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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关于命运的思考自古有之,与此相关的学问也一直存在,所谓“命学”(命理、命相之学)不绝如缕。广义上讲,这一学问是有“学”有“术”或有“道”有“器”的。“学”或“道”是关于命运的各种思考与解说,在儒家、道家、佛家学说中,特别是在儒学第二期的理学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术”或“器”是它的操作层面,其文献大多存在于子部的术数类书中,大致以预测为主,主要体现在占卜、算卦等具体行为上。狭义而言,“命学”仅指体现在术数类书中,以预测为主的“学问”。到了清末民初知识转型时代,有关命运的“学”的思考仍有一些空间,被分化在西式近代学科的不同领域中;而“术”在新的时代环境和近代分科体系下几无生存空间。这样一种状态,无疑使得“命学”被边缘化。由此所带来的变化,不仅是部分读书人生存轨迹的改变,而且关联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思考和与此相关的个体行为的转变。所以,研究知识转型视野下“命学”的边缘化问题,学术意义颇大。
与知识转型进程相伴随,读书人的身份也在发生着变化,由传统的士转向近代知识分子。在士人那里,知识不是全然外在于人的客体,而是主客相融的产物,因读书治学并非单纯为了求知和获得学术真理,而是出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需要。这种治学与修身一体的状况,使得士人讲求的学问是以博通为基础的,“道”与“器”在他们心目中虽有高低之分,但也有内在的一致性,如在“命学”的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他们往往能够协调起来,并不发生冲突,或至少不发生大的冲突。不过到了清末民初知识转型时代,随着近代知识分子的出现,这种局面发生了根本变化。
知识转型是以学术分科为表征的知识体系的变化,即西方近代知识体系逐渐取代中国固有的知识体系。西方近代知识体系大体形成于18世纪启蒙时代,它有两个根本特点:一是源于古希腊的对知识与真理的获取与客观把握,而非将知识、真理和修身之类的德行培养联系在一起;二是科学化,以科学的名义界定所有事物,分门别类,此前在西方知识系统中存在的星相学之类由此被打上“迷信”标签,逐出学术之门。对中国而言,接受这种特点的知识体系只是晚了一个多世纪而已,所引发的读书人知识结构和价值体系的变化,无非是接近于西方。一方面,随着读书人社会身份的变化和近代知识分子的产生,读书治学渐成职业行为,知识成为客观对象,不再与人的德行紧密相连;另一方面,分类之学取代博通之学,使得读书人的知识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由“通人”变为“专家”,而且是科学思维下的“专家”。当然,这样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清末民初两代学者的进程。不过对“命学”而言,转变的发生和转变程度的深化,是个越来越不利的事情。
晚清学者热衷西学,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救亡图存的需要,是理性层面思考的结果。但是,传统的巨大力量、自身生活环境和教育背景的直接影响等因素,使得他们在感性生活实践上还是更多地认同过往的一切,这在清末读书人对待“命学”的态度上可以看得很清楚。一些倾向西学的知识分子在涉及“命运”的理性思考和解说时,已开始跳出固有窠臼,引用西方观念和思想公开表达自己的主张;但在日常生活层面,还是时有占卜、算卦等行为,形而下“命学”的强大魅力仍在。这方面严复之所为便是典型。在广泛传播西方近代思想,以天演进化学说为民族、国家命运把脉,大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同时,日常生活中的严复颇多占卜算卦之举,如在其宣统三年(1911)的日记中,时有这样的记载:“占财,大有。寅木财爻极旺,虽空不空。世爻暗动,巳官生之,寅爻尅之。此富贵逼人之卦也,断其必得。后果于甲寅实空之日得之(注:末句当系事后补记)”;“占升官。官爻值日而化,进酉逢月破,应于巳月”;“辰月丙申日占,弟痘症业已临危,得未济之革。申己合而长生,亥水虽为月建所尅,为日辰所生,而持世又申爻独发,以得气有力之父爻而生,兄弟戌爻又为月破,此症当活也。后于酉时得医,己亥日愈(注:末句当系事后补记)”;“卯月甲寅日占风水,困之节。卦由六合化,六合本是吉占,又得日月扶植之,旺财持世,而化回头,生之应爻,生之自身。可谓美满矣”;“占弟被论吉凶,得困变恒、金。午鬼极旺而动,化兄弟而用爻,又化退神,此外毫无生扶,其凶必矣。虽得生于日辰,恐不敌也。后于申年,遂被极刑(注:末句当系事后补记)”;“占婚而得日值之,兄弟持世,卦由六冲而变六合。父爻发动生世,应为忌神,与卯木同动,化剋为生,当主离而复合”;“占出行,得明夷变小过,水。世临官动,化回头生,应临子孙,动而尅世,是宜成行。但为子日所合,须俟午日冲子,然后成行”。这里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证严复日记中的卜卦释词,是为说明卜卦是严复生活中的常态。其所卜算的内容很广泛,包含发财、升官、疾病、生死吉凶、风水、婚姻、出行等,是人们俗世生活中最为关切的东西。其中不少是应他人之求而代为占卜的卦,说明卜卦也非完全是个体的私密性行为。甚至在一些释词后面严复还记下事件的结果,以示所卜之卦的灵验。
应该说,对严复这代读书人而言,日常生活与占卜算卦相连,并非是多么奇异的事情。尽管知识转型开始在他们身上发生,但他们毕竟属于过渡的一代,自幼起所受的教育都是中国传统教育,即以博通为根基的治学修身一体的教育,后来所接受的外在于他们的西学,只不过是他们的理性选择,并未能对他们的生活态度发生根本影响。所以,在日常感性生活层面,他们仍能像古代读书人那样对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命学”兼容并蓄。实际上,以“科学”面目出现的西学和中国形而下的“命学”是难以相容的,西方思想的理性崇尚与占卜算卦的生活行为之间有巨大落差,如果一个人将西方理性完全内化于身心,而不仅仅是把它作为外在于己的知识与思想,那么他是很难认同日常生活中的占卜算卦行为的。只是在严复这代人那里,对西学的认知还未达及此等程度,“科学”认同的社会环境也未形成,所以他们并未自觉体认到其行为所具有的内在矛盾性。
进入民国之后,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科学”认同的社会环境基本形成,新兴知识分子对待“命学”的态度就与他们的前辈有了较大不同。已有学者作过研判,新文化运动时树起的“科学”旗帜,其内涵不仅是指科学知识、方法、精神,更是指一种价值观,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信条体系,一种规范性的评价尺度,即所谓的“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一词……其意义可以理解为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认为只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和由现代科学家描述的科学方法,才是获得那种能应用于任何现实的知识的唯一手段。”在这种信仰的笼罩下,新文化运动期间甚至出现这样的情形,“只要与科学、理性相违的一切传统文化及行为皆为迷信,包括儒家伦理、宗教、帝制、民间信仰以及风俗等等”。陈独秀就曾明确指出:“若相信科学是发明真理的指南针,像那和科学相反的鬼神、灵魂、炼丹、符咒、算命、卜卦、扶乩、风水、阴阳五行,都是一派妖言胡说,万万不足相信的。”如此的氛围和时代环境,自然对“命学”特别是狭义“命学”的发展极为不利,以至于民国年间从事“命学”者也要极力向“科学”或“哲学”靠拢,如袁树珊《命谱》前有《序》言:“科学名词,吾国古所未有,由转辗迻译而来。解之者曰:‘凡为有系统之研究者,是之谓科学。’然则吾国专门技术,何一而非科学耶?润州袁树珊先生,以所辑《命谱》见示。余曰:‘是亦科学也。……’先生前有《述卜筮星相学》,推演而贯通之,科学之精义,昭然予世以共见。或疑为秘闻,陋已”。“星命学为吾国哲学专科。……窃谓是书(指《命谱》)果能流传区宇,使之人手一编,久必改进国风,消弭世变,同登于人类进化之盛运,然后见哲学之明效大验也。”将袁氏“命学”比附为“科学”或“哲学”,显然是时代大潮的产物,亦有为“命学”在近代学科体系和学科分类中争正统、争地位的考量。这种考量恰恰说明“命学”已处在极为边缘的境地,正在走向衰微,不得不借助“科学”话语力争一席之地。
尽管作了种种努力,但“命学”仍为民国主流知识界所排斥,特别是形而下的狭义“命学”,始终难登大雅之堂。有一例证很能说明问题。在为袁树珊《述卜筮星相学》作序的人当中,有一位号称信奉唯物史观者林庚白,曾自述道:“前几年我对于卜筮星相,觉着有点好玩,所以闲空的时候,常去研究研究,而且因为了一时的兴致,写了一部《人鉴》,很风行一时。当下我的朋友,有许多不以为然,他们说:‘你是相信唯物史观之一人,为甚么提倡这些,岂不是自相矛盾吗?’后来看见《语丝周刊》,钱玄同居然骂我浑蛋”。林的朋友和钱玄同的态度,恰能代表当时知识界较为普遍的看法。毕竟在经历知识转型和五四洗礼之后,已成型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体在知识结构和价值体系方面都更接近于西方,学术界中人大都是具有科学思维的“专家”,所秉持的西方理性、科学观念使他们无法容忍心目中非“科学”的“命学”存在。当然,也有一些被视为“保守”的知识分子在日常生活中仍给“命学”留有一席之地,如著名学者吴宓在其日记中就不时有卜卦记载,这里略举几例:1937年7月28日,“寝前,仍卜《易》占明日吉凶”;1939年3月25日,“近日心神恍惚,忧父在西安遇难。今晚尤惶扰不宁。乃用闭目开书,手指某页一句之法占卜”;1946年7月6日,“以《蒹葭楼诗》祷卜宓本年应在清华抑往武大,得句云‘义方教子恩及侄’。宓以为子指淑,侄指克强,此句似命宓回清华之意”。从这些记载来看,吴宓之卜卦,有其特点,一是此举非生活常态,往往是在时代剧变和人生的某些特定时刻才占卜。如1937年7月28日的占卜,是在“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即将进北平的关键时刻卜吉凶;1939年忧父之卜,也是因西安遭日军轰炸、军情危急之故;1946年的占卜,则是面临关键选择,为定行止而卜。二是为自己占卜,私密性很强。从日记看,基本未见吴宓为他人卜卦的记载,这和严复大量为他人卜卦,形成鲜明对照。无论如何,在“科学主义”盛行的大环境下,尽管吴宓对“科学主义”颇有微词,但也不能不顾及整体的社会环境,无法公开从事主流知识界所界定为“迷信”的卜卦活动。实际上,在吴宓这代知识分子那里,西方思想的理性崇尚和个人中国式感性生活实际的分离,较之清末严复那一代更为明显,内在矛盾冲突也更大,在各种有形无形因素的制约下,一些生活实践只能越来越个人化、私密化。这样的事实本身,就已表明中国式的“命学”不能不走下坡路。#p#分页标题#e#
总之,在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总体格局下,不论就知识分类而言,还是就读书人社会身份和态度的转变而言,都对传统“命学”颇为不利。“命学”中的“学”或“道”,被分离在近代不同学科中,主要是在哲学层面讲求,但因与西学主流不符,在哲学中也难以占据主导地位,日趋边缘化;“命学”中的“术”或“器”,命运更是不佳,在愈益强大的科学主义潮流面前败下阵来,从文化“大传统”的一部分沦落为“小传统”之一,走向衰微之路。“命学”的这一历程,值得今日反思者极多,本文只是大体描述一个框架,一系列相关课题还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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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原则是为了税收而制定的原则,它可以判断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是否合理。税收具有无偿性、固定性和强制性三个特征,在制定税收制度和政策时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税收原则不是根据人们抽象的主观意志的随想得来的,而是在现有的、具体的社会经济历史的条件下,在实际生活中通过实践得来的。因此,更符合政策意义上的税收原则被定义为制定税收政策和设计税收制度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和规范。
西方税收原则的演化从威廉·配第开始,之后经过亚当·斯密、萨伊、瓦格纳以及马斯格雷夫、纽马克等进一步阐述,发展到现在已形成一套完整的、系统的现代西方税收原则。威廉·配第不是最早完整提出税收原则的,而是把税收原则的思想做了系统的阐述。大多数学者认为第一个把税收原则完整记录下来的是亚当·斯密。
税收平等、确定、便利和经济是斯密著名的税收四原则。
(1)税收平等原则。要求所有公民都要平等纳税,反对以身份和贫富定税;由于当时人们的收入不再单纯依靠种地,也有人开始取得工资收入和利润收入,税收也不单纯依靠地租,取得利润和工资收入的人也要纳税才公平。
(2)税收确定原则。即纳税日期、方法、数额、比例等的设定必须明确,所有纳税人和征税人都要清楚明白,否则税收征收者可任意左右纳税人,给征税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3)税收便利原则。税收的征收与管理,应最大限度方便纳税人。如纳税人有充足收入的时候为纳税日期;交通便利的地方设为纳税地点,用最简便的方法进行征收税款,用货币进行计量。
(4)税收经济原则。征税要有一定的度和量,不可过多,亦不能过少。税征得过少,影响国家财政收入;征税过多,给纳税人增加负担,导致出现偷税漏税现象和减少再生产,反而不利于国家财政收入。
萨伊的前四个原则与斯密的四项基本原则相似,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国民道德原则,这是他的代表性原则。税收虽然是财政经济范畴,但触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政府征税会给国民的行为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一部分人认为缴纳税收之后自身所得收入减少,为了获得等量的或者更多的收入,他们会更勤劳;也有一部分人认为政府征税拿走了自己的部分劳动成果,为了心理平衡,他们会变得懒惰。所以在设定税收原则时,要尽量考虑正面影响,使人们变得勤劳,也就提高了国民道德水平。
(1)财政政策原则。从充分和弹性两方面做了界定。充分原则要求须有充足的税收来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当政府支出增加或税收以外的其他收入减少时,须依靠法律或自然地增加税收收入,即税收要保持一定的弹性。
(2)国民经济原则。征税要保证国民经济正常发展,要求合理选择税种和税源,因此分为税源选择原则、税种选择原则。一般选择所得作为税源,难以转嫁或转嫁方向明确的作为税种,但也不排除在某些情况下选择资本和资产作为税源,采用转嫁方向不明确的税种。
(3)税收公平原则。包涵平等和普遍两个含义。普遍就是所有公民都纳税,不因身份不同而异;平等就是当具有相同的能力大小时纳相同的税。
(4)税务行政原则。涉及到法令确定、征税便利、管理费用节省三方面,又可以将税收行政原则分为税收确实原则、便利原则和最少征收费用原则。
现代西方税收原则即20世纪以来的税收原则,学者将税收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问题作为重点,提出当代关于税收最高三原则,即效率原则、公平原则和稳定原则。效率原则要求在设计税收制度时应讲求效率,须在税务行政、资源利用、经济运转的效应三个方面讲求效率,以促进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公平原则在所有税收原则中最为基本,从横竖两个不同的方向设定;横向要求指纳税能力相同,纳税相同;纵向要求纳税能力不同,纳税不同。稳定原则:经济的发展不是平稳不变的,而是一直处于一个波动的状态,税收稳定原则就是要利用税收的作用,最大限度实现经济波动最小化。在这三个原则中,公平和效率并不存在很强的正相关性,而在某些情况下,存在着严重的负相关现象。税收要兼顾公平和效率这两个基本原则,实现两者最优搭配。
1古代的治税思想。古代的治税思想可以概括为16个字:轻税富民、适度征税、公平税负、以法治税。这16字治税思想也反映出我国古代治税原则。包括有义、有度、有常、弹性、统一、普遍、均平、明确、适时、便利、为公为民等。
2我国理论界基本认同的税收原则。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理论界基本认同的税收原则为税收法定原则、财政政策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
(1)税收法定原则。每个税收活动须有法律明确规定。征纳税主体必须依法征纳税,具体包括税收要素法定、要素明确和程序法定。
(2)财政政策原则。从国家收入方面明确税收准则。保证财政收入是拟定税收制度、计划税收政策的根基起点,制度的制定和变化须保证国家有足量的收入,也就是保证财政各方面必要支出,财政原则是税收的基本原则。
(3)税收公平原则。规定主体征税要使所有纳税人所承受的负担与其经济状况相适合,并使所有纳税人的负担水平保持平衡。可以从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受益原则和能力原则四个方向来考虑。
(4)税收效率原则。指国家征税要有利于经济机制有效运行和资源合理配置,有利于提高税务行政效率。即税收的经济效率和行政效率。经济效率表述为用尽量少的税收经济成本获得尽量多的经济效益,要掌控好税收的量和度,使税收对各类经济活动产生的影响最小;行政效率指在征纳税过程中应消减税务费用使用度,可从征纳税费用两方面考虑。
税收原则理论在中国和西方国家各自历史背景的演化过程中,呈现既相似也有个性化的特点。在内容上,中西方的税收原则都蕴含着公平、效率和财政三个原则。西方的税收理论秉持不断完善和改良的思想。中国的税收理论革命性较强,所以出现不同时期遵循完全不同的指导思想,出现理论的断层现象。
对税收原则的主要内容,税收理论界已基本达成一致意见。从理论成长和实践的角度来看,有些内容还应进行深入探讨。当前的主流税收原则理论都包含了公平与效率。有的当作税收原则之一直接陈列出来,也有将其归于某一原则之下。对公平和效率的层次和着重点考虑得应更为全面。税收公平是税收学的传统课题。传统意义上不存在绝对的公平。税收的公平更倾向于指力求相对高水平的相对公平。从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两个方面来考虑只是宏观上的相对公平,而从微观上解释相对公平,则需要从经济公平、社会公平和生态公平三个层面进行分析,找出适应具体国情的税收公平体系[3]。过去的税收原则理论都分别强调了税收的公平和效率原则,二者缺一不可,但不等于两者没有主次之分,通常情况下要把效率放在第一位。没有效率的公平不是真正的公平。但也不排除在某些情况下将公平放在第一位。要兼顾公平和效率这两个基本原则,实现两者的最优搭配,否则会给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负担。
税收原则是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税制改革的依据。税收的最基本原则是公平与效率,其他原则都是这两方面的具体化,税收原则的研究思路不应再放在把其具体化上,应研究使用何种手段实现这两个原则,即要把重点放在税务管理上。税收公平是税收原则的核心问题,提高税收效率是税收工作的永恒主题,保证税收收入是税制建设的主要目的。只有税收保持公平,才能最大限度地消除纳税人的抵触心理,使其及时纳税,更能有计划地安排生产经营活动,从而促进整个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用尽量少的投入而取得尽量多的收入是税收工作者的奋斗目标。从中西方税收原则的演变过程来看,要用发展的眼光来对待税收原则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税收原则也要不断完善,只有在逐步完善和更新的税收原则的指导下,才能使国家税收职能发挥更有效的作用,真正完善我国的税制建设,真正建立起符合经济发展要求的税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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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1840年)到新中国成立(1949年)为止。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充满灾难、落后挨打的屈辱史,是一部中国人民探索救国之路,实现自由、民主的探索史,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近代史相关论文:梁启超与中国近代宪政运动。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宪政运动全文如下:
摘要: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权威的宪政理论家,他的宪政思想是他政治启蒙思想中最闪光、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一生矢志追求宪政,其主要目的是用宪政来反对封建君主制。他不光重视理论的研究,还积极投身到宪政运动中去,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近代宪政运动的发展。本文试图通过介绍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及其宪政活动,使大家能够正确认识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并对当前我国的宪政提供一定的参考。
论文关键词:梁启超 宪政 法治国家
Abstract:Liang Qichao is a modern authoritative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theoretician of China, glistening, most important component most in the thought that his thought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s his politics to teach beginners. He pledges one’s devotion and pursues the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n all one’s life, its main purpose is to object to the feudal monarchism with the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He not only pays attention to the research of the theory but also joins in movements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actively,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movements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of China greatly. This text attempts to pass thought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and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activity of introduction Liang Qichao, enable everybody to know Liang Qichao’s thought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correctly, and offer certain reference to the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of our country at present.
Keyword:Liang Qichao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Country governed by law
梁启超不但是近代中国“法治主义”的重要倡导者,同时也是近代中国宪政的主要设计者和推动者,是重要的立宪政治活动家。但是大多数研究者或者是把梁启超与康有为等同起来看作是戊戌维新派的代表,只讨论他们的君主立宪主张,而忽视了梁启超自戊戌之后旅日期间在思想上的不断进步,特别是在宪政观点上与康有为的差异;或者虽然把康梁区分对待,但是却把梁启超看作是与革命派对立的一方来研究他的宪政思想和活动,从而忽略了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及其宪政运动是促成和推进辛亥革命浪潮发生、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一重要事实。
何为宪政?这是研究梁启超宪政思想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所谓宪政,就是拿宪法规定国家体制、政权组织以及政府和人民相互之间权利义务关系而使政府和人民都在这些规定之下,享受应该享受的权利,负担应负担的义务。无论谁都不允许违反和超越这些规定而自由行动的这样一种政治形态” ,可见,梁启超认为宪政的实质就是确立宪法的至上性。
对于宪法,梁启超提倡狭义的宪法概念,即指有议会的国家的根本大法。他指出:“宪法何物也?立万世不易之宪典,而一国之人,无论为君、为官吏、为人民。皆共守之者也,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据,此后无论出何令、更何法,百变而不许离其宗也。”宪法“为国家一切法律根本之大典” 。
梁启超特别强调宪法的以下几点特质:
首先,宪法是政治法,是行使民权和限制君权的武器。梁启超指出:“欲君权之有限也,不可不用民权,欲官权之有限也,更不可不用民权。宪法和民权,二者不可相离,此实不易之理,而万国经验而得之也。”由此可见,梁启超认为立宪必须以民权为基础,而立宪本身又可以保障民权。因此梁启超极力主张在中国兴民权开民智,进行民主启蒙教育。
其次,梁启超强调宪法的至上性。梁启超认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无宪法不足以为国。”梁启超据此把“世界之政”分为两种,“一曰宪政之政(亦名立宪之政),二曰无宪法之政(亦名专制之政)” ,并把有无宪法看作是西方资产阶级先进国体与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国体的根本区别。梁启超还指出宪法之所以具有至上性还在于宪法是一国产生其他法律的依据,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为社会上所有个人、团体的最高行为准则。
梁启超还对宪法的稳定性问题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宪法的稳定性,主要指宪法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稳定。他指出:“宪法与寻常法律异,宜有永久之性质,非可以朝令而暮改,此人人所同知也。” 梁启超还深刻揭示,若宪法没有稳定性,必然造成恶果。他针对袁世凯上台执政一直到曹馄贿选,期间体制多变,宪法频繁更迭,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大抵一制度之颁,行之平均不盈半年,旋即有反对之新制度起而推翻之,使全国国民仿徨迷惑,莫知是从,政府威信扫地尽矣。”
梁启超宪政思想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立宪法以定“一切法度之根源”
梁启超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律制度的考察与研究,指出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与法律体系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把宪法看作是“国家根本法”,是其它法律得以产生的依据,正因为如此,梁启超认为,“采定政体,决行立宪,实维新开宗明义第一事”,“欲维新中国,必以立宪法……为第一要义” ,认为“无宪法不足以为国”。
2.设国会以确立“法治国家”之基础
梁启超认为国会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他说:“天下无无国会之立宪国”。他认为国会是人民行使立法权的重要机构,也是保障人民权利不受政府侵害的重要权力机关。在专制时代,法自君出,其“立法权专属于君主”一人,“则所立之法必利一人”,这种“自顾其利益”的法律,“以今日文明之眼视之,其为恶法” 。而现代要使多数之国民能得到幸福,只能“以立法权属于多数之国民”,尽快设立国会,以立法权还之于民。这样,法治国家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对于国会的性质,梁启超认为可以从法律和政治两个方面来界定。在法律的视角下,“国会者,为限制机关以与主动机关相对峙。”这表明,国会是作为国家的立法和监督机构而存在的,只有法律上享有对行政机关进行权力限制的机构才可以称之为国会;而从政治的角度看,“国会者,代表全国人民之势力者也” ,国会是反映全体国民意愿的民意机构。
其次,梁启超还详尽地论述了国会的组织机构。梁认为在当前的中国设立议会,应仿效英国,实行两院制,并将上院称为左院,下院称为右院。梁启超十分明确的指出中国未来的左院不能代表平民,也不能代表贵族,而应包含更多的成分。而右院则“平等代表全国国民,故必以人民所选举之议员组织而成” 。
3.关于选举制度
梁启超把各国的选举制度划分为普通选举和限制选举。“普通选举者,谓一切人民皆有选举权也;限制选举者,谓以法律指定若干条件,必合于此条件,或不及于此条件,乃得有选举权也”,并认为两者的分界就在于财产。那么在中国应该采取哪一种呢?梁启超坚决反对限制选举制,尤其是反对财产限制。因为“财产与政治能力,决非能常相一致”,所以“财产与选举决不容有特别的关系。”他还深刻地论述了用财产限制选举权的危害,认为最终“使大多数人,不能感国家与己身之利害关系,则将流于少数政治,其反于立宪之本意甚明。” 接着,梁启超采用比较分析的办法,详尽论述了选举的方法,如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选举手续等问题,其中着墨最多的是对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的见解。对于两种选举方法的优劣,梁启超认为不能一概而论,而要结合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分别对待。一方面,梁认为直接选举能反映多数人意见,而且选举人直接面对选举,能直接感受其利害,故能热心负责的投票,所以直接选举优于间接选举。而另一方面,梁启超又认为间接选举为“组织最良之国会”的必备条件。因为“第二选举人地位较高,交通又广,对于议员候选人较易周知”,故“能鉴别被选人之才能性行,择最良者而举之” 。
4.关于政党政治
梁启超认为政党政治与宪政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指出:“在专制政体下,决无容政党发生之余地。政体既归于立宪,则无论其国体为君主,为共和,皆非籍政党不能运用……非真立宪之国,不能有真政党,然非有真政党之国,亦不能真立宪。二者互相为因,互相为果.”对于政党的作用,梁启超主要认为可以“增进国民程度的作用。”他主张在立宪政体下,应该组建堂堂正正的政党,有了这个政党,就可以通过垄断议员多数,组成独揽大权的政党内阁,从而取代封建地主的官僚统治。
5.关于三权分立
梁启超完全接受了西方洛克、孟德斯鸿主张的三权分立制度。认为三种权力如果掌握在同一个机关或个人手中,则公民的自由就会遭到毁灭,就会使人们时时感到君主专制的存在,三权分立就是要通过相互制约以达到防止国家机关变为专制工具保障人民权益的目的。梁启超主张在中国,立法权由国会行使,行政权由国务大臣行使,而司法权由独立的司法审判厅行使。不仅如此,梁启超还进一步阐述了要在中国实行的三权分立的不同之处,他把统一三权的统治权称为“体”,而分别行使的三权称为“用”,认为“体”是不可分的,可分的只是“用”,这有一定的独到之处。然而,梁启超把统一三权的统治权又赋予了君主,这样最终将三权又归于君主,将君主立宪的“体”重新导向了君主专制的“体”。
6.行司法独立以为“立宪政治之根本”
梁启超根据资产阶级政治学者关于三权分立的政治理论,并结合中外历史实际,提出要建立近代法治,必须充分认识“司法独立为立宪政治之根本”的原则,实行司法独立以防止高度集权的专制和权力的滥用。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君主专制和王权腐败,与政治体制上的行政与司法合一,行政权力支配和左右甚至垄断司法权力的制度是分不开的。在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法律就只能处于极不健全和极不发达的状况。他在《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中指出:“今之稍知大体者,咸以养成法治国家为要图。然法治国曷由能成,非守法之观念,普及于社会焉不可也。守法观念如何而始能普及,必人人知法律之可恃,油然生信仰之心,则自凛然而莫之犯也。故立宪国必以司法独立为第一要件,职此之由。” 因此,他说:“司法独立为立宪政治之根本” ,也是中国建成法治国家的前提。
(一)梁启超通过言论和著述进行立宪启蒙,为立宪造舆论
鉴于宪法在宪政中的重要地位,梁启超专门研究了各国的宪法,阐述了中国宪法的精神原则及相关问题,系统地论述宪法问题的就有《各国宪法异同论》、《立宪法议》、《宪法之三大精神》、《立宪政体与政治道德》、《宪法起草问题答客问》等等。梁启超提出“制定宪法为国民第一大业”,有没有一部好的宪法是区分立宪与专制、文明与落后的标志。实行宪政,首先必须树立宪法的至上权威,“一国之人,无论为君主、为官吏、为人民,皆共信守之也,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此后无论出何令、更何法、百变而不许离其宗也” ;其次必须由专门机关来立法,他认为应该由议院制定宪法,任何个人或团体都无权擅自修改宪法;同时他还提出,在中国制定宪法,必须根据“三大精神”,即:“国权与民权的调和”、“立法权与行政权的调和”、“中央权与地方权的调和” ;并且他还就各国宪法订立、颁行、修改的程序、方法等一一作了比较和介绍,为中国制定完善的宪法、并为宪法的实施提供了理论环境和舆论支持。不仅如此,民国成立后,他又亲自起草了“进步党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共11章95条,对国体、政体、总统、国会、法律、司法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综合反映了进步党和梁启超本人在民国初年的政治观点和主张。
另外,他首次在中国提出了“预备立宪”的主张,认为中国实行宪政,必须参照日本用十到十五年的时间做准备。1901年他即以日本为参照系,设计了中国从预备立宪到实行完全宪政的次第程序:“第一,涣降明诏,普告臣民,定中国为君主立宪之帝国,万世不替;第二,派重臣三人游历欧洲各国及美国日本,考其宪法之异同得失;第三,所派之员既归,即当开一立法局于官中,草定宪法;第四,各国宪法原文及解释宪法之名著,当由立法局译出,颁布天下;第五,草稿既成,未即以为定本,先颁之于官报局,令全国全民皆得辩难讨论,……如是者五年或十年,然后损益制定之。定本既颁,则以后非经全国人投票,不得擅行更改宪法;第六,自下诏定政体之日始,以二十年为实行宪法之期” 。事实上,清政府后来的预备立宪,基本上是按照梁启超设计的这个程序推出的,只是因为辛亥革命的到来,立宪的过程中断了而已。
(二)梁启超通过组织政团和创办报刊来促进宪政运动的开展
(1)1909年,梁启超把各地在日本的立宪知识分子聚集在一起成立政闻社,明确宣布政闻社的宗旨为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厘定法律、巩固司法权独立等等。政闻社成立时有300多人,后来发展到1500多人,在梁启超的安排与授意下,大批成员纷纷回国,广泛联络国内知识分子、士绅和青年学生、青年官兵等等,大造立宪舆论,宣传宪政思想,通电请愿敦促政府从速召开国会,实行宪政。
他又通过徐佛苏等人的活动,组织了国内声势浩大的立宪请愿运动。1910年各省谘议局成立时,梁策划派徐佛苏等人到国内活动,将各省驻京绅商代表联络成一体,使各地立宪首领人物如汤化龙、谭延恺等都聚集在梁启超、徐佛苏的周围。清政府迫于形势宣布立宪期限缩为五年后,梁启超立即撰文指出这是假立宪、没有诚意的表现。在梁启超的指导下,各地立宪代表聚集北京,集议决定联合全国各界请愿政府废除立宪年限,立即召开国会,拟订宪法等等,并且梁启超还建议他们在请愿后要持续进行第二次、第三次的请愿,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形成了近代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国会请愿活动。关于这一点,徐怫苏有这样的记载:“余即于宣统元年冬赴京,启发朝野,共谋立宪救亡。
梁先生闻余北上,欣慰无极,指导余进行之手札,约计三日必有一通” 。立宪运动的发展,使清政府借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的动机进一步暴露,革命的势力进一步发展,辛亥革命于是一触即发,清政府的统治迅速瓦解。从这一角度说,梁启超对于推翻清政府的政权,确实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正如徐佛苏本人记述的那样:“辛亥革命之一举成功,无甚流血之惨祸者,实大半由于各省议员根据议政机关,始能号召大义抵抗清廷也,又大半由于各省谘议局之间有互助合作之预备与其目标也。而各省议员之能决心合作,实大半由于谘议局之领袖曾受清廷驱逐请愿代表之耻辱,及经宪友会密谋地方革命之激动也,而昔年国会请愿之能监促清廷,设立各省谘议局,与人民以议政之权力者,实大半由于梁先生能以精神及著作领导余等之奋斗也。此可知民国之成立,梁先生实有间接之大力” 。
