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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汉翻译过程包括理解和表达两个重要的阶段。只有在正确理解原文词义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地表达原文。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英汉翻译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引言:英汉翻译研究生态学视域的成立
生态学是研究物质与周围环境关系的一门科学,其发轫之初很长时间里被用于自然科学研究。而随着生态学的发展和交叉、跨学科研究日趋成熟,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们发现了生态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容性,认为人文社会领域和自然一样,事物与事物、事物与环境间都发生着联系,没有独立于环境之外的事物和现象,故而认为生态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生态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遂真正结合起来。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们对文本的认识由仅仅关注认识文本内部自足性问题发展到研究文本内外部关联问题,研究的视野也随之由微观文字向宏观文化转向,人们对文本的认识,已无法将文本语言与该语言所蕴含或显现的某国或某民族的文化相割断。对于成功的翻译者来说,他不仅要作为两种语言的专家,还要是两种语言各自代表的文化的熟知者。对于英汉翻译的研究者来说,他们需要不断探寻着解释原文本与译文本之间形成文化差异的依据———这些依据就是社会各层面因素影响文本文字的关系。生态学强调事物与其环境协调、互动、互相促进。在英汉翻译领域,一个成功或优秀的译作应当是不仅内部自足和谐发展,而且内部与外部互惠互利、共生共栖的文本。其动态性体现在这种交互作用是永无止息、不断旋螺式发展的,而非一成不变或者无意义的重复。用生态学视角看待英汉翻译,为的是建立一种整体性思维。有学者为“整体性”的意义进行了阐释:“整体性是生命的基本属性,整体性不是部分的简单累加,也不是由外力推动而形成的原子集合体,它有着超越部分之和的更为丰富的内涵和属性。”对翻译及其研究工作来说,把握“整体性”是关键。翻译活动涵盖原文本和译文本,涉及原文作者、译者、译文读者3方,包括语言和文化2个层面,同时受到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主流意识形态等的影响。梳理和廓清这些形成翻译活动的要素的动态平衡发展,有助于建构英汉翻译研究的生态学视域。
二、原文本与译文本的交互解读
原文本一经生成,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在各种读者解读下成为“一百个读者有一百个哈姆雷特”的消费品。如果没有读者的阅读,则文本只是完成了生产过程,惟有读者的阅读才能使文本的意义得以生成,使文本价值得以实现。译文本的产生就是原文本蕴涵得到复活的一个过程,译文本的产生同时是对原文本的“消费”,促成原文本价值的重新生成和意义再现。译文本对原文本的意义即在于此:扩大或者新生成原文本意义。译者与原文作者的生活背景、个人知识、经验、思维方式等都有很大差异,译者对原文本的意义进行解读的过程中有译者的前结构参与,这种前结构大大影响了原文本意义的重现:原文作者将生活的客观信息内化于文本,译者在翻译之前先作为原文本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以自己的前结构对原文本进行内化,但这次内化的主体是译者而非原文作者,由此不同主体所作的“内化”经由不同文本载体产生出不同的文本接受。原文本意义和译者根据前结构而解读出来的意义不同,所以可以说,译者通过内化能扩大原文本的意义,使原文本意义更加多样。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两种理论都强调读者阅读对文本的意义,认为读者也是促成文本意义产生的主体之一。译者作为原文本的一种特殊的读者,他的阅读并不是被动地阅读,他是原文本意义产生的主体之一。生态学视域下的译者已经不是“戴着镣铐跳舞”的对原文本亦步亦趋的“传声筒”,而是担任协调者、统筹者的角色。多样化的意义被译者融注于笔端,形成了译文本,多样化的意义由此再传递给译文读者。由上文所述可见,译文本不是对原文本文字表达简单地“复述”,而是积极地参与了原文本的意义生成。但原文本对译文本的决定意义又不言而喻,因为译者对原文本无论如何创新解读,都须坚持一个原则———不能颠覆原文本的根本主旨。“生态观认为,生物圈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各种要素之间进行着有序的能量、信息和物质交换。”在翻译这项工作中,原文本和译文本成为两个和谐共生、交互解读的文本圈。尤其经典的作品是如此,原文本、译文本共同服务于这部作品的题旨、指向,使经典作品传世;原文本、译文本形成作品的两个共生共存的表现载体,相互间发挥最佳协调效果,共同服务于作品价值的生成和阅读消费。
三、译者与译文本环境的互动
生态学认为,自然界具有适者生存的原理。只有符合该法则而存活下来的事物才称得上有较强的生命力,在遇到各种生存困境时才能够延续生命,这个原理在人类的进化和发展史上已成无可辩驳的规律。英汉翻译受到各种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科技因素、人文因素等,适应这些因素的翻译活动才能较好适应译文本文化环境,成为广为接受的文本,进而吸引更多的大众读者,亦即拥有广大的受众。受众对译文本的消费是译文本价值的体现。如果一个译文本无法赢得受众青睐,则译文本的价值就是有限的。如今,进行英汉翻译前,译者选择要译的作品的思想内容必须符合本国政治环境的要求,否则译文本无法通过相关部门的审查,也就无法顺利出版。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译者选择的作品可以更加多样化。比如,我国改革开放前,译者翻译的多数是苏联的作品,而且多数是关于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作品,这符合当时“将一切政治化”的社会环境,也是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所需;到了改革开放后,特别是随着全球化社会来临以及价值观多元化,翻译所选择的作品样式、作品主题呈多样化,翻译不再仅限于从社会主义国家引进作品,而是面向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优秀作品。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体制改革的深入,出版行业也由政府部门主管、财政支持发展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所以文化市场上读者的需求是译文本得以产生和畅销的一个因素———如果不是因为读者喜爱,作品很难找到出版商。除此之外,经济社会的发展促成了各学科门类及生活实用的大量文本的翻译,翻译人才的数量大大超过过去以文学作品翻译为主的翻译人才数量。“现代生态学已不仅仅是一门研究生物与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而是已成为指导人类行为准则的综合性学科,是研究生物存在条件、生物及其群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可见,政治、经济、文化、主流价值观等因素共同组成译文本“生态环境”,这环境中的各种因子共同作用,促成翻译的顺利进行和历史发展。只有适应这些因子,译文本才能最终实现价值。
四、名家译作对原文本和译文本环境适应举隅
译者在翻译之前,对原文本进行解读,进而通过译文本再现原文本风采,体现了对原文本的适应及对译文本所在的由政治、经济、主流价值观等组成的生态环境的适应。然而,这两种适应很多时候是互相矛盾的。生态学视域下的翻译能够很好解决这个问题。在生态学视角运用于翻译之前,人们普遍对翻译的归化和异化各执一词,莫衷一是,无法达成公论。生态学视域下翻译观可以很大程度地扩展翻译的视野,使得翻译不再拘泥于归化异化之争,而是以适应性为基础,赋予译者以协调者、操纵者的角色,译者在原文本和译文本两个文本圈间取得平衡,认为只要能达成平衡,则归化异化皆可行。这种主张是合理的,因为根据心理学上的格式塔理论,读者阅读的时候虽然会欣赏作品的字词句,但又不是拘泥于字词句,而是以整体感觉来欣赏作品,即不是从文字形式的叠加得出印象,而是在各个部分间协调、纵横、兼顾、整体认知。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而是要优于各个部分的简单相加。翻译过程中必须持有整体观念,而不能局限在字词句方面对原文本死译、硬译。死译、硬译后的作品,虽然字词句之间适应原文本,然整体效果要么无法适应译文本语言环境,要么无法适应译文本文化环境。如,对英语长句硬译,其结果是汉语译文不堪卒读。这是翻译没有适应译文本语言环境的不协调翻译行为。如,英语文学对《圣经》典故的使用相当普遍,而且经常不需要加以注释,因为原文本的读者对西方宗教文化相当熟悉,毋需作者赘述,而在对《圣经》文化普遍陌生的中国读者看来,这些典故犹如天外来客,中国读者不明就里。这就是翻译没有适应译文本文化环境的不协调的翻译行为。从格式塔心理效应来看,译文本的读者需要的是对译文本整体价值观、信息等宏观了解,译者只要在这些宏观方面能够保持与原文本一致,则不必拘泥于该如何忠实于原文本的遣词造句。即是说,译者更大的责任在于将不熟悉原文本语言环境和文化环境的译文本读者所需要的所指信息显化,使之前景化,而不是仍将其作为隐含信息而让译文本读者解读困难。所以,刘士聪先生说:“将译文作为一个独立文本加以审视,审视其整体的审美效果,看其内容是否与原文相符,看其叙事语气与行文风格是否与原文一致,这一点很重要。”译者必须权衡利弊,了解两种文化的特点和两个民族文化心理特点,了解原文本哪些语言、文化信息是译文本读者可以无障碍地接受并且不会误读的,保留这些信息的风貌,而原文本当中对译文本读者产生障碍的信息,则需要进行明晰化处理,恰当采用释义、套用、注释等手法,这样从整体去达到忠实原文本的效果。只有这样的整体协调,才是对两种语言的“生态系统”的最佳适应,与原文本取得真正的平衡。严复在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时,采用了变译的策略,许多人并不认同。然而,如果借生态学的视角来加以解释,则可发现,严复的翻译策略选择是相当理性的,其译文本体现出生态学意义的平衡观和协调观。严复的翻译是为了适应当时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开启民智,号召人民群众反抗不公平的社会制度,于是遵循原文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基本思路,在原文本基础上添加了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主要是关于中国国情及号召人民起来斗争的信息,使得译文本语篇更加恢弘、气势磅礴。