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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经济要发展,依靠的是优秀的人才和先进的技术。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论文,供大家参考。
1高校英语教学现状
一方面,由于生源限制,高职院校学生的入学总分数比较低,加上没有对单科分数的具体要求,英语科目分数在60分以下的学生比比皆是,部分通过自主招生进入高校的学生英语基础更差,还有部分通过五普升入大专的学生英语水平更低。对于此等英语水平的学生来说,英语没有兴趣可言,他们强迫自己努力学习英语只是为了期末不挂科,因此,学生的自学能力差,写作能力不强,动口能力弱,交际能力几乎无。另一方面,很多高校教师习惯于“学科课程”的思考模式,只注重高等教育中“高等”的一般共性,而忽略了职业院校学生应该具备的实践性特征。在教学过程中,他们照搬普通的填鸭式英语授课方法,强凋语言形式,语法和阅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职英语教育的定位,导致从教学内容的制定到教学方法的运用都沿用本科“压缩版”模式,没有体现职业能力本位的要求。这就导致了与教育部所要求的构建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课程内容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再者,高校英语评价方式主要以试卷为考核形式,课程期末测试以固定教材为重心、全国大学英语等级考试和专业英语应用能力测试的标准和要求都相对较高,不能相对应地考核该层次学生的英语水平,尤其是口试、辩论和任务设置形式以及团队协作等评价方式很少有涉及,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导致了教学方式模式化、简单化、缺乏创新。同时,高校英语课程的设置相对固定,很多时候没有及时跟上地区经济发展的步伐,由于高校与地方政府以及企业之间联系不是很紧密,缺乏有效沟通和密切配合,对于有些企业急需的英语技能课程没有开设或者开设不系统,对于有些已经不适应企业需求的课程仍然在继续开设。高校个别科研项目也没能很好地得到政策和政府的及时保护。
2高校英语教学模式的革新
高校英语教育教学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增强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实力,关键还是在于大力发展高校自身能力,进行英语课程设置、教材、教学方式、评价方式等方面的改革。
2.1在课程设置方面,应该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增设新近专业课程的同时,对不适应经济发展或与企业发展前景不吻合的课程作出及时调整,或删减或调整方向。如学前教育专业的英语课程就应该开设《英语语音》、《英语书法》等。专业课程设置就是对该专业学生所要求达到的知识能力目标的整体规划,要让学生明白他们所要求达到的目标,从而促使其养成自学的好习惯。
2.2在教学内容、教材使用方面,所选取教材应该与专业一致。
授课内容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教材,网络和社会案例都可以纳为教学内容,但考虑到学生的英语基础,难度选取应该考虑学生能接受的度和够用的原则。在授课过程中,注重交际能力中听说能力的培养,纠正长期以来的哑巴英语现象,可以将与专业相关的话题以日常工作交流的方式呈现,重视专业知识的同时又降低了降低难度;写作方面注重贺卡、感谢信、邀请函、便条、通知等应用文的书写和运用;结合教材同时将“工学结合社会实践”内容的部分环节以课例或讨论形式进入课堂,作为深化英语教学、丰富课堂的教学内容,培养学生英语实际运用能力。
2.3教学方式和评价方式方面,应该采用灵活多样的形式,让英语水平很低的学生愿意参与课堂教学,让英语水平较好的学生能自如地运用。
课堂教学多采用情景教学法,让大多数学生能通过理解-记忆-训练的方式达到运用的目标,毕竟大多学生基础很差,可以同时要求学生背诵进行机械记忆,然后达到运用的目标。也可以在课堂内外同时采取任务型教学团队合作法,将学生分组并布置跟专业现象相关的任务,让学生通过分工合作的方式集体完成,任务分课外和课堂两部分,最后根据小组统一表现记整体成绩。这样能在一定程度上调动绝大部分学生的积极性,同时活跃思维、增强集体荣誉感和主人翁感。还可以在课堂上加强口语训练,让学生明白必须在课堂上开口说英语,让他们知道考核方式跟课堂呈现方式是一致的,这样在学生不能有侥幸心理的情况下进行强制性训练,他们或多或少都能收获一些实用口语,到企业里便能较快上手。学期考核方式一定要与授课进度和授课形式相结合,让学生有“学习就是考核”的意识,他们便不会为了考试而学习,为了应付考试而不注重课堂表现。
2.4加强高校与企业合作,高校与地方政府密切联系。
校企合作作为目前高职院校普遍采取的一种办学模式,很多时候仅仅停留于表面层次,有时甚至成为企业考虑是否接受该毕业生为职员的平台或者沦为让学生为企业打工赚取利润的手段。因此,我们需要深化与企业的合作和政府政策的保护,要让所教授英语知识技能能在企业得到实际运用,即使涉及企业技术核心的也要有实习和剖析的机会,让学生在“学中做”之后能“做中学”,提升动手能力。
3总结
为了使高校英语能更好地为地方经济服务,我们必须转变思想观念,强化高校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意识,同时大力发展自身能力,进行英语教育改革,增强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实力,获取政府有力支持,形成政府和地方高校的有效互动,还要加强校企合作,实现企业和地方高校的无缝衔接,缩短毕业生走向岗位的过渡期,从而促进校企和谐发展,真正做到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
优劣现而知不足
从近年百强县的评比数据可以看出,广东省的强县数量虽然连续几年保持稳定,但却已明显落后于浙江、江苏和山东三省。面对这样的结果,广东开始警觉。从强县的比重来看,广东只有约10%的县入选100强,而江苏超过25%,浙江更是接近50%,广东强县的比重明显低于后两者。珠江三角洲毗邻港澳、紧靠大中城市,形成广佛深城市圈。在过去的20多年内,珠三角借助外资和政策倾斜,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吸引内地外来劳动力前来就业,使得城市经济迅速膨大,而分布在其外围的各县市,经济发展却相对缓慢。从强县入选的原因看,浙江凭借蓬勃发展的民营经济,强县遍地开花。江苏凭借强劲的苏南板块占了6个席位,综合指数都超过80分,处于苏、浙的“夹攻”下,不走特色路线的广东县市并不能占绝对优势。无论是1994年开展的静态百强排名,还是近几年的动态百强排名,粤东、粤西、粤北均无一个县进入百强。粤东、粤西和粤北虽然拥有丰富的资源,但均由于各种原因未能通过充分发挥资源优势而形成主导产业,以致这些地方县域经济发展比较慢。
郡县治而天下安
县域经济是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的接合部,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为了加速县域经济发展,广东改变之前对县域经济“给资金”的方式为“给政策”,四把火加热县域经济发展。
──新政策的出台,为广东68个县带来了县域经济实现新跨越的难得的发展机遇。广东省出台了一项被誉为“强县新政”的激励型财政政策,建立激励型财政机制,调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下放经济管理权限,重心下移,能放都放。对68个县全面放权,其目的是为了充分调动县一级加快发展的积极性、自觉性,实现新跨越。
──挖掘县域潜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保持综合实力的可持续发展。广东省政府近期向20家装备制造重点企业授牌,把加快发展装备制造业作为县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大战略举措来抓,并确定集中资金、技术发展装备制造业中的高尖端产品、整机产品,并相应加大技术投入,建立完善的装备制造业研发机构,开发高精新产品,并增加科教文卫的投入,提高劳动力素质,从而增强发展后劲。
──打造专业镇,提升县域经济水平,是广东省提速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具体的措施。各个地方根据当地的条件确定了自己的特色产业,并通过借鉴珠三角发展的经验做好“专业”、“特色”这篇大文章。目前在粤东、粤西和粤北,不少县域都有自己的特色资源,但却一直是“良玉包在顽石中”,如潮安的食品、五金等专业化生产,新兴的凉果加工,乳源的小水电,徐闻的南亚热带农业等都具备一定的发展潜力,未来将通过打造专业镇的方式形成聚集效应。
──打破广东地域限制,与湖南、广西、江西和福建联合发展县域经济,在粤东、粤西和粤北形成一系列新城市群,带动周边的县域经济发展。2004年,广东首倡并举办了首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及经贸洽谈会,以大珠三角区为龙头,“9+2”省区经济合作与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这不仅为珠三角产业结构迈向高级化、重型化带来了广阔的发展腹地,同时还变山区及东西两翼化区位劣势为优势,成为连结珠三角与闽、赣、湘、桂、云、贵等省的必经通道。2004年,广东县域经济出现转折点。据权威部门统计,全省50个山区县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26.8%,分别比全省和珠江三角洲地区高出4.3和4.5个百分点,增幅超过珠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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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对我国现代人格的塑造起着巨大的推进作用,有利于塑造出具有独立、开放、创新、进取特征的现代人格。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引入市场经济这一经济模式以来,中国的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对中国社会道德也产生了很大的冲击。道德建设具有极大的社会影响力,可以成为带动经济建设发展的新生长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正确的加强道德建设。
关键词:市场经济;道德建设;加强道德建设
一、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推进,其中的道德建设问题也非常的重要。马克思指出,道德作为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意识和行为之间的规范,则意味着一定的经济关系需要一定的道德基础。道德与市场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市场经济中道德的反应不是简单的和被动的,道德原则也不是经济的原则,更不是简单市场原则的转换。市场经济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的经济体系,为人们生产和交换物质财富、资源的分配,也提出了人的道德建设的必然要求。作为道德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它受经济基础的某些物质限制。市场经济对道德存在的影响,是社会经济发展中必不可少的矛盾。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来说,动机是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追求经济利益的无限夸大和增殖,是市场经济竞争的客观需要。在这方面人们对市场经济和道德建设之间就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市场经济是以“非道德”为前提的。市场经济发展在追求利益最大化中,“就不可避免地要存在着不择手段的商业诈骗、贪婪金钱的追求,企图将社会中一切有形的、无形的、物质的、精神的,全部都纳入了市场经济中去把它们放在金钱这杆秤上来衡量,最终导致人性本身的物化和异化,导致侧头彻底的追金主义的出现”。在商品交换关系中,因为市场经济的特征包括自主性和开放性,因此在商品的交换过程中也是自由的交换,在这样的交换形势下就存在着一些缺陷,这也就是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市场经济的局限性:我们在购买时只能先付款后消费,由于商品种类繁多,我们并不是每次都在购买时直接看到消费的效果,而事后使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利益的代价很大,所以市场还具有“欺诈性”。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存在的矛盾现象,客观上是不允许我们单方面的肯定某有一方面或者否定另一方,两者是取长补短不可或缺的。市场经济是以资源的高效合理分配,来调节社会供需平衡等特点,以满足社会的各种需求,促进经济发展的进步,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然而,市场经济的稳定性发展,都离不开道德上的支持,市场经济的发展进行,尽管有政策确保和法律措施,而道德自律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社会主义中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由和正常的秩序维护,要求人们在社会中有更高的道德境界。市场经济把人们引进了一个更加开放、自由、富裕、文明有道德的社会。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中的矛盾,也就说在当今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中多方面的矛盾也是无时不有,无时存在的,也就是两者之间的矛盾推动着我们国家经济不断地向更高的方向发展。社会主义中市场经济的发展为道德建设的进步奠定一定的基础;市场经济对人本性面目的要求,有助于道德建设中自律性的实现。同时,市场经济不仅是法治的经济,也是道德的经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道德的进步,道德建设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道德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市场经济中的道德反应不是简单的和被动的,道德原则也不是经济原则、市场原则的简单变换,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道德建设是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结合。目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必须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不仅要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价值观和道德规范,也要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加快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
二、社会主义市场中加强道德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人带领全国人民开始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上的改革,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伟大创举。这种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产生重大影响的科学理论指导,更需要道德建设方面的进步来维持。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必须要加强道德建设。首先,加强道德建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战略目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两手抓,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另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并且将两手配合好,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不可缺少的道德建设的两个方面。因此,我们必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道德建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战略地位。其次,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是培养经济人才的重要途径。国家之间的经济较量,实质上就是人才的较量,人才之间的竞争和对比,人才以及劳动者素质是一个国家生产力的关键因素。罗国杰教授在他的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中,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个人道德修养分为三点:一是提高个人道德修养的自觉性,首先,应该有强烈的动机加强道德修养,这样才能有主动学习、思考和实践的积极性,从而提高个人的道德境界;其次,要积极开展自我教育、自我控制、自我激励的道德修养活动,并持之以恒、脚踏实地,这样才能加强我们的个人道德修养;最后,要正确地认识和评价自己,发扬优点,取长补短。二是采取有效的道德修养方法,加强个人道德修养,应借鉴历史上思想家们所提出的各种积极有效的加强个人道德修养的方法,并与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相结合,身体力行。三是积极参加社会实践,个人的道德修养并不是脱离实际生活的,而是人们在社会实践生活中道德上的自我反省和自我升华,就是要把提高道德认识与躬行道德实践相统一,来促进道德要求内化为个人的道德品质修养,外化为生活实践的道德行为。因此,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经济人才需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具有崇高道德境界的追求,自觉远离低级趣味,抵制歪风邪气;脚踏实地,敢于担当;持之以恒,善始善终。邓小平说过经济体制改革下的人才应该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道德建设是培养经济人才的迫切需要。最后,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是市场经济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同事物的两重性一样,社会主义经济市场也存在着正负两种效应。在正面积极效应上,时间证明了市场经济不仅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为思想道德建设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在负面消极效应上,市场经济具有竞争性、自发性、滞后性及盲目性等原则,由于市场经济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再加上思想道德教育的漏缺而无法完全的抑制负面因素的蔓延,就有可能诱发许多不健康的、消极的、甚至是腐败丑漏的现象。由此可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是我们能否把握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问题。
参考文献:
[1]强以华,魏忠明.市场经济道德建设的人性基础[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2]李玉宝.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J].前沿,2011
[3]詹霞.市场经济与道德的转型[J].生产力研究,2013
[4]《市场经济下道德建设研究》课题组,张笃西,田治安.市场经济下道德建设研究[J].铜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
摘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对社会道德建设的进一步发展起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从事物发展的两面性来看它也给道德建设带来了负面的一些影响。以什么样的途径与方法加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就成为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重大课题。在本文中旨在分析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的种种因素并且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道德建设的策略。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道德建设;策略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要找出制约其发展的因素,并且提出有效的对策和实践,加强道德约束,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稳定和健康发展。
一、制约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的因素
我国市场经济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严重的道德问题。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制约道德建设的主要因素有政策与制度不健全;市场经济对道德建设的负面影响;多元文化对道德建设的影响。
(一)政策与制度的不健全
当前随着各国之间交流的逐渐加深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深刻变革,由于世界各地多元文化的影响,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和主流价值观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在这种大环境下单单靠自觉、自律,道德建设将难以进行举步维艰。优良的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可以为那些利人利己的品质提供发挥作用的空间,同时又能够有效的遏制一些损人利己的恶略品质和行为。符合道德规范的人可以在健全的政策与制度的保驾护航下最大限度的毫无保留的发挥自己的优良品质,对社会的良好风气建设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那些拥有损人利己的恶略品质和行为也能在健全政策与制度的制约下有所收敛,这样就能使一些损人利己的行为渐渐弱化,从而良好社会风气逐渐形成。因此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需要政策与制度的不断完备。现在,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换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社会风俗习惯和社会舆论对人的行为的制约力逐渐被削弱,传统道德的力量被削弱道德失范现象层出不穷。制度的不健全特别的是法制的不健全使这些情况不能得到有效的扼制,趋势越发严峻。旧的道德体系被破坏,新的道德体系尚未建立,这是一个社会发展所必须经历的普遍阶段,我们应该正确对待,以合理的制度与政策规范道德建设的正确前进大方向,并逐渐形成习惯观念,直到培养成普遍的道德规范。加强道德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加快完善社会制度,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道德建设的主旋律,并使之融入到整个国民教育的过程中。
(二)市场经济对道德建设的负面影响
伦理道德问题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马克思与恩格斯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汲取自己的道德观念。”[1]经济的发展状态对道德建设的水平有着直接的影响,道德是一定社会关系的反映,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发展不健全,市场主体的发展还不够完善,市场客体的规模还够广泛,市场的结构偏于单一化,市场的组织程度较低,现代化的交易手段还不是很普遍,市场发展不平衡。由于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存在,人们处在这样一个社会发展状态之中由于受利益的驱使往往会表现出焦虑、急躁,一切以利益为中心追求利益最大化,所以很容易忽略在修身方面的培养,甚至会出现一些‘好人是会吃亏的’这种现象,渐渐地人们不敢做好人怕做好人,这也导致一些不道德的现象出现层出不穷。造成新经济条件下社会舆论和人们内心中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的主流不突出,主导性的正面观念普遍性缺乏。市场经济必然存在竞争,同时,商品经营者具有相对独立性,促使思想解放。但也有可能导致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增长。自我意识的觉醒这对我们来说是一大进步,以前我们过于墨守成规,一切行为准则思想准则都在一个框里,导致我们在创新方面总是不那么尽如人意,自我意识的觉醒促使思想解放人们不再拘泥于以往的经营方式开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显神通。但是自我意识并不等同于利己主义。目前,存在许多道德失范的现象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落后文化和利己主义思想的产物,扭曲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象。因此我们倡导充分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各自的优势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竞争。
(三)多元文化对道德建设的影响
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原有的传统文化被渐渐消磨,而道德虚无主义,个人主义却渐渐“崭露头角”伦理道德不再是人们的价值导向,人们开始对道德存在的价值合理性产生质疑。越来越忽视道德的评价标准,道德这个词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观念并走向没落。社会转型使道德建设面临诸多挑战,其原因就是道德建设过程中传统文化的缺失。文化是人类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表述,它是人们长期进行生产和生活的产物。文化的核心是道德,道德是文化形成的基础。在中国,道德建设的基础是,伦理性的传统文化,所以说道德建设脱离传统文化就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现代工业文明代替传统农业文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以及全球交流的加强多元文化的大量涌入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在伴随肯定因素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否定因素,在社会专心的的过程中文化转型相对滞后。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的策略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必须明确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培育市场体系,规范市场秩序;正确对待多元文化,重视传统文化的根基作用。
(一)明确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
“进行道德建设首先必须明确指导思想,这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科学发展观为指导。”[2]从我国我国具体国情出发,在适应市场经济基础上超越市场经济,扬抑地继承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精华,同时借鉴世界各国道德建设的优秀成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和邓小平理论及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这既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根本保证。道德建设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实际出发。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道德建设必须在适应市场经济基础上超越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建设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同时,把握道德建设的正确方向,我们说道德建设要以制度作保障,这里的制度所指的主要是法律。通常我们认为道德规范的范围要大于法律的范围,法律所不容许的行为都是被道德排斥的,对这种说法我们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法律的强制性要远远大于道德规范对人们的约束作用。我们可以利用人们对法律的敬畏作用形成一种不同于一般法律却又比之道德更有效的监督机制。作为这个普遍阶段特有的一种制度。以发展的眼光,运用灵活的政策,解决顽固的问题。这正是我们面对新的完备的道德体系建立前这个尴尬的道德建设阶段应该具有的素质。
(二)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培育市场体系,规范市场秩序
“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条件的变化,决定着道德状况的变化。要建设市场经济道德体系,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培育市场体系,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观提供物质前提。如果没有商品经济的普遍发展,也不存在对较高和成熟道德观念和价值导向的需求。”[3]目前,我国道德建设中的滑坡和偏差现象的出现,究其原因就是商品经济不发达,市场体系发育不成熟,市场机制运行不规范,由此造成适应新经济条件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在社会舆论和人们内心中的主流势态不突出,主导性的正面观念普遍性缺乏。现在社会中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反之道德的发展却每况愈下,与经济发展相比是落后的,如何正确认识这种变化,促使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协调发展,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道德建设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思想保证与智力支持。我们要采取有效措施克服市场经济对道德建设的负面因素,促进道德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从而对广大公民进行多方面、多层次、多形式的思想道德教育,使其中华民族的整体思想道德水平有进一步的提升。
(三)正确对待多元文化,重视传统文化的根基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在密切的接触世界,与越来越多的国家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增多,必然会造成与当地文化的碰撞。一些人处于种种原因盲目的崇拜外来文化,认为传统文化就是“老一套”早就过时了的东西,从而不假思索的一味全部抛弃。造成了文化的断层道德的脱节。所以说我们要正确对待多元文化的存在的合理性,吸收其精华部分摒弃其糟粕的部分,树立起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道德建设要以传统文化的重释为立足点。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我国之所以依然繁荣于世界可以证明其文化的合理与优越性,因此一味的否定和抛弃或者忽略传统文化都是对我国悠久历史的埋没,都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浪费。在当今这个创新的时代与其绞尽脑汁的弄出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莫不如从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挖掘出一些被尘封的“明珠”,加以重新阐释,使之适合继续生长在当今这个时代,继续发挥其作用。“我国在重塑道德体系时要依赖于我国的传统文化,依赖于对传统文化的重释,要扎根于传统我们的道德建设、道德规范才可以找寻到方向,我们的传统文化是我国道德建设的立足点和出发点。”[4]从我国的文化传统中寻求道德建设的丰富的资源,并且结合我国当前社会实际给予重新解释和构建,对于我国道德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常永军.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的前提和关键[J].松辽学刊(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8).
[3]吕遂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观建设举措探析[J].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综合版),2004,(6).
