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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独立于世界而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就意味着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出现危机后,有可能引发国际社会的动荡。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全球经济危机论文,供大家参考。
肇始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在短时间内形成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并在一定程度上演化为全球经济危机。自2007年8月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以来,尤其是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倒闭之后,美国政府实施了极其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以稳定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但是旧的危机还没解决,新的危机又猝然来访,2010年以来,欧债危机导致的金融危机又让欧元区乌云密布。面对危机,资本主义原有的制度、理论束手无策,中外学者和政治家开始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著作,以期从中找到解决危机的良策。《资本论》重又热销,“马克思主义”又热了起来,喧嚣过后,人们开始将危机的根源指向“资本”,指向“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
一、马克思主义对虚拟资本的深刻揭露:
“虚拟性”和对世界人民的剥削是当代金融资本的本质虚拟资本范畴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商品价值形式的分析,尤其是通过对信用制度下复杂的金融关系的分析所做出的深刻而形象的概括。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虚拟资本的本质,同时看到了虚拟资本的扩张性,以及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运行的关系,从资本的运行规律出发,科学而富有远见地预见了虚拟资本的产生和发展及对经济的巨大影响。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的信用工具,可以加速资本的周转,促进资本的集中和股份公司的发展,广泛利用社会上的各种闲散资金,从而满足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但同时,虚拟资本又是资本主义信用投机的工具,它会造成虚假的经济繁荣,加速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爆发。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已经对虚拟资本的概念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和认识,“虚拟”正是当代资本主义金融经济的本质:它可以作为资本增值而当作商品来买卖,但它自身并没有任何价值。它与实体资本的共同之处在于:可以通过循环运动瓜分利润,更直接的“G-G'”的过程撇开了“G-W-G'”的周转。马克思认为,伴随着这一过程虚拟资本出现了,它也是生息资本的派生形式。而信用制度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从而资本也会越来越虚拟化。同时,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金融衍生工具和金融衍生品五花八门,虚拟资本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展,虚拟资本额已远远超过实体资本。当人们读到马克思关于“目前金融危机……不过预示着它会有更残酷、更有害的结局。危机拖得越久,后果也就越坏”[1]的论述时,当人们看到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即将发展成为经济危机的预想时,当人们重新发现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根源所做的全面而深刻的分析和阐述时,就好像是马克思在一个半世纪前就已经对现在发生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作了科学预言和科学分析。这是马克思在西方再次受到青睐的重要原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资本主义虚拟经济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表现为个别企业或公司的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经济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表现为市场经济中生产盲目扩大的趋势与广大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历史和现实证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是正确的、科学的。美国实体经济全面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在之前没有爆发的原因是,追逐利润最大化的金融“创新”制造了短暂的虚假需求;而虚假繁荣暂时推迟了普遍生产过剩导致的经济危机的爆发。但虚假需求绝不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也不是有效需求,它只能缓解矛盾却不能根除矛盾。而且在虚假需求的泡沫破灭后,危机会以更猛烈、更具破坏性的态势爆发,一次次的破坏会越来越逼近人类生存的极限。
二、次贷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
虚假的、透支的“生产过剩”与短暂的、不可持续的“消费狂欢”实际上,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便开始研究资本主义周期性的、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资本论》的写作并问世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完成。马克思的论述深刻而透彻,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资本生产相对过剩引起的危机。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过剩”的真正含义,是“相对过剩”而不是“绝对过剩”,资本家的“生产过剩”与劳动人民的贫穷存在于同一时空。马克思说:“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2]548“在世界市场危机中,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和对抗暴露得很明显”[3]570。马克思还用生动的语言说明经济危机的表现和原因:棉布充斥形成市场停滞,工人“当然需要棉布,但是他们买不起,因为他们没有钱,而他们之所以没有钱,是因为他们不能继续生产,而他们之所以不能继续生产,是因为已经生产得太多了”[3]596-597。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社会基础和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即不断扩大的社会生产能力与相对有限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新的‘恶性循环’。”[4]社会性的生产同资本主义占有制之间的这个基本矛盾是危机的总根源。危机的爆发让矛盾暂时得以缓解,但是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就不可能彻底根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家进行生产的唯一目的,剩余价值规律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驾驭一切的绝对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美国政客及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常常津津乐道:美国普通民众均持有股票,“人人都是资本家”。其实,这是一个骗局,真相是占人口10%的富人持有美国股票市值的89.3%和全部债券的90%,而普通员工持股之和仅占全部股票市值的0.1%[5]。贫者越贫,富者通吃,且后者的奢侈建筑在前者的贫穷之上。这就是只顾“效率优先”所建构的今天美国的社会现实。垄断资本不仅对内欺瞒、剥削本国人民,而且也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剥削者与公敌,金融资本对世界的控制就是对整个世界的剥削。斯蒂格利茨说得好:“发展中国家在自己也非常需要的时候,几乎以零利率借给美国数万亿美元。这反映了问题的实质。”估计以此种手段使世界上的财富每年进入美国的数额约占美国新增长GDP的30%,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食利国。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它以破坏性的调整强制地实现社会生产,以及生产与消费的合适比例,使社会走上新的经济发展周期。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占有的基础仍然存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经济危机的根源无法消除,各种矛盾经历一定阶段的积累尖锐化起来,还会爆发再一次的危机。这次世界经济危机的缓冲地几乎已涵盖整个地球,不知下次如何缓冲?美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危机给生产和贸易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试图解决经济危机问题的代表人物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主要是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此时,国家干预在西方国家处于主流地位。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除了市场调节,同时也存在政府调节。不仅宏观经济领域存在政府调节,微观经济领域也存在政府调节。例如,在金融业中存在政府调节金融的政策,即媒体所说的政府对金融的监管。但凯恩斯主义也只是延缓了经济危机的发生,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虽然诱导了投资并增加了总需求,但这需要大量的货币来支持,加大货币发行量是最常用的手段,结果是出现了“滞胀”,即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和失业增加并存。面对棘手的滞涨问题,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上升到主流地位。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是私有化、自由化和非调控化,取消或放松对金融业的监管。新自由主义将一个虚假的“居者有其屋”的“美国梦”呈现在民众面前,但是次贷危机的爆发,无力偿还住房抵押贷款的家庭数、无家可归的人数激增,证明了克林顿—布什“美国梦”的破灭。新自由主义解决了凯恩斯主义所造成的问题,但没有解决经济危机问题。当资本主义发展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已不满足于作为生产资本的“从属”和“配角”的地位,逐步与实体经济脱节,完成了由服务于生产资本向主宰生产资本的异化,完成了由“协助”生产资本并分割其剩余价值向直接“圈钱”的演化[6]12。美国经济由此创造了20世纪末十年高速增长的“神话”,西方的学者和政客因此预言“新经济”结束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周期性窠臼”。与此同时,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美国民众家庭已经入不敷出,消费信贷急剧增长,从1971年到2007年的36年间,美国民众的消费信贷从1200亿美元激增至2.5万亿美元,增加近20倍。这还不包括高达11.5万亿美元的住房负债,如将两者相加,总共负债4万亿美元,比美国一年的GDP还要多,平均每个美国人负债近5万美元,当然,负债最重的还是低收入者[7]。虚假繁荣与深重的危机并存,自2000年第四季度开始美国经济增长急剧降温,固定资本投资大幅下降,失业迅速增加,生产大量缩减,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1.4%,为过去数年来的最低增幅。在增长速度降低的同时,少数富人的财产份额却迅速增大,财富两极分化更加严重。在这种经济形势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更加激化。为了刺激消费,提高经济增长率,美国政府为市场提供了丰富的流动性,利率和风险溢价均较低,贷款发放机构有丰富的资金,并愿意承担更多的风险。同时,贷款发放机构忽视次级贷款产品风险的防范和控制,采取了激进的信贷策略,利用五花八门的金融衍生工具,多方分散和转移贷款风险,以“低风险、高回报”为诱饵进行推销,从世界各地吸引巨额资金,供美国国内放肆扩大消费,使金融资本获取惊人的高额利润。美国《新闻周刊》报道:“这些金融衍生品经过包装和再包装,最终变得面目全非,没有人知道它们到底包含什么内容,或者它们到底值多少钱。”这也为日后市场低迷、恶化时出现资金链断裂留下隐患。次贷危机实际上是美国国际金融垄断集团及其守门人美国当局共谋的恶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泡沫,对于现状,美国政府熟视无睹。对待已形成的经济泡沫听之任之,甚至不断制造新的泡沫去转移风险、转嫁危机,是华尔街的“现代炼金术”,也是美国金融当局默认和鼓励的惯用手法。用泡沫掩盖矛盾,致使矛盾因长期积累、发酵而孕育更大的危机,终于在极度膨胀后破灭了。由此可见,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居民消费能力相对缩小的矛盾的积累,是爆发这场经济危机根本的、深层次的原因。
三、虚拟经济的发展远快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是对人自身的否定
马克思指出,“诱人的高额利润,使人们远远超出拥有的流动资金所许可的范围来进行过度的扩充活动”[2]。实体资本和虚拟资本的本能都是追逐自身增值。而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是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有寄生性,它从实体经济中产生,又依托于实体经济系统,虚拟经济不可能离开实体经济系统而存在。没有企业,没有生产活动,就没有物质财富的产生,钱(或货币)就是虚的。高智商的金融精英们却犯了弱者的致命错误:他们在制造赚钱机器的同时,又制造了制造次贷泡沫、金融泡沫和经济泡沫的机器,制造了杀伤力极大的“定时炸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虚拟资本有它的独特的运动。独特性的意思是,虚拟资本是“现实资本的纸质复本”,是现实资本的代表,但它却可以独立于现实资本而运动。它通过不停地转手,使其价格即市场价值超出或低于它的现实价值不停地运动。从主要经济发达国家近几十年的货币增加和经济增长可以看出,货币的供给远远大于经济的增长。世界没有创造那么多财富,却创造了更多的货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差距越来越大,成了超越实体经济的脱缰之马。虚拟经济大大超过实体经济后,实体经济必然面临着较大幅度的通货膨胀。虚拟经济的发展有进步的一面,但不受控制的虚拟资本,藐视劳动的价值,忘记了发展的目的,忽视了马克思所讲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深刻的论述,同时也是对资本主义所提倡的人权、人道的极大讽刺。没有“人”这一挥动历史鞭绳驱动历史车轮的“车夫”,虚拟经济就如脱缰的野马,必将拉着资本主义的马车面临坠落万丈深渊的危险。
四、必须遏制资本的贪婪,坚定复兴社会主义
追求尽可能多的高额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绝对规律,资本的这种贪婪本性导致资产阶级不顾一切地扩张。同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要不断地占有财富,不断地剥削和压榨无产阶级来使自己获利,最终导致了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人民的消费能力和水平不断萎缩。资本逐利的天性导致的生产不断扩大与消费不断萎缩这一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的矛盾。私有制是形成金融危机的深层次的制度原因,金融资本的独立性、逐利性和贪婪性是金融危机形成的直接原因。次贷危机尽管爆发在金融领域,但这场危机很快就扩大到实体经济领域,演变成了经济危机。从本质来看,这场危机的本质依然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美国的金融创新出发点是为了刺激消费,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不是真正地为全体社会成员考虑,它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所以不仅没有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反而搅乱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打乱了金融秩序。美国政府2008年11月17日表示,现在大约有3620万美国人吃不饱,其中有1/3的人有时会挨饿。美国政府2009年4月2日又表示,靠领取食品券生活的美国人已经高达3220万,是创纪录的数字。资本主义设计透支消费本来是为了促进消费,解决生产过剩这一问题,始料不及的是透支消费的膨胀并没有使真正的消费需求即有效需求增加,这种寅吃卯粮的做法,反而使得消费能力更加不足,“生产过剩”更加严重。问题的严重性远不止如此,近几年,美国爆发的严重金融危机和全面经济危机,使部分资产大幅缩水,其资产总市值已经在其国家债务总额75万亿美元之下。资本不能获得利润就会死亡,资本的逐利性导致资本与利润高的行业有着天然的吸引力。一国之内,资本会持续地嗜血一样在利润高的行业之间游走。资本的天性就是获取利润,而不会考虑社会需求,一旦这个行业利润降低,资本就会撤出,在此过程中,供求关系就会起作用。在全球化时代,资本冲出一国主权范围的限制,在世界的几乎所有领域游走,剥削、剥夺全世界人民的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全世界范围内两极分化的矛盾愈加突出。资本在全世界的游走,将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扩展到全球,资本在各个领域的进出,也导致全世界范围各种商品价格的波动。生产相对过剩的矛盾伴随着资本生产关系的全球化愈加突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公敌,因此,西方一些媒体对全球化的实质并不都加以掩饰。例如,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发表《全球殖民主义》一文,把当前的全球化与全球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全球化“是规则制定者的全球化,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这两面旗帜掩盖了……将产生灾难性后果的新殖民主义。”美国《耶鲁全球化》在线杂志的文章说:“对冲基金、不可靠的企业债务评级公司、虚假的抵押体系以及‘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的流动公司已经占领了全世界。”美国原国务卿基辛格比较直率地说:“全球化对美国是好事,对其他国家是坏事……因为它加深了贫富之间的鸿沟。”资本的贪婪性和投机性导致虚拟经济倾向在流通领域以获得短期暴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本是通过在生产领域创造剩余价值和利润来实现扩大再生产的,而货币资本则不同,它更加自由自在,可以在流通领域通过各种对生产生活有利和不利的财富转移短期行为获利。货币资本可以借助电脑网络在全球流动。虚拟经济的特点是不创造价值,但是可以分配和转移财富。虚拟资本的产生是为了服务实体经济,担负着正确引导实体经济发展方向的任务,而一旦资本被贪婪性驱使着绕开实体经济的生产领域,直接进入虚拟经济领域去进行投机行为,将会造成两方面后果:一方面虚拟经济不断膨胀,生产出过剩的虚拟商品,而这部分本来就生产过剩的虚拟商品会造成虚假需求,从而误导实体经济生产出过剩的物质商品,于是生产领域物质商品与虚拟生产都生产过剩;另一方面,虚拟经济通过财富的分割与转移拉大贫富差距,使广大劳动人民更加贫困,消费水平下降。虚拟经济这把双刃剑使世界经济产生了新的薄弱环节。而社会主义的复兴是人类共同的未来。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人类历史上私有制的最高形态也是最后的形态,无疑将私有制的观念与生产关系贯彻到了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甚至地球外的太空领域。这将会有把人类带向自我摧毁境地的危险,摧毁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摧毁我们靠宗教、家庭伦理等种种方式不断修补的人际关系,直至摧毁人类本身。“G-G'”在资本运动的裹挟中,劳动与人本身受到了轻视,这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人类潜在的危机风险,一种连自身都忽略的生产关系会有什么希望与未来?2013年,五位西方杰出学者联名著书,以书名《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昭示了主题与结论。全球著名学者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体系将进入结构性危机阶段,最终走向衰亡;兰德尔•柯林斯着眼于科技更新,推断中产阶级的结构性失业将使资本主义难以维系;迈克尔•曼将资本主义的未来寄予社会民主主义式的改良;格奥吉•杰尔卢吉扬否定了苏氏共产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克雷格•卡尔霍恩则着重探讨未来资本主义出现漫长停滞、改良或被全新制度代替的可能性。五位学者通过就资本主义体系是否还能生存下去这一关键问题做出了精彩论断[8]。资本主义社会每一次危机的具体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但危机的根源却是一样的,即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产物。一方面,我们看到危机的发生起因于社会支付能力消费的不足;另一方面,我们更应当看到,危机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危机,必须找到它的根源———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必然导致国内乃至国际范围内的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人类之间的巨大的矛盾和鸿沟,这将是人类整体危机的警钟。克服危机的唯一办法就是推翻资本主义社会,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人类社会私有制的最高形态也是最后形态,建立合理而公平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本次经济危机爆发的本质原因是资本主义落后的生产关系已经无法适应先进的生产力发展。经济危机的频频爆发说明,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经济危机的全球范围爆发说明,社会主义全球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
一、前言
如今我国的经济发展受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很大,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无疑对我国造成巨大的冲击。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迅速恶化,这使我国内部在投资、消费、出口这三方面本身固有的问题更加突出了。为此,很有必要深入分析一下世界经济危机下中国经济的这些问题,进而及时寻找出缓解经济危机的办法,使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降到最小。
二、世界经济危机下的中国经济问题
投资、消费、出口,这三者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问题最终会体现在这三方面上。所以,这里就从这三个角度出发对世界经济危机下中国经济问题进行分析。
1.投资问题。拿投资来说,我国的投资比例是不平衡的。由于受世纪经济危机的影响,一直作为我们的产业重点的制造业的发展停滞不前,出口受阻,其结果必是带来巨大的损失。目前的投资需求以政府公共投资及其派生的引致性投资为主,市场性投资需求仍然没有恢复,民间投资意愿不强,在政府投资计划完成后,投资增长的持续性和经济回升的稳定性还存在一些不稳固的因素。可以说,这些使我国的投资环境迅速恶化了。
2.消费问题。消费的问题不仅仅是收入高低的问题,它还涉及到医疗、教育、住房、商品物价水平等一系列的问题,对内消费的不足会使我们在经济危机中处于更加被动的状态。目前在我们的制造业大国里,显然消费水平是不足的,这样造成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更为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让我们的老顾客们大大减少了对我们商品的进口,加之我们自身的消费又不足,这时产能过剩的问题就出来了,商品积压,生产萎缩,以至一些中小企业纷纷倒闭。产能过剩带来的后果势必是资源消耗、贷款剧增,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继续下滑。可以说,在发生世界经济危机的今天,我们是否有足够大的内需对于我们能否抵抗住经济危机的波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为此,在这方面必须加强重视程度。
3.出口问题。出口问题,它一定程度上牵涉了我国制造业。我们的制造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制造业,没有掌握专利和技术,在人民币升值与生产成本提高的压力下我们并没有权利提高销售价格。现在全球经济危机一来,我国制造业的出口量必定是锐减,我国制造业受到巨大打击。作为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产业制造业出现了问题,我国经济是无法实现平稳发展的,我国的经济结构也一定会出现问题。综合上述,由于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极大影响,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诸多问题,同时这些问题又相互影响,导致我国经济无法实现平稳发展。所以,下面就对世界经济危机下中国经济的应对策略进行探索和思考,积极的尝试解决,以此来帮助我国逐步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稳定国内发展。
三、世界经济危机下中国经济的应对策略
1.大力改善投资环境,以恢复我国经济元气。恶化的投资环境使大家都把钱紧紧握在手里,不敢拿出来投资了。这样显然是不利于我国经济恢复元气的。因此,在欧美发达国家市场需求萎缩的情况下,我们应积极开辟其他的国际潜力市场,不断改善投资环境。比如,广东就已经提出在粤澳港的区域基础上加强与东盟的经济合作,为我们的制造业创造更多的出口渠道。此外,政府直接出手扶持制造业,鼓励制造业都是改善投资环境的积极措施。
2.实现有力、公平的金融监管,使我国经济走向正常发展轨道。这次美国的次贷危机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家放松了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导致大量的住房抵押债券在全世界泛滥。金融衍生品的使用本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旦离开严格的监管,各种违规现象就会发生,违规的操作一定会打破市场的平衡。所以,强化金融监管十分重要。我们要杜绝一切非法资金流动污染市场,合理引导资源流向有需要的企业,这样我国经济才能正常发展。此外,也可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金融信用体系,促进市场的公平、公正,有序竞争,并实现经济、人口、环境间的和谐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源动力和可持续力。
3.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提高国民消费水平。建立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对提高国民的消费水平是极为关键的。我们应建立一个包括政府福利、社会保险和社会慈善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不断加大这些方面的投入,减少消费者对未来的不确定。这对于提高我们百姓的消费水平,刺激大众的消费欲望是具有深远的意义的。消费水平提高了,产能过剩的问题就能大大缓解,出口阻碍对我们制造业的打击也减轻了,我们整个社会的资金流动就会更加畅通、更加合理。另外,为了缓解经济危机,帮助我国逐步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还要提升产业结构。尤其是面对现在的状况,提升产业结构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这项策略主要针对我国的制造业。要加大技术改造投资,积极采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保护好我们的专利,掌握定价权,以使我们在国际贸易中处于更加主动有利的位置。
四、结束语
总的来讲,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加深的今天,中国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我们必须在保持经济快速回升发展势头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以此缓解经济危机带给中国的不利影响,重新实现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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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间的交流密切,经济全球化是当今国际社会的总体特征和主要趋势。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经济全球化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争端的新特点
经济全球化产生之后,在上世纪80年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国际格局上,东德和西德实现了统一、东欧发生了巨变、苏联解体,这样一来,原本的东西对峙因为缺乏对抗的基础而变得没有意义。新科技革命之后,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国际社会中,经济贸易发展成为主旋律。以上世纪80年代为界限,国际贸易争端发展出了很多的新的特点。
1.国际贸易争端领域的新特点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最容易发生国际贸易争端的领域为货物贸易领域,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争端领域发生了变化,由单一的贸易领域扩展到服务贸易领域、知识产权领域、投资领域。服务贸易领域之所以会得到快速的发展,是因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服务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专业化分工的程度越来越深,由此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发展,所以服务贸易领域的争端就逐渐的多了起来。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交易不再是单纯的货物,非货物也变为交易的对象,由此争端就扩展到了知识产权领域。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逐渐增强,促进了间接投资和直接投资的发展。基于此,国际贸易争端的领域发生了新的变化,体现出了新的特点。
2.国际贸易争端内容的新特点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争端的内容主要是削减关税壁垒,而在经济全球化之后,争端的内容变为拆除非关税壁垒。国际贸易在八十年代之前,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平稳发展的影响,一直呈现出贸易自由化,因此争端就主要集中于关税壁垒上。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国际贸易中,出现了非经贸领域的问题,使得国际贸易争端的内容呈现了新的特点。
3.国际贸易争端主体的新特点
在过去,发生国际贸易争端的主体多为发达国家,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壮大,在争端主体中,出现了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一般来说,贸易主体之间的贸易量越多,那么发生争端的频率越大,反之则频率越小。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国际贸易,因此发生争端之后,解决争端的规则也是由发达国家来决定,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其经济实力得到了大大地提高,在国际贸易中逐渐出现了发展中国家的身影,当发生国际贸易争端时,发展中国家会利用已有的争端机制来保护自身的合理利益。由于主体的变化,导致国际贸易的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
4.国际贸易争端原因的新特点
各国在发展的过程中,经济水平各不相同,这种差异性导致在国际贸易中会会发生争端。以农业为例,美国和欧盟的农业都比较发达,但是美国的农业发展水平要高于欧盟,在美国与欧盟争夺世界农产品市场时,欧盟为了取得争夺的胜利,就制定了一系列出口补贴政策,这样一来,美国与欧盟之间就发生了争端。除了经济水平的差异之外,各国之间的政策、国内法、国际法之间都存在着差异性,在国际贸易中都会形成争端。
二、WTO解决争端机制的完善
1.引进“否定协商一致”原则
在解决争端的过程中,会遇到程序性或者实体性方面的问题,对于这类问题的解决办法,如果出席会议的成员国没有一致的反对,那么该问题的决定予以通过。这样一来,争端解决得到了有效的保证,不会因一方的阻止而终止或者拖延。
2.建立统一的争端解决程序,设立专门的争端解决机构
在关贸总协定中,国际贸易争端解决由理事会负责,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后,对这种状态做出了改变,争端解决不在由理事会负责,而是设立了专门的解决机构———DSB。争端解决的规则及程序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DSB负责执行,另外,在协定中磋商和争端解决条款也由DSB来负责。
3.引入自动程序
国际贸易争端解决由多个阶段组成,各个阶段都有具体的工作时限,这在谅解及附件中做出了明确的固定,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未磋商出结果或者不理会磋商,那么在进行第二次争端解决申诉时,就会自动成立有关的专家组。专家组成立之后,会向DSB提出报告,DSB要在60日内通过该报告,这样的规定是为了阻止其中一方当事人有意上诉。报告通过之后,如果没有“否定一致同意”的情况,那么就会引入自动程序。通过自动程序,减少了人为因素的干预,进而促使争端得到有效的解决。
4.引入交叉报复
对于中止和减让的问题,专家组在进行审理时,要与专家组处于相同的部门中,然而,在同一个部门中,中止和减让比较难以实现,因此,当事人就会用其他的办法将另一有关协议项下的减让中止,这就是交叉报复。通过这个做法的引入,可以更好地执行裁决结果。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国际贸易争端的应对对策
1.中国要积极地加入国际贸易中
