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您找到与社区矫正法实施以来遇到的问题相关的共200个结果:
市场营销策略是企业以顾客需要为出发点,根据经验获得顾客需求量以及购买力的信息、商业界的期望值,有计划地组织各项经营活动,通过相互协调一致的产品策略、价格策略、渠道策略和促销策略,为顾客提供满意的商品和服务而实现企业目标的过程。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市场营销理论相关论文:虚拟社区视角下的市场营销问题与对策。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虚拟社区视角下的市场营销问题与对策全文如下:
随着我国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虚拟社区对于企业市场营销的作用也愈发显著。虚拟社区作为新型交易载体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购买方式、新的消费方式和新的交易思维,尤其为企业识别消费者需求、定位目标受众、降低产品宣传成本、建立良好品牌认知提供了帮助,创造了市场营销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途径。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愿意选择在虚拟社区中寻求品牌发展机遇,而基于虚拟社区的移动营销也将成为未来营销的发展方向。
(一)网络广告投放为主
网络广告(简称Web AD),是指利用互联网这种载体通过图文或多媒体方式发布的旨在推广产品、服务或站点的信息传播活动[1]。我国企业市场营销主要以在视频网站投放网络广告为主。根据iAdTracker统计,2012年度中国主要行业类别网络广告投放费用为1963亿元。2013年中国占全球广告增量收入的30%,约为50亿元。Magna Global/优盟预测,2014年我国网络广告收入约增长31%,互联网广告收入将首超电视广告。
(二)微博营销发展强劲
微博营销是指商家运用微博平台进行商品营销的方式,我国知名的微博平台有新浪微博、网易微博等。近几年来微博营销迅猛发展,我国许多企业纷纷通过微博进行产品宣传,比较成功的微博营销企业有凡客诚品、伊利等。凡客诚品是最早入住新浪微博的商家之一,其通过“代言人粉丝互动”、“微博送围脖”等活动成功吸引了微博粉丝的关注,提高了产品的知名度,扩大了品牌影响力,产生了良好的市场营销效果。根据新浪发布的微博用户数据显示,有超过13万家企业已经开通了新浪微博,在中国500强企业中,进行新浪微博认证的更是占到了41%的比例。
(三)企业网站建设稍显薄弱
企业网站是所有各类型的企业在因特网中所设立,代表该企业本身及提供其产品、服务的网站[2]。企业网站是企业对外宣传产品的窗口。国外的一些公司,如可口可乐、苹果不但建立了自己的企业网站,而且通过其强大的产品推广功能达到了很好的市场营销效果。相较于国外的企业网站,我国的企业网站建设显的比较薄弱。截至2013年6月底,全国范围内已有401%的企业建立了独立的企业网站,但维护性较差,每天至少更新一次的仅占145%,很多企业网站都处于几乎停滞的状态,企业的独立网站沦为了“摆设”。
(一)营销意识谈薄
目前,我国虚拟社区的市场营销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局限性仍然较大,利用虚拟社区进行市场营销的企业种类比较少,集中于电商企业。迫于资金技术的限制,我国大多数企业并不愿意选择这种新型的市场营销方式,大部分企业领导者利用虚拟社区进行市场营销的意识还比较淡薄,没有注意到虚拟市场的广阔性,对营销方式的未来变革方向缺乏前瞻性战略思考,更没有意识到运用虚拟社区进行产品竞争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就当前来说,我国大部分企业,尤其是传统企业仍然比较注重原来的营销方式,比如实体店经营,电视广告宣传等等。随着虚拟社区对原有4ps的冲击,改变我国企业领导人的营销意识迫在眉睫。
(二)营销方法单一
由于我国企业的传统市场营销思想根深蒂固,网络技术跟不上现实的发展以及行业间的营销策略普遍盲目跟风,我国企业利用虚拟社区进行市场营销的方法比较单一,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虚拟社区营销策略,大部分企业往往还停留在单纯的在论坛上发广告的阶段,这种简单的虚拟社区营销方法老旧过时,很容易招致消费者的厌恶。相反诸如建立门户网站、开通官方微博(微博营销)、WIKI营销等新型虚拟社区的市场营销方式却很少为我国企业所用,使得我国很多企业运用虚拟社区进行市场营销的效果并不是很好。
(三)营销环境复杂
一方面由于我国虚拟社区的市场营销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市场上涌现了一大批网络服务公司,这些服务公司往往鱼目混杂、真伪难辨,从业人员素质也参差不齐,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不仅弥补不了企业专业人才不足的缺陷,还让很多企业主对虚拟社区的市场营销产生质疑。另一方面,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政府监管不足使得我国企业虚拟社区的安全性问题亟待解决。另外由于虚拟社区的开放性,钓鱼网站、垃圾邮件、虚假信息、盗用用户资料等现象屡见不鲜,很多消费者对虚拟社区产品的营销产生信任危机,破坏了企业虚拟社区进行市场营销策略的可行性。
(一)树立虚拟社区市场营销意识
企业领导者和高层管理者应当认识到虚拟社区对于市场营销的重要作用,深入学习网络营销知识,关注前沿的虚拟社区营销技术,科学总结虚拟社区市场营销方法,有意识的将虚拟社区营销思想渗透到传统营销方式中,制定出企业的虚拟社区市场营销战略。
(二)探索完善的虚拟社区市场营销策略
虚拟社区市场营销策略应当是一套整体的综合的营销策略,它是论坛营销、博客营销、WIKI营销等虚拟社区市场营销方式的综合。另外,优化门户网站设计,注重超文本链接的运用,加强页面的交互性以及近一步推进市场虚拟社区建设、加大虚拟社区品牌推手的投入、加强多媒体技术的应用,进而丰富虚拟社区成员的消费体验,增强虚拟社区的营销效果。
(三)建立安全虚拟社区市场营销环境
虚拟社区的安全性一直是企业开展虚拟社区营销的一大阻碍。威胁虚拟社区安全的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我国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对这种新型社区的规定不完善。二是政府监督不足,由于网络是一个开放性虚拟性的平台,任何用户都可以自由的进出,加大了政府监督难度。三是企业虚拟社区管理不力。这就需要企业灵活运用现有的法律法规,建立与参与民间监督机构,如“微博法庭”。规范虚拟社区管理规定、建立虚拟社区安全监控中心、鼓励社区成员的身份认证,以保证信息传递的真实性、虚拟社区的规范性、建立起企业与社区成员“互信互利”的良好关系。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虚拟社区逐渐成为消费者认识产品、了解企业的主要平台,也成为企业创造市场价值、树立品牌形象的前沿阵地。虚拟社区以其庞大的数据流量和巨大的价格优势吸引着我国企业运用虚拟社区进行市场营销。但是,虚拟社区所带来的商业风险使我国企业在虚拟社区市场营销的路上仍然“任重而道远”,同时基于虚拟社区的移动营销(如微商)将会为企业带来另一大商业发展的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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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服务是一种成本低、效果好的服务,但又是一种社会效益回报周期相对较长的服务,它与普通意义上的医疗服务是有一定差距的。为了能够公 平、效率、合理地配置公共卫生资源,必须要明确什么是公共卫生。 美国城乡卫生行政人员委员会对公共卫生定义———公共卫生是通过评价、政策发展和保障措施来预防疾病、延长人的寿命和促进人的身心健康的一门科学和艺术。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公共卫生服务实施过程中的问题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是指国家根据居民的主要健康问题及其危险因素,按照干预措施的投入产出比、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国家财力等来筛选确定的、主要通过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全体居民提供的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是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的重要内容,是近期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太原市近几年来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按照公共卫生服务规范要求,逐步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进行推进实施管理,制定相关政策、标准,配备公共卫生管理人员,并进行全面培训上岗。在逐级推进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等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明显进展,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发现了不少的问题,现将太原市最突出的问题总结报告如下。
1.1管理体制不顺,三级网络管理松散
①三级公共卫生管理和服务网络虽然已经基本建成,但仍然没有充分发挥相应的功能作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管理有的在卫生局、有的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区(县、市)卫生局和本辖区疾控中心联系不够,衔接不密切、配合不默契,导致在项目的监管、督导、培训、指导、资金下拨等方面都不到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作质量。
②即使都放在卫生局管理,也存在疾控处牵头管理业务,妇社处负责下拨资金的现象,导致社区承担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工作量与资金划拨脱节的现象,不利于调动社区工作的积极性。
③区(县、市)卫生部门督导力度严重不足,很多区县卫生机构全年对本辖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的督导覆盖率达不到100%。辖区内很多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2年都督导不了1次。仅仅靠市级卫生部门的半年抽查和督导远远不能控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实施质量。
④太原市的社区卫生服务站不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下属单位,社区卫生服务站是一个独立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只是规模小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目前,社区卫生服务站几乎不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管理,而区县一级的单位也疏于对服务站的管理,因此,社区卫生服务站基本属于脱管状态。
1.2绩效考核流行形式
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考核,是推进落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任务,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质量和水平的有效举措,对于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增进居民健康,提高公众健康保障水平,实现卫生公平,保障和改善民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市各区(县、市)都开展了绩效考核工作,但考核流于形式,考核结果不能真正反映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工作的数量和质量,考核结果没有真正做到和拨付资金挂钩,因此,绩效考核效果差,监管力度差,没有起到激发和调动基层工作积极性、促进项目服务质量和水平的提高的作用。
1.3人员问题
我市基层卫生服务机构普遍存在人员缺乏、队伍不稳定、专业素质不高、工作不积极的问题。尤其是基层机构很多情况下聘用临时人员来完成公共卫生服务的任务,这也极大地影响了公共卫生服务的质量。
1.3.1基层卫生技术人才短缺:乡镇卫生院人员问题尤为突出,乡村医生“难引进、留不住”。年轻的专业人员太少,年龄偏大的乡村医生由于自动化办公能力有限等因素,管理公共卫生工作难度更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任务量日益增加的同时,工作要求也不断提高,基层卫生服务人力资源的严重不足影响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顺利实施和质量。
1.3.2基层队伍稳定性差:社区卫生工作人员与大医院医生相比,社会地位低,受尊重程度差,工作辛苦,而且工资待遇、培训考核、职称评定等政策尚不配套,影响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队伍变动频繁。
1.3.3人员整体素质低下:许多基层医院的全科医生和医务工作者集预防、医疗多项职能于一身,但是基层医务人员并未具有较多的公共卫生知识和较强的专业技能,导致基层公共卫生力量薄弱。村医中“三低”现象(学历低、技术水平低、服务质量低)非常突出,很多人根本不具备提供公共卫生服务的能力。基层医务人员技术服务能力直接影响着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的质量。
2.1明确职责、加强相关部门协作
由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内容涉及面广、不仅需要卫生、财政等相关部门问的协调,而且也涉及到卫生部门内部各单位、各处室的内部合作。因此,需要建立责权一致的分工机制。按项目管理原则,明确项目责任部门及其职责、任务,并签订责任协议。建立政府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及基层卫生组织之间综合管理机制。在组织和业务技术方面进一步加强沟通和协调,同时需要明确各级部门的职责,避免“各说各话,各做各事,相互埋怨,互相扯皮”的不良局面,使该项工作形成一种既有分工又有协作的有机整体,共同做好项目的实施与管理工作。
2.2建立和完善绩效考核与监管机制是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有效手段
绩效考核评价制度是有效资源配置,提高效率的一个重要手段。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项目的有效实施,必须对项目落实情况及效果进行考核和监督检查。针对目前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绩效考核和监管机制尚不完善的问题,建议从以下方面加强改进:
①根据绩效考核结果对基层卫生服务机构进行补偿,建立与绩效考核挂钩的拨付机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②将日常督导考核结果、培训考核结果纳入年终绩效考核分值中,真正做到将日常工作质量与年底抽查结果相结合的方式,保证绩效考核公平公正性;
③对实施情况较好的基层卫生服务机构进行物质或精神奖励,提高其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积极性;
④加强信息系统的整体规划和投入,充分发挥其在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绩效考核中的作用。
总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五项重点工作之一,直接关系到每一个公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头等大事,也是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标志。各级卫生部门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管理人员应当根据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制定相应的解决策略,采取合理的处理措施,提高项目管理的整体质量,确保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在太原的有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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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按人口平均的实际福利增长过程,它不仅是财富和经济机体的量的增加和扩张,而且还意味着其质的方面的变化,即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创新,社会生活质量和投入产出效益的提高。简而言之,经济发展就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持续高级化的创新过程或变化过程。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马克思主义视角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问题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开始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新时期经济政策的指引下,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1)经济规模稳步提升,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贸易规模快速提升,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出口国。(3)黄金与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应对经济风险能力显著提升。(4)中国积极加入全球及区域经济组织。伴随着经济发展的推动,中国的综合国力也显著提升。
虽然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但是人均GDP却排世界九百多位。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在我国历经30余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由于制度的不完善,也暴露了一些经济问题,衍生出一些社会问题。
