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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又称”“人生观论战。这场论战虽然已经过去80年了,然而论战涉及的问题直到今天也不能说已经彻底澄清了。论战所提出的问题,今天仍然是哲学领域、思想文化领域的前沿课题,而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科技哲学相关论文:科玄论战的过程。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科玄论战的过程全文如下:
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又称“人生观论战”。这场论战虽然已经过去80年了,然而论战涉及的问题直到今天也不能说已经彻底澄清了。论战所提出的问题,今天仍然是哲学领域、思想文化领域的前沿课题,而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科玄论战自1923年2月开始,一直到1924年年底基本结束,历时将近两年之久;(1) 此后仍然断断续续,但已不是那么集中。整个论战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论战的缘起与爆发:从1923年2月张君劢发表“人生观”讲演,到同年张发表长文反击丁文江的驳斥。(2)论战的展开与深入:从1923年5月梁启超作《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到同年吴稚晖发表《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其间科学派、玄学派双方人物纷纷登场,论战愈演愈烈。(3)论战的转折与结局:从1923年11月陈独秀为论战文集《科学与人生观》作序、邓中夏发表《中国现在的思想界》,直到1924年岁末,其间“科-玄”论战发展为科学派、玄学派和唯物史观派三大派的思想论争。
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了题为“人生观”的演讲,对科学主义“科学万能”的思想倾向提出批评。这篇演讲词随之发表于《清华周刊》第272期。(2)
张君劢开宗明义指出,科学与人生观是根本不同的:“科学之中,有一定之原理原则,而此原理原则,皆有证据”;然而“同为人生,因彼此观察点不同,而意见各异,故天下古今之最不统一者,莫若人生观。”他接着将科学与人生观加以比较,列举了以下五点区别:
第一,科学为客观的,人生观为主观的。
第二,科学为论理(3)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
第三,科学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为综合的。
第四,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
第五,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性。
张君劢总结道:“人生观之特点所在,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这一切,都是与科学的特点截然不同的。
关于这种人生观问题,张君劢列举了以下九个方面:我与我之亲族之关系,我与我之异姓之关系,我与我之财产之关系,我对于社会制度之激渐态度,我在内之心灵与在外之物质之关系,我与我所属之全体之关系,我与他我总体之关系,我对于世界之希望,我对于世界背后有无造物主之信仰。“凡此九项皆以我为中心,或关于我以外之物,或关于我以外之人,东西万国,上下古今,无一定之解决者,则以此类问题,皆关于人生,而人生为活的,故不如死物质之易以一例相绳也。”
接下来又专门提出四大方面“有关人生观之问题”,其中第一点是关于“精神与物质”。他认为,科学是关乎物质的,而人生观是关乎精神的。他对中、西文明进行了对比,认为中国的是“精神文明”,西方的是“物质文明”:“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三百年来之欧洲,侧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故其结果为物质文明。”而西洋的“物质文明”的文化或人生观到底不足以解决人生观问题,所以导致了“一战”的灾难;唯有中国的“精神文明”的文化或人生观才能解决人生问题。我们不难看出,张君劢之用心所在,实乃中西文明的比较。他对西方现代文明基本是持批评态度的,而对中国传统文明则是颂扬有加的。但他立论的根据则是“人生观”与“科学”的区分,其结论是:“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盖人生观,既无客观标准,故惟有返求之于己。”
张君劢“人生观”演讲发表以后,“吾友丁在君(4),地质学家也,夙以拥护科学为职志者也,读我文后,勃然大怒,曰,诚如君言,科学而不能支配人生,则科学复有何用?吾两人口舌往复,历二时许,继则以批评之文万余字发表于《努力周报》。”(5) 这就是丁文江作于4月12日、发表在北京《努力周报》第48、49期的长文《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6)“科玄论战”由此爆发。
丁文江把张君劢的人生观哲学斥为“玄学”,称张君劢“玄学鬼附身”,并从以下八个方面驳斥了张君劢的“人生观”哲学:
(1)“人生观能否同科学分家?” 丁文江首先把张君劢的理路归结为“人生观‘天下古今最不统一’,所以科学方法不能适用”,然后据此加以驳斥:“人生观现在没有统一是一件事,永久不能统一又是一件事”;“何况现在‘无是非真伪之标准’,安见得就是无是非真伪之可求?”“要求是非真伪,除去科学方法,还有什么方法?”
(2)“科学的智识论” 作为一个马赫主义者,丁文江在此处阐述的是一种“经验实在论”立场,包括这几层意思:一是经验原则:科学知识起于感知。“觉官感触是我们晓得物质的根本”;“无论思想多么复杂,总不外乎觉官的感触。”二是逻辑原则:另外一些知识起于据经验而进行的逻辑推论。他以“自觉”(自我意识)为例,“旁人有没有自觉呢?我不能直接感触他有,并且不能直接证明他有,我只能推论他有。”三是唯心原则:物质存在最终起于经验-逻辑。“我们所晓得的物质,本不过是心理上的觉官感触,由知觉而成概念,由概念而生推论。科学所研究的不外乎这种概念同推论。”丁文江的立论,是基于两条“原则”的:其一,“凡常人心理的内容,其性质都是相同的。心理上联想的能力,第一是看一个人觉官感触的经验(经验原则——引者注),第二是他脑经思想力的强弱(逻辑原则——引者注)。”其二,“天才豪杰同常人的分别,是快慢的火车,不是人力车同飞机。因为我们能承认他们是天才,是豪杰,正是因为他们的知觉概念推论的方法完全与我们相同。”这两条原则其实是一条,即经验主义的心理联想主义的原则。
(3)“张君劢的人生观与科学” 丁文江从五个方面指出:张君劢的“人生观”“决逃不出科学的范围”。其中有几个论点很值得注意:其一,“凡不可以用论理学批评研究的,不是真知识。”其二,“科学的材料原都是心理的现象,若是你所说的现象是真的,决逃不出科学的范围。”其三,“科学未尝不注重个性直觉,但是科学所承认的个性直觉,是‘根据于经验的暗示,从活经验里涌出来的’。”
(4)“科学与玄学战争的历史” 丁文江简述了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和独立出来的历史,宣判了哲学的死刑。
(5)“中外合璧式的玄学及其流毒” 丁文江指出:“张君劢的人生观,一部分是从玄学大家柏格森化出来的”;“西洋的玄学鬼到了中国,又联合了陆象山、王阳明、陈白沙高谈心性的一班朋友的魂灵,一齐钻进了张君劢的‘我’里面。”
(6)“对于科学的误解” 丁文江在这里列举出人们对科学的三种误解:“向外”的(务外逐物),“物质的”,“机械的”。他申辩道:第一,“科学的材料是所有人类心理的内容”;“张君劢说科学是‘向外’的,如何能讲得通?”第二,科学不仅是“物质的”;科学对人心大有裨益:“科学不但无所谓向外,而且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不但使学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拿论理来训练他的意想,而意想力愈增;用经验来指示他的直觉,而直觉力愈活”。第三,科学不是“机械的”;“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种种的关系,才能够真知道生活的乐趣。这种‘活泼泼地’心境,只有拿望远镜仰察过天空的虚漠、用显微镜俯视过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参领得透彻”。
(7)“欧洲文化破产的责任” 丁文江不承认“欧洲文化破产”之说,认为:“我所不得不说的是欧洲文化纵然是破产(目前并无此事),科学绝对不负这种责任,因为破产的大原因是国际战争”;“对于战争最应该负责的人是政治家同教育家。这两种人多数仍然是不科学的”;“欧美的工业虽然是利用科学的发明,他们的政治社会却绝对的缺乏科学精神。”
(8)“中国的‘精神文明’” 丁文江不同意张君劢所采取的“西方为物质文明,中国为精神文明”这种当时比较流行的说法,指出:“至于东西洋的文化,也决不是所谓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这样笼统的名词所能概括的。”
最后,丁文江引用了胡适的一句话来作“结论”:“我们观察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不能不承认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
丁文江的文章发表以后,张君劢又撰长文《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7),予以反击。这篇驳议所针对的核心议题,仍在于人生观与科学的界线。他从十二个方面答复了丁文江的驳难:
(1)关于“物质科学精神科学之分类” 张君劢认为:“精神科学,依严格之科学定义,已不能认为科学。”
(2)关于“科学发达之历史及自然公例之性质” 张君劢也像丁文江一样,针锋相对地通过叙述科学的历史来证明其观点:科学的“自然公例”也并不是“万能”的;“关于纯粹之思想”的“纯正心理学”更无“公例”可求。
(3)关于“物质科学与精神科学之异同” 张君劢以物理学和心理学为物质科学和精神科学的典型加以比较,指出两者之间有本质区别。这是张君劢的人生观哲学的基本理据:“第一,凡在空间之物理易于试验,而生物学之为生活力(Vital force)所支配者,不易试验,至于心理学则更难。第二,凡在空间之物质,前后现象易于确指,故其求因果也易;生物界前后现象虽分明,而细胞之所以成为全体,其原因已不易知;若夫心理学则顷刻万变,更无固定状态可求。第三,三坐标或四坐标,验诸一质点之微而准者,可推及于日月星辰,此尤为生理学心理学所不能适用之原则。第四,物理上之概念,曰阿顿,曰原子,曰质量,曰能力:此数者得之抽象(Abstraction)而绝不为物体之具体的实在(Concrete Reality)所扰。至于生物学,有所谓种别,有所谓个性;而心理学为尤甚。因而生物心理两界日为个性之差异所扰,而不易得其纯一现象(Uniformity)。”“物理现象惟有此四大原则,故日趋于正确;生物心理现象惟无此四原则,故不能日就于正确。”
(4)关于“人生观” 张君劢归纳了丁文江的质问的几个要点,答复如下:“物质科学与精神科学内容不同,绝对可以分别;即以科学分类,久为学者所公认一端,可以证之”;“人与动植物同是活的,然动植物学之研究之对象为动植物,精神科学之所研究者为人类心理与心理所生之结果,故不得相提并论”;“凡为科学方法所支配者,必其为固定之状态。纯粹心理,顷刻万变,故非科学方法所能支配”;“人生观超于科学以上,不能对抗,故分家之语,不能成立。”
(5)关于“君子之袭取” 这里是针对丁文江讥讽玄学家之所以厌倦科学而取玄学,“以其袭而取之易也”;张君劢反唇相讥,指出丁文江“抄袭”皮耳生。
(6)关于“所谓科学的知识论” 张君劢在这里是要反驳丁文江的“科学的知识论”之说:首先,如果所谓“科学的知识论”是指科学家的知识观,“则古今科学家中有关于知识论之主张者,不止赫氏、达氏、詹氏、杜氏、马氏数人”,还有许多其知识观绝不相同的科学家,那么,究竟哪一家的才算是“科学的”?进一步讲,“知识论者,哲学范围内事也,与科学无涉者也。”科学是知识,但并不是“形而上”的“知识论”;只有哲学的知识论,而无所谓“科学的知识论”。
(7)关于“科学以外之知识(一名科学之限界)” 张君劢在这里划定“科学之界限”,以求“科学以外之知识”;限定认识论的“真”,确立价值论的“真”。他引证英国生物学家托摩生的话,以说明在科学认识之外还有三种“真”以及求“真”的途径:哲学(形而上学),宗教(道德),美术(艺术)。
(8)关于“玄学在欧洲是否‘没有地方混饭吃’” 张君劢在这里列举若干事实,称欧洲最近二三十年的思潮可以叫做“新玄学时代”。
(9)关于“我对于科学教育与玄学教育之态度” 张君劢对科学教育的流弊进行了批判,但也并不完全赞同社会改造派之教育,而是指出两者各有偏颇:“吾以为教育有五方面:曰形上、曰艺术、曰意志、曰理智、曰体质。科学教育偏于理智与体质,而忽略其他三者。社会改造派之教育,偏于意志与牺牲精神。”他认为,在现有科学教育基础上还应该加上“玄学教育”,包括三条:形而上学(超官觉超自然的条目),艺术,自由意志。
(10)关于“我对于物质文明之态度” 张君劢进一步申诉了他关于西方为物质文明、中国为精神文明的观点,对“物质文明”的西方列强那种科技立国、工商立国的政策及其造成的恶果进行了批判,告诫国人不要重蹈覆辙,而应“别寻途径”。
(11)关于“我对心性之学与考据之学之态度” 张君劢对传统的“汉学”(考据之学)、“宋学”(心性之学)的优劣得失进行了比较:他认为中国的汉学与宋学之争,同欧洲的经验派/唯物派与理性派/唯心派之争,是“人类思想上两大潮流之表现,吾确信此两潮流之对抗,出于心同理同之原则”,因而是可比较的。他以列表的方法,对中西两大派思想潮流进行比较,并得出结论说:“关于自然界之研究与文字之考证,当然以汉学家或欧洲惟物派之言为长”;“其关于人生之解释与内心之修养,当然以惟心派之言为长。”
(12)关于“私人批评之答复” 他再次申明其思想上的“立脚点”:“(一)知识以觉摄与概念相合而成。(二)经验界之知识为因果的,人生之进化为自由的。(三)超于科学之上,应以形上学统其成。(四)心性之发展,为形上的真理之启示,故当提倡新宋学。”
就在丁、张激战的时候,思想界的一员宿将梁启超出场了。5月5日,他写了一篇《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暂时局外中立人梁启超宣言》(8)。这篇“宣言”有两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其一,“这个问题(即“人生观”问题)是宇宙间最大的问题。”其二,“这种论战是我国未曾有过的论战”;“替我们学界开一新纪元”。这充分表现出梁启超的敏锐。
科学派继丁文江之后第一个出场的,则是大名鼎鼎的胡适。5月11日,胡适在上海写成《孙行者与张君劢》,发表于《努力周报》(9)。他把张君劢比做孙悟空,而把“赛先生(科学)和罗辑先生(逻辑)”比做如来佛;认为玄学纵有天大的本领,也跳不出科学的掌心。
胡适此文开其端,科学派对玄学派展开了凌厉的攻势。其中,科学派主将丁文江的《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10) 是最值得注意的。
此文从八个方面反驳张君劢的批评:
(1)批评了张君劢的“反进化论”的“现在主义”。
(2)反驳了张君劢的“人生观”定义:如果“人生观是我对于我以外的物同人的观察、主张、要求、希望。范围既然这样广,岂不是凡有科学的材料都可以包括在人生观里面?因为那一样科学不是我对于物同人的一种观察,一种主张?”
(3)指责张君劢对科学有两大误解:“君劢对于科学最大的误解是以为‘严正的科学’是‘牢固不拔’,公例是‘一成’不变,‘科学的’就是‘有定论’的”;“君劢对于科学第二种误解是把科学的分类当做科学的鸿沟。”
(4)为其“存疑学者的态度”申辩:“无论遇见甚么论断,甚么主义,第一句话是:‘拿证据来!’”
(5)继续宣讲其“科学的知识论”,其要点有三:其一,“这种知识论是根据于可以用科学方法试验的觉官感触”;其二,“以感觉为知识的原子,有许多心理学的证据”;其三,“我们现在是就知识论知识,没有把情感计算在内”。
(6)说明物质科学与精神科学是没有根本区别的,因为它们的“材料”(对象)同为心理“现象”,它们的方法同为经验“归纳”。
(7)批驳张君劢所说“科学以外之知识”,指出:“他把美术宗教当做知识,不但学科学的人不承认,恐怕学美术的信宗教的人也未必承认的。”
(8)丁文江第一次明确给“人生观”下了一个定义:“一人的人生观是他的知识情感,同他对于知识情感的态度。”“知识情感”这个短语很令人费解,从他的上下文来看,他认为“情感是知识的原动,知识是情感的向导”,则所谓“知识情感”似乎指在知识规束下的情感冲动。
后来丁文江又于6月5日作了一篇短文《玄学与科学的讨论的余兴》,发表于《努力周报》(11)。此文除附了一个长长的书目以外,主要就是“答林宰平”,指出:“他说玄学就是本体论,张君劢所讲的人生观与玄学无关,我却不能承认。”“宰平先生要我给玄学下一个定义。我就斗胆地说:‘广义的玄学是从不可证明的假设所推论出来的规律’。”
除胡适、丁文江外,这一阶段科学派中其他人物的观点大致如下:
任叔永《人生观的科学或科学的人生观》(12) 提出:“人生观成不成科学是一事,科学能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又是一事”;“人生观的科学是不可能的事,而科学的人生观却是可能的事。”其一,科学可以“间接”“改变”人生观;其二,科学可以“直接”“造出”人生观。
章演存发表于《努力周报》的《张君劢主张的人生观对科学的五个异点》(13),是直接针对张君劢“人生观”演讲中所列的人生观与科学的五点区别而发的:(1)一方面,“不能说科学纯为客观的”;不过,客观的“原则还是存在”。另一方面,“人生观里最不容易统一的,就是一种情感作用”,但是“要能分析到和没有情感一样的地步,原则也一定还是存在。庄子说,‘有人之形,无人之情’,这就是去求人生原则的方法。”(2)认为张君劢所谓“直觉”也还是“意见”,因而不能施之以科学的“论理”。(3)指出:“张君没有告诉我们人生观是全体的——不能分割的理由。”(4)指出张君劢的一种“自相矛盾”:他所举古今中外伟人及他自己的人生观及其表现都是有动机和理由的,“动机和理由就是因,他们的人生观就是果。”(5)指出张君劢的“人生观”“是从张君‘皆以我为中心’一句话产出来的”;“张君要是换句话说,‘凡此九项,皆以“真”为中心’,这个是非立即就解决了。”
朱经农《读张君劢论人生观与科学的两篇文章后所发生的疑问》(14),从八个方面对张君劢提出质疑:
(一)既然人生观为文化转移之枢纽,而文化又有有益有害之分,此有益有害即是文化之是非标准,也即人生观之“是非标准”;凡有益者采之,而有害者除之,此存革取舍,即“方法”;由人生观之是非,而有文化之是非,此即有其“因”,则有其“果”。
(二)张君劢既说人生观无绝对之是非标准,又说人类目的避恶向善,此善与恶,正是“是非标准”。
(三)指出了张君劢的一个严重混乱,就是把“无公例可求”的“人生观”归入哲学,又把哲学归入了所谓“精神科学”范畴,而又承认精神科学是有公例可求的。
(四)对张君劢关于“物质”与“精神”的对立、“物质科学”与“精神科学”的划分提出质疑。
(五)批驳张君劢关于科学的“金科玉律”、“一成不变”的说法,捍卫丁文江关于科学“日进无已”、“前程不可限量”的思想。
(六)质疑张君劢的“纯粹心理”概念,并指出他以“顷刻万变”来证明其不为科学所支配的谬误。
(七)揭露张君劢的矛盾:既云“人生之所谓善者皆精神之表现……其所谓恶者皆物质之接触”;又云“所谓物质者,凡我以外皆属之”(包括父母、妻子、国家、社会等等)。可是人谁不接触父母妻子,这岂非说人人皆必陷于恶?
(八)指出了张君劢的另外一个问题,即把中国文明归结为“精神文明”,而把欧洲文明归结为“物质文明”;进而指出,任何精神文明都是要受物质文明的制约、尤其是受物质自然环境的影响的。
《科学与人生观》一书,共收入唐钺五篇文章。第一篇文章《心理现象与因果律》(15) 开宗明义:“我这篇文章的主意,在说明一切心理现象是受因果律所支配的。”他强调:“因果律是从经验得来的。”第二篇文章《“玄学与科学”论争的所给的暗示》(16),与梁启超那篇《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性质相当。第三篇文章《一个痴人的说梦——情感真是超科学的吗?》(17) 是针对梁启超《人生观与科学》中的论点而发的,认为,梁文以为情感如“爱”和“美”是“神秘”的,也就是不可分析的;但事实上爱与美之情感也是可以分析的。第四篇文章《科学的范围》(18)是针对林宰平对丁文江的质疑,解释说,“我的浅见,以为天地间所有现象,都是科学的材料。天地间有人,我们就有人类学、人种学、人类心理学等。天地间有鱼,我们就有鱼学。天地间有艺术,我们就可以有艺术学。天地间有宗教,我们就可以有宗教学。说艺术宗教的科学的研究是科学,不是说艺术宗教就是科学,同说鱼的科学研究是科学,不是说鱼就是科学一样。”最后一篇文章《读了〈评所谓“科学与玄学之争”〉以后》(19)是针对范寿康的驳议而发的抗辩,坚持“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的全部”。
心理学家陆志韦的《“死狗”的心理学》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20),指责丁、张两家都在大谈心理学,却都不懂心理学。
王星拱作了一篇题为《科学与人生观》的文章,与后来出版的论战文集同名,发表于《努力周报》(21)。与丁文江一样,王星拱也是个马赫主义者。王文贯彻了他的“科学”立场:“依科学去解释生命问题,应该叫做‘人生之科学观’”,即对人生的科学认识;“依科学态度而整理思想,构造意见,以至于身体力行,可以叫做‘科学的人生观’”,即建立在科学认识基础之上的人生态度。结论:“科学是凭借因果和齐一两个原理而构造起来的;人生问题无论为生命之观念、或生活之态度,都不能逃出这两个原理的金刚圈,所以科学可以解决人生问题。”
《科学与人生观》书中收入了一篇署名为“穆”的文章《旁观者言》(22),文中标举“科学家的人生观”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尊重事实”;二是“对于事实之平等观”;三是“条理密察”。
吴稚晖以嘻笑怒骂的文笔作了一篇《箴洋八股化之理学》,发表在《晨报副刊》(23)。认为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正是科学和物质文明。另外,在“附注”中,他对中国的“国故”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因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非再把他丢在毛厕里三十年,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
吴稚晖同时在《太平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长文,题为《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24),洋洋6万余言,全面阐述了自己的主张。自称:“吴稚晖拼命做这文章,鼓吹物质。”在他看来,人生不外乎三件事:“清风明月的吃饭人生观,神工鬼斧的生小孩人生观,覆天载地的招呼朋友人生观。”要把这三件事办好,都需要科学与物质文明。他在文中表明了七个“坚信”:“我坚信精神离不了物质”;“我是坚信宇宙都是暂局”;“可坚决的断定古人不及今人,今人又不及后人”;“善也古人不及今人,今人不及后人。恶也古人不及今人,今人不及后人。知识之能力,可使善亦进恶亦进”;“我信物质文明愈进步,品物愈备,人类的合一,愈有倾向;复杂之疑难,亦愈易解决”;“我信道德乃文化的结晶,未有文化高而道德反低下者”;“我信‘宇宙一切’,皆可以科学解说。”表达了坚定的科学主义立场。
面对科学派的攻势,玄学派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发起反击。其间尤可注意的是,张君劢又在中国大学发表了一次演讲《科学之评价》(25)。提出,人生在世,存在五个方面的问题:形上、审美、意志、理智、身体。除身体外,前四者是心灵的问题,分为两个层次:形上、形下。形下又分两个方面:情意(审美、意志)、理智。科学主义注重于身体和理智,忽视了形上和情意。
此时,那位“暂时局外中立人”梁启超也披挂上阵来,并成为玄学派的另外一员大将。他于5月23日作《人生观与科学——对于张丁论战的批评》,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26)。这篇文章要义有五:(1)对“人生”、“人生观”的界说:“人类从心界物界两方面调和结合而成的生活,叫做‘人生’。我们悬一种理想来完成这种生活,叫做‘人生观’。”(2)对“理智”与“情感”的分辨:“人类生活,固然离不了理智;但不能说理智包括尽人类生活的全内容。此外还有极重要一部分——或者可以说是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3)肯定科学的作用:既然人生观如张君劢所言的基于“观察”,“观察离得了科学程序吗?”即便人生观是“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是要与理智相辅的。”(4)对科玄双方都提出了批评:“在君过信科学万能,正和君劢之轻蔑科学同一错误”,因为“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关于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5)最终却落脚到对情感与自由意志的歌颂。“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情感表现出来的方向很多。内中最少有两件的的确确带有神秘性的,就是‘爱’和‘美’。”“一部人类活历史,却什有九从这种神密中创造出来。”“‘科学帝国’的版图和威权无论扩大到什么程度,这位‘爱先生’和那位‘美先生’依然永远保持他们那种‘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诸侯’的身份。”
林宰平的《读丁在君先生的〈玄学与科学〉》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27),全文共八个部分:(1)抨击了科学主义的酷似宗教的“排他”倾向、企图“统一一切”的“野心”、“带有杀伐之音”的霸道。(2)对“科学”和“科学的(方法)”进行了严格的区分,指出对艺术与人生固然可以使用科学的方法,但本身仍不是科学。(3)对丁文江的逻辑观念提出批评。(4)从“心和物”的关系问题出发,对丁文江“存疑的唯心论”、“唯觉主义”的经验论原则进行了批判,说明科学主义以为根本的“经验”原来是“靠不住”的东西。(5)对丁文江所确立的用来审查概念、推论的“两条原则”、“三条方法”(28) 加以评说,批判丁文江的经验原则。(6)捍卫张君劢关于“纯粹心理现象”的观点,认为它不仅在作为自然规律或“天然律”的“因果律”之外,而且在作为思维规律的“思想律”之外。(7)具体谈了他对“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的看法:一方面,他赞成“科学有益于人生观”;另一方面,他却反对“人生为科学所支配”的观点。(8)最后,林宰平表示:“科学我是相信的”;但是“别像吹胰子泡似的,吹得太大,反而吹破了。”
甘蛰仙《人生观与知识论》(29)虽然力图公允,其实应该属于玄学派的。他谈了六个方面的问题:“(1)人生之目的——良知之完成。”“我们为什么活着?就是为完成我们做小孩时的一片赤心——生来的良心——而活着。”“(2)人生之途径——到良知完成之路”在于“于可能的范围内,妥为设法,使吾良知美满实现。”“(3)人生之修养——致良知之工夫,不可不做;我知我行之真自由,不可不保持。”“(4)道德的自由之所从出——本体论中的自由论。其引伸之义,在肯定良心的自由,道德的自由。”“(5)由知识论略释先哲学说——以知识论为从事研究或解决人生问题者所宜知故。”“(6)由人生观略释先哲之人格态度——以人格态度为从事建设新人生观者所宜知故。”
针对唐钺《一个痴人的说梦》,屠孝实发表了《玄学果为痴人说梦耶?》(30)。在他看来,科学派中两位大将,吴稚晖“仅谓玄学之提倡,无益于今日之中国”,“对于玄学之本身,未尝有否认之意”;唯有丁文江“则直斥玄学为鬼物”,“然细读丁君前后诸文,对于本体论之研究,亦未尝否认之,且自称为存疑的唯心论者。”由此确立其文的主旨:玄学决不可无。
菊农的《人格与教育》,发表于《晨报副刊》(31)。此文立场是与张君劢一致的。他把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文明概括为两大基本精神:个人主义,机械主义。此文的哲学观可以说是一种“生命意志论”,认为宇宙的本体即“变”、“生活的创新”,而“自由意志便是中心的创造力”;“人生的目的便是完成他自己的人格以贡献于大的全体;换言之,便是实现小己的人格以求超人格的实现。”
王平陵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的《“科哲之战”的尾声》(32),篇幅虽小,却极有分量。此文将“科玄之争”称为“科哲之战”,即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是很有见地的。围绕这个问题,他着重谈了两点:1.科学(实则科学主义的实证主义的哲学)企图排斥哲学是办不到的。2.科学与哲学是一种对立互补的关系。
论战进行到此时,这场论战的两本文集几乎同时推出了:一本是汪孟邹编辑、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科学与人生观》;另一本是郭梦良编辑、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人生观之论战》。两书均于1923年12月出版发行,所收文章差别不大:《科学与人生观》收文29篇,另有陈独秀、胡适两篇序;《人生观之论战》收文30篇,另有张君劢序。(33) 但两书的思想倾向性却是截然对立的:《科学与人生观》代表了科学派的立场,突出体现在陈、胡二序上;《人生观之论战》代表了玄学派的立场,不仅体现在张君劢的序上,而且尤其突出体现在编排上:该书三编,甲篇收玄学派的文章,乙篇收科学派的文章,附录则收其它文章。
论战文集《人生观之论战》是代表玄学派的主张的,张君劢所作的序(34) 是对其关于“人生观”观点的更进一步阐述。他说明心理学、社会学和唯物史观作为“科学”是不可能的,而尤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科学的社会主义”不以为然,认为其“公例”无定准,绝非科学。在他看来,“第一,科学上之因果律,限于物质,而不及于精神。第二,各分科之学之上,应以形上学统其成。第三,人类活动之根源之自由意志问题,非在形上学中,不能了解。”
论战的另一种文集《科学与人生观》则是代表科学派的主张的,而且,它的推出标志着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另一个重要派别——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正式加入到论战中来了。这个标志就是陈独秀为《科学与人生观》作的序,以及书中收入的胡适《答陈独秀先生》与陈独秀《答适之》之间所展开的辩论。所以,文集的出版不是论战的结束,而是论战的深化。此所谓“深化”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理解:科学精神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支持,更加深入人心;与此同时科学主义倾向与唯物史观相结合,更加势不可当。
11月13日,陈独秀应邀为即将出版的《科学与人生观》作了一篇序(以下简称“陈序”)。应邀作序的还有胡适,其序(以下简称“胡序”)作于11月29日;并附《答陈独秀先生》。陈独秀又于12月9日作《答适之》。两篇答文一并收入《科学与人生观》书中。这“两序两答”,是在陈、胡之间展开的关于科玄问题的对话。
陈序表明,他是同时要对玄学派、科学派在两条战线上作战。这就为科玄论战当中唯物史观派的立场定下了基调。他批评了玄学派的三个人物:批评张君劢举出的“九项人生观”;批评梁启超的“情感超科学”的“怪论”;批评范寿康所谓人生观的“先天的形式”。然后又批评科学派代表丁文江的所谓“存疑的唯心论”,认为,“他的思想之根底,仍和张君劢走的是一条道路”;“其实我们对于未发见的物质固然可以存疑,而对于超物质而独立存在并且可以支配物质的什么心(心即是物之一种表现),什么灵魂与上帝,我们已无疑可存了。”最后表明:“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由此,“唯物史观派”旗帜鲜明地加入到科玄论战之中。
胡序所涉及的问题更广泛一些,着重正式提出了他的“科学的人生观”或者“新人生观的轮廓”, 此即著名的“胡适十诫”:
(1)根据于天文学和物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空间的无穷之大。
(2)根据于地质学及古生物学的知识,叫人知道时间的无穷之长。
(3)根据于一切科学,叫人知道宇宙及其中万物的运行变迁皆是自然的,——自己如此的,——正用不着什么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
(4)根据于生物的科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生物界的生存竞争的浪费与惨酷,——因此,叫人更可以明白那“有好生之德”的主宰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
(5)根据于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人不过是动物的一种,他和别种动物只有程度的差异,并无种类的区别。
(6)根据于生物的科学及人类学、人种学、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生物及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也演进的原因。
(7)根据于生物的及心理的科学,叫人知道一切心理的现象都是有因的。(8)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道德礼教是变迁的,而变迁的原因都是可以用科学方法寻求出来的。
(9)根据于新的物理化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物质不是死的,是活的;不是静的,是动的。
(10)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个人——“小我”——是要死灭的,而人类——“大我”——是不死的,不朽的;叫人知道“为全种万世而生活”就是宗教,就是最高的宗教;而那些替个人谋死后的“天堂”“净土”的宗教,乃是自私自利的宗教。
胡适的《答陈独秀先生》与陈独秀的《答适之》是科玄论战中科学派与唯物史观派的第一次正面交锋。胡文是对上述陈序的批驳,他区分了自己的“唯物的人生观”与陈序的“唯物的历史观”:“(1)独秀说的是一种‘历史观’,而我们讨论的是‘人生观’。人生观是一个人对于宇宙万物和人类的见解;历史观是‘解释历史’的一种见解,是一个人对于历史的见解。历史观只是人生观的一部分。(2)唯物的人生观是用物质的观念来解释宇宙万物及心理现象。唯物的历史观是用‘客观的物质原因’来说明历史。(狭义的唯物史观则用经济的原因来说明历史。)”“我们虽然极端欢迎‘经济史观’来做一种重要的史学工具,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思想知识等事也都是‘客观的原因’,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陈独秀的答复是:“‘唯物的历史观’是我们的根本思想,名为历史观,其实不限于历史,并应用于人生观及社会观”;“唯物史观所谓客观的物质原因,是指物质的本因而言,由物而发生之心的现象,当然不包括在内”,但是“唯物史观的哲学者也并不是不重视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等心的现象之存在,惟只承认他们都是经济的基础上面之建筑物,而非基础之本身。”
马克思主义者最早正式对科玄论战双方作出批评的,是两篇几乎同时出现的文章,即上面谈到的陈独秀的《科学与人生观·序》和邓中夏的《中国现在的思想界》。
邓中夏《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于1923年11月24日发表在《中国青年》第6期上。(35) 此文虽然不长,其价值却不容忽视。第一,他对中国思想界三足鼎立的格局作了一种异常清晰的勾画,这种勾画直到今天仍旧适用。第二,他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来对此格局进行了分析,尤其强调了论战的阶级斗争性质。第三,他谈到了唯物史观派与科学方法派之间的异同,强调了两者的一致:“唯物史观派,他们亦根据科学,亦应用科学方法,与上一派原无二致。所不同者,只是他们相信物质变动(老实说,经济变动)则人类思想都要跟着变动,这是他们比上一派尤为有识尤为彻底的所在。”次年1月26日,邓中夏又在《中国青年》第15期上发表了一篇《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36),提出:“我们应结成联合战线,向反动的思想势力……向哲学中之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傅侗等包括在内)梁漱溟;……分头迎击,一致进攻。”
紧接着邓中夏的,就是瞿秋白分别批判科、玄两派的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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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又称”“人生观论战。这场论战虽然已经过去80年了,然而论战涉及的问题直到今天也不能说已经彻底澄清了。论战所提出的问题,今天仍然是哲学领域、思想文化领域的前沿课题,而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科玄论战的过程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又称“人生观论战”。这场论战虽然已经过去80年了,然而论战涉及的问题直到今天也不能说已经彻底澄清了。论战所提出的问题,今天仍然是哲学领域、思想文化领域的前沿课题,而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科玄论战自1923年2月开始,一直到1924年年底基本结束,历时将近两年之久;(1) 此后仍然断断续续,但已不是那么集中。整个论战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论战的缘起与爆发:从1923年2月张君劢发表“人生观”讲演,到同年张发表长文反击丁文江的驳斥。(2)论战的展开与深入:从1923年5月梁启超作《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到同年吴稚晖发表《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其间科学派、玄学派双方人物纷纷登场,论战愈演愈烈。(3)论战的转折与结局:从1923年11月陈独秀为论战文集《科学与人生观》作序、邓中夏发表《中国现在的思想界》,直到1924年岁末,其间“科-玄”论战发展为科学派、玄学派和唯物史观派三大派的思想论争。
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了题为“人生观”的演讲,对科学主义“科学万能”的思想倾向提出批评。这篇演讲词随之发表于《清华周刊》第272期。(2)
张君劢开宗明义指出,科学与人生观是根本不同的:“科学之中,有一定之原理原则,而此原理原则,皆有证据”;然而“同为人生,因彼此观察点不同,而意见各异,故天下古今之最不统一者,莫若人生观。”他接着将科学与人生观加以比较,列举了以下五点区别:
第一,科学为客观的,人生观为主观的。
第二,科学为论理(3)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
第三,科学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为综合的。
第四,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
第五,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性。
张君劢总结道:“人生观之特点所在,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这一切,都是与科学的特点截然不同的。
关于这种人生观问题,张君劢列举了以下九个方面:我与我之亲族之关系,我与我之异姓之关系,我与我之财产之关系,我对于社会制度之激渐态度,我在内之心灵与在外之物质之关系,我与我所属之全体之关系,我与他我总体之关系,我对于世界之希望,我对于世界背后有无造物主之信仰。“凡此九项皆以我为中心,或关于我以外之物,或关于我以外之人,东西万国,上下古今,无一定之解决者,则以此类问题,皆关于人生,而人生为活的,故不如死物质之易以一例相绳也。”
接下来又专门提出四大方面“有关人生观之问题”,其中第一点是关于“精神与物质”。他认为,科学是关乎物质的,而人生观是关乎精神的。他对中、西文明进行了对比,认为中国的是“精神文明”,西方的是“物质文明”:“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三百年来之欧洲,侧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故其结果为物质文明。”而西洋的“物质文明”的文化或人生观到底不足以解决人生观问题,所以导致了“一战”的灾难;唯有中国的“精神文明”的文化或人生观才能解决人生问题。我们不难看出,张君劢之用心所在,实乃中西文明的比较。他对西方现代文明基本是持批评态度的,而对中国传统文明则是颂扬有加的。但他立论的根据则是“人生观”与“科学”的区分,其结论是:“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盖人生观,既无客观标准,故惟有返求之于己。”
张君劢“人生观”演讲发表以后,“吾友丁在君(4),地质学家也,夙以拥护科学为职志者也,读我文后,勃然大怒,曰,诚如君言,科学而不能支配人生,则科学复有何用?吾两人口舌往复,历二时许,继则以批评之文万余字发表于《努力周报》。”(5) 这就是丁文江作于4月12日、发表在北京《努力周报》第48、49期的长文《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6)
“科玄论战”由此爆发。
丁文江把张君劢的人生观哲学斥为“玄学”,称张君劢“玄学鬼附身”,并从以下八个方面驳斥了张君劢的“人生观”哲学:
(1)“人生观能否同科学分家?” 丁文江首先把张君劢的理路归结为“人生观‘天下古今最不统一’,所以科学方法不能适用”,然后据此加以驳斥:“人生观现在没有统一是一件事,永久不能统一又是一件事”;“何况现在‘无是非真伪之标准’,安见得就是无是非真伪之可求?”“要求是非真伪,除去科学方法,还有什么方法?”
