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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我国核电由适度发展向积极发展转变的关键时期,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了严重的核事故,将世界核电包括中国核电发展推向了风口浪尖。核电究竟安全不安全? 可靠不可靠?
是继续大力发展,还是及时“刹车”? 中国核电该何去何从? 这一系列问题不可回避地摆在人们面前。
鉴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我们认为,中国的核电建设不能停滞,但是必须做到科学发展,这就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反思和汲取世界核电事故特别是日本福岛核电事故的深刻教训,正确处理好核电发展中的几大重要关系。
在人类核电发展史上,有三次较大的核事故: 一是美国三里岛核电站事故,二是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三是日本福岛核电事故。综观三次核事故,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反应堆设计不当,日本福岛核电站还存在选址不够科学的问题,这类问题可归结为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 二是操作失误和管理不当,或称“人因失误”。人为因素的失误,其核心是企业核心价值观、员工自身素质等方面出了问题,这类问题的根源可归结为企业文化建设和文化管理的问题。换句话说,核电事故的发生,既要从科学技术即“硬件”方面找原因,又要从文化管理即“软件”方面找原因。
因此,要促进核电又好又快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依靠科学技术与加强文化管理的关系,做到二者并重,缺一不可。首先,要不断创新核电技术,提升核电科技含量。核电工业属于高科技产业,尤其是设备设计与制造的技术含量高,质量要求严。核电技术先进与否,科技含量高低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核电站能否安全运行,能否可持续发展。先进的科技是促进核电又好又快发展的物质基础。为此,要高度重视核电技术的研发与创新,高度重视先进核电设备的研发与制造。其次,要不断提高人的素质,不断加强核电企业文化建设和文化管理,以避免和杜绝“人因失误”而导致的核事故。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了文化强国的战略部署。强国离不开文化,文化可以强国。同样,“强企”离不开文化,文化可以“强企”。文化管理是核电企业最高层次的管理。没有好的企业文化,没有好的文化管理,核电企业要做到科学发展是不可能的。因为核电技术再发达,核电设备再先进,也是靠人来管理和使用的。因此,大力加强核电企业文化建设特别是核电安全文化建设,全面提高企业员工素质,对于实现核电又好又快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为此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要始终坚持“安全第一”、安全大于天的指导思想; 二是要大力弘扬“事业高于一切、责任重于一切、严细融入一切、进取成就一切”的核工业精神,不断打造企业员工认同并践行的核心价值观; 三是以道德素质提升为中心,全面培育企业员工严谨求实、坚守责任、甘于奉献的精神品质; 四是将文化管理尤其是核安全文化管理贯穿于核电站设计、勘探、运营以及退役治理全过程。
核安全文化首先是一个价值观,体现了核电企业员工对安全重要性的共同认识,以及安全在认识中所处的地位。核电站的安全文化越普及得深入,企业员工对安全重要性的认识越深刻,安全的地位就越高。核安全文化同时也是一个个人态度。核电企业员工对安全的态度首先体现在他对安全及有关安全的制度、措施的认知和遵守。因此,应把安全问题与核电企业每一个人的工作态度和思维习惯,以及单位的工作作风紧密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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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为根据,合着世界发展的节拍,经历了一个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到强调可持续发展,再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综合发展的变化过程。近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对科学发展观的基本问题展开广泛的探讨。
科学发展观意义重大,地位重要。基本要点是,坚持以人为本,它把历史主体论、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论与执政为民的共产党执政理念有机结合起来,深化了对三大规律的认识,高扬了社会发展中人的价值思想,突出了发展的主体问题,是人本主义发展观的体现。全面发展的思想深化了社会发展的整体性思想,突破了唯经济主义的发展观,拓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内涵,突出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中统揽全局的执政能力问题。协调发展的思想丰富了社会发展的系统性、和谐性、平衡论理论,揭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统筹兼顾、互动互促、良性循环的和谐发展机制,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助推发展中的体制性建设路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体现了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时代性把握,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认识,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中所担负的深远历史责任。另一些人指出,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总结和指导党的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光辉典范,它的科学性、现实性和深刻性,不仅在于准确地把握住当今我们党所处时代的脉搏,而且还在于它立足历史唯物论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开辟了社会发展评价尺度的新视角:社会发展评价尺度应是以生产力尺度、制度尺度和人的全面发展尺度为主要内容的三维发展尺度体系。新发展观是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而得出的科学结论,是我们党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它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提出了一个完整严密的评价尺度。它立意深远,内涵丰富,具有重要的创新价值,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评价尺度的理论提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如果变换视角,从社会文明演变和人类文明的拓宽来说,科学发展观实现了从两个文明、三个文明到四个文明的飞跃。邓小平的文明观重点揭示了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统一。他用“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系统地阐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关系。江泽民的文明观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认为社会主义文明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则内在地包含了四个文明,即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在对传统发展观彻底颠覆的基础上实现人类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理论产物。生态文明倡导整体性、持续性、公平性的原则,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价值观,勾画了人类未来文明的发展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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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社会的意识形态,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它的发展对提高国民素质,推动国家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有着举足轻重作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文化创作也有了较大进步。但文化创作与经济建设相比,却显得较为落后。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千年代以来,我们文化创作跟不上经济发展步伐,我们的音像影视书刊市场充斥着港澳台或国外作品。一些青少年的思维方式也因此出现了偏颇,有些人爱国主义意识和正义感淡薄,工作学习生活缺乏理想信念,影响了身心健康。这些现象应该引起我们文化工作者认真重视。
中华文化的历史悠久而博大精深,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作出了伟大贡献。中华民族在创造人类伟大文明的历史长河中虽然历尽艰辛,但却一直走在世界的前沿,中国的科技到了公元17世纪,才被西方赶上。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百年问,中国遭受了世界列强凶残侵略和疯狂掠夺,中华文化遭到极大破坏,文明的发展受到严重摧残;但中华文化却没有像古埃及、巴比伦和古印度文化那样消亡,她那极其强大的生命力在险恶的逆境中顽强地生长着。最终,伴随着中国人民重新站立起来。建国六十年来,由于制度缺陷和封建思想残余作祟,前三十年中国文化建设走了很大弯路,国家和人民也遭到严重伤害。改革开放 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建设发展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中国文化创作的进步也是较大的。但由于一百多年来中外反动势力对中国经济和文化长期深深的伤害,我们的文化创作还没有进入强势阶段,我们的文化作品在国内外市场占有率不高,特别是国外市场。这种状况跟我们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很不般配。文化创作弱势不但影响国民素质提高,还阻碍国家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发展。因此我们必须推进文化创作,用更多优秀作品丰富人民群众精神生活,占领更多文化市场。要推进文化创作就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文化创作。为此,我们应作如下努力:
我们的文化创作任重道远。为此,要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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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核电的开发和利用存在着潜在的安全、环保等问题,一直以来都备受人们关注。我国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吸取日本福岛核电事故中的深刻教训,正确处理核电建设中好与快的关系、科学技术与文化管理的关系、保守秘密与普及核知识的关系,以及自主创新与国际合作的关系。这是我国核电发展的根本所在。
[关键词]核电; 科学发展; 关系。
正值我国核电由适度发展向积极发展转变的关键时期,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了严重的核事故,将世界核电包括中国核电发展推向了风口浪尖。核电究竟安全不安全? 可靠不可靠?
是继续大力发展,还是及时“刹车”? 中国核电该何去何从? 这一系列问题不可回避地摆在人们面前。
鉴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我们认为,中国的核电建设不能停滞,但是必须做到科学发展,这就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反思和汲取世界核电事故特别是日本福岛核电事故的深刻教训,正确处理好核电发展中的几大重要关系。
在人类核电发展史上,有三次较大的核事故: 一是美国三里岛核电站事故,二是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三是日本福岛核电事故。综观三次核事故,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反应堆设计不当,日本福岛核电站还存在选址不够科学的问题,这类问题可归结为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 二是操作失误和管理不当,或称“人因失误”。人为因素的失误,其核心是企业核心价值观、员工自身素质等方面出了问题,这类问题的根源可归结为企业文化建设和文化管理的问题。换句话说,核电事故的发生,既要从科学技术即“硬件”方面找原因,又要从文化管理即“软件”方面找原因。
因此,要促进核电又好又快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依靠科学技术与加强文化管理的关系,做到二者并重,缺一不可。首先,要不断创新核电技术,提升核电科技含量。核电工业属于高科技产业,尤其是设备设计与制造的技术含量高,质量要求严。核电技术先进与否,科技含量高低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核电站能否安全运行,能否可持续发展。先进的科技是促进核电又好又快发展的物质基础。为此,要高度重视核电技术的研发与创新,高度重视先进核电设备的研发与制造。其次,要不断提高人的素质,不断加强核电企业文化建设和文化管理,以避免和杜绝“人因失误”而导致的核事故。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了文化强国的战略部署。强国离不开文化,文化可以强国。同样,“强企”离不开文化,文化可以“强企”。文化管理是核电企业最高层次的管理。没有好的企业文化,没有好的文化管理,核电企业要做到科学发展是不可能的。因为核电技术再发达,核电设备再先进,也是靠人来管理和使用的。因此,大力加强核电企业文化建设特别是核电安全文化建设,全面提高企业员工素质,对于实现核电又好又快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为此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要始终坚持“安全第一”、安全大于天的指导思想; 二是要大力弘扬“事业高于一切、责任重于一切、严细融入一切、进取成就一切”的核工业精神,不断打造企业员工认同并践行的核心价值观; 三是以道德素质提升为中心,全面培育企业员工严谨求实、坚守责任、甘于奉献的精神品质; 四是将文化管理尤其是核安全文化管理贯穿于核电站设计、勘探、运营以及退役治理全过程。
核安全文化首先是一个价值观,体现了核电企业员工对安全重要性的共同认识,以及安全在认识中所处的地位。核电站的安全文化越普及得深入,企业员工对安全重要性的认识越深刻,安全的地位就越高。核安全文化同时也是一个个人态度。核电企业员工对安全的态度首先体现在他对安全及有关安全的制度、措施的认知和遵守。因此,应把安全问题与核电企业每一个人的工作态度和思维习惯,以及单位的工作作风紧密联系起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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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开展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是判断学生思想政治教学效果的重要标准。科学发展观是我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经验的总结,也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一直坚持的指导思想。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与日俱增,尤其是新时期的年轻学子,正处于形成价值观、人生观的关键期,高校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理论教育意义重大。
高校教育目的是培养高素质、高技能的全方位人才,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是培养全方位人才的重要措施。因高校的政治思想理论内容比较抽象,学生在进行深入理解和接受方面比较困难。实际教学时,学生常常会如此发问:“我们为什么非要学习政治思想理论知识,学习这些理论知识的作用是什么”,基于学生提出的问题,老师大多从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方面进行回答,这种回答也非常准确,但却并未真实反映学生的需求和学习动机,应该深入展开分析。从学生需求的角度来说,高校开展的政治思想理论课程是必修课之一,学生需要认真的学习并考到合格证书方可得到学分。对这个方面,不管是教材上还是老师都未过多的提及,但这却是多数学生关注的要求,若说学习上述课程可以达到学生的不同需求,这种需求则是最真实最基础的,也是所有教学老师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从认知角度来说,即使学习这些了理论知识无法与其他专业知识一样获取可操作性的技能,但学习这些理论知识可以锻炼学生的辩证思维,日积月累有助于提升学生日后的研究能力。同时,学习政治思想理论知识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是高校开展政治思想教学的价值体现。
所有真正的理论知识,都不应该是乏味枯燥的理论,应该包含兼容性、涵容性为一体。本质上来说,进行理论教学应该讲出理论的历史感和逻辑力量。如果老师都把理论当作是枯燥的内容,并以此开展空洞的教学,学生必然提不起学习兴趣。因此如何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强化教学的吸引力,是当今高校政治思想教学老师有待解决的问题。
(一)拥有坚实的理论知识吸引学生。老师是否可以使用理论说服学生,首先老师自身必须掌握足够的理论知识。也就是说老师要克服教学中把理论当作现成理论,从而更好地展现教科书的内容。学生对理论的学习不能单单一开填鸭式的灌输,学习理论的过程应是潜移默化的过程。政治思想教育老师应该研究马列理论,对其中的问题、观念、逻辑关系等展开深入分析和把握。同时,要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有益内容与教学内容相互结合,从不同方面传授给学生。可以从当前政治思想领域的热门问题入手,广泛涉猎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及发展情况,逐步更新并填充教学内容。
(二)拥有广博的知识拓展学生视野。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兴趣与自身的理论视野有着很大联系。学生的理论视野越宽广,就可以从不同角度深入研究问题。这就要求老师拥有深厚的知识为基础,在实际教学中积极引导学生。老师应跟随时代发展步伐,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强化理论知识的创新。每一种理论知识对于其所处的时代都有相应的滞后性,所以导致编制的教材内容和任课老师的备课内容在某一程度上对当今社会发展的新特征有所遗漏,进而影响实际教学效果。老师要在实际教学中增设新的内容,去除无法满足现实生活的旧内容,把最新的理论知识传授给学生。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政治思想理论并非空中楼阁,任何时候的理论教学应以科学为基础,单一向学生阐述抽象的理论知识,使学生感到无法理解、知识过于空洞,授课老师应该合理引用相应的科学理论加以论证,达到有理有据让学生心悦诚服。老师应关注国内外政治经济热点文帝,更好的引导学生。重视使用马克思观点、方法对问题展开分析,合理引导学保持清醒的头脑,强化学生对政治的敏感性和洞察能力。
(三)合理运用教学艺术培养学生理论思维。高校政治理论教学必须讲理,上文讲到的理论知识就是有理,只有理还无法形成巨大的教学魅力。老师只有在实际教学中激活理论知识和成果,把理论知识深入讲解,从而获取更好地教学效果。老师要具有一定的教学技巧,拥有组织学生、课堂讲授等技巧。在进行政治思想理论教学中,必须根据教学的实际需求入手,重视收集学生的情况,做到有的放矢的进行教学。实际教学中,运用不同的教学方式,达到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老师可以运用诙谐幽默的语言、经典的历史故事展开政治思想理论教学,把枯燥无味的教学氛围转变为轻松活泼的学习环境。政治思想理论考试实际教学时要倾注最大的教学热情,明确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配备精湛的教学办法,从而消除学生学习理论知识的障碍,强化政治思想理论的感染力,为促进高校政治思想理论课程的改革发挥重要作用。
总之,高校开展政治思想理论课程的学习,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对其日后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老师应合理运用教学方法,让学生对该课程充满兴趣,积极、主动学习政治思想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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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税务部门还是财政部门在宣传方面都要加大,确保能把会计和税法一些内容的宣传和培训都归入正常的工作范畴,这样的话就可以增加会计制度和税收法规协调的效果。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差异与协调发展模式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差异与协调发展模式
