们储备的主要构成,2009年和2010年国际货币组织已经先后帮助这两个国家增持黄金储备和国际货币基金份额,以减轻对增持美国债务的依赖。但是这样的调整与这两国的巨大经济规模相比,只够象征性地解决问题。过度的外汇储备依赖和过高的美国债务构成,会使得美国的金融市场很容易遭受债券抛售的市场投机打压,引发市场恐慌和金融危机,也会使得美国削减财赤给这些国家造成严重的货币紧缩,引发这些国家的金融危机。
国外媒体和中国学者历来喜欢唱衰美国经济,尤其是在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后,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经济政策的能量储备角度看问题,就会发现美国现在是政策储备能量最多的国家,也是美国历史上政策储备能量比较充分的时期。如果新上台的奥巴马经济智囊团队,再次推出削减财政赤字和压缩政府债务规模的经济战略,美国现在可以采取的政策手段,除了已经推出的减税和刺激企业投资的措施以外,至少还有:1、出售国有资产,它们是前段危机时期为了挽救破产大企业和大银行而动用联邦政府财力购入的私人股份资产和部分企业债务。2、逐渐提高市场利率,活跃金融市场,减少资本外流和吸引外资内流。3、增加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项目的开工建设,挽救地方性的中小银行,增加地方财政的收入。4、进一步调整移民政策,吸引各类高技术优秀专业人才的移民,进一步巩固美国在军用和民用科技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现在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美国从2011年起陆续出台这些政策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奥巴马能够再次赢得2013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这些政策则至少还将持续到2017年。
美国的经济战略调整将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美国成功削减财赤和压缩对外债务,中国现在的外汇储备增长趋势就可能很快逆转,资本和高端技术人才外流将逐渐成为趋势,随之而来的将是宏观经济出现持续的货币紧缩和持续的物价上涨,金融业爆发严重的流动性危机,企业投资下降利润减少,政府财政收入减少社会负担增大,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不断增长等,重现1993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的经济困难。此外,美国还有可能再次运用对付日本的广场协议手段,利用油价迫使中国方面作出人民币汇率上的牺牲,加速中国资本的外流。中国现在能够应对外部挑战的政策储备能量极为有限,首先是货币政策工具只能发挥短暂的功效,无法抵挡持续单向的外部冲击,其次是进口输入和成本推动的混合型通货膨胀已经抬头,限制政府继续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投资,此外,从1998年开始的中国房地产投资建设的高潮期即将过去,政府得自土地拍卖和地价高涨的财政收入即将逐渐减少,很多地方政府可能因此重陷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的财政困境。
中国现在正好处在一个工业化社会转型的矛盾高发期,要想应对美国调整经济战略的巨大影响,避免陷入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同样需要尽快作出重大的经济战略调整,但是中国的调整十分困难。首先是只要人事部门进行年龄一刀切,就足以把所有资深经济专家排斥在外了。其次是国家发改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研发中心,虽然他们都是地位类似美国白宫经济委员会和经济复兴委员会的政府经济决策咨询机构,但是发改委的内部,其实只是一个长期积累起来的庞大行政烂摊子,承袭计划经济的思想衣钵,时刻想的都是如何扩大或者恢复已经丧失的行政审批权。他们下设的众多科研机构,除了为垄断企业和地方政府服务以外,就是热衷于为领导起草各种文件,已经无法为增进社会公共利益提出可以解决重大问题的经济战略来了。最近他们宣布新晋级的20位二级研究员,其中甚至没有一位具备财政金融的专业背景,依靠他们来应对美国的经济战略调整,连起码的对话都很困难。社科院则向高校看齐,以真理标准为原则,长期从事脱离政府决策实际的各种基础研究和问题研究,不了解政府决策急迫解决的各种现实问题。而国研中心则基本没有自己的专业科研团队,只有信息收集、传递和宣传的功能。第三,如果选择设立新的政府决策咨询机构,根据中编办、中组部和人事部的干部用人标准,也绝不可能把编制和岗位资源分配给只有专业领域的突出贡献而没有取得高级行政级别的优秀专业人士。
美国联邦政府的机构编制、专业岗位的职责分工和部门预算分配,都是高度透明的,长期没有业绩贡献的政府行政机构,行政不作为和行政低效的机构,没有明确分工、责任无法考核的机构,总统说话不诚实或者用人不当,法官判决违宪等等,都是只要公众举报基本属实,联邦检察院就可以直接介入立案调查的,国会也可以直接授权独立检察官进行调查取证,确保错误得到及时纠正,腐败得到有效预防。相比之下,中国政府的机构编制管理和人事管理,以及部门预算分配,基本上都是不公开的,公众无法监督,检察机关也不敢介入调查,机构编制、岗位资格标准和干部选拔聘任标准,都变成了组织人事部门不受任何监督的权力。他们的用人标准,是只看重领导亲疏关系和行政等级,而不是政府机构履行专业化社会分工职责的要求,高级专家的晋升资格标准,可以专为行政领导量身定做,很难依靠他们的推荐解决中央高层政府决策咨询的顾问人选问题。但是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国家经济战略调整,没有货真价实的高级优秀专业队伍,恐怕就只有自欺欺人的空洞宣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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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经济是一种新型的发展经济模式,这是一种基于全球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使用考量的一种发展模式,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经济和环境发展模式。随着实践的发展,低碳经济的内涵不能够得到科学的拓展,人们在不同的角度对低碳经济发展的认识和理解过程中,一致将低碳经济作为一种低能耗、低污染、高效率、高效益的发展模式加以认识和对待,那么这种新型的经济房展模式是非常适合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式,能够推动中国经济的良好转型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运用,从而在不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前提下,能够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和改革,从而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保护环境,促进社会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低碳经济是一种可持续发展、循环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当前的发展应用过程中,我们对低碳经济进行了一个全方面的认识,发现低碳经济主要存在如下几方面的特征。
第一,综合性,低碳经济是一个涉及经济、科技、环境、社会等多个方面的综合发展体系,低碳经济和环境有着很大的联系,低碳经济和温室气体的排放增长率有很大的关联性,同时低碳经济是在当前的全球变暖前提下提出的一种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其目的不是单纯的为了实现节能减排,而是通过一种科学有效的经济发展方式,能够实现经济发展和节能减排的有效结合,通过低碳发展的方式,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样能够增加消费者对于低碳和无污染发展的认识,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能源消耗和气体排放,从而达到低碳发展的目标。低碳经济对社会公平问题也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在进行任何活动的过程中,都需要消耗能源,那么能源消耗的过程中,就会产生温室气体,不同的国家在能源利用率上存在较大的差异,那么针对其不同的发展水平,其发展面临的问题和减排空间存在较大的不足,那么就需要进行合理的设计,通过制定一致的国际节能减排策略,从而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
第二,战略性。温室效应和全球气候变暖对当前我们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在低碳经济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我们需要正确的认识低碳发展的需要,对其进行全新的变革和认识,制定适合地球生态环境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的战略,从而实现一个长远的发展过程。
第三,全球性。全球气候变暖这是一个国际问题,气候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它涉及到人类共同的未来,那么在发展过程中,不能够为了一己私利而实现发展,不能够为了实现一国的经济发展而发展,必须要综合考虑全球范围的经济发展状况,因为这不是一个国家所面临的问题,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因此低碳经济需要全球的共同合作。
低碳经济是建立在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低碳经济是一种符合国际发展需要的经济模式,但是在中国利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自身国情原因,也存在一定的发展制约因素,下面我简单对其分析探讨。
第一,发展阶段,中国正处于一个快速发展过程中,那么其人口增长、消费结构变化以及城市发展建设水平等处于一个快速的发展变化过程中,我国的能源需求量也是处于不断的增长过程中,那么我国的能源气体排放量也是非常高,在最近几年的发展过程中,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已经成为了世界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之一。
第二,发展模式,我国一直以来都是坚持一种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于能源和资源的依赖性较高,那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单位能源和主要产品的能耗都是非常高的,尽管我国在最近几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提出相应的改善措施,但是由于其经济发展模式特点,所以其排放量仍然较大,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成为了制约我国向着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第三,资源禀赋,在我国能源探明储量的发展过程中,煤炭资源占据了大约94%,天然气占据了0.60%,剩下的基本上就是石油,那么这种不合理的资源分布结构决定着我国必须以煤炭资源为主要的能源来进行开采和发展,那么在我国长期的贸易往来发展过程中,煤炭的能源消耗比重也逐渐发生了下降,直到最近几年的发展不断的改善,其能源消耗比重才开始回升,但是煤炭能源消耗所释放的温室气体是天然气的两倍以上,因此这样的资源分布结构使得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较高,严重影响了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
第四,除了上述提到的以上三种影响因素外,还有另外两种就是贸易结构和锁定效应,这些都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改善和转型都产生了较大的阻碍作用,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
在我国逐渐向着低碳经济发展转型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正确的认识到这种发展经济模式,下面我简单对其提出的相应的发展策略进行分析。
第一,以国家利益为先,正确的评估和认识我国温室气体减排的责任。在国际谈判过程中,中国需要正确的认识到自己在国际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所必须承担的任务,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逐渐应用的过程中,必须要正确的认识到我国经济的发展限制因素,需要对贸易和投资引发的转移因素进行深入的分析,要正确的认识到我国的能源分布特点和发展特点,在经济发展建设过程中,能够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提高其资源的利用效率,承担其必要的经济社会责任,在进行低碳经济的合作发展过程中,能够坚持做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和管理,做好技术把关,正确的进行减排成本的核算,保证这一系列的工作顺利开展,从而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在我国的良好运用和实施。
第二,以我国战略发展的角度认识低碳 经济发展模式,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需要主动去认识发展和减排之间的关系,实现一个经济和低碳减排之间的正确认识,能够坚持有关的国际条款的基础上,及早的开展各项经济活动,提前做好相应的预防措施,能够减少经济损失,以我国国情为基础出发,从而避免经济建设和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在生命周期的资金和技术锁定效应,进一步通过节能减排措施的实施,提高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和转型,从而促进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良好运行。
第三,不断完善各项有关于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机制制定和实施。在我国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一直都需要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来指导经济活动的顺利开展,在低碳经济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我们需要正确的认识政策机制对于完善和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转型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在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比如针对碳税问题,那么就需要以能源的含碳量和发热量来进行综合制定,由于不同能源的含碳量和发热量存在较大的差异,那么就会造成不同的税负,因此对于低碳排放来说,制定合理的碳税政策对于实现低碳减排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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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水产养殖集约化程度的提高和渔业投入品的增加,引发了诸如养殖病害频发、水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下降、渔业比较效益降低等严重问题。为了有效应对这些严峻挑战,适应我国资源与环境约束不断强化和渔业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积极调整传统渔业养殖模式,加快转变渔业经济发展方式,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及节能减排技术发展低碳渔业是贯彻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低碳经济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目前,人们对低碳经济发展的视野主要集中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主要用于解决工业高排放、高能耗引发的环境问题,而忽视了国民经济基础产业—农业发展低碳经济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渔业是我国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高的组织化程度、产业化水平和机械化效率,是农业中工业化程度相对较高的领域之一。渔业生产对能源的消耗、资源的依赖以及环境的影响相对较高,能源与资源的利用效率与现代社会的要求相比,差距较大。因此,降低渔业生产能耗、改善生态环境成为我国渔业发展的当务之急,按照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的理念来发展渔业,实现渔业的“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渔业。
1.渔业经济问题研究现状研究渔业经济问题是有效管理渔业生产实践的前提,同时也是制定促进渔业产业发展战略的基础工作,因此,长期以来渔业经济问题一直都受到众多学者和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从对相关研究进行梳理的结果来看,渔业经济问题研究的主要领域包括渔业资源经济学和渔业权、渔船管理、渔业补贴、渔民转产转业、国外渔业经济管理成功案例、“三渔”问题及渔业政策、渔业增长方式转变、海淡水养殖效益评估、体闲渔业、远洋渔业、渔业中介组织、水产品质量安全、水产品国际贸易、渔业金融等方面,上述内容涉及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关系,基本包括了渔业经济的核心内容。上述关于渔业经济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概念的辨析、实践问题分析与可能的解决对策、国外渔业经济管理经验介绍、未来发展方向等方面,不仅可以为化解部分渔业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实际问题提供见解,同时还能为未来渔业发展方向提供一定的指引。
2.渔业发展战略研究现状与渔业经济问题研究相比,渔业发展战略研究工作涉及的面更为宏观,内容更为丰富,兼具科学性、合理性、前瞻性等特点。己有关于渔业发展战略的研究可以梳理为以下两个方面。①政府部门制定的渔业发展战略规划。具体可分为常规性和非常规性渔业发展规划。前者根据渔业产业发展需要,各级政府部门制定相应的发展规划,如农业部渔业局每五年制定的渔业发展规划,相关省(市)按照规定,以此为基础,也制定了各自省份的五年发展规划,甚至部分渔业大市也制定了渔业发展规划等。后者在常规性渔业发展规划基础上,根据国家、渔业产业的发展需要制定其他战略规划。②渔业问题发展战略规划研究探讨。部分高校或科研院所学者根据我国渔业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开展研究,形成研究成果。具体可分为:围绕具体问题开展的战略研究工作,如现代渔业产业体系关键技术发展战略研究、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战略研究等;围绕具体省(市)开展的综合性战略研究,如浙江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等。
政府部门制定的渔业发展规划是渔业行政部门开展经济管理工作的纲领性文件,目的是各级政府部门按照规划编制的内容与目标制定具体实施方案,确保规划期内目标任务能够顺利实现,从而起到指导任务期内渔业发展的目的。高校与科研院所根据渔业产业现状问题开展的发展战略研究,不仅能够起到学术研究交流的作用,同时还能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关注,为其制定相应的渔业发展战略提供信息与技术支撑服务。
近年来,渔业经济与发展战略研究方面己取得较大成绩,但与海洋经济发展战略平台相比,渔业经济与发展战略研究工作存在以下几点突出问题:
1.资源整合优势不明显。从对渔业经济与发展战略研究机构和平台的梳理情况来看,虽然涉及机构范围较大,但各机构的研究力量却较为薄弱且参差不齐,这种情形不仅不利于对研究力量资源的整合,还会严重影响到渔业经济发展战略学科水平层次的提升。
2.专职研究人员较少。随着近年来我国渔业产业经济地位的不断下降,研究渔业经济发展战略的人员大量流失、不断减少,近年来情况虽有所改变,但人才缺乏和断层现象仍然制约该研究领域发展。
3.研究成果质量不高。由于受到研究人员偏少、基础条件薄弱等限制,目前大部分渔业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成果离真正能够起指导性作用的“发展战略”还存在较大差距。
4.缺乏系统性工作。从目前开展的渔业发展战略研究相关工作来看,大部分工作都是应急性研究,具有一定的阶段性特征,缺乏系统性积累,对渔业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工作非常不利。在上述问题中,渔业发展战略研究工作缺乏系统性问题的影响最为严重需采取措施给予改善。
发展低碳渔业是一项比较大的工程,这就需要政府出面,加强对低碳经济的宣传,切实使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通过法律的强制性深入贯彻到群众的潜意识里,表明其具备一定的法律约束力指标。同时也要求水产行政部门根据国家的总体规划,渔业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的发展规划与目标进行编制与确认,切实使其形成节能减排的共识。
企业是节能减排发展低碳渔业的主体,所以必须苦练内功,积极申报利用可再生能源的建设项目,建立全新的渔业经济发展模式;二要改造旧的渔业经济经营模式,实施合同能源管理。合同能源管理,是新的产业,受到国家财政扶持,水产企事业单位可委托节能服务公司管理本单位的用能,服务公司可提供资金与设备,从节约能源中获取利润。三是与大中型畜禽养殖场为邻的渔业单位,应考虑与畜禽养殖场共同开发利用沼气。
国家将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产业化发展和科学技术研究列为科技发展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优先领域。水产科研部门要对这方面的研究积极开展,对相关项目的争取,利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模式在渔业中的探索。水产技术推广部门要操作规程和制定标准,对低碳渔业技术进行积极推广。
从我国渔业发展的历程来看,战略决策对渔业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渔业已经从单一的产品供给功能扩展到多项功能特征;渔业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现状分析,发现目前渔业经济与发展战略研究工作存在一系列问题,提高渔业发展战略研究工作的系统性,最终起到为现代渔业发展导航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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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能源资源目前出现了紧缺的状况,同时环境的污染也日益严峻,这就需要对煤炭企业传统的经济模式进行改进。循环经济建设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和改善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煤炭企业只要做好了循环经济建设,就能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同时,对环境进行保护和改善,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煤炭企业传统发展模式中存在的问题,然后探讨了煤炭企业循环经济体系的构建。
由于没有正确认识到资源勘探的重要性,导致煤炭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缺乏长远的规划和管理,加上政策、经济、技术等多方面的原因,导致煤炭企业一直是粗放型煤炭开发。随着时间的日积月累,煤炭开采规划和管路体系就没有得到全面的完善,煤炭企业只追求眼前的经济利益,不在乎资源的浪费导致一部分地区乱采滥挖,对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与浪费。
煤炭行业在运行的过程中有其特殊性,由于它的特殊性就严重影响了生态的平衡。煤炭企业周边环境的生态失衡主要是由于开采引起的地表塌陷所造成的。就我国当今时代的形势看,越来越多的安全事故是因为煤炭开采而发生的。由于传统的煤矿开采模式只注重生产,不考虑环境污染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对塌陷造成的河流污染、植被枯死、生物链破坏等问题缺乏综合治理,久而久之,造成生态失衡。
有一些煤炭企业只追求企业的发展速度,没有考虑有一些成分会对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煤炭企业的环境污染源主要有污水、矸石和甲烷气。根据相关数据的统计情况,我们可以知道现阶段企业每年对煤炭开采排放污染面积要超过22亿立方米,这严重地污染了江河水系,破坏了土壤结构,影响了作物的生长。
煤炭企业要想发展,首先必须先确定战略目标与战略方向,然后再对企业内部进行整体的规划和调整工作,最后对其进行详细的战略目标分解,只有这样才能深层次的提高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可操作性。煤炭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会消耗大量的煤炭资源、土地资源和水资源,同时产生大量煤泥、煤矸石、维修配件及废油等工业固体废物。因此,煤炭企业构建循环经济体系,必须坚持自主创新,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通过对煤泥、煤矸石、粉煤灰的再利用、深加工,深入开展相关下游产业的开发与建设,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煤炭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随着时代的发展,在进行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循环经济发展已经是一种必然趋势并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就目前煤炭行业发展情况来看,应用最广泛的经济模式是循环经济模式。煤炭产业种类虽然繁多,但是可利用的资源很少,因此,煤炭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重视产业结构的优化与调整,这样才能做到济的发展。我国煤炭产业的结构现在出现了集中度偏低的状况,企业要想实现可持续循环发展的目标,就需要提升产业结构,同时对资源的整合,从而促进煤炭企业循环经济。煤炭企业只有尽可能的整合资源,才能创造更多的条件,从而更进一步的促进煤炭企业的发展。