严复的翻译,将原文本的信息型文本转化为译文本的呼吁型文本,将原文本内涵的对自然的生态选择转化为译文本内涵的对社会的生态选择。可见,严复对《天演论》的翻译,没有违背原文本的基本思想与内涵,甚至提升了原文本的内涵与意义,而且又适应译文本所在的政治环境,达到开启民智的目的。因为,当时在译文本所在的环境———中国土地上,人民群众迫切希望国家独立、政局稳定,在时局动荡、民族存亡之际,普及原文本的科学知识实在意义不大,而经过严复的翻译及译文本传播,原文本的价值得到超越性实现。严复的译文本不仅适应了原文本,而且适应了译语的环境的各种因子,译文本即是在英汉两种语言及其承载的文化之间取得最佳协调关系的成果。有学者因此评论,“虽然严译《天演论》在有的方面没有很好地忠实于原作,对内容和语气都作了修改,但我们不应该脱离当时的翻译生态环境孤立地对其做出评价,这样的评价是有失公允的。严译《天演论》很好地适应了当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人对其不应过于苛求,应有更公正的评价。”傅东华在翻译玛格丽特的小说GoneWiththeWind(傅译的书名《飘》)时,将语言大量作了中国本土化,包括在对原文本人名的翻译上,也去掉英语人名汉译经常采用的音译法,而是用典型的汉语人名二字格式或者三字格式给人物重新命名。这使得译文本读来给人恍如在读汉语原著之感,似乎不带英语著作的痕迹。当然,该译文本在翻译界引起的争议丝毫不亚于严复翻译《天演论》所引起的争议。但是不可否认,傅东华译作一直是最广为接受、广为流传的GoneWiththeWind汉译本。探究起来,不难发现,傅东华译作广受欢迎的原因正在于其适应了译语读者的阅读需求,适应了译语的生态环境,而对原文本的风采却毫无影响———因为翻译上局部的归化异化无损于原文本的思想,同时又能为译语环境所接受。王佐良翻译培根的《论读书》,影响极大。译文本无论在文采还是在思想上,都不逊色于原文本。而在具体的细节上,又可以看出译者并非惟原文本马首是瞻。例如,培根《论读书》原文本中,“Studiesservefordelight,forornament,andforability.Theirchiefusefordelight,isinprivatenessandretiring;forornament,isindiscourse;andforability,isinthejudgmentanddispositionofbusiness.”王佐良将其译为:“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长才。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傅彩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原文用简单的词汇和句型,以及大量省略句,而译文则文采斐然,句式整饬,超乎原文。如果仅遵从原文省略句式和平实的措辞特点,则译文会如白开水,很难在一向推崇文采的汉语文化环境下产生大的影响。王佐良在尊重保留原文本思想的基础上,适应汉语文化环境里论说散文重文采和汉语句式喜好排比和四字格的特点,使译文形式整饬,朗朗上口,广为传诵,成为经典。可以说,培根的这篇论说文《论读书》之所以能在中国产生很大影响,一定程度要归功于王佐良的翻译。这样对译语环境和原文本风姿的双重适应和选择,即是适合了生态学的平衡、和谐理念和整体、关联思维。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红楼梦》充满的中国各种传统文化信息,是汉译英上的难点。《红楼梦》英译本以杨宪益译作和霍克斯译作两个译文本最广为流传。前者以直译为主,将各种文化信息直接按照字面意思翻译过去。这种直译法会令熟悉汉语文化的人们读来如同读原文本,较为轻松,而对于英语国家中更多的普通读者来说,则会障碍重重,因为他们的文化背景中缺少汉语文化,故而无法理解文本当中蕴涵的中国传统文化信息。后者以意译为主,将对英语民族来说很生疏或者会造成误解的信息以英语文化中可与之构成联想、意义相似的形象代替,使得鸿篇巨著的《红楼梦》不会因为太多陌生的异域文化信息的出现而阻碍英语读者对名著的理解。从生态学角度看,霍克斯很好地适应了译语主要的阅读环境,使得译语与读者之间产生了较为和谐的互动,其译作属上佳;而杨宪益的译文会使得汉语文化空缺的外国读者云里雾里,译文和译语读者之间难以形成和谐流畅的传播接受关系,也就难以产生平衡、和谐的生态学的关系。
五、结束语
赵小兵提出,“各种关系集于译者一身,各种平衡的工作需由译者来完成,译者选择的和谐意识,实际上是一种高度的创造性意识。译者正确地把握文学翻译中的各种主体间的关系,把握语篇内外之间的关系,充分地考虑跨语境问题,是保证文学译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意义关联和和谐一致的重要途径。译者须具有和谐的整体意识,使文学译本达到和谐的境界。”生态学的整体和谐观已经引入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英汉翻译工作来说,意义在于构建了生态翻译学,译者及研究者可以以更加开阔的眼光,上升到另外一个层面高屋建瓴,宏观把握翻译。对于翻译策略的选择,译者只需要以生态学的眼光看待,在原文本风采保留的基础上,以适应译语生态环境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主流价值观等各种因子为准则,灵活运用和搭配各种译法,则译无定译。只要能协调、平衡、拓展原文本价值又吸引译语受众,甚至促进译语环境的社会变革,引导译语环境社会正面价值观念的提升,则译文本即属佳作。
一、英美文学作品中的西方文化以及英汉翻译
(一)《圣经》故事方面
英美国家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都会受到宗教的影响,特别是基督教思想影响非常深远、广泛。通常西方人会把《圣经》作为他们的生活道德准则,《圣经》的内容深深地融入到西方文化中。在西方人的文学艺术以及日常语言中也会广泛应用到《圣经》故事。比如,“Godforbid”“Oh,heavens”“forGod?ssake”等已经成为西方人的口头常用语。实际上,《圣经》不单单是基督教的一部正式经典,而且也是一部内容、思想的经典文学作品。英美文学家常常为了丰富写作题材,进而巧妙地引用《圣经》中的词句、人物或者典故。比如,“Absalom?shair”,本意是指押沙龙的头发,潜台词是“美丽反而是一种致命伤”;“Manna”在《圣经》中赐给以色列以及摩西人的食物,潜台词是代表意外收获。圣经的典故以及故事也被常常应用于英美文学作品中,其中英国诗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代表,他的《力士参孙》《复乐园》及《失乐园》中都采用了《圣经》里的典故。
(二)词汇代表的不同文化内涵
文化和词汇密切相关,每个民族的语言词汇中都可以看出这个民族的风俗民情、政治制度、经济、历史、地理及文化艺术等,但是如果文化背景不同的话,相同的词汇代表的涵义也会有所差异。就日常生活称呼语而言就有很大的文化差异,比如,我们中国一直以来都有“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在汉语中主要用“老”来表示对对方的尊重和尊敬,常常也会使用“老王”“李老”或者“老先生”。对于中国文化而言,年长通常代表着智慧、经验、身份,但是西方文化中,将“Old”这个词汇表示过时、落后于潮流等意思。并且在西方,年龄是个人的重要隐私信息,尤其是西方的女性非常忌讳他人询问其年龄。因此,西方人一般不会叫对方“oldpeople”“grandma”等,通常会直呼其名。其次,中西文化的差异同样体现在颜色词汇方面,从而影响颜色词汇含义大大不同。如,汉语常常会用“眼红”体现嫉妒的情感,用“走红”表示非常受欢迎,但是英语会用“begreenwithenvy”表达嫉妒,“red”这个单词仅代表“负债”“赤字”的含义,而不带有感情色彩,采用“blacktea”表示红茶。
二、有效处理文化因素对于英美文学作品翻译的影响
在西方文学中,西方文化被良好地体现出来,而翻译则可以为中国读者提供一个更方便、准确了解西方文化的途径和方法,正确合理地翻译西方文学作品,使中国的读者可以快捷地掌握和学习西方文化知识,掌握西方文化精髓。但是文化差异是英美文学作品翻译的一个重大阻碍。如果从译法的层面分析,可以将翻译分成意译、直译两种方式,翻译家的风格也可以概括为“异化”“归化”两种。异化翻译和归化翻译并不是对立的,在英美文学作品翻译的过程中,无论应用“异化”策略还是“归化”策略都会有一定的覆盖、交叉情况,因此在实际翻译的过程中应该采用异化、归化相互融合的方式。如果因为语言文化的不同差异导致词句语义空缺,可以采用“并行法”进行翻译。比如,在影视片名翻译中,WaterlooBridge是一部非常著名的电影,翻译者并没有仅仅采用“异化”翻译方法直接翻译成“滑铁卢桥”,而是翻译成《魂断蓝桥》。这样可以更好地表达影片中的一些悲伤情节,也可避免受众误以为是拿破仑失败的滑铁卢战场。其实,片名“WaterlooBridge”也就是英国伦敦的滑铁卢桥,为了以防观众误解,因此借用了我国《太平广记》中描述的“蓝桥相会”传说,把“滑铁卢桥”翻译成“蓝桥”,这样不仅点明了爱情主题,也将原名中的“桥”保留了下来,同时也通过“断桥”暗示了影片的悲剧色彩。由此可见,有机结合“异化”和“归化”的翻译方法不仅可以将原名的基本形式保留下来,也可以将影片的主要内容真实地传达出来,更加合理。反而如果单独采用异化或者归化的翻译方法,都不能完全地传达出原文的信息,不利于双方的文化交流。
三、结语
综上所述,英美文学作品的英汉翻译者不仅应该拥有扎实、深厚的双语语言知识,掌握基本的翻译技巧,同时更应该全面地掌握西方文化。英美文学作品中的各个方面都渗透着西方文化,翻译者平时应该多注意学习、积累西方文化知识,选择一种符合中国文化背景的翻译形式,使广大中国读者能够真正地品味英美文学作品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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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作为一种语篇组织形式,体现一定的交际目的,有其特定的谋篇原则。论文摘要中作者在呈现他人观点或表达自己的观点时会经常使用限定修饰语来陈述对某个论点或知识声明的看法与态度,这是学术语篇写作中的普遍现象。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句法类英汉学术论文摘要对比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 作为学术论文的缩影,学术论文摘要直接影响着论文读者能否快速而准确地了解论文梗概。作者以句法学术论文的摘要作为研究对象,选取了2篇汉语学术论文摘要和1篇英文学术论文摘要作为研究语料,分析了中外期刊摘要在摘要长度、时态、语态、句子结构等方面的差别。
关键词:句法类英汉学术论文 摘要 对比分析
句法作为理论性较强的学科,主要属于理论性研究(thenoretical research)。本文选取的汉语学术论文主要来源于核心期刊,为了便于分析,指选3篇典型摘要作为例子。
(1)对“NP+的+VP”结构的重新认识
摘要:“NP+的+VP”结构是指“这本书的出版”、“春天的到来”、“她的走”和“长城的伟大”、“柠檬的酸”这样一类结构。本文在介绍、分析汉语语法学界对这种结构的分歧意见的基础上,依据以乔姆斯基(N.Chomsky)为代表的形式语法学理论中的“中心词理论”(headtheory),对这类结构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析思路,认为这种结构实际是由主谓词组中间插入“的”所形成的名词性结构。文章还对比说明了主谓词组加“的”所形成的两种名词性“的”字结构(“的”加在主谓词组后所形成的“的”字结构,以及“的”插在主谓词组中间所形成的“的”字结构)的异同。
