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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是一种为丧失劳动能力、暂时失去劳动岗位或因健康原因造成损失的人口提供收入或补偿的一种社会和经济制度,具有稳定社会生活、再分配的功能以及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功能。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社会保险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社会保险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面临的问题
1.缴纳金额与保障水平不匹配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水平的提高,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逐年调增,因此我国规定缴纳的社会保险金额逐年增加,但在社会保险金额增加的同时社会保险保障水平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提升。由于社会保险费用增加的幅度较大,企业和个人的经济压力也因此加大。因社会保险制度受地域和工作单位的限制,社会保险比较适用于长期缴纳社保、工作稳定的工作人群,对他们而言社会保险有较大的社会意义。对经常换城市工作或换岗位、单位的工作人群而言,因为各地、各单位社会保险缴纳金额与社会保险保障水平的不一致,以及各地社会保险转移手续办理的繁锁、缴费年限确认的差异,导致员工认为缴纳社会保险的意义不大,甚至不缴纳社会保险。
2.社会保险管理手段落后
社会保险是企业福利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在于为企业员工提供更好的生活保障,为企业员工谋利益,使员工跟上企业发展的脚步,实现企业和员工共同和谐的发展。但由于企业的社会保险管理缺乏科学性和专业性,无法将社会保险的管理和企业激励措施有效融合,因此,企业社会保险管理手段的落后直接导致了企业参保人数偏低或没有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企业管理态度的不明确以及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管理意识的薄弱造成了我国企业社会保险管理落后,大部分企业为了降低人工成本,对企业社会保险的管理规划通常由企业的综合办公人员及财务人员联合制定,而这些人员往往缺乏基础的社会保险管理常识、专业知识及技能,使得社会保险体系在企业中渗透力薄弱,从而阻碍了企业社会保险管理的发展。
3.企业缺乏社会保险意识
社会保险制度对企业具有较大的适用性,企业应从自身出发,根据国家规定的社会保险制度做好社会保险管理工作,由于企业缺乏对社会保险重要性的认识,从短期发展角度来看,企业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为企业牟取利益,但从长期发展角度来看,社会保险不仅没有降低企业的成本费用,反而增加了企业的经营压力和成本。社会保险不仅与企业利益有关,与员工的利益更为密切,企业员工是社会保险利益的最终承担者,企业对社会保险管理的忽视即对企业员工及其利益的忽视,当员工对社会保险管理提出合理要求时,企业会推脱社会责任,减少缴纳社会保险的金额和险种,甚至不缴纳社会保险,这些目光短浅、自私自利的行为潜伏着巨大的危险,最终会导致企业净利润的减少,降低企业人力资源的质量。
二、社会保险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1.降低企业直接人工成本
社会保险是由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的责任,需按期缴纳一定数量的社会保险金额,很多企业贪图眼前利益,减少对社会保险金额的缴纳,甚至不为企业员工缴纳社会保险,漠视员工的福利待遇。有些管理层认为这有助于企业降低用人成本,实则不然,当员工出现意外时,企业的经济压力会更大。例如,员工发生工伤时,参加工伤保险的员工可享受到由工伤基金支付的工伤待遇和医疗费用,减轻企业负担,很好的保障了企业和员工的权益,因此,从长远角度来看,企业为员工办理社会保险有利于降低企业的人工成本。
2.提高企业团队工作效率
人力资源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企业的经营绩效与员工的工作效率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社会保险制度对员工有着重要的意义,企业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有利于提高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避免员工因社会保险问题,出现负面情绪而工作懈怠。企业根据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调整,每年调整员工的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并健全企业的激励机制,能间接地体现出企业对员工的重视,从而提高企业团队的工作效率,加强企业的凝聚力,实现企业内部管理的良性循环。
3.稳定企业团队人心
员工在企业工作的最终目的除了实现自我价值,更多的是追求安逸,保障并完善自己的现在和将来的生活,尤其是企业的老员工,为企业奉献数十载,更希望从企业工作中获得安全感,养老、医疗保险等问题是员工比较关注的热点问题,企业做好社会保险有利于缓解员工未来的养老问题,使员工“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解决员工的后顾之忧,促使员工能更加安心地为企业奋斗并作出贡献,稳定企业团队的人心,更有益于提高企业团队配合的默契程度和工作效率,从而增加企业的经济效益。
三、完善社会保险加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具体策略
1.加强企业社会保险的规范化管理
要加强企业社会保险规范化管理,基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生育保险以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必须要全面覆盖,企业和员工的社会保险费应足额缴纳,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险管理机制。强调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险专业知识相结合,管理人员工作与实践相结合。配备社会保险专职管理人员,社会保险管理人员到位后,工作管理和开展才能到位。如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险参保人员档案,按月、按时足额缴纳各项社会保险、及时分解各项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及时与社保机构核对各项社会保险台账并及时办理社会保险相关手续等。目前我国就业人口的不断增加,做好失业保险的工作,有利于保障失业员工的基本生活问题;及时完成社会保险缴费可使员工养老、就医、退休、工伤、生育等待遇得到保障,加强了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很好的避免了企业和员工的内部矛盾。
2.坚持以人为本
社会保险制度是员工福利待遇中的一种,对员工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企业的职工薪酬福利体系要求企业加强对社会保险制度的管理,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是提高企业人力资源质量的重要途径,将职工的利益放在企业发展绩效评价的重要位置能端正员工的工作态度,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避免员工因负面情绪出现怠慢工作的情况,企业为员工做好社会保险工作能激励员工的工作责任和社会责任,有助于企业对人力资源的有效管理并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重大目标。
3.完善企业社会保险的透明度管理
现代企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企业人才的竞争,为了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应加强对社会保险制度的透明度管理,体现企业管理工作的公平、公正性。首先,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企业可在公司内部网站上向全体员工公布社会保险费的缴纳及年度缴费基数调整情况,通过全体员工的监督增加社会保险制度的透明度。其次,企业应加强对员工社会保险意识的培训,让员工了解社会保险的内容及其责任。再次,企业社会保险管理机构及管理人员,为企业员工提供信息查询及咨询的服务,提高社会保险的普及度,切实地为缴纳社会保险的保险人谋福利。最后,政府要提高执法力度,对不履行社保登记缴纳的企业和个人采取警告和其他惩罚措施。
四、结语
综上所述,企业为员工做好社会保险工作对企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能降低企业的用人成本,另一方面有助于提高企业团队的工作效率、稳定人心,除此之外,还能优化企业的人力资源质量,企业通过提高社保意识、完善企业社会保险制度并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能加强企业人力资源的管理,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一、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社保基金资金不足
当前我国社保基金主要来源于中央财政预算拨款、社会保险费等方面。近些年,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社保基金资金管理问题日益受到人们重视,每年财政资金投入社保资金数额也在加大,然而这只局限于政府行政层面,即财政部门的拨款,并没有从法律高层次上予以规范约束,且中央和个地方财政预算拨款的时间和额度并不固定,波动较大。再者,国有股减持收入是构成社会保险基金的重要来源之一,但目前划转部分国有资产充实社会保险基金的工作至今未能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大量国有企业经营利润留存于企业,既没有形成可用的财政实力,也没有按照规定弥补社会保险基金不足。由于部门利益协调不一致,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单位至今未能就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划转社会保险基金的政策形成一致意见,更没有从法律层面进行规定。最后,社会保险费的征缴是当前社会保险基金的基本来源,但实务操作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如征收主体不统一、征缴比例偏低、征缴措施不力、欠费漏缴现象突出等。此外,由于社会保险费的征缴是依据国家有关规章制度执行,不受法律约束,没有强制性,实际操作中效果较差。
(二)社保基金管理投资效果不佳
管理投资运营是社保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这部分资金得到很好的投资营运,社会保险基金基本给付的功能才能够得到有效的体现。但是实践证明,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投资的效果不是很理想,尤其在保值增值这一核心环节。大体上,某些地区社会保险基金账户会有结余,但是实际投资收益是不尽如人意的,实际上是呈现出贬值的态势。从宏观方面来说,这主要是由于国家政策造成的,按照现有规定,基金投资只能投资于国债,购买较为稳定收益基金等领域,范围较窄,收益也不高。除此之外,社会统筹基金数额存在严重亏空,社会统筹账户基金账户与个人账户基金账户并没有实行真正的独立分开管理,且存在个人账户被挪用盗用的现象,这也是造成个人账户空账运行的局面的原因之一。
二、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存在问题的对策
(一)以法律法规明确社保基金的资金来源渠道
制定社会保险基金征缴相关法律法规,有些实践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保障,即使有些有法律或者部门规章,也显得滞后,导致现有的社保基金征缴管理存在的问题。建立社会保险预算制度,确保社保基金收支平衡。尽快制定《国有资产划转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办法》。
(二)完善社保基金投入运营机制
建立严格的基金运营准入制度,现有的基金营运存在不合理不规范的地方,这也是目前基金管理滞后不完善的原因之一。规范哪些机构可以拥有社保基金运营的资格,完善个人账户基金委托管理的相关条款并且规定健全社保基金托管人退出机制。
(三)健全社会保险基金监管体系
进一步健全社保基金监管协调机制,目前社保基金监管理中的涉及的一些问题是由各部门协调部到位造成的,有的相互重叠,有的是真空状态,遇到问题互相推诿,形成监管盲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证监会,银监会等职能部门应该协调合作,明确各监管主体的职责范围,必要时能够形成联动机制,提高监督管理质量。
(四)加强社保基金监管
完善健全的社保基金监管法律法规,社保基金监管确实存在着一些弊端,制定对应的法律并加以实施,对保障社保基金的安全有效运行至关重要。建立社会保险基金监管体系,建立严格的执法队伍,完善的基金监管法律体系,这些举措得以进一步夯实社保基金监管的成果。
(五)适当拓宽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投资的渠道
大胆开创新的投资渠道,并扩大资金投资组合品种,健全完善社保基金保值增值方式.多元化的资产组合可以尽可能地对冲单一投资方式带来的风险,让投资收益最大化。众所周知,我国资本市场还处在起步阶段,政府还是应当加强监管,约束社保基金投向风险较高的金融投资项目,极力规避市场金融风险。当然,随着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金融创新带来丰富的投资工具,社会保障基金的资产组合投资的选择也将更加丰富。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涉及面广泛,主要包括基金运营管理,监督管理以及财务方面的增值保值管理。前不久提出的“养老金改革”,“社保基金入市”等都是目前大力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部分。事实上,当前社保基金管理方面确实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正如文中简要提及的那样,加强完善立法,完善基金管理运营机制,拓宽投资渠道等,科学合理地推进高效有序的社保基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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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对我国现代人格的塑造起着巨大的推进作用,有利于塑造出具有独立、开放、创新、进取特征的现代人格。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引入市场经济这一经济模式以来,中国的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对中国社会道德也产生了很大的冲击。道德建设具有极大的社会影响力,可以成为带动经济建设发展的新生长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正确的加强道德建设。
关键词:市场经济;道德建设;加强道德建设
一、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推进,其中的道德建设问题也非常的重要。马克思指出,道德作为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意识和行为之间的规范,则意味着一定的经济关系需要一定的道德基础。道德与市场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市场经济中道德的反应不是简单的和被动的,道德原则也不是经济的原则,更不是简单市场原则的转换。市场经济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的经济体系,为人们生产和交换物质财富、资源的分配,也提出了人的道德建设的必然要求。作为道德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它受经济基础的某些物质限制。市场经济对道德存在的影响,是社会经济发展中必不可少的矛盾。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来说,动机是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追求经济利益的无限夸大和增殖,是市场经济竞争的客观需要。在这方面人们对市场经济和道德建设之间就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市场经济是以“非道德”为前提的。市场经济发展在追求利益最大化中,“就不可避免地要存在着不择手段的商业诈骗、贪婪金钱的追求,企图将社会中一切有形的、无形的、物质的、精神的,全部都纳入了市场经济中去把它们放在金钱这杆秤上来衡量,最终导致人性本身的物化和异化,导致侧头彻底的追金主义的出现”。在商品交换关系中,因为市场经济的特征包括自主性和开放性,因此在商品的交换过程中也是自由的交换,在这样的交换形势下就存在着一些缺陷,这也就是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市场经济的局限性:我们在购买时只能先付款后消费,由于商品种类繁多,我们并不是每次都在购买时直接看到消费的效果,而事后使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利益的代价很大,所以市场还具有“欺诈性”。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存在的矛盾现象,客观上是不允许我们单方面的肯定某有一方面或者否定另一方,两者是取长补短不可或缺的。市场经济是以资源的高效合理分配,来调节社会供需平衡等特点,以满足社会的各种需求,促进经济发展的进步,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然而,市场经济的稳定性发展,都离不开道德上的支持,市场经济的发展进行,尽管有政策确保和法律措施,而道德自律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社会主义中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由和正常的秩序维护,要求人们在社会中有更高的道德境界。市场经济把人们引进了一个更加开放、自由、富裕、文明有道德的社会。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中的矛盾,也就说在当今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中多方面的矛盾也是无时不有,无时存在的,也就是两者之间的矛盾推动着我们国家经济不断地向更高的方向发展。社会主义中市场经济的发展为道德建设的进步奠定一定的基础;市场经济对人本性面目的要求,有助于道德建设中自律性的实现。同时,市场经济不仅是法治的经济,也是道德的经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道德的进步,道德建设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道德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市场经济中的道德反应不是简单的和被动的,道德原则也不是经济原则、市场原则的简单变换,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道德建设是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结合。目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必须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不仅要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价值观和道德规范,也要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加快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
二、社会主义市场中加强道德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人带领全国人民开始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上的改革,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伟大创举。这种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产生重大影响的科学理论指导,更需要道德建设方面的进步来维持。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必须要加强道德建设。首先,加强道德建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战略目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两手抓,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另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并且将两手配合好,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不可缺少的道德建设的两个方面。因此,我们必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道德建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战略地位。其次,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是培养经济人才的重要途径。国家之间的经济较量,实质上就是人才的较量,人才之间的竞争和对比,人才以及劳动者素质是一个国家生产力的关键因素。罗国杰教授在他的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中,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个人道德修养分为三点:一是提高个人道德修养的自觉性,首先,应该有强烈的动机加强道德修养,这样才能有主动学习、思考和实践的积极性,从而提高个人的道德境界;其次,要积极开展自我教育、自我控制、自我激励的道德修养活动,并持之以恒、脚踏实地,这样才能加强我们的个人道德修养;最后,要正确地认识和评价自己,发扬优点,取长补短。二是采取有效的道德修养方法,加强个人道德修养,应借鉴历史上思想家们所提出的各种积极有效的加强个人道德修养的方法,并与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相结合,身体力行。三是积极参加社会实践,个人的道德修养并不是脱离实际生活的,而是人们在社会实践生活中道德上的自我反省和自我升华,就是要把提高道德认识与躬行道德实践相统一,来促进道德要求内化为个人的道德品质修养,外化为生活实践的道德行为。因此,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经济人才需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具有崇高道德境界的追求,自觉远离低级趣味,抵制歪风邪气;脚踏实地,敢于担当;持之以恒,善始善终。邓小平说过经济体制改革下的人才应该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道德建设是培养经济人才的迫切需要。最后,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是市场经济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同事物的两重性一样,社会主义经济市场也存在着正负两种效应。在正面积极效应上,时间证明了市场经济不仅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为思想道德建设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在负面消极效应上,市场经济具有竞争性、自发性、滞后性及盲目性等原则,由于市场经济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再加上思想道德教育的漏缺而无法完全的抑制负面因素的蔓延,就有可能诱发许多不健康的、消极的、甚至是腐败丑漏的现象。由此可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是我们能否把握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问题。
参考文献:
[1]强以华,魏忠明.市场经济道德建设的人性基础[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2]李玉宝.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J].前沿,2011
[3]詹霞.市场经济与道德的转型[J].生产力研究,2013
[4]《市场经济下道德建设研究》课题组,张笃西,田治安.市场经济下道德建设研究[J].铜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
摘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对社会道德建设的进一步发展起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从事物发展的两面性来看它也给道德建设带来了负面的一些影响。以什么样的途径与方法加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就成为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重大课题。在本文中旨在分析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的种种因素并且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道德建设的策略。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道德建设;策略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要找出制约其发展的因素,并且提出有效的对策和实践,加强道德约束,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稳定和健康发展。