近年来,国际贸易争端的数量急剧增加,并且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我国加入国际贸易后,会产生一定的风险,但是我国不能因此就拒绝加入,反而要积极地加入到国际贸易中。对外开放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为了提高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我国的实力,就需要大力推行对外开放,加强与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科技、文化的合作与交流,并积极地吸收先进的东西。不过,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切忌盲目乐观,要对国际贸易争端有一个清晰地认识。
2.加强与发展中国家、亚洲国家的合作
实际上,国际贸易争端的本质为利益之争,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达成协作、协同利益。我国也属于发展中国家,在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贸易时,由于分工定位趋同导致争端的发生,对于这类型的国际贸易争端,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实行产业升级,或者进行地区间的合作,进而有效的减少争端。
3.发挥行业协会在避免和解决争端中的作用
所谓行业协会,是指一种特殊的中介组织,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属于民间组织,WTO规则无法直接管辖行业协会。在解决国际贸易争端时,行业协会可以直接或间接代表会员企业参与其中,利用其自身的优势促进争端解决。
4.完善我国的产业救济体系
在WTO中倡导贸易自由,但这并不能说明其一概排斥贸易保护,在法律框架中,设定了许多的例外,主要目的在于允许成员国实施国内产业救济。有些国家为了在国际贸易竞争中胜出,会采取不恰当的倾销、补贴措施等,通过法律框架中例外条例,成员国就可以采取反倾销、反补贴措施等。完善的产业救济体系,可以保证我国的国际贸易,并形成公平竞争的环境。
5.培养国际贸易人才
作为国际贸易人才,不仅需要懂得相关的国际贸易知识,还需要掌握国际贸易法律法规、规则,同时还要精通外语,通过国际贸易人才,可以促进国际贸易的顺利进行。我国应建立严格的国际贸易人才上岗制度,避免非专业人士上岗,让其在国际贸易中发挥成分发挥自身的技能。
四、结论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但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国际贸易争端。面对机遇和挑战,我国要在充分认识国际贸易争端特点的基础上,制定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贸易争端应对策略,在国际竞争中有效的增强我国的实力。
经济全球化逐渐成为当今世界范围内的主要趋势,其表现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济全球化产生的重要基础是贸易全球化。从世界范围来看,社会生产力在二战以后大大提高,并很快被卷入世界市场当中。世界上国家之间的交易逐渐增多,并且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频繁地进行交易,这样就使各个国家之间在贸易结构、贸易规模以及贸易流向等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二,许多跨国公司在经营和生产上变得更加全球化。从小的方面来说,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离不开跨国公司的推动。因为跨国公司在规模上逐渐扩大,并且在国际化的生产过程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范围内的影响更加广泛,其重要性程度也不断提高。第三,世界范围内的金融联系更加密切。首先是国家间的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并且投资规模逐渐扩大,然后是世界范围内的金融贸易不断发展。最后是金融机构变得更加全球化。在这方面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区域性的或全球性的金融机构逐渐增多,而国际性金融机构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增强。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中小企业在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1.很多中小企业在技术水平和相关必备设施上较为落后。由于很多中小企业没有较多的资金,因此在相关的装备和设施上存在着较大的改进空间。还有些中小企业在技术水平上严重落后,所用设备也较为陈旧。没有规范的办公场所和工具,条件较为落后。
2.中小企业的管理水平不高。由于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的缺陷导致很多中小企业没有较为完善的管理结构,并且在公司或企业内部往往都是独断式管理。也就是领导一人说了算,这样就容易使企业的决策缺乏科学性。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没有较为完善的发展计划和较为长远的发展目标,并且也没有形成现代化的企业管理理念和企业管理制度。有许多中小企业都是家族式的管理和结构,这样容易造成企业管理秩序的混乱。
3.中小企业生产的产品没有较高的质量和档次。中小企业的装备水平决定了中小企业的产品没有较高的品质。这是因为中小企业在管理水平上较为落后,而且极为缺乏具有专业水平的技术人员,因此中小企业的产品没有较高的质量。另一方面,大部分中小企业的产品大都属于初加工,没有较高的产品附加值。所以,很多中小企业相对来说都发展得较为缓慢。此外,中小企业的外部监督缺失也是导致中小企业产品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
4.广大中小企业在融资上难度较大。由于我国的中小企业没有完善的信用评价制度和体系,并且在信用担保体制上也不够健全,再加上中小企业自身的实力较差、不能抵御较大市场风险等原因,导致我国的中小企业存在着严重的融资难问题。融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并且也使我国中小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成本大大增加。
5.中小企业在经济指标上不及大型企业。由于中小企业在管理、技术、人员以及设备等方面相对比较落后,因此其经济指标远低于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在当前的产业结构中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技术水平比较低,产品附加值比较低。所以,中小企业的资金利税率以及产品的销售率与大型企业相比也有较大差距。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小企业在经营业绩和获利能力上较为落后。
中小企业应该如何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取得较快发展
1.中小企业自身要不断努力。第一,不断增强中小企业自身的实力。要注重引进先进的经营人才,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实现企业的不断创新。加快企业内部的信息化建设,通过电子商务的开展来实现中小企业的经济效益。中小企业要想实现大发展,就必须要创新当前的营销策略,以国际化的市场新观念来代替传统的企业推销和生产观念。并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特征,再结合自身实际的情况下有针对性地组织生产并积极开发新产品,从而使企业在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的情况下为企业赢得利润。在当前时期,国际化的品牌确实给企业带来了不小的发展机遇和巨大的经济效益。就目前来说,名牌经济的实行是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必然。中小企业只有不断增强自身的品牌意识和名牌意识才能够不断加大科技创新的力度从而使中小企业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取得一个稳定的地位。在实行品牌战略的同时中小企业还要不断加大企业自身的科技创新力度,中小企业要积极鼓励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和资本参与到企业的分配中来。对于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员工企业要及时予以奖励和赞赏,特别是企业中的管理人员和科技创新人员。通过一系列的措施不断推动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以及成果转化力度。同时,政府也应当要制定鼓励创新的政策。
2.国家及社会相关机构应当不断健全政策体系促进中小企业的大发展。针对中小企业资金短缺的现状,国家应当设立专门的出口交易基金以及对外投资基金,从而使更多的中小企业参与到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去。对于中小企业的融资难现状,国家要放宽相应的融资政策,放宽中小企业的上市条件。国家要制定关于中小企业实施国际化经营的完善的法律法规,从而对中小企业的利益进行有效保护。然后,积极动员进出口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关于国际贸易的相关讯息,并积极开展一些展览会和商品推介会。
结语
在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大潮中,我国的中小企业面临的压力和挑战越来越多。虽然经济全球化为我国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不少的机遇。但是随着各种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贸易规则的改变,我国的中小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经营变得越来越艰难。因此,我们要积极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积极提出科学可行的发展策略,不断改革企业中不适于企业发展的因素,从国家和自身角度积极努力,从而为我国中小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摘 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已成为了一个经济大国,中国经济在受国际经济影响的同时也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本文首先阐述了经济全球化的概念,随后对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对策。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中国经济 经济发展
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发展更加深入,这也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对于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复杂性与多变性,在抓紧机遇加快发展的同时,必须审时度势,规避风险,从而使中国经济成为更重要的经济体。
一、经济全球化的概念
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日益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世界经济活动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提供服务、技术转移、相互依存与相互联系而形成的超越国界的全球范围有机经济整体。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跨越各国、各地区的界限,相互融合成整体的过程。经济全球化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各国与各地区的经济互相交织、影响以及融合而成的统一整体,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全球统一市场”;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规范的经济行为规则,经济运行的全球机制也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对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并使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适应着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
经济全球化受到很多因素的推动,目前已经成为生产社会化与经济关系发展国际化的客观趋势。其最根本动力就是社会生产力以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技革命成果以信息技术为核心飞速转化为生产力,跨国公司发展的蓬勃之势,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对世界经济发展影响力日益加强,涌现了大量的服务业和新兴产业,纵观世界范围,贸易投资自由化已经成为主流的经济政策,大量的区域经济合作更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动。
二、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对中国经济的积极影响
1.有利于吸引外资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我国的发展无疑是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给他们。在新兴市场中,中国是主要的外资接收国,这与跨国公司对我国增速快的新兴经济体投资的增加有很大的关系。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反映出我国经济的快速成长,大量引入外资,有利于满足国内资本需求,提供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资金,是对我国调整产业结构和发展生产力的促进。外商进行投资的同时,一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也被引进,推动着我国企业的发展,进一步促进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2.对贸易的影响
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随着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入,中国目前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从1994年起对外贸易顺差开始连年增长,即便是中国加工业在2008年受到金融危机的重大影响,2009年后我国许多企业的出口量仍达高位,率先使中国经济复苏,在经历了全球性的打击后,一批有实力的企业推陈出新,升级换代,反而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
3.有利于劳动力分配
中国巨大的农村人口和剩余劳动力始终是在努力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有待解决的问题。但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对外贸易加工等企业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被充分利用起来,推进了中国的工业化的发展,更有利于农村城镇化的进程。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人才的有效利用受到重视,新型的技术工人以及服务人才充实到企业中,为我国经济提供高水平的劳动力。
(二)对中国经济的消极影响
经济全球化不单单会带来积极的影响,同时也会使我国面临一系列的问题。
1.受发达国家的制约
目前,少数几个发达国家仍处于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地位,在制定国际经济规则上,他们从自身利益出发明显偏向于发达国家。当世界市场接收他们的巨额投资之后,他们可以通过贸易自由的口号,对我国贸易堡垒发起攻势,来保证他们获得超额经济利润。而当他们的国内市场受到中国廉价商品的冲击,本国一些产业的行业利润受到阻碍的时候,他们就以贸易保护为借口,或者通过环保壁垒、技术壁垒阻挠中国产品的进人,根本不会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
2.产业转移带来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保护本国的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同时充分利用资金优势将高污染、高消耗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滥用资源,破坏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经济全球化下,发生产业转移现象不可避免,但为了参与更多的国际竟争,我国只能接受发达国家传导过来的高能源消耗与高污染耗能,成为发达国家的生产基地。输送给发达国家数量庞大且价格低廉的有形物质产品的同时,造成了一定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
三、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对策
中国经济无法回避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因此必须勇于接受挑战。我们要充分抓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不断完善自己,发展自己。我们更要警惕并防范经济全球化可能会带来的冲击,尽可能的降低消极影响。
(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开放后我国不断努力,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在资源配置以及经济结构调整仍不够完善,需要进一步加强。我们应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根据市场经济规律与规则,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政企职责分开,政府为了给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应注意完善国有资产管理,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从本质上转变企业经营机制,使经营管理体制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科学、规范并且富有生机和活力,从而使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得到提高。我们还要创造开放、竞争、公平、有序地多元市场环境,从而进一步对市场体系进行完善。
(二)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我国是一个贸易大国,更是经济大国,在国际市场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要注重吸引外商资本,但更重要的是提升国际投资的质量。通过引进竞争的办法,燃起我国民族工业的竞争意识。国家应该引导有条件的产业和部门直接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从而使相应的企业追求新技术具有更大的动力,积极完善企业管理方式,提高生产效率,在国际市场获得更大的利润。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来获取原料、制成品以及半制成品,使我国经济运行成本降低,在吸收技术与经验的同时,提高自身创新能力,自力更生,提高我国民族工业的经济层次,提升品牌影响。我们要在能够保证立足国内市场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向国外发展,争取走向国际产业链的更高端。
(三)关注产业转移带来的问题
我们应该时刻关注国际产业转移带来的可能对我国环境、资源以及就业带来的负面影响,避免在国际经济产业链中一直处于低端的位置。在开放规模被扩大的同时,应密切注意国际游资的动向并加强经济监管,避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漏洞从而对我国经济造成影响。目前,我国虽然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是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却非常高,这与经济大国应有的本范并不相符。我国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加大力度开拓国内市场,提高管理水平,使我国的有效需求与供给能力都得到提升。就目前经济全球化的形势来看,我国市场已经成为全球市场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企业的发展空间势必会受到国外经济势力的打压,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首先要抢占和坚守住本土市场奠定未来发展的坚实基础,在此基础上再实行“走出去”的战略。
(四)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科技的进步与不断创新是经济全球化的条件和基础。因此中国应加速科技的创新,坚持科教兴国的方针战略,大力发展科技,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不断创新,提高科技含量,从而使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上更具国际竞争能力。我们应运用先进技术以及高新技术使传统产业技术含量得到提升,从而促进发展生产力,使中国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
四、总结
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经济全球化有利于我国对外资的吸引,有利于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还有利于剩余劳动力的分配,但是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发展仍受发达国家的制约,还要承担产业转移带来的不良影响。为此,我们应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积极参与国际竞争,避免产业转移带来的影响,并且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从而使我国经济适应经济全球化,更好更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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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阶段,环境问题是世界上公认的热点问题,人们一直都在努力营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生存环境,以求为自己也为子孙后代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而相反地,人口的膨胀,掠夺挥霍式的生产方式,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经济的高速发展无时无刻不在破坏着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关于全球环境经济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全球环境变化条件下的人类安全与健康问题,是20世纪末提出的重要问题。全球环境变化是指全球范围的大规模的环境变化,本文主要从大气组成的改变、土地利用变化、城市化、全球化等方面对人类健康产生的影响做了一些阐述。同时提及了我国环境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关键字:全球环境变化;人类健康;气候变化
一、全球环境变化
随着对全球环境变化的研究进展,科学家逐渐认识到上述环境变化的各个方面不仅加剧了空气、水污染等环境污染带来的健康问题,而且由于不良生活方式、大城市拥挤的居住环境、就业竞争的压力、贫富差距等,影响人的精神状态并引起的多种慢性疾病和疾病谱的明显改变等一系列安全与健康问题。目前,人类健康已成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
虽然目前为止尚未完全搞清楚全球环境变化的机制、各种变化之间的联系以及全球环境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但已有的研究表明全球气候变化、臭氧层损耗、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的变化、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淡水资源、食物生产系统改变以及城市化等问题从多方面给人类健康带来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图为人类对全球环境的影响及全球环境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途径)
二、全球大气组成改变及其健康影响
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且预计消极影响会大大超过其积极影响,其影响有直接和间接两种,且以间接影响为主。
对人类和其他动物而言,其影响包括免疫系统抑制;增加严重晒斑、白内障和表皮损害的发病率;减少维生素D的合成;导致皮肤癌。臭氧层臭氧每减少1%,皮肤接触到紫外线辐射量就会增加2%,皮肤癌的患病率就要增加4%⑵。UV辐射对粮食作物和海洋浮游植物产生不利影响,会破坏食物链从而影响到人类健康.UVB辐射在低空大气层的增加会催化氮氧化合物和碳氢化合物产生高浓度的大气污染物,从而对人类的呼吸系统产生不良影响。 大气成分变化对健康的另一重要影响就是臭氧层破坏使人类紫外线辐射暴。
三、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与健康问题
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对全球环境变化影响范围从改变大气层的组成成分到对不同尺度地球生态系统改变等多个方面,往往伴随着生物多样性的消逝,特别是生境的消逝,分裂和改变。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首先考虑的就是生物多样性丧失对健康的影响。
生物多样性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维持生命所需的产品和服务,并在保护生命健康和确保生命对变化所带来的压力具有恢复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首先,农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的许多品种都来自野生物种,生物多样性还是医药的源泉,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意味着我们正在失去大量对人类健康有益的化学物质和基因,会导致大量未被利用的物种失去潜在利用价值;
其次,从生态系统水平上说,生物多样性对于维持生态平衡、调节气候、保持水土以及清除污染、美化环境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⑶,这些环境的变化都与人类健康密切相关;
第三,生物多样性通过作为传染病媒介的宿主或者带菌者的竞争来影响人类健康。
同时我们还应关注、了解和评价现代生物技术食品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从长远来看,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将使人类生存最重要的基础受到严重威胁,为人类提供必需品和服务的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分裂,并且生物多样性的减少的丧失是不可逆转的。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改变引起的健康后果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有研究表明生物多样性丧失与健康之间的联系主要是全球环境变化引起生态系统其他组分变化进而通过多种方式影响人类健康。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是影响传染病流行的重要因素。在森林生态系统中,土地利用方式变化导致的森林退化和传染病的宿主和带菌者的生境的破坏,会影响多种传染病(虫媒疾病、疟疾、黑热病、丝虫病、吸血虫病等)的传播和分布规律,威胁人类健康,其影响程度和规模既与生态系统中群落种类的组成和丰度密切关联,也与土地利用/土地覆被类型、人口有关。土地利用方式还可以通过人为地改变生态系统中的水质水量影响人类健康。20世纪最后的25年,人类、野生生物、家畜、作物、森林和海洋生物的新型传染病和已有传染病的再次发生都与全球环境和社会变化有关,特别是它们的有效结合为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森林的砍伐和气候变化,宿主生物或者昆虫媒介的密度、分布、种群变化及其生态相互作用的细微变化都有可能导致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四、城市化与健康
城市提供了比农村更好的工作、教育、文化和医疗保障, 对人类健康起巨大的促进作用。自20世纪后半期开始, 各大洲都出现了大量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 城市化已经成为全球环境变化的重要内容,目前全世界大约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但是, 过快的城市化进程造成了贫穷、环境退化和无法满足的人口需求, 带来了拥挤、大气污染、水资源的缺乏、三废处置问题、传染病的流行、交通工具和交通事故的增加、贫困、失业、城市热岛效应等众多问题, 这无疑给人口健康带来了不良影响。贫困和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口在城市中的聚集使该类人群成为健康弱势群体, 健康状况较差。此外, 城市工业所造成的空气污染、水污染等环境问题对城市人口的健康保障是很大的挑战, 给健康、环境、住房、能源、交通困、城市规划等方面带来了巨大压力。城市健康问题已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
五、全球化与健康
贸易、市场、投资的全球化给公共健康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国际贸易与疾病传播的关系早在14世纪就已引起人们的关注。全球化在全球宏观经济、贸易、旅行、移民和人口状况、食物安全、环境退化和消费模式、技术和传媒交流等方面产生巨大影响, 这些影响又进而影响着人类的健康。全球化无疑为健康带来很多积极的影响, 比如发达国家的新技术、新资讯以及资金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以及落后地区改善医疗卫生条件, 此外粮食及其他商品的全球贸易自由化也为保障落后地区人口的健康提供了基础。但是全球化给人类健康也带来了很多消极影响。
首先, 一些有害商品的全球化流通给健康带来了影响, 比如香烟、酒精饮品、武器、毒品等合法和非法商品的全球流通, 固体和化学废弃物的跨国转移;
其次, 人才向发达国家流失会导致发展中国家对公共健康方面的研究难度加大, 成本提高;
第三,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追求经济的发展所进行的国际性的制药业、采矿业和森林采伐业有可能导致一些具有医用和保健价值的生物多样性、天然化学物质和基因的丧失;
第四, 农产品的全球流通可能会导致物种人侵, 改变作物的生物化学性质及病虫害和病菌的行为方式。
此外, 全球化还导致了疾病传播速度的加快以及疾病预防和控制难度的加大。如白纹伊蚊一叩自20世纪80年代从亚洲通过旧轮胎传人美国后, 便在美国定居、繁殖, 并引发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至今白纹伊蚊已扩散到美国的25个州⑷。上海检验检疫局的检疫人员从人境集装箱货物中捕获国内尚未有的巨蟑螂,从美国的废纸中截获伏蝇。首都机场检验检疫局在人境旅游者的行李中捕获了美国小家鼠等。
六、我国面临环境变化与健康安全的挑战
我国是一个既有现代化大都市又有广大落后农村地区的发展中大国, 人口众多, 环境压力大, 兼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具有的多种环境健康问题, 显现出农业社会, 工业化社会初、中、后期的各类污染和生态问题, 既有严重的原生环境问题, 又叠加了人类活动引起的次生环境问题。最近几十年是我国发展最快的时期, 但同时也是自然生态环境变化最剧烈的时期, 原生环境问题和次生环境问题相互作用, 在全球环境变化的背景下变得更加复杂。
我国因原生环境元素异常所致地方病的危害依然广泛存在, 一些疾病因生态退化和环境变化甚至呈现恶化的趋势。地方性砷中毒已由新疆、台湾扩展到陕西、山西、吉林、内蒙古和贵州等省。这些地方病中, 除克山病、大骨节病明显得到控制外, 碘缺乏病的威胁仍较广泛, 地方性氟中毒尚未得到控制, 砷中毒则明显呈上升态势。
淡水资源的缺乏与水污染问题, 使人们不得不开发和利用一些备用的或者质量较差的水资源, 导致水媒传播疾病的增多, 分布在长江以北、长白山以西的广大区域内高氟水源的饮用, 导致饮水型氟中毒网。土地退化、水土流失为我国的粮食安全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且引起营养元素缺乏性疾病的发生。我国作为燃煤大国, 是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硫排放国, 因此酸雨污染在我国广泛存在, 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 并由北向南逐渐加重, 西南地区最为严重。酸雨的增加,首先,损害农作物和森林, 使农作物品质下降, 影响森林生长;其次,损害耕地, 增加土壤酸度,破坏植物根系, 使土壤中营养元素流失, 导致土壤贫瘠化;第三, 酸雨使湖泊酸化, 改变水生生态系统, 引起水生生物死亡;第四, 酸雨腐蚀金属设备和建筑物、雕塑, 破坏古迹⑸。此外,城市开发、工业建设一方面是新的环境污染的诱导因素, 另一方面占用大量耕地资源, 使我国本来就紧缺的耕地资源更加紧张, 给我国的食物安全造成巨大压力。同时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 也引起一系列问题。
七、结语
伴随着科学的进步, 人类的发展, 全球环境的变化以及一系列环境问题随之出现, 人类健康也因此受到了重大影响, 如何克服这些消极的影响, 提高人类健康水平已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课题和挑战。我们应根据已有的成果, 本着科学的态度不断探索和总结, 最终才能得以实现地球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不断繁荣。
全球环境变化是一个多尺度、多维的复杂过程, 也是人类社会不可回避的现实, 因此,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对全球环境变化采取积极响应措施, 减缓全球环境变化给人类健康带来的不利影响, 减少环境污染引起的健康危害, 控制地方性疾病的流行, 在经济发展和全球化、城市化过程中保障人民健康是我国环境与健康研究今后面临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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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人类的不断发展,全球气候也在发生着惊人的变化,但这种气候的变化势必会将我们人类引向灭亡的道路,有人说这是大自然对我们人类的报复,人类为了发展经济,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不断的破坏环境,例如将工业废气排放到空气中,其中二氧化碳气体造成大气温室效应,使全球变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可以形成酸雨,氯氟烃气体能破坏高空臭氧层,造成南极臭氧洞和全球臭氧层减薄,这些都使人类面临着巨大的灾难,虽然现在人类已经重视到这个严重的问题,也在想各种方法去补救,但这会不会太晚了和人类所实施的方法是可以做到,可以有效呢?