[4]王斌.当代中国道德失范问题研究[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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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的理论方法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体系、探讨经济与社会互动关系的一门科学,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经济社会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近几年来,中国服务企业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出来,但因我国经济处于转型期,一些服务型企业为了追逐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无视对相关利益者的诚信,致使侵犯利益相关者合法权益的事件频繁发生,引起了社会大众的普遍关注。鉴于此,本笔者从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分析影响服务型企业的主要因素,并进而探索服务型企业通过相关诚信战略构建与顾客的信任关系。
一、国内外企业的信任研究的文献综述
信任的探讨一直是一个久远的话题,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作为对“经济学帝国主义”入侵的一种回应,信任问题逐渐成为西方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学者开始对信任进行了研究。
1.国外企业信任研究综述
新古典经济学是以“理性选择理论”研究信任问题。经济学家阿罗在其《组织限度》一书中指出信任是经济交换有效的润滑剂,将经济落后与信任联系起来,提出可以用缺少相互信任来解释世界上的很多经济落后现象。新经济社会学奠基人格兰诺维特以嵌入理论提出经济交易,经济行为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可以有效地防止相互破坏和相互欺诈行为和事件的发生,从而降低为防止欺诈、破坏及处理争端所需的交易成本。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在其所著《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用企业发展的规模作为主要指标来反映一个国家信任度的高低,即一个国家的信任度越高,则其企业发展越好,反之则影响企业的发展。他指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可有助于经济行为者降低了交易成本,以提高经济效率与效益。
2.国内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综述
我国对信任的研究相对滞后,随着中国信任度下降问题日趋严重,学者们开始将信任作为重要的课题来研究。张缕博士以“嵌入性”为视角,提出了当前我国企业间信任关系有二个特征:一是以工具性关系构建为基础的多元信任关系构成。二是不同信任关系模式的运作方式相差较大,这种不同信任关系模式级有利也有弊,有利的一面为各模式在企业经济活动中各尽其能地发挥作用,而不利的一面为各模式运作效果存在相互抵消的风险,对设计出有效的保障机制是极大的制约。清华大学的罗家德教授在《中国人的信任游戏》指出中国人做生意,一手是“信任游戏”,一手“是权力游戏”,信任是企业双方进行交易的基础。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学者关于信任理论的理论研究较多,而实证研究则较少,因此,本文立足于实践层面以服务型企业为例,运用企业信任理论,通过问卷法来探讨影响服务型与其消费者建立信任关系的重要因素,并在此基础提出构建服务型企业与消费者良好信任关系的建议。
二、服务企业的信任的界定
西方学者Sirdeshmuk以服务行业为背景来研究影响顾客信任的因素,将顾客信任定义为顾客所怀有的服务提供者是可靠的、并且能够履行其承诺的服务内容的期望。对服务性企业来说,其服信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即企业对员工的信任、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信任、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在这里我们讨论的是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问题。
三、影响服务型企业持续性信任关系的最主要因素
企业持续信任的形成,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工具信任的形成,即企业通过独特的物质文化、建筑、服务设备,服务的规律性在顾客心目中获得良好的信任;第二阶段通过提供给消费者各种承诺性服务,提高办事效率,与顾客有友好的合作经历,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过程型信任;第三阶段通过上述两个过程最终获得顾客的满意感、忠诚度的情感信任。基于此,本文选取500名消费者,来研究物质文化、服务规律性、企业办事效率、提供给顾客的承诺性服务、顾客的满意度和顾客的忠诚度等6个因素来分析顾客是否会与服务型企业建立持续性的信任关系,顾客的满意度、顾客的忠诚度和服务型企业所提供各种承诺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其顾客建立持续性信任关系的重要因素。
1.顾客满意度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顾客建立持续信任的最主要因素
顾客满意是顾客对企业及企业员工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直接性综合评价,顾客满意是顾客信任的前提。如果顾客对企业的服务态度、内外部设施越满意,顾客就会重复购买企业的企业的产品及服务,顾客的信任会增加企业的收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率。
2.顾客忠诚度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顾客者建立持续信任的重要因素
顾客忠诚度是顾客对某企业产品或服务产生的好感形成的偏好,主要是通过顾客的情感和行为忠诚表现出来的。对于喜欢规避风险的消费者来说,其对企业的忠诚度越高,就越不可能冒险尝试接受另一家服务,而愿意选择已经习惯了的服务。因为一旦选择其它的企业,他可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对于服务性企业来说,尽可能地维持与同一个的服务享受者的长期关系本身就可以帮助企业获取持续利润。
3.承诺也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消费者建立持续信任的重要因素
服务性企业产品具有无形性的特点,只有通过承诺才有可能建立某种信任关系。信任是对承诺的一种跨越,是不可化约的信念的一种品质。对于服务型企业来说,对服务接受方的承诺可以提供了一种激励,增进双方的合作,决定了可信赖性。但是承诺也必须适度,频繁的承诺可能不利于企业的成长,如果企业总是对顾客做出承诺,在顾客看来,企业会不可信。
四、培育服务型企业与消费者构建持续性信任关系的措施
本文通过对顾客的问卷调查,针对影响服务型企业构建信任因素的分析,认为应通过服务型企业应从自身出发,采取多种措施来培育服务性企业对顾客的持续性信任关系的构建。首先,因顾客满意度和顾客忠诚度是影响服务性企业信任的重要因素,所以企业应经常关注顾客的利益与诉求,可以通过通过提高服务质量,改善内部设施实现顾客满意,赢得顾客的忠诚,进而与顾客建立信任关系,使企业收益。其次,加强企业内部法制和行为规范的建设,对违反信任原则的要予以制裁。使员工认识到与交易方合作能为企业的长期发展带来很大的益处,在企业信任的基础上进行长期投资和管理。最后,服务型企业要有效发挥服务承诺的作用,在服务承诺设计上遵守“内容适度”、“表述清晰”和“队服容易”等原则;在实施服务承诺时,要综合考虑服务本身特点、服务企业状况、服务行业情况和顾客特征等一系列因素。
一、社会网络与关系嵌入说
社会网络与关系嵌入说是新经济社会学的主要代表性学说。它们假定,个体的经济社会行动是嵌入在人际关系网络之中的,人们正是通过对关系资本的建构与利用达至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各种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是屈从于个体理性的,关系人其实是理性人,关系嵌入本质上是一种弱嵌入,它并未否定经济理性的客观事实。在新经济社会学领域,格兰诺维特的探索最具代表性,其方法论关系主义原则的立论基础是在被其称之为“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两种视角间展开的。格氏指出,社会学家将个体的经济行为视为一种社会化和制度化的过程,个人行为屈从于共有的价值与规范系统,受到文化与价值观念的支配。这是一种过度社会化的观念,持这一主张的典型代表人物是帕森斯。格氏反对帕森斯的社会学传统,“十分贬抑对符号、价值、规范以及文化等等的学术关怀”。他试图“推翻帕森斯所强调的模糊的社会系统概念,而将个人行动理论及如何链接他人行动的方式置于新理论的核心位置”,这个核心便是关系网络,它使个人行为和总体的社会形态的链接成为可能。与过度社会化相反,新古典经济学在认识人的经济行为时,将人视为理性个体,个人行为独立于社会关系之外,人类的一切文化与制度行为均可从理性个体的自利动机中得以理解,这便是“低度社会化”观点。该观点假定,生产、分配与消费行为完全不受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影响。格氏指出,无论是低度社会化还是过度社会化假定,都将社会性孤立的行动者作为行动与决定的中心,没有处理好社会网络与社会行动的关系。因此,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分析应当尽量避免过度与低度社会化的孤立问题。行动者有目的的行动实际上是嵌入在真实的、正在运作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的,社会网络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而嵌入性的基本内涵是:“经济行动和经济绩效以及所有社会行动和社会绩效,都受到行动者动态的社会关系和全面的关系网络结构的影响。”[1]格氏以职业流动为例,比较了社会学和经济学在分析个体经济行为上的差异。他指出,这两个学科在看待劳动力市场中行动者的跳槽行为时,都坚持方法论个体主义原则,从个人行为及其动机入手,来分析求职者通过何种手段来达致跳槽和转业的目的。不同之处是,社会学强调个人的求职流动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受到社会网络的限制,而经济学则坚持社会孤立性假说,认为个人的经济行为可以脱离于社会关系网络的限制,强调是受雇者的个人倾向、经济动机、人力资本、升迁机会等因素决定了其跳槽或转行。格氏认为,经济学的解释不符合真实情况,个人的职业生涯及工作流动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一个人的求职及跳槽经历取决于他认识的人的数目及在工作中同这些人的关系状况。同样,经济学中的隐形契约、有效工资论将劳工行为视为一种社会孤立性行为,将员工和雇主视为陌生人,将他们的关系从社会组织网络中抽离出来,忽视了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熟识关系。在企业中,通常情况是,那些靠着关系获得职位的人已建立了工作上的非正式关系,这种关系促进了双方之间的信任。从社会学视角看,职位升迁的决定与行动嵌入在非正式的交换网络中。格氏关于关系人与职业生涯的经验研究是其方法论关系主义原则最具代表性的尝试,被视为新经济社会学的第一个范例,体现了他将个体经济行为与网络关系、微观层次与宏观层次加以链接的理论野心。他力求解答的基本问题是:人际关系如何建立和维系,如何利用这种关系传递信息、关系人如何从网络中获得信息,这种关系是强的还是弱的,其本质是什么。基本观点是:人际关系在求职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个人高度依赖其现存的个人关系特别是由弱关系构成的关系链来获取求职信息。个人关系是寻找工作的主要方法。大多数被访者指出,更好的工作是通过弱关系即工作关系和其他关系找到的。在个人求职经历中,弱关系往往比强关系更有效。弱关系比强关系更有利于信息传递,对个体的经济行动更为有利。强关系是群体内部的纽带,组成者之间的相似度高,他们之间的信息的重复性也高,通过强关系传播的信息更可能限制在较小范围内;而弱关系是群体间的纽带,其中的信息传播由于经过较长的社会距离,能使信息流行起来,弱关系充当了信息传递的桥梁。在群体关系中,弱关系更能扩大自身的关系网络,连接不同群体的成员,从而能获得更多的求职机会并找到更好的工作。弱关系的引入建立了一座链接微观至宏观、个人经验与社会结构的桥梁,形成了一条解释个人经济行为的因果链条。
二、社会资本理论中的形式主义传统
以普特南、林南等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理论,强调将关系视为一种结构性社会资源,当作一种能为行动者带来价值增值的新型资本形态。这种资本嵌入在社会关系、社群组织、社会群体、权威关系之中。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突出个体行动与社会关系的链接,强调社会关系对个体行动的意义。与格兰诺维特等为代表的嵌入性关系相比,社会资本理论更明确地将人情关系作为一种能够带来价值增值的社会资源凸现出来,彰显了行动者的主体性与目的性。社会资本理论从个人及其行动出发,探讨行动者如何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来实现自身利益。这些学者认定,在社会行动中,行动者是理性人,其行动的目的是在确保“资源损失最小化”的基础上,谋求“收益最大化”。林南是社会资本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以个人及其理性选择为出发点,在个人行动和社会结构互动的基础上,试图回答:行动者为了在工具性行动中获得回报,如何在社会关系中投资,如何获取和使用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林南指出,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它是在关系中获得并能带来更好回报的资本形态,包含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嵌入在社会关系而不是个人中的资源、这些资源的获取和使用取决于行动者。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行动者提高目的性行动成功的可能性的投资。不同之处是,人力资本是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对个人能力的投资,而社会资本则是在社会关系中的投资,通过社会关系可以使用和借取其他行动者的资源。林南的社会资本概念包含了三个基本含义: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关系之中,不能离开社会关系谈论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可以增值的资源;社会资本不仅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而且是人们为了获取各种效益的投资行动。[2]行动、社会关系和资源构成了社会资本的基本结构要素。首先,资源及其利用是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一般而言,行动者即个体或由个体组成的集体都会采取行动维持和获得有价值资源,促进自我利益。维持和获得有价值资源是行动的两个主要动机,而且维持资源比获得资源更重要。其次,这些有价值的资源是嵌入在等级制结构和网络结构之中的。资源的嵌入性与社会位置、权威关系、互动规则和位置占据者等结构要素相关,它们形成了一个密切相连的连续体,共同对行动者动用社会网络资源产生影响。第三,行动是社会资本得以运转的动因。行动者建立和维持社会资本、加强社会互动的目的在于从行动中获得益处并增进其福利。行动者通过行动直接或间接地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社会资源。林南更关注目的性行动对行动者的意义,因为这种行动指导着社会互动。为评价互动在社会行动中的意义,林南将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分为“同质互动”与“异质互动”[3]45-46。前者以拥有相似资源的两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为特征,揭示了情感、互动与共享资源的三角关系,这些资源包括财富、声望、权力和生活方式等。行动者之间的共鸣与共同关心促进了同质互动。异质互动表述的是拥有不同资源的两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与同质互动相比,异质互动要求付出更多努力。行动者参与异质互动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回报,这意味着要超越自己的社会圈子,需要高代价的互惠承诺并向搭桥人提供资源。最终,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关注的是:“嵌入在个体的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以及如何获取和使用这些资源使个体获益。”[3]54资源是投资活动的对象,关系网络是投资活动的场所,而个体及其行动则是投资者及其活动。林楠认为,社会资本包含了三个过程:社会资本中的投资、对社会资本的获取和动员、社会资本的回报。社会关系包含了宏观的结构位置和中观的网络位置。行动者依靠行动和社会互动同嵌入在关系网络中的资源连接在一起,通过动员社会资本,使其实现资本化的转化,最终为其带来资源的增益与回报。林南沿着微观———中观———宏观自下而上的分析路径,从微观的个体有目的的社会行动开始,逐渐上升至社会网络和社会结构层面。微观层面上,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工具性行动中用来获取嵌入性资源的实际联系。中观网络层次上,强调的是个体如何获取嵌入在集体中的资源。宏观层次上,强调的是工具性或表达性行为所具有的结构意义,并受到结构性位置的限制。
三、新经济社会学的范式反思
新经济社会学始终将关系或社会网络视为个体经济行动的重要资源看待,从个体行动的关系论立场出发,力图超越政治经济学对人类经济行为的认知局限,拓展人类经济社会行动研究的新视野。新经济社会学试图将行动者的微观行动与宏观的社会结构链接起来,以弥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之间的鸿沟。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对于人类经济行为的认知?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从理论硬核、知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等层面对新经济社会学进行范式反思,并在这种范式反思的基础上,培养我们的“范式自觉”意识,进而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学的发展。我们将再次以新经济社会学的主要开拓者格兰诺维特的理论观点为典型范例,来说明这门分支学科在认知人类经济社会关系时所陷入的范式困境。之所以选择格兰诺维特作为典范,是因为其经济社会思想在新经济社会学范式中最具代表性。甚至可以说,认清了格兰诺维特思想的误区,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认清了新经济社会学面临的范式困境。格兰诺维特试图从关系主义方法论视角,展开对个体经济行为的研究,其理论抱负是超越“低度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视角,建立经济行为分析的“第三种”研究思路。然而,格氏对上述两种视角的处理存在简单化倾向,甚至为了论述其关系主义的合理性,故意歪曲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观点。如他将斯密视为低度社会化的主要代表。但斯密在谈到个体的经济行为时,强调了经济行为的道德与社会基础。同样,格氏在认识帕森斯的观点时,同样也存在着简单化和片面化倾向。在帕森斯思想中既包含着个人自主的社会基础,又包含着社会秩序的多元基础,行动既是个体的,又是社会的。帕森斯的理论是在与各种理论传统,特别是在同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传统进行激烈对话的基础上形成的,他一直未放弃整合两者的努力。帕氏一方面强调集体规范对个体的渗透,一方面又突出个体自发意志的意义,认为规范的相互渗透作用是由两个个体分享共同符号并使之内化的过程造成的。帕森斯认为,就像离散的个体是一种不可能发生的社会事实一样,无序的社会行动也是不可能发生的。符号的相互渗透意味着,个体之间必然会存在着某种确定的秩序要素。个人行动受内化于其中的规范制约,服从于个人意愿的调整。
格氏在对帕森斯的思想进行批判时,并未认真对待帕森斯的理论精神,他对过度社会化问题的解释十分草率。格氏所说的关系嵌入本质上是一种形式嵌入,从未否定方法论个体主义中关于理性个体、经济理性与市场自主性的假定。他关于经济行为的嵌入性分析强调的是行动者如何利用各种关系来实现自身的行动目的,关系是为个体理性行动服务的。在他笔下,求职者是自由人,是能够为了达致经济目的而建立、维系和利用关系的经济理性人。不论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均为个人的经济需要与目的而存在。因此,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说中的理性人、经济理性、市场自主性等要素,构成了市场经济的“硬核”。格氏所修正的,其实仅是市场“硬核”之外的保护带,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根基。格氏在个体行动的基础上,引入了社会网络变量,并探讨了社会网络如何影响经济行动、社会结构如何产生经济绩效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修正了形式经济学的一些假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贝尔特认为,格氏的嵌入性思想与其说是对经济学的批判,不如说是对经济学的补充,他似乎在提醒经济家,在考虑经济行动时,应当关注社会网络。他的理论并未没有提出一种目的性与策略性行动的理论,仅仅补充了经济行为分析的某些变量。[5]斯威德伯格也指出,“网络分析方法并没有形成一个关于到底何谓市场的完整理论,而是构建了一个探索社会关系的一般性方法。人们为什么从事交换活动,市场在何种情况下被建立等,都没有被包含在这一理论当中。”[6]Krippner指出,格氏试图超越原子化个人的假设,但却陷入了经济学设定的模型中,将经济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了。嵌入性观念假定,市场世界可以脱离社会而存在。但即便从理想类型看,市场也不可能不受时空限制,它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制度,反映了一种复杂的政治、文化和思想的炼金术。因此,以格氏为首的网路理论家尽管清晰地验证了市场,但社会内容却从社会结构中蒸馏了。他指出,格氏试图在低度社会化与过渡社会化之间寻求一条认识经济行为的中间道路,但却坚持将经济与社会的本质分割开。这个问题在经济社会学领域产生了一种悖论现象:研究者既可以放弃市场领域而研究社会领域中的经济过程;也可以将市场视为一个自治的理论实体来研究,而清除所有社会因素。因此,嵌入性概念对提升市场社会学的理论化水平贡献甚微。[7]倪志伟等指出,虽然格氏为经济生活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他对人际关系和网络结构本质的片面认知限制了经济社会学的分析视角,无法解释与经济相关的国家、法律、规则、契约、产权等制度,也无从解释维系交易的各种组织制度和与社会规范相关的各种非正式制度。如果缺乏制度性因素的考虑,这种网络嵌入的观点在解释力度上就会受到限制。格氏试图为个人行动建构一种社会基础,但他对网络与制度之间关系的理解是肤浅的。在倪志伟等看来,个体的关系网络除了正在进行的社会互动外什么也不是。这些网络牵涉到动态的社会过程,而不是静态的社会结构。格氏的嵌入说缺乏对行动机制的阐释,这种机制可以解释为什么经济行动者有时候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而脱离持续的网路。
最后,格氏忽视了经济形式的多样性,忽视了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对经济行为的影响。虽然他也提及社会因素,但它基本上等同于社会网,显然简化了社会这一概念的丰富内涵。对此,格兰诺维特曾进行了认真检讨和反思,他指出,社会网络分析犯了两个致命错误:一是将很多精力放在追求网络分析的细枝末节和因果性分析上,却对社会理论面对的重大社会问题缺乏敏感性,忽视了经济关系中的文化、政治以及制度框架的重要性。实际上,社会网络不可能独立于社会建构和权力结构之外,经济行为是嵌入于特定的政治、文化和历史脉络之中的;二是,嵌入性理论未能有效分析较大的文化及政治力量如何影响个人的行动与网络。格氏的理论认知局限表明,新经济社会学的关系主义方法论本质上是沿着个体主义的思路展开的,其理论分析的基本单位是理性个体,没有实现对形式主义经济学的超越和替代,而且缺乏对重大问题的理论关怀。关系人本质上是理性人,是为追逐私利而利用关系的人。社会关系一旦建立,似乎便成为了一种客观的、静态的网络结构,一种可以用数理方法进行演绎推理、按照因果逻辑加以认识的资源。正如塞勒尼等指出,嵌入性观点将社会结构萎缩成关于网络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所有这些智识上的选择,都包含了对理性选择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含蓄让步。在有限理性的假定下,模仿是理性的,网络是被理性个体操纵的资源,而嵌入性不过是在理性选择旁边加了个括号,亦即假设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是平的。因此,格氏所主张的嵌入性观念不仅忽视了阶级的差异,而且忽视了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历史意义,收缩了经济社会行动的时空范围。
但实际上,建立在人际互动基础上的社会关系本质上具有理性与情感、工具性与表达性、历史性与共时性、流动性与易变性等特征,受到特定的文化传统与社会制度的限定,更难加以量化和客观化。因此,关系所能提供的仅仅是对纷繁的日常生活的一种可能的分析方法。[10]总之,新经济社会学明确以方法论关系主义为取向,来弥合方法论个体论与整体论、低度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之间的内在张力。关系存在于个体与社会、个人与集体、经济与社会之间,是开启个体与社会、行动与结构之张力的中间路径。然而,通过分析发现,这些学者主张的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本质是建立在微观基础上的人际互动产物,是经济人为谋求私欲而与他人互动的结果,是一种工具理性关系。当这些学者将关系视为一种客观结构、一种资源和资本时,表明这种分析理路已经陷入形式分析所追求的强调客观性、普遍性和一般性的思维困境之中。依照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解,关系本身是一种客观性资源,这种资源能超越时空限制,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中,其发挥作用的机制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仅是其表现形式而已,即在有的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是弱关系、而在其他社会中可能是强关系。在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表述中,关系成为了理性行动者谋求自身利益而启动的社会资源,是嵌入在经济社会行动之中的资本形式。因此,新经济社会学非但未否认经济理性与经济交往的客观事实,反而赋予了这种理性更丰富的现实基础,如关系理性、社会资本等。它强调的嵌入性,更确切的表述方式是:关系是嵌入在经济社会行动之中的,是理性行动者实现个人私欲的工具。这种嵌入性观点未从根本上动摇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基础。
四、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学研究的“范式自觉”
以社会资本、经济社会行动和关系网络为关注对象的新经济社会学,已沦为了“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女仆”。该学科几乎不加质疑地将形式主义作为其学科基础,去探究人们之间的经济社会关系。从格兰诺维特开创的社会网络理论到以普特南、林南等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理论,这些学者一以贯之的主线,便是将个人主义的价值承诺和方法论个体主义原则蕴涵于其理论分析之中,从个体理性与行为出发,展开对人类经济行为与社会关系的探讨。他们坚持以个人利益和关系理性为中心的分析取向,认为个人的经济行为是一种指向他人、并在社会互动中谋求利益的社会行为。新经济社会学并未从根本上修正、颠覆和取代政治经济学的知识传统。在对个体经济社会行为进行分析时,这些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理路,沦为了其附庸和陪衬。新经济社会学研究范式并非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其本身是存在认知局限的。这种局限既反映了西方理论范式本身的认识论困境,也为中国本土经济社会学的重建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面对新经济社会学理论传统,我们一定要清晰认识到这种理论的知识论、价值论、方法论背景和各种理论之间承前启后的关系,弄清这些理论传统的社会文化与制度语境,把握理论的适应性、时间性与空间性问题。中国经济社会学的发展既要吸收和借鉴西方的知识体系,注重与西方学者进行对话。尤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当立足本土实践,直接面对中国的经验世界,深刻理解中国经济社会关系的本质内涵,重视自身的理论知识传统的积累,熟悉本土社会理论的知识传承与延续关系,而不是对西方理论亦步亦趋,去创造一些完全脱离本土经验、没有现实基础的新概念。只有这样,中国经济社会学才可能突破西方的理论边界,并最终从知识论、价值论、方法论和理论硬核等层面实现自身学科的复兴与重建。要实现这种复兴与重建,当前最为紧迫之事,乃是我们应当具备一种“范式自觉”的素养。
只有具备“范式自觉”素养,才能真正扎根于本土经验实在,对自身的理论知识及其传承关系进行凝炼,和西方学者站在互为主体性的立场上进行平等对话,最终实现本土经济社会学在知识论、价值论、方法论和理论硬核等层面的真正复兴。一个具备“范式自觉”素养的人,首先是一个对西方范式传统具有清晰认识的人,更是一个对本土社会科学的知识传统和中国本土社会经验烂熟于心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承担起本土经济社会学重建的重任。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为中国本土经济社会学的成长做出实质性贡献。“范式自觉”要求我们对过去的知识传统给予更多的保护、尊重和关注,应当重视社会科学知识的传承和新旧交替的过程。不应将“范式自觉”简单地理解为一种保守或守旧的情结,而应当视为一种严谨的学术风尚和治学态度,一种正确对待社会科学知识传承的态度。“范式自觉”不仅强调理论的创新,更强调知识的延续和一脉相承的关系,强调理论知识与知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之间相互建构的过程。本土经济社会学的重建需要几代人沿着一定的知识理路的艰辛探索,需要一点一滴的长时段积累。在此,我们发出“范式自觉”的呼吁,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参与到范式重建问题的讨论中,从中国经验的实践和理论知识的传统中寻找中国经济社会学知识的增长点,实现这门学科的重建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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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必然会引起人格的变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对我国现代人格的塑造起着巨大的推进作用,有利于塑造出具有独立、开放、创新、进取特征的现代人格。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供大家参考。
我国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引入“经济法”概念的。关于经济法的基本理论,法学界一直争论颇多。争论的焦点为是否承认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众多的主张可归为两类:一为否定说,即认为经济法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一为肯定说,即认为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在否定说中,最具代表性的主张有“学科经济法论”、“综合经济法论”和“经济行政法论”(15)。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法律实践和法学研究的发展,除少数学者还支持“经济行政法论”外,绝大多数学者已摒弃这类主张。而且,鉴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经济行政法论”也难说有其存在的裨益。(16)
作为否定说的回应,支持肯定说的学者一直坚守阵地。自1992年以来,比较典型的主张有:(1)经济管理与市场运行关系说: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而制定的,是有关调整经济管理关系和市场运行关系的法律规范的统一体系”(17)。(2)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失灵而制定的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8)。(3)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说: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在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以保障国家调节和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发展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9)。(4)新纵横统一说:认为“经济法是调整经济管理关系、维护公平竞争关系、组织管理性的流转和协作关系法”。(20)(5)国家协调经济运行说: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21)
上述诸说尽管提法不同,或“干预”或“调节”或“协调”,但并非完全对立,而是有其相通之处。择其要者述之:(1)至(3)的主张都大致括清了经济法与民法的界限,但却使经济法面临“经济行政法论”的有力挑战,尤其是“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虽然在表述上略胜于“干预论”,实际上仍无法将经济法对“国家干预”的调整与行政法在相似领域中的体现相区别。此外,“新纵横统一说”比较独特,其在论证经济法的地位时,对传统法律部门划分理论进行了修正,这种创新精神无疑值得肯定,但是仍需进一步完善,如说把“调整对象说”随“调整方法说”一并抛弃似乎欠妥。
相比较而言,笔者还是倾向于“国家协调经济运行说”的观点。诚如着名法学家王保树所言:“市场机制的缺陷和有时失灵为政府干预留下了作用的空间,其存在和发生作用的价值需要经济法加以确认。而政府干预的缺陷和有时失灵也不容忽视,它需要经济法予以纠正、限制乃至禁止。”(22)“国家协调经济运行说”正是在此基础上确立了经济法的协调主义本质,有力地划清了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界限。同时,有必要对“国家协调经济运行”加以界定:从语义看,是指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国家要使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配合得当;从内容看,则至少应包含三个方面:第一,对单个的经济领域部门和经济单位进行直接或间接的中观、微观调节;第二,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第三,通过公共企业调节经济发展。与此相对应,经济法体系的基本构成就表现为市场管理法、宏观调控法和国家投资经营法。
至此,前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能纳入民法和行政法调整轨道的四项要求,在经济法中最终获得法律保障。
(1)经济法与市场管理、宏观调控的要求相吻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单纯依靠市场调节,虽然有利于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并优化资源配置,但同时又会导致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产生。主要表现在:从中观、微观看,市场主体的驱利性导致垄断、限制竞争、不正当竞争等行为的产生,使公平、自由的市场竞争秩序遭到破坏;从宏观看,市场调节具有盲目性、自发生和局部性,不能解决宏观经济均衡、公共物品的供给、外部不经济和社会公正等问题。为此,必须运用国家的力量加以克服。而经济法恰好满足了这一要求:一方面,通过市场管理法(主要包括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直接排除制约市场活力的因素,建立公平交易规则维护自由竞争秩序;另一方面,又通过宏观调控法(主要包括计划法、投资法、财政法、金融法等)间接影响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实现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2)经济法与规制政府权限的要求相适应。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的存在是为了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但是国家干预也并非完美无缺,也会导致信息不完备、效率低下等弊端。况且,现实生活中,国家干预实质上已异化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无庸讳言,政府本身亦存在着私欲。因而,必须对国家(政府)干预进行规则,使其处于适度状态,避免重蹈计划经济体制的覆辙。对此,经济法能起到积极的调整作用:其一,经济法可以通过立法机关的活动对政府介入经济作出授权,明确政府的作用范围,监督权力的行使,从而避免由行火亘政法调整所引起的立法者即为执法者本身的尴尬局面。其二,经济法作为国家协调经济运行之法,是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出发点的,既能关注和尊重市场主体的个体利益,又能有效遏制政府私欲,防止个人及社会利益受损。
(3)经济法与“社会主义导向”的要求相呼应。社会主义制度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制度,必然要求从社会整体利益的角度出发,寻求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的最佳契合点,以达到社会效益最大化。而经济法基于协调主义的立法宗旨,能够综合运用各种调整手段(包括民事的、行政的及刑事的调整手段)作用于社会经济关系,一方面遵循市场内在规律,尊重市场配置资源;另一方面通过国家干预弥补市场调节之缺陷,并同时对国家干预加以规则,从而促进社会经济良性发展,这与“社会主义导向”的要求完全一致。
正因为经济法满足了社会经济关系对市场管理、宏观调控、规制政府权限和“社会主义导向”的要求,所以,经济法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
综上所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以个人本位为基石,崇尚自由平等的竞争秩序,为市场调节发挥作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经济法以社会本位为基石,既确认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又使其保持适度状态,从而保障市场调节发挥出其应有的积极作用。由此可见,两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偏废民法将重回计划经济体制的老路,偏废经济法将陷入自由资本主义的泥淖。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二元”基本法,民法和经济法必将携手并进,共同推动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21-122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92页。
(3)参见肖江平:《对“加强经济立法”命题的质疑》,《法学》1998年第5期。
(4)转引自邓峰:《试论民法的商法化及其与经济法的关系———对民法、经济法社会本位的比较思考》,《法学家》1997年第3期。
(5)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课题组:《现代市场经济的不同类型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研究》1996年第6期。
(6)参见佟柔、王利明:《我国民法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发展与完善》,《中国法学》1995年第1期。
(7)“基本法”一词,在法理学上是指由全国人大所制定的调整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某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关系的规范性文件(确切地说应为“基本法律”),这是从制定主体的层面加以界定的。而在本文中,笔者是从该词的语义层面加以使用的,意为在社会生活中起主要的普遍的调节作用,不可或缺并不可替代的法律部门。
(8)商法和民法一样,亦属于私法的范畴,奉行“政治不干预”原则,因而商法同样不能担此重任。参见史际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我国经济法———兼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关系问题》,《中国法学》1995年第3期。
(9)刑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仍是一个重要的法律部门,因其所调整的经济关系仅限主体行为构成犯罪的那一部门,显然不能成为“基本法”,故笔者对此不再赘述。
(10)〔美〕伯纳德·施瓦茨着:《行政法》,徐炳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
(11)目前,关于行政法的理论基础问题,行政法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有“控权论”、“管理论”、“平衡论”、“服务论”、“公共利益本位论”,等等,参见杨建顺:《中国行政法和行政法学20年的回顾与展望》,《法学家》1999年第1-2期。在此,笔者赞同“控权论”的观点,因研究水平有限,论述难免肤浅,希各位同仁指正。
(12)引自徐中起、王玄玮:《论经济法与行政法之区别》,《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第5期。
(13)参见漆多俊:《中国反垄断立法问题研究》,《法学评论》1997年第4期。
(14)引自王克稳:《行政法学视野中的“经济法”———经济行政法之论》,《中国法学》1999年第4期。
(15)参见《中国经济法诸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第129-194页和第221-227页。
(16)参见刘文华等:《1999年经济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法学家》2000年第1期。
(17)引自刘文华主编:《新编经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18)引自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9)引自漆多俊着;《经济法基本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0)引自史际春、邓峰着:《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0页。“纵横统一说”在我国经历了由粗至精的发展过程。最初的“纵横统一说”就是“大经济法学”,即无论“纵”的、“横”的经济关系均由经济法调整。史教授倡导的“纵横统一说”则是“限定的纵横统一说”,所以谓之“新纵横统一说”。
(21)引自杨紫主编:《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
(22)引自王保树:《论经济法的本质》,载马俊驹主编《清华法律评论》(第二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页。
[摘要]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有不同的路径、不同的目标和不同的效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二者结合上最成功的范例。在此过程中,如何理解和认识市场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两者关系如何,一直是一个倍受关注的问题。事实上,市场社会主义对我们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具有启示作用,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也是市场社会主义诸种思想和模式中的理论创新与成功实践。
[关键词]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市场社会主义
一、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东方战线的突破
商品经济是一种经济形式,它与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相对称,从历史发展来看,商品经济由来已久,它已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以个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小商品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如果撇开商品经济的社会性质,则可分为简单商品经济和发达商品经济两个阶段。市场经济则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它与计划经济相对称。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发达阶段的产物,是商品经济的现代化形式和发达形态。也就是说:(1)市场经济是社会化的商品经济,只有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才能成为市场经济;(2)市场经济是市场化的商品经济,只有建立了统一市场和市场体系的商品经济,才是市场经济;(3)市场经济是货币化的商品经济,只有商品经济关系货币化,金融市场、金融工具和金融手段全面介入经济运行,才能形成市场经济体制;
(4)市场经济是开放化的商品经济,当一个国家的商品经济全面对外开放,参与世界市场,融汇于世界经济之中,才能形成市场经济。总之,市场经济必定是商品经济,而商品经济未必就是市场经济。
既然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而商品经济又首先是在私有制社会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传统的观点都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私有制独有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制度特有的范畴。如果我们只满足于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寻找对应的词句,那么的的确确,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似乎把市场范畴严格限制在私有制经济关系之内,只存在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阶段。然而,只要我们认真分析一下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沿着它的内在逻辑路线,便不难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社会化大生产激活和提高了生产力,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生产关系却无法容纳高速发展的生产力,资本主义制度的“外壳”必然爆炸,代之而起的是新兴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者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消灭商品生产!在这里,虽然表面上看马克思恩格斯主张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后的社会形态不存在商品(市场)经济,但其深层原因“恰恰是因为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未来社会实现的条件,已经得到了充分发展并走向了消亡”。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只有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以后,即它所容纳的生产力总量充分实现之后才有可能,这其中就包含了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并走向消亡这一前提。他们正是因为承认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所以才把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实现的历史条件。