(2)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办的《新民丛报》,不仅是进行国民性启蒙、探讨新思想、新学术的阵地,同时也是宣传立宪思想、进行宪政启蒙的主要舆论阵地。对从亚里斯多德到霍布上、孟德斯鸠、卢梭以及近代日本的法学家、政治家的学术、思想、观点都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点评,大力宣传三权分立、人人平等的思想以及宪法和近代法制理论等。此外,还连续发表《各国立宪史论》,宣传、剖析立宪政体246266∷ 美丽心灵·美丽人生·美丽中国 ∷246266
,“使一国中大多数人知立宪,希望立宪,且相率以求立宪” 。正是从这种宪政的启蒙和指导中,中国人开始有了系统的宪政和法制观念。
继《新民丛报》之后,梁启超又主持创办了《时报》,很快成为宣传宪政的著名报纸。1909年作为政闻社的机关报《政论》创刊,以“造成正当舆论,改良中国政治”为宗旨,大力呼吁速开国会,实际推动宪政步伐。1910年他又派自己的学生创办《国民公报》,自己“每三、四日便寄去文章一篇,畅论国民应急谋政治革命之理由,言论精透,胜于《新民丛报》” ,以言论和思想指导宪政运动的开展。
1910年3月,《国风报》在上海创刊,梁作为总撰稿人发表了《立宪九年恭跋》、《宪政浅说》、《中国国会制度私议》等系列文章,继续灌输宪政常识,精心设计指导立宪的每一个环节。《国风报》是当时中国立宪理论和舆论的主阵地,其中“半数文章皆为梁启超所撰写”。
1912年梁启超归国后,又创办了《庸言报》,倡导以政党政治推进宪政实施,继续为宪政摇旗呐喊。
(三)梁启超以其丰富的宪政理论和知识来指导宪政运动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宪政理论和知识最丰富、最系统的人,他不仅精通各国宪政实施的进程,系统比较研究过欧美德日各国的宪法,还对中国当时的宪政环境、宪政模式、实施程序等都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和思考,留下了一系列关于宪政的论述。粗略统计,梁启超系统论述宪法与宪政的各类文章共约65篇。 在1910年、1911年两个立宪请愿运动的高潮年里,梁启超总共发表了87篇文章,其中专题谈宪政的就有30多篇,占了1/3,《中国国会制度私议》、《宪政浅说》、《责任内阁释议》等一系列设计和规划中国立宪的著名篇章都是这时候发表的,成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立宪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辛亥前夕梁启超关于宪政的论著,不仅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对于辛亥以后的宪政实践也有着筹谋草创之功” 。
正因为如此,清政府中奉命从事筹备立宪的官员也奉梁启超为宪政权威,也要向梁启超请教办法。考察各国宪政的五大臣归国之际,因不了解宪政理论,加上各国情形复杂,不知道如何向清政府汇报,便暗中通过联络向梁请教,梁于是代为起草了考察宪政报告、奏请立宪、赦免党人、请定国是等奏章,洋洋洒洒约20万字,直接影响了清政府的决策。另外,当时的法部尚书戴鸿慈、宪政编查馆的官员等都曾通过各种途径向梁启超请求宪政学理,希望梁能“开其闭塞”,梁启超借此灌输立宪主张与设计方案。
梁启超对宪政的宣传和影响,不仅极大地丰富了近代中国的法治思想的内容,而且开阔了近代知识分子的眼界,传播了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和法制理论,更重要的是,为宪政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思想、政治和社会环境。
辛亥前夕的宪政运动是近代中国有理论、有目的、有组织、有理性、有影响的全民运动,“为吾国历史上以平民呈请君主颁行大法之创举” 。梁启超作为宪政理论和运动的灵魂,他的言论、宣传和活动是当时轰轰烈烈的宪政运动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不仅把近代西方的权利、政党、政团等概念引进中国,成立并联络各种民间社团呼吁、督促政府,鼓舞民气,开启民智,还在民国初年为了实现宪政理想而组织进步党参与政治,实际开始了在中国进行政党政治的实验,这一切都是难能可贵的。更重要的是,立宪报刊和团体的活动,使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士绅更加了解了清政府假立宪的本质,直接促成了辛亥革命浪潮的汹涌壮大。
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
2李秀清:《“梁启超宪草”与民国初期宪政模式的选择》,《现代法学》2001年第6期
3丁伟志等:《中体西用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4黄敏兰:《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人梁启超》,湖北教育出版社
5张友渔:《宪政论丛》,群言出版社1986年版
6吴嘉勋,李华兴《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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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多数时候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映射。如果仅仅只是总结和映射,那么,历史作为一个存在,就应该消失。历史的问题在于不断发现真的过去,在于用材料说话,让人如何在现实中可能成为可以讨论的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近代史相关论文:穿过历史迷乱的眼神。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1898年戊戍变法失败,康梁流亡国外,谭嗣同殉难。由此,中国刚起步的现代化进程丧失了社会改革的上层资源,只能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官僚极度腐败、政体腐朽不堪、对外战争屡战屡败使清政府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虽然在清末十年宪政尝试中,已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保障个人隐私权在内的个人自由写入法典。清政权的统治到底是败坏了平民百姓的胃口,何况是那些激情如火的革命党人。他们的回应是一波又一波的武装起义,最终酿成辛亥革命发生。二千余年帝制被掀翻,成立亚洲第一共和国。自由、民主、共和思想虽然缓慢却也极其坚定的传播。大小官僚把军人不能干政、法治和公理之类名词烂熟于心,尽管他们觉得这些词多少有些拗口。
当然,辛亥革命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最具战斗性的鲁迅通过不朽篇章《阿Q正传》对其做了盖棺定论:"革命党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老爷还是原来那个官,不过改称了什么;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鲁迅对这次革命显然抱着不友好的印象,他把革命浓缩为一幅静物素描:静修庵的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碎在地上,同时又不见了观音娘娘前的一个宣德炉。
语言是种软性暴力,在表达我们思想的同时,也设置了无数陷井,在扼杀我们的思维。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是我们在说历史,还是历史通过我们的咽喉在诉说自己。当我们以为只能全盘否定历史已然状态才能前进,从而对辛亥革命的不彻底进行无情嘲讽时,恰恰暴露出我们的无知和短视。激进的运动总会引发灾难,成功的制度创新从来不是通过急风暴雨式的运动所能完成。霍尔巴赫说:"不,并不是通过危险的骚动,并不是通过斗争,通过弑君,通过无益的犯罪,......这些猛烈的手段总是比它们试图医治的罪恶更要残忍,.....理性的声音既不是煽动性的,也不是嗜血的。它所主张的改革是缓慢的,然而唯其缓慢,方能把一切安排得更好。"剔除感情成分,鲁迅的描述无疑带有某种误导性,原有的官僚并非一无是处,技术性的事务缺了他们还真是不行,行政体系中留任原来的官僚也可保持稳定,避免激烈的动荡,更关键在于可以打破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传统习俗。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这也算是公共意识的最粗浅的表现。但是,历史在无际的时空中沿着多条通道徐徐前行,我们进入的历史是鲁迅用铁锤、匕首把革命订到历史的耻辱柱上,他的动作孔武有力,漂亮到位,赢得台上台下阵阵喝彩尖叫声。
知识精英对现代化的不灭追求,富国强民的激情一如地底的熔岩左冲右突,寻求一个爆发点。这当口就容不得霍尔巴赫式细水长流的咏叹调了,他们更需要贝多芬式高昂激越的进行曲.来一个淋漓尽致和践踏一切的喷涌渲泻。问题在于当时中国并没有几个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无法把这一力量进行有效整合,加以引导,避免知识精英沿不同方向作无目标的布朗运动,力矩无限,然而合力为零。无法使之成为通向宪政之路的发动机。梁启超被喻为"变色龙"。再说说孙中山吧,褪去神性光环,杨小凯在《中国百年经济史》中说他是"有机会掌权时就极力鼓吹总统制,没机会掌权时就鼓吹内阁制,在自己军事实力强大时(护法战争后)就支持中央集权制和武力统一,军力弱小时(1915年旧国会复会时)就支持联省自治。"表现出不能出以公心以社会利益为重选择和尊重游戏规则,而是以自己的政党利益为选择政治游戏规则的标准,是标准的以屁股指挥脑袋。连孙中山这样被推崇备至的政治人物在这方面亦不过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了。
说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毫不为过,这次运动提出了知识分子对世界的严正质疑,他们用西方现代政治文明和宪政共和思想启蒙国民,星火燎原,如烈火拂过大地。只是北洋军阀专断无能、拥兵自重以及和清政府如出一则的腐烂让他们失去信任。随后,列强步步进逼、强国道路的受挫和日本进攻中国轻而易举的成功,使民粹主义思潮在中国急剧泛滥成灾,急功近利的心态在知识分子中荡漾开来,如一些学者所说,先是救亡压倒了启蒙,然后是运动否定了启蒙。整个民族在上民主、个人自由和共和思想这一课上课铃声刚响,却被匆忙解散。无法避免的为民族现代化进程投下了阴影,改变了中国二十世纪后半叶的面目,为以后的灾难预先埋下了伏笔,以至我们现在还是吃这个亏,在补着这一课。
1949年,低吟浅唱着"我不知道风是往哪个方向吹/我是在梦的轻波里依洄"的徐志摩们已被无情的旋风扫到角落里,随着无数热血青年抛尸荒沟、山岗和城市后,国民党中央军变成了蒋匪帮,共匪倒成了解放军。1949年10月1日,南方的中国人还在看着一支支部队从门前跑过,拉走他们的牲畜、能走得动的男人和稍有姿色的女人,抢光他们的粮食和仅有的一点积蓄。窗内是一个接一个的恶梦,窗外是冻白的夜和摄人心魂的枪炮声,他们在静夜中唯一能做的无非是等待死亡的来临。与此同时,北方的中国人却在聆听从没有过的美妙音乐。北方的中国人在狂欢,中国人向来值得庆贺的东西非常少,这次是庆贺自己的新生。已逝去国民党政权的腐朽和横征暴敛加重了欢乐的份量,他们欢呼一个新国度的产生,他们称之为新中国,用太阳、不朽、神圣、万岁之类的词与之相匹配。在新生的制度面前,不欢笑是可耻的。虽然一些智者也曾在先前表现出些许的怀疑,曹禺在话剧《日出》诅咒了制造黑夜的制度,对邪恶伸出愤怒的中指。然而,对未来他显然也不是很乐观,他借剧中陈白露的口说:"太阳会升起来,但黑夜也会留在后面"。他说太阳并不属于我们。细究起来,他表达的却不是对新社会新生政权的怀疑,只是对未来的不知由的心慌意乱罢了。
既然有智慧的人们都已识趣的闭起了嘴巴,人们还有什么理由推脱歌功颂德的责任呢?苏格拉底的存在对任何救世主都是不合适的,于是胡风说《时间开始了》,在浩大诗篇中对革命的伟岸和领袖的阔大作了由衷的赞美。如果你对他说,几年后,他将作为深藏在党内反革命集团的头子被收押拘捕,他的余生将在监狱中度过。他会以胜利者的自负不屑一顾。
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解放战争的胜利,时间跨度上为一百余年,百年动荡、百年苍茫,在这百年中,中国知识分子上下求索,九死而无悔。求富求强的路上阅尽人世沧桑。天若有情天亦老!在他们品尝了最多的荣辱欢乐,体味了最深刻的伤痛折磨,经历了鲜血淋漓和死亡纷纷后,义无返顾走上反抗暴政的道路。现实的压抑和心中激情的碰撞、上层统治的腐败和无能、保守势力的强大,却使他们只能选择以暴抗暴的方式,统治集团对革命的残酷镇压和政权更迭游戏规则的缺失使暴力更以加速度的方式加以推演,暴力意识被无限扩散、复制、膨胀,直到形成本世纪最大的图腾:革命图腾。二十世纪历史单薄纸页被革命的烈焰烤焦。本世纪最大人数的死亡,最为惨重的破坏不是因为战争,而是为了革命的净化和理想的纯洁;大部分人死亡的理由不是法律的惩办,而是被革命的巨轮碾碎。
暴力革命的前提是旧有政权一无是处,必须把整幢大楼全部推倒重建。为了革命的胜利和纯洁,原有的统治阶层必须被处死或放逐,他们不配享有人民的称号,新社会的光泽是不会照射到他们身上的。与此相适应,革命者眼中时间不是线性不可复的,他们相信在时空的起点有那么个辉煌的开端,如同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的时候,它是完美无缺的,只是因为人类道德败坏,它在渐渐在变质腐化;或者相信有那么个终点,旧有的丑陋东西总是无可避免,革命者的任务就是涤荡一切虚伪、邪恶和腐朽以达到光明的顶峰。与我们相比,西方哲人眼中的时间是线性的,赫拉克利特说:我们踏进又不踏进同一条河。他的意思是:时间一去不复返了,旧的恶去了,新的恶也来了,河里的水变了,但只不过是换了些水,水里多了些少了些垃圾都无助于改变它作为一条流水的河的定义。我们时间是圆环状的,可以循环轮回。旧的扫荡光了,美丽新世界才可以破土动工。新建的开始就是时间的开始,所以胡风说《时间开始了》。其实,当伟人在1949年10月1日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一个诗人却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许多人正跪倒,许多人尽管肉体依然强健,然而精神也已跪倒。
1969年4月1日,此时距开国已正好二十年。二十年时间在史册上只是可有可无的几页,对微不足道的个人来说,二十年里却是沧海桑田。胜利的激情已退却,新世界的阴暗面已显示无疑,民主缺失那个暗淡的光点已如洪水泛滥一样不可收拾。革命运动已一波三折,资产阶级作为整体已被消灭,我们据说已建立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虽然有55万右派作为异已力量被揪出,但并不妨碍我们其它方面的进步,原子弹已经爆炸,卫星已经上天。三年自然灾害中死了家属、好友的人悲痛已化为细微尘埃,人的记忆毕竟有限。但亩产十三万斤的神话还没有结束,十五年赶超英美的宣言依旧激动人心。这时,“”已进行了三年,老舍跳了太平湖,反对喊毛主席万岁的彭德怀元帅已被打入冷宫,经人民代表选举产生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定重新定义为:党内最大走资派、叛徒、内奸和工贼,被永远开除出党。此时,全国数千万红卫兵、红小兵怀着比辛亥革命时狂热百倍的激情把一切封资修的东西捣毁,有些已冲出国界,去营救世界上另外那三分之二的受苦难难的群众。
如果我们再把眼界放大一点,我们会看到退守到台湾岛的国民党的残军败将忙完了打土壕、分田地,和新加坡等地一道实现了经济上腾飞,号称"亚洲四小龙"。日本从战败恶梦中苏醒过来,经济飞速发展,美国此时已造出第一台电脑,这些在当时毫不起眼的黑旧铁件、电子管、电极等正蕴酿着世界上最伟大技术革命的到来,最终使黑格尔坚信的理性世界变成网络世界。
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发展着,当然我们也没闲着。在此以前,在全国除台湾(这是个叛逆的省份)外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各地报纸上都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社论以及革命实现了"新突破、新进展"的喜报。我们实现了"全国河山一片红",这时中共九大姗姗来迟。八大新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必须五年召开一次。八大在1956年召开,到1969年已整整十三年过去了。这样做的理由不是因为战争或者自然灾难等其他不可抗拒的外力因素。根据江青的讲法是:会议的召开应该有利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现在已经揪出了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走资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的一长串人,如果九大在“”以前开的话,这些人都将进入中央委员会,而且某些人还将进入核心领导机构。
江青说得够爽快的,她抹去一切道貌岸然"阳"的修饰物,毫不讳言革命最终也是涉及权的需要,也要有动物人"阴"的私欲。当其他人唱着道德的高调,江青出格的言语显得与众不同。但是,千万不可忘记,女人是编故事的行家里手,曾有人笑谈如果女人有权对自己编的故事抽税的话,每个女人都会成为百万富婆。何况,伟人已逝,死无对质。有种理论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实际上,一切历史都是个人史。任何世代,对草根阶层来说,历史只是天上卷舒自如的暧昧云彩,我们看上去只是一团迷雾。可有人揭杆而起,用剑指着云彩说你们看,那是头狮子!我们一看,剑上还残存着热气腾腾的血滴哪。对,我们说,那不就是狮子吗?如果后来人有更粗壮的手臂和臀的人提出疑问说那哪里是狮子,分明只是小猫而已嘛,你们怎么一点眼光都没有。我们一看,果然那些云彩就是小猫而已。
中共九大代表的选取是很有特色的,出席九大的代表没有经过选举,而是由各级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推荐定下的,其中不少是红卫兵造反派的头头。让我们看看当事人眼里的九大开幕式是怎样的激动人心。迟泽厚在《中共九大内幕琐忆》中回忆了那个激情似火的岁月:1969年4月1日下午五点,毛泽东宣布会议开始,接着选举大会主席团,共176人,名单已提前发给全体代表,毛泽东问大家同意不同意,下面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于是举手通过。然后选举会议主席、副主席和秘书长,毛泽东面带微笑说:什么人合适啊?我提议林彪同志当主席团主席,大家同意不同意?会场出现了轻松活泼的气氛......林彪赶紧把嘴向扩音器前凑了凑,大声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团主席。毛泽东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林彪站起来,笑着对大家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团主席,大家同意请举手。代表们笑着高高举起手臂,林彪高喊:通过。
温情脉脉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方式杜绝了机械而无人情味的民主程序,从而也就根除了民主程序安排的可能,这也许是战争时期的恶劣环境的反弹和对同志之情的弥足珍贵的自然应对。然而政治不能指望人的善,革命者亦是有欲望的人,有根深蒂固人所共有的恶。革命战争时期,"大家都在看着我们哪"心理形成根据地的聚光灯效应,它和理想主义一道形成的道德约束使恶隐得很深。和平时期来了,就要建立一套完整有力的制度来约束权力,以恶制恶,以权力制衡权力。然而历史的阴差阳错总是让人感叹万千,对帝国入侵的憎恨让人们对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恨之入骨,我们选择了抵制和排斥,不惜把婴儿和脏水一起泼掉。这样,就形成了把情境逻辑中的具体应对超拔为抽象的原则,反过来指导后来已经变化了的具体情境的情况。然而当革命道德理想失去旧有的原创力和严酷性时,无法挽回走向灾难。
有必要回顾一下民主的发展历程。如果以乐观的眼光来看待人类的历史流程,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人类的历史是宽容和自由渐次战胜暴政和专制的过程,对民主的追求更是贯穿于整个文明史之中。民主的本义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按照平等的原则,由人民直接掌控国家的权力。
第二是按照少数人服从多数人原则,由人民通过公开选择来做政治决定。不过,和许多人想像的相反,在人类初级阶段,比如在雅典时期,民主是个带侮辱性的称号,他们把民主看作是最糟糕或者至少是接近于最糟糕的政体。理由简单而明了:多数的统治意味着穷人的统治,而穷人总是不可信的。问题还在于多数人并不总是对的,对多数人的崇拜会顺理成章演变为"少数人总是有罪",在这方面,法国大革命的浪漫主义尝试是个极好例证。基于此,就有了托克维尔的"多数暴虐",以前我们知道有独夫暴政,不想多数暴虐会造成更大的伤害。福楼拜说得直截了当:今后剥夺个人自由的将不是专制君主,而是民众。现在人们把法国革命看作现代民主的起源,法国大革命的惨烈经历,使有产者对大众民主闻风丧胆,群氓以民主的名义进行财产掠夺、暴民政治,让人们初尝了红色恐怖的滋味。然而正如穆勒所说:尽管知识阶级中没有人喜欢它,民主还是不期而至。当然历代先贤对民主制度进行更完美的设计的安排,发展出议会民主、自由民主、宪政民主等一系列概念来抵制民主与身即来的浓浓血腥味。尤其是宪政更是从根本上控制国家的权力。对公民权利进行保护。
另一个问题是国家的概念,根据洛克和孟德斯鸠的政治理论发展出了现代市民社会模式,他们否认契约的一维性,坚信契约论的两元性质,即民众让渡的权力只是部分权力,不是全部。交出去的权力组成国家机器,为了秩序和种族的延续作为妥协,国家可以收税,维持治安、抵御外敌,那些留下来的权力组成社会自治。交出去的小,留下来的大,交出去的是为保护留下来的,以此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对国家如此不放心是因为国家起源于一种必要的祸害。波普尔说:国家是种必要的痛苦,它的权力不应增多到超过其必要的程度。因此,国家不能给予道德化的要求,我们不能指望国家能带我们到天国去,因为国家本身就是恶的产物,国家的道德,如果真有其事的话,一般被认为是低于一般人的道德。
五四运动启蒙的大旗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作为中共创始人的陈独秀虽然一度误入迷途,当他晚年以一个罪人之身隐居于江津小城,却对政治进行了通达的考虑,以民主有着精确到位的理解。他对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口号下的某些政治现实作了尖锐的抨击,最终归结为对苏联模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否定:"实际上,十月革命以来,轻率得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一道推翻,以独裁代替民主,民主的基本标准被推翻,所谓无产阶级"大众民主"只是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才出现斯达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克洛勃)政权制,......而这种局面的出形成,并非是由于史达林心术特别坏,而无不是凭借苏联十月革命以后秘密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等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我们若不是从制度上寻找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来反对史达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达林倒了,会有无数史达林在俄国及另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达林,不是有了史达林产生了独裁制。"
此后,毛泽东作为当时最大的反对党的领袖衡估着民主的作用。在《历史的先声》一书中,毛几乎都在强调:"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缺乏民主,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诸如此类的话。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时,说"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新近出版的《新华日报的回忆》一书中,我们可以找到无数的篇章论述民主的重要性,随便拉出一些题目来看看:《争民主是全国人民的事情》;《论英美的民主精神》;《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进行民选吗》;《一党独裁遍地是灾》等等。单看这些社论题目,我们能想到,对于一个即将瓦解的专制政权来说,它们是如何的心惊肉跳;对那些正浴血奋战的群众来说,它们是如何的鼓舞士气。也能想象这些篇章对内战力量参差消长起了多大的作用。
然而,由于历史积淀的不足,对满怀激情,要把这小小寰球修改成人间乐园的革命者来说,民主只是一个道具,一个通向理想国的指示牌。一个与此近乎相同的例子是清末洋务派对科学的追求。那时人们崇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们追求科学是为造铁轮、枪炮和电报电线,他们理解不了科学的真谛,不知道真正追求科学的人压根儿就想不到那些东西,对真正的科学家来说,只因为宇宙太浩大神秘,他充满探索欲望,这就如同爱因斯旦不屑于走上街头去看因他的理论才得以实现的核能电站。他只是看到宇宙的井然有序,有种无法描述庄严的美,是那样激动人心,以致于他在未知面前喘不过气来。
五
还应说说当时的另一件趣事,广东省博罗县是全省最有名的学"毛著"先进单位,这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在九大的小组会上介绍了他们党支部狠抓阶级斗争的经验:他们大队有个地主叫刘少奇,"“”"前,他们把这个地主的名字当成一条罪状,狠狠的批斗:你胆大包天,凭什么和我们国家主席叫一个名字?逼得他改了名字。“”中,原来的国家主席一夜之间成了"五毒俱全"的最大走资派,地主刘少奇也跟着沾边,大队党支部又把他拉出来批斗:你就是刘少奇,你和北京的刘少奇是穿同一条裤子的。据说经此一翻批斗,社员们认识到刘少奇就在他们身边,从而大大提高了阶级斗争观念。(迟泽厚《中共九大内幕琐忆》)
用荒诞时刻的荒诞行为是不足以解释这种事件的,地主刘少奇的经历是一段浓缩历史,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仅仅一个名字会让他如此狼狈,以至于连命都可能不保,他的爷爷或者父亲几十年前随意挥就给他带来的灾难也是始料不及的。地主刘少奇不知是否能挺过浩劫,如果他新时期还活着,如果法律允许,如果他具备足够商业头脑,把他的名字溶入商业的洪流,也许他现在已是亿万富翁,出入香车宝马,坐拥美女别墅。可以挥金如土,可以穷奢极欲。享受富人东山再起的荣誉,接受穷人暗淡低调的献媚。对以往受到屈辱进行变本加厉的报复,不再怕红色恐怖铡刀的血红阴影。不过,这样见证着历史的轮回反复和人世的兴衰悲喜,他是否会产生庄周梦蝶或者是蝶梦庄周这样的幻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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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所提出的重要指导思想和重要执政理念,正式提出于2012年11月29日。习把“中国梦”定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并且表示这个梦“一定能实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初中历史学生论文范文:近代以来各阶级阶层的中国梦实践比较。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梦是当前中华民族奋进的航标,也是每个中国人之心系所向。同志说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我们称之为 '中国梦',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习总书记关于中国梦的论述与高校思政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讲述的近代中国两大历史任务---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有紧密的关联。可以说,中国梦是两大历史任务的延续,而两大历史任务是中国梦的曾经。近代以来,各阶级、阶层先进的中国人都曾有过梦想,乃至有过逐梦的实践。
农民阶级的梦过于理想,流于虚幻。在近代中国亦步亦趋被强拽进现代文明社会的时候,太平天国运动的领导人仍做着农民心中那个延续了千百年的大同之梦,希冀建立 "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虽然在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近代社会,农民阶级也不自觉的濡染了变局下的新色彩,炮制出了 《资政新篇》,但在社会经济领域未出现深刻变化,新的社会阶级产生之前,单靠农民自身走不出封建王朝时期农民起义千年颠沛的循环,而且,农民阶级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下所养成的小生产思想和意识层面的局限性往往使他们并不能明确地分清朋友与敌人的界限,社会改革的方向与目标也并不十分明朗,至少已经疏离了时代的要求。对此马克思有过精辟的论述: "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 ( 太平天国运动的领导者) 没有抱定什么任务。他们没有提出什么口号。他们所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有当权者的惊惶还更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似乎就在于用奇形怪状的破坏,用全无建设工作萌芽的破坏来和保守派的腐化相对应。"[2]
继起的义和团运动再次说明农民阶级思想的落后、愚昧与偏执。
在近代以来中西方文明的碰撞中,特别是在西方国家以军事恫吓为主武力打压为辅的策略下,晚晴社会处在裂变和风雨飘摇中。
现实的危机促使地主阶级的分化,一部分士子从空疏的理学和琐屑的考据中惊醒过来,面对现实政治的衰弊,他们主张因循时势,讲求实学,力主变革,使得明清之际的经世致用思想在新的时代环境下进一步彰显和发展。洋务运动 "自强"、"求富"的汲求践行了这部分士子的变革心声。很遗憾,在中体西用的架构下洋务的发展始终冲决不了封建制度的樊篱,运动被限定在一定的程度和范围内,随着运动的深入,体制的羁绊对运动的束缚越来越明显,逐渐成为一种桎梏,到最后竟窒息了运动的生机与活力。地主阶级匡扶社稷,挽救危局的美梦,一下子被甲午的硝烟摧的粉碎。事实证明,在保存现有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之下的任何变革都是一厢情愿的臆想,初衷虽好,梦境虽美,但醒来后是落寂与苍凉。
维新知识分子群体的兴起,将近代先进中国人的逐梦实践推向了深层。他们把洋务运动对西方物质技术层面的学习深化到政治制度层面的仿效。康梁等维新志士以俄、日为师,追慕西方政治文明,希图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政体,改变中国积贫积弱、列强环伺的危局。他们变革的疾呼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百日之间,维新之诏,联翩而下,变法神速,几有一日千里之势",[3]但维新知识群体的变革缺乏深厚的社会土壤,根基不稳,加上寄希望于一个孱弱的皇帝,面对顽固派的反扑显得惊慌失措,六神无主,曾经喧嚣一时的变法倏忽归于阒静无声,近消于无形。维新志士的这次流产变革再次昭告世人,大清王朝并不是五官四肢犹存而关窍不通的病人,而是身患膏肓之疾,已然无可救治矣。与维新派有着某种传承关系的孙中山等人吸取以往失败的经验教训,逐渐从改良走向革命,并成为坚定的革命志士。他们希望欧风美雨可以在神州大地遍地开花,用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舶来品涤荡封建制度的沉渣烂滓,使中国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独立自主先进文明的国家。这个梦最后虽然实现了,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却并没有在国民党的手中得以实现。
满清覆亡,民国初兴,整个社会呈现一派欣欣向荣之气。不过好景不长,孙、袁的权利交替,特别是袁世凯称帝的闹剧草草收场后,中国社会陷入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时期。军阀各自为政,互相攻伐,民不聊生,使得近代中国两大历史任务之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徒有虚名,更遑论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孙中山之后,国民党政权经过一系列争权夺利的斗争戏剧性地落在青年新贵蒋介石手中。
为解决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发展问题,蒋氏国民政府采用苏联党治国家经验并融入中国民族主义资源,创设政治制度,以期实现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全面统治。但蒋氏政府只是名义上统治了中国,其真正权力实际上只限于沿海、沿江的江苏、安徽、浙江等数省,而且其统治权威遭到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地方军事实力派和日本这三个方面的严重挑战。[4]
国民党很难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加上其阶级基础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其恢复和发展经济的举措不可能使代表国内大多数人利益的工农阶级受惠。所以,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也很难完成。
相比国民党而言,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复兴之梦有厚实的基础、坚实的土壤,因而具有实现的可能性。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确定了中国革命性质的基本问题,其中有两个关键点: "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和帝国主义财政经济的统治"与 "被军阀统治和官僚政治的压迫所加重了的封建残余的压迫"[5],并且将中国革命分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前后相继的步骤,这两个步骤的完成也就是中国梦的实践过程。
相较国民党重军事化控制,轻政治动员而言,中国共产党不但重视军权和军治,始终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而且重视党治和党务组织建设,使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群众路线齐头并进,这与蒋介石的单纯军事路线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中国共产党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深入到骨子里和血肉中,在实践中真正能够为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奋斗终身。中国共产党对共产主义意识的虔诚信仰,及把这种信仰化为现实中矻矻以求的事业,保证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的最后实现。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历经磨难,遭受了百年的外族入侵和内部纷争,命途多舛,苦难深重,但自强不息的先进中国人一直没有放弃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忧思与追求,民族复兴成为一代又一代人中国人奋进的标的。中国梦昭示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美好前景,凝聚了无数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承载了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共同期盼。正如习总书记所说: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景。"[1]
所以,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中,我们要梳理和解读好中国梦的线索,要让学生铭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7 -11.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7: 136.