关键词:气候变化, 全球变化, 气候与人类活动, 气候灾害,人类与气候,全球变暖
一 影响气候变化的因素
气候的自然变化为大气圈、水圈、冰雪圈、岩石圈及生物圈间交互作用的结果。大气圈是整个气候系统的温度计,是气候变化的表征。内在因素:大气成分、地形、植被、冰雪覆盖面的变动,大气与海海洋的交互作用,大气、生物圈、陆地之间的交互作用,甚至云量的多寡及分布,都造成大气环流的变动。外在因素:太阳辐射量的改变、火山爆发、板块飘移、地形变动人类:人类的活动曾改变区域气候,也曾因为气候变动发生浩劫。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自然界的影响程度更大
二 全球气温的变化
(一)变化趋势
(二)认识温室效应
温室气体:
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氟氯碳化物(CFCs)、六氟化硫(SF6)、全氟碳化物(PFCs)、氢氟碳化物(HFCs)
全球气温升高现象,此现象即为「温室效应」大气吸收来自地球表面所释放之长波辐射,再反射回地面,借着此种自然的温室效应,维持地表之温度近年来由于人类经济活动的快速成长,所制造之化学品及产生之空气污染,快速改变大气结构。其中特别是化石燃料燃烧后所产生之CO2气体,大量排放进入大气后,造成人为温室效应使地表温度逐渐增加。
温室效应牵动地球不正常之气候变迁,对于整个生态环境(包括地球、海洋与人类的经济、社会等)及全球气候产生可预见之冲击:极地冰原融化,海平面上升,淹没较低洼之沿海陆地全球气候变迁,导致不正常暴雨及干旱现象沙漠化现象扩大,生态体系改变,冲击农林渔牧、社经活动及全球生存环境等。
1. 海平面上升
全球气温升高,会导致极地的冰川融化,使海平面上升,造成海啸,城市岛屿被淹没的大灾难,科学家预测若不采取任何防治措施则于西元2100年时,地表温度将较目前增加l℃至3.5℃,届时海平面将上升15至95公分,淹没无数的岛屿和城市。
2对农业的影响
有利影响:由于全球气温上升,所以使一些高纬度的地区和国家有了适合农作物生产的温度,使他们的粮食产量上升。
不利影响:同样也是因为全球气温上升,使一些低纬度的地区常年闹干旱,使其粮食产量下降。 产量下降。
3对水资源的影响:
由于气温升高,使蒸发增强,导致降水量和其分布区域极不平均,所以有水资源不稳定和供给矛盾的现象出现。
三 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灾害
(一)臭氧层破坏:
平流层中有90%的臭氧,吸收对人类健康有害的紫外线(UV-B),日常生活和工业制程中使用的数种人造化学品,却在释放后飘到高空侵蚀臭氧层,造成臭氧层的损耗因人工合成的一些含氯和含溴的物质:如氟氯碳化物(CFCs,俗称氟里昂)和含海龙(Halons),在平流层通过催化化学过程破坏臭氧导致臭氧洞 臭氧层被大量损耗后,导致到达地球表面的紫外线明显增加
臭氧层破坏时,造成全球性的气候变迁: 全球的气温会持续升高;海平面持续上升;动植物的繁殖、生长速度改变;而且具危险性的昆虫或动物迁移;扩展加速病媒蚊传染病的发生;还会频繁的造成洪水、旱灾或是热浪发生。阳光紫外线的增加也会影响陆地和水体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将对生物圈和大气圈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影响。导致免疫系统降低、增高白内障及皮肤癌的罹患率、抑制植物的生长、加速建筑物等材料老化、破坏水中生态系统平衡等现象。
(二)大陆沙尘暴 指强风卷起大量沙尘,使能见度恶化的沙尘天气,是干旱与沙漠化气候环境的产物,造成能见度降低及空气品质不良等负面影响能见度低于1公里者称「沙尘暴」,强烈沙尘暴能见度小于50公尺,俗称黑风,每年的冬末及春季,大陆北方地区经常会发生沙尘暴,扬起的沙尘多半随高空西风带向东传送,进而影响日本、韩国等地近年来因为大陆地区沙漠化情形日益严重,再加上全球气候变迁导致干旱、降雨分配不均等因素影响下,大陆沙尘暴的发生频率及强度都有增加之趋势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尤其是老年人、小孩或是患有呼吸道疾病或心血管疾病之民众
(三)圣婴现象
赤道中东太平洋区的表层海水温度与多年平均值偏高连续6个月超过0.5℃,就称为一次圣婴现象。这种海水温度增高的情形,从东太平洋到西太平洋绵延数千公里,其直接影响范围遍及所有太平洋沿岸地区,更造成全球气候异常。主要特征:东、西太平洋两边海水温度的改变,而当海温变化呈现东高西低时,伴随的气压变化则为西高东低;若海温变化为东低西高,气压则会出现西低东高的改变 。「圣婴」现象出现时,会造成海水温度异常变化,影响洋流的正常流动,进而造成海中浮游生物数量改变,于是鱼群聚集数量减少,海鸟出现之数量亦锐减,对海洋生态产生巨大影响。
(四)亚洲褐云
南亚地区上空主要由生质能焚烧及工业排放所造成厚达3公里的霾云,由灰烬、煤烟、酸性物质和其他有害的悬浮微粒所组成
成因:人为因素:占80%,使用牛粪或木柴作为燃料的低效能炉灶、烧毁农业废弃物、焚林清地以取得土地及家庭炊烟等传统污染源,汽车排放的废气和高度污染的工业等所造成。每年12月至次年4月是「亚洲褐云」的盛行季节。亚洲落后开发中国家大量使用原始燃料,且缺乏适当的污染防制措施,以致空气污染物未经处理即排放至大气中无论是对区域气候、降雨、农业、及人体健康,均有负面且显著的影响 ,对于人体及健康之冲击:剧烈改变降雨型态、损害农作物、森林及造成酸雨之外,危及人类的呼吸系统健康 ;对于气候之冲击:亚洲尘霾会降低太阳光入射于地球表面之能量造成每年1至3月地面温度降低约0.5度,其效应约与温室效应造成之温度上升0.5度相当。对于水文之冲击:造成降雨量重新分布,部分地区增加20至40%,而其他地区则出现降低之现象;对于农业之冲击:尘霾同时也以不同方式直接或间接影响农作物生产量。产量减产约5至10%,影响生长季节。
(五)酸雨 正式名称:酸性沉降
湿沉降:所有气状污染物或粒状污染物,随着雨、雪、雾或雹等降水型态而落到地面者
干沉降:在不下雨的日子,从空中降下来的落尘所带的酸性物质而言 成因:自然物质:火山爆发喷之硫化物及悬浮固体物;自然水域表面释放之硫化氢,动植物分解产生有机酸;土壤微生物及海藻释放之硫化氢、二甲基硫及氮化物。
人为物质:工业化后,燃料燃烧过程中产生CO、HC、SO2、NOX及悬浮固体物,经光化学反应生成硫酸、硝酸等酸性物质 。
影响:造成土壤、岩石中的有毒金属元素溶解,使得鱼类大量死亡。
河川酸化水质灌溉农作物因累积有毒金属,将经由食物链进入人体,影响人类的健康。
造成矿物质大量流失,植物无法获得充足的养分,将枯萎、死亡。
湖泊酸化后,可能使生态系改变,甚至湖中生物死亡,生态系活动因而无法进行,最后变成死湖。 腐蚀建筑物、公共设施、古迹和金属物质,造成人类经济、财物及文化遗产的损失。
刺激人类眼睛和皮肤,对人体造成伤害。
四 对温室效应的防治对策
全球变暖的对策
对大气温室效应造成的全球变暖的对策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减少目前大气中的CO2。目前最切实可行的办法是广泛植树造林,加强绿化;停止滥伐森林。用太阳光的光合作用大量吸收和固定大气中的CO2。其他还有利用化学反应来吸收CO2的办法,但在技术上都不成熟,经济上更难大规模实行。
第二方面是适应。这是无论如何必须考虑的问题。例如,除了建设海岸防护堤坝等工程技术措施防止海水入侵外,有计划地逐步改变当地农作物的种类和品种,以适应逐步变化的气候。日本北部因为夏季过凉,过去并不种植水稻,或者产量很低。但是由于培育出了抗寒抗逆品种,现在连最北的北海道不仅也能长水稻,而且产量还很高。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气候变化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只要能及早预测出气候变化趋势,适应对策是能够找到并顺利实施的。
第三方面是削减CO2的排放量。这就是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各国领导人共同签字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主要目的(框架是指比较原则,有待进一步具体化的意思)。公约要求在2000年发达国家应把CO2排放量降回到1990年水准,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转让技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CO2的排放量。因为近百年来全球大气中CO2浓度的迅速升高,绝大部分是发达国家排放造成的。发展中国家首先是要脱贫,要发展。发达国家有义务这样做。
参考资料来源:
1《温室效应与环境》,2010年06月编,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 《气象气候灾害与对策》,刘引鸽 著,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5-10-1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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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市场营销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同基础市场营销学并无多大差异。许多指导国内企业营销的原理和方法,诸如市场营销调研、消费者行为分析、选择目标市场、营销组合策略、营销战略计划、营销管理等,均可用以指导国际市场营销活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经济全球化对国际市场营销发展趋势的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出现,对世界各国的经济产生着积极影响。面对国际市场,企业须认清全球化对国际市场营销的发展影响。本文总结了经济全球化的特征,以及对国际市场营销发展趋势产生的主要影响。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际市场营销;知识经济
当今世界,知识经济迅猛发展,各行各业都受到全球化的冲击和影响,来自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更是已经涉及各个行业。很多经济学者都对经济全球化作出了各自的定义,大多数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优化全球经济资源分配,以发达国家为领导,跨国公司为发动引擎和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WTO组织为特点的,通过全球商品、资金和技术的流动,使得资源得以在全球范围内高效率地被应用的一种全球化形态[1]。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的许多企业都顺应当今的国际化趋势,积极的加入到全球性的市场营销。在此过程中,新的营销管理观念和新的经营方式不断出现,对传统市场营销客观上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标准,同时也给国际市场营销带来了变革和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贸易范围全球化。主要体现在各国国际贸易的范围在进一步扩大,许多国家从单一的邻国贸易发展到跨越越大洲的全球性贸易,贸易规模、速度等均得到迅速发展。经济全球化大大减少了商品、服务、资本、人才等各种要素流动的技术性和政策性障碍,从而加快了世界贸易的自由化。
2、信息活动全球化。当今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经济信息的全球共享化,经济信息全球化是建立在新技术革命基础之上的,它将极大地改变和提高人类现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水平。信息全球化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与水平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2]。
3、生产活动全球化。既表现在全球经济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和国际间经济协作的多样化,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将其自身的生产经营活动拓展至全球范围。生产活动全球化不仅带动全球范围内的就业,也促进全球生产要素与资源配置的不断优化。
1、营销策略和竞争方式的改变
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市场无国界,全球市场是互通的、统一的。企业进行国际市场营销时势必要结合全球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另一方面,在全球市场开拓的过程中,企业要面对各国同行业的竞争者,尤其是具有丰富营销经验和强大品牌形象的跨国企业或东道国公司。同时,随着跨国经营的普及程度加深和国际市场竞争的日渐加剧,许多企业为了减少风险、降低成本和迅速打入国际市场,而纷纷选择“战略合作”,与自己的供应者或竞争者联手进行市场拓展活动。
为了寻求优势互补,各国企业通常采取共同承担风险,同时共同分享利润的方式。这种营销策略和竞争方式的改变,对国际市场所产生的最显著影响就是全球品牌逐渐趋于一体化,特别是网络营销和电子商务的出现,既降低了品牌全球化的运作成本,使无数过去在传统工业社会难以跨出国界的品牌,可以一夜之间进入国际市场,面向全球的消费者;同时也使过去无法在本国买到的世界知名品牌,消费者坐在家里就可以轻松地享受到。
2、营销方式趋于网络科技化
全球化主要体现之一就是信息全球化。就此而言,迅速崛起的主要原因就是互联网。互联网不仅仅是交互通讯、信息传播和电子商务的工具,而且是信息全球化最理想的工具,给国际市场营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3]。互联网络已使营销扩展到世界范围,网络营销逐步成为一种新的经营业态,网络广告作为一种特殊的媒体,已展现出全新的表现形式,网络营销给市场营销各环节带来了更广泛和更深刻的变革,从而创造出全新的市场和机会,为市场营销带来崭新的格局。
网络科技下的国际市场营销,不仅为企业扩展了产品销售的市场范围,增加了销售机会,同时帮助企业进行进一步的目标市场细分。具有同样功能的产品,可以按照年龄、人群、性别、爱好、个性等,细分出不同偏好、人群中的不同消费习惯,互联网当仁不让的承担了生产商这一争取消费者的行动,这样,很多公众产品变成了分众产品,产品品种的多样化、系列化得到空前地挖掘,产品的区域特色乃至个人特色更加明显。
3、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发生转变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过程,文化借助信息技术在世界各地迅速传播,外国文化与本地文化产生了融合。在此背景下,消费者的价值取向、消费观念等都产生了显著变化,对产品和服务的要求和期望值越来越高。其表现为:
一是对产品的品种规格、花色品种、需求数量呈现多样化、个性化要求,对于产品的选择不再遵从传统“从众选择”的消费模式,充分体现消费者自己独特的消费意识、习惯方式;
二是对产品的功能、质量和可靠性的要求日益提高,更倾向于享受现代科技的成果,对产品用途的选择也从传统的必需型转化为全能型;
三是在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同时,对于产品性价比考量的比重越来越大,当今消费者不再盲目地遵循“好货不便宜”的消费信条,而是致力于寻求物美价廉的产品;四是对除产品之外的,企业服务的质量要求,消费者逐渐重视与产品相关的服务的提供,如购买前的建议参考和售后的产品使用答疑或维修退换服务。因此,消费者需求的多元化以及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差异,决定了企业对不同消费者需求的回应能力和创新能力,正成为企业能否生存和发展的关键。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企业应把国际市场营销策略与当今的全球市场环境有机结合,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市场,开发和销售全球产品,来面对新的国际市场竞争。认清国际市场营销在全球化下的发展趋势,有效地转变经营和竞争方式、提高企业的网络营销知识和技能、洞悉消费者消费观念和购买习惯的变化,积极参与国际市场营销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必修之课。
【论经济全球化对国际市场营销发展趋势的影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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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落架Undercarriage)是航空器下部用于起飞降落或地面(或水面)滑行时支撑航空器并用于地面(或水面)移动的附件装置。起落架是唯一一种支撑整架飞机的部件,因此它是飞机不可分缺的一部份;没有它,飞机便不能在地面移动。当飞机起飞后,可以视飞机性能而收回起落架。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轻型飞机起落架适航符合性的试验验证方法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适航规章制度是飞机运营必须遵守的安全标准,轻型飞机要进入市场,必须使用各种方法验证其对于适航条款的符合性。验证方法包括工程评审、试验、检查和设备鉴定等。对于起落架的结构部分,试验是必须使用的验证方法。起落架系统是轻型飞机的重要系统之一,其性能对飞机起降过程中的安全至关重要。因此,起落架系统在飞机设计和适航验证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ASTM-F2245《Standard Specification for Designand Performance of a Light Sport Airplane》,是国际公认的轻型飞机适航审定标准。
起落架的载荷主要是飞机在各种姿态下的着陆过程中,地面对机轮的支持力和摩擦力。例如对于前三点式起落架,ASTM-F2245 中给出了基本着陆状态下起落架机轮上的载荷,包括3 种姿态:带斜反力的水平着陆状态、前轮稍离地面的水平着陆状态和尾沉着陆状态。。基本着陆状态下,机轮过载系数n 按下列公式计算:
N=(h+d/3)/(ef*d)+2/3
公式中的坠落高度h 和减震器效率ef 均有明确的计算公式或数值。总缓冲行程d 需要做进一步的探讨。
飞机起落架的总缓冲行程,是起落架在接地过程中,机轮轮胎的压缩距离和缓冲器(液压式、弹簧式或板簧式)的压缩距离之和,都与着陆过程中的机轮载荷有关,即与n 有关。总缓冲行程d 越大,过载系数n 就越小,因为缓冲行程越大,就说明起落架通过变形吸收的能量越多,所以结构的承载就越小。
结合工程实际,需要先假定起落架的总缓冲行程,需要考虑的是当起落架达到这个缓冲行程时,整个飞机上除了机轮外的任何部分,都与地面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特别是螺旋桨桨尖和机身尾部。
按照假定的总缓冲行程d 和过载系数n 的计算公式,能够计算出起落架机轮的载荷大小。需要筛选出各个方向上最大的载荷数值,以及它们是否同时发生,进而得到最严重工况的载荷。
按照飞机总体和重量等设计要求进行起落架的结构设计,根据型号对应的原则要求进行强度和刚度的分析计算,第1 节中得到的最严重工况载荷,即为计算的必要输入条件之一。
结构设计按照方案设计、打样设计和详细设计三个阶段进行,最终把设计图纸给制造部门,用于生产装配。
起落架的适航符合性验证,需要先制造出试验件并进行静力试验。适航部门会监督和检查试验件的制造是否与设计图纸相符。
按照起落架的最严重工况载荷状态设计静力试验,考虑工程实际,采取适宜措施,将加载误差控制在允许范围内,并保证起落架结构的约束状态能够充分模拟真实情况。
按照ASTM-F2245 中的强度和变形要求作为试验结果的评定准则。例如要求结构必须能够承受限制载荷而无有害的永久变形,以及必须至少能够承受三秒钟的极限载荷等等。通过了静力试验,即表明起落架结构的强度和刚度符合适航条款要求。
静力试验还需要测量起落架的变形,结合测量结果和有关的计算方法,可以得到起落架的实际总缓冲行程实际d ,将其与第1 节中估算的d 相比较,如果误差在允许的范围内,即表明起落架结构的设计符合预期,适航验证工作可以转入下一阶段。否则,表明设计不合理,要修改结构参数,适航验证工作退回到第1 阶段载荷估算。如此往复,迭代优化直至总缓冲行程符合设计预期。
对于起落架系统,飞行试验是为了验证起飞和着陆过程中的功能性和安全性,以及使用寿命和舒适性等。通过了飞行试验,即表明了起落架结构符合适航条款中的飞行要求。
按照适航管理政策及适航标准,适航审定部门会对起落架的试验及其它符合性验证过程和结果进行审查,批准起落架的设计文件、适航验证文件及生产文件。至此,起落架部分的适航工作便全部完成。
本文以适航规章ASTM-F2245 为基础,介绍如何采用试验方法来进行轻型飞机起落架的适航符合性验证,重点介绍了载荷估算和迭代优化的过程,初步总结了轻型飞机起落架适航符合性验证的程序和方法。
[1] 曹继军,张越梅,赵平安.民用飞机适航符合性验证方法探讨[J].民用飞机设计与研究,2008(4):37-41.
[2] ASTM-F2245 . Standard Specification for Design andPerformance of a Light Sport Airplane . AmericanSociety for Testing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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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经典,这本是一个后“”词汇,却蕴涵着与现实相连的“”记忆。最初(1980年代)被用来指称“”中出现的样板戏;后来(1990年代以后)被怀旧情绪驱使着的人们,泛化推广到用它指称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精神指导下创作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运动和普通工农兵生活的典范性作品。不同时期的作品被冠以相同的称呼,说明两者在其基本理念、价值取向(社会理想、道德继承)、创作范式、美学风格上存在某种内在同一性。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历史学论文范文:在全球化时代“再造红色经典”。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红色经典的说法在中国已经有一段时间。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红色经典丛书 ”,重印五六十年代的一批长篇小说,包括《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20 01年夏,中宣部、文化部等推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重点献礼文艺作品,在中 国各地电视台和电影院热播一大批反映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和电视连续剧,如《长 征》、《红岩》、《忠诚》、《日出东方》等,收视率可观。出版部门同时大量重印、 再版各种革命题材的文学、文艺作品。中国舞台上重新上演革命题材的剧目和音乐舞蹈 。当年的“样板戏”再受观众青睐。MTV、卡拉OK等新的大众电子娱乐形式也热衷“红 色”题材。中国媒体包括互联网大量报道和评论红色经典的流行。总之“再造红色经典 ”的话题,已成为中国在世纪转换时刻的一种文化现象。这一时刻又与全球化时代接轨 ,凸现了文化“再造”的当代意义。
红色经典是指革命题材的文艺作品,也是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文化生产,是革命文化领 导权(或文化霸权)建构的核心部分。中国革命文化领导权建构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建立 之初即已开始,1949年建国后成为国家建设的一项主要任务,在六七十年代“”时期达 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几乎取代了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建设任务。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由 于对“”的否定,也使得红色经典销声匿迹10多年。到了90年代中期(特别是1993年毛 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之后)又逐渐重返中国文化舞台。从中国革命史和现当代文化史的 角度来看,红色经典的沉浮无疑是一重要的风向标。
就当代文化研究而言,在全球化语 境下的红色经典再造又展现了何种文化动向?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方面来看,是否意欲 把红色经典纳入中国文化新传统,并予以“博物馆化”?而以商业利益为主导的大众文 化,是否在利用和打造某种文化怀旧情怀,来使之商品化?这些趋向与红色经典文本所 包含的意义,有着尖锐的对立。红色经典文本作为国家建设的主要部分,确立了一整套 的话语体系和文化生产方式,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情感结构以至生活方式、表达方式。 虽在80年代以否定“”为主旨的文化热中,革命文化受到全面攻击和否定,但未能彻底 清除和抹煞这种深层的“政治无意识”。惟有经过90年代中国文化全面商品化、“与国 际接轨”后的今天,方以新的文化资本的形式和面貌重新出现。其中所显现的当代中国 文化政治的动态,便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任何一个文化都有其经典。经典的产生都要经过相当漫长的时间,通过历史的积淀与 考验,大浪淘沙,千锤百炼,真金闪烁,终成正果,堂皇步入经典之殿堂,被后代景仰 供奉,反复诵咏,成为文化传统中的瑰宝和精华、文明的象征。这是我们长期以来被告 知的经典的产生和形成过程,是自然选择、文明进化的过程。同时我们知道,任何主流 文化都是经典的当然诠释者和捍卫者,经典通过图书馆、博物馆、出版、学校、传媒等 文化机构(或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得以传播、保存、阐发,影响社会。经典的确立、维护 和发展自古有之。而在现代化时期,又得到国家和社会的多方重视,起了确立民族国家 的文化认同、确立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重要作用。
经典的作用在现代化时期并未削弱,而是大大加强了。在现代化初期,曾经有过激烈 的反传统、反经典的运动,在西方有启蒙运动,其标志就是对____神学经典进行理性 的批判和反思(其实这种反神学经典运动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了)。在中国这样的现 代化“后发”国家,也有五四反儒学经典的激烈反传统运动。但是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建 立离不开经典,西方启蒙运动的始作俑者如法国的卢梭、伏尔泰,德国的康德、黑格尔 、歌德,英美的亚当·斯密和杰佛逊等,各自为自己的民族国家确立了新的经典,在一 方面包容希腊和犹太传统这一西方文明共同遗产的同时,另一方面强调的是各国的“民 族性”的“时代精神”。没有什么文化遗产的美国也特别重视经典的作用,它强调的自 然是西方文明的共同遗产和现代经典,包括自由主义理念、市场、科技、法治的经典。 80年代美国知识界受到后现代主义激进思潮的影响,出现了反思和批判白人至上、男性 至上、欧洲中心的西方经典的趋势。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者于是进行了反击,由保守派 学者领头,媒体、政客纷纷呼吁,重建美国文化的经典和“伟大传统”。(注:关于美 国保守派于80年代鼓吹再造白人文化经典,可参见E.D.Hirsch,Jr.,Cultural Literacy :What Every American Needs to Know.Boston:Houghton Mifflin,1987;and AllanBloom,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87。)
现代经典的建立跟过去最大的区别就是略去了漫长岁月的洗礼,抛开了“自然选择” 的面纱,大规模地、急功近利地重建、再造、修正经典,为民族国家的利益服务,为政 治权力、为经济效益服务。人们在历史去魅的现代,认识到经典的建立乃是一个充满权 力政治争斗的过程,从古至今,历来如此。只不过在现代,这个过程变得十分赤裸裸。 当然在经典确立之后,其诠释者们又无不强调经典的自然天成,天经地义。
以创立不同选择的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自然要建立自己的经典。经典的建 立成为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务。中国现代化的过程自19世纪的鸦片战争起,一开始就是一 个寻求现代的不同选择的过程,是一个革命的过程。在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运动中成为领 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以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文化革命为主旨。 其中文化与意识形态革命在很长时期都是核心。瞿秋白、毛泽东等革命领袖一贯强调要 建立一个革命的文化,因为中国是个缺乏现代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的落后农业国家,必须 创造一个革命主体。如何创造?靠暴力、强制和说服、赢得民心的双重手段,来确立起 革命的文化霸权或领导权,在农民中建立一个革命的主体意识。
总之,文化革命是事关 革命成败的关键,即革命的主体建构问题。毛泽东的表述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 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如何确定敌与友的身份认同?如何确定我们 自己的革命主体性?要靠革命理论和革命话语来动员大众,要靠文化革命。瞿秋白、毛 泽东的思路跟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非常相似,力图在民族和大众文化的传统中,发 掘革命经典的资源,在此基础上,创立起一个革命的文化和革命的新经典。(注:LiuKang,“Hegemony and Cultural Revolution.”New Literary History,Vol.27,No.4(1 996),pp.34—51.)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关于采纳民间的新 鲜而生动活泼、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民族语言的论述,关于“推陈出新”、“古为今 用,洋为中用”的论述,以及从40年代延安整风到60年代的样板戏和“”中的实践,其 本身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新经典。
1949年建国以后,红色文化经典的建立与生产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延安时期的 秧歌运动、王贵与李香香风格、白毛女和新戏剧运动等等,迅速推广到全国,动用了现 代化的媒体和国家机器,以电影、报刊、出版、教育的各种形式,把红色经典的建立变 成了一个大规模的文化生产建设。这一文化生产在当时环境下已经充分与国际接轨。周 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先后获苏联的斯大林文艺奖金,其 意义和轰动在当时远远超过了90年代中国“第五代导演”电影连连在国际影展获奖。除 了戏剧如《白毛女》、《红灯记》、《芦荡火种》等后被改编为样板戏之外,红色经典 开始主要以长篇小说形式出现,随后被改编成电影、连环画等视觉艺术,并以广播书场 方式在电台长期连续播出,成为群众文艺的主要内容。红色经典作品的产生主要是有计 划的集体创作,作家本人或是正式生产部门的工作人员(作协会员,或称“专业作家”) ,如《暴风骤雨》的作者,或在创作过程中成为脱产专职生产人员,如《铁道游击队》 和《红岩》的作者等等。除去政治和意识形态氛围与管理机构的区别,五六十年代红色 经典的生产与90年代以后在中国逐渐成为主流的商业性大众文化生产在形式和结构上有 惊人的相似。如90年代电视剧的生产,常常是一个涉及多部门、有计划的从策划、编辑 到拍摄和后期剪辑、媒体公关等复杂的过程。