一、制约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的因素
我国市场经济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严重的道德问题。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制约道德建设的主要因素有政策与制度不健全;市场经济对道德建设的负面影响;多元文化对道德建设的影响。
(一)政策与制度的不健全
当前随着各国之间交流的逐渐加深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深刻变革,由于世界各地多元文化的影响,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和主流价值观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在这种大环境下单单靠自觉、自律,道德建设将难以进行举步维艰。优良的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可以为那些利人利己的品质提供发挥作用的空间,同时又能够有效的遏制一些损人利己的恶略品质和行为。符合道德规范的人可以在健全的政策与制度的保驾护航下最大限度的毫无保留的发挥自己的优良品质,对社会的良好风气建设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那些拥有损人利己的恶略品质和行为也能在健全政策与制度的制约下有所收敛,这样就能使一些损人利己的行为渐渐弱化,从而良好社会风气逐渐形成。因此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需要政策与制度的不断完备。现在,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换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社会风俗习惯和社会舆论对人的行为的制约力逐渐被削弱,传统道德的力量被削弱道德失范现象层出不穷。制度的不健全特别的是法制的不健全使这些情况不能得到有效的扼制,趋势越发严峻。旧的道德体系被破坏,新的道德体系尚未建立,这是一个社会发展所必须经历的普遍阶段,我们应该正确对待,以合理的制度与政策规范道德建设的正确前进大方向,并逐渐形成习惯观念,直到培养成普遍的道德规范。加强道德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加快完善社会制度,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道德建设的主旋律,并使之融入到整个国民教育的过程中。
(二)市场经济对道德建设的负面影响
伦理道德问题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马克思与恩格斯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汲取自己的道德观念。”[1]经济的发展状态对道德建设的水平有着直接的影响,道德是一定社会关系的反映,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发展不健全,市场主体的发展还不够完善,市场客体的规模还够广泛,市场的结构偏于单一化,市场的组织程度较低,现代化的交易手段还不是很普遍,市场发展不平衡。由于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存在,人们处在这样一个社会发展状态之中由于受利益的驱使往往会表现出焦虑、急躁,一切以利益为中心追求利益最大化,所以很容易忽略在修身方面的培养,甚至会出现一些‘好人是会吃亏的’这种现象,渐渐地人们不敢做好人怕做好人,这也导致一些不道德的现象出现层出不穷。造成新经济条件下社会舆论和人们内心中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的主流不突出,主导性的正面观念普遍性缺乏。市场经济必然存在竞争,同时,商品经营者具有相对独立性,促使思想解放。但也有可能导致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增长。自我意识的觉醒这对我们来说是一大进步,以前我们过于墨守成规,一切行为准则思想准则都在一个框里,导致我们在创新方面总是不那么尽如人意,自我意识的觉醒促使思想解放人们不再拘泥于以往的经营方式开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显神通。但是自我意识并不等同于利己主义。目前,存在许多道德失范的现象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落后文化和利己主义思想的产物,扭曲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象。因此我们倡导充分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各自的优势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竞争。
(三)多元文化对道德建设的影响
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原有的传统文化被渐渐消磨,而道德虚无主义,个人主义却渐渐“崭露头角”伦理道德不再是人们的价值导向,人们开始对道德存在的价值合理性产生质疑。越来越忽视道德的评价标准,道德这个词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观念并走向没落。社会转型使道德建设面临诸多挑战,其原因就是道德建设过程中传统文化的缺失。文化是人类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表述,它是人们长期进行生产和生活的产物。文化的核心是道德,道德是文化形成的基础。在中国,道德建设的基础是,伦理性的传统文化,所以说道德建设脱离传统文化就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现代工业文明代替传统农业文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以及全球交流的加强多元文化的大量涌入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在伴随肯定因素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否定因素,在社会专心的的过程中文化转型相对滞后。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的策略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必须明确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培育市场体系,规范市场秩序;正确对待多元文化,重视传统文化的根基作用。
(一)明确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
“进行道德建设首先必须明确指导思想,这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科学发展观为指导。”[2]从我国我国具体国情出发,在适应市场经济基础上超越市场经济,扬抑地继承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精华,同时借鉴世界各国道德建设的优秀成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和邓小平理论及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这既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根本保证。道德建设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实际出发。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道德建设必须在适应市场经济基础上超越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建设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同时,把握道德建设的正确方向,我们说道德建设要以制度作保障,这里的制度所指的主要是法律。通常我们认为道德规范的范围要大于法律的范围,法律所不容许的行为都是被道德排斥的,对这种说法我们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法律的强制性要远远大于道德规范对人们的约束作用。我们可以利用人们对法律的敬畏作用形成一种不同于一般法律却又比之道德更有效的监督机制。作为这个普遍阶段特有的一种制度。以发展的眼光,运用灵活的政策,解决顽固的问题。这正是我们面对新的完备的道德体系建立前这个尴尬的道德建设阶段应该具有的素质。
(二)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培育市场体系,规范市场秩序
“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条件的变化,决定着道德状况的变化。要建设市场经济道德体系,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培育市场体系,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观提供物质前提。如果没有商品经济的普遍发展,也不存在对较高和成熟道德观念和价值导向的需求。”[3]目前,我国道德建设中的滑坡和偏差现象的出现,究其原因就是商品经济不发达,市场体系发育不成熟,市场机制运行不规范,由此造成适应新经济条件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在社会舆论和人们内心中的主流势态不突出,主导性的正面观念普遍性缺乏。现在社会中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反之道德的发展却每况愈下,与经济发展相比是落后的,如何正确认识这种变化,促使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协调发展,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道德建设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思想保证与智力支持。我们要采取有效措施克服市场经济对道德建设的负面因素,促进道德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从而对广大公民进行多方面、多层次、多形式的思想道德教育,使其中华民族的整体思想道德水平有进一步的提升。
(三)正确对待多元文化,重视传统文化的根基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在密切的接触世界,与越来越多的国家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增多,必然会造成与当地文化的碰撞。一些人处于种种原因盲目的崇拜外来文化,认为传统文化就是“老一套”早就过时了的东西,从而不假思索的一味全部抛弃。造成了文化的断层道德的脱节。所以说我们要正确对待多元文化的存在的合理性,吸收其精华部分摒弃其糟粕的部分,树立起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道德建设要以传统文化的重释为立足点。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我国之所以依然繁荣于世界可以证明其文化的合理与优越性,因此一味的否定和抛弃或者忽略传统文化都是对我国悠久历史的埋没,都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浪费。在当今这个创新的时代与其绞尽脑汁的弄出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莫不如从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挖掘出一些被尘封的“明珠”,加以重新阐释,使之适合继续生长在当今这个时代,继续发挥其作用。“我国在重塑道德体系时要依赖于我国的传统文化,依赖于对传统文化的重释,要扎根于传统我们的道德建设、道德规范才可以找寻到方向,我们的传统文化是我国道德建设的立足点和出发点。”[4]从我国的文化传统中寻求道德建设的丰富的资源,并且结合我国当前社会实际给予重新解释和构建,对于我国道德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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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斌.当代中国道德失范问题研究[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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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本性是自由的,然而自由的实现是有条件的。由于道德教育不是在真空中展开的,而是在现代社会的制度架构下超越与提升的,故道德教育不可避免地受到制度的影响和制约,带着制度影响的深深印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道德教育对良好社会风气形成的促进作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我国现阶段社会风气存在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严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长;人际冷漠,社会责任感缺失等问题。本文分析了道德教育对良好社会风气的促进作用,提出了加强理想新教育、加强官德教育、加强道德教育制度化、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促进社会风气好转的具体路径。
关键词道德教育 社会风气 作用
社会风气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价值导向的集中体现。树立良好的道德风气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也是经济社会顺利发展的必然要求。良好的社会风气能够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稳定。领导干部作为广大群众的典范,对社会风气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出现了新的生机。但是,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一些不良社会风气正成为社会协调发展的障碍。纵观当前的不良社会风气,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比较严重
自古以来,我国的官员的权力监督机制不够健全,官员以权谋私现象严重。近年来,卷入贪污受贿这一罪恶深渊的官员越来越多,涉及面越来越大,层次越来越高,甚至连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等高级干部也卷入其中。部分政府官员的生活作风也令人堪忧,利用手中的职权进行权钱交易和权色交易。严酷的腐败现实使得社会公正、进取精神、责任意识因此也就难以扎根。
(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长
拜金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逐步强化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拜金主义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普遍的行为准则。享乐主义认为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就在于追求个人物质生活享受。极端个人主义是一切以个人的特殊利益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和道德原则。近年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一些人缺乏社会主义信念,不讲奉献,只求索取,金钱至上、惟利是图、见利忘义等思想观念大行其道。
(三)人际冷漠,社会责任感缺乏
在中国,家庭成为一种有围墙的城堡,严格地把“自己人”与“外人”分开。多数情况下,在家里,人们亲密无间;在家外,面对外人、陌生人,他们表现极度冷漠。当然,我国并不是没有见义勇为者,然而,在我国也经常会有令人痛心疾首的见死不救的现象,人与人的隔膜相当严重,人际的和谐、友爱远未建立。
从一定意义上讲,当前社会风气的滑坡,根本原因在于人们人生目标的迷失、理想信念的缺乏、行为规范的失序。所以,要实现社会风气的好转,必须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引导社会成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努力提高全体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所谓道德教育,是指一定的社会、集团或阶级依据一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有组织、有计划地对人们施加系统的道德影响,从而将外在的道德规范转化为个人内在的道德品质。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教育,主要是培养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改善社会秩序和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使人们的道德观念与社会主义本质相适应。
(一)与法治相比,道德教育具有独特的社会作用
1、从以法治腐的局限性来看道德教育的作用
社会风气要向好的方向转化,首先就是要反腐败。在世界日益走向法治的今天,以法治腐必然是一个国家首要选择的模式。但是以法治腐必然会遇到立法的不完善性、司法不公、法律滞后性等问题。此时,道德治腐的优越性就体现出来了。首先,道德治腐具有时间优势。在有关禁止腐败现象的法律文件正式出台之前,传统道德中所倡导的行为规范,对于制约此类行为即已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其次,道德是严格司法的一项保证。在提高司法人员素质的同时,必须提高其道德素质,才能保证司法公平、公正。第三,道德治腐具有强制性。道德强制力是深入内心的惩罚和折磨,足以使恶行丧胆。
2、从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来看道德教育的作用
依法治国是根据法律规范的确定性来治理国家,用严格的法律规范来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而以德治国更主要地是强调通过道德建设,使社会成员能够自觉地遵守道德规范。如果没有德治的辅助,没有德治作为基础,促进良好社会风气形成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二)道德教育促进社会风气好转的具体路径
1、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加强全体公民的理想信念教育,应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传教育活动,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新时期艰苦创业精神的教育。
2、加强官德教育
加强领导干部从政道德修养,要把官德教育作为从政道德建设的常态工作,把选用好干部作为从政道德建设的鲜明导向,把干事创业作为从政道德建设的实践载体,把服务为民作为从政道德建设的根本目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保持淡泊之心,着力解决民生热点难点问题,让广大群众更多更公平地享受改革发展成果。
3、加强道德教育制度化
加强道德教育制度化,要加强行政道德规章建设和行政立法;要制定相应惩罚措施,监督和督促行政规章和法律的贯彻和执行;要加强职业道德规范建设和行业立法;要加强公德教育和公共立法,通过制度和法律的形式,促进和强化公德建设。
4、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在社会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可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致力于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四风”问题,以从根本上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为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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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期的发展,西方在民族主权国家的边界内形成了一整套政治、经济、社会力量相互倚重、彼此制约的制度。经济全球化打破了民族国家的边界,释放了其中经济和资本的力量,使之在缺乏社会和政治力量制约的条件下相对自由地发展,给世界上很多后发地区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必然地导致分配不公、贫富分化、资源破坏等“市场失灵”现象。特别是金融业全球化和无限制发展,使得世界各种力量出现严重失衡并引发危机,进一步冲击了西方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边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使之进入一段艰难的调整变革时期。
二战之后的西方国家制度是主权国家边界内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相互促进、彼此制约的系统。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1944)一书中的认为,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关键在于经济与社会和政治力量保持内在关联和有机协调,而脱离社会约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终难逃危机的厄运。
波兰尼的贡献在于,指出在市场经济不断扩张的同时,社会也会奋起保护自己,各种反对市场的力量不断对市场原则的扩张进行抵抗和限制。社会保护运动的宗旨在于重新实现社会对市场的控制,或将市场的作用限制在社会能够控制的限度内,避免市场的恶性膨胀导致人类社会走向自我毁灭。市场越是发展,社会就越是试图保护自己。一旦社会保护本能启动,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就会增大,社会保护运动会直接冲击市场发挥效力的体系,并最终摧毁所谓的自我调节的市场。自我调节市场的扩展和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共存与矛盾运动构成波兰尼特别关注的社会“双向运动”。
在波兰尼看来,市场经济绝不是自然产生的,是国家把分割的地方市场统一成国内大市场。同时,国家也从市场自由化方向获得资源和力量,并伴随市场而共同成长,是商业革命引发的新创造。市场是必要的,但是市场必须嵌入社会之中,与社会保持和谐发展,而国家则应当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积极和重要的角色。市场的发展、推动与调节都需要国家的帮助。受损的市场自我调节导致了政治干预。当贸易周期无法实现,就业也无法恢复……政府就必须对这种紧张作出反应。国家采取干涉行为的程度取决于政治领域的格局和经济不景气的程度。同样,解决市场化发展所引起的问题同样也需要国家的作用。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张力关系,国家在市场和社会的“双向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国家通过引入新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来限制市场的扩张和社会的反对力量,以保证社会正常的秩序。简言之,真正的市场社会需要国家在管理市场方面扮演积极角色。因此,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的关系是相互制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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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利用中国15家上市银行2008-2013年的数据,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检验其对上市银行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表明,公司治理对上市银行社会责任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规模和两职兼任均与上市银行社会责任负相关;现金补偿式的管理层报酬补偿机制较股权激励式的管理层报酬补偿机制更加有利于上市银行承担社会责任;政府干预对上市银行社会责任具有负面影响;法治水平的提高将促使上市银行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外部监事占比与上市银行社会责任正相关。
关键词:社会责任;公司治理;利益相关者;上市银行
自Oliver Sheldon1924年首次提出社会责任概念以来,社会责任问题一直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普遍关注。银行业作为资金融通的枢纽,其策略导向在重新塑造商业活动与环境保护并行不悖的商业生态模式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就决定了商业银行必须要承担社会责任。然而,近年来频频爆出上市银行未能有效履行对股东、员工、客户、政府等的社会责任(例如:摩根大通巨额亏损、巴克莱银行操纵Libor、汇丰洗钱案等等),让人不禁要问,如何才能促使上市银行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呢?