这篇摘要共计236字,由3个比较长的句构成。第一句是对标题中出现即文章的主要说明对象“NP+的+VP”进行解释。第二句指出了前人研究的弱点,并根据乔姆斯基的理论提出了新的观点。第三句进行了进一步的对比和讨论。
(2)轻动词和汉语不及物动词带宾语现象
摘要:以往各文献对“不及物动词带宾语”这一结构的认识均未能准确地反映这种语言现象的事实。生成语法的轻动词句法理论为这种结构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本文假设这种结构中有一个轻动词,这个轻动词在词汇关系结构中选择一个NP和VP分别作为它的标志语和补足语后投射到句法的底层结构,随后,底层结构补足语VP中的动词和轻动词合并生成表层结构。该结构轻动词假设的依据来自不及物动词的使动用法和被动句。
这篇论文也属于理论性研究,共计185个字。一共有四句话。第一句提出了研究的问题,指出了以往文献所存在的缺陷。第二句以生成语法作为理论依据提出了新的研究思路,第三句和第四句分别概括了研究的主要内容。
(1)Light verbs and structural case
Abstract:In this paper,we focus on a group of the Kurdish,Korean and Persian Light Verb Constructions(LVCs);consisting of a semantically light verb(LV)and a verbal noun(VN).It is argued that the LVs,capable of case marking and hosting verbal features,in combination with T function either as nominative and accusative case markers or only as nominative case markers.It is shown that the arguments of VNs can be structurally licensed via T and LV whose case assigning roles are not thematically restricted.Although these LVs as the most thematically bleached natural verbs seem very similar to v in theMinimalist Program,the way they are analyzed in this work indicates that the LVs can not support the notion of v(P) as a head above VP in a clause.
该摘要一共包括132个字,平均每句话都在22个字以上,因此多数是长句。导言部分在英语论文摘要中这一部分缺一不可,作者以“In this paper,we focus on”的方式引入话题,使读者对论文要讨论的内容一目了然。第二句提出了传统研究的观点。第三和第四句则提出了新的研究方法,得出新的结论。
通过对句法类英汉论文摘要的对比,我们发现英汉摘要基本上长度都在150字到250字之间。汉语摘要更喜欢用长句,大部分在22个字以上。而英语中会常出现中句或者长句。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推导出英语论文摘要的宏观格式为导言―方法―结果―讨论的四语步结构。国内外都是用一般现在时占主导。总体上相差不大。在语态方面,国内外期刊英文摘要相差较大。目前在国外主动语态占主导,而在国内被动语态占主导。英语更频繁地使用第一人称,如“we argue”“we show”“our goal”等类的词语,而汉语类的摘要中几乎不出现类似的词语。这可能也是汉语被动语态比较多的原因之一,在有限的字数内向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定性或定量信息,充分反映文章的创新之处。有的作者认为将论文的大小标题复制在一起就是论文的摘要,导致摘要的信息价值降低,没有实质性内容,可读差。而很多汉语在表达上不够清晰,不能够充分概括论文的内容和所要传达的主要信息。另外,多数摘要缺乏创新,只是把国外的理论借用过来并进行简单的加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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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法类英汉学术论文摘要对比分析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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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韩礼德和哈桑的衔接理论为基础,对衔接的主要手段(结构衔接和非结构衔接)作了较详细的理论阐述,并且运用大量的例句作为举例说明,使得学生能够学习、运用这些衔接机制来组织完整连贯的句子。并在此基础上,对大学英语写作中的衔接教学提出一些感想和建议。
关键词:翻译;文化传递;文化差异;不对等性;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但事实上,翻译是一件实践性很强的事情,它绝对不是简单、机械地把一种语言换成另外一种语言的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译者会遇到很多想象不到的实际困难。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它对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语言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的互相交换,也是两种文化的传递。文化在翻译中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正如美国著名翻译家尤金• 奈达所说:“要真正出色的做好翻译工作,掌握两种文化比掌握两种语言甚至更为重要,因为词语只有运用在特定的文化中才具有意义。例如在翻译工作中,首先遇到的就是词的问题,而要处理好词的问题,首先要明确什么是词。“不同语言之间词的不对等问题”也是翻译中时时遇到的棘手问题。翻译中,对等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对等才是绝对的,完全的对等是不存在的。因此,对等词的选择也就只能是相对对等词的选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际的过程是跨文化交际。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风俗习惯、风土人情、文化传统,因此,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必须了解掌握本国与异国的民族文化差异,并设法使这些差异在传译过程中消失,同时在译入语中找到准确的词语,使异国文化在译入语中再现。本文就翻译中词的不对等现象进行探讨并提出几点解决方法. 首先是词汇层面的不对等现象。所谓“不对等”,即指译入语没有与译出语中的词语直接相对应的词.这种 “不对等”有程度上的差别: 有时为完全不对等,有时为部分不对等, 因此造成困难的程度也不等.下面就几种词汇层面上的不对等现象进行讨论.
一、与特定文化有关的词的不对等。由于英汉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不同, 不同民族的历史地理,文化传统等因素存在差异, 在译出语中存在的代表特定文化的词语在译入语中不存在. 如某些西方宗教信仰, 社会风俗, 甚至某一种食物是一个民族, 地区特有的, 不存在于其他民族和地区. 例如:由于文化差异,一个词的概念在英语中可能与汉语中完全不同。将“speaker” 译为“chairman”则不能反映出“speaker”的真实身份和权力。又如“ 拜年 (pay New Year call)”是中国特有的民俗文化, 特指在中国农历新年时亲戚朋友之间互相拜访, 交流感情.中国人注重社会以及人际之间的交流, 过年时拜年也是几千年来流传的习俗, 而西方人相对独立, 也没有过年时拜年的习惯, 因此没有特定对应的词存在. Pizza 是西方人非常喜欢的一种食品, 有点像中国的馅饼.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是缺少这一概念的, 自然是没有对应的词来翻译, 而翻译成馅饼又明显是不合适的. 再举一个例子,有些时候我们会遇到这种情况,英语中的一个单词我们能够很容易理解其含义,但却没有相应的词与之对应。“savoury”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其含义为“西方人在用餐后吃的一点点盐”,我们都知道,食物中含盐是很重要的,但过多又有害,所以西方人在餐后会补充一些,对于这个含义我们很容易理解,但是要表用相应的词来表达这个含义,在我们汉语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一种不对等。
二、对事物认识的文化差异。在西方神话传说中,dragon( 龙) 不是中国人心中的吉祥动物,而是表示邪恶的怪物。在中世纪,dragon 是罪恶的象征,圣经故事中恶魔撒旦(Satan) 就被认为是the great dragon。另外,dragon 还有“泼妇’的意思,由此可知,dragon 在英语国家人中所引起的联想与中国人的“龙”完全不同,所以,翻译时就要特别小心。东亚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四个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被西方人称为“亚洲四小龙”,将其翻译成英语Four Asian Dragons 恐怕不太妥当。有人建议翻译成Four Asian Tigers,这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文化信息的对等,因为tiger( 老虎) 在西方人心中是一种强悍的动物,至少不会让人联想到某种可怕的动物。所以说,将“亚洲四小龙’翻译成Four Asian Tigers 在文化信息方面基本达到了对等。再如,我国著名的“白象”牌电池,翻译成英语White Elephant,语义信息对等虽然不错,但从文化信息对等来看却是糟糕的翻译,因为white elephant 在西方国家中意思是“没有用反而累赘的东西”。由此可知,英语国家的人恐怕不会买牌子为White Elephant的电池,因为消费者不愿买“没有用反而累赘的东西”。那么。“白象”牌电池应该怎样翻译呢? 我们可以考虑用一种西方人心中象征着强大、有力量的动物lion来代替,将“白象”译成Brown Lion。如果买来的电池威力无比,顾客何乐而不为呢?