近年来,国家出台多项政策鼓励大型煤炭矿区进行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最主要的综合利用手段是将煤矸石以及煤泥等进行发电。煤炭企业对煤矸石、煤泥等固体废弃物进行利用,不但可以节约资源,还能变废为宝,在为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能促进社会发展,保护生态环境。
对于那些热值较低不适合做发电燃料的矸石,可以用来生产建材产品,特别是用来作为墙体的材料的原料。2010年,我国某省对于这种新型墙体的材料进行了推广,其推广的效果非常好,市场前景也非常的广。因此,煤炭企业可以利用煤矸石、粉煤灰等生产建材产品。
粉煤灰中含有氧化铝平均达42.4%,含二氧化硅平均达48.05%。利用电厂发电伴生的粉煤灰资源是煤—电产业链中的重要环节,也是煤电循环经济产业链的核心内容之一。因此,煤炭企业也可以利用粉煤灰生产硅铝产品。
首先,大力宣传煤炭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通过广播、电视、参观交流、等多种形式将循环经济理念充分引入到煤炭企业中;其次,建立项目申报制度,建立资金保障制度,实行计划单列,专项专款专用,从而为煤炭企业给予充足的资金支持;最后,积极争取政策支持。目前,我国已建立了多种法律法规对煤炭企业发展循环经济、限制短期行为和合理引导企业行为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企业应加强与政府部门沟通,在税收、财政贴息、返还煤炭发展基金、项目申报及政府采购等方面争取更多的扶持和鼓励。
总之,要想解决我国煤炭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就必须实现煤炭企业的循环发展模式。这就需要首先分析存在的问题,然后做好煤炭企业相关的保障措施。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发展煤炭企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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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经济带来机遇。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又给我国经济带来挑战。如今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和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发挥优势,规避风险,应对挑战,当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那就要求我们既要从实际出发,学习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先进经验,以开放带动改革,以改革促进发展;要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步伐,增强国际竞争能力。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策略;比较优势。
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态,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和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根据国际货币组织的定义,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信息广泛迅速的传播,使得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全球化是一个包含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社会生活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复杂过程。全球化的基础是经济全球化。推动全球化的动力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革命,这为全球化提供物质手段;二是生产关系和制度,资本为了获取更大、更多的利润,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和扩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发展,是要受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制约的。因此,分析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而研究新形势下中国经济的发展策略,离不开对经济全球化本质的把握。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拓展;经济全球化的未来本质是世界资本主义向世界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基础。对于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本质,从生产力角度看,在国际分工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从本国移动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使资本主义的资本、技术和管理遍及世界的各个角落,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在本质上表现为生产力的全球化发展。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的经济在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之后正在积极地走向世界。我们不断扩大开放,发展同世界各国的交往和联系,并通过这种开放的联系成功地促进了自己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应该说首先是利于我们,是我们能够有更多机会吸取国外经济及发展的好的经验和成果,引进和利用技术、资金等国际资源,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提升自己的素质。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的,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必然会面临种种压力和风险;我们将不得不面对实力差距很大的全球竞争,同时还要面对同发达国家所主导的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秩序,包括各种不公平乃至苛刻的条件和限制,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不利后果。
经济全球化的未来本质是世界资本主义向世界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基础,是资本主义解体的必经阶段和决定性过程,经济全球化以其创造丰富的优秀文明成果,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提供了前提条件。这就要求我们从总体上明确,我国对外开放的方针不能也不应有任何的动摇。邓小平同志曾一再强调指出:“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就必须继续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在全球化浪潮到来之际,我们决不能采取消极退缩的做法,而必须以积极进取的态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因此,在这里,我们的策略关注点也就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产业优化升级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信息网络化是当今全球化四大潮头之一,也是全球化形成的重要动力。全球体系得以形成的现代科学基础是微电子学的迅速发展以及由此而推动的信息工业的蓬勃兴起,微电子计算技术与现代通信技术相结合,特别是光导纤维通讯技术的运用,将使世界进入一个信息革命时代。
人口众多曾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第一劣势正转化为自身的比较优势:一方面劳动力资源丰富,可以带来劳动力低工资成本的长期优势;另一方面,人口众多,使中国长期维护巨大的潜在的市场需求。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要长期维持和发挥劳动力成本低下和市场潜力巨大的潜在比较优势,除了要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外,还要加快城市化建设步伐,加快教育体系调整和体制改革。
较长时间以来,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处于相对封闭和较为落后的状况。产品市场主要依托国内,也可称之为以国家为主体的自给自足经济。经济全球化必然打破我国经济的自我封闭,促使其融入世界经济大环境之中,其进出口贸易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同时,快速增长的国际贸易也给我国获得了由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的更大经济空间。
要尽快培育和造就一批拥有雄厚实力和强大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强势发展的中流砥柱。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有明显差距。在面向未来的国际竞争中,面对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必席卷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我们必须强化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以及知难而进的顽强斗志,积极创造竞争优势。应加速推进我国经济法制改革,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尽快建立和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和管理体系。
[1]张锋,肖维歌。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J].陕西农业科学,2003(5)。
[2]王东,丰子义,聂锦芳。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当代阐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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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但是同时也给我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互联网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要:随着科技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互联网在时代进步过程中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经济社会中产生深远影响。近几年来,互联网与经济发展相结合,在社会中反响很大。互联网为经济发展提供平台,让经济之间的交流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不断扩大范围,减少成本。互联网是知识经济时代中生活信息化的载体,互联网与经济发展相结合为经济增长带来新的活力。为此,本文从互联网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机理开始分析。
关键词:互联网发展;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研究
前言:互联网迅速发展,不仅为中国经济结构带来变革,也对生产、消费等各个领域带来重大影响,互联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在当前经济发展迅速的背景下,需要对互联网发展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影响进行定量的分析,以此促进信息消费、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增长趋势。
1.互联网发展与经济增长机理
1.1壮大新兴互联网产业
1.1.1互联网产业界定
随着社会经济形势不断发展,对于互联网依然没有权威的界定。原因有两点:第一,互联网产业普及范围比较广,在诸多领域中不能对其进行清晰的辨别;第二,对于传统产业而言,互联网产业模式转变速度快,新兴产业不断衍生,因此在互联网产业处于动态的状态下对其发展的趋势难以下固定定义。互联网产业是以互联网为基础,为互联网用户提供服务的产业,在生活中常见的有互联网基础服务、内容服务以及电子商务服务等。互联网产业发展到现在,逐渐形成了完整的产业体系[1]。
1.1.2互联网产业类别
(1)基础服务
互联网的基础服务,是指互联网参与主体、互联网与其他高级应用服务相互结合,并提供基础服务与支持的基础性服务。按照各个服务层次的不同,主要划分为三种: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互联网应用服务提供商以及接入服务商。
(2)内容服务
网络上的内容服务商为用户提供诸多不同的互联网内容服务,在形式上较为复杂。按照性质的不同,互联网的内容提供商所能够提供的服务大体上可以分为信息获取、安全服务、工作生活、休闲娱乐以及通信等。其中,通信交流类中主要包括QQ、邮箱、微博、微信等。而安全服务主要包括杀毒软件、网络防火墙等等服务[2]。
(3)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服务指的是为个人与相关企业提供各种互联网服务,其中,包括平台服务、工具软件服务、数据服务以及营销服务等。在电子商务服务中,如果没有平台,那么电子商务服务将不能发展。因此,可以说电子商务是指平台服务。典型的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有B-B交易、B-C交易、O-O交易以及拍卖中介服务等。
1.2推动传统产业发展
1.2.1传统产业发展的契机
互联网对传统产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互联网的发展需要基础资源的大力支持,基础资源又为传统产业发展带来动力,并在规模上不断扩大。例如,互联网在人群中的覆盖,不断加大互联网光纤、电缆等设备的需求;第二,互联网作为新的信息平台,让传统产业容易发现发展的机会。不仅方便了经济主体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还增加信息获取的便捷度[3]。
1.2.2转变传统经济方式
互联网是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标志,它将人们的带到了网络经济时代中,与农业经济时代和工业经济时代中资源相比,网络经济时代的核心资源是各类知识与信息的总和。在网络经济时代中,充分利用互联网进行交流与产业合作尤为重要。此外,互联网具有较高的外部特征,决定着互联网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在不同传统产业之间形成相互学习、竞争的氛围,最终在一定区域内,将产业经济增长方式向高层次迈进。
2.“互联网+”与经济增长
2.1“互联网+”内涵
“互联网+”就是“互联网+各个传统行业”,但是两者并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通过互联网信息技术平台,让互联网与各个行业相互融合,谋求新的行业发展生态形势。“互联网+”的出现相当于为传统行业发展加上羽翼,在互联网的助力下获得新的发展平台。例如,互联网金融中,基于“互联网+”背景下诞生很多理财产品,如金额宝、理财通以及P2P线上投资产品等。
2015年3月,在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马化腾提交《关于以“互联网+”为驱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建议》议案,明确表达了对经济创新的看法。以“互联网+”为驱动,鼓励产业创新、惠及社会民生。“互联网+”是指利用互联网平台、网络信息技术,将互联网和传统行业在内的各行各业相结合,诞生新的经济发展形势[4]。
2.2“互联网+医疗”经济发展实例
“互联网+”在医疗上的应用就是移动医疗,移动医疗有效缓解了我国看病难、看病贵的现状。具体来说,互联网将传统医疗模式进行优化,为患者提供健康的医疗管理服务。互联网医疗的使用,患者可以对自己健康数据进行检测,在诊疗服务中,全面实现了网上挂号、购买药品、支付以及与医生进行病情沟通等。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相继发展互联网医疗产业,形成了产业布局网络,他们通过互联网的先进性不断在实现医疗行业发展的梦想。
2.2.1百度“健康云”
百度推出“健康云”,基于云计算与大数据技术,对用户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此外,百度利用搜索优势为用户提供一站式医疗服务平台,并与健康网合作领域广阔。
2.2.2阿里“未来医院”
阿里巴巴在移动医疗中主要是“未来医院”+“医药O2O”,前者以诊疗服务为核心,后者以药品销售为主。阿里健康云平台-数据服务平台发布实施,在大数据技术领域中,医疗服务日新月异。
2.2.3腾讯“药急送”
腾讯以微信+QQ两大社交软件为依托,巨资收购挂号网和丁香园,在QQ第一时间推出“健康版”,在微信平台中,打造医疗服务互联网整合入口,“互联网+医疗”的发展战略更加鲜明。从企业资本运作中可以看出,从微信服务到智慧医疗,“互联网+”在医疗中的位置非常重要。2014年,腾讯携手九州通开发微信上的O2O“药急送”功能,同时开发好药师微信服务号。
结论:综上所述,互联网的发展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动力,改变了传统经济模式,拓宽了市场企业的发展道路,开发行业发展新形势。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互联网发展不仅能够壮大新兴产业发展,还能在传统经济发展形势下,转变其经营模式。“互联网+”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助力,与各行各业相结合,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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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何仲.我国电信产业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及可持续性研究[D].北京邮电大学,2013.
[4]郑丽.我国居民信息消费及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影响研究[D].北京邮电大学,2014.
摘要:《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文章首先简要介绍了“互联网+”的概念,然后重点分析了“互联网+”与不同产业融合的发展现状,并阐述“互联网+”对新形势下中国经济的影响,最后作简要总结。
关键词:“互联网+”;现状;影响;创新
近20年来,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相关的产品与服务已深入人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随着移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的日趋成熟,“互联网+”作为新时期多种信息技术的集成与整合被推出并得到广泛认可。“互联网+”代表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和产业发展新的业态,即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领域之中,提升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
一、“互联网+”的发展现状
(一)“互联网+农业”:推动中国农业信息化、品牌化、现代化
农业是第一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互联网与农业的跨界融合源于1999年北大荒集团投资农博网,但由于农业的行业特殊性,“互联网+农业”发展相对缓慢。目前,互联网与农业的跨界融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数字技术直接应用于农业生产。土壤、气候等因素对农业生产至关重要,通过对收集的农业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可得到某特定农业生产区域的播种、施肥、收割等相关的解决方案,其次,农业咨询服务类、信息门户网站的建设。信息时代,涉农企业与农民对相关资讯的需求更加强烈,农业信息与咨询网站能为它们提供政策、市场、价格趋势等全方位的信息。艾格农业、天下粮仓等咨询网站能够对农业数据进行专业分析,为涉农企业、农民等提供所需的查询、咨询等服务;农博网、安徽农网等商业类或政府类信息门户网能够为政府、企业和农民提供各种农业信息,并实时互动交流。最后,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的快速发展。农产品销售是农业健康发展的关键环节,电商平台为农产品的营销提供了广阔市场,蔬菜、水果等借助网络可以直接从原产地到达消费者手中,消除了以往多层中间环节,减少了损耗。例如,沱沱工社、菜管家等垂直类生鲜电商平台整合了农产品生产、仓储、物流等配套服务,使农产品销售环节简单化、信息透明化,为生产者、消费者带来便利。
(二)“互联网+工业”:推动中国工业数字化、智能化
2015年德国汉诺威IT展览(CeBIT2015)上,德国“工业4.0”与中国元素的碰撞成为最大看点,参会的中国企业达760家,阿里巴巴、华为、海尔等中国企业充分展示了中国创造的最新水平。“互联网+”与“工业4.0”,变革传统的制造方式,重新建立“互联网+工业”的行业规则,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生产模式创新,将提高制造业的效率和水平,不但节约时间与成本,还将充分挖掘和培育新兴市场的潜力与机会。
目前,“互联网+工业”的发展现状是传统制造业企业和互联网企业相互渗透,传统制造业企业借助互联网实现智能化,新兴互联网企业则依托技术优势,不断瓜分传统制造业的市场。以海尔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企业,顺势推出互联网工厂计划,新创的无人工厂、交互式生产等模式已获得业界认可。目前海尔新的生产模式已经实现标准化、模块化、自动化,并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推进,而且海尔积极探索个性化定制,以满足用户“任性要求,个性设计”的诉求。以小米、乐视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则积极抢占电视等传统制造业市场,利用企业早先搭建技术体系、营销模式,并通过价值链重构、扁平化、快速响应市场等方式来创造新的消费模式,并逐步形成产业化趋势。
(三)“互联网+服务业”: 创新服务、消费方式与体验
1. “互联网+生活服务、零售业”:O2O的兴起
生活服务业范围广泛,给“互联网+”的渗透与发展带来广阔的空间与市场。目前,“互联网+生活服务业”融合的最典型表即为O2O。O2O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企业通过线上虚拟数字世界和线下现实物理世界互动协作的一种新商务模式。传统的餐饮、娱乐、家居、家装、洗衣洗车等行业的相关经营活动都在线下实体店完成,而如今O2O模式的引入,诞生了诸如大众点评、美团外卖、饿了么、龙居网、爱洗车等的网络平台及移动客户端。O2O模式下,传统的中介被剔除,企业直接面对消费者,用户在客户端以时间、地点、价格等为条件寻找最合适的服务提供方,线上预订、线下体验,高效率、低成本地解决需求。而对传统的实体店来说,借助O2O平台,节省了人力与店面成本,并借助网络平台带来更多流量及利润。传统零售业也在积极探索O2O,京东商城、苏宁易购、1号店等企业以不同的形式开展线下体验线上购买的活动,未来线上支付线下体验将成为大众化的消费方式。
2. “互联网+交通、旅游业”:推动资源共享
现有的人口、道路、车辆等条件下,拥堵现象时有发生,给人们出行带来了诸多困扰,“互联网+”的出现及时有效的缓解了这一问题。“互联网+”应用于交通业,推出诸多基于GPS的交通应用APP。实时公交APP,可以帮助实时查询公交汽车的到站情况,防止长时间等待与误点现象的发生;快的打车和滴滴打车APP,实现了乘客与出租车司机的一次双赢,既减短了乘客等车时间,又降低了出租车空车率;易到用车、嘀嘀和PP租车等专车服务APP的推出,掀起了互联网时代交通领域的大革命,有效推动了汽车资源的共享,提高了资源利用率。而在旅游服务行业,携程、途牛旅游网、去哪儿网等在线旅游企业以不同的模式将旅游服务推向网络化、无中介化,引入的评分、分享等机制,也使得在线旅游的体验更加完善。
3. 互联网+医疗行业”:移动医疗垂直化发展
现有的医疗环境下,“看病难”已成为普遍现象。“互联网+”与医疗行业融合,推出多种网络平台与移动应用,有效缓和了这一矛盾。当前,挂号、看病甚至结算都需要长时间等待,挂号网等服务平台将挂号由线下转到线上,大大缩短了看病预约时间;而丁香园、春雨医生等轻问诊型应用消除了部分用户就诊难的困扰。专业化的移动医疗垂直化产品将成为“互联网+医疗”的发展方向,可穿戴监测设备取得重大突破。具有代表性的iHealth Align血糖仪、Withings Activite Pop智能手表等都是健康数据管理融合移动互联网的成功典范。同时,随着互联网时代健康实时管理的兴起,传统的医疗模式将迎来深刻变革,以医患实时问诊、互动为代表的新医疗社群模式将逐步取代传统的以医院为中心的就诊模式。“互联网+医疗”将打通医药产业服务链,促进医疗移动平台化、信息透明化,为政府解决“看病难”问题助力。
