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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哲学在思辨的大本营里崛起,星星之火正在以燎原之势发展,而在实证的穷境里寻求喘息的理论心理学应从中获得哪些启示?着眼于理论心理学的困境,结合实验哲学的新发展,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指出实验哲学对现代理论心理学研究具有的意义和启示。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实验哲学的兴起对理论心理学的意义与启示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希望能够够帮助到大家:
实验哲学的兴起对理论心理学的意义与启示
实验哲学是近年内在哲学学科领域内新兴起的一股研究浪潮,在哲学界反响强烈,提倡采用多学科融合的方法与视角去看待和探究古老的哲学问题,以期获得新的结论和启发。理论心理学与哲学同根同源,它保持着传统哲学思辨的研究方法,也正是因为该研究方法的非经验性,在发展的道路上受到非难与阻碍。哲学领域内出现了对传统哲学方法论的反叛,这对于理论心理学未来的发展道路有何借鉴?本文旨在分析实验哲学运动的新发展对于理论心理学未来研究的意义和启示,为理论心理学的发展引入新的研究契机。
近些年来,由一批年轻的分析哲学家所掀起的新兴变革运动正在哲学界兴起。他们脱离传统哲学的研究方法,不再单纯依靠“扶手椅上”的单纯思辨方式继续形而上的哲学,而是使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哲学研究,对于一些基本的哲学命题进行实验分析。同理论心理学的产生一样,实验哲学的发展壮大也是受到了哲学发展进程中内部局限与外部发展的矛盾相驱动。
内部局限是指哲学领域内的传统研究方法在其有效性上存在着很大限制,因为“我们存在于一个纷繁万变的世界中,人类创造的概念系统也是庞杂的,若不借助于外在的经验或物质条件,单凭有限的想象或逻辑推理,往往难以驾驭概念系统的复杂性”[1],因此哲学迫切需要方法的革新。于是哲学家们需要寻求一个更为综合的研究道路,凭借实证方法探究人类对传统哲学议题的真实想法的实验哲学就担负起了这样的使命,实验哲学家们结合了实验心理学、认知科学、脑科学、神经科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试图探讨人类直觉问题背后的心理模式与认知机制。
外部发展是指其他学科发展带来的促动。哲学的研究内容很大部分是探索人自身问题,这些问题也受到了心理学、认知科学等学科的关注,他们从技术层面对这些问题予以新的解释和突破对于哲学在这些问题上的研究就是一个促动。哲学需要保证其学科的竞争力就需要用更加整合的方法对趋势下的问题进行研究和解释,否则就会被历史所淘汰。另外诸如概率论、统计决策论、博弈论和认知科学的发展,也为实验哲学的产生提供了合适的工具土壤。
在诸多因素的促动之下,哲学家们开始使用科学的武器重新探索古老的哲学议题,以期脱离传统哲学研究沉寂的氛围。
近年来,实验哲学的发展已经取得长足进步,现在美国及欧洲的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都相应地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实验哲学实验室――目前比较有影响的哲学实验室有意大利Pavia大学哲学系的计算哲学实验室、加拿大Simon Fraser大学哲学系逻辑与体验哲学实验室、美国Arizona大学哲学系体验哲学实验室等,其研究课题也都颇具代表性[2]。如美国Arizona大学实验哲学实验室关注的是认知直觉、规范学习、自我概念等议题的研究;耶鲁大学的实验哲学实验室关注的是非道德问题的道德判断影响因素、自由意志的直觉等问题。
在上述代表性的实验哲学研究当中,是采集普通人所持有的直觉数据来统计分析问题答案,但哲学的探究并非是寻求关于事实到底“是什么”的答案,而是需要指出或纠正流行的谬误,寻找“应该是什么”的解答。统计数据只是用某种方式帮助我们获悉事实,而这些事实经过一些转折,再对哲学探究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因此实验哲学的结果对哲学理论的影响是间接的,或者说是“黏合剂”与“指路标”的作用。
实验哲学在思辨的大本营里崛起,星星之火正在以燎原之势发展,而在实证的穷境里寻求喘息的理论心理学应从中获得哪些启示?着眼于理论心理学的困境,结合实验哲学的新发展,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指出实验哲学对现代理论心理学研究具有的意义和启示。
(一)方法论的转向
实验哲学的兴起,本质上来说是对哲学研究方法的一次革新,是哲学与科学的进一步结合,体现的就是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转向。
面对一贯运用思辨方法、逻辑研究来论证,全凭直觉经验度日的传统哲学,实验哲学首先挑战的就是其对于直觉知识的过分依赖,通过实验分析对哲学思想有更深刻的洞察,使原本晦涩、模糊的哲学问题更加具体、清晰,正体现了实验方法的强大竞争力。也正是这种优势,促使了哲学家研究方法论的转向。
有鉴于此,理论心理学也正需要一种不同于传统心理学狭隘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也不应是激进的相对主义方法,而是“在推进理论型知识的研究基础上,寻求理论的同一性。这是更容易被学术界所认同的方法”[3]。具体来说就是提倡多元化的方法论模式。在当前的理论心理学,乃至心理学科的发展中:第一,须确立一种多元方法论评价体系;第二,重视学科间的综合,创建一种“整合的心理学模式”;第三,要不断的寻求和掌握新的方法技术,为研究提供新视域,新观点。
(二)探索融合之路
实验哲学作为一个方法论层面的变革运动,对其最大的争论也必定集中在哲学这个领域内这样的方法论改变是否必要和正确。有人质疑这样的变革是将“做哲学”变成了“做心理学”,是“越俎代庖”。但支持者认为,哲学并没有忘记它的终极使命,使用科学的实证方法是寻求老的争执问题的新解,是启发新的问题去思考,它是一种对新时代发展和繁荣哲学的有益探索。这样的良性创新,提示我们重视在理论心理学的发展中探寻一条融合之路。
在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之间,向来存在着许多难以平衡的分歧争议,经由实验哲学发展的经验,我们看到这其中也隐含着某种建设性发展的可能性。心理学的实证研究范式与新的研究范式存在着难以轻易跨越的鸿沟,但这些冲突、矛盾都是正常合理的,“对现实主义的多元论来说,冲突具有潜在的建设性意义,这些冲突通过共同分享的价值观而得到解决”[4]。在心理学的研究中,一方面,具体的工作需要依据充足的实验资料,而大量的实证研究也需要形成概括体系化的理论假设另一方面,实证研究也在逐渐面向那些经验性的工作中所蕴含的形而上问题。
考虑到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现代心理学所面临的问题,基本上都具有深层次和高难度的特点。而无论是运用实证来研究还是借助理论来研究,多类型、多层次的研究主题都普遍面临着如何把研究深入持续下去的难题。这就要求心理学家不仅需要依赖实证的研究范式,更需要有理论的研究纲领来指导研究。理论心理学的学科发展目标是“促进心理学向譬如物理学中的理论物理学与实验物理学、经济学中的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那样的态势迈进”[5]。
心理学迈入到了一个迫切需要提升学科整体理论研究的新阶段。“现代心理学从来都不缺乏实验的资料,通过多年的发展,心理学已积累了大量的数据、素材、模型等,但如何将这些零乱的资源合理统筹起来,构建成可用的框架体系,正是理论心理学工作者需要努力的。”[6]
(三)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实验哲学的展开是为了寻求一致性的解答,为了更好地指导研究。从某种角度讲,这是一种实践的要求。哲学是关于“应该是什么”学科,它在寻求关于人类本质“最好”的解答,而这种“最好”离不开对实际的讨论,什么样的“最好”对现实才有最实际的指导作用,因此引入实证的方法是势在必行。
缺乏事实基础的理论,就像是沙滩上的建筑物一般容易倒塌;而缺乏理论依据的事实,则像是杂物间里凌乱的材料一般无法建造科学的大厦。纯粹的理论研究是空泛的,是没有说服力的。理论心理学家只有并重实践性的研究,才能以科学的精神,掌握到科学心理学的脉搏,才能客观的指导实证的研究。因此在心理学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努力寻求关于实际的理论,希冀对实践的开展有所助益或指导。我们不断提出理论,不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最终只为创立更好的理论。“好的理论应该是在社会实践中更有解释力,预测力和效力的理论,甚至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实践”[7]。
理论心理学的研究也与实践密不可分。从理论心理学的内容范围看,研究实践问题本就是理论心理学的分内之事。心理学理论既包括元理论,也包括与具体实践相关的实体理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理论心理学的最终发展目标应该是帮助人们解决实际应用性的问题。理论心理学研究者应当关注实践问题,更应当通过实践来提升自己的理论研究,以使理论研究趋于完善[8]。
实验哲学运用实证的科学方法来重新审视传统哲学问题,开拓了研究哲学问题的新契机,扩展了传统哲学研究的疆域,推进了当代哲学研究的变革与发展[9]。理论心理学如何参照实验哲学的经验,继续推进心理学理论研究的进步,促进心理科学的成熟?我们从实验哲学的兴起与发展中所能借鉴到的,更多的是一种学科整合范式融合的发展观念。我们相信心理学的实证研究范式最终与理论的研究范式会走上一条殊途同归的道路,我们也期望在心理学界能够形成一种“理论的自觉”,营造一个是与心理学理论发展与创新的学术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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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银行的概念来自于美国等西方金融发达国家,其中的“社区”并不是一个严格界定的地理概念,既可以指一个省、一个市或一个县,也可以指城市或乡村居民的聚居区域。凡是资产规模较小、主要为经营区域内中小企业和居民家庭服务的地方性小型商业银行都可称为社区银行。发展社区银行的呼声日益高涨,也已成为金融改革的热门话题之一。发展社区银行是缓解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难的治本性措施,是改善金融生态和宏观调控的必要措施。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哲学角度论述我国特色社区银行的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近年来,社区银行成为了各大商业银行积极开设的机构,它能够改变我国银行体系较为单一,缺乏多样性的现象,有利于缓解我国中小型企业贷款难的困境,有利于满足居民和中小型企业对有个性的金融服务的需求。因此,本文从科技哲学角度深入探讨国内学者对于社区银行的概述的基础上,论证了我国发展社区银行的必要性。
【关键词】社区银行;必要性;挑战
(一)国外对于社区银行的研究成果
1.“社区银行”在国外的定义有以下几种观点:
(1) Michael L Gibson对此问题则主要是从社区银行可以为社区个人和企业用户进行财务交易时提供低价、保密性强的服务这一方而来定义的。
(2)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主要是对社区银行的规模进行了划分。它在《美国银行业的未来》中提出“社区银行主要由银行和储蓄控股公司、独立银行和独立储蓄机构组成,它的总资产规模小于10亿美元。”
(3)在《银行术语词典》中,Thomas E Fitch,Irwin L.Kellner,DonaldG Simonson认为,社区银行应当是独立银行。他们认为:“独立银行是指由地方自主设立和运营的商业银行,它从其运营的社区吸收资金并运用于该社区,而且不隶属于某一家银行持股公司。”
以上可以看出,国外学者在定义社区银行的概念时绝大多数是从资产规模和社区的角度来分析论述。
2.美国社区银行发展
美国的①社区银行是由地方白主设立和营运、资产规模在10亿美元以下、独立的小型商业银行及其储蓄机构。它通过利用低成本和高效率的金融服务,使得区域内的中小型企业贷款业务、居民的储蓄业务、老年人的养老金规划业务等享受到更便捷的高质量的服务。尽管近年来美国的社区银行而临着诸多挑战(例如银行间合并重组、其他金融机构迅速崛起等等),但是它仍然能够经营很好。②据统计,到2011年底,美国一共有超过7,000家社区银行和超过50,000家营业网点,社区银行的数量占全部银行数量的96.4%。
(二)国内学者对于社区银行的界定
“社区银行”在我国是一个比较新颖的概念,还缺少一个明确的定义对其进行阐述。我国学者在为社区银行进行定义时各持己见。一部分是照搬美国的概念,将我国社区银行定义为③从当地吸收存款并向本地区提供交易服务的资产小于10亿美元的金融机构。其规模与我国的农村商业银行相近。另一部分是在参照金融发达国家社区银行概念的同时,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定义,④即社区银行是指在某一社区范围内遵循市场化原则白主设立、独立运营、以服务个人客户和众多中小企业为主的商业银行。
当前,中国商业银行业的发展在经济金融领域影响巨大。但是,由于我国银行体系结构不合理现象尤为突出,即大型国有银行的资产规模比重较大,而其数量却远小于中小型商业银行,这使得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临着极大的挑战。因此,社区银行在中国的设立,会成为我国银行体系改革的转折点,是促进中国金融市场多元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除此之外,由于国有银行设立的贷款门槛过高,对中小型企业存在信用上的歧视,而金融体系中又缺乏正规的民间融资机构,融资难问题得不到解决,中小型企业的发展遇到了瓶颈。一些不法企业利用不规范的民间融资,以高利率借贷为诱饵,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造成了金融市场秩序混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而社区银行拥有组织结构简单,信息传达效率高,运营机制灵活等特点,能够有针对性的服务于中小型企业。最后,在经历了2013年股票市场持续的熊市,“新国五条”等房地产政策相继推出,投资者们对于未来股市和房地产业都极度失望。与此同时,市场上又缺少其它金融创新产品的代替,居民们只能将手中的资金存入银行,这不利于资本市场资金流动。
尽管学者们在学术上对社区银行进行了定义,人们对它的理解仍然很片而。本文根据学者们的探讨,我国应当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银行,从而解决商业银行而临的困境,有效的缓解中小型企业融资难问题,并且满足客户对个性化金融服务的需求。
①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工作报告[R].2004.
②美国独立社区银行家协会网站[DB/OL].2012-3.
③康卫华大变革下的当代美国社区银行[J]国际金融研究,2005(6).
④巴曙松.社区银行在中国的生存情[J].银行家,2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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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是指创造和应用新知识和新技术、新工艺,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提供新服务的过程。科技创新可以被分成三种类型: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现代科技引领科技创新的管理创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科技论文相关范文:以科技创新推动农业的发展。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以科技创新推动农业的发展 全文如下: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由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正确的政策,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我国农业有了快速发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基本实现食物自给有余。目前,我国的农业已经呈现出由依靠政策向依靠科技、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趋势。我们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改革、发展,以科技创新推动农业跃上新台阶。
当今世界,农业的国际竞争空前激烈,农业对科技的需求也空前巨大。我国要在人均零点零六七公顷的耕地上解决十三亿人口的吃穿问题,根本出路在于以科学技术武装农业,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解决我国农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将农业的发展从保证食物安全的单一目标转为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提高其效益的多重目标,在保证我国农业持续发展的同时,提高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都需要科学技术强有力的支持。
江泽民同志高瞻远瞩地指出“要进行一次农业科技革命”,为我国农业指明了发展方向。科技创新将为我国农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进行新的农业科技革命,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就一定能够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发展道路。
十多年来,我国在依靠科技振兴农业、振兴农村经济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全国大部分的县(市)已开展“星火计划”,共实施了十万多个科技示范项目,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生产方式的转变,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十五”计划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科教兴农,加强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应用,推广优良品种和先进适用技术,积极扶持农业科技产业的发展。在此期间,我国农业科技工作将围绕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提高农业效益、改善生态环境和提高国际竞争力,重点组织实施作物良种物质行动、促进种植业结构调整等“十大科技行动”;从农业的基础研究、农业高新技术、农业资源环境、农业基础生物学与生物高技术,到农业新材料、农业信息技术到区域农业综合开发,组织科技队伍着重解决上百项重大关键技术;建成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农业科技基地,国家级农业重点实验室、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农业科技园区和区域性农业研究开发中心;并培育一批农业科技企业,造就一支懂科技、善管理的科技型企业家队伍,建立队伍多元化、形式多样化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积极开展农业标准化工作,培育农业技术市场,建立优质高效的农产品示范基地。
以科技创新推进农业发展,一方面需要以现代信息技术、科学技术装备、改造传统农业,并造就出一代能运用科学技术经营和管理农业的新农民;另一方面,深化农村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科技创新体系。通过创新机构、创新基地、创新机制、创新资源和创新环境的建设,建立起新型的科技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建立一支宏大的、高效精干的、富于创新精神的农业科技队伍,使之更好地担负起科技支撑的重任,把农业发展不断推向新高度。
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以科技创新支持农业的发展,更需要做大量、长期、艰苦、细致的工作。我们必须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在实际工作中,既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原则,又做到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加强领导,善于引导,通过典型示范和科学普及的方式,引导农民自愿地学科技、用科技。防止一哄而起、一窝蜂、一刀切,强迫农民用“科技”;杜绝一些人好大喜功,假科技之名,搞“面子工程”;更要防止某些人借科技以营私,败坏科技的名声。这样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我国的农业一定能够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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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心理学是研究心理学根本性质理论的一个心理学分支,也称体系心理学。它以揭示各种心理现象之间以及心理现象与现实之间相互联系的规律为任务,不但可以解释、预测并有意识地支配人的行为和心理活动,而且可定向指导心理学各局部分支学科的研究。是研究心理现象、探讨心理科学基本原理的一门学科。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实验哲学的兴起对理论心理学的意义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实验哲学是近年内在哲学学科领域内新兴起的一股研究浪潮,在哲学界反响强烈,提倡采用多学科融合的方法与视角去看待和探究古老的哲学问题,以期获得新的结论和启发。理论心理学与哲学同根同源,它保持着传统哲学思辨的研究方法,也正是因为该研究方法的非经验性,在发展的道路上受到非难与阻碍。哲学领域内出现了对传统哲学方法论的反叛,这对于理论心理学未来的发展道路有何借鉴?本文旨在分析实验哲学运动的新发展对于理论心理学未来研究的意义和启示,为理论心理学的发展引入新的研究契机。
一、实验哲学的兴起与新发展
近些年来,由一批年轻的分析哲学家所掀起的新兴变革运动正在哲学界兴起。他们脱离传统哲学的研究方法,不再单纯依靠“扶手椅上”的单纯思辨方式继续形而上的哲学,而是使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哲学研究,对于一些基本的哲学命题进行实验分析。同理论心理学的产生一样,实验哲学的发展壮大也是受到了哲学发展进程中内部局限与外部发展的矛盾相驱动。
内部局限是指哲学领域内的传统研究方法在其有效上存在着很大限制,因为“我们存在于一个纷繁万变的世界中,人类创造的概念系统也是庞杂的,若不借助于外在的经验或物质条件,单凭有限的想象或逻辑推理,往往难以驾驭概念系统的复杂性”,因此哲学迫切需要方法的革新。于是哲学家们需要寻求一个更为综合的研究道路,凭借实证方法探究人类对传统哲学议题的真实想法的实验哲学就担负起了这样的使命,实验哲学家们结合了实验心理学、认知科学、脑科学、神经科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试图探讨人类直觉问题背后的心理模式与认知机制。
外部发展是指其他学科发展带来的促动。哲学的研究内容很大部分是探索人自身问题,这些问题也受到了心理学、认知科学等学科的关注,他们从技术层面对这些问题予以新的解释和突破对于哲学在这些问题上的研究就是一个促动。哲学需要保证其学科的竞争力就需要用更加整合的方法对趋势下的问题进行研究和解释,否则就会被历史所淘汰。另外诸如概率论、统计决策论、博弈论和认知科学的发展,也为实验哲学的产生提供了合适的工具土壤。
在诸多因素的促动之下,哲学家们开始使用科学的武器重新探索古老的哲学议题,以期脱离传统哲学研究沉寂的氛围。
近年来,实验哲学的发展已经取得长足进步,现在美国及欧洲的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都相应地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实验哲学实验室—目前比较有影响的哲学实验室有意大利Pavia大学哲学系的计算哲学实验室、加拿大Simon Frase:大学哲学系逻辑与体验哲学实验室、美国Arizona大学哲学系体验哲学实验室等,其研究课题也都颇具代表性。如美国Arizona大学实验哲学实验室关注的是认知直觉、规范学习、自我概念等议题的研究;耶鲁大学的实验哲学实验室关注的是非道德问题的道德判断影响因素、自由意志的直觉等问题。
在上述代表性的实验哲学研究当中,是采集普通人所持有的直觉数据来统计分析问题答案,但哲学的探究并非是寻求关于事实到底“是什么”的答案,而是需要指出或纠正流行的谬误,寻找“应该是什么”的解答。统计数据只是用某种方式帮助我们获悉事实,而这些事实经过一些转折,再对哲学探究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因此实验哲学的结果对哲学理论的影响是问接的,或者说是“薪合剂”与“指路标”的作用。
实验哲学在思辨的大本营里崛起,星星之火正在以燎原之势发展,而在实证的穷境里寻求喘息的理论心理学应从中获得哪些启示?着眼于理论心理学的困境,结合实验哲学的新发展,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指出实验哲学对现代理论心理学研究具有的意义和启示。
(一)方法论的转向
实验哲学的兴起,本质上来说是对哲学研究方法的一次革新,是哲学与科学的进一步结合,体现的就是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转向。
面对一贯运用思辨方法、逻辑研究来论证,全凭直觉经验度日的传统哲学,实验哲学首先挑战的就是其对于直觉知识的过分依赖,通过实验分析对哲学思想有更深刻的洞察,使原本晦涩、模糊的哲学问题更加具体、清晰,正体现了实验方法的强大竞争力。也正是这种优势,促使了哲学家研究方法论的转向。
有鉴于此,理论心理学也正需要一种不同于传统心理学狭隘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也不应是激进的相对主义方法,而是“在推进理论型知识的研究基础上,寻求理论的同一性。这是更容易被学术界所认同的方法”。具体来说就是提倡多元化的方法论模式。在当前的理论心理学,乃至心理学科的发展中:第一,须确立一种多元方法论评价体系;第二,重视学科问的综合,创建一种“整合的心理学模式”;第三,要不断的寻求和掌握新的方法技术,为研究提供新视域,新观点。
(二)探索融合之路
实验哲学作为一个方法论层面的变革运动,对其最大的争论也必定集中在哲学这个领域内这样的方法论改变是否必要和正确。有人质疑这样的变革是将“做哲学”变成了“做心理学”,是“越姐代危”。但支持者认为,哲学并没有忘记它的终极使命,使用科学的实证方法是寻求老的争执问题的新解,是启发新的问题去思考,它是一种对新时代发展和繁荣哲学的有益探索。这样的良性创新,提示我们重视在理论心理学的发展中探寻一条融合之路。
在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之问,向来存在着许多难以平衡的分歧争议,经由实验哲学发展的经验,我们看到这其中也隐含着某种建设性发展的可能性。心理学的实证研究范式与新的研究范式存在着难以轻易跨越的鸿沟,但这些冲突、矛盾都是正常合理的,“对现实主义的多元论来说,冲突具有潜在的建设性意义,这些冲突通过共同分享的价值观而得到解决”。在心理学的研究中,一方面,具体的工作需要依据充足的实验资料,而大量的实证研究也需要形成概括体系化的理论假设另一方面,实证研究也在逐渐面向那些经验性的工作中所蕴含的形而上问题。
考虑到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现代心理学所面临的问题,基本上都具有深层次和高难度的特点。而无论是运用实证来研究还是借助理论来研究,多类型、多层次的研究主题都普遍面临着如何把研究深入持续下去的难题。这就要求心理学家不仅需要依赖实证的研究范式,更需要有理论的研究纲领来指导研究。理论心理学的学科发展目标是“促进心理学向譬如物理学中的理论物理学与实验物理学、经济学中的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那样的态势迈进”。心理学迈入到了一个迫切需要提升学科整体理论研究的新阶段。“现代心理学从来都不缺乏实验的资料,通过多年的发展,心理学已积累了大量的数据、素材、模型等,但如何将这些零乱的资源合理统筹起来,构建成可用的框架体系,正是理论心理学工作者需要努力的方向。
实验哲学运用实证的科学方法来重新审视传统哲学问题,开拓了研究哲学问题的新契机,扩展了传统哲学研究的疆域,推进了当代哲学研究的变革与发展。理论心理学如何参照实验哲学的经验,继续推进心理学理论研究的进步,促进心理科学的成熟?我们从实验哲学的兴起与发展中所能借鉴到的,更多的是一种学科整合范式融合的发展观念。我们相信心理学的实证研究范式最终与理论的研究范式会走上一条殊途同归的道路,我们也期望在心理学界能够形成一种“理论的自觉”,营造一个是与心理学理论发展与创新的学术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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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性”是指启蒙时代以来的“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现代性推进了民族国家的历史实践,并且形成了民族国家的政治观念与法的观念,建立了高效率的社会组织机制,创建了一整套以自由民主平等政治为核心的价值理念。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科技哲学论文范文:透视现代性。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科学把宗教的真理的桂冠争夺了过来,并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的根本现象,但笛卡尔以来直到20世纪上半叶的哲学为科学作真理辩护的努力并未成功,科学主要因为对自然的巧妙控制得到了社会的青睐,但在科学划定的秩序下生活的现代人又遇到了新的焦虑和困感。
关键词:现代性 理性 主客统一 世界图像 焦虑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种种新的思想文化现象。从七十年代开始,西方许多人文学者提出了“后现代”(postmodern)这一说法,用来界定新的文化现象。国内相当多的学者紧跟这一文化现象,介绍和评价后现代思潮的文献层出不穷。本文认为要想研究后现代,首先要理解什么是“现代”或“现代性”。当然,这个问题要想说清楚,应当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史等多个角度来阅解。但这不是一篇论文能完成的事。故本文选择一个角度,从思想史的角度来透视“现代”或“现代性”,希望勾勒出关于“现代”或“现代性”的纵深背景。
现代作为一个历史分期,是从16世纪末17世纪初开始的。按照瑞士著知名学者汉斯•昆的说法,现代这个术语“最初用于17世纪法国启蒙主义,它用以表明西方由怀旧的文艺复兴阶段进展到一个充满乐观向上精神的历史时期”。[1] 现代性意指现代社会的基本属性,它包含了一套相互关联的基本观念和原则。
流行的看法认为,现代和中世纪是截然对立的两个时期,其实,现代社会的基本观念和原则仍然和中世纪的思想观念有共同点。在中世纪宗教文化里,上帝是那个时代的基本观念,《圣经》是一切知识的源泉和行动的指南。真理、道德和价值都源出于上帝。但随着社会世俗化的发展,上帝在15世纪左右开始遭到欧洲人的冷漠甚至批判。以至最后“上帝死了”(尼采的话)。在这样一个主流文化渐退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重新确立真理、道德与价值的源泉和基础的问题。但文化的转型是一个慢长而又令人痛苦的过程,实际上直到17世纪以后,失去了上帝关爱的欧洲人才摆脱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怀旧感和沮丧心理,找到了一种新的优越感和自信心,“其基础是从哥白尼和笛卡尔以来的现代自然科学和哲学的成果。” [2]现代科学的伟大成就证实了人类理性的伟大,哲学则试图说明理性的胜利,人们对以一种独立的姿态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充满了信心,理性就被思想家们(主要是哲学家)逐渐推崇为真理、道德和价值的源泉和基础,科学也被逐渐推崇为理性的“代言人”。
康德在他的著名的“什么是启蒙”(What is Enlightenment?)一文中这样说道:启蒙运动使人民从自我强加的受监护状态中解放出来。人不依赖于外界指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这样一种受监护的状态不是由于缺乏理智,而是由于缺乏……勇气和决心来使用自己的理智。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康德为什么要这样评价启蒙运动呢?中世纪的____教义告诉人们说,我们要时刻依赖三位一体的神的帮助和引导才能寻找到人生的真理和幸福。同时,在探寻真理的过程中,人
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河南师范大学2001青年基金资助项目(521403)
作者简介:张伟琛,科技技术哲学硕士,河南师范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讲师,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和科学思想史。
们还需要教会和牧师的带领,理性(即康德所说的理智)仅仅是上帝赋予我们理解圣经话语的辅助工具,虔诚的信仰才是第一位的,因为“道成肉身”、“三位一体”的《圣经》故事是理性无法通达的。但当上帝以及上帝的话语逐渐退居到社会和文化的非核心地位后,对理性的贬低就没有理由了。因为即使人们承认理性达不到完全理解上帝的程度,但如果上帝对我们根本就没有意义的话,理性的缺陷就不是一个问题。而按理性的运作规则(观察、实验、逻辑推理、测量和计算)而来的科学显然和由启示、信仰而来的神学有一定区别。神学曾被视为确信无误的,因此是真理。科学要想取得神学的地位,就要说明自己才真正配得上“真理”这个称号。
笛卡尔首先开张了这一话题。他采取了从主客符合的角度为科学作合法化辩护的策略,这种辩护策略的形成既有受中世纪神学影响的原因,还有科学自身的原因。但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涉及到柏拉图主义。
柏拉图在他的一系列哲学对话录中,详尽地阐明了下述观点,即认为有一种完美的、合理的和明晰的理念世界隐藏在我们的感性世界的背后;并且指出,认识了这一理念世界,不仅能帮助我们理解杂乱无章的感性世界,而且能为我们提供个人的和政治的活动的准则。柏拉图的思想对于欧洲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他之后直到尼采为止的西方的宗教、哲学以及科学全都不同程度地脱胎于柏拉图的观念,或者用怀特海的话说,是对柏拉图对话录的一系列脚注而已。
按照柏拉图的理念说,真正的知识并不直接涉及到用感官所感知的复杂多变的感性世界,它只涉及到纯粹的思想对象——理念,它作为一种由感性世界来接近的模式而隐含在感性世界的背后。柏拉图同时又认为理念对理性是透明的,即可由理性来认识。由于数学——主要是几何学——在柏拉图看是一个明晰的和有秩序的领域,因此,数学就成了认识理念世界的灵感来源和最佳手段。数学在17世纪以后又被进一步推崇为理性的“试金石和真正保证”。[3]
作为柏拉图哲学要旨的理念说后来经过复杂的过程演化为中世纪的天国说。本文越过这一问题,直接过渡到下面这个问题上,即中世纪神学如何通过科学的早期形态——自然神学——对科学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自然神学是新兴科学早期历程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它是____神学与新兴科学相互影响、相互妥协的结果。在自然神学家看来,科学并非像有些神学家指责的那样,容易使人贪图生活的舒适,分散人们对上帝的注意力,因而是一项脱离宗教价值取向的事情;相反,由于自然是一部上帝创造的和《圣经》同样丰富、深刻的作品,科学又恰恰是对“上帝展现在宇宙中令人叹为观止的作品的揭示”,[4]因此科学也是一项宗教事业。英国皇家学会宪章就要求其会员应把该学会的研究用于为“上帝的和世人的利益服务”。这些以鉴赏家自居的科学家自信他们能够把上帝的精美制品客观地、准确地展示出来,他们相信他们以独特的方式体验到了仅仅阅读《圣经》的前人所不曾体验到的对上帝的敬畏——它是由上帝超凡的技艺激发出来的。
尽管如此,自然神学家对宗教的理解,还是日益脱离传统____的信念。当波义耳将上帝和斯特拉斯的大钟制作者相类比时,上帝的神性活动就在这个类比中遇到了障碍,因为时钟一旦开始走动以后,就独立地进行其机械活动。牛顿也仅仅把上帝作为一个第一推动者或偶尔在行星出现不规则运动时出来校正一下的工匠——这不是原来那个时时刻刻关心着人类的上帝。随着鉴赏家对上帝荣耀的惊讶和赞叹之情的消遣,上帝就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假设。拉普拉斯就径直宣称他不需要上帝这个假设。但是,自然神学设立的人与自然的二元格局却在新兴科学中保留下来:一方作为现成的物的集合,一方作为旁观者。
科学自身的原因,我们可以通过伽利略的工作来说明。伽利略坚信自然这本书是上帝用几何学的语言来写的。(这一观点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传统中的毕达哥拉斯主义,后者后来通过哥白尼、布鲁诺和开普勒等人进入新兴科学)伽利略把数学推理和实验观察结合起来,并且确立了新兴科学的全部努力方向:把自然规律作为可测量的数量关系表达出来。这样,他之前的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概念就开始显得不适当了。伽利略在消解掉自然的质的多样性和等级差异,用数学的齐一性来说明自然时,对不能数学化处理并且难以实验控制的部分作了这样的处理:它们被归为人的感觉,被认为是人的感官对第一性的质(即数学化的质)的反应,被降格为第二性的质。伽利略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假设在人的心灵之外不存在不可以还原为数学方程的东西,这样把自然还原为一个数学方程系统就更容易取得进展”。[5]伽利略的数学化的世界是一个纯粹切合数量关系的机械世界,而被剥离下来的文化、历史和精神的部分则被笛卡尔等人重新组装到另一个世界,即心灵世界里。心灵在这里成了“处理机械自然中为物理学无法解释的一切感性经验的倾倒垃圾的场所”,[6]正如尘世在宗教那里成了收容天国抛弃下来的苦难的场地一样。
这样,一条由柏拉图所指示,中世纪有其痕迹,后由伽利略、笛卡尔等人深挖的将观察者的意识同被观察的世界分隔开来的形而上学鸿沟,产生了以后哲学家们努力解决的全部认识论问题:这就是主客符合或二元统一的问题。客体是作为凝固的现成的切合数量关系的物质世界。主体是心灵:它有理性的内在能力,能作数学化推理;有外部感官,能表象。后者作为知识的载体如果能够和前者一致起来,新兴科学就完全能够达到神学所标榜的确定无误性的真理标准。并且宗教改革后的思想家们倾向于认为,《圣经》讲述的更主要是人类灵魂的拯救及其精神方面的知识,而对自然知识,《圣经》只是表达了适应古代读者的通俗性认识,“而它的不清晰段落将由新兴科学的‘清晰后果’来解释。” [7]
宗教神学家们也讨论过类似认识论的问题,即如何获取上帝的真理或者说_如何真实领会上帝的话语。要想获取来自上帝的真理,有三种渠道:一是通过圣灵的直接感动来和上帝沟通,但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也很短暂;因此,第二,遵循一种程序化的宗教礼仪被认为是行之有效的;第三种渠道就是随着基督_帝召领的日子越近,他的生命中的灵性部分就越增长,当他的生命终止时,他就和上帝完全合二为一了。这三种渠道以一种变式在后来同样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的科学活动中继承下来。它们是:第一,推崇直觉和灵感;第二,科学方法论对科学的工作程序作出规定;第三,人们对真理降临持乐观的态度。这样,“神学的全部危险,它的独断论以及它通过确定性的保证对于思想的控制,都全部出现在把科学视为不会错误的哲学里了。” [8]
当启蒙哲学家们在为科学作真理辩护的时候,一幅关于外部世界(客体)的图像已经由科学家们完成了。描绘出关于人类心灵(主体)的图像就成了解释科学之为真理和如何获取真理(从而帮助其它仍处在混乱和冥顽之中的形而上学、政治学、伦理学和美学等走向真理之途)的首要工作。既然科学家们的工作被检验是成功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把科学的方法和原理用于分析内部世界的秩序上。在笛卡尔确立心灵为独立的实体后,洛克、贝克莱、康德直到20世纪中叶哲学家们投入了无比的热情对人的“内在剧院”(塞拉斯语)的结构和功能展开“科学”考察。洛克首先对之进行了这样的解剖:心灵被认为是一个盒子一样的东西,其中包含了与牛顿的质点相类似的精神等价物,这些精神的质点被称为“观念”,这些“观念”是清晰的、独立的实体,它们来源于外部世界,就象沙粒落入沙漏降临于人的心灵之中。康德后来又对“沙子”落入“沙漏”之后如何被有序“堆放”作出了说明。有了这样一幅关于人类心灵的基本能力及其运用的可靠的、清晰的图画,知识的标准和知识的形式及其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得以确定。这个繁杂的工作背后隐藏的是一个循环论证,它的结果自然是科学的。但既使如此,哲学家们还是遇到了棘手的问题。
这个棘手的问题就是“分界面”难题。既然心灵是独立的实体,那么在它里面所发生的一切,便只能内在地为它所具有,心灵与世界便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个分界面,心灵如何能突破这一内在的界限达到对世界的认识成了一个头痛的难题。
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立场导致了哲学上的分歧。一种立场认为,心灵能够越过界面达到客体、实在或“绝对理念”。它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象笛卡尔或黑格尔,他们通过引进一个抽象的概念把两者统一起来,如笛卡尔引进了“上帝”概念,黑格尔引进了“绝对理念”概念;另一种情况是辩证法,这种学说通过相对与绝对、主观与客观二对范畴的辩证运动使主客两者在一个未来的、不确定的进步境况中统一起来。前者被人们批判为抽象的思辨,后者同样不具有任何操作性和前瞻性而被判定为和信仰没什么两样的形而上学。
另一种立场认为,我们的心灵不能超出自身达到客体或物自体。它也可细分为两种情况。一种以康德为代表,他认为我们的认识不能达到物自体,但我们自身的先天能力可以对杂乱无章的现象(由心灵的外部感官的活动引起的)进行统摄和整理,从而获得科学知识。另一种以马赫为代表,他认为我们的认识只是感觉的复合,科学的任务就是用数学来表达这种复合关系。康德和马赫等人留下“物自体”和不可知论的困惑。这两种立场的哲学家都未能解决这一认识论的难题。
二十世纪以后,随着哲学的反心理主义和“语言学转向”,认识论的问题又被哲学家们从新的角度作出了规定。但是,只要哲学家们没有彻底摆脱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他们的成功就是自欺的。胡塞尔、早期维特根斯坦的工作都是对这一问题的最后一搏,但他们都未成功。
维持根斯坦是语言学转向之后最具代表性的哲学家之一。他在他的早期著作《逻辑哲学论》中宣称语言和世界(客体)具有同构关系。这当然是众多哲学家企盼达到的结果。维特根斯坦的前辈主要从心理发生学的角度来论证这个命题。维特根斯坦径直下此断语,会不会有独断的嫌疑呢?