财务和会计两者之间存在差异,也是相互联系的。目前,很多国家都在努力缩小或试图消除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差异,但两者的差异不能立即消失,应该辩证地看待,不必要求某一方削足适履去合适对方,而应该各自遵循自身的规律,使两者科学、、协调地发展。
一、企业有关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主要差异
1.从所得税方面看其差异
从会计学的角度看两者的差异表现两个方面,即永久性差异和时间性差异,通常有两种方法对所得税核算,一是应付税款法,二是纳税影响会计法。从角度看所得税,通常表现在对所得税的成本费进行计算上,有二种可扣除项目和不可扣除项目,除此之外还关系到关资产、损失、收益的处理等内容。
2.从增值税方面看其差异
在新的会计准则颁布实施以后,在增值税和税法进行确认大概是相同的,不过在目的和原则上存在差异,主要表现在税法方面对增值税的确认更加的宽泛和广泛。
(1)售后回购增值税的处理。比如A公司于2011年5 月1日作为销售方对B公司供应一批产品,总价格为120万元人民币,其中增值税17万元,成本为80万元。根据合同的约定A公司到10月30日将以130万元人民币进行购回。由于购回的费用比原来供应价格高,其中的差额应该按期计提利息,时间长度就是在回购期间,这个要计算编入财务费用的。不过在税收上是不同的,应该纳入销售和采购两项经济业务中。
(2)赊销货物增殖税的处理。企业在赊销货物中,增值税发票按照货物的全款已经开出,但是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那就是不符合收入确认的条件的,但是如果货款回收有问题的话,那这个经济活动获得的收益就不可能正常的进入到企业中来,如果设备到客户方还没有正常安装调试完成的话,就可能出现风险报酬没有转移,那在会计上就不能算为确定的收入。
3.从收入、营业税等看其差异
(1)从收入看差异。收入是影响企业税负和经济效益的首要因素。公司的一些捐赠收入、人的投资在税法上则是收入。企业一些视同销售行为也属于收入的范围。从这里边我们就可以知道,在范围广泛性方面,税法收入比会计收入要广泛得多。从税法方面看的话,确认的收入除了包含会计收入,还包含捐赠收入、非货币交换收入和债务重组收入、视同销售等。
(2)从营业税看差异。根据营业税条例的规定我们可以知道,营业税的纳税业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收讫主营业务收入款项或取得索取主营业务收入款项凭据的当天,当纳税人以预收款形式提供应税劳务、转让土地使用权等无形资产、销售不动产时,按税法规定应计缴营业税,而财务会计则只以“预收账款(或应收账款)”计入负债,只有当提供劳务、转让无形资产、销售不动产符合会计标准规定的收入确认条件时才确认为主营业务收入。
(3)从固定资产核素看差异。不同的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特点合理确定固定资产的使用年限和预计净残值,合理地选择折旧方法。某公司根据自身的特点,对房屋厂房等使用年限平均法,对公司的运货卡车采用工作量法,其他设备按照其特点选择适当的方法处理。
(4)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看差异。当发现可能发生减值迹象,会估计其可收回金额,当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时,就将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企业还有些无法确定其使用寿命的无形资产,公司财务人员每年会进行减值测试。在核算中要注意,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不得转回。
二、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协调发展模式
1.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协调发展的原因
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在分离程度上如果比较高的情况,对于税务来讲,如果分离程度比较高就会出现一些不好的影响。对于谨慎性原则如果使用超出正常范围,那就会给企业带来一些空隙,这些空虚就可以让企业来增大利润,如果这两者分离程度较高,也会给企业带来所得税征管方面的困难,当然,分离程度较高也给政府税务部门带来很多的困难,比如工作难度增大,成本也会随之增加。
2.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协调发展模式
(1)加强政策宣传与会计信息披露。不管是税务部门还是财政部门在宣传方面都要加大,确保能把会计和税法一些内容的宣传和培训都归入正常的工作范畴,这样的话就可以增加会计制度和税收法规协调的效果。
(2)会计要素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的协调。第一会计制度在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规范,不过,对于税法来说就并没有做出相关硬性的规定,因此就应该给出一些调整;如果对所得税的影响还在正常范围内的话,有或者只要对政策执行和所得税征管不会有影响的话就可以将所得税政策与会计政策调整相同。第二企业在会计计算中,对于会计账簿的纪录和会计报表中的金额不能擅自更改,只能利用年终纳税调整法进行调整。
(3)会计处理方法上的协调。在社会经济中,由于影响的方面很多,会计估算在不确定性性和核算纳税额两者中有很大的差异,可以应用税收的相关规定进行调节。在现实中,很多企业比较倾向于应用税法的相关规定进行核算。
现在,关于会计制度与税法差异的协调,暂时不存在一个非常安全的模式。而加强企业会计制度与税法差异的协调又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必须合理分析企业会计制度与税法的之间差异,并且结合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选择最可行的协调模式,进一步完善企业的会计制度和税收法规。
[1]王丽梅。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主要区别。中国卫生经济,2008年5月第5期
[2]吴康为。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差异与协调。经济研究导刊,200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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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计算最初思想的提出可以追溯到20 世纪80 年代。物理学家费曼RichardP.Feynman 曾试图用传统的电子计算机模拟量子力学对象的行为。他遇到一个问题:量子力学系统的行为通常是难以理解同时也是难以求解的。以光的干涉现象为例,在干涉过程中, 相互作用的光子每增加一个, 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就会多出一倍, 也就是问题的规模呈指数级增加。模拟这样的实验所需的计算量实在太大了, 不过, 在费曼眼里, 这却恰恰提供一个契机。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对计算科学与计算机发展的思考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 要: 本文从什么是计算说起, 通过对计算机的发展历史和人类对计算本质认识的回顾, 提出量子计算系统的发展和成熟, 并且提出了人类认识未知世界的规律:“计算工具不断发展—整体思维能力的不断增强—公理系统的不断扩大—旧的神谕被解决—新的神谕不断产生”不断循环。
关键词: 计算科学 计算工具 图灵模型 量子计算
对计算科学与计算机发展的思考
抽象地说, 所谓计算, 就是从一个符号串f 变换成另一个符号串g 。比如说, 从符号串1 2 + 3 变换成1 5 就是一个加法计算。如果符号串f 是x2,而符号串g 是2x,从f 到g 的计算就是微分。定理证明也是如此, 令f 表示一组公理和推导规则, 令g 是一个定理, 那么从f 到g 的一系列变换就是定理g的证明。从这个角度看, 文字翻译也是计算, 如f 代表一个英文句子, 而g 为含意相同的中文句子, 那么从f 到g 就是把英文翻译成中文。这些变换间有什么共同点?为什么把它们都叫做计算?因为它们都是从己知符号( 串) 开始, 一步一步地改变符号( 串) , 经过有限步骤, 最后得到一个满足预先规定的符号( 串) 的变换过程。
从类型上讲, 计算主要有两大类: 数值计算和符号推导。数值计算包括实数和函数的加减乘除、幂运算、开方运算、方程的求解等。符号推导包括代数与各种函数的恒等式、不等式的证明, 几何命题的证明等。但无论是数值计算还是符号推导,它们在本质上是等价的、一致的, 即二者是密切关联的, 可以相互转化, 具有共同的计算本质。随着数学的不断发展, 还可能出现新的计算类型。
人们从开始产生计算之日, 便不断寻求能方便进行和加速计算的工具。因此,计算和计算工具是息息相关的。
早在公元前5 世纪, 中国人已开始用算筹作为计算工具, 并在公元前3 世纪得到普遍的采用, 一直沿用了二千年。后来, 人们发明了算盘, 并在15 世纪得到普遍采用, 取代了算筹。它是在算筹基础上发明的, 比算筹更加方便实用, 同时还把算法口诀化,从而加快了计算速度。
近代的科学发展促进了计算工具的发展: 在1 6 1 4 年, 对数被发明以后, 乘除运算可以化为加减运算, 对数计算尺便是依据这一特点来设计。1 6 2 0 年, 冈特最先利用对数计算尺来计算乘除。1 8 5 0 年, 曼南在计算尺上装上光标, 因此而受到当时科学工作者, 特别是工程技术人员广泛采用。机械式计算器是与计算尺同时出现的, 是计算工具上的一大发明。帕斯卡于1642 年发明了帕斯卡加法器。在1671 年,莱布尼茨发明了一种能作四则运算的手摇计算器, 是长1 米的大盒子。自此以后, 经过人们在这方面多年的研究, 特别是经过托马斯、奥德内尔等人的改良后, 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手摇计算器, 并风行全世界。
英国的巴贝奇于1 8 3 4 年, 设计了一部完全程序控制的分析机, 可惜碍于当时的机械技术限制而没有制成, 但已包含了现代计算的基本思想和主要的组成部分了。此后, 由于电力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电动式计算器便慢慢取代以人工为动力的计算器。1 9 4 1 年, 德国的楚泽采用了继电器, 制成了第一部过程控制计算器, 实现了1 0 0 多年前巴贝奇的理想。
2 0 世纪初, 电子管的出现, 使计算器的改革有了新的发展,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有关单位在1 9 4 6 年制成了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和发展, 使人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它是2 0 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也当之无愧地被认为是迄今为止由科学和技术所创造的最具影响力的现代工具。
在电子计算机和信息技术高速发展过程中, 因特尔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GodonMoore)对电子计算机产业所依赖的半导体技术的发展作出预言: 半导体芯片的集成度将每两年翻一番。事实证明,自2 0 世纪6 0 年代以后的数十年内, 芯片的集成度和电子计算机的计算速度实际是每十八个月就翻一番, 而价格却随之降低一倍。这种奇迹般的发展速度被公认为“摩尔定律”。
人类是否可以将电子计算机的运算速度永无止境地提升? 传统计算机计算能力的提高有没有极限? 对此问题, 学者们在进行严密论证后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如果电子计算机的计算能力无限提高, 最终地球上所有的能量将转换为计算的结果——造成熵的降低, 这种向低熵方向无限发展的运动被哲学界认为是禁止的, 因此, 传统电子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必有上限。
而以IBM 研究中心朗道(R.Landauer)为代表的理论科学家认为到2 1 世纪3 0 年代, 芯片内导线的宽度将窄到纳米尺度( 1纳米= 1 0 - 9 米) , 此时, 导线内运动的电子将不再遵循经典物理规律——牛顿力学沿导线运行, 而是按照量子力学的规律表现出奇特的“电子乱窜”的现象, 从而导致芯片无法正常工作; 同样, 芯片中晶体管的体积小到一定临界尺寸( 约5 纳米) 后, 晶体管也将受到量子效应干扰而呈现出奇特的反常效应。
哲学家和科学家对此问题的看法十分一致: 摩尔定律不久将不再适用。也就是说, 电子计算机计算能力飞速发展的可喜景象很可能在2 1 世纪前3 0 年内终止。著名科学家,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威尔逊(EdwardO.Wilson)指出: “科学代表着一个时代最为大胆的猜想( 形而上学) 。它纯粹是人为的。但我们相信, 通过追寻“梦想—发现—解释—梦想”的不断循环, 我们可以开拓一个个新领域, 世界最终会变得越来越清晰, 我们最终会了解宇宙的奥妙。所有的美妙都是彼此联系和有意义的。”
量子计算最初思想的提出可以追溯到20 世纪80 年代。物理学家费曼RichardP.Feynman 曾试图用传统的电子计算机模拟量子力学对象的行为。他遇到一个问题:量子力学系统的行为通常是难以理解同时也是难以求解的。以光的干涉现象为例,在干涉过程中, 相互作用的光子每增加一个, 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就会多出一倍, 也就是问题的规模呈指数级增加。模拟这样的实验所需的计算量实在太大了, 不过, 在费曼眼里, 这却恰恰提供一个契机。
因为另一方面, 量子力学系统的行为也具有良好的可预测性: 在干涉实验中, 只要给定初始条件, 就可以推测出屏幕上影子的形状。费曼推断认为如果算出干涉实验中发生的现象需要大量的计算, 那么搭建这样一个实验, 测量其结果, 就恰好相当于完成了一个复杂的计算。因此, 只要在计算机运行的过程中, 允许它在真实的量子力学对象上完成实验, 并把实验结果整合到计算中去, 就可以获得远远超出传统计算机的运算速度。
在费曼设想的启发下, 1 9 8 5 年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多伊奇DavidDeutsch 提出是否可以用物理学定律推导出一种超越传统的计算概念的方法即推导出更强的丘奇——图灵论题。费曼指出使用量子计算机时,不需要考虑计算是如何实现的, 即把计算看作由“神谕”来实现的: 这类计算在量子计算中被称为“神谕”(Oracle)。种种迹象表明: 量子计算在一些特定的计算领域内确实比传统计算更强;
例如,现代信息安全技术的安全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把一个大整数( 如1 0 2 4 位的十进制数) 分解为两个质数的乘积的难度。这个问题是一个典型的“困难问题”, 困难的原因是目前在传统电子计算机上还没有找到一种有效的办法将这种计算快速地进行。目前, 就是将全世界的所有大大小小的电子计算机全部利用起来来计算上面的这个1 0 2 4 位整数的质因子分解问题, 大约需要2 8 万年, 这已经远远超过了人类所能够等待的时间。而且, 分解的难度随着整数位数的增多指数级增大, 也就是说如果要分解2 0 4 6 位的整数, 所需要的时间已经远远超过宇宙现有的年龄。而利用一台量子计算机, 我们只需要大约4 0 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分解1024 位的整数了。
人类的计算工具, 从木棍、石头到算盘, 经过电子管计算机, 晶体管计算机, 到现在的电子计算机, 再到量子计算。笔者发现这其中的过程让人思考: 首先是人们发现用石头或者棍棒可以帮助人们进行计算, 随后, 人们发明了算盘, 来帮助人们进行计算。当人们发现不仅人手可以搬动“算珠”, 机器也可以用来搬动“算珠”, 而且效率更高, 速度更快。随后, 人们用继电器替代了纯机械, 最后人们用电子代替了继电器。就在人们改进计算工具的同时,数学家们开始对计算的本质展开了研究,图灵机模型告诉了人们答案。
量子计算的出现, 则彻底打破了这种认识与创新规律。它建立在对量子力学实验的在现实世界的不可计算性。试图利用一个实验来代替一系列复杂的大量运算。可以说。这是一种革命性的思考与解决问题的方式。
因为在此之前, 所有计算均是模拟一个快速的“算盘”, 即使是最先进的电子计算机的CPU 内部,64 位的寄存器(register),也是等价于一个有着6 4 根轴的二进制算盘。量子计算则完全不同, 对于量子计算的核心部件, 类似于古代希腊中的“ 神谕”, 没有人弄清楚神谕内部的机理, 却对“神谕”内部产生的结果深信不疑。人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黑盒子, 人们通过输入, 可以得到输出, 但是对于黑盒子内部发生了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发生确并不知道。
人类的思考能力, 随着计算工具的不断进化而不断加强。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出现, 大大加强了人类整体的科研能力,那么, 量子计算系统的产生, 会给人类整体带来更加强大的科研能力和思考能力, 并最终解决困扰当今时代的量子“神谕”。不仅如此, 量子计算系统会更加深刻的揭示计算的本质, 把人类对计算本质的认识从牛顿世界中扩充到量子世界中。
如果观察历史, 会发现人类文明不断增多的“发现”已经构成了我们理解世界的“ 公理”, 人们的公理系统在不断的增大, 随着该系统的不断增大, 人们认清并解决了许多问题。人类的认识模式似乎符合下面的规律:
“ 计算工具不断发展— 整体思维能力的不断增强—公理系统的不断扩大—旧的神谕被解决—新的神谕不断产生”不断循环。
无论量子计算的本质是否被发现, 也不会妨碍量子计算时代的到来。量子计算是计算科学本身的一次新的革命, 也许许多困扰人类的问题, 将会随着量子计算机工具的发展而得到解决, 它将“计算科学”从牛顿时代引向量子时代, 并会给人类文明带来更加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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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制建设所经历的各个阶段,从设置到完善,所包含的各个方面的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法治理论的最新成果。它深刻回答了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价值功能、内在要求、基本原则、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法治、如何依法治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如何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形成系统认识,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时代特征及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科学发展观与中国财政法治建设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科学发展观与中国财政法治建设全文如下: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 财政法治 公民权利
【论文正文】
当前,中国的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已逼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适时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法治既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实现这一发展内容和目标不可缺少的手段和路径。财政[1] 法治,由于关涉政府与人民,财产与税收,自由与福利,从而在中国当前的法治建设中,起着排头兵和突破口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如何在财政法治建设中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和理念,实践科学发展观的目的和要求,是当前财政法学界需要认真思索和回答的重大课题。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 这一点,对于中国财政法治建设而言,可谓直接指明了发展的目的和归宿,道出了财政法治的理念和精髓。财政,是一个多维概念,它是一个政治的范畴,也是一个经济的范畴,还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然而,在宪政时代,它首先是一个法律的范畴。财政直接关涉国家与其国民[3] 之间财产和自由权利之分割。
从直观和表象上看,国家的财政权及行动权力[4] 与国民的财产权、自由权利属于此消彼长的关系。但是,从本质和深层次而言,两者又是对立统一和相互依存的。国家财政收入仰仗国民财富之创造和供给,由此决定国家财政权以国民财产权为存在之前提和基础;[5] 另一方面,国民的财产权有赖于国家财政权之保障。“国家的收入是每个公民所付出的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以确保它所余财产的安全和快乐地享用这些财产”。
[6] 在现代社会,经济的安全运行和社会的平稳发展以及公民的福利保障更有赖于国家财政资金的有效运作。因此,公民的自由发展权还有赖于国家财政权的有效行使。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财政权力并不总是能够时刻铭记国民财产权之基础性地位,同时,更常常基于权力趋于腐败和滥用的本性,走向国民自由权利之反面。因此,在理念上厘清国家财政权与国民财产权之本末关系,在制度上保障国民权利之本源性地位,是确保国家财政权与国民财产权关系中统一超越对立,依存发展为良性互动的唯一路径。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这一命题的破解是以宪政取代专制政治,以权利本位取代权力本位,以人民主权、法治和人权保障作为财政权运作的宪法规则,以公民各项权利的保障和实现作为财政权运作的目的和归宿,从而有效地确立公民权利的本源性地位,并将财政权驯服于公民财产自由权之下。我国在建立人民民主政权之后,同样以人民主权的形式确认了人民利益的本源性地位,并以财政权力的积极运作,确保人民基本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平等实现。可惜的是,国家权力的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湮没了公民个体权利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使得公民权利成为臣服于国家权力、仰仗于国家权力的第二位的权利,公民义务则成为领先于公民权利的先在而受到过分强调。