[3] 黄洪寿。 清史纪事本末 [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 486.
[4] 许纪霖、陈达凯。 中国现代化史 [M]. 上海: 学林出版社,2006: 357.
[5] 斯大林。 斯大林论中国革命问题 [M]. 天津: 联合出版社,1949: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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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延伸的。历史是文化的传承,积累和扩展,是人类文明的轨迹。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谈谈关于历史题材作品的评价标准问题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近年来在文学和影视创作中,历史题材的作品以史无前例的规模涌现出来。这真是一种令人费解的现象:一方面是日常生活的日益现代化,传统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正在遭到拒斥与遗忘;另一方面在文学艺术领域却弥漫着浓烈的怀旧气氛,由清宫戏溯源而上,历代的帝王将相已然网罗殆尽,名气大的已经是数番演绎了。那么文学理论应该如何看待这这种无比鲜活的文艺现象呢?笔者不揣浅陋,略陈管见如下,请方家纠谬。
1、历史题材与一般题材并无根本的分别。
以往人们似乎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历史题材与一般题材的文艺创作存在着根本性差异,完全是两种性质的东西。这实际上是一种严重的误解。这种误解实际上是预设了这样一种理论观点:历史是真人真事的纪录,文学则是凭空的虚构;历史题材的作品是一种基于真人真事的叙事形式,因此大体上必须符合历史叙事的基本原则。实际上在历史题材的作品与一般题材的作品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差异。何以见得呢?
首先,尽管本人并不同意西方后现代史学将历史视为文本,将历史叙事等同于文学叙事的观点,但我却坚信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历史无不包含着文学叙事的因素。如果我们将此前发生了的事情都称为历史,那么这个“历史” 就成为世界上每个人的生命过程,它永远吞噬着“现在”——任何我们意识到的“现在”都已然成为“历史”。就整体而言,这样的历史是不可把握的“黑洞”,任何叙事形式,乃至人类一切建构性精神活动对它都无能为力,因为它根本无法被归拢到人的视域之内,换言之它不能成为人的对象。但这样的“历史”确实存在,而且它还作为任何当下存在的“不在场的原因”而永远对人的生活发挥着影响作用。至于我们面前的“历史”,那毫无例外都是叙事的产物,在某种程度或某些层面上的确与文学叙事十分接近。例如中国古代正史中的人物传记有许多都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来读,其中想象、虚构、夸张、变形这些文学创作必不可少的手段都一应俱全。这就意味着,我们没有理由将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截然分开,因此也就更没有理由将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与非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截然分开。
其次,非历史题材的与历史题材之间的差异远没有想象的那样大。我们知道,叙事性的文学艺术作品基本上都有一定的生活原型或者是素材作为创作的基础。这些“原型”或“素材”作为生活中存在过的人和事,难道不就是“历史”吗?其与历史题材的区别仅在于没有被历史叙事建构为文本形式,而是直接被文学叙事所捕捉,从而成为虚构的材料。同样是发生过的人和事,进入历史叙事过程的就成为历史文本,而没有进入历史叙事而是进入文学叙事过程的就成为文学文本。这究竟味着什么?难道不意味着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同源性吗?难道不意味着成为“历史”与成为“文学”之间存在着诸多偶然因素吗?当然意识形态因素是最重要的——一个发生过的事件是否能够为历史叙事所捕捉从而堂而皇之地成为“历史”,关键要看它是否能够受到叙事者所接受的那种意识形态的“青睐”。无独有偶的是,文学叙事同样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决定性制约。这说明,面对那些发生过和正发生着的人和事,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实际上是站在同样的起点上予以审视,二者同为话语建构活动,很难说哪一个更接近那个“不在场”的历史。从生存论的意义上说,那种充满当下体验的文学叙事肯定比貌似客观的历史叙事更接近生活的本真状态。如此看来,如果用“真”和“假”作为区分历史与文学的标准,那肯定是有问题的;而对于历史题材与非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也不应该以“真实”与“虚构”来区分。
2、在这里我们所讨论的并不是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与“历史”的关系问题,而是历史题材作品与非历史题材作品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怎样的问题呢?根据我们前面的讨论,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是以没有进入历史叙事视域的“历史”作为文学叙事的材料,还是以被“叙事”过的历史文本作为文学叙事的材料。前者被称为一般题材的文学叙事,后者被称为历史题材的文学叙事。
一般题材的文学叙事通常不会受到来自生活材料本身有意识的规范与限制(被指责为“影射”或者侵犯个人隐私的作品除外),作家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重新组合和改造这些材料。历史题材的文学叙事则不同了,它常常要受到来自历史叙事的严厉监视。历史叙事认为自己有权对建基于自身之上的文学叙事进行评判与限制,在历史叙事看来,历史题材的文学叙事不是别的什么,而是自己的派生物,使自己的附庸,因此不得超越自己的藩篱之外。这就是历史题材的文学与影视作品常常受到来自历史学界否定性批评的主要原因。
说来也颇难人寻味,迄今为止本人看到的来自历史学界的关于历史题材文学艺术作品的论说,一无例外地都是批评的声音。这是为什么?历史叙事为什么要“越界”地去规范文学叙事?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先听一听历史学家们是如何进行批评的。
批评要点之一:有硬伤。这是最常令历史学家诟病的事情。例如“孝庄”本是顺治皇帝生母死后的谥号,她本人生前是不可能知道的,即使知道也决不会以此自称,可笑的是在号称“历史正剧”的电视剧《康熙王朝》中,这个人物却是口口声声“我孝庄”如何如何。由于中国历史文化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再加上影视剧编导的文化水平有限,敬业精神不够,故而此类硬伤在今日荧屏上的确比比皆是,令人喷饭。其他如某大臣与别人谈及皇太后时称之为“母后”,让宋代武士穿上明朝锦衣卫的服饰等等知识性错误,都是历史学家深恶痛绝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完全认同历史学家的立场。
但是另有一些被历史学家看作是“硬伤”的,就值得商榷了。例如我们常常看到历史学家的文章指责某影视剧中某个人物在做某件事时的年龄与历史记载不符,某件事情根本不是某个历史人物所为,某个剧中人物的经历与实际的历史记载大相径庭,等等。此类指责是最为典型的将历史与文学混为一谈的例子。文学叙事,即使是以历史事件为题材的,也还是文学叙事,其叙事准则是文学的而不是历史的。剧中人物的年龄、经历、脾气秉性甚至其存在与否等等均可以,而且应该是根据整部作品的总体构思来安排所的,而不应该是根据史书记载来安排的。这些都不可以“硬伤”视之。
批评要点之二:评价不当。最为历史学家不能容忍的还不是历史题材作品中的“硬伤”,而是对历史人物或事件的评价问题。这也是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共同面对的难题之一。一般说来文学叙事是比较敏感的,易于接受新的思想观念的影响,所以喜欢做翻案文章。而历史叙事由于研究对象的关系,一般说来比较保守一些。这样一来,在对历史事件与人物的价值评价上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就常常是圆凿方枘,甚至针锋相对的。例如对于古代帝王的评价,历史学家根据历史记载往往从“定论”出发来指责文学或影视作品。殊不知凡是“定论”都是剔除了血肉的“筋骨”,是毫无趣味的,文学叙事如果以此为准则就必然脸谱化、类型化。比如雍正皇帝,除了清代官修的史书之外,这位皇帝在历史叙事中的形象一向不大好。然而,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制作的大型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中,雍正成了一位令人尊敬的杰出政治人物,而且也是令人同情的孤独者。
电视剧播出后受到观众和文学界影评人的高度评价,收到空前的收视率。但是史学界的批评亦随之蜂起。锋芒所向除了对其中“硬伤”的指责之外,主要集中在对雍正的评价之上。许多文章认为,雍正这个人在历史上是以刻薄少恩、残忍冷酷著称的,电视剧却把他描写成很有人情味的人;历史上的雍正虽然的确常常通宵忙碌,但那是为了阅读各地送来的成千上万条“密折”,而电视剧却把他描写成为了江山社稷操劳……。在我看来,这样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雍正皇帝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某个符号,他在与臣下或仆从的关系中表现出一定的人情味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历史叙事往往只关注事件的原委而不注意事件的过程,尤其不关注当事人的精神和心理状态,所以对一个历史人物往往根据事情的结果来下断语。文学叙事则刚好相反,其最为关心的不是事件的结果,而是事件发生过程中人们活生生的情感体验。在《雍正王朝》中,编导和演员对于雍正那种处于国与家、权力与人情、光明正大与阴谋诡计等多重矛盾之中的复杂心态演绎的淋漓尽致,这也正是电视剧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看完这部电视剧,我们会说:历史上的雍正也许不是这样的,但是他有可能是这样的。而看完某些史书的记载我们则会说:实际生活中的那个雍正肯定不是这样的。
这就是说,历史学家依据史书的记载来否定文学叙事对于人物和事件的独特的价值评价,这种做法的合法性是值得怀疑的。那些历史文本的建构者在特定文化历史语境中对历史人物和事件作出的价值判断都是值得怀疑的,所以今天的历史学家依据历史文本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做出的价值判断也同样是可以质疑的。在历史人物与事件面前,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同样拥有价值判断的权利。
批评要点之三:历史人物口中太多现代人的话语。让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这些历史人物满口现代汉语词汇也是常常被历史学家嘲笑的一个方面。作品中的历史人物究竟应该说什么语言?能否用现代汉语中才有的(例如“战略”、“政治”等)词汇?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们不应该也不可能完全运用古人的语言。一是古人究竟怎样说话,其所操语词与书面语究竟多大差异,今天已经难以确知,二是即使确知并且能够使用,广大受众也不会接受。我以为,在这个问题上历史学家的批评不可尽信,也不可全然不信。比较恰当的做法应该是既区别于今天日常生活中的语言,给人一种历史感,又不令人产生陌生感或疏离感。就像比较优秀的译制片的配音一样,说的是中国话,可是听上去似乎是外国人说的。如果能够做到听上去是现代语言,可是令人感觉是古人说的,那么历史剧的语言就算是成功了。
3、那么对历史题材进行文学叙事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呢?
我认为恩格斯当年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1847)和《致费迪南˙拉萨尔》(1857)中两次提到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正可以作为我们的历史题材创作的基本准则,也可以作为我们关于历史题材作品批评的基本准则。这一准则的要点有三:
其一、历史优先原则。
“历史优先原则”这一提法是童庆炳先生在论及古代文论研究方法时提出来的[1],我认为这一提法也完全符合恩格斯关于文学批评的“历史观点”,因此借用于此。所谓“历史优先”就是承认历史的优先性:既承认那个曾经是实存之物的“历史”的优先性,也承认作为文本的“历史”的优先性,因为我们只有通过文本的“历史”才能接近曾经实存的“历史”。但是承认历史的优先性并不等于严格按照历史记载来进行文学叙事。按照恩格斯的观点,文学创作,包括历史剧的创作都拥有极大的自由虚构的空间。
例如历史上的骑士领袖济金根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把解放农民作为自己起义的目的,但是恩格斯依然认为拉萨尔“有权把济金根写成是打算解放农民的”。这意味着在恩格斯看来,即使历史上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也还是可以根据剧情的需要而出现在作品中的。但是恩格斯(与马克思一样),坚持认为在揭示导致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因时必须符合历史的实际而不可以主观臆断。例如济金根的失败就不可以写成是他个人的原因所造成的,而应该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 的产物。这样实际上恩格斯给出了一个重要原则:历史题材创作必须符合历史语境所提供的诸种可能性,即必须在历史演变的大格局中来看待历史人物和事件,不可将历史事件还原为纯粹个人行为的结果。
其二、美学本位原则。
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是审美经验的结晶,是文学艺术范围的事情而不属于历史范畴——这应该是作家与批评家共同遵守的一个基本原则。 这就是说,此类作品中的人物都必须是有血有肉的活的形象,而不能是类型化的符号。那么如何处理“美学本位原则”与“历史优先原则”的关系呢?这实际上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历史理性”与 “人文理性”的关系问题。历史剧或者历史小说要充分尊重历史,要尽可能地在各个方面都符合历史的实际,如果能够不仅在大的历史脉络、历史情境方面,而且在诸如起居、陈设、服饰、礼仪、谈吐等等具体细节方面都能够符合历史的实际,那么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事情,假如无法做到这一点,至少也要在大体上不违背历史实际并避免前面所说的“硬伤”。这里的关键有两点,一是符合基本历史事件实际的演变逻辑与结果,避免编造历史或任意篡改历史之嫌;二是营造出一种历史氛围,令接受者有身临其境之感。但这只是一个前提,在此前提下所要做的地就是入情入理的故事情节与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了,即按照美学标准来来建构文学世界。
其三、现代意识原则。
任何历史题材的作品都必须都必须贯穿现代意识,决不应该成为陈腐观念的渊薮。题材是历史的,意识是现代的。例如历史上许多帝王都的确是宵衣旰食、操劳国事的,但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天下国家都是他自家的,所以就有强烈的责任感,这一点必须揭示出来才行。其他如对于专制、等级制、清官、忠君等观念都应该具有批判意识才行,决不可在古人立场上说古人。而对于那些古人所具有的、现在依然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观念,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博施济众”、“赞天地之化育”、“诚信”、“仁爱”等等,则应该大力推崇。当然,现代意识必须毫无痕迹地融会在具有历史感的文学叙事之中,而不能游离于人物与情节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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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财政管理体制是规定各级政府之间以及国家同企业,事业单位之间在财政资金分配和管理职权方面的制度,它包括国家预算管理体制,税收管理体制,国有企业财务管理体制,文教行政事业财务管理体制,基本建设财务管理体制等.其中国家预算管理体制是财政管理体制的主导环节.狭义的财政管理体制也即是国家预算管理体制.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历史学论文范文:近代早期英国国家财政体制散论。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在16-18世纪中叶英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而广泛的变迁中,国家政权既推动或限制、规 范着社会的变迁,又以自身的性质、职能的转变成为这场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自 16世纪绝对主义王权兴起之后,英国国家政权的统治职能在内涵与外延上都开始发生转 变,17世纪的政治风云更使国家政权的阶级属性和统治方式、管理职能朝着近代化的方 向前进。君主立宪政体的确立使英国土地贵族、工商资本家、金融银行家等各个统治集 团的利益获得了更为充分、更为有效的表达。本文仅就英国国家财政体制在这一时期的 转变和完善作一些探讨,以期能够加深和丰富对近代英国社会变迁的整体认识。
税收之于一个国家,犹如血液之于生命。在向近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构建具有近代 意义的税收体系对任何一个政府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一个完整意义上的近代 国家税收体系必须具备公开、公正、有序、有效等诸种不可或缺的特征。所谓公开、公 正,是指国家税收应具有公共事务的性质,必须得到社会成员的认可和认同。所谓有序 、有效,是指国家税收体系运行时的每一环节、过程都应该依照一定的法度,即国民之 意愿而行,国家税收的每一项收入、支出及绩效都要向国民有所交待,接受国民或其代 议机构的核准。这些特征在技术上就体现为制税、收税、用度、审计等多种层次和制度 。这种近代税收体系的建立决定于制度、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种历史和时代因素,也 是国家政权与社会中各个集团、阶层、阶级利益反复角逐、长期斗争的结果。英国之所 以能够在二、三百年间由一个二流国家跃居西欧诸国之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较早 地建成了一个相对较完备的国家税收体系。其最大的特征就是由议会控制着整个国家税 收体系的关键:征税大权。
由议会控制、把握征税权,是中世纪晚期西欧英、法、西诸国共有的现象。这是由当 时重建法律和秩序,消除贵族叛乱,驱逐外敌的社会普遍需求所使然。随着时代发展, 每个新兴的民族国家政权极欲获得更多的赋税收入,然而由于各个政府和它的国民相互 作用方式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税收制度。在西班牙,“出于对内乱的厌倦,西班牙的 代议机构卡斯提尔国会将征税管制交给了王权,”在法国,由于“三级会议极欲终止法 国动乱的愿望,使王室不经被统治者的同意便夺取了征税权,造就这一权力的紧张形势 过去之后,这一权力却长久地保留下来”。[1](P149,147)而英国则不同,即或是在绝 对主义君权达顶峰的都铎时代,英国国会尤其是下院仍牢牢地把持着征税大权,都铎君 王们只能依靠其他途径开辟财源,如没收教产加以拍卖。斯图亚特王朝欲强化王权,夺 得征税大权,但遭到国会的顽强抵制。在王权与国会之间所展开的复杂激烈的斗争中, 征税权始终是双方争夺的一个要点。虽然历经内战、复辟等种种磨难,由国会控制征税 大权的原则一直未得改动。直至1688年“光荣革命”发表《民权宣言》规定:王室在议 会规定的税收之外从事征税是非法的,[2](P186)再次确定了国会的征税权。
征税是归王权还是归议会,究竟有何差别及意义呢?笔者以为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 关注:
其一,从政体层面上看,税权的归属决定了未来国家政体的发展方向。西、法两国王 权由于攫取征税大权而迅速发达起来,建立了对社会经济的全面控制,成为一种不受任 何力量约束的专制王权;这两国中的等级(三级)会议,由于将财权拱手转让给王权,而 使自身“成为国家机器特别是王权的赘疣。结局是可以预见的,三级会议停开了,而王 权却因时移事易不再恢复会议产生前的老样子,国王摆脱了身上的紧箍,开始向专制的 方向大踏步迈进。”[3](P407)道拉斯·诺斯指出“……法国国王所获得的自由的程度 和其英国对手比起来是大相径庭的。这种区别在这两个国家后来两个世纪的经济发展中 产生了重大的影响。”[3](P407)英国国会则因手中一直紧握征税大权,故而成为遏制 王权走向全面专制的重要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使得都铎王权的绝对主义统治处于相对有 限、相对薄弱的境地,使得英国国会在一次次与王权的冲突较量中逐步占据上风,不仅 保全了自己的存在,而且也最终确立起立宪君主制政体。
其二,从行政管理层面上看,税权归属也是决定国家统治制度安排的重要因素。获得 了征税权力的法国王权,处于直接面对众多臣民和经济组织的地位。而单凭君王及其小 小宫廷是无法承担由众多程序组成的征税过程及管理事务的,从而使建立一支专业的官 僚队伍和繁杂的事务机构成为自然而然之事。绝对的王权与庞大的行政官僚组织的结合 遂成为16—18世纪三百年间法国统治制度安排中最为明显的特征。英国则不然,王权既 无征税之权,亦就不存在维持一个庞大的中央政府和一支依赖王权的庞大的官僚组织的 必要。
其三,从国家财政状况看,税权归属亦是决定税收数量、种类的重要因素。在西、法 建立起王权对税收绝对控制的国度中,决定税赋数量结构的关系相对简单,即国家的需 要与臣民财富之间的关系。而在近代初期,诸国争雄的军事战争是国家公共开支的最大 费项,且往往具有急迫性的特征。在这种状况下,西、法诸国在决定税赋征收额度时, 常常是以国家需要为原则,多多益善,必要时甚至可以竭泽而渔,以求暂度难关。如西 班牙在1470年到1540年之间,国家税收狂增了22倍。[1](P149)尽管海外殖民的收益可 供支配,但当时西班牙帝国税收主要是来自阿拉贡、那不勒斯、米兰特别是繁荣的低地 地区。狂征暴敛之下,帝国内部矛盾必然激化。低地地区的反叛,荷兰的独立既耗费了 帝国的国库,又断绝了其主要税源。
为了弥补亏空,帝国虽施征用地产、转让特权、出 售爵位等孤注一掷之策,以求应急,但均未奏效。帝国财政在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 的百年期间,先后6次宣告破产,奏响了帝国垮台的丧钟。法国王权凭借强大的官僚队 伍和规模巨大的农业经济,运用包税制增加赋税以及对外借款、卖官鬻爵等各种敛财手 段支撑国家财政的运行。由于教士和贵族享有免税特权,故沉重的税赋皆由市民和农民 构成的第三等级来承担。结果社会内部的裂隙愈来愈大,最终导致第三等级的大规模反 叛,专制帝国的大厦轰然倒坍。英国王权则处在与西、法两国全然不同的境况之中。每 一笔税赋收入的数量都须与国会反复讨价还价之后方能获得,实属不易。尽管伊丽莎白 女王深得国民拥戴,也不得超越成例。这位女王深知,“对于下院议员来说,牺牲他们 的生命要比打开他们的钱袋容易些,所以她不得不时刻警惕地注视着政府的开支,不得 不一再勒紧自己的钱袋,以致于她周围的大臣不断地抱怨、嘲笑她的吝啬。”[4](P364 )
另外,西、法专制王权在征税时,往往从最易征收、最易管理的直接税,即人头税、 户税、炉灶税和交通税等税种下手,不断地把以往一些临时税改为永久税,不断花样翻 新地设置一些新税。英国王权则无此类幸运。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英国“更多依靠间接 税而不是直接税,但它的具体特点却使人民不大怨恨。例如,英国没有象法国那么多的 包税商、收税员和其他中间人;英国的许多税都是‘看不见的’(例如对某些基本产品 的货物税),或者看上去只是损害外国人(例如关税);没有国内人头税,法国商人对这 种税很反感,因此它对国内商业来说是一种消极因素;英国的土地税在18世纪大部分时 间里是主要的直接税,没有任何特权阶层能免交,对社会上多数人来说也是‘看不见的 ’;各种各样的税都是经过选举产生的议会讨论后批准的,”[5](P100)故而不易激起 社会内部冲突与矛盾。
17世纪末以后,由于国家战略的调整,积极地参预大陆事务以防 法国称霸,英国的税赋总额不断攀升。有史料表明,17世纪末以后,英国税赋总额与法 国基本拉平,分别为1500万和1600万英镑。而当时两国国民生产总值相差悬殊,英国为 6800万英镑,法国为16000万英镑,税赋各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20%和10%。表面上看, 此时是英国而非法国处于国家的横征暴敛之中,当时也的确有人认为“看到英国臣民缴 纳的巨额贡赋之后,应该认为生活在法国真是大幸。”[6](P440)但布罗代尔的看法则 相反。他认为首先法国纳税人承担的负担未必轻于英国人,因为法国人在国税之外,尚 须接受贵族和教会强加的沉重“额外”负担。其次,法国税种以直接税为主,它在政治 上和行政上总是不受欢迎,而且很难增加。英国则以间接消费税为主;约占税额的70% 。这种税不太显眼,容易隐藏在价格里。而英国的民族市场比法国更开放,消费一般都 经过市场,间接税的收入就尤其可观。最后,将两国人口总数考虑在内(英法两国人口 比例为1∶3),以人口总数与国民生产总数相比便会发现另一种结果,即英国在人均收 入方面显然领先于法国。[6](P440—441)
其四,税权的归属不同也可转化为不同的社会制度环境,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施加不同 的影响。西、法两国的税收制度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征,即教士与贵族不在纳税人之列 ,处于免税的特权地位。这种政策的产生或许有着历史传统的因素,但它的实施实质上 是消除了两个潜在的对手对国家、王权的抵制与反抗,在政治上可谓是一种巧妙的安排 。然而在社会及经济层面上,这种政策则造成对从事贸易、商业、工业等行业人士的歧 视,从而诱导人们对从事教会、政府和军队的职业的偏好与追求;造成社会在“对政府 的财政政策的反应中逐渐形成所有权结构,只鼓励那些不受国家影响也对社会没有产出 的活动,而阻止个人去从事各种生产性活动。”[1](P149—150)而由商人和土地贵族所 组成的英国国会,在其所奉行的税收政策中,是断不会以损害自身利益为代价的。恰恰 相反,英国以税赋为核心的各种国家财政政策都是以促进工商贸易和农业的发展为目标 ,而后再以其利得的部分份额作为税赋,从而逐渐形成了各种较为合理的制度安排,保 障和推动了对社会产出做出巨大贡献的私人所有权的不断发展。
近代初期西欧各国政府开支大幅度增长,其主要原因是战争的频繁发生、战争期限的 延长和战争费用的迅速增加。由于这种战争消耗大,花钱多,所以每一方都迫切需要“ 钱、钱,更多的钱”——这是一句古老的格言。[5](P97)但是当时西欧各国却没有一个 现存的体制能够使税入相应增加以应付新的高水平的开支。此外,在战争时期,国家不 仅需要更多的钱,而且需要立刻将钱筹集起来。增加赋税,使之与支出水平相等,这个 办法即使行得通,也无法解燃眉之急。如何使国家的预算最终保持平衡,这是欧洲“新 型君主国”所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西欧诸国为此进行了无数次尝试,但很少取得成功 。[7](P482)英国也是如此,自都铎时代以来,历代国王、政府都常常被不时之需所困 ,为尽快地筹措到急需的金钱而苦恼。例如,好大喜功的亨利八世空怀重振先祖往昔风 采的雄图大志,先后数次遣兵欧陆远征,耗资巨大,但却无功而返。为了筹集空前浩大 的军费,他被迫出售刚刚从修道院手中没收来的庞大教产,[8](P181—192)结果痛失为 英国绝对主义王权建立强固经济基础的重大机遇。[9](P124)伊利莎白女王,如前所述 ,节俭度日,力图维持财政平衡,但其晚年因同西班牙作战欠下一笔巨债。斯图亚特王 朝早期的两位君王在财政上更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与国会争斗不已,结果酿成全面 统治的危机。
西欧诸国在税赋之外,为筹措金钱开辟了许多途径,如以国家税赋为抵押的短期贷款 、拍卖国有土地、卖官鬻爵、以“年金”形式的长期贷款等等,但这些举措并不能满足 国家需求和社会的需要。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公共开支特别是经费的需求增长太快;二 是国家的信用度太低,一方面拼命借贷,另一方面为了还债就开增新税;若仍不敷需求 就不惜宣布国家财政“破产”,拒付和延付贷款从而酿成社会紊乱。而解决这类问题的 关键在于一个国家除了税收制度之外,还必须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借贷制度,两个制度合 一方为完整的近代国家财政体系。这种借贷制度的成功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 要有相当有效率的借贷机构,一个是要在金融市场维持政府的‘信用’。”
近 代第一个霸主西班牙之所以衰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未觅得一种合理的理财之法,结果 承负了一笔相当于10年至15年的税入的巨债,每年需付的利息就大大超过了政府年总收 入的一半。[7](P496)继之而起的法国也是长期陷于巨额债务之中,难以自拔。只有17 世纪60—70年代,柯尔贝尔大力改革,大幅削减开支,减少征税,开办借贷银行,使法 国国家预算出现了难得的盈余。然而好景不长,柯尔贝尔1683年死后,路易十八便废弃 了柯氏的改革措施,回到了“那种可以随他自己的意愿偿还,而不是由放债人决定何时 抽回资金的贷款”的老路,[7](P496)结果法国国家负债累累,在金融市场上的信誉也 大为下降,最终使其称霸欧洲的宏图大业全然落空。而在荷兰,情形则截然不同。“荷 兰政府不仅可以以更低的利息借钱,而且可以借到更多的钱,”从而使荷兰在西班牙、 法国和英国这类大国抗争时毫不畏惧。
其原因在于荷兰政府在借钱、贷款以及发行短期 公债和债券方面完全按照商业运行方式运行,绝少拖欠违约,从而使荷兰的公共信贷享 有完全的信任。1655年,荷兰议会设立了一笔“偿债基金”,专门偿还公债和债券,但 却不受投资者欢迎,因为“含泪收回本金的那些人却不知如何处置这笔钱,不知道如何 为这笔钱再找到一个如此安全,容易生息的去处。”[7](P494)
英国政府在近代初期与西、法两国相似,长期寻找不到一种合适、合理的理财方法。 例如“英国在1688年前就借国债,但都是短期借款,利息很高。付息不按期,还本更不 准时,有时需借新债还旧债。总之,国家的信誉不佳。”[6](P430)而在1688年革命以 后,英国建立起了一种复杂的公共借贷制度以应付大大增长的政府开支。荷兰这个当时 在经济上是欧洲最先进的国家,再次为此提供了一种模式。[2](P188)1693年,英国政 府与国会首次确立了采用政府长期借贷的原则。1694年4月,政府以8%的利率发行120万 英镑的公债,并将认购者组成了一个被称为“英格兰银行董事公司”(即英格兰银行)的 股份公司。结果大获成功,在11天内公债就全部被认购一空。[7](P500)它的第一份认 股人名单是由国王和王后领衔。
尽管当时英国社会对此仍存在一定的怀 疑甚至反对意见,[6](P430-432)尽管“辉格党”的历史学家们没有对此给予多大的喝 彩,“但是这个事件在英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实不亚于1688年事件,因为它使公共借贷 有可能稳妥而经常地进行,从而给政府奠定了一种新的财政基础。”18世纪的一位英国 首相诺思勋爵曾把英格兰银行称为英国宪政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是作为一个普通银 行在起作用”——亚当·斯密也写道——“而是作为国家的一个大蒸气机在起作用。” [2](P188、189)从此以后,英国的公共借贷体系在英格兰银行的操作下,逐步完善,逐 步发展,国家的资信程度空前提高,政府发行的各种证券、公债券成为社会大投资者的 主要投资渠道。不仅如此,英国小的私人投资者对国家债券也是情有独钟,踊跃认购。 [7](P481)“公债的利息准时偿付,不容违约,债权由议会保证还本,这一切确立了英 国的信誉,因而借到的款项之大令欧洲惊诧不已”。[6](P433)
近代初期英国金融体制和公共信贷体系的建立与发展绝非一帆风顺。18世纪20年代西 欧的法国、荷兰和英国等曾遭受了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即著名的“南海泡沫事件”。 法、英两国处理这一事件显现出迥然不同的风格。在法国,政府善后处理政策不当,致 使人们对这场大崩溃所造成的浩劫一直耿耿于怀,给法国政府开辟财源带来极大的困难 ,投资者不敢再贷款给法国政府。[7](P507)而在英国,政府凭借议会的担保和英格兰 银行妥善操作,将投资者的损害减少到最低限度,并成功地维系住政府公共信贷的信任 度。到18世纪30年代,英国的金融市场恢复正常,此时的英国政府债券的持有者也不愿 意政府偿还其债券,“有钱的大公司及其拥有者(即股东)最为担忧之事莫过于被迫早早 收回其本金”。[7](P509)随着时日发展,英国的国债、公债的数额愈来愈大。
据保罗 ·肯尼迪统计,1688——1815年期间,英国战争总支出为2293483437镑,其中借款为67 0559060镑,几占总支出的三分之一。当时英国国内有一批人对此忧心忡忡,“许多英 国评论家都因为国债的规模及其可能发生的后果而发抖。”[5](P102)这其中就包括诸 如笛福、大卫·休谟等人,然而他们那种“不是国家毁了公共信贷,就是公共信贷毁了 国家”的悲观推测未成为现实,[6](P432)相反英国再次以巨额的国债为后盾,在英、 法争霸的“七年战争”中占据了上风。法国人包括荷兰人也以为英国政府负债过重,难 以持久支撑,必将迅即垮台。然而事实给予他们无情的嘲弄。英国人对自己政府依旧十 分信任,继续认购各种公共债券。
1782年英国政府再次发行公债,数额为300万英镑, 而认购数却远远超出这个定额,达500万之多![6](P432,434)及至19世纪初,有人估算 “欧洲全部公债高达380至400亿法郎,其中英国独占四分之三还多。”[6](P433)而法 国公债数额仅占40亿,便不堪重负了。公共信贷已成为“英国政治的奇迹,使欧洲各国 既惊讶又畏惧,”第二届皮特政府甚至自豪地宣称“这个民族的生机乃至独立建立在国 债基础之上。”布罗代尔感叹道:公债“有效地动员了英国的有生力量,提供了可怕的 作战武器,”它“正是英国胜利的重要原因。”[6](P433)
西方的经济史家常常将英格兰银行的创立、公债的发行和稳固以及其它金融业的变革 合并称之为“金融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以政府和国会为代表的英国国家政权则起 到了巨大的组织、协调、保障的作用。英格兰银行虽以私人股份银行身份出现但实为国 家银行,它所创置的信贷、投资、公共开支三者相互有机联系的新的金融体制,不仅仅 在英国对外争霸战争中发挥出了神奇的功用,其最大的历史意义还在于构筑起一个坚固 、庞大、有效的金融运作机构,为英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工业革命的到来 提供了基本条件。
英国国家政权功能在近代初期所发生的转变和改善是多重的,上述以税赋和公共信贷 为核心的近代国家财政体制的形成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国际学术界 ,对16—18世纪中叶,英国国家政权所起到的经济推动作用多有论述,如英国国会对18 世纪圈地运动的法律支持和保障,英国政府对专利制度的完善与推广,英国政府对以东 印度公司为代表的海外贸易殖民公司的保护和规范等等。对英国国家在近代初期社会经 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的总体评估,尤其是与当时西欧诸国进行对比之后所做出的基本结 论,笔者以为经济史学家克里斯托夫·格拉曼的看法较为公允。他认为商业社会色彩较 重的荷兰是沿着将国家政府的权力降低至最小限度的方向发展;在绝对主义专制色彩较 重的欧洲大陆国家的政府,则以国家利益与封建王朝的利益以及对财政的关心作为国家 经济政策的重心;而在英国,政府将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并重,从而使英国国家政权与 百姓之间取得了一种也许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为协调的关系。[7]
[1]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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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晋新.都铎王朝对教会地产的的剥夺及其历史意义[J].历史研究,1991,(2).
[9]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上土下左土右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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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理工科大学生历史课程兴趣及其近现代史知识现状和对《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心理预期等方面的问卷调查显示:大部分理工科大学生对历史感兴趣;但对近现代史上的诸多历史问题感到困惑、对基本史实掌握不够、渴望更多更深地了解中国现代史,需要开展针对性的课程教学。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近代历史纲要论文范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内容摘要: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至今已有60年,60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辛的探索,逐渐认识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回顾这段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对于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十一届三中全会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党的工作重心转移 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改革开放深入改革
一
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探索,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划线分为两个时期,党在每个时期都为探索经济建设规律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探索,从严格意义上来看,是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开始的。若对从此开始的这个时期作一分期的话,可以分为“一五”计划编制和实施、“大跃进”、60年代初开始的调整、““””四个阶段。下面就这四个阶段作一分析和考察。
第一阶段:
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和实施阶段。这个阶段尽管党在经济建设上还没有多少实践经验,理论准备也不足,甚至对经济建设规律知之甚少,但是在计划的编制过程中,力求从实际出发,按经济规律办事。1952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编制1953年计划纲要的指示中就指出:“必须以科学的态度从事计划工作,使我们的计划正确地反映客观经济发展的法则。”1953年6月23日,李富春代表中财委作了进一步说明。他说:“计划应该是充分地根据和体现党所规定的方针任务,使需要与可能结合、经济与技术结合,从发展整个人民的经济观点出发努力学习全面计算平衡,如此才能适合人民经济按比例均衡发展的规律。”这是党在开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前夕对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而这个规律也只是局限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陈云在回顾这段经济工作时说:“六十年代,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
这是党在这一阶段对经济建设规律认识的主要特点。出现这一特点的主要原因是:从主观上来看,第一,我们刚刚开始经济建设的实践,既没有经验,也没有理论准备,所以对经济建设规律知之不多。加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我们自己观念上又有对商品经济的敌视,因此对价值规律进行排斥。第二,苏联模式的影响。1953年6月,李富春在谈“一五”计划编制的意见时曾讲过:“我们要依靠苏联,学习苏联”。他的意见基本反映了当时全党的倾向。而学习苏联主要是学习在苏联经济建设中起主要作用的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发展模式。从客观上来看,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基础是极其薄弱的。经过帝国主义的掠夺以及战争的破坏,物质极其匮乏,为了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国家必须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人力保证国家重点建设,并使各方面比例达到综合平衡,才能保证经济建设稳步发展。
正因为如此,党确定了综合平衡的经济建设方针,合理地安排了国民经济建设的各方面比例关系,既保证了重点,又实现了全面安排的目标。这是当时党重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主要原因之所在。在计划执行中,对1956年出现的经济上的冒进和复杂的国际形势,党作了冷静的分析和探索,为此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提出要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对经济建设规?律进行了理论概括和总结。党的八大继续探索,加深对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陈云还提出了著名的“三主体三补充”的经济建设格局的思想。正因为党在“一五”计划时期努力按经济建设规律办事,才取得了经济建设上的显著成就。