Welford(2007)指出,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通过与各利益相关方建立起价值创造关系,为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基础。张兆国(2012)等认为,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关键在于建立起与企业社会责任相适应的企业治理机制,要突破“股东至上”逻辑,建立起与企业社会责任相适应的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在实证研究方面,现有的文献已经从财务业绩、制度压力和制度环境等角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综上所述,现有的有关公司治理对社会责任影响的研究中,以规范研究为主,缺乏实证研究。基于此,本文运用中国15家上市银行2008~2013年数据,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实证检验其对上市银行社会责任的影响。本文首次综合探讨了各种内外部公司治理因素对上市银行社会责任的影响,在理论上丰富了有关银行业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的文献,在实践中为促使上市银行承担社会责任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议。
本文选取2008~2013年中国15家上市银行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在剔除了样本数据的缺失值和异常值之后,共得到85个研究样本。本文使用的相关财务指标和控制变量数据均来自国泰君安数据库(CSMAR数据库,有关社会责任数据手工摘自各银行披露的年度报告和独立的社会责任报告。
目前我国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能够直接衡量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指标体系。以往的学者多采用社会贡献率或者每股社会贡献值指标来衡量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然而以上指标存在着涉及的指标少、较粗、没有考虑各个因素对社会贡献值的影响程度、指标数据来源不统一等缺点。借鉴郭军、张志暹(2008;2012)的研究,本文从上市银行对其利益相关者承担社会责任的角度,结合银行业自身的特点以及中国的国情,构建了一套衡量中国上市银行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评价指标体系。最终,我们设计了含有股东、客户、员工、政府、监管机构、环境等6个方面的一级指标和13个二级指标的上市银行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各项原始指标的计算过程参见表1。
借鉴徐泓和朱秀霞(2012)的做法,本文运用因子分析法将上文中构建的上市银行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多个指标所揭示的信息综合为一个单一的指标。利用主成分方法,本文选定六个因子,它们累计解释了原有变量总方差的84.54%。最后,我们用旋转后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计算六个因子得分的加权平均,从而得出每家银行年度观测值的社会责任指数,记为CSR。下文的实证分析中,本文将使用CSR来作为银行社会绩效的测度指标。
解释变量(公司治理变量)的定义参见表2。
控制变量。借鉴已有的研究,本文控制了盈利能力、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外部监事、社会责任委员会、上市地点等变量对社会责任的影响,控制变量的定义参见表2。
分析结果表3报告了公司治理与银行社会责任的回归结果。由表3可知:(1)实际控制人类别的回归系数为负,但在常规置信水平上不显著;(2)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上市银行社会责任显著负相关;(3)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与上市银行社会责任显著负相关,这可能是由于少数大股东的“合谋”效应超过了“制约”效应,从而不利于银行承担社会责任;(4)董事会规模和与上市银行社会责任显著负相关;(5)董事会会议次数的回归系数为负,但在常规置信水平上不显著;(6)独立董事占比的回归系数为正,但在常规置信水平上不显著,这是因为银行业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其实很难得到保证,独立董事很难保护弱势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不受股东的侵犯;(7)两职兼任与上市银行社会责任显著负相关;(8)高管现金报酬和高管持股的回归系数分别显著为正和为负,这表明对于银行业来说,现金补偿式的管理层报酬补偿机制较股权激励式的管理层报酬补偿机制更加有利于上市银行承担社会责任;(9)政府干预水平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10)法治水平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外部治理环境的改善对上市银行的社会责任具有正面影响,且法治水平较政府干预水平的影响更为显著。
在控制变量方面,COMM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社会责任委员会的设立并没有促使上市银行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WBJS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外部监事作为相对独立的监督机制,有利于维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促使上市银行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有研究表明,公司治理对于社会责任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即当期公司治理因素对社会责任的影响可能要到以后期间才能体现出来。根据Jo和Harjoto(2012)的研究,我们用(t-1)年的公司治理变量代替t年的公司治理变量,而被解释变量不变。结果发现前文的结论基本上还是成立的,只是变量CSHARE的回归系数由原先的不显著变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表明,考虑到公司治理因素的滞后作用后,实际控制人为国有对上市银行社会责任产生了负面影响,也即从长远来看,实际控制人为国有将不利于上市银行承担社会责任。限于篇幅,本文没有列出本部分的回归结果。
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构建了一套衡量中国上市银行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首次以中国15家上市银行2008~2013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各种内外部公司治理因素对上市银行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表明,公司治理对上市银行社会责任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实际控制人为国家从短期来看对上市银行社会责任无显著影响,从长期来看将不利于上市银行承担社会责任;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上市银行社会责任负相关;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与上市银行社会责任负相关,银行少数大股东与第一大股东存在“合谋”效应,损害了中小股东和其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董事会规模与上市银行社会责任负相关;独立董事占比对上市银行社会责任的影响不显著;当副董事长兼任银行行长时,上市银行将承担更少的社会责任;现金补偿式的管理层报酬补偿机制较股权激励式的管理层报酬补偿机制更加有利于上市银行承担社会责任;政府干预对上市银行承担社会责任具有负面影响;法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上市银行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社会责任委员会的设立并没有促使上市银行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外部监事作为相对独立的监督机制,有利于维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促使上市银行承担社会责任。
为了改善中国上市银行社会责任的履行状况,切实保护利益相关者利益,针对研究得出的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第一,在股权结构层面,降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避免大股东掏空中小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适度降低股权集中度,增强少数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能力,同时要避免少数大股东与第一大股东的合谋;淡化国有控股,增强上市银行承担社会责任的经济实力。
第二,在董事会层面,增强董事会沟通协调能力,降低董事之间的联盟成本,减少董事在监督管理层过程中的“搭便车”行为;提高董事会会议的效率,要确保有充足的时间来准备会议和商议重要决策;强化独立董事的独立性,降低独立董事的多重董事身份,确保他们有充足的时间来履行职责;将上市银行的副董事长和行长两职分设,防止管理者的利己主义行为。
第三,在管理层激励层面,对上市银行高管的激励应当以现金补偿式为主,减少股权激励,降低高管的高风险投资倾向,兼顾股东、债权人和监管者等多方利益。
第四,在外部治理环境层面,政府和监管机构应当减少对银行正常经营过程中的干预行为,努力为上市银行承担社会责任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同时,改善我国的法治环境,完善有关上市银行社会责任的立法工作,强化司法执行力度,督促上市银行承担社会责任。
第五,增加监事会中外部监事的比例,充分发挥外部监事作为相对独立的第三方监督机制的优势,维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促使上市银行承担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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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03年莱特兄弟发明飞机后,经过一系列的改进,人类彻底掌握并完美的利用了飞行技术。然而随着飞行技术的快速发展,飞行安全问题也必须提出并得到广泛的关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夏季雷暴的形成过程以及影响飞行安全的因素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雷暴天气是我国内陆地区比较典型的气象天气,它给我们的生产生活既带来了有利的方面,也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困扰,有时甚至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安全,例如雷暴天气对飞机安全飞行的影响。随着交通的便利,越来越多的人在出行时选择飞机,它的安全保障也被更多人关注着。所以,注重飞机飞行过程中的安全因素是对所有乘客生命的负责。
2.1 雷暴天气的基本含义
雷暴是对大气中出现的雷电交作并伴有雷雨的天气现象的统称。雷暴天气是在夏季影响飞机飞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大部分民航客机的延误或者取消都与雷暴天气有关。
以强度作为划分标准时,雷暴可以分为强雷暴与一般雷暴。若以形成雷暴的冲击力的种类划分,雷暴又可以分为地形雷暴、天气系统雷暴以及地形雷暴。
2.2 雷暴天气的形成原因
2.2.1 明显不稳定的大气层
研究表明,形成雷暴的能量是由太阳辐射转化而成的。春季太阳活动频繁,辐射能开始增加,转化而成的大气层中的不稳定能量也随之增加。能量的波动引发大气层的不稳定,故而引起大气的碰撞,从而形成春雷。夏季能量的波动达到最大化,大气层形成极不稳定的状态,引发雷暴。秋冬季节太阳辐射能逐渐减弱,雷暴现象也就随之消失。这也是为什么雷暴天气多见于夏季的缘故。
2.2.2 充足的水汽
雷暴天气形成的第二大关键因素就是需要充足的水汽。如果没有充足的水汽,不稳定的空气层就无法形成足够的雷暴云。同时,雷暴云在形成过程中不断吸纳周围的不饱和空气,这些干燥的不饱和空气极易与雷暴云中潮湿、饱和的空气相融合,造成周围空气湿度的降低,使部分云滴蒸发。这样不断地变化运动又会进一步影响到对流的发展,甚至可能会使上升运动受到限制和阻碍,为雷暴的产生埋下伏笔。因此,我们会发现,雷暴天气更多地出现在水汽充足的地区,一般不会再沙漠等干燥的地方形成。
2.2.3 足够的冲击力
如果说不稳定的大气层和充足的水汽只是雷暴天气形成的前提条件,那么足够的冲击力就是引发雷暴出现的导火索。这里所说的足够的冲击力是指能够推动空气进行位置转移,并且达到自由对流高度以上的力量。当有这样的力量存在时,大气层中不稳定的能量就会在冲击力的作用下转化为空气的动能,向上运动的气流在强烈的推动和作用下发展,最终形成雷暴天气。
只有当以上三个条件同时具备时,雷暴天气才会完全形成,缺一不可。
2.3 我国雷暴天气的地理分布特点
根据雷暴形成的原因与过程,可以看出,雷暴的分布与纬度、地形、地表特征有着很大的关联。在我国,雷暴的地理分布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纬度低的地区比纬度高的地区多。也就是南方地区比北方地区多。这是因为南方地区空气潮湿、不稳定,相对北方地区来说大气层更为活跃。满足充足的水汽和明显不稳定大气层这两个条件。
第二,山地地区比平原地区多。山地地区相比较于平原地区更便于形成空气垂直运动的趋势,由于空气的垂直运动是雷暴形成的关键因素,所以在我国山地地区的雷暴比平原地区的多。最典型的就是我国南岭地区,由于当地山地较多,阻挡从南方而来的暖湿不稳定空气使其向上运动,所以称为我国雷暴活动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
第三,内陆城市比沿海城市多。沿海地区由于靠近海洋,气候受海洋空气影响较多,所以虽然空气中水汽充足,但是雷暴数量并不多。内陆地区中的偏西北地区雷暴天气也并不多见,因为西北地区空气干燥,不利于形成雨云。
雷暴的形成会带来一系列的强风、雷电、暴雨、冰雹以及能见度低和温度降低等问题,所以飞机在雷暴天气中飞行,除了会受到在云中飞行的阻碍之外,还会遇到一系列的问题,具体表现为:
3.1 颠簸对飞行的影响
颠簸的形成主要是因为伴随雷爆产生的强风和强烈的垂直气流。垂直气流包括上升和下降两个方向的气流运动方向,并且力量各不相同,飞机受到垂直气流的影响,不仅会增加飞机操纵的难度,损害飞机机体结构,更严重的还会造成对飞机的失控,危及飞行人员和乘客的生命安全。
3.2 积冰对飞行的影响
雷暴的形成会带来降雨和降温,当飞机在雷暴区中飞行时,机身表面会被凝结的水滴包裹,在低温环境下很容易结成冰层,增大机身负荷,导致飞机难以正常飞行,严重威胁飞机的安全飞行。
3.3 暴雨对飞行的影响
暴雨是雷暴天气最典型的现象。当飞机在暴雨中飞行,雨水进入不断转动的压缩机中,增加发动机的推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提高飞机的飞行速度的。但是也有一定的问题存在,如果暴雨强度过大,则会导致发动机熄火。
3.4 冰雹对飞行的影响
雷暴天气时,若飞机在8000 米以下的高空飞行,遇到冰雹的可能性会比较大,若在10000 米以上的高空飞行,则遇到冰雹的可能性会很小。冰雹不同于暴雨,它是有质量体积的,飞机被冰雹砸到会造成机身的严重损毁,危及安全,造成飞行事故。
3.5 闪电对飞行的影响
雷暴天气一般都会伴随闪电的产生,飞机若在雷暴区域中飞行,会有很大的可能遭到电击。闪电对飞机的影响包括三方面:一是闪电自身对飞机的影响。飞机遭到电击,会对机身和飞机内部分各个设备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如果闪电进入机舱,则会威胁乘客的安全。二是由于闪电和雷击引起的瞬间电磁场会对飞机的通讯系统和仪表盘数据造成干扰。三是飞机的燃料具有可燃性,一旦被闪电击中,则会产生燃烧甚至爆炸。
综上所述,雷暴天气对飞机的安全飞行是弊大于利的。所以无论是飞机工作人员还是乘客自身,在出行前都要对天气进行详细的关注和了解,如果天气条件确实不适合飞行,应该更改飞行时间,乘客也可以选择其他交通工具,这是对自己和他人生命的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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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方市场经济伦理思想逐渐形成于欧洲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蜕变的时期。这一时期西方市场经济伦理思想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宗教背景、经济背景、政治背景、伦理背景。