三、颜色的文化差异。不同文化的人对颜色的认识尽管有相似之处,但他们对各种颜色的感觉有可能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其原因在于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不同。
例如,蓝色在英语国家有忧郁的含义,美国有“蓝色星期一”(blue Monday),指心情不好的星期一。blue sky 在英语中意思是“没有价值”,所以,把“蓝天”牌台灯翻译成Blue sky Lamp,意思便是“没有用的台灯”,这样的台灯怎能销得出去呢? 另外,埃及人和比利时人视蓝色为倒霉的颜色。蓝色在中国人心中一般不会引起“忧郁”或“倒霉”的联想。尽管如此,世界知名品牌“蓝鸟”汽车并不是“伤心的鸟”的汽车,否则怎么会用Blue Bird 作为汽车商标呢? blue bird 是产于北美的蓝色鸣鸟,其文化含义是“幸福”,所以,英语国家人驾驶Blue Bird 牌的汽车,心中的文化取向是“幸福”。但是,驾驶Blue Bird 牌汽车的中国人恐怕不知道身在“福”中,而只感到驾驶世界名牌汽车是一种身价的体现和财富的象征。再如英语国家视“红色”为残暴、不吉利,红色意味着流血。在中国红色预示着喜庆,中国人结婚习惯穿红色衣服。经商时,商人希望“开门红”。经营赚钱了,大家都来分“红利”。某员工工作出色,老板发给他“红包”。美国人一般不喜欢紫色;法国入不喜欢墨绿色却偏爱蓝色。在马来西亚,绿色被认为与疾病有关。巴西人忌讳棕黄色。西方人视白色为纯洁、美好的象征,在中国白色有不吉祥的文化含义。在西方文化中,人们可能将绿色和“缺少经验”联系起来,而在中国绿色代表春天,象征新生和希望。
四、数字的文化差异。众所周知,在西方,“十三”被认为是不吉利的数字,所以,在西方国家,人们通常避免使用“十三”这个数字。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数字“十三”没有这种文化含义,但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近来这种蕴涵也被国人所接受。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九”因为与“久”同音,所以“九”经常用来表示“长久”的意思。例如,我国历史中,皇帝都崇拜“九”,希望其天下长治久安。因此,我国便有“999”药品。英语中的nine 没有这种含义。但不要把用“666”作商标的商品出口到英国,因为“666”在《圣经》里象征魔鬼。“七”在欧美国家有积极的意义。所以,商标为“7-Up”的饮料翻译或汉语为“七喜”,而不是“七上”。英语国家的人心目中的“七”相当于中国人的“八”。“七”对英语国家人是个大吉大利的数字,投掷中以“七”为胜利。商标还有Mild Seven、7-Eleven( 连锁店)。但在我国,“七”是个普通的数字。
以上是在翻译中常见的不对等问题和例子。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不对等,注意原文的意义和暗示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是一些翻译技巧,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解决翻译中遇到的问题。文化信息的传递是完全可能的,主要是通过翻译了解他国文化。文化信息的对等也是可能的,我们可以遵循奈达先生的“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 原则,这里的“对等”不能理解为数学意义上的等同,只能是近似的等同,即以功能对等接近程度为依据的近似。他认为翻译的目的应该是原文和译文在信息内容、说话方式、文体、文风、语言、文化、社会因素诸方面达到对等。为了达到这些对等,必须在翻译中进行调整。
一、如果在形式上贴近的译文对所指意义可能产生误解的话,必须对译文文字作某些变通;可以保留直译,但必须加上脚注来解释可能产生的误解。
二、如果在形式上贴近的译文,有可能导致对原文联想意义的误解,或者对正确理解原文的风格造成重大的损失,那么对译文进行必要的调整来反映原文的联想价值就十分重要。例如,将中国名酒“杜康”翻译成英语一般按发音译为Dukang,英语国家读者看到英语商标Dukang 时,只会把它与酒联系起来,而不会想到中国历史上酿酒的高手“杜康”,也不会像中国人那样把“杜康”(Dukang) 与“好酒”联系起来。所以,“杜康”作为商标,文化信息没有完全对等。不过,我们不妨可以用希腊酒神的名字Bacchus 作“杜康”酒的英语商标,这样,文化信息的对等无疑比“杜康”要好得多,因为Bacchus 会使西方人产生更多有关的联想。
三、一篇原文的翻译,必须产生与之相伴随的语码,这就常常要求在音位、词汇、句法及语篇等各个层面作一系列的调整。例如,Nike 作为商标能使英语国家人士联想到胜利,吉祥,因为Nike 一词在希腊神话中是胜利女神。传说中的Nike 身上长有双翅,拿着橄榄枝,给人们带来胜利和诸神的礼物,她是吉祥、正义和美丽之神。Nike 作为体育用品商标,我们可以把它音译为“耐克”,暗示Nike 牌体育用品经久、耐用,使用Nike 牌体育用品能在比赛中克敌。“耐克”可以说是较好的翻译,不过,英语单词Nike 所蕴涵的文化信息对中国人来说,不可能像英语国家人那样想起Nike 女神。翻译中文化信息被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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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韩礼德和哈桑的衔接理论为基础,对衔接的主要手段(结构衔接和非结构衔接)作了较详细的
理论阐述,并且运用大量的例句作为举例说明,使得学生能够学习、运用这些衔接机制来组织完整连贯的句子。并在此基础上,对大学英语写作中的衔接教学提出一些感想和建议。
关键词 :翻译;文化传递;文化差异;不对等性;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但事实上,翻译是一件实践性很强的事情,它绝对不是简单、机械地把一种语言换成另外一种语言的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译者会遇到很多想象不到的实际困难。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它对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语言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的互相交换,也是两种文化的传递。文化在翻译中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正如美国著名翻译家尤金• 奈达所说:“要真正出色的做好翻译工作,掌握两种文化比掌握两种语言甚至更为重要,因为词语只有运用在特定的文化中才具有意义。例如在翻译工作中,首先遇到的就是词的问题,而要处理好词的问题,首先要明确什么是词。“不同语言之间词的不对等问题”也是翻译中时时遇到的棘手问题。翻译中,对等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对等才是绝对的,完全的对等是不存在的。因此,对等词的选择也就只能是相对对等词的选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际的过程是跨文化交际。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风俗习惯、风土人情、文化传统,因此,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必须了解掌握本国与异国的民族文化差异,并设法使这些差异在传译过程中消失,同时在译入语中找到准确的词语,使异国文化在译入语中再现。本文就翻译中词的不对等现象进行探讨并提出几点解决方法. 首先是词汇层面的不对等现象。所谓“不对等”,即指译入语没有与译出语中的词语直接相对应的词.这种 “不对等”有程度上的差别: 有时为完全不对等,有时为部分不对等, 因此造成困难的程度也不等.下面就几种词汇层面上的不对等现象进行讨论.
一、与特定文化有关的词的不对等。由于英汉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不同, 不同民族的历史地理,文化传统等因素存在差异, 在译出语中存在的代表特定文化的词语在译入语中不存在. 如某些西方宗教信仰, 社会风俗, 甚至某一种食物是一个民族, 地区特有的, 不存在于其他民族和地区. 例如:由于文化差异,一个词的概念在英语中可能与汉语中完全不同。将“speaker” 译为“chairman”则不能反映出“speaker”的真实身份和权力。又如“ 拜年 (pay New Year call)”是中国特有的民俗文化, 特指在中国农历新年时亲戚朋友之间互相拜访, 交流感情.中国人注重社会以及人际之间的交流, 过年时拜年也是几千年来流传的习俗, 而西方人相对独立, 也没有过年时拜年的习惯, 因此没有特定对应的词存在. Pizza 是西方人非常喜欢的一种食品, 有点像中国的馅饼.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是缺少这一概念的, 自然是没有对应的词来翻译, 而翻译成馅饼又明显是不合适的. 再举一个例子,有些时候我们会遇到这种情况,英语中的一个单词我们能够很容易理解其含义,但却没有相应的词与之对应。“savoury”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其含义为“西方人在用餐后吃的一点点盐”,我们都知道,食物中含盐是很重要的,但过多又有害,所以西方人在餐后会补充一些,对于这个含义我们很容易理解,但是要表用相应的词来表达这个含义,在我们汉语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一种不对等。
二、对事物认识的文化差异。在西方神话传说中,dragon( 龙) 不是中国人心中的吉祥动物,而是表示邪恶的怪物。在中世纪,dragon 是罪恶的象征,圣经故事中恶魔撒旦(Satan) 就被认为是the great dragon。另外,dragon 还有“泼妇’的意思,由此可知,dragon 在英语国家人中所引起的联想与中国人的“龙”完全不同,所以,翻译时就要特别小心。东亚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四个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被西方人称为“亚洲四小龙”,将其翻译成英语Four Asian Dragons 恐怕不太妥当。有人建议翻译成Four Asian Tigers,这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文化信息的对等,因为tiger( 老虎) 在西方人心中是一种强悍的动物,至少不会让人联想到某种可怕的动物。所以说,将“亚洲四小龙’翻译成Four Asian Tigers 在文化信息方面基本达到了对等。再如,我国著名的“白象”牌电池,翻译成英语White Elephant,语义信息对等虽然不错,但从文化信息对等来看却是糟糕的翻译,因为white elephant 在西方国家中意思是“没有用反而累赘的东西”。由此可知,英语国家的人恐怕不会买牌子为White Elephant的电池,因为消费者不愿买“没有用反而累赘的东西”。那么。“白象”牌电池应该怎样翻译呢? 我们可以考虑用一种西方人心中象征着强大、有力量的动物lion来代替,将“白象”译成Brown Lion。如果买来的电池威力无比,顾客何乐而不为呢?
