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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流动在推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加速城市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始于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而达到高潮。1989年以后,农民工流动的速度异常增快。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地提出:“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和相互促进的机制,推进农业向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转变。” [1]农业产业化的实施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使农业的整体效益得到明显提高,同时为农民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产生了一定的变化。农民工的流动一直是社会学家关注的焦点,本文从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这个现象,为了我们能全面的理解农民工进行这种流动选择时的出发点和利益考量。
在衡量人的社会地位高低时,最重要的就是职位地位。因此, 在当今社会中,人们往往通过改变职业而实现社会地位的改变。然而, 这个途径对于农民来说是相对困难的。农民阶层是一个具有很高稳定性的阶层,而且是一个只出不进的阶层。根据陆学艺的调查, 91.5%的农业劳动者受到祖辈的影响或者地域的影响,他们的职业一开始就是农民,其他阶层后期因为各种流动原因进入这一阶层的比例很低。农民在进入城市工作后,他们的职业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由农民变成了为城市的工人、服务者。从客观上看, 农民缺乏相应的技能,很难获得地位上升的机会,他们大多是城市工作中的临时工,城市的一系列制度对他们没有接纳, 所有的因素他们在城市生活中的不稳定。同时受到户籍身分的限制, 在城市工作职业流动过程中,社会地位没有达到量的累积。而对于原本就生长、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情况恰恰相反。城市居民在工作中成绩、贡献是可以不断积累的, 这种累积是他们在今后晋升时的基础, 这就产生了地位的上升。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拥有使用土地和分配土地的权利,同时对土地上的作物拥有自己的占有权。很多农民在农业产业化中,承包土地,在产品输出过程中成为老板的角色,做了个体经营者。不再受到城市身份户籍的限制。在农业经营中获得了地位上量的积累,达到了地位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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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争性政治”作为学术概念最初出现在美国“抗争性政治的无形学院”的新项目的议题讨论中。项目成员为了思考研究社会运动的新途径,采用“抗争性政治”这个概念来区分传统重视经济视角的马克思运动理论,并且突出国家的重要性,强调“抗争是政治性的,而国家是卷入其中的关键行为体之一。”在本书中,于建嵘先生对于西方学术界的“抗争性政治”也进行阐述,认为并不能奉行“拿来主义”,“西方学界的‘争议政治/对抗性政治’都预设了对立双方,然而国内许多社会泄愤事件是无法找到对立双方的。”在本书中,于建嵘先生认为抗争性政治是一种以政治的眼光对底层民众的制度化或反制度化行为进行解读的框架,并且是政治社会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构成部分。
作为国内政治社会学知名专家学者,本书既是于先生十多年来从事政治社会学研究的集大成,同时也是该学科领域前沿性的学术成果。“政治社会学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取向,它假定政治现象的本质是社会性的,同时社会现象具有政治意义。”结合时下国内社会处于急剧转型的关键期,政治社会学特别关注到民众对于现存体制的期望与体制所能满足其实际状况之间产生的张力,用政治社会学的独特视角与解读方式解构抽象的张力成为政治社会学的学科使命。本书作为一部学科理论专著,从“社会冲突”相关理论着手,将“集体行动”“维权抗争”“群体行动”“社会泄愤”“国家建设”“社会治理”等多个问题域摊开于读者面前,为政治学及社会学的学科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理论与经验资料。
在本书的导论部分,于先生便解释底层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印度史研究。这个学术概念始于1982 年古哈等六位研究南亚历史的历史学家所著《底层研究》第一卷,伴随着概念而确立了一种批判精英主义、强调“自主的”底层意识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作为一种新的社会观察方法,‘底层研究’要求给予普通民众在社会政治变迁过程中以新的定位,要求从底层的社会内部的结构解读底层政治的运作逻辑。”于建嵘先生在书中将他的底层视角总结两个坚持和一个注意:一是要坚持从个体出发,每一个社会都是由个体组成的,二是相信底层人群具有理性。其次要注意保持科学研究的中立姿态。底层视角的灵活运用成为于先生多年底层研究的得力工具,在理解国内一系列群体性事件中,底层视角的把握方法很好地帮助我们探寻事件背后的个人,社会和国家互动状态和机制。
在本书的主体部分,于先生向我们描述了三类群体性事件:农民的“以法抗争”、工人的“以理维权”以及“群体行动与社会泄愤”事件。于先生综合以往对于国内群体性事件的学术研究并加以反思,基于多年的底层研究资料累积,对三类事件的生发机制做出学术归纳:农民集体行动中的“以法抗争”特点,工人集体运动中的“以理维权”特点以及“群体行动与社会泄愤”中的心理机制特点,这成为我们理解现实发生着的群体性事件的有效理解框架。书中描述每一类机制的特点及形成机制十分详尽,其中印象深刻的是三类群体性事件中都涉及“自主性与权利意识的觉醒”。正如于先生在本书导论中说道:“他们拥有自己独特的信仰、文化价值观和抗争策略,并有明确的目标导向。”这是超越传统价值规范或者文化约束的新变化。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同”,追求大同社会是几千年的儒家梦,内化在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中。追忆大跃进时代,农民在自己的土地被集体化,工人在国有工厂被异化,直至改革开放,现代文明意识与宪政民主意识的传播,市场化冲击下,人们开始真正正视自己的权利(经济权、参与权等),并且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采取一些行动,不同于西方的社会集体行动的社团性,尽管这些行动大多无组织、无固定参与者,有些甚至无显著矛盾双方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但是这已然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个体的觉醒应当成为我们理解个体行动的重要参考因素。
面对频发的社会集体事件,我们应当采取“发生――应对”机制而非“发生――镇压”的暴力行径。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斯科特指出的那样,“人类社会从来不会有绝对稳定、绝对和谐的理想状态,最具有活力的社会恰恰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抗争与示威活动,纠纷和争论的存在是现代社会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针对中国社会真实存在并且愈演愈烈的抗争性政治活动,于建嵘在书中反复强调的化解之道是这样的:第一,一定要切实保障每一位公民的基本权利,让社会各阶层都能够分享到经济政治方面的发展成果;第二,建立社会利益表达博弈机制,让各阶层都能够畅通无阻地表达自己的切身利益和价值追求;第三,要进行司法改革,树立司法权威,建立科学的司法制衡制度,真正做到依法治国;第四,要改进管治技术,提高管治水平,增强管治能力;第五,要真正解决社会冲突和社会问题,最终的出路必须是宪政民主制度的确立与完善。
站立在不久前召开的四中全会的成果: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核心的若干决定,不得不赞叹于先生的真知灼见。在我看来,五项解决措施中,第三条依法治国俨然起到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司法权威得到尊重,社会各阶层(包括底层群体)自然可以将法律作为行动的武器,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使自己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同时法律保护个体的表达权,对于建立社会利益表达博弈机制有促进作用,比如在法律保护国内NGO合法的表达权,让社会第三方机构得到发展,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建立起沟通和协商的桥梁。又比如国内大为诟病的“信访制度”。我曾有幸帮一位法学专业师兄前往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值班一日,担任信访接待员,亲身体验了被信访群众两极化对待以及目睹信访群众的各式行为策略。因为缺乏法律的有效保护,为了能够表达自己的声音,信访人员往往采取各种“非正常上访”。“正常的渠道下我们走不到这儿来。”一位上访群众当时说的话令我印象深刻。还记得当时好奇地问了句“走不来怎么办呢?”当时那位来自海淀某工地的上访群众一本正经地回答:“走不来那就闹,总得让人知道咱的不公平。”
“处庙堂之高而忧其君,局江湖之远而忧其民。”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便有胸怀天下的学识气度,在这个层面上而言,于建嵘先生的文章是具有忧民情怀的学术探索,《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一书内涵深远,现实意义重大,值得社会公众勤思咀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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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的法社会学研究范式,才有利于促进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已有较多学者进行了直接或间接的讨论。其中,笔者比较赞成邢鸿飞及许根宏 的观点:“当下中国诸多社会问题在法律层面往往集中表现为法律制度在社会现实中的运行问题,那么法律制度运行的实效到底是如何受到影响的,抑或影响我国法律实现的‘社会性’因素到底是什么?从而通过客观准确的分析来指导我国法律的设计和运行。”本文通过以案例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某个具体制度在组织中的执行情况,以期回答这个问题。
笔者为深入了解某个组织内的制度执行情况,采用便利抽样方法,将已工作一年多的E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参与观察、文献梳理以及重点访谈等方法对其进行研究。E公司系东南沿海城市一家专门为政企单位提供云计算解决方案的公司,它自成立后发展迅速,仅两年时间就从一家小公司发展出四家子公司/关联公司,注册资本也从100万元增加至1400万元。笔者挑选E公司的日报制度进行研究,是因为该制度系员工每日都要实际操作的规则,且由笔者亲自参与制定、监督执行,对相关信息掌握清楚、详实,便于进行研究分析。
从制度制定者的角度来看,一个制度的理想执行情况应该是:所有目的都得到实现,每个条款都被100%执行到位,没有任何“打折”。但日报制度即便简单,却依然在执行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达不到100%执行的状态,这让笔者发现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E公司日报制度规定统一使用内部软件发送日报,目的之一是统一日报发送形式,方便接收者阅读。但由于部门主管需发送部门工作,而软件是按“时间、任务、完成情况”的固定格式设计,无法另行编辑,不利于部门之内还有各类不同性质分组的主管总结发送本部门工作日报。因此,多个部门的主管改变了发送形式。在笔者看来日报形式的改变并不会对其目的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在监督执行过程中,默认了各部门主管的上述日报发送形式,而没有要求其进行更改,总经理也没有对此提出异议。
但其实该类变通,已经与正式颁发的书面制度内容产生差异,该项制度执行情况未达到100%。但若强制要求所有主管采用统一的形式,对一些内部还有分组或者直接兼管几个部门的主管而言的确不太方便,日报制度不仅没有帮助工作反而对其造成负担。二者之间的冲突正是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两难之争,在E公司因为过程环节少,过程执行对结果的影响也小 ,程序正义的“牺牲”可以达到实现实体正义的目的。但就大型组织而言,牺牲程序正义最终是否可以真正实现实体正义就有待商榷。
日报制度是针对公司所有成员制定的,因此原本应该是所有在职人员都要每天按时发送两次日报。但因为E公司处在高速发展期,人员变动较快,时有试用期人员离职现象。另外,有些刚报到的主管级别成员,甫进公司有很多其他事项需要交接、学习,因此对这些新进人员,其上级主管都没有即时安排其执行日报制度。笔者作为制度监督执行者,面对这样的情况,只能尊重各部门主管的安排,但该类情况,并没有在制度上得到体现。因此,笔者在接纳此部分人员的执行情况时,严格来说,其实也是对制度的一种违背。
E公司日报制度明文规定:“工作日内无故不上报当日工作开展情况的,予以通报批评;累计两次不上报当日工作开展情况的,罚值日一次,另扣当月绩效2分/次”。根据E公司的组织结构,从检查执行情况到落实全部处罚措施,至少要经过三个部门:总经理助理负责检查每日日报发送情况,未发送的,总经理助理将即时通知运营部人员予以记录并通报批评,当月超过两次运营部人员将在扣绩效之外通知行政部人员罚值日。经过这几个环节,衰减效应产生了:
首先是检查执行情况阶段的衰减。笔者对一贯遵守得很好没有任何不良记录的人员,有时他们直接口头说“发了”笔者就会略过邮件记录直接记为已发送。另外,笔者的检查方式未形成书面制度,抽查的频率等也未有强制约定,笔者自己决定每周抽查一次,但当事情一多人一忙,有时会一整周都忘记抽查,而变为两周一次。
其次是处罚落实阶段的衰减。运营部每个月记录清单里都有要被批评、被罚值日以及被扣绩效分的人。但是,制度执行几个月之后,笔者未见一次通报批评或罚值日名单。笔者为此访问过运营部人员,他说扣绩效分落实到位了,而其他没有,因为:“我是不想罚别人而已”。
就这样,三项罚则中有两项形同虚设,日报制度的执行情况若要进行打分则还需再降一些。
“源于实践的理论,并不仅仅是对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更重要的是对实践的超越。理论对实践的超越,更在于它能够把握到实践的‘规律’。”因此,对于E公司日报这种简单的制度,依然不能被100%贯彻落实的原因,除了上面笔者据实记载的各类实际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从理论高度予以找寻、分析最根本的原因,以利于更好的解决问题。
“人的心理设施对信息加工的能力是有限的” ,由人集合而成的组织就更因为注意力分配、利益分配及信息等因素仅具“有限理性”。虽然E公司总经理本人极重视公司制度及其执行情况,但他在公司中除了担任制度总设计者、日常经营管理者外,还是软件产品总策划者,存在严重的时间与注意力分配困难,这导致他最多只能对制度提出主旨并审查大纲,无法顾及每一个细节的策划与落实。制度的具体制定人,也因为有限理性,无法预计制度将来执行情况的每一个细节并设计出相应对策。制度的监督执行人则是因此无法完美处理实践中遇到的每一种“特殊情况”使其满足制度规定。
公司处在快速发展期,变化很多,制度的本质却是寻求秩序与稳定,希望以根据对过去经验的总结而得的制度来应对将来产生的变化,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发展与稳定,经济目标(提高效率创造利润)与制度目标(100%落实),为实现各自目的对组织资源进行抢夺。公司决策者很重视制度的落实,但更重视公司的生存发展。
罗家德教授对系统崩解现象的研究对笔者的启发很大,将其套用到本文中,大概可以描述为:发展与稳定各自利用一部分资源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最理想状态当然是双方各自依“设计”利用自己“轨道”上的资源实现目标。但实际情况不断变化,总有一个轨道上急需更多资源而另一个轨道上的资源相对空闲的时候,于是急用资源的就抢占了另外一个目标的轨道,这时若不影响另一个目标的发展,则总体而言“就不是在浪费系统资源” 。但是如果抢占者没有及时返回自己轨道或给被占轨道的真正目标实现造成影响,则会造成系统集体效率下降甚至系统崩解。因此,“系统使用者若要以最佳方式行动,就必须在有效率及无效率两种模式间动态地变换。如何在不抑制整体效能的状况下变换模式,正是这些系统显得难以管制的原因”。
周雪光教授在《组织社会学十讲》中提到,道格拉斯认为制度的产生是一个偶然的过程,还举了学校选定八点钟上课这个例子来说明制度一开始产生的偶然性。笔者却以为偶然之中有着必然,也就是说学校选定“八点”这个时间点虽然偶然,但它是根据地球自转规律、人们的日常作息决定的。
人类理性有限,无法找出完美的“临界点”,把所有事情都做得刚刚好,即便能找到某个时刻的临界点却也无法应对不断变化的客观环境。因此,笔者的建议是找出合理的“必然范围”然后在其中选择一个可被接受的“偶然点”。
人类通过有限理性制定出来的制度,在遇到各类特殊情况时常常不得不做出变通,尤其当他身处一个本身就充满“变通文化”的大环境中时。若此时强制进行100%执行,则会造成组织内各类资源损耗,包括组织信任、内部社会网络、员工士气等等,但若不进行100%执行,则制度本身的“地位”将变得很低,最终可能导致制度形同虚设甚至系统崩解。因此,最好的方法是先给制度一个“试行期限”,清楚规定这段时间内按制度执行但允许有特殊情况,并在遇到时记录在案,试行期满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这样既不会降低制度的权威,也不会造成确有特殊情况者的抵触心理,还可更好的完善制度。
组织及其所处的大环境都在不断变化,制度在某段时限也许合理,但过一段时间又会因为各类新情况的出现而显得不够合理。这种情况如果不予正视,则过往制度僵化死板不符合实际;如果随时予以关注修改,其实是制度目标对经济目标“轨道”的侵占,是对组织资源的浪费,最终反而伤及制度目标本身。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定期组织相关人员对制度进行整理、修订。具体的期限可以是半年、一年甚至更长,要根据组织具体情况而言。相关人员包含制度拟订者、监督执行情况者、惩罚措施落实者等,必要时包含所有被制度规范的对象。
笔者发现,尽管很多事情制度上都已有明文规定,大部分员工,只要与自己关系不大,都不会去在意。而当遇到想要了解某一制度细节的情况时,很多员工又懒得去翻看近百页的《员工手册》,都是直接询问身边同事或者制度监督执行者。这类问题可以通过建立常见问题库进行解决。建立此类问题库,不仅利于员工更好的了解并遵守制度,也可以为下一次的定期整理、修订提供最好的素材,使笔者的第3点建议得到最好的执行。
笔者针对E公司这一特定组织的日报制度进行研究分析,提出的对策与建议也以方法为主,其他同等重要的因素或者从不同角度提出的解决方案,诸如建立专门的制度制定部门、完善制定流程与编制方法、制度内容精细化、必要的员工激励、提高员工素质、完善考核评估、组织的制度文化培养、公司领导层的重视、制度制定者与监督执行者的人选应具备的相应素质等等,已有诸多相关专门研究论著,笔者在这里都不再重复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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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社会学的创始人是法国的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因为他最先提出和使用了“社会学”这一名称,并且力图把它建设成一门研究社会的实证科学。自此,西方社会学在研究人类社会上开创了实证主义流派且在19世纪英、法、美等国形成了实证主义或者科学主义的社会学研究。然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从不同的视角来解释社会就能得到新的发现。基于对社会的不同假设和审视,19世纪的德国形成了人文主义或反实证的方法论,这一社会学研究模式流行于整个欧洲大陆。在社会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精神和人文解释这两个不同视角构成了社会学研究的两个“极端”,并且二者是对立统一的互补关系。
法国社会学家孔德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开创者,他坚信对待社会的研究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运用准确的研究方法,他致力于构建关于社会的实证科学。同为法国学者的迪尔凯姆也是实证主义的代表,他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和《自杀论》被公认为实证主义的经典之作。