关键词:市场经济;新教改革;功利主义
无论从中国的孔孟,还是从古希腊的色诺芬和亚里士多德开始,中外经济伦理思想可谓是源远流长。然而,假若单纯地追溯“经济伦理”这一名词的历史,则会发现它首次出现在20世纪初德国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书中写到:“17世纪这个伟大的宗教时代遗留给其后的功利主义时代的,首先是一种惊人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伪善的获取金钱之心,只要采取的行动是合法的,于是,‘总非上帝所悦’的思想便踪影全无了。…‘一种独特的资产阶级经济伦理已经形成。”…韦伯书中的资产阶级经济伦理与我们现代所言的市场经济伦理并非同一个概念,但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渊源。市场经济伦理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而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式最初是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因此,追溯市场经济伦理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必然追溯到市场经济产生的背景和西方资本主义生成的背景。由此,人们在寻寻觅觅、多方论证的基础上认定亚当·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是现代市场经济伦理思想的滥觞。周中之教授在他与高惠珠合著的《经济伦理学》中就认为:“现代经济伦理学思想的发端可追溯到18世纪著名思想家亚当·斯密。”_2斯密“充分肯定人对正当自利的追求”,认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下互利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道德准则和应有的伦理秩序”。而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实际出现在韦伯的“经济伦理”概念提出之前大约200年。那正是西方市场经济开始发展时期。斯密经济伦理思想的形成与他生活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在此,让我们摈弃斯密的个人背景和人生经历,翻开西方中世纪后期的历史,寻求市场经济伦理思想产生与发展的社会背景。
恩格斯曾经指出,一个社会的发展是社会各方面合力作用的结果。他揭示了社会系统发展的复杂性。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等各方面总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16、17世纪在英国、荷兰、法国等经济发达地区兴起而后几乎传遍整个西欧的新教改革之所以触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宗教改革也并非只具有宗教上的意义。它对政治、市场经济及其经济伦理的发展都具有巨大的潜在的影响。在此,我们试图说明新教改革这一宗教背景为市场经济伦理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宗教环境,有利于市场经济伦理的形成。
首先,新教宣称只信仰上帝,认为上帝与教会不是等同的概念。传统基督教认为教会是上帝与人之问的中介,人们只有通过教会才能接近上帝。因此,中世纪“黑暗时期”教会具有绝对权威,不仅控制人们的精神世界,甚至凌驾于王权之上,采取愚民政策限制一般世俗人接受教育的机会,严格规范人们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各种细节,竭力杜绝与宗教教义不相容的思想与行为。但到了16世纪,以路德和加尔文为代表的新教改革兴起。新教拒不承认一向被推崇为基督教世界精神领袖的罗马教会的权威,认为《圣经》中神的启示才是唯~最高权威,人只要通过诚心诚意的对上帝的信仰,和上帝的“义”发生了联系,就能得到神的启示。由此,新教将上帝与教会分开,虽然仍要人们信仰上帝,但已摆脱了中世纪欧洲宗教神权统治时期教会对政治、经济生活的严格控制。
其次,新教肯定了从事物质生产的世俗活动的道德意义。新教教义的核心即“天职”观念,提出上帝所接受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用修道的禁欲主义超越尘世道德,而是要人完成每个人在尘世中所处地位所赋予他的责任与义务,这是他的天职。必须尽自己的一切努力,以履行自己的世俗责任。而“一项职业有用与否,因而它受上帝的青睐与否,主要从道德角度衡量,因而也就是从这项职业所产生的物品对社会的重要性如何的角度衡量。”
第三,新教并不排斥对财富的追求。在古代中国,对商业的反感主要是通过儒家表现出来,而在中世纪的欧洲,对商业的反感则主要是通过基督教表现出来。基督教要求人们安于贫困,阻止商人去心安理得地发财致富,并且认为商业经营与宗教教规不能调和,追求财富会使人陷入贪婪的境地。托马斯·阿奎那就认为,外来的客商会使任何人民的道德受到腐化。因为当商人想要增加他们的财富的时候,其他的人也会充满着贪婪心理。如果市民专心于做生意,他们有作出许多恶事的机会。商人则因离开手工劳动,享受舒适生活,而身体软弱、心灵委靡。为了这个原因,~个国家对它的商业活动,应加以限制。而新教认为“假如上帝为他指出一个盈利的机会,一个忠实的信徒必须利用这个机会以遵从上帝的召唤,你可以为上帝劳动致富,但不能为肉体的罪孽而致富。”J不仅把人们获得财富的冲动合法化,而且把它直接视作上帝的旨意。把人们获得财富的要求从传统基督教伦理中解放出来,同时对勤劳、节俭、守诺、诚信等给予了积极的道德肯定。
由此,一方面,新教改革客观上缓解了宗教对人们追求利益的精神约束与伦理压力;另一方面,新教伦理的这种天职观念曾一度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从而促使市场经济伦理的形成。
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伦理孕育与发展的土壤。在欧洲,市场经济从萌芽到成为普遍的经济形式经历了几个世纪。由于欧洲封建社会实行分封制,国内分布着大大小小庄园。庄园经济是互相隔绝、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庄园内,贵族领主对隶农们具有经济、政治、司法等一系列权利,而隶农们则在各个方面依附于贵族领主。因此,一个个庄园俨然是一个个小王国,各庄园主依靠自己拥有的土地割据为政使王权削弱。
逐渐地,在中世纪欧洲历史中出现了—些游离于庄园之外的人。比如在饥荒或战争期间离开故乡谋生的人,或者庄园不能再提供给土地的那些有过多子女的隶农的次子、幼子们。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人离开庄园后,以做一些手工制品出售给附近的居民们为生。另一部分人则从事商业活动,根据需要,从—个地方把粮食等物贩卖到另—个地方。他们往往会在平常来往人流较多的地方进行着一次性交易。由此,作为现代市场最早雏形的集市得以逐渐发展起来。随着集市贸易的发展,在集市地点或附近开始有—批长住的居民,他们沿道路修建房屋店铺,夹道的房屋为来往商旅行人提供饮食住宿等相应的服务,具有_定规模的手工业和商业的社区形成了。丽社区一旦形成,居民们为了自身的防御需要,就会建造城墙以保卫自己。于是,商业城市逐渐出现。新兴商业城市则利用自己手中积累的货币建立并维持自己的军队,并通过战争或通过同封建主进行谈判以赎买的方式取得城市的自治权或争取得到独立的地位。“但就全国范围来讲,城市不过是这块版图上的若干个点……全国广大地区仍被大大小小的封建主割据着。乡村表现为‘面’、‘点’与‘点’、‘点’与‘面’的贸易还受到限制。”为实现贸易自由,城市力量支持王权夺权成功,国内统一市场形成,商品生产、商品贸易得到较大的发展。
l7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后,主要工业相继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以工厂制取代作坊工厂制和手工工厂制,使商品生产在西欧逐渐成为普遍的经济形式。到了18世纪整个欧洲已进人商业的世纪,商品市场在各国形成。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自由、平等、互利的经济交换关系决定了自由、平等、互利的市场经济伦理关系的产生,这种市场经济伦理关系反射到人的意识中便形成了以自由、平等、互利等为内容的市场经济伦理观念。
新兴城市力量支持王权消灭了封建主割据之后形成了以国王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府。于是,在中世纪末期的欧洲,民族国家相继诞生了。“一个前所未知的新社会集团,即市民阶级或资产阶级出现了,一种新的生产财富的方式开始流行。”新兴起的专制主义的国王们既需要资产阶级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又要建立自己在国内的专制统治,要求资产阶级对自己俯首帖耳,任自己拿走很大比例的财富。所以,此时国内市场虽然统一了,但城市的自治权不复存在。城市为斗争的需要而凝聚市民力量已不再重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中有权势的富人与上层人物不再有意模糊市民之间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地位的差别。资产阶级从一般市民中分离出来,他们不满足王权给他们带来的经济利益,不愿再忍受国王政权凌驾于自己之上,对自己诸多限制、诸多干预,要谋求政治上的充分权利。16世纪后期荷兰资产阶级通过武力斗争的方式推翻了西班牙国王在荷兰境内的封建专制的统治,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17世纪后期、l8世纪后期,英国、法国先后成立资产阶级政权。到了19世纪,意大利、德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相继建立了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之后,理所当然地要保障商品经济关系的运转,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扫清道路,建立起市场经济伦理体系。
从伦理学史看,中世纪的欧洲(主要是西欧)以基督教伦理学占统治地位,主要代表人物是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奥古斯丁认为天国和尘世是对立的,主张上帝是道德的源泉和标准,而尘世的一切都是罪恶的.据此提出服从上帝,抛弃现世的禁欲主义原则和规范。在个人和社会关系上,托马斯·阿奎那则贬低和抑制个人的利益和自由。长期的人性压抑伴随着中世纪走过漫漫长路终于迎来了人性解放的时代。当中世纪末期社会生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潮兴起。人文主义者把个人主义作为自己伦理思想的出发点,强调个人的至上性,批判禁欲主义,宣扬感性幸福的享乐主义。人文主义思想家并没有建立起完整的伦理体系,但已为对中世纪的伦理思想的批判理清了道路,为资产阶级伦理思想的兴起奠定了基础。随后,当物质财富在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中结出累累硕果,宗教的根就慢慢死去,逐渐让位于世俗的功利主义。从l7世纪的培根、霍布斯、洛克,到l8世纪的爱尔维修、费尔巴哈、亚当·斯密,到l9世纪的边沁、穆勒,古典功利主义应运而生。古典功利主义根据新兴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来重新调整或制定社会道德原则,从人的趋乐避苦的本性出发来论证道德的基础,认为凡是能带来快乐的就是善的、道德的,凡是带来痛苦的就是恶的、不道德的;快乐与痛苦两种力量决定人们的行为;功利是善恶的标准;强调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一方面论证了人追求自利的道德正当性,另一方面试图论证利己、利他及利公关系上的统一性,认为利己行为增进社会福利,具有利他、利公性质,强调社会利益是最大功利。
然而社会利益与自我利益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很难依靠个人的力量掌握。从西方市场经济发展过程来看确是如此。在现实的生活中,人们总是较容易将利已作为自己行为的最大功利原则。各种企业的不道德行为不断被媒体曝光却一直不能杜绝。人类社会发展到21世纪,市场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市场经济中生成的道德原则已被人们泛化到社会非经济领域。经济伦理问题日益呈现出复杂化。因此,理清市场经济伦理思想发生与发展的脉络,将有利于经济伦理问题更好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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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是雾和霾的组合词。雾霾常见于城市。中国不少地区将雾并入霾一起作为灾害性天气现象进行预警预报,统称为“雾霾天气”。以下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长沙雾霾天气形成的经济社会原因探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长沙雾霾天气形成的经济社会原因探究全文如下:
摘要:“雾霾”一词,已成为当今公众最热门的话题,“雾霾”天气的爆发不仅是天灾,更是人为所造成的影响。雾霾天气的形成除受地形、气象条件影响外,粗放的生产生活方式则是雾霾天气持续发酵的深层次原因。文章从经济和社会两个方面对长沙雾霾形成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以期对治理长沙雾霾有所启发。
关键词:雾霾;经济原因;社会因素。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雾霾污染成为危害市民健康的主要原因之一。2013年,全国平均雾霾天数达29.9天,创52年来之最。
2013年以来,长沙雾霾频发,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空气质量问题备受关注。据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29日期间环保部重点监测的74 个城市空气质量情况(“空气质量指数APP”),长沙空气质量为:207天优良,78天轻度污染,42天中度污染,35天重度污染,1天严重污染,超标天数比例为43.0%(精确到小数点后1位数)。
长沙作为我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和世界级旅游城市,雾霾天数的增多不利于长沙生态城市的建设和社会整体形象的提升。因此,雾霾防治问题的研究已成为长沙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分析长沙雾霾天气形成的经济社会原因,对于雾霾治理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1.1 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
长期以来,我国以“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为主,中国每创造1美元增加值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每万元GDP消耗的钢材、铜、铝、铅、锌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很多,万元工业总产值用水量是国外先进水平的数倍。
这些都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来的。中国是燃煤大国、化工生产大国、钢铁生产大国,中国还是汽车生产、消费大国,中国正在经历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过程。这些都是以资源的高消耗换来的发展,导致如今很多工业城市的上空经常出现雾霾天气。
2013年元旦过后,连续的雾霾天气不断席卷中国大部分地区,持续时间之长创造了历史之最。在环保部74个重点监测城市中有近半数为严重污染。而雾霾频发的地区,往往又是我国经济发达和最活跃的地区。严重的污染对中国式经济增长进一步发出了警钟。
近年来,长沙经济飞跃式发展,从图1可以看出,长沙人均GDP逐年增加,2012 年长沙的人均GDP大概是1990年的52倍。2012年长沙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2年长沙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 399.91亿元,排名位于广州、成都、武汉、杭州、南京、沈阳之后,居全国省会城市第七位。从发展速度看,长沙增速最快,潜力较大。2008年~2012年的5年间,长沙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4.5%,高于其他城市。但长沙GDP的增长是以高能耗为代价的,尽管近几年单位GDP能耗在不断降低,但与国内发达城市人均GDP是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性指标。尽管长沙经济高速增长,但根据中国社科院《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中人均收入水平变化所反映的工业化阶段标准判断,2012年长沙人均GDP为89 903元,按照2012年汇率1∶6.288计算,约合14 297美元,长沙正处于发达经济初级阶段的水平,未来的5~10年也将是长沙人均GDP快速增长时期,如果不改变粗放式增长模式,必将带来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1.2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突飞猛进。