十月革命胜利前后,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计划经济的思想,并以推行“战时共产主义”而步入极端。但列宁勇于面对当时经济、政治困难的现实,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义无反顾地实行“新经济政策”,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承认商品货币关系,引入市场调节机制,
利用市场关系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斯大林作为列宁的后继者,囿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自身的认识,未能坚持和发展列宁把计划和市场结合的思想,他在1928年决定抛弃新经济政策的同时,转向排斥商品生产和贸易自由,只允许在个人消费品方面存在极其有限的商品交换。然而,斯大林的这种思想也并非铁板一块,他在总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时,在其著名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也肯定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发生的必然作用,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商品生产和流通。另外,我们还应关注一下布哈林的“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的思想。他在1929年4月的俄共(布)中央全会上,陈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关系的意义:“市场联系的形式,在我们这里还要继续许多许多年。我甚至要说,市场联系形式将长期的是经济联系的决定形式。”这是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深层阐发。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思想并不被那个时代接纳。 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者的毛泽东,虽然一开始就继承了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计划经济理论,但面对实践中暴露出来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决心探索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之后,毛泽东根据新的形势,寻找适合中国实际的经济管理的体制。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条件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存在,要认识价值规律的作用,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并在经济体制上做过几次调整与改革。诚然,由于毛泽东的探索总体上没有脱离计划经济的框架,这些可贵的思想闪念未能继续深化,甚而发生““””那样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事件。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大胆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他在1979年11月26日会见美国和加拿大客人时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这个谈话,第一次提出了市场经济是超越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由于某些历史原因,邓小平的谈话没有公开发表,因而人们常把1992年的南方谈话作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关系的确认。1992年党的十四大把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方式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把它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1997年党的十五大对我国发展市场经济作出了新的概括,并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改革在一些重大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二、市场社会主义——西方战线的求索
在马克思主义者探讨商品(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问题的同时,在西方的另一条战线,左翼社会主义思想家们也在进行求索,这个求索卓有成效的成果就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兴起。
美国《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市场社会主义是这样界定的:“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体制的理论概念(或模式),在这种经济体制中,生产资料公有或集体所有,而资源配置则遵循市场(包括产品市场、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规律。”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格雷戈里和斯图尔特的表述似乎更加全面,他们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特征的经济体制,决策采取分权制,由市场机制加以调节,兼用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来推动参与者实现这一体制的目标。”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有米勒的“合作制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罗默的“证券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斯韦卡特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等。一个世纪以来,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大致经过三个发展阶段:
(一)第一个阶段:从20世纪20—50年代是市场社会主义初步形成的时期。针对苏联高度的计划经济模式,奥地利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代表人物米塞斯和哈耶克进行了全面否定,认为苏联的计划社会主义不可能全面实行经济核算,不可能实现生产资料的合理配制,是一条与市场经济根本不相容的“通向奴役之路”。对此,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起而反击,他所回应的核心内容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央计划局可以通过确定价格(和社会主义企业的制度环境)来代替市场,然后通过重复性的„试错法‟程序来调整这些确定了的价格,用以反映供求的波动情况。因而社会主义条件下合理的经济计算是可能的。”并进而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的概念,即认为生产资料可以为社会公有,基本决策和发展方向可由中央计划决定,除此以外的经济活动则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
该时期最著名的就是旅美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提出的“兰格模式”:生产资料当实行公有制,但小型工、农业可保持私有;要求建立不完全的市场体系,既存在着消费品市场、劳动服务市场,也存在生产资料市场、资金市场;实行国家、地方、家庭参与的多重决策体系;实行双重价格定价体系,消费品和劳动力价值通过市场来定价,而生产价值由中央计划机关采取模拟市场竞争的方法来决定。该模式虽然有明显的计划特征,但标志着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
(二)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50~80年代。主要是一些东欧、苏联经济学家主张在计划经济框架内,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比如南斯拉夫经济学家组成的“市场经济学派”认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只有在市场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提出了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捷克的锡克在《社会主义下商品的货币关系》中分析了宏观、微观商品经济的不平衡。其中宏观的由计划调节,微观的由市场调节。这一时期,除了理论上的探讨外,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国家先后突破苏联计划社会主义模式,从50年代开始进行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在西方被称为某种市场社会主义形式的„实验‟”。东欧进入市场社会主义的“黄金时期”。 1 南斯拉夫“自治式”市场社会主义实践
在东欧国家中,南斯拉夫是最早实行改革的国家。以1965年为界,南斯拉夫的改革可分为两个阶段,即工人自治的市场社会主义和社会自治的市场社会主义。
1950年6月27日,南斯拉夫议会通过了著名的《工人自治法》,规定将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改为社会所有制,把生产资料交给劳动者集体支配,在企业内部实行“工人自治”,企业可以按社会计划的基本比例,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自行制定生产计划等。这“标志着从指令式经济开始转入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一步”。
1965年6月27日,南共联盟中央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它标志着从“工人自治”走向“社会自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宗旨是:市场和价格更自由地起作用,企业的权限进一步扩大,把国家掌握的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基金交给企业掌握。这次改革还宣布实行市场经济,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企业之间是市场关系。
南斯拉夫的这场市场社会主义“实验”最早在实践领域突破了苏联的计划模式,尽管经济成效并不明显,但它为后来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构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2 匈牙利“调节式”市场社会主义实践 1964年9月,匈牙利成立了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同年12月匈党中央通过了《关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决议》;1966年5月又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原则》。经过五六年的准备,从1968年1月起,匈牙利开始进行全面的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在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匈牙利坚持把计划管理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并作为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国家主要通过经济手段,即通过商品关系、银行信贷、价格、税收等渠道来调节企业的生产活动;从组织制度上扩大企业自主权。
匈牙利的改革成效比较明显,国内呈现出市场繁荣,供应充足,人民消费增长速度加快的局面,对外贸易也增长迅速。但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如企业虽然取消了指令性计划,但间接的行政干预强化了;政府对大多数物价实行限定,打破了市场物价问的互相依存关系;国家投资决策不仅涉及服务领域,而且涉及市场经济生产领域等等。这充分表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
这个时期,其他东欧国家的改革也有新的进展。1960~1970年,波兰进一步削减了中央计划中的指令性指标,加强以联合公司为经济核算单位的自主权;80年代放弃了统配体制,企业实行自主、自治、自负盈亏。民主德国于1963年通过《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的新经济体制准则》,强调经济管理机关要充分利用经济规律,大力推行完整的经济杠杆体系;1979年颁布联合企业法,扩大联合企业的自主权。捷克斯洛伐克于1968年4月发布实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提出建立“适合捷条件的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模式”目标,并于1978年在12个大型经济单位进行效率和质量管理方面的综合试验。
总的看来,东欧国家的市场社会主义“实验”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也积聚了不少矛盾和问题,潜伏着危机和不安定因素,以至于随着苏联的解体,这些国家也迅速分崩离析。在这种形势下,一些主张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开始彷徨,有的甚至起来否定自己。但毋庸置疑的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建设以许多启发、借鉴,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史料来源:首先,市场社会主义者提出的“中性机制”思想,为我国探索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提供了启示;其次,在理清计划与市场复杂关系的基础上,把市场运用到社会主义中去,为我们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积极的思想来源。再次,市场和计划不是地位平等的发挥作用,但市场也不排除计划,两者共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起到了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是主导力量。而计划就体现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上。
(三)第三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其研究中心又回到了以西方为中心,英国经济学界掀起了一场新的市场社会主义的讨论热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一是主张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联姻”论,利用市场达到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政治目的;二是主张启动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主导机制”论,市场应成为交易机制的主导形式。无论是“联姻”论,还是“主导机制”论,都是对市场和计划关系的新认识,目的在于弄清如何通过市场使西方走向社会主义,是市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理论的重大突破。 苏东剧变之后,社会主义一度陷入“危机”。能否构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它从效率、平等和民主等方面都比现代资本主义具有显著的优越性又能避免苏联模式的弊端呢?西方左翼理论家们在沉思之后重新举起了市场社会主义的大旗。东西双方在各自领域的探索中认识到,市场经济虽然是私有制的伴生物,但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西方左翼社会主义思想家(甚至是资产阶级某些代表人物)都没有把市场经济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它本身是中性的,完全可以和社会主义结合。只是在“如何结合”的问题上分化出不同的思想与模式。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的扬弃——理论创新与成功实践 市场社会主义派认为,试图把公有制与市场化结合的做法,是一种幻想。然而他们没有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一种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成功范例。 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本形成。邓小平认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党的十四大明确规定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党的十五大对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又作出了新的概括,主要表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十五大《报告》指出,在今后的十多年中,“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必须解决好的两大课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包括: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和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完善科学的宏观调控体系;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健全必要的社会保障机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构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行为约束机制等等。
由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市场经济能否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问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没有原则分歧,但在社会主义如何与市场经济结合问题上,两者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显示出自己的特点:
(一)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标志,而资本主义市场则以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以往的国有制形式,与市场经济尚不完全适应,经过改革,在理顺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和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后,我国公有制经济的形式多种多样,有国有制、集体所有制以及不同公有制形式共同出资的股份制等。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结构,特别是国有及由国家控股的大中型骨干企业,将会具有更强的活力和更高的效益。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原则。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财产的私人所有必然导致私人资本的无限扩张和收入的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鼓励先进、提高效率、展开合理竞争,同时又不会导致两极分化。对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WTO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1992年9月份结束日内瓦谈判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时候,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说,我的回答是我们是搞市场经济的,我们是赞成竞争的,因为没有竞争就没有经济发展。但是我们认为,必须兼顾在竞争过程以及竞争以后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兼顾那些弱势群体,必须兼顾市场经济中的社会公正和社会分配的平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市场经济和其他国家市场经济的区别。但从经济体制上讲,我们是市场经济。中国加入WTO以后,我们的经济体制将更加市场化。一些经济学家也曾不约而同地提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怎样做到)“市场经济+更大的社会公正”这一观点。为保证社会公正,协调地区发展,政府会通过自己的调节机制和社会政策,防止收入差距的过分扩大,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强有力的国家宏观调控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无论从名称还是从内容方面都坚持“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的统率,政府可以通过经济社会政策、经济法规、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管理,又力避对市场“基础性作用”的人为干预。创造一个稳定的、安全的和公平的社会环境,确保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忽视政治制度的保障作用,热衷构建纯粹的经济模式;有的放弃社会主义的实质内容,向资产阶级妥协以换取执政条件,“社会主义”仅仅成为一具示人的“空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的扬弃,是对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创新。正因为如此,与其他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实验”最终走向失败的结局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呈现出勃勃生机。
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也仍然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如生产盲目性导致的生产过剩现象有发展趋势;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并未得到有效调节;经济利益与环境的冲突经常发生;失业增多和贫富分化的趋势加剧;拜金主义和腐败现象成为公害,等等。这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不断的理论创新和接受实践检验。
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基本社会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是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体制。它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把资源配置到效益最好的环节中去,并使企业实行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灵敏的特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传统观念认为: 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邓小平打破了这一观念。1979年11月他在同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副总编吉布尼等人的谈话时指出:“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针对在这一问题上长期存在的姓“资”姓“社”的争论,邓小平又多次指出: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要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共性,主要是: 承认个人和企业等市场主体的独立性,它们自主地作出经济决策,独立地承担经济风险;建立具有竞争性的市场体系,由市场形成价格,保证各种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由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的作用;建立起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对市场进行导向和监控弥补市场本身的弱点和不足;建立完备的经济法规,保证经济运行的法制化;遵守国际经济交往中通行的规则和惯例。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具有特殊性。主要是: 从经济上说,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共同发展,这就还需要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从政治上说,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从意识形态上说,它是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联系的。这种市场经济的目的,是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在强化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地要求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
1993年11月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在21世纪末初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勾画了基本的框架。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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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的社会经济也在不断的发展。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我国发展绿色物流的必要性
实施绿色物流是一项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措施,绿色物流可以降低企业的原料成本,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1.绿色物流有利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绿色物流建立在维护地球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上,强调在物流活动的全过程采取与环境和谐相处的理念和措施,减少物流活动对环境的危害,避免资源浪费,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绿色物流有利于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据分析,产品从投产到出售,制造加工时间仅占10%,几乎90%的时间处于存储、装卸、信息处理等物流过程中。当前我国的物流基本还是“高投入大物流,低投入小物流”的运作模式,而绿色物流强调的是“低投入大物流”。显而易见,绿色物流更重视绿色化和由此带来的节能高效少污染,能极大地降低生产成本。
二、我国发展绿色物流存在的问题
1.绿色物流观念尚未普及。现代物流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已得到各级政府的认可,但是,绿色物流的理念尚未普及。经营者和消费者对国外绿色经营和绿色消费的理念还很淡薄,绿色物流的理念几乎没有。有些企业认为绿色物流只是一种环保理念,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不能为企业带来任何经济效益,还会增加物流成本。也有些企业认为
绿色物流是政府的事情,和企业无关。从长远来看,绿色物流是绿色产品与绿色消费之间的绿色通道,必须引起政府及企业足够的重视。
2.法制建设缺乏。绿色物流是当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对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类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如此,绿色物流的实施不仅是企业的事情,而且还必须从政府约束的角度,对现有的物流体制强化管理,构筑绿色物流建立与发展的框架,做好绿色物流的政策性建设。
3.技术落后,管理水平较低。发展绿色物流的关键所在,不仅依赖物流绿色思想的建立,物流政策的制订和遵循,更离不开绿色技术的掌握和应用。但我国目前的物流技术和绿色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如我国的物流业还没有什么规模,基本上是各自为政,没有很好的规划,存在物流行业内部的无序发展和无序竞争状态,对环保造成很大的压力;在机械化方面,物流机械化的程度和先进性与绿色物流要求还有距离;物流材料的使用上,与绿色物流倡导的可重用性、可降解性也存在巨大的差距;另外,在物流的自动化、信息化和网络化环节上,绿色物流更是无从谈起。由于绿色物流强调绿色设计、绿色材料、绿色工艺、绿色包装、绿色处理在产品生命周期内的有效集成,因此与传统模式下的供应链相比,绿色物流的供应链的运作与控制的内容与范围要广得多。其次,绿色物流模式强调在供应链成员内实现知识创新,而由于知识具有区别于传统的要素特征,因此在其管理上对技术提出更高的要求。
4.增强绿色物流人员的知识创新。由于在目前的情况下,创新收益还不能完全归创新者所有,于是就存在供应链各环节的成员在创新动机上存在激励不足。同样由于上面的原因,即使某个成员实现了有效的创新,经济人的理性也会使其在一定范围内限制其创新成果的扩散,从而其成果就不能及时有效地在供应链成员间共享。
三、我国发展绿色物流的对策
1.加强政府的指导作用。政府在发展绿色物流应采取的措施,绿色物流的发展离不开强有力的政策保障,因此,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来有效地规范、监督和激励物流企业的行为。
2.应加快绿色物流公共基础设施规划与建设。要重视现有物流基础设施的利用和改造,通过对其规模、布局、功能进行科学的整合,提高现有设施的使用效率,发挥现有设施的综合效能。要加强新建物流基础设施的宏观协调和功能整合,应从整体战略的高度协调物流相关规划,理顺各种规划的关系,使物流规划、不同运输方式的场站建设规划、工业及商贸流通行业的仓储设施规划能够有机衔接和配合,防止重复建设,避免土地资源的浪费。要继续扩大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加大公路、铁路、水运、航空、管道和城市配送等设施的建设力度。对基础性、公益性设施,政府要增加投入,对经营性设施应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扩大投融资渠道,鼓励企业经营。
3.应促进物流信息系统发展和标准化体系建设。完善的物流信息系统是发展绿色物流的重要基础,有助于提高物流资源的利用率和经济性。首先,政府应引导企业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包括全面质量管理(TQM)、电子数据交换(EDI)、射频技术(RF)、全球定位系统(GPS)、企业资源计划(ERP)等技术,全面提高企业信息管理水平。其次,政府应大力支持建设公共网络信息平台,加快构筑全国和区域性物流网络,实现不同物流部门、物流企业的资源共享、数据共用、信息互通,为物流信息交流的畅通和高效创造条件。
4.加强消费行为引导。于消费者来说,要积极倡导绿色消费,通过绿色消费行为迫使企业进行绿色物流管理,通过绿色消费舆论要求政府规制绿色物流管理。然而消费者个体比较分散,如果不联合起来的话力量就十分薄弱,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而且一般消费者对物流的认识还很不够,根本谈不上去关心绿色物流,因而必须依靠消费者的联合代表——消费者协会或建立类似的机构来代表消费者参与当前的绿色物流发展。
5.加强对绿色物流人才的培养。绿色物流作为新生事物,对营运筹划人员和各专业人员要求面更广,要求层次也更高。因此,要实现绿色物流的目标,培养和造就一大批熟悉绿色理论与实务的物流人才是当务之急。对绿色物流人才的培养涉及到政府及相关机构的参与,也是企业成功实施绿色物流的基础保障。
[摘 要] 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是世界各国普遍重视的问题,而我国虽然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方面,制定众多规范性条例,初步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但是仍未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仍很窄,因此我国不仅要立法强制执行,还要在资金管理、扩大覆盖面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关键词] 社会保障制度
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历程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历史仅仅60年,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逐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1951年2月26日政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我国开始社会保障制度的重构,我国先后有1986年国务院发布了《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1987年国务院发布《职业病范围和职业病患者处理办法》,1988年国务院颁布《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1990年国务院《转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关于做好提高三条保障线水平等有关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同年,国务院颁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2000年12月2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印发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方案的通知》,同时《完善城镇社
会保障体系试点方案》,并决定在辽宁全省及部分城市进行深化改革试点。2003年国务院颁布《工伤保险条例》,规定所有企业及其职工都要参加工伤保险制度,由用人单位交纳工伤保险费,工伤保险实行社会统筹,设立工伤保险基金,对工伤职工提供经济补偿和实行社会化管理服务。截止2005年3月底,全国养老保险参保人数16554万。全国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为12708万人。其中,参保职工人数为9238万人,参保退休人员为3470万人。全国参加失业保险人数为10441万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为411万人。全国工伤保险参保人数为7009万人,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人数为29万人。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为4488万人。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参保人数方面取得重大成果,但由于各种立法、资金来源少等原因,还有很多方面亟待完善。
二、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
1. 社会保障制度法律建立严重滞后。
从1883年德国建立《疾病社会保险法》以来,社会保障制度在世界各国逐步建立起来,但是中国目前尚未建立覆盖全面的《社会保险法》,1999年1月22日国务院颁布的失业保险条例并不能解决社会保险的诸多问题。社会保障资金来源虽然越来越丰富,但没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做保障,导致资金出现亏空,巨大的账务负担未来二十年估计达到我国GDP的30%到60%。
2. 社会保障管理资金混乱
在养老保险方面,除大量企业逃避参保外,目前较为普遍的问题是提前退休以及退休人员死亡后由家属继续领取养老金等。在失业保险方面,最突出的问题是难以有效甄别参保人员尤其是登记失业人员的实际就业状态,造成了己经重新就业仍继续领取失业保险金的现象。
3. 城镇社会保险覆盖面窄且难以扩大
目前参加城镇社会保险的单位绝大多数仍为原来的国有、集体企业,从人员构成看,个体、私营经济组织只占总数的。大量涌现的个体、民营经济不参保或参保不缴费的现象十分严重。
三、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趋势
为建立健全同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必须进一步改革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规范社会保障关系,要从依靠政策转为依靠法律,充分发挥法律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作用,从而提高制度的权威性、执行的严肃性、适用的强制性。
1. 加快社会保障立法进程。
社会保障制度是一个国家主要的经济社会制度,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发展来看,实施社会保障制度最重要的特征是以国家立法为基本前提,并依靠法制来保证实施。为了加快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进程,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社会保障立法进程已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虽然改革开放前后我国颁布了与社会保障相关的一些法规、条例、决定、通知等,但由于立法层次低,约束力有限,而且由于“政出多门”,有时会出现相互矛盾的现象,直接影响了这些法规、条例、决定、通知等在实际中的贯彻执行。因此,必须由国家的立法机构制定社会保障法律。
2. 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基金法律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的运作必须有资金的支持,我国社会保障基金主要分两部分:一是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基金,属国家责任。二是社会保险基金,由国家、单位和个人共同筹集。我国虽颁布《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但没有系统地制定社会保险费的征收、管理和使用方式,未通过立法手段强制推行社会保险制度,致使社会保险资金难以及时足额征缴,导致社会保障基金的亏空。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必须通过立法来加大强制征缴社会保险费的力度,对欠缴或拒缴法定保险费的,要依法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
3. 加快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建设。
由于历史经济城镇经济为先,农村为后的原因,导致农村社会保障很不完善,由于农业人口众多,解决农业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是我国真正建立社会保障的关键,目前农业人口的社会保障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特别是近年来的农村社会保障越来越重视之际,但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例如农村养老问题、社会保险问题等,因此以社会公平为基本原则,加快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成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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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制度建设[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1)
1引言
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整体呈现“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以及“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等新常态特征。在此背景下,信息化作为一项发展趋势,在稳定经济增长、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生产方式等方面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基于2003―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信息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对于促进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信息化对社会经济增长的影响等方面,国外学者已经进行了不少探索,纵观其文献,信息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已被认可。Ding和Haynes(2004)研究表明,通信技术与人均实际GDP的增长正相关,通信技术的提高将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并改善区域间的不平等现状。然而,信息化对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并非全然相同:尽管Diego Martínez(2010)等利用一般均衡方法验证了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具体技术的改变为美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贡献了35%之多,而Gust和Marquez(2003)通过对13个工业化国家1992―1999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信息技术对美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加速度的作用,但对其他的工业化国家却未能起到同样的作用。
信息化在促进社会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同样被我国学者承认。从经济总量角度看,张跃胜(2015)通过构建包含信息化水平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和VAR模型,说明信息化、劳动、资本共同决定了经济增长,且信息化与经济增长具有统计显著的正相关性,信息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持续一段时间后趋于消失;从经济结构角度看,陈琪琪(2013)通过比较信息化程度不同的国民经济部门的产出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验证了信息化对产业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的积极效用。
综上,尽管国内外学者从理论与实证上对信息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做出了丰富研究,但大多基于全国范围内的时间序列数据或某经济部门的微观数据,而对于幅员辽阔的我国,省份间的差异不容忽视。另外,基于经济新常态视角探讨信息化水平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文献也较为欠缺。为此,本文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对2003―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期进一步探讨信息化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转型与进一步发展提供经验证据。
2模型设定与指标说明
2.1样本选择与模型建立
本文利用我国2003―2013年30个省(含自治区、直辖市,下同)的面板数据样本中不包括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与中国台湾的数据,由于西藏的数据缺失的比较多,所以本文也将其予以剔除。,构建如下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2.2指标与数据说明
在选择衡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指标时,本文借鉴刘华军(2015)的相关做法,将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DLI)作为衡量指标。同时为消除省级规模差异,选取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地区信息化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具体各变量指标定义及其计算方法如表1所示。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EPS全球统计数据/分析平台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年度分地区)。表2报告了上述11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各省份之间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互联网普及率均存在明显地区差异,其中,互联网普及率最大值为73.57%,而最小值仅为2.20%。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城市化水平、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占GDP比重、贸易规模等指标的地区差异也较为明显。
3实证结果与分析