4. “互联网+教育行业”:量身打造的个人教育方案
传统的教育教学面向整体、面向大众,不能充分考虑每位学生的实际情况,难以满足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互联网+”为教育人性化提供了重要契机,其为每位学生量身打造最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案,充分尊重每位学生,赋予每位学生自主选择权、决定权。2014年,K12在线教育、在线外语培训等快速发展,推动中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化增长。掌握着大量高粘性、高价值人群的传统教育机构如新东方、网易旗下的有道词典,因受互联网冲击,也开始向在线教育转型,推出诸如口语大师等产品和服务,并通数据挖掘技术,将用户需要进行多层次深入分析,从而实现差别化、个性化服务与推荐。在线教育企业不断推出风格迥异的移动终端,方便用户在各种环境利用碎片时间进行沉浸式学习,从而提高时间利用率,打破传统教育对环境、时间要求高的瓶颈。
二、“互联网+”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互联网+”有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全面转型升级。
传统的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发展方式粗放、落后,已不能适应新时期、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急需注入“互联网+”的新鲜“血液”。从目前“互联网+”与各产业融合发展现状来看,“互联网+不同产业”已产生了一些较为成熟的创新模式,并快速推动行业变革,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互联网+农业”将多样化的互联网相关技术融入农业全程生产活动,积极推动农产品电商营销平台建设,为涉农企业或农民提供全方位咨询服务与解决方案,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促进了农业转型升级,增加农民收入。“互联网+工业”则是推动传统制造业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并在未来提供规模化的个性化产品定制,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制造业借助互联网技术转型升级,而且互联网时代的网络营销也将给制造业产品推广带来新的思路和方向。“互联网+服务业”更是以愈加成熟的商业模式、更低的成本及更及时高效的时间概念不断提高该行业的服务水平与能力。“互联网+”将作为新的引擎推动各产业全面转型升级。
(二)“互联网+”有助于变革服务方式,刺激消费,扩大内需。
“互联网+”将互联网的技术成果大规模的应用于传统服务业,不断创新消费、支付等服务方式,以高效便捷、低成本的优势将传统服务业带入新的高度。传统服务业市场涉及居民衣食住行的各个环节,诸多互联网企业不断推出基于个人PC、手机等的客户端,将用户的需求集成于便捷的应用软件,从时间、成本等多角度为用户提供最适合地便捷服务,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消费方式,推动“互联网+”与服务业更深层次融合。从目前的“互联网+服务业”创新成果来看,金融、教育、零售、广告、媒体等领域的“互联网+”已卓有成效,不仅整合了交通、旅游等行业资源,提高了服务的效率和水平,更重要的是,“互联网+服务业”因便捷与高效吸引了众多用户群体。人是消费的主体,随着“互联网+”的日趋成熟,消费人群、消费规模也将日趋扩大,无疑将增加社会有效需求,从而促进社会生产,促进全社会经济健康发展。
(三)“互联网+”有助于激活创新市场,营造创新氛围,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
“互联网+”行动计划的推出给了亿万创业者以极大的信心,同时也给万千创客提供了市场环境,指明了创新方向。在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的过程中,技术进步是关键环节,而“互联网+”也扮演重要角色――将先进的技术融入到社会发展的诸多领域,将创新贯穿于技术进步与技术运用的各个环节。“互联网+”计划的推出,将高效推动各地区人才、资本、技术、知识的合理流动,汇聚亿万民众的创新激情,营造浓厚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氛围,集人民群众的力量为新常态下的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智力支持,推动中国经济走向新的创新征程。
三、小结
“互联网+”不是否定和颠覆传统发展方式,而是将互联网融进传统产业的发展进程,找到产业全面转型升级的关键入口,促使传统产业焕发新的活力与生命力,走出一条互联网创新驱动高效发展的新路子。中国经济业已进入“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正在有序进行,“互联网+”行动计划的及时推出将助力中国经济再一次腾飞,推动“中国梦”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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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今年以来,社会媒体和公众舆论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互联网金融越来越受到关注。国务院于8月14日发布《关于多措并举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尽快出台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的相关指导意见和配套管理办法,促进公平竞争”,这也表明国家决策层和智囊团对这一事物的重视。那么目前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会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哪些利弊呢?本文对此做了初步研究。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经济发展;影响
一、互联网金融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1.有利于发挥民间资本作用,引导民间金融走向规范化。
我国民间借贷资本数额庞大,长期以来缺乏合理、高效的投资方式和渠道,游离于正规金融监管体系之外,一定程度上需要阳光化、规范化运作。通过规范发展P2P网贷、众筹融资等方面,遏制高利贷,盘活民间资金存量,引导民间资本投资于国家鼓励的领域或项目,使民间资本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众筹股权融资也体现了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对资金的要求。
2.有助于发展普惠金融,弥补传统金融服务的不足。
互联网金融的市场主要集中在"小微”层面,具有"海量交易笔数,小微单笔金额”的特点,具有普惠金融的特点并且具有促进包容性增长的功能,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传统金融覆盖面的空白也就是小微金融领域具有独特优势。因此,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同促进、共发展,竞争中有合作,两者都是我国多层次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3.满足电子商务需求,扩大社会消费。
2013年8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15年,电子商务交易额要超过18万亿元,网络零售交易额要突破3万亿元。电子商务对支付的客观要求,推动了互联网支付的发展尤其是移动支付;电子商务所需的周转融资、客户的消费融资需求和创业融资需求,促进了众筹融资、P2P网贷和网络小贷等互联网金融业态的发展。电子商务的发展催生了金融服务方式的创新,与此同时,互联网金融也推动了电子商务的发展。
4.有助于促进金融产品创新,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求。
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不断推动传统金融机构创新业务模式和改变服务方式,也契合了与传统金融之间的鸿沟。互联网金融企业依靠庞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能够更快了解客户的多样化需求,有助于改善传统金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计量客户的资信状况,提升风险控制能力,推出个性化金融产品。
5.有助于降低成本,提升资金配置效率和金融服务质量。
互联网金融利用第三方支付、电子商务、社交网络形成的大数据和云计算,明显降低了交易成本。互联网金融企业不需要设立众多分支机构、雇佣大量人员,大幅降低了经营成本。互联网金融提供的全天候、全方位、一站式的金融服务明显有别于传统银行和证券市场的新融资渠,提升了资金配置效率和服务质量。
二、互联网金融给我国经济带来的挑战
我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导致金融市场发育不成熟,同时金融体系还不完善,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我国经济有有利作用,同时也带来了挑战。
1.推升传统金融机构资金成本。
互联网金融产品更高的利率,对商业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产生了竞争,而商业银行为保存款,纷纷开始通过理财产品等应对竞争,从而推高自身的融资成本。当前我区基础设施还不完善,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仍处于投资高峰期,需要大量低成本资金的支撑,市场资金成本的上升将对我区建设资金的筹集形成更大的压力。
2.造成本地资金外流。
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资金筹集和运用存在不对称性问题。由于互联网金融覆盖范围广的特点,在资金筹集端,资金可能来自全国各地;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在资金运用端,资金主要投向互联网金融平台所在地及其熟悉的领域或项目。资金流出方式可能通过三个渠道:一是资金进入众筹平台,然后投入平台所发起众筹项目,;二是资金进入第三方支付平台,再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购买基金进入全国性货币市场;三是资金进入P2P网络借贷平台,然后投入平台所在地的项目。
3.一些网络小额贷款正在变相发展成为单纯的高利贷公司。
一些网络小额贷款利率极高,至少达到利率年化20%以上,若加手续费用,更是高达25%-28%。让人感到更为离谱的是,有些网络小额贷款企业大胆违规操作,在放款时先扣除一定比例的手续费,也就是变相的折价放款,不是百分之百标准放贷。实际上,这些网络小额贷款已经沦落为临时性拆借、过桥融资以及生意三角债贷款。为何有人还要向这类网络小额贷款企业贷呢无非是自身资金紧张,周转困难,被逼无奈之下的做法。现代人生活压力很大,要么还房贷,要么还车贷。由此可知,有相当部分互联网金融贷款难以真正流入实体经济,互联网金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没有那么大。
总之,根据互联网金融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央银行应该及时深入调查研究,加大金融改革力度,把这类银行贷款性质的企业纳入监管业务范围之内,使整个互联网金融体系真正规范化。央行尤其要制止这类变相高利贷、违规拆解及过高的手续费用现象。甚至有些人在银行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正在利用他人信用或者通过透支个人信用在银行与互联网金融小额贷款公司之间大搞圈钱、套钱,这是极其危险的。
因而,银行正确引导互联网金融真正为实体经济服务至关重要,同时也要对那些违规行为真正加强监管,真正促进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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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高碳消耗相对应,从陕西省工业结构看,重工业所占比重达到 78. 1%,2005 年陕西省重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高达 83. 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4. 8 个百分点。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陕西省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研究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提 要:文中通过构建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分别从低碳产出指标、低碳排放指标、低碳消费指标、低碳资源指标、人民生活五个方面计算并评价了陕西省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并和全国平均水平进行对比。结果表明: 和全国平均水平相对比,陕西省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其主要评价指标单位碳排放产出、零碳能源比重、人均零碳能源消费量、单位能源产出、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能源加工转换效率等指标与全国相比较,均有较大的差距。目前,陕西省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是优化产业结构、工业内部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 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新型产业; 以技术进步提高能源效率,降低碳排放总量,实现陕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低碳经济; 评价指标; 陕西省; 对策建议。
论文正文:
陕西省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研究
“ 低碳经济” 的概念由英国首相布莱尔在 2003 年发表的《我们未来的能源 - 创建低碳经济》白皮书中提出,即低碳经济是指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开发清洁能源来实现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实质是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领域的技术创新和相关的制度创新,目标是减缓气候变化和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自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提出后,各国纷纷响应,积极制定本国、本地区“低碳化”发展目标和政策措施。如英国政府提出,到 2020 年可再生能源在能源供应中要占15% ,到 2050 年将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对于 1990 年削减 60% ,并于 2020 年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将英国创建为低碳经济国; 日本提出温室气体减排长期目标是: 到 2050 年日本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比目前减少 60% 至80% ; 2007 年 11 月,美国参议院提出了《低碳经济法案》,奥巴马总统上任后提出,大力发展生物质等可再生能源,催生一个新兴产业,带领美国经济走向复苏。2009 年7 月8 日,G8 峰会提出,到2050 年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应在 1990 年或其后某一年的基础上减少 80% 以上,到 2050 年使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至少减少 50%。这预示着,从现在开始到 2050 年的 40 年,低碳经济将是国家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陕西省属于西部落后省份,从资源禀赋看,陕北地区不但是重要的能源矿产资源富集区,也是国家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自 80 年代以来,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在支撑陕西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形成巨大的压力。同时,陕西省能源结构相对单一,尚未形成以清洁能源和绿色能源等多种模式构成的能源生产体系,因此,节能减排目标任务艰巨。同时,陕西也是全国用煤大省之一,自 1978 年以来,煤炭消费量所占比重一直稳定在 70%以上。根据统计资料,2007 年全省工业原煤消费 7400 万吨,保守估计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 1. 66 亿吨,人均排放量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近 1. 6 倍。
按照陕西省目前的煤炭工业规划,到 2020 年全省原煤生产将超过 5 亿吨,其中煤化工超过 2 亿吨,每生产一吨甲醇要排放约 2 吨二氧化碳。如果规划中的煤化工项目全部上马,年排放二氧化碳至少 4 亿吨。
与高碳消耗相对应,从陕西省工业结构看,重工业所占比重达到 78. 1%,2005 年陕西省重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高达 83. 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4. 8 个百分点。年耗标煤 5000 吨以上的重点耗能企业 565 家,实现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 74. 5%,而消耗的能源所占比重则高达 97. 8%。从经济发展方式看,陕西经济增长依然沿袭传统的线性发展模式,遵循“资源消耗 - 产品工业 - 污染排放”的粗放型发展模式,经济的数量型增长是建立在资源大量消耗的基础上,每万元生产总值消耗能源数值指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能源利用上看,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在短期内不会逆转,产业结构重型化的现状和粗放式的生产方式还要持续一段时间,这些即给陕西省推进循环经济、发展低碳产业提出了严峻的考验,也提供了有利条件。
2009 年 12 月 7 日,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开幕当天,“ 应对气候变化与陕西可持续发展” 论坛在西安举行。此后不久,陕西出台《陕西省新能源发展规划》,在能源化工产业已成为陕西省支柱产业的时候,陕西省意图通过发展新能源来优化能源结构,培育新型产业,发展低碳经济,实现陕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随后的省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2010 年,要把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作为新的发展理念。陕西将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其中一个新兴产业就是环保产业。而节能减排也有了明确目标: 万元 GDP 能耗同比下降 4. 5% 以上,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同比削减 3% 以上。
在此背景下,建设低碳产业,发展低碳经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英国虽然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但却没有给出低碳经济的衡量指标和指标体系。目前国际上也没有衡量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我国国内在实践中广泛应用的评价指标体系,一是利用层次分析法把所选取的指标指数化,赋予权重后加总,以得分的高低排名( UNDP)[1]; 另一种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UNCSD) 提出的驱动力 - 状态 - 响应( Driving Force - Status - Response,DSR) 模型[2]。张亚欣( 2011)[3]采用碳产出水平、碳排放水平、低碳资源和人民生活等四项指标,评估比较了吉林省、辽宁省、浙江省和全国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 朱守先( 2010)[4]选取人均碳排放、碳生产率和碳能源排放系数三项指标评价了吉林市低碳经济发展水平; 付加锋( 2010)[5]分析了低碳经济的核心要素,构建了以低碳产出、低碳消费、低碳资源、低碳政策和低碳环境为维度的多层次评价指标体系和相应的评价方法; 朱有志( 2009)[6]等基于层析分析法,构建了包括碳排放、碳源控制、碳汇建设、低碳产业和碳交易合作在内的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总体来看,目前国内有关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
文中在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陕西省实际,通过构建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全面评价陕西省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并以全国平均水平作为参照,对比分析陕西省发展低碳经济的优势与不足,以期能够为陕西省发展低碳经济提供经验支持。
2. 1 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构建。
根据相关研究( 付加锋,2010; 潘家华,2004)[5,7],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达到低碳经济,核心在于考核资源禀赋、技术水平和消费模式是否达到低碳化。而资源禀赋、技术水平和消费模式的低碳化都与一定的发展阶段相联系。此外,还应该考虑各国或地区向低碳经济转型所作的努力。基于以上分析,文中构建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三个层次。目标层是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准则层由五个方面构成,即低碳产出指标、低碳排放指标、低碳消费指标、低碳资源指标、人民生活( 表 1) 。
2. 1. 1 低碳产出指标。
低碳产出指标包括三个具体指标。单位碳排放产出即碳生产力,表示排放一单位碳的经济产出; 单位能源产出衡量消费一单位能源的经济产出,这两个指标主要衡量低碳技术水平和能源利用效率; 能源加工转化率则是衡量能源加工转换装置和生产工艺的先进与否,是衡量节能减排和发展低碳经济的一个重要指标; 低碳产出指标是衡量低碳化的核心指标,其指标值的高低能够体现一国在货币资产和技术积累达到一定水平时,进一步降低碳排放强度的潜力和保障。
2. 1. 2 低碳排放指标。
低碳排放指标包括五个具体评价指标,是衡量一国或地区低碳经济发展的直观指标,其指标值的大小反映了一国或地区的“低碳化”状况。碳排放总量是衡量一国或地区在某一时期内排放的二氧化碳的绝对量指标; 人均碳排放衡量按总人口分摊的碳排放量,这一指标与消费模式有关,在满足基本需求的前提下,碳排放越少,消费模式越节约; 能源碳排放系数即碳强度,衡量消费单位能源产生的碳排放量,该指标与能源消费结构相关,能源种类不同,碳排放系数相差很大。能源强度反映单位产值的能源消费量,能源强度越低,意味着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耗量越小,相应的碳排放量也越小。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衡量单位工业增加值的能源消费量。
2. 1. 3 低碳消费指标。
低碳消费指标从消费方面衡量碳排放水平,包括三个具体评价指标。居民消费碳排放和政府消费碳排放是界定消费模式对碳排放影响的综合指标,居民消费碳排放反映居民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等自然消费模式对碳排放的综合影响; 政府消费碳排放反映政府部门发展水平和社会组织形式等社会消费模式对碳排放的综合影响。人均零碳资源消费量的大小衡量人均清洁能源消费状况,也从侧面衡量零碳资源的利用与开发潜力。
2. 1. 4 低碳资源指标。
低碳资源指标衡量低碳资源开发现状,包括三个具体指标。零碳能源作为低碳资源的主要指标,可以用能源消费总量中零碳能源所占比重来衡量; 森林是二氧化碳的吸收器、缓冲器和碳储存库,森林碳汇投入少、效益高,是理想的减碳途径,森林覆盖率越高,则森林的碳汇作用越强,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的作用也越强; 城市绿化面积包括公共绿地、居民区绿地、单位附属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道路绿地、风景林地等的绿化种植覆盖面积、屋顶绿化覆盖面积以及零散树林的覆盖面积,城市绿化覆盖率越高,城市碳汇水平越高,对城市碳源的拟制作用越强。
2. 1. 5 人民生活。
人民生活选取居民收入和恩格尔系数两个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指标来衡量。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工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和能源结构的优化,以及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高产出、低能耗、低排放的第三产业将逐步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将不断提高,碳排放量也会逐步降低,进而实现生活方式的低碳化。
2. 2 陕西省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
根据以上低碳经济评价指标,计算了 2008 年陕西省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全国平均水平代表我国总体.