第二阶段:
“大跃进”的三年。这个阶段正是预计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前三年。早在1955年8月,周恩来就着手领导“二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党的八大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确定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然而,计划还没有付诸实施,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就出现了严重失误。首先是毛泽东严厉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否定了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方针,确立了高指标、高速度跃进发展的经济建设方针。接着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严重地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建设规律,否定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夸大了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把发展经济片面地归结为一个高速度。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全国掀起了“大跃进”的狂潮,结果造成了经济建设严重比例失调,受到了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
正是这次挫折,使这代领导人开始对经济规律有了更加深刻和广泛的认识。第一,对经济规律重要性的认识。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讲:“我们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第二,加深了对综合平衡规律的认识。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开始就讲,“大跃进”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他说,整个经济工作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
第三,对价值规律的新认识。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首次提到价值规律问题,批评“大跃进”中否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问题。接着他又在同年的11月24日的一则批语中说:“在现阶段,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货币制度、价值规律等形式,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有利于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有那段著名的关于价值法则的讲话,指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第四,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了新认识。中共中央在为纠正“共产风”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指出:实现两个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1958年毛泽东号召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当毛泽东谈到苏联因为依靠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而取得了消灭剥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时批注说:“在往后亿万年中,生产力性质不会不发生变化的,为了一定要适合它,生产关系也得改变,而且将有无数的改变。”认识这一经济规律对于纠正“共产风”、穷过渡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三阶段:
60年代初开始的国民经济调整阶段。为了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60年代初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由于对第二阶段的教训进行了总结,特别是对经济规律的加深认识,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积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安排国民经济。其中周恩来、陈云反复强调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周恩来讲,为了改变经济方面的不协调状况,“为了给以后的国民经济的新的大发展创造条件,就必须用一个较长时间,即用几年的时间,通过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开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国民经济调整期间,党中央开始着手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由于有了“一五”计划和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成功经验,也有“大跃进”受到规律惩罚的教训,因此,第三个五年计划在编制时就强调了按客观规律办事的问题。毛泽东在谈到在计划中如何处理各方面矛盾时说:“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按客观规律来办事。”按照毛泽东的谈话精神,“三五”计
划确定了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吃穿用,加强国防建设和基础工业建设的任务。然而,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也发生了变化,由重点解决人民吃穿用转变为以国防建设为中心。
第四阶段:
““””十年。1966年“三五”计划开始实施的第一年爆发了““””。这十年,除1970年周恩来拟定第四个五年计划,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经济情况有所好转外,整个经济被拖到崩溃的边缘。不仅全盘否定了前一阶段经济调整的成就,而且把发展生产力批判为“唯生产力”论,经济出现混乱状态,根本就谈不上对经济建设规律进行认识和探索了。
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两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探索。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探索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若对这一时期作一分期的话,可以分为经济的调整与改革、全面改革、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四个阶段。下面就这四个阶段作一分析和考察。
第一阶段:
1979-1984年,经济的调整与改革阶段。这个阶段是从根本上端正指导思想,重新对经济建设规律进行认识和探索,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开放开始起步阶段。1976年10月,“_”的垮台,结束了十年内乱,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扫除了障碍。然而,经济建设上又出现了新的洋跃进,即片面追求高速度,不顾国力大量引进国外设备,造成国民经济比例的新的失调。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与50年代的“大跃进”如出一辙,根本原因还是指导思想上“左”的东西在作怪。这次失误,使人们逐步认识到,必须从根本上端正指导思想,遵循客观经济规律,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担起了这样的历史重任。全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强调了马克思主
义的思想路线,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乘着三中全会的春风,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纠正洋跃进的错误,探索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建设规律。1979年4月,党中央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在调整中,第二代领导集体普遍认识到经济建设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当时邓小平就讲:“我们需要的是鼓实劲,不是鼓虚劲,就是说,我们的工作要扎实,效果要实实在在。所谓鼓实劲,不鼓虚劲,拿科学的语言来说,就是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经济工作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弄虚作假,不能空喊口号,要有一套科学的办法。”
陈云、李先念也多次强调,国民经济只有按比例,才有高速度。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国民经济调整取得了重大成就。与此同时,在我国农村开始了伟大变革。长期以来,农业生产长期增产不增收,分配不兑现,农民生活极为贫困。严峻的现实迫使农民寻找出路。首先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农民创造了一种新的更适合农业发展的责任制形式——家庭联产承包制。它的出现引起了全国上下的争论,对此,邓小平给予了公开的支持。1980年9月,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并下发了75号文件。从1982年开始,中央连续5年发出了5个一号文件,充分肯定了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此农村的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是党中央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的结果。
第二阶段:
1984-1988年,全面改革阶段。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宣告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已经由农村转移到城市,标志着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展开和不断深化的新阶段。在《决定》的指导下,围绕着搞活大中型企业这个中心环节进行了从企业经营管理体制到分配制度,从横向经济联合到工资制度的改革,目的在于激发企业的活力,促进企业效益的提高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这里涉及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规律。
为了推动全面改革,《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命题,又明确指出,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问题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不在于商品经济是否存在和价值规律是否发生作用,而在于所有制不同。这就突破了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这是对经济建设规律深入探索的结果。到1987年10月,党的十五大适应实践发展的要求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作出了新的概括。首次明确放弃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将市场置于新经济运行机制的中心环节,这意味着价值规律的作用越来越大。认识的提高又反作用实践,使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经济建设上了一个新台阶。
第三阶段:
1989-1991年,治理整顿阶段。在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一些问题和困难,如:供需失衡;工农业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基础工业和基础与加工工业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流通秩序混乱等等。1989年11月,十三届五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治理整顿,重点解决以上问题,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在治理整顿的三年,国家有效地运用宏观调控手段,使过热的经济恢复到正常状态,通货膨胀得到了有效控制。
1992年至今,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阶段。从1992年开始,我国经济建设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党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探索也取得了重大成果。
第一,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认识有了新突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不仅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时也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了新的认识。这一科学论断表达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实现目的手段。强调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达到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
第二,更加重视市场及价值规律的作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对困扰人们多年的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作了深刻阐述。以此为指导,党的十四大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此,我国的经济政策更加重视市场的作用,强调在资源配置中运用市场机制,通过价值规律、竞争规律将资源配置在效益好的部门和企业,解决企业长期效益低下的问题。1993年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具体化了,这意味着价值规律的作用越来越大。
第三,对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认识也有了新内容。改革开放以来,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某些方面进行了深化改革,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新格局。改革的不断深入,要求理论上,有新的突破。党的十五大适应了这一要求,在理论上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
这期间,党制定了经过科学论证、符合经济规律的跨世纪的宏伟纲领,即《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为确保这个宏伟纲领的实施,江泽民作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必须按客观经济规律处理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十二个关系。这是党对经济建设规律探索的最新成果,也是党实现跨世纪宏伟蓝图的科学指南。
总之,通过以上对党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历史考察和分析,使我们可以看出,党对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探索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遵循经济建设规律,党领导我国定会如期实现跨世纪的宏伟战略目标。
《党的文献》1989年第四期 第4页 第6页 《陈云文选》下卷 第221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献》第九册 第216页
第6册 第566页 第661页 第八册 第172页 《周恩来文选》下卷 第370—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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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是在 革命 与 近代化 两种话语模式中展开。各个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语境和精神气候规定其研究方式,左右其话语权。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中国近代历史纲要论文范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中国的近现代史是指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可以说,这段历史既是中华民族的受侵略和压迫的屈辱史,又是华夏大地的劳动人民通过智慧与勤劳摆脱压迫,走向光明的探索史。 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鼎盛时期,但同时也走向了封建社会的末世。到了鸦片战争前夜的嘉庆、道光年间,清王朝尽显衰相,潜伏着许多危机,而且闭关自守,固步自封。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鸦片战争前夕,鸦片在中国从贵族之间的炫耀的奢侈品变为普通百姓用来解脱贫穷与饥饿的工具时。就注定造成贫穷与诱惑的恶性循环。而曾想借此缓解财政危机的清政府也看到了其中存在的弊病,却没有像其他国家抵制鸦片那样和平介入,而是直接武力封锁烟局,这直接加快了鸦片战争的爆发。
当清朝落后的战斗器械面对列强的洋枪洋炮时,结局就注定是失败。清廷震惊,天朝形象随之垮台。之后被迫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英国等西方列强在中国攫取了大量侵略特权。随着外国资本注意的入侵,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中国社会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然,中国人民不会眼睁睁的看着中国这么一步步的沦陷,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英法要求按照合约内容修约时,清政府再次显示出封建国家的局限性。不仅未予以许可,还无缘无故的对外国船队进行袭击。这一不仅认真考虑的决定的直接后果就时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不仅差点遭遇灭国危险,还导致圆明园这一人类文明的结晶遭到无情的焚毁,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文物外流。
在天朝尊严面前,百姓生命如同草芥。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引以为傲的北洋因为各方势力的矛盾而全军覆没,结束了清政府的美梦。没放在眼里的日本国竟能迫使中国这一泱泱大国签订代价惨重的条约,这无疑给清政府的头狠狠地浇了盆冷水。台湾也在这一战争后被割让给了日本,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无法抹去的耻辱。洋务运动并没有把中国从水深火热中拯救过来。这一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拥有爱国热枕的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变法来实现民族振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进行资产阶级政治改革,却由于行动激进,没有考虑到统治阶级的利益而遭到慈禧太后为首的势力的强烈反对,前后仅持续了一百零三天。这也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局限性。
在外国侵略势力一步步渗入中国时,反帝反侵略斗争也风起云涌,义和团运动就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而掀起的一场斗争,却激起了帝国主义的集体侵略,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随之爆发,不仅义和团被镇压,清政府也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工具,慈禧太后甚至在《辛丑条约》签订前夕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经过八国联军战争后,列强似乎意识到了中国此时已无力抵抗,开始依实力瓜分中国。中国几乎成为列强炫耀自己实力的大本营。即使意识到不改革就要面临被推翻危险的清政府也无法力挽狂澜,拯政权于水火。
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随着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也相继建立起来。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发动了一系列起义,却都以失败告终,直到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第二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推翻了在中国存在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不得不承认,辛亥革命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他们不敢彻底和帝国主义决裂,也无法真正团结民众,这就注定他们无法取得本质上的胜利。
1912年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逐步建立起来,袁世凯对内镇压国民党,对外出卖国家主权,甚至妄图恢复帝制,终于引起人民不满,在护国运动中被迫取消帝制。虽然袁世凯被赶下台,但中国的军阀割据的局面并没有因此而终结,反而更加严重,甚至出现了张勋复辟的丑剧。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论文综上所述,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前者更是最主要的矛盾。中国人民要想摆脱受压迫的局面,就要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这正是这段时期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
在对近现代史的学习过程中,我认识到要用辩证的眼光来认识历史现象,不能单纯凭借某一历史事件就判定历史上人物的性质,要站在历史的角度上来分析个人的功过得失。而对待历史,要从是否能促进社会朝着健康进步的方向发展为标准,正视历史。历史的发展不以个人意志转移,但是需要一些有能力的人去推动一些关键性事件的发展,而这些肩负历史重任的人并非一定是有着超人的天赋,但他们往往能审时度势,把握住机会,最终在各自的事业上取得不朽的成就。历史的确为我们提供很多可以借鉴的经验,我们也应该把历史作为的一个忠实的朋友,为自己的奋斗指导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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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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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纲要是大学生的一门选修课,教师与学生都应该予以重视。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纲要历史小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 要: 理论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和形式,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要求加强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理论灌输。《近代史纲要》理论灌输教学必须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加强学生自我理论灌输,改革理论教育工具和方式,理论联系实际,增强理论教育效果。
关键词: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理论教育法 《近代史纲要》
重视理论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理论教育是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们的思想的重要途径,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理论教育往往采取填鸭式、命令式、教条式和硬性灌输的方法,缺乏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忽视了学生的主体作用,课堂教学缺乏师生间的交流和互动,学生成为教师单向灌输的工具。在深化教育改革的今天,这种简单落后的灌输教育模式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抨击。
一、当今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灌输的必要性
理论教育通常也叫理论灌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形式,是由教育者有目的、有计划地向受教育者传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帮助受教育者逐步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其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的一种教育方法。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朴素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1]这里的“彻底击中”就是指把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闪电“灌输”给无产阶级和“人民园地”。列宁曾经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他认为,科学的、系统的社会主义思想不可能通过自发的方式产生,而只能通过各种形式的自觉地教育,才能被人民群众所接受和掌握。只有进行理论教育,才能引导人们超越个人、家庭为单位的局部范围,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武装自己,认识社会和阶级的整体利益,认清自己的历史地位和社会责任。“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但是,“我们的理论始终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因此我们讲的“灌输”并不是强制性“填鸭式”的灌输,而是去引导、启发人们通过自身体验及不断学习,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心悦诚服地接受科学理论。在今天,虽然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社会主义思想必须灌输的理论、原则并没过时,反而对灌输的要求更高了。
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形态教育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国际敌对势力与我争夺接班人的斗争也日趋尖锐和复杂,他们加强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进行和平演变,利用各种途径加紧对当代青年学生进行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价值观念、文化渗透,企图用潜移默化的方式使年轻一代全盘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最终达到他们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目的。我们必须加强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灌输,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当今世界错综复杂的形势,把握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增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肩负的历史使命,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大学生的价值观念也日益多元化。当前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出现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的缺乏。例如当代大学生赞成和拥护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对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性、长期性、主要矛盾的复杂性认识不够;坚持和拥护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但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渐进性和长期性认识不够;坚持拥护改革,但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缺乏理解和宽容。因此只有加强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灌输,才能帮助青年学生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理论教学法在《近代史纲要》教学中的运用
《近代史纲要》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历史教育的角度承担着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功能。在中国近现代史教育的教学中,我们必须加强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灌输。大学阶段是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近代史纲要》课程的开设,不仅仅是对大学生进行历史知识的教育,而是帮助他们从历史知识的认识上升到思想上的科学的认识,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应通过国史、国情的内容教学,加强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使学生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使学生更加坚信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
(一)理论教育法必须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切实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是保障教学效果的根本途径。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应尽可能采用多种教学方法,而选择教学方式和方法时要力求贴近学生实际,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学习特点,提倡互动式、启发式、参与式、研究式教学。例如在讲述中国古代灿烂的文明时采用启发式教学,通过问答来增强学生的爱国热情;讲述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时采用参与式教学,使学生懂得中国近代史既是一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史,又是一部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抗争史;在讲述国民党与抗日的正面战场时采用研究式教学,把国民党与抗日的正面战场作用放在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通过对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策略方针、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在抗战前期和后期的作用与战果等问题的比较,用历史事实说明两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和评价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此外,我们应认真组织好课堂讨论和辩论。针对一些比较重要、学生比较关心的问题组织讨论,由于这些问题与现实联系紧密,能够激发同学们的讨论热情,也会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例如讲授怎样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坚强党的建设必须坚定不移地开展反腐败斗争等问题时开展课堂讨论。在讨论中,我们应尽可能鼓励学生主动起来发言,并提倡学生不同观点的争论。由于学生都会有一定准备,因此发言时会比较积极主动,课堂气氛比较活跃。在讨论中,教师要给予适度的点评和引导,对于不正确的观点要明确地进行纠正和说明。只有准备充分,发言热烈,讨论课的效果比较好,才会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才能起到理论教育的良好效果。
(二)采用理论教育法时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应有组织、有计划地组织学生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自我理论灌输。
《近代史纲要》在每个章节最后都给学生列出相关阅读文献,要认真指导学生自觉课下阅读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领会党的文件精神,写出读书心得体会,作为学生平时的考核成绩记入学生的学业考核总成绩,这有助于帮助学生理解章节内容,弄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高思想认识,使学生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从而更加坚信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更加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导学生阅读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胡锦涛《在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等,有助于学生深刻理解资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救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深刻理解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通过阅读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义论》《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破产》等,学生能深刻理解近代中国的三种建国方案,以及两种命运的选择。
(三)应用理论教育法必须改革理论教育的工具,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实现教学手段现代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学生可以通过媒体、网络及小说和影视作品等多种渠道获得近代史方面的知识,因此学生对教师上课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教师要精心做好多媒体课件,精心选择影视作品辅助教学。学生已经不满足于教师课件仅仅是文字和图片,还希望有图表,并且穿插一些视频,必须体现教师自己的特色。因此,教师在课前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在把握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尽可能把课件做得精美些。当然,课件的设计也要恰当,不能文字太多,也不能太花哨。如果课件过于追求形式和色彩,就可能喧宾夺主,使学生忙于记笔记或过于关注课件图片而没有听清楚教师讲课内容,从而削弱教师的主导作用,影响教学效果。《近代史纲要》无论是历史题材还是政论题材的影视作品和专题片都非常多,讲授这门课程时要充分利用相关的丰富的影视教育资源,教学过程中适当穿插一些影视作品,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课堂的生动性,提高理论灌输的直观效果。
(四)应用理论教育法必须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紧密结合中国近代史的历史实际。
我们应通过对有关历史进程、事件和任务的分析,提高学生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分析和评价历史问题、辨别是非和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在讲授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时,必须联系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国际国内环境;讲授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正确性时,必须联系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理论教育法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学生的思想实际问题,把握学生的思想脉搏,解决学生关注的社会热点和感到困惑的问题,提高学生的思想理论水平。
《近代史纲要》教学还要加强社会实践环节,建立和完善实践教学保障机制,探索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围绕教学目标,制定大纲,规定学时,提供必要经费;加强组织和管理,把实践教学与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动、专业课实习等结合起来,引导大学生走出校门,到基层去,到工农群众中去。我们要通过形式多样的实践教学活动,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观察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深化教育教学的效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15-16.