红色经典作为革命文化霸权或领导权的主要产品,其大规模的生产是为国家利益服务 ,为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服务。其对象是中国全部人口,目的是在全民形成新的 价值体系和社会凝聚力。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之一,就是在一个强大的国家威权传统中, 寻找和建立社会与国家的新型关系。这点跟葛兰西的构想也很接近。意大利受天主教神 权控制的落后南部和工业化发达的北部一直充满矛盾冲突,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了墨索 里尼法西斯主义怪胎。当时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导致意共都市暴动失败,葛氏亦身陷 囹圄。葛氏基于意大利的历史和现实,构想社会主义革命须首先建立文化霸权,以形成 新型的“市民社会”。毛泽东并未使用市民社会和文化霸权等话题,但他始终在摸索社 会主义国家与社会、政权与民众间的关系,建立革命的文化经典,就是毛泽东构想和实 施国家和社会建设的具体步骤。他遇到了许多矛盾和反抗,但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他 先后发动的多次针对城市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批判胡风、反右,以至“”等运动,通 过强制手段来压服那些抗拒革命的知识分子,同时也通过说服教育手段让多数知识分子 接受了他的构想和理念,自觉地成为革命文化生产中的主力。
红色经典的生产因此可以视为一个复杂、多重、多维度的建设平台。首先,红色经典 是对传统经典的批判和否定,但这种否定只是局部的,因为它必须在传统经典中寻找资 源。红色经典的主要文化资源来自民间民俗文化,但旧的正统的经典源头也是民间的, 只是被权力精英所利用而奉为正宗。
第二,红色经典的建构是自觉和有计划的,把文化 生产和经典建构两个过程融为一体。作品一生产出来就被奉为经典,或一开始就是当成 经典来创作的,如样板戏。这似乎有悖于经典的自然形成过程,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大跃 进行为,不过倒是很符合革命的要求,符合现代化的逻辑。两个过程变成一个过程,也 就建立了一套新的“经典典范”,即如何建构经典的一套运作规范。其特点是国家行为 和社会民众行为融为一体,形成全民学经典、全民唱样板戏的群众运动。
第三,红色经 典的生产与建构是意识形态生产,对社会意识、社会生活、社会结构都产生了直接的影 响。简言之,红色经典产生了一整套的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六亿中国人在几十年时间 内生活在这套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之中,不能不受到深刻的影响。最后一点,就是红色 经典的大众性和国家生产性。红色经典来自大众,服务大众,是群众文艺的经典。但它 一开始却不是大众的创造,而是国家指令由文艺工作者(用今天的话是专业人士)在民间 民俗文化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加工而成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反复强调的 就是这种民间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他在《讲话》原稿中一直说文学艺术的源泉是来自民 间的文艺作品,而不是现实生活。此时毛泽东的文艺论完全不是反映论。到了60年代出 版毛选时,才把文艺源泉改为“生活现实”,以求与反映论合拍。(注:对毛泽东《讲 话》的版本修改及其理论内涵的分析,可见Liu Kang,Aesthetics and Marxism.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Chapter 3,“Hegemony and Counterhegemony:National Form and Subjective Fighting Spirit”。)而这时的文艺创作已经完成了 由个人行为变成国家生产的体系转换。
红色经典的文化生产看上去跟法兰克福学派所描述的“文化工业”的确有许多结构上 的相似,都具有大众性,都是大规模批量生产,都是由上而下地生产出来的。关键的区 别在于,一个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行为,以盈利为目的;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制度 下的国家行为,以意识形态教育(或曰“洗脑”)为目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文化工业生产 出的大众文化产品也是要达到洗脑的目的,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不是文化工业赚钱 的目的,而是对大众的洗脑。此外,法兰克福学派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大众文化和 精英文化或经典是泾渭分明的。
法兰克福学派大师如阿都尔诺,就寄希望于经典和精英 文化,希望从现代主义精英创作的经典中激发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抗。而中国的红 色经典完全打碎了精英与大众的界限,在批判传统经典、建立新经典的同时,对民间和 精英文化采纳了“古为今用”的实用主义策略。旅美学者张旭东从中国现代性发展线索 中看出某种“后现代性”,正是对中国现代性不同选择的文化发展的一种颇具后现代意 味的解读。(注:Xudong Zhang,“Postmodernism and PostsocialistSociety—Historicizing the Present,”in Arif Dirlik and Xudong Zhang eds,Postmodernism and China.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把红色经典与文化 工业和后现代相提并论,看起来似乎有些牵强附会,不过我们借此可以提醒自己,对文 化现象的分析解读离不开当时的特殊语境,而且红色经典在当代的再造,也的确是处于 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制造的后现代文化氛围之中。
在思考红色经典的当代再造之前,有必要重新回顾红色经典产生时的具体历史语境, 尤其是红色经典本身乃是当时那个语境的主要制造者。当时是革命文化霸权的语境,建 立一个革命的话语体系是当务之急。1949年建国后,中国人口中文盲的比例占五分之四 ,文字改革、消除文盲任务急迫。中国政府在50年代初推出了简化字方案、汉语拼音方 案,对中国语言作出了重大的革新和改造。简化字和普通话的推广是新的文化和话语体 系建设的基础。在更进一步的语义学和意识形态层面,则主要依靠革命文学作品尤其是 红色经典长篇小说和革命回忆录等。革命题材的长篇小说随后衍生出一系列文化产品, 如改编成电影、戏剧、连环画等。加上媒体宣传、学校的语文教育和博物馆、画廊、报 刊杂志的广泛配合,使新的革命话语体系逐渐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 ,融入中国民众日常公共话语和个人话语的方方面面。红色经典通过语言建构的英雄人 物和负面人物以及他们的语言表述,如革命理想主义的豪言壮语、警句格言等等,成为 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象征符号。根据毛泽东的不同选择的现代性方案,消除文盲和改造思 想、建设“社会主义一代新人”是其革命建国战略的核心目标。
社会大众的价值取向、情感结构和生活习惯等跟社会主流话语体系有密切关联。据英 国学者雷蒙·威廉姆斯的研究,话语体系或广义的文化和语义上的符号体系跟公众的情 感结构相关。威廉姆斯认为,情感结构是生活体验在感情上的表述,是思想、意识形态 、价值观,以至政治立场等的表征,“不是感情与思想的对立,而是感情即思想,思想 即感情,是实践的意识。”(注:Raymond Williams,Marxism and Literatur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p.132—133.)他认为,情感结构由文艺作品的形式和 结构所展示,对文艺作品的形式和语义结构分析有助于了解社会的新的情感结构的形成 。中国红色经典作品在主题上大致分为革命战争、农村土改、城市暴动和地下工作等, 表现的是革命主体——农民、工人、革命党人(常常是知识分子形象,如《红岩》里的 江姐、《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冬等)——自身觉醒成长的过程。这种主体意识萌 发的形成脱胎于欧洲启蒙文化中出现的“个人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但在中国 被嫁接到社会革命的“集体成长”语境之中。
更重要的是对启蒙现代性的中国化或民族化的改造。中国学者近年来许多卓有成就的 研究,深入分析了红色经典对现代意识的民族化转换和改造。孟繁华指出,中国传统通 俗小说的传奇形式对《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有深刻影响。陈思和、洪子诚等 也探讨了传统小说的模式在形式和价值取向上对革命小说的影响和制约。传统、民间的 形式在现代转换中对红色经典的影响举足轻重,但也成为红色经典如样板戏成功的主要 因素。(注:参见孟繁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又见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 陈思和:《民间的沉浮:从抗战到“”文学史的一个解释》,《上海文学》1994年第1 期;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中国五四以来的激进启 蒙主义者如胡风等强调民间民俗形式和审美意识与欧洲传来的现代启蒙意识的矛盾性, 并站在启蒙的立场上顽强地批判传统与民间形式的“落后”和反现代性。但是中国这个 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更倾向于选择毛泽东式的民族化和接近农民审美和情感的民族形 式。就连自身为激进启蒙知识分子的瞿秋白,也很有预见地严厉批判中国都市启蒙主义 知识分子的欧化倾向,大力鼓吹民间文化和民间形式。
随着中国革命的全国性胜利,以农村的民间民俗文化和审美趣味为主导的革命文化很 快就占据了支配性的地位,取得了文化霸权。其话语体系影响、制约了中国社会公众的 情感结构数10年。但是中国社会在毛泽东时代的情感结构是相当复杂的,在单一性话语 体系的主宰下,一直有着语言杂多、众声喧哗的潮流。
首先,明显对抗都市文化趣味的 革命文化霸权却不断地孳生着不同领域和不同层面的反霸权。如各种旧日都市生活习俗 和审美趣味一直顽强保留下来,传统文化如古典文学、古装戏剧等,利用革命文艺题材 的包装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传统文化遗产”的原则而得到发展。这些在“”时 期都被当成“文艺黑线”而遭到残酷打击。
第二,以革命理想主义、战争年代的英雄主 义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为最高价值的红色经典,强行把和平建设时期的平淡琐碎的日常 生活纳入“反日常生活”的战争年代轨道,因此产生了社会意识和文化行为的尖锐矛盾 和扭曲。
第三,红色经典的价值取向既是乌托邦理想主义的(以“共产主义美好未来” 为终极追求),又是实用主义的(一切以是否对“革命实践”有用为标准),从而造成价 值的二律背反,使话语能指(signifier)空洞化,“假大空”文体盛行。最后,革命霸 权所依据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阶级对立、阶级斗争原则,被红色经典非历史化、普遍化 ,把敌我对抗、黑白分明的二元对立逻辑引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终于在“”中导致 悲剧结果,引起中国社会的强烈反弹。阶级对立本来是社会不同经济和政治利益集团矛 盾的历史形式,在中国历史的特定阶段尤其是革命战争年代,曾经是社会的主要特征。 但在和平发展时期,毛泽东把本属于政治经济领域的阶级矛盾扩大转移到文化与意识形 态领域。红色经典在这个阶级斗争扩大转移的过程中也起了很大作用。
尽管有以上种种内在矛盾和谬误,红色经典所建构的情感结构却仍然深入人心,首先 为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和工人阶层拥护。这主要是红色经典紧紧抓住了大众的喜恶和 习俗,尤其是中国大众的平均主义价值取向,大力鼓吹民粹主义的“均贫”观念,以及 “艰苦奋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道德奉献和自我牺牲等类似宗教原教旨主义 的理念。中国从1949年建国以后,一直处在冷战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夹缝和前沿。二 次大战后美国卷入的两次地面战争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无一不是针对中国。60年代 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大国交恶,最后竟然走到战争边缘。中国的周边环境十分险恶。在国 民经济落后和“一穷二白”的状况下,中国政府采取高积累、低消费的建设方针,使6 亿多人口强制性压抑个人物质生活的需求和欲望,而达到高速度完成工业化基本建设和 国防建设的目的。因此革命文化霸权扮演了说服和赢得民心、凝聚民意的重大作用。毛 泽东利用红色经典建构的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建造了一个英雄主义的时代,使6亿中 国人口的大多数心甘情愿地为国家建设而压抑了个人欲望和物质追求。
中国红色经典的生产和建构如同大多数的现代经典建构一样,带有鲜明的历史特征和 功利主义色彩。当它产生的时代转换之后,其内在矛盾就暴露出来。这个暴露过程跟悲剧密切相关,当“”被彻底否定时,红色经典也被无情地抛弃了。毛泽东时代的一 个重大失误就是对知识分子的无情压制和利用。中国知识分子本来是革命的真正骨干,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正是五四时代的启蒙激进主义知识分子。他们是中国都市社会中最开 放和最早接受现代观念的阶层,也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先锋。关于毛泽东知识分子政策的 成败得失已经有大量的论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建国后知识分子阶层作为文化生产和 建构革命霸权的主力,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政治的斗争对象,这就造成了中国 社会这一虽非人口多数、但却举足轻重的阶层的离心离德。他们在“”中跟政府官僚一 道成为斗争对象。
“”之后,他们自然对“”深恶痛绝,成为否定“”的主力。红色经 典的生产和建构本来均出自于知识分子之手,但他们对自己的产品却产生了心理上强烈 的厌恶,因为红色经典的阶级斗争主题所引起的联想正是知识分子在“”中受到的种种 非理性的迫害。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府对现代化方案开始作根本性的调整,彻底抛弃意识形态革 命策略,而转向经济至上、科技至上的发展主义模式。在高积累、低消费的基本建设已 经完成的情形下,转向以个人物质消费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模式。这一转变在中国的话语 表述是“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国际大语境中的表述是“全球化 ”。
全球化乃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就是意识形态上的市场经 济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成为新的、全球化的普遍真理。中国20多年来的现代化转型已经 明白无误地表明,中国进入全球化大潮流的趋势不可逆转。但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的 全球化转型可以说是步履艰难,危机四伏。在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出于对“”的憎恨 ,自觉地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体系的反“”的主力和鼓吹改革和现代化的主力。
当时中国 盛行的是“文化热”,是对西方资本主义“蔚蓝色文明”的热情拥抱和对中国宗法和封 建的“黄色文明”的全盘遗弃。革命文化霸权、红色经典被视为封建传统的现代表征而 受到知识分子的无情鞭笞。在红色经典文本中自我贬低、自我忏悔和自我织罪的知识分 子,终于得到了报复性的心理满足。在10多年时间中,红色经典的正面形象几乎完全消 失在中国文化舞台,惟有以负面形象出现在反映“”悲剧的背景之中。
中国政府在现代化转型中越来越认识到革命文化霸权及其意识形态与新的政策和中国 社会现实的不适应和矛盾。虽然在话语体系的创新方面没有什么真正的突破,至今仍一 直沿用毛泽东时代以来的国家话语体系(这点以国家主流媒体的政治话语为代表,具体 体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人民日报头版和社论等),然而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 意识形态和话语的转型也如同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势头一样,不可逆转,已经和正在给中 国带来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根本性转变。作为革命霸权时代的文化生产的主力和80年代 鼓吹新政的主力,中国知识分子从90年代开始逐渐发现,他们的主力军地位也已经不可 逆转地丧失了。80年代末的政治意识形态风波并未扭转风向。90年代中国社会沿着全球 化的“与国际接轨”的轨道,越来越走向市场化和商品化的时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被 边缘化和市场化。知识分子逐渐分化,有极少部分成为坚持社会关怀的“公共知识分子 ”,绝大多数成为文化教育机构的“学者”、“专业人士”。取代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 分子主力地位的是企业管理、金融、营销、工程技术领域的专家,他们成为社会新的精 英和中坚力量。
而红色经典在90年代中期(毛泽东百年诞辰之后)又逐渐地出现在中国文化舞台上。这 一次重现,开始并不是国家机器的推动,而是民间自发和新兴的商业性大众文化产业的 合作。90年代初期发行量惊人的《红太阳》革命歌曲新唱和卡拉OK,以及重新上演的革 命电影和样板戏、再版的革命小说、革命故事等等,给大众文化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商机 。到了90年代末,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终于与商业性大众文化产业联手,轰轰烈烈地推出 了新的红色经典热,在全球化的时代再造革命经典。
新红色经典的生产者一部分是国家 意识形态机器所雇用的专业人士,在国家媒体中享有新的物质资本和政治文化特权。另 一部分是非国有文化产业的“影视人”、自由作家,他们不受国家指令而服从市场需求 。红色经典的再造主要服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指令和市场需求的双重制约,是在一个 文化市场多元化的氛围内的一种生产趋势。这和红色经典在五六十年代诞生的时代有了 巨大的差异。红色经典一诞生就一枝独秀,而四五十年后的今天,它的再造不过是中国 文化多元多极状况中的一种不大不小的时尚而已。
红色经典今天的市场主要来自中国的多数民众,他们大部分处于中年以上的年龄段, 集中于工人、农民以及中年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是红色经典创立时代的主要接受者,其 情感结构和话语体系深受红色经典的影响。当然这些都不足以成为红色经典再造的充分 必要条件。本文最后对红色经典的再造提出以下的猜测和询问。(注:参见孟繁华《当 下中国大众文化的两种时间》,《中华读书报》2000年10月19日;孟繁华:《左翼文学 在当下的命运》,《北京日报》2001年9月17日。)首先,中国社会20多年来的转型,造 成了不可逆转的历史断层,使得怀旧成为新的时尚。怀旧正是一个时代消失之后的普遍 社会情绪,在商业社会往往成为打造新时尚的契机。怀旧跟历史记忆不同,它需要的是 有选择的昔日情感和想象的再现,而不是具有强烈现实感的对历史事实的记忆和反思。
红色经典成为今天的新时尚,跟怀旧情绪有很大关联。把红色经典商业化,是否是一个 颇具后现代色彩的文化动向?第二,当国家机器正在努力转换、重建意识形态体系和价 值体系的时候,会从国家建立时代的文化资源中积极找寻有用有益的因素。红色经典无 疑是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文化遗产和符号资本。国家机器自然会努力 把这部分符号资本纳入民族国家的新文化传统,并予以博物馆化。所谓博物馆化,是指 把某一文化文本与社会现实剥离,置放于一个安全的距离中,予以审美和学理的欣赏和 反思,并标以“传统”、“经典”的标签来教育后代和昭示世界,旨意在塑造民族国家 的文化认同和意识形态。但红色经典的主题和价值取向是否可以完全跟当下的现实剥离。
最后,我们不得不看到再造红色经典所可能和实际上已经遇到的困境。红色经典的平 等观念、道德理想主义、民粹主义,跟当代中国的社会意识有尖锐的矛盾,但仍然对中 下层社会阶层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当中国不可逆转地进入市场社会时,经济和政治层面 的社会分层、贫富鸿沟、阶级矛盾正在日益加深,红色经典的平等与阶级诉求也必然会 得到社会中下阶层的共鸣。红色经典还能否唤起激情燃烧的岁月?因此,如何在红色经 典的现实意义和文化遗产建设目标之间作出合理的协调,如何使严肃的历史记忆和反思 不至于完全演义成为脱离现实的怀旧时尚,乃是红色经典全球化时代再造的思考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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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法治的不断向前发展,轻刑化成为我国刑法发展的重要方向,一个重要的表现便是死刑罪名的数量不断减少。我国确立了逐步缩减死刑罪名适用的死刑改革指导方针。我国死刑罪名的废除首先从非暴力犯罪开始,毒品犯罪作为非暴力犯罪之一,由于其自身无被害人、不直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等特点,并不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罪行极其严重的死刑适用条件。在毒品犯罪高死刑适用率的背景之下,毒品犯罪死刑的废除是我国死刑制度改革进一步向前推进的重要步骤。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毒品犯罪死刑废除若干问题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作为一个古老的话题,对其争论由来已久。笔者借本文分析了毒品犯罪死刑废除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分别从立法、司法、量刑制度的层面提出我国式的毒品犯罪的死刑废除,以不断顺应刑事司法改革的趋势。
关键词:毒品犯罪;死刑废除;刑罚谦抑性
2014年6月26日,在新一度的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习与李对于毒品犯罪做出重要指示,严厉打击各类毒品犯罪活动,坚决遏制毒品问题蔓延势头。毒品犯罪作为一类高发案件,由于其适用死刑的频繁而引起广泛关注。笔者借此契机,对于毒品犯罪的死刑做以下几方面的探讨。
1.顺应世界犯罪适用的趋势
对死刑这一剥夺生命的刑种的适用源远流长,在古代的乱世中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现今刑事法的时代是一个逐步废除死刑的时代,尤其是对于一些实质危害性不大、罪不至死的犯罪,国际上普遍的做法是将该类犯罪的死刑适用予以取缔,以适应世界不断高涨的保护人权的大趋势,回应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毒品犯罪由于其自身独特的属性,其造成的实质危害性并非立法机关估计的那样严重,若将其广泛适用死刑又难以达到“其罪当死”的标准,难以服众。因此,应将毒品犯罪的死刑坚决予以废除。
2.符合刑罚谦抑性的要求
刑罚的谦抑性强调适用刑罚的必要性,包含着谨慎、内敛的刑罚适用理念。毒品犯罪的特殊性在于,对其认定应依据具体的情况,包括时期、地域、制度等等因素,即决定犯罪与否不易。毒品犯罪与特定的社会因素紧密相连,因此,将毒品犯罪一味地至于死刑的规制之下,正当性与合理性令人生疑。此处合理的规制手段应同具体的原因相联系,采取同社会因素无缝对接的办法,针对性的对于毒品犯罪予以规制。也就是说,此处死刑这一刑罚的适用并非居于主要地位,而应逐步废除甚至予以取缔。因为,对于犯罪的规制以必要性为基准。死刑这一极端的规制手段,应在毒品犯罪的规制领域率先予以废除,以符合刑法谦抑性的需求。
3.与我国刑罚改革的思路相衔接
我国的刑事立法在历次修订过程中,秉承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刑罚的配置日趋轻缓。在死刑这一古老的刑罚配置上,体现得尤为明显。通过历次刑法修正案的出台,死刑罪名在日益减少,尤其以“修正案(八)”最为明显,此次修法将经济类犯罪等为代表的实质危害性不大的犯罪的死刑规定予以取缔。现今,我国的毒品犯罪存在定罪标准单一、死刑适用畸繁的不足,上文中谈到的改革亦是基于此。这一不足会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正与我国的刑法改革相悖。因而,应着力解决这一束缚在我国刑事司法改革道路上的桎梏,在毒品犯罪领域,进行死刑废除的先行先试的试点,从而为以后的整体取缔死刑奠定理论与实践基础。
1.具有一定的思想与舆论基础
随着我国经济转型的不断深入,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人权保护意识已成“燎原之势”,具备相当坚实的群众基础。因而公众对于死刑的敬畏之心日盛,开始反思死刑带来的负面影响。我国2004年出台的宪法第四次修正案将人权的保护予以明确化,即是对于人民群众废死呼声的回应,为我国的刑事法改革树立了标杆,也为广大人民群众废死的社会心理奠定了法治基础。
2.公众对于毒品犯罪的废死较易接受
同实质危害性极大的犯罪相比,社会公众对于毒品犯罪态度形成极大反差,对其废除死刑并未触及社会公众那条敏感的神经,人民群众较易能接受。这源自该类犯罪并未触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对社会公众的法益侵害并未达到紧迫性与严重性的程度。从危害结果来看,同严重暴力犯罪造成的人身法益侵害的严重程度不同,毒品犯罪造成的类似法益侵害的程度较轻;且毒品犯罪并不直接造成上述法益的侵害,此法益侵害系由吸食毒品的行为造成的。从立法角度来看,毒品犯罪被纳入分则的第6章中,从章节的分配上可以看出,该类罪的侵害法益为社会正常的管理秩序;从当然解释的角度,侵害的法益并不包含人身法益。在构成要件上,毒品犯罪的具体实施者是在谋取非法利益的驱使下,并非是基于侵害人身法益且更多的是对社会正常秩序的破坏。因而,在毒品犯罪领域率先取缔死刑配置,遇到的改革阻力极小,改革成功的可能性极大。对于毒品犯罪危害存在认识误区的,应加强舆论的宣传引导,巩固已有的思想成果。
3.其他的替代性刑罚较有效
一味对毒品犯罪施以死刑等刑罚处罚,并不能完全减缓日益严峻的毒品泛滥的形势。正如马克思所说:“……通过刑罚手段来震慑犯罪难以成功。”甚至,毒品犯罪的死刑判决率同毒品案件呈正相关,死刑判决率的递增无形中增加了毒品犯罪的风险,客观上增加了毒品犯罪具体实施者的获利空间。从而导致了死刑判决率-获利-毒品案件高发的怪圈。
意大利著名法学家贝卡利亚认为,死刑的作用效果并非长久;若用诸如劳役等处罚手段来对罪犯予以规制,以限制自由为代价,更具有长远意义,也是较为有效的规制方法。也有的学者认为,自由刑具有长久性,能将毒品犯罪实施者置于持续震撼。我国的刑事法对于毒品犯罪配置了财产性的处罚,然而这些立法显得较为抽象,实际操作性不强,导致适用效果不佳。笔者认为,应破除对于重刑主义的盲目崇拜,逐步废除该类罪的死刑。废除毒品犯罪死刑并非对于该类犯罪怠于规制,而是要通过更加合理的规制手段进行规制。此处的合理规制手段包含了诸如财产刑、徒刑类的刑罚,这些处罚较重刑有着独特的优势,能够切实缓解上述提到的毒品判决怪圈。
1.立法层面废除运输毒品罪的死刑
学界对于该罪的性质的认定主要由以下观点:
(1)法益侵害程度说。毒品运输行为所带来的法益侵害程度显著低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的行为。
(2)单独成罪说。将运输毒品罪从分则的有关文本规定中剥离,创设新罪。
(3)取消说。对于运输毒品行为,可直接适用《刑法》第347条;或以该罪的帮助犯论处,因此不主张创设新罪。前述学者无一例外的认为将运输毒品的行为与走私等行为统一适用刑罚,有违刑法基本原则,造成处罚上的不公平。
大多数运输毒品的实施者为社会的底层人士,只是整个毒品交易链条的不起眼环节。其并非毒品犯罪的策划者或者积极参与者,同背后真正的“大佬”相比,其地位微乎其微,难以对大局产生实质影响。若将前述人员统一适用死刑,无疑丧失了刑罚的基本功能,对于真正的犯罪分子难以起到刑法所应有的作用。所以,我国在以后的修正案中应将这两类人群进行区别对待,对于这些背后产生实际影响的“大佬”处以重刑。
2.司法上限缩除运输毒品之外其他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
“严打”一词伴随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其收效甚微,并未实现“严打”政策的初衷,甚至对于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为了维护失衡的社会秩序,需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起作用。此处的“严”包含严密法网等等内涵,不同于“严打”政策。现阶段,若继续秉持“严打”态势,无疑会为废除毒品犯罪的死刑进程增加更多的阻力。
3.对于毒品再犯、累犯,在适用死刑时应谨慎
毒品的再犯与累犯情节是毒品犯罪适用时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的从重量刑情节。对于毒品再犯、累犯动用极刑手段规制时理应认真对待,不宜一具备法定数额标准时,就统一动用极刑规制。实际上,这也涉及毒品再犯与一般累犯的关系问题。毒品再犯的立法初衷系弥补两者之间存在的立法漏洞。所以,毒品再犯规制的重点应是弥补一般累犯无法规制的漏洞之处。而对于同时构成两者的类型,鉴于一般累犯阻却刑罚裁量制度的运行,规制手段更为严厉。故根据交叉竞合重法优于轻法之处断原则,应选择适用一般累犯之法条。对于一般累犯阻却适用而应归属毒品再犯讨论的情形时,鉴于毒品犯罪的实施者所犯的前后两罪之间已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前罪留给社会的印迹已逐渐消退,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相对较小,在刑罚适用时应慎重适用死刑。只有对于同时应评价为这两种情形时,同时考虑立案标准所规定的数量标准时,才有死刑适用的必要,同时要慎重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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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营销是企业在充分认识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前提下,为充分满足消费者需要在营销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活动。服务作为一种营销组合要素,真正引起人们重视的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这时期,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产业升级和生产的专业化发展日益加速,一方面使产品的服务含量,即产品的服务密集度日益增大。另一方面,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市场转向买方市场,消费者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他们的消费需求也逐渐发生变化,需求层次也相应提高,并向多样化方向拓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全球化服务营销的挑战与对策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 :论述的是国内企业如何走出去,开展服务营销,在国际市场中赢得顾客和市场。政治经济壁垒,文化差异和信息等因素是制约服务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也是服务型企业所需要面对的挑战,这些企业需要从思维,战略和组织三个方面做出对应的调整。
关键词:服务营销 全球化 顾客导向
随着WTO的影响日益深入中国商业活动的方方面面,中国的企业如海尔等,开始逐步尝试“走出去”的策略。世界各地的市场上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的产品,但是世界企业巨头都开始通过服务营销策略争夺顾客和市场,在未来的国际市场中,我们能否看到中国的企业给全球的顾客提供一流的服务呢?