在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和任务的讨论上,孔德从社会学作为一门实证意义上的关于社会的科学这一观点出发,把社会学关于社会的论述严格得同神学和形而上学关于人和社会的思辨区分开来。在他看来,神学将人看做是与动物有本质区别的另类,是神或天命的创造物;而形而上学则脱离现实,把社会解释为人类离职或个人理性意志的产物。[1]孔德认为,社会学在研究社会时也应该用科学的方法,正如物理学或化学研究物质世界时所运用的严格的科学方法那样。为此,孔德在论述社会学研究方法时首先提出了观察法和实验法,这两种方法都是自然科学所常运用的研究方法,他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论述和归纳充分展现了其把社会学建设为一门实证科学的思想和努力。
在迪尔凯姆看来,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他把发生在社会层面上的种种现象称为社会事实,正是这些社会现象构成了社会。他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一书中写道:“一切行为方式,不论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或者换一句话说,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且具有其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都叫做社会事实。”[2]迪尔凯姆把社会事实作为事物来看待和研究,即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事实,如信仰体系、社会习俗和社会制度等,都应该被看做事物,同样也可以被直接地加以观察和客观地加以测量,正如物质的变化可以看作是对外部刺激的反应,同样,人的行为也可以看作是对外部刺激的反应,即人的行为可以看作是对社会事实的外界强制作用的反应。[3]迪尔凯姆继承和发扬了孔德的科学实证主义方法论思想,主张自然科学为榜样,通过对经验材料进行观察、归纳、分析、预测和检验这样一些步骤,对社会想象作出客观的说明和解释。此外,迪尔凯姆的《自杀论》一书开创了西方社会学经验研究的先河。同时,德国的社会学家滕尼斯也主张对人口与犯罪、工业化等社会问题作经验性的社会调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崛起的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也十分重视社会调查研究,取得了大量关于城市社会的经验研究材料;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美国社会学界形成了一种风气,即特别强调数量化、模型化的分析方式,相继有布劳、邓肯、霍斯曼、科林斯、西蒙、兰德等学者采用数理分析方法进行了系列的社会学实证研究。换言之,实证主义方法论在西方社会学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
从整体来看,孔德的社会学无疑是处在社会学发展历史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从科学分类出发对社会学与自然科学进行比较,以此来提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韦伯所处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社会学的形成时期。韦伯将社会学建立在对社会行动作“解释性的理解和因果性的说明”之上,他曾给社会学下过这样的定义:“社会学(就这个多义词在这里所表达的意义)是指这样一门科学,即它以解释的方式来理解社会行动。据此,通过社会行动的过程和结果,对社会行动作出因果解释。”[4]因此,韦伯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人的“社会行动”,而“理解”成为了社会学研究社会行动的主要方法。
理解是在研究者的解释意图与解释对象之间的一个循环互动,因此,理解与解释是永远没有完结的。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见解则代表了社会学领域中人文主义的主观方法论的一般主张,他认为社会学是一门试图深入理解社会行动以便对其过程及影响作出因果解释的科学。韦伯的哲学观和理解社会学主要来源于狄尔泰以“理解”为核心的精神科学和李凯尔特以反自然主义的历史和文化的科学观为核心的新康德主义哲学。韦伯认为,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有着本质的不同,社会现象含有社会成员对自己和他人行为的主观理解,即社会事实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他反对把人的行为客观化、定量化的实证主义倾向。
现象学派对人文解释有了更大的发展,一切社会科学研究或解释性理解其本质上都包含着价值倾向性,研究者应该关注他们与被研究者以及与生活世界之间的意识活动,对社会现象要进行深度描述,研究者还要深入现象的内在联系之中。他们认为采用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结果是展示了一幅歪曲社会生活的图景,这种方法往往把人类行为主体描绘成外界刺激的被动应答着,而不是其自身社会生活的积极创造者。这一流派强调在探寻当事人意义建构的过程中,研究者应该长期在当地与当事人生活在一起,通过亲身体验以了解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他们自己是如何解释性理解对方的。社会个体对外部世界不仅仅是作出反应和回答,因而他们不仅仅是被动者,而是一个个行动者,他们在与别人的交往过程中创造出自己的意义,构成自己的现实,从而指导自己的行动。社会现实是由意义来加以构建的,社会世界是社会行动者的感性认识和主观释义的结果,而不是由存在于社会成员主观意识之外的客观实体组成的,事实上,意义正是行动者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建立和重新构成的。
众所周知,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是一个实证主义哲学家,尽管社会学源自于社会哲学,但是从孔德、斯宾塞开始就能够看出社会学同实证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社会学从建立之初就是一门为重新组织社会而服务的实证性科学。
在实证主义占主导的形势下,社会学很明显地属于经验科学,人们很大程度上把搜集有关社会信息的活动等同于社会调查,正如前文所论述的那样,社会学领域里的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方法论形成于19世纪英、法、美等国,而法国社会学家孔德和迪尔凯姆更是直接地表达了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基本观点和主张。他们认为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除了研究内容不同外,是没有多大区别的,其研究的方法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他们还认为人们能够而且应该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或实证的方法,去研究和说明社会现象,发现并揭示社会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然而,社会规律性和自然规律性有着相同之处,也有着不同之处。社会规律性主要表现为统计规律,即总体的规律。社会研究所关注的正是有许多个人组成的总体的行为倾向或发展规律,而不是个体行为的规律性。[5]实证主义的社会学方法论认为,大量的社会现象是随机现象,而统计学是专门研究随机现象的数学工具,它提供了一系列研究随机现象的数量化方法。因此,运用统计学的方法,能较好地寻求大量社会现象的本质及其演变规律。在韦伯看来,社会现象不仅取决于社会规律,而且也是人的有意识行动的结果。使用实证的方法或自然而科学所遵循的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是合理的,但仅此是不够的,实证的方法不足以解释和预测社会现象。要引入直接理解或投入理解的方法,即研究者通过自己的感受和体检,通过对自己的理解,来重构他人的体验,来理解他人的行为,来阐述或解释他人行为及其形成的社会现象的意义。
随着时代的演进,实证主义的思想内容也改变着它的表达方式,如后来的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的证伪理论和库恩的范式概念、科学发展阶段论等,则进一步地修正和改造了早期的经验实证主义。目前,大多数社会调查研究仍遵循着实证主义的研究传统,人们大量地运用实证的方法,特别是运用统计学的方法,以寻求探讨社会现象的本质和规律。在韦伯的影响下,一些社会学家从另一个角度批判了实证主义观点,反实证主义学派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观点,他们给社会学的发展创新做出了巨大贡献。实际上,对实证主义坚持怀疑和反对的社会学家,大多数只是反对照搬自然科学的方法或者反对滥用数量分析方法,他们并不是反对以经验事实为依据来建立和检验理论的实证原则,因为社会学要想成为科学,就必须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
在社会学研究中,不容置疑的是,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研究方法在特定的情形下各有所长,有其主次之分,二者该是对立统一的互补关系。纵观社会学发展历史,大部分的社会学家都是在介于这两大传统之间来进行研究的。因此,在进行社会学研究的过程中,将两个视角的研究传统及其具体的研究方法如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有机地加以整合运用,并且在不同的研究阶段形成主次、互补等关系,这才是应施之措。正如法国学者雷蒙·布东所言:“社会学越发展,任何统一方法论的企图就越明显的注定要失败。偏重定量方法和偏重定性方法一样都是不合理的;否认数学在社会学上的重要性和不承认社会学的广大领域和许多问题似乎不应该期望数学的巨大帮助一样都是不合理的;认为社会学家应该永远以具体描述社会现象为目标和否弃一切也许得不到抽象模式的研究一样都是不合理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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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作为人们关注的中心问题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看来人们今后仍会继续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要是没有后现代主义,那么,当今思想舞台上会上演什么呢?一方面是对后现代主义无批判的甚至是不负责任的赞扬。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后现代主义:一种社会学的阐释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
后现代主义:一种社会学的阐释
后现代主义已经成为美学、伦理学、哲学的话语对象,但是它还未成为严肃的系统的分析对象,尤其是还未成为严肃的社会学分析对象。本文作者的目的,就是本着严肃的态度对后现代主义进行系统的社会学描述。作者认为,后现代主义不是一种社会类型,而是一种文化范式。后现代主义表征的是一种非常特异的文化的意义状况。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结构特征是消解差异,因此后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在文化领域消除分化和差异的过程。
如今,“后现代主义”一词已是家喻户晓了。在不少国家里,那些发行量很大的报纸连篇累牍地登载论述后现代主义的文章。电视里播放着无数的有关后现代主义问题的节目。从洛杉矶到柏林,发型设计师和年轻人经常光顾的时装店的营业员都听说过后现代主义,甚至可能对它还有自己的观点。在世界的主要都市里,那些能说会道的出租车司机总会把客人载到他们城市的市区,在那里就会发现新的后现代主义建筑物。
后现代主义一词在流行的同时,也变成了某种到处传播的陈词滥调。只要与文化沾上一星半点关系的学术刊物,都发表了关于后现代主义的专稿。各类出版社也不怕难为情地争相以后现代主义一词为自己的新丛书装门面,有的就直接把后现代主义标在书名中。然而,后现代主义一词却使不少具有左倾政治信念的严肃学者和知识分子感到心里很不自在。一些刊物的编辑自豪地宣称,他们从未刊登过一篇有关后现代性的文章。1987年12月在法兰克福由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和文化上的领袖人物格洛茨(P.Glotz )召集的德国社会主义知识界的一次历史性集会上,“后现代”一词频繁出现,当然,它只不过作为一个被嘲笑的字眼出现而已,而非漫骂。
可是当1989年夏我着手写作本书的时候,后现代主义已由5年前仅局限在对城市居住区的建筑风格的争论,发展成为知识分子和公众生活中的主要趋势,尤其对于年轻知识分子,后现代主义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今后,将会有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参加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圆桌会议和研讨会。因为这一主题比任何其他主题更能吸引人。这部分地是由于人们多多少少都在谈论后现代性,而且每个人对这个主题都有自己的见解,都已经成了后现代主义的专家了。即使当“后现代主义”这个词语完全地丧失了它的文化价值,而且公开承认作为后现代主义者已经令人难堪的情景下,有关后现代主义的话题和出版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是人们关注的中心。这种新的文化范式的反对者,如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J.Habermas),就与后现代主义的热衷者同样甚至比后者更加关注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所以一直处于人们关注的中心,固然有诸多原因,但最主要是由知识分子的代沟问题引起的。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是后现代主义的形成期。在这期间,后现代主义如同60年代末已经达到成熟期的马克思主义那样,处于社会思潮的中心地位。在年轻人中间,毛头小伙子比起他们的学院派同龄人来说,一般更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可是,那些年纪比他们大一截的“六八式”教师们则不能容忍他们明显的“文化主义”思想,就像50年代的“意识形态的终结”那一代人不能容忍这些“六八式”一样。
后现代主义作为人们关注的中心问题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看来人们今后仍会继续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要是没有后现代主义,那么,当今思想舞台上会上演什么呢?一方面是对后现代主义无批判的甚至是不负责任的赞扬,如法国社会理论家和评论家鲍德里亚(J.Baudrillard )。另一方面则是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左派对后现代主义的拒斥、攻击和道德哲学上的警告,如哈贝马斯。总而言之,后现代主义已经成为美学的、伦理学的和哲学的论述对象,却并没有成为严肃的系统的分析对象,尤其是它还没有成为严肃的社会学的分析对象。
这种严肃的社会学分析正是本书的宗旨所在。我的目的是,要把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或文化)科学的概念,从其所处的被人或褒或贬的境遇中拯救出来。我要说服科学界和政治左派都去严肃地对待后现代主义。要完成此项工作,我想首先必须使后现代主义“可操作化”,就是说我要为后现代主义提供一种系统的社会学描述。然后,我要对这个文化“范式”作一个非常简明扼要的社会学阐释。科学哲学家们如迪昂(P.M.M.Duhem)和彭加勒(J.H.Poincare)都认为,简明性是科学理论的一种优点。简明性意味着建立把复杂的具体现象高度抽象化的结构模型和范式的必要性。不过,我会运用大量的具体现象为例证,以使读者诸君信服我的纲要性的描述模型和解释模型的正确。
本人并非后现代主义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一个“民众主义者”,而根据我的爱好甚至可以说是个“生意人”。我喜欢足球运动,并且仍在打篮球。每当晚上回到家中,我总是习惯地打开收录机听上“迈阿密之声”播放的几段乐曲。我还喜欢在纽约城的爱尔兰酒吧里小斟。我认为马丁(S.Martin)是一位上佳的喜剧演员。而且在我看来,科勒(Klee)和康丁斯基(Kandinsky )在视觉艺术领域不用说是占据着重要地位,而沃霍(Warhol)和利希滕斯坦(Lichtenstein)以及如今的贝斯利兹(Baselitz)均难望其项背。我的确认认真真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接受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传统的合法性和“自然的权利”。
我本人目前的研究程度模式毫无疑问是完全理性主义的。这种模式的运用,始终都必须面对明显地存在于“文化的”现代主义和经济的、社会的现代主义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尤其是存在于(社会)科学的解释与艺术的解释之间的差别。我还认为,总的说来,后现代主义文化并没有为政治左派提供有利的阵地,而现代主义为左派进行文化斗争提供了有利的竞技场。但是,我希望在本书中向人们揭示出这样一种现实的状况:我们今天全都生活、工作、爱和斗争在于此的文化领域,已经弥漫着后现代主义的气息。若果真如此,那么左派忽视后现代主义便是很不明智的了。
本书要探讨几个论题。第一个必须探讨的论题是什么是后现代主义,第二个必须探讨的论题是我们如何能够对它做出社会学的说明。在我看来,后现代主义既不是社会的一种存在状态,也不是后工业社会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种社会类型,即在人们谈论工业社会,或者资本主义社会,或者现代社会这个意义上所说的社会。我认为,后现代主义只局限于文化的领域。后工业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它是一种严格的经济特征,而不是文化特征。因此,正如很有影响的《后现代状况》一书的作者利奥塔(J-F.Lyotard)所认为的那样,后工业主义不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处于一种协调性的关系之中,而且是处于与一种重要的后工业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殊的协调性关系之中。
描述性的后现代主义:一种意义状况在我看来,后现代主义严格地说是文化的。它确实是一种文化的“范式”。文化范式,与科学范式一样是一种时空结构。在“空间上”,它们构成一种具有或多或少的柔韧性的符号结构,当这个结构因弯曲太大而发生变形时,它便开始形成另一种性质的文化范式。在时间上,与库恩(Kuhn)的科学范式或福柯(M.Foucault)的论述一样,它们的形式会存在一段时间,然后就瓦解了。
当帕森斯(T.Parsons )在他的《社会行为结构》中,根据对某一宗教所接受的宇宙观是内在性的还是超验性的区别来描述宗教时,他就是在开始描述文化的范式。或者说,当韦伯在追溯古犹太教的四大因素——理性主义、普遍性、超验和伦理学——的历史时,他实质上更是在描述一种文化范式。这四个因素是犹太教得以存在的条件。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文化范式,例如现代主义、现实主义、巴洛克式风格和哥特式风格,等等。
尤其特别的是,我把后现代主义和其他的文化范式统称为“意义状况”。我的这一想法来自于“制度学派”政治经济学家们提出的“积累状况”的观点。积累状况是一个颇有吸引力的概念,它不像别的概念,比如说“生产方式”概念。它清楚地包含着一个时间范围。进一步说,与生产方式不同,积累状况表明在决定积累方面,人们如何消费与人们如何生产是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的。所以,积累状况把市场看得与生产所达到的程度一样重要。不过,在“意义状况”中生产的只是文化对象而已。所有的意义状况都包含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特殊的“文化经济”。
一种特定的文化经济必然包括:
(1)诸文化对象的特殊的生产关系;
(2)特殊的接受(消费)条件;
(3)联结生产与消费的一种特定的结构;
(4)文化对象得以在其中循环的一条特别路径。任何意义状况的第二部分是它的特殊的意义模型。根据这一模型,我认为它的文化对象取决于表示符号意义者(能指)、符号表示的意义(所指)和被指涉物(所指项)间的特殊关系。这里,能指可以是一个声音,一个图像,一个单词,或者一个陈述;所指表示一个概念或一个意思;所指项是现实世界中的一个对象,能指和所指都跟这个对象相联系。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非常特异的意义状况。它的基本结构特征是“消解分化(差异)”。我所指的消解分化在一定程度上与鲍德里亚的“爆聚”概念是相通的。但是我的出发点不是鲍德里亚,而是传统的社会学。使用分化概念体现的是标准的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现代化思想。但是,根据韦伯著名的宗教社会学的方法论著作和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中的观点,我认为分化和现代化仅仅限制在文化领域。我的看法是,如果现代化是一个文化分化,或者如德国分析学家所谓的“差异外显(Ausdifferenzierung)”的过程,那么,“后现代化”就是一个消解分化,或者说是“差异消除(Entidifferenzierung)”的过程。