在财政领域,尽管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解决了财政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但是国库中心主义、财政权力本位的观念占据了财政的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全过程,过于泛化的财政权力大大限制了公民自由安排劳动财富并自主发展的权利和空间。[7] 在这种状况下,权利必然驯服于权力,敬畏和顺从于权力之下,难以确立自身本源性的地位和伸张自己自由发展的本性。
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昭示着中国财政法理念的正式转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取代计划、政府与市场职能的分工与互补,义务本位的法制建设逐渐转型为权利本位的法治建设;而财政,也在国有资产的大量退出和税收依存度的逐年上升中,逐渐从全面干预缩小和规范为公共物品提供的必要限度之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历了改革开放的最初阵痛期而走向成熟和完善之时,将财政法的基本理念由国库中心、财政权力本位观转型为公民权利本位观是非常必要和适时的。
所谓公民权利本位观,即公民权利为国家财政权存在的全部意义和目的,国家财政权不仅以公民财产权的保护为前提和基础,而且以实现公民各项基本权利为目的和方向。公民基本权利具有本源性和第一位的意义,而国家的财政权以及以其为依托的各项行动权,全部服务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和公民自由发展权的促进。除此之外,国家财政权别无自身独立存在的目的和意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财政必然表现为公共财政。即国家财政权作用的力度和范围,以满足公民的公共需求和促进公民的全面发展为尺度和界限,超出此界限和尺度,财政权就构成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并有腐败和滥用之危险。
德国宪法法院在1995年6月22日的一项判决富有深意,法院认为,如对纳税人征税使其整体税负超过其财产收入的50%即违反德国宪法保护的财产自由处置权,而且这种违反并不属于社会福利目的的限制范围。[8] 此判决给我们最大的警示和启示是,税赋取之有度,即使高举社会福利之公益旗帜,也不能侵夺纳税人对财产的自由处置权。
对于我国而言,由于从计划财政和计划经济转型而来,因此,政府与市场的功能还需进一步界分,以此确定政府财政的量度,避免财政的过分攫取超越公民财产权承受界限,侵害公民自主处置财产和自由发展的空间。还有一个更为重要且需引起警示的问题是,目前我国的财政收入体系很不规范,税收的依存度并不高,尽管自1999年以来税收收入连年超常增长,但是如果仔细分析我国财政收入的规模和结构,就会发现税收、收费和国债呈三足鼎立的局面,明目繁多的预算外收入和体制外收入并未纳入预算收入的口径。
相对于刚性较强,立法较为健全的税收而言,尚未纳入法律控制的收费和国债等隐性税收对公民财产权的侵害更为隐蔽和危险,前者常伴随着权力的腐败和滥用,而后者则易引发预算赤字和财政风险,而比这更为严厉和深刻的是,一旦政府的收入不必依赖刚性日强的税收,或者不必完全依赖税收时,公民也就失去了以财产权和征税的民主同意权对抗和制约政府的机会,也就难以监督和保证政府的财政支出行为服务于公益,服务于纳税人之所需。因此,当前,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在财政法领域的贯彻和执行,不仅需要在理念上确立公民基本权利本位,更需要在制度上切实保障这种理念之践行,而这种制度的选择只能是财政立宪。
所谓财政立宪,就是将国民生存发展所依凭的财产权和国家履行职能所需的财政权均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且为保证国家财政权服务于国民财产权和其他自由权利,对国家财政权进行分权和限权,并以财政民主原则、财政法定原则、财政平等原则、财政健全原则予以宪法规制。 财政民主原则是指财政权力实行民主统制,它包括横向的财政分权和纵向的财政分权。横向分权,是指财政的立法、执法和司法权力在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横向划分。横向分权是实现财政权的民主统制的核心,它要求财政立法权为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所独享,即使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有授权行政机关立法的必要,也必须严格遵循法律保留原则和法律优先原则,确保财政立法的民主统制。
纵向分权,是为了反映地方居民在公共物品需求方面的地区性偏好,实现财政的纵向公平,在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基础上,将财政权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进行的有效划分。无论是横向分权,还是纵向分权,我国均未能很好地体现财政民主原则。目前政府主导立法在我国财政法律体系占据显著的地位,大量的部门规章更是侵蚀了立法的民主性和法定性。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也并未建立规范的财政分权体制,而是由中央政府根据中央财政收入的需要随意以规范性文件调整,严重损害了财政的民主性和法定性。地方政府缺乏与其职权相适应的必要的财权,是当前我国县乡财政极度困难,地方财政行为失范,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根源。
财政法定原则,要求将一切财政权力纳入法治的轨道,避免权力作用的任意性和随意性,保障国民对国家财政行为的可预见性。财政法定原则与财政民主原则紧密相关,一体两面。要实现财政的民主统制,一定是财政法治;而要实现财政法治,一定是法律充分体现主权民意。当前,我国财政法治建设中,除了要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地位外,还应赋予公民对财政事项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政府具有将收支情况公布于众的法定义务,以增加财政收支管理的透明度,确保财政权的行使内容、方式和目的服务于公民的基本权利之所需,同时便于公民的监督权的行使。
财政民主和法定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所有的财政收入均应纳入预算内管理。除了继续加强税法执行的刚性外,收费、公债以及国有资产的管理运营均应纳入法治化轨道,避免成为政府部门任意裁量决定的自由领域。另外,要提高税收的依存度,不仅是使公民在税痛感中加强对政府财政支出的监督力,而且要使政府在收税难的税痛感中,真正认识到财政取之于民、服务于民的本质,从而加强对财政资金的审慎运用。在税制的结构方面,也应该加强直接税在整体税收收入中的比重。间接税的一个弊端是使真正的负税人处于“植物人”的地位,不能以纳税人的身份行使权利,也无法对自身的税负有更确切的了解,从而使纳税人作为主权者享有的监督、控制租税国家的权利的宪政机制难以实现。[9] 至于财政平等原则,是确保财政符合正义公平的法律理念,确保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要法则。此处的平等不仅指形式公平,还是实质公平。
在财政收入面,税收应该遵循量能负担原则,以此将税收的缴纳与公共物品的获取相隔离,保障每一个公民基本生存权不受侵犯。财政的支出面的平等,则是保障全体国民享有基本的社会保障水平和公共服务,而且对于弱势群体,财政的支出应该体现倾斜和更多关怀,确保他们能享有同质的平等发展机会和社会福利水平。至于现在问题颇多的收费,应该严格遵循成本补偿原则,避免成为相关部门和个人垄断谋利的工具。[10]
财政健全原则,关注的是财政运行的安全稳健,其核心问题是财政风险的防范和控制。近年来,我国连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规模很大,累计发行的国债虽未超出国际警戒线,但是如果将地方政府的债务、国有企业的债务、社会保障的负担、银行的不良资产等隐性负债纳入进来,我国财政风险早已突破警戒水准。因此,当前需要调整财政政策为稳健的财政政策,以实现财政健全原则的要求。同时,应该修订预算法和制定国债法,加强预算外资金的控制以及国债发行规模和结构的法律控制。各级人大及其会应该加强预算监督,防止政府部门通过不规范的“预算调整”来增加举债的数额,依预算法行使改变权或撤销权,切实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11] 财政健全原则事实上是财政民主和财政法定要求的延伸。如果政府不遵循财政健全原则,财政的民主和法治必然丧失殆尽,严重的还会引发财政危机,这既损害公民的基本权利,也会危害财政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财政健全原则是中国今后财政法治建设需要加强的一个重要原则。
马斯格雷夫认为财政有三大职能:配置职能、分配职能和稳定职能。配置职能即基于公共需要和市场失灵而对社会总资源在私经济与公经济部门进行合理配置,从而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分配职能即通过国民收入与财富的分配和调节,使之符合社会公平或正义的分配状态;稳定职能,即利用预算政策等手段,对经济进行有效调节,从而保持高就业率,稳定的物价水平和适度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平衡。[12] 无论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还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均离不开财政三大职能的有效作用。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社会分工与合作更为精细和紧密的时代,公民个人的发展、企业的竞争力以及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均需要财政三大职能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挥作用,而不能有失偏颇。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的突出矛盾表现在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经济社会发展失衡、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以及人与自然的矛盾。为此,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五个统筹的要求,下面,本文将结合财政职能的发挥,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具体解析我国财政法制变革的方向。
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城乡发展是针对一段时期以来引起社会各界重视的“三农”问题而提出的发展对策。“三农”问题,既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失衡的一个重要表现。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农民增收长期迟缓,农民税费负担沉重,公共物品供给严重不足。这不仅是农民作为公民的平等权问题,还是一个国家容易引发合法性危机的政治问题。三农问题的关键和核心仍是农民权利保障问题。对于财政法制变革而言,应该整合现有的财政支农政策,根据中央“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从财政的收入面、支出面和配套政策方面予以调整,充分发挥财政的配置和分配职能。在收入面,农业税费一直是农民不能承受之重,也是治乱循环的症结。
自从2004年国家大规模减免农业税以来,农村税费改革已经取得阶段性的成果,备受指责的农业税已经准备提前退出历史的舞台,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因为农业税减免而造成的乡镇财政缺口如何解决,农村是否成为无税区?如何形成规范的农民与国家的财政法律关系?这是财政的分配职能必须予以回答的问题。可行的方案是建立城乡统一的税制,将取消农业税后的农业收入、农用土地和农业产品纳入统一的所得税、财产税和商品税等税制体系中,在税法上彻底改变农民身份的歧视性待遇,也解决依附于农业税的各种集资、收费、摊派等不规范的财政现象。乡镇财政缺口问题[13] 需要中央财政以转移支付加以解决。目前我国尚未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这对于地方财政困难以及区域财政发展不平衡的解决均是一个重大的缺失。另外,法定的财政分权应该从省级进一步细化到县乡级财政,赋予地方政府适当的财权,以财产税制解决地方财政资金的稳定供给问题。
在财政支出面,突出需要解决的是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农民与城市居民最大的不公平待遇不在于收入面,而在于支出面。农民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本应由政府负担的公共支出,主要的两块是教育和医疗。其中,教育不仅涉及农民的减负减支,更关键的是涉及农民及其后代的发展权问题。因此,财政支农力度,不仅是加大对农业的科技扶持和投入,更重要的是建立免费供给的农村义务教育体系和农村公共医疗体系。养老保险的制度体系也应逐渐覆盖到农村和农民。此外,财政在农村地区道路、水利、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方面也应加大投入力度,不仅改善农民的公共服务质量,而且也使得农村与城市具有同等的发展机会,促进农村的城市化、工业化发展。
财政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提高农业的竞争力,也是从根本上增加农民收入的举措。发达国家对农业一般均给予特别的税收减免和优惠政策。我国在涉农税收方面同样可以在税率、计税依据、税额核定以及征收方式方面适用较工商业税收更为优惠的规定,以实现不同产业之间税负的实质公平。
统筹区域经济发展。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经济发展失衡的另一个表征。这与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行“以点带面,逐步推进”的策略以及偏重沿海东部地区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具有极强的关联性。目前,针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国家已经出台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以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基本政策,财政支持力度也逐渐从东部转向西部和中部。但是,当前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财政政策主要是,过渡时期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缺乏规范的法律依据,资金管理不规范,而且受财力所限,扶持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能力十分有限;其次,现行财政体制按“基数法”进行税收返还和体制补助,不仅未能解决历史积累的地区财力分配不均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的问题,而且以体制方式肯定这种差距,不利于改善落后地区的财力状况
;第三,专向拨款和结算补助均没有规范的分配方式,随意性较大,导致东部地区的拨款实际仍多于中西部落后地区。
[14] 第四,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不清,财权配备也不合理,地方政府缺乏必要的税收立法权,制约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也使得以第三产业为主要税源的营业税在经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难以起到支撑地方财政收入的主导作用。协调区域发展的财政法改革方向是,首先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与财权,建立以宪法为统率,预算法、财政收支划分法和财政转移支付法为主体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赋予地方必要和适度的税收立法权,规范财政在中央和地方的分配方式;其次,加大中央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以因素法代替传统的基数法确定转移支付的比例和额度,将人口数量、城市化水平、人均GDP、人口密度等纳入因素法考量的范围,以提高财政转移支付的透明度、可预见性和客观公正性,使财政的支持力度真正体现在落后经济地区。
再者,简化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的形式,重新归并现行的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税收返还、专向拨款、结算补助等四种转移支付形式,建立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重点,专向转移支付相配合,特殊性转移支付为补充的复合型财政转移支付形式。[15] 第四,建立规范的省对地市县的转移支付制度,以解决省以下地方政府财政失衡和公共服务差距问题。最后,加快财政立法,在已有相关立法的基础上尽快制定《财政收支划分法》和《财政转移支付法》,加强财政支付的刚性,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稳定、规范的制度供给。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在当前经济的发展中,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均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主要障碍。目前,我国失业问题严重,就业形势严峻。2004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另外,我国还大约有1.6亿的隐性失业者和1.5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
借鉴国际经验,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可以包括:根据税收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原理,适当降低企业税负,鼓励投资,以增加就业机会;中小企业是活跃市场的基本力量,也被誉为“创造就业岗位的机器”,国家应该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差别税率、财政贴息、财政担保、财政投融资等综合手段,扶持和鼓励中小企业和个体、民营经济的发展,吸纳社会就业人员;对城市新弱势群体[16] 自谋职业或自主创业者给予支持,大力发展灵活就业[17] ;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设立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加大税收政策包括房产税、营业税、教育费附加以及企业所得税方面对劳动力教育、培训的支持力度,改善劳动供给结构,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由政府定期举办环保、绿化、基础设施维护等公共工程,为下岗失业者提供工作岗位。
我国社会保障方面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一方面,是巨额的历史债务,另一方面则是养老保险基金在由现收现付制向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转轨中透支了在职职工个人账户基金,造成个人账户“空账”运行。对此,作为短期政策,政府应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社会保障的财政预算比重,建立稳定的财政拨款机制。
通过征收环保税、遗产税或划拨部分个人所得税的方式,补充养老保险基金的缺口;对国有股减持、资产置换、土地拍卖等国有资产变现收入,发行彩票收入,社会捐赠收入以及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收益等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加大对养老金缺口的补偿力度。[18] 长远来看,应该借鉴国际经验,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由税务机关统一征收,以代替现在政出多门、条块分割的社会保障收费局面,使社会保障有稳定可靠的资金来源;同时扩大社会保障税的覆盖范围,将我国城镇所有用人单位,包括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均作为雇主与其雇员一同作为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人,公务员也不例外,但对农业人口则尚需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先将部分富裕地区的农民纳入试点范围,并逐渐探索覆盖广大农村地区的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在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中,义务教育问题也是需要财政资金加大力度的一个领域。义务教育属于纯公共产品,它涉及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我国财政对教育整体投入严重不足,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占全国教育经费的比重过低,现行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的责任主体也不合理。当前我国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教育体制,义务教育经费由地方各级政府分担,大约78%由乡镇负担,9%左右由县财政负担,省财政负担11%,中央财政负担不足2%。由于县财政困难,实际无力保证教育经费的及时、足额支付。因此,应尽快建立“以省为主,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教育资金管理体制,加大中央财政的拨款力度和教育经费的投入。中央和省级政府应当承担至少50%的经费,对于西部地区和贫困省份,中央财政还得加大义务教育专向转移支付力度,以保证全国各地区义务教育水平的均等化。