2. 2. 1 碳排放产出水平.
评价碳排放产出水平即碳生产率,表示每单位碳排放的经济效应。陕西省 2008 年单位碳排放产出为 0.4873 万元 / 吨碳,全国平均水平为 0. 5668 万元 / 吨碳,每吨碳排放产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0. 0795 万元,距离全国平均水平尚有一定的差距。从单位能源投入的产出看,2008 年陕西省为 0. 9208 万元/吨标准煤,全国平均水平为 1. 0550 万元/吨标准煤,陕西省消耗一吨标准煤的产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0. 1342 万元。
从能源加工转换效率看,陕西省为 69. 23%,全国为 71. 55%,陕西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 32 个百分点。
总体来看,陕西省碳产出水平与全国相比均有较大差距。
2. 2. 2 碳排放水平评价。
社会活动的最终表现即为现实或未来的消费活动,因此能源消耗、温室气体排放等从根本上受各种消费活动的驱动。2008 年陕西省人均碳排放量为 3. 7373 吨碳/人,低于全国( 3. 9945 吨碳/人) 平均水平 0.
2572 吨碳 / 人。平均能源碳排放系数 1. 8896 吨碳 / 吨标准煤,接近全国( 1. 8613 吨碳 / 吨标准煤) 平均水平。单位产值能源消耗 1. 0860 吨标准煤/万元,全国平均为 0. 9479 吨标准煤/万元,每万元产出的能源消耗高于全国平均 0. 1381 吨标准煤。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为 2. 01 吨标准煤/万元,全国平均 2. 19 吨标准煤/万元,每万元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高于全国 0. 18 吨标准煤。从碳排放水平的对比看,陕西省目前降低单位产值能耗和降低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对于降低单位能源投入的碳排放,进而减少碳排放量具有较强的拉动作用。
2. 2. 3 低碳消费水平评价。
由于各国( 或地区) 居民消费行为习惯、生活方式等消费模式的不同,会使能源消耗和碳排放产生较大的差异。2008 年陕西省居民消费产生的碳排放为 3. 6076 吨碳/万元,全国平均为 4. 3794 吨碳/万元;政府消费产生的碳排放 11. 3917 吨碳/万元,全国平均为 12. 7055 吨碳/万元,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碳排放均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而人均零碳能源消费量陕西省为 0. 0178 吨碳/人,全国平均为 0. 1910 吨碳/人,陕西省平均每人零碳能源消费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0. 1732 吨,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9. 3%,距离当前低碳经济发展目标值尚有较大的差距,因此,目前的关键是发展清洁能源,增加零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人均零碳能源消费水平。
2. 2. 4 低碳资源水平评价。
低碳资源包括可再生资源和碳汇资源,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低碳物质基础。2008 年陕西省零碳能源比重为0. 90%,全国平均为8. 9%,陕西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 0 个百分点,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0. 1%。
森林植被作为地球上最有效的碳汇资源,森林低碳投资少、效益高,是理想的减碳途径,陕西省目前森林覆盖率为 37. 3%,全国平均为 20. 36%,已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对降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作出了重要贡献。城市绿化覆盖率对城市碳源减排具有重要的拟制作用,目前陕西省城市绿化覆盖率为 38. 8%,全国平均为 38. 2%,已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从低碳资源的总体评价结果看,目前的关键是大力开发零碳能源资源,如水能、风能、核能、太阳能、地热能和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
2. 2. 5 人民生活。
低碳经济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理想状态是人民生活水平较高,碳排放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2008 年陕西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 3136 元,全国平均为 4761 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625 元,在全国 31 个省市中排名第 27 位;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2858 元,全国平均为 15781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923 元,在全国排名第 22 位。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收入与全国相比都有较大的差距。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和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人民生活水平的评价结果看,提高陕西省居民收入水平,进而提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将会在低碳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
文中通过构建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实证评价了陕西省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并和全国平均水平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在所有评价指标中,有七项指标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这七项指标分别是: 人均碳排放量、居民消费碳排放、政府消费碳排放、森林覆盖率、城市绿化面积、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能源碳排放系数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其他各项指标均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有较大的差距。
正确认识陕西省发展低碳经济的优势与不足,对于制定科学的低碳经济发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 1) 陕西省产业结构、产业能源消费和产业碳排放均呈现“二三一”的特征,且低碳产出的三项评价指标均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与全国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因此,陕西省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在于继续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和工业内部结构,实现“二产”的低碳化。对于那些单位产值能耗大、碳排放多的产业,应限制其发展; 鼓励能耗小、碳排放少的产业的发展; 逐步建立以新型能源、航空航天、医药、先进装备制造和食品等为主体的新型工业结构,有选择的淘汰以化石能源消耗为主的粗放型高碳排放产业。同时,依靠政策引导,利用自身科技优势积极发展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低碳产业。
( 2) 陕西省能源强度、单位产值能耗和零碳能源消费与全国相比有较大的差距。一是由于陕西省独特的资源优势所致,二是由于能源的利用低效。虽然陕西省短期内依赖化石能源消费的现状难以改变,但可以积极开发利用太阳能、风能、核能、水能、生物质能等低碳能源或无碳能源资源。同时,陕西省的邻省内蒙又是我国最大的风电生产基地,陕西省可以利用地理邻接的优势,争取利用内蒙古的风电资源,以减少自身的碳排放。在短期内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调整困难的情况下,除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节约能源资源外,更为可行的减碳途径是发展清洁煤炭技术,将储量相对丰富的煤炭资源转化为高效、清洁的能源资源,实施清洁生产,清洁利用。
( 3) 陕西省居民收入水平与全国相比差距较大,而居民收入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其消费模式。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倡导绿色消费、低碳生活,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必由之路。如向居民普及低碳常识,鼓励居民使用节能灯等节能家用电器,倡导居民空间装饰的低碳化,有效降低碳排放量。对于广大的农村居民,应该有重点、有力度的引导农业生产方式的低碳化,如最大幅度地减少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的使用量,采用秸秆还田、气化等方式综合利用秸秆资源; 以生物或自然的方式保障农业生产能力。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因地制宜发展清洁能源,如开发沼气获得生物质能,在陕北太阳能丰富的地区推广发展太阳能的使用等。
( 4) 植树种草,继续提高森林覆盖率和城市绿化面积,扩大碳汇。陕西省自 1998 年实施退耕还林( 草) 工程以来,2008 年森林覆盖率提提高到 37. 3%,城市绿化面积已达到 38. 8%,但可开发提高的空间较大。首先,在陕北地区继续推进并扩大退耕还草工程,扩大草地种植和保护面积; 在关中地区推行平原绿化工程,重视城市屋顶、路边草地、休闲旅游地的绿化; 加强三北防护林建设,以及秦岭南北麓、渭北山地、黄河湿地的保护和建设工作; 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建设一批生态园林城市群和生态区,如关中生态园林城市群、西安浐灞生态区等,也不失为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低碳省份的有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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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之一,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有一定的差距,但是由于地大物博的优势以及近些年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在某些方面也具有优于发达国家的优势。随着中国加入WTO,对外开放的局面全部打开,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进出口贸易日渐频繁。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当前经济环境下国际贸易对于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扩大,国际贸易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我国与世界接轨奠定坚实的基础,而国际经济学相关理论指出技术创新是国际贸易顺利开展的重要环节。作为贸易出口国,往往必须具备领先于其他国家较为先进的技术,因为只有技术创新,拥有了新产品与新工艺,才能保持其自身的比较优势,从而具备出口的潜质,因此,对于出口国而言,国际贸易的进行是其开展技术创新的根本动力。
作为贸易进口国,由于国际贸易所存在的技术溢出、转移或扩散,势必会对进口国技术带来积极的影响。如果贸易双方人才、设备等技术水平差距过大,更会激发进口国去适应外来的技术创新,提高自身的整体技术创新水平。在知识技术飞速发展的21世纪中,世界网络的发展与国际贸易的自由化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流形式,从静态角度出发,我国的技术创新的发展势必会提高自身的出口潜力,因而增强其国际贸易水平;同时,从动态角度出发,国际贸易的开始势必会给我国现存技术带来一定的冲击,从而给其技术创新带来动力。因此,国际贸易与技术创新这两者之间存在有互相促进的关系,但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国际贸易对其技术创新具有更加深远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利用外来技术大力开展自身的技术创新,为其经济飞跃奠定坚实的基础。
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主要是由传统贸易理论向现代贸易理论演进的过程,其中有两条主线尤为明显:一是从斯密的绝对优势原理发展成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二是从李嘉图的相对优势原理发展成为新贸易理论和新新贸易理论。从传统贸易理论开始,就对技术有了一定程度的涉及。经济学认为商品的生产不仅依赖于具备各种生产要素,更重要的是需要关注如何组合各种传统的生产要素,这是最早的把技术作为生产要素的提法之一,这种技术可以在固定的生产要素条件与一定的规模下实现产出最大化以及产品多样化,而斯密的绝对优势原理以及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肯定了这种技术所带来的绩效,即劳动生产率。多数古典经济学家意识到国际贸易对国内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早在19世纪早期,Torrens(1844)就意识到在知识与国际交流加剧的时代背景下,技术的发展应该只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地区。Mill(1848)对基于技术发展的国际贸易的条件进行了分析与讨论。Bloomfield(1978)系统分析了技术在国际贸易中的发展,并认为早期古典经济学家对技术差距理论中涉及的要素都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将有关国际贸易中技术的概念进行了总结。古典经济学家对于技术的定义显然与现代技术的定义存在有很大的差异。他们对于技术的理解相对来说比较狭隘,认为技术就是提高劳动者能力和设备水平,从而实现生产率的提高。
虽然众多古典经济学家肯定了贸易发展中存在技术的影响,但在理论发展中对于技术创新的见解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以斯密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劳动分工是技术创新的重要内容,分工的改善可以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因此,斯密认为技术创新的本质是劳动的分工,会对国家的贸易模式及经济增长产生正面的影响。而以李嘉图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斯密绝对成本理论基础上,把国家自身存在的比较优势归因于贸易所带来的外在技术创新。
因此,这两个学派最主要的分歧在于,斯密一派认为技术创新是源于劳工分工的内生变量,而李嘉图一派则认为技术创新是贸易所带来的外生变量。虽然,古典贸易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很长一个时期,但是对于技术的定义存在有很大的分歧,没有明显的界定,所以在古典贸易理论中对技术本身缺乏系统的定义,导致技术在贸易理论中被纯粹的认定为外生变量,即便如此,古典经济学家对于国际贸易过程中有关技术的认知在日后其理论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之后的很长时期中,国际贸易理论发展中技术方面的演进远远落后于现实经济的发展,虽然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与技术扩散对发展中国家以及世界贸易模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很少有理论再将技术创新引入到国际贸易理论当中。在新古典贸易理论发展中,由古典贸易理论中所提出的技术的重要性被忽视,新古典贸易理论是在一般均衡的背景下,以生产禀赋差异对国际贸易进行研究,而忽略了贸易中各国间存在的技术差异,其中以赫克歇尔―俄林要素禀赋理论(H-O模型)为新古典贸易理论的代表。
H-O模型主要从各个国家和地区所具有的不同的要素禀赋及不同产品的生产函数角度阐述其对贸易产生的决定性作用。它与之前古典贸易理论的区别在于:古典贸易理论关注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而新古典贸易理论将贸易与经济增长分成两个独立的概念,忽略了技术在贸易模式中的重要性。实际上,H-O模型把经济增长排除在其模型之外,关注的只是贸易的静态层面,单考察了生产要素差异所带了的比较优势,而忽略技术之间的扩散对贸易及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由于H-O模型对于贸易中技术因素的忽视,从而使技术在新古典贸易理论发展过程中很长时间处于迷失阶段。
直到20世纪中期,众多学者又逐渐开始关注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经济增长的贸易条件即技术因素重新被纳入贸易理论模型的研究中。随着新禀赋理论的发展,进一步将R&D(研究与开发)所产生的知识视为国家非常重要的禀赋之一,同时强调了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将技术同样视为国家重要的禀赋之一。国际市场存在的竞争越发激烈,新产品不断增加,外生的技术差异虽然在经济增长中产生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内生技术创新对于经济进一步增长显得更为迫切,这就使众多学者从外生技术对贸易的影响转为更深一步的研究国际贸易的动因及其模式的变化。
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主要在具有相似要素禀赋的发达国家中,由于各个国家在产品各个环节所存在的差异,从技术创新以及传播的角度研究贸易的产生及其所带来的贸易模式的变动,为技术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发展奠定基础。到20世纪70年代,新贸易理论兴起,理论分析的基本框架转变为以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为前提开始研究国际贸易的动因及模式。Krugman(1979)开始将技术引进到贸易模型中,进一步研究了技术创新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这里所指的技术创新还局限在外生的,无法对其产生的原因作以解释。
20世纪80年代所产生的内生增长理论与国际贸易相关领域的融合,为之后国际贸易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之后贸易理论研究超越之前静态层次的研究,使得技术成为贸易与经济增长相联系的重要纽带。随着21世纪的到来,企业异质贸易理论成为当今贸易理论的代表,即新―新贸易理论。这一理论最早是由Melitz(2003)提出来的,主要是在企业异质性、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基本假定下,以微观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国际贸易对具有不同生产率企业之间资源配置效应的影响。
由于全球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剧,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开放以及优胜劣汰的选择使得拥有高生产率的企业步入出口市场,而低生产率的企业只能淡出出口市场,与此同时,同一行业内的资源也将低生产率的企业流向高生产率的企业,使高生产率企业利润及市场份额进一步增加,从而使整体行业生产率及整体经济实现增长。新―新贸易理论的出现标志着贸易理论研究步入一个崭新的领域,为国际贸易的动因及模式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解释,企业为了追求高的生产率及利润必定会加大技术创新的步伐。由于该理论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模型框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完善,但该理论为今后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开拓了一个崭新的思路。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之一,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有一定的差距,但是由于地大物博的优势以及近些年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在某些方面也具有优于发达国家的优势。随着中国加入WTO,对外开放的局面全部打开,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进出口贸易日渐频繁。对发达国家相比,作为经济与技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由于发达国家新产品进入市场,必定会给我国的企业带来一定的竞争压力并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对我国本土企业的市场地位造成很大的冲击,本土企业若想继续获得有利的竞争地位,就务必开展技术创新,赶超外来的先进技术水平,以此与外来竞争者相抗衡,因此,国际贸易间接地成为了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源动力;其次,国际贸易开展的过程中先进的出口国在将新产品传输到我国的同时,也将其产品所具有的工艺与技术水平传递过来,由于技术溢出的发生,给我国同行企业带来了模仿的契机,在模仿先进技术的同时,使我国技术创新水平得到了相应的提高;第三,如果先进出口国本身的产品具有一定的领先技术水平,我们在引进这些产品以后本身就具有了先进技术设备,这可以称为有形的技术创新。
与此同时,在引进先进技术产品的同时会要求具有各种形式的技术指导,企业员工经过培训之后吸收了外来先进技术,这就相当于给本土企业带来一定隐形技术创新;第四,由于我国与世界接轨,国际贸易过程中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到技术的重要性,从而提高自身的创新意识,同时会影响我国积极改善创新的内外部环境机制,对引进技术的企业而言,为了更合理的使用先进技术往往需要企业在组织管理方面做出相应的创新及转变,这就意味着国际贸易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的创新意识以及管理机制的创新会起到积极的影响;
第五,在起始的贸易谈判阶段,先进的出口国为了使进口国更加全面与详细的了解产品特性,促成贸易实现的目的,出口国会在合理的限制内演示产品性能,若交易失败,出口国的技术已经产生一定的技术扩散,而这种扩散也会一定程度的给进口国带来技术创新;
最后,国际技术贸易是贸易双方技术传播与创新的最直接方式,进口国在国际技术贸易的开展中不仅会获得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同时还会从人力资本、生产水平等其他方面认识到自身与出口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差距,从而引发进口国的再次适应性创新。总而言之,上述的各种方式都会增强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技术创新水平。我国在开展国际贸易的同时,掀动自身的技术创新,一方面可以逐渐减少对此先进技术的依赖程度;另一方面,加之我国自身的二次创新,很有可能领先于国际市场上同产品的技术水平,成为产品垄断供给者。
因此,我国积极开展国际贸易,不仅能够吸收外来先进技术,激发自身的技术创新,从静态层面上看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增加自身的技术存储量;更重要的是国际贸易从动态层面提高了我国技术创新意识,提高了自身的技术创新水平,加强了创新制度环境的形成,为今后我国步入发达国家之列甚至赶超发达国家技术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水平与技术水平呈高幅度的增长,而出口能力也得到较大程度的提高,贸易的出口国一般具有领先于其他国家的技术,因此,国际贸易对于作为贸易出口国的中国有关技术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首先,从静态层面来说,我国只有积极开展技术创新,才更有可能拥有新技术与工艺,这才具备出口产品所必需的条件,因此,我国为了进一步开展对外贸易,就会充分的进行技术创新,这样才能保持自身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其次,从动态层面来说,出口贸易必将会带来一定的技术扩散,我国的技术优势会在对外贸易的进行中逐渐丧失,因此,我们将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放任其流失而无作为,在技术丧失的同时会逐渐丧失其出口国的技术优势以及出口地位,
另一种是持续的开展技术创新,为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的出口地位加大创新的力度,以新一轮的技术创新制胜,当然,我国遵循了后者选择;第三,在贸易双方信息对称的前提下,出口国可以根据进口国反馈回来的市场信息,寻找产品技术的不足改进技术,开展新的技术创新;第四,我国作为贸易出口国在对外贸易中获得的贸易利得为之后开展技术创新提供经济保障,同时,技术领先国本身已经具有一定的先发优势,在资金强有力的保证下,技术领先国为了保持这种优势,更加激发了其对于技术创新的动力;
最后,国际技术贸易作为技术传播与技术创新的主要手段,技术的转移和扩散虽然可以给进口国带来先进的技术,看似是出口国技术的流失,实际上是出口国传播的次核心技术,这种技术在本国经济中已经明显落后,因此,适时的转移次核心技术从而获得可观的回报对于出口国进行核心技术的创新提供经济后盾。总而言之,我国在进行对外贸易的同时更要保持自身的先发优势,持续开展技术创新,适时的将逐渐淘汰的新技术转换成国际贸易中的利得,对于我国积累资金进行新一轮的技术创新也是至关重要的。
纵观国际贸易理论中技术的演变,由最初肯定技术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到技术在国际贸易中经历了相当长的迷失阶段,直到今天,技术创新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支柱之一,是我国进一步开展国际贸易的源动力。不管是古典贸易理论还是新-新贸易理论,都对国际贸易中的技术因素具有一定的肯定,在这里,我们只着重探讨了国际贸易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而事实上,国际贸易与技术创新是相互依存的,两者之间存在有互动效应,在某种程度上,技术创新对国际贸易发展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第一,技术创新提高了我国新产品的研发水平,改变了国际贸易的产品结构,因此产品技术含量更高,品种更加的多样化,是我国作为出口国占有一定的技术优势,因而进一步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开展;
第二,技术创新加速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改善我国国际分工的地位,由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劳动生产率得到了大大的提高,促进我国工农业的大力发展,导致分工专业化,更加速了国际贸易的开展;
第三,技术创新提过了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地位与产品核心竞争力,而一国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产品的价格与自身优势上,通过技术创新可以扩大我国产品价格等比较优势,促进我国生产技术与产品技术的创新发展,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地位;
第四,技术创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贸易模式的创新,网络与电子商务的发展就是技术创新带来的结果,他们迅速的改变着国际贸易的交易方式,大大提高了国际贸易的效率与效益,网络技术创新更加剧了全球一体化的到来。因此,技术创新反作用与国际贸易,我国国际贸易发展与技术创新的进行就是在两者之间相互促进中飞速发展的。
总而言之,无论是以国际贸易为基础的技术创新,还是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国际贸易,都是促进世界整体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为了世界整体竞技水平的提高,一方面需要各国扩大国际贸易范围,技术本身就是最为稀缺的经济资源,而国际贸易的开展使世界可以分享技术提高整体社会生产效率;
另一方面,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积极开展本国的技术创新,为节约稀缺的技术资源,分享资源作出努力。国际贸易的开展基于共赢的理念,达到了世界共享资源,提升世界经济发展水平的目标。最后,对我国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国际贸易发展与技术创新方面要兼顾短期与长期的经济利益,同时要充分考虑本国政治、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基本国情,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实现经济大程度上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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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大,更意味着经济和社会生活素质的提高。所以,经济发展涉及的内容超过了单纯的经济增长,比经济增长更为广泛。就当代经济而言,发展的含义相当丰富复杂。发展总是与发达、与工业化、与现代化、与增长之间交替使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美日劳动力素质升级与经济发展对中国的启示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美日劳动力素质升级与经济发展对中国的启示全文如下:
摘要:面对中国的劳动力素质的快速提升,需要研究什么样的经济结构或产业结构才能更好地与之相匹配,或者说政府与社会需要进行什么样的调整才能更好地利用劳动力素质快速提升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为此,考查当美国和日本达到与中国劳动力素质提升水平相当的特定阶段时,其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政府所采取的主要政策,发现美国和日本都具备人力资本快速积累、重视工业技术、政府通过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或制定产业政策等手段促进经济发展、工人的权利得到提升且工资上涨等特点。这些特点,有一些是中国已经具备的,有一些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借鉴和指引意义。
关键词:劳动力素质;人口红利;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社会保障;产业结构;产业升级。
近年来,中国的劳动力素质快速提升,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升级奠定了良好的人力资本基础。面对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日益提高,我们更需要了解的是:当劳动力素质提高到某个特定阶段时,会为社会经济带来什么样具体的影响?