维特根斯坦把理想语言系统逐次还原为语言、命题、基本命题、名称,又把本体论系统(世界)逐次还原为世界(事实总和)、事实、原子事实、对象(实体)。这样两个系统自下而上地具有映解的关系,因而他推侧语言和世界可能具有同构同型的结构。但是两者的共同的逻辑结构是什么?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就能圆满解决语言(主体)和世界(客体)的统一问题。
维特根斯坦似乎意识到正面回答这一问题的难度。他之前的哲学家们都试图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但都失败了。维特根斯坦的聪明之举在于他承认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但这并不表明哲学家无能,而是对这个问题只能保持沉默。原因是这样的:试设A集合表示语言,B集合表示世界,C为两者共同的逻辑结构;A能陈述A外的一切事实,即世界B,若A能陈述C,则C不属于A,属于B,故C不是A的逻辑结构;结论和前提矛盾,故A不能陈述C。这看似是一个圆满的答案。但一个不能陈述的问题是不是和康德的“物自体”一样根本就不存在呢?如果这个问题不存在,那么它赖以生成的哲学根基是不是也是虚设的?循此思路,后期特根斯坦开始了对先前工作的反思和批判。他后来认识到,“一个词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类似于“棋子是什么?” [9]讨论椅子、树叶所共有的某些属性,虽然可以帮助我们学会使用相应的词,但是并不存在一组既可以用到这一类的所有成分,同时也可以用到它的个别成分的特征。椅子和树叶都是自然界的不同家族,每一个家族都有一张重迭、交叉的相似之网,没有唯一的一个共同之处,有的只是“家族相似性”。是语言游戏,是我们在生活形式中对它们做了如此这般的使用,决定了词的使用,并不是一幅相应的图画决定着词的使用。“说命题与事实相符或不相符显然没有意义。” [10]
维特根斯坦的后期思想提示我们,他的早先努力实际上是“在用那些用以掩饰欺骗的概念(如心的概念)被抛弃以后去维持某些哲学欺骗的企图。” [11]这种哲学企图从笛卡尔开始,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上半叶。它的目的和中世纪的神学家一样,就是要“使某种当代的语言游戏、社会实践或自我形象永恒化。” [12]
笛卡尔以来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的哲学家对科学作真理定位的努力并没有成功。20世纪的哲学家、科学史家和人类学家一致认识到,合乎理性的知识类型是多种多样的,为什么“理性”偏偏用来称赞科学事业呢?如果认为中世纪的神学家的工作是对假问题的虚幻解决,那么后来的哲学家们做的是类似的工作。神学家曾对沟通天国与尘世、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存在多方论证,哲学家则对沟通心灵与外部世界的某种心理结构或逻辑形式冥思苦想。
但科学的确取得了成功,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科学的成功,的确受益于笛卡尔以来的哲学家为科学创造的有利于其发展的文化氛围。“科学总是由一圈卓越的光环包围着”,它总是被标榜为“真理”、“人类的最高目的”。[13]另外,世俗化的社会需要也是推动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根本的原因是科学对自然过程的巧妙而成功的控制,使科学代替宗教成为现代社会的最主要构成和最根本的现象。
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现代的本质或者说现代性的核心内涵就是“世界成为图像”。世界成为图像不是指世界就是图像,而是说“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世界被把握为“持久地在自身面前具有如此这般地被摆置的存在者”。[13]这是一个公共的机械制图,这样的世界观使我们的注意力“聚集于一组经过挑选的可证实的事实”,[15]有利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它向什么方向运行。(因此,无论多少人见证了上帝的恩惠,在新兴科学看来都不是客观事实)
中世纪的世界是一个洋溢着神性的恩光并依照伦理秩序活动的世界,人们是通过历史(一部宏大的诗篇和寓言)来理解世界的。人与世界的秩序是由造物主安排的,是前定和谐并带有神威的。一旦世界被理解为由于我们的观察、表象和操作而和我们相遇,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就以和我们面面相觑的方式从天国走了下来成了数理世界(仍然高居于生活世界之上),世界的伦理秩序也由于人的抽身而去而被改造为有利于人的操作的数量秩序。同时,人也由于摆脱了与世界的历史因缘,变成一个纯粹的、中立的旁观者,从而为他成为“任性和放纵于他的专横的自我”,以及为他“施行其对一切事物的估算、计划和铸造的无限制的暴力” [16]铺平了道路。
笛卡尔的“机器”隐喻帮助欧洲人重新安排了实在——“如果我们是用水桶从水中打水,那么水就自然应该以水桶的大小为单位而存在,同样,电子也是依靠这种推理而存在的。” [17] 一个符合伦理的、有机的自然就转换成了一个纯粹由无生命的粒子构成的机械系统,它依靠机械力的作用而运动,人操纵自然的行为就合法化了。而培根的方法则“支持通过手工操作、技术和实验实施对自然的权威”。 [18] 西方暴力知识的时代就是这样开其端的。
世界成为图像和人成为主体是同一个过程。但是,当匍匐在十字架前的人以高昂的姿态站立起来,用理性来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时,他们又遇到了新的焦虑和困惑。
随着天国的帷幕徐徐拉上,原来毫无遮蔽的人的心灵也不得不封闭起来。人对幸福和自由的追求也作了这样的调整:从主要向上帝领取爱和关怀转向向自然索取享受和快乐,并从取阅上帝转向取阅人。但由于自然能提供给人们的物质财富是有限的,并且取阅人又是相互的和自反的,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和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由此失去了上帝庇护下的平静和恬淡,内心总是难以摆脱掉焦虑和压抑。并且这种焦虑和压抑还在这样以下三个层次上持续着。
首先是新的世界秩序使人从服从上帝和君主的意志转向服从数学化的客观规律和社会的总体需要,人的感性和个性的需求被遮蔽和压抑着。但压抑和反抗是相伴而生的,现代人的乐观向上的激情一旦在梦中减弱,来自“无意识”(弗洛伊德语)底层的岩浆就开始烧烤着忙碌一天的现代人的神经。其次是“随着支配自然的力量一步步地增长,制度支配人的权力也在同步地增长”。[19]在世俗化的现代人把天国的享乐看作是虚幻的自欺的后,人就把在世的享乐视为人生的首要追求。这种享乐生活引起的同样的生存竞争在凯恩斯消费主义的推波助澜下,把人们带入了一个生产——消费——生产的“单向度的社会”(马尔库塞语)。实际上当人试图带着愉快的心情开始新的生活时,又发现自己不知不觉中被现代化的大生产线束缚着。人类刚刚摆脱了对原罪和地狱的恐惧,现在又被效率所左右,被科技所裹挟。同时,科学这种有着真理桂冠的话语又被整合到政治、经济等语话中,成了政治活动和经济生活合法化的辩护词,人们逐渐失去了对现实的批判意识。人们满足于社会提供的需求,同地又被社会不断制造的虚假需求牵引着,人们就在需求的满足和追逐中消耗着高昂的“主体”。
20世纪下半叶西方学者开始对理性、科学、现代性进行批评性反思。反思的结果促动了后现代思潮的到来。他们在反思中发现了这样的悖论:既然自然被认为是其自行长期进化的结果,现代人对它的秩序无疑应和持神创论观点的人士一样,应持敬虔和尊重的态度,那么对它的大规模控制和改造就意味着对和谐的破坏;但如果无为主义流行的话,那么同样由自然进化而来的人的理性能力为何又要压抑自己呢?并且康德这样的思想也被重新重视起来:限制理性,为宗教留下地盘。但是,既然启蒙哲学家们误读了科学并且中世纪的教会曲解了上帝,那么新阶段的科学和上帝应是一个什么形象呢?这些问题在21世纪后被西方学者更广泛和更深入地讨论着。
[1][2] 汉斯•昆.神学:走向后现代之路[A].王岳川主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59.
[3]卡西尔.启蒙哲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13.
[4][6][7]伊•巴伯.科学与宗教[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46,35,31.
[5]伯特.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289.
[8]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M].北京:商务出版社,1983.38.
[9]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71
[10]Wittgenstein.Blue and Brown Books[M].Orford,1958.38.
[11][12]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M].北京:三联出版社,1986.3.7.
[13]贾耶阿本得.对专家的安慰[A].拉卡托斯主编,批判与知识的增长[C].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284.
[14][16]Martin Heidegger.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A].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C].Harper Row Pubhshers,1977.129.135.
[15]Eh.Erikson. Toys and Reasons:stages in the Ritualization of Experience[M].New York:W.W.Norton,1977.
[17]Barry Barnes,David Bloor,John Henry.Scientific Knowledge:A sociological Analysis[M].London:Athlone,1996.40.
[18]卡洛琳•麦茜特.自然之死[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第九章.
[19]霍克海默.霍克海默集[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76.
On Modernity
ZHANG wei-chen
(Institute for 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Henan Normal University,Xinxiang 453002,China)
Abstract:Science has derived the laurel of truth from the religion,and run to a fundamental phenomenon of modern society.But the efforts for defending the truth of science by torchbearer has lead to noting.That science is in people’s good graces because it has a ingenious control over the nature.However,people living under the order delimited by the science meet with new anxiety.
Key words:modernity; reason; identity; world picture; anx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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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是指人在正常思维状态下时,有自信与勇气地遇事不慌且能够全面了解和总结并尽快的分析出多种可行方案(这些方案可以是预备的或是临时的)并使用其中最好的一种方案去操作或处理,达到事件需要的效果。理性是基于现有的理论,通过合理的逻辑推导得到确定的结果。反之就是反理性。理性的本质就是否定与怀疑。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科技哲学论文范文:为理性一辩。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内容提要:理性在现代思想的转型过程中倍受攻击,人们认为ratio(理性)只具有“计算”的含义,并因其技术化、制度化和僵化而多有批判。但实际上人们的“合理的”清理更多地具有浪漫主义特征,理性本来就具有技术、制度的含义,且并非是灾难的渊薮。技术、制度等对存在仍然具有相当大的作用,对“技术”的“无为”是应和了技术的本来意蕴。
关键词:理性;计算;制度化;技术;浪漫主义;
A defence of reason
CHENG Zhi-min
(Dept. of social sciences,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 Chongqing, China 400031)
Abstract: Rationality encountered a destructive attack for the reason of being regarded as a mere concept of “calculation”, and of its technicalizing and institutionalizing. Modern reflection on rationality is more romantic than reasonable, because rationality essentially contains the meaning of technique and institution, which bears a great function for being.
Keywords: rationality; calculation; institutionalization; technique; romanticism
“理性”在现代思想的转型中经受了严酷的考验。而在所有批判理性的现代思想家中,海德格尔对理性的批判最为严厉,他认为只有当我们把千百年来被人们颂扬不绝的理性当做思想的最顽冥的敌人,我们才有可能走出当今的文化危机,从而为“思”的到来开辟道路。海德格尔之所以对理性不依不饶,便在于他认为(现代)理性是对古希腊思想的一种歪曲,所以他终生都钟情于古希腊思想,而对罗马及其以降的退化耿耿于怀。这种退化在海德格尔那里叫做“遮蔽”,也就是罗马思想对古希腊思想的一种覆盖,使得后世的路离古希腊所开创的方向越来越远,同时也就离本真越来越远。这个遮蔽的过程在文化上是通过拉丁文化对希腊文化的错误翻译造成的,比如以contemplari和contemplatio来翻译古希腊的theorein和theoria,以essence来翻译eidos,以“真理”来翻译aletheia,以ratio来翻译logos等等,其中最具破坏性当数ratio对logos的形上阐释。结果本来说希腊语的哲学变成了差不多完全不同的东西,“希腊思想于是被掩埋起来,直到我们今天,它只还以罗马的特征显现出来”[1](P585),“我们今天的思想已经放弃了更希腊地思希腊思想(das griechisch Gedachte noch griechischer zu Denken)。”[1](P1043)而当今的各种问题就出在这上面,尤其是把logos错误地理解成具有数学风格的ratio(该词在现代英语还在以数学的面貌出现,表示一种比率),更是logos这种“理性”日渐丧失其源始性的根源之所在。但问题真是这样吗?具体地说,logos与今天的ratio一点不对口吗?
其实,logos在古希腊就已经包含着“计算”的意思,著名的希腊史专家基尔克解释到:逻各斯的词根leg原来有“选择”的意思,由此引申出“计算”的意思,而“尺度”、“比例”、“比率”不过是“计算”的条目,可见在古希腊思想中,logos本来就有“计算”的含义,并不是后人的妄为,至于从“计算”到“规律”,进而至现代的“理性”(rationality)原本只有一步之差,完全顺理成章。那么拉丁文ratio对海德格尔所激赏识的古希腊logos的翻译,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相对忠实的翻译,至于后世对ratio作了进一步制度化的处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同时思想的发展过程其实本来可能就是一个不断丢失意蕴又不断寻找本真回归的历程,因此海德格尔对ratio和logos所做的个性化处理虽然不完全是典型的“六经注我”,但他的理解大幅度偏向了自己的基本理论,这总是无可推脱的。
究其原因,现实的裂变应当比理论的偏离更能说明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所有现代人对历史的思索。现代人对传统的反思和批判是建立在一种理论需要之上,由此出发所进行的现实批判也就相应地游荡在合理与过火、实在与捏造、务实与浪漫之间,让评说者不易界说或措辞。
从理论需要来说,人们对理性的批判势在必行,而且日趋板结陈腐的理性观念也确实需要思想的铧犁来松土,才能种下未来希望的种子。这也是现代人试图以某种偏激的方法欲达到的建设性结果。海德格尔对理性的“悬搁”(当然在他对理性及整个传统的态度中,远远不只是胡塞尔式的epoche)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海德格尔要努力做到不忽略西方哲学中任何积极的开端,他就不得不既把理性主义也把它的对立立场都看作是片面的哲学观点。”[2](P177)因此在转型过程中所必然产生的“思想上内在的放纵”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了。即便如此,历史的清晰和公正之理由,我们也必当看到,这种纵然可以理解的偏差和“我注六经”的思想观念本质上是一种偏差,这是我们所有重建工作的出发点。
海德格尔特别强调历史性,那么对其自身的历史性考察自然属于同一个思想维度的任务。由于海德格尔及大多数现代思想家把确然存在的危机作了浪漫的理解,因此他们对理性的批判更多地具有一种审美的特征,这或许就是现代性的理论基石之由来。从海德格尔的立场出发,我们的确应该把理性弃如鄙履,或者公平一点说,是克服和超越理性。但从另外的角度,即在一个远离了历史恩怨和感情纠葛的时代,我们对理性又必有另外的看法,而摆脱梦魇般的历史记忆,还理性以本真的面目,大约是必需的,也是急需的。
在今天,当我们说技术上升到意识形态,其实也就是理性上升到了意识形态,说明理性进入了勇敢的世俗和科学的时代,理性对“非”理性东西的奴役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状态,因此我们对理性的辩护无法绕过这个基本事实,同时我们对理性的辩护也不是为了达到重新掌握和控制理性的目的,像传统理性所从事的那样:“意识形态陶醉于纯粹理性的神话,开始清除人性里的神秘本质,企图把心灵本身变为一种像血液循环那样可以预示的物质客体。简言之,这是理性的疯狂,这是狂妄自大的举动,企图绘制我们把握不了的精神存在的蓝图。”[3](P80)传统理性过度的膨胀已经使理性主义产生了严重的异化,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以科学理性主义的同义词而始,以空洞思辨的唯心主义而终。”(伊格尔顿语)当然,由此还产生了人们津津乐道的“形而上学的恐怖”(horror metaphysicus)。
但是这种事实上问题却并未容许人们对之做出随意的解释和处理,海德格尔在思想转折(die Kehre)之后,其用语、风格及思想气质无处不体现着一种浪漫主义的诗意化特征。这种思想的呢喃成了他后期作为思者与诗人之双重身分的存在性标志,也是他从纯粹的、学院式的思辩转向对现实关注以及对拯救之渴望后的运思方式。我们虽可大谈特谈其前后期思想的内在一致性,即始终如一地追寻存在的亮光和朗照。但我们同样不能掩饰的,是他在对“解蔽”的苦思过程中所进行的思维方式的革命,如我国先贤所谓“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境中之象”(严羽《沧浪诗话·诗辩》)。海德格尔在全新的视野中,也显露出了自由奔放的浪漫气质、直觉神秘的浪漫理想、感伤嘲讽的浪漫情调、洞察批判的浪漫情怀。
因此我们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便可归溯到一种浪漫主义的根基或出发点,这既是他后期向诗不断靠近的结果,同时也是罩在他终生追求目标外面的一层光环。就连他自己也不自觉地承认了对罗曼蒂克的向往和珍惜,当他看到现代科技越来越企业化控制化因而失去自由,人们已经很难再坚守哪怕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时候,他呼吁人们“能够保持着变得越来越淡薄和空间的学究和学院的罗曼蒂克。”[1](P894)
那么,什么是浪漫主义?我们所理解的浪漫主义,并不等同于曾经作为一个文学、美学流派的浪漫主义。作为一个流派的浪漫主义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作为一种精神气质与文化理想的浪漫主义却是永恒的。我们既无意辩析它们的区别,也无意于考镜词源及含义,更无意为本已十分混乱庞杂的浪漫主义大典增加一个并不新颖的词条。我们遵循的是两百余年前浪漫主义大师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一段名言:“浪漫主义……的实质就在于:它将始终在形成中,永远不会臻于完成。它不可能被任何理论彻底阐明,只有眼光敏锐的批评才能着手描述它的理想。唯有它是无限和自由的。”由此观之,我们所说的浪漫主义并不是与古典主义、现实主义、新历史主义等“主义”相对的一种主张,而是人类精神王国中与生俱来的文化发祥地与源创力。
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德国古典哲学本身就是哲学领域里的浪漫运动”[4](P723),那么同样也可以把海德格尔的哲学看成是现时代哲学领域里的浪漫运动。我们无意夸大浪漫主义在人类思想中的作用,但浪漫主义既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母题,也肯定是我们时代的母题,也必然是海德格尔哲学的母题。尤其在批判现实而寻求超越的理想方面,海德格尔的浪漫主义在对科技的追问中闪现出了异样的光彩。这种异样的光彩使得年轻纯真的少女阿伦特产生了错觉,同时也使海德格尔自己对纳粹产生了错觉,而且这个错觉一直持续到他去世,他对自己在二战期间与纳粹的纠葛保持了长达30多年悲壮的缄默就是最好的证据。
当然,遍布在当代思想观念中的这种深刻的浪漫主义最终使得整个世界对包括理性在内的整个传统哲学产生了错觉。不管这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理性显然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比如就理性的技术化来说,现代人对它的批判就颇有些过火,如果人类文化的技术化就像文化的世俗化(secularization)一样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那么我们对它的指责就无视历史的合理性了。虽然我们不能事先假定存在一个历史的目标,或者预设某种超验的历史合理性――这早就为深受历史决定论左右过命运的学者否定过了,但历史的启示和命运还是应当受到尊重的,我们既然无法改变历史的命运(谁又能改变呢),那么我们就应当尊重它、研究它。
盲目抵制技术化的确是愚蠢的,我们很可能在技术追问中过分地夸大了它的危害。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就算理性技术化了,那又怎样?技术本来就是理性,尤其是现代技术,在雅斯贝斯看来,现代技术世界的发生包含三个不可分割的因素,即,自然科学、发明精神和劳动组织,而这三个因素的共同之处就是理性。因此,既然技术是理性的客观内涵,那么理性的技术化似乎就不那么可怕了,更何况技术还具有强大的生存辅助功能哩,那就是:“使存在更安逸,减少为存在的物质条件而进行的日常斗争,赢得闲暇和舒适。‘技术的意义即对自然的自由。’技术的目的在于把人从自然的动物性的禁锢下解放出来,从它的物质匮乏、威胁和奴役下解放出来。因此技术的原理是作用于物质和各种力量的有目的的活动,以帮助人类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技术人员并不是在发现事物时简单地把它们拿来。他从为人类目的利用它们出发去弄清它们,并寻求与这些特殊目的利用形式最相近的形式。”[5](P116)我们的确需要转变观念,从积极的意义上把技术看作人类寻求解放、走向自由的有益手段和强大的基础。
而作为进步概念和演变概念的科学技术应该“被表明为人类历史意义上解决问题的机制”。(哈贝马斯语)因此雅斯贝斯对技术的性质虽然遭到了海德格尔的强烈反对,但技术能够成为而且本身也是“工具”这个简单的事实却无法否认,我们能够作的就是去是思考技术的本质和提防技术的僣越,但并不是要取消技术和返回到原始状态。其实就算存在的本真的状况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日出而作,日没而息,帝力于我有何哉”,我们也不能没有耕田和凿井的器具,只要形而上的“道”而不要形而下的“器”无论如何是行不通的,同时这也不是走出当今危害危机的有效途径。需要顺便提及的是,只要进入“耕田”和“凿井”的游戏,这就牵涉到技术问题了,就必然要遵守技术性的游戏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帝”就必然要参预进来,从而产生一种限制和禁锢,为历代轻灵跳脱之思所拒绝,这似乎是人类永恒的悖论。当我们进入所谓的“全球化”时代,这里的“帝”就当扩展理解至“帝国主义”,即是说,全球化不过是帝国主义攻破民族主义堡垒的技术利器。
此外,人们对理性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的指责也并不是无可商榷之处,理性的制度化是它之所以能够得以自我实现的一个基本步骤,如同它的技术化一样是可以得到理解的。不可否认,制度性的东西的确具有戕害灵性、僵化思想的不良后果,但并能因此而废弃制度。离开了制度,我们的讨论就缺乏规则,而我们的行为也就失去了范围与方向,“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理性是已经被制度化了的,那么就不可能有任何对理性的合理讨论(a reasonable discussion about reason)。”[6](P229)只有当我们认识到理性的制度化是理性之能起作用乃至一切事物起作用的方式(Institutions are the way things get done)的必然方式时,我们才能正确地讨论其他一切问题,否则思想就会陷入混沌和黑暗。制度化与游戏(play)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单纯强调游戏境界只能满足一种纯粹的美学要求,而最终使得文化上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泛滥成灾。这在哲学与诗歌的古老争论中就已经充分地表露出来了,理性制度化与游戏化的争论好比心灵与实在、理论与生活等古老的美学范畴之间的永恒争论。我们认为,人固然需要一种自由的存在方式,即古人所谓“不为形役”“不为物累”,但也不能绕开制度去主张“怎么都行”的无节制的恶的自由。所以最好的境界就是兼顾两者,让理性游戏化,也把游戏控制在理性范围内(To keep reason in play and to keep the play in reason)。
其实我们对理性的制度化的理解还远远不应停留于上述低调的、最低限度的层次。制度本身就意味着理性,因为制度的前提或它之所以可能的先验依据本身就是最为严格的理性的别样表述,比如人人生而平等,不可抢掠,不可杀人等等。最能体现制度的作用,尤其是伦理作用的,当是契约论(theory of contract)。契约论具有鲜明的理性主义色彩,它的价值就是避免行为的随意性,如“过”或“不及”,这种对人的自由的适度限制能够人类保证(首先是他人,进而是自己的)更大的自由。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制度虽然不是绝对理想的,但无疑是最好的。
同时对于以“类”的方式存在的人来说,制度作为一种具有共在(如海德格尔所说的mit-sein)意义的规范方式,比绝对的自我主义(egosim)具有更大的优先性,所以当我们在谈论制度与道德关系的时候,“首先要考虑制度伦理,考虑它是否符合正义,这不是因为它是我们最高的道德标准,而宁可说它是最起码的,但也是最基本的,甚至对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死攸关的规范标准。”[7](P160)。这就是制度作为一种契约伦理的巨大价值,也是理性制度化强有力的辩护依据。在绝大多数问题上,我们不能完全信赖我们的感情,而要依靠我们的理性,尤其是制度化的理性。这个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的圣哲教导虽然经受了近两百年来的打击,但事实证明现代解构论者最终还是要依靠某种制度化的东西来思考、来解构,因此它们没有也无法击毁这种与规则相同一的原理,同时也没有真正彻底颠覆掉感情与理性的古老关系。虽然我们要重新认识这种关系,但我们却并不需要浪漫主义的颠覆。
在理性的反思方面,海德格尔的思想可能是太深刻了,以至于我们无法简单地把它归结为“过分悲观”、“杞人忧天”或“并非多余”两个基础向度,海德格尔的思想有着特殊的视角,他对理性的反思和对技术的追问代表了现代人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但同时也代表了现代人在这些问题上的共同偏好。我认为他对技术、理性(以及技术理性)的理解是需要认真对待的,甚至这种对待就是一种根本的扬弃,就如同他对待技术的态度一样,其实在我看来,海氏对技术理性的反思最大的贡献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想方式上的启迪,而他关于技术理性的一些具体论述倒在其次。在方法上,海德格尔所主张的“泰然任之”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也就是对技术世界中的隐蔽意义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而这种泰然任之和虚怀敞开给我们允诺了一种可能性,让我们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逗留于世界上,允诺我们一个全新的基础和根基,让我们能够赖以在技术世界的范围内立身和持存,“并且不受技术世界的危害”,使我们走上一条通往新基础和根基的道路,在这个根基上,永恒的作品的创作或许就会扎下新的根。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对技术本身也保持一种“泰然任之”呢?老子的“无为”智慧又给我们提供了思考的契机。
既然技术(tekhnee)一词来自tiktein,本义是生育,技术就是要像母亲生孩子一样,制造出什么东西来,那么我们真就应该在对理性和对技术的思考中“生”点什么东西出来,这或许就是对理性辩护的最终意义,或者我们对理性的反思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回应某种“有理(性)”或“无理(性)”的批判上,我们要为新的理性的诞生作好准备。
理性其实并不需要辩护,正如伽达默尔所说,“千百年来人们总是把人定义为有理性的动物,就表明后人对理性所具有的自豪感。”[8](P5)我们在理性中生存并对理性注入了太多的智慧和热情,理性代表着我们的文化属性和精神状况,因而是我们的生命本身,当然需要加倍呵护。
[1] 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选集[C]. 孙周兴编.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6.