(2)“科学的智识论” 作为一个马赫主义者,丁文江在此处阐述的是一种“经验实在论”立场,包括这几层意思:一是经验原则:科学知识起于感知。“觉官感触是我们晓得物质的根本”;“无论思想多么复杂,总不外乎觉官的感触。”二是逻辑原则:另外一些知识起于据经验而进行的逻辑推论。他以“自觉”(自我意识)为例,“旁人有没有自觉呢?我不能直接感触他有,并且不能直接证明他有,我只能推论他有。”三是唯心原则:物质存在最终起于经验-逻辑。“我们所晓得的物质,本不过是心理上的觉官感触,由知觉而成概念,由概念而生推论。科学所研究的不外乎这种概念同推论。”丁文江的立论,是基于两条“原则”的:其一,“凡常人心理的内容,其性质都是相同的。心理上联想的能力,第一是看一个人觉官感触的经验(经验原则——引者注),第二是他脑经思想力的强弱(逻辑原则——引者注)。”其二,“天才豪杰同常人的分别,是快慢的火车,不是人力车同飞机。因为我们能承认他们是天才,是豪杰,正是因为他们的知觉概念推论的方法完全与我们相同。”这两条原则其实是一条,即经验主义的心理联想主义的原则。
(3)“张君劢的人生观与科学” 丁文江从五个方面指出:张君劢的“人生观”“决逃不出科学的范围”。其中有几个论点很值得注意:其一,“凡不可以用论理学批评研究的,不是真知识。”其二,“科学的材料原都是心理的现象,若是你所说的现象是真的,决逃不出科学的范围。”其三,“科学未尝不注重个性直觉,但是科学所承认的个性直觉,是‘根据于经验的暗示,从活经验里涌出来的’。”
(4)“科学与玄学战争的历史” 丁文江简述了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和独立出来的历史,宣判了哲学的死刑。
(5)“中外合璧式的玄学及其流毒” 丁文江指出:“张君劢的人生观,一部分是从玄学大家柏格森化出来的”;“西洋的玄学鬼到了中国,又联合了陆象山、王阳明、陈白沙高谈心性的一班朋友的魂灵,一齐钻进了张君劢的‘我’里面。”
(6)“对于科学的误解” 丁文江在这里列举出人们对科学的三种误解:“向外”的(务外逐物),“物质的”,“机械的”。他申辩道:第一,“科学的材料是所有人类心理的内容”;“张君劢说科学是‘向外’的,如何能讲得通?”第二,科学不仅是“物质的”;科学对人心大有裨益:“科学不但无所谓向外,而且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不但使学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拿论理来训练他的意想,而意想力愈增;用经验来指示他的直觉,而直觉力愈活”。第三,科学不是“机械的”;“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种种的关系,才能够真知道生活的乐趣。这种‘活泼泼地’心境,只有拿望远镜仰察过天空的虚漠、用显微镜俯视过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参领得透彻”。
(7)“欧洲文化破产的责任” 丁文江不承认“欧洲文化破产”之说,认为:“我所不得不说的是欧洲文化纵然是破产(目前并无此事),科学绝对不负这种责任,因为破产的大原因是国际战争”;“对于战争最应该负责的人是政治家同教育家。这两种人多数仍然是不科学的”;“欧美的工业虽然是利用科学的发明,他们的政治社会却绝对的缺乏科学精神。”
(8)“中国的‘精神文明’” 丁文江不同意张君劢所采取的“西方为物质文明,中国为精神文明”这种当时比较流行的说法,指出:“至于东西洋的文化,也决不是所谓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这样笼统的名词所能概括的。”
最后,丁文江引用了胡适的一句话来作“结论”:“我们观察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不能不承认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
丁文江的文章发表以后,张君劢又撰长文《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7),予以反击。这篇驳议所针对的核心议题,仍在于人生观与科学的界线。他从十二个方面答复了丁文江的驳难:
(1)关于“物质科学精神科学之分类” 张君劢认为:“精神科学,依严格之科学定义,已不能认为科学。”
(2)关于“科学发达之历史及自然公例之性质” 张君劢也像丁文江一样,针锋相对地通过叙述科学的历史来证明其观点:科学的“自然公例”也并不是“万能”的;“关于纯粹之思想”的“纯正心理学”更无“公例”可求。
(3)关于“物质科学与精神科学之异同” 张君劢以物理学和心理学为物质科学和精神科学的典型加以比较,指出两者之间有本质区别。这是张君劢的人生观哲学的基本理据:“第一,凡在空间之物理易于试验,而生物学之为生活力(Vital force)所支配者,不易试验,至于心理学则更难。第二,凡在空间之物质,前后现象易于确指,故其求因果也易;生物界前后现象虽分明,而细胞之所以成为全体,其原因已不易知;若夫心理学则顷刻万变,更无固定状态可求。第三,三坐标或四坐标,验诸一质点之微而准者,可推及于日月星辰,此尤为生理学心理学所不能适用之原则。第四,物理上之概念,曰阿顿,曰原子,曰质量,曰能力:此数者得之抽象(Abstraction)而绝不为物体之具体的实在(Concrete Reality)所扰。至于生物学,有所谓种别,有所谓个性;而心理学为尤甚。因而生物心理两界日为个性之差异所扰,而不易得其纯一现象(Uniformity)。”“物理现象惟有此四大原则,故日趋于正确;生物心理现象惟无此四原则,故不能日就于正确。”
(4)关于“人生观” 张君劢归纳了丁文江的质问的几个要点,答复如下:“物质科学与精神科学内容不同,绝对可以分别;即以科学分类,久为学者所公认一端,可以证之”;“人与动植物同是活的,然动植物学之研究之对象为动植物,精神科学之所研究者为人类心理与心理所生之结果,故不得相提并论”;“凡为科学方法所支配者,必其为固定之状态。纯粹心理,顷刻万变,故非科学方法所能支配”;“人生观超于科学以上,不能对抗,故分家之语,不能成立。”
(5)关于“君子之袭取” 这里是针对丁文江讥讽玄学家之所以厌倦科学而取玄学,“以其袭而取之易也”;张君劢反唇相讥,指出丁文江“抄袭”皮耳生。
(6)关于“所谓科学的知识论” 张君劢在这里是要反驳丁文江的“科学的知识论”之说:首先,如果所谓“科学的知识论”是指科学家的知识观,“则古今科学家中有关于知识论之主张者,不止赫氏、达氏、詹氏、杜氏、马氏数人”,还有许多其知识观绝不相同的科学家,那么,究竟哪一家的才算是“科学的”?进一步讲,“知识论者,哲学范围内事也,与科学无涉者也。”科学是知识,但并不是“形而上”的“知识论”;只有哲学的知识论,而无所谓“科学的知识论”。
(7)关于“科学以外之知识(一名科学之限界)” 张君劢在这里划定“科学之界限”,以求“科学以外之知识”;限定认识论的“真”,确立价值论的“真”。他引证英国生物学家托摩生的话,以说明在科学认识之外还有三种“真”以及求“真”的途径:哲学(形而上学),宗教(道德),美术(艺术)。
(8)关于“玄学在欧洲是否‘没有地方混饭吃’” 张君劢在这里列举若干事实,称欧洲最近二三十年的思潮可以叫做“新玄学时代”。
(9)关于“我对于科学教育与玄学教育之态度” 张君劢对科学教育的流弊进行了批判,但也并不完全赞同社会改造派之教育,而是指出两者各有偏颇:“吾以为教育有五方面:曰形上、曰艺术、曰意志、曰理智、曰体质。科学教育偏于理智与体质,而忽略其他三者。社会改造派之教育,偏于意志与牺牲精神。”他认为,在现有科学教育基础上还应该加上“玄学教育”,包括三条:形而上学(超官觉超自然的条目),艺术,自由意志。
(10)关于“我对于物质文明之态度” 张君劢进一步申诉了他关于西方为物质文明、中国为精神文明的观点,对“物质文明”的西方列强那种科技立国、工商立国的政策及其造成的恶果进行了批判,告诫国人不要重蹈覆辙,而应“别寻途径”。
(11)关于“我对心性之学与考据之学之态度” 张君劢对传统的“汉学”(考据之学)、“宋学”(心性之学)的优劣得失进行了比较:他认为中国的汉学与宋学之争,同欧洲的经验派/唯物派与理性派/唯心派之争,是“人类思想上两大潮流之表现,吾确信此两潮流之对抗,出于心同理同之原则”,因而是可比较的。他以列表的方法,对中西两大派思想潮流进行比较,并得出结论说:“关于自然界之研究与文字之考证,当然以汉学家或欧洲惟物派之言为长”;“其关于人生之解释与内心之修养,当然以惟心派之言为长。”
(12)关于“私人批评之答复” 他再次申明其思想上的“立脚点”:“(一)知识以觉摄与概念相合而成。(二)经验界之知识为因果的,人生之进化为自由的。(三)超于科学之上,应以形上学统其成。(四)心性之发展,为形上的真理之启示,故当提倡新宋学。”
就在丁、张激战的时候,思想界的一员宿将梁启超出场了。5月5日,他写了一篇《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暂时局外中立人梁启超宣言》(8)。这篇“宣言”有两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其一,“这个问题(即“人生观”问题)是宇宙间最大的问题。”其二,“这种论战是我国未曾有过的论战”;“替我们学界开一新纪元”。这充分表现出梁启超的敏锐。
科学派继丁文江之后第一个出场的,则是大名鼎鼎的胡适。5月11日,胡适在上海写成《孙行者与张君劢》,发表于《努力周报》(9)。他把张君劢比做孙悟空,而把“赛先生(科学)和罗辑先生(逻辑)”比做如来佛;认为玄学纵有天大的本领,也跳不出科学的掌心。
胡适此文开其端,科学派对玄学派展开了凌厉的攻势。其中,科学派主将丁文江的《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10) 是最值得注意的。此文从八个方面反驳张君劢的批评:(1)批评了张君劢的“反进化论”的“现在主义”。(2)反驳了张君劢的“人生观”定义:如果“人生观是我对于我以外的物同人的观察、主张、要求、希望。范围既然这样广,岂不是凡有科学的材料都可以包括在人生观里面?因为那一样科学不是我对于物同人的一种观察,一种主张?”(3)指责张君劢对科学有两大误解:“君劢对于科学最大的误解是以为‘严正的科学’是‘牢固不拔’,公例是‘一成’不变,‘科学的’就是‘有定论’的”;“君劢对于科学第二种误解是把科学的分类当做科学的鸿沟。”(4)为其“存疑学者的态度”申辩:“无论遇见甚么论断,甚么主义,第一句话是:‘拿证据来!’”(5)继续宣讲其“科学的知识论”,其要点有三:其一,“这种知识论是根据于可以用科学方法试验的觉官感触”;其二,“以感觉为知识的原子,有许多心理学的证据”;其三,“我们现在是就知识论知识,没有把情感计算在内”。(6)说明物质科学与精神科学是没有根本区别的,因为它们的“材料”(对象)同为心理“现象”,它们的方法同为经验“归纳”。(7)批驳张君劢所说“科学以外之知识”,指出:“他把美术宗教当做知识,不但学科学的人不承认,恐怕学美术的信宗教的人也未必承认的。”(8)丁文江第一次明确给“人生观”下了一个定义:“一人的人生观是他的知识情感,同他对于知识情感的态度。”“知识情感”这个短语很令人费解,从他的上下文来看,他认为“情感是知识的原动,知识是情感的向导”,则所谓“知识情感”似乎指在知识规束下的情感冲动。
后来丁文江又于6月5日作了一篇短文《玄学与科学的讨论的余兴》,发表于《努力周报》(11)。此文除附了一个长长的书目以外,主要就是“答林宰平”,指出:“他说玄学就是本体论,张君劢所讲的人生观与玄学无关,我却不能承认。”“宰平先生要我给玄学下一个定义。我就斗胆地说:‘广义的玄学是从不可证明的假设所推论出来的规律’。”
除胡适、丁文江外,这一阶段科学派中其他人物的观点大致如下:
任叔永《人生观的科学或科学的人生观》(12) 提出:“人生观成不成科学是一事,科学能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又是一事”;“人生观的科学是不可能的事,而科学的人生观却是可能的事。”其一,科学可以“间接”“改变”人生观;其二,科学可以“直接”“造出”人生观。
章演存发表于《努力周报》的《张君劢主张的人生观对科学的五个异点》(13),是直接针对张君劢“人生观”演讲中所列的人生观与科学的五点区别而发的:(1)一方面,“不能说科学纯为客观的”;不过,客观的“原则还是存在”。另一方面,“人生观里最不容易统一的,就是一种情感作用”,但是“要能分析到和没有情感一样的地步,原则也一定还是存在。庄子说,‘有人之形,无人之情’,这就是去求人生原则的方法。”(2)认为张君劢所谓“直觉”也还是“意见”,因而不能施之以科学的“论理”。(3)指出:“张君没有告诉我们人生观是全体的——不能分割的理由。”(4)指出张君劢的一种“自相矛盾”:他所举古今中外伟人及他自己的人生观及其表现都是有动机和理由的,“动机和理由就是因,他们的人生观就是果。”(5)指出张君劢的“人生观”“是从张君‘皆以我为中心’一句话产出来的”;“张君要是换句话说,‘凡此九项,皆以“真”为中心’,这个是非立即就解决了。”
朱经农《读张君劢论人生观与科学的两篇文章后所发生的疑问》(14),从八个方面对张君劢提出质疑:(一)既然人生观为文化转移之枢纽,而文化又有有益有害之分,此有益有害即是文化之是非标准,也即人生观之“是非标准”;凡有益者采之,而有害者除之,此存革取舍,即“方法”;由人生观之是非,而有文化之是非,此即有其“因”,则有其“果”。(二)张君劢既说人生观无绝对之是非标准,又说人类目的避恶向善,此善与恶,正是“是非标准”。(三)指出了张君劢的一个严重混乱,就是把“无公例可求”的“人生观”归入哲学,又把哲学归入了所谓“精神科学”范畴,而又承认精神科学是有公例可求的。(四)对张君劢关于“物质”与“精神”的对立、“物质科学”与“精神科学”的划分提出质疑。(五)批驳张君劢关于科学的“金科玉律”、“一成不变”的说法,捍卫丁文江关于科学“日进无已”、“前程不可限量”的思想。(六)质疑张君劢的“纯粹心理”概念,并指出他以“顷刻万变”来证明其不为科学所支配的谬误。(七)揭露张君劢的矛盾:既云“人生之所谓善者皆精神之表现……其所谓恶者皆物质之接触”;又云“所谓物质者,凡我以外皆属之”(包括父母、妻子、国家、社会等等)。可是人谁不接触父母妻子,这岂非说人人皆必陷于恶?(八)指出了张君劢的另外一个问题,即把中国文明归结为“精神文明”,而把欧洲文明归结为“物质文明”;进而指出,任何精神文明都是要受物质文明的制约、尤其是受物质自然环境的影响的。
《科学与人生观》一书,共收入唐钺五篇文章。第一篇文章《心理现象与因果律》(15) 开宗明义:“我这篇文章的主意,在说明一切心理现象是受因果律所支配的。”他强调:“因果律是从经验得来的。”第二篇文章《“玄学与科学”论争的所给的暗示》(16),与梁启超那篇《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性质相当。第三篇文章《一个痴人的说梦——情感真是超科学的吗?》(17) 是针对梁启超《人生观与科学》中的论点而发的,认为,梁文以为情感如“爱”和“美”是“神秘”的,也就是不可分析的;但事实上爱与美之情感也是可以分析的。第四篇文章《科学的范围》(18)是针对林宰平对丁文江的质疑,解释说,“我的浅见,以为天地间所有现象,都是科学的材料。天地间有人,我们就有人类学、人种学、人类心理学等。天地间有鱼,我们就有鱼学。天地间有艺术,我们就可以有艺术学。天地间有宗教,我们就可以有宗教学。说艺术宗教的科学的研究是科学,不是说艺术宗教就是科学,同说鱼的科学研究是科学,不是说鱼就是科学一样。”最后一篇文章《读了〈评所谓“科学与玄学之争”〉以后》(19)是针对范寿康的驳议而发的抗辩,坚持“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的全部”。
心理学家陆志韦的《“死狗”的心理学》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20),指责丁、张两家都在大谈心理学,却都不懂心理学。
王星拱作了一篇题为《科学与人生观》的文章,与后来出版的论战文集同名,发表于《努力周报》(21)。与丁文江一样,王星拱也是个马赫主义者。王文贯彻了他的“科学”立场:“依科学去解释生命问题,应该叫做‘人生之科学观’”,即对人生的科学认识;“依科学态度而整理思想,构造意见,以至于身体力行,可以叫做‘科学的人生观’”,即建立在科学认识基础之上的人生态度。结论:“科学是凭借因果和齐一两个原理而构造起来的;人生问题无论为生命之观念、或生活之态度,都不能逃出这两个原理的金刚圈,所以科学可以解决人生问题。”
《科学与人生观》书中收入了一篇署名为“穆”的文章《旁观者言》(22),文中标举“科学家的人生观”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尊重事实”;二是“对于事实之平等观”;三是“条理密察”。
吴稚晖以嘻笑怒骂的文笔作了一篇《箴洋八股化之理学》,发表在《晨报副刊》(23)。认为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正是科学和物质文明。另外,在“附注”中,他对中国的“国故”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因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非再把他丢在毛厕里三十年,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
吴稚晖同时在《太平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长文,题为《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24),洋洋6万余言,全面阐述了自己的主张。自称:“吴稚晖拼命做这文章,鼓吹物质。”在他看来,人生不外乎三件事:“清风明月的吃饭人生观,神工鬼斧的生小孩人生观,覆天载地的招呼朋友人生观。”要把这三件事办好,都需要科学与物质文明。他在文中表明了七个“坚信”:“我坚信精神离不了物质”;“我是坚信宇宙都是暂局”;“可坚决的断定古人不及今人,今人又不及后人”;“善也古人不及今人,今人不及后人。恶也古人不及今人,今人不及后人。知识之能力,可使善亦进恶亦进”;“我信物质文明愈进步,品物愈备,人类的合一,愈有倾向;复杂之疑难,亦愈易解决”;“我信道德乃文化的结晶,未有文化高而道德反低下者”;“我信‘宇宙一切’,皆可以科学解说。”表达了坚定的科学主义立场。
面对科学派的攻势,玄学派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发起反击。其间尤可注意的是,张君劢又在中国大学发表了一次演讲《科学之评价》(25)。提出,人生在世,存在五个方面的问题:形上、审美、意志、理智、身体。除身体外,前四者是心灵的问题,分为两个层次:形上、形下。形下又分两个方面:情意(审美、意志)、理智。科学主义注重于身体和理智,忽视了形上和情意。
此时,那位“暂时局外中立人”梁启超也披挂上阵来,并成为玄学派的另外一员大将。他于5月23日作《人生观与科学——对于张丁论战的批评》,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26)。这篇文章要义有五:(1)对“人生”、“人生观”的界说:“人类从心界物界两方面调和结合而成的生活,叫做‘人生’。我们悬一种理想来完成这种生活,叫做‘人生观’。”(2)对“理智”与“情感”的分辨:“人类生活,固然离不了理智;但不能说理智包括尽人类生活的全内容。此外还有极重要一部分——或者可以说是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3)肯定科学的作用:既然人生观如张君劢所言的基于“观察”,“观察离得了科学程序吗?”即便人生观是“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是要与理智相辅的。”(4)对科玄双方都提出了批评:“在君过信科学万能,正和君劢之轻蔑科学同一错误”,因为“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关于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5)最终却落脚到对情感与自由意志的歌颂。“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情感表现出来的方向很多。内中最少有两件的的确确带有神秘性的,就是‘爱’和‘美’。”“一部人类活历史,却什有九从这种神密中创造出来。”“‘科学帝国’的版图和威权无论扩大到什么程度,这位‘爱先生’和那位‘美先生’依然永远保持他们那种‘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诸侯’的身份。”
林宰平的《读丁在君先生的〈玄学与科学〉》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27),全文共八个部分:(1)抨击了科学主义的酷似宗教的“排他”倾向、企图“统一一切”的“野心”、“带有杀伐之音”的霸道。(2)对“科学”和“科学的(方法)”进行了严格的区分,指出对艺术与人生固然可以使用科学的方法,但本身仍不是科学。(3)对丁文江的逻辑观念提出批评。(4)从“心和物”的关系问题出发,对丁文江“存疑的唯心论”、“唯觉主义”的经验论原则进行了批判,说明科学主义以为根本的“经验”原来是“靠不住”的东西。(5)对丁文江所确立的用来审查概念、推论的“两条原则”、“三条方法”(28) 加以评说,批判丁文江的经验原则。(6)捍卫张君劢关于“纯粹心理现象”的观点,认为它不仅在作为自然规律或“天然律”的“因果律”之外,而且在作为思维规律的“思想律”之外。(7)具体谈了他对“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的看法:一方面,他赞成“科学有益于人生观”;另一方面,他却反对“人生为科学所支配”的观点。(8)最后,林宰平表示:“科学我是相信的”;但是“别像吹胰子泡似的,吹得太大,反而吹破了。”
甘蛰仙《人生观与知识论》(29)虽然力图公允,其实应该属于玄学派的。他谈了六个方面的问题:“(1)人生之目的——良知之完成。”“我们为什么活着?就是为完成我们做小孩时的一片赤心——生来的良心——而活着。”“(2)人生之途径——到良知完成之路”在于“于可能的范围内,妥为设法,使吾良知美满实现。”“(3)人生之修养——致良知之工夫,不可不做;我知我行之真自由,不可不保持。”“(4)道德的自由之所从出——本体论中的自由论。其引伸之义,在肯定良心的自由,道德的自由。”“(5)由知识论略释先哲学说——以知识论为从事研究或解决人生问题者所宜知故。”“(6)由人生观略释先哲之人格态度——以人格态度为从事建设新人生观者所宜知故。”
针对唐钺《一个痴人的说梦》,屠孝实发表了《玄学果为痴人说梦耶?》(30)。在他看来,科学派中两位大将,吴稚晖“仅谓玄学之提倡,无益于今日之中国”,“对于玄学之本身,未尝有否认之意”;唯有丁文江“则直斥玄学为鬼物”,“然细读丁君前后诸文,对于本体论之研究,亦未尝否认之,且自称为存疑的唯心论者。”由此确立其文的主旨:玄学决不可无。
菊农的《人格与教育》,发表于《晨报副刊》(31)。此文立场是与张君劢一致的。他把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文明概括为两大基本精神:个人主义,机械主义。此文的哲学观可以说是一种“生命意志论”,认为宇宙的本体即“变”、“生活的创新”,而“自由意志便是中心的创造力”;“人生的目的便是完成他自己的人格以贡献于大的全体;换言之,便是实现小己的人格以求超人格的实现。”
王平陵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的《“科哲之战”的尾声》(32),篇幅虽小,却极有分量。此文将“科玄之争”称为“科哲之战”,即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是很有见地的。围绕这个问题,他着重谈了两点:1.科学(实则科学主义的实证主义的哲学)企图排斥哲学是办不到的。2.科学与哲学是一种对立互补的关系。
论战进行到此时,这场论战的两本文集几乎同时推出了:一本是汪孟邹编辑、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科学与人生观》;另一本是郭梦良编辑、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人生观之论战》。两书均于1923年12月出版发行,所收文章差别不大:《科学与人生观》收文29篇,另有陈独秀、胡适两篇序;《人生观之论战》收文30篇,另有张君劢序。(33) 但两书的思想倾向性却是截然对立的:《科学与人生观》代表了科学派的立场,突出体现在陈、胡二序上;《人生观之论战》代表了玄学派的立场,不仅体现在张君劢的序上,而且尤其突出体现在编排上:该书三编,甲篇收玄学派的文章,乙篇收科学派的文章,附录则收其它文章。
论战文集《人生观之论战》是代表玄学派的主张的,张君劢所作的序(34) 是对其关于“人生观”观点的更进一步阐述。他说明心理学、社会学和唯物史观作为“科学”是不可能的,而尤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科学的社会主义”不以为然,认为其“公例”无定准,绝非科学。在他看来,“第一,科学上之因果律,限于物质,而不及于精神。第二,各分科之学之上,应以形上学统其成。第三,人类活动之根源之自由意志问题,非在形上学中,不能了解。”
论战的另一种文集《科学与人生观》则是代表科学派的主张的,而且,它的推出标志着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另一个重要派别——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正式加入到论战中来了。这个标志就是陈独秀为《科学与人生观》作的序,以及书中收入的胡适《答陈独秀先生》与陈独秀《答适之》之间所展开的辩论。所以,文集的出版不是论战的结束,而是论战的深化。此所谓“深化”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理解:科学精神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支持,更加深入人心;与此同时科学主义倾向与唯物史观相结合,更加势不可当。
11月13日,陈独秀应邀为即将出版的《科学与人生观》作了一篇序(以下简称“陈序”)。应邀作序的还有胡适,其序(以下简称“胡序”)作于11月29日;并附《答陈独秀先生》。陈独秀又于12月9日作《答适之》。两篇答文一并收入《科学与人生观》书中。这“两序两答”,是在陈、胡之间展开的关于科玄问题的对话。
陈序表明,他是同时要对玄学派、科学派在两条战线上作战。这就为科玄论战当中唯物史观派的立场定下了基调。他批评了玄学派的三个人物:批评张君劢举出的“九项人生观”;批评梁启超的“情感超科学”的“怪论”;批评范寿康所谓人生观的“先天的形式”。然后又批评科学派代表丁文江的所谓“存疑的唯心论”,认为,“他的思想之根底,仍和张君劢走的是一条道路”;“其实我们对于未发见的物质固然可以存疑,而对于超物质而独立存在并且可以支配物质的什么心(心即是物之一种表现),什么灵魂与上帝,我们已无疑可存了。”最后表明:“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由此,“唯物史观派”旗帜鲜明地加入到科玄论战之中。
胡序所涉及的问题更广泛一些,着重正式提出了他的“科学的人生观”或者“新人生观的轮廓”, 此即著名的“胡适十诫”:
(1)根据于天文学和物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空间的无穷之大。
(2)根据于地质学及古生物学的知识,叫人知道时间的无穷之长。
(3)根据于一切科学,叫人知道宇宙及其中万物的运行变迁皆是自然的,——自己如此的,——正用不着什么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
(4)根据于生物的科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生物界的生存竞争的浪费与惨酷,——因此,叫人更可以明白那“有好生之德”的主宰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
(5)根据于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人不过是动物的一种,他和别种动物只有程度的差异,并无种类的区别。
(6)根据于生物的科学及人类学、人种学、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生物及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也演进的原因。
(7)根据于生物的及心理的科学,叫人知道一切心理的现象都是有因的。(8)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道德礼教是变迁的,而变迁的原因都是可以用科学方法寻求出来的。
(9)根据于新的物理化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物质不是死的,是活的;不是静的,是动的。
(10)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个人——“小我”——是要死灭的,而人类——“大我”——是不死的,不朽的;叫人知道“为全种万世而生活”就是宗教,就是最高的宗教;而那些替个人谋死后的“天堂”“净土”的宗教,乃是自私自利的宗教。
胡适的《答陈独秀先生》与陈独秀的《答适之》是科玄论战中科学派与唯物史观派的第一次正面交锋。胡文是对上述陈序的批驳,他区分了自己的“唯物的人生观”与陈序的“唯物的历史观”:“(1)独秀说的是一种‘历史观’,而我们讨论的是‘人生观’。人生观是一个人对于宇宙万物和人类的见解;历史观是‘解释历史’的一种见解,是一个人对于历史的见解。历史观只是人生观的一部分。(2)唯物的人生观是用物质的观念来解释宇宙万物及心理现象。唯物的历史观是用‘客观的物质原因’来说明历史。(狭义的唯物史观则用经济的原因来说明历史。)”“我们虽然极端欢迎‘经济史观’来做一种重要的史学工具,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思想知识等事也都是‘客观的原因’,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陈独秀的答复是:“‘唯物的历史观’是我们的根本思想,名为历史观,其实不限于历史,并应用于人生观及社会观”;“唯物史观所谓客观的物质原因,是指物质的本因而言,由物而发生之心的现象,当然不包括在内”,但是“唯物史观的哲学者也并不是不重视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等心的现象之存在,惟只承认他们都是经济的基础上面之建筑物,而非基础之本身。”
马克思主义者最早正式对科玄论战双方作出批评的,是两篇几乎同时出现的文章,即上面谈到的陈独秀的《科学与人生观·序》和邓中夏的《中国现在的思想界》。
邓中夏《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于1923年11月24日发表在《中国青年》第6期上。(35) 此文虽然不长,其价值却不容忽视。第一,他对中国思想界三足鼎立的格局作了一种异常清晰的勾画,这种勾画直到今天仍旧适用。第二,他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来对此格局进行了分析,尤其强调了论战的阶级斗争性质。第三,他谈到了唯物史观派与科学方法派之间的异同,强调了两者的一致:“唯物史观派,他们亦根据科学,亦应用科学方法,与上一派原无二致。所不同者,只是他们相信物质变动(老实说,经济变动)则人类思想都要跟着变动,这是他们比上一派尤为有识尤为彻底的所在。”次年1月26日,邓中夏又在《中国青年》第15期上发表了一篇《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36),提出:“我们应结成联合战线,向反动的思想势力……向哲学中之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傅侗等包括在内)梁漱溟;……分头迎击,一致进攻。”
紧接着邓中夏的,就是瞿秋白分别批判科、玄两派的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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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的意义有哪些_有什么来历
端午节是全世界华人的节日,通过纪念屈原等一系列活动可以培养人们对中国文化的价值认同,增强人们的敬祖意识、亲情意识、家庭观念、爱国精神,小编为大家带来了关于“ 端午节的意义有哪些”的相关内容,方便大家学习了解,希望对您有帮助!内容仅供参考
端午从字面上还有“端五”、“重五”、“重午”等名称。“端”古汉语有开头、初始的意思,称“端五”也就如称“初五”。端午节,代表着人们对中国华夏民族几千年祖国传统文化的追怀,有吃粽子,赛龙舟,挂菖蒲、蒿草、艾叶,薰苍术、白芷,喝雄黄酒、吃大蒜、儿童戴荷包、五毒兜兜等的习俗,也是人们品味生活,热爱生命,发展文明,抑恶扬善的不懈追求。
古人认为端午节是五毒月,天气炎热,瘟疫流行,人易生病,需要驱毒避邪,夫妇要克制夫妻房事生活,以保持身体有足够的抵抗力。在这个节日里,一般成年人喝雄黄酒、菖蒲酒,小孩佩戴香荷包,采草药,所以端午实在可算是传统的医药卫生节,是人民群众与疾病、毒虫做斗争的节日,应当继续发扬和传承。
1.纪念历史上伟大的民族诗人屈原。
2.伍子胥的忌辰。
3.为纪念东汉孝女曹娥救父投江而死。
4.纪念现代革命女诗人秋瑾。
5.纪念屈原之说,影响最广最深,占据主流地位。
6.中国民众把端午节的龙舟竞渡和吃粽子等,都与纪念屈原联系在一起。
7.最初是中国古代南方吴越民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后来成了纪念屈原的节日。
8.端午节的名称叫法达二十多个,如有端五节、端阳节、重五节、重午节、当五汛、天中节、夏节、五月节、菖节、蒲节、龙舟节、浴兰节、屈原日、午日节、女儿节、地腊节、诗人节、龙日、午日、灯节、五蛋节等等。
端午节,本是南方吴越先民创立用于拜祭龙祖的节日。因传说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屈原在五月五日跳汨罗江自尽,后来人们亦将端午节作为纪念屈原的节日;也有纪念伍子胥、曹娥及介子推等说法。
总的来说,端午节起源于上古先民择“龙升天”吉日祭龙祖,注入夏季时令“祛病防疫"风尚,把端午视为“恶月恶日”起于北方中原,附会纪念屈原等历史人物纪念内容。端午风俗形成可以说是南北风俗融合的产物。
1、扒龙舟
扒龙舟是多人集体划桨竞赛,是端午节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古代龙图腾祭祀的节仪,乃遗俗也。是端午节的一项重要活动,至今在我国南方沿海一带仍十分流行,传出国外后,深受各国人民的喜爱并形成了国际比赛。
端午有龙舟也有凤舟,凤舟是源于远古的乌舟,有的地方还有龙凤船。扒龙舟是民间信仰中龙崇拜的一种形式,即要借龙之神威,祈福、辟邪。
2、挂艾草与菖蒲
在端午节,人们把插艾草和菖蒲作为重要内容之一,家家都洒扫庭除,以菖蒲、艾条插于门眉,悬于堂中。民间认为艾草还有辟邪、招百福的作用,端午期间挂艾草于门上,相沿成习,遂成端午风俗。
南北各地均有端午挂艾草习俗。南方视为天地纯阳正气吉日进行驱邪祛病,北方一些地方视为恶月恶日进行避恶避毒。
3、洗草药水
洗草药水,端午习俗之一,端午这天是草木一年中药性最强的一天,端午日遍地皆药。端午日洗草药水可治皮肤病、去邪气。端午期间,我国不少地方有采草药煮草药水沐浴的习俗,端午草药的药性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端午习俗内容丰富多彩,这些节俗围绕着祭龙、祈福、攘灾等形式展开,寄托了人们迎祥纳福、辟邪除灾的愿望。端午习俗甚多,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彩,热闹喜庆。端午节在历史发展演变中杂揉了多种民俗为一体,全国各地因地域文化不同而又存在着习俗内容或细节上的差异。端午习俗主要有扒龙舟、祭龙、采草药、挂艾草与菖蒲、拜神祭祖、洗草药水、打午时水、浸龙舟水、食粽、放纸鸢、睇龙船、拴五色丝线、薰苍术、佩香囊等等。扒龙舟活动在中国南方沿海一带十分盛行,传出国外后深受各国人民喜爱并形成了国际比赛。端午食粽之习俗,自古以来在中国各地盛行不衰,已成了中华民族影响最大、覆盖面最广的民间饮食习俗之一。端午节期间通过传统民俗活动展演,既能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又能很好的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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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学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体育教育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全面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从而培养出具有综合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大学体育课在教育中的意义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体育隐蔽课程对体育教育质量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将显露课程与隐蔽课程加以协调整合的高校体育课程体系,有利于切实发挥体育课程在培养人格健全、体质健康的高素质人才方面的积极作用。本文对隐蔽课程的定义、内涵和作用做了简要陈述,并就隐蔽课程在高校体育教育中的发展策略进行了分析探讨。
【关键词】隐蔽课程 高校体育 教育 发展 策略
传统体育课程的研究重点多集中于显露课程而忽略了隐蔽课程的相关研究,这削弱了体育课程教育效果方面的整体功效[1]。事实上,体育隐蔽课程对体育教育质量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可于无形中营造出和谐随意的体育文化氛围,使置身于其中的教育对象获得宽松的学习环境进而提高学习热情和效果,上述作用的发挥主要是基于隐蔽课程敢于打破无生命类教育工具(如教室、教材等)对教育效果的限制[2],将显露课程与隐蔽课程加以协调整合的高校体育课程体系,有利于切实发挥体育课程在培养人格健全、体质健康的高素质人才方面的积极作用,其符合了当下教育改革对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的创新化、人性化、个性化的要求,对其发展策略加以探讨和研究意义重大[3]。
1相关定义、内涵解析
1.1隐蔽课程以及体育隐蔽课程的定义和内涵
目前对隐蔽课程的定义存在着许多观点,但至今未能形成统一的意见,但这些观点在以下方面存在一致性:①隐蔽课程类属于教育影响因素的范畴。②隐蔽课程是一种非学术性的学识。③隐蔽课程的存在范围包括学校内部和学校外部。④隐蔽课程的作用过程是非计划性的。⑤隐蔽课程对教育对象的影响是潜在的、无意识的。由此衍伸出体育隐蔽课程的定义:以已经确定的体育教育目标为依据,在学校这一特定的应用范围中,以隐蔽的方式且经过规范设计的体育文化要素的总和。
1.2高校体育隐蔽课程的特点
体育隐蔽课程具备着许多与其它课程不同的特点,包括多样性和持久性,隐蔽性和依附性,愉悦性和难以量化性等。
2体育隐蔽课程的功能