(一)收入差距扩大化。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化的现象。主要体现在两方面:(1)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收入差距扩大。自从中国采取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国家制定先发展沿海地区,后发展内陆地区的战略。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形成了独立于内陆地区的沿海经济体。相反,中西部地区资本集聚缓慢,加之引进技术较为困难,经济发展速度较慢。(2)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行业间收入差距扩大。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工人工资应该按照工人的劳动量来决定,即按劳分配,这样也就不会出现行业间的工资较大落差。但目前的情况是,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在整个生产要素中处于弱势地位,缺乏争取工资提升的实力,而土地和资本在行业外不均等的分布,导致了过分集聚资本的行业收入高,福利待遇好。
(二)生态环境问题被人们忽视。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过分强调经济的发展,导致生态环境被忽视。改革开放以来,各中央和地方政府纷纷采取粗放型增长的经济政策,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显著提高,但我国经济规模与质量,还远远落后于经济发达国家。落后的实质是劳动生产率低,经济效益差。在经济发展中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使人们不重注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而带来了数次生态灾害。但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发展观逐步转变人们对待经济增长的看法,从而使得经济增长的概念在未来有可能与经济发展的内涵相同,进而逐步治疗粗放式增长的后遗症。
(三)“三农”问题仍然严峻。“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是“三农问题”的一般说法,仔细分析起来,其实就是在说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的问题。1985年开始,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城市收入增长速度超过了农村,最终导致了目前的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尽管农村收入水平是增加的,但是由于城市增加较快和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特别是实行市场化经济将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放开后,不少农民家庭就出现了“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的情形。归根结底,农民的苦是有限的收入造成的。
在众多问题之中,经济问题是基础,民生问题是根本。要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基础上提高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一)实施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优化产业结构,缩小居民的收入差距。马克思告诉我们:“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区域经济结构不协调拉大了居民的收入水平。实施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是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其中,优化产业结构,使产业合理布局是我国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优化产业结构和和合理布局产业,不仅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能很好地缩小居民的收入差距,提高了居民的生活水平,推动了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国家要实施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优化产业结构,缩小居民的收入差距。
(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家园。马克思说:“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这告诉我们:人类和环境是共存的互动的同一体,人离不开环境。因此,我们在建成小康社会的同时也要搞好生态文明建设。胡锦涛同志在报告中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的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要求我们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生态自然的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摆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因此,我们在搞经济建设,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必须注重保护环境,防止出现环境反人化现象,威胁人类的生存。要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的家园。
面对能源资源和环境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严峻形势,在我国经济发展处于转型的关键期,我们发展的途径一定要切实从外延式或者粗放型经济的发展为主转向内涵式或者集约型经济的发展为主的路子,从数量型经济转入到质量型经济上来,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
(三)切实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农业现代化,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农民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主力军,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和决定力量。胡锦涛同志在报告中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国是人口大国,任何时候都要立足于解决国内吃饭问题。没有农业、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就不可能有城镇的发展和繁荣,也难以支撑工业化和城镇化。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要切实解决好“三农” 问题,推进农业现代化,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胡锦涛指出,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 问题的根本途径。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必须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模式,促进城乡资源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关系,为更好的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一个良好的互动平台,实现农民收入增长与粮食增产同步,与国民经济发展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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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实施新课改,对于提高学生能力,促进教育事业的整体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高中语文阅读教学仍然存在丧失人文精神、忽略阅读本质、忽视个性发展、精神吸引缺失等诸多顽疾,语文阅读教学已经成为制约语文教学发展的瓶颈。语文阅读教学的功利性严重制约了学生语文素养的全面提高。
着名特级教师程红兵说:“功利的危害是导致人的狭隘:追鹿的猎人是看不见山的,捕鱼的人是看不见水的;功利狭隘的人说到底是没有出息的,是不可能有大作为的。”为此,用充满诗性与理性的教学来激活学生的思维,催发学生的创造灵感,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在这个呼唤精神家园回归的社会中,意义重大。我在日常调查与分析中发现,高中语文阅读教学实施课改面临严重的功利性问题。
语文教师缺乏的不是教学方法、技巧,也不是各种各样的理论,而是最起码的语文素养和必要的人文精神,从而导致语文阅读教学存在许多功利主义行为。
部分教师过于追求课堂表现,课堂设计更多考虑的是教师课堂教学表现能否吸引眼球,能否标新立异,能否控制全局等,而不是从学生学习知识、能力培养的角度出发,课堂设计流于表面,华而不实。另有部分教师还没有走出应试教育的影响,更多地关注学生的分数,只注重学科知识体系的传授和学生解题能力的训练,乏味单调的灌输和机械训练泯灭了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
语文教学的极端探索造成了诸多顽疾,它把解决问题的关键指向了阅读教学外部条件的构建与改进,试图通过这样的努力能够解决问题:通过不断探索总结出来的经验形成名目多样的课堂教学模式,并试图改变当前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非阅读”(非人文)问题;借助多媒体形式和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演绎教学内容,意图解决过去教学手段单调乏味的问题;着力于学生综合分析理解问题能力的培养,让学生从纯粹接受知识的泥沼中走出来,进而经受自主、合作和探究的考验,等等。种种努力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阅读教学中存在的传统与单一,而且显然是取得了或者部分取得了预期效果,仿佛给语文教学尤其是阅读教学带来了一丝生机与希望。然而,透过好看的表象我们看到的却是有些糟糕的真实:它追求形式胜过内容,它追求统一胜过个性,它追求“技巧”胜过艺术。这样的表里不一让我们再一次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语文阅读教学。
课堂上一些教师一味迎合新课程标准,追求合作探究这一时髦的学习方式,但合作探究的目的、时机和过程都有很大的随意性。表面看起来很热闹,实际上并没有思维撞击的火花。学生没有时间也不愿独立思考(可能已经习惯了),讨论只是泛泛交流,并没有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没有人愿意倾听别人的不同意见,几乎所有学生都把希望寄托在教师的说教上。这种有名无实的合作探究,容易滋长学生随心所欲、浑水摸鱼的学习倾向,使教学出现随意性和盲目性。
我在很多公开课调研中都有这样的发现,老师为了凸显自己设定的三维目标,在课堂小结中将情感目标像知识目标一样罗列出来,给人虚假的感觉。阅读教学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具有主观性、体验性、内隐性等特点,它既不能通过生硬的讲授来实现,又不能靠某一节课来完成,而是贯穿于学习的全过程。从教书育人的机制来看,语文阅读教学应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式的,并不是对每一节课都牵强附会地加上一个环节,只有与知识和技能、过程和方法融为一体,才有生命力。
教师上课耍弄“技巧”,学生在语文课上也基本是学“技巧”,他们熟练地答着试卷,如同在机器旁熟练地处理着一批批零件;他们熟练地写着抒情文章,内心却激发不起半点情感波澜。难怪有人慨叹:“语文教育正有异变为一项纯粹的技能培训和手艺磨炼的可能。”“这是传统中国语文教育,在向现代中国语文教育转型过程中,所发生的最深刻、最惊心、最骇人的核变。”技巧是绝对重要的,但我们绝不可把语文异变为一门单纯学习答题技巧并基本用技巧来驾驭的课程。
语文教学特别是阅读教学,对人文精神的重建、民族精神的重建、民族性格的重建都是最佳场所。语文阅读教学到底应着重于语言技术的应用,还是应着重于奠定人的精神根底?
语文教育说到底实际就是“人的精神培植”,就是“丰富人的精神经验、丰富发展人的生命个性的教育”,是一种“本民族文化的教化”。没有语言就几乎没有人的精神(或说只有极为简单、肤浅的精神)。没有语言,我们根本无法用“人的感觉”来感受这个世界。譬如,只有人才能感触、懂得诸如“花溅泪、鸟惊心”(杜甫,《春望》)的感时忧国和骨肉分离的苦痛;“沧海明月”“蓝田日暖”(李商隐,《锦瑟》)的执着怅惘;“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李清照,《一剪梅》)的挥之不去的思夫凄苦,等等。这诸种感觉与知识是“语言”给予我们的。或者说,我们学得了语言,才懂得了或感触到了这些。很显然,语文教育在外在效能上是语言能力教育和训练。或者说,训练语言能力就是训练精神。
在明确语文教育就是精神(不等于思想)教育的“课程的定性”的同时,我们要紧抓语言技能训练,提高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从而奠定人的精神根基。
阅读教学选文标准的一致性从“以文化的普遍一致性证明当今秩序的合理性”的角度显示出语文教育受历史遗留思想钳制的悲哀,而学生个性发展也因此大打折扣。
由于我们被太多的“统一”(高考的需要)束缚着手脚,语文阅读教学几乎不允许广大师生对文本作出独立的自由见解,诸如《祝福》批判悲剧的社会环境和封建伦理道德,《雷雨》揭露旧中国旧家庭的种种黑暗罪恶的现象和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横、冷酷与伪善,这些统一的解读使得阅读教学的“精神空间”极为狭隘,缺乏应有的个体精神的见仁见智。教法也是如此。一位教师的教法成功了,于是在本地区甚至更大范围争相模仿效法、推广,不顾教师个性,而试题思路和考试模式更是如出一辙。于是,学生牺牲了在这个年龄阶段本应有的奇思和幻想,他们过早地成熟和老成,过早地包裹起了真实自由的自我和个性。
成型的教学模式反过来又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师生尤其是学生全面获益,因为模式的形成,也即方法探索的终极定型。在模式运用过程中,思维方式和指向都是一定的、已知的,对接受信息的分析与综合只是形式上的演绎,因为无数次的演练已形成固定的图谱和套路,方法模式化导致的思维定势,不仅导致学生养成了思维惰性,而且束缚了学生的思维空间,影响了学生非逻辑性思维的发展。而语文学习,尤其是文学作品的学习,直觉思维、灵感思维和发散思维对于感受和理解形象艺术性又是至关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它压抑了学生的自我意识、创新意识和完整人格的形成与确立。
语文阅读教学是塑造学生精神世界的教学,它追求的是能够让更多的学生有更多的机会表达自我,通过语言学习塑造灵魂,强化自我意识。这就要求教师敢于培养叛逆者,不断创造民主教学气氛,使学生充分、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使学生在认识、探索某种对象的活动中产生一种乐趣,使其得到极大的满足,从而促进他注意力高度集中,达到忘我的程度。
阅读是读者与作品与作者对话的一种活动。也就是说阅读是以作品为媒介,借此体验、感悟和理解作者在作品中流露出的思想和情感。这种阅读活动,是读者与作者之间心灵的对话,当然,这种对话,是无声的对话,是精神的对话,是灵魂的问答和心灵的碰撞。
当前的阅读教学往往忽略了阅读的本质,忽视了学生的主体体验与感受。反观阅读主体的学生,其阅读情况又是令人吃惊的,几乎所有学生除了课堂上跟随教师分析课文的思路并进行简单的阅读之外,课后阅读少之又少,即使阅读了,也是随性而为,除非任务所迫。大部分同学不太清楚研究性阅读的实质是什么,如何进行研究性阅读,研究性阅读对提高思维能力有什么帮助,等等。存在这种现状,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高考制度决定了阅读教学的应试化倾向,教师在教读课文时,自觉不自觉受到高考题型的束缚,把各类不同文章的阅读拘泥于“背景、段意、主题和特点”的固定模式,对本来丰富多彩的文章内容作了标准化、唯一化解读,显然在不知不觉中压制了学生充溢思想的灵性。更有甚者,把教材当做考试阅读进行指导并将课文编成考题,指导学生不读全文,只对应地找出考题所涉及的内容半猜半蒙,完全忽略了学生在阅读中应富有的个性情感体验和创新潜能的开发。这绝不是真正的阅读教学。难怪会出现这种奇怪现象:开学时学生最爱看的书是语文书,可是后来最讨厌上的课也是语文课。
现在的学生阅读量少,训练题多。学生的课余时间被大量的数理化、英语作业占据,甚至还上各种辅导班,最后所剩无几的一点时间只能“身体调节”,哪有精力看书?而课堂上只有可怜的几分钟阅读,大部分时间被老师烦琐的分析和频繁的提问占据着。任何能力都是学习主体“悟”后“练”出来的,而绝非是“讲”或“听”出来的。缺少阅读,对语文阅读教学是釜底抽薪,对学生能力的养成就是一句空话。
把学生固定在教室里,框在语文阅读教材里,学生缺乏必要的生活积累和生活常识,远离社会实践。孔子有言:“不观高崖,何以知颠坠之患;不临深泉,何以知没溺之患;不观巨海,何以知风波之患。”因此,语文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语文阅读源于社会生活,应用于社会生活,一旦离开了社会生活,就丧失了生命力。把学生关在教室里而忽略了生活实践,这无疑是“小学而大遗”。
传统教学观念把知识看成是定论,把学习看成是知识从外到内的输入,同时低估了学生的认知能力、知识经验及其差异性,并在教学中表现出了过于简单化的倾向。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教学就是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的过程,“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教,学生学,这是天经地义的。由于传统教学过于强调教师的教,因此教学活动就成为一种教师对学生单向的、线性的传授知识的活动。
在理想语文学习理念下,学生精神的愉悦是第一位的,只有在愉悦的精神吸引状态中,学生才有认知接受的可能和发展的可能。教育家巴班斯基指出:“教学过程最优化是在全面考虑教学规律、原则、现代教学的形式和方法、该教学系统的特征以及内外部条件的基础上,为了使过程从既定标准看来发挥最有效的(即最优的)作用而组织的控制。”换句话说,所谓教学过程的最优化,就是要求将社会的具体要求与师生的具体情况和所处的教学环境、条件及正确的教学原则几方面结合起来,从而选择和制订最佳工作方案(即教案),优化教学过程的“精神吸引”,实现师生合作探究的最佳效果,而语文阅读教学的最优化就是建立在这个理论基础上的一种理性追求。