[2] 施太格缪勒. 当代哲学主流[M]. 王炳文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9.
[3] 伊格尔顿. 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M]. 马海良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4] 朱光潜. 西方美学史[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5] 雅斯贝斯.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 魏楚雄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9.
[6] John D. Caputo, Radical Hermeneutics[M].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7] 何怀宏. 契约伦理与社会正义[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8] 伽达默尔. 赞美理论[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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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又称”“人生观论战。这场论战虽然已经过去80年了,然而论战涉及的问题直到今天也不能说已经彻底澄清了。论战所提出的问题,今天仍然是哲学领域、思想文化领域的前沿课题,而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科技哲学相关论文:科玄论战的过程。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科玄论战的过程全文如下:
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又称“人生观论战”。这场论战虽然已经过去80年了,然而论战涉及的问题直到今天也不能说已经彻底澄清了。论战所提出的问题,今天仍然是哲学领域、思想文化领域的前沿课题,而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科玄论战自1923年2月开始,一直到1924年年底基本结束,历时将近两年之久;(1) 此后仍然断断续续,但已不是那么集中。整个论战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论战的缘起与爆发:从1923年2月张君劢发表“人生观”讲演,到同年张发表长文反击丁文江的驳斥。(2)论战的展开与深入:从1923年5月梁启超作《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到同年吴稚晖发表《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其间科学派、玄学派双方人物纷纷登场,论战愈演愈烈。(3)论战的转折与结局:从1923年11月陈独秀为论战文集《科学与人生观》作序、邓中夏发表《中国现在的思想界》,直到1924年岁末,其间“科-玄”论战发展为科学派、玄学派和唯物史观派三大派的思想论争。
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了题为“人生观”的演讲,对科学主义“科学万能”的思想倾向提出批评。这篇演讲词随之发表于《清华周刊》第272期。(2)
张君劢开宗明义指出,科学与人生观是根本不同的:“科学之中,有一定之原理原则,而此原理原则,皆有证据”;然而“同为人生,因彼此观察点不同,而意见各异,故天下古今之最不统一者,莫若人生观。”他接着将科学与人生观加以比较,列举了以下五点区别:
第一,科学为客观的,人生观为主观的。
第二,科学为论理(3)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
第三,科学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为综合的。
第四,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
第五,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性。
张君劢总结道:“人生观之特点所在,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这一切,都是与科学的特点截然不同的。
关于这种人生观问题,张君劢列举了以下九个方面:我与我之亲族之关系,我与我之异姓之关系,我与我之财产之关系,我对于社会制度之激渐态度,我在内之心灵与在外之物质之关系,我与我所属之全体之关系,我与他我总体之关系,我对于世界之希望,我对于世界背后有无造物主之信仰。“凡此九项皆以我为中心,或关于我以外之物,或关于我以外之人,东西万国,上下古今,无一定之解决者,则以此类问题,皆关于人生,而人生为活的,故不如死物质之易以一例相绳也。”
接下来又专门提出四大方面“有关人生观之问题”,其中第一点是关于“精神与物质”。他认为,科学是关乎物质的,而人生观是关乎精神的。他对中、西文明进行了对比,认为中国的是“精神文明”,西方的是“物质文明”:“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三百年来之欧洲,侧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故其结果为物质文明。”而西洋的“物质文明”的文化或人生观到底不足以解决人生观问题,所以导致了“一战”的灾难;唯有中国的“精神文明”的文化或人生观才能解决人生问题。我们不难看出,张君劢之用心所在,实乃中西文明的比较。他对西方现代文明基本是持批评态度的,而对中国传统文明则是颂扬有加的。但他立论的根据则是“人生观”与“科学”的区分,其结论是:“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盖人生观,既无客观标准,故惟有返求之于己。”
张君劢“人生观”演讲发表以后,“吾友丁在君(4),地质学家也,夙以拥护科学为职志者也,读我文后,勃然大怒,曰,诚如君言,科学而不能支配人生,则科学复有何用?吾两人口舌往复,历二时许,继则以批评之文万余字发表于《努力周报》。”(5) 这就是丁文江作于4月12日、发表在北京《努力周报》第48、49期的长文《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6)“科玄论战”由此爆发。
丁文江把张君劢的人生观哲学斥为“玄学”,称张君劢“玄学鬼附身”,并从以下八个方面驳斥了张君劢的“人生观”哲学:
(1)“人生观能否同科学分家?” 丁文江首先把张君劢的理路归结为“人生观‘天下古今最不统一’,所以科学方法不能适用”,然后据此加以驳斥:“人生观现在没有统一是一件事,永久不能统一又是一件事”;“何况现在‘无是非真伪之标准’,安见得就是无是非真伪之可求?”“要求是非真伪,除去科学方法,还有什么方法?”
(2)“科学的智识论” 作为一个马赫主义者,丁文江在此处阐述的是一种“经验实在论”立场,包括这几层意思:一是经验原则:科学知识起于感知。“觉官感触是我们晓得物质的根本”;“无论思想多么复杂,总不外乎觉官的感触。”二是逻辑原则:另外一些知识起于据经验而进行的逻辑推论。他以“自觉”(自我意识)为例,“旁人有没有自觉呢?我不能直接感触他有,并且不能直接证明他有,我只能推论他有。”三是唯心原则:物质存在最终起于经验-逻辑。“我们所晓得的物质,本不过是心理上的觉官感触,由知觉而成概念,由概念而生推论。科学所研究的不外乎这种概念同推论。”丁文江的立论,是基于两条“原则”的:其一,“凡常人心理的内容,其性质都是相同的。心理上联想的能力,第一是看一个人觉官感触的经验(经验原则——引者注),第二是他脑经思想力的强弱(逻辑原则——引者注)。”其二,“天才豪杰同常人的分别,是快慢的火车,不是人力车同飞机。因为我们能承认他们是天才,是豪杰,正是因为他们的知觉概念推论的方法完全与我们相同。”这两条原则其实是一条,即经验主义的心理联想主义的原则。
(3)“张君劢的人生观与科学” 丁文江从五个方面指出:张君劢的“人生观”“决逃不出科学的范围”。其中有几个论点很值得注意:其一,“凡不可以用论理学批评研究的,不是真知识。”其二,“科学的材料原都是心理的现象,若是你所说的现象是真的,决逃不出科学的范围。”其三,“科学未尝不注重个性直觉,但是科学所承认的个性直觉,是‘根据于经验的暗示,从活经验里涌出来的’。”
(4)“科学与玄学战争的历史” 丁文江简述了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和独立出来的历史,宣判了哲学的死刑。
(5)“中外合璧式的玄学及其流毒” 丁文江指出:“张君劢的人生观,一部分是从玄学大家柏格森化出来的”;“西洋的玄学鬼到了中国,又联合了陆象山、王阳明、陈白沙高谈心性的一班朋友的魂灵,一齐钻进了张君劢的‘我’里面。”
(6)“对于科学的误解” 丁文江在这里列举出人们对科学的三种误解:“向外”的(务外逐物),“物质的”,“机械的”。他申辩道:第一,“科学的材料是所有人类心理的内容”;“张君劢说科学是‘向外’的,如何能讲得通?”第二,科学不仅是“物质的”;科学对人心大有裨益:“科学不但无所谓向外,而且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不但使学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拿论理来训练他的意想,而意想力愈增;用经验来指示他的直觉,而直觉力愈活”。第三,科学不是“机械的”;“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种种的关系,才能够真知道生活的乐趣。这种‘活泼泼地’心境,只有拿望远镜仰察过天空的虚漠、用显微镜俯视过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参领得透彻”。
(7)“欧洲文化破产的责任” 丁文江不承认“欧洲文化破产”之说,认为:“我所不得不说的是欧洲文化纵然是破产(目前并无此事),科学绝对不负这种责任,因为破产的大原因是国际战争”;“对于战争最应该负责的人是政治家同教育家。这两种人多数仍然是不科学的”;“欧美的工业虽然是利用科学的发明,他们的政治社会却绝对的缺乏科学精神。”
(8)“中国的‘精神文明’” 丁文江不同意张君劢所采取的“西方为物质文明,中国为精神文明”这种当时比较流行的说法,指出:“至于东西洋的文化,也决不是所谓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这样笼统的名词所能概括的。”
最后,丁文江引用了胡适的一句话来作“结论”:“我们观察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不能不承认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
丁文江的文章发表以后,张君劢又撰长文《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7),予以反击。这篇驳议所针对的核心议题,仍在于人生观与科学的界线。他从十二个方面答复了丁文江的驳难:
(1)关于“物质科学精神科学之分类” 张君劢认为:“精神科学,依严格之科学定义,已不能认为科学。”
(2)关于“科学发达之历史及自然公例之性质” 张君劢也像丁文江一样,针锋相对地通过叙述科学的历史来证明其观点:科学的“自然公例”也并不是“万能”的;“关于纯粹之思想”的“纯正心理学”更无“公例”可求。
(3)关于“物质科学与精神科学之异同” 张君劢以物理学和心理学为物质科学和精神科学的典型加以比较,指出两者之间有本质区别。这是张君劢的人生观哲学的基本理据:“第一,凡在空间之物理易于试验,而生物学之为生活力(Vital force)所支配者,不易试验,至于心理学则更难。第二,凡在空间之物质,前后现象易于确指,故其求因果也易;生物界前后现象虽分明,而细胞之所以成为全体,其原因已不易知;若夫心理学则顷刻万变,更无固定状态可求。第三,三坐标或四坐标,验诸一质点之微而准者,可推及于日月星辰,此尤为生理学心理学所不能适用之原则。第四,物理上之概念,曰阿顿,曰原子,曰质量,曰能力:此数者得之抽象(Abstraction)而绝不为物体之具体的实在(Concrete Reality)所扰。至于生物学,有所谓种别,有所谓个性;而心理学为尤甚。因而生物心理两界日为个性之差异所扰,而不易得其纯一现象(Uniformity)。”“物理现象惟有此四大原则,故日趋于正确;生物心理现象惟无此四原则,故不能日就于正确。”
(4)关于“人生观” 张君劢归纳了丁文江的质问的几个要点,答复如下:“物质科学与精神科学内容不同,绝对可以分别;即以科学分类,久为学者所公认一端,可以证之”;“人与动植物同是活的,然动植物学之研究之对象为动植物,精神科学之所研究者为人类心理与心理所生之结果,故不得相提并论”;“凡为科学方法所支配者,必其为固定之状态。纯粹心理,顷刻万变,故非科学方法所能支配”;“人生观超于科学以上,不能对抗,故分家之语,不能成立。”
(5)关于“君子之袭取” 这里是针对丁文江讥讽玄学家之所以厌倦科学而取玄学,“以其袭而取之易也”;张君劢反唇相讥,指出丁文江“抄袭”皮耳生。
(6)关于“所谓科学的知识论” 张君劢在这里是要反驳丁文江的“科学的知识论”之说:首先,如果所谓“科学的知识论”是指科学家的知识观,“则古今科学家中有关于知识论之主张者,不止赫氏、达氏、詹氏、杜氏、马氏数人”,还有许多其知识观绝不相同的科学家,那么,究竟哪一家的才算是“科学的”?进一步讲,“知识论者,哲学范围内事也,与科学无涉者也。”科学是知识,但并不是“形而上”的“知识论”;只有哲学的知识论,而无所谓“科学的知识论”。
(7)关于“科学以外之知识(一名科学之限界)” 张君劢在这里划定“科学之界限”,以求“科学以外之知识”;限定认识论的“真”,确立价值论的“真”。他引证英国生物学家托摩生的话,以说明在科学认识之外还有三种“真”以及求“真”的途径:哲学(形而上学),宗教(道德),美术(艺术)。
(8)关于“玄学在欧洲是否‘没有地方混饭吃’” 张君劢在这里列举若干事实,称欧洲最近二三十年的思潮可以叫做“新玄学时代”。
(9)关于“我对于科学教育与玄学教育之态度” 张君劢对科学教育的流弊进行了批判,但也并不完全赞同社会改造派之教育,而是指出两者各有偏颇:“吾以为教育有五方面:曰形上、曰艺术、曰意志、曰理智、曰体质。科学教育偏于理智与体质,而忽略其他三者。社会改造派之教育,偏于意志与牺牲精神。”他认为,在现有科学教育基础上还应该加上“玄学教育”,包括三条:形而上学(超官觉超自然的条目),艺术,自由意志。
(10)关于“我对于物质文明之态度” 张君劢进一步申诉了他关于西方为物质文明、中国为精神文明的观点,对“物质文明”的西方列强那种科技立国、工商立国的政策及其造成的恶果进行了批判,告诫国人不要重蹈覆辙,而应“别寻途径”。
(11)关于“我对心性之学与考据之学之态度” 张君劢对传统的“汉学”(考据之学)、“宋学”(心性之学)的优劣得失进行了比较:他认为中国的汉学与宋学之争,同欧洲的经验派/唯物派与理性派/唯心派之争,是“人类思想上两大潮流之表现,吾确信此两潮流之对抗,出于心同理同之原则”,因而是可比较的。他以列表的方法,对中西两大派思想潮流进行比较,并得出结论说:“关于自然界之研究与文字之考证,当然以汉学家或欧洲惟物派之言为长”;“其关于人生之解释与内心之修养,当然以惟心派之言为长。”
(12)关于“私人批评之答复” 他再次申明其思想上的“立脚点”:“(一)知识以觉摄与概念相合而成。(二)经验界之知识为因果的,人生之进化为自由的。(三)超于科学之上,应以形上学统其成。(四)心性之发展,为形上的真理之启示,故当提倡新宋学。”
就在丁、张激战的时候,思想界的一员宿将梁启超出场了。5月5日,他写了一篇《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暂时局外中立人梁启超宣言》(8)。这篇“宣言”有两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其一,“这个问题(即“人生观”问题)是宇宙间最大的问题。”其二,“这种论战是我国未曾有过的论战”;“替我们学界开一新纪元”。这充分表现出梁启超的敏锐。
科学派继丁文江之后第一个出场的,则是大名鼎鼎的胡适。5月11日,胡适在上海写成《孙行者与张君劢》,发表于《努力周报》(9)。他把张君劢比做孙悟空,而把“赛先生(科学)和罗辑先生(逻辑)”比做如来佛;认为玄学纵有天大的本领,也跳不出科学的掌心。
胡适此文开其端,科学派对玄学派展开了凌厉的攻势。其中,科学派主将丁文江的《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10) 是最值得注意的。
此文从八个方面反驳张君劢的批评:
(1)批评了张君劢的“反进化论”的“现在主义”。
(2)反驳了张君劢的“人生观”定义:如果“人生观是我对于我以外的物同人的观察、主张、要求、希望。范围既然这样广,岂不是凡有科学的材料都可以包括在人生观里面?因为那一样科学不是我对于物同人的一种观察,一种主张?”
(3)指责张君劢对科学有两大误解:“君劢对于科学最大的误解是以为‘严正的科学’是‘牢固不拔’,公例是‘一成’不变,‘科学的’就是‘有定论’的”;“君劢对于科学第二种误解是把科学的分类当做科学的鸿沟。”
(4)为其“存疑学者的态度”申辩:“无论遇见甚么论断,甚么主义,第一句话是:‘拿证据来!’”
(5)继续宣讲其“科学的知识论”,其要点有三:其一,“这种知识论是根据于可以用科学方法试验的觉官感触”;其二,“以感觉为知识的原子,有许多心理学的证据”;其三,“我们现在是就知识论知识,没有把情感计算在内”。
(6)说明物质科学与精神科学是没有根本区别的,因为它们的“材料”(对象)同为心理“现象”,它们的方法同为经验“归纳”。
(7)批驳张君劢所说“科学以外之知识”,指出:“他把美术宗教当做知识,不但学科学的人不承认,恐怕学美术的信宗教的人也未必承认的。”
(8)丁文江第一次明确给“人生观”下了一个定义:“一人的人生观是他的知识情感,同他对于知识情感的态度。”“知识情感”这个短语很令人费解,从他的上下文来看,他认为“情感是知识的原动,知识是情感的向导”,则所谓“知识情感”似乎指在知识规束下的情感冲动。
后来丁文江又于6月5日作了一篇短文《玄学与科学的讨论的余兴》,发表于《努力周报》(11)。此文除附了一个长长的书目以外,主要就是“答林宰平”,指出:“他说玄学就是本体论,张君劢所讲的人生观与玄学无关,我却不能承认。”“宰平先生要我给玄学下一个定义。我就斗胆地说:‘广义的玄学是从不可证明的假设所推论出来的规律’。”
除胡适、丁文江外,这一阶段科学派中其他人物的观点大致如下:
任叔永《人生观的科学或科学的人生观》(12) 提出:“人生观成不成科学是一事,科学能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又是一事”;“人生观的科学是不可能的事,而科学的人生观却是可能的事。”其一,科学可以“间接”“改变”人生观;其二,科学可以“直接”“造出”人生观。
章演存发表于《努力周报》的《张君劢主张的人生观对科学的五个异点》(13),是直接针对张君劢“人生观”演讲中所列的人生观与科学的五点区别而发的:(1)一方面,“不能说科学纯为客观的”;不过,客观的“原则还是存在”。另一方面,“人生观里最不容易统一的,就是一种情感作用”,但是“要能分析到和没有情感一样的地步,原则也一定还是存在。庄子说,‘有人之形,无人之情’,这就是去求人生原则的方法。”(2)认为张君劢所谓“直觉”也还是“意见”,因而不能施之以科学的“论理”。(3)指出:“张君没有告诉我们人生观是全体的——不能分割的理由。”(4)指出张君劢的一种“自相矛盾”:他所举古今中外伟人及他自己的人生观及其表现都是有动机和理由的,“动机和理由就是因,他们的人生观就是果。”(5)指出张君劢的“人生观”“是从张君‘皆以我为中心’一句话产出来的”;“张君要是换句话说,‘凡此九项,皆以“真”为中心’,这个是非立即就解决了。”
朱经农《读张君劢论人生观与科学的两篇文章后所发生的疑问》(14),从八个方面对张君劢提出质疑:
(一)既然人生观为文化转移之枢纽,而文化又有有益有害之分,此有益有害即是文化之是非标准,也即人生观之“是非标准”;凡有益者采之,而有害者除之,此存革取舍,即“方法”;由人生观之是非,而有文化之是非,此即有其“因”,则有其“果”。
(二)张君劢既说人生观无绝对之是非标准,又说人类目的避恶向善,此善与恶,正是“是非标准”。
(三)指出了张君劢的一个严重混乱,就是把“无公例可求”的“人生观”归入哲学,又把哲学归入了所谓“精神科学”范畴,而又承认精神科学是有公例可求的。
(四)对张君劢关于“物质”与“精神”的对立、“物质科学”与“精神科学”的划分提出质疑。
(五)批驳张君劢关于科学的“金科玉律”、“一成不变”的说法,捍卫丁文江关于科学“日进无已”、“前程不可限量”的思想。
(六)质疑张君劢的“纯粹心理”概念,并指出他以“顷刻万变”来证明其不为科学所支配的谬误。
(七)揭露张君劢的矛盾:既云“人生之所谓善者皆精神之表现……其所谓恶者皆物质之接触”;又云“所谓物质者,凡我以外皆属之”(包括父母、妻子、国家、社会等等)。可是人谁不接触父母妻子,这岂非说人人皆必陷于恶?