体育隐蔽课程具有两大功能:①理性因素的发展功能。这方面的发展功能主要作用于教育对象的情感和意识等非理性因素,体育隐蔽课程通过对教育对象的上述理性因素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而实现其发展功能。②非理性因素的发展功能。这种发展功能涵盖广泛,主要包括对教育对象感性功能的开发,对受教育者情感的陶冶,激发高校学生的体育兴趣,磨练学生的坚强意志,拓展教育对象的想象力,对教育对象艺术审美和情趣的开发等。
3隐蔽课程在高校体育教育中的发展策略
3.1注重对高校体育物质文化的开发建设
高校体育物质文化是体育隐蔽课程开发建设的重要影响因子,甚至直接影响着高校体育教育整体目标的最终实现。高校体育隐蔽课程能否获得顺利实施,受限于高校体育场馆、场地的面积、开放时间、是否收费及收费标准,体育设施和器械的数量与种类的多寡、质量与完整性等多种物质文化因素。高校体育物质文化在体育文化体系中居于核心和基础位置,体育场地以及器材、设施等是否符合合理、科学、完善的标准会对学校体育教育最终目标的实现产生巨大影响。因而,在当下高校体育教育经费普遍紧张的背景下,各高校管理层应广开思路,创造条件来改善学校体育物质文化开发建设方面的不足。
3.2重视并加强高校体育隐蔽课程的精神文化建设工作
高校体育文化做为一种特色鲜明的文化现象,是高校校园文化群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而我们在体育教学活动的组织和实施过程中均需加强体育文化的建设力度,这样有利于让高校师生群体对校园体育文化的作用产生更为充分直观的认识,为高校体育隐蔽课程的高效实施提供文化平台。体育精神文化要素虽然是无体无形的,但其对高校师生群体的道德认知和行为甚至于高校整体体育教育目标的实现都存在着不容忽视的潜在影响,故而我们必须对其加以充分利用,使其成为高校体育隐蔽课程的灵魂和支柱。
3.3鼓励和提倡成立课外体育社团,并大力加强社团的建设
校方应鼓励和提倡成立课外体育社团,并大力加强社团的建设,在此基础上,校方应鼓励师生积极参与各课外体育社团所组织的各种类型的有益的体育活动,通过这种举措来帮助高校师生群体提高对体育隐蔽课程的正确认知度和认可度。本着走出去、引进来的理念,成立具备高水准竞技能力的运动队并承办高水平的体育赛事,以便拓展体育运动在师生群体中的综合影响力;组织成立体育协会和俱乐部,通过协会与俱乐部的活动将体育理论与实践进行有机的融合,有利于对体育课程功能、内容的外延,培养高校生树立起终身体育的健康理念。
3.4高校体育教师做出良好的示范
体育教育执教者做为教学过程中的引导者,肩负着培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接班人的重担。高校体育执教者具备着显著的职业示范性特征,体育执教者的举手投足、仪表装饰、人格特性、知识水平、教育理念和方式等都会做为个体的文化组成通过内隐方式向教育对象传递。高校体育教育执教者通过对自我高水准的道德情操以及渊博知识的运用,向教育对象实施相关的教育,其在体育教学过程中所展现的语言和行为魅力均会潜移默化地作用于高校学生。高校体育教师应该依照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注意在教学活动中对教育对象非智力因素的引导和发展,从而使教育对象获得健全人格、良好品德的全面发展。
4结语
高校体育隐蔽课程中客观存在着重要的文化底蕴,该课程的建设有利于促进社会资源的传递与共享过程,可在我国社会主流价值观、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发挥对学生的正确引导作用,进而帮助教育对象在大学学习生活中确立起科学的、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高校体育隐蔽课程做为体育文化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其建设过程是一项结构复杂的系统工程,本文希望通过对高校体育隐蔽课程的定义、内涵、作用以及发展策略的阐述,为各位高校体育教育同仁们提供点有益的建议,力图通过对体育隐蔽课程的合理应用,实现对高校体育课程的优化组合并进而促进高校体育教育的完善进程。
参考文献:
[1]赵祥.学校体育教学中隐蔽课程的开发策略[J].教学与管理,2014(3):8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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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金.浅谈高校体育隐蔽课程的实施[J].现代妇女,2014(1C):226~227.
1高校体育教学改革概述
高校体育教学改革的推进,对我国高校的体育教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教学内容不断丰富,既重视体育基本技术技能的学习,也重视体育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重视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体育教学的氛围越来越浓厚;(2)教学模式不断完善,旧的教学模式中仅是教师一个人的舞台,学生没有参与的机会,新的教学模式中,重视教学方法的多样化以及学生在体育课上的参与度,极大地调动了学生体育学习的积极性和兴趣;(3)在体育教学改革的推动下,体育教学评价,教学的场地设施等方面都得以改善和提高。体育教学改革也是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体育教学改革的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1)体育教学内容的层次性低,教学方式“训练化”。我国体育教学长期以来都是以培养学生的竞技能力为目标,强调教学内容的一致性、动作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忽视学生的差异性。课堂教学只重视教学内容的练习,忽视学生的需求和兴趣,以及学生体育意识的培养;(2)过分强调提高学生体质,忽视了体育教学的教育功能。
2高校体育教学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2.1对体育教学的重视程度较低,相关制度不健全
尽管我国一直倡导素质教育,体育教学改革也已经在很多高校开展,但现实中,多数高校领导对体育教学依然存在偏见,不重视体育教学,体育教学改革的推进也就无从谈起了。与此同时,高校体育教学改革制度的不健全也是阻碍体育教学改革推进的一个重要原因。
2.2体育教学经费不足,场地设施难以满足
完善体育场地设施是体育教学改革中重要的一环。据了解,目前多数高校体育教学环境较差,场地设施不健全,很多教学内容无法开展,很难满足学生的体育需求。经费与场地是体育教学活动开展的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没有充足的资金和场馆设施,体育课根本无法正常开展。在场地问题成为大众体育开展的主要问题的同时,基金与场地问题也同样成为大学体育教育开展的主要障碍。
2.3理论与实际的差距较大
随着高校体育教学改革的逐步推进,在理论层面上获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在实践中却将改革的理论抛之脑后,很多体育教学实践还是延续原来的模式,教什么,怎么教,怎么考核,都是以教师为主,忽视学生的需求。而教师在理论方面的储备也有所欠缺,目前我国高校体育教师的学历大都达到了硕士研究生的标准,但体育教学理论的发展日新月异,原有的理论知识在不断的更新与升级,因此教师要不断学习相关的理论知识,以提升自己的解决问题能力和教学能力。
2.4体育课程评价体系不完善
教学评价方式的选择体现着高校对待体育课程的态度,影响着教师的教学观以及学生的学习态度和效果,传统的评价体系重视学习结果的评价,忽视学生在学习中的努力程度以及学生之间的个别差异,严重打击了部分同学对体育学习的积极性和兴趣。
2.5体育教学师资较弱
据调查,目前很多高校体育教师的学历层次较低,具有博士及硕士学位的教师所占比例较少,且其中多数是集中在“三大球”等传统项目,专业主要是运动训练方向。其次,在很多高校,体育教师仍然受传统的体育教学观念的影响,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片面地强调体育技术技能的传授,而忽视学生的健康意识和终身体育意识以及体育兴趣的培养,忽略体育的教育功能。
3高校体育教学改革对策
3.1高校体育教学目标的改革与创新
高校体育教学是学生接受体育教育的最后阶段和最高层次,也是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衔接的关键所在。高校体育教学应该以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识和能力为主要目标。这就要求高校体育教学中应注重体育教学方法的选择,在传授学生体育技术技能的同时,重视锻炼方法的教授,以及引导学生养成终身体育锻炼意识、终身体育锻炼的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身心健康水平。
3.2高校体育教学内容的改革与创新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变化,休闲体育和娱乐体育项目受到越来越多的学生的喜爱,为普通高校体育教学改革提供了很多可选择的教学内容,在这种有利的趋势下,高校体育应围绕教学大纲、课程类型和内容等,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切实可行的娱乐休闲项目,不断地更新体育教学内容,使课程组合形式多样化,以此推进高校体育教学内容改革。目前,很多高校利用自然环境优势,开展起来了很多学生喜爱的运动项目,比如在寒冷的北方地区,适当地选择了一些滑冰、滑雪项目,而在南方温暖的地方开展了划船、水球等,另外一些高校正在逐渐将拉丁舞、瑜伽、跆拳道、气排球、软式网球等纳入体育选修课程。
3.3高校体育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创新
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改革的基础上,高校体育教学改革还应逐步构建一套完善的教学模式,以适应不同单元、不同类型的教学。引导高校体育教学向多元化发展,使得传统内容与新兴内容结合;主教材与辅助教材相结合;课内教学与课外活动相结合;教师评价与学生评价相结合。总结性评价与形成性评价相结合,激发学生的竞争意识,培养学生的运动兴趣,促进学生身心健康的发展和终身体育意识的形式。
3.4高校体育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
教学不仅教授学生体育基本技术技能,还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高校体育教学目标的实现以及教学质量的提高,改进教学方法是关键。在教学实践中,教师要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改变以往教师主导,偏重讲授的形式,倡导快乐体育,积极采用启发式、发现式、互动式、探讨式等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提高教学效果。
3.5高校体育教学评价体系的改革与创新
当前,由于体育教学评价体系的不健全,直接影响了体育教学的效果以及体育教学功能的发挥。根据体育教学的目标和原则,应该对体育教学的“教”和“学”的过程及其结果进行评价。高校体育教学成绩的考核评定,不能仅仅注重学生对体育教学内容的掌握情况,还应考虑学生体育教学的参与程度和进步程度,考虑学生的个别差异。从体育态度、体育知识、运动参与、运动素质、身心健康、适应能力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评价,以此评定学生的素质和能力。此外,评价的主体也不能仅仅局限于体育教师,应采用多种评价方式,如学生自我评价和相互评价,通过自省、自评、取长补短,帮助学生更有效、更积极地自主学习。
3.6高校体育教学环境的改革与创新
高校体育教学改革必须加强体育教学设施的建设和完善。这不仅是为了配合完成正常的体育教学活动,也能在适当地面向学生开放中,给学生的课余体育训练和锻炼提供充足的场地和设施。此外,为了提高场馆的利用率,支持全民健身,学校也应选择合适的途径将学校体育场地对社会成员开放。这样既满足了社会大众的体育需求,也可以增加一些收入,以此支持场馆的运营和维护。为学生营造良好的体育学习氛围也是高校体育教学环境改革的重点。在教学中教师应精心设计教学情境,选择教学方法,建立和谐友好的师生关系,营造一种学生积极参与的课堂氛围,这样才能够促进学生的主动性和创新思维的发展。学校体育活动及体育社团的建设也是高校体育教学环境改革的一部分,定期举办多种多样的体育竞赛、表演、培训,营造浓厚的体育氛围,这样的环境更利于学生的体育学习和课外体育锻炼。为体育教学配备必要的科技产品也是体育教学环境改革的一个方面。在体育教学中,很多技术动作学习起来很困难,学生的感知较差,需要教师手把手地教,这种情况下,就可以适当的使用一些高科技产品,比如在电脑上安装一些软件,学生就可以通过电脑进行动作的模拟,去感知动作,进而掌握动作要领,教师进行及时的点评和指导,不仅大大节约了教学时间和资源,也是的课堂教学更加新颖有吸引力。尤其是对于高尔夫、射击这样的项目来说,既省去了学校配备相应场地和设备的投入,也使学生通过模拟掌握了动作。
3.7高校体育教学师资的改革与创新
高校体育教学改革的推进,还需要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不仅要具备高学历、熟练的业务水平和较强的运动技能,还应具备广博的知识和一定的科研能力。做到这一点,不仅仅是在引进新人才时提高标准,同时也应该提升现有师资队伍的综合素质,比如对教师进行定期的业务学习培训,培训的内容可以包括教法研究、公开课、业务技能竞赛等,对于承担课余体育训练和运动竞赛的教师还应进行运动技术技能和训练方法等相关知识的培训。同时,加强体育常规教学如教学情况、科研成果等的考核和评价。教师本身也要严格要求自己,养成良好的师德,树立终身体育的教育思想,和“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地总结、创新体育教学的方法和手段,提升自身理论水平和教学能力,进而提高学生体育参与的积极性和体育教学的质量与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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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的文明进步,体态礼仪已经成为现代人的文明标志。文明规范的举止行为对一个人的成长、对一个民族文化的发扬、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谈谈在生活和工作中讲究仪态仪表礼仪的意义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在商务活动中,一个人的仪表不但可以体现他的文化修养,也可以反映他的审美趣味。而礼仪,是塑造个人形象的灵魂,它已经成为提高个人素质与企业形象的必要条件,人们用以沟通思想、联络感情、增进了解的一种行为规范,是现代交际中不可缺少的润滑剂。因此对仪表仪礼的要求是对商务活动起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仪表 仪礼 内涵 意义
在商务活动中,为了体现相互尊重,需要通过一些行为准则去约束人们在商务活动中的方方面面,这其中包括仪表礼仪,言谈举止,书信来往,电话沟通等技巧,从商务活动的场合又可以分为办公礼仪,宴会礼仪,迎宾礼仪等。我们学习商务礼仪就显得更为重要。商务礼仪是商务活动中对人的仪容仪表和言谈举止的普遍要求,因此对商务工作人员要讲究仪表礼仪作简要分析。
一、仪表的内涵及作用
仪表,即人的外表,包括容貌、举止、姿态、风度等。在政务、商务、事务及社交场合,一个人的仪表不但可以体现他的文化修养,也可以反映他的审美趣味。穿着得体,不仅能赢得他人的信赖,给人留下良好的印象,而且还能够提高与人交往的能力。相反,穿着不当,举止不雅,往往会降低了你的身份,损害你的形象。由此可见,仪表是一门艺术,它既要讲究协调、色彩,也要注意场合、身份。同时它又是一种文化的体现。礼仪:是指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由于受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时代潮流等因素而形成,既为人们所认同,又为人们所遵守,是以建立和谐关系为目的的各种符合交往要求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的总和。总而言之,礼仪就是人们在社会交往活动中应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和准则。
总而言之,商务工作人员讲究仪表礼仪的意义在于:
第一、提升个人的素养,比尔•盖茨讲“企业竞争,是员工素质的竞争”。进而到企业,就是企业形象的竞争,教养体现细节,细节展示素质。
第二、方便我们的个人交往应酬。我们在商业交往中会遇到不同的人,对不同的人如何进行交往这是要讲究艺术的,比如夸奖人也要讲究艺术,不然的话即使是夸人也会让人感到不舒服。
第三、有助于维护企业形象。在商务交往中个人代表整体,个人形象代表企业形象,个人的所作所为,就是本企业的典型活体广告。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此时无声胜有声。
为些,在仪表方面我们应该:
(一)注重仪表的协调
所谓仪表的协调,是指一个人的仪表要与他的年龄、体形、职业和所在的场合吻合,表现出一种和谐,这种和谐能给人以美感。对于年龄来说,不同年龄的人有不同的穿着要求,年轻人应穿着鲜艳、活泼、随意一些,体现出年轻人的朝气和蓬勃向上的青春之美。而中,老年人的着装则要注意庄重、雅致、整洁,体现出成熟和稳重。对于不同体型,不同肤色的人,就应考虑到扬长避短,选择合适的服饰。职业的差异对于仪表的协调也非常重要。比如,教师的仪表应庄重,学生的仪表应大方整洁,医生的穿着也要力求显得稳重而富有经验。当然,仪表也要与环境相适应,在办公室的仪表与在外出旅游时的仪表当然不会相同。
(二)注意色彩的搭配
暖色调(红、橙、黄等)给人以温和,华贵的感觉,冷色调(紫、蓝、绿等)往往使人感到凉爽、恬静、安宁、友好,中和色(白、黑、灰等)给人平和、稳重,可靠的感觉,是最常见的工作服装用色。在选择服装、饰物的色彩时,应考虑到各种色调的协调与肤色,选定合适的着装、饰物。
(三)注意场合
根据不同的场合来进行着装,喜庆场合,庄重场合及悲伤场合应注意有不同的服装,要遵循不同的规范与风俗。
在商务场合,着装的的成功与否也直接影响着商务工作中的素养。 服装不是一种没有生命的遮羞布。它不仅是布料、花色和缝线的组合,更是一种社会工具,它向社会中其他的成员传达出信息,象是在向他人宣布说:“我是什么个性的人?我是不是有能力?我是不是重视工作?我是否合群?”旧时代的女性注重服装的动机较单纯,其目地无非只是为想获得他人的赞美,或是增加对异性的吸引力。在讲求男女平等的时代里,女人处处希望与男人平等竞争,简单追求外表的性吸引,已并不能满足这些职业女性,女性竞争者在着装方面必须要更具道德魅力、审美魅力、知识魅力及行为规范的魅力,使服装无形中为协调人际关系、提高工作效率,增加职位升迁的机会,起到良好的作用。
二、仪礼的内涵和作用
人们对礼仪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说是一种道德修养;有人说是一种礼仪是一种形式美;有人讲礼仪是一种风俗习惯。礼出于俗,俗化为礼。商务礼仪的操作性,即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
商务礼仪的作用:一言以蔽之,内强素质,外塑形象。
第一个作用就是提高我们商务人员的个人素质。市场竞争最终是人员素
质的竞争,对商务人员来说,商务人员的素质就是商务人员个人的修养和个人的表现。教养体现于细节,细节展示素质。所谓个人素质就是在商务交往中待人接物的基本表现,比如吸烟,一般有教养的人在外人面前是不吸烟的;有教养的人在大庭广众之下是不高声讲话的;在商务交往中着装中的首饰佩戴。
第二个作用有助于建立良好的人际沟通。交往中不懂礼貌,不懂规矩有时会把事情搞砸。(比如接电话)。拜访要预约,预约要准时。
第三个作用维护形象。个人、企业和国家形象。商务礼仪就是要维护企业形象。减灾效应,经济学概念。少出问题,少影响人际关系。有时不知怎么做时,有一个保底的做法--紧跟或者模仿,吃西餐一般要看女主人的动作,女主人坐下,你才能坐下,女主人拿起刀叉,你再动刀叉,女主人把餐巾放在桌子上,意思是宴会结束。所以不知道不要紧,跟着别人学,别认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要错大家一起错,大家全错不算错。了解这一点的话,你就会应对自如,落落大方。
礼仪贯穿着人际交往的始终,为交往的内涵服务;不重视礼仪必然会影响交流的深度和交往的持久性。由于礼仪的缺憾而影响交往是在是因小失大。不独对外交往,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要重视礼仪,养成习惯,自然成为一种修养也有助于提高自己的品味。
学习商务礼仪让我们知道如何提高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地位,如何通过你完美的职业形象使你拥有成功的事业和幸福的人生。了解和学习商务活动礼仪规范树立企业良好形象,塑造员工职业素质,运用有效的沟通技巧处理商务活动中的人际关系,改善服务形象,提高服务能力。掌握基本的商务礼仪及正确的商务礼仪技职业形象决定职业生涯,职业形象决定人生命运。随着人们日常交际的频繁,在商务活动、公务活动、社交活动中越来越重视交往的细节,也许一个微小的细节决定了一个人的第一印象。树立正确的职业意识,塑造完美的职业形象,在提高个人职业形象的基础上完善公司的商务形象。
当今社会对大学生的个人素质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更加具体的要求。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的礼,更为了提高自身素质,我选修了《现代礼仪》这门课。学习大学生礼仪已经过了好多周了,在此之前学过人际交往课程,总的来说,还是有共同之处的。虽然大学生礼仪课只有那么短短的12节课,但是,却让我是学到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的为人处事的礼仪道理,受益匪浅了,学到了之前选修课中所没有的东西。
对于我们这些涉世未深的大学生来说,有关礼仪方面的基本常识了解得不多。但这些又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掌握良好的社交礼仪知识是我们走向成功必要的铺路石。在就业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之下,对即将面临走上社会的我们,我觉得有必要对大学生礼仪加以普及与规范。讲究礼仪,遵从礼仪规范,可以有效地展现一个人的教养、风度与魅力,更好地体现一个人对他人和社会的认知水平和尊重程度,从而使个人的学识,修养和价值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适度、恰当的礼仪不仅能给公众
现代礼仪涉及到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通过老师的讲解,我深刻领悟到礼仪在生活中的重要性。人与人交往,怎么穿着得体大方,如何称呼对方,彼此如何站立,如何迎送,等等,日常交际都有礼的规定。想起以前的自己,对于很多的基本礼仪都不清楚,所以时不时也会遇到一些交往、交际中的尴尬,如着装不当、举止失礼、不会说话、不懂得如何跟人沟通等等。比如说:在别人发表言论的时候,自己突然有话想说,就随便的打断别人,先自己把话给说了;不会主动与人交流,别人主动和我交流的时候,不知所措;穿着不讲究搭配,随意的上下衣不管是否很搭,就直接穿戴。这些事情虽小,但常常挫伤我们的自信,往往会影响我们在他人中的形象。
上了大学之后,可能接触的人多了,交际的圈子也大了,不知不觉也懂得了很多平时生活中应该注意的事项。从周围人的行为举止中,时不时总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别人的好与坏,我们不该加以评论,但我们能够以此来鞭策自己,提醒自己哪些方面做错了,哪些方面做得不够恰当。所以,有时候也会觉得学习礼仪,不一定死学课本,单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就可以学到很多很多为人处事的一些礼仪。
这学期,学习了《现代礼仪》的课程之后,我学到自己不知道的很多实用的生活中的礼仪。这些都会对自己的各个方面有一定的帮助,提高自身的素质。下面就简单的从各个方面的知识来谈谈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吧。
(1)仪表仪态礼仪
穿着要干净整洁,搭配适当;服饰要得体,符合身份,区分时间、地点、场合,遵守成规。即使不参加重要场合,在一般生活中,服装也要得体,不要乱七八糟的穿着,服饰仪表代表一个人的形象。在人际交往中,服饰得体,不仅代表自己形象素质,同时也是对别人的尊重。现在我讲述一个实例,希望其余的同学也引以为戒。例如,我身边的一位同学,对穿着一点也不讲究,喜欢穿丝袜,却不搭配合理衣服,丝袜下面还加个运动袜、运动鞋,走路一撇一撇的。由于她的不好形象,导致她人际关系很薄浅,身边的朋友几乎没有。因此我希望他人引以为戒,提高自身素质,尊重他人。
(2)生活礼仪
在日常生活中,要具有良好的意志品质和健全的人格,对待生活积极主动,乐观向上,自尊、自信、自立、自强,有迎接挑战的勇气,不怕困难和挫折,具有适应各种生活环境的能力。能有效地与他人进行沟通交流、团结协作,主动参与社会活动,勇于承担责任,具有关爱和尊重他人的意识和能力,追求高尚的生活方式和情趣,创造出和谐融洽的气氛,建立、保持、改善人际关系。通过礼仪教育,可以让当代高校大学生们认识到应该积极适应社会,自觉参与社会活动,改造、变革社会环境,促使社会发展进步,同时改造、发展和实现自我。
作为一个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也作为一个女生来说,让我更加有种欲望想要去多了解一些礼仪方面的知识。比如:如何使自己的气质更高雅、形象更出众;如何使自己充满自信地出现在同学老师、上级下属和客户面前;如何使自己得体而又自如的参加会议、出席社交活动?通过平时生活经验的积累,通过对现代礼仪的学习,让我懂得很多生活礼仪如:家庭礼仪、学校礼仪、出行礼仪、公共场所礼仪等方面的礼仪。懂得如何与别人沟通,如何更好地提高自己在社会各个方面的修养,了解了礼仪是在人际交往中必须遵守的一种惯例,是一种习惯形式。因此在与人与交往中我时常提醒自己,将礼仪约定俗成为一种习惯做法。在不同的场合,注意言行举止,保持适度的微笑,主动与别人交流,注意礼貌的称呼别人,穿合适的衣服„„让他人感到舒适,感到被尊重。
(3)交谈礼仪 首先要注意个人形象,第一印象十分重要,言行应从容得体。交谈中要尊重隐私,交谈中不要涉及收入支出、年龄、婚姻、健康、家庭住址、个人经历,信仰政见等。交谈的整个过程中的举止表情,可以显现出来个人修养和对待交谈对象的基本看法。
交谈要注意神态,在神态上既要亲切友善,又要舒展自如。在自己讲话时,要注意不卑不亢,恭敬有礼。在对方讲话时,则要专心致志,洗耳恭听。不论是自己说还是在听,都不要表现得心不在焉、敷衍了事,或是态度夸张。特别要注意自己的眼神和手势。不要举目四顾,双眼不敢与交谈对象对视,也不要张牙舞爪,指手画脚,对对方指指点点。另外还要注意语气,与别人交谈时,讲话的口气不可不慎,平等待人,谦恭礼貌,应尽量多使用一些谦词、敬语和礼貌用语。既不要在交谈时表现得居高临下、盛气凌人、装腔作势,也不宜在语气上显得曲意迎奉,一味讨好对方,迁就对方,附和对方。另外在交谈中找欢快轻松的内容,向对方讨教感兴趣的话题,可以借机向对方表达自己的敬意。
交谈称呼的使用,在比较正式的场合,应当选用的称呼主要有:尊称、荣誉性称呼、公务性称呼、一般性称呼。尊称,几乎用于任何场合,主要包括“先生”,“小姐”,“夫人”,“女士”。应当强调的是,在称呼一位妇女时,最好根据其婚否,分别以“小姐”或“夫人”相称。许多时候,尊称可与姓名,姓氏或行业性称呼分别组合在一起使用。荣誉性称呼,在人际交往中,若交往对象拥有在社会上备受重视的学位,学术性头衔,专业性技术头衔,军衔,爵位。例如“博士”,“教授”,“医生”, “法官”等等,均可使用作称呼。公务性称呼。在公务活动中,一般可以直接以对方的职务相称。例如,可称其为“部长”、“总裁”、“主任”,等等。一般性称呼,只称姓,还要加上先生等尊称。
(4)求职礼仪 何在求职面试中立于不败之地,成为我们每一位毕业生最关心的话题。大学毕业生在面试时,为了求职成功,因注意以下几点:
面试的仪表礼仪。面试要设计好自己的形象,主考官往往凭着求职者的外在形象来判断求职者的身份、地位、学识、个性等等。参加面试时,服装应大方得体。如果去机关、事业单位或大公司面试,最好穿西装或者套装。男生穿西装时,衬衫以白色比较好,尽量选择颜色明亮的领带,皮鞋应以黑色为佳,并配以深色袜子,忌配运动式皮鞋、白色袜子。女生面试时注意着装整洁,穿着应有白领丽人的气息,套装是最合宜的装扮。裙装不宜过短,应穿着高跟鞋。服装要遵守三色原则,即全身颜色不多于3种,服装颜色以淡雅或同色系的搭配为宜。 面试的仪容礼仪。面试时,头发要梳理整齐。男生发型以短发为宜,并注意保持头发清洁。女生可以化个淡妆,应略施脂粉,切勿浓妆艳抹。
面试的仪态礼仪。站立时要挺拔、优雅,面容平和自然,面带微笑;站立时避免探脖、斜肩、驼背、挺腹、双腿弯曲或不停颤抖等不雅动作。坐姿,从座位的左侧入坐,轻稳坐下;入座时要轻、要稳,女士入座前要先整理衣裙下摆,双目平视,嘴唇微闭,下颌微收;男士双脚可平行打开。入座后坐满椅子的2/3轻靠椅背。侧身与他人交谈时,应尽量把上身侧向对方。
现代礼仪涉及的内容很多,以上我只是把重要的方面论述了一下。社会如此之大,我们该学的礼仪知识还有很多很多。现代礼仪课程在大学生素质教育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对大学生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当今时代的呼唤,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和国民素质,培养跨世纪人才的战略举措。因而,对大学生进行全面素质教育具有深远的意义,它关乎着我们中华民族未来的命运。所以,大学生有必要学习和掌握大学生礼仪,在以后的生活或者工作中,都是有意义的,做一个高素质的科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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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处在艺术大发展的时期,也是美术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教育是现代意义上美术教育的先驱,观念上,人们改变了对艺术家的态度,艺术家已成为人们心目中怀有特殊才能的天才;美术教育及教育方式也有了崭新的开始,教育模式逐渐从作坊向学院过渡,施教者和学习者都获得了自由的人格;教育目的也走向人人可受教,之中有天才的道路。直至今天,人们还能透过每一种变革,感受到这场革命的影响。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论文艺复兴时期美术的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世界美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期即是文艺复兴时期,这个时期绘画的表现主题受到了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虽然宗教题材所占的比例较大,但是这种思想推动和成就了一批美术大师,这一时期的美术作品影响了全世界美术的发展。
关键词: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美术
14世纪在意大利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着时代向前迈进,随之在15世纪影响了整个欧洲的思想,一场空前的思想复兴解放运动蓬勃发展起来。这场运动是欧洲文学和艺术发展的一次飞跃,也成就了欧洲科学技术发展的黄金时期。并推动了欧洲历史文化的大繁荣时代的到来,历史学家把这个时期称之为为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在经历了近千年的黑暗与衰落之后的再生时代。
中世纪时期欧洲人们思想愚昧,社会文化落后,社会等级非常森严,____会就趁虚而入,基督____盖地的深入到了人民中来,宗教开始影响人民的生活和画家的表现题材。当然,这个时期的画家选择绘画自然题材作品不单是表达自己对自然的热爱,更多的是通过自然题材的形象来象征传达自己内心的宗教信仰。以形象的自然刻画来表达内心精神的真实,这种绘画特点在这个时期普遍存在。
“文艺复兴”运动出现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萌芽的出现,文艺复兴给人们一次思想大解放,推动了历史前进的步伐,同时,也促进了科学技术的飞跃和文化艺术的繁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生产关系发生变化,资产阶级需要建立新型社会模式,宗教控制模式已经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需要崇尚自然和科学,更加注重体现人自身的价值。随之,美术也要冲破封建宗教意识,开始注重“人性”和对人自身的表达,开始真实地表达真实的自然世界。终于冲破“神性”和宗教的束缚,表达“人性”的美好。达?芬奇的著名美术作品《蒙娜丽莎》就是那个时代典型女性的作品,画面是以风景为背景,女性形象蒙娜丽莎呈现出无尽的优雅气质,脸庞上稍有微笑,却又有着若有有无的悲伤。达?芬奇刻画了一个内心情绪复杂、面庞带有微笑却又夹杂忧伤的少妇形象。这已经不再是宗教题材的人物形象了,不再是神的传播者了,而是崇尚人自身美感和内心情感表达,所以,这段时期的美术作品都富有鲜活的生命力,饱含着艺术家的灵感,同时也是美术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为近代美术的产生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中世纪时期,人被压榨的无所作为、消极和自卑,人的价值根本就是微不足道。而文艺复兴时期提倡的人文主义思想, 大力提倡人性要得到解放,人需要自由,需要关注人自身的价值和创造力,打破“神性”的束缚,实现“人性”的解放和追求;关注人的现世生活,重视对人的个性的关怀,强调维护人性尊严,主张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体现。反对中世纪的宗教神学主义和禁欲主义,强调追求物质幸福及肉欲上的满足。因此,这一时期的人们转而关注自身及个性,对生活的追求也变得世俗化。人文主义思想也给艺术家带来了重大的影响,指引他们在思想上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变革。他们不再受到宗教的管制和束缚,不再有打压,变得大胆起来,敢于在绘画作品中勇敢表达自己的观点,表达“人性”,表达自己对人的自由的追求,对人自身的关注。如威尼斯画派著名画家提香的名作《乌尔宾诺的维纳斯》,它是一幅女性的裸体画,其中的女性形象不再是像之前中世纪时期的作品一样,不再是神圣得高高在上的样子,而是像普通世俗生活中的少妇。提香不仅将画中人物表现成清醒的模样, 而且眼神中充满了企盼的神情。提香的这幅作品是对禁欲主义权威的挑战,体现了人类肉体的生命力,同时还表达了肉体的诱惑,而这些都体现出了作者受到人文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
技术创新,是文艺复兴时期一个重要方面。其中,在美术上最为显著的技术创新之一就是15世纪尼德兰画家扬?凡?艾克对于油画技法的革新。中世纪时期的画家在绘制油画作品时,一般采用蛋彩颜料。由于这种颜料会在几分钟内干掉,画家在作画时就会受到很大的局限。他们必须在画板上一小块一小块地迅速作画,而这不利于画面长时间的精细刻画。直到15世纪初用油作为媒介剂调色的技术才引起艺术家们的普遍重视。当时的调色油多以蓖麻仁油做媒介, 但这种油干燥时间过长,延长了绘画的制作周期。
扬?凡?艾克首先在曝晒浓缩后的蓖麻仁油中掺入一定成份的具有挥发性的植物油,这样配置的调色油干燥时间大大缩短,这样画家在作画时限上不再受很大的局限,有利于长时间的精细作画。颜料的透明性赋予了他的绘画珠宝般的质地,它们似乎能从内部发出光亮。例如他的名作《根特祭坛画》,每一个细节都以自然写实的手法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这种表现手法是以油彩的发展为前提的。尼德兰的油画技术传入了意大利, 并在意大利发扬光大,意大利的威尼斯画派在油画的依托材料上又进行了革新。
综上所述,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在整个美术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它是美术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为近代美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
试论文艺复兴时期美术的意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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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在话语方面研究越来越广泛,在各个学科都有很多贡献,使话语成为了社会生活领域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话语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符号,两者的结合是极其必要的。随着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多元文化也已经成为发展的趋势。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民主化研究的背景及意义分析相关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民主化研究的背景及意义分析全文如下:
摘要:当前,传统话语在严重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民主治理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为其提供支撑,从而夯实国家治理方式的公众支持和群众基础。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民主化转换,既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对推进民主治理的宣传、教育、引导作用要求,也是凸显思想政治教育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必然。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化;民主治理、话语民主化