[2]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317.
[3]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317.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681.
[摘 要]近代中国宪政之路异常曲折。在追求宪政的路上,有林则徐、魏源、袁世凯、段祺瑞、孙中山等人为追求宪政的一次次努力。近代中国的宪政史可以说是一部为强国理想奋斗的历史,一部夹杂着屈辱与不懈奋斗的悲壮史。
[关键词]近代中国;宪政;民主;独立
一、中国社会宪政化的源泉: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昭示的不仅是典型的现代与传统两种社会体系的冲突,而且揭开了西方与东方两大文明体系在中国冲突的序幕。正是在两大文明的撞击中,中国艰难地开始了宪政化的历程。
林则徐是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在《四洲志》中辑录了一些关于美国政治制度的资料:“君国大事,关系外邦和战者,均由议会定之,设所见不同,则三占从二。升调文武大吏,更定律例,必询谋和同。”这些介绍虽然过于简单,但已接触到了西方近代宪政制度的最核心的一些东西:实行议会制,少数服从多数,元首任期制。魏源的《海国图志》在林则徐的《四洲志》的基础上编写而成,对西方民主、宪政制度的记载比《四洲志》更详尽。该书已经涉及到了议会的地位,议会与国王的关系,议会、国王与各级官员之间的关系,议会与国王的权利界限等制度。关于美国,作者表达了对美国宪政制度的向往。
鸦片战争使得一部分如林则徐魏源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抛却“天朝上国”的幻想,开始睁眼看世界,在与西方人的交流中接触到了西方先进的宪政制度并且著书立说介绍引进,为后来对西方宪政制度的进一步理解打下了基础。
二、中国立宪的初次尝试:甲午战争与百日维新
在近代国际环境中,对中国宪政化历程起决定性作用的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及1895年的《马关条约》是近代中国宪政化进程的转折点。甲午战争最终使中国社会进入宪政化阶段。甲午战争对中国体制内外刺激之大,远远超过鸦片战争。这场战争中国被一个过去视为属国的小邦所击败,而这个小邦从事现代化改革甚至比中国还晚约20年。而且,这场战争中国人是被西方人之外的黄种人击败的。
1898年6月11日,在遭受了甲午战争惨败的打击之后,在维新派的极力劝说之下,在经过长时间的思想和人事准备之后,清光绪帝毅然下诏“明定是国”实行变法。可以说,甲午中日战争对中国的宪政化历程起了决定性作用,而百日维新则是中国立宪的初次尝试。
戊戌变法的中心内容之一是体制内的开明派与维新派精英集团合力进行的推动宪政化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资产阶级改良派向清政府提出了“立宪法,开国会”的要求,第一次把资产阶级改良的政治理论运用到政治实践。随之在一系列的内忧外患的压力之下,镇压维新运动的当权者被迫开始了全方位开放,君主立宪作为一种政治和变革思潮在中国开始兴起。“变法”、“新政”和德日宪法模式的抉择。立宪、官制改革、责任内阁制、中央及地方准议会的建立及试验这一系列新观念和新事物在眼花缭乱之中纷纷在中国社会登场。
由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阻挠和光绪皇帝和康有为自身的局限性,维新运动昙花一现,“立宪法,开国会”也只停留在口号上,没有真正实施。但是“百日维新”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光绪皇帝规定的“许官民上书言事”是“百日维新”在宪政建设上所取得的最大成就。“百日维新”是中国以日本为参考下的立宪的初次尝试,但在顽固派的阻扰下,中国失去了实现宪政的绝好机会。
三、抵制革命的幌子:清末预备立宪
“百日维新”失败以后,中国的宪政历程并未终止。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继续鼓吹君主立宪制,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坚定的走从暴力推翻满清建立民主共和国。
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抛出“预备立宪”的丑剧,派出五大臣出国考察,不久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虽然清政府只是把它作为抵制革命维护自身统治的幌子,“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渐轻,三曰内乱可弭”、“使我满洲朝基础永久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消灭。”但是《钦定宪法大纲》第一次将宪法作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使得中国在通往宪政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可是这种纯粹的“皇族特权”当然不会被人民接纳,也无法挽救穷途末路的腐朽清王朝,辛亥革命爆发后,四面楚歌、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发布了近代中国的第一部成文宪法――《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该“信条”同样声明“大清帝国皇统万世不易”,“皇帝神圣不可侵犯”,但是与《钦定宪法大纲》相比,皇权得到一定削弱,国会权威有较大提高, “皇帝之权,以宪法规定者为限”;“皇帝继承顺序,于宪法规定之”;“宪法由资政院起草议决,由皇帝颁布之”;“宪法改正提案权属于国会”;“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帝任命”;“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皇帝直接统帅海陆军,但对内使用时,应依国会议决之特别条件,此外不得调遣”;“年度预算,须经国会议决”;“国务裁判机关由两院组织之”。以历史的眼光看,《宪法重大十九信条》是一部比较中立、平衡的宪法,含有“虚君共和”的因素,宪法文本规定的国会之地位,足以与皇权分庭抗礼。
四、中国宪政路上的短暂春天:辛亥革命的成功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
辛亥革命推翻了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得“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民主法制”的观念深入人心,古老的中华民族站在了新的历史阶段,开始新的征程。
南京临时政府颁布实施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众多宪法中最具民主性的宪法之一,它的制度模式仿效美国模式, 其民主性体现在“主权在民”的宪政原则和程序性规范两个方面。《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种“主权在民”的宣示,从根本上否定了“主权在君”、“主权在国”等反民主的政治原则以及世袭君主制的合法性。其次,从内容上看,该法的主要部分是涉及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法院组成及选举的程序性规范。虽然迫于当时的情势,有“因人设法”迁就个人的迹象,但是总体上并未规定任何个人和团体的“先定”统治地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使命止于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成立之时,1913年国会成立,正式的制宪才被提上议事日程,此时袁世凯早已就任正式大总统。先选总统并成立政府,后制订宪法,这决不是一个简单的顺序问题。早在美国革命时期,潘恩就指出宪法必须先于政府由人民制订,否则先成立的政府必定干预制宪,谋取“私利”。潘恩的话不幸在中国得到验证,事实上袁世凯不仅篡改宪法,而且最后完全抛弃宪法复辟帝制。袁世凯当政期间,产生过《天坛宪草》和《中华民国约法》,前者因无法满足他的权力欲望而被其废弃,后者是在袁世凯直接干预和授意之下制订的,史称“袁记约法”,它的真正宗旨就在于增加总统权力,削弱议会对总统的牵制,完全是满足其私欲的“作弊”之作。袁世凯的称帝以及后来的军阀混战是中国的宪政之路戛然而止,中国再次与机遇失之交臂。
五、结语
近代中国的发展处处是血与泪,悲伤与苦难伴随着古老的中华民族。中国人一次次的在最关键的时候错过了发展的机会。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出现过两次难得的机遇,曾经“闪现”出培育“健康”宪政的契机:一次是辛亥革命之后,另一次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这两次机遇性的时刻,有许多共同或相似的历史迹象,对宪政的“生长”是适合的,例如,都存在几种势均力敌的政治势力,政治上呈现出一定的均势状态;都出现了掌控着较强政治权力,也享有较高政治权威的“强权人物”。如果这些强权人物能够将其势力真正地用于推动中国宪政的发展,那么他们一定会名垂青史(而不是贻害于历史)。可惜的是,他们都逆历史潮流而动,将其有限的政治权威和合法性用于追求反民主的专制独裁政体,从而耗尽自己的政治资源,最后都落得身败名裂、遗恨万年的可悲下场。他们的失败,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客观的历史文化背景,有意图地追求“极端”的个人、集团和阶级的政治权势,是使得他们“权欲熏心”,无法把握历史机遇的主观原因。
百年中国宪政史昭示人们,容忍不同的价值取向,分享共同的政治利益,协商解决政治冲突,是宪政制度走向健康成熟的最终途径,而极端的党派利益和意识形态,则是宪政发展之大碍。
宪政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表明,宪政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在于它如何才能与社会、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如何才能引起民众真正关注,如何成为权力的制约而不是工具并值得人们奋不顾身的捍卫与服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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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祥民.中国宪政史[M].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2002.
[3]王文博.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M].法律出版社.1997.
【摘 要】中国近代史教学中的德育,可从进一步增强德育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深入挖掘教材中德育的内容、丰富德育的方法等方面开展。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教学 德育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坚持德育为先。立德树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把德育渗透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贯穿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各个方面。中国近代史是高校的必修基础课程,其内容既是中华民族的一部苦难史和屈辱史,又是一部斗争史和光荣史,是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尤其是进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教育的生动教材。其中大量英雄人物的道德形象,他们在保卫祖国、反侵略斗争和近代化建设中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为当代大学生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因此,充分运用历史教育的德育功能,对大学生进行德育,是历史教学的目的之一,也是教师应尽的重要职责。
一、进一步增强德育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
在历史教学中,除向大学生介绍必要的基础史实,培养发展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外,进行德育十分必要。利用中国近代史的教学,系统地向大学生进行德育,能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平,增强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责任感,培养大学生的开拓进取精神,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党中央对加强国情教育一直十分重视。当前,我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但也出现了一些金钱至上、唯利是图和道德滑坡等消极现象。社会对高校也提出了不同于传统教育的要求和期望。特别是社会上的一些功利主义因素开始渗透到高校教育中,影响到一些大学生。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增强对德育重要性的认识,充分运用中国近代史课堂教学这一阵地,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德育功能。
二、充分备课,深入挖掘教材中德育的内容
中国近代史教材中包含着丰富的德育内容,这就需要教师认真钻研教材,有意识地提炼其中的德育素材,以确立德育的达成目标。结合中国近代史教材,在备课中,可把中国近代史的德育内容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进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诸多矛盾中最突出的矛盾。振兴中华、救亡图存,始终是激励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持续奋斗的动力和理想。在教材中,先进的中国人为救国救民而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探索。被誉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则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这批开明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提出了经世改革的主张;农民领袖洪秀全为建立“理想的天国”而奋起反清;薛福成、郑观应等早期改良思想家为突破“洋务运动”的局限而奔走呐喊,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维新人士为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而倡导“变法”;孙中山、黄兴等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民主共和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探索,但历史事实表明这些探索最后都失败了。直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革命面貌才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又经过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上述史实表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所以1840~1949年的中国近代史,是培养大学生热爱中国共产党、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生动教材。教师通过对这些内容进行深入教学,使大学生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历史性的选择,从而坚定大学生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决心。
(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中国的仁人志士为了救亡图存,为了维护祖国领土和主权完整,为了人民的富强和幸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其精神支柱就是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近代史内容中,既有屈辱的“黑色的历史”,如《南京条约》、《天津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旅顺口和南京数以万计的人民被屠杀,都令人肝肠寸断,同时也有奋斗的“红色的历史”,这些都可以进一步激发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和自信心,树立自强自立的精神。在教材中,林则徐等人虎门销烟、抗击英军的英雄壮举;三元里民众不畏强暴、誓死抵抗激烈的武装抗英斗争;老将冯子材镇南关大败法军的凯歌;北洋海军邓世昌、林永升等海军将士血战到底、以身殉国的业绩;民主革命的宣传家陈天华“蹈海自尽”唤起国人的革命精神;国共两党携手抗日最终取胜的辉煌成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光辉业绩,等等。这一切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教师通过对这一系列史实进行教学,使大学生接受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熏陶,坚定发扬先辈们自强不息的爱国精神,树立为把祖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志向。
(三)继承革命传统和优良品德的教育。中国近代史中蕴涵着丰富的做人道理,教材中汇集了大量近代英杰的素材。例如,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高度责任感;洪仁?临终遗诗坚信“天国祚虽短,光复待他年”的乐观主义精神;黄花岗烈士林觉民“为天下人谋永福”的豪迈绝笔;李大钊不为酷刑所屈服,坚信共产主义必胜的坚定信仰;等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优秀道德观的体现,是先辈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教师通过这些丰富的实例对大学生进行教育,激励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以近代史上英雄人物为楷模,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成为学有专长的高素质人才。
三、与时俱进,丰富德育的方法
中国近代史有着丰富的思想教育内容,要达到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达到德育的目的,还需要教师讲究教学艺术,与时俱进,采用多种教育方法,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一)提高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解释历史的本领。在中国近代史教学中,常常会涉及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由于大学生虽正处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定型时期,但人生阅历仍比较有限,对于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尚不能完全把握,因而需要教师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加以引导。例如,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当时的人和事,而是要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如在讲到洪秀全时,既要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肯定他发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打击清王朝及外国侵略势力,为历史做出的贡献,同时还应看到他作为小生产者代表所带有的皇权思想、等级尊卑观念及宗派思想、享乐思想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等。正是后者成为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注意教育方法的多样化。按照教育心理学的原理,德育的过程分为明理、激情、立志、导行等阶段,它们之间互相渗透、促进,德育的最高要求是让学生养成自我教育的习惯,有自我教育的能力。因此,德育不能单纯地灌输,还要善于点拨,启发学生自己去判断。教师应努力通过言简意赅的语言、画龙点睛的手法、潜移默化的方式进行德育。同时,还应重视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传统的教学中,黑板是主体。在讲课的过程中仅仅是文字的展示,很难让大学生将理性与感性结合起来。现代教学中,多媒体技术在大部分高校教学中已普及,关键是要提高课件本身的质量。例如,在讲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穿插建党__周年来历次党代会的图片,可对加强热爱党的教育起到很好的效果。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将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结合起来。具体、生动、形象的讲述,能够引起大学生的兴趣,加深感性认识,进一步加深理性认识。例如,可配合教材内容选取有关的电影、录像片断等,组织大学生观看,还可配合各种重大纪念活动和节日,组织大学生开展学术报告会,编历史手抄报,进行历史知识竞赛,参观博物馆、革命历史遗址和图片展览等,使大学生接受活生生的思想教育,在“细雨润物”中培养大学生良好的道德情操。
大学的中国近代史教学属于主干学科,其本质属性仍然是素质教育,因此在中国近代史教学中贯彻德育,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既是认真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10年)》的要求,又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建设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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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在修身、齐家、治军、为学、为官等多方面都值得我们参考借鉴。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曾国藩近代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的风云人物,是中国近代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同时,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史上又是颇有争议的人物。本文通过对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发起洋务运动这两件事,从正反两面总结评价了曾国藩的历史功过和历史作用。
关键词:曾国藩;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历史功过
曾国藩在世时就兼有“中兴第一名臣”的桂冠和“曾剃头”、“增屠户”、“卖国贼”的徽号。然而,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主要是看它对社会的发展是起推动作用或阻滞作用。评价曾国藩,亦如此。
首先,我们可以从太平天国运动中对曾国藩进行评析。
太平天国极大地冲击了整个封建统治秩序。第二,太平天国虽然在形式上没有超出旧式农民起义的框框,却显露出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趋向,洪仁歼提出资本主义性质的《资政新篇),主张发展近代工商业和交通业。虽然它只是部分人心中的蓝图,但至少也反映一种趋向,而且太平军在吴淞、苏州等地建立了工厂。世界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历史潮流冲击着中国,在太平天国里也激起了资本主义近代化趋向的涟漪。太平天国的近代化趋向对当时兴起的洋务运动是有影响的第三,太平军给外国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太平天国不仅敢于反抗清王朝,也敢于反抗船坚炮利的外国侵略者,一百多年来,这种精神鼓舞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志。
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曾国藩镇压了作出这些功绩的太平天国,当然是有罪的。但也不能把曾国藩的罪过扩大化。曾国藩作为清政府的督抚不能自主,这同林则徐、左宗棠等镇压农民起义无区别。
再者,太平天国运动有其本质的致命弱点。第一,太平天国没有给农民带来解放,只是换了某种名义把农民仍旧束缚在封建剥削制度下。第二,太平天国也没有使农民得到政治上的自由,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农民政权。第三,太平天国也没代表或建立新的生产关系 第四,太平天国不加分析地反对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当时和后世社会都产生了不良影响
而正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实现了中国重新统一与重建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历史任务。因此,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曾国藩是功大于过的。
其次,在洋务运动中,曾国藩发挥着一个极其重要的作用,他是积极的倡导者,甚至被誉为洋务运动的领袖,同时也是热情的实践者。
在洋务运动中,曾国藩开办了安庆内军械所,这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家军工厂。其实,1863他全力支持李鸿章开办江南制造总局,在共同苦心经营之下,江南制造总局规模空前,成为了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再者,曾国藩具有世界眼光。他见洋人造机器是根据数字推算而来,一切照着图纸的标准。要精通此道,唯有靠翻译。因此,1867年,他设立“翻译馆”,聘请洋人主持译务。这个翻译馆堪称中国由政府创办的历史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翻译中心。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译著可是居功至伟的。它不仅为启迪和培养中国近代科技人才以及许多科学奠定了基础,尤其对近代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一方面来看,曾国藩所倡导的作为近代化运动的洋务运动,要“师夷长技以制夷”,要“自强、求富”,都有着不可低估的进步意义。他开创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个第一:他开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工厂、制造出中国第一艘轮船、兴办起中国第一家大型多功能近代工业基地、建立中国第一个翻译馆、派出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如此而享有“洋务运动之父”的美誉,也是实至名归,并被载入史册。
但另一方面,曾国藩所谓的“自强之道”,不过是为已露末世相的清政府借洋务运动寻找政治出路。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大的历史背景下,洋务运动不可能成为救国良方,更不可能使国富民强。最后,中日甲午战争以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宣告了洋务运动失败的大结局。
不论曾国藩,还是李鸿章,都无法挽回大清覆灭的命运。
除此之外,我们还能从曾国藩的外交方式评析他。曾国藩的外交,过去多少年内一直被简单地认定为是妥协、投降的外交。10多年来,史学界开始提出异议。此次会议论及外交的文章也不少。有的论者说,“人们对曾国藩常用‘软弱’、‘妥协’、‘媚外’、‘投降’、‘卖国’等责骂之词,未免有欠公允。因为曾国藩的羁縻外交思想,实际上是对强敌权且笼络,争取一个和平环境,速图自强,最终达到御侮的目的。曾国藩能正确地审时度势,知道中外实力悬殊甚大,和列强硬碰,靠武力与之周旋,是不明智、不现实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贫穷落后、受人欺侮的国家,要生存,要反弱为强,舍此羁縻外交,别无良策。曾国藩的外交方针有四个字:‘诚’,推诚相见,‘信’,信守和约,‘争’,据理力争,‘和’,外敦和睦”。
中国现代史上两位著名人物毛泽东和蒋介石都高度评价过曾国藩。毛泽东青年时期,潜心研究曾氏文集,得出了“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结论。即使是在毛泽东晚年,他还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蒋介石对曾氏更是顶礼膜拜,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 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梁启超对曾氏倾心推崇,称“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是中国近现代史中引人注目又颇有争议的人物。但是, 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曾国藩这位极具神奇色彩的人物做到了,这是值得所有中华炎黄子孙膜拜的。
历史似一幕绚烂的烟火,稍纵即逝,却始终萦绕在我们心中,像是音乐,或婉转,或悲戚;像是影像,或宏伟,或俾小。它慢慢汇聚成一条大河,看不见,却流淌在每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骨髓里,于是,我们有了同一种语言,用一种经历,同一种信仰。
历史的过程看似宏伟,却也是由一个个故事组成的,而故事的中心永远是人。是什么造就了“一代圣相”?而又是什么造就了以及如何造就我们自己?
不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其出色的人物但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两位风云人物对曾国藩有着重要的评价,毛泽东说“独服曾文正”。他在军事方面知人善用有着别样的才能,就算是我国伟大的军事家毛泽东也是佩服曾国藩的才能。他在学习方面是一个治学严谨的一名书生。按现在的话来说他就是书呆子,他刻苦努力,整齐严肃,清明在躬,如日之生。他每日不拘何时,静坐时刻,正位凝命。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这些都是曾国藩老先生的人生航标。在处世方面他有着独特眼光。总之曾国藩在为人方面有着谨慎的态度,在治学方面有着严谨的态度,在对世事的看法方面有着独特的眼光。
一、成长经历
说起曾国藩没有人应该感到陌生,那个被骂“满清走狗”,被章炳麟说成是“誉之则为圣相,獻之则为元凶”的人,就是曾国藩。这样一个充满争议的人是怎样成长起来的我很关心,而一个人的成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环境,那曾国藩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呢?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出生于世代务农的家庭,祖父是农民,爸爸却当了教书先生,曾国藩从小也就勤勤奋奋地读书了。曾国藩20岁考的秀才,比他爸爸早23年考得,不愧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天资在此可以瞥见一二。他喜欢读史,曾经用一年时间读完《二十三史》,之后进京在翰林院做事。
对于曾国藩的成长经历,老师必定比我有更多了解,故在此只是简略叙述一下。我在看了他的成长经历后有所感悟的是:人成功确实需要天赋。而天赋从何而来?一是打娘胎以来的智商、情商,二是生活环境、家庭环境的影响。第一个自不必多说,从仲永、桑弘羊身上就可以看出什么叫“生而知之者”,那东西貌似有点飘忽,却是实在的天赋,普通人学不来,曾国藩却可算是一个,悟性极高。第二个是可以创造的,像“孟母三迁”似的例子可以略有理解,而曾国藩的农村家庭背景本身造就了他中国农人特有的谦逊、朴实等内在特质。我认为这即是他性格里所谓“虚怀若谷”的最基础部分,再加上他后来所学的儒家思想,造就了一个真正的曾国藩。就天赋这一点来讲,我在此处如此重视,并不是想表达“听天由命”的思想,而是想说,我们要认清我们需要什么,是什么造就了别人,什么造就了自己,这些都是因人而异。当然,如此行动后的结果不一定是我们最初的梦想,但是这就是人生,历史教会了我们如何去奋斗,也教会了我们如何去放弃,我想这才是研究历史的本意。
二、真正的曾国藩
当名誉装满了衣钵,盗贼就随之而来了。
真正的曾国藩是怎样一个人,我们也只有从其事迹出发,寻找突破口,别人评价都是“二手货”,我们应当从自己的感受出发。
曾国藩在入仕之后在翰林院干得不错,连连升官,在汉人常被排挤的满清朝廷里当了个侍郎的职位。到后来太平天国起义,才回乡筹办湘军,此后湘军逐步壮大,曾国藩也被推到了权利的巅峰,权倾朝野。不过,后来他辞去了自己的所有职务,一是因为身体欠佳,二是由于他深谙官场之道。这就是曾国藩的为官做人之道:中庸。
他知道“月盈则亏”,所以急流勇退。在官场上,他提拔左宗棠、李鸿章,即使后来二人对他都有批评,却始终公私分明。在家里,他严加管教自己的家人,关照、爱护他们,却让自己的亲生弟弟为国捐躯。用一句话可以形容在中庸原则下的曾国藩:“为善坚持,虚怀若谷”。在剿灭太平天国起义的这15年里,他屡遭挫折,也曾经因为兵败无颜而两次自杀未遂,但是结局是美好的,他赢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一场漂亮的胜利。也许没有老师会那样包容学生对自己近乎严厉的批评,但是曾国藩可以。他以自己的包容之心容纳着万物,天下苍生,金陵一役后,大局已定,看着自己手下的将士死伤多半,他解散了湘军,虽然也带有政治考量,但不得不说他是一个真正博爱的人。
三、大时代
时势造英雄,汉末出了个奸雄曹操,清末出了个忠臣曾国藩。 太平天国起义是清朝由胜及衰的必然结果,只是不早不晚,发生在了曾国藩所在的年代,于是一介书生开始了自己的戎马生涯,走上了自己人生的巅峰。治国、平天下,无数英雄人物的未完之梦,曾国藩做到了,是时代选择了他,而也是他,选择了这个时代,偶然中的必然,这就是命运,这就是历史。
当曾国藩回乡办团时,他也许没想过以后会有如此大的成就,对于他来说,忠君爱国是第一责任。这个时代的主题词是:动荡,于是谁能给他稳定就会成为英雄。
结语
一个真正的曾国藩需要自己体会,这样才会有最深的感受。而评价一个人应该从多个方面去评价,好的抑或是坏的,我在此仅仅提出了曾国藩的好的地方,人品确实是没的说,但也并不是说他什么都好,就作为一个汉人而帮助当时极度腐败的清政府这一点来说,我就觉得就不够“革命”,但是客观上来讲,“居其位而谋其政”,忠君还是举义,这是个人选择,无需作出太尖刻的批评,这也是时代使然,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无奈。
作为当代大学生的我们,应该努力的学好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各方面的才华,修身养性。上天只会把机会赐予有准备的人!在充实了自己之后,步入社会,不求抓住所有的机会,但求抓住最适合的机会。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抓住适合的机会,展现自己。冥冥之中,你就向成功又迈进了一步。人生的失败有很多,一次的失败,不代表永久的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相信自己,成功近在咫尺!
学曾国藩故事,报己一生长志!
摘要:曾国藩求学问业, “无学不窥,默究精要”,以经史为根,以宋学为宗,涉猎儒家的各个学派,以及老子、庄子、墨子之学等。曾国藩有自己的为学之方,如虚心有识、主敬有志、博而有约、专精有恒等。在经过了充满艰辛的治学之路后,曾国藩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传统文化思想体系,他的治学观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对中国近代士大夫产生着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曾国藩;治学之道;近代士大夫
曾国藩一生潜心于治学,博览经史子集,深究宋明理学,治学成就斐然。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是湖湘文化的典型代表,创立了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他的著有《经史百家杂钞》、《求阙斋文集》、《诗集》等。曾国藩一生的学术成就来源于“治学”,他的治军为官之道也来源于“治学”。曾国藩家书中有关治学的众多言论,反映出他严谨的治学思想与品格。
一、曾国藩的治学方法
众所周知,不管是何人,如果想要在学问上有所收获、有所成就,那么就需要讲求方法。曾国藩所创立的治学方法,即使到了现在,对我们的教育事业仍然有借鉴的意义。
曾国藩的治学方法有一个重要的内容―“看、读、写、作”,四者缺一不可。对此,他在给其子曾纪泽的书信中作了详尽的阐释:
“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缺一不可。看者,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是也。读者,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明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咪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至于写字,真行篆隶,尔颇好之,切不可间断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至于作诸文,亦宜在二三十岁立定规模;过三十后,则长进极难。作四书文、作试帖诗、作律赋、作古今体诗、作古文,数者不可一一讲求,一一试为之。”[1]
在曾国藩看来,读书需要力求理解,看书意在求迅速;理解以后可专精一门,速度快便可以涉猎广博。这就是说,做学问之人应该首先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著作熟读,理解其内容,然后再去涉猎群书,这样才能有所收获。
曾国藩治学方法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主张专精一业、专攻一学。他认为,读书做学问,在看、读、写、作四者结合这个初步方法的基础上,还应该做到专精一业,专攻一学,所学才能得到升华,才能在近期内对某一个问题的研究有所成就。他告诫其子弟,读书做学问必须以专精一门为主。
“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已矣。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吾掘井多而无泉可饮,不专之咎也。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凡专一业之人,必有心得,亦必有疑义。”[2]
由以上所引文字可见,在曾国藩看来,在读书做学问的过程中,如果漫无边际地翻看是不会有精深的心得体会,甚至终其一生都不会有所专长。而曾国藩并不是要求人们除一书之外不再阅读其他书籍,相反,他主张多看书,以免知识面太窄。这里所提及的“专”,是要求人们精益求精,不要一知半解,或者滥而杂。
二、曾国藩的治学目的
曾国藩生逢封建社会末世,他在青少年时代经历了一个寒窗苦读,闭门不问世事的阶段,
之后终于科举成名,跻身于仕途的最高阶梯。值得注意的是,当他步入政治生涯,开始接触到社会的实际问题以后,便能逐渐认识到清代学风的空华,士风的麻木,一般士子学人的治学目的并不明确,大多不能学以致用,于现实社会无作为。他明确指出:
“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若细读“贤贤易色”一章,则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弟二字上尽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弟伦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殊不知书上所载的,作文时所代圣贤说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即笔下说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并有亏于伦纪之大,即文章说的好,亦只算个名教中之罪人。”[3]
曾国藩在这里自然不同意那种把学问看作只是终日读写学习的观点,认为重要的是首先要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弟”功夫学到手,加以融会贯通。读书固然是在做学问,但即使行止坐卧,也有学问体现在其中,重要的是要把治学与处理世事人情紧密联系在一起。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有所作为,才是有真学问。想要做到这一步,曾国藩认为归根到底就是要解决“格物”和“诚意”的问题。“格物”就是指“致知之事也”,“诚意”就是指“力行之事也”。[4]他认为居国家天下,则使人民各安其所,近悦远来,推而至于为农为圃,为工为商,各思慎其职而敬其事,这便是做学问。曾国藩的这种观点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维护和阐发,体现了“礼学经世”的实学风格,与当时一般学人士子把学问看得很窄,把它与现实政治隔绝的观念是有所区别的。曾国藩认为一个人的言行举止无时无处不体现出其学问,强调把学习、做学问与现实生活联系到一起,使得做学问达到“格物”、“诚意”的功效,反对死读书,反对做无目的的学问。他本人一生都把做学问与处理政务、军务以及家庭问题放在一起,力求融于一体。
三、曾国藩的治学观对中国近代士大夫的影响
曾国藩的治学观对中国近代士大夫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譬如他的子弟,学生都在不同
程度上受过曾国藩治学风气的熏染陶冶。
曾纪泽从小在其父的教导之下,学习目的就很明确,他在《文法举隅》序言中批评了当时士大夫中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学者于口耳之所未经,遂概然操泛泛悠悠无实际之庄论以搪塞之,不亦泥乎?”[5]曾纪泽认为,时势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学人士子亦应随时势的变化去做真学问,而不去喊那种“泛泛悠悠无实际”[6]的高调。他主张在西方文化输入之际,认清形势,放眼未来,脚踏实地,有目的的去做学问,使外国人认识到中国也是有“深路格物,实事求是之学”。[7]正是在曾国藩治学目的的影响下,曾纪泽在列强环伺、中国日益半殖民地化的局势面前,认识到要使中国振兴,就应吸取西方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本着这样的学习目的,他广泛涉猎近代西方的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曾国藩的子辈、孙辈乃至曾孙辈大都恪守曾氏遗训,治学目的都比较明确。曾国藩的曾孙女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七叔对于我们教育贡献很大,他笃信中国需要新知识来挽回亡国之惨―甲午之战,他总要我们学新知识,尤其是科学与工程,我们后来学科学与工程,得他的启示不少。”[8]不仅曾氏后裔对曾国藩治学之道谨守不一,旧时一般学人也大都对此加以效法。
曾国藩的治学方法对于清末民初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士大夫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曾国藩去世后,随着中国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迈进,并在西方文化的渗透下,做学问的方法也有所不同,但是曾国藩的治学方法仍然被一些人肯定和沿用。陈果夫在评论曾氏的治学方法时说:“读书如能随时做笔记,则进步最快。曾国藩是一位不甚聪明的人,但他一生的好处在有恒、耐心做笔记,所以后来也有相当成就。”[9]
参考文献
[1]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湖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406页.