(八)指出了张君劢的另外一个问题,即把中国文明归结为“精神文明”,而把欧洲文明归结为“物质文明”;进而指出,任何精神文明都是要受物质文明的制约、尤其是受物质自然环境的影响的。
《科学与人生观》一书,共收入唐钺五篇文章。第一篇文章《心理现象与因果律》(15) 开宗明义:“我这篇文章的主意,在说明一切心理现象是受因果律所支配的。”他强调:“因果律是从经验得来的。”第二篇文章《“玄学与科学”论争的所给的暗示》(16),与梁启超那篇《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性质相当。第三篇文章《一个痴人的说梦——情感真是超科学的吗?》(17) 是针对梁启超《人生观与科学》中的论点而发的,认为,梁文以为情感如“爱”和“美”是“神秘”的,也就是不可分析的;但事实上爱与美之情感也是可以分析的。第四篇文章《科学的范围》(18)是针对林宰平对丁文江的质疑,解释说,“我的浅见,以为天地间所有现象,都是科学的材料。天地间有人,我们就有人类学、人种学、人类心理学等。天地间有鱼,我们就有鱼学。天地间有艺术,我们就可以有艺术学。天地间有宗教,我们就可以有宗教学。说艺术宗教的科学的研究是科学,不是说艺术宗教就是科学,同说鱼的科学研究是科学,不是说鱼就是科学一样。”最后一篇文章《读了〈评所谓“科学与玄学之争”〉以后》(19)是针对范寿康的驳议而发的抗辩,坚持“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的全部”。
心理学家陆志韦的《“死狗”的心理学》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20),指责丁、张两家都在大谈心理学,却都不懂心理学。
王星拱作了一篇题为《科学与人生观》的文章,与后来出版的论战文集同名,发表于《努力周报》(21)。与丁文江一样,王星拱也是个马赫主义者。王文贯彻了他的“科学”立场:“依科学去解释生命问题,应该叫做‘人生之科学观’”,即对人生的科学认识;“依科学态度而整理思想,构造意见,以至于身体力行,可以叫做‘科学的人生观’”,即建立在科学认识基础之上的人生态度。结论:“科学是凭借因果和齐一两个原理而构造起来的;人生问题无论为生命之观念、或生活之态度,都不能逃出这两个原理的金刚圈,所以科学可以解决人生问题。”
《科学与人生观》书中收入了一篇署名为“穆”的文章《旁观者言》(22),文中标举“科学家的人生观”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尊重事实”;二是“对于事实之平等观”;三是“条理密察”。
吴稚晖以嘻笑怒骂的文笔作了一篇《箴洋八股化之理学》,发表在《晨报副刊》(23)。认为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正是科学和物质文明。另外,在“附注”中,他对中国的“国故”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因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非再把他丢在毛厕里三十年,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
吴稚晖同时在《太平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长文,题为《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24),洋洋6万余言,全面阐述了自己的主张。自称:“吴稚晖拼命做这文章,鼓吹物质。”在他看来,人生不外乎三件事:“清风明月的吃饭人生观,神工鬼斧的生小孩人生观,覆天载地的招呼朋友人生观。”要把这三件事办好,都需要科学与物质文明。他在文中表明了七个“坚信”:“我坚信精神离不了物质”;“我是坚信宇宙都是暂局”;“可坚决的断定古人不及今人,今人又不及后人”;“善也古人不及今人,今人不及后人。恶也古人不及今人,今人不及后人。知识之能力,可使善亦进恶亦进”;“我信物质文明愈进步,品物愈备,人类的合一,愈有倾向;复杂之疑难,亦愈易解决”;“我信道德乃文化的结晶,未有文化高而道德反低下者”;“我信‘宇宙一切’,皆可以科学解说。”表达了坚定的科学主义立场。
面对科学派的攻势,玄学派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发起反击。其间尤可注意的是,张君劢又在中国大学发表了一次演讲《科学之评价》(25)。提出,人生在世,存在五个方面的问题:形上、审美、意志、理智、身体。除身体外,前四者是心灵的问题,分为两个层次:形上、形下。形下又分两个方面:情意(审美、意志)、理智。科学主义注重于身体和理智,忽视了形上和情意。
此时,那位“暂时局外中立人”梁启超也披挂上阵来,并成为玄学派的另外一员大将。他于5月23日作《人生观与科学——对于张丁论战的批评》,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26)。这篇文章要义有五:(1)对“人生”、“人生观”的界说:“人类从心界物界两方面调和结合而成的生活,叫做‘人生’。我们悬一种理想来完成这种生活,叫做‘人生观’。”(2)对“理智”与“情感”的分辨:“人类生活,固然离不了理智;但不能说理智包括尽人类生活的全内容。此外还有极重要一部分——或者可以说是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3)肯定科学的作用:既然人生观如张君劢所言的基于“观察”,“观察离得了科学程序吗?”即便人生观是“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是要与理智相辅的。”(4)对科玄双方都提出了批评:“在君过信科学万能,正和君劢之轻蔑科学同一错误”,因为“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关于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5)最终却落脚到对情感与自由意志的歌颂。“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情感表现出来的方向很多。内中最少有两件的的确确带有神秘性的,就是‘爱’和‘美’。”“一部人类活历史,却什有九从这种神密中创造出来。”“‘科学帝国’的版图和威权无论扩大到什么程度,这位‘爱先生’和那位‘美先生’依然永远保持他们那种‘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诸侯’的身份。”
林宰平的《读丁在君先生的〈玄学与科学〉》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27),全文共八个部分:(1)抨击了科学主义的酷似宗教的“排他”倾向、企图“统一一切”的“野心”、“带有杀伐之音”的霸道。(2)对“科学”和“科学的(方法)”进行了严格的区分,指出对艺术与人生固然可以使用科学的方法,但本身仍不是科学。(3)对丁文江的逻辑观念提出批评。(4)从“心和物”的关系问题出发,对丁文江“存疑的唯心论”、“唯觉主义”的经验论原则进行了批判,说明科学主义以为根本的“经验”原来是“靠不住”的东西。(5)对丁文江所确立的用来审查概念、推论的“两条原则”、“三条方法”(28) 加以评说,批判丁文江的经验原则。(6)捍卫张君劢关于“纯粹心理现象”的观点,认为它不仅在作为自然规律或“天然律”的“因果律”之外,而且在作为思维规律的“思想律”之外。(7)具体谈了他对“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的看法:一方面,他赞成“科学有益于人生观”;另一方面,他却反对“人生为科学所支配”的观点。(8)最后,林宰平表示:“科学我是相信的”;但是“别像吹胰子泡似的,吹得太大,反而吹破了。”
甘蛰仙《人生观与知识论》(29)虽然力图公允,其实应该属于玄学派的。他谈了六个方面的问题:“(1)人生之目的——良知之完成。”“我们为什么活着?就是为完成我们做小孩时的一片赤心——生来的良心——而活着。”“(2)人生之途径——到良知完成之路”在于“于可能的范围内,妥为设法,使吾良知美满实现。”“(3)人生之修养——致良知之工夫,不可不做;我知我行之真自由,不可不保持。”“(4)道德的自由之所从出——本体论中的自由论。其引伸之义,在肯定良心的自由,道德的自由。”“(5)由知识论略释先哲学说——以知识论为从事研究或解决人生问题者所宜知故。”“(6)由人生观略释先哲之人格态度——以人格态度为从事建设新人生观者所宜知故。”
针对唐钺《一个痴人的说梦》,屠孝实发表了《玄学果为痴人说梦耶?》(30)。在他看来,科学派中两位大将,吴稚晖“仅谓玄学之提倡,无益于今日之中国”,“对于玄学之本身,未尝有否认之意”;唯有丁文江“则直斥玄学为鬼物”,“然细读丁君前后诸文,对于本体论之研究,亦未尝否认之,且自称为存疑的唯心论者。”由此确立其文的主旨:玄学决不可无。
菊农的《人格与教育》,发表于《晨报副刊》(31)。此文立场是与张君劢一致的。他把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文明概括为两大基本精神:个人主义,机械主义。此文的哲学观可以说是一种“生命意志论”,认为宇宙的本体即“变”、“生活的创新”,而“自由意志便是中心的创造力”;“人生的目的便是完成他自己的人格以贡献于大的全体;换言之,便是实现小己的人格以求超人格的实现。”
王平陵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的《“科哲之战”的尾声》(32),篇幅虽小,却极有分量。此文将“科玄之争”称为“科哲之战”,即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是很有见地的。围绕这个问题,他着重谈了两点:1.科学(实则科学主义的实证主义的哲学)企图排斥哲学是办不到的。2.科学与哲学是一种对立互补的关系。
论战进行到此时,这场论战的两本文集几乎同时推出了:一本是汪孟邹编辑、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科学与人生观》;另一本是郭梦良编辑、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人生观之论战》。两书均于1923年12月出版发行,所收文章差别不大:《科学与人生观》收文29篇,另有陈独秀、胡适两篇序;《人生观之论战》收文30篇,另有张君劢序。(33) 但两书的思想倾向性却是截然对立的:《科学与人生观》代表了科学派的立场,突出体现在陈、胡二序上;《人生观之论战》代表了玄学派的立场,不仅体现在张君劢的序上,而且尤其突出体现在编排上:该书三编,甲篇收玄学派的文章,乙篇收科学派的文章,附录则收其它文章。
论战文集《人生观之论战》是代表玄学派的主张的,张君劢所作的序(34) 是对其关于“人生观”观点的更进一步阐述。他说明心理学、社会学和唯物史观作为“科学”是不可能的,而尤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科学的社会主义”不以为然,认为其“公例”无定准,绝非科学。在他看来,“第一,科学上之因果律,限于物质,而不及于精神。第二,各分科之学之上,应以形上学统其成。第三,人类活动之根源之自由意志问题,非在形上学中,不能了解。”
论战的另一种文集《科学与人生观》则是代表科学派的主张的,而且,它的推出标志着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另一个重要派别——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正式加入到论战中来了。这个标志就是陈独秀为《科学与人生观》作的序,以及书中收入的胡适《答陈独秀先生》与陈独秀《答适之》之间所展开的辩论。所以,文集的出版不是论战的结束,而是论战的深化。此所谓“深化”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理解:科学精神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支持,更加深入人心;与此同时科学主义倾向与唯物史观相结合,更加势不可当。
11月13日,陈独秀应邀为即将出版的《科学与人生观》作了一篇序(以下简称“陈序”)。应邀作序的还有胡适,其序(以下简称“胡序”)作于11月29日;并附《答陈独秀先生》。陈独秀又于12月9日作《答适之》。两篇答文一并收入《科学与人生观》书中。这“两序两答”,是在陈、胡之间展开的关于科玄问题的对话。
陈序表明,他是同时要对玄学派、科学派在两条战线上作战。这就为科玄论战当中唯物史观派的立场定下了基调。他批评了玄学派的三个人物:批评张君劢举出的“九项人生观”;批评梁启超的“情感超科学”的“怪论”;批评范寿康所谓人生观的“先天的形式”。然后又批评科学派代表丁文江的所谓“存疑的唯心论”,认为,“他的思想之根底,仍和张君劢走的是一条道路”;“其实我们对于未发见的物质固然可以存疑,而对于超物质而独立存在并且可以支配物质的什么心(心即是物之一种表现),什么灵魂与上帝,我们已无疑可存了。”最后表明:“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由此,“唯物史观派”旗帜鲜明地加入到科玄论战之中。
胡序所涉及的问题更广泛一些,着重正式提出了他的“科学的人生观”或者“新人生观的轮廓”, 此即著名的“胡适十诫”:
(1)根据于天文学和物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空间的无穷之大。
(2)根据于地质学及古生物学的知识,叫人知道时间的无穷之长。
(3)根据于一切科学,叫人知道宇宙及其中万物的运行变迁皆是自然的,——自己如此的,——正用不着什么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
(4)根据于生物的科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生物界的生存竞争的浪费与惨酷,——因此,叫人更可以明白那“有好生之德”的主宰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
(5)根据于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人不过是动物的一种,他和别种动物只有程度的差异,并无种类的区别。
(6)根据于生物的科学及人类学、人种学、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生物及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也演进的原因。
(7)根据于生物的及心理的科学,叫人知道一切心理的现象都是有因的。(8)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道德礼教是变迁的,而变迁的原因都是可以用科学方法寻求出来的。
(9)根据于新的物理化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物质不是死的,是活的;不是静的,是动的。
(10)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个人——“小我”——是要死灭的,而人类——“大我”——是不死的,不朽的;叫人知道“为全种万世而生活”就是宗教,就是最高的宗教;而那些替个人谋死后的“天堂”“净土”的宗教,乃是自私自利的宗教。
胡适的《答陈独秀先生》与陈独秀的《答适之》是科玄论战中科学派与唯物史观派的第一次正面交锋。胡文是对上述陈序的批驳,他区分了自己的“唯物的人生观”与陈序的“唯物的历史观”:“(1)独秀说的是一种‘历史观’,而我们讨论的是‘人生观’。人生观是一个人对于宇宙万物和人类的见解;历史观是‘解释历史’的一种见解,是一个人对于历史的见解。历史观只是人生观的一部分。(2)唯物的人生观是用物质的观念来解释宇宙万物及心理现象。唯物的历史观是用‘客观的物质原因’来说明历史。(狭义的唯物史观则用经济的原因来说明历史。)”“我们虽然极端欢迎‘经济史观’来做一种重要的史学工具,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思想知识等事也都是‘客观的原因’,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陈独秀的答复是:“‘唯物的历史观’是我们的根本思想,名为历史观,其实不限于历史,并应用于人生观及社会观”;“唯物史观所谓客观的物质原因,是指物质的本因而言,由物而发生之心的现象,当然不包括在内”,但是“唯物史观的哲学者也并不是不重视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等心的现象之存在,惟只承认他们都是经济的基础上面之建筑物,而非基础之本身。”
马克思主义者最早正式对科玄论战双方作出批评的,是两篇几乎同时出现的文章,即上面谈到的陈独秀的《科学与人生观·序》和邓中夏的《中国现在的思想界》。
邓中夏《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于1923年11月24日发表在《中国青年》第6期上。(35) 此文虽然不长,其价值却不容忽视。第一,他对中国思想界三足鼎立的格局作了一种异常清晰的勾画,这种勾画直到今天仍旧适用。第二,他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来对此格局进行了分析,尤其强调了论战的阶级斗争性质。第三,他谈到了唯物史观派与科学方法派之间的异同,强调了两者的一致:“唯物史观派,他们亦根据科学,亦应用科学方法,与上一派原无二致。所不同者,只是他们相信物质变动(老实说,经济变动)则人类思想都要跟着变动,这是他们比上一派尤为有识尤为彻底的所在。”次年1月26日,邓中夏又在《中国青年》第15期上发表了一篇《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36),提出:“我们应结成联合战线,向反动的思想势力……向哲学中之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傅侗等包括在内)梁漱溟;……分头迎击,一致进攻。”
紧接着邓中夏的,就是瞿秋白分别批判科、玄两派的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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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狭义上讲,融资即是一个企业的资金筹集的行为与过程,也就是说公司根据自身的生产经营状况、资金拥有的状况,以及公司未来经营发展的需要,通过科学的预测和决策,采用一定的方式,从一定的渠道向公司的投资者和债权人去筹集资金,组织资金的供应,以保证公司正常生产需要,经营管理活动需要的理财行为。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中的科技融资问题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经济结构转型的背景下,作为中小企业的尖端力量――科技型中小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经济结构转型的成败。据统计,截至2011年,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总数逾20万户,提供了全国约66%的发明专利、74%以上的技术创新、82%以上的新产品开发,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中有47.6%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可见,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是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然而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所面临的一个普遍的、关键的制约因素就是融资困难。
信息不对称、融资成本高、融资渠道少等因素在科技型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存在。作为一座震后重建的“新兴”城市,唐山市不再仅仅将工业作为复兴的支撑,科技型中小企业也随着这座城市的崛起而萌芽和发展。本文通过对唐山市14个区(县)的25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走访调查,梳理分析了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在借鉴当前国内外科技融资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当地实际提出了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方法与建议。
近年来,唐山市不断加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全市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到106家,经济效益明显提高。为解除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题,2013年8月28日唐山市科技局联合财政局,专门设立了科技金融专项资金,并制定出台了《唐山市科技金融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通过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专利权质押贷款等方式,扩大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以重点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但相比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巨大资金需求,这仍只是杯水车薪。
(一)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自身缺陷。
首先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三高”特征,即高风险、高收益、高不确定性,决定了其不适合依赖银行贷款等传统方式进行融资,但是由于融资渠道的匮乏,又不得不很大程度上依赖银行贷款,这种矛盾是造成其融资困难的首要原因。
调查发现,唐山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大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其自身存在三个弊端:
一是科技型中小企业主观融资观念滞后,过分依赖银行信贷资金的支持。
二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有限导致企业内部结构治理不完善。在笔者调查的25家企业中,有22家公司财务账目不清、财务制度混乱,无法向银行提供有关财务报表。三是科技型中小企业自身融资条件不具备优势,资金需求占用时间长,未来财务风险与经营风险都比较高,抗风险能力弱,而且很多科技型中小企业都不具备担保条件,不符合银行的贷款标准而造成融资难。
(二)创业投资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支持力度不足。
创业投资(Venture Capital)是指创投资金对创业企业进行股权投资,以期所投资创业企业发育成熟或相对成熟后通过股权退出获得资本增值收益的投资方式。科技型中小企业是创业投资的重要投资对象,但这种新生的投资方式发展还极不成熟。EZCapital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创投市场上公开披露的完成募集的基金规模陷入了近6年的最低谷,共披露上市事件89起,同比下降57.62%,共募集资金1 417.63亿元人民币,同比减少46.48%。创投市场的黯淡反映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困境(尤其是融资方面)。
在调查的25家科技型企业中挂牌上市的企业有8家,只有同方国芯(股票代码002049)在中小企业板上市。可见,唐山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基本没有渠道从证券市场获得资金支持。此外,2013年唐山只有11个项目入选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项目,共争取资金640万元,尽管2013年唐山市科技金融专项资金首批启动500万元,但这些资金分配到每个企业也就区区几十万元,而对于众多没有政府资金支持的企业来说,融资之路更为艰难。
(三)外部金融服务体系存在缺陷。
首先,唐山市对专利技术、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的衡量定价制度缺失。由于对科技产品相应的知识产权的评估和认证的标准制度不统一、不匹配,知识产权质押尚未规范形成,而且金融服务体系中缺乏相辅助的信用风险评级系统,这就很难让金融机构充分了解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实际情况,信贷成本增加,企业融资难度增大。
其次,市场融资渠道单一,资本市场融资潜力尚未全面开发。唐山市中小企业发展多依赖于商业银行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但由于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一般商业银行因科技型中小企业初创风险高、变数大、收益回报期晚等因素而提高贷款门槛或增加贷款成本。与此同时,金融机构内部也存在改革步伐不快、内控机制不完善、信贷激励机制不健全、金融服务手段偏少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银行信用融资渠道作用的充分发挥。此外,金融机构信贷产品创新不足,没有对成长型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量身”服务,导致对不同类型企业的融资需求缺乏差别化、个性化的信贷支持手段。
(四)政府职能作用发挥不充分。
首先,政策滞后且支撑力度不够。比如,唐山市在2011年才设立首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在2013年才出台《唐山市科技金融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这难以及时满足亟需政策支持和弥补资金缺口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需求。其次,体制上存在职能不理顺和职能缺失的问题。唐山市现有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管理职能部门在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遇到的资金、土地等问题时缺乏强有力的协调调度能力。再次,资金支持力度不够。无论是财政投入的总量还是发挥作用的效果与程度与先进地区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一)美国科技型中小企业金融支持体系分析。
美国企业融资中,政府直接参与的比例在逐渐减少,但美国政府通过多种途径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金融支持。首先是法律保证,早在1958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中小企业投资法》,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其次是信用担保,美国中小企业局(SBA)是负责执行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独立联邦政府机构。但政府的支持并非是美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蓬勃发展的主要因素,Manigart S.和Struyf C.(1997)通过统计分析发现,初创期高科技企业最重要的融资来源是企业家以及银行,但提供资金最多的则是风险资本公司及私人投资者,政府、院校以及其他公司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美国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发达的风险资本市场。据美国风险投资协会调研发现,美国风险投资的资本金额占GDP的1%,但这些接受风险投资的企业创造的直接经济贡献达到了GDP的11%。可见风险投资是一种有效的投融资机制。另外,美国完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也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了高效的融资渠道。
(二)日本科技型中小企业金融支持体系分析。
日本科技型中小企业金融支持体系整体上体现了较大的政府干预性,偏向于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首先是对企业进行指导,其次是运用金融政策扶植企业,通过政府金融机构等途径向企业提供低息科技贷款。日本也是世界上较早建立信用担保体系的国家。从结构上看,日本建立的是中央政府和地方两级信用保证体系,这种对信用担保再保险及财政损失补偿的机制维持了信用担保的信誉,使大量原本融资困难的科技型中小企业顺利从商业银行获得了资金支持。当然,日本的减免税收等政策以及完善的法律保证体系也是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重要因素。
(三)德国科技型中小企业金融支持体系分析。
与美国不同,德国的银行为全能银行,可以为企业提供包括贷款、有价证券发行、财产保险等全面的金融服务。银行针对高科技中小企业的特征,提供了多种有针对性的融资方法,而银行和企业互相持股,便于银行对企业进行资信评估和提供更加适合的融资方式,这种关系型的融资方式有助于银行对贷款企业进行风险控制,紧密的银企关系也利于企业获取信用支持并降低贷款成本。此外,德国为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如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金融优惠政策以及鼓励出口等政策,这都为德国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条件。
唐山地区的高新技术企业目前有106家,大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毫无疑问,在发展与扩张过程中,科技型中小企业将面临更多的困境。Giudici G.和Paleari S.(2000)认为金融约束是高科技企业扩张和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障碍之一,尤其是对于小型高科技企业。Ullah F.和Taylor P.(2007)分析了英国科技型小企业的融资问题,结论显示将近80%的企业在早期发展阶段面临融资约束。为此,参考国内外的成功经验,结合唐山地区实际情况,本文提出解决该地区科技融资的新措施。
(一)加大财务与经营信息的公开与透明度。
众多学者的实证研究显示信息不对称是小企业融资最大的特征,尤其是科技型小企业。Revest和Sapio(2012)分析了欧洲科技型小企业的情况,结果表明信息不对称引起市场失灵,阻碍了科技型小企业的外部融资。唐山地区90%以上的科技型中小企业都存在账目不全、财务混乱以及信息不透明等问题,尽管企业具有极大的发展前景,但这些问题的存在阻碍了金融与投资机构对企业的信任度。因此,健全财务制度,加强经营管理并加大信息的公开与透明是争取融资支持的重要前提。
(二)完善资本市场,健全金融服务体系。
美日德等发达国家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之所以能够得到蓬勃发展在于其完善的资本市场体系。尽管我国2009年成立创业板块,但截至2014年2月底,在创业板上市的公司总共才379家,且目前唐山还没有一所公司登陆创业板。因此唐山应该对符合创业板上市条件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给予大力支持,这不仅会有力地促进唐山市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也会带来巨大的“示范”效应。同时,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应该改变传统信贷观念,尤其应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
商业银行可成立专门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信贷部,针对企业的不同特点和不同需求,提供不同类型的细分信贷产品,例如浮动利率贷款、循环贷款、保理、福费廷等。另外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问题,商业银行可开展专门的风险贷款业务。在科技型中小企业自主创新成长增值以后,通过出售所持股份或期权获得高收益,对失败企业的风险损失进行补偿。只有建立一个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才能满足不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不同融资需求。
(三)加强政府宏观调控,为融资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主要应从加强法律法规建设、颁布相关倾斜政策,完善各项基础服务三个方面出发,三者协调配合实施,才能够有力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首先,政府要贯彻落实《中小企业促进法》有关融资扶持政策,完善与制定相关法律,为风险投资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其次,要建立和完善高技术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服务机构,加大信息服务力度,提高管理、法律、技术、融资等咨询服务,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初创阶段的突出困难,提高创业成功率。
第三,充分发挥金融市场运作体系的作用,积极拓宽融资渠道,促使融资方式多元化;研究制定《唐山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改制上市的指导意见》,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上市资源库,有针对性地对部分中小企业进行重点培育辅导,并予以相应资金支持。鼓励设立创业投资(基金)公司,做好科技型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发行工作,为企业融资提供多种选择。
同时,还应积极探索其他融资方式,如信托融资、项目融资、租赁融资、典当融资、资产证券化、知识产权权利质押等新型融资模式。最后,完善并促进风险投资机制,尤其是考虑引进创投基金。Fabio Bertoni et al.(2011)用经济计量模型分析了风险资本投资的“治疗效应”与“选择效应”,结果表明风险资本投资对企业发展具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如果唐山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能够充分利用风险投资(或创投基金)所带来的巨大资金支持,其发展必将如虎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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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的主要问题包括,世界的本原是什么,宇宙万物的生成和演化,时间和空间的本质,自然界的规律法则,灵魂是否存在,人与宇宙自然的关系,自由意志等。总之,存在,虚无,宇宙,灵魂,自由意志……所有玄之又玄的问题,都属于古老的形而上学话题之一。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科技哲学相关论文:评“马克思颠覆了形而上学”。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摘 要:《哲学研究》2002年第4期,仰海峰先生的论文《马克思主义与形而上学的颠覆》认为"马克思实现了对形而上学的颠覆",也实现了"对自己早年形而上学理想的颠覆"。本文对仰先生的论题和主要论据作了完全不同的解答,认为马克思没有颠覆形而上学,也没有想过要颠覆形而上学。
关键词:形而上学;马克思;黑格尔
论文正文:
一个后现代哲学语境中的神话——评“马克思颠覆了形而上学”
马克思认为统一的人类思维在不同的领域掌握世界的本质有不同的方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 他说:"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被思维的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 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1](104页)在这里 ,马克思明确指出科学的理论的(包括哲学)思维方式与艺术的以及宗教、"实践--精神"思维方式的不同特质。
那么,科学的理论的思维方式的特质是什么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指出:" 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206页)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抽象力"是人类理性思维的特质,理性思维就是要运用"抽象力"通过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因为事物的本质摸不着,看不见,不能用感性来把握,所以,它又必然是隐藏在现象背后的东西。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中曾经深刻地指出:认识财富的普遍本质,并因此把具有完全绝对性即抽象性的劳动提高 为原则,是一个必要的进步,李嘉图之所以在劳动价值论面前止步了,没有发现剩余价值,一方面当然是因 为李嘉图是一位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另一方面也因为他缺乏深度的理性思维能力,即不发达的思维抽象 力。
马克思说,这种"抽象力"把世界作为整体把握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因此任何理性、观念只能是 现象背后的本质,而哲学和科学理论也只能运用人类的理性能力从感性的杂多现象中抽出本质,从而摆脱杂多的感性现象,将理性独立出来作为本质予以研究和规定。这样看来发表在《哲学研究》2002年第四期的仰海峰先生论《马克思与形而上学的颠覆》所谓"马克思对黑格尔式形而上学的颠复,首先在于他意识到任何理 性、观念不是现象的本质;将理性独立出来作为本质加以规定,这只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幻觉。"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为了证明上述马克思颠覆了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仰先生引证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青年黑格 派运动的评论:"据说这一切都是在纯粹思想领域中发生的。"但是,我以为马克思在这里所要阐明的中心主 题是说明哲学和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指出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家们"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德国哲学和德国现 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3](23页)马克思在这 里根本没有提出所谓"颠覆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学问题。"因为形而上学的问题,是一个与哲学同现实之间相互 联系的问题在本质上属于两类不同的哲学问题。?
从全部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看,哲学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是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建构的,这或许正如叔本华所说:"……哲学是一个长有许多脑袋的怪物,每个脑袋都说着一种不同的语言。"[4](145页)但是,从宏观上说,它们所研究的问题是共通的,只是在微观的解答方式、形成的具体思想观点上是各有不同的。马克思在这里批判的是以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割裂哲学和现实联系的一种错误理论,不能把它曲解为 任何哲学可以离开理性思维,从而把理性思维所把握着的事物的本质称作形而上学的幻觉。
如果真是这样就 一方面会导致对全部西方哲学史的否定;另一方面又必然陷入像存在主义的现象学之类的哲学的末途,因为 在存在主义者的代表萨特等人看来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超越现象的本质,现象本身就是存在。而这种存在的 现象是不能靠思维的力量揭示出来,只有靠通过诸如烦恼、厌恶、焦虑等非理性体验才能显示出来。我们知 道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在黑格尔以前"形而上学"差不多就是哲学的同义语,海德格尔也是这样认识的。只 有到了黑格尔"形而上学"才分解为两种形态:一种是作为静止的,孤立的,不运动,不发展的思维方法;一 种仍然是属于哲学本体论的,也就是哲学自身。
这种"形而上学"在西方哲学发展的过程经历了上千年的历史 ,它的厚重性是任何新哲学所难以颠覆的。这正如黑格尔所说:哲学史的研究所显现的是"一切哲学都曾被推翻 了,但我们同时也须坚持,没有一个哲学是被推翻了的,甚至或没有一个哲学是可以推翻的。这有两方面的 解释:第一,每一值得享受哲学的名义的哲学,一般都以理念为内容;第二,每一哲学体系均可看作是表示 理念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或特殊环节。因此所谓推翻一个哲学,意思只是指超出了那一哲学的限制,并将那 一哲学的特定原则降为较完备的体系中的一个环节罢了。"[5](191页)马克思所作的工作是剥离黑格尔哲学 体系的唯心论外壳,拯救它的辩证法,并把辩证法运用于自己的哲学和政治经济研究中。关于这一点不仅青 年马克思是如此,老年马克思也是如此。以致在1873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文中说到 :"将近三十年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当我写《 资本论》第一卷时,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模仿者们,却已高兴地象莱辛 时代大胆的莫泽斯·门德尔森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了
。因此,我要公开承 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有关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 。"[1](217-218页)在这里马克思明确地说"在有关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 的表达方式。"而仰先生却认为在黑格尔那里,"存在着重要的理论混淆,即将认识过程混同于表达过程。"但 是我以为无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在列宁那里他们对黑格尔哲学所指的认识过程和表达过程的论断却都是 不可分离的。这不仅因为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更重要的是列宁所说的:"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 主义的认识论"[6](410页),即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一致的学说,以致列宁在读黑格尔《逻辑学》 时写下了这样一段可以令人无穷回味的警言:"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 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6] (191页)很难说仰先生在这里对黑格尔的评述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因为把认识过程与表达过程分离开来,决 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评价黑格尔哲学的语境,它乃是后现代主义哲学中颇有特色的一大景观。
仰先生与此相 似,引证索绪尔的观点认为"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原则,这种任意性不仅体现在构成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 间的关系上,而且语言符号与事物之间的联结也是任意的。这两方面实际上就颠复了形而上学的基础。"的确 ,哲学从它诞生之时起就在努力寻求它的语言学表述,因为哲学靠思维的"抽象力"从感性杂多的现象中抽出 了事物的普遍本质时,这种普遍本质就必须寻求它的语言上的载体。但是,我以为这种语言学上的符号与事 物之间的联结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任意的。我国著名学者邓晓芒先生在他的专著《思辨的张力》中,专章考 察了黑格尔辩证法的"语言学的起源",我认为对反击仰先生引证的索绪尔的观点是很有说服力的。该书在谈 论赫拉克利特"逻各斯"概念时指出:"这种'既有主观意义也有客观意义'的东西是什 么呢?是语言或话语。
语 言本质上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既是主观意谓的表达、展示(λεγε∫υ),又是展示 出来的客观的东西(λ εγομευου),即人人接受的尺度、规律。语言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只存在于每个人的普遍倾听和 承认之中。语言是人的东西,同时又是自然的东西,它是对象化了的人的东西和人化了的对象的东西。" [ [7](23-24页)索绪尔完全否认语言符号与事物之间的联系是不正确的,因此引证索绪尔的观点来颠覆形而 上学的基础是十分无力的。马克思指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正象哲学家们把思想变成一种独立的力 量那样,他们也一定要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这就是哲学语言的秘密。在哲学语言里,思想 通过词的形式具有自己本身的内容。
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的问题,变成了从语言降到生活中的问题"[3] (525页)如果语言与事物之间没有任何联系,那么马克思所说"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的问题,变成了从语 言降到生活中的问题"也就是一种没有丝毫意义的问题。如果真如仰先生所说:"语言在形而上学建构中所具 有的不言自明的作用受到了动摇",那么上千年的形而上学的哲学史究竟是怎样建构起来的呢?仰先生本意想 用"语言符号与事物的联系是任意的"观点来颠覆形而上学的基础,但按仰先生文章的逻辑,仰先生的确是在无的放矢。其实任何形而上学或哲学体系的构建都有它的思想起源和语言学起源,想在语言符号上作文章来 颠覆形而上学不仅是徒劳无功,而在更深的层次上又说明它正在选择自己的哲学语言。仰先生还说:"哲学的 表达过程并不能否定理性的产生过程,这并不能像黑格尔那样被忽视,反而成为颠覆黑格尔哲学的前提。"我 怎么也弄不懂黑格尔在哪里用"哲学的表达过程"否定了"理性的产生过程"?!与此完全相反,我们在黑格尔的 著作中处处看到他把"理性的产生"与"哲学的表达"紧密的结合起来。黑格尔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理性,但理性 的产生和发展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就是理性的发生学。这首先表述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 在这部著作中详尽地描述了精神,即理性诞生的历史。所以马克思称这部著作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 秘密"。
黑格尔在这部著作中从客观唯心主义出发叙述了意识从自发到自觉发展的各个阶段,以致最后达到了 "绝对知识"。所以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对它作了这样的评价"精神 现象学(也可以叫做同精神胚胎学和精神古生物学类似的学问,是对个人意识发展阶段的阐述,这些阶段可以看做人的意识在历史上所经过的各个阶段的缩影)"[8](215页)《精神现象学》是一部精神的发展史,也是一部理性的形成史。
在这里理性的形成黑格尔是用他特有的语言方式表达的,这种语言是既海涩,但又包涵 着丰富辩证法和逻辑范畴推演的逻辑形式在内的。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针对黑格尔的现象学也说:"现实 的即真实地出现的异化,就其潜藏在内部最深处的--并且只有哲学才能揭出来--本质说来,不过是真正的,人 的本质即自我意识的异化现象。因此,掌握了这一点的科学就叫现象学"。[2](165页)由此可见在黑格尔那 里理性的产生和它的哲学表达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只有哲学才能达到这样一致。不存在仰先生所谓的矛盾和 忽视。后来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还说过:"一方面,'理性'是宇宙的实体,就是说,由于'理性'和在'理 性'之中,一切现实才能存在和生存。
另一方面,'理性'是宇宙的无限的权力,就是说,'理性'并不是毫无能 力,并不是仅仅产生一个理想、一种责任,虚悬于现实的范围以外、无人知道的地方;并不是仅仅产生一种 在某些人类的头脑中的单独的和抽象的东西。'理性'是万物的无限的内容,是万物的精华和真相。它交给它 自己的'活力'去制造的东西,便是它自己的素质"[9](9页)。
仰先生在虚幻地设置了黑格尔将"理性的产生过程"和"哲学的表达过程"的分离性后,又说"马克思的这一思考,实际上也是对自己早年形而上学理想的颠覆"。首先我要说把成熟时代的马克思与早年马克思的哲学思 想机械地分割开来是不符合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现实历程的,它只是仰先生为了证明自己论点的假想。关于这一 点英国学者D.沃克尔已经指出对马克思说来"就连他思想中发生的最彻底的变化,也伴随着与他早期思想的各 种承续",即使承认《费尔巴哈提纲》代表重大的革新,也没有必要把这篇作品看成是与马克思以前思想的一 种彻底决裂。"(《世界哲学》2002年第2期)
马克思著作中思想的连续性是与"颠覆"一词格格不入的。而且支持仰先生观点唯一重大的理论根据是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过程的研究,马克思才意识到, 资本主义社会的流动性,使任何想寻求一种固定的形而上学的理性,都成为一种幻想。"事实决非如此,早在 马克思的青年时代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在理论上已经明确:存在于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就是一 种不断流动,生成,变灭和创造的过程,是一种不断运动的过程。因为,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变易不仅是有 与无的统一,而且是内在的不安息。"[5](198页)不过马克思也指出但"在它们的现实存在中它们的这种运 动的本质是隐蔽着的。这种本质只是在思维中,在哲学中才表露、显示出来。"显然,马克思与仰先生的论断 完全相反。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在哲学中,在思维中已经颠倒地把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运动表示出来,这就 是黑格尔形而上学的哲学理念。
马克思说:"例如,在黑格尔法哲学中,扬弃了的私人权利等于道德,扬弃了 的道德等于国家,扬弃了的国家等于世界史。在现实中,私人权利、道德、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等依然 存在着,它们只是变成了环节,变成了人的存在和存在方式,这些存在方式不能孤立地发挥作用,而是互相 消融,互相产生等等。它们是运动的环节。"[2](172页)可见,马克思绝不是在后来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过 程的研究,才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流动性,在早年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法哲学》研究已经深刻地把握了这种流 动性。但黑格尔却是用他的形而上学理念概括了这种流动性,并把它们结构成了运动的环节。列宁在《哲学 笔记》中"关于论述黑格尔《逻辑学》的各家著作的书评的札记"中也说过:"按希本的意见,黑格尔的逻辑学 "不是一个简单的思辨体系、或者多少有些学究气的抽象概念的结合;它同时还是'从世界生活的全部具体意 义方面来对世界生活的解释'"[6](267页)
往后仰先生继续写到"对于青年黑格尔派而言,只要他们想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纯粹理性革命就会出现其神话的本质。"这里我想指出的是仰先生的论断具有极大的片面性,诚然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史观的首要原理是"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但是意识对生活的反作用,理论对现实的反作用在仰先生的论述中消逝得无影无踪了。青年恩格斯早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就指出:"对抽象原则的偏好,对现实和私利的轻 视,使德国人在政治上毫无建树;正是这样一些品质使哲学共产主义在这个国家取得了胜利。[10](529页) 这是为什么?因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
与仰先生的论断不同的是,当青年黑格尔派中的某些 人提出了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时,纯粹理性革命可在一方面出现它的神话本质,例如在鲍威 尔等人哪里;但另一方面,正是在这时才能产生真正的革命活动,这正如恩格斯所说:"然而共产主义是新黑 格尔派哲学的必然产物,任何一种抵抗都阻止不住它的发展;今年,第一批拥护共产主义的人就会满意地指 出,共和主义者正在纷纷加入他们的行列。现在除了现已被封的"莱茵报"的编辑之一,实际上是该党第一个 成为共产主义者的赫斯博士而外,已经又有很多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10](591页)这就是说当提出 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时,青年黑格尔派必然发生分化。
一部分人,例如鲍威尔、施蒂纳等人 继续兜售黑格尔绝对精神解体后分化出来的Caputmortuum;另一部分人则沿着黑格尔哲学所指出的通往现实的 道路,走向共产主义。所以恩格斯又说:"德国人是一个哲学民族;既然共产主义建立在健全的哲学原理的基 础上,并且是--尤其是--从德国本国哲学必然得出的结论,那他们就决不愿意也决不会摈弃共产主义。我们 现在应该完成的任务如下。我们的党应该证明:从康德到黑格尔,德国哲学思想的全部成果不是毫无裨益, 就是比毫无裨益更坏;再不然这种努力的最终结果就应该是共产主义;德国人要不抛弃使本民族感到骄傲的 那些伟大的哲学家,就要么就是接受共产主义。"[10](591页)
我以为仰先生在这里犯了一个通常的哲学错误即片面地执着于社会生活历史过程对形而上学的决定作用 ,但忽略了形而上学是人类头脑对社会历史过程的最高抽象,是对社会历史生活程的超验思考,它是一 种远离社会生活的思维活动,是"高耸入云"(恩格斯语)的意识形态。
这种意识形态对社会历史生活过程具 有相对的独立性,形成了哲学本体论。现代主义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中的某些流派就是以"回归现实生活 "来反对哲学本体论和拒斥形而上学的。但是离开了哲学本体论,人类必将失去自己的精神家园。由于对" 抽象原则"的轻视和拒斥,使一些现代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沦为一种浅薄的世俗的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美国存在主义者巴雷特就曾经指出,现代西方人已变成了三重异化的人:与自然,与其他的人,与自己异化的人。
由于"福柯将现代意义上的疯癫看作是近代理性进行区隔的结果",因此福柯哲学的庸俗性和低劣性是十分使人厌恶的,正如有一本《后现代哲学话语》的书中在评述福柯的考古学时所说:"考古学不是别的,它正是使那种历史中的沉默体、边缘体、异质物重现、出声,要让它们呼喊或细语,要让一切怪异性合法化。"[11](009页)这里所谓一切"怪异物"就是那些庸俗、低级、卑污的东西。其实"疯癫"被引入哲学并不是福柯的发明,早在叔本华那里,对"疯癫"就作了入木三分的阐明,叔本华说:"疯癫如果到了严重的程度,就会产生完全失去记忆的现象;因此这个疯人就再不能对任何不在眼前的或过去的事物加以考虑了,他完全只是被决定于当前一时的高兴,联系着他在自己头脑中用以填充过去的幻想。
所以接近这样一个疯子,如果人们不经常使他看到[对方的]优势,那就没有一秒钟能够保证不受到他的袭击或杀害。--疯人的认识和动物的认识在有一点上是共同的,即是说两者都是局限于眼前的;而使两者有区别的是:动物对于过去所以是根本无所知,过去虽以习惯为媒介而在动物身上发生作用,例如狗能在多年之后还认识从前的旧主人,那就叫做从主人的面貌重获那习惯了的印象;但是对于自从主人别后的岁月,它却没有什么回忆。疯人则相反, 在他的理性中总还带有抽象中的过去,不过,这是一种虚假的过去,只对他而存在,这种情况可以是经常的 ,也可以仅仅只是当前一时的。
虚假的过去的这种影响又妨碍他使用正确地认识了的"现在",而这反而是动物能够得到的。"[4](269页)因此,我以为要像福柯那样对理性进行绝对的区隔,那么哲学就不再是人类的哲学,而质变为兽性的体验,那以,换妻俱乐部、裸体游泳场、野人屋……将不断出现,人类也将倒退到了她的洪荒的动物时代。在一些拒斥形而上学的先锋派人物中,例如尼采恐怕就是这类倒退的典型,正如安德 列.纪德所说,尼采"一方面过着物欲横流的道德败坏的生活,一方面又体验着令人颓废和灰心伤气的生存恶 心。[13](3)福柯何尝又不是这种人呢?"?