什么样的经济结构或产业结构才能更好地与之相匹配?或者说政府与社会需要作出什么样的调整才能更好地利用劳动力素质快速提升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为此,本文考查了当美国和日本达到与中国劳动力素质提升水平相当的特定阶段时其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政府所采取的主要政策,希望能够为上述问题的解答提供一些启示。
本文以第 6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对中国劳动力素质未来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情景分析,推算了 2010—2030年中国劳动力素质发展的情况①,发现 2010年中国 25岁及以上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85年,接近于美国 1945年的水平,约相当于日本 1968年的水平;到 2020年,中国的这一指标为 93,大约与美国 1951年的水平、日本 1975年的水平相当;到 2030年,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02年,大约与美国 1965年的水平、日本 1983年的水平相当。因此,本文重点考查了美国和日本在上述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历程,并归纳出其主要特点,希望能够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和指引。
考察美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194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是:(1)出现人力资本的加速积累;(2)工业技术研究得到快速发展;(3)开始建立社会保障网;(4)工人的权利得到提升,工资快速上涨。在 195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是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达到了高峰。到了 196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是:(1)联邦政府的管理和社会保障都得到了加强;(2)大学的研究地位进一步提升;(3)研究和工艺创新对工业的作用更加突显;(4)制造业出现分散化趋势,郊区化进程加快。美国经济社会的这些特点,有一些是中国正在经历的,有一些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借鉴和指引意义。
(一)194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
1人力资本加速积累。
进入 20世纪后,美国的人力资本都处于加速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又可以划分为 2个阶段:1910—1940年由于接受中等教育的人口大幅增加,初步提升了劳动力素质,是人力资本形成的第一个高潮。第二个阶段始于 1970年,是由于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大幅增加,进一步大大提升了劳动力素质,是人力资本形成的第二个高潮。
(1)人力资本形成的第一个高潮。20世纪初,美国人开始意识到技术的重要性,认为国家的财富同时也体现在它的人民身上,只有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者才有可能掌握和应用新技术。1910—1940年,美国中等教育开始加速发展,中等教育入学率快速增长,高中的学校数量以及规模都大幅提高。这段时期,接受过高中教育的人数开始激增。1870年,美国 17岁及以上的人口中每 100人中仅有 2人为高中毕业,1940年则达到了 508人。从 每 10年 的 增 长 速 度 来 看,1910—1920年为初步加速阶段,增长了 8%;1920—1030年的增长速度仍然不断提高,10年间增长了 122%;1930—1940年达到了发展速度的顶峰,10年 间 增 长 了 215% (SnyderT D,1993)[1]。到1940年,美国25岁及以上人口中接受过中等教育的比例已经达到了 295%①。正是由于高中教育的发展,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快速增长,在 1886—1890年和 1926—1930年这两个阶段的人群中,男性平均在校学习时间由 756年上升至 1146年(EngermanSL,GalfmanRE,2008)[2]15,使得美国的人力资本迅速增长,出现了人力资本形成的第一个高潮。中等教育尤其是高中教育的进步对于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幅增长贡献巨大。中学教育普及能够解释 40~44岁的男性 1930—1970年总教育进步的 70%。
与此同时,美国高等教育也有一定的发展。大学教育在 19世纪末的美国仍然比较稀罕。1869—1870年,美国授予的博士学位数量仅有 1人,1879—1880年增加到 54人,1889—1890年也还不到 150人(SnyderTD,1993)[1]。1910年,美国 23岁的居民中只有 2%获得学士学位(或同等的专业资格学位)(EngermanSL,GalfmanRE,2008)[2]。在中等教育发展加速之后,美国的高等教育也逐渐发展起来,主要是在 1929年之后。从事高等教育的机构从 20世纪 30年代开始增加明显,从1870年的563家增加到1930年的1409家(见图 1)。高等教育毕业生数量也出现较大增长:1929—1930年,获得本科学士学位的人数达 122万人,是 1870年的 13倍;获得硕士学位的人数达 15万人,是 1880年的 17倍;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为 2299人,是 1880年的 43倍(见图 2)。
(2)人力资本形成的第二个高潮。美国人力资本加速积累的第二个高潮始于 1970年,这与二战后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相对应。出生于婴儿潮时期的大量人口进入大学,研究生教育得到了巨大发展。1970年,博士学位获得者急增至约3万人,是 1940年的 9倍;硕士学位获得者的人数达到了约 21万人,是 1940年的 8倍;学士学位获得者的人数达到约 79万人,是 1940年的 4倍(见图 2)。由于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大幅增加,美国的人力资本积累也随之出现大幅增长。1970年,在 25岁及以上的人口中受到大学及以上教育程度的约有 232万,占同龄总人口的比重达21%;劳动力受教育年限的中位数从 1940年的86年增加到 1970年的 122年(见图 3)。
2工业技术研究快速发展。
美国 20世纪 40年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工业技术研究得到了快速发展,从而进一步提升了美国工业的竞争优势。
(1)政策组合对工业研究的促进。工业研究的发展是美国在 20世纪早期制造业重建计划的重要内容。20世纪初期,美国许多大型公司内部都建立起工业研究机构,它们既重视新技术的发明,同时也很关注来自公司外部的技术研究成果。
工业研究兴起得益于美国一系列政策的组合。
首先,20世纪早期出台的反托拉斯政策对工业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虽然这些政策的本意并非主要在此。反托拉斯政策反对公司横向兼并,反对大型公司对单个产业的控制,从而迫使大企业只能向其他产业延伸进行多元化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企业需要重视工业的研究,或者是进行自主的工艺创新、或者是通过向外购买新技术才能获得优势。例如,柯达公司、杜邦公司等都采用了这样的发展模式。因此,1921—1946年间,美国从事研究开发职业的人数有了较大的增长。
其次,美国在 20世纪早期加强了对知识产权的管理,提升了专利局的地位,增加了专利检查的人数;修改了专利权法,扩大了专利保护的范围,同时对专利权的有效期进行了限制。这些措施成为促进企业加强工业研究的动力:一方面,企业能够放心地进行技术创新研究而不用担心其成果会被其他企业盗用从而减少超额利润,另一方面,企业必须持续地进行技术研究以应对关键专利到期后产生的竞争。
(2)高等教育机构与工业研究的联系加强。
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工业研究得到了高等教育机构的助力。高等教育机构与工业研究之间的联系加强了,这主要是得益于以下 2方面因素的作用:
一方面,由于州政府加大了对大学等研究机构的支持力度,使得公立大学愿意加强与工业组织之间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联系,为本地区创造经济利益。20世纪 30年代,州政府对大学的研究资助超过了联邦政府,这与二战后的情况有较大区别。这也使得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能够得到快速扩张,而教育活动的扩张也使得大学研究与工业研究的联系更为密切。在 1940年以前,就有许多美国的大学成立研究中心来跟踪工业实验室的技术发展。
另一方面,大型工业企业也开始对高等教育机构进行资助,使得高等教育机构更注意工业企业的研究需求并开展与其相吻合的研究。例如,杜邦公司在 20世纪 20~30年代向美国多所大学的学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提供资助,相应地也得到了这些大学对其研究的帮助和建议。20世纪初,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电话电报公司等多家公司开始为麻省理工学院提供长期的资助,该学院在1913成立了电子工程研究专业,对美国相关产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另外,与欧洲相比,美国高等教育的课程设计和研究项目也更贴近工业和商业实践的需要。
可以说,正是由于高等教育机构与工业研究的联系得到了加强,才极大地提升了美国工业技术研究的能力。
3开始建立社会保障网。
作为经济大萧条后政府的应对政策,为了改善老年人的生活状况,美国从 20世纪 30年代开始着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1934年,罗斯福政府成立了经济保险委员会,1935年提出《社会保险法令》,经 1939年和后来的修正案后提出推行失业保险、养老金和其他福利,并最终在 1942年正式实行,开始支付退休金。
罗斯福政府所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分为 3大方面:一是失业保险,保险金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出资,并强制要求企业交纳失业保险税。二是养老保险,要求除了政府、教育等机构外,收入在 6000美元以下的雇员都必须参加,资金由雇员和雇主双方共同支付,年满 65周岁的居民就可以领取社会养老金。三是失业救济、医疗补助、住宅保险、教育保险以及特别针对黑人和退役军人的教育支持等社会福利。罗斯福政府所建立的社会保障网不仅对促进美国尽快走出经济衰退、缓解社会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对美国以后的社会经济发展影响重大。
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开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对其自身而言意义重大。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虽然社会保障事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但仍然可以从美国的社会保障建设中吸取经验:
经济的快速发展,必须要有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来支撑。因为经济的长期均衡发展不能仅仅依靠投资来完成,而是需要投资与最终消费的相互均衡促进。如果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大部分居民的消费便会由于预防动机、收入增长相对较慢或失业带来的收入停滞而受到较大限制,并最终制约经济的发展而只能通过危机的形式来寻找解决。中国在经历了长期的经济高速发展后,目前所面临的社会保障建设形势更为严峻,人口老龄化日益加重、医疗保障水平相对较低等问题都亟待解决。美国在 20世纪 4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之后开始建设社会保障体系,给予中国的启示并不是如何建设这一体系,而是应该提高对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视程度。
4工人权利得到提升,工资快速上涨。
20世纪 30~40年代,美国工人的权利得到提升,一系列政策的促进和工人运动的努力使劳动者的工资得到提高,劳动工时缩短。为了促进美国尽快走出大萧条,罗斯福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其中特别引人关注的一项是1933年通过的《工业复兴法》。在该法案中,首次要求雇员与雇主一起就劳动时间、工资等问题进行协商,加强了雇佣合同对雇主的约束,并要求减少工人的劳动时间。同时,该法案还允许工资急速上涨。《工业复兴法》通过制度化的形式提高了美国工人的权利,促使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关注自身的权利并通过罢工和组织工会等形式来维护权利。在这种背景下,1935年美国又颁布了《国家劳工关系法》,提高了工会的地位并将集体谈判放在了中心地位。1938年,美国又通过了《公平劳动标准法》,对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水平和劳动时间进行了规定。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工人的工资出现了较快增长。以制造业工人的收入为例,1900—1929年平均每年增长了 143%,而 1948—1973年平均每年增长了 235%。以制造业雇员的平均周总收入为例,美国工人在 20世纪 40年代初至 50年代初期的工资增长是非常快的,尤其是 1941—1944年,年增长率都达到了 17%以上(见表 1)。工资的提高最终促使美国形成了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
美国工人权利的提升和工资的提高,一方面当然与工人运动有密切关系,但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美国社会普遍认识到,人数巨大的劳动者群体收入的提高,有利于提高美国的消费能力、实现美国的经济繁荣,过大的收入差距会扩大社会消费水平与生产能力之间的矛盾并最终导致爆发经济危机。这一点,即便对现在的中国也很有警示意义。
(二)195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
在 195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是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达到了高峰,直到 20世纪 90年代才出现衰退的趋势。在美国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条件下,以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为代表的制造业产品却仍然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保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稳定的出口增长。有研究表明,这种竞争力的来源主要在于从人均水平来看,美国在对劳动力技能和知识的教育培训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教育经费投入和入学率都是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在 20世纪中期以前,美国在小学、中学、技术学校和大学等领域的教育质量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到 1960年,美国成年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也依然比西北欧国家的高(DenisonE,1967)[28]。人均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是美国获得技术、知识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的最重要基础。这种比较优势在 20世纪 80年代出现下降趋势,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在于美国教育质量的下降。美国 1980年的教育水平比 1967年下滑了 125个年级(BishopJH,1989),因而对美国的制造业竞争力产生了较大影响。
(三)196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
1联邦政府管理和社会保障的加强。
到 20世纪 60年代,美国更加注重政府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肯尼迪政府(1961—1963)希望通过进一步增加政府支出和减税来促进经济增长、为老年人口提供医疗救助、增加对内陆城市的支持、增加教育投资等。虽然许多提议在当时未得到通过,但却在下一届政府执政时期得到 实 现。约 翰 逊 政 府 (1963—1969)提出要建设“大社会”(greatsociety),让更多的居民分享美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政府成功实施了许多新项目,如医疗救助、给贫民发放食物券以及各种各样的教育倡议(如为高中生和大学生提供补助等)。
这些项目也使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大幅增长。例如,医疗保险的财政支出从 1966年的 10万美元不断快速增长,1970年就达到 620万美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也从 007% 增长到314%。1980年,医疗保险的支出增加至 321万美元,占财政总支出的 543%。除了医疗保险外,美国其他的社会保障支出也从 20世纪 60年代开始快速增加。1950年,美国社会保障支出仅80万美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仅为 188%。到1960年,社会保障支出已达到 116万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上升至 1258%;1970年,该项支出达 303万美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为 1549%(见图 4)。由于各项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美国的财政赤字再次出现并不断扩大,从 1960年的结余 30万美元,变成 1970年的赤字 280万美元,1980年则进一步上升至 738万美元(见图 5)。财政赤字的扩大也说明联邦政府的干预在不断加强。
2大学的研究地位进一步提升。
20世纪 60年代,联邦政府管理的加强还体现在对美国大学的作用与影响上,促使美国大学的研究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
一方面,联邦政府对大学的投入大幅度增长,大学的研究经费巨幅激增。1935—1936年,大学研究经费仅有约 5亿美元,1960年则超过了 24亿美元,从而支持了许多项目的研究,使美国的主要大学成为世界性的研究中心,为美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美国大学公共经费的来源结构在 20世纪 60年代出现了较大改变。不同于 20世纪 40年代以州政府为主的经费来源结构,战后联邦政府对大学的投入大幅增加,成为大学公共经费的最主要来源。联邦政府的投入增加,使企业对大学的研究资助相对下降。
1953年,美国大学的研究经费中有 11%来自私人企业,1960年则只有 55%。
另一方面,联邦政府还通过其他手段来促进大学研究的发展。例如,要求学校加强研究与教学之间的结合,提高对研究的重视程度。在欧洲和日本,很多研究是由大学以外的研究机构来完成的,而在美国许多项目的研究都在大学中开展。
3、研究和工艺创新对工业的作用更加突显。
20世纪 60年代,美国的科学技术研究得到极大加强,对工业的作用更加明显,使美国的许多产业如商用机器、计算机、飞机、化工产品、医药制造等获得了以技术和创新为基础的强大竞争力。