按照以上说法,可以很方便地把现代化的过程设想为大致由“未开化的”、“宗教玄奥的”和“现代的”
三个阶段构成。这种阶段性的划分出自于皮亚杰(Piaget),并与他的发展心理学相对应。而最初主要地而且是系统地以差异模型的观点,探讨文化现代化问题的则是黑格尔论美学的成熟著作。下面,我并不想为这一模型的合理性进行论证,但是要为阐明这个模型提供一些例证。
这里只是作一个最简略的概括。在未开化社会,文化和社会尚未分化,宗教及其仪式的的确确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神圣是内在于世俗之中的。后来,在泛灵论和图腾崇拜中,大自然和神灵依然是未分化的。巫师的作用是强调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之间差异的模糊性,而祭司的职能还没有独立和专业化。
在第二个发展阶段,即“宗教玄奥的阶段”,现代化导致文化与社会的分化,导致世界上各种宗教中神圣的东西与世俗的东西的分化。在这里,现代化的过程看起来在基督教中比在欧洲诸宗教中,在新教中比在天主教中,使得神灵与社会之间产生了更重大的分化。沿着这一轨道,进一步的现代化发生在世俗文化脱离宗教文化而独立的文艺复兴时期,更表现在18世纪时期康德对文化所作的思辨的、伦理学的和美学的三个领域的划分上。文化领域的这种分化和自主化,开启了艺术上和认识论上的“现实主义”发展的可能性。
美学的现实主义只可能建立在下述三种前分化类型的基础上。
(1)文化必须成为一个独立于社会的领域。
美学现实主义是以“描述”的可能性为前提的,在描述中某种类型的存在必须描述另一类型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符号存在于未开化社会中,而描述在某种程度上却并非如此。因此,人类学家是通过符号这个方法来研究文化的,在他们那里,文化概念与社会概念并无二致。与此不同的是,当代文化和传媒研究中,关于文化统治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则是靠描述获得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把符号与描述一起双双引入当代文化的研究中。描述与符号一样都是指称。但是,符号性指称,如言说,是内在性的,而描述性指称则是超验性的并且预设了一个先在的文化与社会的分化。
(2)美学现实主义预设了美学与哲学思辨的分离。
也就是说,必须清楚一个重要的观念,绘画和文学中的描述不是“真的”运用与科学描述或科学概念同样的方式。
(3)美学现实主义预设了独立于宗教文化的世俗文化,并且假定其构成方式采取的是艺术的形式。
因此,绘画的现实主义起源于15世纪兴起的透视画法对宗教前提的摈弃。阿伯丁(Alberti )的写实性的“世界之窗”概念是建立在二维空间描摹三维对象的基础上的。所以,这个空间介于对象与眼睛之间。它运用几何透视法和比例将摹拟的对象通过二维空间聚焦于人的眼睛。二维空间几乎就是一扇“窗户”,不过这个窗户上的现实是模拟的。这样,绘画现实主义就与中世纪绘画的宗教世界观决裂了。在绘画现实主义那里,科学原则取代了中世纪绘画呆板的画法和失真的比例。现实主义绘画并不以宗教世界观的内容为依据,因为中世纪绘画所描绘的只是想象中的东西而非现实存在的东西。
“叙事现实主义”同样依凭于科学与宗教世界观的分离。最典型的叙事现实主义很可能是19世纪的小说。
它要求故事有开头、中间和结尾,还要求事件必须按顺序一个接一个地发生,从而构成故事的起因和结果。它几乎千篇一律地总是以某种类型的心理活动为开头,而以行为活动作结尾,这些行为不是源于小说角色的性格便是源于小说角色的个人目的。在叙事现实主义作品中,各个事件不能像在情节剧中那样可以叠合,但是依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它们起码要能够自圆其说,并且能够根据前面已发生的事件预测后来的结局。在叙事现实主义看来,因果关系不应当是目的论的,故事既不能是由一个外在原因引起的,也不能像在希腊神话和基督教神学中所描述的那样是由一个“内在原因”引起的。原因必须或者是时间上在先的,或者是与结果同时发生的。
认识论的现实主义,即所谓能够或多或少提供关于现实的真实图像的观念或者思想,也是以现代化过程中的分化为基础的。它再次预设世俗文化与宗教文化相分离,并由此背弃了关于现实的神学观念。而且它还预设了思想观念是区别于自然(和社会)的,以便使前者能够描述自然。在伦理学和道德规范领域,情况更是如此。霍布斯、洛克、卢梭和康德的“自然法则”的伦理思想都设定了这样一个前提,即抛弃以神学为基础的伦理学(例如在托玛斯主义的思想中发现的那样),设定一种以自然或理性为基础的道德规范。但是,自然法则的确立有一个重要前提,这就是必须预设文化与社会的全面分化,并且分别在“应当”的领域和“是”的领域内再生产自身。在这些道德规范中,神圣的“应当”不是归于自然领域就是归于理性领域,完全与现存的日常生活的世俗领域无涉。
进一步的分化和自主化把我们带到一个完全的文化现代化阶段。在“现代”中,每个文化领域都获得了最充分的可能的自洽性,每个领域都获得了韦伯所谓的自主权。这就意味着每个领域都变成是自我立法的。一种流行的说法是,现代主义的(或者更加错误地说是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形态是“自我指涉的”。我发现这种说法会使人产生误解。这种自我指涉性的思想在此可能是来源于索绪尔的意义出自差异的观点。许多分析学家认为,符号的意义关系实际上只是语言中众多符号差异中的一项内容。索绪尔本人对这项内容的解释是相当含糊的,而现代的索绪尔主义者却把它过于简单化了。这确实是一种过分简单化的看法。因为在任何语言中,语义不仅取决于诸符号间的关系,而且取决于诸指称间的关系,并且还取决于相关的符号和指称规则的确立。况且,即使意义完全是由诸符号间的差异所决定的,它也不意味着符号是自我指涉的。这毋宁意味着它们对自身的外在指涉(例如指称)的能力,是由它们自身之间的差异决定的。现代主义的另一类型的“自我指涉”的例证,就是画面显得单调呆板的现代主义绘画。我们姑且承认,现代主义绘画对于美学合法性的继承权并不取决于它表现外部世界中某一被指涉对象的能力如何,但是,现代主义绘画对于美学价值的继承权也完全不取决于它表现自身的能力如何。
在我看来,韦伯的“自我立法”比起“自我指涉”更能体现出一种现代主义的准则。说某一领域是“自我立法”的,就是说它能够改进自己的习惯常规和评价模式。这就意味着某一领域的内在价值如何,取决于这个领域中的文化对象如何真正地达到这个领域自身的标准。所以,在理论领域中某个命题的价值如何,已经变得越来越少地取决于它再现现实的程度,而是更多地取决于为支持这一命题进行“理论论证”的争辩和论据。在伦理学领域中,关于实践理性的论争同样如此。在美学领域中,价值并不意味着对现实的复制,而是如格林伯格(C.Greeberg)所指出的,通过存在于给定的美学内涵之中的潜势而进行的系统的创作工作本身。
在美学领域、道德实践领域和理论思辨领域(我在此借用哈贝马斯的三分法),现代主义羽翼丰满之后便摈弃了“基础主义”。基础主义是与自治法则和自洽法则相对立的。它是一种由诸如本质、理性、现实和上帝之类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东西决定的他治性法则。所以在现代性情境下,理论思辨领域和美学领域不再存在来自于“现实”的他治性法则。在伦理学领域,自然律学说和绝对命令被抛弃了。合理性论证与其说证明了康德的建立在本质主义基础上的理性观,不如说证明了伦理学的命题。
在讲到“后现代化”之前,有必要扼要地对现代性做两点进一步的说明:第一点是关于古典社会学的起源问题。古典社会学的诞生与我刚才提到的在伦理学、美学和认识论领域中发生的变革大致同时。古典社会学家如韦伯和迪尔凯姆放弃了实在论的认识论和理性主义伦理学,他们像马克思和尼采那样,选择了“社会学的”
认识论和伦理学。这意味着道德和认识是由各种社会因素或者说是由各种社会利益决定的。与前述现代主义伦理学和认识论在艺术上的、更多地是在哲学上的探讨不同,古典社会学的认识论和伦理学最关注的问题不是它的理论命题或规范命题的正当性,而是它的来源。这些来源不是某个特定领域的自洽法则,而是诸如某个社会阶级和某个民族这样一些另外的社会存在。总之,它们不是像“本质”或“现实”之类的普遍性的存在。因此它不是一种完全的基础主义。的确,根据韦伯和迪尔凯姆对文化的社会学阐释,伦理学和哲学思辨只是同一个“生命形式”如某种民族或某一社会阶级的构成部分,而且正因如此,才具有它自身“内在的”规定。
第二点是关于理性问题。有些分析者如肖斯科(C.Schorske)、贝尔(D.Bell)和弗里斯比(D.Frisby)等人把现代主义理解为主要是一种反理性主义的现象。另一些人如哈贝马斯、阿多诺(Sdorno)和格林伯格却声称,现代主义基本上具有理性的特征。我认为,文化领域的自洽化既为非理性主义又为理性主义留下了发展空间。这就是说,他治法则的摈弃,开辟了通向非理性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各自道路。这样,在理性的自我下面显露出来的无意识本能层次的空间,既可以导向弗洛伊德式的由理性本身决定的自我的拓殖,也可以导向尼采式的对本能的权力意志的非理性主义的礼赞。
在绘画艺术中,消除了由现实决定的他治法则,这就既为非理性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表现派,也为明显地属于理性主义的立体派和构成派的发展留下了空间。在我看来,古典社会学本身就是现代主义中理性主义起点的主要部分。社会学很可能就是在个人主义的浪漫主义对启蒙理性的反作用中诞生的。但是当阶级、道德心共同体、民族等这些特定范畴终于成为社会学的术语时,社会学向人们表明:它依靠理性赢得了胜利。在那些具有科学特征的新的学科理论命题中,社会学的、现代主义的理性精神是显著的。况且,认可理性的论证正是为了支持这些命题。接下来,西梅尔(C.Simmel)、迪尔凯姆、韦伯都致力于对社会秩序,以至对社会本身的合理性的探究。最后,这些理论家终于把道德与理性的社会法规相互联系起来。
如果说文化的现代化是一个分化的过程,那么后现代化就是一个消除分化的过程。如果说韦伯是现代(以及作为分化的现代化)范式的理论家,那么后现代范式的理论家就不是鲍德里亚,而是本杰明(W.Benjamin)。一个既定的文化范式是由四个主要部分组成的,它们是:(1)不同类型的文化对象——美学的、思辨的、伦理的,等等——之间的关系;(2)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3)它的“文化经济”。
构成文化经济的诸因素,如文化机制、文化产品流通的方式,以及文化产品本身都是文化的生产和消费的条件;(4)意义表达方式,即表示符号意义者(能指)、符号所表示的意义(所指)和符号指涉物(所指项)之间的关系。如果说现代化使得所有这些部分产生分化,那么后现代化则意味着要对这四个部分的每一个分化予以消除。
首先,三个主要的文化领域在后现代化的过程中,丧失了它们的自治性。例如,美学领域已开始向理论思辨领域和道德政治学领域扩张。其次,用本杰明的话说,文化领域不再“奥拉蒂克”(auratic),就是说,文化不再有意地与社会相分离。这样,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部分地被打破了。随之而来的是,高雅文化赢得了大量的受众。但这也是文化交往的一个新的内在性要素,在文化交往中,表述也具有符号的功能。
第三,“文化经济”变成了对分化的消除。在文化的生产方面,那些颇受后结构主义者推崇的著名作者或者消失了,或者被融入了文化产品之中,就像在80年代后期的传记小说中以及在从安德森(L.Anderson)到麦克莱恩(B.Maclean)的表演艺术中那样。在文化的消费方面,差别(分化)正在消除。例如自从60年代中期以来,某些戏剧类型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倾向,包括观众本身也成为文化产品的组成部分。
文化的最重要“机制”之一就是评论,它介于文化产品和消费者之间。一些评论家已经开始对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之间的区别提出质疑,正如他们对文化机制和文化对象之间的区别提出质疑一样。其他的“机制”还包括那些商业性地运作的文化对象,以及在这种商业性运作过程中广告所起的作用。随着流行录像和伪装成流行歌曲的广告的出现(在80年代后期,就像在60年代初期的黑人音乐那样),使人难以说清商业运作机制到哪儿停止,文化产品又从哪儿开始。
最重要的或许是表述方式本身。如上所述,现代主义把能指、所指和指涉物的角色地位作了明显的划分和自洽。与此相反,对于后现代化而言这些差异是未定的,尤其是能指与指涉物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或者换一种说法,表述与现实的关系不是预先确定的。在这里,通过意象而不是文字意义在表述过程中所占的比率的不断增大。这就是消除差异(分化)。
在消除差异的过程中,与文字相比,意象在更大程度上与指涉物相似。公正地讲,指涉物本身更主要地是面对能指。这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变得充满现实感的原因,在电视、广告、录像、电脑化、随身听、汽车卡式录音机,以及发展至今的CD、VCD和DAT中包含了越来越多的表述。这种指涉物对能指空间的入侵和能指对指涉物空间的入侵,正是沃霍尔(A.Warhol)所谓“过滤网”理论的明确主题。
看起来这像是向现实主义的回归,但是实际上它所刻划的现实对象本身就是一种意象。克罗伯格(D.Cronenberg)执导的影片《录像场》就十分强调这一点。在这部影片中,主角詹姆斯·伍兹(James Woods )的身体越来越多地具有录像机的功能,而录像带本身则变成了一种不知是什么样的粘糊糊的东西。
我提示的这种类型的后现代主义确有某些可取之处。
其一,意义状况这个概念不只是针对语言和结构而言,它完全超越了这一范围,涵盖后现代主义文化对象的所有领域。
其二,无论是要说明文化对象的生产状况,还是要说明文化对象的接受(消费)状况,对于这种类型的后现代主义说来都是能够胜任的。
其三,分化与消除分化两者的周期性转化。某些论者并不清楚他们所谈论的后现代主义,一方面有别于现实主义,另一方面又不同于现代主义。这种类型的后现代主义把现实主义看作是文化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实主义仅仅是分化进程中的一个节点,它不如现代主义在分化的道路上走得那么远。
直截了当地说,我并不认为当代文化整个地或者绝大部分地必然是后现代化的。在这个时代还流行着各种文化对象——包括现代主义的、现实主义的,以及诸如哥特式的和基督教的文化对象之类的前现实主义的文化。其次,还应当看到许多经验地存在着的文化对象融合了现实主义的、现代主义的和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所以,我只是把“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作为理想类型来使用,在文化史上也是如此,完全不存在文化范式间严格的前后更替的序列。例如,我认为超现实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后现代的,然而从表面上看它又处于现代主义的鼎盛期。但是即便如此,本书的论纲还是指出,现代主义的文化对象是从19世纪后期起蔓延开来的,后现代主义则是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开始了影响日甚的扩张。
所有这一切表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差别。在我看来,这一差别与其他的差别相比意义更为重大、更为根本。这个差别是:现代主义认为陈述是或然性的,与此相反,后现代主义却把现实或然化了。让我对此作个解释。按照观念型“现实主义”的观点,文化形式无疑是能指,而能指无疑又是被设定用于陈述现实。因而现实主义既不把陈述也不把现实看作是或然性的。正如我在上面说过的,现代主义的自主化,也是文化形式对于现实的自主化。所以当陈述变成自我立法时,它们就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意义模糊。
这样做是为了吸引观察者注意“图像的表面”,即关注于陈述自身;或者,按照格林伯格的美学观点,是为了让观察者关注于作者对美学内涵的阐发,也可以说是关注于“表征性的实践”。
之所以说现代主义把陈述或然化了,是因为现代主义把文化产品看作是对“问题的解答”的一种追求(或者说甚至是一种学习的过程)。在这种追求过程中,对美学内涵的诸多可能性的挖掘,就是对问题的解答。阿多尔诺用“美学合理性”这个术语来解释现代主义,表明他并非十分清楚他所谈论的东西。因为用美学合理性作为对问题的解释,很可能造成对美学合理性的损害。与此不同,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具有或然性的不是表征的过程,不是图像的表面,也就是说,不是陈述,而是现实自身。所以,看来超现实主义是对“高度现代主义”[借用杰姆逊(Jameson)在阐述现实主义时使用的一个术语]的一种乖离。
在它看来,两个对象或者多个对象的相互置换是不适当的——而且各个对象往往都脱离了它们的基础——或然化的现实。超现实主义追求的是如何比日常生活现象更加真实,它的理论根据就是弗洛伊德关于本能作用的学说。半个世纪之后,人们发现现实的或然化并非源于本能冲动的深处,而是来自于社会,但社会的每个表面,每个经验的现实,主要地是由图像或陈述组成的。马格瑞特(Magritie)就曾经说过,超现实主义与其说是美学的,不如说是“哲学的”,超现实主义可以用来区别作为完整的文化范式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这样,后现代主义也可以被看成是对问题解答的一种追求,即被看成是为了弄清我们的现实如何因充满纷繁的图像而变得面目全非所进行的一种努力。
后现代文化本身,充其量可以说是对解决问题的一种探索,而并非是固有的“非理性主义的”东西。如果说,我们当今的社会现实确实由于某些社会的和文化的因素的作用而失去平衡,那么,对现实的新的失真予以赞美虽然有可能被人们看作是非理性主义的,但其实这是一种高度理性主义的追求,因为,它试图从美学上或者从学理上寻求某种意义。
如果这个分析是正确的,那么可以看出后现代主义比现代主义对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具有更大的威胁。这是因为,第一,后现代主义既渗透到高雅文化中,也渗透到大众文化中,而现代主义文化的影响只是局限在高雅文化领域。更有甚者,它还威胁到文化范式的稳定。如果说现实主义希望陈述和现实表现出稳定和有序的话,那么现代主义的自洽和自我立法就会有效地打破陈述的稳定。而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的消除分化却导致了我们的现实经验本身的混乱、浅薄和反复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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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学当然应该立足于中国这片土地上的社会和人民。20多年来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学科细支,它研究的对象包括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家庭社会学、文化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等等,凡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无所不包。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中国社会学与底层视角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
摘 要:简要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学学科重建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结合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认为底层视角是中国社会学进一步开拓和建设、确立自己独立地位和价值的一种取向。
关键词:中国社会学 底层视角
论文正文:
中国社会学与底层视角
这里本文将讨论范围限定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在我的理解中,社会学和其他学科一样,在这个新时期的时代背景下的重现和重建中,隐含着反叛和回避。提出这一点关涉到怎么理解和界定中国社会学,它当然不能直接和简单地等同于西方社会学史上的社会学,西方社会学在发展中也有不同的流派和种类,有各自不同的社会背景。较之西方sociology这个概念在长期发展中所形成的丰富和庞杂的内涵而言,中国新时期的“社会学”这三个字具有特定的含义,它是由时代所塑造的,存身于特定的历史语境,它既是一个恢复也是一个重构过程,我们只有把它放在中国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才能理解和把握它。
新时期以来,社会学在中国的恢复其实是在没有什么理论准备的情况下开始的,是靠一两个人摸索着上路的。理论上的社会学开始于对当时社会变革面临问题的探讨,比如乡村工业、建设小城镇。直接服务于“四个现代化建设”,给国家领导人“献计献策”,这是社会学的立足点,也是根据地,对社会学的官方接受是在这个时代契机下进行的,也是在这个前提下发挥出独特作用的,这是学科合法性来源的所在——这对于中国社会学在体制内的存在是重要的,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特定的意识形态对它的制约,从而获得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在官方和学界得到了承认,既是策略也是权宜,既是接受也是改造。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学这个“洋盘玩意”在中国体制内被重新认知和建构的过程和意义。笔者认为,这种过程是否也可以看作中国社会变革的一个小小标本呢?由此我们可以体会中国社会的变革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才是有效的,星星之火如何才能燎原的。正如那个著名的判断,中国改革是渐进的,是摸着石头过河,是撞击反射,再撞击再反射。但不能否认,这种开端方式的最终意义是对社会学合法性空间的权宜开拓,关于社会学本身的严格的学术立场的探讨和确认并不够深入。
那么,到底什么是中国社会学的特别的立场和独立意义所在呢?今天的我们究竟该如何进一步开拓和建设它?