如果我们深入地研究与动物具有本质区别的"人之生存如何可能",立即在我们面前展示出三种哲学维度:第一,是"人之生存可能"的基于生产实践基础上的自然社会维度;第二,"人之生存可能的"基于理智基础 上的伦理学维度;第三,"人之生存可能"基于理性基础上的"形而上"维度。
如果说第一种和第二种维度是"人 之生存可能"的基础维度和高级维度,那么,人之生存可能的"形而上"维度则是它的终极维度。这种维度不仅 是人的一种高远的精神追求,也是人对具有永恒价值的真理追求,是对人生意义和人生完善的追求,是一种绝对的追求,它始终规范着人的当下的世俗生活和具有历史相对性的政治伦理现实。这种追求不可能在感性,甚至理智(即悟性)中去实现,只能在理性中展示她的真、善、美的价值,因此它必然是剥离了具体时空超 越人的当前存在的纯真的精神境界。古希腊哲学家的贡献就是注意到本体论的任务不是研究现象世界,而是要探讨现象背后的根源和本质,因此哲学的最高本体必然是"被剥夺了空间和时间维度的始基",这一伟大贡献使上千年的哲学史得以延续,但仰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对这一点又是完全持否定态度的。进一步仰先生还认为马克思"马克思第一次实现了形而上学的去中心过程",这又是仰先生的虚构。
实现形而上学去中心过程是起始于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特别是实证主义,而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达到了它的颠峰状态。而马克思的一生是始终如一地坚持哲学中心论的,在《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中马克思就指出:"因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对于其他的一定体系来说,不再是一定的体系,而正在变成世界的一般哲学,即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已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这样的外部表现在所有的时代里都是相同的。
[10](121页)马克思这里所说的"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已成为"哲学的世界",正是马克思十分肯定地确立了哲学在人类思维中的中心地位。而且马克思还对他的论敌尖锐地指出:"但是,哲学谈论宗教问题和哲学问题和你们不一样。你们没有经过研究就谈论这些问题,而哲学是在研究之后才谈论的;你们求助于感觉,哲学则求助于理性;你们是在咒骂,哲学是在教导;你们许诺人们天堂和人间,哲学只许诺真理;你们要求人们信仰你们的信仰,哲学并不要求人们信仰它的结论,而只要求检验疑团;你们在恐吓,哲学在安慰。
的确,哲学非常懂得生活,它知道,自己的结论无论对天堂的或人间的贪求享受和利己主义,都不会纵容姑息。而为了真理和知识而热爱真理和知识的公众,是善于同那些不学无术、卑躬屈节、毫无节操和卖身求荣的文丐来较量智力和德行的。"[10](123页)如果我们不带任何主观偏见,实事求是地研究西方哲学史的话,那么应当承认在西方哲学史上"形而上学"差不多就是哲学的同义语,或者说是它的核心,它的本质是一种沉思的生活。
仰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引证哈贝马斯的话说:"'哲学把过沉思的生活,即理论生活方式当作拯救途径'。因此,意识革命只是一种古代神话的当代再 现,这是一种想象的革命、一种跪着的造反。"这种说法又与马克思的论断又大相径庭,马克思说:"哲学,尤其是德国的哲学,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所有这些,一开始就使哲学同那种与它格格不入的报纸的一般性质--经常的战斗准备、对于急需报道的耸人听闻的当面问题的热情关心对立起来。从哲学的整个发展来看,它不是通俗易懂的;它那玄妙的自我深化在门外汉看来正像脱离现实的活动一样稀奇古怪。"[10](120页)但"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就如同人脑虽然不在胃里,但也不在人体之外一样。"[10](120页)从马克思的话中我们看到"沉思"并不是什么世界之外的遐想,"沉思"的革命性远远超过了那些所谓后现代语景下的"回归"性的爆炸力。"哲学首先是通过人脑和世界相联系,然后才用双脚站在地上……"[10](121页)马克思在四十年的"沉思"中发现了剩余价值,这无疑是对资本主义最强大的打击,远远超过了"巴黎公社"那些英雄们的壮举,是从根本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解构和颠覆。
康德的"沉思"给封建主义制度的沉重打击,胜过了实实在在的千军万马,卢梭的"沉思"使罗伯斯匹尔把国王推上了断头台。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幅与仰先生描述的绝然相反的景观,因为在仰先生那里只把哲学作为一种静观的思维,而没有注意到,或者有意避思维产物对历史巨大的反作用。诚然"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批判的武器"一旦放到现实生活中,掌握了群众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然而仰先生却说:"按照马克思的基本精神,形而上学的颠覆并不能将之放到社会历史生活中就可以解决,而是要通过对社会生活本身的颠覆,才能实现对旧形而上学的真正颠覆。"这是与马克思的精神相背离的,而且也是与仰先生自己所说马克思的理论旨趣在于,以"面对社会历史生活的批判精神,走向对当下生活批判性解构"相背离的。如果我们不在哲学术语上过分的纠缠,那么我以为只有将形而上学即哲学"放到社会历史生活"中,才能实现"对当下生活批判性解构",而且也才能解构一切错误的哲学理论,因为理论的矛盾和对立,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解决。超验的理性、观念、绝不如仰先生所谓的是一种"传统形而上学的幻觉",超验世界同样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它的真实性是看不见,摸不着,只能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用思维着的"头脑"去把握。
关于这一点如果换一种说法就是贯穿整 个西方哲学史中的"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这个问题不仅困惑着柏拉图、也困惑着亚里士多德,它通过经验论和唯理论的争论直达康德,最后在黑格尔那里在唯心主义基础上完成了它们的统一。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曾经深刻地指出:"……揭明个别向一般的转变,偶然向必然的转变 ,对立面的转化、转换、相互联系。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这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本质,普列汉诺夫没有注意到,至于其它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6](410页)我以为仰先生也没有注意到,因为理性揭示的一般本质决不是独立现实之外的"遐想",而是通过感性的个别而真实地存在于现实中的。
至于说到"拒斥形而上学"的问题,研究西方哲学史的人差不多有一种共识,那就是"拒斥"的开始是始于现代西方哲学的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特别是实证主义。实证主义对形而上学发起的猛烈攻击,源于它认为知识的陈述只能相关于经验,而知识的证实也只能在经验中确立。这种只承认经验的事实 ,只承认现象存在的哲学源头可以回追到休谟那里,因为休谟在西方哲学史上首次发动了对形而上学的攻击 ,但是休谟的攻击并没有达到目的,最后还是回归到了形而上学。休谟的思想启发了康德,使康德继休谟之后对形而上学发动了又一次攻击,但结果是康德在西方哲学史上又建构了一座巍峨的形而上学大厦即"批判哲学",而且明确地指出,人类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没有形而上学。在现代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尼采对古典形而上学的攻击更是猛烈强劲,以致尼采用"虚无主义"来概括一切古典形而上学,认定由于古典形而上学的产生和存在造成了西方虚无主义的历史。但是哲学发展的进程大大地嘲弄了尼采,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尼采对古典形而上学的反叛"不是对虚无主义的超越",而是"对虚无主义的最终介入"。海德格尔认为尼采并没有斩断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传统,反而是西方形而上学的最终完成。
实实在在的尼采虽然疯狂反对传统的理性形而上学,但却在另一方面维护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一种生命本能的形而上学。尽管有人可能说我在十年前发表的文章"理性的陨落--论尼采的《权力意志》"是一篇单纯谩骂式的哲学吊诡,但在这里我还是要引用我在那篇文章说过的一句话:"在酒神精神的发源地--《悲剧的诞生》中,狄俄尼索斯精神首先是一种形而上的沉思,是尼采对人生、世界宇宙的根本哲学解答,这种解答用尼采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酒神精神使我们在悲剧艺术和悲惨事件背后,感到"一种形而上的慰藉","在我之前",还"没有人把狄奥尼索斯的激情转化为哲学激情" .[12]仅管有人认为是尼采首先解构了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但是,我以为尼采的全部哲学仍然是运行在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路轨之上的。
海德格尔似乎比尼采对形而上学更加不满,他以"存在"和"存在者"的区分为由,认为历史上的一切形而上学都遗忘了存在,又一次发动了对形而上学的攻击。但是海德格尔的命运并不比尼采好了多少。海德格尔步尼采哲学之后尘,企图把"权力意志"和"永恒轮回"结合起来,试图以此来"完成"尼采的遗愿,终结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但由于海德格尔面对的是处于西方传统哲学问题轨道中的尼采,这就使海德格尔不能站在形而上学之外,而必须站在形而上学之中,正如德里达所说:"要颠覆形而上学,没有形而上学的概念,就没有任何意义。我们的语言-句法和词典-都不是外在于历史的,显然,我们所提出的任何一个破坏性命题无一不是已经包含在它试图予以抗争的那种形式,逻辑和内在基本原则之中的。"[13](前言九页)所以海德格尔在对形而上学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猛攻之后,终于败阵下来,不得不得出一个他自己极不愿意看到的结论:哲学就是形而上学。而且像康德一样在破坏了的旧基地上又建立了一座海氏的形而上学大厦。?
海德格尔被某些哲学家称为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始祖,后现代主义哲学继海德格尔之后又掀起了更加强大的解构一切形而上学的狂风,这就是所谓"后哲学文化"。但是人们如果不遗忘历史,认真研究后现代主 义哲学,人们可以看到一切后现代主义哲学都在重新构建他们自己的形而上学。正如后现代主义哲学反对一 切真理一样,但"没有真理"就是他们的真理。在前面我已经讲过,在"人之生存之所以可能"中,"形而上"的 沉思是最高的维度,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形而上的沉思可以表现在逻辑中,也可以表现在非逻辑中,但归根 到底它是不能脱离人的"理性",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理性的激情"和"激情的理性"。面对黑格尔所构建的理 性形而上学体系,我以为马克思并没有去颠覆它,而且马克思也没有想过要去颠覆它。因为黑格尔哲学体系 本身就已经为后人指出一条走出体系迷宫的道路,虽然黑格尔本人十分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黑格尔的辩证 法必然的历史使命就是如此。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已经 作了详尽的阐述,本文就不必在此多说了。至于马克思是否"在理论的深层上,也颠覆了海德格尔式的形而上 学。"我想恐怕仰先生在此说得太远了,论点所及已远远超过了他文章的主题,而且这是一个更加复杂的理论 问题,本文作者在此也只好不再讲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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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即人性文化,“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性为本。人文价值即只尊重人性为本的价值理念。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科技哲学相关论文:科学与人文价值。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科学与人文价值全文如下:
自从C.P. 斯诺、萨顿诸人倡言科学与人文已形成两种文化以来,几十年倏尔过去,论者自论之,科学与人文的歧异,却似乎有增无已。1986年的《威尼斯宣言》称:“研究自然体系而形成的世界观,与人文学术和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观之间,呈现重大歧异,对人类生存已构成威胁。”
此种分歧与危机,不仅表现在外部,即科学共同体与人文共同体之间难以交流,而且更深刻地表现在内部,即科学作为求知体系,其客观基础与主观的人文历史因素之间的张力已经表面化,而使科学的理性基础受到质疑。尽管近年来人类的技术力量呈空前的膨胀式发展,然而科学的自信,科学在学术中的尊严,却已空前低落。十八世纪诗人颇普所谓“上帝说要有牛顿,于是有了光。”的那种对科学的崇敬,十九世纪对科学文明进步的信念,以及本世纪中期以前对科学可靠基础的信心,皆已受到种种批判而发生动摇。
虽然对基础主义的批判发韧于科学哲学家如卡尔·波帕,然而科学内部的理论概念发生重大更迭,则属先行。1905年爱因斯坦已完成狭义相对论。1915年他发表的数学理论已将相对论推广到引力加速运动。量子力学的基本完成时期约在1900至1927年之间。哥德尔定理发表于三十年代初期。诸如此类的理论所提出的新观念,已足以扰乱既有的科学秩序。
本来,就物理科学而言,新理论所更迭的只是古典的物理学概念,如:绝对时空、以太、引力即时效应、欧几里德空间普遍有效、光按直线投向空间、物体无最大限度速度,诸如此类。而且新理论并不能取代古典力学在一般领域里的应用。比如海森伯格测不准原理的方程为:
其中 D c 为一电子位置测定误差,D r 为其动量测定误差,h为普朗克常数。电子位置测定越准确,则动量测定越不准确。由于直线动量为质量乘速度,故不可能同时测定电子的位置与速度。同理,亦不可能同时测定电子的能量与具有此能量的时间。然而由于普朗克常数的值极低,约为6.625×10 尔格/秒,故这个原理仅适用于原子以下的微观领域,对牛顿力学领域的计算并无实际意义。但是在哲学观念上,其意义则远不只此。传统上认为,逻辑的普遍性在于,逻辑的基本原理、公理、定理适用于一切可能世界。如果在一个领域里某基本原理已不适用,则逻辑的普遍性便已成为问题。海森伯格方程、薛定鄂方程、玻尔理论对同一律、排中律提出挑战。因而对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这个概念,以及非此即彼的传统分类法,甚至对物质及其客观性,也提出质疑。而这一切又与相对论扬弃绝对时空有关。
传统分类法以排中律为基础,事物非此即彼。但粒子的位置与速度不能这样简单分类。传统所谓整体包涵局部,指一实体在空间或时间上包涵之。相对论和海森伯格方程则认为,一实体处于另一实体的时空域之内,为包涵关系。玻尔认为,电子既是粒子又是波,在逻辑上矛盾,但在经验中是事实。海森伯格的测不准原理可以理解为,粒子仅有统计性的位置;但也可以理解为,仅当有人观察它的时候才有位置。相对论的质量依据在运动中的速度相对于观察者,也说明物质的形态依赖于观察者。对原子结构的认识,无论汤姆逊、卢瑟福、玻尔模型,皆是理论建构,而非原子本身。粒子是适合薛定鄂方程之物。物质的外延不清,客观性模糊。
更有兴味的是,纯数学理论也得出类似结果。非欧几里德几何的出现,使几个几何体系适用于同一人类空间经验。汉密尔敦的四元数理论证明a×b ¹ b×a。略文海姆-斯寇姆理论证明,一个公理的集合可以导出本质上不同的解释理论。哥德尔定理认为:一,在任何一个数论的形式体系中,皆有一个真公式,即不可确定性公式,其本身不可证明,其否定式亦不可证明;二,在数论的形式体系中,其一致性不可能在该体系中证明。如果推而广之,彷佛可以说,一个理论体系,求其一致则不完整,求其完整则不一致;一个理论体系的一致性只能在体系以外得到证明。也就是对矛盾律的普遍性提出质疑。亚里士多德的科学理想,便是在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词项定义不变的基础上,根据自明的理性前提推导出知识体系。直到现代逻辑经验论亦认为,理性与直觉经验是知识的可靠保证,而理性便是逻辑性。如果逻辑性受到质疑,则作为求知可靠基础的理性便已发生动摇。
科学内部既已发生重大变革,对于此种变革的哲学反思,加上其他社会条件,也就顺势形成一股对于科学的可靠基础,乃至对理性,甚至对西方文化的所谓现代性,进行批判的思潮。远在四十年代,卡尔·波帕已提出证伪理论,以批判当时公认的方法论。他否定归纳法,认为归纳根本不存在。知识的获得只是通过错误假说的被否定。“从变形虫到爱因斯坦,知识的增长从来相同。”“动物的知识,前科学的知识,其增长以消灭持有错误假说者为代价;而科学的批判,则常以理论代人受难,在错误信念将吾人引向毁灭之前先行消灭它们。”(Karl Popper, Objective Knowledge, Oxford, 1972, p.261)既然归纳性的因果被否定,科学也就难有确定的基础。波帕把科学家比作给自己房间画地图的人。他必须把他正在画的地图也包括在这张地图之内。“他的任务不可能完成,因为他必须把他画地图的最后一笔也画在地图里面。”(The Open Universe, London,1982, p.109.) 这是对逻辑经验论那种充满自信的证明理论的讽刺性写照。然而归纳法作为一种方法策略,不仅是科学求知中历来行之有效的手段,而且也蕴涵于证伪方法之中。“一切天鹅皆为白色”这个判断,只要发现一只黑天鹅便可以证伪。然而若要确立这个全称判断,以及在黑色鸟类中确认一只黑天鹅,皆离不开归纳方法。后来,波帕的学生莱卡托斯试图用“研究纲领”来说明科学知识的内容增长,然而亦未能提出统一的知识标准。
六十年代初期,库恩提出“范式”理论。科学的发展据称是由于“科学范式”的更迭。科学共同体从同一模式中学习专业知识,根据同一模式从事科学研究,接受相同的实践规则的制约。建构理论和设计证明,不再是依据逻辑经验论所谓的统一方法,而是科学共同体在一定历史社会条件下共同遵循的“范式”。科学范式中有若干社会心理因素,不在理性方法控制之内,故科学知识的增长没有确切的理性基础。不同时代的范式之间不可通约,彷佛科学发展没有连续性。然而历史事实并非如此。比如牛顿体系的“质量”不变,相对论的“质量”根据运动的速度而变化,二者并不同义。然而两个术语指称的却是同一物理现象,只是相对论的“质量”从属于一个更为确切的解释理论,其说明域超过牛顿力学的低速领域。又如,吉尔伯特、弗兰克林、麦克斯韦理论中的“电”概念十分不同,但三个术语的外延指向同一物理现象。于此可知,不同时代的理论之间并非没有共同的理性基础。
蒯因的“翻译不确定论”既欲说明不同文化语言之间的翻译不可能,又欲说明不同理论之间的不可通译。蒯因最终诉诸外在的行为主义标准,彷佛在语言逻辑的用法中没有共同的理性基础。然而对外在行为的观察、判断、陈述、验证皆必须通过本己的语言。可见不同语言之间仍有共同的理性基础。蒯因则认为理论之间没有相通的理性基础,知识的来源只是感觉。“不存在外在的基点和第一哲学。”(W.V.Quine, Ontological Relativity, New York, 1969, p.127.)“自然科学说世界是什么,就是什么。只要自然科学是正确的,而我们判断其是否正确大体取决于预测的经验检验,便是如此。”(“Structure and Nature”, Journal of Philosophy[89],1992, p.9) “不论自然科学的可错性如何,自然科学的一个发现是:吾人关于世界的知识只是感觉接受器所受的影响。”( The Pursuit of Truth, Cambridge, 1990, p.19) 在早期的《经验论的两大教条》中,蒯因认为,吾人所谓的知识,乃是一个人为构造物。科学理论的中心是形上学陈述和数学逻辑陈述,其外一层为物理学陈述,更外层为经验陈述,最外层与经验相接。其中任何陈述皆不与具体经验一一对应。原则上可对任何部分的陈述作出足够的调整以适应相反的经验。彷佛知识的结构与实在的结构之间没有确切的关系。然而事实上,新的理论成功地代替旧理论,正是新理论的结构更确切地说明实在结构的缘故。牛顿三定律可以导出150多个命题,解释大量地球和天体现象。凡是可用相对论代替这些解释的地方,皆是新理论更确切解释实在的地方。
费耶阿本则反对一切方法。他认为不可能有预设的合理性标准。科学真理只是一种修词,并无客观内容。但他又承认科学的成功。不过,这种成功只是由于科学家长期不懈地研究某一问题的结果。他们的过分之举,总会被其他学派的过分之举所抵消。费耶阿本称,他可以否定科学真理,而把这个判断当作真理提出来,犹如他可以用德语来宣称德语不如拉丁语。他忘了,真值不是一种语言,而是使各种语言得以通译的理性标准。正因为客观上存在这种标准,他才能够把“反对方法”当作一组真陈述提出来。他却主张科学不需要任何理性标准,All goes!所以库恩称之为vaguely obscene。
晚近的方法论研究,多探寻如何重建理性标准。厦皮尔、劳丹等人便是如此。劳丹批评库恩、费耶阿本对历史连续性的忽略。他提出“研究传统”,其中既包涵科学理论,又涵容本体论体系。然而他忽略统一的逻辑和对应规则,故在科学术语的陈述与本体论陈述构成真问题的作用中,未能提供统一标准。比如数学证明和历史解释之间如何对比,便成为问题。近年语义派的科学哲学家如萨普斯、斯尼德、范弗拉森、史泰格缪勒等以集合论方式进行公理化,似尚未取得公认结果。
总之,由坎贝尔、赖欣巴赫、卡纳普等人代表的逻辑经验论“标准方法论”,在六十年代已受到彻底的批判。批判的重点大抵在:科学术语区分为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在语义学上没有根据;理论术语无需语义规则定义,并无根据;对应规则的特殊语义功能没有根据;观察语言由对应规则定义,不可能不受到理论的渗透;科学理论被当作完成的科学报告,而非历史中科学共同体的建构物,与史实不合;公理化的必要性受到质疑。这些批评多半可以解释为,被“标准方法”排斥于科学理论之外的人文价值,实际上在科学理论之内。
人文价值不仅在科学的理论构成之内,而且可以说,科学本身原是一种人文理想。科学不是自然的产物。在自然演化中,不可能自发产生科学。科学是文化,而且是特定文化的产物。所谓人文,humanitas,原指人类;引申为人性,人的情感;转为人的文化、教养、教育。汉语“人文”,指礼乐教化,如《易·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颖达疏:“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也。”乃是更狭义,专指儒家教化。广义的人文则指人类文化的内涵,以及相关的学术艺文。
人类科学产生在古代希腊,有一些明显的必要条件。人要系统地揭开自然之谜,必对自然有一种对象化的好奇之感。如果只把自然视为与人一体,则必流于感悟冥思,不会视为研究对象(在结构上可以分解清晰的“物”)。这便需要一种主客二分的语境。古希腊恰有这种发达的语境。其次,必有一种信念,确信人是理性动物,而自然有着内在的理性结构,故人可以系统地揭示自然。古希腊恰有这种哲学。此外,古希腊人恰有一种以数学方式揭示最深刻的真理和世界结构的信仰,而又恰有欧几里德几何这一发达的公理化体系。亚里士多德科学,便是从理性前提出发,以公理系统演绎方式,全面揭示有着内在理性秩序的自然的一种价值理想。这样的科学,必出自这样的文化语境,和这样的人文理想。科学的发生,出自对自然的好奇与理性求知的态度,与利用自然和生产力无关。科学与利用自然的态度结合起来,此事发生相当晚,乃是出于另一种价值理想,即____信仰。
基督信仰对科学发展的影响,约有三个方面。一,世界是上帝的受造物,故世界本身是一种contingent(偶性的,可存在可不存在的)存在。二,世界虽为偶性存在,却不是任意紊乱的存在。理性的上帝创造了具有内在理性的世界,并按上帝形象创造了人类,故理性的人类可以全面揭开世界之谜。三,人类是上帝救赎计划的中心,自然是人类利用的对象,“你们要生养许多儿女,使你们的后代遍满全世界,控制大地。”(现代中文译本《旧约·创世纪》1)
此种观念,显然与希腊思想不同。希腊人对于自然的兴趣在于求知,而____文化对自然的态度则是利用控制。希腊人认为自然为必然存在,故可以通过公理系统演绎方式推导出关于自然的知识;而基督____则认为世界是偶性存在,故必须通过经验的方式一点一滴地揭开自然之谜。惟其希腊的科学理想是演绎推导,故希腊人没有兴趣作实验。欧洲最早的实验科学,产生于中世纪的修道院。亚里士多德关于落体的速度取决于重量的错误理论,上下一千年,竟没有人费神去验证一下。直到伽利略的时代(也就是基督____的科学理想上升的时代),才被实验证伪。
然而古希腊的科学理想,却并未因为实验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而整体上消逝。自此而往,科学作为一种人文理想,始终处于西方文化两大渊源的交互影响之下。亚里士多德关于求知的确切理性基础,关于“欧几里德支点”的信念,公理化体系中蕴涵的简单性原则(以最少前提建构理论),以及柏拉图和多数希腊哲学家关于几何形式和谐完美的理想,这些理念的生命非常悠久,可以说直抵今日。不仅希腊和希腊化时代,而且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科学理论,也大抵(并非仅仅)是此种科学理想的产物。只是不同理论在构成时,对这种理念的理解和诠释不同。哥白尼正是深感托罗密体系在数学上不和谐,才着手对之改造,而他也正是受着圆形这个完美几何形式的限制而未能建立椭圆形天体轨道模型。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揭示出宇宙在数方面的和谐比率:行星矢径在相等相间扫过相等面积、行星公转周期的平方正比于与太阳距离的立方、行星远日点和近日点之间角速度的变化用乐谱形式标出。牛顿正是继承此种思路,从行星运动定律中导出具有数的和谐的万有引力定律。现代科学理论,如电磁场结构理论,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引力场方程乃至未成功的统一场论,巴尔末公式,量子力学矩阵方程,分子生物学大分子立体结构理论等,皆与上述人文理想或本体论理念有关。科学家往往认为,数学上美的形式在描述世界方面有价值。迪拉克正是在对称和谐的美学理想推动下,预设反粒子的必然存在。