三、颜色的文化差异。不同文化的人对颜色的认识尽管有相似之处,但他们对各种颜色的感觉有可能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其原因在于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不同。
例如,蓝色在英语国家有忧郁的含义,美国有“蓝色星期一”(blue Monday),指心情不好的星期一。blue sky 在英语中意思是“没有价值”,所以,把“蓝天”牌台灯翻译成Blue sky Lamp,意思便是“没有用的台灯”,这样的台灯怎能销得出去呢? 另外,埃及人和比利时人视蓝色为倒霉的颜色。蓝色在中国人心中一般不会引起“忧郁”或“倒霉”的联想。尽管如此,世界知名品牌“蓝鸟”汽车并不是“伤心的鸟”的汽车,否则怎么会用Blue Bird 作为汽车商标呢? blue bird 是产于北美的蓝色鸣鸟,其文化含义是“幸福”,所以,英语国家人驾驶Blue Bird 牌的汽车,心中的文化取向是“幸福”。但是,驾驶Blue Bird 牌汽车的中国人恐怕不知道身在“福”中,而只感到驾驶世界名牌汽车是一种身价的体现和财富的象征。再如英语国家视“红色”为残暴、不吉利,红色意味着流血。在中国红色预示着喜庆,中国人结婚习惯穿红色衣服。经商时,商人希望“开门红”。经营赚钱了,大家都来分“红利”。某员工工作出色,老板发给他“红包”。美国人一般不喜欢紫色;法国入不喜欢墨绿色却偏爱蓝色。在马来西亚,绿色被认为与疾病有关。巴西人忌讳棕黄色。西方人视白色为纯洁、美好的象征,在中国白色有不吉祥的文化含义。在西方文化中,人们可能将绿色和“缺少经验”联系起来,而在中国绿色代表春天,象征新生和希望。#p#分页标题#e#
四、数字的文化差异。众所周知,在西方,“十三”被认为是不吉利的数字,所以,在西方国家,人们通常避免使用“十三”这个数字。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数字“十三”没有这种文化含义,但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近来这种蕴涵也被国人所接受。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九”因为与“久”同音,所以“九”经常用来表示“长久”的意思。例如,我国历史中,皇帝都崇拜“九”,希望其天下长治久安。因此,我国便有“999”药品。英语中的nine 没有这种含义。但不要把用“666”作商标的商品出口到英国,因为“666”在《圣经》里象征魔鬼。“七”在欧美国家有积极的意义。所以,商标为“7-Up”的饮料翻译或汉语为“七喜”,而不是“七上”。英语国家的人心目中的“七”相当于中国人的“八”。“七”对英语国家人是个大吉大利的数字,投掷中以“七”为胜利。商标还有Mild Seven、7-Eleven( 连锁店)。但在我国,“七”是个普通的数字。
以上是在翻译中常见的不对等问题和例子。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不对等,注意原文的意义和暗示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是一些翻译技巧,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解决翻译中遇到的问题。文化信息的传递是完全可能的,主要是通过翻译了解他国文化。文化信息的对等也是可能的,我们可以遵循奈达先生的“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 原则,这里的“对等”不能理解为数学意义上的等同,只能是近似的等同,即以功能对等接近程度为依据的近似。他认为翻译的目的应该是原文和译文在信息内容、说话方式、文体、文风、语言、文化、社会因素诸方面达到对等。为了达到这些对等,必须在翻译中进行调整。
一、如果在形式上贴近的译文对所指意义可能产生误解的话,必须对译文文字作某些变通;可以保留直译,但必须加上脚注来解释可能产生的误解。
二、如果在形式上贴近的译文,有可能导致对原文联想意义的误解,或者对正确理解原文的风格造成重大的损失,那么对译文进行必要的调整来反映原文的联想价值就十分重要。例如,将中国名酒“杜康”翻译成英语一般按发音译为Dukang,英语国家读者看到英语商标Dukang 时,只会把它与酒联系起来,而不会想到中国历史上酿酒的高手“杜康”,也不会像中国人那样把“杜康”(Dukang) 与“好酒”联系起来。所以,“杜康”作为商标,文化信息没有完全对等。不过,我们不妨可以用希腊酒神的名字Bacchus 作“杜康”酒的英语商标,这样,文化信息的对等无疑比“杜康”要好得多,因为Bacchus 会使西方人产生更多有关的联想。
三、一篇原文的翻译,必须产生与之相伴随的语码,这就常常要求在音位、词汇、句法及语篇等各个层面作一系列的调整。例如,Nike 作为商标能使英语国家人士联想到胜利,吉祥,因为Nike 一词在希腊神话中是胜利女神。传说中的Nike 身上长有双翅,拿着橄榄枝,给人们带来胜利和诸神的礼物,她是吉祥、正义和美丽之神。Nike 作为体育用品商标,我们可以把它音译为“耐克”,暗示Nike 牌体育用品经久、耐用,使用Nike 牌体育用品能在比赛中克敌。“耐克”可以说是较好的翻译,不过,英语单词Nike 所蕴涵的文化信息对中国人来说,不可能像英语国家人那样想起Nike 女神。翻译中文化信息被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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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汉两种语言的表达方式、语言习惯的不同,决定了它们所表达的相同事物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然而,由于语言之间的相通性、相融性,也决定了不同语言的相同事物之间又在某些方面存在着必然的共同性。英、汉姓名的异同就是其差异性与共同性的具体体现之一,而在其中所蕴涵的深远的文化底蕴是值得我们回味与咀嚼的。本文就英汉姓名的文化内涵及其翻译方法进行粗浅探讨。
姓名的翻译要遵循两个原则:“名从主人原则”和“约定俗成原则”。“名从主人原则”是指在翻译姓名时,要以该姓名所在国语言的发音为准,而不管该姓名是直接从原文译出的,还是从其他文字转译的。换言之,就是译哪个国家的姓名就要以哪个国家的音为准。如Skolovski“斯克沃夫斯基”(波兰语发音),而不译作“斯科路夫斯基”(英语发音)。“约定俗成原则”是指有些姓名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已经有了固定的译法,就应该继续使用下去,即使有的不够妥帖,甚至错了,但因多年来已为人们所公认和熟悉,这样的译名也该继续沿用,无须另定译名。如英国著名作家George Bernard Shaw正确的汉译名应是“乔治·伯纳·萧”,但过去该作家的名字一直被译作“萧伯纳”,变成了一个典型的汉名,我们也只有错误地沿袭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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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英汉两种语言被动结构的几个典型方面的比较论述来分析和比较英汉被动结构。
【关键词】被动结构 英汉被动结构对比
被动结构是语言表达的一种十分常见的结构,不论是在英语表达中还是在汉语表达中,被动结构都占有其一席之地。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英语和汉语的被动结构进行简单的分析和比较。
一、应用的广泛程度比较
在英语中被动结构用的要比在汉语中广泛,尤其是在科技英语中,被动结构的使用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同一个语境,同样的含义,英语往往用被动语态表达,汉语却习惯于用主动语态,主要原因是英文考虑的重点是事情,即受动者,而汉语考虑的重点则是人,即施动者。虽然汉语中有“被”字可用来表示被动,但是在更多情况下我们并不执着于主语与谓语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因而一般使用主动形式。比如,我们时常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但我们从来不说“人不可被貌相,海水不可被斗量”,因为我们知道动作的执行者是人。而英文要说:As a person cannot be judged by his appearance , so can the sea not be measured with a bushel.
英语中结构被动句用得广泛,汉语中结构被动句用得少. 英语中结构被动句用得广泛主要是因为不必说出主动者、不愿说出主动者、无从说出主动者或便于连贯上下文等原因。汉语中结构被动句用得少, 是由于汉语往往将宾语提前作为说话的主题, 而在动词上暗示被动语气, 即用词汇的手段表示被动, 从而呈现为意义被动句。另外, 汉语使用结构被动句时,大多数情况下要求施动者同时出现, 否则用主动句结构。
二、时态比较
英语被动语态有时态的变化, 是时态清晰句, 它的时态主要体现在助动词to be 的不同变化形式中。汉语是时态模糊句, 即汉语在“被”字句中, 没有特定的时态变化形式, 它的时态关系主要靠时间副词或上下文来体现。例如:
我没有被邀请, 但我还是来了。
I wasn’t invited, but I’ve come anyway.