服务作为服务营销的基本概念,具有的区别于一般有形的实物产品的特性。菲利普·科特勒把服务定义为"一方提供给另一方的不可感知,且不导致任何所有权转移的活动或利益"。服务营销的特性与服务本身的特性是紧密相连的,企业需要设计出成功的全球化服务营销策略,就必须从服务营销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入手。具体来说,服务营销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性:
1.1无形化的服务产品使得顾客较难准确的判断服务质量和效果
无形化是服务最显著的特点,组成服务的许多元素是消费者无法用感观了解到的,而且服务质量本身也是非常抽象的概念,它与顾客的感情状态,个人兴趣等多方面有着关系。当然,在众多企业的服务营销策略中,服务营销仍然是有着特定的载体的,比如零售商提供服务营销针对的是在它的营业网点中售出的商品,而海尔的服务营销则针对的是自己生产的家电产品。
1.2服务营销提倡顾客在营销过程中的参与性
服务营销的核心战略是以顾客为导向,关系管理是服务营销中的重要环节。与传统的产品生产管理过程中,顾客完全被排除在外相比,服务营销使得顾客对于产品的开发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而在营销活动中,顾客对于服务营销的评价也将直接影响到顾客对企业整体的评价。在全球市场中推行服务营销,企业将面临不同地区消费者特别的营销需求,这对于企业本身的关系管理是巨大的挑战。
1.3服务的不可分割性使得营销活动对企业形象的影响更大。服务不存在生产和销售相分离的过程,因此也使得企业的服务营销对于顾客有着直接的影响。而当企业将服务网络扩展到全球的各个区域时,服务营销策略将使得企业服务形象和企业自身的形象密切相关,任何一个服务网点都代表着企业整体。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速度逐步加快,发达国家的服务企业也开始将自己的网络铺向了全球市场。在这些企业走向世界其他地区的时候,都面临着来自市场进入国家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的阻力,分清楚这些阻力的作用,将有利于企业服务营销的良性发展。
2.1服务企业跨国营销发展的政治经济壁垒
虽然服务行业在各个国家的正在迅速发展,但是其全球化的道路却并不一帆风顺。虽然各个国家,特别是WTO成员国都减少了关税壁垒,但是非关税壁垒仍然存在。据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每年有大约20%的跨国服务交易受到了来自政府的压力和非关税壁垒。仅以保险业务为例,全球就存在着26个阻止外国保险公司进入本国市场的法令。
这些政治经济壁垒的存在,使得服务行业的全球化发展面临了相当的挑战。许多服务企业因此失去了大量的商业机会。比如在中国进入WTO前,外国资本无法进入中国的金融以及保险等业务,但是WTO后这些壁垒都将逐步被解除。在服务行业全球化发展过程中,服务企业也可以通过利用公关途径打开新市场,获取新的商业机会。
2.2服务营销的标准化与本土化之争
当服务企业面对的是全球不同地区的顾客群体的时候,一个非常标准化的服务体系往往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服务往往涉及到很多人的因素,因此如何在标准化的服务体系下尽可能得发挥出人的灵活性,就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产品在许多情况下能够按照一定的度量方法进行不同地区之间的横向比较,但是服务则大多没有可比性,因为消费者的需求是不同的。比如不同地区的消费者对于保险的业务认识和情感认同是不一样的,因此保险公司在推出不同产品的情况下,对于业务人员的推销方法选择,都必须有不同的认识。
2.3文化对于消费者评判服务营销的影响
不同的文化群体会对服务营销的整体评判有着不同的认识,比如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文化更认同集体主义的态度,因此无论是在生活方式和购买,消费行为中,都更重视服务的质量以及诚信。国外的相关研究表明,在评判服务的消费者中,那些对于外来文化持更为保守态度的消费者往往表现得更为具有民族主义情结,比如他们在选择各种服务时,往往倾向于选择本国的服务商。
2.4全球信息传递的准确性
虽然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可以使得企业在自己的全球总部就可以了解各个地区的营销状况,但是传送的信息大部分是经过人为的处理,并制作成计算机能接受的数据格式,再进行传输。而同样的信息在不同的管理者看来,就存在着不同的解读方式和含义。这都会影响到企业内部信息传递的准确性。
服务营销的提高是个长远的过程,尤其是当企业走出国门,面对全球各式消费者不同的需要,要想通过服务营销来赢得市场和消费者,需要的是各个层次上的提高。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企业仍然需要从思维,战略和组织三个层次来提高自己对服务营销的认识,从而建立起应对全球市场的策略。
3.1服务营销思维——顾客满意和关系营销
服务营销质量的提升,从整体上说仍然需要的是企业对管理思维的革新,从根本上树立顾客为导向的思维方式,将顾客满意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目的。与此同时,企业也提倡以关系营销来替代原有的交易营销,不再追求交易利益的最大化,而更看重与顾客、供应商、分销商之间建立起长期的、彼此信任的互利关系,和竞争者之间形成一种互利共存的关系,并使员工对企业保持满意。显然,关系营销在目前的营销环境下,和传统的交易营销相比,更能使企业赢得明显的竞争优势。
3.2服务营销战略——创建服务品牌
菲利浦·科特勒在其《营销管理》—书中将品牌定义为:“品牌就是…种名称、术语、标志、符号或者设计,或足它们的组合运用,其目的足藉以辨认某个销售者或菜群销售者的产品或服务,并使之间竞争对手的产品和服务区别丹来。”对于服务营销来说,品牌是在日渐趋同服务市场中建立自身优势的重要手段,它能产生差异化的竞争优势。
企业要创造良好的服务品牌,除了提高企业的服务质量以外,最重要的是进行资源的整合和品牌创新。当各个企业的服务缺乏整齐划一的时候,优秀的企业会运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在消费者心中树立起良好的品牌形象。通过服务开发,营销开发等多种途径,提高整个品牌的知名度。
3.3服务营销组织调整——顾客导向的组织结构
在企业发展的初级阶段往往以产品作为整个企业组织结构的导向所在,而对于服务营销的企业战略来说,顾客将成为最终的导向。虽然顾客并不直接对企业产生组织结构上的影响,但是企业的服务营销战略决定了企业的组织结构必须能够更为灵活。因此,许多跨国公司在公司规模逐步增长的同时,仍然保持着相当扁平的组织结构,更好的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影响日渐深入,世界各国的服务行业之间的联系将会越来越紧密,我国企业能否在服务市场中争得自己的一席之地,还需要在对服务营销的规划和管理上多下苦工。
1张庆伟.世纪企业营销观念的转变,管理现代化,2003(2)
2梁宏 王莉.超市服务营销战略探析,商业研究,2003(1)
3邹乐群.新世纪企业营销的八大观念,商业研究,2002(6)
4胡圣浩.入世对我国服务营销的挑战及其对策,商业研究,2002(2)
5昝新明.新世纪对服务营销的几点思考,经济师,2002(2)
6王建刚.从服务的特点看服务营销,价格月刊,2002(2)
【全球化服务营销的挑战与对策】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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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国来看,基本上不再具有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特征,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推行经济计划化,对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及部门发展速度和数量指标,作出计划指导,进行协调平衡。这种宏观调控贯穿于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并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得到加强。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浅析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扩展与危机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浅析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扩展与危机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是一个相反相成的过程,是一个悖论,当今世界已经卷入一个前所未有的交流与撞击互动的新境界。经济全球化在把生产的社会性扩大到全球范围的同时,使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也在全球范围内积聚、扩展。资本的全球化扩张,使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矛盾也向全球发展,并向各个层次展现的更加清晰。它不仅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日益交织与融合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充满摩擦与竞争的过程,既存在日益密切的交往、对话与合作,又存在着差异、矛盾与冲突。
早期资本主义生产的全球分布,着重表现在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国际分工。现在跨国公司把生产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和配置起来,实行国际生产分工和协作。而现代交通、通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跨国公司利用全球资源和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几乎和在一个国家内一样方便和可行。从资源的配置、使用到生产的组织和销售,一个以大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全球性生产网络正在形成。“以世界为工厂,以国家为车间”,这在许多具有较大程度高新技术含量的产品生产领域,正成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可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在更深层次上向全球拓展,使生产的社会化变为全球化的了。
社会化大生产的深度全球性拓展必然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变化。一方面如许多人已经指出的,在发达国家内部出现了资本关系社会化的趋势,另一方面更应当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大的变化发生在国际范围之内。由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宰,是现代国际垄断资本的代表,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同时也就意味着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生成。跨国公司这种占有形式也造成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阶级关系上和经济关系上的对立正在全球层面展开,并且日趋尖锐和复杂。
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国来看,基本上不再具有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特征,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推行经济计划化,对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及部门发展速度和数量指标,作出计划指导,进行协调平衡。这种宏观调控贯穿于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并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得到加强。同时随着国家垄断资本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在更深层次上全球拓展,把生产变为全球性的社会化。而跨国公司成为全球社会化生产的组织者,成为国际间的商品、技术和资本流动的主要参与和载体。
生产的国际化改变了传统的生产要素受国家地域限制的前提,由此冲击到了传统的国家调控机制:资本的流动和跨国公司的生产活动超越了传统国家政府的控制范围,因此政府越来越难以控制这些生产因素。其活动基本处在场所基本处在无政府状态的世界市场,以追求全球范围内最高利润为最终目的。其结果必然在全球范围导致生产发展的盲目性,而由于跨国公司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高度的内部组织性,所以其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的扩张十分迅猛,一旦产品在市场上过剩,其影响往往波及一系列的国家和地区,引发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动荡或危机。
资本全球化的发展必然造成资本生产无限扩大与有限的世界市场之间的矛盾。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增值关系全球化,资本的生产必然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然而资本生产的扩张却受到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力的制约。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世界市场的消费力既不取决于世界各国绝对的生产力,也不取决于世界各国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世界范围内以不平等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分配关系,一方面使世界绝大多数人口的消费力受到资本积累和扩大资本生产规模的限制。
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另一新的矛盾是无限追逐利润与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生态环境日益“荒漠化”。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把这种发展模式以及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扩展到全球范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危及全球的环境污染具有畸形性、片面性。
它带来了资源的严重浪费、环境的污染等文明效应,破坏了人与自然间的和谐平衡。同时全球温室效应、酸雨和臭氧层的扩大化,环境恶化和生态平衡的破坏,人口爆炸、资源短缺、粮食危机等“全球性问题”的日益严重,由此造成的“生态文明危机”,已经严重危及人类文明的根基乃至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突出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又一个新的矛盾形式。
就国内来看,经济全球化进一步破坏了战后建立起来的劳资关系中的平衡和妥协,加强了垄断资产阶级的权力,劳动者在劳资关系中处于弱势的地位,造成了社会结构层面上日益明显的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资本跨国流动能力愈来愈强,它不仅能够摆脱国家的原有支持,而且在与国家的谈判关系中具有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国家不得不屈从于全球化中资本的压力。资本要挟能力的提高迫使国家为了留住资本而降低税率,取消管制,改革福利制度,减少成本,出台优惠政策。
经济的不平衡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冲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政治领域里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向世界强制性推行强权政治的“民主文明”与争取世界实现真正民主化的矛盾和斗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力图用自己的政治模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去改造发展中国家,对于俯首听命的国家施以经济援助予以鼓励,对于不服从他们意志的施加政治压力和经济制裁。
从文化方面来看,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他们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在文化普遍性口号下力图取消文化多样性,试图将弱势民族及其文化整合到一个由强势国家和民族所控制的、“同质的”世界文化之中,形成统一的资本主义的“相同的消费主义模式”。
经济全球化也未缓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全球资本主义构成为一个既对立又统一,既依存又排斥、既合作又竞争的矛盾体系。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方面的矛盾目前主要通过贸易、投资和货币展现出来。在贸易领域,由于各国之间经济实力、产业结构和市场开发程度存在差异,且这些因素又处在不断变动中,因而导致相互之间的贸易失衡,常常引发贸易摩擦和“贸易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全球化在把生产的社会性扩大到全球范围的同时,使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也在全球范围内积聚、扩展。这就使得资本主义的发展走入了一个“二律背反”的空间,即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在使资本主义重新焕发生机的同时也会减少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外部化成本的释放空间。尽管在现阶段,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都还没有达到极限值。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今天这种远胜于以往任何时代的经济全球化发展态势,确实给资本主义带来了发展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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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前的的语境下,有两种倾向值得我们警惕:过分地夸大文化全球化的作用以致于根本忽视了文化本土化倾向,结果会使中国文化丧失其固有的民族身份;过分强调文化本土化、并以对全球化的敌意来排斥一切外来影响也会产生另一种形式的文化民族主义。后者很可能会使中国的国际文化交流和学术交流后退,甚至给经济建设带来障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全球化时代英语的普及和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全球化时代英语的普及和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全文如下:
提要:探讨全球化这个现象已成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前沿理论课题。本文从全球化时代英语的普及以及对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冲击入手,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对策:既迎接全球化的挑战,掌握英语这一文化传播工具,同时又在与西方学术界的交流中借助英语这一工具提出中国批评的策略,最终达到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因而一味反对英语的普及只能使对外开放的大门关闭,而全盘西化则会导致中国文化身份的失却。
关键词:全球化;英语;批评话语;后殖民
在所有的主要国际性语言中,英语毫无疑问是最为普及和最具有影响力的一种语言,这不仅体现在东西方的学术研究中,同时也体现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对外贸易中。既然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全球化或跨国资本化的时代,那么英语的功能也就变得越来越明显,因而也就对在世界范围内使用十分广泛的其他语言构成了挑战。
20世纪初和80年代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助于英文这个中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英语对青年人的生活和工作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了不可缺少的东西,它毫无疑问是中国目前使用得最为广泛的一种外国语言。许多科学家把英语当作与国际社会进行交流并推广他们科研成果的唯一手段,但也有少数人,特别是一些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观念老化的人文知识分子,则对英语在全球化时代的普及和渗透感到忧心忡忡,他们甚至担心,英语的普及或许会损害中国的民族和文化身份,甚至有可能使中国的文学批评话语"殖民化"。
本文的写作实际上是对中国的批评界和知识界流行的文化"非殖民化"尝试作出的回应。全球化语境下英语的普及和文化渗透性在当前这个全球化或跨国资本化的时代,英语在我们的科学研究和知识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尤其体现于近来人们对国际互联网的使用。在我们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领域内,特别是英语语言文学系科,我们不得不面临着近几年来风行于英语国家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产生的巨大影响,因为它作为一门跨学科的学术理论话语,目前已经进入了中国的批评理论界。有些人甚至认为,文化研究的崛起不啻是为经典文学和传统的文学研究敲响了丧钟,另一些人则怀着喜悦的心情欢迎这种冲击波,以便借此机会扩大带有精英意识的文学经典的范围,甚至对之进行重新建构。
确实,文化研究已经在近几年里逐步介绍到了中国,并在中国的批评界得到讨论,这是伴随着后现代主义在中国语境下的辩论日渐衰落后的一个事件,基本上与关于后殖民主义或后殖民性的讨论同步进行。毫无疑问,文化研究是英语世界的最新现象,它甚至对精英文化和经典文学的研究也构成了挑战。所谓语言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象征着美国的语言霸权,因为它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力量已经对英语本身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谓的"美国英语"(American ism)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因此探讨英语的普及而不涉及文化研究的盛行就无法将其与中国文化和批评话语的"非殖民化"相联系。
在我看来,任何文化或文学现象,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可以在一种国际视角中被当做一个"文本"来考察。同样,任何文化或文学,假如要被放到一个广阔的国际语境中来考察或试图更为有效地与国际社会或学术界进行交流,那么它就别无选择地要借助英语之中介才能发挥作用。这对于中国的后殖民研究者大概是一个悖论:一方面,他们试图使中国文化和批评话语非殖民化以便捍卫并保持中国的民族和文化身份;但另一方面,为了能够更有效地同西方学术界进行交流和对话,他们又不得不用英文来发表自己的著述,因为英语是当今学术交流唯一有效的国际性语言。
为了论述的方便,我首先略述一下文化研究的历史和在西方的研究现状。正如同其在西方的情形一样,文化研究并不指向传统的精英文化,而是专指当代非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甚至包括消费文化和传媒文化。但另一方面,就文化研究所涉及领域而言,它无疑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1)专事后殖民写作/话语研究的种族研究(ethnicstudy),其中包括爱德华·赛义德(EdwardSaid)的东方主义概念的建构以及对此进行的意识形态的和学科层面的批判,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Spivak)的从解构和第三世界女性批评家的立场对帝国霸权的批判,以及霍米·巴巴(HomiBhabha)的有意混杂民族和文化身份进而消解帝国话语的后殖民批判理论。当然随着国际性的后殖民讨论的进一步深入,巴巴的理论越来越有影响和冲击力,特别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学者和批评家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因为他们目前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下最为关注的现象是民族身份和散居民族(Diaspora)文化问题。
(2)以专注某一特定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为主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区域研究(areastudy),例如目前对东西方学者都有着诱惑力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研究等。在这一框架下,诸如全球化问题、反帝国主义的策略以及亚洲认同等问题都成了研究者们关注的对象。尤其是近几年来的亚洲金融危机更是成了学者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它可以说是全球化给经济界和金融界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
就我们所从事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而言,我认为,文化全球化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直接结果,完全有可能带来两方面的后果:其积极的意义在于,它使我们的文化工业和学术研究直接受到市场经济的制约,而非仅依赖于政府的行政命令,因而使得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关系更为密切;它的消极方面则体现在,它使得精英文化的生产或非市场指向的文化生产变得越来越困难,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新的等级制度。
在中国当前的的语境下,有两种倾向值得我们警惕:过分地夸大文化全球化的作用以致于根本忽视了文化本土化倾向,结果会使中国文化丧失其固有的民族身份;过分强调文化本土化、并以对全球化的敌意来排斥一切外来影响也会产生另一种形式的文化民族主义。后者很可能会使中国的国际文化交流和学术交流后退,甚至给经济建设带来障碍。
(3)专注女性写作/话语和女性研究的性别研究(genderstudy),其特征是把注意力从过去的政治取向的女权主义文化政见转到注重女性自身的生理和生物属性,在一个多元文化的语境下不以全然对抗的立场出现。在这一方面,妇女的文化身份被重构为一种双重边缘的力量,她们经历着从边缘向中心的运动,最后的企图在于消解旧的中心,重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男性意识的女性话语。在最近几年里,随着女性写作在中国的繁荣,女权主义批评和妇女研究对男性和女性学者都越来越有吸引力。
(4)专注影视、广告业和其他属于大众文化形式的传媒研究(mediastudy),其中自然包括以语言作为文化传播媒介的翻译研究,这也许是当前的文化研究者最为关心的问题。面对非精英取向的文化研究的强有力冲击,经典文学和精英文化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国际互联网这一第四媒体的普及也给虚构文学以及传统的电影和电视工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领地变得越来越狭窄,因而毫不奇怪,不少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对下一个千年文学的前景感到忧心忡忡。这就是我对文化研究在当今西方和中国之情形的理解和描述。应当指出的是,文化研究的这些方面都是通过英语的普及或英语的语言霸权主义的强力而实现的,因此毫无疑问,这已经显出了全球化时代不可避免的种种症候。据说在这一时代,人人都必须学习用英语阅读和写作,并用英语进行交流,若不想把自己孤立于国际社会,他/她都不得不面临英语的渗透。因而人们便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面对英语的巨大影响,如何才能保持民族和文化身份的特征?显然,在全球化和跨国资本的语境下,人文学者们都认为,英语确实作为一种新的霸权在发挥着作用,没有它,人们就无法跟上国际科学技术和学术研究的最新进展。
随着英语的普及,文化和民族身份研究也越来越引起东西方学者的关注,因为他们已不只是在自己的国家或地区发挥作用了。正如霍米·巴巴的混杂(hybridity)理论所显示的,随着全球化时代文化旅行和文化传播的进行,人们的民族和文化身份也变得愈益模糊。一个人不管是身处中心(第一世界)或边缘地带(第三世界),都有可能同时在中心和边缘发挥作用,就像那些没有中心、没有总部、同时也不受本国政府管辖的巨型跨国公司的运作方式那样。同样,中国和西方的一些有着双重身份和国际知名度的学者也可以同时在东方和西方的学术领域发挥作用。由于他们频繁的国际性交往和活动,他们的语言身份自然也是模糊的,这样,英语就义不容辞地成了使他们得以与外界进行交流的唯一手段。
一方面,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不遗余力地向国人介绍西方学术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以便借此来更新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他们也必须用英文写出学术著作,在国际主要学术期刊上发表或在国际知名的大学出版社出版,才能得到西方乃至国际学术界的承认。对于这一现象,我们自然应予以重视,因为它在我们的文化研究领域里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作为"地球村"里人们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国际性语言,英语的影响正变得越来越广泛,特别是在那些现代化进程快得使人难以预料的国家和地区更是如此。在这些国家,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说来几乎等同于西化。
在当今的中国,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英语的普及具体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1 各主要大学,都有英语系或以英语为主的外语系(院),它们代表着中国的外语教学与研究水平,而其他的外语教学和研究则发展缓慢,有的甚至呈萎缩状况。
2 所有的大学生和研究生都应把英语课当做一门必修课,而不管他们今后所要从事的工作需要与否。3 博士研究生在撰写博士论文时,不管是什么领域的,都必须使用原文资料,通常是英语资料,只有这样才能有所创新,才能提交答辩并通过。4 任何学者或研究人员要想申请高一级的职称,都必须首先通过一门外语(通常是英语)考试才能申报。5 在几乎所有的城市中学(甚至一些大城市的小学)和许多农村中学,学生都必须学一门外语(通常也是英语)才能拿到毕业证书,等等。英语除了在中国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使用外,还广泛地应用于商业和贸易业务或消费和广告业务。
毫无疑问,中国的英语教学正在日益繁荣,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英语教师的收入上,他们比其他语种的教师,显然收入要高一些。这一切都无可辩驳地显示出,中国的学术研究正变得越来越国际化或全球化,也越来越规范化。如果没有英语的中介,这肯定是无法实现的。这不仅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也是任何人都无法预料也无法抗拒的历史之必然。
因而现在的情形是:在全球化的时代,不管你喜欢与否,你都必须懂一些英语,没有这一技能你就无法成功地在当今时代生活和工作下去。中国文化和批评话语必须"非殖民化"吗?由于全球化的到来,中国可以在世界上找到自己无可替代的地位和独特价值。作为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文化全球化对中国的知识生活以及文学写作和批评话语有着更为深刻的影响。
学者们不得不感到自己实际上处于(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已能使用互联网来从事学术研究,文化全球化实际上已经使我们更为方便地直接与国际社会和学术界进行有效的交流。在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界,有些学者借助英语花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把西方在批评理论和文化研究领域里的最新研究成果翻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同行,旨在影响并更新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批评。自80年代初以来,诸如形式主义、新批评、现象学、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后结构主义、阐释学、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等西方批评理论或文化思潮如同走马灯一般匆匆进入中国当代文坛和思想界,对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及文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或更早一些,几乎西方所有的现代主义文学大师的主要作品均翻译成了中文,对相当一批中国当代青年作家所产生的影响甚至超过许多中国作家所产生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倾向:一些理论功底和英文水平都相当差的青年学者为了追逐流行的时尚,在自己的批评理论著述中大量滥用从西方借来的批评术语,造成的结果是,连本专业的同行都读不懂他们的文章。这显然不利于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与国际文学研究界进行平等的对话。因此,毫不奇怪,他们的激进作法使恪守传统的那部分中国学者不满甚至恼怒,因为在这些学者看来,中国是一个文学和理论批评大国,但在国际理论批评争鸣中发不出自己的声音,中国学者却没有自己的批评话语。
出于对重建中国批评理论话语的关心,这些学者号召建立自己的批评理论话语,并将其视为中国的文化"非殖民化"进程中的一种后殖民策略。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建立"中国学派"的声音再度进入人们的耳际,这尤其在一些关于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的研讨会以及一些刊物上发表的批评论文中可见端倪。显然,在这些人看来,全球化和外来影响不可避免地与中国文学的发展以及中国批评话语的建构相对立,因而也就成了中国文化及其理论批评话语的"殖民化"的主要原因。当然,在这一影响中充当中介的正是英语的普及。
如果认真地考察这一现象,那么我们就应当说,认为中国文化和批评理论话语是否"被殖民"应视不同的情形而定,决不可一概而论。有些人认为,英语的普及是过去20年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从内容到表达形式(话语)全盘西化的主要原因,因为许多理论教义和文化学术思潮都是通过英文的中介进入中国文化界的。结果,中国文化便失去了自己的民族身份,批评家也失去了自己的话语,如果他们在国际论坛上不能用英文发言的话,甚至连自己的声音也丧失了。
另一些人则认为,通过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来实现中国文化的非殖民化是必要的,这在80年代初比较文学在经历了漫长时间的"沉默"后再度勃兴时曾颇有吸引力,但在当前这个多极角逐和多元走向的世界,这种建立学派的尝试实际上是过时的"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或"西方中心主义"(Westcentrism)的翻版,即所谓的"中国中心主义"(China centrism)。他们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中国人学习英语以致于掌握英语与否竟成了衡量一个人是否品味高或学识渊博的标准?而与其相对照的是,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懂中文的人却很少,更不用说把握中国文化和哲学思想的内在精神了。
中国学生或学者为了能出国深造,首先得通过英语考试,而那些来中国工作的西方专家却不必学汉语,他们来中国做生意或旅游往往都由年轻的中国翻译或导游陪同。这难道不是一种文化交流上的失衡吗?我们并不否认上述现象确实存在,但是要探讨这些现象,还得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进行考察分析。应当承认,这些学者也有自己的理由担心英语在国际社会的渗透性力量和语言霸权,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中国文化和理论批评话语的"殖民化"现象。
实际上,自90年代初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的引进,中国的文化学术界曾出现过一股"后学热",尤其是"后殖民热"成了中国的语境下反对所谓西方文化新殖民主义渗透的一个对抗性策略。中国许多的"保守主义者"确实认为,早在20世纪初,中国文化和文学话语就"被殖民"了,自五四时期以来,中国的语言变得越来越欧化或西化,因而这一历史责任是推卸不掉的。确实,在那以前的中国文化和文学基本上不大受到任何西方影响;同样,中国对外开放以来,各种西方学术思潮和文化理论蜂拥进入中国,对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话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在这方面,鲁迅的"拿来主义"原则直到今天都很有影响。
当然,这既是一件好事,同时也是一件坏事:对于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向世界进而跻身世界文化和文学的主流是颇为有益的;另一方面,这些理论思潮的进入无疑淡化了有着悠久传统的中国文化和民族身份,使其"被殖民"了。我们现在面临的这样一种两难正变得越来越明显,同时也使我们越来越担心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的前景。
实际上,在我看来,解决这一两难并继续对外交流决不意味着贬低中国文化或消解文学话语,因为这是中国文化和文学所经历的现代化进程中一种必不可少的牺牲。在对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中的现象作了这番详细考察之后,我觉得对这些复杂的现象应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英语的普及并不一定会导致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话语的"殖民化",我们完全有必要在过去的年代里花很大的力气通过英语的中介把西方文化和文学作品翻译介绍到中国,因为这肯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和繁荣中国文学和文化。
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美学价值和深刻思想也越来越得到西方汉学家以及普通大众的承认。英语的普及也会帮助我们把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内在精神介绍给外部世界。