借鉴主流研究方法,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并在具体分析中采用逐步回归方式。进一步地,为验证信息化对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本文分东、中、西部对数据进行了回归。
从表3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互联网普及率在全部模型中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具体来看,模型(1)中,互联网普及率的系数为0.468;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控制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对数指标,互联网普及率的系数为0.206;在进一步控制政府规模、民生支出水平两个指标后得到模型(3)中,互联网普及率的系数降为0.197;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控制了城市化水平指标、劳动人口比重指标,互联网普及率系数是0.181;模型(5)在模型(4)的基础上控制了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占GDP比重指标、贸易规模指标,互联网普及率的系数是0.174;模型(6)在模型(5)的基础上又控制了失业率指标、城乡收入差距指标,互联网普及率的系数为0.159。由此可见,控制一系列经济社会因素后得到的互联网普及率的估计系数是比较稳健的,这说明互联网普及程度的提高对地区的发展与民生增长具有积极的影响。在较为稳健的模型(6)中,互联网普及率每提高1%,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平均提高0.16。
从表3的控制变量来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民生支出水平、城市化水平、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占GDP比重、贸易规模对地区发展与民生具有积极的影响。就模型(6)而言,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每提高1%,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平均将提高3.704,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则平均提高0.408。由此可见,相比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城市化水平对于改善地区民生的作用,互联网普及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这也说明我国对互联网信息的利用效率不高。 表4报告了固定效应模型分东、中、西部地区的估计结果。其中,模型(1)、(2)、(3)、(4)、(5)中互联网普及率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模型(6)中互联网普及率系数不显著。可以看出,东、中、西部互联网普及率都对地区发展与民生具有正向影响,模型(6)的互联网普及率系数不显著可能与西部地区互联网普及程度较低有关。互联网普及率的影响作用中部最高,东部次之,西部最弱。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经济落后地区的地区发展与民生更少地依靠信息化拉动,这与经济不发达地区其他资源的不充足有关。另外,相较于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处于资源丰富但经济发达程度居中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信息化对地区发展与民生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就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而言,东、中、西部地区皆表现出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果的一个可能解释是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在三个地区均达到了规模经济效益。就城市化水平对地区发展与民生的影响而言,仅在东部地区表现出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中、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对于地区发展与民生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一差异可能是由于东部地区的城市化程度优于中西部地区,而只有当城市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可能对地区发展与民生带来积极影响。而中部地区在政府规模对地区发展与民生的影响方面表现出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但是东、西部地区这一指标的系数并不显著,这一结果可能主要是由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不同所导致的,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更多地依靠政府引导。而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占GDP比重与城乡收入差距指标上也显示出了不同程度的地区差异,本文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发达程度不同。
4结论
本文利用我国2003―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互联网普及率与地区发展与民生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互联网普及率每提高1%,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平均提高0.16。同时,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城市化水平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比较后发现,信息化并未充分发挥其在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应有作用。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大部分地区经济结构仍以技术含量不高的第一、第二产业为主,信息产业所占比重小、发展水平低,从而使得地区经济增长难以通过信息化水平提高的方式被促进。此外,信息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其中中部最强,东部次之,西部最弱,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经济较落后地区对信息的利用效率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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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社会经济学角度出发,对大学生就业问题进行阐述,对社会资本在大学生就业中的作用做出论述,分析在新形势下大学生对待社会资本的态度和现状利用,以及其中凸显的一些问题,并相应提出对大学生开发和利用就业社会资本的一些对策建议。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 社会资本 就业能力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教育大众化的来临,我国高等学校的规模逐渐扩大。自 1999 年以来,每年的高校扩招,使高校学生数量迅速增加,相应的高校毕业生人数逐年增加,随之而来的是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日益凸显、加剧。因此,开发和利用大学生的就业社会资本对于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社会资本的研究视角
社会资本的概念最早兴起于社会学的研究领域,20世纪80年代由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正式使用以来,詹姆斯·科尔曼和普特南等学者的进一步应用和发展,已经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和理论探讨。它继人力资本之后又一次延伸了“资本”的概念,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引起了人们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互动关系的重视。 社会学家们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研究都集中体现在一个核心问题上,即社会资本的本质特征是一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体现一种累积性特点,体现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信任、社会规范、互惠和社会网络之中。社会资本的社会关系木质特征以及累积性特点,不仅受到一个社会的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而且受到该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公民社会的发育程度的影响。对个人而言,社会资本意味着帮助获取成功而建立互惠、信任关系的途径;对社会而言,社会资本反映社会成员参与、合作、组织与互动的能力。从根本上说,社会资本反映的是一个社会人与人之间信任、互惠与合作关系的程度高低,它对于社会发展与变迁起着巨大的作用。
二、大学生的就业社会资本利用现状与存在问题分析
(一)大学生对待社会资本的态度——崇拜和鄙视并存
绝大多数大学生认识到了社会资本对就业的作用。但是他们对社会资本的认识很模糊、很朦胧,在我的调查和访问中很多大学生所认识的或所认为的社会资本一般是传统的关系社会资本,即中国传统认识下的社会资本,依靠家族、宗族、亲友和乡土的传统性血缘、地缘和亲缘特征的社会资本,带有“伦理契约”色彩,因此他们对待关系社会资本一直存在着自相矛盾的观点,即对社会资本的崇拜和鄙视尴尬并存。
(二)市场途径的运用多于社会网络途径,大学生在社会资本的利用上存在着不平衡
现阶段,大学生主要是通过市场渠道找工作,而且他们在运用就业社会资本的过程中偏重于公共的社会资本,社会网络途径处于次要地位。即使社会资本比较丰富的大学生,在初次就业中,也有些没有通过社会资本求职。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比较实际和比较有效的途径是通过劳动力市场和学校就业指导中心,依靠本身所具有的人力资本,通过就业考试、直接到新单位应聘以及自谋职业,也是通过一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制度化途径获得就业的方式。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这种就业方式将会在个人求职方式中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
(三)大学生的就业社会资本范围小、数量少
大学生就业的社会联系主要来自于家庭和学校,因此家庭社会资本的应用率高于其他社会资本的应用率,基于血缘,朋友关系的社会资本应用率高于其他形式社会资本的应用率。这些社会资本是以家庭为出身前提下的。因此在中国出现了“富二代”,“官二代”的现象,而在欧美现代国家中这种现象是比较少的。可见,中国大学生就业社会资本涉及的范围狭小,数量上也不充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大学生在社会资本的利用上存在着不平衡。由此可见,大学生在就业的过程中偏重于传统社会资本和公共的就业社会资本,与之相比,新形式的社会资本利用率要低得多。所以,大学生在利用社会资本就业的过程中,大多数的社会资本被闲置,没能得到充分的利用。
三、大学生的就业社会资本开发和利用的对策建议
大学生就业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具有很大的帮助,但现阶段,大学生利用其就业的情况却并不令人满意,因此,充分开发和利用大学生就业社会资本是我们应该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我提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一)积极开拓大学生就业社会资本的潜力
1.拓展高校就业社会资本。一是树立高校品牌,提高知名度;二是充分发挥就业指导中心的作用;三是加强对用人单位的沟通和联系,为大学生就业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2.拓展高校教师就业社会资本。拓展高校教师的社会资本,主要应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往届毕业生,二是社会活动。高校教师应通过毕业生拓展社会资本。要达到这一目的,高校教师应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关系,并在其毕业后继续保持联系。
3.拓展大学生自身的就业社会资本。如积极开发血缘关系中的社会资本,开发利用校友资源,发挥非正式组织的作用,加强社会交往等等。
4 利用现代信息网络创造就业机会,在信息化下的今天,互联网科技技术的发展,信息的传播更加快捷和高效。 学会利用浩瀚的网络资源为自己的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企业为节约成本也纷纷开始网络招聘。利用微博,个人门户,QQ等网络工具正在形成潮流。
(二)提高利用就业社会资本的能力
1.提高利用公共就业社会资本的能力。公共就业社会资本具有公开性和公正性的特点,在运用公共就业社会资本的时候,大学生首先应了解其具体内容,即了解其包括哪些方面的社会联系,如单位名称、地址等。其次,应了解有关公共社会资本的信息发布情况,如发布信息的时间、发布信息的地点、发布信息的形式等。只有对公共社会资本的情况有了充分的了解,才能利用好公共社会资本。
2.提高利用非公共就业社会资本的能力。现阶段,大学生不善于利用非公共就业社会资本,而这部分社会资本却具有巨大的潜力。因此,要拓展大学生就业社会资本,就应提高其利用非公共就业社会资本的能力。提高大学生利用非公共就业社会资本的能力,大学生要不断增进对各种联系主体的了解,了解得越多运用的信息上就越多,在范围上也就越大。
总之,在开发和利用社会资本过程中,大学生自身的素质和能力是最终的决定因素。因此,大学生要在不断地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的基础上,积极地运用各种方式和方法开发社会资本,提高利用社会资本的能力以实现成功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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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思想有着自身的渊源和久远的历史,也曾世界经济思想体系中有一席之地;而中国的经济学却是近代以来受舶来经济学影响的产物。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发展演变历史中的一条重要线索,就是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曾经贯穿着中国传统的古旧经济思想与西方引进的新鲜经济思想之间的较量和斗争。其总的趋势,大致表现为传统经济思想在舶来经济思想所取代而退出其统治地位。而舶来经济思想的内容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是伴随着其在中国传播的不断展开,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即从最初的一般经济常识逐步深入到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领域。较量和斗争的结果是以舶来经济思想战胜传统经济思想告终。
传统经济思想的失势,也并不意味着消失,它以成百上千年的历史积淀为其底蕴,仍会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显示其传统力量,但无论如何,经过舶来经济思想的冲击,国人在思考和讨论经济问题尤其是经济理论问题时,已经从思维方式、逻辑体系、理论原则、研究方法和名词术语上,逐渐完成了由其传统古旧形式向新型科学形式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说,舶来经济思想的传播,实际上是为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中国经济学的创立,解除了束缚,扫清了障碍。 近代舶来经济思想的引进,起始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政府在外国列强的炮舰威逼下,被迫放弃闭关锁国政策,打开国门对外开放。
最初,人们通过旅欧中国人和来华传教士的猎奇式观感介绍或新闻性零星报道,接触到一些肤浅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常识。到19世纪80年代左右,开始有中国留学生运用所学习的西方经济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也有在华外籍人士为了办西学开课的需要,由人代笔翻译引进了一些西方经济学著作等等。但这一时期延续到19世纪末,仍基本上停留在支离琐碎地应用西方经济理论,或用传统经济概念和术语来生搬硬套地解释和转述理论的阶段。直到20世纪初,以严复翻译亚当.斯密的名著《国富论》于1902年正式出版为标志,经济学经典理论的引进才突破以往局限于一般经济知识的窠臼,形成西方各种经济学科的系统理论,以翻译或本国人自撰的形式,被大量介绍到国内的局面。
1903年还出版了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史的书籍,一本是梁启超编写的《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另一本是美国人C.兰德著、陈昌绪译的《计学平议》。这两本书介绍了英国正宗学派和德国历史学派。其出版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在中国的流传已经引起了人们了解其学说源流的需要。“五四”后,西方留学回国的经济学学家增多,逐渐支配了高等学校经济科学的讲坛,西方尤其是英美经济学原著的译本占了绝对优势。同时,大致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还间断夹杂着关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点滴介绍,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由少到多。西方经济学的传播并占据主导地位,其作用之一是以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式的科学研究方法,摧毁了旧的封建意识;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的介绍和传播,经过近20年的曲折积累,同样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到后来,中国政治经济学领域内的理论斗争也就变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之间的斗争了。 西方原著译本的出现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饱受西方文化熏染的留学生回国后,痛感国家的落后,认识到经济理论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是“立国之大本”,因此他们任教高校、组织社团,广泛宣传西方经济学说,马寅初1923年就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经济学界第一个经济学术团体――中国经济学社。当时的学者也认识到,中国的国情与西方经济理论探讨的社会基础不同,提出创立中国经济学说的设想,但当时情况下,经济发展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这成了鸦片战争后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中一个贯彻始终的主题和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人们的目光因此更多地转向了应用经济学,包括马寅初在内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学经济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某国的经济情况,为该国家制定适当的财经政策,从而提高该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所以他认为理论问题是次要的”。
这一切使得基本的经济学原理、经济思想研究在中国发展缓慢。 当代经济学在中国的流传涉及到各个时期的主要流派和主要代表,19世纪以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20世纪以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学派为主流。美国制度学派在中国曾风行一时,与当时许多学生在美国留学时其占指导地位的经济学学派以及是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变种有关,对中国人来说接受起来有一定的继承性。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留学美国时,导师就是著名经济学家、制度学派的代表E.R.A.赛李格曼。美国制度学派是19世纪以研究“制度”和分析“制度因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为主,并因此得名。它不同意传统资产阶级经济学所使用的演绎法,不同意19世纪70年代后资产经济经济学家越来越重视的数量分析方法,他们采取的是历史潮流归纳方法和历史分析方法,强调每一个民族或每种制度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进行活动或发展起来的。这一特点也是德国历史学派所具有的。在20世纪初的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同时饱受国家制度干预经济活动传统熏陶的中国人十分想发展民族经济,摆脱这种落后状态。他们认为中国的幼稚企业先要在政府的保护下发展起来,发展到中国的国民经济能够独立自主,自由贸易政策才有利于中国经济,采取保护关税政策等发展中国工商业成为相当长时间的提倡。孙中山在考察了西方经济后,认为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适合于中国,强烈主张国营经济和国家干预。这种重视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的主张,对于加强集权统治有利,因而也被当政的国民党利用和发展。这种既继承了封建老传统又继续了孙中山信传统的局面,加之政府的理解和支持,使中国人在众多西方经济学派中更多地接受和借鉴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学派成为可能。但这些学派在1940年代后就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所取代。 从1840年算起的100年间,中国在经济思想领域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国带有浓厚封建意识的传统经济思想的统治地位,被舶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所否定,然后舶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学为了维护自己已经夺取的统治地位,又对同样舶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抵制和攻击,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却成了后来中国经济学的指导依据。没有舶来经济学就没有中国的经济学,有很多学者认为,在整个20世纪的上半期,中国都没有自己的经济学,当时的论著思想几乎都是舶来品。 二、 中国二十世纪早期的西方经济理论传导者 自1890年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经济学开始逐步摆脱此前那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模式,而专注于单纯的经济理论研究。这种状况在上个世纪的下半页又出现了转变。1940年代以前,正统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集中在英国的剑桥大学,这里有马歇尔、庇古和凯恩斯,以及经济理论研究中少有的女性学者琼.罗宾逊夫人。虽然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战乱不断,但这些正统经济学理论还是很顺利的传入到中国,这中间,早年留学欧美的学者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那些留学归国者当中不乏理论造诣很深的人,如时任蒋介石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要说经济理论没有发挥可能的政策作用,即使在国内正常传播也没有可能。 结束近半个世纪的战乱之后,中国也确定了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选择,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先前留学欧美的学者的工作也开始转向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来批判他们学习过的经济学理论,直到1980年代。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当代经济学传入中国之后并没有得到健康的发展,即使是学院派式的研究也并不深入。但这些学者的作用对中国来说是不能忽视的,因为他们是最早直接与当代经典理论接触的人。正是他们的存在,使得1980年代后中国重新学习当代经济理论有了顺畅的过度。 在1940年代之后的中国经济学者当中,系统介绍并根据西方经济理论著述立说的学者当属马寅初先生。他1882年出生,先后就读于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1915年即从美国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他先后从事教育,也做过政府官员,以不同方式向政府提过政策建议。他的著作很多,如早期的《中国国外汇兑》、《中华银行论》,可能是20世纪中国最早的介绍货币和银行的著作。后期的著作有《通货新论》、《财政学与中国财政――理论与现实》以及对后来的中国影响很大的《新人口论》。由于教育背景和所处环境的原因,马寅初是中国近代学者中少有的曾在国民政府时期发挥作用的经济学家。 早年留学欧美学习经济学理论的学者当中,已故的北京大学陈岱孙教授是学院派的典型代表。陈先生1900年出生,1926年即获得了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专业方向是经济学财政金融理论,毕业回国后致力于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如果对经济学者的作用有划分,陈岱孙完全是一个传道者。他从事教育研究工作的时间,正是西方经济理论大发展的年代,各类学派接连出现并发展完善,与他同期的经济学者都在理论上有许多重大的创造和发现,很多也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没有如目前西方的经济学家那样系统的经济理论专著,其著作大多是报刊上的文章和一些史学类著作,如1981年代出版的著作《从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若干主要学说发展论略》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和古典经济学派的历史联系,著作内容有着明显的阶级斗争色彩,突出马克思批判继承古典经济学说的成果、创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过程。批判性地介绍西方经济理论、同时特别强调这些理论的庸俗性是这一代经济学家及其第一代学生最明显的特征 早年身置剑桥大学学习权威经济理论的宋则行与陈岱孙基本上是同样的命运。
他1917年出生,1945年到剑桥学习西方经济理论,师从琼.罗宾逊夫人,1948年回国,是我国少有的与当时的西方经济学大师直接学习的人。回国后的时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在中国占据了统治地位,他的工作也是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批判他学到的西方经济理论。如代表性著作《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问题》,再者也是经济史学方面的著作,如《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以及《世界经济史等》。他针对国民经济发展提供的理论建议也多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如1970年代提出的综合平衡,保持总供给和总需求相适应等。 另外一个代表人物是曾任厦门大学校长的王亚南先生。他出生于1901年,曾留学日本,德国,1930年代同人合译D.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等古典经济学名著。当时还参与马克思《资本论》全书三卷的翻译工作。1940年代初期,他倡议建立“中国经济学”,很多人认为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提出这种倡议。但他承认,在理论上,经济学在各国只有一个,不过在应用上,经济学对于任何国家却都不一样。 这些早年就受到西方正统教育的学者在学院里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着西方治学的传统和方法,但除了小范围内的学科影响力之外,社会影响远远不及整个20世纪经济学科在西方国家的影响力。
虽然他们在治学过程中仍然秉承着自己所学流派的风格和理论,但这些研究大多只是在书斋里自说自话,国内和国外的交流都微乎其微。对他们的第一代学生来说,当时的社会北京下学习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理论多是为了批判(中国对西方经济学的称谓直到1990年代初期才去掉了“庸俗”这个前缀)。他们的著作大多以国内和世界的经济史为主,这一方面典型的例子还有早年留学英伦的胡寄窗教授,他一生著作颇丰但基本上全部是经济史学著作,如《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以及《当代西方基本经济理论》等。他们中间的代表人物还有如陶大庸等,冀朝鼎,巫宝三等学者。 这些老一代的学者,对现代中国来说,最大的贡献仍然是作为传道者,将西方比较新的理论引进到中国,同时在研究方法上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应用。这些学者所在的院校也大多采用他们自己组织学生翻译而不是公开发行的“庸俗”经济学的课本。
这使得那些拥有这些老学者的学校在1980年代之后成为经济学教育中的佼佼者,不仅在1980年前后成为中国西方经济学研究的重镇,而且在当时最早在中国设立了偏重于管理的学科和学院。不过,这些学者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影响力并不大,甚至知名度也很小,这与那些没有他们同样经历的学者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虽然他们曾经都是连续几任的全国人大代表。 在早年留学海外的经济学家中,与陈岱孙等学者研究方向有所不同的是现在华中科技大学的林少宫教授。他1922年12月出生于广东,1944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经济系,1947年赴美留学,1952年在伊利诺伊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随后到俄亥俄州立大学任讲师,讲授统计学、经济学原理和美国经济史。
在伊利诺伊大学读书期间,结识了诺奖得主莫迪利亚尼(F. Modigliani)和经济学大师赫维茨(L. Hurwicz)。莫迪利亚尼还在他一本书的前言中,提到他们这些经历。他1954年回国,从事的研究和教育领域是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即使在现在,计量经济学在中国也可称得上是空白(国内出版的计量经济学翻译教材就是这位80高龄的老教授翻译的)。他应该是国内经济学和数学结合教学的鼻祖了,1963完成的《基础概率与数理统计》是中国这一学科领域的开山之作,1961年的《信息论讲义》因出版社声称没有审稿能力而未能及时出版。其到目前为止的二十多部著作都是跟经济学有关的。 1980年代初,他就在研究和教学中强调数学与经济学的结合。
在目前全球做有影响力的华人经济学家中,有石寿永、田国强、艾春荣等出自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与其他经济学者的数学背景不同,他们都是经济学或经济管理专业,1980年代前期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放眼国内,即使考虑上年轻一代学人,可能只有林少堂可以在学术上与西方计量经济学对话。不过,与陈岱孙等学者一样,他是一个经济学的传道者。 三、 中国本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 与他们同时代的很多经济学家,实际上并没有受正规的经济学教育,有的甚至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但他们在后来中国经济学界,特别是经济理论界的影响和地位却大大高于前者。 1908年出生的孙冶方,在1930年代的上海参加工人运动。他的理论来自于他对马克思理论的学习和中国实际调查的结合。他在目前中国经济学界近乎至高无上的地位,可能缘于他是最早建议中国考虑经济体制改革的学者之一。也由于他曾经担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原因,他的学生和追随者进一步提高了他在中国学界乃至政界的影响力。因为改革开放后,社科院经济所及其培养的学生很多进入了政府机构,或通过不同途径对中央政策发挥了很大作用。其研究应该是比较典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式。代表性著作有《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及续集。与陈岱孙等学者不同,虽然都没有目前西方学者那种专门的经济理论研究,但本土学者的著作大多是关于中国问题的,而且是关于中国不同时期问题的,中间有经济问题,也有经济之外问题的论著。
1904年出生的薛暮桥与孙冶方的治学和研究路线有很大的相似性,都有政府工作经历,也都曾作为中国社科院等学术机构的领导。不同的是,他有着更多的中国国内革命时期的根据地经验。薛暮桥很早就有著作问世,如1937年的《中国农村经济常识》(后改名为《旧中国的农村经济》和《农村经济的基本常识》)。1941年和1942年,完成了《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他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领袖人物,主要原因在于1979年出版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论文集),这本著作被看作是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经济学界“主流派”的经济思想。
1979年写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中国学界的评价是,总结了过去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道路必须遵循的经济规律,探索了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 稍晚一点的于光远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后在陕甘宁边区进行经济研究,又在延安大学财经系任教(国内不少年长一些的学者都曾在这里学习过,如马洪)。他同样有着政府的工作背景和官方研究机构的领导经历。与孙冶方和薛暮桥两位学者相同,他在中国过去五十年的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建设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通过在不同时期解释马克思主义来寻找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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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对市场化改革实践发挥了积极影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关于经济社会论文,供大家参考。
关于经济社会论文范文一:新医改卫生经济学教学模式
摘要:
卫生经济学是一门涉及知识领域较广且特别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课程。随着我国新医改的实施和深入,我们可以运用卫生经济学原理对其进行分析和学习,新医改也正影响着卫生经济学的教学模式。通过多角度的教学手段,结合新医改的现实案例,不断探索提高学生对卫生经济学的学习积极性。
关键词:
新医改 卫生经济学 教学模式
“课题号:吉林省教育厅“十一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535)”。
基金项目:吉林省高等教育教学课题:医学院校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研究与实践(吉教高字[2012]45号)。
一、新医改与卫生经济学教学
我国的卫生经济学研究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此后,我国的卫生部门运用卫生经济学原理用来总结和分析我国卫生管理体制上的弊端和卫生资源浪费的原因,并进行了体制改革,加强了经济学原理在卫生工作中的指导,推动了我国卫生经济学这门理论的发展。目前,卫生经济学已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很多医学类院校的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均开设了该课程。所谓新医改,就是2009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我们将其进行了简化和概括,称为新医改。在新医改的过程中,就谈到了将缓解“看病难”和“看病贵”作为改革的近期目标,将真正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作为改革的长远目标。
二、新医改对卫生经济学教学的影响
1.新医改为卫生经济学教学提供了丰富而实际的教学案例。
实施新医改以来,很多医学类院校都在努力探索卫生经济学的教学改革问题,认真将教学中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新医改推出的医药新政极大地丰富了卫生经济学的教学素材,教师对原有教学过程中陈旧的案例进行更新。从教学角度来说,新医改为卫生经济学教学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为学生学习卫生经济理论知识提供了动力,为整个卫生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和教学改革提供了活力。
2.新医改带来的改革案例提高了学生运用经济学原理分析和解决医疗问题的能力,也对活跃学生思维,开拓学生眼界,提升学生创新能力有巨大的帮助。
实施新医改以来,医药新政陆续出台,从改革思路到改革效果,从改革方法到改革对像均大不相同。复杂的现实案例需要学生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深入的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才能够真正学会和运用卫生经济学这门理论。
3.新医改为我国卫生经济学理论带来了新生。
卫生经济学是由西方国家传入我国的,很多在国外已经成熟的基础理论知识在各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但由于各国的医疗改革、卫生状况等千差万别,我们在针对具体的医疗问题进行研究时就会产生偏差。在运用卫生经济学理论的同时,我们还需要考虑时代背景、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状况等特有因素,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和研究,才能有效发挥卫生经济学理论对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的指导作用。
三、运用卫生经济学原理分析新医改政策
卫生经济学对分析新医改过程中卫生部门发展规律和新的卫生战略对策实施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1.在新医改方案中,公立医院的改革就是特别典型的案例。
改革要逐步恢复公立医院的公益性特点,在公立医院改革的过程中,通过体现政府的职能和主导作用,在市场经济的调节下,遵循客观规律,逐步引导公立医院健康发展。在公立医院未来的生存和发展方面,实施科学的财政预算和成本控制,积极有效地降低卫生总费用,加大政府资金的投入和补贴,这些卫生经济学中的知识都在新医改的推进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和验证[1]。
2.根据卫生经济学中的卫生资源筹集和合理分配原则,新医改明确了其长远的改革目标,就是建立起覆盖城乡的医疗保障体系。
通过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区域,让更多城乡居民都能体会到改革带来的实惠。这种医疗保障体系的建立过程就是一种卫生资源的筹集过程,其具体的实施办法就是针对不同人群进行合理的卫生资源分配的办法。由此可见,卫生经济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指导着新医改的改革方向和改革思路[2]。
四、卫生经济学教学模式的改革和建议
1.努力培养学生运用卫生经济学原理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和思维。
因学生在校期间的教学模式与卫生事业单位的工作模式差别较大,枯燥的理论知识的摄入,单一的教学形式,只能让学生对卫生经济学失去学习兴趣。做为教师,可以以新医改的成功案例和与教学相关的新闻事件做为教学的切入点,再通过学习新知识,让学生深刻认识到卫生经济学不是一门枯燥而远离实际的学问,它是我国卫生事业未来发展方向的理论依据,还是我们解决生活中各种实际问题的指导工具[3]。
2.通过多种形式的案例教学丰富卫生经济教学的教学手段。
上课前,任课教师可将新医改中的热点问题进行搜集和整理。上课时,针对该案例特点对学生进行6-9人的分组学习,预先设定现实情境和案例背景,采用分组讨论和小组代表辩论的方式,充分发挥学生的独立分析能力和创新思维意识,最后,由教师做出总结和综合分析[4]。下课前,可按照课程安排,选择相应的教学内容,让学生进行课下查阅和素材收集,这样可以有针对性地加强下次课教学内容的预习,也可以很好地活跃课堂气氛。
3.高效利用多媒体和网络技术。
教师可以通过对多媒体的应用改变卫生经济学传统的教学模式。比如,可以通过播放有关新医改的新闻视频了解改革进程,并在视频播放前提出有关问题,让学生在观看视频的同时有针对性地进行思考和分析;通过动画模拟软件制作一些图表、图形和抛物线的运动轨迹等等,以此形象地展示各类卫生经济学原理和信息数据。高效地利用这些现代化技术,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向学生展示更为丰富的教学内容,让学生充分了解相应的专业信息,提高卫生经济学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
作者:范超 任丽平 王柳行 郑锴 单位:吉林医药学院公共卫生学院
参考文献:
[1]管兰芳.用卫生经济学原理解读新医改方案[J].吉林医药学报,2010,(2)
[2]韩优莉,高广颖,朱俊利.卫生事业管理专业卫生经济学教学案例研究[J].医学教育探索,2009(10).
[3]刘丽慧.我国公立医院发展的经济学分析[J].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东北师范大学,2007.
[4]刘建军,项莉,李道苹,陈迎春.PBL教学法在卫生经济学教学中的实践与探索[J].医学与社会,2008(10).
内容摘要:
本文从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现状的供给分析出发,进行了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成本与效益分析,并提出了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的法经济学对策。
关键词:
金融消费者 成本与效益 法经济学
一、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现状的供给分析
(一)现有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不足
现阶段主要是金融监管机构和消费者协会负责对金融消费者保护。对消费者协会来说,由于消协工作人员知识结构、专业技能、认识能力等多方面的局限,还有金融消费没有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范围的规范,造成消费者协会难以对金融消费者做出完善的保护,而是基本处于“缺位”的状况。对金融监管机构在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上的监管理念、目标、职责规范不够明确。在金融监管机构设置方面,我国采用的是“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体制,“一行三会”的职权由国务院“三定方案”所设定。这种机构设置适用的是分业监管的要求,但是却违背了金融资本市场的实际发展和运行状况。同时,在我国,由于人们的消费观念还没赶上社会特别是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往往金融服务机构居于优势地位,随意收取各种费用,而这些都源自于金融消费者知识的缺乏,助长了金融服务机构的不公平做法;金融消费者维权意识的淡漠,这也增加了银行等金融服务机构的侵权行为。同时国外的许多金融商品进入中国已经引起许多纠纷。因此,金融消费者的教育制度的建立迫在眉睫。
(二)金融反垄断法律制度欠缺
一方面,我国金融市场竞争不断加剧,金融服务机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日趋强烈,但金融服务机构的社会责任意识却没有同步提升,在制定金融市场战略、创新金融商品或者服务时,注重利用垄断地位获取眼前利益,缺少通过提升服务、拓展渠道占领制高点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在金融市场全球化、金融监管改革以及金融工程日益发展的背景下,金融监管机构除了遵守安全与审慎监管的传统标准之外,还应当增强对金融服务机构市场竞争行为的规制与监管。因此,金融反垄断机制的建设对于避免金融市场扭曲、维护金融业充分竞争具有重要价值。
(三)现有金融法律制度缺少完善的纠纷解决机制
通常,金融消费者遇到侵害时,都是直接向相关金融服务机构直接投诉,仰仗于出现纠纷的金融服务机构顾及市场竞争因素及服务形象、声誉等方面的影响,通过内部渠道解决与消费者之间的争端。如果争端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或者对解决结果不满意,就可以诉诸于法律或者直接向金融监管机构投诉。但是当前我国的金融监管机构缺少处理消费者与金融服务机构纠纷的机制。除此之外,即便我国存在较为完整的消费者协会保护体系,但是因为金融商品不同于一般的有形的实物商品,品种纷繁复杂,技术含金量较高,专业性很强,用于解决一般消费者争端的方式无法解决金融消费争端,勉强套用也显得力不从心。并且消费者协会作为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属的事业单位,往往是仅限于调解或者利用媒体曝光等解决手段上,但是这些处理方式都是不具备硬约束的性质,只是从道德上来限制或约束金融服务机构对金融消费者的侵犯,这必然会大大削弱其保护金融消费者的能力。金融消费者维权的最后救济手段就是司法保护。当前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司法保护存有大量需要改善的问题,比如,与证券投资相关的民事诉讼,《证券法》第十一章中与民事责任相关的条款仅有2个。如果纠纷诉到法院,只好通过适用《民法通则》以及《合同法》有关诚实信用、公平交易的原则性规定作为处理依据,作为金融消费者的证券投资者极难得到民事赔偿。而且针对部分市场退出金融服务机构所导致的金融消费者纠纷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甚至利用“三暂缓”、“三中止”等通知阻止这类案件的审理。
二、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成本与效益分析
(一)金融违法经营行为高收益、低成本