语文学习在现行考试制度下具有“赚分”的“显性功利”,还有超越“赚分”这一“显性功利”的更高级和更重要的关于人的素养的“隐性功利”。引导学生认识语文学习的重要意义,明白其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赚分”这样单一的“显性功利”上,而应该把目光放到关乎人一生的“隐性功利”。此外,在语文阅读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极力彰显语文学科魅力,彰显其承载人类文明与发展和对生命的体验与思考的意义,使学生充分认识到语文学习这一最具有深刻意义的“隐性功利”的重要价值,这样,语文学习才能深入人心,语文教学的春天才会到来。为此我们尚需深入研究,探索出一条适合学生思维发展、能力提升、人格优化的最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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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理学(pharmacology)是研究药物与机体(含病原体)相互作用及其规律和作用机制的一门学科。主要指研究有关使用化学物质治疗疾病时引起机体机能变化机制的学问。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高职药理学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高职药理学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全文如下:
药理学是医药学各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也是联系医学基础与临床、药学与医学的桥梁学科,本课程涉及的知识面广,内容繁杂,在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较多。现我将在药理学教学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及合理的解决方法加以整理,概述如下。
1.与临床用药联系不紧密。
药理学为药学、护理、临床等专业的主干课程,对学生进入相关岗位工作,起到至关重要的任务。药理学教材上所列的药品一般都是具有代表性的药物,并不是临床常用药物,且临床所用新药很难在教材中体现,因教材更新需要一定周期,跟不上临床新药的发展。医药专业学生进入工作岗位之后,所学药理知识相对滞后,不能满足临床用药及护理需求。药理学知识与临床紧密联系,而目前各大院校药理学教师大多在教学一线工作,没有深入临床实践,没有信手拈来的临床用药经验,仅仅依靠课本上的内容,教学内容与临床脱节。
2.教学方法内容“一刀切”。
高等院校的药理学教师往往不是给一个专业上课,很有可能会给不同专业讲授药理学知识,而不同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及能力要求对药理学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多数药理学教师针对不同专业没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与内容,课程定位不够准确,针对不同专业的教学往往“一刀切”。比如,在给高职护理专业学生授课时,多数教师比较重视药理学学科的系统性,重点讲授药动学特点、药理作用、临床应用,而忽视护理岗位对课程要求的特殊性,对药物的配伍禁忌、不良反应、用药护理等知识讲授较少。
3.理论知识枯燥,学生学习兴趣普遍不浓厚。
药理学涉及生理学、内科学、病理学等学科知识,需要扎实的知识基础,以及分散与联系各学科知识的能力,基础较差的学生学起来会比较吃力。本课程主要教学内容为理论教学,必须在熟记的基础上进行下一知识点的学习。比如,学习M受体激动药和M受体阻断药,必须在熟记M受体的分布与作用之后学习效果才好,如果学生没有及时复习及熟记相关知识,新内容的学习难点就会加大,这毫无疑问会降低学生的学习兴趣。需要扎实的理论知识、主要靠记忆的学习方式、必须及时巩固新学知识等特点,导致学生学习兴趣不浓厚,必须靠督促来学习,学生掌握情况不好。
4.教学功底不够深厚。
高等职业学校的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大多数是从各大院校招聘的专业相关的毕业生。以医学类为例,青年教师大都从中医药院校或者医学院校毕业,他们专业基础知识牢靠,但是没有受过系统的师范类教育,导致专业知识够用,但教学内容的组织、板书等教学基本功差,降低了教学质量。
1.结合临床实践。
药理学教材建设必须以临床用药为依据,加快教材建设,针对不同专业的特点,调整和修改教材。比如,护理专业的教材应该加入临床用药护理须知,紧密联系学生就业岗位所需能力要求。药理学教师应该利用寒暑假到医院、药房进行假期实践,更新理论知识,了解目前临床常用药物,以便在教学过程中有所侧重。同时,经过实践积累了一些临床用药病例,上课时可随时举例,使上课气氛更活跃,强化学习效果。
2.根据专业特点教学。
医学各专业就业方向岗位有很大差异,对于医学基础课药理学的讲授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不同专业的岗位特点进行教学。护理专业要加强用药护理须知、药物的不良反应等内容的讲授。对于口腔专业,针对口腔专业要重点加强局麻药和抗菌药物如甲硝唑等内容的讲授,药物的作用机制、体内过程可以结合课时适当缩减。
3.加强学习理论知识,增加实验课时。
教师必须加强自身理论知识的学习,不仅包括药学知识,还要加强相关课程理论知识的学习,特别是内科学,是药理学教师必须学习的内容。药理学教师在上学期间接受的药学专业教育中没有内科学,但是药理学的临床应用中涉及大量疾病的症状及机制。如果对各类疾病不清楚,那么讲课只能照本宣科,上课内容枯燥,激发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要增加实验课时,在做实验的过程中,学生对药物的药理作用、不良反应有更形象更深刻的认识,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增强学习效果。在条件、课时有限的情况下,可借助多媒体,播放实验视频。
4.加强教学基本功、导师制的培养。
针对教学基本功较差的情况,对每个新进青年教师要确定至少一个培养导师,听指导教师上课,培养导师对其教学基本功进行长期性的指导,同时促使青年教师习得专业知识。
药理学在医学类专业中属于桥梁学科,在各专业的学习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也是学生们以后在工作岗位中必须应用的学科,药理学教师必须在教学过程中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服务于祖国教育与医药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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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战略就是公司将品牌作为核心竞争力,以获取差别利润与价值的企业经营战略,EMBA、MBA等商管教育均对品牌战略建立及规划方法有所介绍。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可口可乐公司实施品牌战略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可口可乐公司实施品牌战略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全文如下:
(一)研究背景
经过多年的持续发展,我国饮料工业不仅带来了市场的繁荣,带来了人们生活内容的改变,甚至还带来了人们理念和思维的改变,饮料己经走出少数人奢侈的殿堂而成为大众的生活必需品。近年来时有发生的淮河水的污染和2005年11月哈尔滨因松花江污染而造成的4天停水事件,开始让人们认识到饮料已经成为一种举足轻重的战略物质,饮料及饮料工业的战略地位不容忽视。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软饮料工业保持高速发展,到2004年,我国有规模以上饮料生产企业961家,软饮料产量达 2912.43万吨。其中碳酸饮料 671.23万吨,果汁及果汁饮料500.04吨,瓶(罐)装饮用水1205.94吨。这些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914.82亿元,利税总额104.48亿元,从业人员17万人。2004年我国人均饮料消费22.4升。2010年我国饮料产量2260万吨,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可以想象饮料工业还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据估计,2005-2015年我国软饮料产量将以年均5%的速度增长,即2015年将达3700万吨。巨大的市场空间将是所有饮料企业发展的良好机会。
此外,茶饮料和果汁饮料异军突起。迎合中国传统口味的茶饮料这几年己经发展成为最受欢迎的饮料,成为继碳酸饮料、瓶装水之后,饮料市场的第三次浪潮的引领者。而一些新兴的复合型果汁饮料因含维生素、矿物质和低聚糖等成分,正在营造健康饮料的新概念。这些非碳酸饮料涌现对碳酸饮料的冲击很大。
(二)研究意义
本文根据可口可乐公司茶产品面临的市场现状,运用市场营销的原理,通过对茶产品的重新定位,设计好可口可乐公司茶产品新的营销体系,这样,使公司进入茶市场快速发展的轨道,不仅实现公司茶产品的飞速成长,达成公司实现全品类发展的战略目标的关键一步,还能够对国内的其它快速消费品公司在快速成长性市场如何定位产品,拓展市场提供参考依据。
(三)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
国外从1956年温德尔·史密斯提出了“市场细分”的新概念,从而使市场营销步入了目标市场营销的新阶段。在营销史上,没有什么比4Ps影响更大的了。1960年,密西根大学杰罗姆·麦卡锡在早期职能学派的研究基础上,尤其是在麦加里的职能理论基础上提出了4Ps理论,即产品Product)、价格(Priee)、地点(Place)、促销(Promotion),从而使市场营销学有了根本性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科特勒在强调“大市场营销”的时候,又提出了两个“P”.即公共关系(PublicRelation)和政治 (Politics)。20世纪70年代是定位的时代,美国的屈特和里斯提出定位论。定位是设计公司产品和形象的行为,便于目标市场能知道公司相对于竞争对手的地位。公司进行定位的前提是对目标市场顾客重视的利益及顾客选择供应商的方法的了解。科特勒认为,定位包括三个步骤:公司要能找出与竞争对手之间的可能的差别,包括产品、服务、人事和形象。公司要运用一定的标准来选择最重要的差别。公司要有效地向目标市场说明它与竞争对手之间是如何不同。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企业意识到营销应负有一定的社会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与新价值观是:卓越的企业家和企业文化应追求更高的价值目标。于是出现了社会营销观或道德营销观,也称为生态营销观,强调企业的广告、价格策略、分销活动都要兼顾社会与公司的利益。科特勒指出:社会营销观念旨在产生最令顾客满意的顾客导向,它与长期消费者福利两者都是实现公司目标的关键。
21世纪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营销的全球化、个性化发展趋势,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营销策划和手段花样翻新,4CS服务策略引起了企业和营销研究学者的关注。以美国西北大学教授D.E.舒尔兹为代表的专家学者于 2005年提出了以4cs为核心的服务营销策略,这4Cs服务策略是:顾客(Consumer)、顾客总成本 (Cost)、消费便利条件 (Collvenience)、厂商与顾客的双向沟通 (Communicatfon),即由厂商本位主义转变成消费者本位主义。舒尔兹认为,传统的以4PS为核心的营销策勒,重视产品导向而非真正的消费者导向,即企业生产某一产品后,设定一个能够收回成本达到一定目标利润的价格和销售量,经过企业控制的销售渠道,对企业产品进行相当程度的促销。这是一种从内向外的营销,消费者处于被动的地位。而4CS策略则是一种从外向内的营销模式,消费者处于主动地位,因为它实现了4个转变:由产品到消费者的转变,由价格到成本的转变,由分销渠道到便利的转变,由促销到沟通的转变。
通过对中国市场学会理事以上专家的研究成果进行收集,又对全国500余所大学具有教授职称的营销学教师的资料进行收集,还通过关键词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维普期刊网、人大复印资料期刊网进行全面检索,凡是在某一营销研究领域发表了10篇以上论文的学者都进行了分析,最后发现,在中国市场营销领域,有八个最具特色的研究,它最能代表当今中国市场营销研究的现状。这八个特色研究,分属于八个研究团队,被称之为中国市场营销研究的八大流派。它们分别是基本理论派;顾客满意派;品牌营销派;营销道德派;营销实务派;营销安全派;精准营销派;顾客价值派。下面对本文有借鉴意义的顾客满意派和品牌营销派做一些介绍。
1.顾客满意派。顾客满意问题研究在中国出现己经十年了,十年中虽然出现了许许多多有关顾客满意的研究成果,但大都是孤立的、零星的文章,最为系统、最有特色和最有影响力的系统研究,要数清华大学赵平团队的研究。赵平,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市场营销系主任,中国企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市场学会常务理事。赵平团队在顾客满意研究方面己经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最近几年,在国内外重要刊物发表了大量有质量的高水平论文,其中消费民主主义与国产货偏袒行为的结构关联性实证研究、钢铁业用户满意的实证研究、中国消费者满意度测量中光环效应的实证研究顾客满意指标研究、中国消费者价格容忍度研究、中国耐用消费品行业顾客抱怨行为研究、耐用消费品行业顾客满意对顾客忠诚的影响研究、品牌忠诚度及其测评研究、构建中国用户满意度指数体系的若干问题的研究、用户满意度指数模型研究等等,己经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并形成了赵平团队独特的理论体系,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其核心思想是企业通过提供产品,服务等手段来满足消费者各个层面的需求,只有顾客满意度的不断提高,才能带来企业长远的发展。赵平教授领导的“中国企业顾客满意度研究”成果,己经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顾客满意度调查大型数据库,得到了学术界和企业界的普遍认可,其数据库已经为学术界和企业界广泛使用。
2.品牌营销派。品牌问题研究,在国内经历有20多年历史,也形成了一些有影响的研究,像中山大学卢泰宏、深圳大学余明阳等人的研究都很有特色。
但研究最系统、影响最大的还是南开大学范秀成团队的研究。范秀成,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他主持了“顾客关系资产决定因素、测评方法与管理研究”、“服务失败、顾客抱怨和服务补救”研究、“基于顾客的品牌权益评价方法和管理研究”、“中国银行业的战略品牌管理”四个关于品牌研究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还主持了“品牌资产理论与我国企业名牌战略研究”的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课题,以研究课题为基础,范秀成团队在国际国内著名的理论刊物发表了大量品牌研究成果,其提出的顾客关系资产决定因素与测评方法、品牌联想结构的分析法,顾客的品牌权益的评价方法等,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品牌管理理论。
(三)研究方法
1.调查研究法。针对该课题,通过调查、收集资料、数据以及观点,经过整理、归纳和统计分析,揭示规律性,得出有意义的观点。主要方式有问卷调查、面谈、小型座谈会等。
2.文献归纳法。收集社会上已经发表的文献资料,包括相关的经验体会、研究成果、统计资料,加以分析、整理、归纳,从中找出有价值的观念。
3.市场考察法。下市场对与该企业有业务往来的客户、竞争对手及同行在较长时间地进行调查、了解,并如实记录。
(四)研究思路
本文首先在分析茶饮料行业发展趋势与可口可乐公司面临的挑战的基础上,提出现有的企业茶产品营销体系是制约公司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问题,通过借鉴国内外市场营销理论,结合最新的渠道营销和整合营销理论,从可口可乐公司茶产品现状入手研究,诊断出现在茶产品营销体系存在的问题,提出茶产品重新定位的思路,从而设计新的可口可乐公司茶产品营销体系。
二、可口可乐公司实施品牌战略的现状、存在问题
(一)可口可乐公司实施品牌战略的现状
可口可乐公司是全球最大的软饮料公司之一,拥有超过500个饮料品牌,每天为全球的人们提供怡神畅爽的饮品。除全球最有价值品牌可口可乐外,还拥有12个每个价值均超过10亿美元的品牌,其中包括:健怡可乐、芬达、零度可乐等。
在全球,可口可乐是世界上最大的汽水、果汁、果汁饮料、即饮茶和即饮咖啡的供应商。通过全球庞大的分销系统,使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每日享用超过16亿杯可口可乐产品。同时,可口可乐长期致力于推动在全球每一个业务区域的经济发展,倡导环保与节能的理念,开展环保项目,促进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1979年可口可乐进入中国市场,与3个瓶装集团合作,建立了41个装瓶厂,累计投资40亿美元。可口可乐逐渐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国际品牌之一,在中国软饮料品类占重要地位,其系列产品在中国市场是最受欢迎的软饮料之一。
截至2010年10月,可口可乐在中国区已经建有39家装瓶厂。目前可口可乐中国系统员工已超过4万人,间接创造就业岗位40万个,社区项目累计受益8400万人。过去5年来可口可乐在中国业务持续以两位数速度增长,目前中国已是可口可乐全球第三大市场。
可口可乐中国系统在中国长期以来不遗余力地支持各种全国和地区性社会公益事业。2008年5月,可口可乐系统(包括可口可乐(中国)饮料有限公司,中粮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可口可乐中国实业有限公司,太古饮料)在第一时间捐资援助四川地震灾区2000多万元人民币之后,又再次追加8000万元人民币的捐款,从而使可口可乐系统向受灾地区的捐赠达到了1亿元。除了热衷于公益事业,也在响应全球的号召,为低碳、节能、环保而不懈努力。
可口可乐公司拥有完善的水资源循环利用系统,预计到2012年将水利用率平均值降至1.95升/升产品。废水处理可100%达到可口可乐公司和中国相关的标准。目前,可口可乐与商务部、水利部、UNDP共同联手开展了中国农村地区水资源管理和饮用水安全项目。可口可乐公司调研水源,在当地建立污水处理厂和引用水管道,并在学校建立安全饮用水管和洗手池。
除了水资源的保护,可口可乐公司还启动了可口可乐能源管理战略。在生产中尽量减少能源消耗,并预计到2015年将可口可乐中国系统制造环节的平均能源利用率降至0.40兆焦耳/升产品。在产品的保鲜、制冷上,可口可乐承诺在所有新的制冷设备中100%使用不含氢氟烃隔热材料的制冷设备,而是采用低碳环保的冷媒新技术冰箱,并逐步替代现有流通渠道中的冰箱,2010年前在所有新采购的制冷设备上实现节能40-50%;在容量大于250升的新制冷设备中安装能源管理系统EMS-55和插入式技术,使制冷机组提高35%的能源使用效率,节能总量达55%.