不仅科学本身原是一种人文理想,而且科学理论的建构,亦必以基本的形上学前设(如自然规律性、齐一性等)为必要条件。此外,科学理论的建构,往往以美学理想或本体论理念为出发点或启发动力。再者,科学共同体所遵守的规范体现某些伦理价值,以及诸如此类,也是科学中的人文理想,此处不遑多论。人文价值对于科学理论的关系,有二特点:既开拓又限制理论的视野,既可有益又可有害;常以潜前提或背景知识的形式影响理论,鲜有作为公理或辅助假说而纳入公理体系者。
将科学中的价值原则与事实原则分开,并且力图将价值原则排除出科学之外而否认之,此事发生颇晚。早期的自然哲学或科学,并不排除价值。柏拉图的知识论,以理念为基础,而最高理念则是善的理念。求知与求善相统一。亚里士多德以科学为探求世界必然真理的公理体系,而求知本身便是最高幸福。中世纪的科学家为修道士。文艺复兴时代的科学家,既援引希腊的人文理念,又是虔诚的教徒。十六七世纪的科学家如笛卡尔,其体系多援引教义。大概十八世纪是将价值原则与事实原则分开的决定性时代。然而始作俑者,似是十三世纪的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他详细论证自然知识靠理性之光,不靠启示,也就赋予科学求知以独立于价值的性质。十三四世纪的经验论者和唯名论者也多有类似的见解。经验论的传统在英国不绝如缕。十八世纪的休谟乃起而在逻辑上证明价值陈述不可能从事实陈述中推导出来。康德将科学与伦理、文艺、宗教分开。十九世纪以来,价值与事实的分离,受到两方面的推动。非理性论者如尼采,强调这种分离,而实证论者也多重视这种分离。直至逻辑经验论派,则认为形上学陈述没有意义,价值只是主观情感或态度,科学为价值中立的知识体系。石里克认为,伦理学也是科学,伦理学家的最大危险便是成为道德家。0訋0g?/p>
六十年代以来,科学中价值原则与事实原则的分离,已受到所谓历史主义,乃至所谓后现代思潮的彻底批判,至于达到矫枉过正的程度。不久前,一位著名科学哲学家在普林斯顿演讲,听众中有人提问:你的口气彷佛说科学和理性及实在有关?目前在西方的一般意见,大抵认为科学陈述为工具性,也就是对科学中的事实原则十分怀疑。此与实用主义传统有关。皮尔斯主张,真理的界定最终是协议的产物。杜威则称,一切知识皆为工具性。此外,与后现代思潮有关。R.罗蒂称:“科学根本不是人类理性的典范,而是‘人们协议’的典范。”(R. Rorty, Objectivity, Relativism and Truth,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 I, Cambridge, 1991, p. 39.) 费耶阿本宣称,科学真理只是修词,并无客观内容。以及诸如此类。
实际情况是否如此?科学理论构成中,确实有价值因素,科学有隐含的或自觉的价值原则,已如上述。科学的所谓观察语言,并非中立。观察术语由理论定义。例如按照所谓标准方法论,气体分子运动理论的一个公设是:(x)(Gx É Qx) ,读为“凡气体皆为分子组成”。其中观察术语G被该理论的语义规则定义为“一个气体标本的属性”,这样,对应规则语句中的观察术语也就不是独立于理论的中立语言了。然而尽管如此,成功的科学理论,总是与日常语言中的实在有着操作性的对应关系。这种操作,在不同社会,不同文化语境中,可以同样实现。一个科学实验,不论其程序设计、仪器制造、观察条件受到如何的理论影响,也不论其结果中包涵如何的理论诠释,然而同一实验既然可以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重复,也就说明该实验不是一个社会学的过程。理论“渗透”观察,也不必然影响观察的有效。著名的实例是太阳中子接收实验。这里,“弱互作用理论”既是设计接收器的观察理论,又是待验证理论。按照“循环验证”的假设,实验结果应与理论的预测一致。然而实验结果却并不一致。一个科学理论往往是一个复杂的公理系统。一个实验不可能验证全系统,而是验证其未知部分。只要观察理论没有影响这未知部分,便不会影响实验的有效。
价值原则与事实原则是科学的两大原则,不可偏废。价值原则体现于本体论或基本前提。事实原则虽然也是一种价值理想,却贯彻于理论和观察的全过程。无论解释理论、观察理论或观察操作,皆必贯彻事实原则,科学方能与日常语言中的实在发生可操作的对应关系。勿论问题的提出、理论的建构、逻辑的推导中涵有如何的价值因素,也勿论观察与证据中涵有如何的诠释成份,在理性批评精神和事实原则的引导下,科学家总有可能在一定时空条件下诉诸最可信的理由和证据,在理论和经验的不断扩展中发现和纠正错误,对发展中被人理解的实在之结构获得越来越深刻的认识。
事实原则使科学诉诸理性、逻辑和经验证据。理性作为秩序原则,其内涵在历史中有所发展,但迄今并未能废弃秩序原则。一切所谓非理性的力图废弃秩序原则的论证或语句,只要能让人明白,必诉诸秩序原则,而秩序原则的核心便是逻辑性。
逻辑性是蕴涵于语言中的基本约定。逻辑理论在历史中发展,人对逻辑规律的理解不断深化,但只要语言尚在,逻辑性亦不可废弃。笔者曾做过一个非实验室条件下的简单实验。对象是一岁半到两岁、正在学会说话、智力发展良好的儿童。方法:一,以纸板做成一个圆形、一个正方形。二,以圆形出示一个儿童,教他(她)说“这是圆的。”重复几遍,直到问他(她):“这是什么?”他(她)能立即说出:“这是圆的。”三,以同样方式教会他(她)认出正方形。四,出示圆形,问:“这是不是又是圆的又是方的?”他(她)回答:“不是又是圆的又是方的,是圆的!”然后出示方形,结果大抵相同。上述实验或者有助于说明,逻辑性乃是与语言同时学会的一种基本约定。语言在,逻辑性便在。逻辑规律和理论,是对逻辑性的体系化。正如其他理论,逻辑理论也可错,可发展,可纠正。有人或者认为,哥德尔定理之类的数学理论已经证明矛盾律无效。其实哥德尔正是严格遵循矛盾律而推导出其定理。否定矛盾律,也就否定其定理的基本前提。
哥德尔定理仅仅否定在一个数论体系内部证明该体系一致性的可能性。当代对逻辑性已有前所未闻的深刻理解,这对于科学理论的意义,不在于放弃逻辑性,而在于:不可将逻辑视为在一切可能世界中求得可靠因果性的先验保证。人所知道的逻辑,是人类语言约定的最基本秩序原则及其体系化,却未必是世界结构本身的秩序原理。目前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否处于初级蒙昧阶段,这个问题,由于缺乏整个世界的资料,根本无法回答。以人类语言约定的秩序原理来规定世界的必然性,是对世界的一种无理强制。此种倨傲是欧洲理性主义的致命弱点,其渊源既出自宗教信仰又出自更古老的本体论。所幸者,现代人类智慧对此已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在科学研究中,我们必须遵循现有的逻辑规则,来进行一切思维和操作,同时又不能以此来预设一切必然性。在研究的一定阶段,凡依据充足理由和证据而成功地得出的因果系列,不论与当时逻辑信念是否一致,亦应接受其必然性。量子理论修订分配律,便是一个实例。正如我们不可能为信念提供证明,却必须接受价值原则一样,我们也必须接受逻辑原则,因为若没有这些原则我们连一步也迈不出去。这便是人类理性的两难处境。
那么科学知识有没有真理性?如果科学理论有价值前设,观察受理论影响,而逻辑是语言约定,那么如何保证科学知识不是循环论证和验证,而是对客观实在的结构之认识?这已经涉及认识论及真理标准问题。自本文目的而言,仅能最扼要地陈明笔者的理论。
人与世界的接触,仅能通过感觉接受器,而感觉接受器所接受的是简单的印象。即使简单的印象,也已经加工组织过。世上没有纯粹的感觉。感觉中涵有预期,而人的预期受语言中的观念影响。连什么是“正常”的感觉,也由不同的理论规定。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先天综合原则,马赫的感觉要素,牛顿的绝对时空,董仲舒的“以类合之,天人一也”,王阳明的“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凡此皆影响人的感觉。同理,科学通过观察与世界的接触,无论感觉的范围倾向,仪器的构造,抑观察的方法,皆受理论的规定。建构理论必须通过秩序原则、价值原则、事实原则等等,以及特定历史中的知识构成、科学规范,加以个人的灵感创造,其中有若干非理性控制之内的因素。“从经验到基本假说没有逻辑通路。”最后验证必须通过证明理论。归根结蒂,科学并未与实在本身发生任何接触。科学的一切活动,皆在人的理性、价值、语言之内。“我的语言的界限,便是我的世界的界限。”然而一种理论可以通过不止一种逻辑来公理化,理论不等于理论的陈述。一个实验可以在不同社会条件下重复。科学的应用普遍于任何文化语境。凡此皆说明,科学知识并不绝对囿于语言之内,而与“人的”以外的世界有一种操作性的对应关系。科学知识的这种客观性,不是“协议”、“工具性”、“循环验证”所能够解释。某些哲学家否定这种知识的真理性,似是受制于理性主义的传统,彷佛不符合“必然”原则的便不可能是真知。
科学知识的获得,便是人类本身的秩序原则,加上种种辅助原则,与理论指导下观察到的世界的秩序之间,反复对比验证的结果。换句话说,便是人与世界之间主客互动的理性求知活动之结果。世界的实在性,天人之间主客互动,理性求知、知行不离、动态综合的真理标准,这些观念皆来自中国的文化理想。真理的标准并非单一静止的“符合”、“一贯”、“工具”,而是主客互动无穷往返的系统性对比。真理不是静止的“上帝之眼”所获得的必然性,而是主客互动无穷往返过程中的必然联系。没有实在客体,便不可能有这种互动,也就没有真理。故真理不可能是协议或工具。然而实在并非物自体的自我呈现,而是主体根据自身的秩序原则和理论设计而观察到的实在,这实在已经包涵主客互动。故真理不可能是符合。真理是无穷过程中的必然性,故不可能是静止的一贯。这无穷互动包涵可错和自我纠错,主体的认识恒常指向实在,益趋真切,故具真理性。这种互动又并非改造世界。因改造必在认识之后,犹如必先做好衣服才能修改。这种互动便是认识本身。
如果希腊的人文理想和____信仰曾经启发出如此辉煌的科学创造,我们中国的伟大文化为什么不能启发出同样伟大的科学?诸如惠施十事之类的精微思辩,较之古希腊的形上思辩,并无逊色。墨经逻辑之缜密,亦不逮于古希腊逻辑。老子的本体论足以睥睨欧洲。儒者的求实精神,亦应有利于科学的建树。中国古代不具备发达的公理化系统。然而明朝已经引入欧几里德几何,亦未见科学之出现。大概总体语境不利于认识主体的成熟,似是一大问题。古汉语结构不用系词,难以运用逻辑常词,也是大问题。此外缺乏相对独立的知识共同体,以及社会权力结构难以作出明智的抉择,也是问题。
至今高唱不休的所谓天人合一,如果辨析不清,对我国的科学教育,弊端甚大。董仲舒的天人比附之说姑且不论,所谓天人合一,大概有天人一物和天人一理两派旧说。天人一物,似源于庄子的所谓与万物为一体的神秘体验。程颢颇发挥之,如:“人与天地一物也。”“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语录》十一、二上)陆王不必论矣。此种神秘体验,作为个人体验固无可非之,作为美学意境更是灵感的一大源泉。然而若是成为国民意识的一般语境,始终处于主客不分的囫囵状态,则不利于主体意识之成长,对于科学理性、契约精神、民权思想之养成,皆有阻碍。
所谓天人一理,则邵雍、张载、程伊、朱熹诸理学家皆发挥之,实为理学的一大理想。本义乃是指超越性的天理与人心的本性相通。如邵雍称:“能循天理动者,造化在我也。”(《皇极经世·观物外篇》)张载:“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正蒙·大心》)此种理想,作为个人信仰亦佳。惟其中所已蕴涵的主客之分,以及天人之分,往往被人忽略,而此种忽略在舆论中的弊害则甚大。中国文化中主客二分的思想,对于养成主体意识及科学理性十分有利,亦十分必要。天人一理的天,乃义理之天。既言天人,则天人已分。朱熹《仁说》:“泛言同体者,使人含糊昏缓,而无警切之功,其弊至于认物为己者有之。”又,《答江德功》:“知者吾心之知,理者事物之理。以此知彼,自有主宾之辨。”这主宾之分,十分要紧。
将自然视为可以分解的物待之,才有科学。如果成日家泛言同体,惟有含糊昏缓而已,何时方能全面揭示自然之奥秘?古人论主客二分的地方极多。比如老子论为道,则主直觉,反用智,但是论及观察万物,则明显主物我之分,以及分门别类用心观察的科学精神。如:“万物并作,吾以观复。”“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哉?以此。”《墨经》论及主客及求知甚明白,如:“知,接也。”“智,智也者,以其知论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荀子·解蔽》:“凡观物有疑,中心不定,则外物不清。吾虑不清,则未可定然否。”《天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故明于天人之分。”《韩非子·显学》:“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王冲《论衡·薄葬》:“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程颐:“致知在格物……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语录》十八)王夫之《尚书引义》:“天与人异形离质,而所继者惟道也。”《读四书大全说·大学》:“大抵格物之功,心官与耳目均用,学问为主,而思辩辅之,所思所辨者,皆其所学问之事。致知之功,则唯在心官思辩为主,而学问辅之,所学问者,乃以决其思辩之疑。”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总之,以主体立场详细观察研究自然的精神,在中国文化中有着悠久传统,只是没有独立于人文学术而自成严密的逻辑体系而已。
自然与人的关系,既有对立紧张的一面,又有一体和谐的一面,必须全面领悟,不得偏废。西方自中世纪以后,乃全倾向于对立与利用自然,于是视科学为对自然之权力。F.培根的名言最为代表:Ipsa scientia potestas est.(科学本身便是权力。) 中国传统则几乎顷全力于一体和谐之说,几只有老子指出自然的严厉:“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而古代几乎只有荀子讲制天,亦即利用自然。实际上,人类的行为便蕴涵着天人二分与利用自然。人只要有消化管道,便不得不消耗自然资源。人只要有美化生活方式的要求,便不得不加剧消耗自然资源。由于西方的科学与价值脱节,对自然的片面领悟,以及自我和消费主体的畸形膨胀,已经造成滥戕滥用自然,不顾人类整体利益,毁坏人类生存环境的灾难性后果。
也恰恰在这里,有着中国文化理想的机遇。我国文化传统有着恢弘深邃的内涵。文化的发展固然有着许多未知乃至非理性的因素,不可能简单地按照自觉意志的指引而进行。然而只要摆脱半殖民地文化自卑心理,不墨守冬烘式的国学陈规,而从人类历史趋向和当代人类需要的广阔视野去体认之,也就可能发现中国文化新生的机缘。科学,市场,法治,乃是现代人类社会具有普世性的体制,也许是人类历史不可抗拒的潮流。中国的文化理想,只要经过正确的诠解,可以提供现代人类需要的自然观、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原理。中国文化观念,既涵有主客二分、主体意识的思想,亦涵有天人和谐兼有人可制天的理念。中国人既把天视为可宰制可利用的对象,又视为自主的生命沃源。如《易·系辞》:“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庄子·知北游》:“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 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通》:“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不胜枚举。这便蕴涵着人与自然的主客互动的关系。
同时,也认为自然有着内在的理性性质,人可以认识而预期之。如荀子云:“天行有常。”“所志于天者,已其见象之可以期者矣。”“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有常而诚,实即内在理性。《说文·言部》:“诚,信也。”而 《人部》:“信,诚也。”这里《说文》犯了循环定义的错误。《字汇·人部》:“信,不差爽也。”《广韵·震韵》:“信,验也。”不差爽而可验的常行,即秩序原则。实在之内的有常以至其诚,即世界内在理性也。对自然的认识,既要以经验的方法格一物复格一物地无穷反复进行,而最终理想又是类似统一场论式的全面揭示:“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真理的标准,便是人的理性原则与人所可能发现的自然秩序之间,无穷主客互动的对比。
不同于技术,科学是精神创造活动。创造需要灵感,而灵感要求那生我养我的文化沃土为源泉。譬诸音乐,如果中国的作曲家恒常依据西洋的音乐动机去谱曲,能作出伟大音乐否?科学创造,其理一也。欧洲的人文理想曾孕育出一个时代的伟大科学。如今,那个时代的精神,也就是所谓现代性,已经显示出其局限性。而中国的文化精神却恰可补其不足,而取其所长。这里便涵有中国文化的机遇。曾有人放言高论,称二十一世纪为中国的世纪。此语应作何解?“中国的”总不是possessive的意思吧。“中国的”似应指中国的贡献。贡献又在何处?仅仅亦步亦趋,可乎?仅仅“强大”,而无精神创造,可乎?没有科学的伟大创造,可乎?于此可知中国的文化新生之重大意义矣。
中国的科学哲学家,不必斤斤于复述西方的理论,亦应以严格的形式化方式,创建新式的科学方法系统。中国的科学家,亦应汲取中国文化理念,创造新的科学理论。一二西方科学家已经在如此尝试。将人文理念,以自觉前提方式纳入科学理论的尝试尚属少见,然而也不是绝对没有。如玻姆的量子力学理论便是。(见David Bohm, The Undivided Universe: An On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Quantum Theory, London,1993.)
这里便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人文与科学分离的问题。不论外部抑科学内部,对此种分裂现象,提供解决的途径,皆离不开教育的改进。中国的科学家,在其教育培养中,应接受中国文化的陶冶。其实,一般受教育的人,皆应接受此种陶冶,同时接受科学的洗礼。中学,至少高中,应设逻辑演算课程,以及初步的科学思想概论。其语文课中的文言文比例可增至六七成,以思想为主,力避浮泛模糊之辞,以使少年早日窥见中国的宝贵思想,不致处处低伏于外来的无根思潮。大学低年级应设文理科共读的,与科学史相结合的科学方法论,以及以中国为重点的世界思想简史。加之舆论的正确倡导,或可培养出一代新人。二十一世纪中国如何之类的高论,或者稍有实践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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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冲突(Culture conflict)是指两种组织文化在互动过程中由于某种抵触或对立状态所感受到的一种压力或者冲突。在企业并购过程中文化冲突问题的研究中,多数学者探讨的对象是指不同组织形态的公司文化之间相互排斥、对立的演变过程。它包括企业内部由于工种、背景不同引发的冲突,也包含企业在跨国经营过程中因社会观念、民族区域的不同而产生的冲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科技哲学相关论文:当代“两种文化”冲突的意义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当代“两种文化”冲突的意义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全文如下:
摘要:科学已经获得的辉煌胜利是以往任何一种知识体系都从未获得过的。这些胜利也催生了唯科学主义的观点。但是随着科学获得越来越大的权威,对这种权威的怀疑也逐渐产生了。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的冲突,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关键词:科学;人文;唯科学主义;两种文化
Abstract:The glorious victories that science has already achieved has never been done by any other knowledge system before. These victories has also produced the viewpoints of Scientism. However, with the more and more authority science obtains, suspicions on this kind of authority begins to appear as well. The collision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which are science and humanity, has great impact and significance.
Key words: Science; humanities; Scientism; Two Cultures
近几百年来,整个人类物质文明的大厦,都是建立在现代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的。我们身边的机械、电力、飞机、火车、电视、手机、电脑……,无不形成对现代科学最有力、最直观的证明。科学获得的辉煌胜利是以往任何一种知识体系都从未获得过的。
由于这种辉煌,科学也因此被不少人视为绝对真理,甚至是终极真理,是绝对正确的乃至唯一正确的知识;他们相信科学知识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甚至相信它的模式可以延伸到一切人类文化之中;他们还相信,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得到解决。这就是所谓的“唯科学主义”观点。[i]而80年前那场著名的“科玄论战”,则至少为此后中国社会中唯科学主义的流行提供了某种象征。[ii]
正当科学家对科学信心十足,豪情万丈,而公众对科学一见钟情,虔心顶礼之时,哲学家们却也没有闲着。
哲学家的思考往往是相当超前的。哈耶克(F. A. Hayek)早就对科学的过度权威忧心忡忡了,他认为科学自身充满着傲慢与偏见。他那本《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Studies on the Abuse of Reason),初版于1952年。从书名上就可以清楚感觉到他的立场和情绪。书名中的“革命”应该是一个正面的词,哈耶克的意思是科学(理性)被滥用了,被用来反革命了。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创新,反对创新,压抑创新,就是“反革命”。哈耶克指出,有两种思想之间的对立:
一种是“主要关心的是人类头脑的全方位发展,他们从历史或文学、艺术或法律的研究中认识到,个人是一个过程的一部分,他在这个过程中作出的贡献不受(别人)支配,而是自发的,他协助创造了一些比他或其他任何单独的头脑所能筹划的东西更伟大的事物。”[iii]
另一种是“他们最大的雄心是把自己周围的世界改造成一架庞大的机器,只要一按电钮,其中每一部分便会按照他们的设计运行。”[iv]
前一种是有利于创新的,或者说是“革命的”;后一种则是计划经济的、独裁专制的,或者说是“反革命的”。
哈耶克的矛头似乎并不是指向科学或科学家,而是指向那些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人。哈耶克认为这些人“几乎都不是显著丰富了我们的科学知识的人”,也就是说,几乎都不是很有成就的科学家。照他的意思,一个“唯科学主义”(scientism)者,很可能不是一个科学家。他所说的“几乎都不是显著丰富了我们的科学知识的人”,一部分是指工程师(大体相当于我们通常说的“工程技术人员”),另一部分是指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及其思想的追随者。有趣的是,哈耶克将工程师和商人对立起来,他认为工程师虽然对他的工程有丰富的知识,但是经常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考虑人的因素和意外的因素;而商人通常在这一点上比工程师做得好。
哈耶克笔下的这种对立,实际上就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对立。而且在他看来,计划经济的思想基础,就是唯科学主义——相信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世间一切问题。计划经济思想之所以不可取,是因为它幻想可以将人类的全部智慧集中起来,形成一个超级的智慧,这个超级智慧知道人类的过去和未来,知道历史发展的规律,可以为全人类指出发展前进的康庄大道。哈耶克反复指出:这样的超级智慧是不可能的;最终必然要求千百万人听命于一个人的头脑。[v]而这样做的结果如何,如今世人早已经领教够了。
面对科学获得的越来越大的权威,如果说哈耶克1952年的《科学的反革命》是先见之明的警告,那么斯诺1959年的《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就是顺流而下的呼喊。[vi]
斯诺(C. P. Snow)1959年在剑桥做了一次著名的演讲,取名《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他当时认为科学的权威还不够,科学还处于被人文轻视的状况中,科学技术被认为只是类似于工匠们摆弄的玩意儿。这倒很有点象中国古代的情形——工匠阶层是根本不能与士大夫们平起平坐的。斯诺是要为科学争地位,争名份,要求让科学能够和人文平起平坐。他的这种主张,自然在随后的年代得到科学界的热烈欢迎。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40多年,斯诺去世(1980年)也20多年了。历史的钟摆摆到另一个端点之后,情况就不同了。斯诺要是生于今日的中国,特别是那些以理工科立身的大学中,他恐怕就要作另一次讲演了——他会重新为人文争地位,争名份,要求让人文能够和科学平起平坐。
哈耶克的上述思想,可以说是有大大的先见之明。在哈耶克发表他这些思想的年代,我们正在闭关自守,无从了解他的思考成果。就连7年后斯诺发表的演讲,我们也几十年一无所知。而近20年前,当我们热烈欢迎斯诺《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的中译本时,实际上是从唯科学主义立场出发的。
科学既已被视为人类所掌握的前所未有的利器,可以用它来研究一切事物,那么它本身可不可以被研究?