金融服务机构实施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金融法规定的行为所必须支付的代价就是金融违法经营行为的成本,它由实施违法行为所支付的物质耗费、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后果以及法律给予的惩罚和制裁等部分组成。金融违法经营行为的收益就是指金融服务机构实施违法经营行为所获得的物质收益。影响和制约违法经营行为成本的因素主要就是法律的设定以及执法的水平两个方面。第一,从法律设定上讲,我国法律所设定的赔偿制度,比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金融专门立法以及部门规章制度等所制定的赔偿条款,对金融服务机构的惩罚力度很轻甚至是虚无飘渺的,显著滞后于国际上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的规制水平,不能切实表现对处于弱势地位的金融消费者的特殊保护。第二,从执法水平上讲,违法经营行为的受罚率的高低取决于执法水平的高低,而影响违法经营行为的总成本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变量就体现为执法中的受罚率的高低。一旦一个国家的执法水平很低,会导致许多的金融违法经营行为得不到应该受到的惩罚,金融服务机构的违法经营行为的法定成本就必定贬值,违法总成本就必然大大降低。当前,在我国金融规制和监管执法过程中,金融行政部门的执法人员同金融服务机构的人员是互相转换的(被称为旋转门);在进行司法救济时,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对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不立案、拖延审结,最后一罚了之,这种“执法”水平和力度不会伤及皮毛,更使不法金融服务机构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地侵犯金融消费者利益。
(二)金融消费者维权行为的成本高、收益低
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现有的金融法律法规的规定,当金融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时,解决的方式和途径主要有:和解、调解、申诉、仲裁、诉讼等五种。这似乎为金融消费者提供了一个多元化的解决争议的救济措施,可是金融消费者在实际维护权利时的状况是:金融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不法金融服务机构极少会积极主动配合通过协商解决;消费者协会仅仅是一个社会团体,大多数情况下所谓消协支持起诉则因自身条件所限往往是君子动口不动手;而我国的金融监管行政执法部门职责不清晰,在在遇到一些跨业务的争端时往往互相推诿;由于我国仲裁制度规制的滞后性以及仲裁的合意性要求,利用仲裁来解决纠纷的途径也不是很顺畅;而金融消费侵权所引发的诉讼通常又是具有鉴定及取证难、诉讼费用巨大、人数众多、索赔金额高的特征,对于弱势地位的金融消费者来讲,无法承担起如此之大的诉讼成本。在现实金融争端解决中,对于大多数金融消费者来讲,如果采用维护自身权益的行动从成本看往往得不偿失,因而大多数的人保持沉默就是合理的,至少应该是次优的、理性的行为选择。从客观上看,由于缺乏激励而导致的金融消费者的不行动也减少了金融服务机构的侵权成本,致使不能有效地防止、制约和约束金融服务机构的侵权行为。因此,从成本与效益的比较来看,要求金融消费者采纳对他个人无利可图的行为选择,明显是难以为继的。
三、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的法经济学对策
(一)完善旨在提高违法成本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
首先,机构性监管应该逐渐向功能性监管过渡,两者并用。功能性金融监管不仅仅重视金融服务机构本身,而且特别重视金融服务机构的业务特征及其所能体现的基本功能,可见,这种监管模式的设计是建立在金融体系基本功能的区分基础之上的,因为这种功能性监管特征是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实现了监管的无缝隙对接,所以,避免了原先多个金融监管机构监管所导致的重复监管及监管“真空”现象的存在,实现由原先的对金融服务机构的监管向对金融的功能主体实施监管的转型。其次,设立金融消费者保护局,承担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职责。金融综合经营背景下的监管制度设计应该从金融业务的同质性要求进行制度设计,突破传统上银行业重视安全与审慎监管,证券、保险业重视金融市场秩序的职能分化,利用现有的金融监管资源的优化组合,提高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我国监管体制中的地位。最后要实现投诉信息透明化。一方面,要丰富并公开金融消费者投诉渠道,除电话投诉外,还可以增加网络投诉、传真投诉等方式,使金融消费者在权益受到侵害时能够及时寻求帮助。另一方面,监管部门应要求金融机构定期公布消费者投诉纠纷处理情况,并对投诉达到一定数量的金融机构进行披露,使监管机构能够识别潜在的消费者保护问题。
(二)建立旨在实现竞争性监管的金融反垄断制度
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根本途径就是培育金融市场适度竞争。一方面防止中小型金融机构通过并购形成垄断地位。首先要制定具有操作性的反垄断标准。其次要对反垄断监管机构的职责进行明确划分,防止出现管辖冲突。另一方面要对现行的大型金融机构提出更高要求,防止其利用垄断优势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如减少对大型金融机构的救助、通过提高资本要求等强化大型金融机构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加大对大型金融机构的业务限制等。各主要发达金融市场国家依据对金融业的反垄断规制的经验及教训,及时地进行金融反垄断制度改革,改善金融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执法条件。因此,我国金融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应该立足于金融自由竞争可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观点,力求金融反垄断机构的独立性以及权威性,联系金融业的反垄断特点,建立起常规反垄断执法机构与作为特殊领域的金融反垄断执法机构相互协调的法律框架。设计这样的反垄断制度的优点是:不仅可以防止反垄断执法机构在金融领域行动迟滞而无法规制金融垄断行为,从而实现维护金融资本市场的竞争以及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最佳时刻;而且能够实现金融反垄断政策同经济政策的有效协调,促使金融竞争力的提升和规制金融竞争行为的同时开展,顾及到了保持金融平稳运行并支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减少金融危机导致的巨大社会成本。金融反垄断机构应该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价格垄断和经营者集中三方面加强金融竞争性监管,这包括国内、国际金融和非金融服务机构以及各种金融信息服务提供商的监管,只有这样才能从金融结构上确保中国金融安全和金融消费者权益。
(三)构建旨在提高维权效率的金融消费者救济机制
一是推广金融争端仲裁方式。作为一种灵活方式解决争端的仲裁,是当今处理商业争端的最佳方式。我国可在借鉴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及时设立一套解决金融消费者权益争端的仲裁机制,作为解决金融消费者权益纠纷的专有途径,把金融消费争端尽快归属于仲裁的范围,让仲裁制度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充分展现其所具有的制度优势。二是设立小额诉讼机制。小额诉讼程序是伴随着现代世界各国民事诉讼制度改革而不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程序机制。我国的速裁制度是由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首先设立的,在此基础上逐渐展开对小额诉讼程序有益的探索,从诉讼收费低廉及庭审的期限上参照了小额诉讼程序,不过因为我国民事诉讼法基本制度的制约,在解决小额诉讼案件中作用十分有限。所以,我国应该对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制度及时修改,尽快设立和运转小额诉讼制度,以便这一制度发挥快速、简便、经济的优势,解决日益增多的金融消费争端。三是尽快设立集团诉讼制度。由于金融消费者的概念统摄了所有金融商品或服务的自然人购买者,在有关某类金融商品消费过程中产生的针对经营者的侵权行为之诉中,作为当事人的金融消费者一方人数众多,且诉讼标的同一,所以,我国应该借鉴已有的集团诉讼经验,尽快设立集团诉讼制度以便高效地维护金融消费者整体利益及公共利益,以减少单个金融消费者诉讼成本的支出,平衡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服务机构在诉讼过程中的不平衡地位,减少金融服务机构违法行为的动机。
作者:祁光明 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政法与历史学院
参考文献:
1.刘大洪.法经济学视野中的经济法研究[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
2.郑泽华.中国金融监管的历史演进与改革重点[J].海南金融,2004(7)
3.黄孝武,王菲.危机后欧美金融消费者保护动向及启示[J].宏观经济研究,2012(8)
4.孙永祥,陈杰.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模式探讨—以日本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为借鉴[J].商业时代,2014(9)
5.金励.新时期中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之重点问题研究[J].经济法论丛,2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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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前的民主改革使西藏社会经济实现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2008年的经济总量较50年前增长近66倍,为我国经济增长较快速省区。50年来,西藏产业结构及空间布局逐步优化,基础设施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但需认识到,西藏今天的经济成就,是在国家及兄弟省市全力支持下取得的,自我发展能力不足,发展区位和自然条件较差的问题依然突出。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西藏民主改革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一种社会制度的出现必然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西藏民主改革废除了不适宜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建立的新的生产关系极大地促进了西藏的经济发展。本文试从西藏的经济与社会两方面来探索民主改革的影响。
[关键词]西藏;民主改革;经济社会;影响
1961年底,西藏地方旧制度的变革基本结束,从此人民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改变了,生产力中最活跃的人的因素被激活了。但是,由于西藏人民长期受封建农奴制度的统治,旧有的经济关系的残余还没有完全消除,因此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的工作任务则相当严重,据《当代中国的西藏》记载,民主改革后“各地的农业生产互助组虽然发展较快,但由于制度不够健全,生产方式落后,互助组的潜力还未充分发挥出来,还需要认真加以整顿、巩固和提高。西藏的牧业还处在较原始的生产状况,需要采取各种稳妥有效的措施发展生产。西藏的工业更是一穷二白,在短期内不可能改变这种落后状况”。(1)这反映了变革西藏旧的生产关系时的基本情况。
摧毁了旧的生产关系,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势在必行,而对于具体的操作则不能照搬照抄内地。根据这一原则,西藏工委及时分析研究了西藏的实际情况,主要有:1、废除了封建农奴主统治,阶级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劳动群众第一次成为社会的统治力量。2、废除了“宗?”制度,建立了各级政权。建立的自治区筹委会充分行使地方政府的职权,人民群众走上了政治舞台。至1960年底,全区建立乡政权1009个,区政权283个,78个县和8个专区(市)都建立了人民政权,基层干部达到4470人,国家实现了对西藏行政区划制度的统一。3、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变化,废除了封建农奴主所有制,确立了广大农牧民的个体所有制,人民群众分得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废除了人身依附关系。4、《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了新的生产关系,赋予了地方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从此,西藏劳动人民的权利和地位有了法律保证。
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是一次社会形态的飞跃或变化,基本上完成了由封建农奴制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超越。首先,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改变了过去农奴在农奴主强迫下劳动,失去主体积极性和劳动热情的状况,基本劳动者有了自己的生产资料,人们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据统计,到1965年,西藏农牧业产量由1959年的36581万斤,增加到58145万斤,农业产值也由4591.2万元增加到8304万元,分别增长58.9%和83%,年均分别增长9.8%和13.8%。牲畜由1959年的955万头发展到1965年的1701万头,畜牧业产值也由9478.8万元增加到18323.8万元,分别增长78.1%和93.3%,年均分别增长13%和15.5%。(2)农牧民生活进一步改善,不少人修盖了房子,有了余粮,添了新衣。农牧民群众把这一时期称为西藏历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其次,经济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所有制结构由三大领主私人所有制转变为劳动群众个体所有制,另一方面,非农产业增长迅速。这一时期,西藏的第三产业发展速度居历史最高的水平,达到24%。因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农牧业之所以在短期内有新的起色,一是归功于基本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二是摧毁了封建农奴制所有制结构后,避免了旧政府、贵族和上层僧侣的奢侈性掠夺和消费,避免了巨大浪费。
如上所述,旧西藏的政治经济制度属于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农奴主剥削农奴和平民的形式不是攫取农奴和贫民的相对剩余价值,而是攫取农奴和平民的绝对剩余价值,既严重损害了农奴和平民的身体健康,又遏制了技术进步。事实上,旧西藏历代地方政府长期视铁器为凶器,轻视工匠、憎恨屠夫,规定手工艺品“不得花样翻新”,这实际上严重压制了技术进步和工商业发展,加之农奴主对生产资料和生产剩余的私人占有和肆意挥霍,寺庙对大量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的大量占用,整个经济社会的自我封闭,导致了经济衰退和长期单一的经济结构,经济结构转型缺乏制度环境和条件。西藏在和平解放以后的大约8年时间内,按照“十七条协议”,绝大部分地区继续维持了封建农奴制度,制度环境变化很小,西藏的经济结构也基本上没有变化。1959年3月28日噶厦政府被推翻以后,经济制度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此后的制度转型速度明显加快,对西藏的经济结构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西藏民主改革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
从1951―1958年,由于封建农奴政权和制度基本上未被触动,西藏的经济增长速度较低。1959年开始的民主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从1959年―1965年,国民经济出现了“井喷”式增长,尤其是第一、三产业的平均增长速度为5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
(二)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
20世纪50年代初,西藏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和平解放后,按照周恩来“要富裕,就要有工业,一个民族没有工业,不可能富裕起来”的指示,中央加强了对工业建设的领导,成立西藏工委工业交通部,向西藏注入大量扶持资金和援助,建立和发展了西藏现代工业,兴建班戈湖硼砂厂、更樟林场、拉萨建筑工程处、土门格拉煤矿以及拉萨电厂、拉萨地毯厂、煤田地质队等企业,划归工业交通部管理;并在工业交通部下面设立工业局,统一管理自治区工业;同时,大力发展为农牧业服务的电力工业及机械加工业,积极发展以硼砂和煤炭为主的采矿业;加速发展农具、制革、锯木等工业。这些措施为西藏基础工业注入了活力与生机,一批基础性的中小型工业应运而生,在西藏形成了机械工业、轻工业、电力工业、采矿业、建材工业、民族手工业等健全的工业体系。(3)
(三)出现了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
和平解放西藏之初,中央在西藏建立起强大的国有经济,消除了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半殖民地经济的痕迹,扶持了西藏民族经济的发展,同时又允许外国侨民在西藏合法经营。民主改革后,寺院开展了以寺养寺的经济活动,允许牧主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正在逐步实现从供给型经济向经营型经济转变,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从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转变,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四)西藏民主改革促进了经济结构演化
在封建农奴制社会,西藏经济长期呈现封闭的自然经济特征,传统的农牧业处于一统天下地位,非农产业只是依附农牧业而存在,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整个国民经济属于典型的“一元经济”。经过和平解放以后近60年的建设,西藏的经济结构已经显现出结构化转型的特征。因此,西藏民主改革时期的经济结构演化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民主改革前的阶段(1951―1958),在1959年以前,经济结构演化速度十分缓慢,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维持在90%以上,下降速度缓慢,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处于10%以下,且上升十分缓慢。从民主改革到自治区成立的阶段(1959―1965),民主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要素报酬高的非农产业增长更快,从而使得西藏经济结构进入了第一个快速演化期。第一产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比重由1959年之前的90%以上下降到1965年的70.9%,同期的非农产业(第二、三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由10%以下提高到30%左右。所有制结构也发生了转折性变化,生产资料领主所有制转变为劳动群众个体所有制。(4)
(一)国家实现了对西藏的空前统一和管理
西藏的和平解放协议在执行过程中,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并驱逐了帝国主义势力,西藏回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怀抱,全国大陆完成了统一。中央实现了对西藏的政令统一、行政区划制度统一、国防统一、外事统一、邮政电信的统一、度量衡制度的统一、金融和货币制度的统一以及关税制度的统一等。
(二)社会制度实现了变革
民主改革后,西藏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实现了从封建农奴制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跨越,取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
(三)阶级关系和政权性质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农奴主阶级被消灭了,农奴和奴隶获得解放,从此西藏经济快速发展,产生了新兴的第一代产业工人。工人阶级和农牧民及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农奴也掌握了当家作主的权利,建立了有爱国民族宗教界人士参加的人民民主政权,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
(四)新型的民族关系得以形成
在建设社会主义大家庭和社会主义新西藏的过程中,藏汉民族在经济、文化领域相互学习和促进,亲密的友谊在藏汉民族间结成,为逐步消除“事实上的不平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在形成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的新型的民族关系。
(五)西藏人口数量进一步增加
1965年西藏人口达到137万多人,随着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西藏的人口素质也逐步在提高,卫生医疗条件也有较大的改善,西藏人口的平均寿命有所延长。
(六)教育、文化、科技、卫生事业有了显著的发展
继承和发扬了优秀的传统文化,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得以继承和发展,文物古迹也得到了重视和保护。传统文化开始同现代文化成果相结合,发展了西藏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学校有了很大的发展,1959年小学的数量仅仅只有462所,在校学生总计为18032人,而1965年发展到1822所,在校学生增加到70546人。卫生机构数由1959年的62所发展到1965年的193所。
伟大的民主改革运动推翻了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打破了封建农奴制度对人民群众的枷锁,实现了由封建农奴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的伟大的历史性跨越,建立起了人民民主政权,实现了劳动群众个体所有制,为西藏今后的经济发展扫清了障碍,奠定了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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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历史上曾是真腊王国的一部分。13至18世纪是南掌,之后受暹罗和越南入侵,后来又受法国入侵,1893年沦为法国殖民地。1945年独立,1975年废除君主制成立共和国。老挝是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也是最不发达国家之一,于1997年7月加入东盟。老挝工业基础薄弱,以锯木、碾米为主的轻工业和以锡为主的采矿业是最重要部门。金三角老挝部分的琅南塔曾经是世界出产鸦片最多的地方。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老挝农业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探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简称老挝,是东南亚唯一的内陆国,国土分别与中国、泰国、越南、柬埔寨、缅甸接壤,是社会主义国家。老挝是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也是亚洲第二贫穷国家、世界低度开发国家之一。老挝地广人稀,约677.6 万(2013 年)人口,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25 人,华侨华人约 3 万多人。
1975 年 12 月 2 日,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经济基础薄弱,没有任何现代工业,基本上是一个自然经济为记住的传统农业国。1976-1985 年老挝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1985-1990 年老挝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农业比重占 60%以上。1991 年以来,老挝由自然半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农业比重仍一直占 50%以上。
1、土地资源
老挝国土面积 23.68 万平方公里,地形南北长东西窄,山地和高原占全国总面积的 80%,平原主要分布在万象以南的湄公河沿岸。农业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 90%,可开垦土地使用面积约 80 万公顷,利用率仅为 10%,潜在耕地面积约 800 万公顷。在一些经济基础比较差的省份,土地租赁价格十分低廉且有大片土地未开发。
2、水资源
发源于中国的湄公河是老挝最大河流,流经西部约1900公里,93%以上的地区属湄公河流域,水能储量十分丰富,而且水能集中。据测算,老挝国内可更新的水资源每年有1900 亿立方米,水资源丰富而人口较少,每人每年约 35000立方米,这使得老挝为周边国家提供廉价电能成为可能。
老挝用水之中,农业用水占 90%,居民生活和工业用水量分别占 4%和 6%.
3、气候条件
老挝属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全年可分为雨季和旱季两季,每年 5-10 月为雨季,11 月至次年 4 月为旱季。全年 4 月份最热,12 月份最凉,冬季南北气温相差较大。平均气温 27.3℃,雨量占全年降雨量的 80%,年降水量 1250-3750 毫米,高原和山区降雨量为 1300 毫米左右。
4、森林资源
根据老挝政府 2005 年 7 月制定的“2020 年老挝林业战略”中的数据,郁闭度在 20%以上的森林约占国土面积(23.68 万平方公里)的 41.5%,而这一数据在 20 世纪 60 年代估计为 70%,森林面积减少的速度令人吃惊。根据 2002年底至 2003 年初实施的土地利用及森林调查,森林面积约占国土的 71.6%(1700 万公顷),其中较为丰富、林冠密度在 20%以上的森林占国土的 41.5%(970 万公顷),而 1992年占 47%(1120 万公顷);竹林占 2.3%(50 万公顷);暂时没有树木的森林占 25.6%(610 万公顷);成为休耕地的森林和以前刀耕火种的农业区域占 2.2%(50 万公顷)。森林不仅在量上发生了变化,在质上也在退化。森林一旦退化,树木密度就会降低,动植物种的构成和数量发生改变,野生动植物数量减少。
5、生物资源
老挝具有重要国际意义的多种生态环境,容纳了繁多的物种。据 1995 年统计,1140 种动、植物物种中有 319 种是因数量和品种有限被认为是全国乃至世界重要保护意义的物种。近年来,在老挝不断地发现新物种,包括一些哺乳动物(例如:武广牛、越南大麂)、鸟类、鱼类、爬行类和两栖类动物的种、属、科目动物,这对于科学家来说都是新型物种。湄公河老挝流域有 30 种普通的鱼种在至少 2 个不同国家之间洄游。在老挝,71%的农业家庭由于季节原因兼职养鱼。
2004 年 5 月,老挝已经签署了《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协定》,农林部和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极大的努力,野生动物交易在国内越来越少见了。如果没有抑制国内和国际对野生动物需求的不懈努力,老挝全境的野生动物就会逐步消失。
1、水稻
水稻生产是老挝农业的重要分支,并且是农民小规模经营。2003 年,老挝水稻面积的 91%种植糯稻品种;在北部,种植非糯稻品种比较多,但仍有 83%的糯稻种植面积。
糯稻的种植面积能占那么大的比例,这与当地人的饮食习惯有关,因为他们大多数人喜欢吃糯米饭。
2003 年老挝全国的水稻种植面积达到 75 万公顷,占全国耕地面积的80%,产量达到 237.5 万吨。在 2002 至 2003年度旱季的水稻种植面积比以前减少了 2740 公顷,以前同期旱季的水稻种植面积是 81360 公顷,占全国水稻种植面积的 11%,占全国产量的 16%;雨养低地生态区的水稻种植面积则占 74%,产量占 76%;雨养旱地生态区的水稻种植面积则占 15%,产量占 8%.由于大多数的水稻种植区是在雨养生态区,水稻的年产量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很大。
在雨养低地生态区,严重的洪水会导致整个国家的水稻大幅度减产,特别是降雨引发的洪水更会导致减产和失收。干旱和洪水经常发生在水稻种植季节,特别是在种植季节的早期和晚期。
2、玉米
老挝农业生产按地理位置可分为北部(7 个省)、中部(6 个省)和南部(4 个省)3 个农业生态区。玉米是老挝的第二大农作物,老挝种植的玉米主要分为普通玉米和糯玉米两种。老挝北部生态区玉米种植面积比较大,2008 年种植面积为 178015 公顷;其次,中部为 42275 公顷,南部为8930 公顷。
1、农业政策
老挝政府高度重视引进外资,2009 年老挝政府正式提出“资源变资金战略”,为了吸引更多外国企业到老挝投资开发,相应地在投资管理方面出台了新的《投资促进法》,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更为有力的激励政策,加强了对外国投资的程序化、规范化管理,老挝投资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农业领域的投资机会越来越多。
2、土地政策
老挝本土的土地产权为永久性产权。外国对土地的投资则有不同规定。
(1)租金的规定:按不同区域和品种来定价。条件差(山区)的为第一区;中间状态的为第二区;条件好的为第三区;(2)租赁土地要交押金。为防止某些单位租赁土地后长期不开发利用,从 2011 年起,老挝政府规定租赁土地要交押金;(3) 国家租赁给或授予外国人及其组织的土地或租借地特许经营权的期限,最长期限不得超过 30 年;(4)对于老挝公民租给外国人及其组织的已开发土地,最长租赁期限不得超过 20 年;(5)在经济专区和经济特区,土地租期不得超过 75 年。凡面积超过 1 万公顷的土地或租借地特许经营权,出租或授予都必须由国会批准。
3、税收政策
(1)农业税种植粮食耕地每年每公顷交稻谷 50 公斤;垦植地每年每公顷交稻谷 30 公斤;种植咖啡、砂仁、烟叶、茶叶等按实际收入 5%纳税;种植水果等其它经济作物,按实际收入3%纳税;畜牧业按当地当时价格,征收实际收入 5%的税捐(公司与农户合作的,一般由农户交纳农业税)。
(2)关税用于农副产品加工的机器、设备进口,免征进口关税,交 1%的手续费;进口农用机械:进口犁、耙、插秧、打谷等机械免征进口关税,收取 1%的手续费;进口磨面、碾米、抽水机等机械设备的收取 2%进口关税,进口其它农用机械收取 3%的进口关税;农产品出口:粮食、淀粉等,免征出口关税。砂仁、咖啡等交 0.1 美元 /kg,茶叶、烟草等农产品交 0.07美元 /kg.日常征税范围:营业税、所得税、利润税、红利税、最低税、增值税。
4、外国企业在老挝境内农业投资情况
农产品加工企业利润税优惠政策有,将投资产业划分为三类,种植水果、咖啡、油料作物、大牲畜养殖、饲料加工厂、屠宰厂、粮油加工厂为一类鼓励发展的产业;水稻、玉米种植为二类鼓励发展的产业;将所获得利润用于再投资以扩大再生产的,将免除下一年度的利润税;出现年度亏损,投资者可在下一年度扣除亏损金额,并由税务部门出示相关证明,投资者可在三年内扣出所亏损的金额;另外,以土地使用权方式促进投资。项目投资注册资金在 50 万美元以上的外国投资者可根据项目的投资年限依法使用老挝政府安排的土地。
在老挝,主管外国企业的机构是老挝投资管理促进委员会。外企在老挝主要投资作物种类有 3 个,分别是橡胶、甘蔗、玉米。主要投资国家分别是泰国、中国、越南。老挝鼓励投资领域为农林、农林加工和手工业;人力资源开发、劳动者素质提高、医疗保健;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旅游及过境服务。而严重影响环境、人民身体健康和民族文化的行业和领域则为限制投资领域。
第一,劳动力素质总体偏低,劳动力资源不足,由于工薪偏低,大多劳动力都出国务工。此外,引进外劳审批程序复杂,人数受《老挝外籍劳务管理办法》管理,体力劳动者不能超过本企业职工人数的 10%、脑力劳动者不超过20%“的限制。第二,粮食返销成本高。老挝当地的运输条件相当的差,要把种出来的粮食运回国内必须借道越南,增加了运输成本。生产方式落后,粮食加工水平落后。
第三,老挝目前没有农业保险和针对外商农业投资的保险政策。第四,水利灌溉、防洪防旱、通路通电等农业基础设施落后、不完善。农业管理、技术人才短缺。良种、化肥、农药等辅助生产资料供应不足等问题。第五,企业项目融资难,汇兑有限制。老挝本国银行存款有限,放贷能力不足,我国银行对境外项目放贷审批程序较多,企业难以获得老挝本地银行和我国银行信贷支持。人民币在老挝不流通,若使用人民币结算会产生汇率风险,造成损失。第六,老挝国内大部分农业模式为传统的自给农业,现在老挝开始普及有机种植技术,因有机食物的培养需要额外的劳作,多数人不愿意转向有机种植。第七,老挝部分现行法律法规执行力度差,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外国企业在在老挝投资经常会遇到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那就是老挝政府法在投资协议中承诺的优惠政策经常在实际操作中不能如约履行。
第八,2012 年 6 月老挝政府暂停全国的橡胶种植、桉树、矿产开采的土地特许,土地特许等待政府进行全面的土地勘察后再次开放审批。
[1] 方芸:老挝农业发展现状及前景[J].东南亚,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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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是空港经济发展的基础,机场的功能以及机场的辐射范围决定了空港经济的影响范围,机场的客货运量直接影响空港经济的总量和增长速度,机场的发展规划、定位与空港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社会空港经济效益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关键词:空港 机场 经济
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是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深入实施“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的重要内容。大力发展空港经济,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经济型升级的有效载体和助推器。空港经济是指依托机场(尤其是国际性、枢纽型大机场),利用航空港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资源,发展具有航空指向性的产业集群(航空物流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促进和带动机场周边地区经济发展。
目前国内城市规划和发展空港经济仍处于起步阶段,北京、上海(浦东)、广州、深圳、成都、南京等地已着手规划发展空港经济区。浙江省、杭州市政府现已将规划发展杭州的空港经济课题摆上了议事日程。以空港为核心,科学、合理、及时地规划空港经济功能区,突出空港经济区产业发展的重点、特色,增强区域投资吸引力和竞争力,进一步扩大开放和辐射效应,从而使空港及周边区域成为投资热点,使空港经济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本文试从空港经济产生的效应、空港经济发展的核心业务、加快空港经济发展措施等方面进行论述。
(一)空港经济将有利于实现空港与周边区域的良性互动
随着空港枢纽功能的不断完善,机场、航空公司等相关航空产业的壮大发展。一些航空企业也愿意在机场外布局,机场内布局一些跟航空运输关联密切的企业,空港经济将有效引导航空产业链从机场内逐渐向机场外延,在空港经济区内实现空港与周边区域的互动,形成一个从机场通向城市主城区的临空产业走廊。
(二)空港经济将有利于促进区域产业的高级化演进
不断延伸的航空产业链条,与区域产业链条的相关性打通、对接后,能够带动区域产业向高级化进行演进。空港经济将引导区域产业升级,在空港经济区内合理布局高端、高效、高辐射“三高”产业,注重发挥空港优势,发展高科技产业、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发展深加工、高附加值的产品。
(三)空港经济将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城市空间布局
在距杭州主城区30公里内、萧山主城区15公里的机场周边,规划一定范围的空港经济功能区域,将适应城市空间布局从单中心封闭式空间发展模式向多中心、均衡式的发展模式的转移,在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四)空港经济将有利于建立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平台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加快,更多跨国的企业谋求在中国的布局发展,依托机场这一航空枢纽,能够直接与国际上的大城市相连,空港经济区将逐步发展成为全球产业链的一个重要环节。空港经济区作为发展平台将更好地促进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五)空港经济将有利于改善城乡二元结构的就业
空港经济区所处的位置是城乡结合部,更多体现乡村的特点,农业人口相对多。在空港经济区内,机场、航空公司等航空企业,以及临空产业的相关企业,将提供很多劳动密集型的岗位,有利于解决机场周边区域内的就业问题。
(一)杭州机场的基本情况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是国内干线机场、国际定期航班机场和对外开放的一类航空口岸。2000年12月30日,机场建成通航运营。机场一期工程占地7260余亩,总批准概算26.4亿元人民币,实际完成投资19亿元人民币。一期工程按满足波音747-400型飞机起降及预测2005年旅客吞吐量8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11万吨的使用要求建设。飞行区技术等级为4E级,建有一条长3600米×宽45米的跑道。客机坪面积32.7万平方米,共设30个停机位(其中12座登机桥、18个远机位);货机坪面积5.2万平方米,共设4个波音747-400型飞机停机位。候机楼按高峰小时旅客3600人次的使用要求设计建设,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其中国际联检厅面积9500平方米,地下停车场2.2万平方米)。机场货站占地面积约10万平方米(仓库面积约4万平方米)。
目前机场共有26家国内外航空公司投放运力,每周达2400多个航班,已与国内外60多个城市定期通航,各类航线190多条,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航线网络。2007年,机场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1000万大关,达到1173万人次,货邮吞吐量19.6万吨,航班起降架次11.5万架次,分别同比增长18.3%、5.5%和13.8%。旅客、货邮吞吐量均位于全国民航机场第8位,在活动地区仅次于上海的浦东、虹桥机场,已跻身世界大型繁忙机场行列。
2006年,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与香港国际机场签定了合资合作协议,成为内地第一家与香港机场全面合作的机场。通过引入香港机场这样的世界级战略投资者,实现了双方的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香港机场先进运营管理经验的引进以及“经港飞”等航线产品的开发,为杭州航空口岸提升管理水平,沟通与香港自由贸易港的直接联系通道,进一步延伸杭州空港航空运输国际航线,参与国际客货运,融入全球航空航线网络,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借助香港机场成熟的货运航线运营经验和国际化合作平台,杭州空港有望成为长三角地区最具发展潜能的国际航空货运枢纽之一。
(二)机场近、远期发展规划
机场二期工程于2007年11月8日正式开工,以2015年为近期目标年。二期工程项目主要是新建3400米×60米的第二跑道(用地预留3600米的空间)和相应联络道;站坪56.7万平方米,新增机位67个;新建19.6万平方米航站楼(其中国际航站楼9.6万平方米),以及相应的配套设施。二期工程总投资预计100亿元,工程直接用地为7707亩,整个工程预计于2011年底前后完成。2015年预计旅客吞吐量将达256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50万吨,航班起降量26万架次,通航城市增加至85个,其中国际及地区定期通航城市增至25个,开通航线超过180条。机场远期规划目标年为2035年,将在现跑道和第二跑道侧面400米再建两条E类近距离跑道。预测2035年旅客吞吐量达到52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100万吨,航班起降量50万架次,通航城市国内超过120个,国际及地区超过100个。
(三)空港经济发展的核心业务
机场是空港经济发展的基础,机场的功能以及机场的辐射范围决定了空港经济的影响范围,机场的客货运量直接影响空港经济的总量和增长速度,机场的发展规划、定位与空港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有研究表明,每年100万人次航空旅客运输量可以生产1.3亿美元的经济效益和2500个就业岗位。每新增10万吨货物,将创造800个工作岗位。以杭州机场为例,随着运输生产的发展,杭州机场吸引了多家企业、商户进驻与发展,据统计,目前机场内有各类企业60多家,直接雇员超过7000人,场内企业2007年上缴税收达2.28亿元。根据盖安德咨询公司为杭州机场做的《机场经济影响分析》显示:每新增一个国际航班(200座飞机、每天一班),客座率70%(航班上国际旅客占60%,国内旅客40%),这样一个航班可创造30个工作机会,能为GDP贡献1.12亿元(考虑直接和间接影响)。而杭州机场到2015年,预计能够为当地经济年贡献700亿元(考虑直接和间接影响),预计占浙江GDP的2%。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形势下,以航空城为核心,规划布局临空产业,打造空港经济圈,从而成为区域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推动力。在空港经济圈的建设中,可重点考虑一下几项工作:
1.做强做大机场核心业务,是空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保证。着力做好以下工作,更好地促进空港经济的发展:全力推进机场二期建设,解决机场保障能力不足矛盾、以二期扩建为契机,实现机场向航空城转变、大力引进和发展基地航空公司、进一步发挥驻场国际货运巨头的作用、加大国际航线的拓展力度。
2.空港经济圈建设的主体是地方各级政府,机场航空枢纽建设的主体主要是机场,地方政府和机场成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沟通,统筹解决空港经济建设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3.及早规划建设杭州空港经济圈。按浙江现代服务业的新高地、环杭州湾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节点的定位,以萧山区“一港四区”(杭州空港、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江东工业园区、杭州萧山临江工业园区、钱江世纪城、湘湖旅游度假区)和滨江区(高新区)建设为平台,在以航空城为核心,机场至二桥、三桥公路沿线为轴心,规划建设航空产品制造、物流仓储、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农业、商务会展、旅游休闲居住等功能区块,以及相应的交通等配套设施。同时空港经济圈的建设要和机场二期扩建紧密结合起来,要做好临空产业功能分区,空港经济圈规划等与机场二期、远期规划的相衔接,各园区与机场地面交通的衔接,物流信息平台的衔接。
4.尽早研究制定空港经济扶持优惠政策,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对物流企业和航空类企业(航空公司设立基地),地方和机场可联合提供优惠,形成合力,吸引其入驻。目前在杭州机场运营的一级货运代理公司(近50家,其中过半数在机场内租赁场地)可考虑作为招商引资的初期对象。
5.以“区港联动”项目试点工作为抓手,加快现代航空物流发展。利用机场合资和二期扩建、联邦快递和DHL进驻等优势,立足长远,开拓杭州空港的国际物流新功能,如保税物流功能,提升与机场周边经济技术开放区、出口加工区、保税区和特殊监管区域等资源整合,形成“区港联动”,变保税物流“洼地”为“高地”,优化投资环境,促进制造业和物流协调发展,加快外向型经济和现代服务业发展。
6.围绕“建设航空城、发展临空产业、打造空港经济圈”主体,在省市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筹办“空港经济发展论坛”,为推动机场发展和空港经济建设集思广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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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理论即关于对现实世界中会计现象的逻辑推论、概括和解释的系列。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当前的社会经济环境对会计理论及模式的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浅谈当前的社会经济环境对会计理论及模式的影响全文如下:
1、对会计对象带来的挑战
会计对象是指企事业单位在经营过程中流动的资金现象,这些流动的资金就是会计需要计算和控制的内容。主要是反映会计要素的冲击,其具体表现就是会计要素根据社会形势的变化来做出不断调整。因为,要更好的适应经济的变化发展,就必须要及时修改会计要素,由此才能够为会计目的做出相应的准备。
2、对会计报表目标带来的挑战
会计报表目标就是指为会计的核查对象安排的会计信息以及对会计报表使用者到来的需要,会计目标是发展会计实务和理论的根本事项和条件,也是会计理论基本结构的最顶层。
会计目标的冲击造成了理论学家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个是受委托责任观点,它是针对过去并且强调了会计信息质量的可靠性;另一个是决策有用观点,主要是针对将来着重讲了信息质量的相关性。未来的会计信息发展方向应该是要向使用的人不仅要提供质量效果好的信息,同时也要注意受委托的责任信息,这才是会计发展的正确目标。
3、对会计计量带来的挑战
会计计量就是用货币等不同的计量单位来计算各种经济业务发生的过程,用明确的数字计量来确定事物发生之间关系。以前会计在计量方面上就是用成本计算、折旧、损益类等方面的实务来表现的,这种计量成本的模式是过去传统的方法。而在经济社会,人们讲究的是无形资产代替有形资产。由此可见,传统的计量模式将被公允价值计量的模式取代,但是公允价值模式的计量法带有主观判断性,缺乏可靠性,而历史的成本计量模式具有可依据性,比较客观。所以,面临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在推行以公允价值为基础的计量模式要依据传统的成本计量模式,这也是未来会计发展的趋势。
1、会计管理体制与经济环境
一国会计管理体制类型是由一国的经济体制来决定的,经济体制方面强调的是政府干预,一般会采取集中与立法型会计管理体制,经济体制不强调政府干预,采取的是自我管理型会计管理体制。在前一种管理体制下,大多是政府部门制定会计规范,后一种体制下,主要是民间会计职业团体制定会计规范。
2、会计信息披露制度与经济环境
会计信息披露的实质就是在不同的会计信息使用者间配置会计信息的一个政策问题,会计信息披露制度被分为公开、核准和混合制度。会计信息披露包括财务报表、财务报表注释、补充信息及其他会计信息等。对于会计信息问题,日本和法国对信息披露是十分具体的,并且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有很多。这是在两国经济体制下政府力量的表现。而相比较这两国来说,美国对会计信息披露的规定则就比较笼统,但是在实务中,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很多,证券交易所对信息披露的要求也十分严格,这样充分体现出美国经济中政府力量较小。会计信息披露的时间要求和披露的频率不同,反映了各国对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重视不同,同时也表现了各国对吸收外资的政策不同。由此可见,在既定的经济环境下,既要充分考虑到本国证券发展的阶段及投资者的心态,也要考虑到本国经济体制等诸多因素,这样才能建立并完善本国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