[19] 对于日益加大的社会贫富差距问题,税收应该在量能负担和累进性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当前的税制改革主要是个人所得税的修订和消费税税目的调整。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应该充分体现人权保障,除了提高生计费扣除标准外,还应将纳税人的婚姻状况、健康状况、赡养老人和子女抚养、教育费用等因素纳入扣除项目的考虑,同时结合经济的通货膨胀率,对费用扣除实行指数化,并允许物价指数和生活水准偏高的地区,适当上浮扣除费用标准,在保证纳税人基本的生存需要的前提下,体现地区差异的纵向公平。在适当的时机我国还应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既进一步加大收入差距调节力度,同时调节代际公平、鼓励勤劳致富和鼓励社会公益捐赠。
统筹人与自然的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的发展,就是要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也标识着我国在正确认识自然、环境和资源与人类生存发展的关系后,由“人类中心主义”向“人与自然和谐共存”观念的重大转变。由于生态环境资源具有产权不明晰、强烈的外部性特征,因此存在资源配置的市场失灵,属于适宜由政府提供的典型的公共物品。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应该从行政管制转为更为有效地利用财政税收手段进行经济调节,以引导和促进环境和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财政在此方面的作为包括两方面,在财政的支出方面,运用财政补贴、财政贴息、环保信贷、建立环境保护基金、清洁能源基金等方式加大财政对环境保护和污染综合治理的投入,帮助修建污水处理厂等环境保护基础设施,鼓励和支持开发经营可再生能源的企业以及研究、开发、推广、应用清洁生产技术的企事业单位;另一方面,在财政的收入方面,主要是建立完备环境税费体系,除了遵从受益者负担和污染者付费等原则建立环境污染排放和整治的收费机制外,更为重要的则应该是建立一套有机配合、公平、合理的环境税制体系,以促进能源的节约利用和鼓励清洁能源的使用。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环境税制。以丹麦为例,1992年率先开征二氧化碳税,对含碳燃料根据含碳量的高低按差别税率征收;1996年为回应国际条约关于二氧化硫排放量的标准要求,开征了二氧化硫税,以增加使用含硫燃料从事生产的成本,降低整体能源消费,刺激以低硫燃料代替高硫燃料,减少排放量。其他开征的环保税则包括垃圾税、车用燃油税、自来水税、一次性使用餐具税、氯化熔剂税、杀虫剂税、镍镉电池税等。
[20] 在我国,尚未建立有效的环境税制,目前与环境有关的税种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资源税、车船使用税、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现行的资源税偏重于对资源使用的级差收益进行调节,而缺乏能源节约利用和清洁能源替代使用的刺激作用;对汽油开征的消费税也未区分无铅汽油和含铅汽油实行差别税率;在增值税方面,对水、煤气、石油液化气、居民用煤碳制品、化肥、农药等适用的均是低税率,仅顾及作为生产的初级投入品和居民生活的必需品的低税负要求,而缺乏环保方面的考虑。此外,机动车船税、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税种在税制设计方面明显表现出对环境保护的调节力度不够。因此,根据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我国亟需建立涵括所有资源、污染物在内的公平、效益的环境税制体系。
改革的方向是健全资源税,改变资源税覆盖面窄、税负低的现状,将资源税征收范围扩大到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滩涂、地热、大气、水等资源的各个领域,同时要调整税率,不仅要将资源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纳入到税额中,而且还需将资源开采造成的环境成本考虑在内。其次,对污染物开征环境税,征税对象包括车用燃油、二氧化碳、氟里昂、一次性包装袋和餐具、镍镉电池、杀虫剂、农药、化肥等。三是充分利用差别税率,如对汽油区分无铅汽油和含铅汽油,低碳燃料和高碳燃料,低排放量车辆和高排放量车辆,高回收产品和低回收产品进行能源消费的引导和调节。四是充分运用直接税扣除、减免措施,鼓励清洁生产、环保企业的发展。如与环境有关的资本支出包括防治污染、废物回收或利用等项目的资本支出可以在税前列支,对环境无负效应的投资或旨在减少对环境负效应的投资按一定比例进行税前抵扣,对控制和治理污染的固定资产允许加速折旧,对环保企业的所得税进行减免等等。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无论是从经济的全球化,还是从中国加入WTO的现状来看,中国已经不能脱离世界经济的规则独立发展,而是必须积极主动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充分利用开放、循环的世界经济体系,在尊重和遵循国际法律规则的前提下,谋求自身最大的发展。当务之急是遵照WTO的要求,建立统一、公平、透明、高效的税制体系。统一是公平税负的前提,公平是税制的核心,而透明则需提高我国各税法的法律级次,将暂行多年的法规条例尽快上升为法律,同时增强规章性文件的公开性和规范性。高效应该是最具技术含量的税制改革要求,无论是企业所得税的合并还是税收优惠措施的取舍,既要符合国际条约和双边税收协定的要求,同时还须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现阶段对经济的稳定发展、产业结构的优化以及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要求。例如,上文所提的环境税的开征,并不是一个单纯考虑环境保护、能源节约利用的问题,而是必须统筹考虑国民经济的竞争力问题。
尽管美国、日本以及荷兰、丹麦等国家非常重视环境保护,甚至自身标榜为地球环境保护的领头羊,但在税制的设计上却非常顾惜企业的竞争力。例如丹麦开征的二氧化碳税,对企业适用较居民家庭为低的税率,并且对能源密集型企业以及总税负超过企业增值额3%的企业可以选择与环境能源部签署协议,获得减税。在能源密集型企业中,则选择参与国际竞争的钢铁、水泥企业采用低税率,而对那些竞争力影响不大的企业,则使用了世界上最高的二氧化碳税税率。此外,丹麦还实行绿色税收的返还,将全部或部分的绿色税收通过减少其它与企业相关的税收以及使用补贴支持环保的方式返回企业。[21] 因此,我国在相关税制的设计时,也必须结合考虑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企业竞争力的保持。仍以环境税为例,在课税对象上,结合资源优势,对影响本国的资源优势和竞争优势的环境税缓征、少征或不征,对资源优势和工业竞争力不大的环境税收则尽早开征并适用较高的税率。
在课税环节的选择上,兼顾效益性和公平性,某些对竞争力影响大的税收尽量在消费环节征收而不是生产环节征收。在税收的减免退和补贴方面,则可以考虑对出口产品实行退税,对用于公共服务、服务于弱势群体和保持工业竞争力的项目免税。[22] 另外,对企业的税负进行综合衡量,在提高环境税负的同时,适当降低所得税、增值税等税种的税负。通过绿色税收的返还,减少企业对社会保障费用的支出,降低企业劳动力成本,以保持企业竞争力。再如时下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必要性已经无需多言,时机也不能再拖,关键是如何处理曾在吸引外资方面立过汗马功劳的外资企业税收优惠问题。可行的策略是“先并再调”。
首先应果断地将两税合并为一税,统一基本的课税要素,包括纳税人、税率、计税依据、扣除标准等,以解决长期以来内外资企业税负不公的问题;其次,安排一个适当的过渡期,如2-3年,继续保留曾经适用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这一方面是兑现先前外资企业设立时的承诺,另一方面也给予外资企业调整、适应的必要时间,以期平稳过渡。再者,将普遍优惠的税收政策转为重点优惠政策。对我国急需的高新技术和短缺资源实行重点优惠,增强我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最后,还应充分利用WTO规则所允许的补贴规则,扶持本国经济发展。例如,对小型产业的普遍性补贴;资助由企业直接进行或通过与高等教育或研究机构签订合同进行的研究活动;资助国内落后地区;对企业根据法律规定要求对现有设施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环保要求而产生的财政负担等给予资助。[23]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理查•马斯格雷夫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一个国家处于经济增长或发展的初级阶段时,政府对公共部门的投资在整个国家经济投资总额中应有相当的比重,以便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起飞”的中级阶段奠定基础;而到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级阶段以后,政府仍应对公共部门进行投资,只不过此时的公共部门投资将逐渐成为日益增长的私人部门投资的补充。[24] 我国当前仍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发展阶段,而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属于政府主导型,这决定了政府的财政行为在市场经济法制建设中仍将发挥重大的作用,尤其在经济的宏观调控、城乡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社会保障的供给以及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等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应该发挥更为积极、有效的作用。然而,愈是需要财政权力作用的地方,则愈是凸现控制财政权力之必要性。
以人为本所折射的公民权利本位的理念在现代法治社会起着“权利控制权力,权力服务于权利”的根本导向作用,在制度建设上则须加快财政立宪的步伐,依据财政民主主义、财政法定主义、财政平等主义、财政健全主义四大基本原则切实将财政权力纳入民主法治的宪政轨道。如此,方能构建一个法治的政府,一个和谐的社会。
1 本文所言的财政,是包括税收在内的广义的财政。现代社会,税收占财政收入的绝大比例,也是法治国家汲取财政资金的主要途径,因此,税收历来因其重要性而有独立于财政研究的事实。但,这并不表明税收可以脱离财政的范畴而自行发展,相反,因为对税收支出的关注,对税款用途的监督,使得税收有着重新融入财政大循环中予以系统研究的必要,由此也带动了整个财政法的勃兴。税收是财政框架下的税收,财政是以税收资金运动为核心的财政,财政税收本为一体。因此,本文并不为突出税收而采用时下流行的“财税法”之提法,而力图以“财政”代之。
2 温家宝:《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2月29日11:22新华网。
3 需要声明的是,本文对于国民、公民、人民等概念并不加以严格区分,而是视不同语境需要而交互使用。
4 笔者所称的行动权力是一个概括的指代,指一切建立和依托于财政之上的国家的公权力,主要是行政权,但也包括立法权和司法权。正如公民需以一定的财产权为基础方能行使自由权,国家的行动权也须仰仗财政权。国家的财政权与公民的财产权相对应,国家的行动权与公民的自由权也是相对应的。
5 “物质财富首先是以公民劳动成果的形式存在的,然后才由国家这个公共机构加以提取。也就是说,公民权利是公民劳动成果的转化和派生形式,国家权力则是国家以税收等法定形式抽取自公民社会的物质财富的转化形式。”引自童之伟:《法权与宪政》,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4页。
6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213页。
7 这种国家权力的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源于这样一种理念,国家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高于公民个人利益,并能取代和自动实现公民个人利益,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人民民主性质能当然保证国家利益与公民个体利益的一致性,由此国家财政权力可以代行和安排公民的财产权,由此指导的财政不以税收为依赖,而以国有企业的集中计划运营为核心,广泛深入到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领域。国民创造的大部分财富非以公民财产权的形式存在,而是成为财政统一计划分配的资金。由此,建立在财产权基础上的公民自由发展权自然受到很大的限制。
8 2 Bvl 37/91 published in Official Tax Gazette (BStBl)Ⅱ 1995 at 655 ff.
9 王怡:《立宪政体中的赋税问题》,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5期。
10 当前,很多规费的收取超出填补或弥补成本的范围。如高速公路、桥梁费等在收回成本以后继续收取。
11 张守文:《财政危机中的宪政问题》,载《法学》2003年第9期。
12 [美]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佩吉•B•马斯格雷夫:《财政理论与实践》(第五版),邓子基、邓力平译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13 自实施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国家先后取消了原先纳入乡镇财政预算和村级财务开支的税费项目,如乡统筹、教育集资等,乡镇可用财力突然间变得极为窘迫。一项调查显示,全国现有乡镇近五万个,平均每个乡镇负债约400万元,共计2200亿元左右。如果将村级组织的债务一并考虑,债务总额约4000亿元~5000亿元。引自《中国税务报》2005年2月16日头版《县乡日子过好了,农民减负才持久》。
14 潘明星、张静:《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财税政策》,载《税务研究》2005年第4期。
15 参见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47页。
16 城市新弱势群体是在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中,随着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和失业率上升而出现的城镇贫困人口阶层。他们由于职业技能差、文化水平低而难以就业,即使就业也基本属于临时就业或弹性就业,就业质量低,不稳定,享受不到各种保险和有关福利待遇。下岗失业人员和进程务工的农民是城市新弱势群体的主要组成者。在数量上,他们已经超过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在生活水平上他们出于社会的最低点。这一新的弱势阶层现在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参见刘军:《城市新弱势群体的就业与税收探索》,载《税务研究》2005年第2期。
17 灵活就业是指在劳动时间、收入报酬、工作场地、保险福利、劳动关系等一个或几个方面不同于建立在工业化和现代工厂制度上的传统、主流的就业形式。包括临时工、季节工、劳务工、承包工、派遣工、小时工等。据《中国就业报告》的统计,目前在累计2550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中,约1500万人从事灵活就业;大量的进城务工农民也从事着灵活就业。(参见刘军:《城市新弱势群体的就业与税收探索》,载《税务研究》2005年第2期。)灵活就业能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有效解决城市新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但需要关注的是灵活就业的劳动保护、社会福利保障问题。
18 安体富:《5000亿的增收税款往哪花》,载《中国税务报》2005年3月4日第8版。
19 安体富:《5000亿的增收税款往哪花》,载《中国税务报》2005年3月4日第8版。
20 参见高萍:《丹麦“绿色税收”探析》,载《涉外税务》2005年第4期。
21 参见高萍:《丹麦“绿色税收”探析》,载《涉外税务》2005年第4期。
22 参见侯作前:《经济全球化、WTO规则与中国环境税之构建》,载《政法论丛》2003年第2期。
23 [印]巴吉拉斯•拉尔:《世界贸易组织协议概要》,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5-47页,转引自侯作前:《经济全球化、WTO规则与中国环境税之构建》一文。
24 转引自杨荣学:《建立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税收政策协调机制》,载《税务研究》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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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的党的指导思想,是胡锦涛为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科学发展观相关哲学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科学发展观之哲学依据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指出,世界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这就要求我们想问题办事情都必须坚持一切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我们党提出科学发展观正是我国现代化建设所处的国际国内发展形势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的产物。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上指出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主要是: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扎实贯彻,同时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社会主义文化更加繁荣,同时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高。
这些情况表明,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强调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不是要妄自菲薄、自甘落后,也不是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而是要坚持把它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变化发展的实际出发。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复杂事物内部存在很多矛盾,根据各种矛盾对事物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力的不同,矛盾又有主次之分,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着重解决主要矛盾,目前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要求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科学发展观把发展作为第一要义正是着重抓主要矛盾原理的体现。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更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解除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基础。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在普遍联系只中,其中没有任何一个事物孤立的存在,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普遍联系的统一整体,联系具有客观性和多样性。由于事物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才构成了事物的变化,推动事物的发展。发展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消亡,是新事物战胜旧事物的过程。发展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体现了联系的和发展的观点。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处理好各种关系,全面发展,协调推进,从而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一切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都是有规律的,事物发展的规律是客观的。人们不能创造、消灭或改变规律,但人能够发现、认识和利用规律。要求我们把主观能动性和规律的客观性有机结合起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正是把主观能动性和规律客观性的有机结合。既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又要按客观规律办事。