任何学科都与价值体系相连,研究者所处的文化价值体系对他们的立场有决定性的作用。这种作用不仅在于赋予事物以价值意义,同时也是对于这种意义的限定。任何立场都有它的局限性,自上而下的国家立场是一种强有力的构建与整合社会价值体系的方法,在历史上它也几乎一直是单一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但国家立场也有它的局限性,比如对于底层社会的关注,对非主流人群的关注,人性、共同的人类命运、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与意义等就有欠缺。而以知识人为主体的包括社会学的现代人文与社会科学却能对此进行有力的解读。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今天这个社会秩序激烈变动的时候,中国社会学应该尤其重视对非主流人群、弱势群体,也就是对底层小人物的关怀。社会学视角应该更多地投向农民、民工、城市贫民、残疾人、社会弃儿、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等,这些也是自上而下的国家立场关照不够和不到的地方。
中国社会学当然应该立足于中国这片土地上的社会和人民。20多年来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学科细支,它研究的对象包括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家庭社会学、文化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等等,凡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无所不包。
实际上,中国社会学就是从中国人生活中获得自己生命的,它应该或已经就与中国人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天然地具有与中国社会现实和老百姓的血肉联系,它的源头动力全系于此,这也决定了它不应该被放在现代学科的理论宝殿上供知识人膜拜,即便是从理论入手,也必然要以中国社会和大多数人,尤其是底层的生存状态为归结。我们应该往底层去看。
在社会学实践中,笔者确体会这样一种倾向,就是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所说“现代的学院派的社会科学中,存在着一种人为的贫血化倾向(a sort of con?鄄trived bloodlessness)”,所谓“贫血症”意即,埋没于琐碎的事实和调查实习中,无视宏观问题的矮小化的实证主义,而所谓“人为的”是指那一种可称社会学者职业病的怯懦,是一种有意识的回避那些与全国规模的权力结构具有重要关联的问题的倾向。他还说,对于研究者,社会底层是“隐蔽的”,社会上层是“难以接近的”。我们的问题也一样,想想我们现在好些实证调查的实情!大气候提倡关怀弱势群体,这当然是社会正义的表征,无可指摘。
落实起来就发现,社会学者的确做农村调查的多,做弱势群体的多,做城市调查,强势群体的非常少。这看似社会正义,其实是关怀弱势容易又方便,介入强势就难了,这里姑且先不论实际上的关怀是个什么性质,能否揭示真正的社会事实,能否完成学术使命。问题是,这种多少出于无奈的状况,在现实中却常常被宣扬成(或者被误读成)学者的价值立场本身。这就意味着,弱势有被“他者化”的可能,怜悯性廉价关注多少有了标榜的嫌疑,可以占据道德的制高点:瞧,我“下去”了,我去关注“他们”了,我挺神圣的!多么感人,而且很安慰,它满足了我们的同情心并且抚慰了我们的良心。
但即便是真诚的同情和慈善也有可能是廉价的,而且很容易是压迫性的,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把弱势群体置于一个被动位置上,满足于对他们生活的简单窥视和记录,想想现在不无作秀意味的著作有多少;在学术意义上,这种倾向,则可能代替和忽略了真正的历史和现实分析,忽视对当今城乡巨大分化的时代大背景的把握,忽视了对促成这一分化的社会结构因素的探讨,忽视了对“弱势”之所以“弱”的社会机制的追问。
这种学术的危险在于,它抹杀了弱势群体作为社会病理的残酷色彩和社会的责任。其实这话已经说的很多了,但要落实在我们的行动中,并不容易,尤其在这样一个体制里,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商业化的时代里。
中国社会学工作者的价值立场应该是,自下而上的关注与透视今天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尤其是今天中国社会底层人民在这个变动中的命运,把自己的命脉与生生不息的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否则就是懦弱和逃避。“孤独者是可耻的”,面对剧烈动荡的中国社会,知识分子的孤独将成为可耻,因为它已经不再是现代主义文学意义上的孤独,这个词早已丧失掉它社会批判的功能,而蜕变为犬儒主义和作秀主义,是对人的蔑视,对芸芸众生的居高临下,是在云中布道,非常没有根基。西方社会学自产生起便被赋予社会批判学科的美名,中国社会学应该特别地继承和强调这一点,因为在中国其实一直是没有这个传统的,而现在却似乎重视不够。
自觉远离那些似是而非的理论游戏———翻译体的高难度词汇堆积和复杂的分析竞赛,让乌托邦的彼岸关怀和怜悯走入现实和时代,学术是我们介入现实的方式,我们表达的对于现实社会苦难的关注和批判,其实是希望这个表达能发生作用,是对“好”社会的诉求,这是民主,也是政治。在今天,只要是关注底层人民,最终都会碰到政治。今天的中国社会学应该向这个社会动脉开掘,并以此树立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很大意义上,不懂中国的农村,就不懂中国,不懂中国的农民,就不懂中国人。走出浮华的城市,把思想的触角伸进中国广袤的农村,这也是中国社会学奠基人,日前仙逝的费孝通当年的起点,他就是这样开始走向寻道授业解惑之路,并一直保持着与起点的关系,与社会底层人民天然的血肉相连。
《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依然好看,我就忘不了那种耳目一新的很享受的感觉,那是一个美好的境界,并不是简单的记录,认识和思想贯穿在章节之中,形成简洁有力的结构,尤其珍贵的是,保持着大自然造化之物的质地和纹路,甚至阳光和泥土的气息,很灵动很纯粹,没有任何化学加工的成分和气味。它们奠定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方向,是中国大地孕育出来的精神果实,是与现实亲密联系的理性之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国社会学要与世界接轨,并不在于理论上的花头精,仅仅讨论方法和技术也是很表面化的,任何问题都必须要从根处理清楚,这不是用个新软件就能解决的;重要的是我们在多大、多深和多广的程度上完成了对中国人和社会状态的关注,反思和批判。笔者以为,所谓接轨,所谓借鉴,所谓“拿来”,是意识上的接轨,是对社会本质的共识,是对思想的追求。我们如果能以社会学作为对中国的现实进行思考与对话的方式,那么我们所能达到的思想的深度将成为我们通往世界的唯一轨道。
如果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中国社会学做一个发展取向和角度上的期盼和界定的话,并且使其的地位和功能进一步明确化的话,那么我还是觉得应该从观念和价值入手,正是观念和价值的不同带来了发展取向和角度的不同。
所以,中国社会学不光是学科一种,它还必须是,至少是适应中国社会和中国人自己的观念。我并不敢把它称之为定义,哪怕是时空横断面意义上的定义,因为定义总有定论之疑,我只是提出我对于社会学的一个观念一点思考,至于这个观念能否与方家之论相合,我迫切期待着指正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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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是一门研究社会事实(客观事实:社会行为、社会结构、社会问题等;主观事实:人性、社会学心理等)的拥有多重范式的学科,起源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从社会哲学演化出来的现代学科。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形势与政治课论文范文:台湾社会学的制度化问题。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台湾社会学的制度化问题 全文如下:
作为一门学科,台湾社会学的制度化发展可以追溯到50年代中期,那时在中兴大学和东海大学成立了最早的两个社会学系,紧接着,台湾大学的社会学系于1960年成立。在70年代,辅仁大学和东吴大学也于1972和1973年分别建立了自己的社会学系。1983年,政治大学将其原有的人类学--社会学系改为社会学系。1993年,世界新闻学院成立了偏重于社会学的社会心理系。最后,社会学研究所于1995年在台湾最高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内正式成立。在这之前,已有不少社会学家在研究院中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所内供职。
在上述的社会学系(所)中,台湾大学和东海大学设有硕士和博士课程,东吴大学可授硕士学位,而中兴大学、辅仁大学和世界新闻学院只有本科。清华大学在1987年开设了独立的社会学硕士课程。此外,台湾大学农推所的研究生部长期开设农村社会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课程。而“中央研究院”是一个非教学的研究机构,不为学生提供任何学位,但大多数研究人员都在上面提到的各社会学系中担任全职或半职的教学工作。
其他广义上与社会学相关的系(所)如社会工作(社会学和社会工作在很长时间里是一个系)、社会福利、儿童福利、社会政策、保健、医学社会学等,自80年代起,在许多大学和院校得到发展。这些系(所)虽然按照定义不是社会学系,但也有不少社会学家。
根据1995年的最新估计,在台湾,约有150名社会学家工作在教学或研究机构,而1985年时只有81名,在过去的10年间几乎增加了一倍,他们之中80%有博士学位,而1985年时只有约一半人有博士学位,这一变化具有重要意义(Chang,1996;瞿,1986;)。在台湾,社会学与其他建设完备的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和历史学相比,其学术社团仍相对较小,但却比心理学和人类学有更多的师资。社会学在质量和数量上的发展也改善了其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学科在社会学家心中的地位。1983年时,在上述7门学科中,社会学自我评估居第六位,仅高于人类学(萧,1984)。但到1995年,在社会学家眼中,社会学已上升到了第三位,仅次于经济学和心理学(Chang,1996)。
总的说来,在战后的台湾,社会学作为一门学术性的社会科学学科,其发展史相对较短。战前台湾处于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之下,在1895至1945年期间,台湾从未有过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因此,战后台湾社会学的发展也无日本时期的遗产可继承。战后台湾进入了后殖民时代,开始经历国民党的统治,在1948年以后的20多年中,社会学一直未被视为合法的现代社会科学。由于国民党的精英们误认社会学是社会主义或是激进的、反政府的,所以在50、60年代的大学中,社会学即便是未遭有意的压制,也得不到发展和鼓励。
更重要的是,在40年代后期国民党政府败北时,只有少数几个社会学家来到台湾。共产党执政后,大多数社会学家留在了大陆,所以建立于大陆的中国社会学传统并未真正地移植到台湾。没有殖民地的遗产,也没有大陆的传统,所以,台湾战后初期社会学发展所经历的,与其说是“认同危机”,还不如说是“传统的断裂”。回想起来,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情境中,社会学的建设完全是一种创新的努力,而不是对某种已有的东西的恢复和改革。
新社会学始于60年代初,战后世界体系中美国的核心地位和美国化社会学对其产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它们对台湾大学建立社会学系给予了直接的帮助,并为台湾提供了新一代受过美式训练的台湾社会学家。美国社会学的影响直到70年代才有助于台湾社会学的制度化,但同时也使台湾社会学产生“依附性”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后来社会学中国化的自觉运动在80年代转向了本土化,甚至台湾化。
大陆出生的社会学家属于战后台湾社会学家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今天,他们中的大部分已故去或已退休。在150名在位的社会学家中,多数是台湾出生的,属于第三代或第四代。第三代台湾社会学家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是主干力量,如今他们的年龄大多在45岁到55岁之间。第四代社会学家是第三代社会学家从前的学生,80年代后期才进入社会学界,年龄大多不足40岁。从现今社会学家的生活经历和年龄结构来看,台湾社会学事业可以说主要是由台湾出生的中青年学者来挑大梁。
萧新煌曾以“世界体系中的范型分工”为分析工具,把台湾社会学60年代至80年代的发展描述为“依赖性发展”,它完全地反映了美国社会学从60年代帕森斯功能主义一家独尊,到70年代多元范型兴起这一范型转移的过程。从1960年到1981年,在123篇中文写成的期刊文章中,所引用的1051种英文参考文献大多数是美国社会学家的著作。那时,所有中文的社会学教科书实际上都不过是美国社会学入门教材的翻版。在这些教科书中,没有战前大陆社会学家和战后台湾第一二代社会学家所做出的经验资料和研究成果。美国社会学的普适性从未受到怀疑和挑战,文化特性和“国家社会学”等问题也从未被视为合法的问题。到了1980年,台湾社会学的地位仍处于战后美国社会学所发展出来的核心范型的边缘。
然而,从80年代开始,自由主义社会学家在中国化名义下提出了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要求。社会科学社团(特别是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开始进一步反省自己所研究的问题,急切地想把社会科学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因此,根据70年代初期以来台湾所经历的广阔的历史背景,来正确评价这场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走向本土化的自觉运动,是十分重要的。
1972年台湾被逐出联合国,许多知识分子开始从整体上重新认识台湾和自己。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开始要求政治改革。随着民族主义的危机意识的增长,产生出一种意料之外的集体意识来处理当时台湾所面临的生存问题。由于外交上受挫,注意力中心便直接转向了内部的改革,台湾的现实开始为许多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所关心,乡土文学运动是第一个有意识的努力,不少年轻的台湾作家从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人身上寻求文学理念,试图用台湾的社会现实主义来取代60年代一直支配台湾文学的西方现代主义。这场运动在70年代中期的“乡土文学”争论中达到高潮,从此,社会现实主义在台湾文学界确立了自己的合法地位(萧,1996)。这一本土化转向也扩展到其他诸如音乐、表演艺术和电影文化等领域。社会科学家自我发现和自我批评可以看作是这场自70年代中期以来的台湾知识分子全面的本土化意识的进一步展开。从时间上看,是与7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第三代社会学家作为新生力量出现是相符的。
在80年代初期,从美国归来的受过高等训练的社会学家的人数日益增多,随着他们投入到这场运动,台湾的社会学景观大为改变。根据1983年的一项对社会学家的调查,对当时的社会学状况,大多数接受调查的社会学家对过去20年的社会学进展十分不满,自我批评的表达包括:缺少临界质量,缺乏特色和没有发展主流等,缺乏理论洞见和经验工作也是对1983年前的社会学的普遍评论。大多数社会学家还非常关注,在国民党统治的数十年中,社会学发展所受的政治影响。他们强烈地感受到,只有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中,才能养育出成熟的社会学。如同以后的政治自由化和民主过渡时期所表明的那样,社会学作为一种经验科学和批判的理智活动,有助于台湾民主化的形成。更为直接的是,有不少社会学家作为拥护民主的知识分子,参与发动、动员和保护了来自复苏的市民社会的民主力量。
对于社会学本土化和中国化的要求,大多数社会学家在80年代赞同这种自觉的努力,这是很重要的,也是必然的。社会学为何要本土化,许多人认为,它对台湾社会学发展的根基是必需的,它有助于社会的发展并能产生社会学的文化和历史认同。但他们很快强调,社会学本土化和中国化的目的并不是要停止学习西方社会学,或鼓吹建立一种国家社会学。本土化应该被理解为一种集体的觉醒,而不是一种幻觉的产物。如同萧新煌根据调查资料所总结的,本土化社会学应是一个双重概念,既要有社会学的普遍性,也要有相关的文化性和民族性。换言之,社会学本土化不仅要通过把社会学知识深化到台湾现实,以促进台湾社会学的基础发展,而且要通过提供得自于丰富多彩的文化特性的新元素,来充实世界社会学。从本质上讲,社会学中国化的理念是本土化和全球化的结合(萧1984,1987)。
最终,对台湾社会学本土化的实施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步骤。首先,应促进对战后台湾所经历的社会转型及其相关问题做有力度的研究。其次,要注意中国独特的社会观念、文化特色和历史现象(萧,1987)。
从发表的文章和专家的评价来看,由于60年代以来社会学家人数的增多,专业的领域和产出都有重要的增长和扩大。根据瞿海源对台湾社会学家1951-1985年间所发表文章的研究(1986),文章1969年前为1.86,1970-1974年间为1.59,1975--1979年间又上升至2.42,最后,在1980--1986年间一跃为3.65。比较一下1975-1979和1980-1986这两个时间段所发表的文章,有5位以上作者的领域数目,在10年间从5个上升到13个。1986年,最密集的研究领域有:人口统计、社会问题、家庭、社会分层和社会分化、研究方法、城市社会学、社会理论、复合组织、团体互动、女性研究、社会政策、社会福利以及文化。