3、会计准则与经济环境
在各国会计中,会计准则都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但是会计准则的产生是经济环境变化的结果,会计准则的存在、发展则需要适应既定的经济环境。为了更深刻地认识到会计准则,还要深入的研究会计准则与经济环境的相互联系。随着股份公司的发展,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相互分离,公司的投资者越来越多,投资者种类也越来越多样化,真实公允的财务报表成为需要,随之也产生了会计准则的需要。
1、会计电算化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会计工作的重点发生转移。传统的会计工作集中于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在经济环境下,因会计电算化被广泛应用,所以会计人员将从繁杂的日常会计事务转向参与决策和经营分析等方面。
2、会计核算方法的选择着重强调科学性和合理性。简化核算不应当再成为评价会计方法是否应当选用的标准,而是将科学性和合理性当作是选择会计核算方法时唯一需要考虑的因素。
3、增强会计信息的时效性和多样性,导致财务报告体系的改革。在社会经济大环境下,会计要消灭信息孤岛,实现信息集成。由于不同用户对会计信息有不同的需要,所以会计应当建立多元化的会计频道,提供不同的会计信息来满足不同用户对会计信息的要求。
4、对国际会计准则的需要更加迫切。社会经济环境在客观上要求国际会计准则对会计信息应予协调和统一。
1、借助于政府的有效手段对经济环境进行有效规范
从我国当前的市场经济体制来看,它是在本国市场体制的基础上,再借助于国外市场的特点建设起来的,经济的主体单位是市场。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很多缺陷和不足,这就要求政府采用适当的法律或其他手段来正确的规划经济体制,干预市场的发展形势,从而为会计工作的正常发展提供良好的经济环境。
2、改变会计计算的计量模式
在社会无形资产的不断增多的状况下,也应该对会计计算的范围作出调整,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时代到来后,更决定了传统的成本计量模式已经出现了许多不足,无法适应社会发展。因此,改进会计核算和计量模式就成了必然。首先,要增加会计信息的容量,充分考虑到非货币形式的模式。其次,还要采用货币计量和非货币形式的计量模式,结合着传统的成本模式和多种计量模式来改变会计核算的计量模式。通过这种方式的结合才能确保企业会计信息的全面性。
3、跟上国际会计的步伐,健全会计制定标准
会计作为一门国际化的管理学课程,我国必须跟上国际会计的步伐,严格依据国际会计的变化形势,降低会计准则中的多项会计方法和标准。同时,也要避免主观性的控制出现会计信息不准确的问题。
综上所述,在社会经济大发展背景下,如何确保会计在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下稳定的发展就成了一个主要研究课题。所以,会计专业的人员就要不断提升自身的业务能力,在今后的事业发展过程中找到经济环境与会计融洽互动的有效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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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邮政局审议发布《关于快递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简称《意见》),称将积极争取支持快递企业兼并重组的财税、土地等优惠政策,促使5年内,培育出一批年收入超百亿、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型快递企业。“十二五”时期,即2015年前,通过兼并重组,快递产业集中度会明显提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快递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 本文从多个层面分析了快递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认为快递业全天候高效地服务于生产和消费,对促进产业转型发展、提高消费水平、增加就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快递业服务民生,是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加速器; 快递业刺激内需,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快递业服务生产,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助推器。
关键词: 快递业; 经济; 社会; 作用。
我国快递业起步于 1979 年,经过 30 多年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能够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创造社会就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新兴现代服务业。随着我国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社会生产及其组织方式、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快递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凸显。本文从多个层面阐述快递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和质量。党的十七大对我国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求居民消费率稳步提高,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增长格局; 要求社会就业更加充分。党的十八提出到 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快递业是新兴服务业,服务于民生,主要体现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电子商务不仅对经济、社会、生活产生深刻影响,更重要的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经济社会体制的改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从国际形势看,不管能源危机、环境污染还是气候变化,以及我国现在面临的经济形势,都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发展电子商务成为了应对之策。
近年来,电子商务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社会经济形式和现代流通方式,广泛深入地渗透到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领域,改变着传统经营管理模式和生产组织形态。据统计,截至 2012 年 6 月底,我国网民数量达到 5. 38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 39. 9%,农村网民数量达到 1. 46 亿人,占中国网民人数的 21. 7%,而且正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截至2011 年底,我国互联网宽带的接入用户达到 1. 5 亿户,3G 网络已经覆盖全国所有的县城和大部分乡镇,3G 用户达到 1. 2 亿户,网购人数达到 1. 94 亿人。
2012 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 8. 1 万亿,同比增长27. 9% ,其中网络购物交易规模达 1. 3 万亿元,增速高达 66%,占全社会消费零售总额的比重提高至6. 2% 。预计 “十二五” 期间电子商务交易额将保持年均 20%以上的速度增长,到 2015 年,电子商务年交易额将突破 18 万亿元; 我国规模以上企业应用电子商务比率达 80% 以上; 应用电子商务完成进出口贸易额占我国当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的 10% 以上; 网络零售额相当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9% 以上。电子商务、网络购物等新型服务业态的迅猛发展,推动人们消费方式的转变,促进网购快递需求快速增长,70% 以上的网络购物,依靠快递完成交易过程。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加注重时间和效率。快递业的兴起和发展克服了传统邮寄方式的一些弊端,满足了人们对快捷、高效服务的需求,也为电子商务的迅速崛起提供了重要支持。2011 年 5 月 19日经济日报联合中国经济网进行的 “快递在线调查”
结果显示,72. 73% 的被调查者表示经常使用快递。
可见,快递在人们日常工作、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根据国家邮政局 《2011 快递市场监管报告》显示: 2011 年,网络零售交易额超 8000 亿元,占全社会消费零售总额 4%; 约 70%以上的网购需要依靠快递来完成,网络零售带动的业务总量占快递总量的一半以上,网络购物平均每天产生 700 多万件快递包裹[1]。由此可以发现,以商务快件为主的传统快递服务已经扩展到电子商务、网络购物等新型服务业。
网上购物之所以广受青睐,一方面是能降低购物成本,如时间成本、交通成本、信息搜寻成本等; 另一方面是相对于实体店,同一种商品的价格较低。也就是说,在相同的消费预算支出水平下,网络购物能节省消费总成本。也就是说,“电子商务 + 快递”模式,既方便百姓生活,又相对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随着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深化和对电子商务的重视,电子商务将迎来新的发展高潮,快递以低成本和快捷送达,这将更加深刻的影响到国计民生的众多领域。
快递业是由包装、装卸、运输、配送、存储、流通加工和处理信息等功能集合而成的服务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业人员基数大,具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可以吸纳大量劳动力。根据牛津经济研究院的研究,快递业带来的间接就业比快递业直接就业的规模还大,直接与间接就业比率是 1: 1. 24[2]。
我国快递市场既包括国际业务的高端市场,也包括国内同城和国内异地快递等中低端市场,不同的业务和市场需要各种不同素质的人才,从高度专业化的机场工作人员、海关人员和经理人到普通的运输司机、收件员、分拣员和投递员等,可以给不同素质和资历的人提供就业机会。国家邮政局有关数据显示,2010 年快递业从业人员 54. 2 万人,同比增长 35% ,远远高于全国同期城镇就业总人数 1. 5% 的增长率,在第三产业中属于高速增长行业; 2011 年快递业从业人数超过 70 万人,同比增长 29. 2%; 2012 年快递业从业人员超过 80 万人,同比增长 14. 1% 以上。据测算,我国快递业及相关产业创造了 200 万 ~ 300 万个就业机会。
党的十七大提出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国家 “十二五”规划提出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通过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居民消费预期,促进消费结构升级,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 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面向城乡居民生活,丰富服务产品类型,扩大服务供给,提高服务质量,满足多样化需求。党的提出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扩大国内市场规模。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科技、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消费热情日益高涨。商业形态从实体店到电子商务,消费形式不断翻新,消费领域不断拓展。由于消费的急剧增加,消费在国民经济当中的作用日渐突出,逐渐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 “三驾马车”之首。
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生产。快递业使制造、分销和消费扁平化,既降低消费成本,又提高制造和销售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据测算,2002 年快递业对美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比率为 1: 3. 75[3],如果以此推算,2011 年我国快递业拉动了 3750 亿元的经济增长规模。
生产、流通、消费三者之间关系紧密,流通连接生产与生产、生产与消费,流通效率对提高生产效率和消费水平具有重大的作用。一方面,流通连接生产与生产,高效的流通能大幅度节省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减少产品积压,提高企业之间的交易效率,实现企业的经济效益,从而刺激投资需求。另一方面,流通连接生产与消费,高效的流通能顺利、快速、经济地实现消费品从企业到消费者,从而刺激消费需求,而消费为生产创造出新的动力,进一步地刺激投资需求。快递业是高效率的物流业,对于刺激内需具有重大作用。
任何一个社会或国家都有众多的产业、部门和企业,这些产业、部门和企业又分布在不同的地区,属于不同的所有者。它们之间相互供应产品,用于生产和生活。它们相互依赖又相互竞争,形成极其错综复杂的关系。快递业连接社会生产的各个部分使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是维系这些关系的纽带和桥梁,对提高整个社会的交易效率从而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未来在商品流通领域,将大幅压缩流通环节,实现从工厂生产到客户销售的扁平化。快递业提供时效特快的 “门到门”的递送服务,为实现流通结构的扁平化提供重要支撑。
快递网络的主体是由诸多节点和线路组成的网络体系。一个机构稳定、高效运作的物流网络,不仅可以减少组成要素之间的磨损和交易成本,减少用户使用网络资源和要素的成本,还可以放大要素的功能,提高要素和整体网络的收益。
20 世纪 60 - 70 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各国间的贸易壁垒不断消除,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活动愈加活跃,生产、经营和社会活动趋于高效率和快节奏,时间价值越来越重要,大量的样品、单证、商务函件、资料的快速传递需求,为函件快递业者提供了大量的货源;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加,高科技企业的大量产品体积小、重量轻,货值却很高,占用流动资金很大,快速递送能将这些产品尽快送给客户,并提供良好的包装、仓储、报关物流服务,满足了企业的需要,实现了最大可能的社会化分工,因此带来了巨大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和专业化分工经济。
“十二五”期间,我国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十二五”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明确提出要 “大力发展便捷、高效快递服务”。在国家制定的关于服务业、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建设等一系列推动发展改革的重大政策中,快递服务都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而且制定了针对性的措施。
现代制造企业对方便、快捷、高速的物质和信息交流的需求更为强烈。快递业与制造业加强深入合作,结成战略合作与联盟关系,相互融合和联动,将成为两大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促进两大产业联动发展,不仅对制造业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也可以推动快递业本身服务水平提高[4]。
社会生产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它的连续性,伴随着连续不断 “再生产之流”始终的就是快递,而且现代社会生产的总体效率和效益已主要不是依赖生产过程本身,而是依赖于与生产过程相伴的快递的有效性、准时性和合理性。因此,快递是社会再生产不断地有效进行、有效地创造社会财富的前提条件。
B2B 模式的电子商务快速发展,需要高效及时( Just In Time) 的快递业支撑得以实现,否则企业的高效生产将无法进行。从很大程度上看,快递业是社会生产的第三利润源泉。
快递高效及时地为企业提供材料与零部件,能有效地减少企业的库存成本; 不仅如此,快递企业为生产企业提供供应链一体化解决方案,能有效地降低企业购买能力,提高企业的交货能力和生产能力,减少企业在整个供应链中的库存成本。
根据牛津经济研究院 2009 年对北美、欧洲、拉美、亚洲的 94 个国家的公司调查表明,次日送达对生产至关重要。一半的受访公司表示因其库存维持在最少程度,故零部件的次日送达十分重要。2/3 的公司表示,在设备出现故障的情况下,它们需要零配件的紧急递送[2]。
调查结果和大量实例表明,世界各地的公司维持最小库存的做法日益盛行,所以对快递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许多公司只是维持关键配件的少量库存,同时要求供货商在生产开始后及时递送所需配件。快递帮助公司最大限度减少库存成本[2]。
企业不仅使用快递向客户递送产品,也通过快递提高生产效率。调查及实例研究表明,许多企业都经常或偶尔要求供货商用快递运送零配件,很多企业还使用快递向自己的生产部门递送配件。根据全球资讯管理公司的报告,快递帮助这些企业减少了 3% -5% 的供货成本[5]。
企业只需一个电话,就能获得快递企业的 “门到门”的一条龙服务。优质的快递服务使企业拥有了最大化企业生产效率的机会。同时,快递服务有助于减少生产成本,减少仓储费用,使得企业拥有了采取注入订单生产模式的高效率生产组织模式; 此外,由于快递服务可以使得中小规模企业可以享受到高质量的、快速的运输服务,为这些企业创造了参与国际贸易的基础。
根据产业结构发展演进规律,产业结构的发展方向是合理化和高度化。产业结构合理化是以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来衡量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是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升级演化,劳动密集型化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演进。
在发达国家中,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在 60% 以上,美国更是达到了 70%[6]。服务业之所以发展到如此规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像快递业这样的新型服务业起到了重要作用。首先,快递业的发展促进了传统邮政业和传统运输业的改革。传统的邮政业和运输业无法满足社会对文件、样品等快速、便捷投递的特殊要求,因此,快递业大量分流和替代了这两个行业的传统业务,并且加快了邮政系统的改革和提高效率的进程。其次,快递业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竞争而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有广阔的市场前景。根据企业技术装备和增值服务能力分为高端、中端和低端市场三个不同层次,即国际快递、国内异地快递和国内同城快递,各层次服务提供商都具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发展势头良好。
快递是对分散的货物流动进行集中处理,量的集约必然要求利用现代化的物流设施以及先进的信息网络进行协调和管理。现代物流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具有资产结构高度化、技术结构高度化、劳动力高度化等特征,从这个角度来说,建立物流体系有利于区域产业结构向高度化方向发展。快递中信息技术的应用是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加速器,现代快递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使先进的管理理念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综上所述,快递业全天候高效地服务于生产和消费,对促进产业转型发展、提高消费水平、增加就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快递业是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加速器,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助推器。
[1]国家邮政局. 2011 年度快递市场监管报告
[2]Oxford Economics. The Impact of the ExpressDelivery Industry on the Global Economy[EB / OL].
[3]Shangyao Yan,Chun - Hung Lai,Chia - HungChen. A short - term flight scheduling model for interna-tional express package delivery[J]. Journal of Air Trans-port Management,2005,( 11) : 368 – 374.
[4]达瓦. 快递业发展十大趋势[J],信息与电脑.2012,( 1) : 50 - 52.
[5]刘玉瀛,刘彦平. 快递物流市场分析: 欧洲的发展和经验[J]. 现代管理科学,2011,( 1) :103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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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制指有关经济管理和经济活动的法律规定和制度,以及依据这些法律制度形成的法律秩序,其核心是依法管理经济和依法开展经济活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法律毕业论文范文:加强经济法制建设,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经济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要实现经济和谐,必须要有法制作为保障。本文探讨和分析了经济法制建设对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价值,对如何加强经济法制的建设提供了若干路径选择,以期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有所裨益。
关键词:经济和谐 经济法制 和谐社会
经济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基础,是支持和谐社会的物质力量,19世纪中期,法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在《和谐经济论》中指出“社会世界普遍法则是和谐协调的,这些法则从各个方向趋于完善人类”,而对于“人或人类社会来说,和谐不意味着完美,而意味着改善”。巴斯夏的和谐经济论主张自由贸易,认为社会就是交换,在交换中产生价值,价值就是交换着的两种服务的关系,他从人天生有利己、利他两种特性出发,断言人们在交换中会构成和谐的社会。他坚信“我们追求的和谐不排除不和谐的存在,但是,如果这种和谐预示着和睦,而且会把我们引向和谐,那我们就认为它依然是和谐的”。因而,“和谐”思想作为一种反映经济社会普遍运行机理的科学思想,一直伴随在经济理论的演进过程之中。作为自发秩序思想的集大成者,奥地利学派的传人哈耶克在 20 世纪又将自发秩序传统往前大大推进了一步。哈耶克认为,自发秩序的最大益处在于,它为每个人利用自己的知识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制度空间。就市场自发秩序而言,它同样不是服务于某个特定的目标,但是它的优点在于,使个人可以追求自己无论是利己或利他的目标,它还使非常分散的、处在具体时空的知识有可能得到利用,这些知识只作为不同的个人知识而存在,任何单一的领导当局都不可能拥有它们。
在新中国,和谐经济的思想萌芽早就产生。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章中,阐明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并把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作为协调各种关系的基本原则。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的陈云同志的可持续发展观与经济发展以效益为中心的综合平衡理论,不仅涉及到经济的持续稳步发展与内部的和谐,而且涉及到了经济发展结构与总量的平衡,真正体现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与可和谐性的统一。
经济和谐的两个基本要素是经济公正和稳定的经济秩序。而公平和秩序是法所追求的重要价值。经济公正乃是实现利益均衡与社会和谐的伦理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当前利益格局的失衡主要源于社会资源和权利分配的不公正,由此形成的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身利益方面的能力差异与失衡,是导致我国当前贫富差距悬殊的根本原因。因而在社会转型时期,在我国利益分化和利益结构调整的进程中,要实现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均衡,构建和谐社会,关键是要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容纳和规范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博弈,实现社会资源和权利的公正分配。诚如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所说,在一个健全的法律制度中,秩序与正义这两个价值常常紧密相联、融洽一致的。一个法律制度若不能满足正义的要求,那么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它就无力为政治实体提供秩序与和平。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和维护社会公正,就是要通过法律制度安排,在社会成员或群体成员之间对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进行合理配置,使广大人民群众对自己的分配所得与他人的差距感到均衡,从而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稳宁,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稳定的经济秩序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基础。秩序也法的基础价值追求。从价值论意义的角度上来看,法律有多种价值,诸如正义、自由、平等、公平、效率、秩序等等,而在这众多法价值当中,法律秩序是更为基础性的。这是因为“所有秩序,无论是我们生命伊始的混沌状态中所发现的,或是我们所要致力于促成的,都可从法律引申出它们的名称。” 也就是说,在秩序问题上,不存在法是否服务于秩序的问题,所存在的问题是法如何的服务于秩序的问题。所以“与法永相伴随的进步价值,便是社会秩序”。 经济秩序也是法律追求的一种。而经济法制无疑是保障经济秩序的基本保障。
改革至今,一方面,中国社会的差异与和谐关系仍然处于可控状态,虽然分化和差异程度不断爬升,但社会总体上还是处于有序和稳定的状态;但另一方面必须承认,由于经济法制的不完善,差异与和谐的问题远未得到解决,持续运行于分化和差异的高水平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新的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不断出现。
第一,经济法制不完善没有有效的处理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问题,加剧了社会不和谐。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不同利益群体、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成员的利益差别越来越大,导致利益关系越来越复杂,利益摩擦越来越突出,干群关系比较紧张,群体性事件呈上升趋势。如,四川大竹群体性事件,山西黑矿奴工事件等都是我国相关经济法制不完善的恶劣后果。
第二,经济法制的价值取向不合理导致了经济结构矛盾的日渐突出,经济结构的矛盾扩大为社会矛盾。如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的矛盾、需求结构升级与经济结构调整滞后的矛盾、经济增长与资源紧缺的矛盾、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的矛盾等。
第三,经济法制不完善导致不能有效地缓解因经济发展差异而产生的社会不公。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转化为社会差别。改革以来,由于我们在经济发展中采取的是差异性政策,使得一部分地区和企业率先发展,形成了较为明显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由于政策调整没有及时到位,经济发展的水平差距硬化为一种格局,并形成明显的社会差距。
第四、经济法制不完善导致企业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污染严重。经济法制应该起到引导经济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作用,并具有规制经济发展与自然和谐的功能。但是,目前,我国企业污染严重,资源利用率较为低下,使我国经济发展处于一种粗放的形态中,经济发展与社会、自然不和谐。
总之,新形势下,我国出现的不和谐因素大都与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有关,特别是与经济利益矛盾有关。而经济法制不完善是导致这些矛盾不能很好解决的根本原因。因此,只有加强经济法制的建设才能最终实现市场经济的和谐。
法律毕业论文:加强经济法制建设 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经济法制建设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经济法制建设是和谐社会得以构建的基础。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都离不开经济法制建设的推动。经济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将有力地促进和谐社会的全面实现。正对上面分析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强我国的经济法制建设:
1、树立并坚持公平、秩序、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法制立法理念。
第一、公平和秩序是法律的价值追求,也是市场经济的根本价值内涵。
公平有序的市场经济是经济法制的根本追求。只有公平的秩序才是稳定的秩序。和谐的市场经济秩序,是一种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换句话说,和谐的市场经济,就是公平有序的市场经济。在经济法制立法中,必须以缓解人民利益分配矛盾、经济结构矛盾、发展差异矛盾为己任。充分利用经济法制地引导功能、利益再分配功能、社会调控功能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公正有序。
第二、可持续发展是经济法制的重要立法理念。
经济法制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发展性、整体性、多样性的特点。作为经济发展的法制保障,它表明经济法制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动态的、前进的状态和运动;经济法制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大范围、长时期、总体性的发展运动和发展状态,是一个国家各个部门法的共同发展。经济法制是建立在区域多样性和经济多样性的基础上的。经济法是经济思想、经济政策在法律上的体现,是经济思想、经济政策的法律化和重要的实现途径。因此,在经济法制建设领域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强和完善我国的经济法律制度,对于发挥经济法制对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论文 Www.LunWenData.Com)
2、大量完善和补充经济法制立法
第一、加强民商事立法,完善劳动法等对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经济法规。目前一些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存在不公平现象,如对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富人和穷人、有权人和无权人、白领阶层和蓝领阶层等方面的差别较大。切实保护各利益群体的合法利益,尤其是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有力的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第二、加强宏观经济调控立法,有效地缓解经济结构矛盾。
经济法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调整全局性的,社会公共性的,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在实践中,经济法的各个部门法,如企业法、税法、金融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环境保护法、资源法、人口法等,各自为政,互不协调甚至相互抵触。因此,应该通过立法修正,将各个部门法统一起来,使其各得其所,各有其用。只有经济法内部实现和谐,才能实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和谐。
第三、加强社会调控立法,有力地缓解社会不公。
经济法应该以维护国家利益、社会整体利益为己任,以社会权利本位为宗旨履行着调控经济、平衡利益、缓和矛盾的职能。但在实践中的一些经济法制领域,特别是在价格政策、税收政策、优惠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区域发展政策、民族政策、劳动政策等方面存在制定法律政策不公平。故应该在立法中,将这种不公平一一革除,实现经济政策的区域公平、主体公平和内容公平。经济政策公平是经济法制公平的基础,通过社会调控立法,实现了经济政策的公平,才能最终实现经济公平、社会公平,从而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第四、加强循环经济立法,推动企业提高资源利用水平,加强环境管理,降低污染排放水平。在两个个层次加强循环经济的立法:一是修订《环境保护法》,在总则中对循环经济做出原则性规定,在分则中单列清洁生产和资源的回收、再用、再生利用规定。或把之分散到污染防治、资源与生态保护的章节之中。二是制定与《清洁生产促进法》相衔接的《循环经济促进法》,规定循环经济的基本方针、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具体的法律制度和责任。
经济法是国家协调和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法,其重要使命就是在社会化大生产运行的过程中,克服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不足,协调各种比例关系,使社会经济快速、稳定、高效、可持续地向前发展。只有实现经济法制的完善,才能通过促进经济和谐,进而实现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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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水资源规划与管理,优化配置水资源;加强地下水资源管理,促进地下水的采补平衡;增强城市供水能力,建立综合供水体系;开展西泉眼水库作为城市正式供水水源的前期调研、论证工作,争取早立项开工建设。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经济社会水资源保障思路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关键词:水资源
经济社会水资源保障思路
(一)以取水许可和计划用水为突破口,加强用水总量控制。结合全市水资源条件和用水需求,严格取水许可制度,加强取水许可管理和用水总量控制;同时严格计划用水管理,对全市规模以上用水大户实行计划用水管理。
(二)以节水型社会试点建设为契机,不断提高用水效率。全面推行涉水事务一体化管理,建立起高效的节水型社会建设协调与联动机制;积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侧重企业用水工艺的改进和用水管理;推进工业企业的节水技术改造,完成10余项节水技术改造工程,市区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已达到75.8%;加快农业节水改造步伐,不断提高灌溉水利用系数;积极开展节水宣传,使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深入人心。
(三)以水生态保护与修复为主线,强化纳污总量控制。我市于2008年全面启动了水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2010年被水利部正式列为全国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试点城市。通过规划的实施,综合运用污染治理、水资源调配等工程及非工程措施,有效促进了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及城市健康发展,为构建“以松花江为纲,百里生态长廊带动两翼、北国和谐水系、一江三沟三河自然健康、地表水地下水兼顾、陆域与水域相呼应”的健康水生态系统奠定基础,为实施我市“北跃、南拓、中兴”战略提供支撑。
(四)加强立法,推进依法治水的进程。近年出台了《哈尔滨市城市节约用水条例》、《哈尔滨市河道管理条例》、《哈尔滨市西泉眼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三部地方性法规和《哈尔滨市城市内河管理办法》、《哈尔滨市滩涂管理办法》等地方性规章,为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提供了法制保障。
(五)加强执法,严厉打击各类水事违法行为2009年组建了市水政监察局,采取流域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执法方式,实现了全市水政监察的统一管理。水政监察局成立后,不断加大执法力度,对阳明滩、金河湾等多处违章建筑进行了大规模强拆,对重点区域和重点部位的非法采砂、违规私建、擅自排污等进行严查严惩,有力地打击了各种水事违法行为,综合执法效率得到显著提高。(六)创新思路,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高起点谋划,在国内首次提出“以水定城”的理念并进行整体规划,把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上升为城市发展的重大战略。同时进一步加强城市供排水保障工作。通过编制规划,对磨盘山、西泉眼、松花江及地下水等各类水源进行合理配置,保障供水需求;加大城市排水管网的改造力度,使之与城市的快速发展相适应。
(一)完善制度、创新节水管理体制和机制。进一步深化水务体制改革,全面实现全市涉水事务统一管理;加强对节水型社会建设的组织领导,坚持节水型社会建设目标责任考核;完善水资源管理制度,促进节水型社会建设法制化、制度化;深入落实取水许可和水资源有偿使用、计划用水、用水计量与监督管理制度。
(二)优化水资源配置。加强水资源规划与管理,优化配置水资源;加强地下水资源管理,促进地下水的采补平衡;增强城市供水能力,建立综合供水体系;开展西泉眼水库作为城市正式供水水源的前期调研、论证工作,争取早立项开工建设。
(三)深化计划用水、节约用水管理。严格实行计划用水、定额管理。深入开展节水型企业(单位)创建活动,促进节约用水工作进一步深入开展。
(四)进一步推进水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加强水功能区和入河排污口管理,全面开展水域纳污能力核定工作;大力推进河道整治,完成城区“三沟一河”综合治理任务;推进“北国水城”建设,加强松花江及其支流水生态保护与修复,促进水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
(五)全面开展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建设。依据《哈尔滨市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方案》,在开展尚志市试点的基础上,逐步建设覆盖全市范围的水资源实时监控与管理信息系统,大力提高水资源信息化管理能力和水平。
(六)进一步完善水法规体系,健全水政监察执法体系。积极推进《哈尔滨市滩涂管理条例》等法规的立法工作,加快推进《哈尔滨市城市供水条例》、《哈尔滨市城市排水条例》等法规的修订工作,使我市的水法规体系进一步完善。加强水政监察队伍建设,建立健全水行政执法巡查制度,完善监督机制,规范水事行为。加大执法投入,重拳打击非法采砂等涉水违法行为,确保水事秩序健康有序。
(七)加强水资源管理各项基础工作。加强水资源调查评价、地下水动态监测、取水许可管理及用水统计工作,加强水资源费征收和水资源论证等基础工作。
总之,在上级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我市的水政水资源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省内各兄弟城市相比,仍存在着一定差距和不足。我们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入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振奋精神,埋头苦干,进一步提高我市水政水资源工作水平,为全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强的水资源支撑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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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化”是指拉美地区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以经济危机、政权更迭和社会失范为特征的整体性危机。拉美是20世纪60、70年代之交开始走向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轨道的。在一段时间里,拉美的有些国家譬如巴西等的现代化进程推进的比较顺利,而另外一些国家如哥伦比亚则从来就没有认真地走向过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从参与全球化的方式来看,拉美国家走了一条典型的“外资主导型”开放道路。依靠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开放市场等比较优势,大量的引进外资,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及大型跨国公司的资本进入,带动本国的经济发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巴西“拉美化”问题及其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第20届足球世界杯落下帷幕已近一年,在享受完这场足球盛宴后,人们不禁开始考虑这场盛宴给巴西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长期以来被人们广泛研究的 “拉美化”问题又一次成为了学术研究的热点。 “拉美化”这一概念一般用来描述拉美在经济发展中出现各种问题,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失调。关于 “拉美化”问题,国内学者分别从经济学、社会学等不同角度做出了广泛深入的研 究,研究成果颇丰。学者程凯[1]认为,“拉美现象”可以理解为一些拉美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了经济停滞甚至后退的现象,而这个阶段一般出现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学者金城[2]从经济学角度探讨了 “拉美化”问题的实质,他认为由于拉美国家选择了“外资主导型”发展道路,在获得阶段性快速发展的同时,丧失了对于本国经济和资源的控制,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等问题。学者崔效辉[3]则从社会学角度阐释了 “拉美现象”,即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出不合理的金字塔式,经济增长的成果被人数很少的主导型阶层分享殆尽,而城市贫民和农村无地、少地农民没有机会分享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成果,这种在拉美国家普遍存在的经济与社会之间结构失衡的现象被称为 “拉美现象”.这些研究为认识和思考 “拉美现象”及其影响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和理论依据。为了更加全面地理解和研究 “拉美化”问题,现拟在结合历史资料,以社会学视角分析巴西近三十年的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运用社会分层理论进一步理解 “拉美化”问题,探讨 “拉美化”问题对于当今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一)“拉美化”问题的特征和影响
至今,学界关于 “拉美化”这一概念还没有明确的定义,不同领域的学者站在自身学术背景下对其定义做出了相当全面的概括,这里就不加赘述。我们可以通过对拉美地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历程的回顾发现诸多问题。[4]从历史上看,多数拉美国家自19世纪取得独立后,便开始发展民族经济。
20世纪30年代后,多数拉美国家开始走上了依靠进口替代本国工业化发展的道路,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国家通过大量举债从而迅速发展起来。50年代到70年代,拉美国家经济发展迅速,年均增长为5.4%.这一时间段,外资作为一股重要的力量推动着整个拉美经济的发展。到了80年代,虽然拉美主要国家的人均GDP已达到了1500美元,但由于外债还本付息额占出口的比重持续上升,单纯依靠外资而忽视本国工业化发展的拉美各国开始纷纷爆发债务危机,因而80年代也被称为拉美 “失去的十年”.进入90年代,拉美各国又都采取各种改革,主要的政策为新自由主义政策,起初经济有所好转但后期起伏较大。就巴西而言,在20世纪尤其是70年代以来,其经济发展始终处于大起大落的境地。在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后,虽然国民收入有所上升,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通货膨胀、就业困难、外债累累等问题。进入21世纪,巴西政府积极进行改革,并试图通过加入国际合作谋求更多的发展机会。
由经济发展不稳定导致的社会问题也日渐暴露,且一直制约着经济的发展。总的来说可以分为四类问题:
1.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平
整个拉美国家的基尼指数一直保持在0.5~0.6之间,这比世界各国平均指数0.4要高出很多。另外,少部分的富人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导致贫富差距悬殊。这一现象至今在拉美国家中普遍存在,成为社会的顽疾。
2.政治上的动荡
拉美地区是一个历史上军事政变频繁的地区,近几十年来发生过一百多次军人哗变事件。由于历史上的各种原因,很多拉美国家都经历了从军政府统治到推翻军政府开始组建民选政府这一过程。动荡的政治使得经济发展雪上加霜。
3.社会治安的混乱
动荡的政治局面必然会引起社会治安的混乱。拉美国家枪支泛滥,其地区的自杀率和绑架率一直在世界上处于前列。据美洲开发银行的统计,每年拉美地区由于暴力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大约为1 680亿 美 元,占 到 其 地 区 生 产 总 值的15.0%.