[2]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湖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36页.
[3]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湖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67页.
[4] 成晓军:《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页.
[5] 曾纪泽:《曾纪泽遗集》,湖南: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35页.
[6] 曾纪泽:《曾纪泽遗集》,湖南: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35页.
[7] 曾纪泽:《曾纪泽遗集》,湖南: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36页.
[8] 曾宝荪:《曾宝荪回忆录》,湖南: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9页.
[9] 成晓军:《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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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各个民族国家都彼此联系,不断巩固和发展着相互间的交往,世界正逐渐朝整体化的方向发展。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80年历史启示论文,供大家参考。
我们伟大的祖国——中国,是延续时间最长的中华文明,有着璀璨精深的文化,尽管中华文明历经沧桑,却仍然源远流长,绵延至今,不曾断绝,民族精神可见一斑。
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古中国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哲学思想百家争鸣、典籍文献浩如烟海、文学艺术高峰迭起……。泱泱华夏,万国来朝。这值得每一个中华儿女骄傲自豪。然而,自上古以来,盛极必衰。当每一个王朝繁荣到了顶峰,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它的衰败。一个制度发展到了极致也必然会迎来它的末路。
自公元前5世纪的战国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的封建制度前后延续了两千多年。两千年足够平地拔起一座高山,也足够沧海变作桑田。在中国还处于封建社会晚期的兴衰更替时,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发展,西方殖民主义也正在向外扩张。西方的发展使古老的中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生存危机。
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史称“第一次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朝战败,《南京条约》的签订,开创了列强以条约形式侵略和奴役中国的恶例,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命运自此发生了重大转折。据不完全统计,第一次鸦片战争前40年,英国运入中国的鸦片约有40万箱,从中国掠走了4亿多银元。鸦片不仅造成了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而且直接毒害了中国人的身体和精神。正如林则徐上书给道光皇帝说:“若犹泄泄视之,数十年之后,中原几无御敌之兵,且无可充饷之银。”自1840年至1919年之间,清朝军队屡战屡败,大量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全都证明了林则徐的言论的正确。
有了第一次鸦片战争,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利益总是那么的动人心弦。《南京条约》的签订给了蠢蠢欲动的西方各国一个信号:昔日强大的东方帝国,如今已是日薄西山,此时不抢更待何时。于是,继《南京条约》签订后,《虎门条约》、《马关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的不平等的、丧权辱国的条约相继被迫签订,把中国一步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中国人民逐渐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因为如此,鸦片战争成为了中国近代史的起点。
从1840年到1919年这风云变幻的八十年,是中国的屈辱史,抗争史和探索史,是帝国主义的侵华史,是反动政府的投降卖国史,但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追求近代化的奋斗史。先进的工业资本主义强国,不断发动侵略战争,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封建制度已经走向没落,当生产力提升到一定的程度就必然需要新的社会制度与之相适应,一味的守旧排斥、活在虚幻的满足感与荣耀感里只会是没落;新制度必须要在旧制度的废墟上面才能建立起来,风云变幻的80年对我们中国是一段屈辱的历史,但也是历史的必然。
近代以来,在封建压迫与民族压迫的双重压迫下,中国人民的斗争,主要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即救亡、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即发展为目标。无数的仁人志士,正是为此,抛头颅洒热血,执着不悔。从辛亥革命开始,腐朽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被革命所颠覆,资产阶级的共和制度在中国诞生。然而“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资产阶级的共和制度破灭,封建军阀的专制统治形成,事实说明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是行不通的。然而反帝反封建,民主共和的思想开始涌入人民的心中,人民开始了对革命的深层次追求。紧接着以李大钊、陈独秀、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了,各种西方思潮如海洋般流入中国,所以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学术界百家争鸣,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中国人就在这样的一步步探索中,逐渐重新开眼看世界,逐渐重新挺起来了腰板。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到1919年五四运动结束,80年的历史,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结束了,儒术不在是地位尊崇,三纲五常不再束缚着人民,妇女得到了初步解放。这八十年,混合着中国人民的血与泪;这八十年,磋磨了中国人民的傲骨;这八十年,打碎了中国人的一叶障目……。同时,这八十年中无数次的失败的救亡图存告诉我们,在一定的世界格局与社会条件下,应选择适应当时情况以及未来发展的改革方法及社会制度,才能有力有效地改变中国的状况,持续发展中国。
清朝的闭关锁国令人扼腕,但是同时也给了我们教训,落后就要挨打!世界的变化是日新月异的,不能用旧有的眼光去看待,要与时俱进,与世界一同发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正如唐太宗所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新时代的我们,应该重视这段历史,了解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只有深刻地理解了中国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会落后,我们才可以一直记住这个教训,才能真正地以历史为前车之鉴,建设好祖国的未来。
——从近代中国的屈辱史和人民的反抗史所得到的启示 帝国主义的炮声,惊醒了古老的中华帝国的迷梦,中华民族屈辱史——中国近代史伴随着鸦片战争就这样拉开了序幕。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至1945年抗战结束,再到1949年解放战争,无一不穿插着西方帝国主义的身影,即使是解放战争,三座大山的压迫,官僚资本,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近代史的后期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都畸形发展,也都是在外国列强势力下培植起来的走狗。远的不说,至今天安门还挂着孙中山的像,这足以说明各个阶层的努力,资产阶级政党,就连封建主义阶层又何尝没有做出过努力,以拯救奄奄一息的封建帝国——大清王朝,然而历史风云变幻莫测,总的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谁是谁非,不好决断,封建帝国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一些知识分子学了先进的西方思想回来组织同盟政党,试图挽救中国,赶走帝国主义,救人民于水火之中,最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岁月的脚步匆匆走过,黄河边上的硝 烟已随风而散,历史仿佛已经远去。但是,战争留下的教训却是刻骨铭心的。对于中华民族来说,那是永远的国耻,永远的奋争,也是永远的追思。如果没有真实的镜头、详尽的文字、残破的遗迹,我们简直难以相信过去中国的一幕幕。历史终归是历史,虽然历史已经过去,但不会消逝得无影无踪,历史留下的不仅仅是一堆资料、几块碑刻,几处遗址。以往的历史与其说是句号,不如说是感叹号,甚至是更多的问号,并应该少用些省略号。一百多年中沉重而痛苦的记忆,给予了人们太多的忧伤、悲愤和思索。
中国人不应该、不可能更不可以忘记那些刻写在中国近代的镜头、侧面或片段,虽然斑斑点点但历历在目:从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从旅顺大屠杀到南京大屠杀;从鸦片走私、掠卖华工到火 烧圆明园;从“猪仔”、“东亚病夫”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可谓惨不忍睹、闻所未闻!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爱与恨、和平与暴力被定格在这段屈辱的历史上,痛定思痛总是民族复兴的开始,时刻警示着我们每一位中华儿女一定要勿忘国耻,振兴中华!中国近代史是灾难深重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的屈辱的历史。在那段不敢回首的岁月里,中国人民饱尝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在中国近代史上,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国家争相欺凌我们,中国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没有几千也有几百,中国人民在西方的侵略战争中一次又一次被打败。
看着那些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俯首哈腰······哪个中国人不为此而心痛?人们不会忘记抗日战争、八年抗战给中国的社会发展带来的沉重灾难、给中 国人民带来的无比痛苦。抗日战争始于1937年7月7日的“七七卢沟桥事变”止于1945年8月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侵略,在华实施“三光政策”,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我30 万同胞就那样成为日本人刀枪下的冤魂。不仅如此,日本人还拿活人做细菌实验,成立了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在中国使用生化武器杀害大量中国的民众。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犯下的种种滔天恶行,每一个中国人都决不会忘记。在过去的一千年里,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经济最强大,文化最繁荣的国家。
然而,第一次鸦片战争,2500个英国兵就把当时世界上经济最强大,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给打败了。小日本发动对华战争,诺大的国家不战而败,几个月时间便后撤几千公里。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军队让欧美列强都不敢轻视,而中国却只有一个虚弱的中央政府和数十个各自为政的地方政府,经济结构、组织形态和技术水平都还停留在“前现代”的状态。 谁都知道,一个软弱乏力的国度与一支如狼似虎的现代化军队开战意味着什么。回顾这段以人力和火力相拼的历史,我们除了对血肉拼搏的感动,更有对实力不济的无奈。在强大的物质力量面前,精神力量固然可贵,但总是不可避免的呈现出一种苍白无力的悲壮。
周曾感慨过: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实力政策,对付帝国主义却不能不讲实力。只有在国家总体实力包括军事实力方面能追赶上世界水平的时候,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落后就要挨打,自尊必先自强,发展需要安定。这,就是那段屈辱与悲壮同行的历史留给我们的最深刻的启示。历史是一面映照现实的明镜,也是一本最富哲理的教科书。将那段历史仅仅理解为灾难与愤怒,而不从中寻找其内在逻辑,理解其深刻意义,则同样辜负了那些身经灾难的一代人的流血和牺牲。历史清晰地诉说着我们昔日的伤痕,但历史不是愤怒与仇视的理由。就像胡锦涛同志访日时曾说过的:“铭记历史并 不是延续仇恨。”历史要告诉我们的不是恨而是爱,是经历过痛苦与绝望之后的仁者之爱,只有用爱才会消却仇恨,才会让和平地久天长。七七事变、日本侵华、割让台湾„„这些事不仅是我们的历史,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耻辱,我们应该牢 记它们,并让“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深深地印在心中。我们并不需要去继承那些仇恨,历史的恩怨,孰是孰非,早已成为卷宗,成为时间长河中早已逝去的部分。
我们不应该在了解历史的时候,把本应对当时日本战犯的痛恨转移到了对日本和整个日本民族的反感与厌恶上。那段历史留给我们的不仅是悲痛欲绝的哀伤、洗刷不尽的血泪、永志追思的英烈和伟岸壮阔的史诗,更是追求和平的渴望、永不再战的期盼、强国富民的决心、和睦邻邦的祝愿。和闰年代,我们不应淡化国防意识、泯灭爱国热情,中国的和平强盛,要靠我们不懈的努力与斗争!我们只有永记历史、开辟进取,才能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舒天昭晖、磅礴于东方!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中华民族五千年不屈的精神决不容许自己的祖国任人宰割,这时的中国,恰似一头沉睡的巨狮,正在聚积着力量,准备着山洪海啸一般的爆发! 一部近代史就是一部屈辱史,它警醒我们:落后就要挨打,闭关必然落后。一个民族只有强大起来才能卓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国家只有对外开放积极进取才 能不断进步。清政府在近代屡战屡败的根本原因是清政府腐朽落没的封建制度不能与资本主义列强相抗衡。 我们要勿忘国耻、振兴中华,肩负起建设祖国的伟大任务,让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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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历史和研究历史人物是分不开的,特别在近代民族史中,研究边疆历史人物,是把握到历史发展脉络的主要途径之一,是研究中国近代边疆区域转型和政治建构这一动态过程中关键一环。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历史人物论文,供大家参考。
1896年9月10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四)生于广东省惠阳县周田村。先后毕业于广东陆军小学堂、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
1919年初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在粤军中任支队副官,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1年任孙中山陆海军大元帅府警卫团第二营营长。次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时奉命守卫总统府前院,掩护孙夫人宋庆龄脱险。
1924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2月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回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独立团团长、二十四师师长、十一军军长。
1926年,在北伐战争中率独立团为先遣队讨伐军阀吴佩孚,在湖北汀泗桥和贺胜桥等战役中屡建战功,被誉为“北伐名将”。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升任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
1927年8月参加领导南昌起义,后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同年12月参加领导广州起义,任起义军工农红军总司令。在中国革命的转变关头,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广州起义失败后,因受到中共广东省委领导的责难和共产国际某些人的冷遇而消沉,与党脱离关系,流亡欧洲,后到澳门隐居。
1933年11月到福州帮助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在“福建事变”后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1934年在香港加入了李济深、陈铭枢等组织的以抗日为主旨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新四军军长,指挥部队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1939年5月,穿越日军封锁线,北渡长江,在皖中主持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部队挺进皖东敌后,在津浦路东西两侧建立抗日根据地。1940年10月初,日军五千余人在空军配合下进犯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他指挥军直属队顽强苦战,毙伤日军数百人,将敌击退。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扣押,身陷囹圄,坚贞不屈,曾作《囚歌》明志。抗日战争胜利后,经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多次交涉没.
1946年3月4日,在多方面的努力下,叶挺获释,第二天,他就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很快就得到了批准。叶挺参加了国共谈判三人军事会议。4月8日,他后乘飞机由重庆回延安,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不幸遇难,同机遇难的还有王若飞、博古、邓发以及叶挺的妻子李秀文、五女儿杨眉和幼子阿九。 噩耗传出后,毛泽东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悼词说:“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朱德提词:“为全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而牺牲。”周恩来写了《“四八”烈士永垂不朽》的悼念文章。
[讲解]:
叶挺将军这首《囚歌》,原诗以“六面碰壁居士”落款,这正是他当时处境的形象写照。皖南事变后,时任新四军军长的叶挺将军,遭到国民党当局长期的无理
拘押。写作此诗时,他被囚禁于重庆郊区的红炉厂,此处专门关押高级政治犯,是臭名昭著的中美技术合作所的“禁地”。
《囚歌》一诗浓缩着叶挺将军牢狱生涯的深切体验,是他对于生命、自由和尊严之辩证关系的悲壮思考,每一句都具有厚重的份量。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囚歌》的开始,叶挺将军以形象的语言,把囚禁在牢狱里的受难者的自由与尊严相分离的景况直陈出来。一方面,反动当局绝对不允许被囚者以自由之身保有人的节操和尊严;另一方面,他们又千方百计诱惑受难者以尊严的丧失换取行动的开阔空间。随后的“爬出来吧,给你自由”这廖廖八个字,把法西斯分子的骄狂、阴险、狰狞的嘴脸活脱脱地勾画了出来。然而,革命者所渴求的自由从来就不以屈尊为代价,更不会以奴颜婢膝去换得所谓的“自由”。士可杀不可辱,这早已是自古以来志士仁人们律已的法则。“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诗人高傲地拒绝着反动派的诱惑。自由诚可贵,然而,失去了尊严的自由,又怎能俯就?被囚的勇士依旧是勇士,而自由的畜牲,永远是畜牲。自由的精灵被隔绝在法西斯的高墙之外,受难的人们时时渴求着自由的温存,却无法与之结合。牢狱从来就不是梦幻情调的温床,阴森、恐怖、死亡才是它的现实。弱者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骨气将在这里彻底消融,强者的凛然正气却可以在这里得到张扬。“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囚歌》的结尾,慷慨而悲壮。
对于自由的信徒,革命的斗士,死亡并不是什么骇人的东西。他们明白,在被囚的那一刻,他们已与死亡比邻而居。志士的被囚,对很多人来说,这便可能是他们整个抗争生涯的最后阶段。他们无惧于死亡,甚至乐于把这视为是他们生命中的最后辉煌。叶挺高歌“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便大有此种意味。实际上,在他们选择成为自由斗士的开始,他们便已领悟到这选择与死亡之间存有割不断的脐带。“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也可看作是自由的斗士在思考自己最后的行程时向世人豪迈的告白。事实也正如诗人自己所预言的,叶挺将军逝世后,他的英名彪炳史册,永垂不朽。
郭沫若在《叶挺将军的诗》一文中曾如此评价叶挺将军的《囚歌》:“他的诗是用生命和血写成的,他的诗就是他自己。”叶挺将军的这首诗,曾被谱上乐曲,与文天祥的《正气歌》一起,被囚禁在这所法西斯集中营中的志士们所咏唱,维持着他们作为人的不可摧折的尊严。
叶挺囚居旧址
在恩施市老城西门外高井河西岸。叶挺(1896一1946),字希夷,广东惠阳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革命 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革命军独立团团长、新四军军长。1941年1月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后,因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府主席陈诚与其同为原保定军官学校同窗,为做“转化工作”,于1942年冬,被国民党转囚于当时的湖北省府所在地恩施。故居地背靠红色砂山,面对小河与城墙,与外界隔绝,其地形极易看守。旧址为土木结构民居,中为木构架,围以土墙,正屋3间,东厢房2间,建筑面积共180平方米。原为富户李子尚产业,后为佃户刘贵金居住。叶挺因此时与夫人李秀文、长女叶杨眉住正房,刘贵金住厢房,看守居于西室。1943年夏曾转押广西桂林,至年底再次押回恩施,次子叶正明、四子叶华明,亦曾随住,直至1945年9月押往重庆。1983年,叶挺国居旧址经过维修,并扩建了纪念馆330平方米,以及将军亭、纪念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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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将军这首《囚歌》,原诗以“六面碰壁居士”落款,这正是他当时处境的形象写照。皖南事变后,时任新四军军长的叶挺将军,遭到国民党当局长期的无理拘押。写作此诗时,他被囚禁于重庆郊区的红炉厂,此处专门关押高级政治犯,是臭名昭著的中美技术合作所的“禁地”。
《囚歌》一诗浓缩着叶挺将军牢狱生涯的深切体验,是他对于生命、自由和尊严之辩证关系的悲壮思考,每一句都具有厚重的份量。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囚歌》的开始,叶挺将军以形象的语言,把囚禁在牢狱里的受难者的自由与尊严相分离的景况直陈出来。一方面,反动当局绝对不允许被囚者以自由之身保有人的节操和尊严;另一方面,他们又千方百计诱惑受难者以尊严的丧失换取行动的开阔空间。随后的“爬出来呵,给你自由”这廖廖八个字,把法西斯分子的骄狂、阴险、狰狞的嘴脸活脱脱地勾画了出来。然而,革命者所渴求的自由从来就不以屈尊为代价,更不会以奴颜婢膝去换得所谓的“自由”。士可杀不可辱,这早已是自古以来志士仁人们律已的法则。“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那能由狗的洞子爬出!”诗人高傲地拒绝着反动派的诱惑。自由诚可贵,然而,失去了尊严的自由,又怎能俯就?被囚的勇士依旧是勇士,而自由的畜牲,永远是畜牲。自由的精灵被隔绝在法西斯的高墙之外,受难的人们时时渴求着自由的温存,却无法与之结合。牢狱从来就不是梦幻情调的温床,阴森、恐怖、死亡才是它的现实。弱者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骨气将在这里彻底消融,强者的凛然正气却可以在这里得到张扬。“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囚歌》的结尾,慷慨而悲壮。
对于自由的信徒,革命的斗士,死亡并不是什么骇人的东西。他们明白,在被囚的那一刻,他们已与死亡比邻而居。志士的被囚,对很多人来说,这便可能是他们整个抗争生涯的最后阶段。他们无惧于死亡,甚至乐于把这视为是他们生命中的最后辉煌。叶挺高歌“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便大有此种意味。实际上,在他们选择成为自由斗士的开始,他们便已领悟到这选择与死亡之间存有割不断的脐带。“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也可看作是自由的斗士在思考自己最后的行程时向世人豪迈的告白。事实也正如诗人自己所预言的,叶挺将军逝世后,他的英名彪炳史册,永垂不朽。
郭沫若在《叶挺将军的诗》一文中曾如此评价叶挺将军的《囚歌》:“他的诗是用生命和血写成的,他的诗就是他自己。”叶挺将军的这首诗,曾被谱上乐曲,与文天祥的《正气歌》一起,被囚禁在这所法西斯集中营中的志士们所咏唱,维持着他们作为人的不可摧折的尊严。
关键词:蒋介石 性格 对政治生涯影响
摘要: 由于任何时代具体的社会生活都是异常复杂,评价历史人物是不应有固定的限制或一个适用于万世不变的公式性的标准的。
有的学者说:评价历史人物,不仅要看其阶级性和政治实践,更重要的还要看个人素质。因为个人素质是由许多条件构成的,如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家庭教养、传统道德观念和知识文化素质等等。
众所周知,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个人都是一定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任何个人的活动,都受到他们所属的那个阶级和社会阶级斗争形势的制约与规定。因此,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需要对他们进行阶级分析。但仅以阶级成份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唯一标准,便极容易否定中国历史上一切卓越的历史人物,造成民族虚无主义,不利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几乎只有统治阶级的子弟才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中国历史上对社会进步有过积极贡献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等等差不多都属于剥削阶级。所以我们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时应回避中国传统道德观对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消极影响。
鉴于此,本文着重于对蒋介石个人性格的探讨,而对众所周知的关于蒋介石的生平政治实践不在多费笔墨。 正文:蒋介石简介
蒋介石(1887.10.31—1975.4.5),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国民党当政时期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1908年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1924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校长,后兼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西安事变后接受抗日主张。1948年召开国民大会当选“总统”,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同年败退台湾后,历任“总统”及国民党总裁,1975年4月5日于台北去世。 蒋介石不论是成名之前还是之后,都饱受着生活带来的折磨,以至于形成他残暴,孤僻,专横,狭隘,多疑,极端的性格。
首先让我们探讨下蒋介石的出身,按中国传统来说蒋介石的出生是受到歧视的。他母亲是二婚,当过尼姑,似乎不怎么光彩。他爸爸是盐商,在过去也不是什么光彩职业。这对一个小孩来说就从小蒙上了阴影,很自然的滋生出自卑,孤僻的性格,这也成为蒋遭受人生苦痛,无法正视自己的根由,因为他从心里就不愿接受自己,不愿做回真实的自我。
蒋从小顽劣,据记载,奉化有旧历新正参拜宗祠后分芝麻糖的习俗,但蒋介石小时候不肯按次序领糖,要抢先。经别人阻止后,竟倒地弄得满身污泥,然后往人群中乱钻,别人只好让他先领。又据蒋介石同学蒋周兰的女儿玉英说,蒋介石在私塾读书,不守规矩,遭塾师打手心,但还未打着,就已倒地打滚哭闹。他哥哥因为同他不是一个妈妈生的,对他妈妈非常不孝。据他养子蒋纬国晚年说,蒋在四五岁时,曾经误将取暖用的『夹炉』当成坐的『板凳』,致使他的臀部和阴囊都受到了严重的灼伤,后来为了止痛在其阴囊上涂沫了猪油,因为狗的咬伤,丧失了生育的能力。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蒋的心灵,给遭受创伤的心又撒上了一把厚厚盐。
蒋不断遭受着来自家庭内部的折磨,家庭的矛盾让他变得暴躁,多疑。据他养子蒋纬国晚年说,蒋怀疑毛福梅有外遇,一次抓住毛的头发,将毛从二楼拖到楼下, 毛向他跪下,请求不要将自己赶离家门,他还又踢又骂。他的小老婆姚冶诚好赌,他天天同姚吵架,气不过就经常在日记里咒姚为何不死。对于小舅子宋子文也特别讨厌, 经常怀疑他居心不良,骂他跋扈,少年得志;骂姨夫孔祥熙是头猪,骂外甥孙科是阿斗。
由于封建传统的影响,蒋介石过早的成家,1901年,奉蒋母之命,14岁的蒋介石与邻村女子毛福梅,在老家浙江省奉化县溪口结为夫妻。毛家一边务农,一边经商,在当地算是殷实之家。毛福梅的两个哥哥也进过学堂,读书识字。但毛家以传统女性的标准管教女儿,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因此,毛福梅裹着小脚,还不识字。她又比蒋介石大5岁。此时的蒋介石,已读过9年书。两人无论在年龄、思想还是在感情上差距都很大,这也就造成了蒋的婚姻悲剧,从此蒋也就开始走上了逃离的道路,逃离自己的现实生活,逃离与自己没什么感情的妻子,以至于后来毛福梅遭遇日军轰炸身亡,蒋介石依然可以与日本人狼狈苟且! 不幸的婚姻,不幸的家庭,更易让从小就走在社会边缘的人走向孤僻,走向极端,他能让人在某些特殊时刻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能为,而一旦自己发迹了,有了机会便会想方设法置仇敌于死地。这就是一个变态的心理,在遭受不断的创伤后的变态!
1921年前,戴季陶作为蒋的最好的朋友,其实很看不起蒋。1920年3月,戴季陶醉酒,「以狗牛乱骂」,蒋介石一时激动,闪过与戴拚命的念头,但他旋即冷静下来,检讨自己,「彼平时以我为恶劣,轻侮我之心理,于此可以推知」,「我岂可不痛自警惕乎」!1921年9月6日,蒋介石「随友涉足花丛」,遇见旧时相识,遭到冷眼,自感无趣,在日记中提醒自己交朋友要谨慎,否则就会被引入歧途,重蹈覆辙。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蒋逐渐走向影忍,逐渐变得成熟的过程。
作为一个统帅,最高指挥者,蒋也很常见的有一些与他们的通病,那就是听不进忠言逆耳,忍不了别人的批评,自以为是. 1943年7月的某日,史迪威日记中记录了一位中国内阁官员的谈话,其中这样评论蒋介石——“他想成为一名合乎道德的君主,一名宗教领袖,一位哲人。但他没受过教育!如果他受过4年大学教育,他也许就能理解现代世界的情况,但我们清楚地看到他对此一无所知。他根本不懂。假如他懂的话,情况是会好一些的,因为他想干好。没人对他讲真话„„没人。他不爱听不快的事,于是所有人只讲他爱听的。不可能和他讲理„„跟孙中山可以„„但这个人!如果谁顶撞了他,他会勃然大怒。所有人都绕着圈子避开危险和难题。他不了解事情的进展情况。他大量发布命令„„如同雪片一般„„每个人都唯唯诺诺,他从不知道实际上做到了哪些事。他害怕 老百姓,怕人们议论。于是他竭力阻止他们讲话。这很愚蠢。这就像是不打死响尾蛇却又不想让它发出响动。”他非常偏执。在宜昌事件中一片惊慌。他极为紧张,甚至将茶壶和花瓶摔到来访者身上。史迪威在与军政部长何应钦开会时,惊讶地
发现蒋竟然没有与何讨论过重要的「索茜计划」,「显然,如果何不知道,军政部里是没人知道了,那么,蒋介石同谁协商呢?同厨师,也许,或是他的伙伴,上帝。这高于一切。这个自大的小东西将决定几个国家的命运。」他嘲弄、感叹——「这个伟大的独 裁 者,他让他的部队忍饥挨饿,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他[蒋]以为他是主的化身。实际上他是个顽固的小蠢驴。」12月16日,宋美龄宋蔼龄两人当面告诉史迪威,「她们已近乎精神崩溃。不能入睡。梅说昨天夜里她祈求了他[蒋]。对我说她做了『一切努力,就差杀了他』。埃拉说,他在烦的时候就装出一副高贵的姿态。」
正是这样一种性格,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蒋介石的失败,他还是一个很重视内心的人,自我反省让他更加要去忍受如潮水般袭来的家庭,工作上的创痛。他比起刘邦他少了广开言路,少了信任,比其曹操他少了求贤若渴的情怀,少了众多的谋士,少了独立自主。注定他会失败,他无法正视自己,无法从残暴,孤僻,专横,狭隘,多疑,极端的性格中走出,因为遭受太多的创伤,出生与家庭给了他沉重的包袱,如果不是宋美龄的鼎力相助,那他更无法面对。所以一个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性格有着极大关系,与生活的背景有着极大的关系!想成就一番伟业,首先要完善个人性格,努力改变自己成长的环境,让自己融入到良好的环境氛围中去。这也算是我学习中国近代史人物分析专题这门课的心得体会吧!