(一)民主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目标,这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治国理政的重大创新和发展,还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重要理论标志。[1]当前,中国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创新国家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也就是不断提升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20世纪末,特别是进入21世纪,治理改革成为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管理,少一些统治”是世界主要国家政治改革的价值取向和重要特征。治理的概念在国际上已经流行了一段时间,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的概念界定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法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 [2]治理概念的这一界定,适用范围非常广泛,即可以指向企业治理、非政府组织治理、也可以指向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因此,关于治理内涵的界定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也根据自己研究领域的实际,纷纷对治理概念进行界定。但是关于治理的一些基本特征还是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同。俞可平结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在区分“统治”与“治理”的基础上,指出治理是一种政治行为,体现着一定的政治价值,是实现一定社会政治目标的手段,并强调指出,现代社会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是善治。善治是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是政府与社会处于最佳状态,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协同治理,因此民主化是善治的最重要标准和特征。鉴于民主也是现代社会的一种重要价值,现代国家治理的本质特征是民主,是现代国家区别于传统国家的根本所在,因此,现代国家治理也称为民主治理。[3]由此可知,民主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和表征。
党的强调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说明我国国家治理还存在明显的局部性治理危机,民主治理水平和能力还相对比较落后,与国家现代化要求还存在差距。这就需要我们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化解民主治理危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民主化是国家民主治理的必然要求
推进国家治理民主化,提高民主治理水平,属于国家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不仅需要物质力量的支撑,更需要思想文化等精神力量的支持。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一种重要的社会精神资源,发挥着推动社会前进的特殊作用。历史上,思想政治教育被视为推动社会改造和社会发展的舆论力量,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思想政治教育所发挥的精神动力作用,无论是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还是文化领域,都日益凸显。同时,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手段,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使命的主要工具。思想政治教育在论证党的执政方式和国家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合理性以及阐述主要的政治导向等方面的作用,已成为强有力的政治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功能和我国民主治理的根本性质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为国家推进民主治理服务,而且必须为推进国家民主治理服务。
思想政治教育要更好地为推进国家民主治理服务,就必须顺应民主治理的要求,不断改革和创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这当中,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与时俱进的转换是重要的内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中介和手段,它最核心的任务就在于在一定的语境下描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推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沟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如何描述、以及描述的程度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也直接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现实依据和空间。因此,实施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注意变革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也提出,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新体系,是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体现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必然要求。
当前,民主治理已成为我国政治改革的新目标,推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继承和创新,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对民主治理的阐释、宣传、教育功能,实现国家治理精神与社会运行的一致,夯实民主治理的群众基础,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因此,研究民主治理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转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理论价值
第一,通过文献研究,梳理当前民主治理的理论研究成果,厘清并明确民主治理的机制、原则和基本特征,展示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民主治理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的基本要求。
第二,通过理论分析与阐释,揭示思想政治教育对推进国家民主治理的价值和功能,展示思想政治教育在现代化进程中推进政治变革的助推作用,进一步阐述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推进国家民主治理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的辩证关系。
第三,通过理论分析和逻辑推理,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进行基本的判断,结合相关话语理论阐释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实效性的验证标准,揭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与时俱进转换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第四,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理论分析,结合现实实践佐证,阐释民主治理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的具体内容、机制和原则。
总体而言,推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的继承和创新,改变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与现实脱节、内容不鲜活,缺乏说服力和感染力的境遇,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进一步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在新时代下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二)实践意义
第一,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践验证,促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转变话语理念,从思想深处认清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第二,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揭示民主治理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机制,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的方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化水平。
第三,运用理论指导实践,找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新动力,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因此,改进思想政治教育传统话语模式,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民主化,既具有时代的必然性,也具有时代的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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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画在中国被人们俗称为插图。今天通行于国外市场的商业插画包括出版物配图、卡通吉祥物、影视海报、游戏人物设定及游戏内置的美术场景设计、广告、漫画、绘本、贺卡、挂历、装饰画、包装等多种形式。延伸到现在的网络及手机平台上的虚拟物品及相关视觉应用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数字插画艺术理论研究的意义与必要性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数字插画作为一种新兴的数字媒体艺术形式,相对于技术应用成果而言,其美学价值尚未得到艺术理论界的重视与研究,本文试从新媒体艺术理论研究、创意产业发展、绘画创作实践、人才培养四个方面探讨数字插画艺术理论研究的意义与必要性,并探讨了数字插画美学理论研究的主要框架与内容。
关键词:数字插画;理论研究;意义
数字插画(也称CG插画)是近十年出现的数字媒体艺术形式,伴随着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而逐渐成熟,广泛运用于影视动画概念设计、游戏美术、插画设计等领域。大众在消费杂志和欣赏商业影视作品的同时,间接或直接欣赏插图就成为一种必然行为。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数字绘画作品营造的唯美、绚丽、奇幻的艺术氛围通过游戏、电影、动漫影响着当代人的审美观念。然而,作为新兴画种,数字插画自诞生之日起即被定位为商业美术,其艺术价值也未得到学者的足够关注,这在当今数字媒体艺术人才培养方兴未艾的大背景下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1.1 国内的研究情况
在国内,对于数字插画的理论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软硬件技术、商业应用、教学研究,或者关联领域研究,如王选遥《论电影画面的灵魂――概念艺术》、赵小林《数码绘画与设计艺术专业基础教学》等;从美学角度探索数字绘画艺术理论的论文,在“中国知网”以变换关键词组合的方式进行搜索,可见数篇,包括赵忠波《浅析超现实主义绘画对现代数字绘画的影响》、许超《后现代视野下CG插画设计的美学特征探微》。这些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前国内数字插画艺术理论研究现状,总体而言研究的成果有待进一步丰富和系统化。
1.2 欧美等国的研究情况
在美国,以出版物为服务对象现代插画的发展已经超过百年,形成了非常深厚的文化土壤。繁荣的出版业造就了一大批技法成熟、风格多元的插画大师。近20年来,作为数字技术革命的策源地,美国的数字娱乐产业异常繁荣,很多从事传统插画创作的画家成功转型为概念设计师,使用数码绘图工具,为电影、游戏和动漫业服务,数字插画由此应运而生。不过数字插画师的成就也一直不为主流艺术承认,其原因同样源自艺术界对商业美术的某种长期的“歧视”。在西方的数字艺术行业内,有关数字绘画的研究基本集中在视觉特效软硬件开发使用、表现技法、商业应用等实用性、技术性领域,鲜见数字插画艺术理论的研究成果。这一点,从历年的“ACM SIGGRAPH”会议所发表论文的主题与会议日程安排可见一斑。
2.1 为国内新媒体艺术理论研究拓展新的视角
目前,有关新媒体艺术美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多集中在新媒体自身特性带来的审美异化,如虚拟性、交互性、技术性等,以及由此产生的新媒体与创作者的关系、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关系、新媒体对创作观念的变革等一系列问题。例如,刘自力《新媒体带来的美学思考》、刘佳《新媒体艺术的交互性带来的美学思考》等等。这些研究,从宏观的角度,阐述了新媒体艺术审美在文化学、心理学、社会学乃至哲学层面的意义。这样的视角,固然能够从整体上把握新媒体艺术的基本特征,但是限于一些研究者的专业背景,仍缺少对新媒体艺术中某些具体领域的研究。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新媒体艺术这个大的范畴中,实验艺术、装置艺术这类的当代“纯”艺术活动与游戏动漫设计、电影美术等商业艺术仍然是有本质性的区别的,所以,针对数字插画美学理论展开研究,对于充实国内数字媒体艺术研究的美学理论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2 数字插画创作需要艺术理论指导
由于数字插画是商业美术,一直以来被视为流行文化,其价值得不到主流艺术界的认同。以网络相册为平台,优秀的插画作品甚至可以赢得千万次的点击率,却很难进入到画廊、艺术馆中与传统画种获得并列展出的机会。数字绘画在主流美术界的“空缺”,使其缺乏专业而系统的评价体系、科学而规范的教育方法以及艺术投资人。这些都制约着中国数字绘画艺术品质的进一步提升。因此,展开数字插画的艺术理论研究,挖掘其文化价值、厘清风格流派、完善评论体系,将数字插画研究学术化、正规化,一定程度上可提高数字插画在主流美术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这些都能更好地激励数字插画从业者的创作热情,对于提高数字绘画的整体创作水平、挖掘艺术价值是非常必要的。
3.1 利于构建更加科学的数字插画人才培养体系
目前,国内大专院校的数字插画教育大多处于初创阶段,师资力量和教材建设均比较薄弱。当前人才的培养主要由企业和社会机构承担,但在培养方式上往往注重技巧训练、追求画面的外在效果,较为忽视绘画创作的文化艺术性,不利于数字插画人才的良性发展。事实上,在欧美等国,数字插画师(概念设计师)基本出自艺术设计类院校的相关专业,需要系统学习解剖、架上绘画、艺术史、数字图形图像学等课程,企业培训只是培养实践经验的手段,学院教育才是主流。构建科学的数字插画人才培养体系,需要相关的艺术理论研究成果为依托,完善教材建设、丰富理论教学内容。
3.2 利于促进动漫游戏产业的原创力提升
自从200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动我国动漫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以来,我国的创意产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动漫、游戏产业的原创能力不断得以加强。很多项目开始借鉴国外同行业经验,更加注重前期的概念设计的投入力度,推出了一批有分量的游戏作品。例如,腾讯游戏开发的网络游戏《斗战神》。该作的前期概念设定由国内一线的游戏美术师合力完成,人物造型夸张玄奇却不失中国神话人物的特征,场景华丽宏大,且充满东方色彩,充分展现出数字插画的视觉创造力和奇幻文化的魅力。
然而,对于中国创意产业整体而言,高质量的作品和优秀的概念设计师仍然数量稀少,数字插画师的绘画水平良莠不齐。拙劣的模仿和照抄,贫弱的造型与滥俗画风依旧充斥着中国的动漫游戏市场。建立数字插画艺术理论体系,特别是文化研究和批评研究,有助于指导插画师的创作,推动当前数字绘画创作者对艺术品质的自发追求,转变成自觉的要求。
本文的重点在于研究数字插画艺术性,因而笔者认为可参照传统绘画研究的方式构建数字插画的理论研究框架,内容包括: (1)数字插画史论、人物及作品研究。 (2)数字插画文化研究。 (3)传统绘画与数字插画比较研究。 (4)数字插画批评研究。 (5)数字插画创作研究。
设计艺术史论家王受之先生在其所著《美国插画史》中评价了美国主流艺术界对插画艺术的态度,他指出“插图之所以不被主流艺术承认,无非是它的明确的商业性质,然而仅仅用商业属性作为口实,忽略插图的艺术性,实在是过分”。中国数字插画今天所面临的尴尬局面并不比传统插画有所改善,所以,对数字插画艺术理论的研究,无论对于中国的新媒体艺术理论研究、创意产业发展还是对于数字插画创作而言,都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本文的目的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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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设计或游戏策划是设计游戏内容和规则的一个过程,好的游戏设计是这样一个过程:创建能激起玩家通关热情的目标,以及玩家在追求这些目标时做出的有意义的决定需遵循的规则。这个术语同时也可以表示游戏实际设计中的具体实现和描述设计细节的文档。游戏设计涉及到好几个范畴 :游戏规则及玩法、视觉艺术、编程、产品化、声效、编剧、游戏角色、道具、场景、界面以上的元素都是一个游戏设计专案所需要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课程游戏化设计对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的积极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每个人都爱玩游戏,这是不争的事实,游戏的种类形式有很多种,但是无论哪种游戏都有其喜欢的人群,人们喜欢游戏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游戏具有两个特性,一是人们可以直接从游戏中获取快感,这其中包括生理和心理上的愉悦;二是人们能作为主体参与互动。主体参与与互动是指主体动作,语言,表情等变化与获得快感的刺激方式及刺激程度有直接联系。游戏能够让人上瘾,即使不用别人督促,你也会主动去玩,学习如果像游戏一样我们就不用担心教学难进行的问题了。
我们以现在较为流行的电子游戏为例,很多的学生及年轻人都喜欢甚至沉迷于这类游戏中,在众多的电子游戏中较为常见的形式有RPG 角色扮演游戏,玩家可以在游戏中扮演一个或者数个角色,有完整的故事情节,这种游戏可以采用回合制,即时或者半即时制,玩家对游戏的控制是随心所欲的,并能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完成一定的任务而获得补偿及满足感。我是游戏的亲历者,我能体会游戏对人的这种影响力。
在没有任何条件限制的前提下,让我在玩游戏和学习之间选择一个,我宁愿选择游戏,大多数的学生也会这么选。学习哪错了?学习本身没有错,但是学习的过程没有像游戏一样的吸引力。大学生对专业知识的学习是必须的,因为对技能的学习是为我们以后工作打基础的。知识技能必须学,游戏放不下,那我们能不能将二者结合呢?发挥游戏的长处,尽最大可能的提高学习效率。
应用技术型人才的培养重点是对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这种技能是面向市场服务岗位的。无论什么专业都有其特定的多门课程,每门课程也都有其特定的体系,因此我们在具体的教学中就涉及到了课程的整体设计,单元课程设计,及实践教学环节的节点设计等,下面我们就具体探讨一下如何在这三个环节中实施游戏化设计。
我们在课程整体的项目设置上,可以分为大项目和小项目,大项目是由若干个小项目组成的,若干个小项目中又涵盖了若干个与之相关的项目案例和实践环节,这就很像是在游戏中的任务关系,大项目相当于是整个游戏的大BOSS,小项目相当于是各个关卡的小BOSS,而各个与之相关的项目案例和实践环节就是这个游戏中通关者在打败大小BOSS 的道路上所需的升级装备和法术技能。
在项目设置的先后顺序上,基础小项目在前大项目在后,二者是先行后续的关系,学习者就像是打游戏一样只有先完成了小项目才能完成后面的大项目。任何游戏都是有通关标准的,在小项目完成后都要有一个详细的评定标准,分值的分布,达到不同分值的条件,在获得不同分值后能获得什么水平的“装备”。这里面还需要设计出像游戏一样的重玩模式,让学生像玩家一样可以重复学习某一项目的知识技能,直到他达到满意的“三颗星”标准。这种重复模式不能再占用课堂时间,可以利用课余时间设计一些针对该项目的慕课及微课,让学生在开放式的学习模式下完成对该课程的学习,并在网上配合一定的随机抽取的考题,对学生的每一次学习成果考核打分。
在一些人物扮演的RPG 游戏中,即时制游戏都配合剧情的发展,并且在单节游戏的过程中有任务的提示和任务目标,即使在游戏的过程中出现阻碍,也能在任务的提示中摸索着完成任务。在专业课程的设计上,也应该设定类似的项目目标,并在课程的阶段部分引入课程之外的知识技能补充,所有的课程目标都以完成任务为中心,所有的课程设计就是教师开发的游戏流程,切记一定要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以第一人称的形式参与学习游戏,教师只作为组织者出现。从我们研究的内容来看,这样游戏化的课程设计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工程,需要一个完整的教师团队共同开发,我们完全可以借鉴一下游戏开发者的经验,一旦这样的游戏化课程设计形成体系则会带来更多的教学收益。
在制定了整体的游戏化课程体系后,我们就要针对具体的单元课程进行细致的游戏化教学设计。我们以一门《AUTOCAD》软件课为例, 这样的课程就可以很好的以游戏化的模式设置教学内容,第一次课我们就学习直线的绘制方法,在开课的前一周我们就在校园网络上投放对应的慕课,并在慕课开始时就指定了本节课的学习目标。也就是说我们利用已经录制完成的慕课视频,在没有教师真正开始讲授之前,就已经开始利用开放式网络平台让学生学习了,这种学习方式完全是由学生自学,教师没有任何参与。
在学生进行了前夕的网络慕课学习后,在真正的实体课堂上,教师再根据制定的教学目标进行专项讲解。也就是说教师不会对课程内容再进行重复性讲解,而是直接针对学生在自我学习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解答,尤其是共性的问题,这就相当于是RPG 游戏中的任务提示和任务指引。学生通过慕课的学习已经基本掌握了直线的绘制方法,因此在课堂上教师就围绕直线在以后的工程设计中如何使用,能绘制那些图纸提出单元课程中的项目案例,配合教学进行。
学会了直线的绘制,教师在课堂上提出本节课的项目目标,完成书架的绘制,而这个书架就是我们本节课的BOSS 目标。在学生完成本节课项目目标后,必须要有全面严格的考评标准,根据完成情况严格划分分数层次,让学生体会到这种教学方式的严格性,避免学生对这种教学方式的不重视,便于课程后续的进行。第二次课的授课也是采用这样的方式,先自学再教学的模式,只不过要求在第二次课的设计上一定要将第一次课学习到的知识技能用上,让每次的单元课程之间有一个衔接和递进。
我们不必担心这样的教学方式会造成学生因为特殊原因跟不上学习的进度而耽误学习成绩,在我们单元课程的游戏化过程中,微课会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在指定慕课的同时,我们会根据技能的难易程度会对难点的讲授制定微课,这样就便于学生在自学或者是重复学习时理解知识难点了。
在很多的游戏中有一种常见的团队游戏模式,它是将每个人的力量发挥到极致而完成游戏任务,我们在单元课程的游戏化设计中完全可以考虑由学生分组完成一个难度较高的项目任务,我们在教学内容的制定中不应该将教学内容一致化,应该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和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项目目标,而团队化的游戏模式就是为了鼓励学生挑战难度。其次还有一种互助模式,你帮助我完成我不会的内容,我帮助你完成你不会的内容,将每个人的特点都发挥出来,而所有一切手段的利用就是以完成大项目任务,逐级打倒BOSS 为目标。
应用技术型人才的培养,要求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要能够掌握贴近市场贴近岗位的技能。而教学的内容就要求我们要加大实践教学的比重,在游戏化设置的单元课程中如何将实践教学环节游戏化呢?我们还是要从游戏的根本特性中找方法。游戏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参与性和主动性。
我们以艺术设计专业的核心课《居室设计》为例,在研究室内卫生间的功能布局及尺寸时,我们以往的方法是在黑板上板书配文字的方式讲解,也可以用PPT 演示的方式展示卫生间的平面图和效果图。其实对于这样空间的学习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到实际的现场看看。但是往往我们的实践环境条件有限,几十人挤进一个卫生间也不现实,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就像游戏里那样自己扮演成室内设计师,自己建一个模拟卫生间。
我曾经带领学生在课堂上做过这样的游戏,将学生分组,给他们制定两个不同形状的卫生间,先在图纸上完成平面图的绘制,之后我们摆脱了黑板,将教室中心的桌椅搬走,直接在教室的地面上绘制原比例的卫生间平面图。再将用雪弗板制作的同比例模型配合一些椅子完成了模拟卫生间的建设,之后让其中一组学生按照平面方案将卫生间里的洁具进行位置摆放,让另一组学生亲自到这个卫生间中去实际体验并发现问题,一节课下来学生的学习兴趣被完全点燃了,对这类空间的理解透彻,虽然活动量比较大,课堂略显凌乱,但是收效非常好。甚至学生通过这一节课对老师的印象和感觉增进了许多。
上述的案例设计就是效仿了游戏中的角色扮演,我们可以将它称之为实践技能的情景模拟化教学。在实践环节的教学上还可以引入组队模式,对抗模式等,很多游戏中的情景模式都可以为我们的教学所使用。
游戏化设计实际就是从游戏活动中分析人的心理,利用科学有效的方法将成功的游戏模式与教学相结合,在更多让学生参与学习的基础上,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通过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生动有趣的闯关过程,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带动起来,让实践教学环节更为生动有效,在快乐中实现对技能的培养。别忘了,课程的游戏化设计需要有好的故事主线和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作为教学的设计者来说,应发挥教师队伍的作用,将这种新型教学方法进行深入研究并完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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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保险是农业生产的保护和救济手段,当农民在自然灾害中遭受了重大损失时,农业保险不仅为他们提供帮助和救济,同时也是一种应对突发性风险的风险转移机制,在保障农民生活水平方面起到重大作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农业保险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在目前农业生产中,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较大,如何规避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提高农业生产的抗灾能力,降低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提高农民的整体收益,成为了农业生产保障研究的重要内容。基于这一现实需要,农业保险应运而生。所谓农业保险,就是农民按照农业生产的预计产值,投保一定数额的保险,一旦发生较大的自然灾害以及其他意外因素,由保险公司对损失金额进行理赔,最大程度的保证农民的生产效益。
考虑到农业生产中所必然存在自然灾害风险和市场风险,农民要想提高农业生产收益,有效应对农业生产中的各种风险,选择农业保险将是重要的策略和出路。从当前农业保险的设定来看,其主要作用是为农业生产提供有力支撑,最大程度的降低农业生产风险带来的损失,使农民在农业生产中能够获得最大的收益。为此,我们应认识到农业保险存在的必要性,应结合农业保险实际,认真分析农业保险的重要作用,及其产生的重要影响,对农业保险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目前来看,农业保险的推出,对农业生产和农业风险规避具有重要作用,结合农业生产实际,农业保险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业保险对农民的生产活动的影响。
农业风险的存在具有客观性,它有可能使农民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而农业保险可以使投保农户在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灾害后及时得到经济补偿,尽快恢复农业生产。
所以,农业保险的推出,将改变现有的农业生产观念,使农民能够更加从容的面对农业生产中的风险,为鼓励农民积极投入农业生产,保证农业生产取得积极效果,提供有力的支持。所以,农业保险对农民生产活动产生的影响是非常积极的,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产投入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2、农业保险有助于稳定农业再生产,对农业再生产的四个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都具有较大的影响。
农业生产环节较多,其存在的风险也比较大,农业保险的推出,对规避农业生产风险,提高农业生产效果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为此,我们应认识到农业保险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重点做好农业保险的推广工作。所以,农业保险对稳定农业再生产具有重要作用,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的有效性。
从当前农业保险的存在来看,其不但对农业生产具有重要作用之外,还对农业生产产生了重要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业保险有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在我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经济的波动是引发国民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因素。
积极开展和推动农业保险全面铺开,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农业产值的提高都有重要的影响。为此,我们应对农业保险的存在有全面正确的认识,充分认识到农业保险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和影响。
2、农业保险有助于社会生活的安定
农民的生活资料来源于其劳动所得,农民的生产因灾害事故而萎缩或中断会使其家庭生活发生困难。
农业保险的出现,给了农民以强有力的支撑,使农民在遇到生产风险的时候,能够得到一定比例的赔偿,对降低农业生产灾害损失,弥补农民收入具有重要影响。
3、农业保险有助于扩大积累规模
农业保险基金作为社会后备基金(用于对各种经济损失的补偿)的一种,退出了生产过程,需要在保险保障期间逐渐地用于各种经济损失的补偿。
农业保险的存在,为社会后备基金的形成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保证了社会后备基金能够以新的方式出现,对扩大社会后备基金积累规模,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具有重要影响。
鉴于农业保险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农业保险要想得到全面推广并取得积极效果,就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加快农业保险经营体制的改革
由于农业保险推出时间较短,在经营管理体制上还不够成熟和完善,为了保证农业保险能够在实行中取得积极效果,我们应立足农业保险实际,加快经营体制方面的改革,使农业保险能够在推行中取得实效。
2、加快农业保险的相关立法
从农业保险的优势可知,农业保险对农业生产和风险预防具有重要作用,要想保证农业保险得到有效实施,就要加快农业保险的相关立法,使农业保险成为农业生产中的一项基本制度,为农业生产提供有力支持。
3、加强保险公司内部管理,开放农业保险市场
为了保证农业保险得到全面推广和实行,我们应立足农业保险发展实际,强化保险公司的内部管理,并逐步开放农业保险市场,为农业保险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保证农业保险在农业生产中能够得到全面开展并取得实效。
4、加大国家政策支持与财政扶持
农业保险作为农业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要想在农业生产中得到全面实行,就要从国家政策层面入手,不断加大国家政策支持与财政支持,保证农业保险能够作为一项基本制度得到全面实施,为农业保险提供政策保障。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知,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业保险的存在对农民和农业生产而言都有重要意义。农业保险的出现,不但有效规避了农业生产的风险,同时也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保证了农业生产得到有序开展,为农业生产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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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法指的是规定诉讼程序的法律的总称,是打官司时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诉讼法是典型的法律程序法。在中国有三大诉讼法,分别是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在法治比较发达的国家,除了以上三大诉讼法外,一般还有宪法诉讼。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我国三大诉讼法的建立完善及其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三大诉讼是现代法治国家不可缺少的法治平台。用程序法导入实体法来治理现代国家,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接受。三大诉讼法在我国的建立与完善,对我国的现在和将来的发展其意义无疑是巨大而且深远的。