4.环境污染严重
在整个拉美地区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政府和民众缺乏一定的环保意识以及相关环境保护法律的缺失,导致环境问题不断恶化。据联合国环境署的统计,拉美地区每年减少森林面积大约为590万公顷,这个数据大大超过了世界上的其他地区。空气污染、水污染等问题造成的例如疾病、自然灾害等将会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如同一片巨大的乌云笼罩在拉美上空,驱之不散。
(二)社会分层理论
西方国家对社会分层理论的研究由来已久,对社会分层的研究不仅分析社会的发展,更能指导着社会的前进。拉美等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也反映出社会阶层的差异所带来的社会发展不均衡。社会分层一直以来都是衡量社会变迁的维度,也是引发社会变迁的力量。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中,始终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美国着名学者戴维波普诺教授[7]认为,社会分层是将社会中的人们按一定标准,划分成高低有序的不同等级、不同层次的过程与现象。西方对社会分层的研究由来已久,其真正系统性全面性的研究当属卡尔·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和马克斯·韦伯的多元社会分层理论。
二者对社会分层的本质、社会分层的原因以及划分标准的阐述,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理论思想,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奠定了对社会分层研究的基本理论模式。马克思[8]认为,阶级现象的产生是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的,生产资料和劳动的占有关系是阶级划分的标准。由于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产生,形成了对立的两大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韦伯[9]对社会分层的研究则集中于阶级、身份群体、政党这三种权力分配的形式,这种“三位一体”的分层理论也即将财富、权力和声望作为划分不同层级的标准。
社会分层的差异导致拉美国家大多处于金字塔式的社会分层结构,处于社会顶层的人数很少,却拥有整个社会绝大多数的财富。越往下层社会阶层越低,人数却越多,占有的社会财富越少,由此也体现出他们较低的社会地位。这一巨大的不平衡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较大的动荡。社会的动荡不安带来了拉美国家经济的频繁波动。由此也折射出社会分层的不合理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总的来说,“拉美化”还无法用一个确定的概念来定义,一般来说是将拉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都归为其中。但是不管概念如何,在整个拉美地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是值得我们去特别关注的。
巴西作为拉美地区面积最大,自然资源和工业基础最为雄厚的国家,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后,其经济总量在拉美位列第一,成为了当今世界第七大经济体, “金砖四国”之一。研究拉美化以及当前拉美地区的社会发展等问题,把巴西作为一个观察对象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说服力的。
(一)经济波动幅度较大
巴西的现代化发展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据统计,1931~1950年巴西的经济平均年增长率在4.6%左右,高于其他主要的拉美国家。自1951年起,巴西进入了历史上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经济6.8%的年增长率一直持续到了1980年,持续了30年之久。其中,1968年~1973年间,巴西的经济增长达到了11.2%.但时间进入1980年之后,由于受到国际油价疯涨等外部因素以及巴西国内自身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内部因素共同影响,1981年开始,巴西经济出现负增长。与此同时,巴西的外债也迅速增长,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一直飙升,最高达到43.1%之多。[10]
20世纪80年代末,巴西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有所复苏,但是通货膨胀率却又一直居高不下。
1994年,巴西开始实施着名的 “雷亚尔计划”,对国内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获得了一定的成就。单从通货膨胀率上看,1993当年为289.0%,而到了1996年,这一数字回落到了9.1%.进入21世纪,2003年~2008年,巴西的经济平均增长率为5.7%,人均GDP也上升到了8298美元。
2008年之后,受到全球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巴西经济开始了 “过山车”似的发展,增长和负增长交替出现,以至于到了今年,出现了前文所介绍的1.5%的增长预期。[11]从巴西自上世纪80年代起至今的经济状况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巴西经济的发展一直不够稳定,尤其在拉美地区陷入拉美陷阱的时间里,巴西的经济也如同陷入了泥潭中一般。
(二)日益衰落的传统文化
由于历史的原因,巴西民族主要由最初的印第安人、葡萄牙人和非洲人混血组成。这就决定了巴西传统文化就是在各民族不断融合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兼具印第安文化、葡萄牙文化和非洲文化特点的巴西文化热情又不失厚重。桑巴舞,狂欢节,足球, “黑人文学”等都深深的影响着整个世界。其中,非洲文化对于巴西文化起到了更为深刻的影响。主要以废除奴隶制为题材或以黑人、混血儿为主人公的 “黑人文学”作品有着极高的文学价值和思想高度。但是近二十年来,由于欧美强势文化的入侵以及巴西自身经济发展的不稳定,传统的巴西文化遭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为此巴西政府一直致力于加大对于文化市场的投资力度,但无奈于经济形势。据巴西 《伯南布哥日报》2006年11月22日报道,巴西文化产业的产值仅占GDP的5.0%,而世界平均水平为7.0%.而整个拉美地区和非洲地区的文化产值只占全球文化产值的4.0%.[12]可以说,振兴巴西的文化产业任重而道远。
(三)复杂的政治局势
巴西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进入了军政府统治时期。政治上主要以权威主义统治为主,坚决镇压反对势力,实现了政治稳定及经济发展。1985年,军政府还权于民,巴西步入了现代民主化进程。一直以来,巴西实行的是多党制和联邦制,导致总统与议会的关系十分复杂,政治僵局频繁出现。虽然巴西总统有着广泛的权力,但是却不得不考虑来自各个方面的约束。近年来,巴西政府在腐败问题、经济改革、社会保障及通货膨胀等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但大多收效甚微。在民主化不断深入发展的巴西社会,政治稳定和政府执政水平的提高成为人民的期许。
(四)社会发展不均衡,贫富分化严重
从巴西自20世纪80年代来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也能看出拉美化对于这个国家的影响。首先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着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人口大量涌入中心城市,被称为都市化趋势;二是随着中心城市不断发展,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边缘地区,造成大面积贫民窟的存在,被称为边缘化趋势。这两个问题不断发展,最后衍生的问题就是边缘地带很难享受到GDP增长带来的福利,导致与中心城市地区发展的差距越拉越大。中心城市面临着环境污染,失业率高和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等问题的制约;而广大的边缘地带居民长期经受着贫困,疾病,犯罪等问题的困扰,无力改变这样的现状。其次,收入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一直制约着巴西经济的发展。在整个巴西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也是两极分化最快速的时期。
1979年~1990年期间,巴西的基尼指数由0.493提高到了0.535,同时城市贫困人口在这一期间几乎翻了一番。[13]进入新世纪,巴西政府做过许多尝试,但都没能改变两极分化的难题。最后,过多依赖外部投资,导致巴西社会的稳定性差。由于巴西在20世纪90年代选择了 “外资主导型”的发展道路,使得自身对于本国的经济、资源的控制力大幅度减少,经常发生由外部因素导致的经济危机,使得社会在一个不稳定的前提下发展。
可以说拉美化不仅在经济方面给了巴西一个惨痛的打击,更是深入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导致整个巴西社会笼罩在一种阴霾的大环境下。这就如同我们在世界杯期间的所见是一样的,足球场内,群星闪耀精彩不断;而场外各种绑架,凶杀等暴力事件也层出不穷。充满矛盾的巴西社会也许就像巴西的足球一样,让人捉摸不透。
任何国家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一定的问题出现,这是客观规律。马克思对发展做哲学定义时就曾总结过,发展是具有普遍性、曲折性、过程性和规律性这四个特点。[14]如何看待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成为了能否继续发展的关键。就 “拉美化”这一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思考。
(一)“拉美化”不是发展的必经之路
“拉美化”这一问题能否看成是发展中国家必经的一个过程?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不能从“拉美化”所带来的各种社会现象例如贫富悬殊扩大、腐败严重、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社会治安恶化、城市人口过多等而简单地将一个社会定义为 “拉美化”.因为 “拉美化”具有拉美地区独特的历史文化和自然资源背景。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究其原因主要是拉美国家大1国工业化道路的发展。加上历史上拉美国家大多属于殖民地,本土经济文化遭受冲击严重。在脱离殖民统治后军政府又统治了较长时期,导致权力缺少制约,腐败现象严重,民主长期缺席。推行民主和改革后,又受到了全球化大环境的冲击,导致出现了以上列举的问题。
(二)如何避免 “拉美化”
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发展时,怎样避免类似于“拉美化”问题的出现?当今世界是一个地球村,各国各地区在发展的过程中都会受到全球化趋势的影响,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巨大的挑战。怎样面对新环境下出现的各种问题成为了各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笔者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会简单地存在一条各国普遍适用的发展道路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但结合拉美地区国家的发展经验我们可以看到,避免出现 “拉美化”问题可以包括以下几点:一是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制定发展道路;二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注重市场和法律的地位;三是不能忽视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例如两极分化扩大,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四是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大力发展本国自身市场。
(三)“拉美化”对我国发展启示
由于同为发展中大国,又在历史和现实中有诸多相似的地方,巴西的发展问题常常被我国学者拿来同我国的发展对比。尤其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下, “拉美化”问题对于我国的发展有何警示作用?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2003年我国的人均GDP突破了1000美元,自那时起,中国是否陷入了 “拉美陷阱”就一直被人反复讨论。前文已经阐明过, “拉美化”问题具有一定的地域和时间限定。也就是说我国现在所出现的问题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 “拉美化”问题,但我国存在的诸多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结合我们对于巴西发展道路的回顾和讨论,可以对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出现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点意见。一是我国的发展道路一定要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不能生搬硬套。这里的具体国情,需要大量的实践和调研来得出,而不是纸上谈兵。二是我国要继续突出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三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建立社会收入分配新机制,缩小两极分化。四是健全法律体系,“将权力关在笼子里”,真正做到依法治国。五是扩大本土市场,加大对外开放力度,让本土市场在竞争中增强创造力和竞争力。此外,对于环境的保护,加大反腐力度,保持城市和农村的和谐发展等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方面。
总之,“拉美化”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学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社会问题。在面临类似于 “拉美化”这样的发展问题出现时,每个发展中国家都要正视这些问题而并不是躲避。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科学地将 “拉美化”现象带给我们的思考和启示运用于实践中,对于进一步改进我们的发展思路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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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是雾和霾的组合词。雾霾常见于城市。中国不少地区将雾并入霾一起作为灾害性天气现象进行预警预报,统称为“雾霾天气”。以下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长沙雾霾天气形成的经济社会原因探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长沙雾霾天气形成的经济社会原因探究全文如下:
摘要:“雾霾”一词,已成为当今公众最热门的话题,“雾霾”天气的爆发不仅是天灾,更是人为所造成的影响。雾霾天气的形成除受地形、气象条件影响外,粗放的生产生活方式则是雾霾天气持续发酵的深层次原因。文章从经济和社会两个方面对长沙雾霾形成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以期对治理长沙雾霾有所启发。
关键词:雾霾;经济原因;社会因素。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雾霾污染成为危害市民健康的主要原因之一。2013年,全国平均雾霾天数达29.9天,创52年来之最。
2013年以来,长沙雾霾频发,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空气质量问题备受关注。据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29日期间环保部重点监测的74 个城市空气质量情况(“空气质量指数APP”),长沙空气质量为:207天优良,78天轻度污染,42天中度污染,35天重度污染,1天严重污染,超标天数比例为43.0%(精确到小数点后1位数)。
长沙作为我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和世界级旅游城市,雾霾天数的增多不利于长沙生态城市的建设和社会整体形象的提升。因此,雾霾防治问题的研究已成为长沙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分析长沙雾霾天气形成的经济社会原因,对于雾霾治理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1.1 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
长期以来,我国以“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为主,中国每创造1美元增加值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每万元GDP消耗的钢材、铜、铝、铅、锌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很多,万元工业总产值用水量是国外先进水平的数倍。
这些都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来的。中国是燃煤大国、化工生产大国、钢铁生产大国,中国还是汽车生产、消费大国,中国正在经历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过程。这些都是以资源的高消耗换来的发展,导致如今很多工业城市的上空经常出现雾霾天气。
2013年元旦过后,连续的雾霾天气不断席卷中国大部分地区,持续时间之长创造了历史之最。在环保部74个重点监测城市中有近半数为严重污染。而雾霾频发的地区,往往又是我国经济发达和最活跃的地区。严重的污染对中国式经济增长进一步发出了警钟。
近年来,长沙经济飞跃式发展,从图1可以看出,长沙人均GDP逐年增加,2012 年长沙的人均GDP大概是1990年的52倍。2012年长沙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2年长沙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 399.91亿元,排名位于广州、成都、武汉、杭州、南京、沈阳之后,居全国省会城市第七位。从发展速度看,长沙增速最快,潜力较大。2008年~2012年的5年间,长沙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4.5%,高于其他城市。但长沙GDP的增长是以高能耗为代价的,尽管近几年单位GDP能耗在不断降低,但与国内发达城市人均GDP是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性指标。尽管长沙经济高速增长,但根据中国社科院《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中人均收入水平变化所反映的工业化阶段标准判断,2012年长沙人均GDP为89 903元,按照2012年汇率1∶6.288计算,约合14 297美元,长沙正处于发达经济初级阶段的水平,未来的5~10年也将是长沙人均GDP快速增长时期,如果不改变粗放式增长模式,必将带来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1.2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突飞猛进。
据2012年长沙统计年鉴,2012年,长沙一、二、三产业增加值之比为4.3∶56.1∶39.6,其中,第二产业的比重一直处于上升阶段,且是三次产业中比重最大的,长沙正处于工业化后期。因此,未来5~10年,长沙还将继续推进工业化进程,而工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甚于农业、服务业。
城镇化水平是体现一个地区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根据长沙市各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近年来,长沙城市化进程也在不断加快,由2002年的46.2%上升到2012年的69.4%。而人口城镇化中人口大规模向城市中心集聚,会加重城镇环境污染,土地城镇化伴随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会增加大气污染,加重环境负担。目前,长沙城市化还处在中级阶段,5年后将进入黄金时期,如果城市大气污染控制状况得不到全面改善,将无法实现治理雾霾的目标。
1.3 不合理的产业结构。
从产业结构来看,呈现出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持续降低,第二产业比重稳步提升的发展态势。根据2001年至2012年长沙统计年鉴,全市三次产业结构由2001年的9.7∶38.7∶51.6调整为2012年的4.3∶56.1∶39.6。产业结构排名由“三二一”转变为“二三一”发展格局。
长沙第二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由2004年的58.3%提升到2012年的61.5%,可见,第二产业是长沙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
1.4 偏重于重工业的工业结构。
根据2005年至2012年长沙统计年鉴,2005年~2012年的8年间,长沙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为:32.6%、35.6%、37.1%、41.6%、41.5%、44.4%、47.4%、47.7%,该比例呈现上升态势,表明长沙工业化正处在中期阶段,并呈现出向工业化后期过渡的态势。
2012年工业总产值3 051.94亿元,同比增长15.7%,占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7.7%,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2 309.62亿元,增长16.8%,在规模以上工业中,全市重工业实现增加值1 329.88亿元,比上年增长16.6%。
重工业增加值占规模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57.6%,对规模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7.1%。
工业在提供原料和产品的同时,消耗大量资源和能源,排放大量污染物。因此,为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建设的同步发展,我们必须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动工业朝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1.5 不合理的城市经济结构、能源结构。
表1显示,2005年~2010年间,长沙市经济发展迅速,GDP由2005年的1 520亿元提高到4 547亿元,翻了3倍,能源消耗总量由2005年的1 565万t标准煤提高到3 755万t标准煤,提高了2.4倍,说明能耗的增长幅度略低于经济的增长幅度,我们正在改变传统的“高能耗”生产方式。表1中单位GDP能耗逐年降低,正好验证了这一推测。但是,与国内发达城市相比,长沙的单位GDP能耗还比较高,能源利用效率较低。
2011年,长沙市煤炭、电力、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石油石化等八大高耗能行业企业综合能源消费量占全市规模工业企业综合能源消费量的74.97%,而全部工业增加值中,这八大行业只占22%左右。充分说明这八大高耗能企业生产效率低下,产业增值主要依靠消耗大量能源资源来实现,因此,控制高耗能行业能耗增长是当前节能降耗工作的紧迫任务。
由表2可以看出,煤炭、石油、电力是长沙市能源主要消费种类;煤炭消费所占比重最大,但呈下降趋势;电力消费仅次于煤炭,但呈上升趋势;石油消费所占比重也呈上升趋势,而天然气消费所占比重最少,但略有下降。说明煤炭仍是长沙市的主要能源,煤炭消费比重降低的同时,电力消耗和石油消耗比重呈上升趋势,部分煤炭资源被电力、石油资源所取代。天然气使用量偏低,今后要大力推广清洁能源的使用。
表3显示,长沙市三次产业中消耗能源最多的是第二产业,占总能耗的一半以上,2005~2010年,所占比例略有下降,但下降比例仅为1.13%;因此,工业企业是最大的耗能主体,能耗强度远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改变工业产业的生产方式是节能降耗的关键所在。此外,第三产业的能耗量占总能耗的30%左右,属于第二大耗能主体,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观念对节能降耗有着重要的意义。
2.1 汽车尾气的排放。
由于目前我国在用汽车排放性能差、车辆维护保养技术差,加上机动车所用油品质量差,燃油中硫的含量高等原因,机动车尾气成为大中城市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
汽车排放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占到PM2.5的1/4至1/3的比例。汽车在加速或减速时的汽车尾气排放量更多。据报道,1辆轿车1年排放的污染物比其自身的重量大3倍多。
截至2012年底,长沙机动车保有量已突破136万辆,平均6个人就拥有1台机动车,且仍在以年均17%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15年将突破200万辆。
2.2 北方冬季烧煤(草)产生的废气。
每年进入秋收季节,长江中下游水稻主产区大面积秸秆焚烧,秸秆焚烧所产生的烟雾(CO2、CO、氮氧化物、苯等有害气体)输入长沙市,造成环境空气质量短时间恶化,进而影响人体健康。
随着冬季来临,北方取暖开通,由北方输入性污染将加重。而长沙的不利气象条件将进一步加剧,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的程度和污染天气出现的频率将大大增加,污染特征将以灰霾(局部雾霾)为主,主要超标因子是PM2.5。
2.3 工业源的废气排放。
随着工业的快速发展,工业废气成了大气污染物的主要组成部分,如冶金、汽修喷漆、建材生产窑炉等燃烧排放的废气。根据2012年长沙统计年鉴,长沙工业废气排放量由1999年的2 405 157万标m3增加到2011年的10 219 789万标m3;工业粉尘的排放总量由1999年的为8.2万t增加到2010年的10.52万t,这种粗放式增长必然会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2010年,工业是煤炭消费的主要领域,达到91.8%,煤炭燃烧主要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尘、粉尘等等。而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尘、粉尘恰恰是雾霾的化学组成部分。
在工业内部结构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建材、冶金、石油炼化、火力发电、化工等占工业总比重达70%,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工业污染占长沙总污染的60%以上。由于环保控制不当,这种“三高一低”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严重污染大气环境。
图2显示,长沙2001年~2011年的SO2和PM10浓度总体呈下降趋势,但NO2的浓度略趋于稳定。另外,长沙周边地区排放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尘、粉尘随着空气的流动,也将造成长沙大气的污染。
PM2.5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在空中停留的时间长,漂浮的距离远。长沙出现雾霾现象,也受周边地区如湘潭、株洲、岳阳、益阳的影响。当这些城市的PM2.5浓度比较高时,受风向的影响,气流经过这些地区后,长沙就会出现PM2.5浓度比较高的现象。因此,如果长沙周边地区不改变现状,那么长沙的空气质量整体上很难改变。
根据各市环境质量月报显示,2001年~2012年,长沙和周边城市监测的二氧化硫平均浓度下降,但二氧化氮缓慢上升,上升的主因,是越来越多化石燃料被使用。据估算,燃烧1 t天然气,形成6.35 kg氮氧化物;燃烧1 t石油,形成9.1~12.3 kg;燃烧1 t煤,形成8~9 kg。
2.4 建筑工地和道路上产生的扬尘。
城市建设和旧城改造,增加了建筑扬尘、灰尘等悬浮物的沉积,导致城市空气质量下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长沙城区内有1 500多个建筑工地,这些建筑工地产生的扬尘也是形成霾的原因之一。
扬尘是雾霾污染的主要污染物之一。扬尘不光是指工地扬尘,还来源于石化燃料燃烧,一般居民家庭燃烧等。
可吸入颗粒物是雾霾污染的首要污染物,而扬尘占据了不可忽视的分量。机动车尾气、挥发性有机物等通过非机械作用产生的颗粒物均为细粒子,而这些细粒子沉降到道路、裸地、广场、屋顶、农田等下垫面后,还会通过次级扬尘过程再次被送入大气之中。进入深秋及冬季,由于气候干燥,二次扬尘污染将加重。
2.5 生活中产生的雾霾。
生活中形成霾的因素也很多,比如,烹饪油烟、烧烤和炉灶烟雾没有经过治理直排环境中;生活垃圾和城市园林绿化废物(落叶等)露天焚烧;燃放烟花爆竹和吸烟、宗教和祭祀礼仪活动(焚香、焚化祭品);为汽车、冰箱等喷涂油漆,家庭装修中使用黏合物等等,这些都会产生挥发性有机物,增加大气反应的活跃程度和大气氧化性,生成更多的二次颗粒物;而挥发性有机物本身也会形成二次颗粒物的前体物。
大规模“雾霾”天气的爆发绝不是偶然,它与我们在城镇化进程中工业不合理的发展、不合理的生活和消费模式息息相关。因此,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形成雾霾污染的关键性诱因,如果不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人们的生活观念和方式,减少雾霾、改善空气质量将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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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已正式确定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由此而改变了过去40多年一成不变的、事实证明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严格计划经济体系,使我国的经济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但是,随之而来的许多原计划经济经模式下建立的各种关系则显得越来越不相适应了,职称工作正是如此。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职称工作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职称工作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的重要职能之一,为使职称工作更好、更快开展,通过对现阶段存在的问题调查分析,提出几点初浅的想法。
【关键词】职称工作;技术人才;存在问题;初浅想法
职称工作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的重要职能之一,肩负着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和选拔的重要使命,也承担着开发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责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职称工作服务社会经济建设、服务民生发展、服务基层和广大专业技术人员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同时,职称工作与人才发展需求不相适应的问题也更加明显。为此,经过调查分析和总结分析后,对职称工作谈点初浅的想法。
近年来,职称工作得到普遍重视和关注。职称报名考试、评审管理基本实现了服务网络化、实施系统化。各部门、各单位对职称申报和待遇兑现也比较重视,专业技术人员也积极报考职称等级,每年都有大批人员报名参加职称考试,而且人数呈逐年递增趋势。
截止到2012年底,全县有职称专业技术人员6028人。从分布情况看,教育、卫生类3804人,占63.1%;经济、会计、审计类705人,占11.7%;工程技术类1235人,占20.5%;其它类284人,占4.7%。从职称级别看,具有高级职称,也是县以上专家和学科带头人829人,占13.8%;中级职称2598人,占43.1%;初级职称及以下2601人,占43.1%。
从全县统计的人才数据看,全县共有各类人才11591人,占全县总人口的4.1%。各类人才以党政、专业技术和农村实用人才居多,其中党政人才占11.4%,专业技术人才占52%,农村实用人才占19.3%。从人才学历结构看,研究生以上学历94人,占1.6%;本科学历1436人,占23.8%;大专学历1555人,占25.8%;中专及以下学历2943人,占48.8%。
2.1专业技术人才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从人才调查情况看,十三个乡镇人才总数为7524人,占人口总数的2.7%,远远低于全国8.9%的平均水平。从行业看,专业技术人员大多分布在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机构,基层生产一线人才匮乏,农业农村人才服务队伍严重不足,导致部分科技成果无法转化为生产力。
2.2人才分布拉大了区域、行业间的发展差距
专业技术人才分布严重失衡。从各乡镇看,古城镇在十三个乡镇中人才总量相对较多,人才密度远远高于其他乡镇,人才密度差距加大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距。