在可口可乐的工业生产园区内随处都能见到环保节能设施,比如风力太阳能道路照明系统、热动力热水系统,废水和雨水的收集系统等。工业园区屋顶的绿化设计可吸收太阳热辐射,并把之降至最低。
2015年前,可口可乐公司承诺在2008年的基础上每升产品减少使用7%的包装材料,并在包装回收工艺技术上探寻更大的发展。
(二) “可口可乐”对中国的贡献
1.促进了当地饮料行业发展。在美国“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两乐”进入中国之前,中国饮料行业处在相当落后的状态:市场尚待开发,人们喝茶或白开水,很少喝专门的饮料。1980年全国饮料总产量只有28.5万吨,人均不及300克;由于“条块分割”,全国各地的饮料厂“小而全,技术和经营水平落后,饮料品种单一且质量差。”两乐“进入中国后,带来了现代饮料业的经营模式,带来了中国发展饮料业所需的资金、技术和管理方式。尤其是”集中生产主剂,分散灌装饮料,管理模式如今成为我国饮料业的产业政策。
2.促进国企改革。“可口可乐”在华的中国合作伙伴往往是中国的国有或集体所有的大中型企业。通过与“可口可乐”合资或者得到“可口可乐”公司授予特权灌装权,这些企业多数得到改造,企业增强了竞争力。
3.促进经济繁荣。一项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美国南卡来罗那大学最近进行的调研显示:“可口可乐”公司及各厂在中国支持41万个就业机会,每年使中央和地方税收部门直接或间接增加利税16亿元人民币。论文格式每年通过乘数效应,使中国经济增加300亿的产值。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林毅夫等人完成的《“可口可乐”灌装系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的研究报告,第一次对这个问题给予了实证量化。该报告利用经济学中的投入产出理论,得出的结论是:1998年 “可口可乐”每购买1元钱的中间产品和投入品,就会给其他部门带来2.66元的最终需求,从而增加了中国经济的总产值。
例如:“可口可乐”花了100元购买食糖作为原料投入,而这100元接着又成了糖厂的原始投入,糖厂拿到这100元后又可以购买别的投入品,如此周而复始,这100元的贡献引起了社会生产各个环节的投资和收益。实际上,1998年“可口可乐”初始资金投入共81.6亿元。产值81.7亿元,投入产出大体持平。这些初始投入引起了217亿元的新增产值,给其它经济部门都带来了扩张效应,尤其是运输、邮电、煤炭、电力、合成化工材料和技术服务部门受益最多。
在推动经济扩张的同时,“可口可乐”罐装系统也增加了政府收入,它每年为中国政府提供大约1.6亿元的税收。在就业方面,它本身提供了1.4万个工作岗位。由于它的订货,为上游供应商提供了34万个就业机会,为了销售它的产品,下游经销部门又新增了5万个就业机会。加起来,“可口可乐”罐装系统在中国一共创造了约40万个就业机会,是它直接雇员人数的32倍,换句话说,“可口可乐”每在中国投入10万元人民币,就会创造出6个就业机会。
(三)存在的问题
1.渠道成本持续攀升
业内有句俗语“再穷不能穷渠道”,似乎渠道费用的持续攀升已是正常现象。可口可乐每年的销量从2006年开始,每年平均呈48%的增长,但是渠道费用也在不断的上涨。产品的利润率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各个渠道流通环节的费用越来越高,各项费用快速增长,单箱成本越来越高,企业的负担越来越重。 随着2006-2010年销量的增长,销售费用按年平均35%增长,物流费用按年平均23%增长,其中物流费用有16%的费用是由于物流到货后,由于订单量不准、客户仓库爆仓以及产品单品差异等原因造成产品回仓从而影响物流费用的有效控制。而单箱成本按年平均30%增长。可以看出销售费用及物流费用的增长率远远高于单箱成本的增长率,所以控制销售费用与物流费用是渠道成本控制的当务之急。
2.渠道管理缺乏品牌战略
可口可乐(中国)公司渠道冲突问题的产生主要是公司营销战略的缺失和渠道战略的不合时宜性。
(1)由于在战略上将渠道当作外部资源,公司制定营销战略时往往忽视或轻视了渠道成员的利益,造成渠道成员与公司的利益点不一致。也就是说,公司经常会将渠道各级成员当作“工具”,而不是合作伙伴,这样,渠道成员就是一个一个的单独个体,与公司的战略目标并不合拍,战略目标和根本利益的不一致当然产生个体之间的冲突。不可否认,渠道冲突问题发生最严重的公司,就是那些在一个区域找到一个经销商后就放手不管的公司,他们基本上是能发出货,能收到钱就什么都不管的公司,仅将经销商当作卖货工具,最终都在渠道冲突面前束手无策。
(2)由于渠道成员承载了太多的责任,这种责任与现实情况是不可调和。例如,在经销商处可以看到为新产品上市而进行简单的各级批发商奖励方案。公司最重要的前期工作,基本上就是用简单的政策让渠道成员在短时间内大量进货,至于这时的渠道管理以及上市后的市场管理就不用提了。这样的销售战略,必将在渠道上引发冲突。
(3)公司在战略上还将原来一些老的渠道模式继续应用,这些渠道模式明显不能适应地区销售的要求,从而产生渠道冲突。传统的模式在社会化大分工,精细化管理的情况下,必须进行有效的调整,如进行管理的加强,人员的培训和区域的合理性调整,否则有必要重建渠道或重新培植渠道成员。一个公司能真正将渠道当作自己公司的一部分,来共同完善一个公司的营销整体战略是不容易的。以前很多公司流行在产品己研制出来可以销售的时候去招商,这明显是将经销商当作外部而不是公司一体的表现,所以,招商越来越走下坡路也就不足为奇了。可以说,现在许多公司还没将渠道提高到战略的重要性上来认识,只是觉得产品销售需要渠道,而并不觉得渠道与公司,产品等本身就是密不可分的。
3.品牌战略执行上存在偏差
(1)可口可乐(中国)公司在制定销售策略时,产品,价格,渠道,促销,消费者各项因素往往是孤立的,或者有些因素根本就没有考虑到。系统性不强的渠道策略是背离公司应该制定的整套合理营销策略的,渠道成员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因而被迫进行主观的调整,调整过程会与整体市场不协调,因而产生渠道冲突。最常见的例子是,只单纯制定渠道政策而忽略了消费者,消费者对产品不买账,从而导致渠道成员砸价,窜货,严重扰乱市场价格体系。
(2)由于公司制定销售策略时中心会落在公司销售量的完成上,至于渠道成员通过什么方式或手段来完成任务经常被公司忽视,因而不可控的渠道行为造成了渠道冲突。如果不对过程进行约束,渠道成员就会对策略有不同的理解,从而产生不同的行为方式。
(3)公司选取渠道成员时以流通能力,资金能力考察为主,忽略了渠道成员的其他考核因素,如信誉,价值观,经营理念等一些软指标,因而造成渠道成员思路不一,素质参差不齐,为渠道冲突埋下隐患。这是公司选取渠道成员最容易犯的一个毛病,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因为没有找到预期的渠道成员,从而退而求其次,选取一个并不满意的经销商,最终有可能埋下一个定时炸弹。
有时公司已经达到几天一个销售策略,一个销售代表手上同时掌握着几个销售策略的程度。竞争对手有什么动静即刻进行反攻。这些未经仔细考虑的销售策略由于都要在渠道上开展,将产生很大的问题,这些渠道问题也就是渠道冲突的导火索。公司在宣传其制定的销售策略如何合理和有效,其实从这里可以看出,多次的让渠道接受休克疗法,最终会将渠道治垮。
4.渠道管理思想缺乏系统思考
无论是“公司本位”思想,不事先杜绝而是事后严罚的思想,还是只想用罚款,保证金,返利等既得金钱利益来控制渠道成员的思想,都是公司一种不端正的渠道管理思想,这些都不应成为杜绝渠道冲突的指导思想。
思想决定行为,由于有了这些思想,公司在渠道上的行为就不是一种合理的销售管理行为。同时由于有了这些思想,使公司离市场太远,贸易式的业务关系与渠道精耕细作的思想发生碰撞,这种不和谐将花费巨大的渠道管理成本。
5.不匹配的市场服务能力
公司的市场服务能力还较弱,服务渠道成员的能力比较差。而对由于产品要满足消费者需求,从而必须对渠道成员服务,以求其更好更快地服务消费者的认知不足。公司的功能应该是“服务”而不是“管理”,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公司的市场服务能力很难建立起来。服务不到位,使本来就不太规范的渠道在执行过程中出现问题。
现在可口可乐(中国)公司在大力推广“渠道下沉”,“精耕细作”,“深度分销”等等,都是在加强公司对市场的服务能力,从而避免渠道问题的产生。作为渠道的起始点,市场服务功能太弱,根本不知道如何去服务市场,只知道用高压政策去“管”渠道的公司,将市场服务交由渠道成员去做的公司现在都一个个地衰败和逝去。市场是需要企业去服务的,因为所有的渠道成员至少都是公司的消费者。公司没有从“管理市场”到“服务市场”进行转变,或者让参差不齐、素质各异的各级渠道成员去管理,有限地服务他们的下线客户,冲突也就有了可能。
当然,在战略、策略、能力、思想都发生偏差、缺失或者存在错误的情况下,公司的销售行为就肯定己经严重偏离了市场要求的轨道,这种由于公司的错误而导致的渠道冲突也就“无处不在”.而那些不公平、不公正,大户与小户不对等的执行方式、业务员为销量纵容渠道冲突产生的种种行为,以及在渠道上的各项措施执行偏差,都将使渠道冲突一次又一次地延续下去,在一次又一次的无奈处罚中渠道冲突也逐渐升级,从而彻底将公司的渠道搅乱,最终出现渠道崩盘也不是不可能的。
三、可口可乐公司品牌战略实施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饮料企业面临的市场压力大
1.品类多元化经营的压力。目前我国饮料市场己经成为多品类竞争、多品类经营的市场格局,单一品类饮料统领、独占饮料市场的情形己经不复存在。碳酸饮料、水饮料、茶饮料、果汁饮料和乳类饮料作为主要的饮料品类,己经基本均分了饮料市场份额。未来,功能性饮料等一些其他饮料新品类也会逐步加入到均分市场份额的行列中。
2.赢利能力大幅度下降的压力。我国饮料市场竞争激烈,持续的广告战、价格战和居高不下的市场营销费用使饮料企业的赢利能力大幅下降,陷入微利甚至亏损的窘境中。
3.品牌体系建设的压力。在品类多元化的潮流中,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不高,说明了饮料市场创建新品牌的机会还很多。给饮料企业现有的品牌维护、提升、延伸拓展以及新品牌的建立、推广带来的压力。
4.产品升级及新产品开发的压力。饮料企业通过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口感品质来赢得消费者的喜好,摆脱同质化竞争所引发的价格大战;通过开发新的品类来拓展企业所经营的饮料品类,满足市场需求的变化。
5.终端市场的开发和管理的压力。饮料作为大众消费品、快速消费品,其消费具有冲动性、即时性、方便性等特点,因此,能否抢占有效的有限的销售终端直接关系到企业能否快速地销售产品。有限的终端空间、众多的饮料品牌给饮料企业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和挑战。
(二)企业品牌形象建设难度大
1.饮料市场呈现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据中国饮料工业协会统计报告显示,截止到2010年,根据中华全国商业中心对全国重点大型零售商饮料饮品(软饮料)销售统计,以市场占有率为依据,排名前两位的依次为:可口可乐、百事可乐。
2.企业品牌形象建设难度大,广告边际效应递减。随着饮料商家和种类的日益繁多,消费者选择范围大,消费者逐渐趋于理性。企业需要在品牌运作以及市场推广上整合丰富的营销手段传播自身的品牌价值,提高品牌忠诚度。
3.整体竞争格局分析:三股竞争力量相互牵制。第一是以统一和康师傅为代表的台资企业,在包装和口味上创新,配合较长的产品线。第二是汇源、养生堂等国内知名企业,揽尽其在地理位置和较高信誉度的优势。第三是诸如从单一业务经营领域走向多元化经营领域的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等跨国公司。
4.细分市场竞争分析:不同品牌具有不同的细分市场结构,由于产品的特点和市场的定位不同,各个品牌的使用者各具特色。另外,消费呈现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南北方由于地理、口味、消费习惯的差异,各自选择的品牌不同。
(三)产品差异化程度难以突破
品种与口味,从总体上看,由于饮料市场进入壁垒不高,产品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竞争对手跟进很快,虽然不同饮料品种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性,但对于消费者口味偏好的千差万别,这种替代并不绝对。消费者口味的多元化,形成了生产者以新品种和新口味的开发为主要手段的产品差异化,也形成了饮料企业获取市场的关键。
(一)有效控制营销渠道的成本与费用
有效控制营销渠道的成本与费用,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考虑:
1.物流管理方面的渠道配销管理和渠道助销系统管理。加强渠道配销管理就是加强物流配送系统和订单的管理,目的是减少“假订单”发生率,提高实际到货率,将产品回仓率减小到最小。做好客户库存的沟通、维护和管控,从产品出厂的末端抓起,提高各个渠道配销环节的准确率,有效控制渠道的物流费用。渠道助销系统的管理就是在渠道配销管理的基础上降低渠道运营成本,加强人的监控、行销资源等的管理。
2.销售费用管理方面的渠道市场费用、促销管理费用。渠道促销是可口可乐经常采用的营销活动策略,但是促销活动结束后,效果往往不尽人意,形成资源浪费。分析以往的促销活动,可口可乐公司发现:大多数促销活动只是一种低水平的同质化竞争,停留在满足消费者物质层面或理性层面的需求。大多数促销是以低价、买赠作为消费者的买点,同时通过POP等市场工具来刺激消费者冲动性购买。这样的促销活动往往事与愿违。为了有效的控制促销及相关的市场活动费用,在2008年做相关促销活动前,先分析以往消费者对类似的促销活动的整体评估,也可以评估竞争对手的促销活动的效果。渠道管理者要删减不必要的促销、市场费用,合理均衡安排促销活动,及时调整促销活动投入的资源,将销售费用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3.加强人员的监控,所有的助销人员:促销员、理货员以及业务人员包括送货司机,都给予不同的责任及岗位培训,使其专业化和职业化,同时应用合理的激励考核机制,在其基础的工作岗位上,对其行为点进行考核。
4.控制市场费用及促销费用的操作流程的三步走:
第一步:每开展一项大型促销活动前先核定立项需求书:组织调查讨论-确定项目负责人-调查提纲的拟订-调查问卷的设置-调查员招聘/培训(模拟调查)-调查-数据录入-数据分析-报告撰写-可行性建议。
第二步:如果活动可行,确定促销活动的准备步骤。
第三步:对所有相关人员:如参与活动的管理人员、促销人员、零售商以及经销商的培训。
5.加强库存货龄的管理
饮料企业对库存货龄管理的最大要求就是产品的新鲜度。加强库存货龄管理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产品的新鲜度,降低库存风险。不仅是企业存在库存风险的管理,对于零售商也同样把库存的管理放在首位。
对于零售商而言,一般会经营很多品牌的产品,那么其把资金投入某厂家的产品的水平就反映其对该厂家的重视。反映资金的投入大小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其库存的大小,增大其库存就是促使其扩大销售量。以沃尔玛为例,沃尔玛内部要求补货员必须每日向采购和可口可乐提供信息,以提高商场的现货水平,减少整个供应链的额外库存。对可口可乐提出库存管理的目的是让订单流动更稳定,以便能够制订更好的生产计划和配送计划,同时也能控制可口可乐有较少库存。沃尔玛采购严格考核可口可乐的送货率、订单生成到店里最终收货所需的天数、门店库存以及本仓库存。
作为供应商,可口可乐在每个卖场设有导购员或促销员,要求导购员或促销员对每个门店的库存量有相当的了解,在配合门店人员补货上架时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做好库存的维护、管控及沟通。存货过多要及时消化,缺货又要及时补货,与目前专业化的卖场来讲,沟通起来比较容易,大多数卖场都会有自动生成库存量而产生订单的系统。而对于非专业的经销商而言,往往需要业务人员用心做好全面的库存管理工作,不仅让公司了解供应商的库存情况,也需要让经销商对产品有更多的关注和了解。
(二)加强企业品牌建设
在可口可乐(中国)公司的渠道冲突管理在传统渠道管理的基础上,加强企业品牌建设需要推进以下渠道管理变革 .