诉讼,从文字意义上讲,“诉,告也”,“讼,争也”。即:“诉”是告知,是倾诉、控诉、控告的意思。“讼”是言词争论、争辩的意思。“诉讼”,是诉的行为和讼的现象的结合。在诉与讼的活动中,诉是形式,讼是内容。诉讼的构成必须同时具备控方(原告)、承控方(被告)、听讼方(审理)三方条件,根据诉与讼的含义和诉讼的构成要件,诉讼的一般定义应为:诉讼是讼争的一方或双方将致讼的原因、内容、主张及理由告知、倾诉于听讼之人,以求讼的息解的活动。按照现代关于诉讼的解释:诉讼是国家司法机关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志解决讼争的活动。根据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性质,我国的诉讼是指在国家司法机关的主持下,在当事人和其它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法解决讼争的全部活动。
据专家考证,我国历史上出现最早的有关民事诉讼的记载在春秋战国时期。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古代长期刑事与民事不分,实体与程序不分。直到上个世纪的清朝末年民国初期,我国才有了历史上第一部较完整的民事诉讼法典——《大清民事刑事诉讼法》。这部诉讼法草案因清政府的灭亡而未能实施,但对后来我国制定民事诉讼法产生了重要影响。它的意义在于,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突破了“诸法合律”的格局,开始制定单独的诉讼法。下面分别谈一下三大诉讼法的建立、完善及其意义。
刑事诉讼法是国家的基本部门法之一。它是关于刑事诉讼程序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即有关刑事诉讼活动的进行、诉讼的方式、内容及其效力的各项规定的总称。
刑事诉讼法属于程序法。根据程序法的特征,要求刑事诉讼法的内容必须具有可操作性,具有应用性、实用性的特点。作为主持刑事诉讼的专门机关和诉讼参与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其调整对象是刑事诉讼活动。作为刑事诉讼活动的行为主体,专门机关和诉讼参与人,在诉讼活动中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享有的诉讼权利是什么,法定的诉讼义务是什么?等等。以上形成了一系列比较复杂的刑事诉讼法律关系。还有刑事诉讼法所包含的内容等,因篇幅所限,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
1、我国古代和近代的刑事诉讼制度
谈刑事诉讼法的建立完善,自然离不开历史。据史料记载,周朝的诉讼即有了刑事与民事之分。一般称刑事诉讼为“狱”,称民事诉讼为“讼”。我国古代刑事诉讼制度在其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的基本特征,简单概括为:
①、司法与行政不分,行政机关兼理司法事务。在我国古代,司法权从
属于行政权,不具有独立的地位。从地方到中央,司法权均由各级行政机关行使。
②、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之间差异不大。因为我国古代的律令没有程序法与实体法之分,有关诉讼程序的规范一般都与实体法律规范同时规定在法律之中。同时,实体法大都以刑为主、刑民结合,即以定罪、判刑等刑事手段来调整绝大多数社会关系。
③、裁判与追诉责任不分,诉讼采取“纠问”形式。这一形式是与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和行政、司法不分的司法体制相适应的。
④、广泛采取刑讯逼供手段。在我国古代,刑讯一度被用作获得口供和其它证据的重要手段,并被认定是合法的,体现了古代诉讼野蛮的一面。
⑤、建立多种监督程序,做到“明德慎刑”。通过建立具体的制度来防止错杀无辜,慎用死刑。是我国古代儒家思想影响的结果。
我国古代刑事诉讼制度延续了数千年,直到清朝末年刑事诉讼改制后才结束。1906年,清政府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主持修订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诉讼法典——《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此后,相继制定颁布了《大理院审判编制法》、《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法院编制法》、《刑事诉讼法律草案》等,但此后不久,上述改制以清政府的垮台而告终结。这次改制虽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但首次从德、日等国引进和移植了了了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刑事诉讼原则、制度和程序,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2、中华民国时期的刑事诉讼制度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相继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21年,北京政府颁布了《刑事诉讼条例》。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刑事诉讼法》。以上可以说现代意义上的刑事诉讼原则在我国的引进和初步确立,并在我国大陆沿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
3、新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和全国人大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使许多刑事诉讼原则、制度和程序在法律中确立下来。1956年,全国人大委托最高人民法院负责起草刑事诉讼法。次年5月,拟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草案》(草稿)。
1979年5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全国人大会法制委员会开始了制定刑事诉讼法的准备工作。经过反复修改和补充,于是1979年提请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于是1980年1月1日起施行。至此,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典正式诞生。在此后,该部法律进行过多次的修改补充,全国人大授权的司法机关还相继发布了司法解释,使这部法律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
1996年平3月,全国人大会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反复补充、修改,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的起草工作,并提交第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审议。同年3月1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正式通过,并于1997年1月1日起施行。
《决定》对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进行了相当大的改革和完善,主要有:
①改革刑事辩护制度,使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即可聘请律师协助;
②改革刑事强制制度,放宽逮捕的条件,完善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适用程序;
③废止收容审查,并将其原适用的对象纳入到拘留中来;
④改革审查起诉制度,废除免予起诉;
⑤改革刑事审判程序,取消开庭前的实体审查,改革法庭调查程序,扩大控、辩各方的参与权;
⑥设立简易程序,使轻微案件得到迅速处理;
⑦加强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使其拥有当事人的地位和诉讼权利。
做了重大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使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朝科学化、民主化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成为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新的里程碑。
民事诉讼法也是国家基本的部门法之一。是指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调整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行为和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民事诉讼法亦属于程序法的范畴。同样经历了发生、发展完善的漫长历史过程。
1、我国古代的民事诉讼制度
在我国古代,虽然是“诸法合律”,但在具体实施中民事、刑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办理民事案件,称为“听讼”。在西周时期就有了收取诉讼费用的规定,且在诉讼制度上已采用了对席审判、坐地对质。在诉讼证据方面,盟誓、物证、书证、人证、当事人陈述等已被广泛采用。并有审查、核实、判断等验明证据的方法,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证据制度。同时对听讼,总结出五听:一是辞听(观其出言,不直则烦);二是色听(观其颜色,不直则赧然);三是气听(观其气息,不直则喘);四是耳听(观其听聆,不直则惑);五是目听(观其眸子,不直则毛然)。这些,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民事诉讼制度在那时已经有了初步的发展。
在中国漫长古代社会,民事诉讼制度也有了新的发展,对现代民事制度产生影响。如司法机构设置和审理期限,审判中的回避制度,诉讼请求权利,民事诉讼受案期限,诉讼时效,代理诉讼制度,书状制度,起诉制度等。
2、我国近代民事诉讼制度
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民事诉讼法是《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
它在制定时参照了德国、日本等国的民事诉讼法,并根据当时国情制定。这部诉讼法共有4篇800条,其体系结构规范,与现行诉讼法已十分接近。该法因清政府灭亡而未能颁行,但对后来的民事诉讼立法产生积极影响。民国政府于1935年2月公布了民事诉讼法,同年7月1日实施。该法共9编636条。这部民事诉讼法的结构、内容与前述《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基本相同。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根据地制定了不少民事诉讼法律规范,与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并存,形成了一个国家两种社会制度并存,两种不同的民事诉讼法律制度并存,并持续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3、新中国民事诉讼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为制定民事诉讼法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先后以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的名义颁发了一系列通则条例。1979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委员会成立专门小组,从事民事诉讼法的起草工作。1981年12月,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草案》获得原则通过。此后,根据各方面反馈意见,对草案进行了修改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草案(修改稿)经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修改,于1982年3月8日获得通过,1982年10月1日起在全国试行。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审判工作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对《民事诉讼法(试行)》本身的许多条款进行了修改、补充,于1991年4月9日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该诉讼法共4编29章270条,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制定颁行的法律中,条文、内容较多的一部基本大法,并当即公布实施,并沿用至今。
行政诉讼法也是现代国家的基本部门法之一。它是由法院来处理行政案件的法律制度,与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并称为三大基本诉讼制度。
行政诉讼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含义。如在法国,行政诉讼被称为行政审判,指公民等一方对行政机关的违法侵害行为,请求专门的行政法院通过审判程序给予救济的手段;在英美国家,行政诉讼被称为司法审查,指法院应相对人的申请,审查裁判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是否违法的诉讼活动。表述尽管不同,但在行政诉讼是由法院运用司法权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力并保护公民一方合法权益的诉讼,是解决行政案件的司法活动这一点上,是基本相同的。我国对行政诉讼的界定是:所谓行政诉讼,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在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自己的合法权益时,依法向国家审判机关即法院请求司法保护,并由法院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裁判的一种诉讼活动。
行政诉讼首先产生于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是资本主义的细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商品关系。契约自由、等价有偿、公平竞争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一般要求。正是在这种商品关系的基础上,才产生了资产阶段的“天赋人权”学说。并由此产生了所谓人权、人民主权、民主和法治原则。为了保障人权和民主,防止专制和滥用权力,资本主义国家大多实行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政治体制。在当时,这的确是社会历史进步的体现。市场经济要求政府不得非法干预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保障社会成员的人身权和财产权。政府的行为一旦侵犯了个体的权益,就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正是在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和由此决定的民主政治的基础上,才产生了行政诉讼制度。
行政诉讼是西方近代社会的产物,亚洲国家第一个吸收借鉴的当属日本。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运动,开始从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在法制上首先次效仿德国,制定宪法,设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后又模仿美国,废除行政法院,行政诉讼由普通法院适用民事诉讼程序进行审理,并赋予最高法院以违宪审查权。我国最早的行政诉讼应该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公布的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该约法在第2条、第10条、第49条规定了行政诉讼的相关条款。此后,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也分别于是1914年和1933年制定施行了《行政诉讼法》。
行政诉讼虽然产生在资本主义国家,但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专有制度。在社会主义国家,因为仍然存在相互独立的利益主体,仍然存在市场经济,仍然要提倡民主政治,公民的各项权利需要获得最大程度的保障。正是基于这方面的原因,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直到1982年以后才开始建立。并且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才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于1989年正式出台。该法律的草案是经我国第七届人大会会议多次审议,于1989年4月4日获得通过的。该法律于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是我国历史上最完备、最具有民主性的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诉讼的各项原则和具体制度作了较详细的规定,标志着行政诉讼制度已经在我国建立完善起来。
现代社会的法律诉讼形式主要为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并称为三大诉讼。刑事诉讼作为一种调整冲突的法律手段,其基本功能是制止、揭露和惩罚犯罪,巩固统治阶级的经济、政治地位。刑事诉讼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有了国家,就有了刑事诉讼。民事诉讼作为解决私人利益冲突的调整手段,也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与前两者不同的是,行政诉讼是现代国家的产物。行政诉讼只能产生于资本主义国家,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行政诉讼产生的基本条件。三个诉讼法同是程序法,其中规定的许多诉讼原则、制度和程序,都是相同的。但因三大诉讼法各自的目的、任务不同,从而使它们在诉讼原则、制度和程序方面又有许多不同。刑事诉讼主要解决的是刑事被告人是否犯罪及其应否负刑事责任的问题,民事诉讼法要解决的是当事人之间民事权利义务的纠纷与争议的问题,行政诉讼法要解决的是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护公民和法人组织的合法权益问题。
1、三大诉讼是现代法治国家不可缺少的法治平台。如同现代几何学里三个点可以固定一个平面的定理一样,三大诉讼法合力构成了现代法治国家的法治平台。不同的国家,尽管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在以法律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这一观点上,可以说是有共同地认同。勿庸置疑,刑事、民事和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满足了建立法治国家的基本需要。而且,近年来,程序的价值问题,越来越成为各国法学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法学专家们投入了更大的精力来研究诉讼程序问题的独立价值问题。
2、三大诉讼法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现实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坚持依法治国,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邓小平同志民主法治思想的精髓。江泽民指出:依法治国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依法治国,就是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事务。国家确立依法治国的方略,是执政党执掌政权方式的重大发展,同时也是执政党政治成熟的表现。法律既包括实体法,又包括程序法。二者互相依存,互为保障。三大诉讼法在我国的建立与完善,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的法治目标。一个国家的法制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整体或者说是系统,而三大诉讼法正是在宪法的统领之下的三大柱石。对于规范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保障民主政治的正常进行,其意义是深远的。
3、三大诉讼法是国家长治久安保持繁荣的制度保障。纵观我国漫长的封建历史,战乱不断,烽烟连绵,无数平民惨遭战争铁蹄的践踏蹂躏,不计其数的社会财富在战乱中毁于一旦。即使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用_运动代替法制来治理国家,以至出现了让我们永远难忘的“十年动乱”,其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一个国家,要屹立于国际社会,必须建立在强大的综合国力之上。强大的国防,积极的外交,科学、高效、公正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司法的终极目标是效率与公正,效率与公正的实现离不开诉讼程序的规范引导。
用程序法导入实体法来治理现代国家,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接受。三大诉讼法在我国的建立与完善,对我国的现在和将来的发展其意义无疑是巨大而且深远的。
①、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的高等政法院校法学教材《刑事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学》、《行政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②、《法律适用》,国家法官学院主办。
③、《依法治国论》,肖扬主编,法律出版社,1997年8月第一版。
④、《法治理想国》,周天玮著,商务印书馆,1999年10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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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意义,在解决"四风"问题、改善干群关系、推动党政领导干部素质提高、确保规划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伟目标、民族复兴的中国梦顺利实现等方面,都将发挥突出作用。作为整风精神的新体现和新探索,也是一次统一思想、凝心聚力、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实践运动,将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进程中,树立新的丰碑。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意义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要:党的明确提出,为了使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发挥其独特性和创造性,在党内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一活动的开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认识论的丰富发展,是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的重要举措,是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最佳途径,是达成党的确定的奋斗目标的必经之路。
群众路线是党的事业能够顺利进行的保证,是党工作不断开展的根本路线,是党领导人民群众的根本工作方法。无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也无论是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群众路线都是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纯洁性,并且最终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如今,在国内外复杂的环境和新形势下,共产党正面临着一些列的危险和考验。如:国外敌对势力的威胁、国内执政能力不足以及党自身建设存在的种种问题等等。对此,党的报告提出:“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1]可见,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实践活动的成效,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解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理解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群众观点和认识论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理论基础,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又是群众观点和认识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具体运用。
(一)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
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批判了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英雄史观,明确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2]人民群众不仅不是被动的、消极的因素,反而是历史和思想活动的主导。总而言之,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同时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
1、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尊重人民群众创造财富的主体地位
马克思认为,要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首先应了解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历史。因为人类要生存必然要先活下去,而他们的生活资料恰恰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而且,人们在创造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还创造了精神财富,并通过交往活动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可以说,在社会财富的创造活动中人民群众发挥出主体性力量。党的历届领导集体也分别阐述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毛泽东曾经指出:“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人民群众是文化创造的主体,人民群众的实践是文化艺术的源泉。”[3]邓小平指出:“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4]胡锦涛则进一步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科学发展观中关于人民主体地位的观点主要表现在它的核心思想,即“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基本原理,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坚持了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把人民看成创造和生产的主力军。作为党员干部必须把群众当做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一丝不苟地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基本要求。
2、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视人民群众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
正如列宁所言:“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像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制度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5]也就是说当革命的时代到来之际,人民群众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就突显了出来。历史表明,所有的社会革命都是人民起来推翻腐朽落后的社会制度的斗争。无论是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社会改革时期,人民群众都是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决定社会变革的力量。
(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新时期的反映
马克思强调认识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因此认识活动必然要受到认知主体的人的制约。脱离了现实中的人,认识活动将成为不可能。而根据党和国家的实际情况,其认识活动说到底是由群众创造的。实践关系总是伴随着认识关系。认识的发展过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周而复始的无限发展过程。认识和实践的过程也是群众路线发展的过程。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实际工作中,凡是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体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和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6]在这个意义上,党、党的领导干部坚持了群众路线就是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最本质的东西,就能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重视新时期党与群众的关系,指出脱离党群关系的危险。认为党员干部应该和群众应该绑到一条绳子上,不仅接近群众,而且必须深入群众中,这是摸清实际情况的唯一办法,如此方能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党坚强有力,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国家就繁荣稳定,人民就幸福安康。形势的发展、事业的开拓、人民的期待,都要求我们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7]这就说明离开了群众的基础,党的建设要想实现科学化是不可想象的。只有随着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不断展开,才能完成共产党的执政目标。
(一)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取决于是否与群众保持血肉联系
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以作风建设为切入点。党的作风是党员个人及党组织在长期思想、工作和生活等方面的表现,在党长时间革命、改革、建设的实际中形成和发展起来,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情况有新的内容。对党员作风的要求与党的性质、宗旨是内在一致的。纵观党的历史发展过程,党十分重视对党员干部的思想和工作及生活作风的整治,以纠正种种不良的行为现象。实践证明这确实是管党、治党的好方法。毛泽东在第七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第一次提出了党的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同时,在党内推出了“延安整风运动”以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在此之后,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提高了,也树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思想,政治,组织上空前统一。因此,延安整风是强化党的建设的一次成功实践和壮伟举措。
从改革开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天一代又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党风建设的问题。既然作风建设如此重要,如何才能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作风建设,核心是保持同群众的血肉联系。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8]所以党的作风问题,根本上体现的是党与人民大众的关系问题。其实在改革开放以来,全党内部的风气总体是好的,不少党员干部能够牢记并严格遵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人民群众患难与共,始终与人民凝聚在一起。但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党内还是存在着这样一些人,他们在生活上与人民群众脱节,不能遵循群众路线。因此,必须把群众放在首位,坚持从人民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为人民群众谋福利。在任何时候都要如实反映群众的愿望,体会百姓的疾苦,扎实工作,努力成为保护人民的力量,爱人民,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
(二)党的科学化水平突出表现在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
如何才能保持与群众的血肉联系?除了加强作风建设之外,还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党的执政能力是指党在领导国家进行政治组织建设中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获得群众的支持以及适应新形势的挑战地能力。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九十多年的光辉岁月,执政时间长达六十余年。人们常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正是因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为国家和民族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然而,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不同的要求。在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期,对党的建设尤其是执政能力建设有越来越多的要求,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如何在新的国际环境和时代背景下脱颖而出;二是能否完成新使命与任务;三是如何解决好党内存在的新状况和新问题。一个政党执政能力强不强,水平高不高,关键是要看是否可以把握好执政规律,是否符合本民族的实际情况。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可以同其他资产阶级政党区别开来就在于它能够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其执政的坚实基础,所以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谋福利。那么,怎么提高执政能力?