据2012年长沙统计年鉴,2012年,长沙一、二、三产业增加值之比为4.3∶56.1∶39.6,其中,第二产业的比重一直处于上升阶段,且是三次产业中比重最大的,长沙正处于工业化后期。因此,未来5~10年,长沙还将继续推进工业化进程,而工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甚于农业、服务业。
城镇化水平是体现一个地区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根据长沙市各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近年来,长沙城市化进程也在不断加快,由2002年的46.2%上升到2012年的69.4%。而人口城镇化中人口大规模向城市中心集聚,会加重城镇环境污染,土地城镇化伴随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会增加大气污染,加重环境负担。目前,长沙城市化还处在中级阶段,5年后将进入黄金时期,如果城市大气污染控制状况得不到全面改善,将无法实现治理雾霾的目标。
1.3 不合理的产业结构。
从产业结构来看,呈现出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持续降低,第二产业比重稳步提升的发展态势。根据2001年至2012年长沙统计年鉴,全市三次产业结构由2001年的9.7∶38.7∶51.6调整为2012年的4.3∶56.1∶39.6。产业结构排名由“三二一”转变为“二三一”发展格局。
长沙第二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由2004年的58.3%提升到2012年的61.5%,可见,第二产业是长沙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
1.4 偏重于重工业的工业结构。
根据2005年至2012年长沙统计年鉴,2005年~2012年的8年间,长沙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为:32.6%、35.6%、37.1%、41.6%、41.5%、44.4%、47.4%、47.7%,该比例呈现上升态势,表明长沙工业化正处在中期阶段,并呈现出向工业化后期过渡的态势。
2012年工业总产值3 051.94亿元,同比增长15.7%,占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7.7%,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2 309.62亿元,增长16.8%,在规模以上工业中,全市重工业实现增加值1 329.88亿元,比上年增长16.6%。
重工业增加值占规模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57.6%,对规模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7.1%。
工业在提供原料和产品的同时,消耗大量资源和能源,排放大量污染物。因此,为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建设的同步发展,我们必须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动工业朝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1.5 不合理的城市经济结构、能源结构。
表1显示,2005年~2010年间,长沙市经济发展迅速,GDP由2005年的1 520亿元提高到4 547亿元,翻了3倍,能源消耗总量由2005年的1 565万t标准煤提高到3 755万t标准煤,提高了2.4倍,说明能耗的增长幅度略低于经济的增长幅度,我们正在改变传统的“高能耗”生产方式。表1中单位GDP能耗逐年降低,正好验证了这一推测。但是,与国内发达城市相比,长沙的单位GDP能耗还比较高,能源利用效率较低。
2011年,长沙市煤炭、电力、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石油石化等八大高耗能行业企业综合能源消费量占全市规模工业企业综合能源消费量的74.97%,而全部工业增加值中,这八大行业只占22%左右。充分说明这八大高耗能企业生产效率低下,产业增值主要依靠消耗大量能源资源来实现,因此,控制高耗能行业能耗增长是当前节能降耗工作的紧迫任务。
由表2可以看出,煤炭、石油、电力是长沙市能源主要消费种类;煤炭消费所占比重最大,但呈下降趋势;电力消费仅次于煤炭,但呈上升趋势;石油消费所占比重也呈上升趋势,而天然气消费所占比重最少,但略有下降。说明煤炭仍是长沙市的主要能源,煤炭消费比重降低的同时,电力消耗和石油消耗比重呈上升趋势,部分煤炭资源被电力、石油资源所取代。天然气使用量偏低,今后要大力推广清洁能源的使用。
表3显示,长沙市三次产业中消耗能源最多的是第二产业,占总能耗的一半以上,2005~2010年,所占比例略有下降,但下降比例仅为1.13%;因此,工业企业是最大的耗能主体,能耗强度远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改变工业产业的生产方式是节能降耗的关键所在。此外,第三产业的能耗量占总能耗的30%左右,属于第二大耗能主体,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观念对节能降耗有着重要的意义。
2.1 汽车尾气的排放。
由于目前我国在用汽车排放性能差、车辆维护保养技术差,加上机动车所用油品质量差,燃油中硫的含量高等原因,机动车尾气成为大中城市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
汽车排放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占到PM2.5的1/4至1/3的比例。汽车在加速或减速时的汽车尾气排放量更多。据报道,1辆轿车1年排放的污染物比其自身的重量大3倍多。
截至2012年底,长沙机动车保有量已突破136万辆,平均6个人就拥有1台机动车,且仍在以年均17%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15年将突破200万辆。
2.2 北方冬季烧煤(草)产生的废气。
每年进入秋收季节,长江中下游水稻主产区大面积秸秆焚烧,秸秆焚烧所产生的烟雾(CO2、CO、氮氧化物、苯等有害气体)输入长沙市,造成环境空气质量短时间恶化,进而影响人体健康。
随着冬季来临,北方取暖开通,由北方输入性污染将加重。而长沙的不利气象条件将进一步加剧,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的程度和污染天气出现的频率将大大增加,污染特征将以灰霾(局部雾霾)为主,主要超标因子是PM2.5。
2.3 工业源的废气排放。
随着工业的快速发展,工业废气成了大气污染物的主要组成部分,如冶金、汽修喷漆、建材生产窑炉等燃烧排放的废气。根据2012年长沙统计年鉴,长沙工业废气排放量由1999年的2 405 157万标m3增加到2011年的10 219 789万标m3;工业粉尘的排放总量由1999年的为8.2万t增加到2010年的10.52万t,这种粗放式增长必然会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2010年,工业是煤炭消费的主要领域,达到91.8%,煤炭燃烧主要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尘、粉尘等等。而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尘、粉尘恰恰是雾霾的化学组成部分。
在工业内部结构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建材、冶金、石油炼化、火力发电、化工等占工业总比重达70%,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工业污染占长沙总污染的60%以上。由于环保控制不当,这种“三高一低”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严重污染大气环境。
图2显示,长沙2001年~2011年的SO2和PM10浓度总体呈下降趋势,但NO2的浓度略趋于稳定。另外,长沙周边地区排放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尘、粉尘随着空气的流动,也将造成长沙大气的污染。
PM2.5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在空中停留的时间长,漂浮的距离远。长沙出现雾霾现象,也受周边地区如湘潭、株洲、岳阳、益阳的影响。当这些城市的PM2.5浓度比较高时,受风向的影响,气流经过这些地区后,长沙就会出现PM2.5浓度比较高的现象。因此,如果长沙周边地区不改变现状,那么长沙的空气质量整体上很难改变。
根据各市环境质量月报显示,2001年~2012年,长沙和周边城市监测的二氧化硫平均浓度下降,但二氧化氮缓慢上升,上升的主因,是越来越多化石燃料被使用。据估算,燃烧1 t天然气,形成6.35 kg氮氧化物;燃烧1 t石油,形成9.1~12.3 kg;燃烧1 t煤,形成8~9 kg。
2.4 建筑工地和道路上产生的扬尘。
城市建设和旧城改造,增加了建筑扬尘、灰尘等悬浮物的沉积,导致城市空气质量下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长沙城区内有1 500多个建筑工地,这些建筑工地产生的扬尘也是形成霾的原因之一。
扬尘是雾霾污染的主要污染物之一。扬尘不光是指工地扬尘,还来源于石化燃料燃烧,一般居民家庭燃烧等。
可吸入颗粒物是雾霾污染的首要污染物,而扬尘占据了不可忽视的分量。机动车尾气、挥发性有机物等通过非机械作用产生的颗粒物均为细粒子,而这些细粒子沉降到道路、裸地、广场、屋顶、农田等下垫面后,还会通过次级扬尘过程再次被送入大气之中。进入深秋及冬季,由于气候干燥,二次扬尘污染将加重。
2.5 生活中产生的雾霾。
生活中形成霾的因素也很多,比如,烹饪油烟、烧烤和炉灶烟雾没有经过治理直排环境中;生活垃圾和城市园林绿化废物(落叶等)露天焚烧;燃放烟花爆竹和吸烟、宗教和祭祀礼仪活动(焚香、焚化祭品);为汽车、冰箱等喷涂油漆,家庭装修中使用黏合物等等,这些都会产生挥发性有机物,增加大气反应的活跃程度和大气氧化性,生成更多的二次颗粒物;而挥发性有机物本身也会形成二次颗粒物的前体物。
大规模“雾霾”天气的爆发绝不是偶然,它与我们在城镇化进程中工业不合理的发展、不合理的生活和消费模式息息相关。因此,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形成雾霾污染的关键性诱因,如果不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人们的生活观念和方式,减少雾霾、改善空气质量将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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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期的发展,西方在民族主权国家的边界内形成了一整套政治、经济、社会力量相互倚重、彼此制约的制度。经济全球化打破了民族国家的边界,释放了其中经济和资本的力量,使之在缺乏社会和政治力量制约的条件下相对自由地发展,给世界上很多后发地区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必然地导致分配不公、贫富分化、资源破坏等“市场失灵”现象。特别是金融业全球化和无限制发展,使得世界各种力量出现严重失衡并引发危机,进一步冲击了西方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边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使之进入一段艰难的调整变革时期。
西方国家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期间围绕着资格(如财产、教育程度、种族、性别等)和权力进行过多次博弈。英国经过多次选举法改革,才逐渐取消了对选举权的限制,在社会组织不断发展的条件下,形成以“普选权”为特征的政治制度,并在20世纪后半叶通过对自由资本的规范和对社会的干预,形成了以民族国家为边界的现代社会福利国家制度。西方其他发达国家或多或少地效仿了这种制度,形成西方政治社会制度的基本框架。这一框架通过以宪法为主体的法律制度得到贯彻落实,基本内容包括:以政治竞争和政权轮替为目标而动员社会的选票政治,在政治组织机构上实行立法、行政和司法的三权分立以及相对“中立”的职业文官制度。
1.通过选票政治实现政党竞争和政权轮替。欧洲是政党政治的发源地。从17世纪英国议会中围绕王位继承问题出现的派别,发展到当今活跃在各国和欧盟政治舞台上的政党,政党政治无处不在。政党是组织和动员社会的主要政治力量和政治组织形式。政党政治以竞争为主要手段,以掌握政权为主要目的,在多数西方国家建立了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的政党体制,使不同的社会利益和诉求在竞争中得到表达,并借此保持政局的相对稳定,防止执政党腐败,并提高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在竞选中获胜的政党不仅可以通过执政地位贯彻自己的政策主张,而且可以获得立法的优势地位,从而影响国家发展方向。因此,政党一般将其工作重点放在选举活动上。为赢得选举胜利,各政党都全力以赴,推选候选人,制定竞选纲领,筹集竞选经费,想方设法进行竞选活动,以赢得选民支持。选民也通过对于执政党的选择表达自己的意愿。但是,由于选票政治需要调动大量的资金用于拉选票,所以它实际上已经脱离了人民的意志而成为资本和利益集团的工具。
2.三权分立政治组织结构 。现代西方国家议会制度的核心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独立,相互制衡,其根本目的在于使政治权力受到有效控制。但是,在当今西方社会,“三权分立”已经不能准确地反映社会政治现实,媒体的独立地位和广泛影响力已经为其赢得了“第四权力”的称号。同时,在所有权力机构中,议会的作用也相对突出。议会又称国会,是现代西方国家的代议机构。它由人民通过普选产生的代表组成,以“表达全体人民意志”自居,一般享有立法权、预算权和行政监督权,因此地位十分凸显。以“议会制”国家英国为例,议会是英国的最高立法机关,议会负责制定、修改、补充和废除法律;议会是行政权力的来源,一旦议会通过对内阁的不信任案,内阁必须辞职;议会还负责审议和批准政府的财政预算和财政决算。
3.政治上相对“中立”的职业文官。文官是职业公务人员,与通过随执政党更迭而获得任命的“政务官”不同。该制度为东印度公司从中国引入加以改造,以防止“政党分赃制”的弊端。其基本特征包括:公开考试与择优录用、严格考核与论功行赏、无过失终身任职、在政党政治方面保持“中立”等。职业文官是西方国家权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比利时从去年6月13日国会选举无法产生绝对多数后,无政府状态持续超过一年,刷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尽管没有政府,但比利时政局仍然稳定,各项工作仍有条不紊地进行,其根本原因在于文官体系的支撑。
二战之后的西方国家制度是主权国家边界内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相互促进、彼此制约的系统。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1944)一书中的认为,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关键在于经济与社会和政治力量保持内在关联和有机协调,而脱离社会约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终难逃危机的厄运。
波兰尼的贡献在于,指出在市场经济不断扩张的同时,社会也会奋起保护自己,各种反对市场的力量不断对市场原则的扩张进行抵抗和限制。社会保护运动的宗旨在于重新实现社会对市场的控制,或将市场的作用限制在社会能够控制的限度内,避免市场的恶性膨胀导致人类社会走向自我毁灭。市场越是发展,社会就越是试图保护自己。一旦社会保护本能启动,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就会增大,社会保护运动会直接冲击市场发挥效力的体系,并最终摧毁所谓的自我调节的市场。自我调节市场的扩展和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共存与矛盾运动构成波兰尼特别关注的社会“双向运动”。
在波兰尼看来,市场经济绝不是自然产生的,是国家把分割的地方市场统一成国内大市场。同时,国家也从市场自由化方向获得资源和力量,并伴随市场而共同成长,是商业革命引发的新创造。市场是必要的,但是市场必须嵌入社会之中,与社会保持和谐发展,而国家则应当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积极和重要的角色。市场的发展、推动与调节都需要国家的帮助。受损的市场自我调节导致了政治干预。当贸易周期无法实现,就业也无法恢复……政府就必须对这种紧张作出反应。国家采取干涉行为的程度取决于政治领域的格局和经济不景气的程度。同样,解决市场化发展所引起的问题同样也需要国家的作用。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张力关系,国家在市场和社会的“双向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国家通过引入新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来限制市场的扩张和社会的反对力量,以保证社会正常的秩序。简言之,真正的市场社会需要国家在管理市场方面扮演积极角色。因此,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的关系是相互制约的。