在这方面,我们的科学家已经先走了一步,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为什么不能也这样做呢?就拿我所从事的比较文学研究来说吧,这是当今中国最具有国际性的学科之一。如果我们承认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第一阶段以接受-影响(特别是西方文学是如何影响中国文学的)为特色的话,那么我们将进入的第二个阶段就应当以更多地关注中国文化和文学在全世界的传播为主。这样,用英文来发表我们的研究成果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在这方面,我们的科学家同样又走在了前头,他们用以衡量其科研成果之价值的一个标准就是看有多少成果(用英文)发表在世界一流刊物上,而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则处于刚刚开始的阶段。
因而通过英语的中介把中国文化的光辉遗产及其优秀的文学作品介绍给世界肯定是极为有益的,这样,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就会了解真正的中国究竟是何面貌,而无须从那些出于无知或偏见对中国误解甚至曲解的西方人写出的著述中来了解中国及中国人民。这样看来,强调文化非殖民化并不意味着取消英语及其教学的普及和提高,因为尽管中国过去曾受到部分地殖民化,但中国文化并没有被殖民。与其相反的是,一些试图使中国文化殖民的外国人不是被"汉化"就是深深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只有全面地提高英语水平,我们才能更为有效地与国际社会进行交流。
因此,英语的普及与中国的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并不矛盾,倒是借助英语,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世界并建构中国批评话语。中国批评话语建构过程中英语的作用自从中国正式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实际上也就进入了全球化的机制,而中国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更是从机构上完善了这一进程。因此,它无法回避无情的"丛林法则"(lawofjungle)。
可以预见,英语将在人们未来的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地球村"里,可以很容易地彼此进行交流,既交流对不同论题的看法,同时也就某些重大的项目进行通力合作。如果我们各自总是讲自己的母语的话,那么有着数百种语言的世界将乱成什么样子!我们肯定要商定以一、二种相对说来为较多的人使用的国际性语言作为我们交流的工具。
港澳台同胞在与我们交流的过程中一般很自觉用普通话;我们的北欧合作伙伴也自觉地使用英语作为语言,因为就其使用的广度和普及的程度而言,英语都是最为理想的国际性交流语言,因此我们不得不在国际交流中使用它。
为了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我们也必须用英语撰写我们的主要著述,或者将我们的重要观点翻译成英文,这大概令那些观念保守者大为失望。他们会问:既然世界上使用汉语的人最多,为什么国际著名刊物都是英文刊物呢?为什么诺贝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委员(除个别委员外)竟不能用原文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呢?确实,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数位居世界第一,但有没有可能让全世界的人统统用汉语来进行交流呢?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不仅是因为中国政府不能向所有有兴趣选修汉语的各国学生提供资助,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汉语是世界上最难掌握的语言之一,甚至在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眼里也是如此。此外,汉语的方块字也无法与国际流行的语言系统或因特网相兼容。
既然英语已经成了目前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或作为母语,或作为一种官方交流语言,或作为第一外语)的一种国际性语言,那我们为什么不能使用它来交流呢?应当认识到,这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一种选择,否则我们就将再度使自己孤立于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可以理解,在我们的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领域内,学者们非常担心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话语可能遭遇到的"殖民化"。但应对的策略不应当是阻止人们学习英语和用英语来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如果我们掌握了英语,尽管它不是我们的母语,我们仍然可以运用它在国际学术界发出我们的"声音"。反之,如果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只能与一些外籍华人和少数汉学家进行交流,那造成的损失将是无法弥补的。
值得庆幸的是,学习中文在国外越来越普及。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不仅为了和中国做生意而学习汉语,而且还为了能更好地掌握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精神实质。这一点完全可从中文热在全世界的兴起见出端倪。
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什么启示呢?过去,当中国处于落后状态时,这种现象显然是不可能出现的。那些对与中国做生意颇有兴趣的人只是学一些语言以便和中国的合作伙伴进行谈判,而现在,由于西方文化已经发展到了尽头,并暴露出一些无法解决的危机,因而一些西方有识之士认为只有从他种文化(例如中国文化)的视角来反观自身才能有助于解脱自身的危机。
因此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的强大,随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实质愈益为世人瞩目,越来越多的西方青年来到中国并非只是为了学习语言,而是在掌握语言技能后继续攻读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但是在他们的初学阶段,为了使他们对中国文化和文学产生兴趣,我们可以用英语给他们做这方面的讲座,当他们觉得用英语讲授中国文化课会失去一些东西时,他们就会更倾向于直接听用汉语讲授的课程。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稳步发展,汉语将在未来的国际交流中显得越来越重要,并且越来越普及。
若希望那样一种情形得以实现,我们就只有在现阶段重视英语学习,利用英语来普及中国文化和文学,而非使之"殖民化"。也许可以这样说,我们现在努力多学英语是为了将来少讲英语。但这一天的到来似乎还有着漫长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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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经济带来机遇。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又给我国经济带来挑战。如今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和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发挥优势,规避风险,应对挑战,当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那就要求我们既要从实际出发,学习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先进经验,以开放带动改革,以改革促进发展;要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步伐,增强国际竞争能力。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策略;比较优势。
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态,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和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根据国际货币组织的定义,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信息广泛迅速的传播,使得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全球化是一个包含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社会生活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复杂过程。全球化的基础是经济全球化。推动全球化的动力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革命,这为全球化提供物质手段;二是生产关系和制度,资本为了获取更大、更多的利润,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和扩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发展,是要受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制约的。因此,分析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而研究新形势下中国经济的发展策略,离不开对经济全球化本质的把握。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拓展;经济全球化的未来本质是世界资本主义向世界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基础。对于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本质,从生产力角度看,在国际分工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从本国移动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使资本主义的资本、技术和管理遍及世界的各个角落,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在本质上表现为生产力的全球化发展。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的经济在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之后正在积极地走向世界。我们不断扩大开放,发展同世界各国的交往和联系,并通过这种开放的联系成功地促进了自己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应该说首先是利于我们,是我们能够有更多机会吸取国外经济及发展的好的经验和成果,引进和利用技术、资金等国际资源,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提升自己的素质。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的,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必然会面临种种压力和风险;我们将不得不面对实力差距很大的全球竞争,同时还要面对同发达国家所主导的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秩序,包括各种不公平乃至苛刻的条件和限制,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不利后果。
经济全球化的未来本质是世界资本主义向世界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基础,是资本主义解体的必经阶段和决定性过程,经济全球化以其创造丰富的优秀文明成果,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提供了前提条件。这就要求我们从总体上明确,我国对外开放的方针不能也不应有任何的动摇。邓小平同志曾一再强调指出:“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就必须继续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在全球化浪潮到来之际,我们决不能采取消极退缩的做法,而必须以积极进取的态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因此,在这里,我们的策略关注点也就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产业优化升级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信息网络化是当今全球化四大潮头之一,也是全球化形成的重要动力。全球体系得以形成的现代科学基础是微电子学的迅速发展以及由此而推动的信息工业的蓬勃兴起,微电子计算技术与现代通信技术相结合,特别是光导纤维通讯技术的运用,将使世界进入一个信息革命时代。
人口众多曾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第一劣势正转化为自身的比较优势:一方面劳动力资源丰富,可以带来劳动力低工资成本的长期优势;另一方面,人口众多,使中国长期维护巨大的潜在的市场需求。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要长期维持和发挥劳动力成本低下和市场潜力巨大的潜在比较优势,除了要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外,还要加快城市化建设步伐,加快教育体系调整和体制改革。
较长时间以来,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处于相对封闭和较为落后的状况。产品市场主要依托国内,也可称之为以国家为主体的自给自足经济。经济全球化必然打破我国经济的自我封闭,促使其融入世界经济大环境之中,其进出口贸易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同时,快速增长的国际贸易也给我国获得了由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的更大经济空间。
要尽快培育和造就一批拥有雄厚实力和强大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强势发展的中流砥柱。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有明显差距。在面向未来的国际竞争中,面对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必席卷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我们必须强化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以及知难而进的顽强斗志,积极创造竞争优势。应加速推进我国经济法制改革,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尽快建立和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和管理体系。
[1]张锋,肖维歌。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J].陕西农业科学,2003(5)。
[2]王东,丰子义,聂锦芳。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当代阐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周春明。经济全球化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4]徐鹏杰。经济全球化本质的辨证分析[J].集团经济研究,2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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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是人类社会走向更高级社会的必由之路。要使全球化不走弯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大国——中国,应发挥积极作用,积极参与、引导全球化,使全球化朝着更公平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全球化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全球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而女性解放问题也一直是全世界人类共同长期面对的一个问题。在全球化的视域下女性不仅在经济上、政治上、生活上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领域和视野。本文旨在探讨在全球化的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新发展,深入分析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女性解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尝试制定相应的策略,积极应对挑战。
全球化的影响渗入到经济生活、政治和社会文化领域,在给女性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为全球的女性带来了新的挑战。
增加了不少的就业机会,也把越来越多的妇女吸引到劳动大军中来。工作一方面为女性提供了生存的物质保障,使她们获得更为自主的选择权,另一方面也对各国妇女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如择业中的性别歧视、职业层次较低、工资报酬偏低等。当然,就业问题只是全球化在经济领域内给妇女带来的挑战之一,这样的问题还有不少。这些问题的存在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就会演变成“玻璃天花板效应”,看似全球化为妇女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实际上却是女性在与男性的竞争中处处受限、困难重重。
女性在政治上缺失话语权由来已久,全球化一方面为妇女参政创造了机遇,另一方面又带来了新的挑战。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的基本政治权利往往得不到切实的保障,局部地区甚至倒退到全球化之前的状态。女性由于其自身的就业状况、家庭角色制约等因素,对所在社区和国家决策的影响力受到极大的限制。虽然全球化使民主意识在当今社会不断地深入人心,但女性的参政意识和参政状况还不容乐观,大部分政治资源仍旧掌握在男性手中。
全球化对妇女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有着重要的影响。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就业机会的增长,使不少妇女得以走出家庭,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角色和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以往的依附者逐渐变为主宰者。但另一方面,家庭中不平等的家务负担与在有薪职业中的边缘地位,使妇女难以摆脱家庭中的依赖地位和次要养家人的角色。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女性面临着较男性更加剧烈的生活挑战和压力。
总之,全球化时代的女性在经济、政治和生活上,作为同男性相竞争和对立的主体,是现代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着比男性更加严峻的考验和挑战。全球化时代的女性主义者,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些问题对全球妇女的发展所造成的困境和阻碍,针对全球化带来的各方面的挑战,提出自己的策略和主张。
女性解放到底何去何从?摆脱女性解放困惑的关键在于走出以往的误区,确立一个女性解放的新的价值标准。我们把目光聚焦在马克思身上。马克思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奉献了毕生的心血,女性解放是其人类解放理论的应有之义。他一贯坚持站在人类解放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女性解放,阐明了女性解放和人类解放相互关系中蕴藏的丰富内涵,使我们能够在完整地把握这种内涵,全面地理解女性解放的基础上,解答女性解放在现实中所面临的种种理论和实践的困惑。
必然地,女性解放作为女性存在的必要方式将成为女性历史的必由之路。马克思认为,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女性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女性的地位成为衡量一个民族文明与进步程度的标尺,女性解放是人的解放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次,马克思不止一次地强调人不是抽象的人,它是由男性和女性共同组成的具体的人类实体,女性解放不是要把女人变成男人,而使女人更加女人,男人更加男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女性解放和发展呈现出越来越多的问题,矛盾也越来越突出。这就需要我们在继承挖掘马克思恩格斯妇女解放思想的基础上,辩证地看待其思想,不断吸收新的内容,结合新的历史形势,以马克思恩格斯妇女解放思想为先导,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解决女性在现代生活中面对的自身解放和发展问题,这将是我们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必须面对的课题。
中国新的现实问题与女性问题是受全球化影响和本国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中国女性解放也应该考虑这两方面的因素。因此,在全球化的趋势面前,对中国女性解放道路的探索必须考虑以下 3 个策略。
首先,以全球化女性主义为主题,探讨全球化语境下对中国妇女运动的解放模式所带来的挑战。反思中国女性是否应该跨越国界达到社会正义,也就是寻找全球性的女性组织力量。
其次,要发挥中国女性主体性和能动性,将性别文化置于主流文化之中。中国女性解放的核心对中国女性而言,她们面临的不只是父权压迫,中国的女性问题是传统文化、国际政治、特定经济等多种脉络交织而成的。因此,需要借鉴女性主义政治在全球化语境下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和批判,阐释全球女性解放运动和中国特色女性解放运动之间关系的张力,即多元与差异的性别争议。
最后,女性解放还受到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社会是男人和女人组成的共同体,因此制约着社会发展的一切因素都制约着男女两性的发展。从现实来看,女性解放问题涉及到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家庭制度的变革都是非常有必要的。法律已经明确规定了男女平等,但事实上女性并未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权利。从法律上的平等到事实上的平等还需要很长时间。传统的文化意识和习俗对女性的偏见和歧视已经根深蒂固。马克思说过:“人类始终只能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因而,女性解放的问题同样是一个历史问题,它的实现必须具备多方面的条件。女性的解放不仅仅是一种目的,更是一个过程。女性要获得彻底解放,还需要走一段漫长而艰难的道路,但同时也是充满希望的道路。
我们必须释放女性在社会各个层面的潜能,也只有这样去做才会使我们的社会和国家充满活力与竞争。当女性拥有更多的就业与参与国家生活的机会时,整个社会就会激发出这样一种效果――社会越加稳定,经济越来越有活力,儿童受教育的机会也越来越多等等。通过激发全体女性的潜力,她们将会为全人类创造出更多的机遇。
全球化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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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学是历史撰述在文字表述上的艺术性,亦指以历史题材写成的文学作品。前者属于史学,后者属于文学。此处所谓历史文学,系指前者,即历史撰述在文字表述上的审美要求。一是真实之美,这是通过史学家的文字表述所反映出来的历史撰述的本质的美。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浅析中国当代历史文学:面向全球化的新语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面向“全球化”新语境的历史题材创作不仅在小说、戏剧和影视等方面取得了全面繁荣,也为文学反思民族历史、建立全球化的对话关系提供了新的契机。在这一认识背景下召开的“中国现当代历史题材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突破性地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历史翻案”现象以及历史题材的概念内涵等新旧命题提升到历史观的层面展开广泛争鸣;对于影视创作中的庸俗化弊病,则提出了精神价值底线的新考量原则;从叙事学的角度进入对历史叙事可能性的探讨也别开生面;而新批评方法的实验和呼吁则直接针对严重落后于创作的理论批评。所有这些讨论表明,全球化不仅仅作为创作背景存在,它的影响已经深入地内化到历史题材创作的艺术实践中。
[关键词]历史观;历史叙事;批评范式;全球化
当前,方兴未艾的历史题材创作与近年来席卷寰宇的“全球化”浪潮有着内在的相互联系。“全球化”已由经济领域延伸到文化领域,并日益发展为纤毫毕现的现实。对于各民族、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来说,这一浪潮所激起的焦虑远远大于由此而来的最初的兴奋。敏锐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化批评家几乎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了“全球化”与民族自我认同之间的连锁反应。面对“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自我认同的尴尬,以历史为书写对象的文学创作不期而然地以对民族历史的重新反思走上与之对话的前台。这是因为在重建文化和身份认同这一全球化的挑战面前,历史叙事具有最大的资源优势,尤其对于从1840年起就处于抵抗西方现代性而获致本土现代性的中国而言更是如此。换言之,全球化提供了历史文学对民族历史加以重新思考的契机,并以此建立和全球化的对话关系。虽然不能武断地说,近年来的历史题材文学创作即是在这一策略的引领下趋于繁荣,但用文学叙事的方式反思历史以期达成民族的自我认同,的确已成为许多作家选择走进民族历史深处的“集体无意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03年10月30日至11月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杂志社和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中国现当代历史题材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这是近年来规模较大、层次较高的一次历史题材创作研讨会。与会者有来自美、韩、日、越等国和我国港、澳地区及内地该领域的评论家、学者、出版社编辑、作家等近七十人。此次会议距1995年《文学评论》在北京举办的“当代历史小说创作”研讨会已有八年之久,无论从研讨的对象(从当代扩展到整个现当代)、内容(从小说扩展到包括影视文学在内的整个文学艺术)都有所超越。八年来,历史题材创作一直处于不衰的势头,涌现出一大批作家和作品,为此次研讨提供了可资分析的丰富文本。如果对本次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和由此展开的广泛讨论加以整理,可以看出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突破:(1)关于历史观的问题;(2)历史题材的影像创作;(3)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叙事研究;(4)对历史题材创作批评的批评。下面将分别展开评述。
在讨论历史题材创作的时候,总会涉及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即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多年来,历史题材创作围绕这个话题一直争论不休,直至让众多的作家和批评家厌倦。在这次讨论中,它依然是热点和焦点。不同的是,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以及由此所牵涉出的关于历史小说的定义、历史翻案、拟实与虚构、历史小说的可能性和限度等等问题都被统辖到历史观的题下。这说明经过多次讨论,作家和批评家都已经意识到关于历史题材创作问题的众多分歧实际上均源于不同的历史观,这是此次讨论最为醒目的一个亮点。
华东师范大学90高龄的徐中玉教授首先以历史题材创作中对李鸿章和曾国藩的评价为例,发出了“按什么标准衡量当时人物”、“对历史人物评价应该是几重标准”等尖锐质问,拉开了关于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讨论序幕。徐老认为,我们的历史题材作品暴露出作家在历史真实和艺术想像的融合中存在不少问题;浙江大学吴秀明教授则在接下来的主题发言中,指出这实际上可以归结到对传统文化如何评价上,说到底则是历史观的问题,这便在讨论伊始就为话题的深入开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点。
(一)“历史翻案”现象
通过对新时期以来历史题材小说创作得失的对比分析,吴秀明教授指出,一些历史题材创作之所以不够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没有将人物放到最能反映他性格发展的历史原点当中,缺乏对历史文化的理性分析,严重暴露了作家历史观的贫乏。而成功的作品则主要是因为在对历史的认识上注入了新的观念,这些新观念引起了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结构性变化。他敏锐地发掘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历史文学大潮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景观——“历史翻案”,并从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来考察这一现象,指出“它是文化转型的精神气候之在文学中的一个折光反映,是历史文学作家历史观大变革的一个生动写照”。通过对作品中不同类型的两种翻案——“历史化翻案”和“非历史化翻案”的比较,来揭示作家不同的历史观。他仔细区别了当代老、中、青三代作家历史题材创作中的不同,对于以唐浩明为代表的中年作家创作中的“历史化翻案”和以苏童、叶兆言、刘震云等为代表的年轻作家新历史小说写作中的“非历史化翻案”的优缺点,分别给以公允客观的评价,展示了从早期的阶级斗争史观到历史合力论史观再到新历史主义史观的演变过程。
作为一个从事历史题材文学研究多年的学者,吴秀明教授一方面看到了历史题材文学创作中“历史翻案”现象所揭示的全新的历史观,同时又对之抱以审慎的态度。当触及到“历史翻案”中必要的历史知识和文学品质关系的时候,吴教授发现两者之间存在一个悖论。他指出:“那些文史功底深厚的作家,由于观念思维的惯性所致,往往难以超越固有历史对自身的‘压迫’。这时丰富的历史知识反而成为一种负担,不能转化为活的生命整体。而那些历史知识并不丰富甚至相对贫乏的作家,因为摆脱了所谓的历史真实的约束,从中注入了自身独特的生命生存感悟,反而赋予冰冷的历史以温暖鲜活的人性内涵,显得魅力无穷。”因此,他提醒作家:“历史翻案自然以一定的历史知识为前提,尤其是历史化的翻案更是如此,但一旦进入创作的堂奥,就应将历史知识抛开,按照美的规律造型。”对于翻案现象,吴秀明教授也从另一面对其做出方法论和本体论上的质疑,认为“它只有相对的合理性,而没有绝对的完美性”。他以《曾国藩》为例指出:“历史文学仅是翻案是不够的,它同时还需要融合。真正优秀的历史文学,也不是简单的翻案所能概括的,它应该兼容并包地涵盖更加丰富立体的历史内容。”一言以蔽之,就是“既翻案又超越于翻案”。在这一点上,南京大学王爱松老师有相同的感受。他认为,近百年来谈论历史题材文学之历史真实的一个盲点,就是忽视了其中真伪的相对问题和转换原则。他特别强调了历史翻案文学作者在这方面的一个明显缺失:总是借历史的真实建立起在前代作品面前的巨大的道德优越感和翻案的勇气,“这种翻案可以成就‘新的观点’的真实性,却并不能保证还原所谓历史的真实”。这番话对当前有些泛滥的“历史翻案风”可谓一针见血。
从讨论中可以看出,将真实性问题投射到不同时代作家的历史观上是一种独特的研究视野,对历史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作家对自己时代的理解。这就从另一个侧面提示作家要注意历史观的动态特性,杜绝一成不变的历史观。
(二)历史和历史题材的概念内涵
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问题要放在历史题材创作中来讨论。鉴于目前历史题材创作概念的模糊,许多评论家主张首先要对历史题材文学的内涵和外延给出界定,在这方面,以《文学评论》编辑部王保生研究员和北京大学马振方教授的呼吁声最高,但在具体讨论中却引起了热烈的争论。马教授认为,千差万别的小说形态实际上都可以归为两类:现实的拟实类和超现实的表意类。而历史小说无论有多少虚构成分,也是以模拟历史现实的形态出现的,属前一类。因此,他给出的历史小说定义为:它是以真实历史人事为骨干题材的拟实小说。这是一个比较严格的定义,以此为标准,将有很多小说被剔除出历史小说。但这一定义仍存在着何为“历史小说所说之历史”的疑问,即对历史区间的规定。对此,马教授给出了“记忆前时代”的崭新提法,认为“作者写他自己生活时代的内容,是写现实而非历史,因此不能算历史小说;写他记忆前时代,只能凭史料间接获取骨干题材,写的才是历史小说”。这样,他的历史小说定义就成为“以作者记忆前时代的真实历史人事为骨干题材的拟实小说”。但也有学者在讨论中指出,“记忆前时代”是个滑动的能指,带有很大的灵活性,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意味着不同的时段,“记忆前”很难作为一个固定的时间点来划分历史小说与非历史小说,它必将在具体操作上遭遇困难。马振方教授自己也承认这一界定在应用方面比较麻烦。郑州大学的张鸿声教授因此提出了“历史单元时间”一说,作为对“记忆前时代”提法的重要补充。浙江师范大学的王嘉良教授则对将拟实和表意小说完全疏离的提法表示异议,认为历史小说中仅有写实而无表意是没有价值的。
对于历史小说定义的争论甚至最终追究到什么是历史的讨论。王爱松老师认为,历史题材文学创作中所涉及到的历史,按其形态来划分存在三种含义:一指事实上曾存在过的历史,即原生态历史;二指遗留态历史;三指历史题材文学对历史的叙述,即叙述态历史。但是实践的过程证实,以此三者作为检验历史真实性的标准都存在着很大的不足,仍然有难以求证的漏洞存在。因此,只有在区别了历史题材文学创作和史学实践的不同之处后,作家才会在创作中对历史采取一种较为正当的态度,批评家才会对历史真实的含义有更为切实的理解。他认为:“中国历史题材文学今后要获得更大的发展,一方面自然要反对那种游戏历史、毫无来头地篡改历史的创作;另一方面,也需要重提史学与文学的区别,使作家意识到自己确有不同于历史学家的职责。”对于历史文学与历史的关系,王爱松老师从作品出发,将传统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区别为历史同构小说和历史虚构小说。
对历史涵义的界定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作家的取舍。河南大学的刘涛也谈到了“历史小说”与“历史的小说”名称辨析问题。他指出,现代历史小说在确认自身的过程时,必须面对两个问题:即历史小说的历史性和历史小说的小说性。他说:“历史小说既然是历史小说,它的取材只能是96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5卷历史而不是其他,而要从历史中取材,便牵涉到一个重要问题:作家怎样看待历史与历史记述问题,这其实是一个历史观的问题。”如何看待历史?历史可以按正史处理,也可以按野史处理。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的刘明教授主张不要对历史小说期待太高,特别要排除一部分只以意识形态承认的历史为历史真实标准的做法。刘涛认为,历史小说独立意识形成的标志之一,就是多数作家和评论家都达成的共识,即“历史小说的历史性只能从对史传的颠覆与再度阐释中产生,一味信守史传反而会使历史小说失去了历史性”。以此来认识当今风头正健的“非历史化翻案”的“戏说”类作品,应当会给予宽容的理解。浙江大学盘剑副教授对“戏说”类作品的评价正可以作为代表,他认为,“戏说”类作品是一种现在进行时的对当下感受的表达,而不是对历史的认识。它直接满足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和娱乐需求。言外之意,历史并非这类创作的追求。
(三)拟实和虚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马振方教授提出了“底线说”。他认为,“历史小说不仅不能超越拟实的权限,即人事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极限,也不要超越拟史的底线,即历史人事的基本轮廓”。这一点为与会代表特别是几位作家所赞同。香港作家金东方女士在分组讨论会上从自己的创作实践出发谈了体会。她以唐太宗李世民“玄武门之变”为例,认为关于历史真实,亲历者的记录也难以让人相信;而对于作为写历史小说的人来说,只能相信别人写下来的历史,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于是她提出了发人深省的问题:对于历史,谁掌握着撰写权和解释权?虽然不同的撰写者和解释者会对历史的真实做出不同的答卷,但作家却仍有虚构的权利。因此,她自信地宣称:“有历史的地方按历史写,历史达不到的地方是我的天下。”长江文艺出版社周百义编审从出版者的角度指出,历史真实只是作家眼中的真实,很难还原。出版者更多考虑的是受众,但仍然有对真实的要求。多年的出版经验证实,作品必须尊重艺术创作规律,那种完全不顾历史真实的“戏说”,受众是不会全部接受的。
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讨论的另一派观点,其分歧则不再纠缠于历史,而是基于对真实的不同理解。杭州市文联钟本康研究员认为,对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认识应集中在作品有没有真实感,而不是历史事实上,以历史事实作为衡量作品真实的标准是不够的(仅把历史复述出来的历史小说只能算作历史影像)。对于历史小说而言,真实感才是其生命,而有无真实感的关键在于作家对历史的认识观念是否是新的,将问题再次触及到历史观。
(四)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作为批评标准的意义
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问题讨论了这么多年,其意义何在?王爱松老师提出:“作为一个批评标准提出的历史真实,只有在同另一个关键词‘艺术真实’结合起来时才有意义。”中国人民大学陈奇佳博士也认为,孤立地过分追求历史真实会对创作产生制约,而适度地把握对提升作家的艺术才华有很大帮助。因为作家的想像也是有限度的,只有熟悉历史真实,才有可能回到历史中,写出真实且吸引人的作品。浙江大学盘剑认为,纠缠于历史是否真实意义不大,甚至认为不存在历史真实问题,关键在于创作者对历史题材的处理是否真实地反映了创作者的思想、意识和情感;不必去强调历史事件的真实,而要努力表现对历史生活的真实感受,挖掘被历史事件遮蔽了的历史人物的生活;
事件有记载,但生活没有记载,需要用想像来填补,并将创作者对当代生活的真实感受融入到对历史生活的真实感受中去。因此,盘剑提出,我们的历史题材创作需要回到生活,回到生活就意味着回到艺术。他还认为,回到生活一方面使创作多元化,另一方面也可以满足受众多方面的审美需要。河南大学刘进才副教授也认为,过多纠缠于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问题会遮蔽我们对历史小说其他层面的探讨,历史小说首先是小说,其次才是历史的。浙江大学陈坚教授则认为,谈论历史真实不可回避,他对三种关于真实性的说法分别加以评述,并以历史剧《陆游和唐婉儿》的成功来说明历史题材和当代意识相结合的意义。浙江师范大学骆寒超教授则将人性的真实作为构成历史真实的内核,提出在历史题材小说创作中,历史事件的叙述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必须符合人性的真实,这一点在部分作家的创作谈中有相似的认同。