英语时态很清楚“我”是过去(wasn’t) 没被邀请的, 但“现在”我已经来了。汉语句的时态就不如英语句那样清楚了, 只能根据句义: 既然已经来了,“没被邀请”肯定发生在过去。
三、语义含义比较
汉语中“被”是从“承受”“、遭受”的含义演变而来,因而曾经被认为是“不幸语态”(ineffective voice) ,主要用以表达对主语而言是不如意或不希望的事, 如“被捕”、“被剥削”等。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 这种含义已逐渐淡化,“被”字句也可用来表达主语所希望发生的事情, 如“她被评为三好学生”。尽管如此,大多数情况下被动意义仍然不使用“被”字句, 按照汉语的习惯, 如果句中无须指出施事,主动意义与被动意义又不致发生混淆, 一般就不用结构被动句,而用当然被动句。试比较:
It was done. 这件事已做了。
It was well done. 这件事做得好。
It was poorly done. 这件事做得不好/ 这件事搞坏了/ 这件事被弄坏了/ 这件事给弄糟了。
英语中,以上三个句子都可用被动句来表达,但汉语却可以用主动式,只有第三种意义才用被动句式。与汉语相比,英语中的被动语态几乎没有情感意义上的限制,它所注重的是形式上的合乎规范。英语的主动句和被动句所表达的是对同一件事的两种看法,强调受事者,使它处于中心位置,但并不涉及说话人和当事人对整个事件的评价和受事者是否遭遇不幸。例如:
John ate three apples just now.
Those apples are eaten by John just now.
第一个句子侧重的是当事人的动作和状态,它是对“What happened to John just now ?”这一问题的回答“, 约翰刚吃了三个苹果”,而第二个句子的信息重点就发生了转移,它应该是对“What happened to those apples ?”这一问题的回答,询问的重点是苹果的状况,“苹果刚被约翰吃了”,只是在讲述一个客观事实,并不夹杂说话者的主观感情。
四、翻译上的比较
一些英语学习者在做英汉互译时,往往认为汉语中带有“被、遭、受、由”等字的句子,应该译成相应的英文被动句;而英文的被动句则应译成汉语的被动句,但实际并非如此。英汉互译时未必都与其相应的形式来表示,这是因为中英两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模式) 不同。试比较下列句子:
Ⅰ 汉语被动句译成英语的主动句
① “把”、“将”句型译成英文的祈使句
把门关上。
不说The door is closed.
而说Close the door.
②“把”句型译成英文的SVO 结构
小王把衣服洗了。
不说The clothes have been washed by Xiao Wang.
而说Xiao Wang has washed the clothes.
③ “把”、“受”、“被”句型译为英文的其他主动句型
他应该受到责备。
不说He is to be blamed.
而说He is to blame.
Ⅱ 英语被动句译成汉语的主动句
① 英语被动句中的主语在汉语译文中做主语
He was fully occupied in writing letters.
他被写信充分占据了。(直译)
他忙于写信,一点空儿也没有。(意译)
② 英语被动句译成汉语的无主语句
Nothing can be done without money.
没有钱就无法做事。
③ 英语被动句译成加主语的汉语主动句,如:“有人、大家、我们、人们??”
A woman was heard moaning after midnight.
有人听到一名女子午夜后呻吟。
④ 英语被动句译成汉语带“希望、据报道、据推测??”等字的无主语句
It’s reported that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s were seen over our town last night.
据报道,不明飞行物昨夜在我市上空出现。
⑤ 将英语被动句中的主语译作汉语译文中的宾语
He was advised by the doctor to take up golf.
医生建议他打高尔夫球。
五、结论
本文通过论述及列举实例,对英汉被动结构进行了简单的分析与对比。英语与汉语的被动结构之间既存在着相同的方面,也有着不同。作为英语学习者,只有熟悉和掌握两者的异同,才能更好地理解与掌握两种语言。
参考文献:
[1]章振邦. 新编英语语法教程[M ].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3.
[2]唐燕玲. 英语动词被动语态初探[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3,
[3]胡曙中. 英汉修辞比较研究[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3.
[4]刘重德. 英汉语比较研究[M]. 湖南科技出版社,1994.
[5]王福祥. 对比语言学论文集[M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2.
[6]陈定安. 英汉比较与翻译[M ].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8.
[7]范晓. 汉语的句子类型[M ]. 太原: 书海出版社, 1998.
[8]翻译理论与翻译技巧论文集[C] .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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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成语是汉语中一种极具特色的语言现象,它具有丰富鲜明的文化色彩,并被广泛运用在现代汉语书面语和口语中,然而留学生学习成语时会遇到很多困难。本文意在通过对英汉成语的比较,了解英汉成语的差异,希望对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成语教学起到一定的帮助。
汉语的“成语”和英语的idiom是不对等的。《现代汉语词典》对“成语”的解释是:“人们长期以来习用的、形式简洁而意思精辟的、定型的词组或短句,汉语的成语大多由四个字组成”。《朗文当代英汉双解词典》中的idiom有两种含义:1、a phrase which means something different from the meanings of the separate words;2、the way of expression typical of a person or a people in their use of language。为了方便起见,本文中提到的成语是汉语定义中狭义部分和英语中的第一种含义。这里不对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进行区分。另外,文中所涉及到的汉语学习者特指母语为英语或者精通英语的留学生。
英汉成语的来源有一些是共同的,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下面从几个来源和出处对英汉成语进行对比。
1、生活方面
来自农业方面的成语:例如,英语中有to call a spade a spade,汉语中“瓜熟蒂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等。由于中国长期以来是以农耕为主的文化,所以来自农业方面的成语相对多得多。
来自航海方面的成语:例如,英语中to clear the decks等,汉语中“一帆风顺”、“同舟共济”等。由于西方的航海业发达,而中国长期以中原农耕文化为中心,航海业并不发达,所以这方面的成语英语要比汉语多很多。
来自商业方面的成语:例如英语中有to talk shop, none of my business等,汉语中有“奇货可居”、“利欲熏心”等。由于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所以来自商业方面的汉语成语大多含有贬义的色彩。
来自军事方面的成语:英语中 to put up the sword, 汉语中“破釜沉舟”、“偃旗息鼓”等。汉语中的相关成语大多和历史故事有关。
2、来自著名文学作品中的成语。英语中的成语大量来源于莎士比亚的作品,以及《伊索寓言》和希腊罗马神话等;汉语中的成语多来源于古代诗词歌赋,以及传世的寓言故事和神话传说。如“老骥伏枥”(曹操《步出夏门行》),“刻舟求剑”(《吕氏春秋》)等。
3、来源于宗教中的成语。英语中的这类成语主要来自《圣经》,如the forbidden fruit, Judas’s kiss;汉语中的相关成语主要来自佛教,如“五体投地”、“回头是岸”等。
通过对成语来源的对比可以看出,由于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大体相同,英汉成语在来源的几个方面具有相似性,而在每个来源的具体表现上则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在不同的来源分析方面,英汉成语表现为数量上的必然差别,这也是两种语言形成过程中受到不同价值观和对世界的不同认识所引起的。其次,不同的宗教信仰对成语的影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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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幽默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人类现象,在社会生活各方面起着重要的交际润滑作用。然而,由于原语和译语的语言文化差异,幽默语常常被认为是不可译的。本文尝试从语用学中的言外之力的角度来探讨如何使幽默的英汉翻译达到语用等值,从而克服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障碍,使源语中的幽默语言的言外之力传入目的语中,使幽默的语用效果能够完整的阐释出来。本研究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研究翻译活动,希望能够为翻译工作者提供一些建议以便更好的指导翻译实践。
论文关键词:幽默;言语行为理论;言外之力;翻译
一、引言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跨语言的交际活动,其目的是获得最大限度的等值。而语用翻译的最终目的是使原语的语用效果和交际功能在目的语中得到最大的重现。显然在翻译的过程中,翻译出原语的字面意思并不难,难的是能够最大限度的把原语的言外之力和隐含意义准确的转化到目的语中,使目的语的读者能够获得与原语读者相同的感受和语用效果。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不仅要能准确的译出原语的话语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做到言外之力的等值,使原语的语用意义能够得到重现。
幽默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人类现象,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由于语言文化意识形态的差异,幽默常常被认为是翻译中的难点,甚至是不可译的。尽管如此,很多翻译学者还是在不断的研究,希望能够提出与各种类型幽默相对应的翻译策略。本文作者认为,既然幽默话语的最重要的是语用效果,那么我们就可以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来使原语带给读者的幽默效果传递给译语读者,以达到语用等值.要达到幽默翻译的语用等值的话,译者就必须要准阐释原语的语用意义,并且能够采取恰当的措施把原语的言外之力也准确的表现出来。本文从语用翻译的角度来探讨幽默翻译,在翻译过程中力求使原幽默语的字面意义,说话人的意图,语用意义,隐含意义得到准确传达的同时也能够把原幽默语篇的言外之力也展现,以便在幽默翻译中达到最大限度的语用效果。
二、幽默的定义和分类