该阶段美国科学技术研究和创新的加强主要得益于两大因素:第一,美国大学的研究能力已经非常突出。作为综合性的研究研究机构,加之美国大学一贯注重与企业的实践相结合的特点,使美国的科学技术研究十分注重创新性。第二,美国的大型企业开始重视基础研究,加强了原有工业实验室的基础研究,强化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以及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许多著名的大型企业,如美国无线电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贝尔实验室等都建立起了大学式的研究体系。这使美国企业的创新变得更为容易。
除了研究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外,工艺创新(processinnovation)在这个阶段也显得十分重要。如杜邦公司、默克制药等企业都是通过工艺创新获得了产品上的新突破,为企业带来了巨额利润和强大的竞争优势。
在这个阶段,研究与工艺创新的相互结合对美国工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科学技术方面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提高了美国工业的生产力并促进了经济的扩张,而工艺创新则使得对经济规模的追求成为动态的长期过程[2]。
4、制造业出现分散化趋势,郊区化进程加快。
19世纪末 20世纪初,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美国由于制造业的集聚而形成了许多大都市。然而,到了 20世纪 30~40年代,随着城市土地价格的不断上涨以及交通技术的进步,制造业开始出现在都市周边地带分散化发展的趋势。例如,由于飞机制造公司在洛杉矶的集中,吸引了大量的辅助性企业在洛杉矶县投资设厂。另外,还有船舶公司在郊区里士满设立的造船厂等。此后,制造业在大都市郊区分散的趋势不断加快。1940年,美国的郊区工业园区只有 35个,到了 20世纪70年 代 初,则 达 到 了 2500多 个。(孙 群 郎,2005)[4]45。
随着工业迁移,郊区的就业人数快速增加。
1947—1972年,人口超过 100万的都市地区流失了 88万个制造业岗位,与此同时,其郊区则增加了 250万个岗位。1958—1967年,大都市区的就业年增长率为 18%,中心城区仅为 07%,而郊区的增长率却高达31%(BirchDL,1975)[5]。
早在 1963年,在中等规模的标准都市统计地区(SMSAs)中,超过一半的制造业与零售业就业是位于郊区的[2]26。制造业的分散也带来了郊区人口的快速增长,郊区的人口增长速度大幅超过了中心城区和大都市。1940—1950年,郊区的人口增长率达 347%,比中心城区高出 208%,比大都市高出 129%。1950—1960年,郊区的人口增长率达 486%,比中心城区高出 379%,比大都市高出 222%。
美国工业分散和郊区化进程加快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大都市的土地等各种资源总是有限的,当工业集中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土地价格快速上涨、城市越来越拥挤等因素的影响,集中所产生的成本就会高于集聚带来的收益,制造业就会向大城市的周边郊区地带分散。第二,由于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大发展,有效地缩短了郊区与大都市之间的距离,减少了生产和生活外迁的成本。二战后,美国对公路建设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1944年,联邦政府开始资助城市道路的建设。在此带动下,各州政府也大力扶持公路的建设,使美国的公路里程迅速增长,从 1930年的69万英里增加到 1960年的 256万英里。联邦、州和地方三级公路交错纵横,大量的环城公路和辐射公路改善了城郊间的交通状况。第三,郊区的住房价格相对便宜,而且美国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居民在郊区置业,越来越多的居民趋向于在郊区定居。例如,通过设置住房抵押贷款的条件等鼓励居民在郊区购买住房。由于政府的鼓励,1950—1970年大都市新增住宅 2100万套,只有约 33%位于中心城区,余下将近 1400万套都建设在郊区①。
根据劳动力的平均素质水平来看,中国从现在到 2030年这一阶段,基本对应于日本 1968—1983年的阶段。这一阶段对日本经济而言意义重大,是日本在二战后进入高速增长并随之进入稳定增长的时期。日本在 20世纪 60年代至 70年代初处于高速增长的阶段。进入 20世纪 70年代后,由于石油危机和受到美元贬值的影响经历了短暂的经济下滑,随后又再次迅速恢复稳定增长,甚至在 1981—198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所受影响也不大。这与日本采取一系列措施后形成的产业升级和企业、劳动力素质提升是密不可分的。
1人力资本加速积累,职业培训作用巨大。
20世纪 60年代后期至 70年代是日本的人力资本高速积累的阶段。从 20世纪 50年代至70年代,在日本的新增劳动力中仅中学毕业的人数持续大幅度减少,从 1955年的 63万人下降至1975年的 6万人,中学毕业生占新增就业人口的比例也从 600%下降至仅 61%。取而代之的是高中毕业生和大学及以上毕业生的持续增长。高中毕业生从 1955年的 33万人增加至 1970年的80万人,占新增劳动力的比例也从 314%上升至620%。1970年,高中毕业生在就业总人口中的比例达到了顶峰。大学及以上毕业生从 1955年的 9万人持续增长至 1975年的 35万人,其在新增劳动力中的比例也从 86%提升至 354%。观察各个阶段的增长速度,可以发现大学教育效果提升最快的阶段是在 20世纪 70年代,1955—1960年,大学毕业生占新增劳动力的比例仅提高了 05%,而 1965—1970年 则 提 高 了 96%,1970—1975年更是提高了 137%。因此,20世纪 70年代是日本劳动力学历加速提高的阶段(见表 2)。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日本出现了劳动力快速高学历化的现象,但其国内有研究认为,学校教育本身并未对提高实际劳动生产率有较大促进作用,而是在甄别人才方面发挥的作用更大(安场保吉、猪木武德,1997)[6]12。而此前的研究普遍认为,日本的职业培训对提升生产率的作用更明显。
日本的职业培训具有较扎实的法律基础。日本政府曾多次制定和修改法律来保证劳动者能够得到较好的职业培训。日本早在 20世纪 40年代就通过《劳动基本法》、《职业安定法》等法律保证劳动者获得职业培训的权利,并规定了失业人员必须通过职业培训才能再就业。20世纪 50年代,日本又制定了《技能养成规定》和《职业训练法》,对公共职业训练和民间企业的职业培训都作出了规定。20世纪 60年代,日本在劳动省下设立职业能力开发局,对职业培训工作进行监督和管理。
日本的职业培训体系包括专门的职业培训机构、企业内部的在岗培训等方式。日本从 20世纪 50年代起逐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包括多种培训机构在内的多层次的职业培训体系。日本的培训机构大致可以根据管理部门的不同划分为 3大类:
第一类是由各个都、道、府、县等各级政府设置的职业培训机构,一般是对求职者进行基础的技能训练。第二类是由雇佣事业促进团直接管理的职业培训机构,包括针对各培训所培训师的中央培训大学,针对高级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的职业培训短期大学,针对初中毕业生的综合高等职业训练学校,针对在职劳动者的以短期培训为主的技术开发中心。
培训机构主要是对劳动者进行脱岗培训,除此以外,日本的大型企业通常会对劳动者实施根据具体岗位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的在岗培训方式(ontheJobtraining)。一般来说,当企业招聘了大学毕业生作为新员工之后,由学校教育产生的大学毕业生与企业自身需要的员工之间不会存在完全的技能吻合,两者之间的差距需要通过企业的在岗培训来消除。企业中会有指定的上级或者老员工对新员工在工作现场中进行有计划的、持续性的指导,从而使新员工能够快速掌握工作中所需要的技能,缩短变成一名熟练员工的时间。
日本的在岗培训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而是会持续好几年,同时也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在设计、实施、检查等各个环节都有监督。在岗培训实质上是由企业承担了对大学毕业生进行培训的成本,从而解决了由学校教育出来的毕业生不能完全满足企业需求的问题。当然,日本企业能够普遍推广在岗培训,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其雇佣方式以终生雇佣制为主,企业不用担心培养的员工会大量流失从而无法弥补培训成本。
2、走上技术立国之路。
(1)从技术引进向自主创新转变。日本一直非常重视科技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 20世纪 50年代,日本的科技水平与美欧相比还比较落后,这一阶段日本主要是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来实现追赶。美国对日本的支持使得日本在技术引进方面获得了很多便利条件。在这个过程中,日本非常注意让各大企业都有接近外国技术的均等的机会,从而在企业间形成良好的竞争。另外,日本在技术引进阶段还有一个特点,即主要依靠购买技术本身(如购买专利使用权等)而不是通过购买机器来实现技术的引进(冯昭奎,1996)[7],从而能够对技术有更好的掌握。通过引进先进技术,日本只使用了很短的时间和相对较低的成本就缩短了与欧美的技术差距。1949—1970年,日本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的成本只有 57亿美元,而这些技术在原产国的研发费用则高达 1800~2000亿美元,而且研究时间至少为日本引进消化时间的5倍(李健民,2009)[8]。
在技术引进的同时,日本不仅重视对技术的消化吸收,同时还强调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开发的结合,对引进的技术不断进行改良和提高,形成自己的特色技术。例如,在钢铁产业中,日本就从美国、苏联、德国等多个国家同时引进不同的先进技术并对之进行融会贯通,从而开发出新的技术并超过了原技术引进国的水平。
到 20世纪 80年代,日本的科技水平与欧美日益接近,而且由于日本与欧美国家的经济摩擦日益增加,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的难度增加了,因此,日本在这一阶段更加强调培养科技自主创新和研发能力。1980年日本通产省发布的《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展望》提出,要走“技术立国”之路。日本开始从以技术引进和模仿为主转向技术的独立研发。在这种背景下,日本首先加大了对科技的投入,其研究费总额在 20世纪 70年代超过欧洲各国,1984年超过苏联,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翟薇,2012)[9]。1980年,日本的研究经费投入增长至少46838亿日元,是1960年的254倍,研究经费投入占 GNP的比重接近 2%(许艳华,2011)[10]。
(2)政府及其所属研究机构的推进作用。在技术创新和研究上,日本政府及其所属的研究机构也起到了重要推进作用。通产省在 1965年设立了“大型工业技术研究开发制度”,由政府承担全部经费,由政府所属的研究机构来承担和推动产业构造的高度化,强化国际竞争力,合理开发天然资源,防止工业公害,紧急且必要的先导型、扩散型大型工业技术等方面的研究。1981年,通产省又设立了“下一代产业基础技术研究开发制度”,也是由政府承担全部经费,由政府所属的研究机构来承担和推动“对 10年后产业发展必要的、涉及效果大、应用范围广的基础性技术”的研究以及包括“新材料、生物技术、新技能因子”等领域的研究(刘海波,1997)[11]。另外,政府的研究开发机构还承担了大量基础性的研究,包括新技术的理论研究、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前提、产业的基础性和共用性技术开发、产业的技术计量标准等。
3、政府积极参与对产业发展和升级的引导。
在日本的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过程中,政府起到了积极引导和多方面大力扶持的作用。在日本的历次产业升级过程中,政府的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都非常明确,这也是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日本政府一般是每 10年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目标和相应的产业政策进行一次调整。
在 20世纪 60年代,日本的产业政策主要服务于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缩小与欧美的经济差距。
这一阶段的产业政策主要集中在重化学工业化上,如钢铁、炼油、石化、机械、电力、煤炭等,主导产业的特征是以出口为导向且具有技术先导地位。这一阶段日本颁布了《企业合理化促进法》、《电子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等产业扶持政策,以此为基础推进了机械工业的专业化、批量化生产。
在这个阶段,通产省通过“行政指导”促进了企业之间的合并,以此实现企业规模的扩大。
20世纪 70年代,由于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等问题开始显现,政府与民众都越来越关注能源、工业公害等问题,而且,由于石油危机带来的冲击,节能和新能源的开发被纳入日程。这一阶段的产业政策导便转向了由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结构转变。1971年的《7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构想》提出要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1976年的《产业结构长期构想》也明确提出降低重工业的增速、提升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速度。这一阶段,日本选择了电子计算机、产业机器人、通信机械、集成电路等具有高附加值的产业作为重点扶持发展产业。20世纪 70年代是日本产业发展的重要阶段,从 7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制定了多项意在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例如,1971年颁布了《特定电子工业及特定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并随后制定了“新能源技术研究开发计划(日光计划)”、“医疗福利机械技术研究开发制度”、“省能技术研究开发计划(月光计划)”等一系列产业技术政策,以促进日本的产业向技术高端推进。
20世纪 80年代,日本提出了“科技立国”的目标,把发展独创性的科学技术提升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这一阶段的产业政策把更多的重点放在了技术的自主开发上,强调加快发展包括电子、生物工程、产业机器人、新材料等在内的高技术产业。《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构想》和《产业结构长期设想》还特别提出要从资源和能源密集型的产业向省能型产业转变。同时,日本政府还制定了“下一代产业基础技术研究开发制度”、“重要地区技术研究开发制度”、“官民合作共同研究制度”、“完善新能源与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的研究开发体制”、“国际共同研究合作制度”
等一系列的产业技术政策。为了实现产业结构向高尖技术的转移,日本政府还针对受扶持的高技术产业实行税收优惠制度和特别折旧制度,并要求日本的金融机构向基础产业和高新产业提供重点贷款,如日本开发银行为从事高新技术产业化开发和完善加强研究设施的民间企业提供 15年以内的长期低息贷款。
4、工人经济斗争的加强。
二战后,日本的工人运动主要是经济斗争,以“春季斗争”为表现形式,兴起于 20世纪 50年代。“春季斗争”是指全日本各行业的工会联合起来,在每年的 2月份或者 3月份进行要求提高新年度工资水平的工人运动。进入 20世纪 60年代后,随着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日本的工人对于提高工资也有了更高的要求。1963年,“春斗委员会”提出日本工人也要享有与欧洲相同的工资水平的目标,并通过罢工的形式要求工资增长必须以上一年的实际工资作为基础。至此,不断蓬勃发展的工人经济斗争得到了加强,至1972年参加“春季斗争”的工人超过了 900万人。
“春季斗争”给日本工人带来的经济收益是巨大的。1964—1975年,“春季斗争”使工人的名义工资达到了两位数的增长率,即便是从实际工资的增长来看,20世纪 60年代后期至 70年代初期也大多数都在 8%左右,1972年还达到了 11%(见表 3)[12]。工人经济斗争强化的客观结果是导致了大部分居民收入的持续增加,从而使消费需求一直保持一个较为旺盛的状态,支撑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结合上文分析可以看到,在与中国当前劳动力素质水平相当的阶段,美国和日本都出现了工人权利的提升和劳动报酬增加的情况,这对中国具有较大的启示意义。目前,中国也面临着劳动力成本提升的问题。问题的本质在于,当劳动力素质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之后,劳动力价值也必然相应地提高。这个阶段正是美国与日本经济增长较快的阶段,其中劳动力收入提高带来消费需求增加从而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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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观光农业是一种以农业和农村为载体的新型生态旅游业。是现代农业的组成部分。现代农业不仅具有生产功能,还具有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人们提供观光、休闲、度假的生活功能。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经济环境下休闲观光农业给重庆市带来的发展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浅谈经济环境下休闲观光农业给重庆市带来的发展全文如下:
整个社会发展的趋势,需要休闲观光农业把农业和旅游业有机结合,不仅可以为游客提供住宿、餐饮服务,还可观光、采果、体验农作、感受风土民情;同时也有利于发挥农业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应。2013年底,重庆市总人口约为2970万人,全市人均GDP为42615.12元 ,人均收入持续增长,人民的生活正逐步迈向小康水平,对休闲观光农业这类短期旅游的需求也将大大增加。
(一)优势分析
1、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越的区位条件。
重庆地处四川盆地东部,多为山地和丘陵,土地类型多样;重庆的气候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为多种动植物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生物资源非常丰富。2006-2010年,全市森林覆盖率由31%提高到37%,并顺利建成了58个自然保护区,其总面积约占全市的10.8%。富饶的自然资源和优良的生态环境,为休闲观光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资源保障。此外,重庆与川、湘、鄂、贵、陕五个省份交界,交通运输非常便利,并且汇集水、陆、空交通资源于一体,具有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
2、发达的旅游业。
重庆共有自然、人文景点300余处,4A级以上的有47个,自然景色集山、水、林、泉、瀑、峡、洞于一体,文化景观熔三峡文化、巴渝文化、陪都文化等多种文化于一炉,丰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每年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据一项统计数据显示,重庆市2013年共接待过夜游客6388.13万人次,同比增长高达5.86%;接待入境游客223.63万人次,旅游创汇收入高达11.78亿美元。
(二)劣势分析
1、高素质的从业人员匮乏。
休闲观光农业主要依靠当地村民进行投资和管理,但由于农村地区长期教育水平落后,思想较为封闭,导致该产业的管理和服务人员素质偏低,经营和发展目光短浅;此外,由于该产业处于发展期,各大中专院校对该产业关注度不高,专业人才培养严重不足,导致该行业的高端人才急缺,技术支撑相对薄弱;从而对吸引更多外地游客,推动休闲农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