2.3专业技术人才能量内耗降低了使用效能
在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中,不同程度存在人才评价重学历论文轻实际价值,人才使用论资排辈、难以做到“用其所长”等现象,挫伤了部分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造成了实际上的人才浪费。
一是重视还不够。各乡镇虽然成立了专门的职称工作机构,但成员单位间联动协作还需要加强,在申报、评审和管理上还存在疏漏环节。有的单位认为职称评审管理工作是人力资源门的事,主动性、积极性不高,没有正确认识、没有长远计划,仅限于“上面要求下面落实”层面,职称工作的潜力和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
二是机制措施还不配套。各乡镇虽然不同程度地出台一些管理措施,但是普遍存在随意性较大、谋划不深入、体系不完善、支持力度不大等问题,在实际应用中系统性、配套性、操作性不强,导致措施效果不明显。近几年来,以工资为主的待遇水平虽有提高,但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过大,相关配套措施难以跟上,专业技术人员扎根林口的思想意识不牢,主动创新的积极性难以得到激发。
三是部分人才价值有偏差。受当前社会上“唯钱唯利”等不良风气的影响,一些专业技术人才注重用金钱衡量自身价值,单纯追求物质待遇,急功近利,只重眼前发展环境,忽视长期效应,部分地域和行业甚至还出现了人才带核心技术同步流失现象。在学术工作中很多人只看重功利性,不利于人才队伍成长,全社会尊重人才的氛围还不浓。
职称工作的综合性、长期性和科技含量都很高,一个单位或一个部门单独完成难以做到高标准。要想稳定快速发展,必须放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人才发展战略的大环境下思考。为此,提出几点初浅的意见。
4.1积极探索,积极稳妥推进重点工作
推进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工作,事业单位岗位设置是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和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切入口,也是国家和省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内容,关系到广大职工的切身利益。这项工作既重要又复杂,要按照市里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前提下,审慎稳妥地推进。在我县成立相应工作机构的前提下,提出一种推进建议:试点先行,为全面推进工作积累经验。在县有代表性的行业中选择2-3个事业单位进行试点,对工作效果进行科学评估,积累经验,发现问题及时改进,确保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工作按照市里的统一部署要求稳步推进。
4.2注重实践,重点推进农民职称工作
针对我县农业经济所处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农村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需要大批量、多方面、多层次专业技术人员,我们在研究职称工作如何为培养新型农民服务、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和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服务做了大量工作,已将服务范围拓展到乡(镇)、村,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还需要深入层次、提高标准。
一是要在教育宣传上下功夫。要提高对农民职称评定工作的重视程度,尤其乡镇从事职称工作的同志要深入基层,向广大农民技术人员宣传和讲解农民职称评定工作的意义和相关政策,让基层政府、村干部和广大农民深切理解农民职称评定工作给农村发展和农民技术人员带来的好处,引导农民主动学习实用技术、积极参与申报职称。同时,做好农民职称与事业单位专业技术职称区别的宣传工作,切实讲清取得农民技术职称后,要凭真才实学在市场竞争中寻求和实现自身价值、获得利益。
二是要在完善措施办法上下功夫。随着农村科学技术普及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变化,农村和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不断增加,农民技术人员的创业领域不断拓展,对相关专业技术水平做出科学评价的标准和要求越来越高。要对农民技术职称的评定范围、标准条件、评定方式、评定程序以及权利义务等做出较为科学合理的明确规定,切实解决农民职称评定范围窄、专业类别单、评定条件不灵活、权利义务不明确、缺乏连续性等问题。
4.3强化服务,不断提升职称工作标准
一是坚持下基层指导落实。尽量采取到乡镇上门服务。一方面,对申报高级职称人员进行资格审查,及时把市里的指示精神、上级的新标准和新要求传达到位,督促抓好落实;另一方面,开展调查研究,听取基层对职称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听取大型企业、龙头企业、招商引资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对职称评审工作的意见和要求,及时了解掌握一手材料,为改进方法、完善措施打基础。二是努力拓展职称服务领域。不断开发更新网上服务功能,搞好职称工作网站“林口县职称在线”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网络的信息共享开发,切实为基层群众和专业技术人员不断提供最及时、最方便的政策咨询、职称事宜及项目研发、职场就业等快捷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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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是研究价值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规律的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自然科学、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同一的客观规律。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经济学理论相关论文:当前社会认同的困境与管理。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当前社会认同的困境与管理全文如下:
摘 要:我国经济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在社会领域也出现了多方面的认同困境。社会认同的流失会导致社会管理难度加大、社会运转成本增加。只有及时介入管理,才能提升和促进社会认同。
关键词:社会认同; 意识形态;论文代写
作为描述自身群体特性和群体意识的社会概念,社会认同通过社会地位、成员资格、阶层意识、个人交往等向度来描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果个人的行为思想与社会规范或社会期待趋于一致、个人对周围社会具有信任和归属感、承认有关权威和权力的合法性,对上述自我特性具备一致性认可,那么,这个社会就具备了基本的社会认同,反之,则认为是社会认同的流失。作为一个总体性的指标,社会认同是社会安全和稳定及有效运转的润滑剂。我国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传统的社会认同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单位人向社会人迅速转变,生活方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思想方式的多样化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开始滋生出诸如偏见、歧视、社会排斥、群体冲突等社会问题,进而演变成多方面的认同困境。
当前,我国社会认同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 一) 社会整合复杂化
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政党的意识形态是高度重合的,政党的思想理论基本就是社会的意识形态,其他思想意识很难有成长的空间,因此执政党不需要刻意进行社会整合,群众就已经自觉地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了。其实这并不难理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上追求“一大二公”、纯而又纯,不允许其它任何经济形式存在,思想上任何有关“私”的理念一萌芽就会受到打击,自然也就无法产生其它意识形态,依靠党的权威和社会影响就能够较快地实现社会整合。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以及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加上外来文化的强势介入,非主流意识形态迅速成长。经济结构的改变催生了利益的多样化,利益多样化又导致阶层分化,而阶层分化必然产生多样化的阶层意识,体现在意识形态上就是意识形态多样化。现在,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是社会意识的主要方面,但无法对社会领域实现全覆盖,这就使得部分社会成员尤其是新社会阶层成员无法在现有主流意识形态中找到归属感,对执政党履行改革和治理形成功能障碍。这就要求突破、发展并创新经典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实现意识形态的转型。
“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使我国出现了大量的新兴阶层。这些新出现的社会阶层都在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位置,阶层结构之间的矛盾已经开始出现。阶层的分化打破了传统的利益格局,新的利益格局还处在形成的过程中,有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利益冲突,这使得执政党整合社会的难度加大了。”[1]这就要求必须把握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和包容性问题。如果我们的意识形态不纯洁,就会使核心成员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丧失忠诚; 如果我们的意识形态包容性不足,新社会阶层成员对意识形态的支持率就必然下降。只有灵活地调整意识形态的表达方式,才能争取更多的受众。
新社会阶层对主流意识形态具有很高的敏感性,它们非常在意主流意识形态对自己是否认同,这是观察一个阶层政治上是否有地位的标志。社会整合是否顺利,主要看执政党所提出的意识形态是否能得到全体社会阶层的广泛认同。我们所进行的社会整合,当然不是把全体社会群体整合进同一所有制以及同一分配方式当中,而是在保持各利益群体的相对独立性、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实现多元化的社会整合,创造出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和普适性的社会利益关系,再通过意识形态来引领和反映这种关系。经厉这个过程,不可能向改革开放前那样通过强制手段和行政力量来实现,只能通过规制的办法依赖制度建设来塑造权威,这个要求使执政党的社会整合变得异常复杂。
( 二) 司法权威虚弱化
虽然我们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司法实践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司法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号召式立法、应付式普法、运动式执法、选择式司法”现象,立法为部门争利,普法走过场,执法有弹性、司法看对象,这种状况大大削弱了司法的权威,违背了依法治国的基本精神。
运动式执法已是多年难治的顽疾,老百姓对“集中整治、赶鸭子”等运动式执法反映强烈,花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不说,运动过后就反弹,法律法规就像一块橡皮,刚性不足,弹性有余。城管执法即是各方反映最集中的问题之一,尤其是在食品安全、拆除违法建筑、非法营运、乱摆卖等领域,在某个特定的敏感时期,经常要“加大执法力度”。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干扰,一些执法部门却一直未真正形成有效的经常性管理,凡不投诉的即不处理,或仅仅在“整治周”、“整顿月”开展突击执法。由于缺乏日常的监管,所以影响了执法的效果和权威性,使违法者产生了不应有的侥幸心理、学会了打游击。一些执法部门为完成隐性执法指标而选择了执法难度低、不易引发矛盾的案子进行办理或处罚。
对于各种禁令,民众有选择地失明或者失聪,这和选择性执法有关。法律既然颁布,任何人都应该严格遵守,法不在严而在必行。当法律白纸黑字必然发生实际效力时,人们才会尊重法律,并且养成守法习惯,法治的社会基础才能因此形成。以打运动战的方式来实施法律,意味着法律不能常态地发挥作用,这种偶尔发作一下的法律,会导致法律逐渐失去社会规范的作用。当法律经常被闲置,违法行为不能及时被制止或者处罚,人们就不会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
尽管国家下大力气进行普法教育、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但是仍然有许多人不愿与侵权人对簿公堂,惧怕与司法机构发生联系。他们所顾虑的是诉讼成本高、效率低、举证难的问题,因为当事人往往被这种事情弄得精疲力尽、劳民伤财。实践中,赢了官司输了钱的情况并不少见,合法权利的真正实现往往遥遥无期,以至于“官了民未了、案结事不结”成了常态。这种消极放任行为也反映出司法公信力的逐渐流失。
( 三) 社会关系紧张化
社会诚信资源匮乏,人与人之间“信任感”缺失,以邻为壑,这是当前社会关系紧张的突出表现。互不信任是最具传染性的社会心态,患者置疑医生的仁心,消费者怀疑经营者的商德,群众不把干部的承诺当真,官员往往疑虑百姓的理智,穷人只信为富不仁,富人担忧穷必生乱,施援者时刻提防讹诈,受助者也怕误入陷阱。互不信任,使得社会可以共同分享的价值屈指可数。互信不存,必生冷漠。如果说工业化过程破坏了自然的植被,那么,市场化的过程则破坏了社会的植被。当前社会诚信缺失程度可谓触目惊心。其实,这种代价不一定是市场化过程必然要经历的,倘若我们在市场化过程中能够完善制度,建立规则,则情况不会象现在这么糟糕。由于罔顾规则、藐视制度,不仅破坏经济社会发展秩序,而且损害社会公正,妨碍社会进步。社会领域商业欺诈、制假售假、虚报冒领等现象屡禁不止,人们对“假鞋”、“假药”、“假唱”、“假文物”等现象深恶痛绝。这些现象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关系紧张化,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是: 劣币驱逐良币,使诚实的人放弃诚实; 今天是受害者,明天是加害者; 为了少承受风险,自己就要成为第一个出手的人; 道德逸出到社会现实之外,社会关系沦为丛林法则弱肉强食。
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尤以干群关系、警民关系、医患关系的互信破裂为甚。三公( 公权力、公益性、公众关注度高) 领域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如果不能公正的履行职责,就是对社会信任的摧残。以干群关系为例,基层群众对干部的形式主义作风深恶痛绝,群众对干部的认同度越来越低,干群关系出现裂痕,干部不是真心维护群众利益,群众不认可干部的工作作风。“农民对基层干部特别是组织的不信任,直接的后果就是国家的社会控制和动员能力下降。”[2]长此下去,会伤及社会认同的基础,进一步损害干群关系,危及执政党的执政安全。今天的群众工作,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就是群众权利意识逐渐增强、权利诉求不断增加。能否维护好群众的利益,取决于干部是否能调整自己的立场,真心实意地“对人民负责”。
城市化的窄空间、信息化的快节奏为社会关系的紧张化提供了外部环境。当今,世界所有地区都正在一步步地走向城市化,中国不也例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列茨认为,新世纪对中国来讲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是中国的城市化。21 世纪,中国城市化不仅仅决定着 6. 6 亿城市居民的安居乐业,更是一个决定着中国几亿农民最终命运的重大问题。因为城市化是减少农民的过程,也是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据预测,到2050 年,中国城市人口总量将达到 10 - 11 亿,也就是说,从现在起,中国每年将有 1200 万农民转化为城市人口。城市化的过程就是新移入城市居民和原城市居民共享城市资源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存在社会关系紧张的问题。工作压力加大致使家庭关系紧张,融入过程的生存竞争致使就业关系紧张,强资本弱劳动致使劳资关系紧张,富裕阶层的社会责任感缺失致使贫富关系紧张,市场规则不彰、特权阶层嚣张则共同促成人际关系的全面紧张化,当前的“仇富”、“仇官”、“仇垄断”现象即是社会关系紧张化的直接反映。社会关系紧张,就容易激化社会矛盾,使简单社会问题复杂化,会提高社会交易成本,最终将人人受损。
( 四) 社会焦虑普遍化
我国社会正在步入焦虑状态: 富人焦虑,穷人也焦虑; 城镇居民焦虑,农民工也焦虑; 失业的焦虑,已经就业的也焦虑; 民众焦虑,大学生焦虑,官员更焦虑。焦虑迅速蔓延到各个社会阶层,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每个人的抗压能力和情绪自我控制能力不同,任何社会都会有焦虑的个体。焦虑作为一个个体状态,本来并不值得恐慌,但是如果作为一个社会整体的焦虑,则不可忽视。因为,焦虑的背后,其实是不安。社会的不安全感和生存压力持续地考验着公众的心理承受能力,焦虑情绪不断积累加深,最终酿成为全社会性的问题,导致社会冷漠无情,抑郁症频发。
国人的经济生活在得到改善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弊端。例如,人们工作和生存压力加大,生活消费水平无止境上升,许多家庭的最基本需求都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随着腰包的鼓起而相应地提升。引发全民焦虑的,不仅仅在于收入赶不上 GDP,更在于收入不均、分配不公、腐败盛行、道德滑坡、社会无序。按规矩出牌的人赶不上不按规矩出牌的人,好人赶不上坏人,循规蹈矩的人赶不上投机倒把的人,遵纪守法的人赶不上违法犯罪的人。于是,一些人置法律和道德于不顾进行投机倒把、坑蒙拐骗的违法行为。社会进入了一种可怕的怪圈: 即大家都在埋怨社会无规则,而一有机会自己则又去破坏规则; 大家都在埋怨道德滑坡,而一有机会自己则成为道德滑坡的推手; 这些人既是焦虑的受害者,又是焦虑的制造者。
叔本华曾经说过: 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传统社会是自然经济、自我调节,社会个体的欲望在各种道德、宗教与制度的调节下,人们只能压抑。进入工业化过程后,经济迅速增长,物质极大丰富,人们的各种欲望也比较容易满足。殊不知,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欲望最容易膨胀,而经济发展则不可能永远是直线上升的,当经济进入下降趋势或者遇到金融危机、经济萧条时,原本很容易满足的欲望就可能无法满足了。这时候,人的心理就会产生巨大的挫折感,出现焦虑情绪。焦虑与内心欲望得不到满足和心理挫折是密切相关的。马尔库塞所描述的工业文明社会“单向度的人”在中国主要表现为焦虑的个体,焦虑伴随着不安,成为工业化过程中的主色调。在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下,多少人梦想着一夜成名或者一夜暴富,希望用极少的付出换取最大的回报,这种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下面,其实掩藏了人们对自身处境的不安以及对现实的不满。
以四个城市数千户居民为样本,有学者对我国社会转型期城市人群心理压力情况进行了心理测试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社会转型的变化与竞争、不确定性等压力源是形成焦虑的主要原因。[3]此外,民生保障不健全及社会不公现象,加剧了中低层民众的焦虑感。“入园难”、“看病难”、“就业难”、“买房难”等问题,大多数人必须面对。人们面临着太多的不确定性。例如,是持有股票、还是持有现金、抑或持有黄金,哪个更能保值,谁也说不清楚。这种不确定性尤其体现在国家经济政策上的变化。宏观调控政策多变,预期方向不明确,造成人们对未来经济走势的预期难以研判,这无谓地增加了很多社会焦虑情绪。
我国需要建立宏观经济调控的法律体系,依法进行宏观调控。如果我们都能按照法律法规来做,知道政府会如何出牌,那么政府就是可预期的政府。由于未来的高度不确定性,人们在心理上最容易产生紧张和不适。现在很多富人移民国外,不是对自己没有把握,而是对社会走势没有把握,不知道哪一天政府会出什么对他们不利的政策,焦虑由此产生。一些年纪大的人为社会保障和养老问题而焦虑,身体有病的人为看病焦虑,物价上涨让所有老百姓焦虑。就是做了大官,也有焦虑。官员怕说错了话,或者得罪了哪个领导,为个人前途而焦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通过明确的制度来调整,而是通过政策进行调整。由于政策缺乏连贯性,今天制定一个政策,明天再制定另一个政策,这样就增加了社会运转的不确定性,人们就容易对未来形成焦虑。
( 五) 社会冲突群体化
伴随着社会生活的细微变化,极易促使敏感的人们产生相应的社会态度和信念,这些态度支撑着一些约定俗成的行为。例如,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就符合这样的逻辑模式: 即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先把问题搞大; 一个人的问题没人管,一千个人的问题就有人管; 把问题摆到大街上去,威胁到社会“稳定”了,问题就会得到更好的解决。社会冲突的群体化发展,加剧了社会矛盾的内在张力。
每个国家处于不同的阶段都将面临不同的社会冲突并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当前我国群体性冲突事件的主要特点表现为以下几点:
1. 矛盾主体的两端是私对公。在社会全面转型的背景下,公众与地方政府、村民与村基层组织、职工与企业之间的群体性矛盾明显增多,矛盾基本表现为公权与私权的对抗。纠纷主体也由过去的公民与公民之间变为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之间。
2. 民意诉求表达方式呈现多元化。除了直接对抗的传统方式之外,目前出现了多种表达利益诉求的方式。因为,面对冲突,民众和政府都在极力避免直接对抗方式,努力探索更文明、更有效的表达方式,如“集体散步”、“集体喝茶”、“集体旅游”等。
3. 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燃点降低。有些群体性事件往往是由小摩擦或者小纠纷引起的,这些微小摩擦在执政当局眼中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只要有一个导火索,就能酿成大火,谁也不知道它的边界在哪里、发展到什么程度是终点。客观上看,人们对改革发展的预期普遍提高,但由于种种原因,部分公众的诉求长期得不到有效地处理,以致心态失衡,加上潜在的社会矛盾的影响,一起很小的事情,就可能导致社会成员借机宣泄不满情绪,成为社会矛盾冲突的“导火索”。
4. 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因宣泄不满而参与到群体性事件中来。群体性事件的反抗对象可能不仅仅是施加生存压力的强势者,他们的生存压力和无法释放的不满可能会将整个社会作为宣泄对象,甚至指向无辜的普通民众。特别是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群体性事件,由于事发突然、动机多样、升级较快,所以导致难预防、难排查、难处置、难善后。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一部分公众认为改革发展成果没有得到共享,不认同现有的分配格局,一旦遇到事端,他们便借机表达不满,使事态不断扩大。
“2009 年中国公共安全方面的财政支出增加了16% ,总金额高达 5140 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医疗卫生财政支出的 2. 6 倍,与社会保障和就业的财政支出相接近。”[4]政府花这么多钱,不是解决影响稳定的社会问题,而是用来阻止老百姓到北京上访。控制上访是中央对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一项指标,“截访”居然成了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一些基层政府每年因“截访”发生的开支惊人。公权滥用,维权制度不完善,沟通渠道不畅达,公民维权无门,前景迷失,信仰沦丧,在此背景下,群体性事件难以避免的升级与高发。
( 六) 精英流失加速化
2010 年 6 月,中国颁布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 -2020 年) 》,提出到 2020 年中国人才发展要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而另一方面,却是以新富阶层、知识精英为代表的群体正在集中移民出走他国。2007 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我国海侨胞的数量超过4500 万,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
纵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三轮移民潮,上世纪 80 年代的移民带有一定的盲目性,90 年代的移民带有一定的理性,本世纪初开始的移民带有综合性特点。考虑到国外的环境、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综合因素,相比较于国内大城市户籍制度藩篱、高房价、竞争激烈的就业等因素,移民自然就成为不少人的选择。近年来,我国的移民潮不仅数量大幅上升,还呈现出高学历、高技术、高成本等特点。加拿大移民局的数据称: 2009 年,加拿大投资移民全球目标人数为 2055 人,中国大陆的名额就占了一半。以投资起步价 40 万加元( 约 235 万人民币) 计算,仅 2009 年从中国流向加拿大的财富至少是 23. 5 亿元人民币。尽管对我国的知识精英和财富精英是否集体“外流”这个问题仍存在争议,但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 中国能否留住人才,已经成为目前国内自上而下共同关注的问题。
中国社会正面临着中坚阶层的流失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中国巨额资金逃离的担忧。不少国人意识到投资移民引起财富外流的严重后果,有网友发表评论认为,这些通过投资移民手段出国的人是“没有责任感”,“一富就溜”。客观地说,富人移民是社会弥漫的非理性仇富情绪、体制性的歧视、缺少对个人私权尤其是财产权明确的法律保障以及社会交易成本过高等因素共同造成的,这折射出国内体制改革滞后、社会监督乏力和法治进程的受阻。国内的企业家感觉没有安全感,总是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的企业会被监管部门以什么理由把企业给毁了。
社会学家总结出来的一个趋势是: 人才、技术、资金都是从发达地区逐渐转移到欠发达地区的。然而,我们的情况却恰恰相反,这背后反映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移民的吸引力主要来自于国外制度的开放性、公平性和社会的可预期性。对于知识精英来说,国外社会所能提供的公平机会更多; 对于财富精英来说,吸引他们的是相对稳定的期许。人才之所以出走,最主要的问题是他们对自己未来的预期出现了问题。与以往移民的目的是追求财富相比,现在移民的人群不是为了简单的生存需求而离开,他们要追求的是安全感。这个安全感可以是为他们自己,也可以是为他们孩子今后的生活考虑。而这一点正是我们当下社会所欠缺的。大批人才外流,不仅带走了一个国家在其成长过程中所不可缺少的技术、能量、财富,也带走了社会成长的信心以及对未来社会认同的期望。
社会认同的困境加剧了国人的精神危机和信仰危机。由于没有社会认同,失望和不满成了社会的主色调,这种情绪对青少年一代尤其具有严重的后果。由于未来高度的不确定性,他们的内心也同样承受着对理想与现实的迷茫,这会影响着他们对人性的最基本的理解。现在中国的一些年轻人中,他们的生活没有准则,只图满足物欲和感官享受,蜗居一族、月光一族、啃老一族占据不在少数。由于就业形势严峻,一些年轻人看到自我价值无法实现,便开始尝试摇头丸等新鲜毒品。“跟随着全社会的物质主义的是普遍的不幸福感,是形式多样的反社会行为,如不信任任何人,毫无理由的仇杀,甚至是自杀。”[5]信仰危机已经成为困扰我国社会的顽疾,如果再不介入干预,就会错失良机,加剧社会认同的瓦解。
( 一) 重建社会信任
市场经济本身不是产生利他占主导地位的运转机制。等价交换和平等互利原则是在交易双方力量对比和利益争夺的较量中得到贯彻的。虽然市场契约能够抑制过度的利己行为,但不可能杜绝产生这种行为的可能性。何况,人类的许多活动不是靠市场契约,而是靠信任去连接运转的。社会信任是社会安全感的主要来源,你爱,就不冷漠; 你信任,才能收获信任。安全感有赖于稳定的基础秩序,这种社会秩序通过人与人、人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分工合作和彼此信任而存在。每一个人都是社会分工体系中的一员,各司其职,各安其位,通过交换,分享由分工所带来的福利。一旦职守错位,秩序就会受到伤害,每个人都能切实感受到这种无秩序所带来的不良后果。从苏丹红到三聚氰胺,从硫磺到敌敌畏,我们的化学知识都普及了一遍,但我们的饮食却变得更加不安全。由此可见,如果没有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合作,社会大厦顷刻之间就会倒塌。
重建社会信任,需要做的工作很多,首先是“信任”。以诚感人者,人亦诚应之。一句信任的话语,可以成为化干戈为玉帛的信使,一个信任的眼神,可以激发无穷的潜力。与欺骗一样,不信任其实也是一种无言的伤害,尤其一个原本应该给予信任的事物遭到怀疑时,这样的伤害对于双方都具有破坏力。平等是信任的沃土,平等的社会才能产生普遍的信任。如果贫富差距过大,富人警惕穷人,那么,穷人也不会相信富人。只有当人们相互能够平视时,人们才易于相处,也便于形成共同的价值准则。政府的诚信是社会诚信之本,因此政府要高度重视自身的诚信建设问题,通过完善相关制度,努力建设诚实、自律、守信、互信的社会信用环境,使诚实守信者得到保护,欺骗失信者受到惩戒。只有通过推进政务公开、提高决策透明度,才能不断提升公信力,使政府部门在社会诚信和信用体系建设中起示范带头作用。
( 二) 维护司法权威
亚里士多德指出,法治应该包含两重含义: 已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6]法律作为社会最基本的制度,是保障社会公正的基本武器。司法权威弱化的直接后果就是法律不能为社会兜底,规则不存,社会大厦的基础就会动摇。近年来,在涉诉信访问题方面,出现了一股信访司法化、司法信访化的倾向。即当事人因诉求未满足就怀疑司法公正,乃至以身抗法,这是“无政府主义”行为模式在司法领域的体现。这种舍弃司法途径、寻求权力干预的行为,正是“人治”方式的怪胎。例如,当事人对司法机关做出的不利裁决,不是通过法律程序解决诉求,而是在心理上渴望见到“大官”,所以出现了越级访、进京访等“告御状”的现象。这种“人比法大”的意识,日积月累成了信访人“告御状”的原动力。当他们的告状意识形成一种情结时,也就愈加坚定了不放弃的决心。有的甚至拿着法院的终审判决去上访,把上访理解为法律终审裁决之后的一个程序,使得社会问题的裁决变得没完没了。
当事人对司法裁决固然有要求改变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与其他权利一样,也应该依法行使,而不能自行其是,更不能以违背公众利益的方式实现。如果人人都以激烈的手段去达到目的,而司法机关惟恐发生矛盾不利于“维稳”而不敢坚持合法裁决,就会导致司法活动低效,甚至无效,从而损害所有社会成员的权益。当然,对司法权力的行使必须严格监督,失去监督的司法权力与其他公权力一样,也会膨胀和腐败。对司法权的监督,应尊重法律尊严和司法权威,应符合宪法原则,有利于司法者独立行使职权。维护司法权威,要求行政权力对司法尊重、服从和支持,没有这种尊重、服从和支持,司法裁决就不能执行,司法权威自然也无从谈起。行政权力要达到保障民生、维护人权的目标,离开权威的司法制约和支持也不会实现。只有司法者与社会各界共同信法、守法和护法,才能维护司法权威,确保司法体制的运转功能,实现建设法治国家的理想才能成为现实。
( 三) 加强对权力的约束和监管
造成社会认同困境的各种问题几乎都与官员失职及政府失察有关。资本追逐利润,个人追求利益,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如果缺乏必要的规则制约,导致拜金主义泛滥、物欲横流、世风日下、社会环境恶化,应该说,官德的败坏则是首因。地方政府失去民心,民怨沸腾,这对社会认同的冲击很大。官员的行为对社会具有示范效应,但是如果官员以权谋私、侵害百姓权益,民众就会觉得社会管理者都不讲道德,凭什么要求我们讲道德。所谓“官德隆,民德昌,国家兴; 官德毁,民德降,国家衰”; 官德彰则政权稳,官德丧则政权失。约束权力,依法治理,规则运行,只有这样,才能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促进社会公正。社会规则存,则民心向好,国民经济向好。当然,我们并不奢望一次性解决社会公正问题,社会规则的建立总是从点点滴滴开始的,坚毅与持恒,强于等待与观望。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正本清源,社会肌体才能健康,社会认同才能回来。
[1]敖带芽 . 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相关问题的探讨[J]. 攀登,2010,( 1) .
[2]于建嵘 . 底层立场[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11. 208.
[3]石畅,赵展慧 . 全民焦虑: 现代化路上的阵痛[N]. 人民日报( 海外版) ,2011 -10 -21.
[4]海涛 . 政府维稳陷“越维越不稳”怪圈[N]. 中国青年报,2010 -04 -19.
[5]郑永年 . 保卫社会[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 50.
[6]亚里士多德 . 政治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5.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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