幽默包含了很多复杂的元素,关于幽默的研究也异常繁杂,因为涉及到生理学、人类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等很多学科。这也是为什么幽默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可以让各个学科都认可的定义。关于幽默的定义有:“幽默是有趣或可笑而意味深长”。“幽默是指一些奇怪的、滑稽的或者有趣的动作、语言、文字或者表情所产生出来的种愉悦”“幽默是一种让人发笑的,激起乐趣的素材,或者是一种能够识别、演绎,或者表达引人发笑的活动的能力”。从以上的定义种可以看出来尽管对于幽默没有统一的定义,但是总的来说幽默是一种“好笑、有趣的行为或陈述,是任何让人觉得滑稽,能够引来笑声的事。”幽默的分类法繁多,依据幽默与语言的关系,幽默可以分为言语幽默(verbalhumor)与非言语幽默(non-verbalhumor)。而言语幽默的分类也是多样的,J.R.Schmitz从教学角度将幽默划分为普遍幽默(univorsalhum or)、文化幽默(culturalhmu or)和语言幽默(1inguistichmu or)。从翻译学和幽默研究来看,这种分类法也有其合理性。[6]言语幽默的可译度是一个连续统(continumu)或渐变体(cline),不存在所谓的一分法(dichotomy),即绝对的可译与绝对的不可译。该连续统显示,言语幽默均具备可译性,只是多大程度上可译彼此有差异。
三、英汉幽默的区别
1.语言方面的区别
首先,幽默常常是由声音产生的。英语和汉语属于不同的两个语系,构词和发音都有很大的区别,所以两种语言的由语音产生的幽默是很难互译的。其次,英语中的幽默常常涉及到文字游戏和一词多义英语是一种派生语言,很多单词都是通过曲折变化形成的。但是汉语是完全的分析语言,所有词都是组合在一起的。最后,句法模糊往往会被用于幽默之中,对于给定的一个句子,读者可以根据词或者是对句法结构模糊性可以产生多种理解。英语的句子是树形结构的。汉语的句子则是层层递进的。
2.文化方面的区别
广泛的说,文化这个词指的是人类社会总的物质的精神文化成果。Robertson认为”cultureconsistsofallthesharedofhumansociety’唧文化包括人类社会共享的所有东西。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虽然会有一些相似的文化因素,但是相似只是相对而言的,而不同才是绝对的。不同的历史、宗教、政治、地域、风俗,语言系统、思维模式都是文化差异产生的原因。每种文化都会有独特的幽默风格,而这种幽默就会成为跨文化交际的障碍,因此,有一定的文化方面的背景知识是理解幽默的前提。
四、言外之力和幽默翻译
1.言外之力
l9世纪50.60年代,Austin创立了言语行为理论(speechacttheory),又称言语行为三分法,即言内行为(10一cutionarycat)、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act)、言后行为(1~rlo—cutionaryact)。Austin的学生Searle。对其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他认为,任何一个言语行为至少包括二部分:(1)说出行为(utteranceact),即说出一些词或语句;(2)命题行为(propositionalcat),即对某些事物进行指称和断定;(3)以言行事行为(illocutionaryact),表示陈述、提问、允许等意思。
Austin和Searle都认为,以言行事行为表示主语在被说出时具有某种力量,可用一个逻辑式来表达:Fp()P是以言行事行为的命题内容,而这个命题内容是与一定的以言行事的力量相伴出现的,即P所表达的含义已经超越了命题内容本身,添加了一些力量,这些力量对听话者的行动、思想或信念等产生某种后果或影响,以下将这种力量简称为言外之力(illocutionaryforce)。如通过论证来说服别人或使别人相信,通过告知使人确信等。这种言外之力必须借助于一定的场景和合作者才能产生,因此可以发现言外之力在话语分析中表现得最为强烈。戏剧剧本是以对话为主的语篇,其中的一些对话就必然具有做事的力量。针对对话这种形式,美国语言哲学家GriceH P首先提出了“会话含义”(conversationalimplicature)“合作原则”(cooperativeprinciple)。Searle随后又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说明用于实施间接言语行为的语句有两种语力:字面之力(1iterlaforce)和言外之力。“间接言语行为是言外之力通过字面之力的表达方式间接实现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语句的字面意义和谈话人的话语意义的关系问题,揭示了语句的结构和功能之间存在着非直接的多元关系,这是对“会话含义”理论中单项意图的补充和修正。本文将言语行为理论运用到幽默翻译中,结合例子具体阐释言外之力的对等在翻译实践中的重要意义。
2.从言外之力的角度看幽默的翻译
言语行为理论认为,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不仅要能准确的译出原语的话语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做到言外之力的等值,使原语的语用意义能够得到重现。发话者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其语用目的,幽默也不例外,那么幽默的翻译就不能仅仅停留在翻译其本身的字面意思的层面上。根据对幽默翻译的分析,在翻译过程中言外之力的等值达到的程度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1)译者是否漏译了原文的言外之力
例lST:”Whydon’tyou go to chruch?”the ministeraskedtothenon-chru ch goer.
W ell,rlltellyou.The firsttime 1wentto chru ch theythrew waterinmyfcaeandhtesecondtimetheytiedmeto awomanI’ve hadtokeepeevrsince.”
‘Yes,”saidthemiinster,’dthenexttimeyougo they‘IIthrow dirtonyou.”
Tr:“你为什么不去教堂?"牧师问一个老不去教堂的人。
“哦,听我说,第一次去教堂,他们往我脸上洒水,第二次去他们又将我束缚于一个女人身上,害得我到现在都甩不掉。”
“是这样啊,”牧师说,“下次你再去他们就要往你身上撤土喽。”
这个例子体现了文化的差异对幽默翻译的阻碍。在西方国家__是文化的一种体现,如果我们对西方文化有一点了解就知道,这里主要说的是__徒的洗礼、婚礼还有葬礼,然而,如果读者没有一点这方面的背景知识,译者也没有给一点提示,那他就根本不能理解这个幽默的言外之力了。
(2)译者是否增加了原文没有的言外之力
例2:S IsomehowfeItthatIhadoneprominentadvan—tageoverthesegentlemen,andthatwas——gOod charcater.Itwaseasytoseebyhtenewspapersthat,ifeevrtheyhadknownwhatitwastoberaagoodname。thattimehadgoneby.(Run一ningForGovernor)
1T:我总觉得自己名声不错,同这两位先生相比,这是我显著的长处。报纸上很容易看出:如果说这两位先生也曾知道爱护名声的好处,那是以往的事情。(《竞选州长》)原语中的幽默之处在他提到他自己的优势”good character时,有一种讽刺的意味,其实在美国竞选的所有人都知道好名声的重要性,只是他们在报纸上鼓吹自己时受到了其他的人攻击,渐渐变得臭名昭著了。丽马克·吐温有好名声仅仅是因为他根本什么都没有做。译文把原文的言外之力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了,并没有增加任何多余的成分,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个翻译很好的实现了言外之力的等值。
(3)译者是否错译了原文的言外之力
例3;在红楼梦的第30回,宝玉回到怡红院敲门,发现没有人给他开门,他很生气,等到袭人给他开了门,宝玉就一脚踢在袭人的肋上。袭人一面忍痛一面笑着说:“才刚是我淘气,不叫开门的。”
IT:a."No,itwa8myown sillyfault.Ishouldhaev madethem openthegate andnotgonetoopenitmysel~”
b.TodayFm toblamefornotlettingthem openhtegate.”
袭人说这句话主要是想要承担没有开门的责任。第一个翻译把原语的真正意图也就是言外之力理解错了,有一种很浓的解释和辩解的意味在里面;而第二个翻译就直接按照袭人说的话翻译了出来,没有加任何东西反而把袭人话语的意图准确的表达出来了,因此我们可以说第二个翻译做到了言外之力的等值。
五、结论
幽默带给人们欢笑,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积译幽默,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操不同语言的人们互相之间得以分享幽默。好的幽默翻译,不仅应当译文地道,而且能够准确地传递其中的文化信息,使译文读者理解幽默的内涵。译者应明确幽默翻译的目标,即语用等值,以及言外之力的对等在幽默翻译中的重要性,通过保持两种语言的言外之力的等值,使译文读者理解幽默内涵并达到欣赏幽默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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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但事实上,翻译是一件实践性很强的事情,它绝对不是简单、机械地把一种语言换成另外一种语言的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译者会遇到很多想象不到的实际困难。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它对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语言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的互相交换,也是两种文化的传递。文化在翻译中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正如美国著名翻译家尤金• 奈达所说:“要真正出色的做好翻译工作,掌握两种文化比掌握两种语言甚至更为重要,因为词语只有运用在特定的文化中才具有意义。例如在翻译工作中,首先遇到的就是词的问题,而要处理好词的问题,首先要明确什么是词。“不同语言之间词的不对等问题”也是翻译中时时遇到的棘手问题。翻译中,对等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对等才是绝对的,完全的对等是不存在的。因此,对等词的选择也就只能是相对对等词的选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际的过程是跨文化交际。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风俗习惯、风土人情、文化传统,因此,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必须了解掌握本国与异国的民族文化差异,并设法使这些差异在传译过程中消失,同时在译入语中找到准确的词语,使异国文化在译入语中再现。本文就翻译中词的不对等现象进行探讨并提出几点解决方法. 首先是词汇层面的不对等现象。所谓“不对等”,即指译入语没有与译出语中的词语直接相对应的词.这种 “不对等”有程度上的差别: 有时为完全不对等,有时为部分不对等, 因此造成困难的程度也不等.下面就几种词汇层面上的不对等现象进行讨论.