波兰尼对于西方社会的观察是富有深刻洞见的。今天世界发生的一切似乎都在显示,波兰尼所描绘的“19 世纪的社会和政治历史看上去又要重演,不同的只是今日的舞台已经大大扩大了”。 波兰尼的分析反映的是以民族主权国家为边界的时代特征,而自我调节的市场机制已跨越国界,经济全球化运动正以惊人的速度在世界范围内快速扩张。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经济生活,把世界各国纳入了一个统一市场和统一行为规范下的经济体系之中。经济活动在扩大的边界内进行,但是社会和政治活动却仍然局限在民族国家的边界内,对市场的肆意行为无法形成制约。西方社会花费了几个世纪才形成的三者相互制约的体制就这样出现了失衡和不对称的状态。具体来讲,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大利益集团。从20世纪90年代起,跨国公司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行为主体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私人资本不仅富可敌国,而且权可敌国。跨国公司在公司经济规模、雇员人数、经营地域发展战略等方面的迅猛发展,使其成为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主要组织者和承担者。在经济、政治的各个领域,跨国公司正在越来越多地代替传统的民族国家行使各种权力。跨国公司逐渐脱离国家,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行为者,它们要国家在国际上代表它们的利益,却通过向国外转移资本而摆脱国内的再分配义务。为了维护公司利益,它们往往通过各种手段或直接或间接地对民族国家的政府施加压力,影响政府的决策。作为利益集团的典型代表,跨国公司对政治决策过程进行广泛介入,已成为现代民主体制中重要的利益协调者和社会动员者。欧盟内利益集团的游说对象不仅包括国家和超国家两个层级的议会,也包括专家小组,还包括欧盟委员会或部长理事会。美国的利益集团为了左右政府决策,常常使用内部游说、影响选举、外部游说、提起诉讼等几种主要策略对议会、行政和法院施加影响,参与美国的立法过程、行政决策和司法审判。
2.力量失衡导致的贫富不均日益加剧。强势和全球化的资本与弱势和民族化的社会力量之间的不对称关系导致分配领域里权力向资本大幅倾斜,并进一步导致全球范围内的贫富悬殊,西方发达国家也未能幸免。据统计,英国最富裕的10%人口的人均资产价值为85.3万英镑,最贫穷的10%人口的人均资产只有8800英镑,相差几乎100倍。美国0.1%高薪族占据了全国总个人收入逾10%,他们平均每年收入逾170万美元。相反,基层人员的收入数十年来不升反跌,造成美国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收入差异。在2008—2009年间,法国最贫困家庭的生活水准持续下降;而同期,那些最富裕家庭的收入却继续上升。底层生活水准下降的同时贫困人口也随之增加,共增加了33.7万人,达到817万。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法国人增加了0.5%。市场机制将劳工和移民带出了世代生存的土地,去追逐工作和富裕,从而加剧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失衡的局面,积累起越来越多的社会不满情绪,罢工抗议浪潮迅速席卷欧美各国。英国《独立报》评论认为,这些抗议行动预示着自1968年革命狂热以来最大规模的公众反抗斗争的开始。“占领华尔街”运动现已蔓延到美国多个城市。这场抗议活动受到了“阿拉伯之春”抗议运动的启发,目的是反对经济不平等和1%的特权阶层。它的口号“我们都是99%”现在已经为全球各地这类行动团体所采用并有进一步向全球扩散的趋势。
3.政治制度出现空前重负。全球市场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力量失衡引发的各种问题在许多西方国家变得越来越突出,政治制度出现空前重负,经济社会和政治相互促进和制约的格局变成了相互抵消和限制的格局。
首先,欧洲福利社会通过影响政治而获得的经济福利由于资本的外流和全球性的竞争而难以为继。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要通过寅吃卯粮、高筑债台来维系入不敷出的福利财政,另一方面又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抑制过高的劳动力成本,使本国的产品恢复国际竞争力。这种处于腹背受敌的状态,引发了大量的社会不满和抗议,从而加剧了政治制度的脆弱。
第二,反映社会情绪的媒体加入了批评政府的行列,并且通过优化了的传播媒介和渠道,使对政府的批评能够快速扩散、加倍放大,有时产生“蝴蝶效应”。在德国,媒体对默克尔政府政策的诠释极大地削弱了她的执政能力,她领导的政党已经在六次地方选举中失利,基民盟及基社盟目前在选民中的支持率跌落到32%。英国媒体对政府也批评不断,认为联合政府面临着内忧外困:经济疲软、医疗保障制度和刑法制度改革的急速转变、利比亚战争等使得局势对联合政府来说十分困难。有调查结果显示,英国民众对反对党工党的支持率为41%,对执政的保守党的支持率为35%,对执政联盟中的自由民主党的支持率为13%。在欧盟其他国家内部也孕育着各种不满情绪,包括对北约军事力量的过度使用。可以说,由于多重社会失衡的出现,西方社会内部的多重不满也在生成和蔓延。
第三,极右翼民族主义抬头,在选举中得票率不断上升。当国家化的政治力量难以应对全球化的市场时,一种选择就是重新固化民族国家的边界,重弹狭隘民族主义的老调,进而制止外来移民的涌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实行保护主义政策等。还有一些极端势力采取更为激进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从伦敦骚乱到挪威袭击爆炸事件,这些都表明整个西方社会矛盾凸显,民众不满情绪已经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
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许多国家纷纷组建或发展区域性经济集团,走区域一体化道路。从一定意义上说,欧洲联盟成员国希望通过一体化形成一种新的有保护的边界,一方面通过欧盟大市场的建立,使资本和市场的力量获得比民族国家更大的自由活动空间;另一方面则对外采取保护措施,对内力促提高竞争力,让欧盟市场内的社会和经济力量重新达到某种程度的平衡。欧盟的组织结构恰恰体现了经济、政治和社会力量不平衡的状态。 具体地体现在各个不同领域里的不同权能。
1.欧洲经济一体化。欧洲一体化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通过一体化、关税同盟和共同市场的建立,放大了欧洲国家的经济边界。特别是关税统一,明显有别于外界的“欧洲经济”区域开始形成。同时,在农业、竞争政策、对外贸易等领域建立共同政策,为各国间的商品流通提供保障。其次,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欧洲单一法令》在共同体的新边界内建立了统一大市场,促进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的流通。最后,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建立。欧元的启动意味着货币层面的一体化最终实现。此外,欧盟还设立了欧洲央行与央行体系,并确立了四项标准,以规范通胀率、财政赤字、汇率与长期利率。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化,使成员国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逐步向欧盟一级转移和共享主权权利,基本完成了经济力量对传统国家界限的突破,使得经济要素能够在大欧盟的范围内重新配置,从而创造新的财富。这一经济规律也是欧盟不断扩大的内在逻辑。
2.欧洲政治一体化。作为一个里程碑式的条约,《罗马条约》在政治上完成了欧洲一体化目标、内容、机构及其职能的最初设计。从《罗马条约》到《里斯本条约》,欧洲政治一体化在不断推进。从某种意义上讲,欧洲一体化是一个政体创建的过程。但是,政体创建却远不像共同市场建设那样顺利。民族国家作为最终决策者的力量一直在影响着主要权力向欧盟的让渡。在这种情况下,欧盟采取了多种妥协形式,设立权能不同的各种政治机构,以应对一体化程度不同的各种功能领域,如在对外经济贸易领域里具有超国家权力的欧盟委员会、欧洲法院,在各种决策中实行一票否决的各成员国政府和部长理事会、名义权力的增长超过实际权力增长的欧洲议会,以及保留了多种权力的各国政府,及正在发挥作用的次国家机构、私人机构、非政府组织等。与经济力量相比较,欧盟的政治架构显得分散和杂乱,往往很难形成对经济力量产生促进或制约作用的合力。
3. 欧洲社会政策。欧盟的民族福利国家制度与统一大市场体制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常常出现相互抵消的势力。市场的扩大本来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就业岗位的创造和经济福利的提升。这些积极的现象在欧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都曾经出现。特别是早在《罗马条约》中就预先将“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以及“不断改善生活和就业条件”作为一体化发展的目标,在此后的发展中,欧盟又不断地提高社会政策目标,强调对于劳动者的保护,在工人的生活条件与工作条件的改善,健康与安全,工资平等,同工同酬,事故与疾病的预防等方面做出了规定,在职业培训、成人教育等方面提出具体的政策要求,致力于“共同欧洲社会模式”的建立,但是,由于社会政策领域最核心的权力——通过国家税收手段和社会保险方式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再分配,依然留在民族国家手中,而民族国家的社会组织也是通过向本国政治制度施加压力而获得利益,这种游戏规则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经济产生了严重的脱节。
如前所述,二战之后的西方政治体制是主权国家边界内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相互促进、彼此制约的体系。经济全球化打破了边界的限制,欧洲一体化则试图建立起新的边界,使失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重新达至平衡。但是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却呈现出了不平衡发展的状态。欧洲一体化是经济的巨人,政治的矮子,而社会对经济来说仅仅处于补充和从属的地位。对于欧共体早期成员国而言,政治一体化是一个比经济一体化更高的战略目标。欧洲的战略家们的意图是在更高的层面上创造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平衡的体制。但事实上,这个过程要比“规划”艰难的多。所以就根据不同的功能领域而形成了多层治理的、 “特殊体制”和在许多领域里都没有通过政府进行治理的特殊的“欧盟治理”模式。这种治理体系仍处于动态发展之中,且非常软弱。一方面,由于多个行为体参与决策过程,且成员国国家利益各有不同,加之缺少权威的政策制定中心,欧盟以寻求共识为主的决策过程困难重重、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决策权的多层面和多领域分配使其很难接受民主监督,合法性缺乏问题一直困扰着欧盟。
但是,由于经济权力的转移,欧洲传统的民族国家也无法像过去那样行使职权。在本质上,欧洲国家的政党政治有与美国相类似之处,各党派可以为了选票,不顾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在削减赤字、加税和增加债务上限的问题上争论不休,也为了选票实行债务财政,寅吃卯粮,将危机尽量拖延给下任政府。但是欧洲与美国不同点在于欧盟的存在和民族国家权力的削弱和转移。
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化,统一的欧洲大市场逐渐形成,欧洲联盟的经济职能不断扩张,而相应的政治职能和社会职能却仍掌握在民族国家手中。尽管欧盟所介入的政策领域的范围随着一体化的发展大大拓宽,但总体而言,欧盟介入程度还远未达到主权国家政策领域的深度和广度。例如,与欧元统一共同货币政策不相称的是,欧盟目前实行的仍是分散化的财政体系安排,区内财政政策的各项功能主要是通过各国分散化的财政政策来实现的。其中的结构性问题在于:欧盟和欧元区的经济动力要求更加统一的政治支持,而政治动力却必须来自于利益不同且组织分散的成员国。因此法德两大国这对“欧盟的双引擎”总是要作为推动欧洲一体化继续发展的动力,否则欧洲发展缺乏了政治动力就会陷入更大的失衡。
上面讲到,进一步实现政治一体化的社会代价在现阶段是巨大的。这个状况在欧盟发展早期是相反的。在外部经济条件良好的情况下,欧洲的扩大和社会都意味着机遇的增多,资源的配置合理和福利的增长,不仅资本获利,而且民众的福利也可以增加。但是目前的情况是:在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福利支付方式很不同的欧盟成员国之间寻找平衡,而习惯了传统组织方式和社会福利的各国民众并没有产生均贫富的“欧洲认同”,也没有强制性的政治力量可以强行执行,法德领导人,以及所有支持财富以某种方式转移的政治领导人都会面临社会反对力量,从而形成了一个难解的“结”。
所以,从结构上来看,西方发达国家(这里主要介绍的是欧盟,北美问题虽然简单,但性质雷同)的病根在于市场边界的扩大带来的传统国家边界内部经济政治和社会力量的失衡,实行西方民主制国家的选民为了自身的利益通过选票向政府施压,但是政府支持、规范、干预大市场的能力都被削弱了,这中间就出现了断裂。有些政府选择支持本国大企业到世界市场上竞争,这将加剧世界经济和政治的紧张局势,出现类似波兰尼描述的世界大战前的态势。我们预测,在世界各种力量找到制度平衡之前,西方社会要面临15-30年的调整动荡期。
欧洲国家试图通过一体化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若干挑战,但是欧盟体制应对危机和冲击的能力却非常有限,政治和社会体制改革面临多重问题。选票政治在民族国家内已困难重重,而欧盟治理体系的局限及其权能的不足则将制约欧盟的未来发展。建立适应大市场的大政府,使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关系重新达到相互平衡的状态还任重道远。欧盟在未来很有可能还要经历很长时间的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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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社会保险制度,是指由法律规定了的、按照某种确定的规则实施的社会保险政策和措施体系。社会保险属于社会性事业。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我国建立长期护理社会保险制度的障碍因素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由于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和家庭结构的变化,我国现在正面临很大的长期护理费用压力问题。因此,在我国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可行性问题也被摆上台面。笔者经过分析发现,长期护理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在我国会面临六个方面因素的阻碍。对此,笔者得出了应根据我国实际情况,采用循序渐进的办法逐步建立护理保险制度的结论。
关键词:长期护理保险;社会保险;障碍因素;可行性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人口老龄化进程正在逐步加深。2010年末,我国城乡失能老人达到3 300万人,其中有1 080万完全失能老人。据人口老龄化趋势预测,到2015年,中国失能老年人将达4 000万人[1]。如此庞大的失能老人数量不仅带来了护理服务供给的巨大压力,也带来了医疗费用、护理费用增长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护理保险制度作为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讨论。
(一)长期护理保险
一般来说,长期护理保险指为那些因老年、疾病或伤残导致丧失日常生活能力而需要入住专门的护理机构接受长期的康复和支持护理或在家中接受他人护理时发生的各种费用予以补偿的一种保险[1]。长期护理保险与各种医疗保险一样也属于健康保险的范畴,但医疗保险仅仅在于解决患者的治疗、康复费用以及短期住院护理费用问题,而长期护理保险则是针对需要长时间护理的人群,尤其是需要护理的失能老人。
长期护理保险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类属于社会保险的范畴,是国家提供给居民的公共物品,是国家福利制度的一部分,具有强制性和福利性特征。另一类则属于商业保险范畴,其本质是商业保险公司与被保险人签订的,目的在于转移长期护理费用风险的保险协议(保单)。
(二)长期护理社会保险的要素
1.参保人
作为社会保险的护理保险制度应具有强制性,即通过法律规定应该参加的人群范围,以保证制度覆盖面。而且,只有在参保人达到一定规模后,才能够体现出“大数法则”所带来的责任分担效应。在德国,《护理保险法》规定了“护理保险跟从医疗保险”原则,即所有医疗保险的投保人都要参加护理保险;而在日本,政府举办的护理保险则强制要求40岁以上的公民参加。