参考文献:马勇《50年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
吴晗:《论历史人物评价》,1962年3月23日《人民日报》,
简修炜:《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理论问题》,《史学月刊》1987年第3期。
降大任:《评价历史人物宜用“阶段论”》,1983年6月29日《光明日报》 彭明:《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历史教学》198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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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的近代史中,孙中山是辛亥革命伟大的领导者,也是我国杰出的军事家。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史论文孙中山,供大家参考。
为什么说孙中山是20世纪的历史伟人
孙中山名文,字逸仙,1866年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他后来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曾化名“中山樵”,故名孙中山。孙中山之所以被称为20世纪的历史伟人,是因为其对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弃医从政,走上救国之路
孙中山早年曾人私塾读书,接受传统教育,后来在哥哥的帮助下,先后在檀香山、香港和广州等地上学,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教育,眼界大开。21岁时,孙中山进入香港西医书院学习。他博览群书,手不释卷,五年后以全校最优的成绩毕业。随后,他先后在澳门和广州等地行医。这时,他认为“医国”比“医人”更重要,便“借医术为人世之媒”,联络有志改造中国的仁人志士,寻求救国的途径,开始从事政治活动。
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孙中山上书给清政府要员李鸿章,提出自己富强中国、发展生产的系统主张。但是,他既没有得到答复,也没能见到李鸿章。孙中山意识到,通过上书请愿的办法来改革中国的政治是行不通的。
创立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上书受挫使孙中山毅然抛弃改良幻想,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甲午战争爆发后不久,他来到檀香山,开始在当地华侨中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于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在《兴中会章程》中,他明确指出兴中会的宗旨是“振兴中华”,并把斗争纲领概括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兴中会的建立标志孙中山开始踏上民主革命道路。第二年,他在香港建立了兴中会总机关,积极策划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由于有人告密,这次起义没有正式发动就失败了,遭到通缉的孙中山从此开始丁长期的海外流亡生活。
1905年8月,孙中山以兴中会、华兴会为基础,联络光复会部分成员,在日本东京成立于中国同盟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孙中山被推举为同盟会。他亲自制订章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同盟会政纲。不久,他又把十六字纲领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三民主义政纲比兴中会纲领有了进一步发展,是一个比较完备的资产阶
级民主革命纲领。尽管同盟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都存在缺陷,但是,它的建立以及革命纲领的提出,还是极大地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使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
领导辛亥革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中国同盟会建立以后,一方面,在思想上与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派展开针锋相对的论战;另一方面,策划、组织和发动了一系列旨在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武装起义。这些起义因为缺乏群众基础和条件不成熟而失败,但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统治,为辛亥革命的到来作了重要准备。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清王朝土崩瓦解。正在美国的孙中山听到消息后,取道欧洲于年底回到国内。经宣布独立的17省代表投票选举,孙中山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他在南京宣誓就职,组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宣告诞生。同年2月12日,清朝宣统皇帝溥仪被迫宣布退位,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公布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和法令。1912年3月,他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成文法。它的基本精神是按照西方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原则,在中国建立一个实行议会制和责任内阁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它用法律形式否定了独裁专制的君权,赋予国民自由权利,这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要求,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成果之一。
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仅仅三个月时间,在内外反动势力的压迫下,于1912年4月1日宣布辞职,将临时大总统职务让给旧势力的代表人物袁世凯。从此,共和制度名存实亡。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场革命最直接的结果,是通过暴力方式,一举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这是一个伟大创举,也是辛亥革命最伟大的历史功绩。
为争取国富民强而奋斗,为捍卫民主共和而斗争在辞去临时大总统时,孙中山认为,中国发展的政治障碍已经扫除,三民主义中的两个主义已经实现,接下来就可以一心一意地致力于民生主义了。而实现民生主义最切实的举措,就是发展实业,孙中山对此满怀信心。他把实业建设的重点放在交通运输业上,尤其是铁路建设方面。他还亲自担任全国铁路督办,到处发表演讲,表示自己计划在十年之内,修建二十万里铁路,使中国早日富强。
袁世凯在接替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之前,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要忠于共和。但是在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后,很快便撕下了民主共和的伪装,向革命党人举起屠刀。1913年3月,袁世凯在上海制造血案,派人刺杀了主张议会政治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宋教仁。随后,又与西方财团签订了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合同,用来购买军械,扩大军队,准备镇压革命力量。
1913残酷的事实使孙中山等革命派从陶醉中清醒过来,再次举起斗争旗帜。
年7月,孙中山组织发动了讨袁的“二次革命”,但很快失败。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为此,他不惜出卖国家利益,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以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引发了全国规模的反袁护国运动。孙中山等革命派积极参加了这场运动。在全国人民的反对下,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并在人民的唾骂声中,结束了可耻的一生。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直、皖、奉三大派系。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把持中央政权,不仅出卖国家主权,还拒绝恢复象征民主共和制度的《临时约法》和国会。为反对段祺瑞的卖国独裁统治,维护《临时约法》,孙中山于1917年发起了第一次护法运动,并在广州召集非常国会,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他担任大元帅。由于遭到滇、桂军阀的排挤,护法运动很快失败。但是,孙中山没有气馁,继续探索中国的出路。1920年底,他返回广州,重新组织军政府,发动了第二次护法运动。两年后,由于陈炯明发动叛乱,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 孙中山的思想转变,促成国共合作捍卫共和斗争的屡屡失败,给孙中山带来极大困惑。而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孙中山受到很大的鼓舞和启发。中国共产党给处于困境中的孙中山以真诚帮助。第二次护法失败以后,孙中山避居上海,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等多次与他接触,说明中共主张,商讨合作事宜。这使他逐渐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是革命的坚定力量。孙中山排除一切阻力和干扰,适时作出了顺应时代潮流的政策转变。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奠定了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孙中山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组织革命政党,发动武装起义,领导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专制统治,开创了中国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历史新篇章,功载千秋,万古流芳。
孙中山的博爱,即“我汉人同为轩辕之子孙,国人相视,皆伯叔兄弟诸姑姊妹,一切平等,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休戚与共,患难相救。”这种博爱不仅表现在他的宽容广大的胸怀,而且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道德。孙中山的国家统一思想是他的精神遗产中的瑰宝,实现国家统一是全体炎黄子孙神圣的历史使命,也成为我们两岸中国人共同的追求和责任。孙中山明确指出,谋求国家统一只有用兵力去征服和用文治去感化这两种道路,也就是只有武力统一与和平统一两种方式,但他主张国家统一最好采用和平方式。
1923年1月,他在《和平统一宣言》中说:“文窃以为谋国之道,苟非变出非常,万不获已,不宜轻假兵戎,重为民困。”并且孙中山明确指出,我所主张和平统一的办法,是召开一个国民会议。 孙中山与历代反抗封建王朝的农民起义英雄和同代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之显著不同之处在于:一是通过其他方式独到的认真学习和深入思考,将欧美资本主义制度之精华与中国落后封建专制制度之国情相结合,从“以民为本” 的宗旨出发,不仅提出了“三民主义”基础学说,同时还就改造落后旧中国的伟大目标,从国体、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诸方面作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设想和规划,形成了系统化的革命理论;二是他自发动和组织革命伊始,终其一生,在领导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程中,始终不渝地坚持彻底的反封建立场和坚定的革命方向,面对满清朝廷的通揖、反动军阀的围攻、帝国列强的威逼、维新保皇派的论战、阵营内部的叛乱、同党战友的分歧,在极其艰难充满风险的环境中,几番组织和改造革命政党,多次发动武装起义,“愈挫愈奋,再接再厉”,不屈不挠,战斗不息;三是他始终坚守“一心为公” 的崇高精神境界,从建立兴中会、同盟会,发动广州、惠州、黄花岗等十次武装起义,到领导辛亥革命、建立临时政府、举行二次革命,到组织和改造国民党、组建黄埔军校、实施国共合作,直至积劳成疾英年早逝,抛却个人名利,彰显博大胸怀,大公无私,一生操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孙中山的理论学说、立场信念和品德情操,可说是独秀一枝前无古人 ,也正是由于孙中山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与革命理论的宣扬,才使得广大中国民众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走出对民主共和的“反动”政治思想认识误区,有力的促进了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扩大了民主革命运动的影响,使得民主共和深入人心。即便是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也是在孙中山工作的基础上才得以发展。孙中山是近代中国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活动领导人。
孙中山毕生致力于中国民主革命事业,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振兴,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尽管孙中山也有种种缺点,但是,作为站在时代潮流前面,领导中国人民结束旧时代、开拓新时代的伟大革命家,他将永远为人们所铭记。
之所以将孙中山先生称为一个伟人,因为孙中山先生是和平统一的国父,平等博爱的表率,民主共和的先驱。
摘要
孙中山是最早提倡以革命推翻满清统治,建立民国政府的革命家之一。1866年11月12号,他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 1895年2月21号,孙中山成立兴中会总会。1905年8月,成立“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为同盟会并确定革命政纲,创立《民报》。1911年10月10号发动武昌起义并取得成功, 28日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誓就任。1917孙中山展开护法运动。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享年58岁。
关键词:孙中山;民主共和;兴中会;同盟会;辛亥革命;护法运动
我从小就笼罩在亲爱的伟人孙中山先生的“阴影”下长大,我知道周围的路叫兴中道、中山路、孙文路、逸仙路、博爱路、民权路、民生路、民族路,有医院叫博爱医院,甚至连体育馆体育场都叫做兴中体育馆兴中体育场。从小到大所有学校春游秋游必去地点是孙文公园和孙中山故居。印象中还保留着小时候在那个高大的孙中山铜像前面献过花鞠躬的场。,也记得小时候妈妈指着那座两层红色小洋房说那是孙中山的哥哥从檀香山(夏威夷)寄钱回来起的。所以我这次写的仍然是我引以为傲的他------孙中山。 还记得历史书上是这样描绘的“120多年前,即19世纪的60年代中期,中华民族在封建统治者的黑暗统治下,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清王朝的抬枪刀矛和帝国主义列强的洋枪大炮,联合残杀着我国同胞。一场轰轰烈烈,坚持了10余年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被绞杀了。在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美丽贫困的翠亨村里,全村70多户人家,绝大多数都过着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穷苦生活。
1866年11月12日(清同治五年十 月初六日)的子夜,绵延不断、终年葱绿的五桂山还未苏醒,和天一色的大海还在沉睡,而翠亨村村头已出现了一个光点。这个光点越晃越亮,原来是53岁的农民孙达成在村头巡更。“哇哇哇„„”透出灯光的小茅屋内传出了婴儿降世的啼哭。这位刚诞生的婴儿,就是40年后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几千年封建专制,倾覆清王朝统治,在东方古国建立起第一个共和国的大总统孙中山”。下面就让我来详细介绍这位伟人。
孙中山,原名孙文,字德明,号日新,改名逸仙。香山县(现中山)在富饶秀丽的珠江三角洲南部,北通广州,南达港澳,交通十分便利。这里是最早遭受西方殖民者侵扰的地区,也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区。林则徐曾亲自领兵驻扎香山县;关天培在香山县辖属的磨刀洋痛击英国军舰;香山县有不少群众参加过太平军;就在孙中山诞生的前两年,这里发生了袁亚兴领导的反清暴动。这块“现代思潮汇注之区”,对孙中山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878年,孙中山随母亲到檀香山投靠哥哥孙眉,并在当地学校就读。这次出国开阔了他的眼界,对他的思想发展起了积极影响。正如他后来所说:“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1894年初,孙中山满怀激情北上投书掌握中国军事外交大权的李鸿章,提出以西方国家为楷模,实行改革,使国家达到独立富强的目的。可让孙中山意想不到的是上书遭拒,再加上受到甲午中日战争惨败的刺激,孙中山开始放弃对清政府的幻想,逐渐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
1894年11月,孙中山从上海去檀香山,组织兴中会,在那里定下了兴中会的主旨——“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同年10月,兴中会密谋在广州起义,事泄失败。孙中山被迫亡命海外。1896年10月,在英国伦敦曾被清公使馆诱捕,经英国友人营救脱险。此后,孙中山详细考察欧美各国的经济政治状况,研究了多种流派的政治学说,并与欧美各国进步人士接触,产生了具有特色的民生主义理论,三民主义思想由此初步形成。1900年10月,孙中山派郑士良到广东惠州(今惠阳)三洲田发动起义。义军奋战半月,开始颇为得手,后因饷械不继而失败。
尽管屡次革命的失败,但孙中山却从未放弃,一直坚守着自己的理念。而随着眼界的不断开阔,孙中山的思想也不断在更新,越来越具有民主化趋势。
1905年8月,孙中山与黄兴等人,以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为基础,在日本东京创建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他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被采纳为同盟会纲领。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而同盟会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孙中山在美国得知消息后,12月下旬回国,即被17省代表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布就职,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2年2月12日,清朝宣统帝(溥仪)被迫宣布退位,结束长达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国。孙中山制定和公布一系列改革和进步的法令,3月11日,颁布带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然而上天似乎又再一次考验孙中山。
虽然革命是成功了,但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强大压力与革命党本身的涣散无力,孙中山被迫在清帝退位后,于1912年2月13日辞去临时大总统职,让位于袁世凯,4月1日正式解职。此后一年多,孙中山积极宣传民生主义,号召实行平均地权,提倡兴办实业;还亲自担任了全国铁路督办,力图筹借外资修筑铁路干线。但因政权落在袁世凯手中,孙中山的努力并未取得成果。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孙中山被推举为理事长。1913年3月,袁世凯刺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孙中山主张武力讨袁。
1917年7月,因段祺瑞为首领的北洋军阀解散国会和废弃《临时约法》,孙中山联合西南军阀,在广州建立军政府,被推举为大元帅,进行护法战争。但孙中山在军政府内备受军阀、政客的排挤,不得不于1918年5月辞去大元帅职务,经日本赴上海。第一次护法战争的失败使孙中山认识到南北军阀都是一丘之貉。
从1918~1920年,孙中山完成过去已着手撰写的《建国方略》,对以往的革命经验进行总结,提出了改造和建设中国的宏伟计划。
由于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 1922年9月,孙中山着手改组中国国民党。1923年1月,发布《中国国民党宣言》和《孙文越飞宣言》。2月,孙中山重返广州。他在主持广东军政的同时,继续进行国民党的改组工作。1924年1月,孙中山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在《宣言》中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
1924年11月,孙中山应邀北上,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病在北京逝世。孙中山的逝世,引起全中国人民及全世界人民的极大悲痛。
耳边似乎响起了孙中山在临终前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话语。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的最伟大之处,是一直坚持把武力推翻清廷当成头等重要的任务,毕生为之奋斗。或许他的一生是曲折的,然而他却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而作为一个中山人的我,更从心里为他自豪。
参考文献
[1] 张磊:《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孙中山:愈挫愈奋的伟大先行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
[2] 王尔敏:《中山先生民族主义正解》,台北,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1999年版,第186页。
摘 要:民族主义思想是孙中山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大致经历了从“反满”到“五族共和”再到“反帝”这样几个阶段。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在民族问题仍然严峻的今天,同样有其重要意义。
?关键词:孙中山;民族思想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纪念日。这场20世纪初的伟大革命,推翻了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打开了中国通向光明的大门。孙中山先生作为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对革命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的思想和业绩是中国近代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走向,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始于孙中山所创立的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现代化建设方案。其中民族主义不仅是第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之一。今天,研究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对于我们处理国内外的民族关系、保持社会稳定,促进国家、民族和谐发展仍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是在其长期的革命生涯中,经过不断的实践和提炼而最终形成的。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一个从单纯“反满”到“五族共和”、建立统一多民族的独立民主国家的过程。
受少年时代生活环境的熏陶、帝国主义入侵以及西方近代文明的共同影响,孙中山早在香港读书期间就开始为革命做准备。他经常往来于香港和澳门之间,鼓吹革命,与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等还有革命理想的人交往密切。离开香港去澳门、广州从医后,孙中山一方面与郑士良等人联络会党,争取和发展革命力量,另一方面深入京津等地正式开展他的革命行动。
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政府限于战争无暇他顾,孙中山认为可利用这个时机展开行动。1894年,孙中山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兴中会的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建合众政府”。“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口号的提出,可视为孙中山旧民族主义思想早期的主要内容和基目标,我们通常以“反满”加以概括。在民族危亡之时,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在这一阶段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斗争要求却没有对准帝国主义,带有强烈的民族情绪,这与中国的传统民族观念和清政府的腐败统治密切相关。
到同盟会成立前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随其政治思想的变化而变化,在政治上明确坚持国家统一思想。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革命口号由“驱除鞑虏,恢复中国”改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正是这“中国”到“中华”之称的细微变化,隐含了孙中山在“反满”问题上的根本转变。1906年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孙中山对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阐释。他说:“惟是兄弟曾经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①由此可见,孙中山已经把民族主义解释为推翻清朝封建专制政权,其民族主义思想名为“反满”,实为“反清”。
辛亥革命后,清政府的腐朽统治被推翻,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满清政府被推翻,“反满”任务已经完成,此时面对蒙、藏宣布独立,东北、新疆被日俄控制的严峻的边疆形势,孙中山认识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民族团结、保持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已经成为新时期的重要问题。他的民族主义思想顺应形势的发展和时代的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下有了很大的变化和调整,其侧重点从“反满”进入到了要求民族融合、发展的新阶段。在建立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上,孙中山提出“五族共和”,“五族一家”的主张,强调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平等。在担任临时大总统期间,孙中山曾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如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②在其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也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③将民族平等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了。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孙中山提出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主张,在我国民族关系发展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有着一定的先进性。
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中国的民族灾难更加深重。这时的孙中山全力倾注于反军阀的护法斗争,但仍未找
到中国革命的真正出路。曾经对帝国主义抱有种种幻想的孙中山在经历了陈炯明叛变后,痛定思痛,终于认清了帝国主义才是中国人民的大敌,从而将其民族主义旗帜转向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同时,他再次强调了辛亥革命后提倡民族主义的目的所在。他说:“有人说:‘清室推翻以后,民族主义可以不要。’这话实在错了”,“现在清室虽不能压制我们,但各国还是压制的,所以我们还要积极的抵制”。?④由此可见,孙中山对帝国主义列强有了新的认识,并进一步认清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将民族主义旗帜的锋芒直指帝国主义。1924年,在国民党一大 会议上,他对民族主义做了新的阐释,他说:“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前者的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后者要求“国内诸民族宜可得平等之结合。”?⑤对外“国民党之民族主义,其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盖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其在实业界,尚无民族主义,则列强之 经济的压迫,自国生产永无 发展之肯能。其在劳动界,尚无民族主义,则依附帝国主义而生存之军阀及国内外资本家,足以蚀其生命而有余。故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对内“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 组织自由统一的中华民国”。?⑥这就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结合起来,将其民族主义思想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作为一个站在时代前列的伟人,孙中山的民族思想有着鲜明的时代性、 政治性、曲折性与前进性相统一的特点,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近代中国发挥了巨大的 社会作用。在孙中山民族思想的指导下,民族革命的方向最终没有滑向民族屠杀的悲剧,五大民族平等参政的观念得到了体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当然,囿于各种限制,孙中山的民族思想也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即:一定程度的大汉族主义,没能提出通过消灭剥削制度来消除民族压迫的科学结论。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将其否定,应当看到其主流还是科学、进步的。在民族问题仍然存在的今天,诚如毛泽东所言,我们应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作为一份“珍贵的遗产”加以批判地继承,以为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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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325页.
?[2] 孙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438页.
?[3] 孙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220页.
?[4] 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394页.
?[5] 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第5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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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倡导的近代文学革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是连接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不可或缺的桥梁。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史人物梁启超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1922年梁启超撰文《五十年来中国进化概论》,对近五十年中国的一些变化分三个时期作了总结。中国在这之前的现代化改革困难重重,原因多种多样,不过总归认识逐渐深刻。而文中只字未提孙中山与革命派,组件两派矛盾重重。 关键词:梁启超,旧民主主义革命,洋务运动,孙中山,新文化运动。 正文: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虽然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但是其见识以及思考却并没有局限于维新派的一次成败得失之中。作为中华社会变革的先驱者,其在1922年的《50年来中国进化概论》中以广博的视角分三期较完整地概括了鸦片战争以来至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社会对国家变革的探索路程。
第一期指的从鸦片战争开始到甲午中日海战开始深入转型这一段时间。鸦片战争之前,其时闭关锁国了百年之久的中国依然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里。鸦片战争开始,西方人用火枪大炮强硬的敲开了中国的国门,兵甲之争从广东沿海起始一路北上直至江浙一带。满清认输,割地赔款,开放边境人外国人驰骋往复,其后太平天国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俄罗斯趁火打劫等一系列重大打击接踵而至,将满清,将中国的大梦打击的支零破碎,中国人已经明白了自己有缺陷,但是在五千年来的文化积累毕竟还在,还没有人能从根源上找到中国的缺陷,只是觉得外国只是兵甲尖利罢了。所以这一时期,众多晚清名臣组成了洋务派,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开始了。梁启超先生将之概括为弥补器物上的不足。对西方“器”的学习一直进行到了1898年的甲午中日战争,黄海巍巍水师被日本人轰的七零八碎,中国人开始思考是不是有什么更深层的原因导致如今的国势积弱。
第二时期从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开始,零零散散的持续了近二十年。其中以康有为,梁启超的百日维新运动最为著名。中日海战的失败使许多人感受到了洋务运动中仅仅是物质变革的不足。在这一时期,中国人将对救国的思考深入到了制度层面上,大体上不外乎在做着使中国由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的阶事情。然而一些运动毕竟是太心急了,梁启超先生自己也对自己的维新运动呈批判态度。只知道一味的吹捧外国,一味的否定自身。所以大多数运动失败了,包括被窃取了革命果实的辛亥革命。虽然如此,这一时期的运动毕竟引起了社会风气的大变革,严复翻译了《天演论》,魏源做出了《海国图志》,大大的推动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民主,自由的概念第一次出现在了人民的眼前并深深地印在了脑海中。
第三期,就是如今所说的新文化运动,之前对技术,对制度的探索中已经埋下了的文化种子终于在这一时期开花结果。新文化运动,看似是陈独秀,李大钊 等人借五四爱国运动掀起的一场文化探讨,实则其意义不亚于一场思想的革命,这革命进行的不想辛亥革命那样轰轰烈烈,却如深海下的暗流一样威力巨大。梁启超先生说这算做一次新时期来了,丝毫不错。它是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更是启蒙运动,在它之后中国彻底的对或者明白要对封建思想说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了。
鸦片战争后,中国终于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化进程,却屡遭挫折。虽然如此,在这一次次的失败中,无数的仁人志士不断总结经验,看待问题的角度也不断地深入。新文化以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不论是革命派还是改良派,都可以看做是
资本主义的救国派。不断失败的原因在于见识与身份的局限使他们无法从根本中认识到革命中的种种矛盾,只能靠各种尝试来总结经验。洋务运动重技巧中器物,殊不知没有最上层的支持,没有清明的吏治,没有人民的支持民族工业终归发展不起来。维新派与辛亥革命进行着资本主义变革,然而他们依然没有勇气与封建主义彻底决裂,最终都被封建主义击败。尤其是辛亥革命的失败,有许多原因同时也可以看做是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原因。
客观方面,在于帝国主义列强绝不容许中国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而使自己失去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剥削、奴役的对象。 主观方面,资产阶级领导者也有着诸多不足。
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在《五十年来中国进化概论中》,梁启超只字未提辛亥革命,然而孙中山和革命派在历史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梁启超这么做,自然与其和革命派关系甚大。
孙中山早期在境外建立了兴中会,其时正值康有为,梁启超百日维新起势。虽然昙花一现,但此后康有为一直以帝师自居,孙、梁矛盾还并未显现,甚至梁启超和孙中山一度还有联合迹象,只是后来被老师阻止。然而康有为狂妄自大,封建士大夫思想浓厚,不能平等待人,门户之见很深,为避嫌也不愿与革命党接触。梁启超侍师如事父,自然与康有为站在同一战线上(注一)另外康有为与梁启超对革命的看法还没有孙中山等人那么激进,仍然希望借君主之势而行,与孙中山效法美国的想法虽然目的不同,但是高下不一,造成了很大的分歧,这是梁启超与革命党的主要矛盾所在。
离场的不同,维新派要与革命党争人,争钱,争口碑,此时撰文有意忽略孙中山与革命党也就不难理解了。
本书对梁启超的一生作了细致的描述并给予了一些主观评价,主要探索了中国近代社会如何造就了梁启超以及他的活动给近代社会带来了什么。在读完全书后我对这个“精华与糟粕、珍珠与粪土共存”的历史人物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作者评述的角度也许过于片面,更多的展现了一个感性的,眼光有很大局限性的,最终违背了历史潮流而被时代抛弃的梁启超。 梁启超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维新时期声名噪起,成为舆论界的骄子,以及在改良派逐渐破产后依旧鼓吹改良,阻碍革命,成为阻碍历史进步的反面人物。