近来,Chang(1996)搜集了952篇台湾社会学家1991--1995年间发表在杂志和论文集上的论文,根据他的估算,可以进一步看出,台湾社会学家在过去20多年中研究专业的延续和变化。诸如社会学理论、人口统计、社会变迁、发展社会学、社会分层和城市社会学这样的密集领域,在1980年后仍然占据中心地位,90年代研究趣旨上升的领域有:家庭社会学、性社会学、老年社会学、环境社会学和文化研究,这再次反映了台湾社会学对大众所关注的社会问题的回应,这些问题也是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新焦点。
目前大部分台湾社会学家仍然用中文在本地刊物上发表文章,但他们用外语(主要是英语)写作在海外期刊上发表的兴趣正日益增长。从1991年到1995年,150名社会学家中有30名把他们的文章给了50多家海外或国际性刊物,这标志着台湾社会学家正缓慢而有长进地加入国际社会科学社团。
在今天的台湾,社会学正逐渐被认为是一门上升的智力事业,在社会科学的学术社团中已建立了合法地位。社会学家被视为是一群倾向于自由主义并对当前各种社会和政治问题进行批判的学者。对大多数人来说,社会学家不仅是引起麻烦者,也是解决问题者。人们日益期待社会学家能提供灵活的理论来解释变化的社会现实,对各种出现的社会问题提出可行的解决方式,并乐于扮演拥护和批评者。的确,在今天的台湾,除了教书和研究,各种社会学家还担任着多重社会角色。“政府机构”、大众媒介和市民社会组织在遇到相关的社会问题时,都希望得到社会学家的指点、评论或参与。台湾社会学家现在已是“被需要的”和“有用的”了。在自由化和民主过渡时期更是如此,不少社会学家已经在推进各种社会运动和保护民主事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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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指占据一定平面或空间、具有可视形象以供欣赏的艺术。也叫造型艺术、视觉艺术。按照目的可分为两大类,即纯美术和工艺美术两类。“美术”这一名词始见于欧洲17世纪,也有人认为正式出现于18世纪中叶。近代日本以汉字意译,五四运动前后传入中国,开始普遍应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社会学术论文写作范文:论美术对电影的作用。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美术是古老的艺术,在它的基础上发明了电影,美术促使电影的形象、场景、道具、光色等因素更艺术化,美术规律帮助电影艺术产生意境。美术和电影关系密切,不可分割。我们虽然不能说电影完全派生于美术,但美术对电影的直接影响和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关键词]美术;电影;形象;环境;意境;作用
美术包括绘画、雕刻、工艺和建筑,是一门古老而悠久的艺术,它的出现,应该和人类的出现是同步的。从世界各地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丰富的美术遗迹来看,当时的绘画、雕刻、器物等已经具有较高的审美水平。相对于美术而言,电影艺术则是一门崭新的艺术,真正意义上的电影于19世纪才出现。把运动分解成多个画面,然后在一定时间逐个展现在人眼前,便有了动感,这就是电影。电影虽然发明得晚,但发展得快,市场更广。美术和电影关系密切,不可分割。我们虽然不能说电影完全派生于美术,但美术对电影的直接影响和作用是不可否认的。美术对电影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形象是电影艺术中的最基本的因素,电影展示给观众的,首先就是形象(包括人物、动物、景物、器物等)。一部优秀的电影作品,除了要有好的导演外,其内部的形象要求极具艺术美感而让观众愉悦。美好的艺术形象,能给观众以美的享受,留下深刻印象,让人看过电影之后仍然如在眼前,难以忘怀。这需要美术在电影中所起很大作用。如电影《白毛女》《阿诗玛》《地雷战》《戴手铐的旅客》《高山下的花环》《霸王别姬》《从奴隶到将军》《冰山上的来客》《苦菜花》《平原游击队》《大红灯笼高高挂》《少林寺》《黄飞鸿》《八女投江》《佐罗》《双面人》《宝莲灯》等众多的优秀电影作品,都有非常典型生动的艺术形象。杨白劳的老实善良、黄世仁的冷酷卑鄙,阿诗玛的美丽、机智、勇敢,觉远的纯朴、顽强,佐罗的正义、智慧,都会给观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这些形象在观众的脑海里呼之欲出,栩栩如生。虽然这些电影中的人物都由演员所扮演,但进入角色的演员形象已非完全演员本人,而是经过导演、化妆师等工作者按照剧本内容,使其艺术化、美术化后得到的形象了。
当然,要得到完全符合剧本中所要求形象,在目前来看,还是有很大难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是受到诸如经济、科技、自然环境、人才等因素的制约。要得到较理想的形象,一方面是由制片人请到形象和演艺俱佳的演员,再就是对演员的美术化。因为明星大腕们更受观众的欢迎和认可,演技也相对高一些,所以大腕明星们主演的影片就相对较多。然而,一个明星就一张面孔,要演好更多的形象,使观众不产生厌倦感,对他们形象的美术处理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美术处理的过程基本接近美术作品的创作过程,要在演员原形象基础上创造出符合剧本的艺术形象,这要求工作者具有很高的美术素养,创造出的形象要符合美术规律,给观众以美的享受。如著名演员刘德华在《三国之见龙卸甲》扮演的赵子龙,在《投名状》中扮演的赵二虎,在《天下无贼》中扮演的王薄,都给人留下鲜明深刻的印象。好的艺术形象能让人耳目一新,记忆深刻,但又不能怪诞离奇,形象可憎。
如果说普通影片的艺术形象受到演员自身条件等因素的制约的话,那动画片中形象则完全是美术工作者创造的结果。每个人或物的形象都由画家亲手绘制或制作。作者的美术修养和技术水平会直接影响到电影作品质量的高低。好的动画片就如给人观赏一幅幅优美的画卷,令人心旷神怡,心情舒畅,在享受的同时受到教益。我国现代著名画家张仃曾设计创作了经典作品《哪吒闹海》的形象,这是一部突破传统绘画而极具装饰意味的作品,勾线细致,色彩典雅。影片中的哪吒、李靖、龙王的形象都优美生动,呼之欲出,可谓是雅俗共赏。
在丹麦国际电影节上获金质奖的动画片,上海美术电影厂制作的名作《牧笛》,则是大写意的水墨风格,其中牛的形象来源于国画大师李可染笔下,鱼虾、青蛙的形象来自齐白石的笔底。可以说,影片里的形象经过大师的艺术加工,已经简练到极致。老牛的形象仅用几笔湿墨画出,但已形神兼备。牧童则用非常简练的线条勾出,皮肤用赭石颜色稍加渲染,天真可爱的小孩便活跃其中了。这些成功的作品,给人以美的、健康的视觉享受,激发观众的思想共鸣。而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是作品成功最关键的组成要素之一,美术在塑造、加工电影形象方面,其作用无疑是巨大的。
近年来,由于科学技术的飞快发展,美术的不断进步,电脑技术更多地应用于影视中,在国内外,已经有一些电影应用三维形象的动画演员,看起来和真实形象非常接近。由于人工绘制的形象可以摆脱时代,环境等因素的限制,可以代替真人完成难以完成的表演工作,这样就可以大大拓宽电影艺术所表现的范围。用美术手段制作的形象更符合剧本的要求。可以表现现实的和虚幻的形象,也可以表现灭绝的和将来可能出现的形象。如电影《金刚》中的主角便是用写实的美术手段制作出来的,除它高大出奇的形象震撼观众以外,其复杂的人性化的面部表情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美术的作用使得这部影片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由于科学技术在不断进步,美术技法也会不断提高,电影的制作技术会慢慢完善,由人绘制的电影形象会更加真实生动,表现性也会更强,它会逐步取代真实演员的形象,这是电影界的一个趋势。美术将革命整个影视现状,使影视艺术更加艺术化。
在电影艺术中,人物总是活动于特定的场景空间中。即使是舞台剧,也要布置一些必需的背景和道具,如下雪的布景、室内的桌椅、河上的小桥等。在故事片中,场景空间就显得更为重要。场景需要符合人物身份、性格、活动时间和活动变化。场景的选择、设计、加工一般由美术工作者来完成。好的电影作品,人物、环境、道具相互协调,又浑然一体,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让人看了觉得真实自然,又能得到艺术美感的享受。在《水浒》中,场景占地就达600亩,其中包含建筑、自然环境、人工环境等。根据剧本内容,经过美术工作者认真调选,又把场景分为:州县区、京城区、梁山区三大部分。州县区有中下层社会生活场景,衙门、监牢、法场、街坊、店铺、庄园等一应俱全,建筑则古风浓郁,武大郎饼店、王婆茶馆、郑屠肉铺等做旧工艺细致逼真。不仅很好地再现了北宋的历史氛围,又给武松杀嫂、醉打蒋门神等故事安排了特定的环境。京城区的建筑气势雄伟,富丽堂皇,给宋徽宗、高俅、蔡京等贵族高官安排了活动环境。
街市城门内外的布局的设计建造,是按照宋代著名风俗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上的景物做的,让人看了电影后觉得自然而真实。梁山区则依山靠水而建,艺术地再现了水泊梁山的宏大场景。码头、寨门、校场、官船、橹船、车船、战船等都按宋代样式做成,逼真而富有艺术性。演员使用的衣服道具等都由美术工作者根据剧本一一设计 。在《水浒》人物的衣服设计中,作者将自己的情感熔铸到剧中人物的服装上,大量的灰色系统的应用,很好得表现了自然、淡雅的《清明上河图》式的平民风格。而李师师与燕青见面,每次都着暖色调的绣花服装,色彩略显艳丽,但并不浓烈。体现出一个身陷风尘但侠义有情的女子性格。李逵则着黑色短服,手拿板斧,突出了其正直豪放的人物特点。
如果不注意美术在电影环境和道具中的作用。结果肯定会降低电影的可视性和艺术性。有的电影虽然演了几十年的事,但就有简单的几个环境,不多的几件衣服道具。看不出春夏秋冬不说,连演员从年轻到年老年都穿同一件衣服,并且一直是新的,像一天发生的事一样。有的电影表现的是红军长征的题材,但衣服道具都是崭新的,衣服有棱有角,演员或白白胖胖或娇声奶气,让观众看了觉得太不真实。有的导演在执导一场戏时,因主演不喜欢衣服,就临时换衣服,没有考虑换上的衣服是否和角色当时的境遇相符、是否和场景以及其他人物服装的色彩和谐,能否突出他作为主要人物的地位。结果导致电影艺术品味的降低,在拍摄电影的过程中只有重视美术效果的作用,才会使影片更具有光彩。
众所周知,光和色也是电影中非常重要两个因素,一部影片,起码要有一个统一的基调。在影片向观众展现的过程中,光和色可以统帅人物、环境以及道具等。可以把观众的视线引向导演想让观众首先看到东西。并且烘托剧情气氛,唤起观众的情感共鸣。光和色统领着影片的色调变化,随着剧情的发展而变化。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视觉型影视越来越走向大众,处理好色彩和色调问题,使影片各因素的色彩整体上和谐统一的任务,自然就落在美术工作者身上。电影《红高粱》是色彩美在影片中应用较为成功的例子。张艺谋用绚丽愉悦的红色调,抓住了观众的眼睛。
电影画面的每一次跳跃,都给人以色彩和谐的绘画作品的美感,让人心旷神怡,赏心悦目。那种扑面而来的红色,既给观众以热血沸腾的震撼力,又融入了强烈的民族精神和人性的渴望突破旧的思想枷锁的勇气;表现出主人公敢爱敢恨、朴实无华的性格。而在《英雄》影片中,作者用黑白红为主要变化的颜色表现剧情的起伏,以灰色融合其中,达到了整体色调的细腻典雅,使色彩、画面和情节水乳交融。色彩与影片的关系达到了“化”的境界,电影色彩的意义也真正得以体现。在这部影片中,美术色彩的价值在剧情中得以痛快淋漓地发挥。在《三国演义》中,为了突出古代战乱的生活环境,黄褐色便成了主色调。让观众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思绪也融入一个尘土飞扬、鸡飞狗跳的古战场当中了。在表现汉献帝退位的情节时,色调变成暗褐色,然后配以皇帝及大臣们的黑色宽袍,宽袍上再点缀以暗红色的图案。一方面揭示了献帝天愁地惨的无奈心情,另一方面暗示了政治斗争的血腥和残酷,给观众很强烈的感染力。
如果说形象、道具、服装、光色更多的是强调外在的感观效果的话,那电影中的意境美就更强调作品的内在的综合因素。它是演员、环境、衣服、道具、光色等形成的点、线、面、色、虚实、动静等因素相互作用所形成的一种和谐美的关系。这种关系会对人的情绪产生相应的影响,让观众或喜悦,或忧伤,或激动,或愤慨。而这种能调动人情绪的构成关系,和美术作品中意境形成的原因是一致的。《妈妈再爱我一次》《忘情季节》《小城故事》《小鹿斑比》《激情燃烧的岁月》《黄飞鸿》《长征》等影视作品都是很有意境的佳作,能使观众观而生情,观而忘情。也有一些粗制滥造的影视作品,因为制作者不懂美术规律,硬让演员大哭大笑,以为能调动观众的情绪,结果却让人看了产生反感。
总的说来,美术与电影的关系密不可分,美术不仅为电影保证了形象的典型性和艺术性,而且在环境、道具、色彩、光影等应用方面为电影提供了依据。一部好的电影,其构成应该是无懈可击的。美术发展,也必定会大大推进电影艺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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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的、以历史唯物论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社会学学说的通称。在世界社会学发展的两大传统中,它是与从A.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相对而言的另一大传统。在中国,广大社会学者正在努力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自1979年社会学重建以来,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方面的探索,已取得一些进展,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社会意义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对我国社会及其这一转型过程进行探讨时,布洛维和赖特所大力提倡和推行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成为界定社会概念的重要思想来源和理论借鉴。他们以社会学为基点,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将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认为社会是国家与经济间独特的制度空间,社会的产生、进步与发展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与支撑。
关键词: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社会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过程中,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面临着重大危机与挑战,在此危机下布洛维概括了4种立场与态度,即“运用、传播、埋葬、构筑马克思主”。在构筑马克思主义立场中,布洛维和赖特将马克思主义视作社会学理论的重要分析传统,同时用以科学的剖析当代社会发展、变迁与再生产的困境。
新的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建构需要融入社会学概念,将马克思主义演进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理论,借助社会学思想帮助马克思主义获得重生,这就需要其继承者创构出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同时也是应对转型过程中战胜危机与挑战的必然选择。因此,布洛维特别强调,后社会主义时代急切呼唤马克思主义,要求其对“社会”这个有异于国家和经济的领域予以更多的关注,并且这也是构建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背景。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以对“社会”概念的重新界定为其中心任务,以“社会”视角构筑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为更加科学的认识、建设社会,创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现今的后社会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没有像某些人断言的那样因社会主义在实际中的受挫而消亡,布洛维认为,马克思主义仍旧诠释着最系统的资本主义批判,并指出了具有可行性且令人信服的替代制度。从本质上而言,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延续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的长久,并且马克思主义必须依靠资本主义来重新建构和更新自己。实现这些更新并为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奠定基础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家―葛兰西和波兰尼。二人以有着巨大差别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为出发点,相交于“社会”概念,发展延伸出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布洛维在其《走向社会学马克思主义》这一论文中对他们的社会概念理论共性做了讨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与超越,布洛维将这种理论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后裔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自主性及原创性,即对“社会”概念的阐释和重视。
对于“社会”概念,葛兰西与波兰尼各自有着不同的且具有历史针对性的概括。葛兰西的社会指的是公民社会,涵盖工会、政党、利益群体及其他志愿团体,并且这一公民社会应将其放诸于国家矛盾中才能深入理解。在葛兰西的理论中,公民社会在于国家斗争勾连的复杂环境中生成。国家是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综合体,政治社会指的是由政府、司法部门、军队构成的国家机构,且具有行政暴力性质;公民社会由相对自主的行会、学校、教会等构成,代替统治阶级行使“霸权”职能。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是指统治阶级将对自己有利的信仰和价值观推行到社会各阶层中,他不是强制性的暴力控制,而是在使社会大多数成员对社会信仰和价值观的认同上得以实现,这种霸权概念有利于对公民社会本质的理解。这种建立在普遍意愿上的霸权统治,不仅外延于政治经济制度之中,更以意识和经验的形式内化于社会思想之中,成为捍卫统治利益的堡垒。