2、模式同质化,缺乏特色。
重庆目前的休闲观光农业项目大同小异,主要模式集中在“住农家院,吃农家饭,看农家生活”。同质化使得经营户不仅很难培养自身客户的忠诚度,而且容易形成恶性竞争,不利于休闲农业观光的健康发展。例如:北碚区缙云山上的“农家乐”将近上百家,但娱乐方式单调,缺乏新意;像“美丽乡村嘉年华”这样能够提供垂钓、花卉观赏等集休闲度假和科普教育于一体的旅游点少之又少。
(三)机会分析
1、“假日经济”带来发展机遇。国家推出“黄金周”等各种法定节假日,为城乡居民休闲旅游提供了时间保障。据一份问卷调查显示:大部分的市民周末以及黄金周更愿意到郊区去游玩。可见,城市居民渴望在节假日等闲暇时间能够回归大自然,呼吸乡土气息,释放学习、工作上的压力,并且能够亲自购买新鲜的农产品。因此,未来强劲的市场需求将为观光农业的发展提供保障。
2、政策扶持和区域经济的建设。休闲观光农业可以通过整合农村资源,满足人们对亲近大自然的需求;同时可以达到关注“三农”、协调“三产”、发展“三生”农业的效果,有利于加快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它是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的具体举措,也是政府大力扶持的项目。此外,随着“成渝经济区”以及“西三角经济区”的建立和发展,有利于把重庆塑造成中西部地区的一个旅游集散中心。
(四)威胁分析
一方面,有些景点受经济利益的驱使超负荷接待游客,同时部分游客存在破坏环境等不文明的行为;外来游客的素质和观念会影响到当地的淳朴民风,同时由于休闲观光农业的商业性质,也可能使原本纯朴善良的居民失去原生的品格;这些都影响着休闲观光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重庆的休闲观光农业发展还受到周边地区旅游业的威胁,其中来自四川的影响应该是最明显的。因为四川无论是在地理、气候还是自然环境方面都和重庆非常类似, 这对重庆发展休闲观光农业构成的威胁不容小觑。
(一)加大扶持和宣传力度,打造自有品牌。
一方面,政府应当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制定优惠政策,有效利用现有科技、人才、资金等资源,推动休闲观光农业的发展。例如,政府可以通过降低对休闲观光农业的相关税收,鼓励经营者开发特色产品。另一方面,深入挖掘当地特有的历史以及乡土文化的内在本质,依靠西南大学等科研单位对特定产品进行针对性的包装,提高休闲观光农业的档次水平,同时利用互联网加大宣传力度,提高这些特色产品的知名度。
(二)科学规划,加强管理。
一方面,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应以市场为导向,以特色产品作为核心竞争力。当前,经营者应通过广泛的市场调研,明确消费者的真实需求,然后在此基础上,着力开发具有特色的、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核心产品。另一方面,加强行业管理,针对某些破坏环境,甚至违法的行为,可加大教育、惩罚力度;同时注意合理规划,顾全大局,决不应以破坏环境和扰乱民风为代价换取短暂的经济利益。
(三)开发特色,优化模式。
休闲观光农业必须以“特色”来吸引广大游客,当前重庆的休闲观光农业主要集中于自然生态游、农家乐、民俗文化游等。今后重庆市应当结合自身条件进一步优化自身模式,如充分发挥杭州农产品研发和加工能力强、市场活跃的优势,以农产品会展、开茶节、柑橘节等为形式,达到促进旅游与经济共同发展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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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地从经济学意义上说,农业经济发展一直是意味着一个原来或多或少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农业经济,具有能够产生和支持每年一定的生产总值增长率的能力。另外一种常用的发展指标是人均GNP 的增长,这意味着农业经济发展是指快于人口增长率的产量增长。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河北农业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河北农业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全文如下:
(一)宏观政策环境将进一步突出农业地位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坚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提出了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等一系列政策措施。随着“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统筹城乡发展长效机制的逐步完善,农业投入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农产品保护收购和贮备机制将逐步完善,为我省农业发展创造了很好的宏观环境。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农业,抓住机遇,出台了强化“米袋子”、发展“菜篮子”、环首都绿色经济圈产业发展、沿海经济等重要发展战略,为推动我省现代农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策基础。随着我省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日益加快,农业基础地位将更加突出。
(二)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将进一步拓展农业功能
我省高度重视和加速推进环首都绿色经济圈产业发展,借助首都人才、技术、信息等要素扩散,有效承接首都产业转移,推动“13县(市、区)、1圈、4区、6基地”率先发展,并通过梯度辐射带动全省全面发展。加速环首都绿色经济圈产业发展,将为我省农业提供更为广阔的市场,为我省积极参与国内和国际经济大循环,发展开放型农业提供有力支撑。加速环首都绿色经济圈产业发展,培育观光休闲、绿色有机蔬菜等六大基地,将进一步强化我省蔬菜产业的优势地位和高端市场占有率,也将带来休闲农业产业发展的新机遇,拓展我省农业多功能开发。环首都绿色经济圈还将进一步提升我省农产品质量,加速我省农业产业升级。
(三)重大农业投资项目将进一步夯实农业发展基础
“十二五”期间,4000万亩粮食核心区、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项目、“百龙腾飞工程”、24个蔬菜产业示范县、设施农业、休闲农业、规模化养殖等一系列重大项目,将极大地改善和提高我省农业生产条件和现代化水平,发展现代农业的基础将更加坚实。
(四)城镇化进程加快将进一步助推现代农业发展
“十二五”期间省委省政府将完成2万个行政村新民居建设改造任务,30%以上农民入住新民居,对于促进农村土地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推进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加快改变小生产经营模式,走规模化生产、标准化管理、产业化经营的道路,提升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将带来重大历史机遇,农民生活方式的重大转变,将进一步推进农产品优质化、市场化、品牌化发展。
(五)区域农业资源优势将进一步转化为发展优势
我省农业自然资源丰富,农产品种类繁多、品种多样。各市行政区位开放(临海或邻省),区域间农产品布局优势互补和季节性互补明显。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优质化、多样化的农产品需求呈刚性增长,有利于增强我省农产品的市场竞争优势。我省环首都绿色经济圈产业发展规划和即将出台的国家京津冀地区区域规划,有利于我省独特农业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充分发挥区域农业支撑功能。
(一)农业资源约束依然偏紧
我省人均耕地1.36亩,中低产田占耕地面积的2/3,随着人口增长与城镇化进程加快,未来5-10年耕地减少不可避免,人地矛盾将更加突出。全省目前人均水资源量307立方米,仅为全国平均的1/7。随着农业生产结构调整,蔬菜、果树、畜牧养殖规模越来越大,按目前的生产规模每年缺水70亿方。后备资源不足制约了我省农业的发展。
(二)基础设施依然薄弱
我省农田水利工程标准低,田间工程配套率不足20%,目前仍有1600多万亩耕地没有灌溉条件,灌溉保证率低,农民未从根本上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农村公路等级低,增加了农民的运输成本,制约了农产品向外地的及时输送和供应。农业机械化水平亟待进一步提高,玉米机收水平仅为25%左右。畜产品生产标准化设施利用率低,直接影响了畜牧业生产水平。农业抗灾防灾设施和能力较低,不能有效防范和应对重大自然灾害。
(三)生态环境依然脆弱
我省农业发展方式粗放,水土流失和荒漠化严重,草原生态局部改善,总体恶化情况没有根本扭转,目前仍有水土流失面积6.3万平方公里。掠夺性使用耕地,土壤肥力逐年减退,土壤中有毒有害物质逐年增加。农村垃圾处理和污染治理不足,水资源匮乏造成部分地区污水灌溉农田,增加了农产品质量安全隐患,影响了农田生态环境。农业物种资源保护不够,气候变化影响加剧,自然灾害频发,制约了我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质量安全任务依然艰巨
落后的生产方式与国际农产品标准的矛盾集中体现。农产品标准体系、检验检测体系和产地认证体系亟待完善。高质量的无公害农产品、绿色有机食品市场价格未得到体现,涉农企业和农民的农产品安全生产观念还有待提高。农产品和农业投入品监管面广、线长、量大,任务十分艰巨,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压力增大。
(五)要素支撑依然不强
农民文化素质低,创业意识不强,自主发展能力弱,一家一户的生产经营方式使农户在产业链中仍处于高风险、低收益的弱势地位,进一步增收的智力支撑有待提高。现有应用技术主要集中在栽培和生产阶段的高产上,生产安全、生态安全、环境安全技术亟待研发。基层农技推广体系薄弱,先进适用新技术很难及时有效传递到生产一线。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相对滞后,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尚不具备城乡对接条件,支农金融产品不足、涉农贷款难度未减,制约了农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
综上所述,“十二五”时期是河北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协调发展的关键期,农业发展迎来宏观政策环境和区域经济发展环境不断优化的历史机遇,同时也面临资源环境约束、要素支撑不强的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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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7月,同城、异地、国际及港澳台快递业务收入分别占全部快递收入的7.0%、54.4%和32.0%;业务量分别占全部快递业务量的22.5%、71.8%和5.7%。与去年同期相比,同城快递业务收入的比重下降了0.3个百分点,异地快递业务收入的比重下降了1.5个百分点,国际及港澳台业务收入的比重上升了0.1个百分点。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低碳经济下陕西快递物流业的发展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文章从陕西省快递企业的现状出发,重点剖析了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发展低碳快递物流的有益对策。
关键词:陕西;快递物流;低碳经济;问题;对策。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及消费环境的改善和网购用户数量及网购市场的成熟,电子商务对现代物流业和快递配送的依赖程度加强,从而加速了快递业的爆发式增长。2012 年,全国“网购”快件量占到总快件量的 60%左右。
同期陕西省快递行业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实现收入 10.18 亿元,比上年增长 21.7%,首次迈上 10 亿元大关。在陕西省物流快递行业发展迅猛的同时,存在配送成本高、服务低下、包装废弃物不易降解造成环境污染等问题,推行低碳物流势在必行。
陕西快递企业迅速发展,2010 年底全省登记备案的快递企业 89 家,而目前在陕西注册备案的快递企业一共有 130 家,非国有企业为 85%,但陕西本土的企业却不到 10 家,其中国有企业主要有中铁快运、民航快递、EMS、中外运空运、中外运速递等,主要从事国际快递和国内快递;民营企业主要有“四通一达” (申通、圆通、中通、汇通、韵达),以及顺丰、宅急送、天天、国通快递、宝鸡优速快递等,主要承揽同城及异地的国内快递;外资企业主要有联合包裹 (UPS)、联邦快递 (FedEx)、中外运敦豪 (DHL)、天地超马赫 (TNT) 等,主要从事国际快递。
1.1 速递业务发展迅猛.
2012 年,在全球经济持续放缓的前提下,中国快递业依然保持高速增长势头,全国快递业务总量大增五成,业务收入增近四成,同城和异地快递业务量和收入增长迅猛,成为快递的核心。在全国快递业快速增长的大局下,陕西快递业务发展迅猛,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国内快递业以每年 35%的速度迅猛增长;而陕西快递业的增幅高达 40%。例如陕西省邮政快递物流板块的服务范围遍及全国,通达全球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1.2 民营快递企业业务持续扩大.
2012 年受电子商务价格大战所致,快递企业的业务持续快速增长,陕西民营快递企业的业务量和业务收入市场份额均呈持续扩大趋势。2012 年陕西省规模以上快递行业完成业务量 5 084 万件,增长 29%,快递收入累计101 893.6 万元,同比增长 21.7%。其中,民营快递企业完成业务量 2 892 万件,增长 52.1%,占全省快递业务总量的 56.9%;民营快递企业实现业务收入 5.1 亿元,增长 47.5%,占全省快递总收入的 50%。
1.3 网购快递市场呈爆发式增长.
近年来,我国的电子商务呈极速发展,中国的网购由于价格便宜和节约时间迎来了革命性的变化,网购的日益增多和成熟促进了陕西快递服务业的爆发式增长,使其成为商品流通的重要渠道。陕西“四通一达”收件 90%为网购件,占业务量的 70%。电子商务的增速为 60%,然而快递市场年均增速 35%,远远满足不了网络购物的配送需求,快递配送成了“慢递”,严重制约着电子商务的发展。
1.4 快递增值服务形式多样.
陕西快递物流企业除了主要快件收入主营业务之外,他们还拓展代收货款、签单返回、预约送货等增值服务,增值业务不仅是快递企业创收的另一渠道,而且代收货款对初次网上购物支付有困难和对网上安全心存疑虑的网民增加网购体验和信心。
尽快陕西快递物流业发展迅速,然而还存在配送成本高、速度慢、服务低下、信息化水平低、规模小、恶性竞争、违规操作、专业人才缺乏、管理落后、政策限制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陕西快递物流的综合发展及向现代物流的转型,亟待改进提高。
2.1 各自为政,配送成本高.
陕西快递物流企业基本是各自为政,没有开展外包业务和联合业务,致使单趟货运量少,机动车辆装载低、能耗大,甚至空驶、路线不优,导致配送成本高,物流车辆资源未得到最充分利用,也不符合低碳快递物流的要求;加之受油价、人力成本涨价因素的影响,快递成本有所增加。例如,网购快递到宝鸡,以前 EMS 首重为 15元,民营快递大多首重为 10 元,而今 EMS 首重为 22 元,民营快递首重为 12~15 元。
2.2 快件不快,配送速度慢.
对于快递这种特殊的服务行业,用最短的时间上门揽收是快速寄送邮寄的前提,同时要求及时将快件、物品送达用户手中。调查显示,陕西快递物流企业除顺丰、EMS、宅急送等公司取件、送件比较及时外,其余快递公司普遍存在揽收不及时、快递不快现象。比如西安到北京快件,顺风、EMS、宅急送 2 天寄达,其他大多在 3 天寄达,还有 3~4 家 5~6 天寄达。随着电商的促销力度加大,在重要节日,淘宝等网店频繁出现快递爆仓现象,快递企业无力应对,快递寄达用户手中达 10~15 天之长,春节期间为 20 天,快递成了“慢牛”,特别对于急件以及鲜花礼品等的慢速送达,给收件人造成很大的影响或一定危害。例如,西安消协 2012 年受理的物流快递错投、晚点等投诉 93 件,占投诉总量的 2.29%,说明了存在着快件不快的现象。
递送速度慢的主要原因是配送车辆及设备落后,速度不快、路线不优化导致送达寄件慢,陕西 80%以上的快递公司送件采用三轮车及摩托车,采用小型面包车的很少。
2.3 服务水平低、经营理念差.
陕西快递物流公司绝大多是民营企业,家族式管理,文化层次低,70%快递员工为中专、高中及初中文化水平,员工素质良莠不齐,没有企业经营理念,经营管理简单粗放、管理水平低下,分散经营;不以顾客为上帝,没有考虑消费者的需求和心理变化,缺乏服务意识与服务品牌,服务质量差、送货不到位、服务不热情,野蛮操作、“暴力卸货与分拣”、“倒卖快件”、“先签字后验货”的行规依然存在;甚至配送途中发生内盗与变卖、物品丢失、损坏物品现象时有发生,精细化服务根本谈不上。
2.4 网络查询、信息化水平低.
陕西快递物流企业大多是外地快递企业适应淘宝等网络购物送货上门的方便而设立的下线配送站,基本是电话联系业务,手工分拣、包装等,信息化开始起步,且业务单一,EMS、中铁快运、顺丰及“四通一达”等快递企业均建立了客户自助查询系统,物流经营业务信息实现部分网络化管理,如网络查询快递单号及送货进程。而对于信息化定制及集成和客户管理系统还未涉及,更谈不上通过信息化管理提高经营效益。目前可能每一户快递企业都建有自己的信息网,但是整个社会的网络平台并没有形成,信息的采集、交换、调度难以实现。
2.5 组织化程度不高、专业人才缺乏.
陕西快递物流企业绝大部分都是个体户挂靠经营的中小型企业,办公条件简陋:租用一间办公室,一张桌子、一部电话,业务只停留在物流供应链末端的城市送件上,单打独斗,谈不上共同配送,无法提供物流方案设计和全程物流服务,经营成本高,难以形成规模效益。网点布局不合理,联合发展新型业态模式建设迟缓,传统业态低水平重复建设。
陕西快递物流企业大专以上物流从业人员不足 30%,具有物流师以上国家职业资格更是凤毛麟角。陕西快递企业普遍缺乏既掌握现代物流知识,兼具经营、管理经验,又具有物流整体设计和信息化处理的高端人才,尤其大专院校目前尚未开设快递管理专业培养专门人才,这使得快递业管理人才的持续供给没有保障。专业物流复合型人才的缺乏导致企业的服务、业务以及工作效率等受到一定的影响,制约着陕西快递物流企业更快速的发展。
3.1 通过合作与联盟,推行共同配送,降低配送成本.
依据国家邮政局发布 《促进快递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 的规定,陕西快递物流业要发展壮大,必须走联合发展之路,互通有无,加强与外部大型电子商务网站与异地快递公司的合作,拓宽发展空间,建立广泛的战略伙伴关系,增强企业竞争力。陕西快递企业在寄件都不多的情况下,可以与其他快递公司合作或建立联盟,尝试共同配送,市区某一路段由一家快递公司送货,不同路段由不同快递公司送货,每一个快递公司只送自己路段的快件,不属于自己配送路段的快件委托或外包给别的公司,这样每个快递公司配送的快件都相对多,避免了重复送货,减少配送快件的运力和人力,因而配送成本自然会降低。
3.2 采用高效工具、优化线路,提升快递速度.
递送速度是最重要的影响快递物流企业竞争力的因素,所以陕西快递物流企业,一是采用高效的车辆,比如低碳经济车、燃料电池车、生物能源车及小型面包车;二是要优化快递配送线路,通过陆转航,开辟快运专线;三是延长配送营业时间,特殊时候适当延长配送时间到晚上 9 点,比如顺丰采取夜间送件;四是加快提升仓储能力,有效缓解重要节假日快递频繁爆仓的现象。
3.3 加强培训与管理,提高服务质量,打造快递品牌建设.
新 《邮政法》 第四十二条规定,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对其从业人员加强法制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业务技能培训。物流快递行业:一要对员工要经常化地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二要建立公司内部绩效考核与外部客户监督机制,让员工转变服务观念,改进服务手段,认识到快递服务的重要性,自觉提高快递物流服务意识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努力提高服务质量;三要尽量采用柔性化服务,做到快捷的时效服务,安全的运输服务,高效的便捷服务;四要严格按照 《快递业务操作指导规范》 的服务标准,开展 《快递规范》 国家标准达标活动,“使命必达”
必须成为企业的文化规范和员工的承诺,诚信快递;五要建立个人从业信息档案、以规范物流快递业。
另外,陕西快递物流企业尽可能给员工配发工作服,一个公司统一着装,以示区别与标识,有利于快递品牌的建设。
3.4 加快物流信息共享平台的建设,促进快递物流大发展.