首先,对认识执政的目的要有清晰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无私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始终高于自己的利益。共产党执政,必定从群众出发,把人民的利益作为基本点,执政的目的也一定是为了人民群众,这也是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条件。党执政并不是代替人民群众去执政,而是肯定群众的主体地位,坚持民主集中的原则,使人民有充分的自主权。党的干部基本上都是出身于穷苦大众,他们能深刻体会百姓的疾苦,因而也应该为人民群众服务。其次,务必要学会如何提高执政水平。“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新形势下对党执政提出的根本要求。”[9]
科学执政,就是在尊重法治、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在提高管理水平的基础上发挥执政党的作用;民主执政,就是充分保障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人,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新性;依法行政,是法治的基础,它促进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标准化,并为党的工作提供大力支持。所以,“在新形势下,党面临着四大考验,即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同时,也存在着四大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应对四大考验、克服四大危险,就是要治治脱离群众这一最危险之病,就是要加强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赢得群众对党的信任、拥护和支持,就是要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10]
(三)加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政党”是实现党的科学化水平重要目标
“为了满足群众的期望,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成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11]“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三者合一的政党成为党的建设的目标,党的建设要朝着科学化的方向发展,这是中国的国情条件下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
学习型政党其实是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把它作为各项工作的指导理论。热爱学习,擅于研究,能吸收先进的理论知识和优秀的执政经验,能够把科学知识运用于实践中的政党。要强化学习型政党建设,最根本的是向人民群众学习,尊重人民群众的创作力,并从人民大众的生活、劳动中吸取经验,从而获得灵感和顿悟。另外,要强调在党组织内部进行团队学习,学习合作的精神,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
服务型政党主要指始终具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始终做到发展为了人民、紧紧团结依靠人民,始终和群众拧成一股绳,在为人民大众的风险中实现党的执政目标。所以,要强化服务型政党建设,除了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深刻认识之外,还应当把和群众接触最为密切的基层组织的建设作为重点内容。加大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宣传力度,转变基层组织的服务方式,完善服务的内容,健全体制机制,提高办事能力。
创新性政党则是针对变化不定的国际国内的形式和政策环境,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正确把握,调整并完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了使党的建设能够跟上时代的脚步。增强创新型政党建设,必须要把广大群众共同的愿望和利益,作为党的终极追求。不但要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还要对它进行创新和发展。同时,推动制度创新尤其是民主制度建设,使优秀的党员干部脱颖而出,这对党的组织结构起着优化的作用。通过提高对党员、党的领导干部创新能力的培养力度,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带来蓬勃生机。
报告中明确指出:“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1]群众反映强烈说明当前存在的问题比较严重,说明社会内部矛盾尖锐,十分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更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也说明群众的赞成、拥护和支持是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获得发展的决定力量。这些问题之所以突出,也是因为它们是群众最关心,感受最深的切身利益问题。一旦这些问题得到解决,会赢得人们的心,要牢固树立起群众在党执政中的基础地位,相反,如果人民群众最关心问题无法解决或者解决的不好,自然不会有人支持。
(一)民生问题是首要问题
自革命战争时期,党就把集中精力主要解决群众衣、食、住、行等切身问题,也因为此我们的革命才能取得胜利。自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领导集体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的提高。通过实行对外开放,社会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放和发展。因为民生问题是关系到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1]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报告重点论述了包括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内容。指出要让办好教育事业,努力让大众满意;要改善医疗卫生条件,让群众看得起病从而增强人民体质;要增加就业率,为国家提供越来越多的高质量的可用之才;要扩大对社会保障的资金投入力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民生,需要从个人做起,从利国利民的小事做起,把百姓的事放在心上,只有让广大群众从实际中受益,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才能顺利开展。
(二)四风问题是重点问题
在经济迅猛发展的社会主义新时期,社会矛盾也变得越发尖锐。人民群众除了对贫富差距过大、物价过高、医疗费用过贵等民生问题反应强烈之外,对部分党员、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四风”问题,也有很多看法。虽然党中央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解决民生问题,但是有些党员干部仍然麻木不仁、置若罔闻,只顾自己吃喝玩乐花天酒地,致群众于水火,不仅如此,在个别地方,因为民众不能顺利地进行投诉,这就让一些部门工作人员连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是什么都不了解。有些人虽然知道问题所在,但是因为利益熏心,便会诚心掩盖真相,把群众一直以来都反应很强烈的问题看作是微不足道的“小问题”。常言道:“千里之堤毁于蚁穴。”随着事物的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它的质也会发生变化,并逐渐成为新的东西。在特定情况下,恰恰是因为有这些自私自利的人存在,而贻误了最佳时机,酿成重大的事件。只有全面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教育实践,广大的党员领导干部才会主动从人民的立场出发分析处理问题,才能将人民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广大党员干部需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到基层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接受他们的监督,密切干部与人民的关系,培养他们的感情。通过创新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做到公平、公正、公开,让官员进行财产公示声明,并强化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力度。
(三)也不容忽视
中央纪委通过多次会议指出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性。在十七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中首次把反腐倡廉建设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反腐倡廉是党工作的重点和一项长期工程,影响极为恶劣的问题。一些党员干部生活作风不检点,工作上“打折扣”、不踏实、不认真。败坏社会风气,而且会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阻碍国家政治、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对于这个问题,作为社会主体的群众看的最为真切,所以必须对人民群众一直以来反映强烈的问题进行及时跟进和处理。作为检察机关,应提高查办重大案件的力度和效率,建立和完善信访举报平台与途径;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应该以身作则,严格自律,深入走访群众,真正做到为群众谋利益;而人民群众自身也应该认真履行监督权利,不主动行贿
党的明确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之后同志进一步提出了达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用“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国梦”来鼓励着人民群众,使他们对党的各项事业充满热情,对于党的工作顺利开展是十分有利的。
纵观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为改变中华民族屈辱的命运,实现民族独立,不计其数的革命者奋不顾身,不屈不挠地同反动派进行斗争,终于探索出一条光明大道,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无论是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亦或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都无法使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那根本性改变,当然也未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们失败的最根本原因在于缺少群众的支持。只有中国共产党清楚地认识人民群众的力量,依靠群众,向群众学习,自然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从而为建立新中国,并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从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出,失去人民群众的拥护,党的革命队伍就不可能发展壮大;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党就无法保持既快又稳的前进速度。因此,党的事业之所以能大刀阔斧的开展起来,离不开群众的力量。可以这样讲,必须要肯定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历史一再证明,人民群众集体的智慧和勤劳勇敢总能创造出奇迹,一旦其能动性、创造性被发挥出来,必然可以爆发出惊人力量。
现在中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而要建成和谐社会,就必须汇聚民心,凝集民意,民心顺则社会和谐,民心散则社会不稳。要达到和谐发展的局面必须把稳定作为前提和基础。”[12]社会稳定取决于社会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人民的利益的实现,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需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报告中指出,到2020年中国将会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要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就必须依靠群众路线提供的坚实保障,站稳群众立场,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需求,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进而制定出符合群众利益的决策,并不断在实践中接受群众的检验,从而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促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
总之,通过经常在镜子中看清自己,可以始终保持干净整洁的容貌;通过及时洗澡去除污垢,可以治愈行为上的疾病。由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了理论和现实意义,所以只有通过全面的研究,把它落实到实际工作中,才能提高和完善党员、干部的修养,才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重现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下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美好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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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尧是华夏民族的文明始祖。奉行德政,心系百姓,公正无私,轻权爱贤所致,使尧天舜日成为中国历代百姓的希望。尧文化的核心就是和谐,也就是和合精神。帝尧是华夏民族的文明始祖。奉行德政,心系百姓,公正无私,轻权爱贤所致,使尧天舜日成为中国历代百姓的希望。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尧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意义的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尧文化博大精深,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影响着国人的道德观和价值取向。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新时期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尧文化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我们应该注重运用尧文化的精神,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塑造大学生理想的人格,提高其道德素质,让大学生全面协调的发展。
关键词:尧文化 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它博大精深,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传说中帝尧的历史功绩为人们所称颂,指导其具体活动的思想内涵及尧文化更是影响着国人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构成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今天,我们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应该从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使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有效地和传统文化相结合。
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行为习惯,对人们的行为习惯起着约束的作用。综观历史,哪个朝代不是在取得天下后就非常重视扶持主流文化,用文化的力量帮助他统治天下呢!然而,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有的地方把经济发展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的因素,忽视了传统文化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因而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尧是中国古史传说中杰出的部落首领,尧的时代在中国古籍中被列为第一章,因此探讨尧的贡献及其对现代文明的积极影响显得很有必要。尧文化的思想内涵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1.德治思想
德治主义成为帝尧典仪治国的美德,帝尧以身作则,勤俭治国,衣食住行如同常人,老百姓都非常敬重他,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崇尚德治,并将其视为关系国家安危兴衰的思想,至今对我们治理国家都有借鉴意义。
2.和合文化
“和合”一词的原始表达,正始于帝尧时期。尧文化的核心就是和谐,也就是和合精神。和,是指异质事物的共存;合,是指异质事物的共生。和合文化也就是和谐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人等多种关系,使世界在平和自然的状态中发展。可以说,“和合”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对于我们今天解决矛盾和挑战,寻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以民为本
“以民为本,本固邦宁”的民本主义治国思想,是中华民族大统一并能持续发展数千年的基本原因。尧则是这一思想的鼻祖,尧文化是上古文化的结晶,也是农耕文化的结晶。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表明这种民本主义的治国思想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尧文化给我们的启示,是其之所以能在尧舜时代产生并跃居领先地位的那种领导者的风范和良好的社会风尚。良好的社会风尚集中表现在华夏民族团结一致,对外来文化的广纳吸收上。文化的传承性使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不能远离传统。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中华传统文化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思想政治教育能否真正发挥优势,其关键在于能否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吸收、弘扬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近年来,“国学热”迅速升温,不仅在学术界、大众文化中掀起了一股热潮,更激发了所有国人的热情。那么,如何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要着重探讨的问题。新时期,我们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应当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发掘传统文化当中的精华部分,提升大学生的德育水平,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
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是精神文化教育,是精神文化的传授、认同、运用和创造的活动。它担负着增强民族凝聚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使命,通过社会理想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把民众在为共同目标而奋斗的实践中动员和凝聚起来,为民族精神的形成奠定价值共识。尧文化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他倡导的社会风尚,集中表现在华夏族团结一致的精神风范。因此,我们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应当注重培养其爱国主义情操,增强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烈责任感。
2.塑造大学生理想的人格
当前大学生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重个人前途,轻社会思想,不是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社会;在人生的奋斗目标上表现为日益增强的个人意识逐步取代了整体意识和社会意识;盲目的自我膨胀和实际的自卑意识;重自我价值,轻社会价值,在利益关系上表现为以“我”为中心。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正确处理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倡导尧的和合文化思想,要求大学生树立“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除了学习专业知识外,还应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价值观。通过不断学习,加强自己的理论修养,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在我们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树立牢固的信念,这样就会少走一些弯路,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奉献出一份力量。
3.提高大学生的道德素质
德育最基本的任务是引导人向“善”,即“成德”。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仁义礼智信”是主要的公德标准,“温良恭俭让”是主要的个人行为规范。传统社会中的德育就是维护“礼”,用“礼”规范约束个人。这样以来,传统社会中的“德”,就是从理想主义出发,把人理想化、神圣化,认为人“皆可以成为尧舜”,强调“内圣外王”。
只有博学、审问、明辨而后笃行,“德”在人伦关系中才能呈现。现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强调的“德”,主要是指培养人的完善的人格,提倡人们正确对待公与私的关系,以及诚实守信、善待他人等方面的优秀思想品德,这与传统道德教育也是相通的。
4.选择正确的教育方法
人的思想意识支配着自身的行为,产生社会活动,只有思想意识上得到了提高,才能成长为社会需要的人才。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积淀,是一种潜在的巨大的教育力量。只有把传统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才能把潜在的力量转化为现实的力量,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所以在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我们应该将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通过课堂授课、开设必要的选修课、开展与传统文化相关的校园活动,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逐渐的、恰当的方法,合理的途径,通过多种教学方式,不同角度的渗透给高校大学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总之,教育是人类文化发生发展的一种生命机制,没有文化传统,就不会有教育,因为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无法拒绝的历史传承,这就注定了教育必须以文化传统为基础去继承传统,承认传统对人类发展的作用。精神文化产品可以使人们在获得精神愉悦的同时,接受思想教育,提升精神境界,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寓教于乐,以文化人,以文化为载体增强思想教育的育人功能。
综观发达地区和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无不依托两种资源: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尤其重视人文资源。虽然,近几年,我们很多地方充分重视了尧文化所具备的源头文化的特色,和寻根文化的优势,研究、宣传和开发尧文化,但是我们还没有把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结合起来,使尧文化更好地为地方经济服务,更好地为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当今社会是高度发达的社会,这种高度发达,需要大学生全面协调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是大学生发展的两个方面,只有这两者相互促进,平衡发展才能推动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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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来,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大变革,这种变革对教育、对文学提出的要求,国外文学理论教材的翻译介绍以及人们日渐增多的对国外大学教学理念与方式的了解,使我们深切感受到文艺教学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二十多年来,文艺学专业已经涌现出了许多的教学成果,出版了许多有特色的文艺学教材,但仍然远远不能满足客观形势的需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浅析当代西方文论研究的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进行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研究,不仅要分析其与19世纪文学理论思潮的内在承继关系以及其与西方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知识社会学、政治学等的关系,以获得一个比较宽广的学术视野和工作平台;而且要进行20世纪时代精神的基本分类,即把握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现代性”西方文学理论精神,进而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整个西学精神的转型,分析其“后现代性”产生播撒的内在原因、基本形态、价值转向等问题。同时,还需审理世纪末在“冷战”结束后的西方文学中的“后殖民性”———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问题,并对这一多元文学批评的正负面效应加以阐释。
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转型特征,表征出现代性艺术精神向后现代性审美文化价值偏移的重要趋势。这一研究涉及的流派众多,人物思想芜杂,问题面广,更具有多语种特征,使研究具有相当的难度。同样,面对19世纪末的“近代”文论批评,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文论批评、中后期的“后现代”文论批评、世纪末的“后殖民”文论批评,问题出现的周期短,转型快,牵涉面大,特别是在人文科学流派和科学分析流派形成的对峙中,当代文论研究问题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诸如:如何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加以整合,对当代语言学、社会学、美学成果加以吸收;如何从对西方的译介和模仿中走出来,以国内文论研究专家的眼光重新看待和分析20世纪西方文论批评中最重要的理论批评,并以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加以验证,分析其优劣,发现其内在的文论精神,为创立中国当代或新世纪文论流派打下基础;如何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语境来审理所面对的现代西方文论,同时,通过对现代西方文论的发生发展的研究来更新我们自己的文艺理论批评建设和话语言说的方式,进行价值重建,等等,这些问题均值得我们去认真审理。
20世纪是文化解构与重建的时代。面对神性的坍塌,人类必得重新认识自己,而且任何一个民族和个人均不能逃避这一自我身份重塑的历史节点。20世纪的文艺不断更新变幻、愈演愈烈;20世纪的文论不断推演创新、流派迭出。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这种不断创新求变的背后有何深刻意义?它标明了人类怎样一种处境?它指涉出诗学的反思担当了何种使命?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不断花样翻新、不断发生话语转型这一事实,值得我们往深处思考。事实上,从中国立场审理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具有重要的话语转型和重建意义:
其一,研究当代西方文论是在文化互动中的中西前沿思想对话。这意味着,不应仅从知识论和认识论着手,因为这一研究不是对西方文化和西方文论评头论足;相反,从生态美学上看,这种西方文论思想的考察,是中西文论和文化的一场本体论意义上的对话,正是在这种对话中,中西文论的真实意义在当前时间中呈现出来。对当代西方诗学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使我们从现代文化的高度看待西方文化美学困境和诗学精神的张扬;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们看到自己文论和美学还因袭着传统的重负,还未能达到真正的反思。这种文艺理论研究的反思和自省,不是要通过比较来贬扬某一文论。这种诗学对话的目的,在于去更深一层探问人类审美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因而,对西方文论的研究只能以相互启示、相互生发为共同基础。只有去除了自身的遮蔽状态,只有将探索人类审美文化的真实意义作为共同的尺度,我们的研究才有可能在一个新的基点上,达到对西方诗学的深刻洞悉。
其二,对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研究不能采用孤立的、静止的观点,而应采用具体的、发展的观点去分析和研究。我们不应照搬和移植西方文艺理论,而应在与西方文论参照对比中,整理、分析、总结自己的当代文艺理论,进而建设自己的当代文艺理论体系。当我们真正把握了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的真实意义,真正领悟了当代文论下潜藏的存在本体论的意义之时,我们的知识型将有全新的结构。在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的深层,涉及一个更为深邃而且相当重要的问题,即中西文化精神的走向问题。因为,诗学研究不仅涉及诗意的思维方式(诸如改变
思维模式,引进新方法论等),更重要的是人生意义和价值存在的重新确立,是人生审美化(即生命的审美生成)问题。因此,建立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体系,必须首先清楚西方文化和诗学的主要趋势与价值取向。只有真正弄清了西方诗学的“文化灵魂”,同时也认清了我国文艺理论亟待革故鼎新的方面,才能取长补短、扬优弃劣。
其三,在全球化的多元文化色彩和“政治正确”意向中,中国文论界在对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文化的研究中,注意到后殖民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关系时,往往强调第三世界对第一世界的“文化拿来”,而没有清醒地意识到新世纪中国“文化对话”的重要性。这事实上提出了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化和文论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问题。在我看来,“全球化”不是一个全球同质化、单一化的过程,而是一个逐渐地尊重差异性的过程———科技一体化、制度并轨化、思想对话化、信仰差异化。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人们已经耳熟能详。近年来正走红的西方思想家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Zizek)提出:文明的冲突不是发生在不同文明之间,而是发生在同一文明背景下。在西方,这种观点备受重视。那么,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同一种文明内部是什么原因使它发生重大的断裂和冲突,而且,在全球化中为什么要将尊重差异性看成非此不可的?事实上,全球化时代是尊重差异性的时代,这一多元化的过程相当漫长。
尽管差异性面临的处境很艰难,但是必须尊重它。我不认为到全球化时代全世界所有的语言都消失了,只剩下英语;全世界的所有文化都慢慢被整合了,只剩下西方文化;全世界一切的意识、一切的文明都慢慢的被同质化了,多元的历史终结了。相反,全球化是一个学会尊重差异性的多元化过程,是东西方共同组成人类性的过程,也是西方中心主义习惯自己成为多元中的一元的过程。在后殖民语境中,中国学者的批评精神不可或缺,本土学者应从自己的喉咙发声,用自己的方式介入第一世界的话语中心,使得话语成为可以“分享”的、理论成为可“旅行”的、价值标准成为可以“互补”的。处于边缘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文化理论介入和对中心主义的警惕,对于抵制第一世界思想家的文化帝国主义霸权话语,使其得以考虑用不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差异所制约的观念处理全球问题,审理以西方现代性作为全球发展惟一标准或道路的知识谵妄,有着不可或缺的纠偏功能。
全球化时代为中国从“西学东渐”走向“东学西渐”提供了基础。一种东西方知识分子平等对话在多元宽松的文化语境中将成为可能。因此,全球化时代对知识分子不仅意味着要不断创造新的思想,而且要找到新的传播自己新思想的途径。新思想、新观念的含量和传播的广度决定学者在“学术文化链”上的位置。那些原创性的思想家生产了一个时代,而其他人却仅仅在消费他们的思想,甚至浅化消泯他们的思想成果。当新时代需要新的阐释时,全球学术话语“文化链”一端的波动,会使得处于另一端的我们措手不及。我们的思想命脉与西方“他者”紧密相关,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现实,也是一个亟须改变和超越的全球化时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现实。
其四,文化转型中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价值判断问题。这方面文论界认识的差异很大:有从时间矢量角度分为线性发展的过程,也有从超越层面认为新的就是好的,还有站在前现代立场反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也有对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进行同步批判的,等等。可以说,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同时存在着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文化断片和经验杂糅。于是,一方面有着全球化意识中的后现代文化视野与跨文化经验,另一方面又有着在后殖民氛围中的文化身份认同与历史阐释焦虑,同时还存在着全球化文化霸权中的历史记忆和民族寓言问题。这种问题的重叠化、语境的杂糅化、场域的错综化,使得“后学”从文化批评进入政治批评领域,并在解构与建构、时尚与守成、虚无与信仰、悲观与乐观中重新书写自我文化身份,当代性的“文本政治”问题因之得以敞开。这些问题值得从两个角度加以分梳。
一是“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主要强调西方后学进入中国后,中国学者在文化冲突中的具体理论反应,一种多元并存的纳受、抵抗、整合、消融的过程;二是“中国后现代后殖民”属于一种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后学新思维,逐渐进入中国学者的学术神经,并成为一种看世界的新角度、新方法,甚至成为一种新的思想平台或流派。这两个问题有着内在不可分离的联系,又可以看成一个问题的两面,彼此相依,互为因果。后学问题上的“西学东渐”,表明当代中国在哲学思想和文化观念上同世界保持了灵动的联系,并使西方的学院派问题进入中国后,不再是纯理论问题,而成为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问题。对中国而言,不是全面地植入后现代的问题,而是在现代性全面展开中择优而行。因此,对政治层面、经济层面、信息传播层面的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差异,当从更高价值理论层面加以分析:应该用一个更高、更远的视野来看待如今同时态呈现在面前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在神性和兽性之间找到人性的基本价值平台。说到底,选择什么样的角度,作出怎样的具有合法性的价值判断,与我们的文化身份和中国立场紧密相关。
其五,文学发展中的文化身份问题。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批判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紧密相关。后殖民主义的引入,使得后现代主义的中心与边缘问题、价值平面问题、反权威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并使中国文论界共时性地遭遇到如下诸多问题:后学研究的阐释中国的焦虑,后现代中的语言学转向及其汉语思想的当代言说方式,后现代哲学与中国哲学审理以及哲学新方向,后现代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的复杂状态,后现代主义与新实用主义、科学主义、女权主义,形而上学的命运与后现代实在论,后现代问题与当代宗教神学思想,后现代主义与文学艺术的危机,后现代主义之后的东方后现代问题,当代诗学与后现代审美文化,日常生活与后现代性,后现代后殖民与文化保守主义,公共领域与公共舆论的关系及其共识性与公共性的丧失,人文精神的困境与价值反思,后殖民语境中的知识分子与精神家园,后殖民主义的发展与中国文化思想的内在矛盾,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的对抗性态度,后殖民场域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和批评,后殖民话语叙事碎片与时尚怀旧,后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以及妖魔化中国与知识的买办化批评,等等。
在一系列彼此缠绕、互相牵连的话语中,中国文论界进行了持续不断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成果。面对这种后学大面积的思想消解性活动,在传统价值遭遇到合法性的困境时,只有通过理论和实践层面的不懈探索,通过后殖民时期知识分子的边缘性思考,在获得自身的个体独立性中,将对知识体系的更新和对学术思想的创新作为自身存在的理由与中国思想延伸的契机。赛义德认为:“作为知识分子,最困难的是要以自己的作品介入想宣传的事物,而又不僵化为一种体制或为了某系统或方法服务的机制。”[1](P90)我坚持认为,批判是学术发展的生命,但是,如果批判仅仅是将知识消解为零散的碎片,仅仅不断复制自身的“批判话语”而无视问题本身的深度和广度,就难以出现人类知识的新增长,致使话语批判变成时代知识主流的泡沫。因而,从事真正的思想批判和问题揭示,就是重新创造自我身份,并以自己平实的工作为时代做一个真实注脚,进而成为这个变革的社会肌体中的一种反思性微量元素,或许是对新世纪中国思想知识增长的有意义的工作。
在我看来,在当代文论转型与文化重建中,只能尽可能多地遵守不断超越的“人类性”的共同价值和认识,遵循一定的国际艺术审美共识,同时加上通过中国知识分子审理过的中国文化的精华成分,才有可能组成新世纪的中国新文化形态和新文艺理论体系。
[1]Edward Sai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The 1993 Reith Lectures.London: Vintage,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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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4年公布施行的《法国民法典》是一部典型的近代民法典,是第一部资本主义国家的和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基础的民法典。它在1804年(甲子年)公布时的名称是《法兰西人的民法典》。1807年9月3日法律赋予它《拿破仑法典》(Code Napoléon)的尊称3。该法典有1804年、1807年、1816年3次的官方版本,特别以1816年的王政复古版留传下来。所以我国商务印书馆的译本中保留着"国王"和"王国"字样。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议《法国民法典》的立法特点对我国民法典制定的借鉴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议《法国民法典》的立法特点对我国民法典制定的借鉴意义全文如下:
17世纪末至18世纪,法国受英美各国工业革命的影响,也爆发了工业革命,快速发展了本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到18世纪中期,法国的工业生产总值远远超过荷兰、德国,成为欧洲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但自由贸易和经济发展受到原有的封建制度极大的阻碍。各个地方频繁设立关卡征税,征税体系混乱,人民受难深重;全国法律体系及法律制度极不统一,相互矛盾冲突的法例、法令较多;缺乏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尊重和保障,公民的私有财产安全极易受到侵害。这引起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强烈不满,他们要求废除封建法律制度并建立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新型法律制度。《法国民法典》便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
(一)确立了近代资本主义民法的三大立法原则
《法国民法典》的立法原则可以被概括为:所有权原则、契约自治原则、自由和平等原则。
1、所有权原则。法典第544-546条给与动产和不动产所有人以充分广泛的权利和保障。国家征收私人财产只能根据公益的理由,并以给予所有人以公正和事先的补偿为条件。所有权的定义是“对于物有绝对无限制地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不论是动产或不动产的所有人,都有权得到该财产所生产以及添附于该财产的一切物。这一规定使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可以自由地使用、收益和出售,同时农民的私有土地也得到了保障。该法典还规定了对他人财产的用益物权和地役权,这对小农经济是重要的。
2、自由和平等原则。该法典包括两条基本的规定。第8条规定:“所有法国人都享有民事权利。”民事权利是指非政治性权利,包括关于个人的权利、亲属的权利和财产的权利。第488条规定:满21岁为成年(1974年改为18岁),到达此年龄后,除结婚章规定的例外外,有能力为一切民事生活上的行为。这就是说,在原则上,每个人从成年之日起,都享有平等的民事行为能力,虽然关于这种能力的享有在法律上定有某些限制。
3、契约自治原则,或称契约自由原则。这条原则被规定在第1134条中,具体为:“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如果该契约没有违反该法典第6条所说的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都具有法律效力。契约,又名合约,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当事人之间为设立、变更或终止法律权利和义务而达成的协议。契约与其他协议的区别在于法院承认合约能够影响当事人之间的法律权利和义务。一份契约包含一项或数项许诺。通常,契约责任是以契约自由原则为基础的。所以,契约自治,也称为当事人意思自治。该法典赋予两个或两个以上个人的意思表示的一致以等于法律的效力,来使他们以自己的行为产生相互间的权利义务,从而改变其原有的法律地位。在《法国民法典》中有1000多条条文来规定契约之债,可见契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性。契约自治也是在形式上平等和自由的名义下实行的,并且是自由和平等原则的逻辑结果。对于这个原则,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予以深刻的批判。
(二)法国民法典的资产阶级革命性与封建性相互妥协,在折中中制定和颁布
《法国民法典》是1789年的 法国大革命胜利的产物。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异常自下而上的革命,社会各阶层对其积极响应,具有比其他国家资产阶级革命更彻底的革命性。革命胜利以后,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拿破仑政权的当务之急是巩固革命胜利果实。他说:“我们已经结束了大革命的传奇,现在我们必须着手于它的历史了,只需要在运用革命诸原则中那些现实的、切实可行的东西,不要那些纯理论的、假设的东西。”我们可以推断出法典必将是革命和封建传统妥协的产物,因为根据拿破仑对革命和即将发生的民事立法变革的态度,法典一方面保持并体现了革命精神和革命前一些进步改革,主要表现在民法典规定了近代民法的基础―所有权绝对和契约自由,并将封建的财产制度和封建性财产完全清除得干干净净。例如法典第537条第1款规定:“除法律规定的限制外,私人得自由处分属于其所有的财产。”第545条规定:“任何入不得被强判出让其所有权;但因公用,且受公正并事前的补偿时,不在此限。”第1119条规定,“任何人,原则上仅得为自己接受约束并以自己名义订立契约。”第113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这是民法典的革命性方面。
另一方面又摒弃了法国大革命时期采取的一些具有革命性措施,返回到封建传统上,主要体现在家庭法和婚姻法规定上。大革命后在这方面的一些激进的、先进的法律――例如废除家父制度,准许协议的甚至单方面的离婚,长子继承制的废止,遗产的平均继承等――在法典中受到了限制或得到了缓和,有的甚至回复到“旧制度”的原样,以致有人说这是“对革命的反动的法典”。
正是这种妥协的特点,使得民法典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能够保持高度的稳定性。
(三)具有较强的立法语言、立法技巧上的先进性
《法国民法典》在立法语言上通俗易懂,简明规范,没有较多的弹性概念,避免了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以下几点原因:第一,当时的法国法学学术主张法典应该通俗易懂,大文豪伏尔泰认为,一切法律都应该是明了、统一和准确的;坚决对法律的解释,认为解释必然会把法律的立法原意丧失。孟德斯鸠也主张法律的体裁要精洁简约;主张直接的说法,反对深沉迂远的辞句;法律不要精微玄奥;它是为具有一般理解力的人们制定的。第二,做为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拿破仑要求民法典的语言要透明易懂,最高统治者的态度对法典编纂具有很大的影响。 二、我国民法典制定和颁布面临的问题
编纂中国民法典是几代中国法学家的梦想。但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不足、民法典制定理念比较保守、立法技术等等原因,我国民法典仍然难以在短期内出台。
民法典的制定和颁布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1)我国民法典制定遭受前苏联旧意识形态的严重束缚。自1949年后,中国废止了旧中国的全部法律,以后数年里,中国全面彻底地引进了前苏联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法学知识体系。但这些旧制度旧原则严重束缚着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如:前苏联法不承认公法和私法的区分,把民法也当作公法;前苏联民法否定意思自治原则;不重视立法的技术和质量,强调民法典立法的政治宣教作用。
(2)民法典制定脱离中国实际,大都是专家学者埋头于书房而形成。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民法典立法方案,都是学者们在冬有暖气、夏有空调的房子里编制出来,国家立法机关的立法方案,产生的方式大体也差不多。比如,现实中非法人团体非常多,而且越来越多,法院收到的关于非法人团体的诉讼不断增加,但中国法律只承认自然人和法人两种民法主体。
(3)中国民法典制定过程中的法律技术问题。中国近代民法改造从一开始就接受了潘德克顿法学的立法模式,因为,潘德克顿法学给我们提供的民法知识系统都是其他民法知识系统不可以比拟的。在坚持潘德克顿模式的前提下,还有四个需要解决的立法技术层次的问题。债权法总则部分是否有必要保留在民法典中?债法总则在目前的立法方案中被取消,在理论界大家没有定论。人格权法具有什么立法意义?人格权法是否应该独立成编?侵权行为法应否编撰进法典中?如何处理定位知识产权法在民法典的固有体系之中的地位?