哲学中原有一路被称为“科学哲学”,这是专门研究科学的哲学(类似的命名有“历史哲学”、“艺术哲学”等等)。这些科学哲学家们有不少原是学自然科学出身,是喝着自然科学的乳汁长大的,所以他们很自然地对科学有着依恋情绪。起先他们的研究大体集中于说明科学如何发展,或者说探讨科学成长的规律,比如归纳主义、科学革命(库恩、科恩)、证伪主义(波普尔)、研究范式(库恩)、研究纲领(拉卡托斯)等等。对于他们提出的一个又一个理论,许多科学家只是表示了轻蔑——就是只想把这些“讨厌的求婚者”(极力想和科学套近乎的人)早些打发走(劳丹语)。因为在不少科学家看来,这些科学哲学理论不过是一些废话而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和价值,当然更不会对科学发展有任何帮助。
然而后来情况出现了变化。“求婚者”屡遭冷遇,似乎因爱生恨,转而开始采取新的策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策略至少有如下几种:
1、从哲学上消解科学的权威。这至迟在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理论(认为没有任何确定的科学方法,“怎么都行”)中已经有了端倪。认为科学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别的学说(甚至包括星占学)也应该有资格、有位置生存。
这里顺便稍讨论一下费耶阿本德的学说。[vii]就总体言之,他并不企图否认“科学是好的”,而是强调“别的东西也可以是好的”。比如针对“科学不需要指导——因为科学能够自我纠错”的主张,他就论证,科学的自我纠错只是更大的自我纠错机制(比如民主)的一部分。诸如此类的论证,当然是和他的“怎么都行”的方法论一致的。他的学说消解了科学的无上权威,但是并不会消解科学的价值。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知道科学并非万能,并非至善,只会更适当地运用科学,这将既有助于人类福祉的增进,对科学本身也有好处。既然如此,费耶阿本德当然也就不是科学的敌人——他甚至也不是科学的批评者,他只是科学的某些“敌人”的辩护者而已。
据说作为一个哲学家,“不怕荒谬,只怕不自洽”,似乎费耶阿本德也有点这样的劲头,所以宣称要“告别理性”——我想应该理解为矫枉过正的意思,不可能真正告别理性。为什么要矫枉过正呢?因为自从科学获得了巨大的权威以后,不仅“只站在科学的立场上,当然很可能会认为科学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就是许多人文学者,也在面对科学的时候日益自惭形秽,丧失了平视的勇气。他们经常在谈到科学的时候先心虚气短地说:我对科学是一窍不通的啊……;而不少科技工作者或自命的科学家,如果谈到文学的时候,却不会心虚气短。有的人甚至对人文学者傲然宣称:我的论文你看不懂,你的论文我却看得懂。所以,有些“傲慢与偏见”,事实上是双方共同培养起来的。
再说,“理性”也可以有不同的定义,这就要用到分层的想法了。技术层面的理性,谁也不会告别,因为这是我们了解自然、适应自然、改善生活最基本的工具。费耶阿本德要“告别”的“理性”,应该是在价值层面的一种“理性”——这种“理性”认为,自然科学是世间最大的价值,而其它的知识体系或精神世界,比如文学或历史等等,与之相比则是相形见绌、微不足道的。由于现代科学在物质方面的巨大成就,它确实被一些头脑简单的人认为应该凌驾于所有的知识体系或精神世界之上。
2、关起门来自己玩。科学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其规范早已建立得差不多了(至少在国际上是如此),也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在大学里也找得到教职。科学家们承不承认、重不重视已经无所谓了。既然独身生活也过得去,何必再苦苦求婚——何况还可以与别的学科恋爱结婚呢。
3、更进一步,挑战科学的权威。这就直接导致“两种文化”的冲突。
科学已经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并且掌握着巨大的社会资源,也掌握着绝对优势的话语权。而少数持狭隘的唯科学主义观点的人士则以科学的捍卫者自居,经常从唯科学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来自人文的思考持粗暴的排斥态度。这种态度必然导致思想上的冲突,就好比在一间众声喧哗的屋子里,一位人文学者(比如哲学家)刚试图对科学有所议论,立刻被申斥:去去去!你懂什么叫科学?这里有你说话的地方吗?哲学家当然大怒——哲学原可以研究世间的一切,为什么不能将科学本身当作我们研究的对象!我们要研究科学究竟是怎样在运作的、科学知识到底是怎样产生出来的。
这时原先的“科学哲学”也就扩展为“对科学的人文研究”,于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建构论”等等的学说就出来了。宣称科学知识都是社会建构的(用通俗的话说,也就是少数人在房间里商量出来的),并非客观真理,当然也就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
这种激进主张,理所当然地引起了科学家的反感,也遭到许多科学哲学家的批评(比如劳丹就猛烈攻击“强纲领”)。著名的“科学大战”[viii]、“索卡尔诈文事件”[ix]等等,就反映了来自科学家阵营的反击。对于喝着自然科学乳汁长大的人来说,听到有人要否认科学的客观真理性质,无论如何在感情上总是难以接受的。
索卡尔诈文事件的意义,其实就在于通过这样一个有点恶作剧的行动,向世人展示了,人文学术中有许多不太可靠的东西。这对于加深人们对科学和人文的认识,肯定是有好处的。科学不能解决人世间的一切问题(比如不能解决恋爱问题、人生意义问题……等等),人文同样也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双方各有各的使用范围,也各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在宽容、多元的文明社会中,双方固然可以经常提醒提醒对方“你不完美”、“你非全能”,但不应该相互敌视,相互诋毁。我想只有和平共处才是正道。
如果旧事重提,那么当年围绕着斯诺的演讲所发生的一系列争论,比如“斯诺—利维斯之争”,[x]在今天看来也将呈现出新的意义。十多年来,国内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界的人士也没有少谈“两种文化”,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和人文,这两种文化不仅没有在事实上相亲相爱,反而在观念上渐行渐远。而且有很多人已经明显感觉到,一种文化正在日益侵凌于另一种文化之上。
眼下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工程管理方法之移用于学术研究(人文学术和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理论研究)管理,在于工程技术的价值标准之凌驾于学术研究中原有的标准。按照哈耶克的思想来推论,这两个现象的思想根源,也就是计划经济——归根结底还是唯科学主义。
科学本身已经取得了并且还将继续取得巨大的成就,这是无可否认的。“科学的负面效应”这种提法也是不妥的,与其说“科学的负面效应”,不如说是滥用科学带来的负面效应。因为科学本身迄今为止是非常成功的,几乎是无可挑剔的,问题出在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人世间一切问题的信念和尝试——这就是唯科学主义和哈耶克所说的“理性滥用”。
改革开放以来,科学与人文之间,主要的矛盾表现形式,已经从轻视科学与捍卫科学的斗争,从保守势力与改革开放的对立,向单纯的科学立场与新兴的人文立场之间的张力转变。这一判断或许并不十分准确,但无疑是富有启发性的。
中国的两种文化的总体状况比较复杂。一是科学作为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巨大差异,科玄论战的矛盾基础依然存在。二是中国的科学基础仍然薄弱;但是唯科学主义却已经经常在社会话语中占据不适当的地位。三是科学及技术尚未发挥足够的作用,但是技术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如环境问题等)却已经出现。
在西方,学术的政治或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淡,讲究的是标新立异,各领风骚三五年,因此各种新奇理论层出不穷,原在意料之中。对于“建构论”等学说出现的原因,也应作如是观。上面想象的场景,当然带有一点“戏说”色彩。但是,这些在西方已经有二十多年历史的学说,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首先,科学——以及人类的一切其它知识——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为人类谋幸福,而不能伤害人类。因此,人们担心某种科学理论、某项技术的发展会产生伤害人类的后果,因而要求质疑,展开讨论,是合理的。毕竟谁也无法保证科学永远有百利而无一弊。“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我们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正,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其实也是这个道理。无论是对“科学主义”的质疑,还是对“科学主义”立场的捍卫,只要严肃认真的学术讨论,事实上都有利于科学的健康发展。
其次,如今的科学,与牛顿时代,乃至爱因斯坦时代,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一个最大的差别是,先前的科学可以仅靠个人来进行,一个人在苹果树下冥想,也可能作出伟大发现(这是关于牛顿的这个传说最重要的象征意义之一)。事实上,万有引力和相对论,都是在没有任何国家资助的情况下完成的。但是如今的科学则成为一种耗资巨大的社会活动,要用无数金钱“堆”出来,而这些金钱都是纳税人的钱,因此,广大公众有权要求知道:科学究竟是怎样运作的,他们的钱是怎样被用掉的,用掉以后又究竟有怎样的效果。
至于哲学家们的标新立异,不管出于何种动机,至少在客观上为上述质疑和要求提供了某种思想资源,而这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为了协调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的关系,一个超越传统“科普”概念的新提法——科学传播——开始被引进。科学传播的核心理念是“公众理解科学”,即强调公众对科学作为一种人类文化活动的理解和欣赏,而不仅是单向地向公众灌输具体的科学和技术知识。事实上,这既符合“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介绍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知识”的主体属性原则,也契合了传播学中的贴近法则和创新法则。这一理念必将为进一步发展的受众市场所支持和证明。
另一方面,“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学说,在兴起了二十多年后,大致从2000年开始,许多这方面的重要著作被译介到中国学术界。2001年,东方出版社出版了五本这方面的西方著作:《知识和社会意象》(布鲁尔)、《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语境性》(诺尔-塞蒂娜)、《科学与知识社会学》(马尔凯)、《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巴恩斯)、《局外人看科学》(巴恩斯)。在此前后,江西教育出版社也出版了《书写生物学》、《真理的社会史》、《科学大战》等著作。已经出版中译本的至少不下十几种。
与此同时,在中国高层科学官员所发表的公开言论中,也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对理论发展的大胆接纳。
例如,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在2002年12月18日的讲话中说:
我们要努力破除公众对科学技术的迷信,撕破披在科学技术上的神秘面纱,把科学技术从象牙塔中赶出来,从神坛上拉下来,使之走进民众、走向社会。……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国民素质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不满足于掌握一般的科技知识,开始关注科技发展对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影响,关注科技的社会责任问题。……而且,科学技术在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庞大的社会建制,调动了大量的社会宝贵资源;公众有权知道,这些资源的使用产生的效益如何,特别是公共科技财政为公众带来了什么切身利益。[xi]
又如,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前不久的一次讲话中认为:
科学技术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如果不加以控制和引导而被滥用的话,也可能带来危害。在21世纪,科学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科学技术的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和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加强科学伦理和道德建设,需要把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紧密结合起来,超越科学的认知理性和技术的工具理性,而站在人文理性的高度关注科技的发展,保证科技始终沿着为人类服务的正确轨道健康发展。[xii]
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这是中国科学界、学术界在理论上与时俱进的表现。这些理论上的进步,又必然会对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科学传播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2002年年底,在上海召开了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办),会后发表了此次会议的“学术宣言”,[xiii]对这一系列问题作了初步清理。随后出现的热烈讨论,表明该宣言已经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xiv]
[i] Scientism通常译为“唯科学主义”,其形容词形式则为scientistic(唯科学主义的)。
[ii](美)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135页。
[iii](美)F. A. 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3,108页。
[iv]《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108页。
[v]《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89页。
[vi] 此书最新的中译本:(英)C. P. 斯诺:《两种文化》,陈克艰等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vii] 保罗·费耶阿本德的著作被引进中国,已经有三种:《自由社会中的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告别理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viii] 关于“科学大战”,可参阅(美)A. 罗斯主编:《科学大战》,夏侯炳等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ix] 关于“索卡尔诈文事件”及有关争论,可参阅(美)索卡尔等:《“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后现代视野中的科学与人文的冲突》,蔡仲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x] 关于“斯诺—利维斯之争”的事后评述,可见于本文注6《两种文化》中科利尼的长篇导言;斯诺本人对利维斯的抨击,可见于《两种文化》的另一个中译本(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94)中所收入的斯诺“利维斯事件和严重局势”一文。
[xi] 载2003年1月17日《科学时报》。
[xii] 载2002年12月17日《人民政协报》。
[xiii] 柯文慧:对科学文化的若干认识——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学术宣言,载2002年12月25日《中华读书报》。
[xiv] 围绕着这份宣言,出现在网上和纸媒上的各种讨论和争论,已经形成了大量文献。即将于2003年秋季召开的第二届“科学文化研讨会”(北京大学哲学系主办),将对这些讨论和争论进行回顾和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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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高速发展,人类对科技和文化的需求不断增加,但科技和文化还存在很多方面的不足。文章根据目前我国科技文化产业的现状,有针对性的提出科技与文化整合的战略选择,为科技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科技;文化;创新研究;整合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文化产业受到很大的冲击,科技与文化的整合是实现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作为具有几千年文化的中国,文化底蕴深厚,文化机构汇聚众多,文化企业蓬勃发展,文化人才荟萃。国家越来越重视文化的发展,为此需要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推动文化与科技整合,实现文化与科技的创新的发展。
科技与文化,在相同地方互通,在不同的方面能够互补,两种合在一起可以实现创新。但在过去,很多人认为科技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是相互分离的,甚至是相互制约的。查里斯・帕希・斯诺研究表明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的矛盾对抗导致社会整体文化观的丧失,从而不利于社会成员的发展,也会影响整个社会的进步。很多人文学者缺乏对科学的了解,他们会嘲弄科学家缺乏文化修养和幽雅情调,却没有看到自己不知道牛顿第二定律,思想境界停留在世俗感性层面。在社会教育中,过度倾向科学和过度倾向人文都是不可取得,社会人士不仅需要科学精神,也不能缺少人文精神,它们贯穿在整个科学探究和人文追索中,虽然有不同的特质,但完全可以融合和沟通。科学精神在探索自然界中形成,更加的实事求是,对既定的权威进行怀疑;追求知识和相信理性;热爱真理,遵循公正、公正、创新的社会准则。人文精神更加的关注生存意义和自身的价值,追求人的至高信仰,关切人类处境,追求开放、民主、自由的社会准则,人文精神追求的是一种理想境界。
科技是引领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就文化而言,科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科技的灵魂,只有整合科技与文化,才能推动了文化产业的有效发展。但目前我国科技事业与文化事业在管理体制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导致文化和科技处在自我发展的状态,很难较好的实现融合。没有高度重视科技在文化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导致科技没有起到引领和支撑的作用,抑制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多年以来,我国对文化事业的投入有待提高,很多文化设施落后,资源整合不力,欠缺创新活力。文化创新就是要寻求自我的发展,但很多地区对继承和保护开发文化资源的意识不足,文化资源呈现的状态是整体分散,“小、散、弱”这些现象相对突出,资源的集约化程度不高,资源较为零散,形成不了合力,与很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文化产业是大而不强。
从总体上看,我国的文化产业以传统文化为主,创新性不足,文化的科技上的附加值相对较低,具有发展前景广阔的文化产业所占的份额偏小。竞争力较强的综合性文化产业数量少,不同产业之间互补性较差,缺乏文化资本与金融资本有效对接的文化企业。随着高新技术的不断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应用及普及,带给维护产品和文化传播创新的革命,新兴文化产业越来越多但规模较小,文化产业的适应性以及主动性都较差还缺乏,与互联网相关的一些文化产业规模虽然逐渐增大,但科技含量还没有达到目标要求,还停留在传统的造纸等制造业上面。
科技与文化的创新性的提升,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强化文化科和市场需求的有效对接。文化科技创新的导向是市场需求,驱动是企业应用,把握好文化科技发展的一些特点,分析研究文化产业中的科技需求,实现文化发展以及科技创新的整合。为此,还需要大力推动产业整合和市场整合等,提高传统文化传播和创作等环节中的科技含量,促进文化产业不断的转型升级,从而达到延长产业链的目标。
自主创新能力在我国得到越来越大的重视,科学技术的进步,互联网的应用使得文化产业面临更多的挑战,只有不断的在学习的基础上提高创新能力才能适应新的科技形势。政府应联合高校和有关的文化企业,借助国内外的一些力量,不断攻克文化科技产业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从而完成文化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不断推动数字化产业的发展,培育一些新兴的文化业态,构建覆盖比较广泛的文化创新体系。在一些科技发达地区,建设文化产业科技园区,促进数字动漫和创意制作方面的高新技术企业的集聚。
创新人才紧缺在各个行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同时也制约文化科技产业的发展,科技文化人才培养工程的实施,科技文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是进行文化产业新的发展战略一个很关键的部分。首先,鼓励我国大中专以及很多名牌高校积极的构建创新人才培养的教学新体系,推进高校开设相关的专业课程,积极组织一些高校举办创新活动。其次,企业、高校以及政府要相互合作,积极通过一些项目形成稳定的合作,在满足市场的条件下进行创新能力的培养,有针对性的培养人才。最后,强化创新人才的人文科技素养,创新人才个人良好品质、素质对其科学创造活动很大的影响,如果培养出来的人才基本的素质达不到要求,这不但不能促进科技文化产业的发展,甚至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所以要在产学研体系中注重这些方面的培养。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高速发展,人类对科技和文化的需求不断增加,但科技和文化还存在很多方面的不足,资源整合方面还很欠缺。本文根据目前我国科技文化产业的现状,总结了科技与文化的整合是实现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作为此提出提升科技与文化的创新、增强科技与文化自主创新能力的建设和科技与文化创新人才体系的构建三个有效的措施,从实现文化与科技整合,促进文化产业和科技产业的蓬勃发展。
[1] 陈思.科技与文化融合下的沈阳文化科技创新[J].科技与创新,2012(6).
[2] 郭敏.推动科技与文化融合的思考[J].北京支部生活, 2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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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就是以“科学布局,优化资源,创新机制,提升能力”为总体思路,以提高科技持续创新能力和效率为核心,以整合资源和创新机制为手段,以食物特别是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农民增收为主要任务,从知识创新、技术创新、成果创新和产品创制4个方面进行系统设计,由国家农业技术创新基地、区域性农业科研中心、试验站和企业农业科技研发中心为主组成的开放式体系。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加强科技示范推广,促进兵团现代农业科技创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加强科技示范推,广促进兵团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全文如下:
(一)农业科技创新成果显著。“十二五”以来,兵团获得国家、部、省等科技成果奖53项。培育出高产优质农作物新品种52个,其中玉米新品种18个,大豆新品种11个,向日葵新晶种9个,小麦新品种10个,棉花新品种19个。此外,还研制出先进实用技术120余项,多项技术成为全兵团的主推技术,其中,“新陆早33号”和“新陆早42号”等棉花品种成为国家农业部推荐的主推品种。
(二)科技示范推广取得明显成效。兵团科技服务工作的实施,加速了农牧业新品种、新机具的引进和推广步伐,使药剂拌种、地膜技术、模式栽培、全层施肥、精量播种、节水灌溉、种子包衣、化除化控、大马力农机具和奶牛养殖等320多项实用新技术和一批先进科技成果得到了人面积应用,累计推广各种农作物优良品种覆盖面积达650万亩,良种普及率达到100%,创造社会经济效益180多亿元,加速了科技成果和适用技术推广的步伐,为兵团团场的科技进步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三)科技竞争力得到明显提升。。“十二五”以来,兵团已具有国家博士后工作站、国家节水试验基地、国家棉花工程中心良种繁育基地各1个;拥有绵羊育种、节水灌溉、农产品监测、农业信息化等4个国家挂牌重点领域,是国家优质棉良种繁育基地;同时通过科技项目和技术合作共建了一批“可学、可看、可推广"的科技示范基地和试验站,如兵团农十师184团高纬度棉花示范基地、兵团农七师130团农作物(棉花、小麦、玉米)示范基地、兵团农五师87团葡萄示范基地、兵团农九师170团沙棘示范基地、兵团农二师库尔勒垦区农业科技园区等,有效地带动了区域的农业发展。
(一)加强组织协调,创新服务机制。一是与兵团相关的师、团场组成了科技服务工作领导小组,双方组成联合工作组定期检查科技服务工作进展;二是实施了“双向选择、合同管理、利益共享”的科技服务的“组织管理”机制,推动科技与生产要素的有效结合,促进了科技服务工作的有效开展;三是结合兵团团场生产实际,集成农牧业新技术,实施了以科技示范带动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的工作模式。
(二)创新科技服务工作模式。创新成果转化模式,是先进的农业科技成果和实用的农业技术尽快被团场职工掌握的有效途径。创新和完善了科技服务的“工作模式”。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探索和开展了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模式。促进了区域特色产业的发展,取得了良好效果。
(三)加强团队建设,促进成果推广近年来。兵团通过组织“科技服务专家团队”通过深入服务团场,与广大干部职工、技术人员加强沟通交流,瞄准地方优势特色资源开发,针对解决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大力推广各项农业新技术、新成果,加速企业技术进步和成果转化应用,培育壮大了一批优势特色产业,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加快农业科技进步与创新,是积极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围绕兵团实施“节水灌溉示范基地、农业机械化推广基地、现代农业生产基地"建设的工作要求,大力加强以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和转化为主体的科技服务工作,不断提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水平,积极推动兵团农业现代化建设全面发展。
(一)以“科技人员团场服务”为平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根据兵团区域主导产业和现代化农业发展的需要,充分发挥科技、人才资源优势,主导产业全程服务,科技服务与技术推广密切结合,多种形式帮助团场发展生产,为兵团优势产业发展壮大提供全方位、全产业链科技支撑与服务。采取科技服务专家“长期驻点服务”与技术咨询专家“短期咨洵”结合形式,实施和进一步完善“科技服务专家团队”为主的科技服务和技术成果推广模式。
(二)依托科技资源优势和技术支撑,大力推进农业科技推广创新。立足兵团发展现代农业的需要,在农业节水、农业机械装备研发以及细毛羊新品种培育、农作物新品种选育等方面的优势,加大种植业、养殖业和园艺业三个“十大”主体技术的推广力度,加速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升区域现代农业发展水平。
(三)以科技项目做支撑,积极培育科技服务创业示范基地。科技示范基地建设要与农产品基地建设相结合,与新品种和农业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相结合。围绕兵团农业发展的重点、产业布局、发展现状,结合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中的科技需求,利用科技项目的实施,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建设特色明显、有规模、有效益、无公害及绿色的农、林、牧等科技服务示范基地,发挥科技示范基地在区域问的辐射、示范、带动作用,推动兵团农业科技创新、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和转化工作再上新台阶。
(四)加强组织管理,创新工作方法。进一步完善服务管理,不断探索科技服务人员工作的组织管理方法;进一步完善科技服务人员考核评价体系管理,对科技服务成绩突出、效益显著、对生产带动作用明显的科技服务专家团队、科技服务人员给予适当的表彰和奖励。同时,对达不到考核目标者,要及时进行调整。逐步形成一套操作性强、规范化的科技服务工作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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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价值观就是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看待某一事物所具有的价值。而非科学的价值观就是用非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看待某一事物所具有的价值。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承认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所谓科学价值观就是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看待事物所具有的价值。应该说,这是一个范围很广的问题,几乎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方面面。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科技哲学相关论文:认识和肯定科学的价值。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认识和肯定科学的价值全文如下:
自牛顿力学问世以来,科学对于促进人类物质进步和精神文明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人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起就把科学当成破除迷信、摆脱贫穷、实现现代化的有力武器。但是,科学的作用到底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利大还是弊大,从来就有不同看法。著名法国思想家卢梭曾对科学的影响发出强烈质疑,到了20世纪,更有尼采、海德格尔、胡塞尔等大哲人深入揭示科学的负面价值,流风所及,对科学持怀疑与批判态度不但在发达的现代、后现代社会,而且在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也成了风尚。
中国人一方面在科学技术上奋起直追,一方面也快速地吸收西方哲学家否定科学的思想。看来,对科学价值的评价,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探讨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进行,一是像西方人那样,一般地谈论科学的本质、作用、后果;二是在中国特定的语境中(即长期落后,实现现代化是当务之急)探讨科学的价值。本文侧重于第二方面,分析梳理自上世纪初直至今天中国人,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对科学的批判性态度,说明对科学基本上应该持正面肯定态度,同时也要真正懂得科学的精神、性质及其范围,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
鸦片战争使我们这个“中央之国”、“天朝上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摧枯拉朽般地粉碎了中国苦心构筑的海防边防,失败首先使中国人领教到西洋枪炮的威力,然后领悟到科学技术的价值。但是,统治集团和上层知识分子的主流认识并无根本改变,顽固派把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开明派也不过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一败再败和对西方了解的增加使中国政治、文化精英发生分化,一部分人提倡学习西方,利用科学技术救国;另一些人依然拒斥科学,对之表示鄙夷不屑,认为固守传统以维系道德人心才是根本。从宏观角度看,这个古老而落后的大国既骄傲、又沮丧,对科学既羡慕、又抗拒,但向往也好,排斥也好,大家都对科学知之不多,了解不深。从微观角度看,肯定科学价值的新派人士往往是热情有余而素养不足,当他们以科学为武器反对迷信和无知时,他们的口号和姿态似乎可以概括为这样:“我们什么都不迷信,我们只迷信科学”,这当然是与科学精神不符的、自相矛盾的态度;而那些顽固守旧的人一方面轻视和敌视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又把西方名流批判自身文明,称赞东方传统的片言只语视为知心话,当成抑西扬中的得力证据。
比如,辜鸿铭就最爱引用各种西方人对中国文明的赞扬来为他那抱残守阙的立场辩护。他在“中国人的精神”一文中说:“著名的艺术评论家勃纳德·贝伦森先生在比较欧洲与东方艺术时曾说过:‘我们欧洲人的艺术有一个致命的、向着科学发展的趋向。而且每幅杰作几乎都有让人无法忍受的、为瓜分利益而斗争的印记。’……我认为欧洲文明也是为瓜分利益而斗争的战场。”①
梁启超的看法也很引人注目,他在脍炙人口的“欧游心影录”中写到:“记得一位美国有名的新闻记者赛蒙氏和我闲谈,他问我:‘你回到中国干什么事?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带些回去?’我说:‘这个自然。’他叹一口气说:‘唉,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我问他:‘你回到美观却干什么?’他说:‘我回去就关起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②
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的人文知识分子具有以上看法,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也是狭隘的、于国无益的。但是,时至今日,还有一些中国人抱持着前世老冬烘的态度,把科学理解为只具有工具性、物质性、机械性,声称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时代,原因无他,因为我们的文化和传统是精神性、伦理性的。对照近一个世纪前国门初开时国人幼稚而一相情愿的想法,我们真应该尽快用开放的心态取代那种狭隘的心态。
中国知识界在上世纪20年代初爆发了一场“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战,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胡适,著名学者梁启超、梁漱溟,著名科学家丁文江、王星拱等人投入了论战。这场争论充分显示了中国知识界当时对于科学本性的认识水平,以及面对科技文明和科技思潮时产生的分化与对立。
论战起于张君劢在清华大学的讲演“人生观”,他的论点分两个方面,第一,科学问题和人生观问题判然有别,科学并非万能,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的核心问题;第二,人类文明分为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前者是精神文明,后者是物质文明,物质文明依靠科学,导致人生观的机械与简单,中国人应该放弃科学的价值取向,回归传统,回归宋学。
论战以科学派大获全胜,人生观派(又被轻蔑地称为“玄学派”,甚至“玄学鬼”)完全失败告终。现在来看,这个结果是相当值得玩味的。
从学理上讲,张君劢等人将人生观与科学完全对立,否认二者之间有任何关系,是站不住脚的,是一种狭隘、因循守旧的见解。胡适辩驳说,人生观随经验和知识而与时俱进,比如,根据天文学和物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空间的无限之大;根据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知识,叫人知道时间的无穷之长;根据生物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生物界的生存竞争之残酷。确实,达尔文的进化论问世之后,引起人们在世界观和人生观方面的深刻变化,就是明显的例证。
“玄学派”的失败明显与当时的时代潮流和思想大趋势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开放、革新的思潮锐不可挡,使保守立场声名扫地,张君劢提倡回归宋学,显然是不合时宜,逆潮流而动;中国面临列强的侵略欺侮,不可能不走倚重科学技术、富国强兵之路。这时贬斥科技物质文明,倡言东方精神文明,不仅是徒托空言,简直是腐儒误国之论。
但是我认为,现在冷静地看,张君劢等人认为科学决非万能,人生观问题不能靠科学解决,却有相当的合理成分。科学派固然可以主张科学与人生观有关系,但进一步认为人生观问题可以化约为科学问题,或者干脆就是科学问题,却是简单的、不正确的。诚然,人生观与经验、事实、知识有关,但它的本质与核心是价值观、意义观,它谈的是人应该做什么,而不是世界或事情是怎么样。价值和事实的区分在哲学上就是“应然”与“实然”的分别问题,在西方哲学传统中,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休谟和康德对此早有明确论述。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不存在价值与事实的二分,它们是天然相通的。当时的科学派大多是西化派,但在这种复杂微妙的问题上,他们的理解简单了一些,未脱传统思想窠臼。当然,论战的中间派有较为全面合理的主张,比如范寿康认为应该区分科学与规范科学,前者(比如生物学、心理学)说明“是什么”的问题,后者(比如伦理学和美学)说明“应该怎样”的问题。
“科玄”之争对我们今天的思考很有启发。它既彰明了科学的价值,又表明了它的有限范围。我们今天特别应当注意,掌握科学知识决不能代替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决不能代替对审美能力的培养和向善情操的熏陶。
自从80年代中后期后现代主义传入中国,质疑和否定科学价值的倾向又多了一样思想武器。法国解构主义哲学家福柯和德里达全力消解科学的价值,动摇、瓦解科学作为客观知识代表的地位。他们力图证明,认为科学知识反映了客观世界,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或者神话,科学不过是一种话语权力,它并不比其他形式的话语特殊和优越。
法国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在中国知识界有较大影响,此书认为,在当代条件下,科学知识正面临“合法性”危机,科学话语历来被当成元话语,是衡量其他话语的标准,现在,这种绝对真理的地位已不复存在,科学和其他叙事方式,如神话、寓言、民间传说等等处于同样地位。他说,以前科学家一直看不起其他叙事,因为它们无法用证据证明自己,而在今天,科学知识在证明自身时,却不得不依靠其他叙事性知识:“当科学家有所‘发现’之后,在接受电视和报纸采访时,会说些什么呢?他们多半会重复一套叙事诗的知识探索”,“科学性的语言游戏希望说法成为真理,但却没有能力凭自己的力量,将其提出的道理合法化。”③
利奥塔把什么都当成话语,这就抹杀了科学和迷信、巫术的区别,这不能解释人类文明史中科学战胜愚昧的事实。后现代主义者断言科学与神话、巫术没有区别,但当他们生病时是去医院,还是去找巫婆呢?科学家为了让社会和公众了解科学发现的成果和价值,会使用宣传和其他介绍手段,但科学理论和科学定律本身能否成立,却有自身的评判标准。这相当于医药的推销要靠广告,但它们能否治病,却不是广告吹出来的。
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对于科学落后、科学精神薄弱、逻辑和理性传统不深远的民族有相当的危害。中国科学和文化落后,人民大众要摆脱愚昧和陋习,尚须作出巨大而长久的努力,抹消科学与非科学、科学与巫术的界限,只会延滞中华民族摆脱愚昧落后。
中国有些所谓文化人缺乏基本科学知识,对科学的历程和精神并不了解,却以人文精神的名义否定科学技术,诅咒科学文明。他们提倡返朴归真,脱离现代文明生活,其实不过是对海德格尔的学舌。请看以下言论:④
海德格尔说过,无家可归状态已经成了一种世界命运。是的,人类愈来愈想家了,回到那个自然、和谐、自由的家园……是科学首先分割了自然、分割了人类认识自然的统一性,是科学首先以一种合理的片面性和整体的孤立性切开了人类眼中浑然一体的自然世界,它解剖了人体、解剖了地球和整个宇宙,它将人的体力和功能延伸到人的异己的部位,并进一步让异己的器械取代了人的体力和功能,从而中断了人的体能的进化,使人的精神出现出分支状态,甚至发展到一种破碎状态……人文主义在维护和捍卫着世界和生命的整体性;科学主义在切割、分解着这个整体……人文主义在尊重并返归自然,科学主义在解剖、毁坏自然……科学主义在客观上促成了商业和战争;人文主义在主观上抵制着商业和战争……
我认为,承认现代科技给人类带来某种程度的异化是一回事,无限美化原始生活,用只存在于自己头脑中的原始乌托邦批判现代生活则是另一回事。人们都知道,原始的自然世界并不是人类诗意地栖居之地,地震、火山爆发、雷电、洪水等等轻而易举就使人丧生。而科学不但不降低生命的质量,反而是生命的守护神。如果没有现代医学,鼠疫、黑死病、产褥热等疾病不知道会有多猖狂。至于说到世界的整体性,我们可以比较唐僧取经、马可·波罗来中国的艰辛和现代交通、通讯带给人们在旅行、交流方面的极大方便。确实,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愈来愈接近“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一古往今来的人文主义理想。
科学给人理性和力量,使人自尊和自信,科学是人文的后盾,不是人文的敌人。
西方思想家中不断有人反思科学的后果,批评科学的方法,置疑科学的价值,了解他们的想法有其必要,但鼓吹他们的思想则必须三思而后行。这里没有篇幅讨论他们的合理与偏颇之处,只是有必要指出,就算他们说的有道理,西方科技过分发达西方人对科技太偏颇、太迷信,因此有各种副作用,但在中国情况又怎样呢?我们是科学太多太成熟了,还是太少太落后了?在中国,什么时候科学被滥用了,成了霸权,还是情况刚好相反,人们往往缺少最起码的科学态度,甚至反科学、伪科学大行其道?