1.批发系统
可口可乐(中国)公司的业务系统中,没有大批、小批、二批、特约经销商、分销商这些繁杂而又无效的客户之分,统称为批发商。在奖励政策和具体运作中,应该全部是一视同仁。除批发商的合同除销量目标不同之外,应该把他们纳入同一个合同版本之下,操作同一个市场。
同时,可口可乐(中国)公司还应该帮助客户学会做市场,帮助他们管理自己的业务,并通过培训使其与可口可乐公司一起成长,而不是把他们扶持成经销商,市场费用交其掌握,由其开发市场,自己只是在坐收销售收入。
2.KA系统
可口可乐业务系统将KA系统细分为大卖场、连锁超市和便利超市三类。即使同一个KA客户同时包含了以上三种业态,也将会有三份不同的合同书呈奉到它们的手上。
由于KA系统属于现代渠道,并且较多KA客户在国际市场上己经是可口可乐系统的长期合作客户,所以,公司应专门设立谈判经理进行此类国际大客户的合同谈判。以使合作更加紧密和符合国际合作惯例。
3.直营渠道系统
直营渠道反映的往往是一个企业的市场掌控能力,在可口可乐(中国)公司创新渠道冲突管理系统中,更主要体现的是企业的个性服务能力和统筹能力。“为其大于其细”.针对性地对快餐行业、工矿企业、旅游景点、各类学校应该怎样服务,应该给予怎样的销售政策,应该实施怎样的销售策略,都作出专门规定,体现出可口可乐公司于细微之处彰显特色的企业文化精髓。
通过对以上各个渠道的合同化管理,将各个渠道的各项奖励进行平衡,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严格按照各项奖励措施进行实施,这样,脱离了拍脑门决策方式,各个渠道都在宏观的统筹范围之中各施其职,各尽其责,都在固有的程序和模式中运转。
应该说在这个方面,可口可乐(中国)公司的做法是可取的。通过可口可乐公司对市场的电话拜访,发现客户会对公司合同执行是满意。
客户不满意的地方主要集中在流程上,对“合同问题”表示不满的客户共5家,依然集中在东区,客户均反映今年签的合同至今未返,望加快流程速度。因此本文认为,在已有成功做法的基础上,可口可乐(中国)公司可深化创新,引入精益管理思想,优化合同管理流程。
(三)加强技术革新,创造价廉物美的新产品、新口味价廉物美是竞争取胜的重要法宝,这是放之四海的基本规律,也是大家熟知的道理,但“可口可乐”将之发挥地淋漓尽致。她十分重视产品的品质管理和质量保证,产品最关键的部分—配方是全球统一配制的,质量严格控制,口味绝对保证,产品高度标准化。
此外,由于制作简单,材料普通易得,适宜大规模生产,每瓶饮料成本很低,所以能够低价销售,不但让消费者“买的起”,而且能够“物超所值”.
反观我国企业,价廉问题不大,但物美就很难保证。不少老字号产品主要靠祖传经验来制作,标准化程度不高,品质不稳定;还有些企业,质量观念差,工艺粗造,员工技术不过关,产品质量问题频频,结果声誉一落千丈,甚至从此翻不了身。因此,在保持价格便宜的同时上,如何保持质量的稳定性值得我国企业深思。
本文通过对可口可乐(中国)公司在品牌营销渠道存在问题的归纳和总结,结合现代渠道冲突管理理论分析,探讨了可口可乐(中国)公司应如何适合中国国情,推进营销渠道冲突管理创新。本文理论融合实践,针对可口可乐(中国)公司提出了一个系统化的营销渠道冲突管理创新模式,主要建议如下:
有效控制营销渠道的成本与费用,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考虑:
(1)物流管理方面的渠道配销管理和渠道助销系统管理。
(2)销售费用管理方面的渠道市场费用、促销管理费用。
(3)加强人员的监控,所有的助销人员:促销员、理货员以及业务人员包括送货司机,都给予不同的责任及岗位培训,使其专业化和职业化,同时应用合理的激励考核机制,在其基础的工作岗位上,对其行为点进行考核。
(4)控制市场费用及促销费用的操作流程。
(5)加强库存货龄的管理。另外就是要加强企业品牌建设与加强技术革新,创造价廉物美的新产品、新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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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越来越发达的当今社会,许多居民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私房,但还有相当一些无房的居民一直梦想着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各种政策最基本的还是离不开国计民生,“衣食住行”中“住”在普通百姓心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一个结构完备、运行良好的房地产市场离不开一个能同市场经济相吻合、并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渗透于市场的高效、完备的房地产税收制度。房产税在地税收人特别是财产为税收人结构中已占据了较为重要的地位,该税在增加地方财政收人,运用税收杠杆调节房产所有者收入,配合国家房改政策,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支持地方市政建设,促进房产管理,提高房产使用效益等方面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房产税是以房产为征税对象,依据房产价格或房屋租金收入向房产所有人或经营人征收的一种税。征收房产税的目的在于加强对房产的管理,提高房产使用率,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配合国家房产政策的调整,合理调节房产所有人和经营人的收入。
现行房产税的纳税人为房产产权所有人,这几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商品经济的今天多种经营模式层出不穷,房屋不再是计划经济时期以固形式的存在,其产权的拥有也出现了多种模式,产权所有人为了更好地利用房屋创造经济效益,出现了房屋的租赁、联营、联建及无偿划拨使用等等的房屋所有权共有或互有的现象,造成房屋的产权划分不便、划分不清、划分不明甚至无法划分,涉税房屋产权纠纷越来越多。例如一方出地一方出资的联建房后,出资方无偿无证使用;不可分割地房产由免税单位和纳税单位共用的;军民品生产共用的厂房;历史原因造成的长期房屋产权纠纷;一套人两套不同性质机构共存共用房产的情况等等,从而造成的涉税争议也越来越多,给税务机关的实际征收工作带来了很多不便。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房产所有人与房产不在一地的情形大量存在,税务机关在实际征管中,由于缺乏有力的管理手段,常常面对房产无法确定其所有人,即使定了房产所有人,往往又由于其与房产不在一地而缺乏有效的征管措施,导致征管工作的被动,或者即使房产所有人与房产同在一地,但税务机关也由于相关信息的缺乏而无从掌握,往往是做了大量工作,但效果甚微,造成应征税款征收困难。
中国现行房地产税制构成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在房地产流通环节税种多、税负重,而在房地产保有环节课税较少,且税收优惠范围大。这种设置的消极影响有:
1.土地闲置、浪费现象严重。土地保有阶段课税少、税负轻,在流通时则多个税种同时课征,这相当于给了土地保有者无息贷款,即只要土地未进入流通,就无须为土地的增值而纳税。这种状况无异于鼓励了土地保有,使土地保有者以低成本长期持有土地,等待土地价格的上涨。
2.进入市场流通的土地要承受过高的税负,抑制了土地的流动和正常的市场交易,助长了土地的隐性流动,逃税现象因而增多,这就从总量上减少了国家的税收收入。更为严重的是,它直接阻碍了大量划拨存量土地进入市场的进程,减少了土地的有效供给,激发了土地价格上涨。
3.在房地产保有阶段发生的价值自然增值部分,由于没有有效的税收调控机制,政府不能充分参与增值的分配,只能任由其流向房地产的实际保有者。
4.我国目前没有对闲置土地和荒芜土地问题进行明确立法,难以通过法律形式对其加以规范和促进其合理利用。对其保有者在土地使用税等方面给予税收减免,不利于解决土地利用率低下、闲置和荒芜的状况。
我国《房产税暂行条例》规定:房产税的计税依据是房产余值或房产租金收入。这种规定实际上带有静态考虑问题色彩,导致税基不能随经济条件的变化而正常增长。因为转轨时期,我国经济始终保持高速增长态势,这样,以余值为计税依据无疑是大大缩小了税基。同时,必须看到,按余值计税,实际上是新企业税负重,老企业税负轻。另一方面,把租金收入作为计税金额又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是租金与房产余值差距很大,因而引起了按不同计税方式计税税负高度不均等状况。二是房产租金本身是营业税课税对象,现在又当做房产税计税依据,这人为造成了双重课税。此外,现在租金收入很模糊,没有明确凭证,有的甚至暗箱操作,纳税人很容易通过人为操控,采取从房屋租金中分离出管理费等费用,提高家具设备租金,降低房屋租金等手段来达到避税、逃税的目的。
一方面,我国现行房产税税制规定房产税只在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征收。其中县城和建制镇指县政府和镇政府所在地。这样,农村就被排除出征税范围。另一方面,现行房产税税制还把行政机关、人民团体、军队自用、财政拨付事业费的机构、个人居住用房等房产列为免税对象。应该承认:上述规定在二十世纪80年代是很客观的,因为当时房地产商品化程度很低,总体经济发展尚需政府通过“减税让利”措施予以刺激,房产税征税范围只宜窄不宜宽,先把房产税设置出来,今后择机再发挥其收入筹措功能。
目前,我国多数城市各种税费和地价约占房价比例的50%左右,项目多达近百种,其中重复与不合理收费约占总房价的30%。名目繁多的房地产业税费项目,不仅使得房地产业纳税人不堪重负,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想方设法避税逃费,致使房产税税基被人为压缩、税源被无形挤占,直接影响了房产税税额的及时、足额缴纳,妨碍了我国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而且从政府的角度看,也加大了税费制度建设成本和税费征管成本。同时由此带来的更深层次的问题还在于税费数量过多格局形成之后,政府各部门自然形成了一种财源建设心态,造成收费竞争,直接扭曲了收费的性质,变成了部门创收。
两套税制有违公平,直接形成税负失衡。我国现行房产税的纳税人仅限于内资企业、单位和中国公民,对外资企业和外籍人员一直沿用1951年政务院颁发的《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这也就是说,在房产保有课税方面我们采用了内外两套税制。这种格局实际上意味着双重差别:一是对房产保有活动的课税内外有别。二是对房产使用效益课税内外有别。无论在从价、从租方面,内外资纳税人的税负都有区别,涉外企业与外籍人员缴纳的房产税无论是出租还是自用,全部按照房产原值扣除80%后按1.2%税率征收;内资纳税人在缴纳房产税时,则要区分是用于出租还是自用分别适用按租金收人的12%和计税余值的1.2%分别计算房产税,显而易见,内资企业出租房产以后缴纳的房产税均高于外资企业。内外资有别的房产税政策势必造成竞争起点的不同,而且使得国家的宏观调节意图很难同向贯彻,同时也会干扰其他各税税制效应的正常发挥,不利于税负公平。
我国现行对非出租房产统一实施1.2%的税率,对出租房产统一征收12%的税率,这种对同一税种实施两套计税依据的做法加大了征收成本,模糊了征收基数同时也不符合公平原则。因此首先应做到计税依据的统一,之后对税率做相应调整。房产税属于地方税,中央应给予地方政府足够的权限,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税率,可以由中央政府规定一个税率幅度,再由各地方依据本地区情况最后确定,这样既能保证中央的宏观调控,又能体现和照顾各地不同的实际情况。
现行税制在房地产开发、经营环节税种较多,税负较重;在房地产保有环节税种较少,税负较轻。鉴于各地房地产价格和房地产交易规模以及市场发育水平差异非常大,同时各地财政收支状况高度不平衡,房产税的具体税收政策可由各省级政府自行确定,这其中包括税率选择、房产评估周期、区域内优惠政策确定等。还应逐步允许地方政府根据本地的社会经济状况经中央批准后开征部分地方税,以筹集必要的财政收入,并对本地的社会经济进行调节。
度量我国现行的涉外税收制度可以看出,就总体而言,我们对待外国企业和外国居民非但没有什么税收歧视,反倒是给予了大量的税收优惠。目前我国在房产税方面实行内外两套税制。这直接形成了税负失衡格局。现在我国已加入世贸组织,内外资企业公平税收待遇是世贸组织成员国采行的基本政策思路。所以,我国应首先统一房产税税制,并由此设计新的房产税税制。
房地产税作为地方政府的主力税种,其税源充足。为了保证物业税的收取及时,减少偷税、漏税、抗税的发生,国家必须用明确的法律规范,由税务机关定期向纳税人发出财产估价、税率、税额和纳税时间的通知。同时,还要加强房产税法的宣传,提高居民对新的房产税的认识和缴纳的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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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边境民族地区人口非法流动是双向的、违法的流动,其产生原因包括环境因素、经济因素、非法通婚和非法迁居等因素。人口非法流动冲击了我国边境管理秩序,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秩序,诱发各种违法犯罪案件,给边疆稳定造成隐患。而我国关于边境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及现行边境管理制度存在诸多不足,必须从法治的角度尽快完善相应对策。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实施国家战略推进边境法治若干法律问题探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边境地区目前都是实施国家战略开展国际合作的特殊区域,也是改革开放的热点地区。在跨国经济合作方面虽不享受“经济特区”政策但也享有特殊政策待遇,比如东兴为试验田区,在某些经济领域比如人民币结算等享有“先行先试”的特权,其做法往往突破了法律的禁区。但目前边境地区的“先行先试”仅为政策层面而且采取汇报授权的个案申请模式,在广西实施立法法条例中,仅若干大城市具有地方立法权,边境地区的防城港、崇左等大多是小城市,“先行先试”并没有立法化。
也就是说,在立法以及法治层面,边境地区立法机构以及法院并不具有“先行先试”的特权。这显然不能满足边境地区开展跨境经济合作的需要,也不满足适应此种经济发展的法治的需要。“先行先试”既然突破法律禁区、盲区,那么它就不仅是政策问题,既然进入法律领域就应该构成了法律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边境法治应该具有“先行先试”的特权。但在上级政府以及上级法院授权之前,应采取汇报争取的方式以满足推进边境法治的迫切需求。比如,广西高级法院关于对十三项行为不予以立案的规定就因不受理范围超过立法法规定广受批评,在实行立案登记制后应及时加以修改甚至废止。
从目前边境地区法治实践看,边境法院非审判的综治功能要比其他法院要明确要强。体现在:
1、“服务大局”要求十分高。在边境地区如何搞好搞活跨境经济合作是头等大事,不仅是市委政府更是公检法乃至全社会都要考虑的重大问题。法院因之推动了司法改革比如防城港市法院出台服务大局与服务工业发展的工作意见设立企沙工业法庭,崇左市浦寨、防城港市东兴分别设立互市调解室,并频繁开展服务金融、房地产、工业、非公企业等普法宣传与法律咨询活动,强化了其服务大局的司法职能。
2、综治任务繁重。回访帮教、社区矫正往往占用了不少刑事审判时间,尤其在集中管辖后由一个基层法院刑事审判庭几个人承担该项工作,在刑事案件高发情况下不堪重负。征地拆迁、钩村扶贫等专用了审判骨干与人手,许多工作与法律无关造成了人才浪费,而且这些挂职人员往往最后调离法院导致人才流失与法官断层;