(4)目前在中国法典无相应资格的职业机构操作层面。
合理性的法律须由合理性的职业机构来操作,法典是一种工具理性,必须由以工具理性为取向的职业机构操作才能发挥实效。这类职业结构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它的管辖范围与其它机构范围由法律明确界定,机构内部的权力分布和每个职员的职位与责任由法律划分清楚,它保障每个人在法律面前获得形式上的平等。每个职员秉公执法,持价值中立的态度排除个人的专断的偏好,他的判断是可计算、可预测的。这种机构把效率放在首位,以专业技术知识为基础操作法律,因而每位职员的选拔以受教育的水平和专业资格为标准。
唯有这样象机器一样的职业机构才能保证法典象机器一样运转。在中国的文官制、法官制没有完全改革,实现专业化、技术化、知识化、制度化以前,没有相应资格的职业机构操作法典。近讼在中国过去俗称,“打官司”现在改成“打关系”,这一方面说明由于法律不健全,法官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任意判决,不负责任,另一方面说明由于人的任意拘情的可能性存在,当事人或律师往往不信任法律而改向可能回护自己一方的感情因素求胜诉机会。如果这个现实障碍不克服,有法典也不能有效地运作。
1804年,《法国民法典》以其先进的立法思想和成果推动了近代各国民法典的编纂,对我国民法典的制定也有特殊的知道、借鉴意义。因此,在当前我国热议和准备编纂民法典之时,认真回顾和分析《法国民法典》的体例和特点,能够给我们许多启蒙性的思考。
(一)立足我国国情制定民法典
法国民法典脱胎于法国大革命,是新兴资产阶级制度代替旧制度的产物。我国民法典编纂应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结合我国的立法传统与现今时代背景来制定。当前我国编纂民法典的国情主要有:
(1)我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每个民事主体都应具备私法理念,私法精神,对于私法中的平等、自由、公平的价值理念深深信服,熟练应用,从而使已经规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遵守。
(2)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定时要考虑本国国情,制定基本法律要基于社会主义制度,符合宪法精神;
(3)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农业大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编纂民法典时,要考虑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特别是站在农民的立场,要综合考虑我国农村中的风俗习惯,以契合实际为目标来制定。
(二)对法典中保障人权、契约自由、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等法律意识的借鉴
在当今日益强调以人为本和注重人权的现况下,中国的民事立法更应注重《法国民法典》体现的价值理性。《法国民法典》在制定之初就注重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保障,确定了近代西方民法的基本原则,如契约自由,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过错原则,对后世影响极大。我们可以轻易复制法国民法典的外在表现形式,但是很难移植者这些作为其灵魂的价值理性。立法者的理想是追求民事立法价值理性与形式合理的完美融合。我国是一个具有数千年封建文化影响的国家,“取义轻利”、“重利轻义”的思想,“厌讼”的司法文化传统,阻碍着人们对合法私有财产的追求。因此,在制定民法典时要坚决剔除传统文化中的阻碍因子,注重保障人民私有财产权利,发展和树立私法理念。
(三)我国民法典要注重有效性、实用性,避免概念的空洞和抽象,脱离我国国情
《法国民法典》的实用性表现在没有总则部分,没有过多的抽象概念和弹性概念,法典的编纂从实际使用方便出发,具有措辞简洁、法律语言通俗易懂的法律文风。注重实际运用是《法国民法典》的一个重要特点,虽然是法律门外汉,但拿破仑对《法国民法典》的起草、讨论和修改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有时具体参与某些法律条款的制定和修改。拿破仑作为注重实际的最高统治者,直接影响到法典的充分实用性。
另外,拿破仑任命的四个法典的起草者都具有长期和丰富的立法实践经验,他们在坚持法典实用性的基础上抽象概括,使法典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中国民法典的制定者更应当充分追求法典的实用性,要使普通百姓读懂和理解制定出来的民法典,而不能像德国民法典那样含义艰深、用语晦涩、结构的极端严谨,不然也只是一个花瓶。只有这样,民法典才能满足社会对民法日益旺盛的需求,承担起促进和调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杠杆的作用。
(四)在立法语言、立法体例等立法技术上的借鉴
立法技术是指立法活动过程中所应体现和遵循的有关法律的制定、修改、废止和补充的技能、技巧规则的总称。其核心内容包括立法结构技术和立法语言技术。中国民法典的制定需要借鉴《法国民法典》先进的立法技术。首先,在立法理念上,要借鉴法国民法典的,注重吸收西方自然法、罗马法、普通法的先进理念,同时要汲取我国自土地革命时期便开始的立法经验和立法成果,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立法实践经验,另外,要面向世界民法典立法趋势和潮流,做到现实和传统的结合、现在和未来的结合、外国先进经验与本土实践的结合、民法抽象理论和司法具体实践的结合。
其次,从法典体系上看,我国民法典要学习《法国民法典》,不能根据民法学者理论演绎法典的体例编排,更不能盲目套用外国的立法理论,而是要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民事实践具体编排民法典各篇章,注重方便实际。例如:单独列人格权法、知识产权法、侵权行为法为一章。再次,在编排技巧方面,中国民法典要向《法国民法典》那样采取系统和列举并存的方式,篇下分章,章下分节,节下分目,保证法律的权威性。将人法放在物法前面,彰显对人权的保障。
综上笔者认为,我国民法典的制定虽然十分艰辛和曲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只要吸收《法国民法典》以及其他各国先进的民事立法经验,并结合我国实践不断探索创新民法理论研究,终有一日人们会看到中国民法典的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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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弱化了各个领域的时空界限,日益频繁密集的交流也逐渐模糊民族国家的该概念,资源资本的跨区域流动加速了人口迁徙速度,移民变得越来越普遍化,个人原有的民族身份和文化身份处于动态运动中。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从电影《阿曼尼亚》浅谈移民积极身份认同构建的意义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
从电影《阿曼尼亚》浅谈移民积极身份认同构建的意义
“移民”主要指离开原住地迁移的人,最初都是出于生存目的被迫迁徙流散。但随着历史的发展,移民群体不断壮大,移民现象逐渐受到关注,从最初的血缘家庭到后来的民族国家,移民生活的经历,异文化的交流碰撞日益丰富着文化的想象力。
以文字影像为媒介的移民文学和电影不断蓬勃发展,呈现着移民群体的生存困境与焦虑,成为我们认识“自身”与“他者”重要途径。《阿曼尼亚》这部影片就是移民电影众多类型的一个小代表,创作者将自己感受到的多重文化体验和独特情感经历转换成可传播的影视艺术,一方面丰富的移民文化的想象力,另一方面也促进异文化的交流融合。
其创作者雅瑟敏?萨姆德雷利和内斯林?萨姆德雷利姐妹两人是在德国出生的土耳其人,自带的移民属性不仅是电影创作的灵感来源,也给予了电影中由土耳其移民到德国的祖孙三代人的生活故事更多的真实感。
影片的名字“阿曼尼亚”是土耳其语的德国,正如片名的设计一样,整部影片采用了双线交叉叙事的模式,将当年祖父举家移民到德国的故事和如今的大家族一同返乡的故事娓娓道来。故事的背景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德国工业飞速崛起,大量的外籍劳工涌入德国。
身在土耳其的祖父穷困潦倒,为了让妻子过上好日子随大批的跨国务工队伍来到生机勃勃的德国。几年后,青年衣锦还乡却无法适应土耳其传统的生活和环境,经过再三思量他决定举家移民到德国定居。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热血壮硕的男青年到了迟暮之年,膝下也儿孙满堂,并且最终拿到的德国的一纸国籍。但他却无法彻底摆脱浓烈的乡情洒脱地融入所在的德国社会,在取得国籍时他恐惧踟蹰,甚至睡觉时还梦到在移民户籍处被逼迫吃掉一大盘德国猪肘子而惊醒。同时,已在德国生根发芽的大家庭中的其他成员们也各自陷入了种种不同的文化困境和身份认同问题。
年迈的祖父自作主张在故乡土耳其购买了一处房产供家族度假使用,全家人怀着不同的心情踏上了回乡的旅途。年事已高的爷爷在回乡的途中驾鹤西去,却因为已拥有的德国国籍无法叶落归根。电影中几乎每个人都面对着身份认同和文化归属的困惑和焦虑,但是导演却把这些疑问和困境涂抹上温情与幽默的色彩,把这个移民大家庭为代表的移民群体该如何去面对自己的文化归属和身份认同构建问题在影片中深入浅出地被讨论。
一家人从刚到德国的尴尬困惑,到后来第一次回乡的不适应,到举家踏上回到土耳其寻根之旅的漫长的过程中每一个人的心理和情感认知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各种文化冲突和身份的构建问题被诙谐地融入到了每个家庭成员衣食住行的点滴之中。
一个人的身份认同是个人关于身份感和主体感的建构,它被确定在自我和他者、我们和他们的关系之中,体现着自我是如何看待他者怎么样看待自身的问题。自我在一定的社会环境认知中或者在共享和预期的社会角色结构中把他者看作是自我的延伸,正如斯图亚特?霍尔认为:“认同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主体问题,是主体在特定社会――文化关系中的一种关系定位和自我确认,一种有关自我主体性的建构与追问。”
(一)以孙子扎克为代表的身份认同感缺失
身份认同感是个体在整个社会群体中的一种归属感,是对自己所归属群体的共同性和与其他群体的差异性的感知,一方面社会赋予个体身份的意义,另一方面身份认同需在社会中逐渐建构、完善,来自于个体对整个文化体系和社会群体的认同。
当亚文化群体游走于主流文化的边缘,这种主流文化体系之外的另外一种文化此时被视作他者,通常会遭到排斥和被抵触,很难得到主流文化和社会的认可,个体在主流文化群体和亚群体之间游走选择,得到身份认同感,或有缺失感。
孙子扎克即是移民国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移民自我身份认同感缺失的代表,他出生在德国却有着土耳其血统,身为德国人却接受着土耳其文化,他游走在作为主流的德国文化和土耳其亚文化之间,不断的质疑带给他的是身份认同的缺失感。影片中扎克的身份认同缺失感多次被展现,在学校上地理课时被老师询问家乡所在,因为欧洲地图上没有土耳其老师不得不把代表扎克的小旗子贴在了墙壁上。
在体育课上踢足球分队时,扎克的身份受到其他小伙伴的质疑,因此扎克不惜与同学大打出手,回到家时还问父母我到底是什么人。在不断的质疑声中,扎克难以确认自己的身份,不能拥有应有的存在感,是德国人还是土耳其人的问题给扎克带来了身份认知空洞。扎克的家庭代表着土耳其文化,学校为代表的公共环境则是德国文化,两种异质文化在扎克身上碰撞带给他的是对自己身份认同的缺失。
(二)以爷爷为代表的身份认同困惑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身份认同的层面十分复杂,比较显而易见的层面即个人行为模式,中间一层是个人对同类群体的认可度和自我身份的感知度,较为深层的是身份带来的多种情感体验,满足或困惑。爷爷在面对土耳其文化和德国文化的碰撞时纠结迟疑,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构建显然是困惑的。首先,行为模式层面较为明显的一次是在德国务工几年后第一次回到家乡土耳其,对土耳其的生活的环境和习惯不能适应,抱怨供电不稳定等。
从中间层面来看,爷爷在收到移民局邀请信时,他坚决地拒绝去演讲,还说“谁会去那种地方,我可不想”,但最终又答应。最后,在情感体验层面上爷爷对自己的新身份表现了极大地恐惧和抵触情绪,在即将取得德国国籍之时,爷爷甚至在做梦梦到移民官从橱柜中端出德国猪肘子把自己从梦中惊醒,从这些异族的食物面前逃离,醒来后还在庆幸是一场梦。 爷爷在面对自己的身份时,表现出了巨大的不安和焦虑,他对自我身份的感知还是处在困惑的状态,无法确定自己的文化归属。
导演使用了夸张的手法,把游走于德国和土耳其两种文化间的爷爷的困惑与挣扎表现出来,在面对德国文化时,爷爷多次陷入接受、否定、接受、否定的往复循环过程之中。爷爷不愿承认一纸国籍就将自己改造,选择在土耳其买房产,又带领全家人回到家乡都是在刻意地提醒自己的土耳其身份,但是在一次次尝试确认自己是土耳其人的身份的时候又不能彻底地抹杀掉自己成为德国人的向往。在这两种矛盾之中,爷爷始终没有彻底地完成自我身份认同的构建,也许至死都还陷入在身份认同的困惑之中。
(三)以奶奶为代表的积极身份认同构建
身份认同感是个体在整个社会群体中的一种归属感,是个体对整个文化体系和社会群体的认同,可以分为客观认同和主观认同两个层面,客观层面表现为某些客观的特征或符号,如身份证、护照等体现并显示的认同。
主观认同即人们在主观上意识上感受的认同,其构成因素包括角色定向、情感体验和角色适应,也分为积极认同和消极认同。积极的身份认同即是个体主动与相关外群体进行有利比较,或者学习、模仿外群体特征的行为,对自我身份的寻找和确认。个体作为社会中的成员可以通过积极的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来加快融入社会,提高自尊,避免偏见和冲突。
奶奶这一角色很好的阐释了在移民过程中加速融入新群体时积极的身份认同构建的意义。奶奶在离开土耳其与姐妹告别时虽然表现出了依依不舍的感情,但是她的眼中却充满着对德国的好奇和对新生活的美好幻想。到了德国之后,奶奶也率先接受新的生活方式,即使语言不通她也勇敢地到商店去买牛奶和面包。她用很短暂的时间就适应了新的生活习惯,如使用坐式马桶、出门不带头巾,不再恐惧基督十字架等。
影片中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在即将领取德国国籍的时候奶奶十分欣喜地问爷爷应该穿哪套衣服去,在“这件好”还是“那件好”的选择比较中,表现出了异常的兴奋与开心,最终取得一纸国籍的奶奶感到十分欣喜和满足。积极的身份认同构建有助于个体在新群体中减少困惑,消除误解,促进自我的价值、理想、目标、情感的主观连续性和独特感,提升个体自尊水平,有助于促进多元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经济全球化弱化了各个领域的时空界限,日益频繁密集的交流也逐渐模糊民族国家的该概念,资源资本的跨区域流动加速了人口迁徙速度,移民变得越来越普遍化,个人原有的民族身份和文化身份处于动态运动中。
离开母国意味着与故土家乡的空间距离和与母族文化和精神的远离,在异文化的反复斗争与救赎之下,移民的身份认同构建必然是曲折的。移民在进行新的身份认同构建时,原有的价值取向,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都会被重新洗牌,构建的趋势一般是回归母族文化。所以,“寻根”在移民的影视或文学中是经常出现的主题,本片也不例外,跋山涉水来到德国为了衣锦还乡,但荣归故里后的爷爷已不再适应故土,却又不能把德国当做家乡,最后“一纸国籍”却又让他有家难回,他是第一代移民群体的代表,心中始终怀有乡情,但是却不知道吾乡何在。
已知大限将至的祖父,要求全家人一同回归家乡寻根问祖,就是他想对自己身份的一种确认,他想寻找到一种平衡,一种作为移民的在德国文化和土耳其文化之间的平衡,一种可以使自己不再困惑并且认可的合理存在的民族文化身份。
全球化带来的大规模的移民潮和人群流散,影片中爷爷一家人只是中的一个小小的缩影。近些年来,身份认同构建及相关问题持续被关注并且讨论不断升温,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身份认同构建的构成主义模式,认为身份认同是人类依据某种利益自己构建而来的。
学者斯图亚特?霍尔在参照历史语境、全球化背景以及近代流动人口之间关系的基础之上,提出身份认同是“一种受制于历史、语言、文化和权利的话语实践”,受特定的历史和文化体制的制约,并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发展的和未完成的过程,具有开放性和建构性。
“全球化”的效应使生存空间的扩张增大,个体与他人、群体和社会的互动交流途径更加多样,素材更加丰富,多元文化碰撞引发的误解和偏见同样不胜枚举,个体无论是处于主流文化群体还是亚文化群体中,其原本的身份认同无可避免地是一种动态构建。
移民的身份认同构建过程中,个体身份认同的感知考量的标尺却多是他者对自我的评价和看法,所以个体积极主动在新群体进行有利的比较和学习有助于获得新群体中他者的认可。正如影片中一样,这个移民大家庭虽然面临着种种源于两国民族的、文化的差异所带来的尴尬,但是每一个人都保持了愿意接纳和面对问题的姿态,整个电影温情满满,诙谐幽默的色彩给予观众的是对生活的信心。
全球化带来的移民的身份认同构建问题无法避免,所以个体在新群体中的身份认同主观层面的建设中保持积极心理,主动比较吸纳外群体的特质有助于减少身份认同的缺失和困惑感,加快适应新环境。积极地身份认同建构是个体减少异质性,增加个体在群体和社会中的嵌入度,提高归属感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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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思维的结果一旦具有确定性之后,便成为带有强制性和权威性的战略决策,并与战争力量相结合而进入实践领域,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对实践发生重大 影响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论战略思维》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论战略思维
科学 的 发展 ,不断拓展认识论的领域。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 理论 思维。”军事战略思维是思维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军事 艺术 的最高殿堂。其本质是从战争指导的角度, 研究 军事运动的客观过程,发掘其必然性、因果性和 规律 性的东西。如果不把军事战略思维弄清楚,那末军事艺术就难以被全部理解和 应用 。
指导战争是人类最艰难的一种活动。军事战略的和发展的本质是战略思维的发展与运用。战略思想是关于战略全局的指导思想,是制定战略方针、建军与作战原则的理论依据。而战略思维则是决定战略的主体头脑中的观念运动。战略思维包括军事认识论与 方法 论;也包括战争准备与实施的思维活动。它是 历史 决定论前提下的主体选择与创造活动,是战争指导者在头脑中进行的思维比较、思维判断、思维选择、思维决策、思维实施、思维反馈、思维修正、思维 总结 与升华的全过程。战略思维的质量反映概括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并对客观世界产生 影响 所能达到的深度与广度。探索战略思维的本质和规律,进而建构战略思维的理论体系,是战略学研究向深层次发展的新课题。
人类经过了古代直观的和朴素辩证思维方式、中世纪的神学思维方式、 现代 的辩证唯物主义思维方式以及大系统的思维方式,它们都在战略思维上留下痕迹。对于历史上的许多战略的成功与失败,辉煌与遗憾,人们已经从战争的性质,力量的强弱,统帅的英明与昏庸,指挥的正确与失误等方面进行了总结,而从战略思维的角度探索其中的规律还很不够。为什么有的战争指导者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能够依据并不十分完备的材料(信息)迅速作出准确判断,定下正确的决心;而有的战争指导者在大量材料(信息)甚至是完全真实的情报面前,却迷惑不解,或作出错误决断?他们之间,战略思维的能力、效率和效果竟如此不同。这确实反映了战略思维存在着质量和速度的差别。
战略思维的质量取决于许多因素,主要是:第一,军事实践经验。只有实践才是思维和理论的坚实基础。爱因斯坦说过:“一个希望受到应有的信任的理论,必须建立在有普遍意义的事实之上……从来没有一个真正有用的和深入的理论果真是由纯粹的思辨去发现的。”他进一步指出,“纯粹的逻辑思维不能给我们任何关于经验世界的知识;一切关于实在的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又终结于经验。”当然,这里决不否定思维的能动作用,任何一种经验方法都有其思辨的概念和体系,而任何一种思辨思维也都会显现出它赖以产生的经验材料。经验思维越丰富,理论思维就越深刻。在产生军事上创造思维成果的过程中,无论是信息的诱发,还是任务的压力,形势的迫使,传统观念的影响,情感的激荡,或是变例的顿悟,都离不开战争指导的实践基础。
有人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经验实践将被模拟实践所取代,殊不知模拟实践的基础,包括解决 问题 的程序和许多数据,都必须从经验实践中产生,只靠主观“给定的”和客观随机的因素是无法进行作战模拟的。第二,军事学术素养。军事学术素养,既靠直接战争实践,又靠间接战争实践。直接战争实践总是有限的,大量的是间接战争实践的积累。特别是在高技术战争条件下,构成战斗力的诸因素中的技术含量大大增加,高技术战争的知识体系,特别是指挥、控制与协调的应用,已经成为当代军事指挥员的军事学术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战略指导更需要这方面的知识结构。第三,最关键的是掌握科学的军事认识论与方法论。在高技术战争条件下,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了军事活动主体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素养的地位和作用。要尽可能地充分利用已有的一切思维方法的科学成果,使战略思维获得更多、更科学的方法论工具。
科学的军事认识论与方法论不能停留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类总体上的、抽象的原则上,而必须延展到军事科学的每一门类,实现在运用中的具体化。战争指导面对的是复杂的、多变量的双方互动的战争客体,因此战略思维是多元构成的,是多种思维的综合,通过活跃的主观能动作用,成为心智的创造物,作为自主的认识去指导战争实践。例如战争指导者在进行兵力 计算 和敌我力量对比时,是以逻辑思维和定量 分析 为主的思维方式;而在谋略运用上,则是以灵感思维和定性分析为主的思维方式。从一定意义上说,符合实际的定性分析,是更高形态的、浓缩了的定量分析。只有运用多种思维方式才更有利于释放思维能量,进发出创造性来。
战略思维具有层次性,比如大战略(国家安全战略)思维、军事战略思维、军种(陆、海、空军等)战略思维以及核战略思维等。军事指导的层次越高,对思维 方法 的深度、广度与 艺术 化特别是创造性的要求越高。这里 研究 的是属于最高层次的战略决策思维的 规律 。它具有 政治 性、目标性、传统性、整体性、系统性、超前性、对应性、创造性和确定性等特点。
一、战略思维的政治性。军事是政治的工具。每一场政治革命在军事战略思维上都有其独特的表现,拿破仑领导的法国革命是如此,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毛泽东领导的 中国 革命也都是如此。军事战略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大战略,反映国家与民族的安全利益和对战争的根本态度。军事战略的根本职能是实现国家、民族、阶级、政党的政治目标和安全利益。国家对外政策和战争性质决定每一个具体的军事战略思维的动机和目标。 历史 上从来没有超国家利益和超政治目标的战略思维,也从来没有置于政治之外的战争。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在战争中战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另一方面更要明确意识形态的背景和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间的战略思维 内容 。不同国家的政治利益深刻 影响 着它们的战略思维走向。
当代世界存在着强权政治决定论主导的进攻战略思维和维护本国主权与安全利益的防御战略思维。进攻战略思维不断追求利益目标,把抵制其达到扩张目标的国家或力量视作威胁;防御战略思维则注视着外来威胁,把保卫自己疆界内的安全作为目标。这两者的对立与矛盾斗争,驱动着世界或局部地区的军事政治风云的变幻,并且不时碰撞出火花,成为不安定的主要因素。这种现象又反过来影响和强化战略思维的政治特征。
斯维钦说过,“战略当然要力争摆脱不好的政治的,但是如果没有政治,战略在真空中是不能存在的,战略注定要为政治的所有过错付出代价。”西方某些学者认为国家间的政治就是权力斗争,战略是为这种权力斗争服务的。当然,权力是无情的,然而历史更是无情的,历史的报复和裁决往往比霸权扩张更有力量。20世纪留给人们的一条历史警告,就是战争规模越来越大,伤亡越来越多,但并不能解决 问题 ,任何一个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国家,最终都得到与愿望相反的结局。它们在追求霸权的过程中,逐渐消耗自己的力量,总有达到其国力所能承受的极限的一天。这就是“全则必缺,极则必反”。绝对霸权终将绝对衰败。奥本海说,“只有权势均衡才能防止国际大家庭任何一个成员把自己凌驾于别国之上。”一个多极制衡的世界,会比一超主宰的世界具有理性和安全保障。
战略思维的政治性,一方面表现为从属于国家的政治;另一方面还表现为战略指导者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对制定战略的影响。 科学 的、正确的战略思维,不仅要体现正义性质,而且能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指导战争活动。
二、战略思维的目标性。战略思维要求具有明确而坚定的目标观念。军事辩证法关于“战略上的有规则有定向与战役战斗的不规则无定向”的重要命题,其中的“有定向”就是指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在一定的战略阶段内,无论战役方向如何灵活多变,但战略方向必须始终如一。只有当形势和任务发生重大变化时,才实行战略转变。古往今来的战略家,如果在战略目标上出现模糊或游移,那末下文很可能就是失败。中国古代的西楚霸王项羽,外国古代的迦太基统帅汉尼拔,他们都是在取得军事上的大胜之后,没有把握住战略目标,而前功尽弃,遭受失败。有的学者评论,迦太基的灭亡是“没有大战略的悲剧。”
1815年滑铁卢之役时,政治反动、才能平庸的英荷联军统帅威灵顿之所以能够打败拿破仑,除了客观条件外,其主观指导因素,即如利德尔·哈特评述的:“威灵顿始终不渝地执行着自己的战略计划”。他把目光始终盯在目标上,所以不会把手段错认为目标。与拿破仑不同,他并不受战争浪漫性所感染,那足以产生幻想和自欺。这是他们成败的根本原因。这个评价未必中肯,但至少说明战略思维中目标原则的重要性。恩格斯则更明确指出拿破仑的失败在于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法国革命的战略目标。他说:“拿破仑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娶奥国皇帝的女儿为妻,和旧的反革命王朝结成同盟。他不去消灭旧欧洲的一切痕迹,反而竭力和它妥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坚持盟军对日作战直到它停止抵抗为止,其本质就是坚持既定的战略目标。中国革命战争进行战略决战之后,毛泽东及时提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用历史教训 教育 全党全军将革命进行到底,不可稍许放松革命的战略目标,断然否定“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的议论,终于取得夺取全国政权的胜利。
军事战略目标服从和服务于国家 政治 目标。综观国外战史,军事统帅如果不顾最高当局的政治考虑而单纯追求军事目标,往往会导致战争的失败。同样,最高当局如果只是定下开战决心而没有明确的战争政治目标和战略目标,或提出的目标是错误的,那么也会导致战争的失败。所谓“能够打赢战役战斗,却输掉了战争”,就是指这种情况。
战争力量是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战略目标与战争力量是辩证的关系,战略目标必须虑及力量的可能;而力量必须按照目标的要求进行建设和 发展 ,以便使二者相适应。当战略目标超过战争力量的可能时,则要么增强或合理运用力量(包括限制或分散对方力量);要么调整目标(降低目标或分阶段实施)。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其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大将根据他多年旅美生活和调查的结论,深知美国有着巨大的战略资源和军工生产能力,日本不足以战胜美国。他在既不能调整目标也不能增加力量的情况下,只能运用手段,即采取孤注一掷的方针,偷袭珍珠港之后又部署中途岛海战,企图通过这一决定性的一役,将美国海军消灭在太平洋中。然而他遭到了惨败。两个月后,美国在瓜达康纳尔岛登陆,标志战略反攻的开始。日本太平洋战争计划的失败说明,当失道寡助或战略目标超过物质条件允许的范围时,战略决心和指挥技巧是无能为力的。总之,战略思维的目标性,主导着战略思维各有关要素的实际运作。
三、战略思维的传统性。思维的特点本来就带有延续性。战略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不同的民族起源、 历史 发展、地理环境、文化背景、 社会 制度等条件 影响 下所形成的传统观念和思维特征。好的传统与不好的传统都在历史的惯性中发挥作用。牛顿和笛卡尔等伟大的 科学 家都没能和上帝脱钩。斯宾诺莎以极大的勇气否定神的超 自然 意志的时候,仍然是以“神的决定和命令”的名义,来表达他的自然的必然 规律 的思想。这不完全是他们的妥协,而是历史的局限。军事战略思维从宿命和神秘主义中走出来的时间要早于其他方面的 哲学 思维。《孙子兵法》表现出惊人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成为古代战略思维科学的一颗明珠。它对中华民族智慧与性格的塑造,产生过重大影响。