我认为,我们必须正视中国的现实,努力使自五四以来就一直倡导的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一道安家落实,发扬光大。科学的价值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一定会为人们越来越认识和肯定。
①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1年,第39页。
②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载于陈菘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365—366页。
③利奥塔:《后现代状况》,中译本,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第94、98、99页。
④李震:“科学文明的沉思”,载于《科技与国力》,1995年5月,创刊号,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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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发展战略即一国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具有全局性、决定性、长远性的有关农业发展重大问题的筹划与决策。通常包括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战略措施等方面的内容。在实际应用中农业发展战略就是农业发展的长期规划。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加强协同创新,推动现代农业科技发展途径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加强协同创新,推动现代农业科技发展途径探讨全文如下:
近年来,我国在超级稻、转基因抗虫棉、矮败小麦、禽流感疫苗等方面取得了一批世界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农业科技创新重大成果,农业科技在保障国家粮食和生态安全、支持农民收入稳定增长、防控重大动植物疫病虫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1年,农业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53.5%,成为驱动现代农业发展的第一要素。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农业科技研发手段应进行从跟踪模仿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的转变以及从单项技术研发向生物、工程、信息等多学科技术集成创新的转变,研究内容应从重点关注生产环节技术向全面关注农业全产业链技术转变。
2011年4月,胡锦涛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里,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出发点,鼓励高校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建立协同创新的战略联盟。他指出,“政、产、学、研、用”各主体都要瞄准世界一流,创新体制机制,促进资源共享,开展协同创新[1]。
“协同”一词最早由德国理论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Hermann Haken)确立,并定义为一门关于“各类系统的各部分之间互相协作,结果整个系统形成一些微观个体层次不存在的新结构和特征”的学问”。“协同创新”是指创新资源和要素有效汇聚,通过突破创新主体间的壁垒,充分释放彼此间“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活力而实现深度合作。
协同创新是一项复杂的创新组织方式,其关键是形成以大学、企业和研究机构为核心要素,以政府金融机构中介组织创新平台非营利性组织等为辅助要素的多元主体协同互动的网络创新模式,通过知识创造主体和技术创新主体间的深入合作和资源整合,产生系统叠加的非线性效用[2]。
农业科研单位协同创新目前主要依赖于政府的引导和机制安排,以产学研协作、高校院所协作及产业链协同创新三种组织形式,通过联合攻关项目、联合申报重大科技成果、联合建设科研平台和科技园区,以及培养人才等方式,促进涉农的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科学定位,合理分工,发挥各自的能力优势、整合资源,实现各方的优势互补,加速技术推广应用和产业化,协作开展产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活动,形成功能上下衔接、工作相互支撑、人才有序流动、信息彼此共享的协同创新运行机制。
原始创新能力的匮乏是导致我国农业科技水平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主要原因,制约着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目前,我国农业科技的创新力量自成体系、分散重复、互相排斥,导致很难产生有影响的科技成果。我国农业科技领域整体创新能力的提升已经不再是某个学科、某个单位、甚至整个行业的封闭发展,而是需要从思想认识和机制体制上突破现有的障碍,真正实现创新能力和竞争实力的根本提升。
2012年1月,科技部、教育部和江苏省政府签署合作协议,推动科教紧密结合支撑江苏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为江苏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增添了新的动力。江苏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发展现代农业,为促进协同创新,进一步推动重大科技成果产出,江苏省积极发挥顶层设计和科学引导作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2.1 以专项经费引导协同创新
2009年江苏省政府批准设立了产学研联合创新专项资金,专项支持企业与高校院所联合攻关,开展以应用为导向的原创性和前瞻性技术开发和制约行业发展的重大关键技术研究。当年首批支持前瞻性联合研究项目58个,截止目前共获得授权专利158件(其中发明专利81件),软件著作权30项,结合项目实施在各类期刊杂志上发表论文676篇、科学引文索引198篇、工程索引205篇,制定技术标准13项,开发新产品40项、新工艺32项,参与研发的高校和企业科研人员达到900多名。
省产学研联合创新资金前瞻性联合研究项目,以高校院所与企业合作且企业已有经费投入为项目申报前提,旨在引导高校院所科研人员改变过去P-to-P(论文到论文)的科研思维定势,围绕企业需求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3]。5年来,累计实施和在研项目达666项,省拨经费3亿多元,带动企业、高校及地方配套资金投入研发超过8亿元。自2009年实施以来,专项资金的引导作用日益显现,项目申报数以每年翻番的速度递增,2013年申报项目数达到560多项,相比去年增幅接近50%。通过项目引导,极大地调动了高校院所专家教授与企业开展合作研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加快企业转型升级和自身创新能力提升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2012年起,以推动江苏现代农业发展为主要目标的江苏省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资金设立了产业体系类项目,旨在加强科技资源整合力度,加快推进农业科技自主创新,切实解决制约江苏特点现代农业发展的重大关键技术难题。产业体系类项目通过顶层设计,针对农业生产应用中的重大关键技术开展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和示范基地联合攻关,形成可利用,可复制,可推广的体系模式,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能够支撑产业发展的创新成果,进一步提高科技创新成果的集成度、显示度与影响力,着力打造可以引领和支撑江苏省现代农业发展的协同创新团队。目前,已斥资3500万元,围绕畜禽(猪)规模生态养殖、农业资源(秸秆)综合利用、设施蔬菜(番茄、辣椒)、优质多抗广适性水稻和海涂农业五大领域设立产业技术类项目。
2.2 以条件建设支撑协同创新
江苏省各级政府加强政策导向,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和配置资源的优势,积极搭建各类科技创新平台。
(1)产业技术研究院。为促进江苏省产业集群发展,以自主创新支撑我省转变产业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经济转型,从2010年开始,启动全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计划,重点围绕产业集群创新需求部署建设了一批新型研发机构,主要目的在于围绕产业聚集区,以产业共性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孵化为重点,以一流创新人才和管理人才为依托,建成“国内一流、体制机制创新”的新型创新载体。截至2012年底,江苏省共启动建设产业技术研究院10家,规划总投资28.04亿元,先期投资18.17亿元,其中省拨款6000万元,引导社会投入17.57亿元。
(2)企业研究院。为加快推进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从2006年开始,重点围绕全省创新需求,启动全省企业研究院建设计划,旨在整合优化全省科技资源,加强重点产业领域的布局,着力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截至2012年底,我省依托龙头骨干企业共启动建设企业研究院24家,规划总投资69.1亿元,其中省拨款2.19亿元,引导社会投入66.91亿元。9家企业研究院已成为国家企业技术中心,2家企业研究院成为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基本覆盖了江苏高技术“双十”产业的16个产业领域。
(3)企业院士工作站。为引进高端智力团队服务于企业技术创新,开展产业及企业发展战略咨询和技术指导,江苏省设立江苏省企业院士工作站,致力于围绕企业发展急需解决的重大关键技术难题,组织院士及其创新团队与企业研发人员开展联合攻关;引进院士及其创新团队的技术成果,在企业共同开展转化和产业化,培育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与院士及其创新团队共建研究生培养基地,联合培养企业创新人才,推动企业加快发展。截至2012年底,全省共建326家企业院士工作站,总投入44.9亿元,其中省拨款2.71亿元。
(4)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促进我省企业科技创新为目标,加强工程化研发平台建设,开展工程技术研究、试验和成套技术服务,开发产业发展中的共性、关键技术,持续提供成熟配套的技术、工艺、装备和产品,促进成果转化和技术辐射,带动相关行业的技术提升和科技进步,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截至2012年底,全省共建有省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141家,总投入406.77亿元,其中国家拨款1.13万元、省拨款3.25亿元、引导社会投入402.39亿元。其中,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有25家。
(5)专业技术服务中心。围绕科技园区、特色产业基地、创新专业镇、现代农业科技园等产业集聚区和中小企业的需求,找准产业技术创新链的关键环节,为中小企业提供研发设计、共性加工、检验检测、试验验证、模板制作等技术服务,旨在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推进产业提档升级。 截至2012年底,全省共建有省级专业技术服务中心197家,建设总投入34.59亿元,其中国家拨款1850万元、省拨款3.2亿元、各类运行补贴810万元,引导社会投入31.12亿元。
(6)公益资源服务中心。按照“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分步实施”的原则,致力于激活存量科技资源、有效控制新增资源,构建布局合理、开放共享、高效运行的公益性研发和资源共享的服务平台。从2004年开始,我省先后重点建设了大型仪器、工程文献、农业种质资源、知识产权和实验动物等16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和19家公益研发服务平台,建设总投入6.92亿元,其中国家财政投入1550万元、省拨款1.31亿元、政府财政运行补贴4780万元,引导社会投入5.45亿元。其中江苏省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共享服务平台先后建设16家专业测试服务中心,入网机组448台/套,年服务总机时达69万小时,在各自专业领域内为社会民生、群众关心的 热点问题、社会公共事业提供技术支撑,获得较高的社会评价。
(7)转移转化服务中心。面向地方产业发展特色和需求,为中小企业提供科技成果对接、综合信息、创业孵化、投融资等中介服务,搭建地方汇集人才、成果转化、技术流动的重要平台。截至2012年底,全省共建有省级科技转移转化、科技金融等服务中心64家,总投入3.79亿元,其中省拨款9297万元、引导社会投入2.86亿元。其中,在苏北、苏中各市、县普遍建立的区域成果转化服务中心成为转移转化服务平台建设的一项重要特色,已逐步成为地方汇集人才、成果转化、技术流动等信息和地方科技工作的重要平台,科技融资服务平台的投融资业务也在逐步做大做强。
通过各类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累计吸引两院院士334名,院士团队2600多人,2012年,培养博士生323名、硕士生1044名;引进“__”12名,91人获省“双创人才”;企业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均保持全国第一;2012年科技创新平台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31项,获国家拨款5.6亿元,分别占全省的59.6%、60.2%;承担973计划项目10项,占比52.6%;承担江苏重大成果转化资金项目78个,占比67.8%;承担重大招标项目4项,占比20%;;开发新产品953个、新工艺561项、新技术639项;申报专利2182项、授权专利1131项;制定标准194项;2012年主持或参与科技进步奖占据我省科技奖励半壁江山。
2.3 以科技园区带动协同创新
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园区及相关产业聚集区建设也是推进江苏省产学研合作深入的有效方式之一。江苏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坚持“一区一战略产业、一县一主导产业”的创新发展格局,集聚优质科教资源,推动产学研共建载体和创新服务机构建设,提升产业创新发展的能力。江苏省各级政府积极对人园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实施强化政策支持、保障项目用地、给予税收扶持、创新创优服务等措施,引导相关研发机构及企业向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集聚,形成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以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为平台,通过相关政策的支持和提供全方位、全过程的良好公共服务来推进产学研合作。
2010年以来,江苏以创建一流创新型园区为重点,构筑全省创新高地,加快推进创新型园区建设,重点规划建设6个国家创新型园区和10个省级创新核心区,推进创新型园区的新发展。2010年江苏国家高新区发展主要经济指标居全国前列,国家高新区总收入占全国56个高新区的25%,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高新区的30%,出口创汇占全国高新区的40%。从产业布局来看,江苏已形成了与全省生产力格局相适应的沪宁线、沿江、沿海梯次推进的科技园区产业布局[4]。
江苏科技园区聚集了全省50%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世界500强的密集度已大大超过了除北京、上海之外的大部分省区,已形成了特色化、规模化、集群化的产业发展态势。截至2010年底,全省科技园区形成3万家企业群体,从业人员70万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人员有1万名,研究生以上学历有2.5万人,大学学历人员占从业人员总数的40%,共吸引留学归国人员1万人,其中约有2/3的海外归国人员都选择落在科技园区创新创业,营业总收入突破了2万亿元。收入在亿元以上的企业已经达到了350家,占到科技园区内企业总量的10%。
省级农业科研单位作为地方农业科技创新的主战场和农业科技创新的关键中上游单位,担负着全省农业科技创新和科技推广的重任。协同创新,科企联合和产学研合作对于省级农业科研单位的事业发展尤为重要。
如何更好地联系农业技术的上下游单位成为省级农业科研单位面临的重要课题。江苏省农业科学院以平台建设为抓手,形成研究所-工程中心-企业的协同创新体,对全省农业科技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例如,在江苏省农业生物学重点实验室、江苏省优质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江苏省农作物种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省级平台基础上打造的,由院粮食作物研究所、农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经济作物研究所和江苏明天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组成的协同创新体,在全省农作物优良种质培育和产业化推广工作中占据主导地位,“十二五”以来,承担国家级项目30余项,主持部省级项目70余项,审定农作物新品种品种19个,获国家和部省级成果奖9项;明天种业依托研究所的科研力量,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种业骨干企业”、“中国种业50强企业”、“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江苏省农业产业化省级龙头企业”、“江苏省农业科技型企业”是“江苏省主要农作物种子技术创新产业联盟”理事长单位;
以“明天”、“江蔬”等品牌为依托,经营水稻、小麦、玉米、油菜、棉花、蔬菜等20余类作物200多个品种。在全国范围内的生态适应区域建立了制(繁)种基地20余万亩,配备各类设施,设备条件齐全的仓储、加工、检验、包装、物流中心及分中心。产品销售区域遍及全国,设立区域代理、直销点及配货中心近1000个,形成了稳定、有序、快捷的营销体系、强大的品牌和品种推广能力。
同时致力于国际市场开拓,开展种子出口业务,产品销往10多个国家和地区。此外,在国家兽用生物制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这一国家级平台基础上打造的,由院兽医研究所和南京天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组成的协同创新体,在畜禽重大疫病及人畜共患病研究领域形成了研发-中试-推广的完整产业链,在全国生物兽药领域占据一定的话语权,十一五以来,获得国家新兽药证书6项,获科技成果奖6项,承担各类国家、部省级科研项目200余项;通过与科研单位的紧密联合,南京天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其雄厚的研发力量,成为农业部指定生产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疫苗的企业。
实践表明,省级农业科研单位应充分利用现有平台资源,创新驱动战略,结合地方特点和学科优势进行顶层设计,促进产学研合作和科企对话交流,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体,协同创新,不断推动现代农业科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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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科学几乎是认知权威的唯一源泉,任何想要得到广泛信任并被认为是自然的解说者的人都需要获得科学共同体的许可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科技哲学论文:科学划界—从本质主义到建构论。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科学划界—从本质主义到建构论全文如下:
摘 要:本质主义的科学划界试图寻找科学独一无二的本质是徒劳无功的,反本质主义消解划界问题的做法也有欠妥当。为了更充分地理解科学的边界,我们必须从本质主义走向建构论,把边界当作是社会建构的结果。这种边界是相对的,仅具有暂时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它随着情境的变化而不断变迁。科学划界不是一个纯粹的知识论问题,它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和政治问题。
关键词:科学划界;本质主义;情境化;建构论
论文正文:
在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中,科学划界(demarcation of science)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谓科学划界就是为科学划定一个边界,从而把科学与其他知识形式区分开来,比如宗教、迷信、伪科学等等。为了实现这一点,哲学家们必须追问“什么是科学”,也就是说必须给出科学的本质定义,然后再把此定义作为划界的充分必要条件。20世纪早期的逻辑实证主义以及波普尔都试图这样做。然而,费耶阿本德以及罗蒂等人意识到,本质主义的划界标准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因为科学不仅处于发展之中,而且它本身就是异质性的。因此,他们试图消解划界问题。然而,不管是本质主义的科学划界还是对边界的消解都是不合理的,因为科学的边界问题不仅仅是个哲学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1]在科学教育、政府决策、临床医学以及科研经费的资助等实践场合,相关的群体必须回答“何谓科学”,科学的边界正是在这些地方性的情境中得到勾画的,它是这些群体的地方性建构的结果。因此,为了理解科学实际上是如何被定义的,科学与其他知识形式事实上是如何被区分开来的,我们有必要从本质主义的规范性划界走向建构论。
在20世纪早期,逻辑实证主义首先提出了“可证实的”科学划界标准。经历了语言学转向的逻辑实证主义把分析的目光投向了语言系统。在逻辑实证主义看来,科学是一系列具有严密的逻辑结构的有意义的命题集合,那么何谓“有意义”呢?为此,逻辑实证主义制定了两条标准,首先是符合逻辑和句法,其次是经验证实。一个命题要有意义首先要符合句法,词汇的混乱堆积当然无法获得意义,其次,诸命题之间要逻辑自洽,违反逻辑当然是不允许的。更重要的是,一个命题必须能够被还原成观察命题从而得到经验的证实,无法被还原成观察命题的语句是无意义的,包含无法得到经验证实的词汇的命题也是无意义的,无所谓真假。因此,“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方法”。[2]
但是,波普尔认为可证实标准无法成为科学划界的充分必要标准,因为这个标准既宽又窄:过宽是因为它无法把占星术等知识形式与科学划分开来,占星术的某些结论也是可证实的;过窄是因为它把某些重要的科学理论排除在科学之外了,比如爱因斯坦的引力场理论等等。所以,波普尔提出了自己的可证伪性标准:“应作为划界标准的不是可证实性,而是可证伪性”,“一个经验的科学体系必须可能被经验反驳”。[3]在波普尔看来,科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猜想与反驳的过程。科学从问题开始,为了解决问题,科学家们提出大胆的猜想(假设)。但是猜想仅仅是猜想,还不足以构成知识。为了不断地逼近真理,科学家们必须用经验来证伪那些猜想,从而不断地剔除错误,走向更高的精确性和真理性。没有什么理论能够免于批判,没有什么能够躲避经验的证伪。那些从逻辑上无法得到经验证伪的命题不属于科学的范畴。所以,在波普尔那里,可证伪性成为划分科学与伪科学的标准。
但是,波普尔的划界标准依然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也无法为科学划界提供充分必要条件。它是不充分的,因为占星术的某些命题虽然不是科学但可以证伪;它是不必要的,因为生物学的进化理论虽然无法被直接证伪但它依然是科学。在波普尔之后,许多科学哲学家都意识到了科学划界的困难,所以划界标准不断被弱化。萨迦特(P. Thagard)和邦格(J. Bunge)不认同上述本质主义的划界思想,认为此种做法过于苛刻,从实践上说是失败的。他们试图从逻辑、心理学、历史和社会的角度提出多元的划界标准,邦格(J. Bunge)甚至给出了由12个变量组成的划界标准。[4]但是,所有这些划界标准都是有问题的,众多标准的提出本身就表明划界问题是多么棘手。
在费耶阿本德和罗蒂等人看来,寻找本质主义的划界标准是徒劳的,因为科学没有本质。费耶阿本德把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表达的观点推向了极端,提出了“怎么都行”的无政府主义的知识论立场。传统的思想家们总是试图为科学的合理性和客观性辩护,所以中立性实验、观察或者理性方法成为科学的救命稻草。但是,在费耶阿本德看来,“认为存在着一种普遍的、不变的方法可以作为恰当性的不变尺度,甚至认为存在着普遍的、不变的合理性,这种思想就像认为存在着一种普遍的、不变的测量仪器可以测量任何量值而不管环境如何的思想一样是不现实的。”[5]与库恩一样,他也否认在科学的历史发展中存在任何永恒的方法论、理论或者经验等等。这样,科学的权威就再也无法得到辩护了,科学的合理性、客观性和进步等概念成了空中楼阁。在费耶阿本德那里,划界问题被取消了,“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不仅是人为的,而且也不利于知识的进步”,“断言‘科学以外无知识’只不过是又一个最便宜不过的童话”。[6]
罗蒂同样取消了科学划界问题。在罗蒂看来,科学划界试图把科学当作是宗教的替代品,从而把科学当作是文明的坚实基础。在传统的思想家们看来,科学是对实在的正确表象,正确的方法和程序可以保证科学知识能够正确地反映实在。但是,在对实在论和“镜式”知识论作出批判之后,罗蒂发现无论是方法论还是中立的实在、概念框架都无法为科学奠基。因此,他提倡用“连带性”(sodality)替代实在论意义上的“客观性”,连带性存在于特定的人类共同体之中,是共同体的人之间经由对话达成的一致和共识。这样,科学就从实在走向了主体间性,从认识论走向了解释学。一旦把科学置于对话和共同体之内,科学与人文科学、艺术之间的对立就有可能被取消,科学与其他文化部门的分界不足以构成一个独特的哲学问题。
本质主义的科学划界试图找到科学独一无二的本质,从而为科学的合理性和权威性辩护,而反本质主义者则试图消解科学的边界,否认科学在当代社会中的权威性。但是这两者都是有问题的。首先,本质主义者无法找到科学的权威来源,无论是恰当的方法论、理性程序、经验验证等等都是行不通的,这突出表现在科学划界所遭遇的诸多困境上。其次,反本质主义消解科学边界的做法无法解释科学的权威性。在当代,科学无疑是知识权威的主要源泉,任何知识主张只有把自己标注成“科学的”才能够活动权威性。反本质主义否认科学的权威显然不妥。最后,无论是本质主义者还是反本质主义者都是站在知识论的规范性立场上来谈论科学划界问题的。他们把自己当作是科学的立法者,一方说科学应该有边界,另一方说科学无所谓边界。但是有无边界的问题不是哲学家所能够决定的,它是一个实践性的问题,具有重大的伦理意义和政治意义。[7]科学边界的实践意义提醒我们要把目光从哲学的层面转移到社会学或者政治学层面,但是应该采取何种进路呢?
我们知道,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科学论(science studies)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人不满于传统的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方法,他们试图从库恩和维特根斯坦那里寻找灵感,试图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研究科学以及科学知识本身,这样的进路一般被称为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其核心的知识论立场一般被称为建构论。以往的科学哲学从规范性的立场出发来看待科学,认为科学是对客观实在的表象,表象的精确性一方面受经验观察的证实或者证伪,另一方面受制于理性的逻辑方法。科学知识的发现过程则被当作是社学心理学的研究对象。这就是“发现的情境”与“辩护的情境”的分离。
默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专注于科学制度和科学的规范结构,丝毫没有触及科学知识这个内核,而以曼海姆为代表的知识社会学则把科学排除在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之外,从而否认了社会要素对于科学知识的影响。但是,以科学知识社会学为开端的社会建构论则一反传统,它试图弥合“发现”与“辩护”的鸿沟,实现科学的“情境化”(contexualization of science)。科学的情境化意味着,任何科学知识和科学语句都无法离开具体的情境条件来抽象地加以研究。科学知识和事实是在地方性的情境中被生产和辩护的,离开利益、权力、价值观等社会历史条件,我们就无从理解科学,无从把握它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在建构论那里,知识论与社会学、历史学甚至政治学融为一体了。
在建构论者看来,实在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实在无法决定科学知识的真伪,科学也不是对实在的客观表象。如果说实在无法为科学知识辩护的话,那么科学的有效性和客观性是如何得到辩护的呢?答案只能在情境条件中寻找,权力、利益、价值观、修辞等社会文化要素为特定情境中的科学知识的有效性提供了基础。所以,科学的有效性和客观性只能是情境化的、地方性的。那种无情境的、凌驾于社会和历史发展之上的普遍主义科学观只能是一种幻觉。既然科学知识的内涵和意义只能在具体的情境中才能获得,那么由此必然得出,意义可以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这样我们就理解了本质主义的划界为什么走错了方向,因为为一个处于历史发展中的、具有情境依赖性的东西划定一个永恒的边界是非常荒谬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认可科学是社会建构的,实在无法决定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真理性,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认为,科学的边界也是社会建构的,科学自身为何同样也无法决定科学在社会中的形象、权威以及边界。[8]
建构论无疑为我们考察科学边界问题提供了一条非常重要的进路。如果说科学知识是在实验室中被建构出来的,那么科学在实验室和专业共同体之外的形象和权威同样也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所以托马斯•基恩(Thomas F. Gieryn)主张把“建构论带出实验室”。[9]把建构论带出实验室的意思是说,既然我们无法找到科学的永恒本质可以为科学辩护,那么我们也就没有理由认为科学在实验室之外的形象、边界和权威可以由科学的本质来加以说明,它们同样要用建构论加以解释。哪些主张具有知识权威因而是科学的?谁称得上是科学家?科学与宗教和巫术的边界在哪里?哪些项目应该得到资助?这些问题只能在特定的情境中才能得到回答。在这些情境中,相关的群体基于自己的目标、立场和利益而塑造着科学的形象,勾画着科学的边界,建构着科学的权威。
从建构论的角度研究科学的边界还要求我们转换自己的角色,从科学边界的立法者变成建构过程的描述者和记录者,要把目光投向所有在特定的情境中参与边界建构的参与者身上。哲学家无法决定“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要由相关的社会群体来回答:科学家、政府官员、普通大众、决策者、激进资助者等等。基恩提出的划界-活动(boundary-work)概念恰当地说明了建构论的研究对象。所谓划界-活动就是相关的群体在特定的情境中把某些主张看作是科学而否认其他主张的权威性和科学性,“当人们相互争夺科学的认知权威(以及可信性、声望、权力以及物质资源,这需要占据特权地位),或者使其合法化,或者对其提出挑战的时候,划界-活动就会出现”。[10]那么,科学的边界和权威性是如何在地方性的情境中通过相关群体的划界-活动而被建构出来的呢?我们不妨通过案例来加以说明。[11]
17世纪60年代罗伯特•波义耳与托马斯•霍布斯之争不仅仅是实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之争,其实质是对真正的、权威的知识的描述:何谓真正的、合法的知识?知识是如何被生产的?谁生产了这种知识?它的目的为何?这场争论是划界-活动的典型案例,各个相互竞争的群体以不同的方式给出了不同的知识图景,其中每个群体都赋予自己的主张和实践以权威性和合法性,而拒绝其他群体的权威性。
在波义耳之前,实验方法往往与传统的炼金术联系在一起,但是波义耳试图用实验方法来改造传统的自然哲学,并把知识的合法性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之上。科学寻找的是事实,实验得出的结果是否是事实有赖于集体见证(科学共同体和观察者共同体的认同)。那些超越于实验和集体见证之外的知识都是不合法的,不属于科学的范围,比如形而上学、宗教、个人体验等等。但是在霍布斯看来,确定的科学知识要以理性演绎为基础,科学寻求的不是事实,而是因果解释。这种逻辑演绎的强制力量并不在于它们在自然界中的对象化,而恰恰在于它们的约定性质和反事实的性质:当人们从约定的定义出发,理性地演绎出必然的解释时,知识就变成确定的了,反之就无所谓知识。
我们不能认为波义耳之所以获得胜利是因为他的观点更符合科学的“本质”,这样的话我们就又回到了本质主义的老路上去了。我们要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来看看波义耳为什么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能够战胜霍布斯。正如《利维坦与气泵》的作者所说的那样,他们旨在考察实验成为权威性知识之基础的历史条件。波义耳之所以获胜,是因为他的科学划界更好地满足了一些人的利益和需要,而这些人和群体的力量最终压倒了霍布斯。波义耳的集体见证保证了绅士阶层的利益和权威性。
在波义耳那里,并不是所有的人的见证都是有效的,只有特定的群体才能生产可靠的知识,比如具有绅士身份的皇家学会的会员。波义耳对知识的规定还更好地满足了复辟时期的英格兰的当权者的需要。王朝复辟时期的危机清楚地表明,保证社会秩序是多么重要。在霍布斯看来,秩序的问题就是知识的问题,他试图通过利维坦式的知识演绎模型来构造一种统一性和秩序。但是在波义耳看来,霍布斯的方案是行不通的,因为理性无法保证共和的统一性,况且利维坦式的专制还会导致查理一世式的暴政。波义耳的划界方案正好借予“专制与极端个人主义之间”,这既避免了专制暴政,又避免了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知识和事实的集体见证),所以他的方案与当时的政治需要恰好一致,从而得到了当权者的支持。
最终,波义耳的划界-活动获得了胜利,但是这样的胜利不是永恒的。波义耳的划界标准在其它情境中是可以做多种解释的,它具有解释的可塑性,所以不能决定以后的科学边界标划在何处。总之,研究科学的边界问题不能从知识论的角度来加以解释,我们要把目光转向划界所在的历史文化背景,具体地考察划界-活动中所包含的权力、利益、价值观以及社会和文化需要。只有这样, 我们才有可能理解科学边界的历史可变性和情境依赖性。
“在现代社会,科学几乎是认知权威的唯一源泉,任何想要得到广泛信任并被认为是自然的解说者的人都需要获得科学共同体的许可”。[12]但是科学的权威并不是先天的,也无法用科学的内在本质加以解释和辩护。正如自然无法决定科学知识的真伪一样,科学知识和科学事实本身也无法决定科学在社会中的形象以及人们对科学的理解。科学边界的建构是一个修辞过程,而不是逻辑过程。在地方性的情境中,不同的群体为了使自己的知识主张具有科学性,就必须回答何为科学的问题,也就是必须援引各种资源来为自己的主张辩护,并把它与宗教、巫术等非科学主张区分开来。他们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目的在于为自己的主张争夺权威性,从而把他人的主张斥为非科学的,以剥夺他人的“知识权威”。所以从建构论的角度说,科学的边界和权威是相关的群体在地方性情境中的建构结果,是群体之间争夺权威、资源、权力和声望的结果。
科学边界只能是地方性情境中的建构结果,因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分部分依赖于特定的实践关怀而非关于‘科学的’哲学理论或哲学定义。我们需要在人们的实际决策和选择的情境中来区分科学与非科学。”[13]这意味着建构出来的边界不是永恒的,而是可变的,随着情境和时间的不同而各不相同。
不同的情境、不同的目标和利益使得科学边界无法被一劳永逸地确立起来,历史上的科学边界无法决定当下的科学划界,当下的科学划界也无法决定以后科学边界的划定。所以,科学的边界永远处于不停的重构当中,当某一科学家的知识权威受到威胁时,或者当某个人的科学合法资格受到质疑时,划界-活动就出现了。任何划界-活动都时对科学边界的重构,这样的重构无法由任何既定的科学形象所决定,也无法为科学的任何本质特征所决定,重构的结果取决于各方的资源占有、修辞技巧等各种要素。
如果我们承认科学边界是地方性情境的建构结果,这样的建构随着情境的不同而不断变化,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科学与宗教、巫术等非科学之间的边界是相对的呢?是否意味着关于科学的定义是随意的呢?是否意味着科学边界的建构“怎么都行”呢?在否定了本质主义的划界之后,我们无法用科学的本质来反对相对主义。这样,不可避免的是,科学的边界具有相对性,它相对于特定的情境。但是,建构并非是任意的,它要受到一系列情境条件的约束。先前的边界在何处?在从事划界-活动中相关群体可资利用的资源有多少?他们的目标和价值观为何?所有这些要素都决定了科学边界的建构。虽然对科学的解释和理解具有可塑性,但是解释的可塑性并非意味着任何解释都是允许的。相关的群体在特定的情境中就科学的边界问题进行商讨,各方充分利用各种修辞手段来说服对方,当共识达成的时候,科学的边界就被建构起来了。虽然这条边界仅具有暂时的稳定性,然而它对此情境中的相关群体而言无疑是有效的。
[1] Thomas F. Gieryn. Boundary Work and the Demarcation of Science from Non-science[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 1983: 792-793.
[2] 石里克. 意义与证实[A]. 洪谦主编. 逻辑实证主义[C]. 上卷.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39.
[3] 波普尔. 科学知识进化论[M]. 北京: 三联书店,1987. 28.
[4] 陈健. 科学划界[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7. 第8章.
[5] 费耶阿本德. 自由社会中的科学[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0. 105.
[6] 费耶阿本德. 反对方法[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2. 266。
[7] 拉卡托斯.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9.
[8] Thomas F. Gieryn. Cultual Boundaries of Science[M].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viii.
[9] Thomas F. Gieryn. Boundaries of Science[A]. Sheila Jasanoff et al(ed.).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C]. Thousand Oaks: Sage, 1995. 440.
[10] Thomas F. Gieryn. Boundaries of Science[A]. Sheila Jasanoff et al(ed.).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C]. Thousand Oaks: Sage, 1995. 405.
[11] 此案例参见Steven Shapin, Simon Schaffer. Leviathan and the Air Pump[M]. NJ: Prince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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