从对具体问题的讨论中可以看出,每一个问题最终都与历史观相联系。正如首都师范大学张志忠教授所言,“历史观影响决定着历史的真实”。他通过对几部均取材于戊戌变法作品的对照分析,发现由于作家历史观的差异,导致作品中对历史人物行为的动机、因果做出了不同的评价。浙江大学陈建新副教授则通过对莫言具体文本“民间”和“历史”两个关键词的考察,探讨了其“整合个人的审美经验和人生体验,以表述对传统与现代、庙堂与民间、男性与女性等的认知和思考”的创作理念,以及小说所折射出的“微言大义”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的思想、文化和历史意义。也有研究者对现代作家历史题材创作中所体现的历史观进行了再度阐发,以作为当前历史题材创作的借鉴,如浙江大学黄健教授对鲁迅历史观和创作理念的研究。他指出,鲁迅历史观的特点是强调作为主体的人必须自觉地面对历史与现实的必然,理智地审视历史,把握现实,并主张在历史、现实和未来的三位一体的联系当中,发掘历史与现实一脉相承的内在关联。
纵观讨论中所涉及到的当前历史题材创作所体现的不同历史观,有阶级的历史观、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观、知识精英的历史观、女性主义的历史观、人性的历史观、民间的历史观、日常生活的历史观,等等。吴秀明教授指出,历史真实是多样的,也是多层次的,作家的写作立场和境界影响着历史真实层次的提升。因此,他提出要树立多元宽容的历史观,这一主张引起众多与会作家和批评家的共鸣。
对历史题材影像化创作的讨论也是此次会议的一个热点。近年来的历史题材创作,一直是两路齐头并进:一路采用传统的文字语言,另一路采用声像语言。受现代文化工业发展的影响,现代人越来越习惯用直观的声像语言来代替文字语言。声像语言的历史题材创作无论是社会反响层面还是受众接受层面都大大超过了文字语言的历史题材创作,而且很多影视作品本身就是由小说或传记直接改编而来。因此,本次会议将视线集中到历史题材影像化创作上,也可以看作是对当代一种文化现象的研究,我们同样可以从中得到若干理解时代的信息。
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不仅在国内如火如荼,在海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东亚和南亚一些国家,普通大众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几乎就直接来源于影视剧。越南文学院的范秀珠教授就指出,在越南,中国的历史题材创作包括文学和影视等深受欢迎,尤其是被命名为“清宫戏”的影视作品,在越南流传极广。她认为,中国历史题材创作在国内外的繁荣主要得益于中国几千年来的悠久历史,为后世作家储备了丰富的创作资源;同时,她也认为,中国作家的历史观很强,对历史的认识很深刻,特别是在经历了““””等大的历史变动之后,中国新一代作家对历史的认识不是死板的、狭小的,而是宏放的、阔大的。应该说她对中国作家历史观转变的认识是十分准确的,正是因为历史观的开放,才有了创作的繁荣多样。台湾地区历史文学学会副会长兼历史小说作家林佩芬女士也指出,大陆影视剧风靡台湾,甚至影响了台湾电视剧的剧本风格。但她对小说和影视结合表示出喜忧参半的复杂心态:一方面,她认为两者结合可以使小说所反映的内容更加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她也为这种结合所导致的粗制滥造现象深感忧虑。作为台湾地区一位有成就、有识见的中年作家,她同样具有批评家的犀利眼光,她指出,台湾地区由于历史内涵不够丰厚,只能移植大陆历史剧的做法,这将是台湾地区历史文学最大的隐忧。面对与会的众多大陆作家和批评家,她慨叹:“衣冠文物,犹在中原”,恋土思归之情溢于言表。
浙江大学范志忠副教授十分关注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创作,他认为,中国转型期文化的多元性决定了该时段中国影视剧历史叙事的多元性,既有被喻为“民族精神标本展览馆”的史诗性影视剧的宏伟叙事,又有反映历史中“个人生活世界喧哗骚动”的世俗小叙事。范志忠认为,“历史题材影视剧以戏说的方式拒绝历史的真实性,拒绝表现历史上具有永恒意义的重大事件和英雄人物,实质就是拒绝将历史逻辑化和理想化,并最终拒绝了个体命运的历史性。”但他同时又指出,伟大的史诗叙事,对于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依然具有一种“无意识”的影响力。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周怡教授致力于探讨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文学渊源与继承关系,他认为,历史题材影视创作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史记》和宋代的“说话”。它们均以人物为核心来叙述历史,《史记》的人物关系、对话艺术对于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产生了明显影响;“说话”中的“讲史”则既是历史记录的民间形式,又是历史与民间艺术的结合。浙江大学郑淑梅副教授则注意到,当今的影视剧在极大地丰富群众日常文化生活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如“一些帝王戏在皇帝形象的塑造过程中严重背离史实,宣扬‘好皇帝’思想,误导民众”。
她指出,当前一些历史题材影视剧之所以内容荒诞、思想乖张,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作家缺乏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另一个则是媒体一味迷恋收视率和经济效益。她主张应该对历史进行新的审美阐释和科学描述,以便在历史叙事中实现历史意识与现代意识、历史精神与现代精神的完美结合。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第五代导演的历史题材书写,浙江大学包燕博士将其放在世纪之交文化转型的背景下来分析,她借用张颐武的话将这种背景表述为“以消费为主导,由大众传媒支配的、以实用精神为价值取向的、多元话语构成的新的文化时代”,而第五代导演历史书写的转型则正是对这种大众文化语境的回应。在评价历史题材电影走向充满感性狂欢精神的“历史故事”叙述的时候,她提出应该采取审慎的态度,即在批判的同时,还应该看到其作为一种文化声音的表达所具有的文化启蒙功能。综合这些讨论,既有对当前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宏观审视,又有对其创作源头的回溯,同时还有针对具体现象的批评。虽然它们的切入角度不尽相同,但合在一处,无疑就是一幅关于历史题材影视创作研究的全息景观图。
事实上,对历史题材影视化创作中出现的问题应该采取宽容的态度还是严苛的审视标准,从根本上说还是一个如何看待历史观的问题。电影电视作为大众传媒之一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众的声音,可以看作大众话语的间接表述。因此,历史题材的影视化还牵涉到如何看待大众话语权这样一个文化命题。在讨论中,吴秀明教授就提到,对于影视剧中的“戏说风”,只从民间狂欢和情感宣泄的角度来讨论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忽略其对长期以来历史题材创作中惟我独尊的精英化倾向的削减,及这种削减所产生的文化生态效应,那么,这一研究思路只会导致对一种文化现象的研究流于表层。此外,关于影视剧的改编问题,包括市场原则的制导,影视化对纸质媒介所产生的辐射及其相互影响等问题虽没能在这次会议中深入展开,但却都已作为新的研究课题浮出水面。
叙事学研究是当今文学研究的重镇,在这次会议上,关于历史题材创作的“言说”问题也引起了许多学者的热烈讨论。
河南大学孙先科教授首先指出,在历史题材创作研究中应该特别关注历史的言说者,即“谁说”、“说谁”以及“怎么说”等问题。他提出的这些话题也即是叙事学致力研究的问题,对应着叙事学关于叙述主体、叙述行为、叙述层次、叙述方位等的研究。浙江大学的李杭春老师认为,面对只能被叙述的历史,叙事者的立场和角度常常决定着整个叙事的面貌。在具体的文本分析中,她发现,许多作家对被叙述的帝王将相历史常常采取一种“过度礼赞”和“过度仰慕”的叙述视角。以《雍正皇帝》为例,她敏锐地揭示出“过度礼赞”是以丧失叙事者的应有立场和节制为代价的,往往会有损历史人物在人们心中的形象,甚至可能会违背作家的意愿,引起读者对所塑造人物某种程度上的反感。她还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考察这种叙事视角所隐含的文化危机:如果这种叙事视角在历史题材创作中成为习惯,极有可能造成叙事者、隐含作者以及作家本人精神立场之间的界限模糊,从而导致叙事者的立场演变成了作家的立场,甚至扩展为整个知识分子阶层所持守的立场,
这就在无形中使知识分子长期努力建立的价值理念和精神信仰面临被解构的危险。因此,针对这种明显的叙事视角偏差,李杭春预设了一种理想状态的叙事视角———中立的叙事立场,即尽量以最接近历史、退出历史事件漩涡的立场进行创作。中立立场叙事的提法是批评家对作家的一种良好的期待,但正如吴秀明教授对此的反诘:能不能做到中立,所谓的中立以何为参照?对这个问题,不同的历史观会给出不同的回答。因此,他提请与会学者注意这样一些问题:是否应该对知识分子自身也进行反思?知识分子精英化的价值取向是否就一定具有普适性?这就将单纯的关于历史题材创作叙事视角的讨论上升到了文化思想层面,使对历史叙事的研究获得了广阔的文化空间。
吴秀明教授在谈到历史叙事问题时,着眼于强调历史题材创作者的艺术想像力和审美创造力。结合历史题材创作中的“翻案”现象,他认为,艺术想像力的匮乏是导致历史叙事平面单维的主要原因。对于为批评家颇多诟病的新历史小说,吴秀明教授却从艺术创造力的角度给以肯定。他说:“它(新历史小说)第一次将先锋的想像和先锋的超常思维带进历史文学创作领域,使历史叙事的审美话语在想像中获得生机勃勃的活力,而真正成为一种充满艺术智性的可能性叙事。”这次会议上,浙江大学吴晓教授也把目光对准了先锋作家的新历史小说。他以苏童的创作作个案分析,认为在苏童的历史叙事中,“最富特色的形式因素是想像的力量,并借此实现对‘大历史’的书写”。通过对苏童历史小说创作叙事策略与意义生成等方面的探讨,吴晓教授指出,“相较于传统的历史小说创作,先锋作家新历史小说切入历史和文学的方式,更接近文学本体的形式表征和内在意味”。
对于赵玫的《高阳公主》等历史小说和李少红导演的电视剧以及其他大量“戏说历史”作品,吴秀明教授认为,对它们在历史的“艺术化”和“创造力”方面所作的探索同样值得重视。他说:“即便是‘我说历史’,我们在指出它的过分商业诉求和世俗化倾向给历史文化正常承传带来消极影响的同时,也要对其具有‘狂欢’和‘自娱’性质的大众化的合理想像给予一定的认同。”针对目前的创作状况,他提出,应“从空间、思维和文体三方面进行扩展”:
在空间上,不但要重视宏观的大历史,同时也要关注微观的小历史,让艺术创造力和审美热情伸向政治生活之外并与之相连接的日常生活,不能把眼光过多停留在帝王将相及其彼此之间的政治斗争尤其权力之争上,做好日常生活这篇文章,将历史进一步细化;在思维上,不但要重视常态的经验写作,同时也要关注“非常态”的超验写作,将艺术审美智性拓展到超逸客观实在的抽象世界或幻象世界;在文体上,不但要在历史文学本体本身进行艺术革新,同时也要向其他文体特别是向武侠文学和科幻文学寻求借鉴,进行跨文体的融合。由于时间关系,这些构想虽然没能详细展开,但它无疑为作家和批评家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信息。
此外,对叙事问题表示热情的还有一批年轻的研究者。南京大学陈娇华博士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史小说中的欲望化叙事,认为它是在历史理性与个体欲望之间建构历史叙事,因而更能真实地反映历史本真面目;它通过对人性、人情的描写来映现历史的律动;同时,欲望化叙事也丰富和深化了历史小说创作的审美艺术。浙江大学黄擎老师以“”时期最为显赫的文艺样式“样板戏”为个案,探讨了革命历史叙事的特征及其不应有的异化和嬗变。浙江大学陈晓云副教授通过研究发现,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创作中,年轻电影创作者对于战争的想像基本上来自于“阅读记忆”,而非“现实记忆”。
因此,他选取了“阅读记忆”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当代电影中一种引人瞩目的作品系列,意图打开一个新的视角去考察这一类已经离开我们生活很远的题材如何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更好地进行创作。在充分肯定现今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创作成就的同时,他也清醒地看到:重拍经典或许能够先声夺人,但如果电影和人们记忆或者想像中的效果相去甚远,反而得不偿失。浙江大学陈林侠博士从修辞学的角度对当下呈现多种形态的历史叙事予以了考察;还有研究者专门从20世纪90年代女性历史题材创作来考察性别视域下的历史叙事;有的则从先锋作家历史叙事的角度来探讨新历史小说对文学本体的接近方式;也有通过对选取同一个“刺秦”历史题材的中国第五代导演叙事策略的分析,来研究大众文化语境下的历史书写观念转型和策略回应。
上述多种维度的叙事研究一方面反映了历史题材创作本身的摇曳多姿,另一方面也透露出批评界正在走出旧有批评牢笼的讯息。由此可以推断,历史题材创作的多样也必将为叙事研究提供更多的个案,并因其创作扎根于独特领域的特殊性而丰富和拓展现有的叙事研究成果。叙事这一研究角度为历史题材创作研究打开了另一扇远景开阔的窗口,这次会议虽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但它潜在的研究价值已经充分显示,众多与会者已经意识到在这一领域还存在很大的发掘空间。
历史题材批评严重滞后于历史题材创作是近年来理论批评界有目共睹的事实,其中突出的表现就是批评方法的陈旧和不当。如何使批评跟上创作步伐,真正对创作起到有效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也是本次会议讨论的一个重点。
河南大学刘进才副教授在审视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创作观念时,发现现代历史小说在创作实践上已逐渐摆脱了中国传统演义小说补正史之余的陈旧观念;而在历史小说理论批评方面,则或者过分注重历史事实,或者过多纠缠于“虚实之辨”,没有摆脱“金圣叹式”的论述,显现出明显的历史小说批评观念的古典化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理论批评在其他方面的探讨,没有建构起它应具有的独特的理论体系。中国古典小说因为始终在史学观念的阴影里徘徊,形成了崇实抑虚的主导倾向,刘进才认为,我们当前的创作和理论界仍未能完全摆脱这种羁绊。
在启用新的批评方法上,河南大学孙先科教授做了有益的尝试。他借鉴克里斯蒂娃对“互文性”的阐释,从中领会到“互文性”不仅指同一符号系统之内“新”文本对“旧”文本的有意“误读”,而且指不同的符号系统之间的互相“指涉”。以大家熟知的《白鹿原》和《创业史》为例,他从“互文”的角度对白嘉轩与姚士杰、田小娥与素芳两组对应人物重新分析,认为不仅可以读出他们之间的某些一致性,更发现在“互文”的意义上,两组人物的前者均是对后者的“误读”与“修改”。比如在白嘉轩和姚士杰这一组人物身上,共同的富农身份,以及思想、性格逻辑上的一致性,是他们相似的地方,但白嘉轩这一形象又是对姚士杰的“误读”和“修改”。
对于这种建立在“互文”基础上的“误读”和“改写”所揭示出的文学与文化的意蕴,孙先科在分析的基础上首先给予充分的认可,但他也指出,这种“误读”和“改写”“并不意味着后出的文本在价值观上自然而然地优越于前出文本;‘互文性’的本意是不同文本在互相指涉中产生意义,而不是生产真理或推翻真理”。正如孙先科教授自己所说,这种在跨文本,即在“互文”的框架内进行的意义阐释,在目前批评界较为少见。
对历史题材创作的批评既要摆脱旧有的陈旧观念,同时也不能随便乱用“批判的武器”,即随意搬用那些远离历史题材创作的批评理念。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北京大学马振方教授极力主张要对历史小说的形态和品类加以界定和区分,正确认识其各不相同的创作原则、价值取向,以避免不着边际的跨元批评。虽然与会代表对马振方教授将历史小说分为表意和拟实两类产生分歧,但是对于他“确当的小说分类是深入而合理地认识和评判各类作品的重要前提”的批评动机却予以赞赏。当前,历史题材领域之所以出现创作和批评两张皮,一方我行我素,另一方自说自话,马振方教授揭示的随意进行跨元批评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症结。
因此,拿传统的小说理论去衡量和评价当前的诸如“新历史小说”和影视剧中的“戏说”类等作品,无疑是削足适履的滑稽行为。但如果固守陈旧的批评理论,那些具有创新性的作品就必然被排除在批评之外,其影响所及,必将对作家造成无形的心理压力,形成创作上的桎梏。这似乎成为难以解决的悖论。当然,许多批评家也注意到,如果从文史哲之间的同源关系考察,采取跨学科的文化批评显然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目前,文化批评在其他领域的成功实践,也似乎在鼓励从事历史题材批评的批评家们走出尝试性的第一步。因此,这次会议也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对于批评理论的使用应该是没有禁忌的,关键在于批评家是否能够适度地使用,使其合目的、合规律,也合文体。
文化批评在其他领域的开展为历史题材理论批评的自我更新提供了良好的参照。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虽然在不同的议题下都曾触及到一些属于文化范围的命题,但只是开了一个头,并没有形成足够的自觉。比如,文化体制对历史题材创作的影响;市场因素介入创作后,市场的运作机制与历史文本生产的关系;历史题材创作作为精神产品和商业产品的结合;新意识形态笼罩下历史题材创作分析,等等。阐释上述问题必然要求批评家具备大文化的批评视界,熟悉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并且能运用“拿来主义”的方法做到为我所用。
怎样才能既避免不恰当的跨元批评,又不落入陈旧的传统批评方法窠臼,真正阐发作品丰富复杂的思想艺术内涵,这的确是个难题。也许目前兴起的批评方式都只处于小心翼翼的实验阶段,但相信随着众多批评家对此的自觉认识和努力探索,多元的批评视角和崭新的批评方法一定会与日新月异的创作达成和谐,并在相互促进中共同生成,这成为与会作家和批评家共同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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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上层建筑领域中各种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行为以及由此结成的特定关系,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产生的一种重要社会现象。政治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有重大影响和作用,这一社会现象很复杂,各时代的政治学家都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重点对它作过各种论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政治全球传播中应解决的问题推探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党的以来,以同志为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重要论断,先后提出了凝聚人心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政治愿景、 “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一带一路”的国际区域发展规划和 “命运共同体”的伙伴关系理念。在工作方法上注重 “担当”,在精神状态上讲 “精气神”.这些政治术语只是同志治国理政方略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形成的整套话语体系的一个侧面。
作为有多重文化身份的对外传播工作者,要将这些理念和政治话语成功用于对内动员、对外阐释,就必须按照习总书记提出的努力探索 “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重大国际问题 “发出有别与西方国家的中国声音”,创新话语方式,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更好地维护我国国家主权、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还要赋予中国政治传播以深刻的全球意义,这样才能为我们建立说明中国政治理念的知识体系,让堪称世界最成功的发展实践能通过我们自己的传播,得到世界的理解,最好是认同,至少不掉进 “跟着西方说”的传播陷阱,最大限度地减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的制约性因素。因此,建立自己独特的政治传播话语体系是摆在我们传播实践和理论工作者面前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议题,也已成为其中一项极具紧迫性的战略任务。政治传播在全球传播中具体应该解决哪些问题,笔者总结如下四个方面:
面对平日空有爱国热情、鲜有爱国行动,偶有爱国举动也只是为发泄日本侵占我钓鱼岛的愤怒,跑到街头砸别人开的日本车,自己家里连马桶盖都是从日本带回国的个别国人,让肩负着塑造中国文明、进步、和平、发展形象的光荣使命的宣传思想工作者的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油然而生。这些宣传战线的同志由于长期处于国内宣传的汪洋大海包围中,加上传播对象、传播内容、语言及思维方式都是纯中国式的,即使做对外传播,他们也始终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责任感,一味强调传播的指导、教育和宣传职能,传播中语气生硬,强调高大上,霸气十足,漠视海外受众的诉求,充满排涝式、运动式、概念化、标签化的宣传,时常还有充满贬损化的隔空对骂,使我们自觉不自觉地把对外传播看成国内宣传的翻版,把对内动员原封不动地照搬到对外传播中,使我们的政治传播充满宣传腔和赤裸裸的宣传味,结果是真实性、可信度大打折扣。因此,我提出政治的对外传播必须首先去政治化,淡化 “宣传味”.
2014 年以来,无论是在周边国际场合还是海峡两岸的会见会谈中一再强调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这是非常有效的地区关系策略,更是彻底摈弃对抗思维的新慨念新思想。在政治传播中如何贯彻的重要思想,有三点我们必须做到:
1. 摒弃对抗思维,强调相互共存。过去我们过于突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一提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建立在战胜其他文明的基础上; 现在我们税应更多地强调文化多元、世界相互共存。在政治传播中,应努力寻找与世界利益的交汇点,把 “我们想说的”和 “人家想知道的”紧密地结合起来。
2. 少讲崛起,多讲共赢。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政治传播中有两个慨念值得我们重视: 一是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紧密,二是中国的 “和平崛起”引起了全球利益的重新调整。 “和平崛起”是过去的常用词,现在更多讲 “和平发展”.为什么要用 “和平发展”代替“和平崛起”? 因为 “和平崛起”容易引起人反感,容易让周边国家和其他西方国家不舒服,由此引发一轮又一轮的“中国威胁论”.在政治传播中,强调共享价值观,强调共赢,是一种策略,也是一种方法。
3. 避免使用容易引发意识形态和利益冲突的传播语言。有些只在内部或者国内动员中使用的名词,如 “韬光养晦”必须严格限定在国内传播中,不要动不动就对外强调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管行业、领域和地区,都把新形势、新矛盾和新问题归结于 “新常态”,使这个经济概念被滥用、泛用,导致对外政治传播概念化甚至贬损化。
1. 力戒夸张与炫耀,传播一个真实的中国。对外政治传播必须秉承沉着、含蓄、心平气和、包容、自信、文明、平等的心态。而我们的政治传播话语结构里容易充满夸张和炫耀,喜欢称头,喜欢写最、说过头话,喜欢煽情,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2. 坚持问题导向与问题意识,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政治传播中,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话语,如过去的 “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如今的 “中国梦”、 “四个全面”,应思考如何进行对外阐释。这样才能在海外做到入脑入心,关键是坚持问题导向,从中国发展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入手,才能讲清楚这些政治慨念对中国及全球的重要意义。
3. 针对主流舆论,加强议题设置。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传播中国声音,要看我们的对象是谁,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周边国家。关键要针对主流人群、主流媒体、主流社会而不是针对个别言论或非主流舆论来设置议题,选择的议题也应该是人权、宗教、国防、气候变化、互联网安全、涉藏、涉疆等长期被西方攻击和曲解的议题。
1. 政治传播无论是对内宣传还是对外传播都不应该是高大上的代名词,而应该努力探索轻松、愉悦、可读、有趣、接地气的传播实现形式。
2. 创新政治传播的议题设置,使政治传播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传播领域。
3. 综合运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手段,打破领导人政体形象传播的禁区。领导人政体形象传播是政治传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视频 《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自2013 年 10 月 14 日在优酷上出现后,短时间内中文版播放超过百万,英文播放量超过一万,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也引发了公众主动制作与政治相关的作品、创造政治传播议题的热情。新华社、人民日报和央视等官方媒体纷纷创新领导人报道。新媒体传播在为传统政治传播的平民化、通话化创造广阔空间的同时,也对倒逼传统媒体政治传播改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政治全球传播中应解决的问题推探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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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关系自从两国建立贸易关系以来就在摩擦和曲折中发展。一年一度的最惠国待遇审议,与贸易有关或者无关的人权问题,正是中国“入世”前中美贸易关系特点的真实写照。中国“入世”随着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贸易摩擦出现的频率反到有所增加,美国成为了与中国发生贸易摩擦最多、最激烈的国家。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探索中美关系的全球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探索中美关系的全球影响全文如下:
关键词:中美关系;全球影响;和平与发展
摘要:中美两国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特殊的一对双边关系,它远远超出了双边关系的范畴,成为一对影响世界的大国关系。中美经贸关系,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举足轻重,中美关系的阴晴冷暖对世界将产生重大影响。
中美建交27年来,两国关系一直在跌宕起伏中向前发展。胡锦涛同志于2006年4月对美国的正式访问期间,将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定化为“建设性的合作者”,指出:“中美两国都有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强烈愿望,都认识到中美关系已远远超出双边关系的范畴,越来越具有全球意义。”在访问中,胡锦涛同志多次强调要从全局高度,用战略眼光来看待中美关系,看待中美关系取得的共识和存在的分歧。这刘。于推动两国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有着t分重要的意义在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科技信息化的世界大环境下,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两个大国,两国关系的阴晴冷暖对全球经济、政治、安全等产生着巨大影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经贸关系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联系方式,在中美关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美国亚洲协会主席卜励德认为,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载舱”,中美关系之所以能够经历政治上的风风雨雨而稳步前进,正是因为有了经贸这个压载舱。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步入21世纪的中美经贸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其增速之快、数额之大已远远超过双边经贸关系的范畴,具有越来越大的全球影响。
(一)中美经贸关系推动美国产业国际分工的深化
中美经贸关系发展迅速的原凶之一,在于中美贸易有着极强的互补性。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个尚待继续开发的大市场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的对美贸易以加工贸易为主,出口的产品以劳动密集产品为主。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拥有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科技开发水平。借助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力,美国的国际分工已进入一个更高层次,加速向海外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直至将一些产品的生产令部转移到海外并把产品返销回国内,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抓住这一机遇,大量接收从美国等西方发达幽家转移来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
资料显示,中美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额增长了80多倍,美国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出口市场。中美贸易让美国尝到了甜头,加快了产业的“离岸化”步伐,对美国国际分工向更高层次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美国已经停止生产一系列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包括内衣及一些日常消费品),一些科技含量高的产品如飞机、汽车等,也通过跨国公司的作用住伞球范围内生产,这势必将带动劳动力的转移,推动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仞向亚洲的韩国等国家和地区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带动当地经济飞速发展,促进当地产业结构的调升级。进入80年代后,也带动了中国、印度、越南等国的发展。有理由相信,中美经贸易关系的发展,对美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加快产业转移步伐,不仅对中美两国而且对世界将具有越来越大的积极意义。
(二)中美经贸关系影响美国国内利益集团的态度
美国是利益集团高度发达的国家,其数量和种类堪称世界之最。利益集团是以维护自身、团体利益为基础而结成的组织和团体。它有两大明屁特点:一是允许外国利益集团在美国进行院外活动;二是各利益集团在竞选活动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各类利益集团通过直接和间接游说、法院诉讼、影响选举等方式,直接或间接改变政策制定的过程和环境,进而对美国内外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截至2005年,美国在华投资项目超过4.9万个,几乎涉及各种领域、各个行业,实际投资额累计510多亿美元,中国已成为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和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日益扩大的投资使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认识到,在中国有太多的利益需要维护。因而,一些大企业在许多涉及自身利益的问题上,时而相互合作,时而结成同盟以维护自己的利益。比如在1996年,由IBM发起,GE、GM、AT&T等公司参与组成的“加州美中关系联盟”,以促进基层群众对中国的了解为目的,争取一劳永逸的解决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以儒教文明为主的国家,同美国以信奉基督教为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很大的分野。
正因为如此,美国自诩为民主国家并长期攻击中国为所谓的“极权”主义国家,导致两国在二战后20多年的敌对。冷战结束十几年来,美国一些人固守冷战思维,谋求建立以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美国在谋求世界霸权的过程中,动辄以武力或经济制裁等手段向中小国家施压,妄图使这些国家臣服或听命于它。在当今世界经贸关系日益密切的背景下,如果美国重蹈覆辙。必定会使自身利益首先受损,而受损利益集团无疑将会以各种方式对政府行为大加阻挠。在对华政策L,美国日益壮大的国内对华友好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方式影响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有力地牵制了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思想和单边主义政策,使美国的政策逐渐向中间路线靠拢。
美国国内对华友好利益集团的增多,打破了美国国内利益集团长期以来单一的利益构成,实现了美国国内利益的多元化,有力地抵制了美国一贯的国家利己主义。所谓国家利己主义,即以国家利益的名义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产业等等,都是美国国家利己主义的突出表现。这一切是美国长期奉行实用主义、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带来的必然结果。而对华友好利益集团将对美国一贯的单一利益产生冲击与抵制,对于美国真正担负起一个大国的责任,实施、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有着积极意义。
(一)建设性合作关系本身影响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未来主要崛起大国之一和现有的唯一超级大国。这一客观存在,双方在一些利益上产生矛盾与分歧是很正常的。布什总统.任之初,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更凸现出这一特点。9.11之后,以反恐为契机,中美两国开始向建设性合作关系发展。在笔者看来,中美两围的建设性合作关系本身就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产生影响。和平共处、广泛合作、共同责任是建设性合作关系的重要特征。和平共处,是两国合作的首要前提。
面对一个崛起的中国,美国国内右翼势力借助“传统安全威胁论”、“文明冲突论”等向中国发难,认为两国必然发生冲突,并称这是“大国政治的铁律”,为此而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而建设性合作关系,不但肯定了中美两国的长期共存性,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合作的问题,合作成为维系两国关系和保障共存的纽带。9.1l之后,两国关系得以逐步改善,在很大程度上是双方都认识到在很多领域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开展多领域、多层次、多元参与的合作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伴随中美两国合作的广泛开展,又为解决一系列地区和国际问题,缓解地区紧张局势等将产生积极影响。共同责任,则是针对建设性而言的。不断完善日趋成熟的中美关系,共同担负起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责任,必将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总之,和则两利,对抗俱损。HttP:https://www.gWYOo.Com
(二)中美合作对于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将产生积极影响
9.11事件震惊了美国和世界,美国随即将反恐作为全球战略的第一要务。恐怖主义成为当今世界的全球性问题,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以及各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恐怖主义极强的流动性、极大的破坏性、极高的跨国性、范嗣的广阔性、种类的多样性和目标的不确定性等特点,决定了打击恐怖主义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反恐这一全球性问题的复杂性,使美国不得不适当收敛单边主义政策,寻求多边合作来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
中美建没性合作关系有利于提高国际反恐的效率,维护世界的安全。在全球化时代,通信交通的全球开放性与通达性,电视卫星、国际互连网和其他覆盖全球的传播模式,已被恐怖主义组织当作搜集情报、传递信息的工具。随着冷战结束后全球军火贸易的迅速发展,使恐怖主义比较容易得到更为现代化、更具杀伤力的武器。这些情况决定了国际反恐斗争要同打击跨国武器走私和跨国洗钱等跨国犯罪相结合。由于恐怖组织多生存在地理位置复杂、经济落后、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地区,又决定了国际反恐要团结-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国作为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占世界2/3的第三世界国家有着天然的、密切的联系,并保持友好的经贸、文化往来。中美两个大国的合作将实现优势互补,使国际反恐领域的合作更有效率。
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有助于消除恐怖主义根源,真止实现标本兼治。防范打击恐怖丰义是手段,消除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则是根本。在中国看来,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在于经济全球化发展所导致的南北差距扩大、贫困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动荡。冷战结束后,被掩盖的民旅、宗教、领土矛盾凸显。而民族分离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利用这些矛盾进行煽动,则是造成许多直接恐怖袭击的诱因。中国主张世界各国负起责任,根除恐怖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在这方面,美国同中国存在较大分歧。美国认为,恐怖主义根源丁贫困落后地区的专制腐败和所谓的“失败国家”的存在,导致这些国家政局不稳,暴力蔓延,并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安全稳定构成威胁。为此,将推行美国式的民主和价值观,作为铲除国际恐怖主义根源的保证。美国依照这种逻辑,在反恐初期谋求成为世界反恐的领导者,并以反恐为名,干涉别国内政,甚至打着反恐旗号谋求世界霸权..中国积极参与反恐战争,对牵制美国反恐的“双重标准”,对于根除恐怖主义的根源,避免陷入“越反越恐”的泥潭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中美合作对推动世界军控进程意义重大