党的十七大中指出: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社会主义现代建设既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又要尊重自然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有其发展规律,社会全面发展也有自身发展规律,自然发展更有其规律性。我们要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要承认自然界和人类的客观性和规律性。我们在发挥人的主观性的时候,要充分尊重客观规律。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民群众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实践中,以及在认识世界的活动中,都发挥了主体作用。人民群众是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决定着社会的变革与发展。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实践的主体。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
党的十七大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进建设和谐社会。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20xx年10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20xx年10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3.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xx年12月26日),《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4.《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的通知》(20xx年6月15日),《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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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目标也是企业经营目标在财务上的集中和概括,是企业一切理财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制定财务管理目标是现代企业财务管理成功的前提,只有有了明确合理的财务管理目标,财务管理工作才有明确的方向。因此,企业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市场经济体制对企业财务管理的要求,科学合理地选择、确定财务管理目标。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科学发展观下财务管理的目相关标论文。文章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论科学发展观下财务管理的目标全文如下:
摘 要: 结合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传统的财务管理目标, 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下财务管理的目标是公司和社会价值最大化。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财务管理目标社会价值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它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全面是指各个方面都要发展,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是指各个方面的发展和发展的各个方面都要相互适应,要坚持“五个统筹”,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是指发展必须保持持久性和承续性,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要正确处理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的关系。既要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又要改善、优化结构,提升增长质量、提高增长效益,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也要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
目标是系统所希望实现的结果。根据不同的系统所要解决和研究的问题可以确定相应的目标。财务目标是企业进行财务管理所要达到的目的,是评价企业财务活动是否合理的标准。
财务目标一般具有以下特点:
2.1 相对稳定性
财务目标在一定时期或特定条件下,财务管理的目标是保持相对稳定的。必须把不同时期的经济形势、外界环境的变化与财务管理的内在规律结合起来,适时提出并坚定不移地抓住企业财务管理的基本目标。
2.2 多元性
财务目标的多元性是指财务目标不是单一的,而是适应多因素变化的综合目标群,要以主导目标为中心,协调各目标之间的矛盾。
2.3 层次性
按财务管理内容的层次,可把财务目标划分成由整体目标、分部目标和具体目标构成的层次体系,以整体目标为中心,做好各项具体工作。
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是通过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创造出更多的财富,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但是,由于国家不同时期的经济政策不同,在体现上述根本目标的同时又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传统的财务管理目标代表观点有:
2.3.1 销售额最大化目标
厂商所追求的是销售额最大化。其理由是,经理阶层的工资和其他报酬与销售额的相关程度大于与利润额的相关程度。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密切注视的是企业的销售额,只要企业销售额扩大并继续增加,银行就乐意向企业提供贷款和服务。如果销售额下降,市场份额降低,就会削弱自己的竞争地位以及与对手讨价还价的能力。
2.3.2 利润最大化
有观点认为,利润代表了企业新创造的财富,利润越多,则越近企业目标。假定在企业投资预期收益确定的情况下,财务管理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
该观点的缺陷:
①它不能区分不同时期的报酬,没有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而今天的一元钱比未来的一元钱更值钱;
②没有反映创造的利润与投入资本之间的关系,不利于不同资本规模的公司之间或期间的比较, 税后利润最大化不能成为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③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可能导致企业短期行为,如忽视产品研发、人才培养、可持续发展等;
④没有考虑风险因素,高额利润往往要承担过大的风险;
⑤会计利润忽略了一项最重要的成本———机会成本。
2.3.3 每股利润最大化
通过将企业实现的利润额同投入的资本或股本数进行对比,可以说明企业的盈利水平。
该观点缺陷:股票市价除了受企业经营盈亏影响外,还要受其他外部因素影响。以每股利润最大化为财务目标,意味着只要资金能投资于内含报酬率大于零的项目,企业就不应该支付股利,但这种股利政策对股东不可能总是有利。
2.3.4 公司价值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
美国学者Arthur J. Keown 在1996年版(现代财务管理基础)中提出“财务管理与经济价值或财富的保值增值有关,是有关创造财富的决策。” 可口可乐公司,1995年年度报告中指出:“我们只为一个原因而生存,那就是不断地将股东价值最大化。”Equifax 公司,1995年年度报告中指出:“为股东创造价值是我们全部的经营和财务策略的目标。” Georgia-Pacific 公司,1995年年度报告中指出:“我们的任务永远是创造新的价值和增加股东财富。”
这种观点认为,投资者建立企业的目的是创造尽可能多的财富,这种财富首先表现为企业的价值。 公司价值是指公司全部资产的市场价值(股票与负债市场价值之和),它是以一定期间归属于投资者的现金流量,按照资本成本或投资机会成本贴现的现值表示的。
该观点的优点:
①财富最大化目标考虑了取得报酬的时间因素,并用货币时间价值的原理进行了科学的计量;
②财富最大化目标能克服企业在追求利润方面的短期行为。反映了资产保值增值的要求;因为影响企业价值的不仅有过去和目前的利润水平,预期未来利润的多少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所起的作用更大;
③财富最大化目标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增加。各企业都把追求财富作为自己的目标,整个社会财富也就会不断增加;
④财富最大化目标科学地考虑了风险与报酬之间的关系,有效地克服了企业财务管理人员不顾风险大小,只片面追求利润的错误倾向。一般而言,报酬与风险是共存的,对额外的风险需要有额外的收益进行补偿。报酬越大,风险越大,报酬的增加是以风险的增大为代价的,而风险的增加将会直接威胁企业的生存。因此,企业必须在考虑报酬的同时考虑风险。企业的价值只有在报酬和风险达到比较好的结合时才能达到最大。财富最大化的观点也体现了对经济效益的深层次认识,因而是财务管理的最优目标。
2.3.5 有利于社会资源合理配置
公司价值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是目前绝大多数企业普遍采用的财务目标,但这一目标具有以下缺点:①对非上市公司不能用股票价格来衡量其价值;②对上市公司,股价不一定能反映企业获利能力股价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笔者认为,它同时也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新时期财务管理的目标应为公司和社会价值最大化。
从财富最大化的内涵来看,它是指通过企业的合理经营,采用最优的财务政策,在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和风险报酬的情况下不断增加企业财富,使企业总价值达到最大。在股份有限公司中,企业的总价值可以用股票市场价值总额来代表。这个目标完全是从企业经营管理的角度推出来的,从单个企业角度来说是比较合理的目标,因为它满足了企业生存、发展、获利的目标,但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说,它却是个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的目标。这是因为:
3.1 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忽视了企业生产负的外部性问题
一般说来,如果某人或者企业在从事经济活动时给其他个体带来危害或利益,而该个体又没有为这一后果支付赔偿或得到报酬,则这种危害或利益就被称为外部经济,也就是外部性,收到的危害叫做负的外部性,得到的利益叫做正的外部性。比如说,空气污染就产生典型的负外部性,因为它使得很多其他的,与产生污染的经济主体没有经济关系的个体支付了额外的成本。这些个体希望减少这样的污染,但是污染制造者却不这样认为。例如,一家造纸厂排放废气,它可以建造设备以减少废气排放量,但是它从中却得不到收益。但是,在造纸厂附近居住的人们却可以从减少废气的排放中大大受益。
由此可见,单纯追求企业财富的最大化而忽视企业生产负的外部性必然会导致企业生产的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也必然会导致企业财富的增长是牺牲整个社会的财富为代价的。因此,笔者认为企业的生产应减少负的外部性,增加正的外部性,增强企业生产的社会责任感。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应修正为公司和社会价值最大化。这存在一个企业的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的权衡取舍问题,也是一个企业和社会的利益分配问题。
3.2 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削弱了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发展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是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企业单纯追求企业财富的最大化,往往会违背社会发展这个大局目标,比如企业会利用各种渠道得到各种资源,尤其是优质的资源。而资源是稀缺的,企业获得了优质资源意味着社会在配置资源的能力和规模上大大降低。企业单纯追求企业财富的最大化,往往导致企业重视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尤其是生态效益,我国生态环境质量的不断下降正说明了这一问题。企业单纯追求企业财富的最大化,使企业缺乏改进企业生产方式和技术进步的动力,如果企业还是采用集约式的生产,即高投入、高能耗、高成本、低产出、低效益,这显然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因此,笔者认为,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应符合企业集约式生产的新要求,应同时满足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最大化。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应修正为公司和社会价值最大化。
3.3 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不利于人力资源会计和绿色会计的推行
在企业价值的计算公式中没有反映人力资源增值的信息,而科学发展观指出“以人为本”,尊重人的利益和价值,这就要求会计学科的发展也要核算人力资源,加强对人力资源的价值管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财务管理的目标理应体现对人力资源的管理,应将人力资源对企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贡献体现出来。
在企业价值的计算公式中没有反映绿色价值的信息,而科学发展观指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就要求会计学科的发展也要加强对绿色资源的价值管理。
笔者建议,应将企业价值的计算公式进行修改,体现出人力资源和绿色资源的价值,而这需要企业不仅站在企业的角度,而且站在社会的高度来定位财务管理的目标。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应修正为公司和社会价值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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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治理的核心是财务治理权的配置,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企业财务治理结构也应当进行相应的变革与创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知识经济时代财务观念的创新与发展相关论文。文章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知识经济时代财务观念的创新与发展全文如下:
摘 要: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形成并发展于工业经济时代的公司财务在许多方面显示其不适应性,例如财务观念、财务目标等,从财务观念、财务目标、财务治理结构和财务内容等方面论述了其创新与发展。
关键词:财务管理 财务观念 变革 创新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形成并发展于工业经济时代的公司财务在许多方面显示其不适应性,因而必须考虑其创新与发展问题。
1.1 泛财务资源观念
知识经济对企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影响是改变了企业的资源结构,并丰富了资源的内容。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企业必须确立新的“泛资源”财务观念,泛财务资源概念是对传统财务资源概念的延拓,从形态上划分,泛财务资源可以分为硬财务资源和软财务资源两大类。其中,硬财务资源是指客观存在的,在一定技术、经济和社会条件下能被企业利用的有形资源,其构成主体是自然资源和传统的财务资源;软财务资源是以智力为基础的或无形的资源,包括知识资源和时间资源等。
1.2 融智比融资更重要
从一般意义上说,软资源对硬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具有重要的决定性作用,这个作用的结果又反馈于整个泛资源系统。软硬资源的这个关系在知识经济时代表现得更加明显。知识经济将战略性资源转移到知识、信息及其创新能力上来,软资源或知识资源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首位资源。有鉴于此,企业在理财时应确立“软资源第一”的观念,并通过合理的资金运作,培育和扩张软资源,以此优化企业资源结构,顺应知识经济发展的要求。
1.3 人本财务观念
人本管理是知识经济的客观要求。企业的每一项财务活动均由人发起、操作和控制的,其成效如何也主要取决于人的知识和智慧以及人的努力程度,因此,在财务上贯彻以人为本的观念是必然的也是可行的。贯彻“人本财务观念”要求做到:第一,增加人力资源投资,提高企业领导和员工质量;第二,推行财务分层管理和全员财务管理,实行民主式和参与式财务管理,提高员工对财务的参与意识;第三,加大软资源投资力度,为培育企业文化和良好人际关系创造优良环境。
从一般意义上说,财务目标就是通过合理地分配资源使其利用达到最优化。这里涉及三个问题:一是配置什么资源,二是将资源配置给谁,三是如何判断配置优化的实现。在知识经济条件下,财务目标体系结构的基本框架如下。
2.1 财务资源配置
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硬财务资源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和相对价值下降,而软财务资源的作用和相对价值在上升。因此,企业的理财应在尊重硬财务资源在整个泛资源系统中的作用的同时,重视软财务资源的战略作用及其对硬资源的调控作用。
2.2 利益相关者——财务资源配置主体
在知识经济时代,财务资源配置的主体应是企业的所有“利益相关者”而不仅仅是股东。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有不同的财务利益要求,投资者期望其资本有效增值最大化,员工期望其薪金收入最大化,政府期望企业的社会贡献最大化,公众期望企业的社会经济责任与绩效最大化等等。企业的理财应兼顾和均衡各利益相关者的财务利益要求,这样定位财务目标,既考虑了出资人的利益,又兼顾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既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又体现可持续发展财务的特征。
2.3 财务资源配置规则
财务资源的配置、开发利用与分配时应遵循一定的原则,这种规则最基本的思想应体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然而在现实中这两个方面又难以兼顾,要么忽视公平去获取效率,要么牺牲效率去实现公平。财务资源的配置规则可以作为一个体系来设计,包括社会规则、人的规则、经济规则、资源规则和环境规则等方面,为了便于操作,每一类规则还可以细分为若干细则。如果资源配置规则缺失,必然会发生利益相关者过度“拥挤”和“摩擦”的问题,最终将危及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企业治理的核心是财务治理权的配置,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企业财务治理结构也应当进行相应的变革与创新。
3.1 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财务治理
利益相关者都应有参与企业财务治理的资格和权利。这个原则在实践中的贯彻方法,就是利益相关者共同组成企业财务治理结构,尤其是让员工、债权人等第一级利益相关者进入财务治理结构,分层管理。鉴于银行是我国企业资金的最大供给者和企业风险的最大承担者,建议在设计企业财务治理机制时也不要忽视银行的参与作用。
3.2 人力资本最大者拥有最重要的财务控制权
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企业财务治理,并不等于控制权要平均分配,主要的财务控制权总是由经营者掌握。企业经营者经历了一个从“财务资本最大者”向“人力资本最大者”的演进过程,并且这一过程与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过程是相吻合的。
3.3 财务相机治理
人力资本主导企业财务治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经营者治理财务无效时,财务控制权就会向非人力资本或财务资本所有者转移。财务资本所有者主导控制的选择依据,是对企业贡献和风险的大小,这对不同类型的企业是有差别的。如在股权分散的公司或银行资金占主导的公司里,贡献和风险承担最大者通常是银行,财务相机治理的含义也被解释为一种在银行举债条件下的控制权配置。
3.4 知识和信息专家参与财务治理
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财务治理结构应当是知识型的。要做到这一点,董事会成员中除各类利益相关者代表外,还应吸纳外部的知识和信息专家参加,如有知识和经验的相关公司的领导人、大学教授、律师、咨询专家和社会知名人士等,这些专家的职能是参谋型而不是控制型。
工业经济时代的战略性资本是财务资本,这个时代的财务学以财务资本为核心。伴随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财务学的内容应该进行调整与拓展。
4.1 将知识资本纳入财务学范围