在西方神话传说中,dragon( 龙) 不是中国人心中的吉祥动物,而是表示邪恶的怪物。在中世纪,dragon 是罪恶的象征,圣经故事中恶魔撒旦(Satan) 就被认为是the great dragon。另外,dragon 还有“泼妇’的意思,由此可知,dragon 在英语国家人中所引起的联想与中国人的“龙”完全不同,所以,翻译时就要特别小心。东亚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四个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被西方人称为“亚洲四小龙”,将其翻译成英语Four Asian Dragons 恐怕不太妥当。有人建议翻译成Four Asian Tigers,这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文化信息的对等,因为tiger( 老虎) 在西方人心中是一种强悍的动物,至少不会让人联想到某种可怕的动物。所以说,将“亚洲四小龙’翻译成Four Asian Tigers 在文化信息方面基本达到了对等。再如,我国著名的“白象”牌电池,翻译成英语White Elephant,语义信息对等虽然不错,但从文化信息对等来看却是糟糕的翻译,因为white elephant 在西方国家中意思是“没有用反而累赘的东西”。由此可知,英语国家的人恐怕不会买牌子为White Elephant的电池,因为消费者不愿买“没有用反而累赘的东西”。那么。“白象”牌电池应该怎样翻译呢? 我们可以考虑用一种西方人心中象征着强大、有力量的动物lion来代替,将“白象”译成Brown Lion。如果买来的电池威力无比,顾客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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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颜色词在英汉两种语言中有着丰富的内涵,在文化心理和民族习俗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从黑色、白色的中文和英文含义可以看出中西文化的差异。了解并掌握这些颜色词汇的差异,对克服中西文化冲突,推动中西文化交流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关键词:颜色词;中西文化;差异
自然界是五颜六色的。颜色在人们心目中会产生特定的含义,引起特定的联想,激发特殊的反应,这就是颜色的社会内涵。汉语和英语中有不少颜色词反映出不同的文化心态和感情色彩。特别是汉语,自古以来就有丰富多彩的颜色词。同样,在英语中,也有不少能够折射出西方文化的颜色词。但由于英汉民族自然环境、社会制度、风土人情、文化背景不同,其内涵意义既有相似点,也有不同点。下面就中西方文化中黑色和白色颜色词的象征意义进行一些对比和探讨,以期对英语学习者带来些许兴致,提高英语学习者学习英语的热情,以及加深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了解。
一、黑色(black)
黑色(black)在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文化中的联系意义大致相同。例如,黑色是悲哀的颜色,英美人在葬礼上穿黑色服装,中国人在葬礼上戴黑纱。英语中的Black Friday指耶稣在复活节前受难的星期五,是悲哀的日子。同时,黑色都代表黑暗、阴险、邪恶。比如汉语有黑社会、黑帮、黑幕,而英语中也有类似表达。如: black money(黑钱,指来源不正当而且没有向政府报税的钱); black market(黑市交易或黑市意为暗中进行政府禁止买卖的商品或外汇的交易,或指进行违法的投机市场); black market price(黑市价格); black day(凶日); black future(暗淡的前途); blackmail(勒索); black list(黑名单)。
但是,黑色在英语和汉语中也有不同的含义。黑色在中国古代象征尊贵、刚毅、严正、铁面无私、憨直、神秘等褒义。在戏剧脸谱中,往往用黑色脸谱象征人物的刚直不阿、严正无私或憨直的性格。另外,它又由于其本身的黑暗无光给人以阴险、毒辣和恐怖的感觉。它象征邪恶和反动,如指阴险狠毒的人是“黑心肠”,不可告人的丑恶内情是“黑幕”,反动集团的成员是“黑帮”、“黑手”,把统治者为进行政治迫害而开出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名单叫“黑名单”,它又表示犯罪、违法,干盗匪行径叫“走黑道”,称杀人越货、干不法勾当的客栈叫“黑店”,把违禁货物叫“黑货”,违禁货物交易的场所称为“黑市”,利用非法手段得来的钱叫“黑钱”,把有组织犯罪并以实施某些犯罪为目的而形成的结伙、帮派、集团或组织称为“黑社会”等。
在英语中黑色也有其自己的文化内涵。众所周知,__文化对英美人影响深远。在《圣经》里,黑色象征魔鬼、邪恶、痛苦与不幸。所以,黑色(black)是西方文化的基本禁忌色,它象征死亡、凶兆和灾难,如black death黑死病, to wear black for her father为她父亲戴孝, black words不吉利的话, a black letter day凶日; 它又象征邪恶和犯罪,如Black Man邪恶的恶魔, a black deed极其恶劣的行为, black guard恶棍、流氓, blackmail敲诈、勒索;它也象征耻辱和不光彩,如a black mark污点,black sheep败家子, a black eye丢脸、坏名声;它还象征沮丧和前途暗淡,如black dog沮丧,意气消沉,The future looks black前途暗淡。在英语中black还象征气愤和恼怒。如: black in the face(脸色铁青); to look black at someone(怒目而视);He gave me a black look.他怒气冲冲地看着我。在文学及表演艺术上,黑色代表虚伪(falsehood),错误(error),因而,black humor(黑色幽默)指的就是一种荒诞、病态、过分夸张的幽默。
有趣的是,商业英语的be in the black却有好的意思,表示“有盈余”, 再比如:black figure / in the black(盈利、赚钱、顺差); black figure nation(国际收支顺差国)。
由此可见,黑色的英汉文化内涵还是有不少差异的。正是由于这些文化差异,在翻译过程中,有时候英语的“black”和汉语的“黑”是 不能等同的,比如:black sheep“败类”;black eye“丢脸”;black tea“红茶”;black swan“稀有罕见的东西”;black leg“工贼”;in one’s black books“被某人嫌恶”;black coffee(不加牛奶的咖啡); 而汉语中一些有“黑”的词不也能用black表示,如:黑心evil mind ; 黑手evil back stage manipulator; 黑幕inside story; 黑线a sinister line ; 黑话 (argot)、黑暗 (dark),黑面包 (brown bread). 这些都是我们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应该注意,以免陷入颜色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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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白色(White)
“白”在汉语里常有不吉祥之意。如“白事”指“丧事”。丧事人家贴白纸,穿白衣、戴白帽,以表示哀悼。旧时,迷信的人把给人带来灾祸的人称为“白虎星”。称智力低下的人为“白痴”;把出力而得不到好处或没有效果的叫做“白忙”,“白费力”或“白干”。它还象征知识浅薄,没有功名。如称平民百姓为“白丁”、“白衣”;把缺乏锻炼,阅历不深的文人称为“白面书生”。“白”也象征反动、腐朽、落后,如“白色恐怖”、“白区”。这些都含贬义。当然在汉语中,白色也有用于褒义的一面。白色给人以洁净、明亮的感觉,因此我们可以说“洁白如玉”、“白雪阳春”。白色还象征着“正义、光明、善良”,如“白衣天使”。正义的东西总是敢于公开的,是光明磊落的,因而,它又象征“正当、合法”。如“白色收入”、“白道”、“白市”。
西方文化中的white除了表示“白”以外,还象征高雅纯洁、高尚、公正、幸运、吉利等,因此它是西方文化中的崇尚色。据__《圣经》记载,以色列人祭祀上帝的供品都是白色的。因此白色被当做节日的颜色,总是与好兆头联系在一起。对英民族而言,象征纯洁、幸福、希望、和平、光明、权力、美丽、善良是英语“white”词义中的主导方向。如英民族举行婚礼时,新娘总是身着白色衣裙,戴白色面纱,称white wedding(穿白纱的婚礼),取其纯洁之义。西方格林童话故事中“Snow White”,白雪公主是聪明、善良、美丽的化身,深得世界各国儿童广泛同情和喜爱。在The Bible《圣经》故事中,天使总是长着一对洁白的翅膀,头顶上悬浮着银白色的光环。在《圣经》中,白色的绵羊white sheep指代的是美好而善良的东西,而“black sheep”指的是败家子、害群之马。在弥尔顿(John Milton)的《失乐园))中,撒旦和其他天使都是白色的,但当撒旦被逐出天堂打人地狱后,他被烧成了一个黑色的魔鬼。又如英语中:white day是“吉日”;white soul为“纯洁的心灵”;white man指“高尚的人”;white hat指代“好人”; white lie为“善意的谎言”。This is very white of you (你真诚实), white-handed(正直的), a white witch (做善事的女巫), white hope(被寄予厚望的人或事)。汉语中的“清白无辜”、“洁白无瑕”与英语中的white意义相近。这些都是white的褒义用法,当然在一定场合中white也可用作贬义,比如white用于形容心理情感的变化时;white-hot(愤怒的);white feather 不是白色的羽毛,而是懦弱的意思;white -faced不是皮肤白的,而是由于生病脸色苍白的。
英语中许多含white的词组汉译时常不能直译为“白”。例如:a white night(不眠之夜),white elephant(累赘无用的东西),white alert(空袭解除警报),white coffee(加牛奶或奶油的咖啡), white war(不流血的战争), white crow(罕见之物),white alloy (假银),white area (闲置地区),white chip (微不足道的东西), white sepulcher(伪君子,伪善者),white feather(胆小鬼,懦夫),white-haired boy (得宠的人,宠儿),white market(合法交易),white shoe(女子气的;未成熟的)和white room(无尘室)。反过来,汉语中的“白皮肤”也不能译成she has a white skin,而应译为she has a fair skin。在涉及到人的皮肤时英语的fair与汉语的“白”相对应。
三、结束语
通过对汉英“黑”、“白”两种颜色象征意义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汉英民族对颜色自然本色的认识和感受大体趋同,但颜色词的象征意义在不同的民族文化里有很大的差异。虽然“黑”、“白”两种颜色并不能代表所有的颜色词,也不能揭示出所有颜色词的象征意义,但是,它们所代表的象征意义对我们理解汉英文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颜色词象征意义的差异折射出中西方文化的不同,所以研究颜色词的象征意义对于跨文化交际而言是非常必要的,应该引起语言学习者的足够重视。
参考文献:
[1]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
[2]马贞如.英汉语中“色彩词”的理解与翻译[J].广州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0,(7).
[3]邵志洪.汉英颜色词使用的比较[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4,(1):87-92.
[4]邓克凤.谈颜色词的英汉文化内涵[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9):1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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