3、诉前与诉讼调解压力过大。近年调解已从诉讼内发展至诉讼外,“无诉村屯”、“无诉社区”的创建工作虽进一步完善了基层法治体系但因此建立的“法官工作室”、“一村一法官”、“法治村长”等占用了审判力量加大了人民法庭的工作内容与压力,“一村一法官”实质上采取聘任村干部充当法官也造成了基层法治素质过低,违法调解、强制调解等现象难以从根本上杜绝。在法院职能上分析,作为审判机关的定位是其根本,参与社会管理开展综合治理应以不影响审判工作为前提,不能本末倒置。但根据边境经济迅猛发展对边境法治的强烈需求,边境法院应承担一定的社会综合管理职能。笔者认为,边境法院参与的社会综合治理工作应该与法律相关才好,与法无关的综合治理工作应交由其他职能机构承担。
法院的审判执行职能性质决定了法院要严格遵循“不告不理”原则,可以实施“能动司法”的权限与范围是十分有限而狭窄的。故诉前调解法院不宜过多介入,打造“无讼边境”的主体应从法院转为行政机构、司法部门及基层自治机构,充分发挥行政处理、司法调解、人民调解、仲裁等非诉机制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的积极作用。
目前边境地区边民维权水平还比较有限。
1、外来人口维权艰难。以防城港为例,随着国家战略的深入推进,不少四川、重庆、东北、浙江、湖南、湖北等地以及广西其他地区的居民来到防城港发展,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城市建设、贸易、劳务等工作。一方面边境地区本地人形成的地方保护主义强烈排挤外来人员,另一方面受各类条件影响外来人员挺多仅具有边境地区城市的居住证未能落户发展,他们在很多方面不能享受当地市民与居民的同等权利,维权困难。另外,边境法院虽然由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员组成但本地人担任领导还很多,地方保护主义也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司法不公;
2、依法维权能力差。边境地区由于经济欠发达、法制不健全等原因,社会法律整体水平不高,了解法院、了解诉讼流程、了解法院办案原则的边民少,更谈不上用以指导贸易投资等活动;
3、诉权受到限制。在创建“无讼边境”过程中,为达到减少诉讼乃至零诉讼的目标,各类调解综合运用,力求将社会矛盾化解在诉讼之外,从而不可避免产生为完成与实现综合治理目标与指标,不允许边民诉讼以及对立案申请实行拖、压、卡、堵等不良现象,边民依法诉讼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与制约,诉讼维权因此艰难;
4、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由于中越互市贸易的传统都是非书面的,因此货款、借款等缺乏证据,这导致了互市调解的产生。边境地区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普法宣传与法律咨询工作以逐步提高边民法律素质与依法维权的水平,另一方面更应该限制能动司法的范围避免其消极影响,坚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对当事人合法权益进行平等保护。同时应加强司法改革,尽量提高外来人员利用边境地区司法救济的可能与质量。
在互市调解以及中越商事特别巡回法庭中,广西边境法院都注重挑选既懂中文又懂越南语的法官进行调解开展审判,被喻为“听得懂的公正”产生广泛影响,深受中越边民欢迎。虽其社会效果十分良好但其中的法律问题却值得琢磨。我国一直是有“双语法官”这些活跃在民族地区的特殊法官群体的,他们精通汉语和民族语言,可以运用双语开展诉讼活动并撰写诉讼文书,此类“双语法官”是为民诉法所允许的。但边境地区的互市调解的“双语法官”与精通民族语言的不同,他们操持越南语直接与越南当事人交流、用汉语与中国人说话,虽便捷但不符合民诉法的规定。
我国民诉法规定涉外审判必须采用中国语言与文字,外方当事人可以要求翻译。这些规定是强制性的,是我国司法主权在涉外诉讼的特殊体现,不允许背离的。因此,涉外领域的“双语法官”是违法的,涉外翻译必不可少。以后应改变涉外“双语法官”做法,把懂汉语外语的人充当翻译就可以了。如有必要,也可以列入“先行先试”内容层报最高法院等决定,争取建立涉外“双语法官”试点。当然这还涉及到民诉法的修改,试点成熟后可提请立法机关予以考虑。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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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矫正作为一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根据2009年“两院两部”发布的《意见》,明确了社区矫正适用的对象主要包括被人民法院判处管制、被人民法院宣告缓刑、被人民法院、公安机关或监狱管理机关批准暂予监外执行、被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假释以及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五种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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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拉美危机和东南亚危机之后,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主权债市场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新现象:欧、美、日等富裕国家与地区均日益陷入“重债富国”的困境,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相继爆发。从这些国家的债务负担及其趋势看,令人担心其债务是否可持续。
日本的债务问题未得到重视,但在欧、美、日之中最为沉重。数据显示,2011年底,日本主权债余额对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为215%。1992年,日本的主权债务规模为2.2999万亿美元, 到2009年,日本的主权债务已经扩张到10.5303万亿美元,17年间日本的主权债务增长了358%,年均增速达到9.4%,几乎是同期日本经济增速的10倍。
在经历了日本东部大地震之后,日本债务问题更严重了。到2011年的财年底,日本主权债余额为12.62万亿美元。考虑到日本国债中约9%为非居民持有,因此日本债务问题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冲击虽不及欧美,但也有显著冲击。以2009年度的债务余额/GDP为例,处于国家实质破产的冰岛只有118%,陷于严重债务危机的希腊为115%,而日本当年却高达190%。为什么债务危机出现在冰岛和希腊而没有出现在日本?这就需要我们结合日本政府和私人部门总体的资产负债表和国际投资头寸来观察。
日本主权债务危机之所以迟迟没有爆发,一是与其较好的债务期限结构、以国内债权人为主的债权人结构有关;二是和日本较好的国际投资头寸有关。欧盟深陷债务危机的国家,几乎毫无例外地在国际投资头寸方面十分糟糕,沦为净债务国。简而言之,日本似乎比其他发达国家有更为良好的国民财富账户,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对日本主权债务的可持续性深表怀疑。
2010年6月,当时的日本首相菅直人坦承:日本的财政状况在发达国家中表现最为糟糕,过度依赖国债已让财政状况持续恶化,日本若再坐等,将有破产之患。
美国的主权债问题在次贷危机中暴露无遗,可能对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构成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联邦债务总额曾高达GDP的122%,此后快速下降,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联邦债务总额/GDP的占比约40%。直到1985年美国仍是全球净债权国。但能源危机的冲击使美国债务状况加速恶化,仅在克林顿时期曾略微好转。2000年美国联邦债/GDP占比为57.3%。2007年美国联邦债总额突破10万亿美元。此后次贷危机的爆发,加上奥巴马的“医疗改革方案”,使债务问题急剧恶化,到2012年第二季度,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经超过15.88万亿美元,约为GDP的110%。美国还面临着“财政悬崖”问题。这是伯南克首先运用的词汇,是指美国在2012年底、2013年初的一系列法律调整将使美国政府面临财政支出大幅增加、税收收入大幅减少的危险,涉及金额初步估计达6800亿美元。它可能导致美国经济增速放缓,甚至陷入二次衰退。解决财政悬崖的短期措施,必然使得美国中长期债务问题变得更为突出。
如果把中央政府债务分摊到每个国民头上,美、日国民人均负债分别为5.1万美元和9.9万美元。假定日、美人均年收入为4万~5万美元,储蓄率为10%,则日、美国民分别需要工作约20年和10年,才能还得上中央政府的债务。
欧债问题显示欧盟需要进一步协调财政政策,欧元区主权债务问题可能需要数代人的努力才能有答案。截至2011年第三季度,欧元区国家政府债务总额为81912.95亿欧元,占GDP比例为87.4%;欧盟27国政府债务总额为10.32亿欧元,占GDP比例为82.2%,政府债务占GDP比例最高的成员国依次为希腊(159.1%)、意大利(119.6%)、葡萄牙(110.1%)和爱尔兰(104.9%)。相比日本和美国,欧元区的总体债务水平不是最糟糕的,但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却较为严重,除德国和少量北欧国家之外,欧元区内大多数国家的国际收支状况也令人担忧,因此欧债危机迫使欧洲必须走向更高层级的财政联盟、邦联甚至联邦制的区域一体化阶段。
发达国家纷纷陷入债务困境,其根源何在?林毅夫清晰地指出,全球失衡的根源很可能在于美国不谨慎的货币政策和流动性的过度供给,因为在次贷危机前,国际收支顺差和外汇储备持续增加的国家不仅有中国,还包括德国、日本和中东资源国,这些国家的汇率政策却明显存在差异。发达国家是到了反思其财政和货币政策是否可持续问题的时候了。
主权债务危机何时爆发?有没有什么“经验法则”?马纳西和鲁比尼试图总结一个“拇指法则”。他们考察了多达50个指标后,认为总外债对GDP的占比高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经验法则是: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临界值是54.7%。以此衡量,次贷危机前的美国,以及欧元区11国的总外债对GDP的占比,均明显高于临界值。
我们知道,一旦债务国出现债务拖欠,对债权人和债务国双方而言代价都相当昂贵。债权人因为债权不能收回,损失是明显的。债务国为了寻求国际机构或者是债权人的支持,不得不被迫进行一些国内政策调整,以恢复自己的国际信用和偿债能力,严重的甚至可能被完全排挤出国际金融市场,丧失国际融资能力,因此,由主权国家发行的国际债券必须寻求一种可行的重组办法,以便出现债务困难时,能够及时有效地进行债务重组,尽可能减少债权人和债务国的双方损失。正因为以债券融资为主导的国际债务市场面临新的重组困难,这就需要重构主权债重组机制。
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由来已久。1970年发展中国家所欠外债合计为698亿美元,1980年全部发展中国家所欠外债总额已经达到5216亿美元。虽然因为债务危机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增长速度有所减缓,但是,1990年全部发展中国家所欠外债总额仍然高达12831亿美元,20世纪90年代外债增长速度进一步下降,但是外债总额持续大幅增加,2000年全部发展中国家外债总额达到了21778亿美元,2008年增长到了36420亿美元。其中欧洲和中亚地区的债务总量增长最快,已经超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成为全球外债负担最严重的地区。
1990~2007年间,发展中国家整体的外债负担增加了20800亿美元。其中,欧洲和中亚地区就增长了10850亿美元,占发展中国家新增外债的52%。特别是俄罗斯、土耳其、波兰、哈萨克斯坦、罗马尼亚、乌克兰和克罗地亚的外债负担最重,2007年7国合计外债总额已经超过11207亿美元。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外债负担依然非常严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过于依赖外部资金,特别是过度举借外债的发展路径使得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债务问题几乎成了不可解开的死结。更让人担心的是,债务负担上升较快的地区,中短期外债占总债务比重也在逐步上升,2007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欧洲和中亚地区的短期外债占总债务比重分别达到了39%和24%,均超过20%的国际警戒线,而在1990年时,上述地区这一比重分别仅为16%和18%。
虽然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总额不断上升,但是,从一些关键性的债务负担相对指标上看,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呈现出一定的下降趋势,这反映了新兴市场国家从整体上在控制外债规模和增进出口方面取得的成绩。2004年开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外债/商品和服务出口的比例已经下降到100%的警戒线以内,债务偿付/商品和服务出口的比例也从2004年开始降低到了20%的警戒线以内。
从地区上看,中欧和东欧地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外债负担最严重,其次是独联体国家,西半球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即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国家外债负担较为严重。当然,如果和20世纪80年代外债/出口加权平均比例达到270%和债务偿付/出口加权平均比例达到150%以上相比,目前的债务负担也还不是特别严重,但是,外债/出口比例超过了100%和债务偿付/出口超过了20%无疑都是危险的信号。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国际援助支持,特别是在自身努力下,非洲地区的外债负担明显下降。用相对指标进行衡量,已经和亚洲地区以及中东地区的外债负担基本相当,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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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名特级教师程红兵说:“功利的危害是导致人的狭隘:追鹿的猎人是看不见山的,捕鱼的人是看不见水的;功利狭隘的人说到底是没有出息的,是不可能有大作为的。”为此,用充满诗性与理性的教学来激活学生的思维,催发学生的创造灵感,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在这个呼唤精神家园回归的社会中,意义重大。我在日常调查与分析中发现,高中语文阅读教学实施课改面临严重的功利性问题。