企业要把知识资本作为对未来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战略资本来培育,需要财务的有效配合。一方面,企业应把培育知识资本作为理财工作的内生性要素来看待,主要研究知识资本的构成、知识资本的培育、筹措、分配、运营及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等问题。另一方面,财务在运作资金时要有利于知识资本的培育,并将其作为最重要的理财战略。财务所筹措的资本,应当既有财务资本,又有知识资本。
4.2 将资本经营纳入财务学体系
在知识经济的条件下,企业应善于寻找和开拓新的盈利空间和机会。资本经营是对资本的筹划和管理活动,其类型有三种:一是资产重组,即通过调整资产存量和增量结构和资产功能来提高资产运作效率的经营活动,如多元化经营、兼并与收购、剥离与分立、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等;二是负债经营与债务重组;三是产权重组,如股份制改造、产权转让、合资与联营、租赁制、授权经营、托管、破产等。资本经营活动中,收益、成本与风险并存,因此,应研究对资本经营进行科学决策和有效控制的程序和方法,并将其纳入财务学的体系,同时还应研究制定一套资本经营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4.3 建立利益相关者财务学体系
利益相关者财务学体系主要研究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的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财务要求、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财务权利及行使方式、企业对利益相关者财务要求的回应等问题,以此来拓宽财务学的视野,将现有的“股东财务学”和“股东一经营者一财务经理”三位一体式财务学,拓展为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服务的“社会财务学”和“可持续发展财务学”。
4.4 改革成本管理的内容与方法
知识经济对企业传统的生产工艺技术和经营管理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信息及时反馈系统”、“作业流程电脑化”、“特别作业班组制度”、“灵活制造”、“零仓储(JIT)管理”及“网络经营”等一系列新的生产和经营管理制度和技术的出现,都要求研究和建立相适应的新型成本管理制度。同时,产品寿命周期的缩短以及知识产品的大量出现,也要求对传统的成本管理控制的内容和方法进行重大改革和发展。
1 姚顺明,赵新顺,何存花.财务管理[M].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2004(6)
2 刘军.网络经济下的财务管理创新[J].世界经理人周刊,2005(2)
3 黄跃辉.浅谈现代企业制度下的财务管理[J].财务与会计,2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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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不仅是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单位在物质资料再生产过程中客观存在的资金运动及资金运动过程中所体现的经济关系,更主要的是财产和债务,即资产和负债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高校可持续发展的财务路径选择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高校可持续发展的财务路径选择全文如下:
[摘要]经过几年的超常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基本完成了量的扩张的历史使命。今后一个时期,内涵提升将上升为高校发展进程中的主要矛盾。以科学发展观统领高校的财务工作,一手抓培植财源,一手抓提速增效,建立人尽其才、财尽其力、物尽其用的发展动力机制,是高校构建以办学效益为中心的事业发展格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财务路径选择。
[关键词]高等学校;可持续发展;办学效益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提出了全新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为高校各项改革的稳步推进和高等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高校理财环境已经并将继续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高校财务工作怎样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及时转变工作理念,主动适应“转型”要求,一手抓投入,一手抓产出,着力构建以办学效益为中心的事业发展格局,是新形势下高校财务管理面临的重要课题。
财务管理目标与学校发展目标是高度一致的,因而,高校财务管理的首要任务是为学校的跨越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财力支撑,财源建设将不可避免地提上重要议事日程。
1.对财力投入的依赖性增大。高等教育本身是一个成本递增的行业。一方面,教育成本持续上升趋势的不可逆转,导致对财力投入的依赖性日益强化。另一方面,资金需求的某种无限性和财力资源的相对有限性矛盾的长期存在,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加之高校正处在高速发展的特殊阶段,外延发展势头不减,办学条件标准化建设、提升学科优势和科研水平的任务依然十分繁重和迫切,各类支出刚性越来越强:人员支出增势明显;公用经费易增不易减;建设资金投入大幅增加。在财务收支规模持续在高位上运行的同时,校级财务财力回旋余地却相对减少,平衡预算的压力进一步增大。
2.收入结构的不稳定性增强。一般认为,高校较为现实的资金来源渠道有:财———财政拨款、税———用于教育的税费和税收减免、费———收费、产———校办产业收入、社———社会捐赠、基———教育基金、科———各类科研经费、贷———教育贷款、息———利息收入等九个方面,其中唯有贷款这一资金渠道是有偿使用并须按期偿还的。而有关数据显示,财、费、贷等三种资金来源渠道,在不少高校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收入结构来看,在一些高校的总经费中,学费收入已上升为主渠道地位,各块资金所占份额的排序已由原来的财政拨款、自筹收入、银行贷款演变为自筹收入、财政拨款、银行贷款,表明高校办学经费的投资主体和来源渠道已呈多元化的格局。按照公共财政理论,以及财政拨款模式已由“基数+增长”改为“定额+专项”等情况,今后几年内,财政拨款总量的增减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高校普通本专科生、研究生在校人数的多少。
如果某一时期普通本专科生、研究生规模是基本稳定的,则意味着高校能从国家财政取得的补助收入将是一个常数。与此同时,事业收入增速将会趋缓;银行贷款增幅将会上升。这样的收入结构和增长态势隐含着相当的不稳定性:在无偿性的收入增量中,政策性增收因素仍将起主导作用,尤其是按民办新机制运作的独立学院,在成功地实现量的扩张的同时,直接推动了高校“蛋糕”的扩大。至于其他收入渠道,限于种种因素的制约,有的有渠少水;有的渠道甚至长期处于有渠无水的境地;有的办学形式,也由于受到宏观政策调整、市场竞争加剧、办班成本攀升的影响,导致对学校综合财力的贡献率呈下降趋势。
3.筹资成本增加。高校近些年的跨越式发展,大多以其办学规模的急剧扩张为主要标志。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外延发展为主的方式,并呈现国家号召、政府引导、银行参与、高校联动的格局。银行业不失时机地向高校提供空前、优惠的信用贷款支持,为高校在短期内迅速实现量的扩张铺平了道路。高校自身谋求扩张的强烈愿望与商业银行提高资产质量的有机结合,成功地推动了银校之间的“双赢”合作,有力地拉动了高校办学规模的快速增长。面临这样的筹资环境和融资机会,高校不仅能借用明天的钱打通今天的“瓶颈”,而且完全有可能走出一条低成本扩张、高投资回报的新路子。
然而,举债办学纵然有说不完的好处,只要还有其他的无偿性的资金渠道可供选择,按常理,高校就不可能选择贷款作为加速扩容的资金来源。获取贷款,对高校来说,既不是唯一的最好的筹资方式,更不是多多益善,它只是高校长期存在的资金紧张状况的暂时释放和后延。随着国家宏观调控力度的加大,银行信贷投向的调整,贷款贴息政策的名存实亡,高校的融资成本将会上升。不仅如此,随着高校举债办学倾向的继续增强,贷款规模的持续扩大,中长期贷款比重的逐步增加,利息负担势必日益加重,还贷压力有增无减,尽管偿还建设性负债的终极风险并不在高校。
因此,在宏观投资格局确定,国拨经费一定的背景下,加强财源建设,寻求并逐步形成新的稳定的财力增长点是高校财经领域今后几年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对不少高校来说,在确保财政拨款主渠道地位的前提下,其重要着力点应当在于,一是大力办好独立学院。独立学院这种办学模式,管理机制新,共享资源多,办学效益好,积累速度快,直接推动了高校财务运行规模的迅速扩大。在不少高校的总经费中,财政拨款、事业性收费、独立学院收入已是“三分天下”。因此,严格按照教育部的“六独立”要求,尽快使独立学院的硬件达标、软件升级,进而做大做强,对于高校财力的壮大,实力的增强,教职工福利待遇的改善,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二是加速发展研究生教育。研究生教育规模的大幅增长,不仅将成为高校又一新的更具潜力的财力增长点,而且是高水平的教学研究型大学的主要标志之一, 对于加快学校的“转型”,具有更加积极的战略意义。三是全面提升科研实力。科研基础的夯实,科研工作的突破性进展,科技创新优势的充分发挥,不仅会带来科研经费的大幅增加,提高科研经费收入占总经费收入的比重,而且可以真正实现与教学的双轮驱动,有效增强高校可持续发展的后劲。
增加投入与提高效益是高校财务管理的永恒主题。在基本完成办学条件标准化建设和成功实现量的扩张的基础上,提高投资效益将上升为高校办学进程中的主要矛盾,其迫切性将日益凸现出来。因而,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尽快从追求办学的规模和速度转向注重办学的质量和效益上来,全面提高人力、财力和物力等各类资源的利用效率,建立人尽其才、财尽其力、物尽其用的发展动力机制,是高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教育,就其产业属性而言,属于一种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类产业的成本特征是人员经费支出占教育成本的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高等教育当然也不例外。高校人力资源是高校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物化资源一定的情况下,充分挖掘人力资源潜力,提高人力资源利用效率,对于扩大办学规模效益,优化资源配置至关重要。从高校支出结构的变动趋势来看,人员经费占教育事业费的比例持续上升。有关资料显示,20世纪80年代,高校人员经费约占事业支出的40%左右,最高不超过45%;到了20世纪90年代,高校人员经费所占比例升至50~55%之间,个别年份接近60%;本世纪头几年,高校人员经费比重增势依然强劲,达到60%,并仍将呈上升趋势。与此同时,公用经费比重则呈下降趋势。
高校人员经费比重的持续较快增长,一方面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在高等教育领域的集中反映,也是对高校教职工个人可支配收入长期处于严重偏低状况的一种矫正。另一方面,也与高校近年自筹收入的迅速增大,校内津贴制度改革的启动紧密相联。客观地看,随着高校办学规模效益的日益显现,保持人员经费比重的适度、稳定增长是完全必要的。但也毋庸讳言,有的高校在冗员严重、队伍结构失衡的情况下,不顾实际提高津贴标准,盲目攀比个人收入水平,导致消费基金增势过强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并存,直接推动了人员经费比重的过快增长。因此,大力提高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适当控制、稳定高校消费基金的支出规模,改善和优化事业支出结构,应当成为高校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首先,要大力加快高校用人机制的实质性改革步伐。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高校对用人机制进行了多轮改革,在机构精简、人员转岗分流和人才引进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减轻了人员经费的沉重压力,提高了办学规模效益。但由于用人机制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在一些高校,因人设庙,因人设事,人员流而不动,聘任制度流于形式,激励机制失灵,急需人才引留难度加大,总量不足与结构失衡并存等问题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可见,高校用人机制的深层次改革,仍然任重而道远。
因此,要进一步加强人员编制管理,严格按照教育部规定的生师比指标,加大力度引进、配足必需的师资力量,增加教学第一线的人员经费投入。同时,要继续推进简政放权,严格控制行政机构的设立,压缩超编人员,降低行政成本,实现减员增效。总之,尽快形成一个能上能下、能高能低、能进能出、激励与约束并举、效率与公平兼顾的人尽其才的平台,将有助于建立一支总量适当、结构优良、更具活力的教职工队伍。
其次,要继续深化校内津贴制度改革。随着高校近年来办学规模的迅速扩大,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格局的基本形成,高校自筹收入总量大幅增加,为推动高校内部分配制度改革提供了必要的财力支持。在内部分配制度改革初期,高校大多采用“加法”,即在教职工既得利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下调整个人收入增量,这对于减少改革阻力、降低改革成本、尽快启动分配制度改革是必要的。但这种只加不减、只奖不罚的单向分配制度一旦固化,对其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成本将会越来越高,也有违分配制度改革的初衷。为了引导和调节高校内部津贴政策,适当控制高校人员经费比重,有的省份已开始尝试总量控制的办法。
如我省教育部门最近作出规定:“各校自定的校内津贴政策(包括超工作量酬金,不包括科研提成),不得在财政拨款中列支,总额不超过学校自筹收入(包括教育事业收入、经营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和其他收入,不包括土地出让收入)总额的22%,最高和最低之间的差距不得超过5倍。支出在‘津贴———校内岗位津贴’科目中反映”。这无疑有利于引导高校的内部津贴制度改革朝着控制总量、调整存量、优化增量的方向发展,并与事业发展的速度和办学规模效益的增长幅度保持一个大体相当的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校际间过度的人才竞争,并未带来我国人才总量的大幅度增加,反而直接拉动了高校引进和留住人才成本的节节攀升,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国家有关部门应当抓紧出台相关规定加以引导和调控。
当然,对高校人员经费比重保持适度增长的问题进行讨论,旨在强调适度控制人员经费支出,相对增加公用经费支出的现实意义,并不意味着高校人员经费比例越低越好。恰恰相反,如果高校人员经费比重过低,则会导致人才流失,极大地影响教学科研的正常运行。
需求超过满足需求的手段是社会基本的普遍问题。相对于需求而言,财力资源总是有限的,有时甚至是稀缺的,这就更加需要对财力资源进行有效配置。预算是对纳入预算管理的所有财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的有效载体,是用货币形式表示的用于控制未来经济活动的财务收支计划,是学校各项事业正常运行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一个编制合理,投向明确,重点突出,统筹兼顾的预算盘子,不仅要与学校总体发展规划的分步实施相协调,而且要与学校现实财力状况相适应;不但要统筹资金运动中的数量和时间上的动态平衡,而且要兼顾因经济活动引起的内、外部各种利益关系的相对稳定。
在高校从外延发展为主转向内涵提升为主的“转型”阶段,财务预算的安排、财力资源的配置,既要坚持量力而行,更要强调尽力而为,着眼于各项改革的推进,着眼于办学层次的提升,着眼于学校发展的未来。要按照公共财政的基本要求,贯彻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指导思想,坚持存量保稳定、增量促发展的原则,整合财力资源,优化配置结构。必需的人员支出优先安排,教学科研投入重点保证,建设项目投资适度超前,一般性公用经费力求节俭,并逐步实行严格的绩效预算。学校预算一经确定,即成为全校财经工作的“指挥棒”,就必须按管理层次将组织收入、控制支出的权利和责任落实到岗位,落实到人,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非经规定程序,任何人和任何部门都无权调整预算,以增强预算的刚性,克服预算软约束的通病。
预算控制是高校财务管理的基本特征。建立一个有效的预算控制系统,对于维护预算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其重要作用不言而喻。在预算控制实践中,要推行分类管理办法,即对日常公用经费实行定额管理;对专项及增量投入实行项目管理;对科研经费实行差别管理,但对后两类管理办法仍需进一步完善。项目管理既是预算管理改革的方向,也是日常预算控制的难点。它不象日常公用经费,可以实行定额包干;又难以准确地把握完成项目所必需耗费的成本,故对项目经费的安排,一般遵循按需原则。因而,项目经费在日常使用中往往出现“搭车”、挤占等现象,又不易被确认或剔除。
因此,有必要对项目管理办法进行改进,逐步试行追综问效、成本—效益分析和专项审计等制度,以促进项目经费使用效益的提高。至于科研经费,从某种意义上讲,虽然并非属于学校的现实可支配财力,一般也不至于影响学校总体财力资源的配置效率,但如何规范科研经费的支出范围,优化科研经费的支出结构仍然是高校财务部门应当给予充分关注的现实问题。总之,通过有效的预算控制系统,可以及时发现预算与实绩之间的差异,并从定量和定性两方面进行综合分析,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纠正,以减少预算编制与预算执行之间的不利差异,提高财力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近年来,随着办学条件的加速改善,高校物力资源大幅增加,怎样提高物力资源的利用效率等问题日益凸现出来。高校物力资源利用效率的高低,集中表现为办学效益的优劣。办学效益一般包括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长期以来,高校对社会效益给予了充分关注,而对经济效益的关注程度似乎要低得多。所谓高校的经济效益,是指高校教育要素的投入与这些投入所得到的各种符合社会需要的教育产品的比较。
它包含两层含义:教育投入与教育产出的对比关系,教育产出必须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这一点上,它和企业的经济效益是一致的,都是对投入产出对比关系的反映。但高校作为以教育科研为中心的事业单位,不象企业那样直接从事物质资料等有形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因而,对高校经济效益的衡量,尚缺乏围绕成本和收益等可计量的标准化因素;加上对高校投入产出测算的复杂性、教育产出的迟效性及其关系的模糊性,一时还难以对高校经济效益进行公允的量化考核。尽管对这一课题的可行性研究尚需时日,但教育领域的现实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将会越来越自觉地关注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
1.确立教育成本观念。
高等教育既是社会公益事业,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产业。既然是产业,就必然具有产业的基本特征,就必须考虑投入产出比。在“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高校的办学经费由政府统一供给,资金投向也由政府统一决策,国家实际上包揽了高校的财务收支,因而高校基本上只需计算收支余额,不可能也无需计算办学成本。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已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实体,如何摆脱传统的粗放式管理方式,高效益地利用有限的教育资源、降低办学成本就成为高校面临的十分迫切的课题。当然,教育成本并非越低越好,它有一定的区间限制。成本过高则表明存在资源闲置或浪费现象,成本过低则说明投入仍然不足,也会影响办学质量的提高和发展后劲的增强。因此,确立成本观念,讲求成本管理,既要考虑成本核算的实际需要,又要衡量成本投入的产出效益。
2.创新绩效评价体系。
对教育资源的利用情况进行必要的考核评价,是资源配置阶段的必要延伸,且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绩效评价体系缺失,将会刺激人们更多地占有本已稀缺的资源的冲动,加剧资源配置上的紧张状况。
衡量高校的产出要比投入困难得多,创新绩效评价体系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由于评价目标的多元化,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应当贯彻由简到繁、动态完善的原则,涵盖教学、科研、学科建设、管理服务等各个方面,建立一套既各有侧重,又具有一定的关联度;既有定性规定,又有量化指标,包括一些经济指标的多指标体系。绩效评价指标是采取行动的信号或指导,评价结果要与资金投入紧密挂钩。绩效评价优良的必保领域,要在资源配置上给予重点倾斜,以体现财务政策扶优扶强的导向;反之,则应削减、暂停直至取消相关投入,以发挥财务政策的调节约束功能。
3.适度运用经济手段。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并非市场机制完全失灵的地方。当行政手段难以奏效时,适时引入、启动某些经济杠杆,可能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如试行物力资源的有偿占用制度。存量资源的占用并非“免费午餐”,高校长期存在的无偿占用资源的状况应当得到改变,并逐步建立和完善物力资源的有偿占用机制,加强对物力资源占用者的经济责任约束,以促进物尽其用目标的逐步实现。