一、顺应时代的骄子
梁启超名声的噪起,有着时代的基础。在维新变法时期,他体现了卓越的宣传和组织才能,在舆论界活跃非凡,他的文章在当时的确是无人匹敌的。在整个过程中,他慷慨激昂的文字宣传是他最主要的利器。梁启超在童年时期就展现了极大的文学天赋,后跟从康有为,成为康有为最得意的门生。看他写的各种诗词,饱含爱国热情,情感高涨,确实很容易引起共鸣。书中说:“他对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揭露和抨击,是多么大胆,多么痛快淋漓,多么大快人心啊!”他写的话,是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已经感觉到但又不十分明晰,想说而又不敢说的。现在由梁启超之口说了出来,自然会引起深刻的共鸣,巨大的反响。那个时代需要的就是这种爱国热情,需要精神上的畅快淋漓。
梁启超是变法中的重要人物。先简述一下变法内容:梁启超的“不变亦变”是其理论基础。主要内容为学习西方,兴学校,开民智,申民权等等。途径:上靠王公大人,下靠开明士绅。一切看似井井有条,有理有据,但其中也隐含着一些疵点。内容中提到开民智,梁启超认为中国人民能力低下,这一点在我看来是比较不可理解的。后来他还变本加厉的发挥了这一观点。另外,“上靠王公大人”也造成了一些荒.唐的闹剧。他为了使维新变法顺利发展,不忘争取清朝当权派的帮助和支持。文中写到“他千方百计结交权贵,游说官僚”。游说的内容可以想象到,都是些天花乱坠的内容。在这时改良派内部就有一些不良风气,比如争权夺利,其中也有很多人是投机分子,梁启超虽然一直坚持改良,但他的表面行为和投机分子差不了多少。同时,改良派大多都是摇笔杆子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政治经验。在这种环境下,可以想见梁启超的局限性以及改良派的局限性。
在这个阶段梁启超体现出了一些鲜明的特点。第一:敢想敢做。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敢干。这样大胆的结果就是做了好事的同时也避免不了犯错。他投入了一系列活动,比如创立不缠足会,创办女学堂等。这些也是史无前例的,虽然有些并没有成功。在此期间他最大胆的行为就是劝陈宝箴据湘自立,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未免过于荒.唐。
第二:自称善变,其实固执己见。梁启超时时都把善变作为自己的优点进行炫耀。他说自己是“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还说“为国而善变,就是磊磊落落的大丈夫。” 很多例子证明他并没有左右逢源的能力。他与张之洞的结交很有意思。张之洞久经官场,对梁启超自然虚与委蛇,口口答应,为以后能够左右逢源,进行政治投机。在见面时张之洞对他十分客气,使他受宠若惊,“产生了无限幻想”。之后梁启超在文章中把张之洞“吹到九天之上”,师长师短的叫的无比亲切。而在那些久经官场的人来看,他就是一个只会摇笔杆子的书生。
第三:自负。文中说,“他对自己在舆论界的行为异常自负。”文学上的造诣使他有自负的资本。而政治远非文学那么单纯。他如此豪迈如此自负的结果就是,他并没有能洞察政局的深远的眼光。
文中有一句话说梁启超:“虽然力量弱小,却以先知先觉的‘圣人’自居,幻想一笔能敌百万师”。他不仅对洋务派有着无限的幻想,还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他的努力换来的只是帝国主义廉价的同情罢了。在戊戌政变中,与袁世凯的闹剧再一次证实了他们力量的弱小。在戊戌政变的紧张形势下,维新派不得不把自己的生死存亡押在争取袁世凯这一赌注上。康有为派出亲信探询袁世凯的态度。“狡诈万分的袁世凯,自然窥破了来人的意思,因而信誓旦旦地表示他站在维新派一边。康梁对此深信不疑,产生了极大的幻想。”在袁世凯眼里,这些以摇笔杆子起家的维新志士根本没有力量。于是谭嗣同一走,袁世凯就出卖了维新派,令他们愤恨不已。后来梁启超流亡日本,做逋客数十年。他一直坚持“联日”的态度,文中说他“同文同种之类,这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梦呓罢了”。
二、被时代抛弃的“骄子”
由于眼光的局限性,他对时局的分析也过于单纯。在当时来看,洋务派和顽固派的同是根本的,异是表面的。而洋务派和维新派的同是表面的,异是根本的。梁启超将洋务派与维新派表面的同看成了根本,将洋务派与顽固派表面的异也看成了根本,导致他一直幻想和洋务派合作来进行变法,这注定是失败的。而在后来他对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判断也错了,这使他完完全全的走进了历史的逆流中。
孙中山成立了兴中会后,革命派的影响不断壮大,而改良派的影响不断缩小。在此期间,孙中山多次想与维新派合作都遭到了拒绝。此时,梁启超已经开始大唱保皇的赞歌。也许从这时,梁启超就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反面。他认为革命是“有血之破坏”必须抢在革命爆发之前,让“不忍破坏之仁贤者”出来,实行“无血破坏”。这种说法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当时的情况已经注定了改良派的破产。然而他依旧继续唱着这一套改良主义论调。在孙中山争取合作的时候,康梁趁机玩弄了一把,发挥了“善变”优点。在与革命派假联合的过程中,梁启超大谈革命,还拿出“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幌子。在我们看来,这二者没有任何联系,而他在之后不断的拿出这句“名言”,招摇撞骗,不知当时人们的反应,在现在看来是绝对令人生厌的。在孙中山误以为维新派愿意合作后,梁启超使用“挖墙脚”的方式,将革命派的地盘变成保皇党的地盘。作者对他的评价是“极圆滑,极善玩弄两面派手法的人物”。我认为,从这一点看来,他的“以圣人自居”变得苍白无力了,而对于“善变”,该变的他没有变,他一直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不该变的,比如信誉,品行,他却自以为是的演绎得很离谱。
在为保皇党奔走呼号的时候,他又提出了“中国人民能力低下”的观点。在后来的假维新过程中,为了否定革命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必要,不仅污蔑国人“民智低下”,“独无可以为一国国民之资格”,而且认定清王朝腐朽吏治的败坏,都根源于人民不好:“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聚群聋不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官吏,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他反复强调“新明德”,弃革命,先从道德的修养和智力的提高入手,再南协助清政府徐图改革,从而把一切都纳入改良主义的轨道。后来他认为连君主立宪都行不通,只能进行专制主义:“中国国民只可受专制,不可享自由”。也许当时的人民确实没有觉醒,然而他此时的观点过于激烈,已经到了无理无据的地步。
在顽固派的假维新,伪立宪的过程中,他误以为机会到来,欣喜若狂,实则只是一场又一场荒.唐的闹剧。以及在后来拥立袁世凯的过程中,他的丑态尽显。他被权力迷住心窍,只得随着袁世凯的步伐,不择手段的进行舆论宣传。以及之后为卖国条约的辩护,都让人不忍卒读。这时他的行为已经毫无正义可言,俨然成为了历史舞台上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小丑。
总之,梁启超的一生证实了一个真理:如果不能紧跟时代的步伐,就会成为一个可怜的落伍者。梁启超可能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但作为一个学者,思想家,当他的文字与思想掺杂了太多的政治气息,甚至扭曲事实,夸大其词时,那些引经据典的激昂文字就被贬值了很多。总的来说,是历史与时代造就了一个独特的梁启超,他为了中国而奋起努力过,就有资格在历史的书篇中占据一个显著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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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是我国现代哲学史上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是主要在中国传播实用主义哲学的第一人。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史人物论文胡适范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
胡适,现代著名学者。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兴趣广泛,作为学者他在诸多领域都有进行研究。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他的思想观点对中国近代史的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提出了很多实际并且具有现实意义的观点。现在看来,仍然对我们有着深刻的影响,能让我们更注重于去了解现实社会,对现实社会的种种现象进行思考与反思。
关键词:胡适;新文化;新青年;领袖。
读完《胡适自传》后,又找到胡适的其它一些文章读了读,读后感触颇深。对胡适这个人也比以前了解了很多。
胡适5岁启蒙,在绩溪老家受过9年私塾教育,打下一定的古文基础。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1904年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后先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后转文学院学哲学。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唯心主义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1917年毕业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7月回国。
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同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提出写文章“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等主张,为新文学形式作出初步设想。“五四”时期,与李大钊等展开“问题与主义”辩难;陪同来华讲学的杜威,任杜威的翻译逾两年;与张君劢等展开“科玄论战”,是当时“科学派”丁文江的后台。从1920年至1933年,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考证,同时也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并一度担任上海公学校长。抗日战争初期,出任国民党“国防参议会”参议员,1938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寄居美国,致力于《水经注》的考证等工作。后去返回复兴基地。1954年,任“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7年,出任“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在台湾的一个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
胡适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院长、辅仁大学教授及董事、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位于台北南港)院长等职。
胡适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建树。胡适著作很多,又经多次编选,比较重要的有《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胡适学术文集》《胡适自传》等。多部作品广为流传。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从初中的历史课中的一次接触到胡适,一脸的书生气息,活脱脱的一个文人样貌。再一次深入的去了解胡适,发现他很多观点都十分的犀利,带着他自己的特有的看法。《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是胡适的一篇小文章,发表在1919年7月20日的《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上,后收入《胡适文存》第二卷。这篇小文章之所以著名,是因为它在当时就引起了一些人的“批判”,解放后更是被揪住不放,被批得“体无完肤”。 胡适的这篇文章当然是有针对性的。它针对的就是上世纪初期中国的一些具体问题。我们知道,那时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时期,外来的思想文化象潮水一样涌向中国古老大地,各种“主义”满天飞舞,各色知识分子都在高谈阔论。由于当时中国的封建主义还根深蒂固,人民大众的文化思想还普遍落后,特别是社会弊病非常严重,国计民生问题更是需要迫切研究解决的问题。而一时引进的“主义”虽然多,但大多数是“空”的,只是少数知识分子在“纸上”谈论的东西,所以胡适认为有作为的知识分子应该实际些,多研究与解决比较具体的问题,少谈些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主义”。
胡适认为,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他感慨道:面对这么多的紧急问题,我们的舆论家,也就是评论家和研究家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他尖锐地指出:那么多人热衷于空谈主义,不愿意多研究些实际问题,根本的原因是畏难求易,是思想上的懒。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议如何解决,这都要费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见,考察情形,还要冒险吃苦,方才可以得到一种解决的意见。又没有成例可援,又没有黄梨洲、柏拉图的话可引,又没有《大英百科全书》可查,全凭研究考察的工夫:这岂不是难事吗?高谈“无政府主义”便不同了。
买一本《自由录》,看一两本西文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书》,便可以高谈无忌了:这岂不是极容易的事吗?在胡适看来,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自己与别人的经验,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加上想像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的办法,该有什么样的效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定为自己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
看了胡适的原文,我认为他的观点是很正确的。另外,不象有些人捕风捉影的那样,胡适也没有特别地反对社会主义。他反对的是所有的空谈“主义”。 不仅观点正确,我还觉得胡适这些话有着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国家强盛、民族兴旺、人民富足、社会清明、民主法制、自由平等、生活舒心„„这些就是检验中国进步的标准,至于什么“主义”,那是很次要的。
“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出自胡适的名文《实验主义》,是胡适当时的一个长篇演讲稿,最初发表在《新青年》上。是胡适介绍詹姆士的实在论哲学思想时说的。原话是:“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实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史实,不一定就完全的反映出了历史。当朝的统治者为了让后人看到当时统治的好,往往会让史官做一些修饰,去美化历史,去美化自己的统治。我们从不同版本的历史记载中才能推论或是看到当时真实的历史情况。胡适的这句话,实实在在的反映出历史是存在着一定的虚假成分。
胡适一生以理性的态度批判现实,保持人格独立,视名誉如生命,同时主张“宽容比自由更重要”,这些理念的形成都与他母亲的口授心传分不开的。什么是理性,就是胡适主张的“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不可武断。胡适以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用良知和责任对社会保持评判的态势,以期国家进步。这就是有血有肉的胡适。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胡适一生主张并奉行的人生格言。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是中国近代史上不能忽视的杰出人物。
参考文献
[1]. 书名:《胡适作品集》,作者:胡适,出版社: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日期:2000 年5月,起止页码:1-504页。
[2]. 书名:《胡适自传》,作者:曹伯言,出版社:黄山书社,出版日期:1992年7月,起止页码:1-132页
[摘要]:胡适一生誉满天下,谤亦随之。他的为人处世、治学路径、思想风范、道德操守、与鲁迅的友谊与争执,一直是海内外广泛流传、评论的话题。可无论他人和历史如何评价他,都掩盖不了他曾推动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事实。他是希望之神,他是光明使者,他用他惯有的乐观与希望努力探索着中国前进的道路。当然,他也犯过错,可这错还不足以抹杀他一生的功绩。对胡适的评价,也许我们都该以“不管胡适臭也好,香也好,我始终认为,对他和对别的任何人都该永远一分为二,既不捧为神,也不贬为鬼。”为标准,因为这种说法,既有历史的针对性,也有现实的针对性。
[关键词]:胡适 新文化运动 鲁迅 中国近代史
“‘新文化运动’时代的人物,在当年‘如雷贯耳’的,如今已没人知道了;今日‘如雷贯耳’的人物,在‘新文化运动’时代,还不见经传呢”②,这就是历史,我们所见到的不一定就是它的本来面貌。比如胡适,今天我们对他的评价大都停留在胡适最终成为被国民党反动派收买的“过河卒子”,是“与有权势者相勾结,扼杀中国的新生力量”的走狗,可历史真的是这样吗?事实上,胡适是一个永怀希望者,他满怀希望的去寻找中国的出路,他坚定的相信中国可以真正的建立民主法制并从而保障自由,他的心是系着国家的,他的情是为着民族的,所以我们不该以他一时的错来掩盖他一生的功绩。今天,就让我们抛开所有的偏见,拨开历史的从从迷雾,来从新认识一下我们的“光明使者”——胡适。
一胡适生平概述
胡适(1891.12.17—1962.2.24),汉族,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其中,适与适之之名与字,乃取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典故。安徽绩溪上庄村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这是一般人对胡适的了解,下面就让我们来深入了解一下他的生平事迹。 ㈠胡适主要经历 ② 曹聚仁 《天一阁人物谈》 三联书店 2007年出版 第1版 第493页
胡适5岁启蒙,在绩溪老家受过9年私塾教育,打下一定的古文基础。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1904年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后先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后转文学院学哲学。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唯心主义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1917年毕业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7月回国。
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同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提出写文章“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等主张,为新文学形式作出初步设想。“五四”时期,与李大钊等展开“问题与主义”辩难;陪同来华讲学的杜威,任杜威的翻译逾两年;与张君劢等展开“科玄论战”,是当时“科学派”丁文江的后台。从1920年至1933年,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考证,同时也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并一度担任上海公学校长。抗日战争初期,出任国民党“国防参议会”参议员,1938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寄居美国,致力于《水经注》的考证等工作。后去台湾。1954年,任台湾“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7年,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在台湾的一个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
㈡胡适一生的信仰
胡适人生信仰的孕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到1919年已有所定格。他在《我的信仰》一文中写道:“我母亲于一九一八年逝世。她的逝世,就是引导我把在这广大世界中摸索了十四年多些的信条第一次列成条文的时机。这个信条系于一九一九年发表在以《不朽》为题的一篇文章里面。”他的信仰复杂而渐次丰富,贯其终身且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对其行为起着直接的左右作用。然而在1919年以前他的信仰是多维的,他之后的信仰是逐渐演化而来的:
①胡适的第一信仰是父亲的教诲。他说其父“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个有坚强意志,有治理才干的人。”胡适入学后的第一读本是其父写的《学为人诗》。他 2
后来回忆说,内中“为人之道,非有他术。穷理致知,反躬践实,黾勉于学,守道勿失”寥寥数语,对他一生有重大影响。
②胡适的第二信仰是母亲的为人。他说“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慈母。”,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深刻的影响。我14岁(其实只有12岁零三个月)就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20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③
③胡适的第三个信仰是“无神论”。他说:在八至十一岁时,读《资治通鉴》“使我成了一个无神论者”。“我以十一岁的儿童就取了偶然论而叛离了运命。”“我是我父亲的儿子,司马光和范缜又得了我的心。”④
④胡适的第四个信仰是杜威哲学。他说:“杜威给了我一种思想的哲学,以思想为一种艺术,为一种技术。”“这个技术主体上是具有大胆提出假设,加上诚恳留意于制裁与证实。”“这种功利主义的逻辑竞使我变成了一个做历史探讨工作的人。”
⑤胡适的第五个信仰是“社会不朽”。这种“社会不朽”的信仰是从“三不朽”的信仰演化而来的。他说:“好多年来,我都是以一种‘三不朽’的古说为满足,这种古说我是在《春秋左氏传》里面找出来的。”所谓“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他说“我母亲的逝世使我想到这个问题。我就开始觉得三不朽的学说有修正的必要。”经过种种“推想”之后终于“信了可以称为社会不朽(Social Immortality)的宗教”。他认为,“这个社会不朽的概念之所以比中国古代三不朽学说更为满意,就在于包括英雄圣贤,也包括贱者微者,包括美德,也包括恶德,包括功绩,也包括罪孽。就是这项承认善的不朽,也承认恶的不朽,才构成这种学说道德上的许可。”
胡适一生头衔很多,他有“三十六个博士头衔”,但最让人钦佩的还是那个“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自由主义的先驱”的头衔。由此可见,尽管胡适一生贡献卓越,但最让人震惊的还是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下面就让我们走进新文化运动中的胡适。 ③
二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
胡适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其个人及其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以及他命运中所凝聚的现代文化移植的困厄,都是令人回味并有着现代启示意味的。
㈠思想站的更高的胡适
胡适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一位启蒙大师。是近代中国,思想言论影响最大、最久的一个人。外国学者说胡适是中国文艺复兴之父,这就足以证明胡适之思想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占有多么重的分量。
㈡胡适称得上是中国新文学的“开山鼻祖”之一
“五四”文学革命前后,胡适还身体力行地投入文学创作与评论的实践之中。在文学理论方面,他陆续发表了《论短篇小说》、《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谈新诗》等文章。从创作理论的角度阐述了新文学与旧文学的区别,大力提倡新文学创作。在引进西方文学作品方面,他翻译了法国都德、莫泊桑,挪威易卜生等名家的部分作品,为国内的新文学创作提供精品借鉴。最为可贵的是,胡适一马当先,尝试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1917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上,发表了他的几首白话诗,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新诗。这些作品,虽然还留有旧诗的若干痕迹,但采用自然音节和自由句式,开始打破传统的诗歌格律,内容也表达了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倾向。正如他把它们结集时取名《尝试集》所表明的,他为新诗创作进行了积极有益的“尝试”。胡适又于1919年发表自称为“游戏的喜剧”的《终身大事》,剧作明显带有易卜生的影响。尽管反封建的主题思想相当软弱,却以其触及觉醒中的青年普遍关心的婚姻恋爱自主、妇女解放等社会课题,激起过强烈反响。所有这些,使胡适成为“五四”文学革命和初期新文学运动中的重要代表人物。
㈢胡适的学术研究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重要地位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立即在学术界引起反响。这篇文章中,虽包含着“远离政治”的主张,但却从学术研究上提出了胡氏治学的“三步法”。同年8月,胡适写了《论国故学——答毛子水》一文,强调了用科学的研究法去做国故研究的意义,并把整理国故同新文化运动联系起来,指出:“新思潮对于旧有文化的态度,在消极的一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的一方面,是运用科学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因此,他把新文化运动概括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于是,一场“整理国故”运动兴起了。1921年,胡适草拟了《整理国故的计划》。在胡适等人倡导下,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国故基本丛书》、《国故基本丛书简编》、《学生国学丛书》、《国学小丛书》等数百种书籍。胡适在有关历史的方法论、古籍整理、个人传记写作、考古学、专史研究甚至档案文献学方面,都有了不起的建树。其治学方法与路径,更影响了几代中国学者。
说起“新文化运动”,就不得不说鲁迅,他和胡适同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但却得到了完全不同的评价,历史抬高了鲁迅贬低了胡适,难道事实真是这样吗?我不以为然,我倒认为他们各有千秋。
三永怀希望者与永处绝望者——胡适与鲁迅
胡适与鲁迅,两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在文化层面上,若说“激进”,可以说是针尖对麦芒,不分轩轾。但在随后的日子里,两人从隔膜到生疏到分道扬镳,直至近乎敌人。如果以官方的说法,那是因为胡适逐渐被国民党反动派收买,成为“过河卒子”,是“与有权势者相勾结,扼杀中国的新生力量”,而鲁迅,则一直是站在“劳苦大众”一方,决绝的与有权势者作着毫不妥协的斗争。两者一个是在后退另一个是在不断前进。成为敌对,那就毫不奇怪了。
可如果历史人物或是历史事件都是如此概念化的,如教科书般的解释,容易倒是容易,浅陋却也是一定的了。
㈠两人在上的文化异同
两人在文化层面上有着相同的追求。都曾经希望用文化改变国民性,然后在国民性改造的基础上,改变中国的政治。一个从诗入手,一个以小说作先锋,都从默默无闻而名声大噪,成为文化上的“旗手”。文化是他们的当务之急,而政治则仿佛还很遥远。而最初的志同道合,由于他们年轻时所不同的经历,很快就出现了变奏,终于在不断深的介入到政治而凸现出来,分道扬镳的命运已经是注定的了。
两人从文的经历相同,但胡适并不是因为刺激而有了在文化上的责任感,而是首先服从兴趣,在学习的同时,把自己“全盘西化”了一遍,之后觉得“古老中国这位绝色美人,一旦接受全面现代化的洗礼,登上世界大舞台,必定会处于不败之地”。他已确定,在现在世界,欧美式的民主虽然不是完美,但却是最好的制度,中国要有这样的制度才能富强,在改革制度之前,必须对习惯了几千年专制统治的国民性进行“全盘西化”也就是全盘现代化的改变。他的目标明确并且相信这目标总会实现,为实现目标而要走的路也矢志不移,因此他的一生都充满希望。而鲁迅正好相反,所以他一生都处于绝望。
㈡两人在政治态度上的异同
两人都从文化起步,但鲁迅始终注视着文化,而胡适则更多的关注政治,一个追求完美,一个只图“不要太坏”。完美导致绝望,而“不要太坏”则总会激发希望,他们之间有了不可逾越的鸿沟。
有着“乌托邦”情节的鲁迅是孤独的,因为有心中的“乌托邦”,他的目光太敏锐了,他的言语也最为让人难以接受,中国在面对鲁迅时是崇尚中庸的国度,何时能够容忍如他这样对于国民的性格挖掘得深入骨髓的人?何况,他还是一个完美主义者!鲁迅不断的被刺伤,也不断的用手中的笔去回击,但越回击心中的困惑也越大——中国的前途在那里?
希望中国真正建立民主法制并从而保障自由的胡适,也是孤独的。他的民主、法制思想不为当权者所接受,也不为“革命者”所接受,那么要想影响这两大团体所控制的民众更是难上加难。中国要么隐忍于黑暗,要么在黑暗中进行更为黑暗的破坏,而进行光明的建设却总是没几个人愿意去干。
鲁迅在不停的抗争、揭露、还击中精疲力尽的倒下了,而胡适却在以后的日子里,仍然不厌其烦的提倡他所一直推崇的西方文化和制度,他如同一个执拗的宗教徒,在最为黑暗的时候仍然相信自己的信仰是永恒的真理,直到突发性心脏病夺取了他的生命。
鲁迅死在绝望当中,死在努力一生而看不到希望的绝望当中;胡适死在希望当中,死在努力一生看到希望在远处闪烁的希望当中。无论希望与绝望,他们都已死了,都在历史的风尘中看着后人们进行着希望和绝望的努力。⑤
「结论」:“历史该留给历史评述”,这句话说得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历史总会应各种原因而存在偏差,所以对于历史或历史人物我们都应该怀着怀疑的态度⑤石原皋著《闲话胡适》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5年6月出版 第1版 321页去接受。正如胡适,如果我们只听信历史课本而就认为胡适是一个“过河卒子”的话,我就会错过一位能给我们心灵带来启迪的大师。
“以口为碑”,使先生的事业代代相传,“以心为碑”使先生的精神更感人至深,“以文为碑”使先生的功德寿于金石而不朽。⑥既然我们已了解了胡适先生一生的荣辱成败,那么,就让我们好好发扬他的优秀的品格,并把他的失误当成我们的前车之鉴吧!
[参考文献]:
1.曹聚仁 《天一阁人物谈》 三联书店 2007年出版 第1版 第493页
2.石原皋著《闲话胡适》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5年6月出版 第1版 321页
3.林语堂 《为胡适先生营造一座公共纪念坊》载于《北大人》2008年冬季刊第34期
【摘 要】胡适先生作为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有着不媚不俗的独立人格和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在婚恋生活上,他有着遗世独立的君子操守;在待人处世上,他更有常人不备的雅量。胡适的人格值得后人学习和发扬光大。
【关健词】胡适;人格;独立;爱国;雅量
一、胡适的独立人格
胡适的政治人格是独立的。对于政治,胡适一生从未加入过任何政党,而是选择了“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胡适在政治上并不完全偏向蒋介石,还反对国民党称共产党为“匪”。他始终在悲观和执著中超脱,始终敢于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始终坚信民主政治是一种世界潮流,不可违抗。他“随时随地不忘为民主、自由、人权寻找中国的历史基础,他并不认为中国文化土壤完全没有不适于民主、自由、人权的移植,在20世纪的中国,胡适始终是对民主不曾失去信心的人i ” 。
胡适总是让青年人特立独行,说老实话,敢于向恶势力作战。他认为西方就是有了健全的个人主义,才有了无数爱自由胜过面包,爱真理胜过生命的特立独行之人,才有了今日文明的世界。他曾说过:“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ii ”胡适倡导建立健全的个人主义。他说过:“救出自己的唯一法子便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iii”。与此同时,胡适清醒地看到自由主义也不能矫枉过正,故还强调,这个“小我”不是独立存在的,是和无数个“小我”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是和社会世界的过去和未来都有因果关系的。这种思想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积极的一面,这种“大我”与“小我”互相关联的责任心,有助于激励社会良知和警诫罪恶行为。
纵观胡适的一生,他虽也曾效力于国民政府,但他总是试图以自己的政治追求和人生信仰来改造积贫积弱的中国。他鞭挞国民政府不重视白话文的推广,批评其不重视教育,也曾多次面刺蒋介石。胡适的人格独立还在于其对文学的改良,他早年推行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受到林琴南等人的围攻,仍不改初衷。胡适的独立更在于对权力并不贪婪且有自己的原则,1922年就曾拒绝接受黎元洪颁发的勋章,拒绝为北洋政府效力。1933年,他拒绝汪精卫的邀请,辞官不做,即便昔日好友张慰慈来游说,也决不轻从。当国民党大势已去,他拒绝出任外交部长,顶住了阎锡山和美国佬的压力,宁可偏安美国一隅,也不和“无赖政府”合流。
二、胡适忠心为国的言行
胡适先生认为,爱国要不忘读书,爱国要讲理性。1915年,北美的中国留学生热议“二十一条”,一致主张“对日宣战”。而胡适作为一个冷静的实用主义者,明确表示了自己的反战态度。他从功利和实用的角度盱衡问题和权衡利害,“战”并不一定就是爱国,“不战”也不一定就是不爱国。胡适认为爱国必先爱民,必先爱国民的生命。所谓“国以民为本”,国就是那些有血有肉的民,他们是国的实体,也是国的根本。爱国,需以爱民为其衡量,爱民又非一句空话,须以爱其生命为其首要。所以他不主张用道德去绑架民众的生命,更不忍心用国民的血肉餍足某些人的爱国热忱。胡适的爱国思想体现在爱中国的文化上。所以他首倡白话文,写了《文学改良刍议》,主张“文章须言之有物,不作无病之呻吟”。他还革新了文学体裁,新诗方面有《尝试集》问世,戏剧方面有《终身大事》出版,这两部文学开山之作为中国文化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胡适的爱国还体现在他的行动与实践中。曾经留学美国七载,却并不贪图外乡的物质享受。学成之后,毅然回国,在北大授学,教化后昆。抗战爆发之后,胡适奉命于危难之间,为了国家利益毅然出任中国驻美大使。驻美期间,胡适四处奔波,说动美国政府对华进行经济援助,使美国人民同情中国的抗战并慷慨解囊。在祖国危急的时刻,胡适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争取中国抗战外援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后人评价之为:“竭虑殚精,折冲坛坫,勋猷懋著,诚信孔昭。iv”胡适一生情系北大,始终视北大为自己永远的精神家园,甚至规定五月四日为北大校友返校节。在遗嘱中他要求将自己留北平的所有文献资料全部转交北大。胡适晚年居住在美国,仍写文章关心国家的命运,在困苦中“位卑未敢忘忧国”。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始终没有去领美国绿卡,始终没有加入美国国籍。胡适的一生始终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爱国情怀,着实令人感动。
三、胡适的婚恋观
胡适本人的爱情最终是屈服于亲情。虽然在美期间和韦莲司有过一段恋情,但他本人深受东方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孝为先,最终与江冬秀结为夫妻。江冬秀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胡适并未意气用事,接受了这桩旧式婚烟。也许胡适骨子里头是崇尚恋爱自由的,他喜欢真性情,喜欢交真性情的朋友,也喜欢真性情的女子。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他亲自成全了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爱情,也促成了赵元任和杨步伟这对神仙伴侣。胡适还曾与表妹曹诚英有过美好的感情,但他爱惜自己的名节,始终没有与江冬秀离婚,正确处理好了个人的感情问题。
胡适的婚姻有对本我感情的压抑和戕害。“说到胡适的婚姻,我们常为胡适报不平,觉得他是新时代中旧礼教之下的牺牲者。然而他因此而建立起来的道德形象,又何尝不是受赐于旧礼教呢?胡适之所以能令新旧两派都敬重的一点,正是他婚姻上的‘不忍’之心,这点‘不忍’之心背后有多少关爱、容忍和体贴v ”。胡适一直认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还曾说自己和江冬秀的婚姻是人生一大幸事,认为这是最讨便宜的事情。胡适不舍糟糠之妻的名士风度值得后人学习,尊重母命的孝道精神和爱惜羽毛的自律品质值得学人敬重。胡适的自我牺牲,成全了他感情世界的高贵,使他坚守住了真名士的精神高标。
四、胡适待人处世的谦和与雅量
众所周知,大凡有真才实学的人,对于高官厚禄可以无动于衷,然对于后起才俊则无不奖爱有加,胡适也不例外。胡适曾节衣缩食,东挪西借凑钱资助在国外读书的林语堂,希望他学成之后能回北大效力。三十年代,胡适独具慧眼,任命、帮助梁实秋完成了――日后号称是梁实秋对文坛的“三大功绩”之一的“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对待自己的学生,胡适倾心培育了“物理女王”吴健雄,对吴晗和顾颉刚等学术奇才大力提携。 在台湾的时候,胡适自己有一笔钱,专门用来资助年轻人出国深造。借给谁之后,言明希望日后归还,以便继续供应他人。
胡适的确是心胸坦荡之人。在白话文和文言文论争问题上,很多人与他发生过笔战,但他毫不记仇,还维护骂他的人的形象。在鲁迅死后尸骨未寒即受人攻击之时,胡适没有因为鲁迅与之有过嫌怨就坐视不管,很快站出来替鲁迅说话,维护了鲁迅新文化运动健将的名誉,肯定了鲁迅非凡的文学成就。再如李大钊曾与他开展过“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两人政见不和,在李死后,胡适负责了李的后事,任劳任怨。胡适还曾经四次营救狱中故友陈独秀,其行其迹,感人至深。
在20世纪的大哲中,应该有胡适的重要位置。胡适的独立人格、爱国主义情怀、婚恋生活上的君子操守的以及待人处世的雅量,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他的人格魅力正如他的墓志铭写的那样:“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① ”
注释:
i 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M].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39.
ii 黄团元.胡适的谦和雅量[M].武汉:长江出版集团,2007:180.
iii 白振奎.胡适人格[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585-586.
iv智效民.胡适和他的朋友们[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280.
v 周质平.胡适的情缘与晚境[M].合肥:黄山书社,2008:332.
【参考文献】
①沈卫威.无地自由――胡适传[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462-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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