由陕西政府和物流行业协会牵头,及早动手建立统一的物流信息共享平台,重点建设以条形码、电子订货系统、电子数据交换、自动跟踪系统、自动分拣系统等为基础的物流信息系统,推动陕西邮政快递等行业管理部门与商务管理及政府相关部门的有效连接,建立电子商务平台与快递平台的对接标准,推动网购与快递信息系统的对接,以便快递企业根据需求变动做出及时响应,从而为现代物流发展提供信息支撑,推动全省大流通、大市场、大物流的早日实现,为物流企业和全省商贸、工业企业和农村合作组织提供全面的信息服务,引领全省物流业上水平。信息化共享平台的建设与利用,有利于快递成本的降低、提高递送效率,有利于拓展业务、增强企业竞争力。
3.5 引进和培训物流快递综合人才,提升经营管理水平.
未来的物流快递企业的发展方向不是简单提供快递或快运服务,而是能够提供包括仓储管理、订单处理、运输配送、包装、货代、供应链解决方案等一体化物流服务的服务商。这样物流快递企业对人才需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有既懂得从战略角度规划企业长远发展,又有一线部门实际工作经验的复合型物流人才。面对人才的短缺,一是高薪引进高水平专业物流人才,或以优惠条件鼓励物流人才回陕西工作。二是通过岗前和在岗培训,特别是信息化技术使用的培训,提升员工素质,改进和提高服务及管理水平,有助于快递企业发展壮大。三是陕西职业技术学院与技师学院按照市场需求调整物流专业方向及课程,为现代快递物流业培养高端物流人才。
3.6 大力发展循环物流、绿色快递物流.
面临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资源与环境有限的矛盾,陕西快递物流企业必须发展循环物流、绿色快递物流。
对于废旧的快递设施与包装物等应回收、改造、重复循环利用,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碳排放。推行绿色包装、建立新绿色快递体系,降低成本,实现资源充分利用,一是减少一次性塑料包装材料的使用,避免过度包装和昂贵包装;二是推动生物降解塑料的规模使用,并研发和推广使用其他环保包装材料。
[1]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Z]. 2012.
[2] 张玉静,靖娅青. 陕西快递服务业发展前景及策略[J]. 科技创业月刊,2010(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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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化”是指拉美地区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以经济危机、政权更迭和社会失范为特征的整体性危机。拉美是20世纪60、70年代之交开始走向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轨道的。在一段时间里,拉美的有些国家譬如巴西等的现代化进程推进的比较顺利,而另外一些国家如哥伦比亚则从来就没有认真地走向过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从参与全球化的方式来看,拉美国家走了一条典型的“外资主导型”开放道路。依靠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开放市场等比较优势,大量的引进外资,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及大型跨国公司的资本进入,带动本国的经济发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巴西“拉美化”问题及其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第20届足球世界杯落下帷幕已近一年,在享受完这场足球盛宴后,人们不禁开始考虑这场盛宴给巴西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长期以来被人们广泛研究的 “拉美化”问题又一次成为了学术研究的热点。 “拉美化”这一概念一般用来描述拉美在经济发展中出现各种问题,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失调。关于 “拉美化”问题,国内学者分别从经济学、社会学等不同角度做出了广泛深入的研 究,研究成果颇丰。学者程凯[1]认为,“拉美现象”可以理解为一些拉美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了经济停滞甚至后退的现象,而这个阶段一般出现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学者金城[2]从经济学角度探讨了 “拉美化”问题的实质,他认为由于拉美国家选择了“外资主导型”发展道路,在获得阶段性快速发展的同时,丧失了对于本国经济和资源的控制,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等问题。学者崔效辉[3]则从社会学角度阐释了 “拉美现象”,即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出不合理的金字塔式,经济增长的成果被人数很少的主导型阶层分享殆尽,而城市贫民和农村无地、少地农民没有机会分享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成果,这种在拉美国家普遍存在的经济与社会之间结构失衡的现象被称为 “拉美现象”.这些研究为认识和思考 “拉美现象”及其影响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和理论依据。为了更加全面地理解和研究 “拉美化”问题,现拟在结合历史资料,以社会学视角分析巴西近三十年的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运用社会分层理论进一步理解 “拉美化”问题,探讨 “拉美化”问题对于当今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一)“拉美化”问题的特征和影响
至今,学界关于 “拉美化”这一概念还没有明确的定义,不同领域的学者站在自身学术背景下对其定义做出了相当全面的概括,这里就不加赘述。我们可以通过对拉美地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历程的回顾发现诸多问题。[4]从历史上看,多数拉美国家自19世纪取得独立后,便开始发展民族经济。
20世纪30年代后,多数拉美国家开始走上了依靠进口替代本国工业化发展的道路,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国家通过大量举债从而迅速发展起来。50年代到70年代,拉美国家经济发展迅速,年均增长为5.4%.这一时间段,外资作为一股重要的力量推动着整个拉美经济的发展。到了80年代,虽然拉美主要国家的人均GDP已达到了1500美元,但由于外债还本付息额占出口的比重持续上升,单纯依靠外资而忽视本国工业化发展的拉美各国开始纷纷爆发债务危机,因而80年代也被称为拉美 “失去的十年”.进入90年代,拉美各国又都采取各种改革,主要的政策为新自由主义政策,起初经济有所好转但后期起伏较大。就巴西而言,在20世纪尤其是70年代以来,其经济发展始终处于大起大落的境地。在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后,虽然国民收入有所上升,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通货膨胀、就业困难、外债累累等问题。进入21世纪,巴西政府积极进行改革,并试图通过加入国际合作谋求更多的发展机会。
由经济发展不稳定导致的社会问题也日渐暴露,且一直制约着经济的发展。总的来说可以分为四类问题:
1.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平
整个拉美国家的基尼指数一直保持在0.5~0.6之间,这比世界各国平均指数0.4要高出很多。另外,少部分的富人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导致贫富差距悬殊。这一现象至今在拉美国家中普遍存在,成为社会的顽疾。
2.政治上的动荡
拉美地区是一个历史上军事政变频繁的地区,近几十年来发生过一百多次军人哗变事件。由于历史上的各种原因,很多拉美国家都经历了从军政府统治到推翻军政府开始组建民选政府这一过程。动荡的政治使得经济发展雪上加霜。
3.社会治安的混乱
动荡的政治局面必然会引起社会治安的混乱。拉美国家枪支泛滥,其地区的自杀率和绑架率一直在世界上处于前列。据美洲开发银行的统计,每年拉美地区由于暴力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大约为1 680亿 美 元,占 到 其 地 区 生 产 总 值的15.0%.
4.环境污染严重
在整个拉美地区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政府和民众缺乏一定的环保意识以及相关环境保护法律的缺失,导致环境问题不断恶化。据联合国环境署的统计,拉美地区每年减少森林面积大约为590万公顷,这个数据大大超过了世界上的其他地区。空气污染、水污染等问题造成的例如疾病、自然灾害等将会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如同一片巨大的乌云笼罩在拉美上空,驱之不散。
(二)社会分层理论
西方国家对社会分层理论的研究由来已久,对社会分层的研究不仅分析社会的发展,更能指导着社会的前进。拉美等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也反映出社会阶层的差异所带来的社会发展不均衡。社会分层一直以来都是衡量社会变迁的维度,也是引发社会变迁的力量。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中,始终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美国着名学者戴维波普诺教授[7]认为,社会分层是将社会中的人们按一定标准,划分成高低有序的不同等级、不同层次的过程与现象。西方对社会分层的研究由来已久,其真正系统性全面性的研究当属卡尔·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和马克斯·韦伯的多元社会分层理论。
二者对社会分层的本质、社会分层的原因以及划分标准的阐述,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理论思想,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奠定了对社会分层研究的基本理论模式。马克思[8]认为,阶级现象的产生是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的,生产资料和劳动的占有关系是阶级划分的标准。由于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产生,形成了对立的两大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韦伯[9]对社会分层的研究则集中于阶级、身份群体、政党这三种权力分配的形式,这种“三位一体”的分层理论也即将财富、权力和声望作为划分不同层级的标准。
社会分层的差异导致拉美国家大多处于金字塔式的社会分层结构,处于社会顶层的人数很少,却拥有整个社会绝大多数的财富。越往下层社会阶层越低,人数却越多,占有的社会财富越少,由此也体现出他们较低的社会地位。这一巨大的不平衡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较大的动荡。社会的动荡不安带来了拉美国家经济的频繁波动。由此也折射出社会分层的不合理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总的来说,“拉美化”还无法用一个确定的概念来定义,一般来说是将拉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都归为其中。但是不管概念如何,在整个拉美地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是值得我们去特别关注的。
巴西作为拉美地区面积最大,自然资源和工业基础最为雄厚的国家,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后,其经济总量在拉美位列第一,成为了当今世界第七大经济体, “金砖四国”之一。研究拉美化以及当前拉美地区的社会发展等问题,把巴西作为一个观察对象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说服力的。
(一)经济波动幅度较大
巴西的现代化发展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据统计,1931~1950年巴西的经济平均年增长率在4.6%左右,高于其他主要的拉美国家。自1951年起,巴西进入了历史上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经济6.8%的年增长率一直持续到了1980年,持续了30年之久。其中,1968年~1973年间,巴西的经济增长达到了11.2%.但时间进入1980年之后,由于受到国际油价疯涨等外部因素以及巴西国内自身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内部因素共同影响,1981年开始,巴西经济出现负增长。与此同时,巴西的外债也迅速增长,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一直飙升,最高达到43.1%之多。[10]
20世纪80年代末,巴西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有所复苏,但是通货膨胀率却又一直居高不下。
1994年,巴西开始实施着名的 “雷亚尔计划”,对国内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获得了一定的成就。单从通货膨胀率上看,1993当年为289.0%,而到了1996年,这一数字回落到了9.1%.进入21世纪,2003年~2008年,巴西的经济平均增长率为5.7%,人均GDP也上升到了8298美元。
2008年之后,受到全球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巴西经济开始了 “过山车”似的发展,增长和负增长交替出现,以至于到了今年,出现了前文所介绍的1.5%的增长预期。[11]从巴西自上世纪80年代起至今的经济状况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巴西经济的发展一直不够稳定,尤其在拉美地区陷入拉美陷阱的时间里,巴西的经济也如同陷入了泥潭中一般。
(二)日益衰落的传统文化
由于历史的原因,巴西民族主要由最初的印第安人、葡萄牙人和非洲人混血组成。这就决定了巴西传统文化就是在各民族不断融合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兼具印第安文化、葡萄牙文化和非洲文化特点的巴西文化热情又不失厚重。桑巴舞,狂欢节,足球, “黑人文学”等都深深的影响着整个世界。其中,非洲文化对于巴西文化起到了更为深刻的影响。主要以废除奴隶制为题材或以黑人、混血儿为主人公的 “黑人文学”作品有着极高的文学价值和思想高度。但是近二十年来,由于欧美强势文化的入侵以及巴西自身经济发展的不稳定,传统的巴西文化遭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为此巴西政府一直致力于加大对于文化市场的投资力度,但无奈于经济形势。据巴西 《伯南布哥日报》2006年11月22日报道,巴西文化产业的产值仅占GDP的5.0%,而世界平均水平为7.0%.而整个拉美地区和非洲地区的文化产值只占全球文化产值的4.0%.[12]可以说,振兴巴西的文化产业任重而道远。
(三)复杂的政治局势
巴西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进入了军政府统治时期。政治上主要以权威主义统治为主,坚决镇压反对势力,实现了政治稳定及经济发展。1985年,军政府还权于民,巴西步入了现代民主化进程。一直以来,巴西实行的是多党制和联邦制,导致总统与议会的关系十分复杂,政治僵局频繁出现。虽然巴西总统有着广泛的权力,但是却不得不考虑来自各个方面的约束。近年来,巴西政府在腐败问题、经济改革、社会保障及通货膨胀等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但大多收效甚微。在民主化不断深入发展的巴西社会,政治稳定和政府执政水平的提高成为人民的期许。
(四)社会发展不均衡,贫富分化严重
从巴西自20世纪80年代来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也能看出拉美化对于这个国家的影响。首先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着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人口大量涌入中心城市,被称为都市化趋势;二是随着中心城市不断发展,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边缘地区,造成大面积贫民窟的存在,被称为边缘化趋势。这两个问题不断发展,最后衍生的问题就是边缘地带很难享受到GDP增长带来的福利,导致与中心城市地区发展的差距越拉越大。中心城市面临着环境污染,失业率高和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等问题的制约;而广大的边缘地带居民长期经受着贫困,疾病,犯罪等问题的困扰,无力改变这样的现状。其次,收入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一直制约着巴西经济的发展。在整个巴西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也是两极分化最快速的时期。
1979年~1990年期间,巴西的基尼指数由0.493提高到了0.535,同时城市贫困人口在这一期间几乎翻了一番。[13]进入新世纪,巴西政府做过许多尝试,但都没能改变两极分化的难题。最后,过多依赖外部投资,导致巴西社会的稳定性差。由于巴西在20世纪90年代选择了 “外资主导型”的发展道路,使得自身对于本国的经济、资源的控制力大幅度减少,经常发生由外部因素导致的经济危机,使得社会在一个不稳定的前提下发展。
可以说拉美化不仅在经济方面给了巴西一个惨痛的打击,更是深入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导致整个巴西社会笼罩在一种阴霾的大环境下。这就如同我们在世界杯期间的所见是一样的,足球场内,群星闪耀精彩不断;而场外各种绑架,凶杀等暴力事件也层出不穷。充满矛盾的巴西社会也许就像巴西的足球一样,让人捉摸不透。
任何国家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一定的问题出现,这是客观规律。马克思对发展做哲学定义时就曾总结过,发展是具有普遍性、曲折性、过程性和规律性这四个特点。[14]如何看待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成为了能否继续发展的关键。就 “拉美化”这一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思考。
(一)“拉美化”不是发展的必经之路
“拉美化”这一问题能否看成是发展中国家必经的一个过程?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不能从“拉美化”所带来的各种社会现象例如贫富悬殊扩大、腐败严重、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社会治安恶化、城市人口过多等而简单地将一个社会定义为 “拉美化”.因为 “拉美化”具有拉美地区独特的历史文化和自然资源背景。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究其原因主要是拉美国家大1国工业化道路的发展。加上历史上拉美国家大多属于殖民地,本土经济文化遭受冲击严重。在脱离殖民统治后军政府又统治了较长时期,导致权力缺少制约,腐败现象严重,民主长期缺席。推行民主和改革后,又受到了全球化大环境的冲击,导致出现了以上列举的问题。
(二)如何避免 “拉美化”
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发展时,怎样避免类似于“拉美化”问题的出现?当今世界是一个地球村,各国各地区在发展的过程中都会受到全球化趋势的影响,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巨大的挑战。怎样面对新环境下出现的各种问题成为了各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笔者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会简单地存在一条各国普遍适用的发展道路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但结合拉美地区国家的发展经验我们可以看到,避免出现 “拉美化”问题可以包括以下几点:一是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制定发展道路;二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注重市场和法律的地位;三是不能忽视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例如两极分化扩大,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四是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大力发展本国自身市场。
(三)“拉美化”对我国发展启示
由于同为发展中大国,又在历史和现实中有诸多相似的地方,巴西的发展问题常常被我国学者拿来同我国的发展对比。尤其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下, “拉美化”问题对于我国的发展有何警示作用?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2003年我国的人均GDP突破了1000美元,自那时起,中国是否陷入了 “拉美陷阱”就一直被人反复讨论。前文已经阐明过, “拉美化”问题具有一定的地域和时间限定。也就是说我国现在所出现的问题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 “拉美化”问题,但我国存在的诸多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结合我们对于巴西发展道路的回顾和讨论,可以对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出现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点意见。一是我国的发展道路一定要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不能生搬硬套。这里的具体国情,需要大量的实践和调研来得出,而不是纸上谈兵。二是我国要继续突出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三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建立社会收入分配新机制,缩小两极分化。四是健全法律体系,“将权力关在笼子里”,真正做到依法治国。五是扩大本土市场,加大对外开放力度,让本土市场在竞争中增强创造力和竞争力。此外,对于环境的保护,加大反腐力度,保持城市和农村的和谐发展等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方面。
总之,“拉美化”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学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社会问题。在面临类似于 “拉美化”这样的发展问题出现时,每个发展中国家都要正视这些问题而并不是躲避。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科学地将 “拉美化”现象带给我们的思考和启示运用于实践中,对于进一步改进我们的发展思路有着重要的意义。
[1]程凯.“拉美化”谁的错 [N].中华工商时报,2004-07-13(05).
[2]金城.中国轿车走上 “拉美化”不归路 [J].中国市场,2000(7):30-32.
[3]崔效辉.警惕中国社会的 “拉美化”倾向 [J].决策咨询,2002(2):25-26.
[4]孙洪波.“拉美化”命题研究综述 [J].拉丁美洲研究究,2005(1):44-47.
[5]黄其轩.巴西 “经济奇迹”为何中断 [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1):115-120.
[6]张宝宇.巴西现代化的起始与社会转型 [J].拉丁美洲研究,2003(5):8-13.
[7]戴维波普诺着,李强译.社会学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42.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97-225.
[9]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 (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47.
[10]周志伟.从 “永远潜在大国”到 “崛起的金砖”[J].世界纵横,2009(11):54-57.
[11]张宝宇.巴西500年历史嬗变 [J].拉丁美洲研究,2000(3):1-8.
[12]吴志华.巴西文化产业政策初析 [J].拉丁美洲研究,2007(4):35.
[13]黄其轩.巴西 “经济奇迹”为何中断 [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1):115-120.
[14]吴晓明.马克思发展理论的本质特征与当代意义 [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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