[1]杨周复,等。大学财务综合评价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范先佐。教育财务与成本管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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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一般是指利用科研手段和装备,为了认识客观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运动规律而进行的调查研究、实验、试制等一系列的活动,为创造发明新产品和新技术提供理论依据。科学研究的基本任务就是探索、认识未知。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热点的发展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内容提要】文章对1997-2002年国家社令科学基金(体育学)立项项目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近三年来立项数量和资助力度逐年上升,为体育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良好条件;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是历年来主要的立项项目,重点项目和自筹基金项目则相对偏少;地处北京的单位立项数为最多,占有较大的地理优势;大众体育、体育产业、体育经济学、少数民族体育、竞技体育、体育管理、体育概论、体育市场是历年来的研究热点,奥林匹克研究、体育社会学、体育信息学是……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是目前唯一的国家级哲学、社会科学的基金研究项目,它面向全国高校、社科院、党校、党政机关的科研部门、军队院校等五大系统,被社科界视为衡量科研实力和科研组织能力的重要标志。就体育学而言,被单列为一级学科且列入申报范围的时间较晚。1997年首次设立“体育学”类,并资助了一批有关课题的研究项目,之后每年均有立项课题,这无疑对提高我国体育社会学科的研究水平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作为国家最高级的科研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研究课题的指南和立项资助基金项目,从宏观上反映了本学科研究的热点,现状及发展方向,因此对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体育学类项目进行综合分析,有助于了解本学科的研究发展动态,为科研选题提供导向,为学科建设决策提供参考,为发展和完善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制度提出有关建议。
2.1立项数量年度统计分析
1997-200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的体育学类项目共126项(见表1)。
表11977~2002年国家社科基金体育类项目统计一览
立项类别19971998199920002001 2002合计
重点项目0000224
一般项目1512917232197
青年项目52125823
自筹基金项目0000112
合计201410193132126
从表中的各年份的立项情况看,除1998年、1999年数目下降外,近年来立项数量增长较快,2002年已达到32项,2001年与2002年则几乎相同。从项目类别分布来看,一般项目与青年项目为最多(分别为97项和23项),是历年来申报的主要项目,重点和自筹资金项目则偏少(分别为4项与2项),且从2001年才开始立项。据有关报道,2002年国家社科基金有突破性增长,比2001年的6000万元增长了4000万元;比1998年2600万元几乎增长了三倍;2003年国家将继续加入投入力度,这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进一步繁荣发展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2.2立项单位排序分析
从表2的数据上看可分为三个层次,国家体育总局立项数量最多,达17项,占立项总数的13.49%,为第一层次;居第二层次的为各老牌体育学院,包括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院、武汉体院,其立项数量与各大体院的实力排名基本一致,居第三次层次的是其它体院及师院体育系,其中清华大学代表了普通高校非体育专业。从单位所在地来看,由于国家社科基金的管理机构在北京,因而地处北京的单位占有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共占32项,占总数25.39%。由于争取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竞争非常激烈,许多单位都非常重视,并纷纷制定相应的对策和措施,如对本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给予相应的配经经费资助,这些良好的激励机制为今后的申报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表2项单位排序一览(立项数量为3项以上的单位)
序号单位立项数量比例(占总数)单位和住地
1国家体育总局1713.49%北京
2北京体育大学129.52%北京
3上海体育学院9 7.14%上海
4武汉体育学院8 6.35%武汉
5天津体育学院7 5.56%天津
6成都体育学院7 5.56%成都
7中国人民解放军5 3.97%广州
体育学院
8哈尔滨体育学院5 3.97%哈尔滨
9华南师范大学4 3.17%广州
10吉首大学 3 2.38%长沙
11清华大学 3 2.38%北京
2.3项目主持人所属单位系统分布
表3项目主持人所属单位系统分布一览
序号单位立项数量比例
1体育学院5946.83%
2普通高校体育专业3225.39%
3机关及科研单位2318.25%
4普通高校非体育专业75.56%
5军队院校53.97%
从表3项目主持人所属单位系统分布来看,体育学院为最高,共59项,占46.83%,普通高校体育专业居第二,为32项,二者合而为一,代表了高等体育院校最多的立项项目,共91项,占总数的72.22%,这与高等院校在体育科学研究中,研究队伍的素质,研究的资源及水平都占较大优势是相吻合的;其次为各体育机关(主要是体育局)及各省市科研机构,共23项,占总数18.25%。2.4主持2次以上项目的学者、项目名称及一些重要项目内容的分析
表4主持2次以上项目人员情况一览
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成功立项2次共有8人,这些研究人员大都是在学术上有较大的建树或在某学科处于领先研究地位并影响较大的学者或专家。一些社科基金项目的成果引起了中央领导人的关注,如秦椿林教授的《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于善旭的《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配套立法的研究》受到李岚清副的重要批示,奥林匹克研究受到了世人的极大关注,如《举办2008奥运会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21世纪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研究》,《奥林匹克改革对当代国际体育与中国体育的影响》,《奥林匹克运动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效应研究》,《举办2008年奥运会对北京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开发战略的研究》等,一些战略研究类项目在科学规划体育事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2010年我国竞技体育发属战略研究》,《2010年中国社会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体育可持续性发展研究》。
2.5立项项目的研究主题内容及热点分析
2.5.1选题的主题内容频度分析
在所立项的项目中出现频度较高的主题词有:大众体育17项,体育产业17项,奥林匹克10项,体育社会学9项,体育经济8项,体育概论、少数民族体育、竞技体育、体育管理各7项,全民健身、体育市场各5项,体育信息学、体育史各4项,说明这些主题内容是目前体育学的研究热点。
2.5.2选题的主题内容动态分析:
从主题内容分布可以看出,大众体育、体育产业是历年来研究热点,且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这与国内外同行研究的主流基本一致,大众体育是全民健身工程以来深入研究的一项领域,体育产业则是近年来新兴研究领域,并与国家经济增长点与体育可持续性发展有关,因而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另外,体育经济学、体育管理学、体育概论、少数民族体育等都是历年来申报的重点内容之一,也说明此类研究一直来受到研究者的青睐;值得注意的是近三年来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主要表现为奥林匹克研究(10项),体育社会学(9项),体育信息学(7项),这主要原因首先与中国举办2008年奥林匹克及奥运会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带来巨大影响有关,这种趋势在今后几年中将进一步得到加强;另一方面,由于先进科学技术不断运用于体育科学研究领域,因而运用先进的仪器设备进行体育及运动竞赛管理,得到了广泛地重视。
3.1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项目与资助力度将逐年进一步加大,这不仅有助于体育学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繁荣与发展,而且为各单位申报课题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条件。
3.2从立项项目主持人所在单位分析表明,非体育专业普通高校立项数量偏少,也是个薄弱环节,可加强与体育院校的纵向合作力度和与高校其它专业的横向合作,这些合作也是国家在合作攻关重大课题方面所欠缺的和提倡的。特别是有关2008年奥运会一些重大课题,光靠体育研究人员已不能完全胜任,必须加强与其它专业研究人员的合作攻关。
3.3吸引高水平的其它专业研究主持人(历年为零)是今后一项重要任务。
3.4大众体育、体育产业、体育经济学、少数民族体育、竞技体育、体育管理、体育概论、体育市场是历年来的研究热点;奥林匹克研究、体育社会学、体育信息学是近三年来新兴研究热点;而西部体育、农村体育、体育法制、社区体育等虽在国家社科项目中立项数量较少,但却是国家体育关注的重点和方向之一,应引起足够重现。
3.5在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应注重紧扣其指导思想,充分反映本学科及相关学科领域研究新进展,力求居于学科前沿,具有原创性,开拓性,避免低水平的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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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论文是计算机专业毕业生培养方案中的必修环节。学生通过计算机论文的写作,培养综合运用计算机专业知识去分析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有所用,不仅实践操作、动笔能力得到很好的锻炼,还极大地增强了今后走向社会拼搏、奋斗的勇气和自信。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计算机发展的论文范文:对计算科学与计算机发展的思考,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本文从什么是计算说起, 通过对计算机的发展历史和人类对计算本质认识的回顾, 提出量子计算系统的发展和成熟, 并且提出了人类认识未知世界的规律:“计算工具不断发展—整体思维能力的不断增强—公理系统的不断扩大—旧的神谕被解决—新的神谕不断产生”不断循环。
关键词:计算科学 计算工具 图灵模型 量子计算
抽象地说, 所谓计算, 就是从一个符号串f 变换成另一个符号串g 。比如说, 从符号串1 2 + 3 变换成1 5 就是一个加法计算。如果符号串f 是x2,而符号串g 是2x,从f 到g 的计算就是微分。定理证明也是如此, 令f 表示一组公理和推导规则, 令g 是一个定理, 那么从f 到g 的一系列变换就是定理g的证明。从这个角度看, 文字翻译也是计算, 如f 代表一个英文句子, 而g 为含意相同的中文句子, 那么从f 到g 就是把英文翻译成中文。这些变换间有什么共同点?为什么把它们都叫做计算?因为它们都是从己知符号( 串) 开始, 一步一步地改变符号( 串) , 经过有限步骤, 最后得到一个满足预先规定的符号( 串) 的变换过程。
从类型上讲, 计算主要有两大类: 数值计算和符号推导。数值计算包括实数和函数的加减乘除、幂运算、开方运算、方程的求解等。符号推导包括代数与各种函数的恒等式、不等式的证明, 几何命题的证明等。但无论是数值计算还是符号推导,它们在本质上是等价的、一致的, 即二者是密切关联的, 可以相互转化, 具有共同的计算本质。随着数学的不断发展, 还可能出现新的计算类型。
人们从开始产生计算之日, 便不断寻求能方便进行和加速计算的工具。因此,计算和计算工具是息息相关的。
早在公元前5 世纪, 中国人已开始用算筹作为计算工具, 并在公元前3 世纪得到普遍的采用, 一直沿用了二千年。后来, 人们发明了算盘, 并在15 世纪得到普遍采用, 取代了算筹。它是在算筹基础上发明的, 比算筹更加方便实用, 同时还把算法口诀化,从而加快了计算速度。
近代的科学发展促进了计算工具的发展: 在1 6 1 4 年, 对数被发明以后, 乘除运算可以化为加减运算, 对数计算尺便是依据这一特点来设计。1 6 2 0 年, 冈特最先利用对数计算尺来计算乘除。1 8 5 0 年, 曼南在计算尺上装上光标, 因此而受到当时科学工作者, 特别是工程技术人员广泛采用。机械式计算器是与计算尺同时出现的, 是计算工具上的一大发明。帕斯卡于1642 年发明了帕斯卡加法器。在1671 年,莱布尼茨发明了一种能作四则运算的手摇计算器, 是长1 米的大盒子。自此以后, 经过人们在这方面多年的研究, 特别是经过托马斯、奥德内尔等人的改良后, 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手摇计算器, 并风行全世界。
英国的巴贝奇于1 8 3 4 年, 设计了一部完全程序控制的分析机, 可惜碍于当时的机械技术限制而没有制成, 但已包含了现代计算的基本思想和主要的组成部分了。此后, 由于电力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电动式计算器便慢慢取代以人工为动力的计算器。1 9 4 1 年, 德国的楚泽采用了继电器, 制成了第一部过程控制计算器, 实现了1 0 0 多年前巴贝奇的理想。
2 0 世纪初, 电子管的出现, 使计算器的改革有了新的发展,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有关单位在1 9 4 6 年制成了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和发展, 使人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它是2 0 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也当之无愧地被认为是迄今为止由科学和技术所创造的最具影响力的现代工具。
在电子计算机和信息技术高速发展过程中, 因特尔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GodonMoore)对电子计算机产业所依赖的半导体技术的发展作出预言: 半导体芯片的集成度将每两年翻一番。事实证明,自2 0 世纪6 0 年代以后的数十年内, 芯片的集成度和电子计算机的计算速度实际是每十八个月就翻一番, 而价格却随之降低一倍。这种奇迹般的发展速度被公认为“摩尔定律”。
人类是否可以将电子计算机的运算速度永无止境地提升? 传统计算机计算能力的提高有没有极限? 对此问题, 学者们在进行严密论证后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如果电子计算机的计算能力无限提高, 最终地球上所有的能量将转换为计算的结果——造成熵的降低, 这种向低熵方向无限发展的运动被哲学界认为是禁止的, 因此, 传统电子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必有上限。
而以IBM 研究中心朗道(R.Landauer)为代表的理论科学家认为到2 1 世纪3 0 年代, 芯片内导线的宽度将窄到纳米尺度( 1纳米= 1 0 - 9 米) , 此时, 导线内运动的电子将不再遵循经典物理规律——牛顿力学沿导线运行, 而是按照量子力学的规律表现出奇特的“电子乱窜”的现象, 从而导致芯片无法正常工作; 同样, 芯片中晶体管的体积小到一定临界尺寸( 约5 纳米) 后, 晶体管也将受到量子效应干扰而呈现出奇特的反常效应。
哲学家和科学家对此问题的看法十分一致: 摩尔定律不久将不再适用。也就是说, 电子计算机计算能力飞速发展的可喜景象很可能在2 1 世纪前3 0 年内终止。著名科学家,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威尔逊(EdwardO.Wilson)指出: “科学代表着一个时代最为大胆的猜想( 形而上学) 。它纯粹是人为的。但我们相信, 通过追寻“梦想—发现—解释—梦想”的不断循环, 我们可以开拓一个个新领域, 世界最终会变得越来越清晰, 我们最终会了解宇宙的奥妙。所有的美妙都是彼此联系和有意义的。”
量子计算最初思想的提出可以追溯到20 世纪80 年代。物理学家费曼RichardP.Feynman 曾试图用传统的电子计算机模拟量子力学对象的行为。他遇到一个问题:量子力学系统的行为通常是难以理解同时也是难以求解的。以光的干涉现象为例,在干涉过程中, 相互作用的光子每增加一个, 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就会多出一倍, 也就是问题的规模呈指数级增加。模拟这样的实验所需的计算量实在太大了, 不过, 在费曼眼里, 这却恰恰提供一个契机。因为另一方面, 量子力学系统的行为也具有良好的可预测性: 在干涉实验中, 只要给定初始条件, 就可以推测出屏幕上影子的形状。费曼推断认为如果算出干涉实验中发生的现象需要大量的计算, 那么搭建这样一个实验, 测量其结果, 就恰好相当于完成了一个复杂的计算。因此, 只要在计算机运行的过程中, 允许它在真实的量子力学对象上完成实验, 并把实验结果整合到计算中去, 就可以获得远远超出传统计算机的运算速度。
在费曼设想的启发下, 1 9 8 5 年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多伊奇DavidDeutsch 提出是否可以用物理学定律推导出一种超越传统的计算概念的方法即推导出更强的丘奇——图灵论题。费曼指出使用量子计算机时,不需要考虑计算是如何实现的, 即把计算看作由“神谕”来实现的: 这类计算在量子计算中被称为“神谕”(Oracle)。种种迹象表明: 量子计算在一些特定的计算领域内确实比传统计算更强, 例如,现代信息安全技术的安全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把一个大整数( 如1 0 2 4 位的十进制数) 分解为两个质数的乘积的难度。
这个问题是一个典型的“困难问题”, 困难的原因是目前在传统电子计算机上还没有找到一种有效的办法将这种计算快速地进行。目前, 就是将全世界的所有大大小小的电子计算机全部利用起来来计算上面的这个1 0 2 4 位整数的质因子分解问题, 大约需要2 8 万年, 这已经远远超过了人类所能够等待的时间。而且, 分解的难度随着整数位数的增多指数级增大, 也就是说如果要分解2 0 4 6 位的整数, 所需要的时间已经远远超过宇宙现有的年龄。而利用一台量子计算机, 我们只需要大约4 0 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分解1024 位的整数了。
人类的计算工具, 从木棍、石头到算盘, 经过电子管计算机, 晶体管计算机, 到现在的电子计算机, 再到量子计算。笔者发现这其中的过程让人思考: 首先是人们发现用石头或者棍棒可以帮助人们进行计算, 随后, 人们发明了算盘, 来帮助人们进行计算。当人们发现不仅人手可以搬动“算珠”, 机器也可以用来搬动“算珠”, 而且效率更高, 速度更快。随后, 人们用继电器替代了纯机械, 最后人们用电子代替了继电器。就在人们改进计算工具的同时,数学家们开始对计算的本质展开了研究,图灵机模型告诉了人们答案。
量子计算的出现, 则彻底打破了这种认识与创新规律。它建立在对量子力学实验的在现实世界的不可计算性。试图利用一个实验来代替一系列复杂的大量运算。可以说。这是一种革命性的思考与解决问题的方式。
因为在此之前, 所有计算均是模拟一个快速的“算盘”, 即使是最先进的电子计算机的CPU 内部,64 位的寄存器(register),也是等价于一个有着6 4 根轴的二进制算盘。量子计算则完全不同, 对于量子计算的核心部件, 类似于古代希腊中的“ 神谕”, 没有人弄清楚神谕内部的机理, 却对“神谕”内部产生的结果深信不疑。人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黑盒子, 人们通过输入, 可以得到输出, 但是对于黑盒子内部发生了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发生确并不知道。
9 “神谕”的挑战与人类自身的回应
人类的思考能力, 随着计算工具的不断进化而不断加强。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出现, 大大加强了人类整体的科研能力,那么, 量子计算系统的产生, 会给人类整体带来更加强大的科研能力和思考能力, 并最终解决困扰当今时代的量子“神谕”。不仅如此, 量子计算系统会更加深刻的揭示计算的本质, 把人类对计算本质的认识从牛顿世界中扩充到量子世界中。
如果观察历史, 会发现人类文明不断增多的“发现”已经构成了我们理解世界的“ 公理”, 人们的公理系统在不断的增大, 随着该系统的不断增大, 人们认清并解决了许多问题。人类的认识模式似乎符合下面的规律:
“ 计算工具不断发展— 整体思维能力的不断增强—公理系统的不断扩大—旧的神谕被解决—新的神谕不断产生”不断循环。
无论量子计算的本质是否被发现, 也不会妨碍量子计算时代的到来。量子计算是计算科学本身的一次新的革命, 也许许多困扰人类的问题, 将会随着量子计算机工具的发展而得到解决, 它将“计算科学”从牛顿时代引向量子时代, 并会给人类文明带来更加深刻的影响。
[1] M.A.NielsenandI.L.Chuang,QuantumComputation and Quantum Information[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2] A.M.Turing.On computable numbers,with an application to the Entscheidungsproblem,Proc. Lond,1936(42):230~265.