说起今天的核军控和核裁军,迩要粗略同顾一下核武器发展的历史。存二战即将结束之际美拥有了核武器,并将核武器投入了实战。核武器的人威力让人们认识到,它的存在和使用是非常危险的骤然而至的冷战风云,美国和前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无休止的军备竞赛,最终在地球上出现了一个最多时接近6万枚核弹头的可怕局而,使全球笼罩在核武器的威慑恐怖之下。冷战结束后,一些核武器、核技术随着军火贸易的发展存全球范围内扩散,给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地区核问题、地下核走私网络的曝光等,凸显出国际防核扩散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中美两国作为对世界和平与安全负有重要责任的大围,作为NSG(核供应国集团)的成员国,进一步深化两国在防扩散领域的合作,对于维护国际防扩散机制,加强国际防扩散机制的普遍性和有效性,最终实现无核化具有积极意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两国在军控领域的互动与合作,对世界军控进程的推动,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积极影响足以显示出两合作的重要意义。1995年,《核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召开审议和延期大会,关系到条约能否无限期延长。中美两国利用各自的影响,动员与会国家支持条约无限延期。在中国的影响下,不结盟运动国家对条约无限延期提供了必要支持。在朝核问题的解决上,更凸显出中美合作的重要意义。在危机发生之初,中方面运用自身特殊的影响力,尽最大努力敦促有关各方谨慎行事,同美国广泛交换意见,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局势失控的过激言行。在中国的反复劝说下,美朝举行了双边淡判,签署了《美朝框架协议》,化解了可能爆发的冲突。之后,中方代表开展穿梭外交,深入同各方交换意见,促成了四次六方会谈的成功举行并取得一些积极成果。
(四)中美在联合国框架内的磋商与合作至关重要
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对于维护联合国权威,提高联合国效率,进而维护世界和平、安伞与稳定具有积极意义联合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有主权同家合法政府组成的政府问国际组织,是际社会参与国家最多,影响最大,在解决全球和地Ⅸ性问题上最具权威,最具合法性的机构.联合国存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共同发展中发挥着其他国际组织和任何一个国家和国家集团所不能取代的重要作用。中美两国作为联合围的创始会员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中的合作或纷争都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安理会是联合同机构中唯一有权采取行动维护世界和甲的机构,也是大国在联合国框架内进行博弈的主要场所。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对于两国在联合及其安理会框架内加强合作磋商,合理使用否决权,使否决权真正成为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安全阀”至关重要。中美两国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发展,共同利益的增加意味着两国在联合国框架内能够继续加强合作。
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对保障联合国领导下的维和行动有着积极的意义。联合目的维持和平行动,指的是联合国根据联合国有父决议向冲突地派遣军事人员以恢复或维护和平的一种行动。联合国开展的维和行动,始于1948年5月的第·次中东战争。战后60多年来,联合先后采取了54项维和行动,共有l18个国家约80万人参加了维和行动。在缓和南亚、中东、非洲、拉美地区的紧张局势和结束纳米比哑、莫桑比克、柬埔寨、萨尔多等国冲突方面所做出的独特贡献,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扬。联合国所实施的维和行动,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而发挥了审要作用但联合国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其维和需要各国尤其足主要世界大国的支持与配合。由于联合国本身没有部队,当联合国执行维和任务时,通常是临时组建部队或是依靠少数大国的部队。中美两国的建设性合作,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保证了住多领域多层次上开展维和行动,有助于实现联合国维和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后冷战时代,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升,核问题,军备竞赛,跨国犯罪,传染病流行等诸多全球性问题凸显。世界认识到,解决这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不是单靠某个国家为中心的政治主体就能解决的。共同面临的问题,需要通过共同的努力来解决。中美这对具有全球意义的双边关系,在解决这一系列问题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中美两国合作是世界人民之福,两国对抗是世界人民之祸。中美之间构建合作的、发展的建设性关系,对两国、对世界都具有积极意义。正如胡锦涛同志4月19日以题为《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为题,在美国西雅图早餐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国与国的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形成了利益交融、休戚与共的局面。
现代信息技术和交通设施的发展,使世界上的重要信息都能够在瞬间传递到全球的各个角落。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必须用广阔的全球视野来审视周围的一切。更加注重交流合作、相互借鉴,更加注重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这是当金时代发展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雄厚的资金和旺盛的市场需求。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广阔的市场和不断改善的投资环境。中美经济互补性很强,共同利益广泛,合作空间广阔。”并说,“1200多年前,中国唐代大诗人李白写下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著名诗句,表达了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精神。美国思想家爱默生也说过:‘前进是今天的活力、明天的保障。’人类社会总是向前发展的。只要向前看,就能找到正确方向,就能坚定前进的步伐。让我们携起手来,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推动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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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跨国所得的课税一直是各国影响国际投资的重要工具。所以说国际资本的流动既受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所调节,又受各国政府政策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所影响,要真正实现稀缺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就应使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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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与世界所得税制改革
进入新的世纪,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曰益明显。世界统一的大市场正在形成,生产要素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经济的曰益全球化带来了所得的曰益国际化,各国所得税征收的国际效应不断增强,其所得税政策和制度对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经济交往的曰益扩大,至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正以不可逆转之势迅猛发展,而源于80年代中后期的世界所得税制改革则与此相伴而行,揭示出二者之间具有紧密的关系。对此进行研究并对世界所得税制改革作一前瞻性思考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国际化的高级形式。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国际性金融市场的形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实现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为市场配置资源的国界限制已经消失,世界范围内统一的大市场趋于形成,跨国公司立足于全球范围内来从事生产经济活动,实施在全球范围内最佳的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组合。物质资源的稀缺性和资源分布的不平衡性与人类消费需要无限性的矛盾客观上要求从全球着眼来优化资源配置,所以说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可逆转。
经济全球化是在国际经济交往曰益扩大的基础上形成的。国际经济交往尽管很早就有之,但其在广度和深度上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殖民地国家相继独立,跨国公司发展迅猛,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独立,形成了世界性的对外开放。国际经济交往的曰益扩大导致跨国所得的曰益增多,如何加强对跨国所得的征收成为维护国家权益的重要体现。
由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行两种税收管辖权,所得成为各国税收管辖权行使的交叉点。作为资本输入国,也是所得来源国,凭借地域管辖权对跨国所得课税;而资本输出国,则凭借居民管辖权对跨国所得课税
二战后,国际资本的流向既表现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也表现为发达国家间的相向投资。发达国家具有资本输出和输入的双重地位,当然更侧重于资本输出国的地位,此时单纯依靠商品税来维护国家权益和取得财政收入曰益显示出局限性。因此改变税制来适应新变化已成必然。所以说所得税率大幅度提高,所得税主体地位的确立不仅仅是适应其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适应经济国际化进程中维护国家权益的需要。但是发达国家所得税主体地位的确立在经济交往中也导致了国家间财权利益矛盾的曰益复杂,进而成为阻碍国际经济交往的重要因素。
因为对跨国纳税人的同一跨国所得,资本输入国和资本输出国的双重征收必然导致纳税人承受的税负过重,即国际重复征税。对外投资本身就会承受比国内投资更大的风险,且会发生一些在本国经营中不会发生的成本,重复征税更加大了这种阻碍力。前述如果是在发达国家之间投资,同是高所得税率国家,这种矛盾就愈加突出。当然,国际组织着眼于促进国际经济交往的发展,通过制订国际税收协定范本来协调国家间的所得税征收矛盾,解决国际重复征税的问题。但它的作用仍受制于国家间税收协定的签订和作为居住国行使居民管辖权征税时对消除国际重复征税方法的选择。
如果居住国采取除免税法和抵免法以外的方法,如扣除法、双率法等,就不能解决国际重复征税问题。即使采取抵免法,在收入来源国税率高于居住国税率的情况下,会导致跨国纳税人承受比本国为重的税负,从而不利于投资者将资本投向高于本国税率的国家,通过上述分析可见,既然国际重复征税的问题还存在,即使程度较轻,但对国际经济交往的阻碍作用就不会完全消除。
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决定了所得税在其税收体系中地位的差异性。前述发达国家所得税占有主体地位,且在部分国家如美、曰等则基本上是一统天下的格局。发展中国家所得税征收范围则受到限制,而且为弥补投资环境上的欠缺,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发展中国家普遍在涉外所得税上实行了优惠政策。
同时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些没有开征所得税或者征收比正常水平为低的所得税的国家和地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避税地,使得国际间所得税实际税负水平差异很大,这种特征在80年代中后期税改前尤为突出,这种差异对资本要素的流动产生了诱导作用。首先表现在吸引国际资本方面,因为所得税直接关系到纳税人的实际可支配收入,从而不能不成为其跨国投资活动中着重考虑的因素。
在构成投资环境诸因素中,如果其它的因素差异不大,税负差异的诱导作用就会大大的增强。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的税收竞争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另外,所得税负的国际差异被跨国纳税人所利用,通过税源的转移来减轻其跨国所得税负,且税负差异越大,跨国逃避税行为就越甚。
这直接造成税收权益在国际间的非公平分配,因为很多所得或税源的创造地并不是其税款的交纳地。比较而言,避税地就成为所得转移的重点所在。所得的非正常转移表明了资本要素的非正常流动,其后果是影响到世界范围内资源的有效配置,有悖于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对经济全球化的正常进程产生了干扰作用。为防范避税,高所得税负国家大多为发达国家,往往通过制定周密而细致的反避税法规来防范和抑制逃税活动。
但这又会对跨国公司或投资者的经营活动产生可能的干扰作用。如世界各国对转让定价的调整大多采用事后调整的办法,既给税务当局带来繁重的工作量,也易和纳税人发生争端。因为调整的方法和依据完全符合征纳双方的利益是非常难的。西方国家税收实践中反映出的调整价格难定,税务机关为获取充分、详尽的资料调整转让定价,对纳税人提出的举证要求有时难免过于苛求,纳税人疲于应对的问题已说明了这一点,且已使西方国家颇感处于一种两难境地。规定过严不利于跨国公司经营,影响国际经济发展;规定过宽则无异于放纵逃避税,同样会损害有关国家的权益,破坏国际税收公平原则,降低资源配置效率。
经1986年改革后,美国的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由50%降到28%,公司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则由46%降至34%,这在西方国家中是很低的,它引导了国际资本流向的变化,不仅美国投资者而且是外国投资者将海外投资投向了美国,90年代初,美国已由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变成净资本输入国。
继美国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纷纷进行了所得税制改革,其改革的举措与美国并无二致。作为资本输出国的发达国家的所得税率降低,无形中对作为资本输入国的发展中国家造成压力,因为那些发达国家为消除国际重复征税而采用的外国税收抵免机制将会使本国的投资者在高税率国家投资承受较重的税负,从而不利于其吸引外资,所以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国际资本,也必须将税率降至不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样全球范围内的所得税率都趋于降低,而且这种趋向一直在延续。
如卢森堡1998年1月1曰起生效的个人所得税法,边际税率由50%降到46%,同一时期,罗马尼亚将工资所得税最高税率由60%降到45%;英国将公司税税率从33%降到30%。曰本上议院于1998年3月31曰批准了政府本年度的税改方案,方案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降低了公司税税率。据统计,以公司所得税率看,从1986-1998年,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名义税率都降低了,降低幅度通常在10个百分点甚至更多。
所得税率水平的降低导致世界范围内的所得税率水平的趋同。仍以公司所得税率看,现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税率水平介于30~40%之间。这种趋同性反映出了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融合。
它是经济曰益全球化的必然反映。90年代初以来市场经济体制在世界范围内已普遍建立,各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正不断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区域空间得到了拓展,这极大的促进了商品和资本要素在国际间的流动。在曰益融合的全球性经济中,各国政府所着重考虑的是如何增强本国的竞争实力,在国际合作与交流中促进本国经济快速发展。税收作为内在于经济运行中的重要因素不仅不应成为障碍,而且应发挥积极的作用。实践证明,高低悬殊的所得税率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障碍,所以对其改革是适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它必将在以下几个方面产生积极效应:
1、使国际重复征税矛盾趋于缓解,可促进国际经济交往更加深入的发展。
随着各国所得税负的减轻,跨国纳税人承受的税负在减轻,而且在税收协定网络不断扩展,各国普遍采用抵免制解决国际重复征税问题的条件下,因各国所得税负的差异缩小,使得国际重复征税基本上不复存在。
因为前述抵免制下在受资国税率高于资本输出国税率且差异较大时,仍会存在重复征税的矛盾,它会对跨国投资者投资地点的选择产生干扰作用,即从税收角度考虑不愿到高于本国税率的国家去投资,但这种消极影响随着各国所得税率差异的缩小而大为减弱。
2、在一定程度上可减弱跨国纳税人从事逃避税活动的动机,从而有利于税收权益在国家间的合理分配,有利于经济资源的正常流动,进而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
跨国纳税人进行逃避税活动主要是利用各国税制的差异,从另一方面来说,国家间税制差异也是促使跨国纳税人逃避税的诱因。
因为所得税负的差异意味着可获利益的差异。所得税负差异越大,所获利益的差异就越大,为获取大的利益也就置于冒大的风险。在经济曰益全球化的情况下,各国所得税负的高低悬殊会诱使跨国纳税人的逃避税活动愈演愈烈。而在世界所得税负不断趋同的情况下,跨国纳税人从事逃避税活动所获利益的差异就会趋小。
在当今各国主权意识增强,注重维护国家税收利益,加强对涉外税收管理的背景下,纳税入就会对从事逃避税活动所冒的风险与所获取的利益进行权衡,冒较大的风险而获取较小的利益差额就不会成为跨国纳税人的选择。如利用转让定价转移利润,获取的税收利益如果不大,却会受到利润转出国的检查和监督,并可能引致与税务当局之间的争议,承担税务当局所提出的举证责任,提供税务当局所要求的资料,增加其成本开支,这就会得不偿失。如果跨国纳税人的逃避活动能够减少,经济要素的流动就会更多的体现市场机制的要求。
3、有利于国际税收中性原则的贯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对跨国所得的课税一直是各国影响国际投资的重要工具。所以说国际资本的流动既受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所调节,又受各国政府政策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所影响,要真正实现稀缺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就应使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充分发挥。
当然市场体系的建设在各国并不一致,对残缺的市场机制实施合理的补充调节也是必要的。发达国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或体系要发达和完善的多,且投资环境较为完备,而发展中国家则有很大的欠缺,所以其所得税率低于发达国家是较为合理的,是属对投资环境欠缺的一种补偿,而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大或相同的国家,所得税的趋同就会减少税收政策对市场机制的干扰作用,有利于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
所以说经济全球化客观上要求各国税收政策的协调。世界所得税制的改革则体现了这种要求,优惠减少、税制趋同的倾向会使税收中性的作用曰益显现,从而更有利地推进经济全球化。
展望新的世纪,经济的曰益全球化客观上要求世界所得税制改革要曰益体现出对它的适应性。预测未来的世界所得税制发展趋向,会朝着税负稳定、税制趋同的方向发展。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发展中国家所得税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税基的扩大而不断提高,贯彻公平原则,调节社会收入差距的客观要求也会促使其所得税地位的上升,而发达国家所得税在税收体系中的地位将会回归到合理的区间,两者间所得税地位的差异会趋于缩小。处于同一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所得税制趋同性会更为明显。
90年代以来,以发达国家为首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正曰益增强,区域性税收一体化的进程也在加快,其中欧共体已走到了前列。如果说90年代以前,欧共体税收一体化的措施主要集中在关税和增值税上,90年代后则开始逐步协调所得税制度,并朝一体化方向发展。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非均衡性决定了税制的差异仍是主流。各国所得税制更因受制于以经济发展水平为基础的收入水平和征管水平制约而主要表现为差异性。而且各国主权意识的增强,所得税征收矛盾仍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所得税负担的趋同过程,也就是差异不断缩小的过程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将随着各国经济曰益紧密的融合而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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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寻求全球化创新人才的培养,“国际化视野”、人文素质教育与外国文学的内在契合,探讨全球化创新人才培养中的“全球观”与“国际化视野”,以推进外国文学教学改革与人文素质教育理念的革新,揭示外国文学教学的困境与危机,构建走向反思性和创新性理念的外国文学课程体系。
[关键词]外国文学教学;全球化;创新人才;培养
世界已进入全面全球化时代,中国已完全融入世界经济大家庭。全球化概念包含互动和竞争,是一个博弈的概念。
全球化互动和竞争能够给中国提供更多的机遇,也必然增加严峻的挑战。充分认识这样的变化,可以更好地研究新形势下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问题。人才素质的国际化,其核心是“国际化视野”和“全球观”。国际化视野可以使我们培养的人才不仅从自己生活的时空考虑问题,而且能从世界的角度去认识国家的发展问题和自己的生存问题,从而增加民族和个人博弈中的我方收益,保证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
培养高素质的国际化人才,离不开外语学科的语言文化奠基作用。其中,外国文学作为我国高校外语专业一门课程,有着特别的效用和意义。根据2000年颁布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外国文学课程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理解外国文学原着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通过阅读和分析外国文学作品,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增强学生对外国文学文化的了解。郭英剑认为:“英语学科不应成为被整个人文学科遗忘的角落,文学教学应不失其人文价值。”[1]6换言之,外语学科,尤其外国文学课程,应置于人文社会学科的大视野中审视其学科地位和人文价值。外国文学教学要为学生提供一个阅读和思考的场所,鼓励学生学会个性化阅读和独立的思考,而学会独立判断和反思是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这一现象和问题已经引起国内外语界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学者们纷纷撰文,献计献策,希望外国文学教学走出困境,在人才培养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殷企平教授借钱钟书之口表达了对外国文学边缘化的担忧:“专学外国语言而不研究外国文学,好比向千金小姐求婚的人,结果只跟丫环勾搭上了。”[2]9虞建华教授主张,面对“外国文学无用论”和“外语课程实用论”的日趋强势,应以“学以致知”应对并超越“学以致用”。他适时指出:“以是否实用为标准,实际上是把高等教育降格、贬黜、庸俗化了。重实用,轻意识,重技术,轻艺术,是急功近利的浮躁和实用主义的短视的表现。文学是一门‘致知’的学科。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通过语言的艺术反馈经验,提供认识社会和人本身的观察窗口,它的影响力不是直接的,而是深远的;不是物质层面的,而是精神的;不是可以明显感知的,而是潜移默化、无所不在的。”[3]8他认为,“外国文学无用论”和“外语课程实用论”本质上反映了人们对高等教育认识的不足和盲目,忽略了外国文学课在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王守仁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就英语专业教学而言,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开设英美文学课,而在于教什么,怎么教。”[4]10他认为,有必要终结““文学史+选读”的教学模式,回归文本阅读和批评。
在谈到外国文学教学的方法论问题时,有学者富有远见地指出,外国文学课的改革应重视教学方法的革新,提出了启发式、研讨式的教学方法,对文学概念、形式化技巧和作家的过度研究,忽略了对文本世界的关注和探讨。还有学者提出,外国文学的教学应构建“立体式(外国)文学欣赏环境”,发挥多媒体教学的优势和趣味性,增加学生的兴趣和乐趣。
郭英剑认为,在美国的所有文学课程的教学目标中,教会学生“评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是美国教授和学者对文学课程的共识。殷企平认为,“作为一门学科,文学在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文学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因为它本身很重要,而且还因为它蕴藏着创造性的能量’……外国文学有助于人在道德和智力上的‘解放’……跟他人的世界对话,并‘在另一个世界发现自我’”[3]9。
在其《现代化进程中的外国文学与中国社会现代化价值观的构建》一文中,王守仁高屋建瓴地指出,“在新形势下,外国文学在构建具有国际意识和全球视野的现代价值观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外国文学起着帮助我们增强本土文化认同感、培育国际意识、开拓全球视野的作用。”[4]103二、外国文学教学创新与全球化创新人才培养最近,上海外国语大学着名学者虞建华教授在《中国外语》上撰文指出,“外语是一个特殊的专业,因为它有两方面的特性:既有工具性的一面,也有人文性的一面。正因为如此,它可以被当作应用学科对待,也可以被当作人文学科。”就人文素质教育而言,“英语专业学生对语言对象国的文化浸润更深,对其历史渊源、政治经济、思维方式、习俗礼仪等诸多方面的了解更渗透、更细致、更广博,具有更多异文化的体验,因此更具有进行深层次跨文化交际的能力。”[5]14-18虞建华教授还援引《牛津英国文学百科全书》前言中西方学者戴维·卡斯坦教授的观点,“在英语成为全球语言的时候,英国文学仍然寄寓着包括美国在内的英语国家奉献给人类的核心内涵。”[6]xi其实,外国文学不仅在培育学生内在的人文精神和传递美学价值方面举足轻重,外国文学在中外“视阈融合”中还有着潜移默化的教化功能。外国文学在描述他者现实生活和社会现状方面还起着传输文化内涵和改造国民精神的重大意义。外国文学作品往往是他者民族文化的生活资料库,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生活、风土人情、思维方式、民俗民情等尽含其中。这些外国文学作品的丰富内涵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的多元文化意识和平等共存的包容心态,更能在传达他者精神文明财富的同时和我国传统文化形成优势互补的良性融合局面。所有这一切,在培养创新人才的国际化视野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p#分页标题#e#
中国的全球化创新人才培养需要倡导国际学习与国际研究,需要更成熟地对待外语教学和改革,需要重视外国文学教学在提升人文素质教育和全球化创新人才培养中的地位和作用,需要构建新的外国文学教学理论体系,重视外国文学中的存在内涵和对他者生存性智慧的昭示和解蔽。如此,我们的学生将在他者世界和自我理解的双向运动和循环中,全面提升人文素质和国际化视野,有中国参与的全面全球化图景必将变得更加实在。
单就创新而言,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需要重视理论的重大奠基作用。比如说,在英美文学作品的教学和研究中,西方文论的不同流派和理论范式应该得到强调和深化。这些理论流派的传承和研究范式的更新背后是西方学术创新在文学领域的体现和操刀,因此没有西方文论支撑的英美文学教学是肤浅和幼稚的。反过来,沉溺于思辨玄思而置文学文本于不顾,必然失去理论的研究指向和生存沃土。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立场和毛泽东思想的实践论核心,始终不能放弃“从实践中来”和“到实践中去”的理论原则。
这样,我们才能在西方社会生活的细枝末节中理解英美文学作品的内涵和本质。同样的,我们只有在英美文学作品的大量阅读实践中才能明白西方文论诸多范式的诠释策略和意义导向。同时,我们始终要牢记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原则,在西方文学理论的范式更新中深刻领会西方文学研究传统的连续性和断裂性问题。
举例而言,在指导学生阅读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1896-1940)的《了不起的盖茨比》(TheGreat Gatsby,1925)时,我们不可能不结合着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禁酒法”和“美国梦”主题来理解作品。如果不结合着文本中“灰谷”的实际污染问题,我们也很明白西方生态批评理论(ecocriticism)的话语所指。同样的,如果我们对20世纪初的英国矿业污染和矿工生活异化问题毫无了解,我们就无法明白劳伦斯(D.H.Lawrence,1885-1930)在小说文本《儿子与情人》(Sons and Lovers,1913)和《查特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1928)中对工业社会的批判,我们就无法明白自然和谐的两性关系如何能够修补现代工业社会的异化问题。在对这样的外国文学作品解读时,要引导学生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思考问题,要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既要避免反工业化和反城市化的虚无主义倾向,又要警惕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大唱赞歌而漠视实际问题的幼稚主义做法。要鼓励学生辨证施治,上升到生态批评的理论高度,在对外国文学作品中相关城市主题的诠释中,对中国城市化建设进行反思并提供智慧参照。
这样的外国文学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必然是内涵丰富知识全面的创新人才,他们不仅博学强记,而且更具积极思考和提出问题的能力。他们不仅知道从外国文学中汲取人文和精神营养,更明白如何去粗取精和去伪存真,更清楚如何站在中国的问题和立场上去审视外国文学作品的他者内涵。这样的解读不仅是有效的,更是有用的。这样的培养不仅是丰富的,更是创新的。毋庸讳言,在科学理念指引下的外国文学课程的确可以在全球化创新人才的培养方面起到自己应有的学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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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网络技术又称网络构建简称网构。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主要培养从事网络集成与工程监理、Web网页制作与网站设计、信息安全与网络管理的高级网络技术应用型人才。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符合行业需求的高职网络技术专业教学改革的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符合行业需求的高职网络技术专业教学改革的思考全文如下:
专业的发展离不开服务当地经济发展的需求,通过分析当地经济社会的需要,提高网络技术专业学生的就业率、找到适合网络技术专业发展的办学模式十分重要。网络技术专业必须围绕课程支撑体系,在此基础上进行网络技术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选择与专业核心要素有关的基础理论知识,以构建知识和培养应用能力为重点,将职业能力与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重新整合成新的课程体系,强化动手操作能力,培养高质量的网络工程人才。
1.1重理论,轻实践
当前高职院校计算机网络课程教材中,所涉及到的内容依然延续高校教材模式,其内容理论知识点多,实践操作部分少,缺乏专门针对实际项目来编写的教材,这样就使得网络专业课程教学时依然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灌输式教学。
1.2实验设备不足,影响实验开出率
很多高职院校由于经费的不足,或是由于对网络技术专业的投入不多,使得缺乏配套的网络实验室,或是设备数量不足、更新较慢,严重影响了网络专业课程的实践。
1.3教师技术水平参差不齐,缺乏项目工作经验
多数教师都是高校毕业后直接进入高校从事网络技术课程的教学,没有从事过具体的网络设计、网络规划等企业工作经历,也没有项目工作经验,所以缺乏对大型网络形态和网络设备的感性认识,很难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这些都对网络技术课程的教学提出了挑战。
1.4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不够,知识扩展能力较差
高职院校学生整体素质存在较大的差距,大部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不高,存在自学能力差、缺乏自主学习动力等现象。他们的能力差异性大,对教学内容有的 “吃不饱”,有的“吃不了”; 他们在学习方式上喜欢动手操作,进行实践性强的实际操作。
2.1整合教材,设置合理的课程体系
网络技术发展迅速,产品的不断更新换代,要与市场对接得比较紧密,突出专业课程的职业倾向性,以职业能力作为配置课程的基础,研究课程设置的方法,由企业、院校联合调整、选定专业基础和专业课程,走“订单式”培养之路,同时也要增强课程的灵活性,形成模块化、弹性化的课程体系,以适应行业和社会对应用人才规格多变的需求。教学内容改革还要与计算机技能认证考试相结合,并与华为或思科等网络公司合作,开设相关认证课程,并鼓励学生学完课程后积极参加认证考试,获得相关职业操作资格。
2.2创新教学方法,改革教学手段
改变常规“理论 + 验证性实验”的模式,应以项目工程的运作模式组织实践教学,增加多样性的实践活动形式。特别是网络综合实践课程强调的是对实践性和专业化的聚合,改变实践形式的单一性,构建模拟和真实两大实践环境,增加学生的实战经历和技能。利用网络化的教学平台,使得学生可以在课外自主学习。依托校园网建立的课程专业平台,公布最新的计算机网络技术信息,提供资料的交流和资源的共享;学生也可以通过论坛参与讨论,并提供规范的问题专业化解决方案,让学生能够通过网络,按照操作规范指导要求自主地解决一些问题。同时还要多开展专题讲座,专题讲座的过程突出内容,确保专题讲座的效果,同时要引起学生的求知欲望。如在进行“计算机安全维护”的专题教学中讲解“黑客”的危害时,以电影视频剪辑材料放映给学生观看,同时调用“微软的安全讲座”等提供给学生学习,并现场演示黑客的攻击与防守的过程及危害,使教学更加生动形象。
2.3完善实验室建设,采取工学结合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根据课程体系的要求,结合行业的需求,网络技术专业实验室要内容丰富,实验室设备要能涵盖局域网、广域网、无线、网络安全、VoIP、综合布线等实用技术功能模块,全方位为学生提供实践动手的机会。 并要不断完善设备类型和数量,满足多种实验要求,可以根据多种需求进行扩展,让学生在实验中有机会充分发挥创新能力,根据实验目的自行完成实验的设计与配置,并且可实现实验室内部网络与校园网的轻松连接。 同时还要加大实训基地的建设,使学生的实训基地得到充分的保障,给学生创造更多的社会实践机会,让学生跟着公司网络工程师完成工程项目,使学生在社会实践中能得到充分的历练,从而加强学生的动手能力和适应社会的能力。
2.4加强教师再培训,增加项目经验
按照高职教育的特点,所有专业教师都要是“双师型”,既是教师,又是工程师,所以在现有的基础上,安排教师每学期利用假期时间进行市场调查或直接参与企业顶岗实践,使课堂理论教学、实验课、社会实践的内容相互验证,并把最新的技术融入教学当中去,根据市场行业需求自编教材,把能力培养与市场需求高度统一。同时还要与企业紧密联合,把企业工程师引进课堂,根据真实案例指导学生完成项目实训,并带领学生参与到实际的网络工程项目开发过程中,为学生就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2.5正确处理教与学的关系
高职教育新教法中所倡导的是学生的探究性学习与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应当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不能片面强调学生的主体作用而忽视教师的主导作用,要防止“放羊式”教学。学生是教育的主体,但需要教师在教育过程中调动、培养他们的自主性、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人,是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自主学习的。教学既不能重教轻学,也不能重学轻教,两者没有孰重孰轻的问题。
随着计算机网络应用的范围迅速扩大,对于网络技术人员的需求与日俱增,使得网络技术专业就业前景广阔,同时对网络技术人员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这就需要高职院校不断适应市场的变化,广泛听取社会、企业用人需求的意见,来调整教学方向,所以进行专业教学改革是必由之路。通过一系列改革,可以极大程度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缩短学校与行业之间的差距,能够让学生毕业即能上岗,不用再去培训。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教学改革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总结、不断改进、不断实践的过程,我们将继续努力,为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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