波兰尼以能动社会为其社会概念,对这种社会概念的理解需将其放诸于与市场的矛盾关系中。能动社会指的是19世纪英国的合作社会、工会、争取政治权利的政党和宪章运动的发展,其产生背景是市场对社会的毁灭倾向,社会采取各种行动保护自己,赢得制服市场。波兰尼认为,劳动力、货币、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商品化,对资本主义生产产生直接性威胁,而要延续资本主义只能通过“能动社会”的构建抵御商品化带来的毁灭性结果。为了适应市场化的发展,反市场化意味的能动社会应运而生。
葛兰西和波兰尼立足于不同视角延伸出了“社会”概念,虽然两人对社会定义的侧重点不同,葛兰西的“公民社会”联系于国家,波兰尼的“能动社会”联系于市场,但是两人都强调社会是资本主义国家和内部经济的特有的制度空间。而社会主义则是国家与市场对社会自我调节的服从。由此,从社会涵义层面,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继而构建出在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下的“社会”概念。在此社会概念的基础上,社会学马克思主义诠释了资本主义的进程与发展,明确了社会主义的困境与失败,并由此提出应对突围第三次市场化浪潮的策略。
马克思曾预言,在资本主义生产不断扩大、危机不断深化、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斗争日益激化的背景下,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然而事实证明,资本主义不但没有灭亡,而且其持续发展的势头依然强劲。这种现象应如何理解呢?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给予明确的答复,“社会”的产生、发展是保障资本主义持续长久的基础。
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中,资本主义的划分应以“社会”的出现为根据,19世纪末的“公民社会”与“能动社会”,正是区分早期与发达资本主义的显著标志。由于这个“社会”的出现,资本主义由“政治独裁”转变为“政治霸权”,由“市场专制”转变为“市场规制”,进而有效遏制了资本主义的灭亡趋势。
(一)公民社会及其政治霸权
葛兰西强调,早期资本主义或落后国家中,因还未形成公民社会,因此,阶级统治多利用零合式冲突或利益对抗的方式,国家成为阶级压迫的暴力统治工具。此时,国家成为独裁制国家,统治阶级成为专制阶级,阶级冲突剧烈,阶级矛盾明显,社会各个方面尚处于不稳定之中。
国家统治与被统治阶级在利益层面上的妥协与让步,在福利、教育等公共领域的不断扩张,公民社会这一构建于国家和经济之间的特有组织和制度由此形成。公民社会的出现,使国家也延伸至公民社会,国家不仅仅是政治的,同时也是公民的,国家中的统治阶级不仅代表本阶级利益,更代表着社会利益。葛兰西认为,与国家相关联的公民社会的形成,是资本主义由政治独裁向政治霸权的转折。
霸权包含暴力联合认同及协商后的利益让步,合作式对抗代替零合式冲突。霸权的形成,使统治阶级依靠这些行动维系其统治,并赢取被统治者的认同,遏制阶级斗争的激化,缓和阶级矛盾。此时,国家若是外围沟壕,那么公民社会则是维护这一沟壕的强大壁垒支撑。“若国家出现危机,公民社会便会立即显示其稳健结构。”另外,公民社会的形成也熄灭了任何夺取国家政权的企图。因而,在葛兰西的理论中,正是公民社会调和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化解了其政治危机,保证了资本主义的长久发展。
(二)能动社会及其市场规制
波兰尼认为,资本主义的市场化及商品化发展具有扩张趋势,其间将商品化从实际的真实商品延伸扩展至劳动力、货币、土地等虚构商品中。此类毫无限制性的扩张行为,使社会被用来迎合市场需求,这就是“市场专制”。商品化的市场专制形式,损毁了生产要素价值,破坏了资本主义应有的生存发展能力,导致社会的冲突及混乱,致使资本主义毁灭。鉴于此情况,波兰尼认为,要想延续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通过创建能动社会来抵制商品化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另外,市场化的过程即是各阶级抵御市场构建能动社会的过程。通过对劳动力、土地、货币实施的反市场化运动,各阶级突破“狭隘的阶级利益”,代表着整体社会利益。而这些捍卫社会利益的行为就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和抑制了社会中不同阶级利益的冲突与对抗,同时,抑制经济危机的产生。
总之,19世纪末,资本主义及其社会被复杂、密集的能动社会和公民社会的有组织的、有规模的资本主义代替,且后者获得了更为发达的国家的支持与帮助。正是这种“有组织”的社会特征,为资本主义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保障。
相较于传统社会学中立的价值立场,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更加明确的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因此,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既要研究资本主义,又要研究好社会主义。社会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国家和市场对自我调节的社会的服从。
首先,社会主义如同资本主义一样,是国家、社会、经济的集合体。社会主义替代着资本主义质性,涵盖资本主义的各项积极成果。对于资本主义的生存与发展而言,既是经济和政治形态的延伸,更是特殊制度体系的社会形态的延续发展。区别早期资本主义和发达资本主义的标志就是构建了与国家或市场关联的公民社会或能动社会,继而有效遏制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危机,保证了资本主义的长盛不衰。所以,社会主义不仅要求政治经济的发展,更要寻求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同时使国家、社会、经济间的结构关系平稳发展。对于那些落后国家,既要开展社会主义革命,更需要建设一个政治与经济相连接的公民社会。
其次,社会主义相较于资本主义又有所不同,是存在于社会基础之上的国家、社会、经济的集合与统一。社会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是社会与国家、经济的各方面关系。在葛兰西和波兰尼看来,若资产阶级民主制是公民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平衡关系的标准,那么自由市场经济就是国家归附统一与经济市场的典型,而社会主义则是国家与经济对当时社会的服从。其二是社会内容于阶级关系上的体现,资本主义是资本家所进行的资本主义霸权统治,而社会主义要构建的是工人阶级成为社会整体利益的代表,将暴力与认同相结合进行的社会主义霸权统治。
第三,社会学资本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计划,社会学资本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发端于资本主义内部,但是需要明确的是,社会主义的出现不是自发的也不是必然的,而是建立在自我意识之上有组织、有预见性的社会运动。其中所蕴含的意义为:其一,经济发展所形成的社会主义条件不是自然而生的,发达的生产力与激烈的经济矛盾并不足以说明社会主义产生的可能性;其二,未来发达资本主义不是线性单一的,而是存在着不同的可能性,社会民主制、自由民主制、社会主义可能都是其发展道路。其三,社会不断发展壮大,经济逐渐服从于社会,创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霸权将会是一个漫长系统的过程。
社会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概念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更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内容。只有明确认识、界定、探索、构筑社会,才能更为有效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超越突破资本主义,构建更加完善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承担着保卫社会生产与发展的重任与使命,因此,探索研究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的构筑将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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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作为一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关注于当下社会现实与社会问题,硕博士学位论文作为学科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直接反映一个学科的综合研究水平与研究方向。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社会学学年论文,供大家参考。
内容摘要
2006年,恶搞文化在我国盛行,它们通过戏仿、拼贴、颠覆、解构等手法对主流文化进行象征性的反叛,带有明显的亚文化特征,又因其以网络等新兴媒体进行传播和扩散,生产者多为青年一代,我们称之为网络亚文化或青年亚文化。本文试图在亚文化的背景下解读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及其影响,同时从恶搞文化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的生存现状:人文关怀丧失,人文科学被边缘化,新文学经典难产,知识分子缺乏文化自觉,主流媒体话语霸权引发的沟通缺失。因而,制定相宜的文化战略,重新培植中华民众的民族信仰、文化自觉,营造阅读型、思考型的社会氛围,正确发挥大众传媒的文化传承作用,构建和谐的主流文化环境,弘扬一种健康和谐的文化氛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恶搞”文化 主流文化 亚文化 文化生存 大众传媒
前 言
2006年初,胡戈戏仿电影《无极》制作的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网上流行,“恶搞”现象从此进入人们视野。随后,五花八门的恶搞作品相继出世。如恶搞视频:《春运帝国》、《开国大典》饭店版;恶搞音频:PK黄健翔、方言版《猫和老鼠》;恶搞图片:圣斗士/黑暗使者五福娃、徐静蕾半裸油画;甚至早在2006年之前就有了《Q版语文》、《水煮三国》等恶搞书籍„„其取材不拘,手法多样,创意怪诞,有意无意的大胆解构引发了观众会意的笑声,因而赢得了大批的拥趸,同时也引起了主流媒体及学界的关注。迄今为止,人们关注较多的是恶搞作为一种媒介文化现象或网络亚文化现象对社会的意义,或肯定或担忧。持肯定意见的人们认为,恶搞者(即不愿被传统信念培植的群体)通过戏仿、拼贴的方式来颠覆正统意识形态和解放思想,从而赋予文化产品一种全新的形象或内涵,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而担忧的人们则认为,对经典的、主流的文化进行嬉皮笑脸的甚至是恶意的改写,满足的是人们一时的低级趣味,从长远看,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的传承,应该制定相关政策予以控制乃至禁止。
恶搞文化到底像肯定者认为的那般可爱(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还是如担忧者想象的那样可怕(满足低级趣味,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传承)?撇开其利弊,本文力求从这一特有的亚文化现象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生存现状,并对其现行生存观及文化战略进行思考,同时包含对大众传媒这一文化推手的审思。
一、亚文化背景下的恶搞文化
(一)亚文化背景
主文化是社会中处主导地位的文化,为社会普遍认同;亚文化通常是指宏大文化中的一个亚群体,是以主文化为参照物(也即与社会代表性的主流文化相对应的)的同一共生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类型,是社会中居辅助的、次要的、边缘地位的次文化。主文化和亚文化都是隶属于文化这一大系统的子系统。[1]
在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研究的芝加哥学派首先提出了“亚文化”(subculture)的概念。随后,伯明翰学派针对当时英国舆论媒体把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描绘成“民间恶魔”的做法,提出了“亚文化研究”(subculture studies)的概念。青年亚文化是伯明翰学派早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它奠定了早期伯明翰学派在西方学术研究界的地位。研究者认
前 言
2006年初,胡戈戏仿电影《无极》制作的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网上流行,“恶搞”现象从此进入人们视野。随后,五花八门的恶搞作品相继出世。如恶搞视频:《春运帝国》、《开国大典》饭店版;恶搞音频:PK黄健翔、方言版《猫和老鼠》;恶搞图片:圣斗士/黑暗使者五福娃、徐静蕾半裸油画;甚至早在2006年之前就有了《Q版语文》、《水煮三国》等恶搞书籍„„其取材不拘,手法多样,创意怪诞,有意无意的大胆解构引发了观众会意的笑声,因而赢得了大批的拥趸,同时也引起了主流媒体及学界的关注。迄今为止,人们关注较多的是恶搞作为一种媒介文化现象或网络亚文化现象对社会的意义,或肯定或担忧。持肯定意见的人们认为,恶搞者(即不愿被传统信念培植的群体)通过戏仿、拼贴的方式来颠覆正统意识形态和解放思想,从而赋予文化产品一种全新的形象或内涵,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而担忧的人们则认为,对经典的、主流的文化进行嬉皮笑脸的甚至是恶意的改写,满足的是人们一时的低级趣味,从长远看,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的传承,应该制定相关政策予以控制乃至禁止。
恶搞文化到底像肯定者认为的那般可爱(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还是如担忧者想象的那样可怕(满足低级趣味,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传承)?撇开其利弊,本文力求从这一特有的亚文化现象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生存现状,并对其现行生存观及文化战略进行思考,同时包含对大众传媒这一文化推手的审思。
一、亚文化背景下的恶搞文化
(一)亚文化背景
主文化是社会中处主导地位的文化,为社会普遍认同;亚文化通常是指宏大文化中的一个亚群体,是以主文化为参照物(也即与社会代表性的主流文化相对应的)的同一共生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类型,是社会中居辅助的、次要的、边缘地位的次文化。主文化和亚文化都是隶属于文化这一大系统的子系统。[1]
在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研究的芝加哥学派首先提出了“亚文化”(subculture)的概念。随后,伯明翰学派针对当时英国舆论媒体把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描绘成“民间恶魔”的做法,提出了“亚文化研究”(subculture studies)的概念。青年亚文化是伯明翰学派早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它奠定了早期伯明翰学派在西方学术研究界的地位。研究者认
为,青少年中流行的亚文化构成了对体现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英国主流文化的一种象征形式的反抗。“亚文化是与身处的阶级语境相联系的,青年亚文化产生于社会结构和文化之间的一个特别紧张点。它们可能反对或抵制主导的价值和文化。” [2]因此,“抵抗”便成为亚文化研究的关键词之一。伯明翰学派认为,二战后英国出现的诸多青年亚文化是对支配阶级和霸权的一种抵抗。这种抵抗,是对社会解构中的矛盾和集体存在但又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象征性解决”的尝试,代表着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对社会状况进行批判和抵抗)的特殊抵抗方式,是与他们生活状况之间的“想象性关系”。也即如亚文化研究者菲尔·科恩所说:“亚文化的潜在功能是表达和解决(尽管是想象式的)母体文化中仍潜藏着的悬而未决的矛盾„„无赖青年(teddy boys)、摩登派(mods)、朋克族(punks)、光头仔(skinheads),所有这些亚文化都以不同的方式再现了一种尝试,旨在恢复母体文化中一些被摧毁的社会凝聚力,把它们和来自其他阶级成分的东西合并起来,象征性地形成了面临困境时的种种选择。” [3]言外之意即是:哪里有主文化的压迫,哪里就有亚文化的反抗。于是,恶搞者通过打破日常符号系统或霸权的规则,以挪用、改换和拼贴造成表意系统的失调,以此来实现“有意为之”的交流,把注意力引向自身。然后通过由此形成的风格对权威符码和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形式进行间接的抵抗。
亚文化有时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反文化,直接在政治上以革命性的、激进对抗的方式对主导文化构成挑战,但这种直接对抗不会坚持很长时间。更多的时候,亚文化的抵抗是风格化的、仪式性的,它反抗主流文化并将其自身从主流文化中剥离出来,但同时也努力自觉去适应主流文化的某些特定方面,而且它不被认为是颓废和道德堕落的表现。亚文化的抵抗与反叛性主要体现在追求价值观、时尚、风格等方面。
(二)恶搞文化的亚文化特征
所谓“恶搞”,是指那些用一种平面乃至负面的心态和视角表达思想情感和情绪见解的文化行为。它的形式指向是针对某些已经被历史化了的思想文化定论,它的内在逻辑和方法论特征是颠覆与反叛,在审美趣味上,“恶搞”突出了戏仿、自嘲、反讽、亵渎等多种现代与后现代的风格元素。除了思想文化的层面之外,恶搞也辐射了大量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