[3] Quantum Information Scienceand TechnologyQuIST program ver.2.0[J].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Agency DARPA,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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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是中共中央胡锦涛在2003年7月28日的讲话中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一种方法论,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战略思想。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把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把科学发展观列入党的指导思想。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科学发展观解决了当下我国在发展过程中的困惑和认知偏差,极大的推进了作为发展中国家对于发展的科学认知。科学发展观是当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极大的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地位
科学发展观概念的提出已经十年有余,但其对于中国当下发展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仍然是一个全新的概念,继续探讨其内涵及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对于中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和加快马克思中国化进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科学发展观是近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伟大的创新,同时它也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中国共产党人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借鉴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和理念,与时俱进地提出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性认识和回答,为当下中国发展实践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理论的创新,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从中国发展实际情况出发,根据世界的发展趋势,对中国的现实发展进行了反思与批判,创造性地提出的发展理论。科学发展观是当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在修改的新党章中描述得更加清晰:“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新的发展要求,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指导思想。”
发展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是一个重大课题。新中国历代国家领导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江泽民、胡锦涛等都致力于发展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成了当代中共党人必须解决的课题。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实现中国更快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首要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和社会发展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经济的各领域、各行业要协调发展,要正确处理好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这些观点是科学发展观重要的理论来源。
科学发展观最主要的理论来源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思想。通过对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基础上,邓小平正确的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实行改革开放,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聚精会神搞好经济建设。
邓小平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思想发展实现了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认识的一次飞跃。江泽民同志着眼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和国内改革发展的新任务,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发展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要求实现全面发展,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可以说,科学发展观在理论思路、基本概念、语言表述中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既一脉相承,又创新发展。
以胡锦涛为的党中央对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进行了反思,在借鉴和吸收发达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的基础上,形成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明确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科学发展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发展方向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和谐发展道路从价值观上进行了贯通,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做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新飞跃,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最新形态。
社会主义的发展思想升华到科学发展观既是一种内在的逻辑,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科学发展观以其对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科学回答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把对发展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用中国本土化语言的形式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思想做出了高度概括,这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转化为中国形式的又一范例。以人为本概括简明,但思想内涵丰富,充分体现并深化拓展了马克以人为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使这一科学理念不仅文化底蕴更加深厚,而且更加富于中国民族特色。科学发展观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中的“科学”二字是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关键。科学发展中的“科学”二字不是科学主义的,而是对科学主义的扬弃。
第一,“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内在的包含着新型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经验“现实的人”的重视,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追求的目标。
第二,“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是科学发展观的价值目标。科学发展观描述的价值目标是基于人和自然相互协调的可行性选择,而不是根据人自身的目的预设的社会发展模式。科学发展观包含的价值观念重塑了与人的终极发展相适应的价值目标、理想和信念体系。
第三,“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摈弃了人类利用智慧征服自然来满足私欲的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而是人类与“共在”的自然双方的可持续发展,重塑了人、人类社会在发展中的新型关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使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科学价值和人文价值在同一个概念中得到了统一,既倡导了马克思主义新型的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扬弃了科学主义思想指导下反人文价值的倾向和见物不见人的物化原则。同时,对于发展理念的正确认识和把握,也恢复了科学精神的真正权威。科学发展观内在的包含着科学与人文精神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维范式的创新,从而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理论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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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是依法对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收支、资产管理等经济活动进行审查、评价和监督的手段,是在接受国家审计机关业务指导的同时,独立行使审计职权的外部审计。近几年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集体财务管理出现审计手段不强、程序不规范、无法可依等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强化农村财务审计工作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长久以来,农村地区的审计工作就不够严格与规范,这对农村地区长远的经济发展极为不利。于是,中央意识到这个严重的问题后,迅速号召各个省市的政府规范当地农村地区的审计工作。本文将依据中央的号召指出经济发展跟审计工作之间的具体联系,并给出提升农村地区审计工作效率与质量的有利建议。
关键词:农村地区;财务审计;建议;经济发展;意义
审计工作是指:审计人员对各个部门的现实财务状况做具体的核实审核工作。审计工作的最大作用是:找出各个部门财务的具体漏洞,给出改进的具体意见,让各部门的现实财务状况更合法合理。因此,中共中央及国务院都非常重视各地的审计工作。本文将依据农村地区的现实经济状况,提出一些提升审计工作效率与质量的有利建议。
1.1经济长久健康的运行与审计工作密不可分
对农村地区来说,审计工作重在找出农村整个财务工作的漏洞之处。就可以针对这些漏洞把农村地区本身的财务工作加以纠正改善。这样,农村地区的经济就能健康地运行下去[1]。
1.2财务经济状况的公开化与审计工作密不可分
审计工作的核心内容包括了对农村财务的具体审查核实。审查核实以后,便可以把财务的实际状况告知村民。村民在财务宣传栏中能够清晰准确地了解每个月本村村民共有多少收入和多少支出。同时,财务宣传栏还要把收入分别有哪些来源、支出有哪些去向都公布出来。这样,农村地区财务经济状况便真正做到了公开化。
1.3经济支出的合理化与审计工作密不可分
正是由于审计工作把农村地区的实际财务状况给全部公布出来,所以审计人员可以分析经济支出中的不良之处,提出一些更为合理的经济支出对策。这些对策尤其要侧重于以下3方面:农村企业的现实发展;农村科技的现实发展;农村条件的现实改造。当经济支出从这3个重要方面真正落实之后,那么农村的实际经济支出便能真正做到合法合理。
2.1建设法制化的审计工作
俗话说:“无规矩便不成方圆”。从法律的角度来解读这句话,这句话说明了法律约束的必要性。对农村地区来说,审计工作也要约束在一定的法律或法规之下。所以,农村地区的权力部门有必要出台一部审计工作的规范性条例。在这部条例中有必要指明审计工作的以下几点重要内容:追回款的法律约束;审计处罚的法律约束;专账管理的法律约束;审计反馈的法律约束。让上述这几方面的审计工作都按照法律程序来有效执行,从而使农村地区在现实的经济发展中做到合理合法。
2.2建设良好的审计环境
长期以来,政府在农村地区所设置的审计部门不被当地重视。即便是审计部门提出了合理合法的审计建议,当地部门对这些建议也常常是视而不见。所以,为了充分转变审计部门的这种不利地位,本文认为农村地区的审计部门要多跟当地的监察部门、纪检部门联合执法,对当地部门形成一定的威慑,让当地部门能慢慢重视起审计工作,并能真正落实审计部门提出的各种意见或建议。这样,农村地区有了良好的审计环境,审计工作能顺利有效的开展,农村经济也自然而然得到一定的改善。
2.3提升审计工作的实际效果
当前,农村地区的实际审计工作收到的效果甚微。所以,提升农村地区审计工作实效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2]。为了真正提升审计的实效,本文认为关键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查明经济支出跟支出的去向是否属实;查明各部门的具体支出、收入是否都符合要求;查明各部门签订的各种合同有没有依法兑现;查明相关债务有没有按规定一一落实。审计人员要特别注意审计工作的质量[3]。而只有做好了以下几点工作,审计质量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原始资料的审查;复印件的审查;证明材料的审查;审计报告的合法生成;审计结论的合法生成。审计部门按这些规定实实在在做好了审计工作以后,那么农村地区经济状况的合法合理也就得到了强有力的保障。
2.4提升审计人员自身的工作素质
审计部门的领导要在平常的工作中多向审计人员做宣传,告知每位审计人员提升自身工作素质的必要性,让每位审计人员都有严肃严格工作的强烈意识;审计部门的领导要在平常的工作中多为审计人员做培训,尤其要培训每位审计人员的专业审计能力;审计部门的领导要带头做好追究责任的工作。当审计工作中发现了某些部门有不合法合理的收入、支出状况时,审计部门的领导要敢于给出批评意见。对于某些严重违法违规的农村干部,审计部门的领导更要敢于跟监察部门、纪检部门联合追究农村干部的责任。只有这样,农村地区的经济才能长久且健康地运行下去。
综上,本文谈到了农村地区审计工作对当地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经济长久健康的运行与审计工作密不可分;财务经济状况的公开化与审计工作密不可分;经济支出的合理化与审计工作密不可分。本文谈到了提升审计工作效率与质量的具体建议:建设良好的审计环境;提升审计工作的实际效果;提升审计人员自身的工作素质;建设法制化的审计工作。
[1]车德兵.农村财务审计的问题与建议[J].黑龙江对外经贸,2012,4(15):23-36.
[2]张本位.农村财务审计的问题与建议[J].现代经贸,2013,7(10):3-10.
[3]杨炳钊.农村财务审计的问题与建议[J].北京农业,2014,7(23):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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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加入WTO,西方理财观念在理论界与实务界得到广泛的理解与运用,我国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断完善,企业财务管理职能机构的职责分工已经相应明确,财务管理人员及其活动的作用日益提升。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财务管理目标与发展模式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文章从科学地设置财务管理最优目标入手,有针对性地分析了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新定位,探讨了当前企业财务管理的发展模式,其理论及实践对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财务管理目标;定位;发展模式
科学地设置财务管理最优目标,对于研究财务管理理论,确定资本的最优结构,有效地指导财务管理实践具有现实意义。本文经过对传统企业财务管理模式的分析,结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情况,构建企业财务管理模式以实现企业财务管理目标。
(一)所有者。企业的所有者,也就是企业最初的直接投资人,对财务管理的目标影响主要是通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来进行的企业重大的财务决策必须经过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的表决,企业经理的任免也由董事会决定。另外,企业所有者也是企业收益的分享者和企业风险的承担者,因此,企业所有者对企业财务管理有重大影响。
(二)企业债权人。债权人把资金借给企业后,一般都会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以便按时收取利息,到期收回本金。因此,债权人必然要求企业按照借款合同规定的用途使用资金,并要求企业保持良好的资金结构和适当的偿债能力。对于企业来说,必须尽量做到能够到期偿债,维护企业债权人的利益。
(三)企业职工。企业职工包括一般的员工和企业经理人员,他们为企业提供了智力和体力劳动,必然要求取得合理报酬。职工是企业财富的创造者,他们有权分享企业收益;职工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紧密相连,当企业失败时,他们要承担重大风险,有时甚至比股东承担的风险还大。因此,在确立财务管理目标时,必须考虑职工的利益。
(四)国家税务机关。国家为企业提供了各种公共方面的服务,维护企业的社会环境安全,因此要分享企业的收益,要求企业依法纳税。国家作为企业不请自来的利益分享者,带有强制的色彩,而且分享企业很大份额的利润,因此,对企业财务决策也会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
企业财务管理目标与这些企业集团利益者密切相关,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利益集团相互妥协、共同作用,借此来实现他们的最终目的,也就是保持企业长期稳定发展和企业总价值的不断增长。所以,把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财务管理的目标。企业价值最大化是指通过企业财务上的合理经营,采用最优的财务政策,充分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和风险与报酬的关系,在保证企业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上使企业总价值最大。
财务管理目标(整体目标)究竟应该如何定位,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笔者认为,研究财务管理目标首先应明确财务管理是干什么的,在一定的经营环境下需要做好哪些工作,企业经营的各部门和各环节期待其完成哪些任务。
财务管理的对象是企业的资本运动及其所形成的财务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财务管理主要是搞好筹资、投资、营运和分配工作。企业经营各部门主要希望企业财务管理可以提高资本运动的质量和效果,为搞好企业管理提供财务方面的支持。根据以上特点和要求,笔者认为应该以资本运动最优化作为信息经济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条件下的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如果用一个指标来表达,就是全部资本内含报酬率最大化。以此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既考虑了全部资本的营运质量和效果,又考虑了货币时间价值和风险因素,且可以在不同投资规模的企业之间以及同一企业不同时期之间进行对比。
在确定了全部资本内含报酬率最大化作为企业财务管理总目标的基础上,还应设置几个辅助性的财务管理目标,以促进企业资本运动质量和效果的全面提高。
考察企业的资本运动过程,既要看到它的动态表现即一定期间的流量,又要看到它的静态表现即一定时点的存量。企业资本运动过程实质上是流量和存量的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过程。所以,资本运动最优化目标又包括资本流量最优化和资本存量最优化两个分部目标。从资本流量最优化目标来看,它可以通过现金净流量最大化来体现。因为现金是企业资本运动的起点和终点,现代企业资本运动的质量和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在现金净流量的大小上。只有实现现金净流量最大化这一目标,投资者、企业、职工、债权人以及国家的利益才能有所保证,否则,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就很难得到满足,账面上的利润也只能是画饼充饥。从资本存量最优化目标来看,它又包括资本成本最小化和资本利润率最大化两个具体目标。前者是对筹资工作的要求,后者是对投资和资本营运工作的要求。
目前我国企业的财务管理模式分为“集权型”、“分权型”和“集权和分权结合型”三种。
1.集权型财务管理模式。集权型财务管理模式是公司的所有业务都有企业上级管理部门进行统一控制和统一管理。其特点是大部分财务管理决策权集中于上级主管部门,下级分公司、部门很少涉及到企业的决策权,人、财、物、产、供、销统一由上级控制,资本筹集、投资、收益分配、资产重组、财务人员任免等重大事项也都由上级统一管理。尤其我国早期传统的国有企业,管理权限很大程度上被政府和国家控制,导致国有企业财务管理部门虚设,财务管理工作失控,经济效益低下。随着市场经济和企业制度的建立,传统企业财务管理模式日益显露出许多问题和弊端。
2.分权型财务管理模式。分权型财务管理模式是指下级部门和子公司拥有充分的财务管理决策权,而上级公司和管理部门以间接管理方式为主的财务体制。各个下级部门和子公司在资本融入及投出和运用、财务收支、财务人员选聘和解聘、职工工资福利及奖金等方面均有充分的决策权,并根据市场环境和公司自身情况作出重大的财务决策。
3.集权和分权结合型财务管理模式。绝对的集权和绝对的分权是没有的,集团总部指导下的分散管理模式强调分权基础上的集权,是一种集资金筹集、运用、回收与分配于一体,参与市场竞争,自下而上的多层决策的集权模式。上级公司主要侧重对方向性问题的集权,对下级公司的具体事务则可分权,强调结果控制,但不对整个过程进行控制,只是有选择地对重大问题进行控制,在这种模型设计中,集权、分权程度的把握是集团财务管理的一个难点,若运筹得当,此模型既能发挥集团上级公司财务调控功能,激发下级部门和公司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又能有效控制经营者及子公司风险,有利于克服过分集权或分权的缺陷,有利于综合集权与分权的优势,是很多集团追求的相对理想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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