2.资金筹集
作为一种社会保险制度,多主体分担是形成长期护理保险基金的主要手段。比如,德国的护理保险资金由政府、企业、个人三方负担,其中政府承担1/3以上;企业与个人负担较小,护理保险税按照投保人的收入计算,税率固定为1.7%,一半由投保人支付,一半由雇主支付。
3.待遇支付方式与护理服务体系
在德日的护理保险制度实践中,其待遇支付方式与其他社会保险有着明显的区别,即以直接提供服务为主,现金支付为补充。这样的给付方式能够有效地提升资金利用效率,防止资源浪费。在服务的实现方式上,无论是居家护理还是机构护理都被囊括在了支付范围之内。护理保险待遇的支付需要有健全的高水平的护理服务体系作为依托。如果没有可靠的覆盖各类群体的护理服务的提供,护理保险的设立就没有意义。
(一)经济基础和公共财政能力限制
一项保险制度的确立首先要看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否能够支撑这一制度。德国在1994年颁布了社会保险法,当年德国GDP达到了2.15万亿美元,人均25 860美元。2000年日本开始实施护理保险,人均37 291美元。相比之下,2013年我国GDP折合美元9.31万亿美元,但人均只有月6 767美元,排名世界第89位,远低于德日的水平。①社会保险的特点之一就是需要政府的强力支撑。我国的公共财政能力不足也造成了对护理保险制度建立的阻碍。②
(二)财务阻碍因素
1.缴费能力不足
雇主与个人缴费是形成护理保险基金的重要来源。判断护理保险的财务可行性首先需要从精算平衡的角度来考察。一项研究指出,在现收现付制的情况下,如果月人均给付水平在1 000、800、500元人民币时,2014年度护理保险费率应分别达到16.24%、12.99%、8.12%才能保证基金的收支平衡,这基本相当于我国现有的医疗保险费率,无疑会给缴费者增加很大的负担[2]。然而,2013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 89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 955元。但同时,我国养老机构的费用大致在500―2 500元/月的范围内,其中收费在1 000元以下的根本不能承担对失能老年人的长期护理。从这里就可以大致看出我国居民收入与长期护理费用之间的矛盾。
2.社会保险费率过高
与护理保险费率较高问题相矛盾的是我国现有的已然畸高的社会保险费率。至2013年,我国各项社保缴费的总费率平均在40%以上,其中个人缴费率达到11%。相比之下,大部分发达国家的费率却和我国的水平相当,甚至较低。比如法国社会保险费率合计为45.04%,德国为41.53%,瑞典为30.43%,而日本这个数字仅为25.24%[3]。因此,护理保险财务平衡所需的较高费率与我国已有的高费率之间形成了巨大矛盾,再加之我国雇主和居民缴费能力不足,这就造成了我国建立强制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会面临巨大的财务障碍。
(三)社会保险体制碎片化
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险体制存在碎片化的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护理保险制度的建立。德国和日本都实行了护理保险跟随医疗保险的原则,用国家强制的方式确保了护理保险参保率。在我国,现有的医疗保险制度分为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此外又有“大病保险”予以补充,这些医疗保险制度相互独立,内部机制也各有不同,统筹层次差别很大,这就给“护理保险跟随医保的原则”带来了天然的不便。 (四)缺乏健全的社会护理服务体系
1.机构护理服务供给短缺
一方面,我国从事老年人护理的养老院、护理院的床位供给在总体上是极度短缺的。根据民政部《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统计,截至2010年底,全国各类收养性养老机构为4万个,养老床位仅为314.9万张[4],而同期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就已经超过1.77亿,全国养老床位总数仅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78%,不仅低于发达国家5%至7%的比例,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2%至3%的水平。
2.居家养老护理服务发展缓慢
相较于专业性很强、价格昂贵的机构养老服务,社区居家养老成本较低、占用人力资源和土地资源少,在目前财政能够用于养老事业的资金有限的情况下适合大规模推广覆盖,利于节省护理费用。此外,居家式养老更加符合我国传统“孝”文化伦理,易于群众接受。在德国,护理保险所包含的护理服务就分为在宅护理和住院护理两大类。
3.护理服务标准化建设滞后
前文中提到,护理服务标准体系对于护理保险制度的健康运行具有重大作用。但是我国目前的护理服务标准化体系还未完全建成,还没有类似老年人能力等级评价标准、护理等级评定标准等国家强制性标准的出台。护理服务标准化工作的滞后直接导致了护理保险无法根据被保险人的失能等级来判定支付方式和水平,无法根据护理机构的服务质量判断资金的使用效果。
(五)法律强制力较弱
社会保险的覆盖面需要由法律强制来实现。护理保险的建立同样需要国家通过强制力来保证参与率。我国的《社会保险法》中并没有规定护理保险的相关内容,而且即便是其他保险的具体实施办法也只是有各种行政条例所规定的。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更是存在很多不交、少交保险费的行为。所以,法律强制力较弱也给长期护理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带来了很大障碍。
(六)社会阻碍因素
1.传统养老观念的影响
在我国农村地区,“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依旧根深蒂固。如果儿女将老人送去养老院会被许多老人认为是“不孝”的表现。传统观念的影响导致了很多家庭不愿参与社会化的养老护理服务,而更偏好于家庭养老。但是随着我国家庭养老护理功能的减弱,其养老责任必然要向社会转移,这就要求逐步削弱这种传统的养老观念。
2.居民保险意识薄弱
目前,在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实践中,存在很多因保险意识不强而漏缴少缴保险费,甚至退保的行为。尤其是在农民工群体中出现了养老保险退保潮。居民退保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但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退保人只注重眼前利益,盼望多拿工资,而对自己几十年后的养老问题并不关心。我国较高的保险缴费率也使参保人形成了保险“不值”的心态。
随着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养老护理费用支付的问题迫在眉睫。但是,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对长期护理社会保险制度的立刻建立形成了巨大阻碍,强制性的长期护理保险在我国的可行性不强。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不应照搬德日的护理保险制度,而应采用循序渐进的手段,逐步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护理保险体系。具体工作应包括以下几点:首先,应加大对商业性护理保险的政策优惠,鼓励商业护理保险的开展,在促进高收入群体解决护理费用压力的同时增强社会对护理风险的防范意识;其次,应加强顶层设计,逐步解决我国现有养老保险体系碎片化和高费率问题,之后再着手建立护理保险制度;再次,护理保险制度可先从缴费能力较强的大型企业职工群体中以及东部发达地区开始建立;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应大力完善我国的养老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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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西方市场经济伦理思想逐渐形成于欧洲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蜕变的时期。这一时期西方市场经济伦理思想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宗教背景、经济背景、政治背景、伦理背景。
论文关键词:市场经济;新教改革;功利主义
无论从中国的孔孟,还是从古希腊的色诺芬和亚里士多德开始,中外经济伦理思想可谓是源远流长。然而,假若单纯地追溯“经济伦理”这一名词的历史,则会发现它首次出现在20世纪初德国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书中写到:“17世纪这个伟大的宗教时代遗留给其后的功利主义时代的,首先是一种惊人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伪善的获取金钱之心,只要采取的行动是合法的,于是,‘总非上帝所悦’的思想便踪影全无了。…‘一种独特的资产阶级经济伦理已经形成。”…韦伯书中的资产阶级经济伦理与我们现代所言的市场经济伦理并非同一个概念,但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渊源。市场经济伦理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而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式最初是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因此,追溯市场经济伦理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必然追溯到市场经济产生的背景和西方资本主义生成的背景。由此,人们在寻寻觅觅、多方论证的基础上认定亚当·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是现代市场经济伦理思想的滥觞。周中之教授在他与高惠珠合著的《经济伦理学》中就认为:“现代经济伦理学思想的发端可追溯到18世纪著名思想家亚当·斯密。”_2斯密“充分肯定人对正当自利的追求”,认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下互利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道德准则和应有的伦理秩序”。而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实际出现在韦伯的“经济伦理”概念提出之前大约200年。那正是西方市场经济开始发展时期。斯密经济伦理思想的形成与他生活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在此,让我们摈弃斯密的个人背景和人生经历,翻开西方中世纪后期的历史,寻求市场经济伦理思想产生与发展的社会背景。
一、宗教背景
恩格斯曾经指出,一个社会的发展是社会各方面合力作用的结果。他揭示了社会系统发展的复杂性。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等各方面总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16、17世纪在英国、荷兰、法国等经济发达地区兴起而后几乎传遍整个西欧的新教改革之所以触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宗教改革也并非只具有宗教上的意义。它对政治、市场经济及其经济伦理的发展都具有巨大的潜在的影响。在此,我们试图说明新教改革这一宗教背景为市场经济伦理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宗教环境,有利于市场经济伦理的形成。
首先,新教宣称只信仰上帝,认为上帝与教会不是等同的概念。传统__认为教会是上帝与人之问的中介,人们只有通过教会才能接近上帝。因此,中世纪“黑暗时期”教会具有绝对权威,不仅控制人们的精神世界,甚至凌驾于王权之上,采取愚民政策限制一般世俗人接受教育的机会,严格规范人们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各种细节,竭力杜绝与宗教教义不相容的思想与行为。但到了16世纪,以路德和加尔文为代表的新教改革兴起。新教拒不承认一向被推崇为__世界精神领袖的罗马教会的权威,认为《圣经》中神的启示才是唯~最高权威,人只要通过诚心诚意的对上帝的信仰,和上帝的“义”发生了联系,就能得到神的启示。由此,新教将上帝与教会分开,虽然仍要人们信仰上帝,但已摆脱了中世纪欧洲宗教神权统治时期教会对政治、经济生活的严格控制。
其次,新教肯定了从事物质生产的世俗活动的道德意义。新教教义的核心即“天职”观念,提出上帝所接受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用修道的禁欲主义超越尘世道德,而是要人完成每个人在尘世中所处地位所赋予他的责任与义务,这是他的天职。必须尽自己的一切努力,以履行自己的世俗责任。而“一项职业有用与否,因而它受上帝的青睐与否,主要从道德角度衡量,因而也就是从这项职业所产生的物品对社会的重要性如何的角度衡量。”
第三,新教并不排斥对财富的追求。在古代中国,对商业的反感主要是通过儒家表现出来,而在中世纪的欧洲,对商业的反感则主要是通过__表现出来。__要求人们安于贫困,阻止商人去心安理得地发财致富,并且认为商业经营与宗教教规不能调和,追求财富会使人陷入贪婪的境地。托马斯·阿奎那就认为,外来的客商会使任何人民的道德受到腐化。因为当商人想要增加他们的财富的时候,其他的人也会充满着贪婪心理。如果市民专心于做生意,他们有作出许多恶事的机会。商人则因离开手工劳动,享受舒适生活,而身体软弱、心灵委靡。为了这个原因,~个国家对它的商业活动,应加以限制。而新教认为“假如上帝为他指出一个盈利的机会,一个忠实的信徒必须利用这个机会以遵从上帝的召唤,你可以为上帝劳动致富,但不能为肉体的罪孽而致富。”J不仅把人们获得财富的冲动合法化,而且把它直接视作上帝的旨意。把人们获得财富的要求从传统__伦理中解放出来,同时对勤劳、节俭、守诺、诚信等给予了积极的道德肯定。
由此,一方面,新教改革客观上缓解了宗教对人们追求利益的精神约束与伦理压力;另一方面,新教伦理的这种天职观念曾一度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从而促使市场经济伦理的形成。
#p#副标题#e#
二、经济背景
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伦理孕育与发展的土壤。在欧洲,市场经济从萌芽到成为普遍的经济形式经历了几个世纪。由于欧洲封建社会实行分封制,国内分布着大大小小庄园。庄园经济是互相隔绝、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庄园内,贵族领主对隶农们具有经济、政治、司法等一系列权利,而隶农们则在各个方面依附于贵族领主。因此,一个个庄园俨然是一个个小王国,各庄园主依靠自己拥有的土地割据为政使王权削弱。
逐渐地,在中世纪欧洲历史中出现了—些游离于庄园之外的人。比如在饥荒或战争期间离开故乡谋生的人,或者庄园不能再提供给土地的那些有过多子女的隶农的次子、幼子们。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人离开庄园后,以做一些手工制品出售给附近的居民们为生。另一部分人则从事商业活动,根据需要,从—个地方把粮食等物贩卖到另—个地方。他们往往会在平常来往人流较多的地方进行着一次性交易。由此,作为现代市场最早雏形的集市得以逐渐发展起来。随着集市贸易的发展,在集市地点或附近开始有—批长住的居民,他们沿道路修建房屋店铺,夹道的房屋为来往商旅行人提供饮食住宿等相应的服务,具有_定规模的手工业和商业的社区形成了。丽社区一旦形成,居民们为了自身的防御需要,就会建造城墙以保卫自己。于是,商业城市逐渐出现。新兴商业城市则利用自己手中积累的货币建立并维持自己的军队,并通过战争或通过同封建主进行谈判以赎买的方式取得城市的自治权或争取得到独立的地位。“但就全国范围来讲,城市不过是这块版图上的若干个点……全国广大地区仍被大大小小的封建主割据着。乡村表现为‘面’、‘点’与‘点’、‘点’与‘面’的贸易还受到限制。”为实现贸易自由,城市力量支持王权夺权成功,国内统一市场形成,商品生产、商品贸易得到较大的发展。
l7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后,主要工业相继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以工厂制取代作坊工厂制和手工工厂制,使商品生产在西欧逐渐成为普遍的经济形式。到了18世纪整个欧洲已进人商业的世纪,商品市场在各国形成。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自由、平等、互利的经济交换关系决定了自由、平等、互利的市场经济伦理关系的产生,这种市场经济伦理关系反射到人的意识中便形成了以自由、平等、互利等为内容的市场经济伦理观念。
三、政治背景