恶搞文化又称Kuso文化,是一种以无厘头的方式颠覆经典、张扬个性的典型网络亚文化。最初由日本的游戏界传入台湾,成为台湾BBS网络上一种特殊的文化。Kuso文化进入内地时多被意译为“恶搞”,所指代的对象多为对游戏、照片的移植、拼凑和修改,较多表示人们用调侃、嘲笑或是游戏的心态对喜欢或不喜欢的作品进行结构另类创作的风格。恶搞文化带有很明显的娱乐性和草根性,在2006年的恶搞作品中,它们主要对中国传统英雄人物、古典名著、主旋律影片、标志性图像进行花样百出的恶搞。就其创作意图来说一般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无伤大雅、可作生活润滑剂的“恶搞”;另一类则是颠覆传统篡改历史的恶搞。综观当前的恶搞文化,它类似于这样一种亚文化或“反文化”:通过离经叛道的、“有意为之”的交流,对主流文化的权威性表达了象征性的反叛,打破了各
种形式的文化产品的常规,以期达到打破任何规律,质疑这些规律向人们提供的任何知识,颠覆这些知识所培植起来的任何信念的效果。同时还大胆表达了人们对主流传播文化的怀疑和厌恶,对强加于己身的东西之无奈,对主流文化中的虚假、恶俗感到痛恨。它们具有四个鲜明的特征:用乾坤大挪移的手法颠覆经典与权威;以完全搞笑的形式对一本正经的主题进行近乎荒.唐的解构;通过网络等新兴传媒进行传播和扩散;无厘头的个性批评大多迅速演化为参与广泛的大众娱乐活动。[4]
从以上论述可知,恶搞文化对主文化(或主流价值观)的颠覆(即所谓风格化、仪式性反抗)、复制、拼贴、解构的现代与后现代手法,娱乐至上的大众狂欢等特征,带有非常强烈的亚文化色彩。加之恶搞文化是通过网络等新兴传媒进行传播和扩散的,我们称之为网络亚文化。又因其生产者多为青年一代,故而我们也可将其界定为一种“青年亚文化”。
(三)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及影响
1.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
恶搞文化在2006年大行其道,归根结底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文化虚无主义的影响和传统教育的桎梏。近百年来对待传统文化的偏激态度,尤其“破四旧”等极左思潮的长期肆虐,致使传统文化几乎体无完肤。近年来,经典性传统文化在经济大潮中被推向产业化,昔日的精品走向商品化、庸俗化,文化无奈地同市场、收视率、门票、销量接轨,以无厘头的自我丑化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传统教育依然老气横秋,不能在传播优秀思想、构建并巩固良好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有所作为。
二是与开放的环境和多元文化有关。外国文化的大批量引进,使一部分人数典忘祖,加之主流文化过分强调崇高,反而变成伪圣化,在浮躁中失去文化信仰的人们倾向于以嘲笑崇高为乐事。恶搞文化自娱也娱人的娱乐精神,追求个性解放、自由思考的现代意识契合了其消费需求。
三是社会具备传播该文化的传播技术和传播渠道。当前流行的权威解构、草根至上和个性张扬的后现代文化是恶搞产生的生态环境;现代社会的人们追求轻松的个性化消费是恶搞产生的社会心理;恶搞凸显了网络传播的“娱乐”功能和“经济”功能,从而得到了消费者和媒介的双重肯定,具备了恶搞文化所需要的消费需求。而网络时代,数字化技术的廉价易得和网络平台的畅通无阻恰好给“恶搞”文化的制作、发布、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现实可能性,使一直稀缺的话语权开始泛民主化。
2.恶搞文化的影响
有人认为,“恶搞”不是洪水猛兽,在一定程度上,它能与时俱进地给传统文化注入富有时代感或现代性的血液,以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进行文化启蒙。但是,我们却不得不警惕恶搞文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第一,恶搞严重折损民族、文化脊梁。泛滥成灾的恶搞文化,把英雄人物变成小混混甚至变成反面人物,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数典忘祖,它严重影响到人们对经典、历史及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使我们的民族失去了理想与信仰、失去了诚信与精神,而这将
是对民族脊梁和文化脊梁的严重折损。
第二,恶搞导致文化肤浅化乃至消亡。进化论的杰出代表赫婿黎在百年前就曾预言:如果文化沦为“恶搞”,那么文化迟早消亡。主流文化界将恶搞视为洪水猛兽不难理解,因为超越法律和道德底线的恶搞不仅在颠覆主流文化历经多年建构起来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更在愚蠢地拔我们中华文化的根。
第三,恶搞导致文化原创力萎缩。倘若恶搞短片所出现的模糊随意、不暇思索的品格向低层次发展,就会使文化变成媚俗甚至恶俗的复制品,形成思想懒惰,人心浮躁的不良社会风气,导致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文化原创力的萎缩。这对主流文化将是最致命的冲击。
二、从恶搞文化出发考察中国文化的生存状况
客观地说,恶搞文化虽无厘头,但未洞穿中国传统文化道德底线的善意恶搞还是颇具创意的。恶搞文化受到欢迎证明了其魅力所在,与此同时也折射了主流文化本身存在的桎梏及不足。
(一)主流文化的桎梏
主流文化处于中心的、统治的地位,却经常忽视了“沉默的大多数”的呼声,使学术沦为镜花水月的精英游戏,使主流文化的思想沦为没有良知的思考,严重缺乏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照。这群被忽略了的“沉默的大多数”倾诉的愿望在恶搞文化兴起的时刻膨胀了。《春运帝国》以“搞笑地对待认真的事,严肃地对待搞笑的事”这样一种叙事方式,剪切了《黑客帝国》的片断,配以严肃的台词,向人们讲述了农民工春节回家买票难的这样一个社会事实。有传媒人士称,我们平时看到的资讯并不是事实的全部,而是经主流媒体加工过滤过了的消息。所以,当面对诸如农民工春节买票难这样一种现实时,主流媒体是绝不会以《春运帝国》那样轻松调侃的方式对底层民众的深沉苦痛进行如此酣畅淋漓的讲述的。
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主创者、美术家韩美林在2006年年初的第三届“文化讲坛”上曾精辟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仅要有实力,更重要的是要有魅力,这个魅力就是文化,就是艺术„„谁有权,谁钱多,谁就说了算。这就是没有文化的文化。” [5]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的文化在市场经济的指挥棒下,从来是“钱权说了算”,总是徘徊在“制造”与自我复制层面,因而我们的文化思想领域在改革开放多年后还是局限于一个狭小的笼子里,闭门造着没思想没精神没内涵没人文的文化,也即韩美林所说的“没文化的文化”。
有学者更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的崛起没有带来文化的复兴,也没有造就一种新的文化。相反,经历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洗礼的中国越来越难以见到传统的痕迹,传统文化正在加速度地消失,被商业文化、快餐文化所取代。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失去文
化传统的文明。[6]而且,改革开放后20多年来的中西交流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价值在西方文化与价值的冲击下被逐步解构,中国人原有的文化自豪感、民族自信心日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两个极端:在一部分人中国家认同感严重淡漠了,而在另一部分人中国家认同感却病态地强化了。[7]这两种夹杂着过度的文化自卑或文化自负心理的中国人暴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不叫人自信的文化必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桎梏。
(二)主流文化的不足
1.人文关怀在商业化大潮中逐渐丧失
诸如《边城》、《芙蓉镇》、《白鹿原》等充满人文关怀的文学作品在当今文学界已门可罗雀。现代人处于竞争激烈的经济浪潮中,寻找精神慰藉和心灵憩息地的愿望几乎成为一种奢望。任何文化一旦离开其存在的社会历史背景而言其真伪、对错都是扯谈。人文精神的缺失,使文学如失去了肥力的土壤,抵抗力变得脆弱。而文学作品里的人文精神正是文化的营养,一旦文学变得营养不良,包装诱人的“洋快餐”、创意怪诞的恶搞文化一出现就会激起人们强烈的欲望。而狂吃“洋快餐”、滥喝“洋墨水”、尊崇追捧“恶搞”文化(这里的恶搞是指那些颠覆传统、篡改历史的“恶搞”)的结果是,中国民众将成为精神贫血的对象,自身文化造血功能渐趋紊乱。中国文化的精髓也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无人问津的尴尬境遇里。在此境遇下,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如果在面对公共领域的人文失范、人文瘠荒还无动于衷的话,中国文化就只能不断衰竭下去,因为人文失范、人文瘠荒带来的弊端已然影响着整个社会态度与表述空间了,而不单单限于文化领域的冲击了。
2.知识分子缺乏承担阐释公共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自觉
从一般意义上说,人文知识分子乃是人文精神的提炼者、言说者、解释者和承担者。但是,2006年12月,由德国汉学家顾彬引发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事件大讨论,拷问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精神(Public Spirit,不怕自身受到损害而坚持正义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精神言说者、承担者的责任失职。“德国有属于自己的声音,属于中国的声音在哪里?”各大媒体风传顾彬这样质问中国知识分子。后来证实这是中国媒体对顾彬言论的过度阐释和扭曲。但有趣的是,媒体却误打误撞,借顾彬的口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解释者——知识分子的窘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其位不谋其政,只能临渊羡鱼不能退而结网,这恰恰是当代知识分子的真实命运和文化的悲剧。
作家、评论家们昧着良心成为经济的依附和帮凶,使仅有的文化警醒意识沦落为谄媚与吹捧的媚俗。冯骥才在谈到如何延续传统文化时这样说:“务必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传统文化建设一定不能依靠市场,在尚无足够的文化自觉之前,传统文化建设要靠外力推动,要靠制度保障;二是一定要坚持向子孙传播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而不是改良文化,”[8]但是,我们非但没有完善的文化制度保障和传播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还无奈
地到了作家李锐所说的:“我们有了先锋,有了新潮,有了大师,有了一切一流的理论,三流的作品,就是没有了自己的痛苦,自己的仇恨,自己的幸福,自己的希望,自己的厌烦,自己的幽默”[9]时刻,中国文化的原创力伴随着可怕的速度不断萎缩,作家、评论家等站在文化最前沿的中国知识分子失掉了自己感知幸福和痛的能力,失掉了承担公共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果敢与自觉。我们的民族文化血性及个性愈显单薄苍白,抵御外来文化糟粕的免疫能力越来越弱,主流文化生存亦面临严峻挑战。#p#副标题#e#
3.人文科学被不断边缘化,读者对新文学经典望眼欲穿
人文科学是关于精神的科学,即关于心灵和情感的科学。但在商品化、市场化、物质化的社会,人文科学因为不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政治、经济效用而被人们轻视。而文学经典作为人类经验、智慧、情感和美的结晶,它对个体人生和群体社会的影响是长远的。当今的大学生不再热衷于钻研文学、研究哲学,而是移情别恋于经济实用的社会科学书籍。人文科学的边缘化由此可见一斑。
2004年9月,林长治的《Q版语文》将31篇语文经典课文打造成无厘头爆笑故事出版,卖得相当火爆,作者被誉为“出版界的周星星”。2005年1月,《Q版语文》被叫停,当局认为该书是对新课标的误解、歪曲,亵渎了文学经典与传统文化,会在语言上、文学上、审美趣味上及思想道德方面给学生带来负面引导。原因是《Q版语文》虽然内容诙谐幽默,情节出奇,对白趣怪,但已面目全非,如卖火柴的小女孩成了促销女郎,少年闰土变成了古惑仔等。标新立异的《Q版语文》被学生奉为经典,不但折射了我国义务教育教条式的可憎面目、说教式的刻板尴尬,还表明中国品格深厚、文学境界高雅的文学作品日渐寥寥,而读者渴盼的具浓郁社会气息的新文学经典却又迟迟处于难产时期。社会大众正逐渐失去思考、阅读的耐心,恶搞式快餐文化正在引领着阅读潮流。
4.主流媒体的话语霸权引发沟通代沟
大众传媒,特别是隶属党政机关的机关媒体,掌握着珍贵的话语权,充当着党的喉舌,却与平民大众有着严重的代沟。因为新闻从业人员选择的新闻,可能并不符合受众的需求,受众只能相对被动地关注媒体给他们的议程设置,也即受众只能“被迫关注”;相反,一些受众希望关注或应该关注的议题或命题,并没有引起新闻从业人员的关注,造成受众的“关注缺失”。这种“被迫关注”与“关注缺失”容易造成这样一个矛盾:受众厌倦的新闻(如杨丽娟追星事件)泛滥成灾,真正深入民心的新闻却严重缺席,造成媒体与受众之间不可逾越的沟通代沟。
2006年11月,《南方周末》记者吴虹飞在《从足球解说员到娱乐圈明星(引题) 狷狂黄健翔》中对黄健翔意大利“解说门”事件作了过度阐释,多家网站甚至将其讲解词制作成黄腔手机铃声牟利。对此,黄健翔勃然大怒,认为“记者的良心被狗吃了”,媒体缺
乏善意,以恶搞和滥炒为目的,“给我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和痛苦”。[10]而吴虹飞却又相当委屈,认为自己已经“我基本上,保证所有的引言都有出处,我写得小心翼翼,步步为营„„简直是写一个论文一样小心,就差标出注解了”,[11]反而是黄健翔“他的问题在于:他不但是一个名人,而且他自己也充当了媒体(博客),对自身和他人加以了很多倾向性评判。”
[12]由此凸显出来的“沟通代沟”表明,掌握着话语霸权的大众传媒如何达成传媒与大众之间的良性沟通至关重要。
因而,恶搞元年的恶搞文化现象就不仅仅是单纯意义的个案,主流文化之所以要遏制恶搞文化的“恶性循环”发展,有着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和审慎的考虑。因为主流文化自知本身并非完美无缺,恶搞文化踩中的恰是它最脆弱的部位,所以打压恶搞文化迅猛的发展势头显得很有必要。
中国文化如何在纷扰的时代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并积极迎接自己的未来?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真问题。
三、主流文化的生存策略
(一)制定先进的文化战略
“所谓先进文化,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具体而言,这种文化应该具有文化内容的先进性,文化形式的大众化,文化传统的继承性,文化任务的基础性和文化发展的时代性„„先进文化有三个维度,即继承过去,立足现实和面向未来。”[13]因此,制定符合历史发展的先进文化战略至关重要。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文化紧扣先进文化三个维度,使继承过去,立足现实和面向未来三者有机统一和辩证发展,使中华民族的理性精神始终处于一个有机的和生长着的文化形态里,同时促使其积极因素不断随历史的变化进行成功的自我调节,始终保持文化的良性发展。
1.培养全民的文化自觉,捍卫主流文化阵地
何谓“文化自觉”?它首先是一种文化自信。借用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观点:它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它是一种对传统的自主创新与开放借鉴合而为一、互以为力的精神品格,是对本国文化建设有足够的文化职责及充分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的文化意识。文化自觉意识的存在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对先进文化的不懈追求和对传统文化的审视与反思,早已构成了我国文化发展的主旋律。费孝通先生所强调的“文化自觉”、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论”,都是在进行着一种“返本开新”的积极尝试,这里追求的“新”就是在强调一种对先进文化的追求。费孝通
先生曾强调,任何文化都有属于自己的根和种子,也就是说,文化有自己的历史传统。文化的发展有属于自己的特定的规律和优良基因。要让文化保持历史传统的健康基因,又要使之具有不断适应新的环境的能力。[14]因此,我们就要深入了解我们的优秀历史传统文化的文化内涵和社会背景,培养自己的文化自觉精神。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取得捍卫主流文化阵地的主动权,重塑文化魅力和民族自信心。也惟有如此,外国毫不尊重中国原创文化著作权,把中国四大名著改编得粗俗不堪的历史才不会重演。倘若中国人失去了应有的文化自觉意识,丧失了文化自救精神,那么,中国文化只能任由他国文化帝国主义肆意恶搞,遭遇经济的粗鲁绑架。
2.构建和谐的文化环境,张扬健康文化
文化的良性发展离不开和谐的文化环境,而和谐的文化环境有赖于文化多样性生物链的维系。恶搞文化是处于边缘地位的亚文化,可能带来一场文化灾难,但它同时又是一种新鲜的文化形式,谁又能断言它不会开启文化新纪元呢?我国历代的民间故事、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鲁迅的《故事新编》都是优秀的恶搞经典,它们以怀疑态度对待写作对象,善于将作品的能指和所指撕裂,从而瓦解其中所蕴含的深刻模式,荒诞中无不透露出对世事人情的洞明,在讽刺、戏说与搞笑反传统的过程中,隐藏着深刻的启思意义,深受下层民众的欢迎且未对主流文化造成明显的冲击。单从这一层上,主流文化就没必要对恶搞文化感到恐惧,给予善意的恶搞文化一定的生存空间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正像羚羊要跑得快就必须要有狼的存在一样,主流文化也需要像恶搞文化这样的“狼”来鞭策自己不断成长,警醒自己保持足够的危机意识,否则再优秀的文化文明也注定会在无“狼”的安逸环境中不断衰弱、退化乃至灭亡。