阅读教学选文标准的一致性从“以文化的普遍一致性证明当今秩序的合理性”的角度显示出语文教育受历史遗留思想钳制的悲哀,而学生个性发展也因此大打折扣。
由于我们被太多的“统一”(高考的需要)束缚着手脚,语文阅读教学几乎不允许广大师生对文本作出独立的自由见解,诸如《祝福》批判悲剧的社会环境和封建伦理道德,《雷雨》揭露旧中国旧家庭的种种黑暗罪恶的现象和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横、冷酷与伪善,这些统一的解读使得阅读教学的“精神空间”极为狭隘,缺乏应有的个体精神的见仁见智。教法也是如此。一位教师的教法成功了,于是在本地区甚至更大范围争相模仿效法、推广,不顾教师个性,而试题思路和考试模式更是如出一辙。于是,学生牺牲了在这个年龄阶段本应有的奇思和幻想,他们过早地成熟和老成,过早地包裹起了真实自由的自我和个性。
成型的教学模式反过来又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师生尤其是学生全面获益,因为模式的形成,也即方法探索的终极定型。在模式运用过程中,思维方式和指向都是一定的、已知的,对接受信息的分析与综合只是形式上的演绎,因为无数次的演练已形成固定的图谱和套路,方法模式化导致的思维定势,不仅导致学生养成了思维惰性,而且束缚了学生的思维空间,影响了学生非逻辑性思维的发展。而语文学习,尤其是文学作品的学习,直觉思维、灵感思维和发散思维对于感受和理解形象艺术性又是至关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它压抑了学生的自我意识、创新意识和完整人格的形成与确立。
语文阅读教学是塑造学生精神世界的教学,它追求的是能够让更多的学生有更多的机会表达自我,通过语言学习塑造灵魂,强化自我意识。这就要求教师敢于培养叛逆者,不断创造民主教学气氛,使学生充分、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使学生在认识、探索某种对象的活动中产生一种乐趣,使其得到极大的满足,从而促进他注意力高度集中,达到忘我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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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矫正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方法,是所有在社区环境中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总称。简单地说,就是让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在社区中执行刑罚。国外较常见的包括缓刑、假释、社区服务、暂时释放、中途之家、工作释放、学习释放等。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就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社区矫正执行衔接问题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社区矫正执行衔接问题研究全文如下:
[摘 要]社区矫正在我国作为新生事物,是对传统刑罚执行方式的一种突破与创新。而新制度构建的快速性使得执法实践出现了衔接隐患。未来立法宜通过完善机关衔接创造执行衔接的外部环境,具体包括司法行政机关与公安机关的衔接、社区矫正机构与专业机构之间的衔接、监狱与社区矫正机构的衔接及社区矫正机构与社区组织的衔接等。社区矫正执行衔接的内部软件则可通过政策目标、无缝衔接制度及审前社会调查报告等制度予以完善。
[关键词]社区矫正;机关衔接;政策制度衔接。
执行是社区矫正的核心。无论是从社区矫正设置的目的上看,还是从社会和谐稳定上考虑,执行都在社区矫正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各项制度的衔接将是其主要内容。
(一)司法机关与公安机关之间的衔接。
联合国向全世界推广缓刑制度并且建议成员国在对缓刑犯进行监督时,无论何时均不宜由警察监督,应由有关缓刑机构内的有资格的特别人员担任此项工作。[1]《刑法修正案(八)》顺应这一国际趋势,排除了公安机关在缓刑、假释、管制上的执行权。但遗憾的是本修正案并没有对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做出明确规定。厘清司法所与派出所之间的关系,是有效衔接两者的前提。如前所述,遵循权力性质分配原则,包括派出所在内的公安机关不应成为社区矫正的执法主体,改变现行工作主体与执法主体相分离的模式,设置单一的社区矫正管理与执行主体,实有必要。从域外各国司法实践来看,社区矫正的执法主体多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区矫正机构。如美国统一由司法行政部门管理,并设独立的假释委员会,负责假释及执行工作。
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安行政机关与司法行政机关没有联系。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国实行独特的二元制国家管理模式。公安机关在社会管理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社区矫正场所的开放性使得公安机关的社会管理与社区矫正管理活动产生众多交叉关系。从维护社会治安角度看,在相应公安机关辖区内的服刑人员应是公安机关的重点监控对象,且在其违反有关社会管理规定时,公安机关有权对其实施行政处罚。服刑人员的户籍、档案等重要身份证明事项都与当地的公安机关有着紧密的联系。司法行政机关在管理社区矫正过程中与公安机关发生联系是必然的。特别是处于基层地位的司法所与派出所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公安机关与监狱机关有着较为良好的传统配合关系,且公安机关掌握着大量的社会管理资源,在针对社区矫正人员的管理活动中,如果出现社区矫正人员的脱管或漏管甚至出现违法犯罪时,可以充分利用公安机关的优势资源,以协助司法行政机关。
从司法实践来看,公安派出所与司法所之间的衔接断裂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服刑人员文件接收存在时间差,二是对异地服刑人员情况掌握不一致。司法所与派出所对服刑人员的有关信息来源不同。司法所是通过文件资料的普通传递获得的。派出所是从公安网络上直接下载的,存在时间差。文件来源获得的非同时性容易造成工作衔接上的误差。司法实务中已经出现公安机关列管服刑人员与司法所矫正人员不一致的现象。另外,从实际管控的紧密程度看,公安对服刑人员的现实情况了解不如司法所人员,从维护社会治安的角度看,需要司法所的实时情况报告。但在异地服刑人员中又会出现相反情况,司法行政机关,特别是基层司法所缺乏顺畅的、快速渠道获知外地服刑人员情况。
公安机关有着快速的内部反应系统与机制,可以较好地了解外地服刑人员的实时情况。可见,司法所与派出所之间具有优势互补的紧密联系。从制度设计看,可以在派出所或者司法所之间设置联络员,以快速获知服刑人员的情况,实现资源共享。
(二)社区矫正机构与专业机构之间的衔接从服刑人员来源看,社区矫正机构中占绝大多数的是被假释与监外执行人员。此类服刑主体与缓刑、剥夺政治权利及管制类服刑人员的最大区别是其经历了较长的监禁刑。半军事化的监禁刑罚使得大部分服刑人员被监狱化。其在服刑期间的言论自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此类群体在走出封闭的监狱之后,对其影响最大的是获得了精神上、言论上的自由。这也是很多服刑人员在社区矫正中不服判决的重要原因。如“部分矫正对象对于判决结果仍然存在着不满的情绪,从调研情况反映,有 52%的参加调研人员认为法院的判决正确;而认为判决部分正确,但刑罚过重的占 28%。”[2]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他们可以通过正常的申诉途径以纠正其认为“错误”的判决。但这种理论上的指导对他们多半没有效用。从服刑人员的心理分析看,他们的意见与不满并不代表着对自己判决的不服气,不满情绪来自于其自身对“类似”案件不一致判决判断的认识。
因他们对案件情况及法律知识了解的稀少,很难做出较为客观公正的判断。简单地通过性质上类似就作出与自己案件一致的认定,一旦其他案件判刑较低,则即认为自己的判决存在问题。对于此类服刑人员的不满情绪,如果不能对症下药,将很难对其开展有效的矫正。
北京市各区县兴建的阳光中途之家是一个制度较为完善,注重对服刑人员进行教育、心理辅导的机构,其软件配备较好。特别是专业的司法人员与心理学专家的加入,能够有针对性地对服刑人员的不满情绪进行抽丝剥茧式地解说释疑。司法实务中亦已有类似先例。阳光中途之家设置初衷就是以“家”的理念,以“阳光”式的温暖,帮助服刑人员走出以往心理阴影,以达内外兼治目的。
社区矫正机构,特别是司法所应充分利用这一专业性机构,提高对服刑人员的矫正效果。阳光中途之家与社区矫正机构具有相对独立性。以北京市为例,阳光中途之家是以区县为单位进行设置的,其适用对象范围远远广于社区矫正对象,采归类方法,即不同的阳光中途之家其主要功能不一样。司法所则依附于社区而存在,其数量远远多于阳光中途之家,但配备措施较差,矫正手段缺乏专业性。阳光中途之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与针对性。
名义上两者虽然都统属司法局管理,但具体制度与执业者有着相对独立性。司法实践中中途之家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特别是朝阳区中途之家具有国际性的样板标准,配套措施较好,但其功能并没有得到切实、充分的发挥,存在宣示作用倾向。另一方面社区内则服刑人员较多,专业性人员缺乏,影响了矫正效果。
社区矫正机构与类似的阳光中途之家等配套矫正措施之间的有效衔接对社区矫正的顺利进行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从制度构建上看,可以考虑与公安派出所与司法所的联系类似,在中途之家或者司法所派驻联络员,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实现快速、有效矫正服刑人员的目的。与此类似,社区矫正机构宜与其他专业性机构建立常态联系,充分发挥专业机构的优势,提高社区矫正效果。
(三)监狱与社区矫正机构的衔接。
假释犯与暂予监外执行犯都曾于监狱服过刑,且是社区矫正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使得监狱与社区矫正机构必然存在密切的联系。但我国监狱管理机构与社区矫正机构的设置存在衔接不到位现象。根据现行设置,在国家一级设置监狱管理局隶属于司法部,在省市一级设置监狱管理局,隶属于司法厅,但在县一级则没有相应的监狱管理机关,社区矫正机构则是以区县司法所为主的层级机构设置。监狱与司法所在最为基层也是最为重要的基础机构上存在衔接不力现象。
监狱与社区矫正机构之间衔接深层问题在于监狱管理机构与社区矫正机构之间的法律地位问题。从域外立法与司法实践来看,两者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两种:一是在监狱管理局内部设置社区矫正机构;二是设置与监狱管理机构相对独立的社区矫正执行机构,即两机构之间处于平行地位。
就第一种情形而言,其优点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将社区矫正机构纳入到监狱管理机关,不会出现权力对抗之下的相互扯皮现象。权责一致的高度统一性不但可以相应地提高刑罚执行效率,还可以在认识上将监禁刑罚与社区矫正统一起来,使执行监禁刑罚时必然顾及到对非监禁刑罚的影响,将会对非监禁刑罚产生良性影响,避免出现“各扫门前雪”现象;
第二,社区矫正与监禁刑罚统归一个机关,可以实现两种刑罚手段的良性互动影响。其弊端是传统监禁刑罚的思想可能会影响到社区矫正,不能体现出社区矫正的先进理念。另外还可能造成社区矫正对监狱的过度依赖。第二种是设置独立的社区矫正机构,使其具备相对独立地位。如此可以实现管理的相对独立性,提高社区矫正机构的独立品性,从制度设计上保证社区矫正的发展。但其缺陷是明显的,容易出现两机关之间的冲突。因利益相对独立,在执行刑罚时,不利于做到前后首尾呼应,对接工作困难。从司法实践来看,一方面,已经有类似问题出现。
如北京市司法局拟在监狱设立中途之家教育基地,但其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基于机关之间的相对独立性,社区矫正理念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监禁刑观念;
二是有侵犯监狱矫正机关权威之嫌。另一方面,随着机关的增多,势必要增加相应的衔接程序。相应机关会设置一些协调机关。协调机关的增多,不但增加了机关臃肿,在面对争议性较大的问题时很难做出适当决定,其协调依据更多地是建立在部门利益基础之上,决定带有很大的妥协性,易忽视服刑人员利益。
从矫正机构设置目的上看,应以服刑人员利益为出发点。在我国现阶段可采用第一种办法。在监狱管理局下分设社区矫正机构。其优点除上文所述外,关键在于能够保证矫正效果的统一性。在对服刑犯人制定矫正计划时要兼顾监狱内与监狱外特点,有利于实现矫正的目标,并能减少机构臃肿现象,其弊端可以通过加强行刑之间的互动来减少或者避免。
另外,监狱与社区矫正机构之间的衔接应逐步的由相关法律文书、罪犯的接收等基础性的、程序性、形式方面的衔接向利于服刑人员矫正改造等实质性的、内容性的方面衔接方向发展。比如在奖励措施方面,“行为通过奖赏(正强化)和避免惩罚(负强化)而得到加强,或者通过厌恶性刺激和失去奖赏而被消弱。”[3]社区服刑人员在矫正过程中随着接触人员的增多与复杂,其受“感染”途径与监狱相比明显增多。奖惩方式与力度大小与其恶习来源多少以及严重与否有着直接的关系。社区矫正“感染”的复杂性决定了社区矫正奖惩制度亦应相应地复杂多样。但我国目前的社区矫正中奖惩制度脱胎于监狱中的奖惩制度,属于照搬移植,缺乏衔接中的层次与渐次发展性,极不利于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进行。为此有必要设置多层次、多方式的奖惩制度,以有效发挥奖惩机制功能。
(四)社区矫正机构与所在社区的衔接。
社区矫正目的是利用社区的开放性与社区资源的丰富性提高服刑人员矫正效果,使其快速回归社会。需要注意的是,社区矫正机构成立宗旨、性质虽较为明确,但其很多矫正活动都需要依赖服刑人员所在社区。社区矫正机构使用较为先进的矫正理念与现代的矫正方法矫正服刑人员,具体包括非营利性组织的加入,社会公民认可度的提高,公民参与意识的提高,管理的非官方性等。但不容忽视的是,我国社区仍处于旧有的行政管理阶段,其管理主体仍以政府组织为主,管理模式仍带有较强的计划痕迹。公众对社会事务缺乏参与的积极性。计划性特点使其社区缺乏竞争带来的活力与动力,缺乏专业性的社区治理人员。这种历史传统惯性会给社区矫正带来很大阻力,在社区矫正机构与社区之间形成一条天然的鸿沟。
如何填平这一鸿沟,是顺利开展社区矫正的重要保障。从两者良性互动看,宜在构建完善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实现两者之间的有力衔接。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组织体的整合与衔接。社区中的居民委员会与村民委员会在社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其成员在社区中觉悟一般较高,社区矫正机构开展矫正工作大部分要依赖于他们。为此,可以以一定的方式连接社区组织。如在接收服刑人员、了解服刑人员、评估服刑人员及设计、开展社区矫正计划时吸收他们参加,以加强彼此之间的了解并利用其在社区中的特殊人脉关系及在社区中的权威和服刑人员及其家属沟通联系。