传统战略思维,又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史积淀下来的独特的战略思考方式,是历史文化和经验的华,渐渐成为一种习惯的 方法 论。中华民族具有共源性的传统文化,它不仅蕴涵着我们民族精神历久不衰的秘密,而且也是我们民族传统战略思维的根基。其核心是追求民族和谐与国家统一。据不完全统计, 中国 古代有文字记载的战争,从夏代到清代结束,4000多年间共发生5000至6000次战争,占世界同期发生的战争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中国古代战争史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统一战争史,除了晚期的几场抗击外国入侵的战争外,基本上是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或政治集团为谋求统一中国而进行的战争。中国人所特有的理智和含蓄的民族性格,在战略思维领域也有其独特的表现。例如主张“全胜不斗,大兵无创”, “不以兵争天下”,重谋略,和为贵,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以威德服人,智谋屈敌”的理想境界,崇尚“从古知兵非好战”的武德。甚至认为“佳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止”,“战胜以丧礼处之。”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根本找不到像日本《明治遗训》、德国《德皇雄图秘著》(原名《朕之作战》)、俄国《彼得一世遗嘱》那种侵略扩张的传统依据。正如西方一位学者所评论的:中国对自己文明的认识没有那种侵略性的使命。也许最能证明这个 问题 的是,中国明代的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比西方的哥伦布、达·伽马等的航行要早半个世纪以上,船队规模也是他们的几倍,但中国郑和带去是瓷器和丝绸等,而没有利用当时最强大的海上力量去建立殖民地。这与西方殖民主义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新中国成立后,一贯实行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和自己的发展道路。这种战略思维是有中国的历史渊源和现实政治基础的。新中国成立后的八次对外战略性军事行动,都是反侵略和自卫性的。中国的军事战略边疆根本不会超越它的自然边疆。
战略思维的 历史 延续性不是惟一的现象,也不是可以轻易消失的现象,延续和改变正像生物界的遗传和变异一样,存在于历史 发展 之中。日本的“皇国思维”并没有因为战败而消失。德国从1871年至1945年,除了魏玛共和国的一段时期外,都是沿着俾斯麦、威廉二世、希特勒一脉相承的历史逻辑发展的,直到彻底失败,从而宣告德意志近代战略思维的终结,但新纳粹主义的余孽并未根除。19世纪是以惊心动魄的拿破仑盛衰史揭开序幕的。20世纪则是以两次世界大战和半个世纪的冷战贯穿始终的。我们期望着新的世纪到来之后, 中国 传统的和平战略思维能够取得全人类的共识。
四、战略思维的整体性。战略是关于战争全局的指导方略,敌对双方构成战争的整体和全局。 科学 认识的发展 规律 是从局部到整体。“高度的纯粹性、明晰性和确定性要以完整性为代价。”过分强调单一因素的科学往往是一种伪科学。地缘 政治 学单纯强调空间因素的决定作用就是如此。空军制胜论、海军制胜论、核武器制胜论以及新出现的信息制胜论也都是如此。总体的宏观的思维 方法 最早产生于指导战争。现在到处都在用战略的术语表达整体指导思想。战略思维比其他科学与 社会 实践领域的思维方法成熟得早。战争整体的 内容 是发展的,拿破仑指导战争大约只需关注十几个方面的 问题 ;而现在则需要关注几十个甚至几百个方面的问题。 现代 战略思维强调整体、宏观、综合,强调各局部、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和协调,这在认识论、方法论上是一大进步。
现代战争是双方综合国力的较量。军事战略的对抗,从来都不只局限在军事领域进行,而是延伸到政治、 经济 、 科技 、文化、外交以及资源、环境等领域。人民战争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的整体性战略思维,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实行主力军、地方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相结合;解放区的军事斗争与敌占区民众的政治、经济、文化斗争相结合,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各战略区相互支援和配合,局部服从全局,全局关照局部。人民战争甚至还包括战场上瓦解敌军和发动敌国人民群众进行反战运动。历史证明,越是实行真正的人民战争,其整体性程度就越高。联盟之间的战争,是更大范围的整体性对抗。现代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虽然就其战争规模是局部的,但其所涉及范围仍然是整体性的。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所实施的大联盟、大系统、大指挥、大 网络 、大协同、大后勤,完全是一种整体性战略思维的体现。对于任何一场军事革命现象,也必须从整体上去认识,单纯从某一种因素来解释军事革命都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例如,当代的军事革命本身就是一个整体现象,它在体现科学技术的突破、军事 理论 的牵动、战略的调整、武器装备的更新、编制体制的改进、人才的培养和部队的训练等结合方面比以往任何军事革命都更明显。其特点是军事力量建设高技术化,战场上使用一体化,作战效能的倍增和构成胜利基础的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依存。 工业 时代 发展起来的、分别实施的战区战役行动,将被在整个战场实施的一体化作战所取代,其战略、战役和战术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未来战争将体现信息战的特点,其整体性要求会更强。它必将超越武装斗争较量的范围,而涉及到整个国家、社会甚至一个国际区域的基础设施的安全。战争与和平也是一个整体性的问题,战略计划不仅包括战争准备与实施,还包括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时机与方式。
五、战略思维的系统性。战略思维要涵盖达成战略任务所必需的所有要素:战略环境、战略力量、战略企图、战略方向、战场范围、作战对象、战略部署以及各战区、各军兵种、各种作战保障与后勤保障等等,这些都应纳入战略思维的视野。信息论、控制论本质是一个系统论。整体性是系统性的前提,系统性是整体性的生命,缺乏系统性的整体,就构不成有机整体和有序整体。现代国防早已不限于过去的“海防”加上“塞防”,而是陆、海、空、天、电磁频谱一体化的防卫体系。
越是高技术战争,其系统性越强,现代一次大的战略行动需要投入数十个军兵种,操作500余种武器装备,涉及1000余种军事专业技术,展开在多个层面的战场上,达到数千公里的正面与纵深,同时或交替运用几十种作战样式。其战略指导,战役指挥、控制与协调,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工程。单纯从战争 艺术 来看,海湾战争虽然创造了每日平均进攻速度90多公里的最高纪录(三倍于德国闪击法国和苏联的进攻速度),但仅100小时的短暂交战,多国部队不论在战争谋略上还是在战争力量上,都没有遇到强大的对手,更没有反复的较量,没有复杂而艰难的智谋运用,因而在军事学术史上并没有多少令人拍案叫绝之处。受海湾战争的 影响 ,用高技术和低伤亡率的短期战争来达成政治目的,成为某些大国所追求的理想战争模式。
然而美军入侵索马里的作战,和俄军对车臣非法武装的前期作战的经验教训,却是另外一种回答。尽管如此,海湾战争还是充分体现了现代战争的大系统作战和五种军事手段即作战保密、军事欺骗、心理战、 电子 战、精确制导武器直接摧毁的综合运用等特点,展现了未来高技术战争的前景,并向传统的战争观念提出了新的挑战,因而引起全世·界军事界的注意。
六、战略思维的超前性。关乎一个 历史 阶段的战略指导,必然包含战略预见与战略预置。恩格斯说:只要 自然 科学 在思维着,它的 发展 形式就是假说。战略预见即战略思维的超前性,是思维着的军事科学的发展形式之一。超前思维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或然性、不清晰性和不确定性,但它在战争指导中是绝对不可或缺的。指导战争实践中的能动性和创造性,都源于思维认识的能动性和超前性。超前性的战略思维,是战略思维中最难把握、又是最需要的。孙中山先生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曾作过独到而科学的预断,他说:“逆料将来的潮流,国际间大战是免不了的,……将来白人主张公理的,黄人主张公理的,一定是联合起来;白人主张强权的和黄人主张强权的,也一定是联合起来。有了这两种联合,便免不了一场大战,这便是世界将来战争之趋势。”毛泽东关于 中国 抗日战争三阶段和解放战争发展进程的准确预断,并据以确立的战略方针,更是创造了战争指导史上的范例。
战略思维如果缺乏超前性,就必然减弱其实践指导价值,而对未来战争和国际局势预言不准确,又是许多战略 理论 家逻辑推理史著的败笔。富勒将军1923年预料毒气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武器即是一例。战略预见也就是战略预断。它不完全等同于战略判断,战略判断是就当前战略形势所做出的现实结论;而战略预断,则是对未来某个时期推理认识的结论。战略预断的困惑在于难以准确判定若干必然性因素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变化,以及这些因素将在何时何地通过何种偶然方式出现。正如摩根索说的,“对于那些试图根据以往的经验和 目前 的迹象来判断未来的人来说,世界事务充满了意想不到的东西”,“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问世的书籍,难道有任何一本能帮助人们预料本世纪第八个十年中,国际 政治 到底会怎样?”
一般意义的未来学理论在具体的战争指导 问题 上常常处于无能为力的境地,其原因还在于,若是笼统的或模棱两可的预断,其适应性强但适用性差;若是具体的可操作性的预断则不可避免带有盖然性,弄不好容易发生误导。战略思维的超前性,要求战争指导者综合运用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和灵感(顿悟)思维。例如情报判断属于抽象思维;作战决心图和作战计划要图以及作战态势图属于形象思维;反常例、出奇制胜属于灵感思维。战争中,参谋人员把在三维空间发生和将要发生的情况,标绘在二维的地图上。战争指导者面对地图进行思考的时候,运用经验、知识和创造性思维,恢复到连续的三维和四维(加上时间维)的景象,在头脑中把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战争全过程的推演,并据以修正、完善指挥决心。作战决心也和科学发现一样,往往“并没有逻辑的通路;只有通过那种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上述这些便是战争指导者所具有的特殊的思维素质。只有具备超前性的战略思维,才能有超前的战略指导、战争准备和战略预置。许多战争的失利,都是没有做到这一点而造成的。战略思维是实践的思维,其超前性思考必须具有过程的连贯性和全面性,而不能回避或跳跃必须经过的阶段和必须考虑的要素,特别是对己方不利的情况。单凭想象和愿望去遥测未来,那样就会陷入主观一厢情愿的错误。
七、战略思维的对应性。战略思维本质是一种对策性思维,所有的战略转变也都是对策性的转变。战争是敌对双方的斗争。敌对双方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多种物质因素(力量)和精神因素(力量)展开在战场上,形成战争的运动、战场的态势、战况的发展和战争的结局。因此,战争的基本矛盾是敌对双方的斗争。战争运动的因果联系极为错综复杂,它是敌对两个方面双重的因果关系交互作甩的结果。战争的结局,既是某一方本身因果关系决定的,更是有敌方参加的相互作用的因果关系决定的。胜是如此,败也是如此。
军事战略思维活动中,始终有一个不在场的对手从反面提出问题。对应性的要求,即拿破仑概括的:有一条最显而易见的战争原则,就是不要做敌人希望你做的事。军事战略必须依敌对方面的战略变化而变化。例如苏、日两国从1917年到1945年,在远东的军事对峙中,双方军事战略的互动演变达7次之多。战略思维的对应性又是对超前性的一种补充,即依据情况的不断变化而加以修正或改变原有的判断和决心。这是战略思维的一大特点。就某种意义说,战略思维的较量,是战争双方在决策层中进行的一种心智上的“三岔口”式的对抗。军事战略思维的正确与否,只有在敌对双方对抗的实践中才能得到最终的检验。
八、战略思维的创造性。从 哲学 角度看,创造性是思维认识的飞跃、拓展、更新和变革。创造性在战略思维中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要的属性。它从经验、知识和信念中寻找灵感。在战略思维的过程中,计划作战或决定重大行动时,最先进入思维领域的,通常是已有的经验、既定的方案、现成的做法、惯用的例证。这属于“定势作用”下的常规思维,符合“最省力原理”,但不一定是最佳的方案。机械地运用归纳和类比推理,有时会犯错误,归纳和类比推理本来就是或然的,把归纳法绝对化,作为 科学 发现的惟一正确 方法 ,是靠不住的。演绎在逻辑上是必然性的结论,但在战争指导的运用中,其结果仍然是不确定的。因为情况在不断变化,经验也好,预案也好,都是有限的、过去的。不能简单地用有限推导无限,用过去推导将来,用静态推导动态。忠实地依照 历史 经验制定的战略计划往往以失败告终。战争 艺术 不同于战争法规,后者需要遵循,前者贵在创造。不仅是战争指导体现创造思维,正确的军事变革也就是一种创造。我们承认经验的基础作用,更重视理性的创造活力。所有传统的东西在当时都是新的创造,这种创造进入历史就成为传统。兵法也和艺术一样,要辉煌隽永就得创造。在战争中能创造优势才能生存和胜利。战略思维的关键是创造性,创造性是一种精神实践活动,作为对模式化和因循守旧的否定,从而实践新发现的意义。这里需要主观能动作用的尽情发挥,需要挖掘思维的潜能,动员各思维要素之间的广泛联系,实现对经验和传统的超越。每一个创造性的出奇制胜成为历史经验的时候,它同时也就失去了创造的新奇,战略思维又需要新的创造来补充。拿破仑说,“哪里有创造,哪里就有天才存在。”战略思维要求在以往的战争经验、既定的各种方针原则和预案的基础上,依据现实情况并预断未来可能的 发展 ,萌发出创造精神,抓住有利时机,果断作出决策。这是在战争指导上的天才与平庸的分水岭。
九、战略思维的确定性。战争是特殊的 社会 现象,是超复杂的巨系统,其可变因素多,人为的假象多,对应性变化大。人们对社会的认识比对 自然 界一般现象的认识达到真理性标准的难度大,而对战争的认识又比以对一般社会现象的认识达到真理性标准的难度大。例如,为了对付战争中的不确定性,就不得不违背结构力学关于过大的保险系数是不 经济 的原理,而采用增大集中兵力的倍数,“杀鸡用牛刀”。战争如此复杂,而战争决心又要求简捷和确切;战争充满不确定性,而作战计划每一步都必须十分明确。几乎所有确定的事物背后都存在着概率。战略思维的对象,有相当一部分特别是敌情和战局的发展,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现代 技术也无法消除军事行动中的种种矛盾、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拿破仑说过,军事科学首先要包括准确推算到各种可能性,然后几乎像数学家那样精确地给意外情形以它在人们推算中应有的地位。正是在这一点上,一个人切不可自己骗自己。他说的“意外情形”就是指不确定性。在战争过程中,战争指导者始终处心积虑地为冲破认识上的“战争迷雾”而努力,在“可能是这样,也可能是那样”的认识悖论中反复探索。面对这种不确定性,战略思维本身必须是清晰的,例如,认识到敌情不完备的程度,就是一种明确的思维。
《老子》说“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明白哪些是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才是高明的;自己本来不知道还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必是祸害。战争中,常常有对情况不完全明了,却自以为完全掌握了,因而下错了决心,打了败仗的事例。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 总结 越南战争的教训时说“事后证明我们错了”,“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现代化、高 科技 的军事装备、军队和 理论 ,在与非正规的、被高度激发起来的人民运动的对抗中,其作用是极其有限度的。”即属此例。从认识到不确定性开始才可能以确定性告终。即 研究 了所有的盖然性,才能定下确切的决心。战略判断永远也不可以离开冷静的理性和尽可能的审慎。在战争中鲁莽同优柔寡断一样,表面上是性格弱点,而实质是思维上的缺陷。仅仅指出军事思维对象中存在不确定性、模糊性的特点是不够的,还必须解决其转化为确定性认识和实践指导的方式和途径。当然,除非到战争结束以后,在战争进行中,谁也不能完全从“战争迷雾”中走出来。在战争指导中,对敌情和战局发展的洞察是相对的,是模糊中的清晰。指挥决心就是在多种可能、多种方案中,对一种方案的认定和对其他与此相悖方案的否定,是选择的结束和实施的开始。战略思维的结果一旦具有确定性之后,便成为带有强制性和权威性的战略决策,并与战争力量相结合而进入实践领域,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对实践发生重大 影响 。可以说历史上所有惊心动魄的战略行动,都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随着世纪更替的到来,世界各国加强综合国力以夺取新世纪战略优势的竞争也进入了关键的阶段。手段的完善和目标的混乱,似乎是当今某些西方大国战略思维的一大特征。正如有的西方学者概括的:“今天的西方被相互关照的贸易利益、多国相互投资、共同的文化观念和最重要的因素——繁荣紧紧地连结在一起。但是这些纽带缺乏共同对付一个强大的敌人(如在过去50年中的苏联)的那种力量、目标和观念。”于是,在欧洲就出现“北约东扩”;在亚洲就制造,“ 中国 威胁论”,提出要“遏制中国”。这是典型的冷战思维在作祟。试问,今天世界上威胁究竟来自何方?是谁在利用巨大的 经济 、军事和技术优势推行强权 政治 ?是谁把自己的安全边疆推向全世界每一个地区?又是谁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制造两个中国,利用 台湾 、西藏、人权、军控、核试验、贸易以及民族宗教等 问题 对中国施加压力、制造困难,甚至对中国进行“炮舰外交”?要知道,谁也没有给西方大国垄断人类价值观念的权力,更没有授予它们任意给别国下定义的权力。国际上许多有识之士都认为,对中国进行冷战是不明智之举,“代价昂贵而且危险”。俄罗斯学者说:“巩固中国国内的稳定,实际上等于为巩固东亚的和平与安全作贡献。因此,在中国制造混乱的任何做法,不管是内部势力还是外部势力,不管有多么‘崇高’的愿望,都是不负责的表现。”这里需要现实的理智而不是政治上的偏见。
170多年前,美国著名的政治家约翰·昆西·亚当斯曾指出:“美国深知,一旦投到他国的旗下,即使是投到争取独立的旗帜下,便会卷入战争,不能自拔,……一旦卷入,美国便可能变成世界的独裁者,不再是自身精神的主宰。”这是一个多么深刻的 历史 警告。一百多年后,美国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 总结 越南战争的教训时,作出了同样的结论。他说:“我们没有意识到,无论是我们的人民,还是我们的领袖,都不是万能的,在不涉及我们自身存亡的事务中,要判断什么是另一个国家和人民的最大利益,应由国际 社会 进行公开的辩论来决定。我们并不拥有天赋的权力,来用我们自己的理想或选择去塑造任何其他国家。”遗憾的是,美国在朝鲜、越南和科索沃都陷入了这个误区。70年代初,毛泽东从全球政治和世界和平着眼,从中华民族和国家利益出发,导演了中美建交和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这一外交史上最精彩的一幕。在美国,也只有像尼克松和基辛格那样明智的政治家,才能够读懂毛泽东请斯诺上天安门和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种深邃的、充满东方智慧的政治战略语言。它成为20世纪大战略思维的一个重要遗产。
中国一首古诗中说:“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这里讲的决不是对付骑兵的战术要领,而是一种战略思维。主旨是拥强兵而反黩武,操利器而避杀伤,制侵陵为根本计,保国土而不越疆。当今世界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们,或许能从这首中国古诗里得到处理国际问题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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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哲学在思辨的大本营里崛起,星星之火正在以燎原之势发展,而在实证的穷境里寻求喘息的理论心理学应从中获得哪些启示?着眼于理论心理学的困境,结合实验哲学的新发展,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指出实验哲学对现代理论心理学研究具有的意义和启示。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实验哲学的兴起对理论心理学的意义与启示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希望能够够帮助到大家:
实验哲学的兴起对理论心理学的意义与启示
实验哲学是近年内在哲学学科领域内新兴起的一股研究浪潮,在哲学界反响强烈,提倡采用多学科融合的方法与视角去看待和探究古老的哲学问题,以期获得新的结论和启发。理论心理学与哲学同根同源,它保持着传统哲学思辨的研究方法,也正是因为该研究方法的非经验性,在发展的道路上受到非难与阻碍。哲学领域内出现了对传统哲学方法论的反叛,这对于理论心理学未来的发展道路有何借鉴?本文旨在分析实验哲学运动的新发展对于理论心理学未来研究的意义和启示,为理论心理学的发展引入新的研究契机。
近些年来,由一批年轻的分析哲学家所掀起的新兴变革运动正在哲学界兴起。他们脱离传统哲学的研究方法,不再单纯依靠“扶手椅上”的单纯思辨方式继续形而上的哲学,而是使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哲学研究,对于一些基本的哲学命题进行实验分析。同理论心理学的产生一样,实验哲学的发展壮大也是受到了哲学发展进程中内部局限与外部发展的矛盾相驱动。
内部局限是指哲学领域内的传统研究方法在其有效性上存在着很大限制,因为“我们存在于一个纷繁万变的世界中,人类创造的概念系统也是庞杂的,若不借助于外在的经验或物质条件,单凭有限的想象或逻辑推理,往往难以驾驭概念系统的复杂性”[1],因此哲学迫切需要方法的革新。于是哲学家们需要寻求一个更为综合的研究道路,凭借实证方法探究人类对传统哲学议题的真实想法的实验哲学就担负起了这样的使命,实验哲学家们结合了实验心理学、认知科学、脑科学、神经科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试图探讨人类直觉问题背后的心理模式与认知机制。
外部发展是指其他学科发展带来的促动。哲学的研究内容很大部分是探索人自身问题,这些问题也受到了心理学、认知科学等学科的关注,他们从技术层面对这些问题予以新的解释和突破对于哲学在这些问题上的研究就是一个促动。哲学需要保证其学科的竞争力就需要用更加整合的方法对趋势下的问题进行研究和解释,否则就会被历史所淘汰。另外诸如概率论、统计决策论、博弈论和认知科学的发展,也为实验哲学的产生提供了合适的工具土壤。
在诸多因素的促动之下,哲学家们开始使用科学的武器重新探索古老的哲学议题,以期脱离传统哲学研究沉寂的氛围。
近年来,实验哲学的发展已经取得长足进步,现在美国及欧洲的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都相应地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实验哲学实验室――目前比较有影响的哲学实验室有意大利Pavia大学哲学系的计算哲学实验室、加拿大Simon Fraser大学哲学系逻辑与体验哲学实验室、美国Arizona大学哲学系体验哲学实验室等,其研究课题也都颇具代表性[2]。如美国Arizona大学实验哲学实验室关注的是认知直觉、规范学习、自我概念等议题的研究;耶鲁大学的实验哲学实验室关注的是非道德问题的道德判断影响因素、自由意志的直觉等问题。
在上述代表性的实验哲学研究当中,是采集普通人所持有的直觉数据来统计分析问题答案,但哲学的探究并非是寻求关于事实到底“是什么”的答案,而是需要指出或纠正流行的谬误,寻找“应该是什么”的解答。统计数据只是用某种方式帮助我们获悉事实,而这些事实经过一些转折,再对哲学探究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因此实验哲学的结果对哲学理论的影响是间接的,或者说是“黏合剂”与“指路标”的作用。
实验哲学在思辨的大本营里崛起,星星之火正在以燎原之势发展,而在实证的穷境里寻求喘息的理论心理学应从中获得哪些启示?着眼于理论心理学的困境,结合实验哲学的新发展,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指出实验哲学对现代理论心理学研究具有的意义和启示。
(一)方法论的转向
实验哲学的兴起,本质上来说是对哲学研究方法的一次革新,是哲学与科学的进一步结合,体现的就是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转向。
面对一贯运用思辨方法、逻辑研究来论证,全凭直觉经验度日的传统哲学,实验哲学首先挑战的就是其对于直觉知识的过分依赖,通过实验分析对哲学思想有更深刻的洞察,使原本晦涩、模糊的哲学问题更加具体、清晰,正体现了实验方法的强大竞争力。也正是这种优势,促使了哲学家研究方法论的转向。
有鉴于此,理论心理学也正需要一种不同于传统心理学狭隘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也不应是激进的相对主义方法,而是“在推进理论型知识的研究基础上,寻求理论的同一性。这是更容易被学术界所认同的方法”[3]。具体来说就是提倡多元化的方法论模式。在当前的理论心理学,乃至心理学科的发展中:第一,须确立一种多元方法论评价体系;第二,重视学科间的综合,创建一种“整合的心理学模式”;第三,要不断的寻求和掌握新的方法技术,为研究提供新视域,新观点。
(二)探索融合之路
实验哲学作为一个方法论层面的变革运动,对其最大的争论也必定集中在哲学这个领域内这样的方法论改变是否必要和正确。有人质疑这样的变革是将“做哲学”变成了“做心理学”,是“越俎代庖”。但支持者认为,哲学并没有忘记它的终极使命,使用科学的实证方法是寻求老的争执问题的新解,是启发新的问题去思考,它是一种对新时代发展和繁荣哲学的有益探索。这样的良性创新,提示我们重视在理论心理学的发展中探寻一条融合之路。
在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之间,向来存在着许多难以平衡的分歧争议,经由实验哲学发展的经验,我们看到这其中也隐含着某种建设性发展的可能性。心理学的实证研究范式与新的研究范式存在着难以轻易跨越的鸿沟,但这些冲突、矛盾都是正常合理的,“对现实主义的多元论来说,冲突具有潜在的建设性意义,这些冲突通过共同分享的价值观而得到解决”[4]。在心理学的研究中,一方面,具体的工作需要依据充足的实验资料,而大量的实证研究也需要形成概括体系化的理论假设另一方面,实证研究也在逐渐面向那些经验性的工作中所蕴含的形而上问题。
考虑到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现代心理学所面临的问题,基本上都具有深层次和高难度的特点。而无论是运用实证来研究还是借助理论来研究,多类型、多层次的研究主题都普遍面临着如何把研究深入持续下去的难题。这就要求心理学家不仅需要依赖实证的研究范式,更需要有理论的研究纲领来指导研究。理论心理学的学科发展目标是“促进心理学向譬如物理学中的理论物理学与实验物理学、经济学中的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那样的态势迈进”[5]。
心理学迈入到了一个迫切需要提升学科整体理论研究的新阶段。“现代心理学从来都不缺乏实验的资料,通过多年的发展,心理学已积累了大量的数据、素材、模型等,但如何将这些零乱的资源合理统筹起来,构建成可用的框架体系,正是理论心理学工作者需要努力的。”[6]
(三)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实验哲学的展开是为了寻求一致性的解答,为了更好地指导研究。从某种角度讲,这是一种实践的要求。哲学是关于“应该是什么”学科,它在寻求关于人类本质“最好”的解答,而这种“最好”离不开对实际的讨论,什么样的“最好”对现实才有最实际的指导作用,因此引入实证的方法是势在必行。
缺乏事实基础的理论,就像是沙滩上的建筑物一般容易倒塌;而缺乏理论依据的事实,则像是杂物间里凌乱的材料一般无法建造科学的大厦。纯粹的理论研究是空泛的,是没有说服力的。理论心理学家只有并重实践性的研究,才能以科学的精神,掌握到科学心理学的脉搏,才能客观的指导实证的研究。因此在心理学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努力寻求关于实际的理论,希冀对实践的开展有所助益或指导。我们不断提出理论,不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最终只为创立更好的理论。“好的理论应该是在社会实践中更有解释力,预测力和效力的理论,甚至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实践”[7]。
理论心理学的研究也与实践密不可分。从理论心理学的内容范围看,研究实践问题本就是理论心理学的分内之事。心理学理论既包括元理论,也包括与具体实践相关的实体理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理论心理学的最终发展目标应该是帮助人们解决实际应用性的问题。理论心理学研究者应当关注实践问题,更应当通过实践来提升自己的理论研究,以使理论研究趋于完善[8]。
实验哲学运用实证的科学方法来重新审视传统哲学问题,开拓了研究哲学问题的新契机,扩展了传统哲学研究的疆域,推进了当代哲学研究的变革与发展[9]。理论心理学如何参照实验哲学的经验,继续推进心理学理论研究的进步,促进心理科学的成熟?我们从实验哲学的兴起与发展中所能借鉴到的,更多的是一种学科整合范式融合的发展观念。我们相信心理学的实证研究范式最终与理论的研究范式会走上一条殊途同归的道路,我们也期望在心理学界能够形成一种“理论的自觉”,营造一个是与心理学理论发展与创新的学术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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