新兴城市力量支持王权消灭了封建主割据之后形成了以国王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府。于是,在中世纪末期的欧洲,民族国家相继诞生了。“一个前所未知的新社会集团,即市民阶级或资产阶级出现了,一种新的生产财富的方式开始流行。”新兴起的专制主义的国王们既需要资产阶级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又要建立自己在国内的专制统治,要求资产阶级对自己俯首帖耳,任自己拿走很大比例的财富。所以,此时国内市场虽然统一了,但城市的自治权不复存在。城市为斗争的需要而凝聚市民力量已不再重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中有权势的富人与上层人物不再有意模糊市民之间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地位的差别。资产阶级从一般市民中分离出来,他们不满足王权给他们带来的经济利益,不愿再忍受国王政权凌驾于自己之上,对自己诸多限制、诸多干预,要谋求政治上的充分权利。16世纪后期荷兰资产阶级通过武力斗争的方式推翻了西班牙国王在荷兰境内的封建专制的统治,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17世纪后期、l8世纪后期,英国、法国先后成立资产阶级政权。到了19世纪,意大利、德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相继建立了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之后,理所当然地要保障商品经济关系的运转,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扫清道路,建立起市场经济伦理体系。
四、伦理背景
从伦理学史看,中世纪的欧洲(主要是西欧)以__伦理学占统治地位,主要代表人物是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奥古斯丁认为天国和尘世是对立的,主张上帝是道德的源泉和标准,而尘世的一切都是罪恶的.据此提出服从上帝,抛弃现世的禁欲主义原则和规范。在个人和社会关系上,托马斯·阿奎那则贬低和抑制个人的利益和自由。长期的人性压抑伴随着中世纪走过漫漫长路终于迎来了人性解放的时代。当中世纪末期社会生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潮兴起。人文主义者把个人主义作为自己伦理思想的出发点,强调个人的至上性,批判禁欲主义,宣扬感性幸福的享乐主义。人文主义思想家并没有建立起完整的伦理体系,但已为对中世纪的伦理思想的批判理清了道路,为资产阶级伦理思想的兴起奠定了基础。随后,当物质财富在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中结出累累硕果,宗教的根就慢慢死去,逐渐让位于世俗的功利主义。从l7世纪的培根、霍布斯、洛克,到l8世纪的爱尔维修、费尔巴哈、亚当·斯密,到l9世纪的边沁、穆勒,古典功利主义应运而生。古典功利主义根据新兴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来重新调整或制定社会道德原则,从人的趋乐避苦的本性出发来论证道德的基础,认为凡是能带来快乐的就是善的、道德的,凡是带来痛苦的就是恶的、不道德的;快乐与痛苦两种力量决定人们的行为;功利是善恶的标准;强调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一方面论证了人追求自利的道德正当性,另一方面试图论证利己、利他及利公关系上的统一性,认为利己行为增进社会福利,具有利他、利公性质,强调社会利益是最大功利。
然而社会利益与自我利益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很难依靠个人的力量掌握。从西方市场经济发展过程来看确是如此。在现实的生活中,人们总是较容易将利已作为自己行为的最大功利原则。各种企业的不道德行为不断被媒体曝光却一直不能杜绝。人类社会发展到21世纪,市场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市场经济中生成的道德原则已被人们泛化到社会非经济领域。经济伦理问题日益呈现出复杂化。因此,理清市场经济伦理思想发生与发展的脉络,将有利于经济伦理问题更好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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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明确早稻适合湖北省秋种(翻秋)的品种特性,选择12个早稻品种,并以2个晚稻品种作为对照,考察早稻秋种齐穗期、产量构成及其与早稻自身特性的相关性。结果表明,在7月8日以前播种应选用两优287和金优402;7月8~18日播种应选用金早47或两优287;7月23日及以后不宜再进行早稻翻秋种植。荣优9号、湘早籼24以及晚稻五丰优T025在预设的播期产量均较低,不宜作为湖北省抗灾补救品种。早稻正常生育期与秋种产量呈负相关。播期越早应选择穗粒数较多、分蘖能力较强的品种,反之选择穗粒数较少的品种。早稻秋种应优先选择生育期较短的品种,同时还应采取适当的栽培措施促进水稻后期灌浆。
关键词:早稻;秋种;产量形成;生育期;相关因素
湖北省位于长江中游,是我国自然灾害多发省份之一,尤以旱涝灾害最为严重。受夏季风影响,每年4~10月均可能发生暴雨洪涝灾害,尤其是6~7月,降水频繁、雨量集中、暴雨多,是湖北省汛期降水的主要特点[1],而此阶段往往又是湖北省水稻生长的关键时期。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湖北省水稻生长季的降水发生了较大变化,表现为强降水发生频率增加[2,3],对水稻生产的影响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一方面给水稻生长、产量等带来直接影响[4,5],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水稻病虫害的流行等次生灾害[6]。
2011年,全省农作物受灾达438.08万hm2,以水稻、小麦、油菜受灾为主,影响最大。尤其是干旱造成的损失最严重,全省受灾面积达298.79万hm2,成灾面积130.13万hm2,绝收面积2.17万hm2,暴雨致灾63.91万hm2,低温冻害致灾67.71万hm2。但相对于2010年受灾程度较轻,全省种植业灾害损失达到90.8亿元。
为尽可能弥补自然灾害所致损失,生产上采用将当年收获的早稻种子作晚稻种,即“翻秋”的栽培方式,作为灾后晚稻缺种的补救措施。但早稻品种感温性强,作倒种春种植时,前期气温高,营养生长期会明显缩短,影响产量;如播种过迟,出穗开花期又容易遭受低温影响,增加不实率,甚至失收。为明确不同早稻品种秋种在湖北省的生态适应性,本试验以12个不同基因型和生态型早稻品种生育进程和产量构成特征为评价指标进行研究,旨在为湖北省水稻抗灾栽培提供技术参考。
参试品种共14个,其品种名及特征特性具体见表1。以晚稻品种五丰优T025和淦鑫688作对照。
试验于2011年7~11月在湖北省农业科学院试验基地进行。试验田土壤有机质25.82 g/kg,pH 7.57,碱解氮102.33 mg/kg,速效磷12.19 mg/kg,速效钾160.83 mg/kg,土壤肥力中等。试验田交通方便,排灌条件完善。各品种分5个时期播种,播种时期分别为7月8、13、18、23、28日。播种方式为点播,每穴2粒种子,行距25 cm,株距14 cm。各品种随机排列,小区面积4 m2,3次重复。
水稻成熟后,每品种按平均有效穗数取10株植株进行考种,主要考察有效穗数、穗粒数、结实率和千粒重等指标。另外于田间调查水稻株高,原则是选定中间行,连续测定15株,所得平均数据即为品种株高。同时每小区按平均分蘖选取3株测定水稻干物质量。
数据采用Excel整理,并采用SPSS 11.5软件进行方差分析和相关性分析。
除品种淦鑫688在各播期均不能正常抽穗外,其余品种在预设播期均能正常齐穗,但齐穗时期差别较大(表2)。其中播期为7月8日时,各品种中嘉育948齐穗时期最早(8月24日),其次是湘早籼24和两优287(8月28日),其他大部分品种均在9月3日才齐穗。播期为7月13日时,各品种的齐穗期差异较小,其中陆两优996、湘早籼24、嘉育948、两优287品种齐穗较早,其他均晚4 d齐穗。播期为7月18日时,与早稻品种相比,晚稻五丰优T025齐穗时期较晚。播期为7月28日时,各品种中仅嘉育948在10月份以前抽穗,其余均较晚,受后期光温条件影响不能充分灌浆。
由表3可见,同一品种在不同播期的产量不同。其中播期为7月8日时,各品种中产量达到最高的有6个,播期为7月13日时有2个,播期为7月18日时有4个,播期为7月23日时有1个,播期为7月28日时各品种产量均最低。嘉早309、淦鑫203、陵两优268、嘉育948、金优402和两优287在7月8日播种可达到最高产量,推迟播种则产量降低;金早47和五丰优T025在7月13日播种产量最高;中嘉早17和中早39在7月18日播种产量最高;湘早籼24则在7月23日播种才能达到最高产量。
在同一播种时期,不同品种产量差异显著。播期为7月8日时,各品种产量最高的是两优287,其次为金优402;播期为7月13日时,各品种产量最高的是金早47;播期为7月18日时,各品种产量最高的是中嘉早17。与早熟晚稻(五丰优T025)比较,早稻翻秋产量均较高,各品种在7月28日播种产量均极低,失去了种植的意义。另外一个参试晚稻品种淦鑫688即使在7月8日播种也无法正常抽穗,基本上没有产量(表3中未列)。
从产量上看,在7月8日以前播种,应选用两优287和金优402;7月8~13日播种应选用金早47或两优287;7月18日左右播种选用中嘉早17或两优287;7月23日左右播种则选用金早47和陵两优268;7月28日以后各水稻品种产量均较低,不宜进行翻秋种植。荣优9号、湘早籼24以及早熟晚稻五丰优T025在现有几个播种时期产量均较低,不宜作为湖北省抗灾补救品种。
由图1可见,正常生育期(表1)与水稻秋种产量呈负相关,即生育期越长,则秋种产量越低。其中播期为7月8日时,各品种的生育期与秋种产量相关性达到显著水平(P<0.05,n=13)。
由表4可见,播期为7月8日、13日时,各水稻品种产量与单株有效穗数和每穗总粒数呈极显著正相关,而与千粒重和结实率相关性不显著;播期为7月18日时,各水稻品种产量与4个产量构成因素均呈显著或极显著相关;播期为7月18日及以后,各水稻品种产量与千粒重和结实率呈显著或极显著相关,其中结实率与产量的相关性随播期的推迟而增加;7月23日、28日播种的各水稻品种产量与每穗总粒数呈弱负相关。
早稻秋种是弥补洪涝灾害稻田损失的重要措施之一,引用适宜本地区气候特点的早稻品种尤为重要。研究发现,嘉早309、淦鑫203、陵两优268、嘉育948、金优402和两优287受播期推迟产量减少,这些品种受生长高温的影响不大,而对低温较为敏感。中嘉早17、中早39、陆两优996、荣优9号以及湘早籼24对营养生长时高温比较敏感,7月13日以前播种齐穗期相对其他品种较迟,而在7月18日以后播种则齐穗期相对较早。湖北省6~7月份易发生涝灾,此时温度一般维持在30~35 ℃的高温[1]。由于早稻品种感温性强[7],因此早稻秋种栽培要特别强调适期播种,严格做到短秧龄移栽,尽可能充分利用后期的光温条件进行有效灌浆。
7月23日播种,早稻秋种产量较低,至7月28日播种,很多品种接近绝收。因此,灾年早稻翻秋在湖北省应控制在7月23日以前。
早稻不同播种时期的水稻品种翻秋产量与正常生育期呈负相关,说明自身生育期较短的品种更有利于翻秋种植时取得较高的产量。王文俊[8]的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结论,同时他建议采用陈种子以进一步缩短生育期。播期对翻秋产量的影响反映在产量构成因素。在7月28日播种,水稻产量与单株有效穗数相关性不显著,而在这之前播种均呈显著或极显著相关。说明7月28日后播种的水稻受光温条件影响,自身分蘖能力下降,品种分蘖力对产量影响较小,反之在此之前则影响相对较大。因此,在7月28日以前播种筛选翻秋早稻品种时应选择分蘖能力较强的品种。在7月23日及以后播种,水稻品种与产量每穗总粒数呈弱负相关(不显著),而与千粒重和结实率极显著相关,可见如需在7月23日及以后播种,不宜选择大穗型的品种。同时在栽培措施上应该重施基肥,适当加大栽插密度,争取单位面积上形成较多的穗数,以弥补穗部经济性状的不足。
[1] 黄建武.湖北省旱涝灾害的基本特征与成因分析[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2,11(5):484-489.
[2] 刘可群,陈正洪,张礼平,等.湖北省近45年降水气候变化及其对旱涝的影响[J].气象,2007,33(11):58-64
[3] 江志红,丁裕国,陈威霖.21世纪中国极端降水事件预估[J].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07,3(4):63-66.
[4] 蔺万煌,孙福增,彭克勤,等.洪涝胁迫对水稻产量及产量构成因素的影响[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1997,23(1):50-56.
[5] 李永华,高阳华,张建平,等.气候波动对重庆水稻产量的影响和对策[J].中国农业气象,2008,29(1):23-27.
[6] 许 红,刘 敏,苏清实.暴雨和洪灾对湖北稻区稻白叶枯病发生流行影响的研究[J].湖北植保,2001(4):11-13.
[7] 杨文钰,屠乃美.作物栽培学各论[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10-11.
[8] 王文俊.早熟早稻“4023”秋种救灾情况及问题分析[J].湖北农业科学,199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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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中央党校举办了中国科学社会主义界近十年来第一次研讨会——社会主义理论前沿问题高层论坛。会议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仍面临着严峻的生存问题:学科体系定位尚不清楚,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基本范畴、基本原理等不甚明确,组织基础严重萎缩。[1]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这个最基本问题的理解和把握有过深刻的论述,但从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发展的大战略角度而言,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进一步科学系统认知确乎成了制约社会主义长远发展的瓶颈。笔者认为,近代世界的发展是一个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的过程;商品经济阶段包括两种发展模式:资本主义模式和社会主义模式;两者在商品经济阶段是并行共存的关系,并非相互替代关系——当然资本主义由于自身的痼疾必将被共产主义取代,不过其时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开始向第三阶段发展,而社会主义同样会被共产主义取代。
第一,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是并行于商品经济阶段的不同生产方式,有助于深刻认识资本动力系统对推动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在近现代世界中,有些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未意识到自身正处于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的阶段,或者意识到却未能充分认识到资本动力系统对推动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而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愈益拉大。这说明深刻认识资本动力系统对推动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是广大后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社会转型的关键。
第二,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是并行于商品经济阶段的不同生产方式,有助于社会主义国家更新对资本主义是推动商品经济发展主要方式的认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长期着重于论证资本主义与时代发展的不相适应,强调资本主义已经到达晚期阶段。显然,资本主义短命论忽视其在商品经济阶段发展的长期性,忽视其肯定性发展仍将长期推动现当代世界的发展。相反,资本主义在商品经济阶段的长期存在论则极大地深化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拉近了社会主义对其学习、借鉴的距离。
第三,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是并行于商品经济阶段的不同生产方式,有助于深化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商品经济阶段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并行论认同并坚信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必然、两个绝不会原理,它注重的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分属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和共产主义在商品经济阶段出现的不可能性。强调资本主义对商品经济阶段社会发展的长期的推动作用,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同属商品经济阶段并与资本主义并行,共同推动这一阶段社会发展,从理论上说明了发展商品经济应当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头等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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