第二,社区成员的整合与衔接。结合社区现代化治理模式,逐步摒弃计划性的管理体制,增加社区成员参与的积极性。对于积极参加社区义务矫正的,应适当给予鼓励。随着社区义务人员的增多,可以有效改变社区组织的官方性,并适当增加组织管理中的义务人员。
第三,社区组织机构的整合与衔接。传统上社区组织机构的官方性太浓,自治性不足。以社区矫正社会化整合为契机,应适当提升社区组织机构的自治性,增加新的自治性组织形式,打破居委会、村委会大一统的模式。有学者认为可以摒弃传统的居委会管理模式,建立新的自治性组织形式,并将社区矫正机构设立在自治性组织形式中。[4]
(一)政策衔接:矫正目的之回归。
在法治环境下,政策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发挥着极为重要的立法、司法导向作用。但任何政策的运用都有特定的度与既定的空间。社会政策与刑事政策是上位概念与下位概念之间的关系,社会政策对刑事政策具有指导性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政策决定着刑事政策。刑事政策在刑事法领域有着相对独立性,正是这种独立品性决定其区别于其他政策,成为刑事法域特有政策。就社区矫正而言,刑事政策对其影响具有直接性,而其他社会政策只对其产生间接性影响。从适用层序上看,刑事政策应优先适用,其后是其他社会政策。即刑事政策具有优先性,其他社会政策具有补充性。
从目前规范社区矫正规范性法律文件看,其所体现的政策性规定,呈两极化发展趋势。在层级较高的规范性文件中,优先适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其次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政策。如《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第1 条规定:“为了规范司法行政机关实施社区矫正的工作,提高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质量,维护社会稳定,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规定,结合司法行政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根据本办法的规定,开展社区矫正目的在于规范权力运行,以服刑人员为核心,开展宽严相济的教育改造,为他们提供顺利回归社会的条件。
维护社会稳定只是服刑人员回归社会的一种附带效果,可以说服刑人员顺利回归社会的直接结果就是维护了社会稳定。这符合刑事政策与维稳社会政策之间既有的层序性。但在层级较低的规范性文件中,上述两个政策呈现出逆向运用特点。在实践执行中优先考虑维稳社会政策,其次才是服刑人员的回归。如在《首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人员安置帮教工作的实施意见》中,开篇明确提出, 要从维护首都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高度认识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性。而在更为具体的规范性文件或工作手册中,基本都明确规定社区矫正首要目标是维护社会稳定。政策的逆向性运用会产生诸多弊端,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容易曲解社区矫正目的。从域外实践来看,社区矫正发端于社会组织或者个人。设置社区矫正项目最初目的就是帮助服刑人员及其它有关人员顺利回归社会。以维稳之社会政策指导社区矫正会产生在矫正中以社会稳定为目的或核心构建相应的制度、项目措施,社区矫正本源目的则被放置于次要位置。囿于传统监禁刑罚弊端,出现了社区矫正这一新的刑罚执行方式,政策的逆向运用明显违背了社区矫正制度设置初衷,不利于社区矫正的顺利发展。
第二,容易侵犯服刑人员的合法权益。在以维稳为首要目标的社区矫正制度,容易发生工作重心的转移。服刑人员可能成为社会稳定的工具,而不是社区矫正的主题与核心。在发生特殊事件或者制定矫正计划时,可能更多地考虑其对社会环境的影响,而较少考虑甚至不考虑服刑人员的主体因素。如此极易出现以牺牲服刑人员合法权益为代价来维护社会稳定的现象。
第三,政策错位已经影响到司法实践。此种情形突出表现为国家在举办重大社会活动时,社区服刑人员成为重要管制对象,一切以社会稳定为中心,对服刑人员采取安抚甚至强行看管对策。如在奥运会期间、全国人大开会期间,都有对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的特殊维稳手段。很明显此做法已经脱离社区矫正本来目的,是对社区矫正的曲解与异化。
政策衔接不力或反向运用原因不外乎以下两点:首先,从社区矫正制度推行动力来看主要来自官方,且行政力量占据主要成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权力的重要特征。对于行政权力而言,其最大利益就是在于保证权力能够不受干扰,畅通无阻地运用。而社会稳定则是其重要的环境条件保障,因此社区矫正制度的维稳目的也就应运而生。其次,政府问责与政绩工程使然。社会稳定是衡量政府或相关部门的重要因子,也是政府问责制中的头号问题。
社区矫正依附于社区,社区虽然处于最底层,但是政府的重要组成部门,是行政权力的“两只脚”,没有它们权力将寸步难行。基于自身利益考虑与政令畅通思忖,维稳自然成为社区矫正中的重要指导政策,甚至取代了特定的刑事政策。基于上述原因分析,有必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纠正社区矫正指导政策,回归社区矫正目的:第一,增加社会力量在社区矫正中所占比例。社区矫正来源于社会实践、发展动力亦在于社会。
通过增加社会因素,结合社区治理,加强社区矫正的自治性,降低社区矫正对国家行政的依赖性,减少政治功利对社区矫正的不良影响。第二,完善政府问责制度,将社区矫正效果,即服刑人员回归社会情况纳入当地政府绩效考核制度中。当然这需要将刑事政策贯穿到具体的法律制度中,并明确刑事政策与其他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实现刑事政策与具体制度、刑事政策与其他社会政策的本真衔接。
(二)无缝衔接制度:社区矫正的双向延伸。
为加强社区矫正的有效运行,各地社区矫正机构纷纷建立具有前后延伸功能的衔接制度。其中对服刑人员的接收是开启无缝衔接的重要或者首要一环。如河北省承德市“各县区社区矫正管理局在社区服刑人员被依法决定适用非监禁刑罚的法律文书生效当日,组织并指导社区矫正管理所前往人民法院或监狱接收社区服刑人员。目前,已前往接收 224 人。”[5]目前,在服刑人员接收方面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文件材料的转送与服刑主体接收的非同步性。根据相关规定,法院在判处罪犯缓刑进行社区矫正时应将相应的法律文件抄送司法行政机构,但因抄送程序复杂,一些案件在宣判后,服刑人员到社区矫正机构报到,相关法律文书送达滞后。没有相应的执法依据,社区矫正机构无法对服刑人员办理接收手续。导致原判刑罚生效判决与执行环节衔接不力,容易造成脱管、漏管现象。特别是针对管制犯的接收材料滞后问题更为明显。这与《刑法修正案(八)》没有将其明文纳入到社区矫正范围内有很大的关系。文件材料接收与服刑主体接收的非同步性还会阻碍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的监督。实务中检察机关在发送“脱管”、“漏管”纠正建议时,司法所多会以司法文书送达迟延为借口搪塞,使得监督效果大打折扣。
第二,罪犯报到不及时。《社区矫正工作办法》第 20条规定:“社区服刑人员应当在判决、裁定、决定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 日内或者离开监所之日起 7日内到居住地司法所报到。”根据本法条规定,原则上被判处社区矫正的服刑人员是自己到司法所报到,完全依靠服刑人员的自觉性,缺乏相应的制度制约。如果罪犯不愿意返回居住地,特别是在户籍所在地与居住地不一致的情况下,居住地公安机关很难掌握情况,且因公安机关不属于社区矫正的工作机关,容易出现工作延误现象,加剧了罪犯报到的不及时。
为避免上述在接收服刑人员中出现的衔接不力现象,可以考虑在法院内部设立社区矫正工作室。由法院人员、检察院人员、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及社区负责人组成,个别时候可以由侦查机关人员参与。在法院判决完毕及时将服刑人员与相关文件移送至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手中。检察人员除负责移送相关材料外,还可以对其移送与接收行为进行监督。与此类似,服刑人员在看守所或者监狱的情况下,应同样在此相应机关内设置社区矫正工作室,以保证相关材料与服刑人员接收的同步性,真正实现无缝衔接机制。
另外,可在审判机关、公安机关以及司法行政机关之间建立“社区矫正判决、裁定生效前通报”制度。在监狱机关与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之间建立其“释放和监外执行生效前通报”制度。[2] 23构建信息共享方面的衔接机制,为无缝衔接制度提供信息保障。但需要注意的是,前后延伸性制度应该保证其实施的有效性,防止出现司法作秀或者单纯“创新”现象。
北京市司法局印发的《关于区县阳光中途之家在监所建立教育基地的意见》确定在监所建立阳光中途之家教育基地。大致内容包括:每年一次为监狱干警提供矫正帮教等业务培训;每半年为临释罪犯开展回归讲座;每年推荐表现良好的社区服刑人员到监狱进行现身说法,与临释罪犯开展座谈;每三个月向临释罪犯提供一次就业信息,进行就业推介;每年下半年向监狱反馈地区刑满释放人员的表现情况;协助监狱组织临释罪犯到“阳光中途之家”接受教育。
另外,该意见还就监所的通报情况责任进行了规定。该《意见》规定的内容极大地促进了社区矫正与监狱机关之间的延伸性衔接,其积极性应予肯定。但《意见》体现出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首先是衔接频率较低,延伸行为间隔时间过长。最短的是三个月一次,其他都是以半年或一年为单位。过低的频率难以发挥有效衔接作用,其宣示性作用可能会大于实质作用。其次是部分内容可行性不大。如对监狱干警的业务培训问题,从其所属机关的相对独立性看,监狱干警有其自身的优越性,对新生社区矫正制度持观望态度,不少监狱干警存在对社区矫正人员应该适用监狱管理模式的错误认识,这在社区矫正官以监狱抽调干警为主的司法实践做法中足可看出。
第三,《意见》效力缺乏刚性。特别是对监狱责任的规定基本属于建议性质的,没有实质的约束力,对于不服从或者违反意见规定的缺乏制裁性后果。这势必会影响到延伸性衔接工作的顺利开展。从实效性与可行性上看,未来立法宜避免上述衔接缺陷,以可操作性为基准,制定能够保证一定频率的衔接行为且以制裁性后果为保障的法律规范文件,以构建真正意义上的社区矫正无缝衔接制度。
一个事物或者一项制度都有一个终结的标准。或者出于工作的简单性考虑,或者出于理念上的误差认识,以往对制度或者工作都有一个结束性的标志认识。就社区矫正制度看,一般情况下,“特殊群体”在心理恢复正常,特别是能够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之后,就认为其已经能够顺利回归社会。从相应的法律规范文件看,一些合同、约定都已经终止,行为人亦不需要再去遵守特殊的义务。但这并不就意味着服刑人员真的可以顺利回归社会,成为守法公民。“特殊群体”在回归社会之后,仍然需要一段时间适应社会。
社区矫正应摒弃传统的界限分明的制度结束标准,建立实质意义上的“回归标准”。特殊的回访与走访制度的构建都是社区矫正制度所需要的,将其特有的“安置帮教功能”向后延伸至“特殊群体”的回归生活,才能真正实现理想中的安置帮教回归,以解后顾之忧。
(三)审前社会调查制度:衔接中的正面交锋。
为规范社区矫正运行,增加社区矫正的可行性,各地纷纷建立被告审前社会调查机制。其运行模式很多是由法院委托被告人居住地社区矫正机构进行审前调查,就被告人能否被判处缓刑进行审前调查。在庭审中相关社区矫正机构工作人员就社会调查情况向法庭宣读,并就是否适用社区矫正提出建议。此种方式虽能一定程度上增加裁判的准确性与公正性。但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实施审前社会调查机制存在如下两个疑难问题:
第一,有可能带来不公正。社区矫正机构是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在执行过程中为减少矫正人员的危险性,一般会对服刑人员提出较高要求,具体表现为要求服刑人员的危险系数越低越好。在审前社会调查中,社区矫正主体为减少工作中的麻烦,降低其工作难度可能会对服刑人员的社会调查进行较高的设置,并在其建议中持不予社区矫正的倾向性意见;
第二,有侵犯检察机关公诉权嫌疑。从诉讼程序顺序来看,社区矫正机构处于诉讼的最后阶段。由在程序之后的机构承担程序之前的诉讼行为,似有逆程序之嫌。
另外,公诉机关的公诉权本身包含着定罪与量刑两个方面的内容。特别是在我国正在进行的量刑改革情况下,由公诉机关提出量刑建议既有法律依据,又符合诉讼程序。审前社会调查材料类似于品格证据,对被告的量刑具有重要意义,本质上属于量刑证据,“在我国,被告人的品格基本都是作为量刑情节影响量刑的。”[6]由社区矫正机构进行调查,并提出建议,有侵犯公诉机关公诉权之嫌。
但从其有效性上看,社区矫正机构在被告人的居住所在地,对被告人的情况及对社区的影响和社区对被告人的看法了解更为清晰。由其进行调查符合便利与全面性原则。检察机关作为控诉机关,有对被告进行重罪控诉的倾向。另外他们对社区的了解不如社区矫正机构全面,完全由他们提出建议似乎亦有缺陷。为此本着尊重诉讼程序、公诉权权力运用及务实有效的原则,可以采取一种类似对抗式的审前社会调查机制。
公诉机关与社区矫正机关都有权也有义务对被判处缓刑和管制可能进行社区矫正的被告进行审前社会调查。被告人及其近亲属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诉讼代理人可以分别参与社区矫正机构与控方两方主体的审前社会调查,并就是否可以实施社区矫正提出意见,由法院居中做出裁断。此种模式可以兼顾两者,摒弃各自缺点,并为继续深化对抗式诉讼模式提供动力,亦是公诉方量刑建议权的直接体现,能够保证公诉方量刑建议的更加合理与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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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埃德温 萨瑟兰, 唐纳德 克雷西, 戴维 卢肯比尔。 犯罪学原理 [M]. 吴宗宪, 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9: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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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汤燕。 被告人品格证据对量刑的影响 [J]. 燕山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8):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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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法律的实施是动态发展的过程,且法律本身也需要不断完善,监督法在实施过程中,凸显出了理论和实践的差距,随着信息的传递、各种阻力的影响,其威信和作用被削弱。笔者认为,在《监督法》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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