张扬健康的文化需要知识分子做出表率。知识分子的公共精神及文化警醒意识,可贵的良心和良知,将使他们更有勇气面对目前严峻的人文瘠荒状况,进而自觉保持文化理论的有效性和合法性,能对一切文化特权、一切文化糟粕加以质疑,给予批评;而不是成为经济的俘虏或奴隶。如此才能使主文化更好地立足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根基上,填补其缺失的空白,不断创造出与时俱进的文化精品,对文化糟粕起到拒斥作用。并能历史地、理性地、审美地看待世界,坚守人文科学精神的家园,为人类也为自己的生存建构并护持一个温馨美好的人文环境和高雅和谐、生机盎然的精神世界。
(二)在改革中反思并培养阅读型、思考型社会
当青少年阅读着被恶搞过的名著,背诵着被整容肢解过的唐诗宋词;当人们与传统文化越走越远,在浮躁的经济社会中失去可贵的阅读习惯和思考的耐心;当中国文化的中流砥柱——知识分子们也在商业大潮中失却文化人的本色,惟钱至上„„这个时刻,对现代的教育体系进行改革和反思,培养阅读型、思考型社会刻不容缓。
《Q版语文》在主流文化界看来是新的恶俗文化,不但亵渎民族感情,篡改民族历史,贬抑民族精神、民族文化;还突破了文化本身所能容忍的底线及个人道德底线,严重影响了青少年价值观的培养。但《Q版语文》如果完全原创,那么这种幽默就很值得呆板严肃的传统语文教学去借鉴。因此,什么时候有超越于《Q版语文》的、对传统语文教材的改革有所启发的新语文,传统教育实在应该将其很好地引入其教学实践中去,给面临灵感枯竭的语文教育输入新鲜血液。尝试恶搞文化的另类思维对传统教学模式的启发,这对处于尴尬境地的语文教育教学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自我文化优秀传统的传承是不断与时俱进的渐进过程。目前文坛遭遇的一个尴尬是,当前正版书籍价格奇高,与普通民众的消费水平不相符合,造成正版书无人问津,盗版书籍畅销无阻的尴尬局面。这就要求我们在珍惜、保持文化传统同时,把握住时代的脉络和历史向度,不断融以现代性的语言、内容、形式,构建时代感强的当代文化精神,填补当前民众的文化精神空白,不断创作引人思考、启人智力、与时俱进的新文学经典,能使大众喜欢且消费得起。同时严惩任意盗用、恶搞文化资源者,加大力度肃清文化市场。不然,培养阅读型、思考型社会的理想只能是空想。
(三)正确发挥大众传媒的文化传承作用
在恶搞文化盛行的2006年,凸显了大众传媒在文化操守、网络文化道德守望上的力不从心。大众传媒加速了对传统价值颠覆的个体日程,使相当多的人进行了自我反叛,与此同时,个体认同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危机。为避免恶搞文化“为所欲为”,建设健康的网络文化系统迫在眉睫,如实行网络实名制、制定可操作性强的网络道德规范、法律,防止网络犯罪等。
此外,发挥大众传媒的文化传承作用,“让边缘发声,让弱者自我表述” [15](恶搞文化是边缘的“沉默的大多数”忍不住发出的声音,是习惯处于劣势地位的弱者铿锵的自我表达)显得势在必行。由媒体俯视效应惯性思维造成的“被迫关注”与“关注缺失”的矛盾使“媒体在未来可能有很大的危险”。[16]新闻工作者是坚守社会良心、深含人文关怀精神的执行者,但他们却很难不在把关过滤资讯的时候犯“被迫关注”和“关注缺失”的失误,因此,如何达成传媒与大众之间的良性沟通,选择最有价值最必须让人们知悉的资讯,最大可能传达给受众自己所看到的真实的中国应当成为新闻工作者的终极追求。
文化多元化发展必须要经历文化融合。因为在文化融合过程中,一来是把外来文化融入自己的文化,为自己注入新鲜血液,增添生机和活力;二来是把自己的文化融入到异质文化中去,扬弃自己原有的认知结构,从而既保留本民族文化的合理因素,又兼容了异质先进文化积极因素。[17]这样不但可避免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合唱,而且在交流和融合中还可以实现世界多元化文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目标及“和而不同”的理念。[18]更重要的是能使“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中国文化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
在如何对待中外文化差异问题上,鲁迅先生主张采取“拿来主义”态度,即面对“他文化”既不妄自菲薄,又不唯我独尊的择而取之、为我所用的心态。徐圻进一步指出,“对于中国来说,不管是什么样的精神文化资源,只要有利于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和有利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加强,就都可以成为先进文化的鲜活内容。” [19]在亚文化问题上,彭志斌先生认为,亚文化的存在,可以促使主文化创新,有利于加强群体整合,促进社会的协调和稳定。[20]言外之意实为:未突破法律和个人道德底线的善意恶搞,不失为一种新鲜的文化样式,大量恶搞文化的存在及其之间的交流、融合必将促进主文化的创新。因此,技巧性地运用“拿来主义”理论,不断强化中国文化的内在体质及其文化内涵,进而逐步形成中国文化的特色及创造性理念;与此同时,中国必须摆脱那种对各种文化和各种宗教的肤浅解释,“我们要做的,不是消除不同的价值观,而是提倡更好地理解,更好地尊重别的文化。” [21]因为只有这样,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才能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在不断的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大同存小异中共同发展。
结 语
诚然,恶搞文化因其非原创性不会有太大的生命力,迟早会被商业文化收编。再者主流文化一旦发现苗头不对,势必会加以打压。因而,恶搞文化一时不会成为主流文化,它只能是一种边缘文化,聊以搏大众一笑。但是主流文化的担心却并非是杞人忧天。如果历经恶搞文化的冲击,主流文化还是“死性不改”,不思进取,那么,遑论主流文化有多么深厚的文化积淀,或是多么稳固的体制,迟早也会被其他文化形式取而代之。
在这种情况下,在亚文化的视野下研究恶搞文化并理清其与主流文化的关系和利弊,清醒地认清主流文化的生存现状及思考中国文化的路应该怎样走显得非常必要。同时,提
醒大众的文化责任、文化自觉,营造良性的阅读型、思考型社会氛围,对阻碍主流文化发展的各种障碍进行审慎思考乃至排查同样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而所有这些就需要大众传媒、文化界、教育界等部门或个人共同来作进一步的努力。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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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腐败犯罪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毒瘤。处于社会转型期,众多犯罪类型中的腐败犯罪很大程度上阻碍我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以来,国际和国内对我国反腐进程高度关注。反腐一直都是民众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从犯罪社会学的角度对当前社会转型期的腐败犯罪成因进行剖析,并且提出了一些治理方案。
关键词
社会转型期;腐败犯罪;治理
目前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层出不穷,我们需要关注这些社会问题,并且从中找到治理的对策。社会转型期内,我国腐败问题尤为突出,既牵扯到整个社会的宏观发展,又涉及到民众的切身利益。那么,对于我国社会转型期的腐败犯罪,我们可以作出具体分析,从而找出一些对策遏制腐败现象。
一、社会转型期的含义
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渡过程,是社会中的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进化过程;是社会结构的整体性、根本性变迁,它不是指社会某个领域的变化,更不是指社会某项制度的变化,而是指社会生活具体结构形式和发展形式的整体性变迁。随着我国不断迈开改革开放的步伐,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乡二元制结构的冲破伴随着大量的人口流动,同时不同的文化不断地汇聚,然后冲突或者相互吸收。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冲突集中体现在法制与传统习惯的冲突,市场竞争与垄断的冲突,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的冲突等等。
二、我国目前腐败犯罪的新特点
我国目前反腐形势严峻,习对腐败犯罪深恶痛觉,采取绝不姑息的态度,后我国反腐成果显著,甚至出现了一些新的词汇。从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腐败犯罪现象的新特点。
(一)腐败犯罪手段多样化社会转型期,我国经济在迅猛发展之中,从计划经济到现在的市场经济,经济制度的改变能够让我国资源得到优化配置。而官员手中掌握的权利决定着这些资源的分配。各种国有资产,如土地、矿产、石油行业无疑成为腐败犯罪的重灾区。腐败犯罪从官员本人直接收受现金转向更为隐蔽的犯罪手段。从周永康落马后,整个腐败犯罪链条中,我们可以看到周永康的整个家族成员成为商人行贿对象。官员家属开设公司的资金大都来源于商人,而这些隐蔽的资金很难查到来源。还有一些人会收集相关官员喜好,投其所好。从名画、玉石到毒品,行贿手段层出不穷。
(二)网络成为反腐重要阵地网络不仅成为腐败犯罪举报的工具,更成为民众了解腐败犯罪的重要途径。也促使官员在生活中更加谨慎。从之前的“表哥”到现在腐败犯罪的新词汇“通奸”、“不正当男女关系”。正是因为网络,我们接触了解到了更多的腐败犯罪,从而能够提醒自己保持自我的道德准绳,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随着电子计算机不断普及,网络成为举报和反腐的重要途径。当官员利用职权谋取私人利益时,群众通过网络举报往往成效显著。
三、社会转型期的腐败犯罪成因
社会转型期的腐败犯罪层出不穷,我们需要正视腐败犯罪产生的原因。分析其产生的成因。犯罪原因宏观与微观层次论认为犯罪原因是犯罪学研究的核心。它包括两个基本的视角:个体犯罪形成的原因,总体犯罪形成的原因。前者是犯罪原因的微观调查,后者是犯罪原因的宏观研究。微观原因将个体犯罪至于微观社会中,核心是对犯罪人个案的微观社会剖析,探析一个人为什么犯罪,宏观研究将总体犯罪置于宏观背景下,核心是对犯罪现象的宏观分析,揭示社会为什么存在犯罪。笔者主要从腐败犯罪的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探析其产生的原因。
(一)社会转型期腐败犯罪产生的宏观原因1.经济与腐败犯罪。我国经济改革成果显著,改革开放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对于官员而言,他们每天见到的都是比他们物质条件丰富得多的各类人。作为官员,他们手中的权利让他们获得一定的地位,但是并没有拥有过多的财富。那么一旦他们把获取财富作为自己的目标,但是又没有其它手段来获取更多财富,就很容易走上腐败犯罪道路,利用职权为自己谋取利益,把国家利益和职责放在一边。正如默顿认为当文化规定的作为普遍追求的合法目标与社会结构所能结构的借以实现目标的社会认同手段之间存在冲突时,就会使人们体验到“失范性紧张”,为了消除这种示范性紧张,人们便可能以形式主义、退隐主义、反叛等方式表现出越轨行为。2.文化与腐败犯罪。在社会转型阶段,官员面临着诸多文化冲突。中国传统文化的“官本位”思想与现在的廉洁奉公思想产生冲突。国外腐朽的资本主义享乐思想与公务员艰苦朴素的思 想产生冲突。官员在面临着这些不同文化带来的冲击,如果思想不坚定,很容易走上腐败犯罪的道路。在这些文化冲突的过程中,会有部分人走上腐败犯罪道路,从而形成自己的亚文化,来对抗恪守职责、廉洁奉公的主文化。所谓“亚文化群”理论,是指全体成员在密切交往过程中会逐步形成与主流文化相差异的文化特性,这种群体亚文化一旦形成,便具备自我再生产和自我维持功能,群体成员效忠于这种文化并受其控制。官员一旦进入到亚文化群体中,思想就会松懈,和一些不法商人勾结起来。一些落马的腐败官员会沾染黄、赌、毒等不良嗜好。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贪腐的官员都是链条式落马,彼此勾结,官官相护。因此在社会转型期内,官员在面临不同文化冲击时,要坚守住内心的底线。3.社会控制与腐败犯罪。社会控制论认为阻碍人们走向犯罪的原因有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的抑制因素。外部的抑制因素就是社会约束或社会联系,内部因素则是健康的个人品格所表现出来的那些“内部力量”。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的抑制力脆弱,都会导致人们走向违法犯罪。中央巡视组在一轮巡视过后,打击掉诸多腐败根基。但是缺乏相关的监督制度,使得官员大都抱着侥幸的心态。因此把腐败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我们当前所需要做的工作。除此之外,有些官员并没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内化,成为自己工作的准则。以至于会出现诸多贪腐现象。在有些会议上,一些官员会大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引经据典熟练地阐述,但是会后就被中纪委带走。官员没有用行动去践行核心价值观,而更多的是挂在口头上。
(二)社会转型期腐败犯罪产生的微观原因1.家庭与单位因素。长期和各种富裕商人打交道,官员家属难免会产生相对剥夺感。所谓相对剥夺感,是指个人或群体在以他人或群体为参考系进行比较时发现自己处于劣势后所产生的消极社会心理。虽然权利让他们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享受了较好的社会福利。但是相比周遭的朋友,就可能产生一种处于劣势的消极社会心理。同时,萨瑟兰的差异交往论认为犯罪是习得的。从十八落马官员可以看出,他们在政治生涯的开端都是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态度。但是随着他们政治生涯的延续,他们会看到并且学习到某些同事的隐蔽的贪污犯罪手段,这也会诱导他们走上腐败的犯罪道路。
(三)社会转型期腐败犯罪的个体原因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我国改革成果显著。会有部分官员放松警惕,从心底开始懈怠。同时从腐败犯罪者的年龄分析,可以看出他们犯罪大都是在中年。他们在生理上大都已经不如年轻人,而权利之大达到政治生涯巅峰。此时,他们会产生能捞一笔就捞一笔的懈怠思想。会放纵自己的欲望,如很多官员都在聚会中会钱色诱惑。网络中会经常出现官员在ktv放纵的照片,当他们满足心理和生理的欲望,在ktv与行贿者娱乐时,这种情景因素最利于麻痹心智。接受行贿者的安排,然后任其摆布。
四、社会转型期腐败犯罪的治理
(一)建立社会转型期腐败犯罪的安全阀机制冲突理论者确信,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愈是僵化,或愈是不容许社会成员表露出对立的要求或主张,慢慢积累寄来的危险、敌对的社会情绪便愈多,也就愈需要建立社会安全阀制度。在社会转型期,官员面对工作生活中的诸多问题,需要找到宣泄的出口。生活和工作中的不满积压在心中,既不利于他们做好本职工作,也不利于解决群众的问题。解决民众的诸多诉求时,我们会考虑为他们建立完善的安全阀制度。但其实官员同样需要安全阀制度解决他们的不满。在社会转型期,官员既面临着机会又面临着挑战。他们是各种利益博弈的平衡点,在诸多冲突中寻求一个理性点。内心稍有动摇,就极易走上腐败犯罪道路。他们同样需要安全伐制度诉说他们的诉求,提出他们的意见。
(二)加强社会内在控制社会内在控制包括文化和思想控制。现今社会对腐败具有一种习以为常的态度。从民众舆论到社会风气,无形中纵容了腐败现象的产生。也有一些地方出现了官场腐败文化,腐败文化对官员影响范围广泛程度深远。因此每当大老虎落马时,民众就会产生对政府公信力的怀疑,担心是否引发官场地震。只有彻底铲除官场的腐败文化,彻底贯彻执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从根源上遏制腐败犯罪。不仅需要官员严格恪守廉洁执政,而且民众需要树立对政府公信力的信赖。只有整个社会对腐败采取零容忍姿态,严格按照规章程序办事,尽量不去“走后门”,官员才没有滋生腐败的土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践行需要官员和民众共同努力,不是空喊口号,而是在言行中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正含义。
(三)完善腐败监督机制腐败犯罪的检举揭发最需要民众的参与。公权力只有受到民众的监督,才会得到制约,从而才能保证不被滥用。把权利关进制度的笼子才是长远之道。反腐不能只靠党内反腐,最根本的是调动起民众对权利的监督。网络反腐成为民众反腐的重要手段,但是更多的反腐举报不能通过网络实现。民众对于官员的监督,相关材料难以递交。历经很多程序递交后,难以得到反馈。民众一直被隔离在权利监督的栏杆之外,没有能够参与进来。中国的反腐进程要进步,就需要民众的参与。我国各种政府工作需要更加公开、透明。总而言之,民众能够监督国家公权力的使用,官员的决策能够体现民众的诉求,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我国才能更加健康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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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的理论方法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体系、探讨经济与社会互动关系的一门科学,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经济社会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近几年来,中国服务企业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出来,但因我国经济处于转型期,一些服务型企业为了追逐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无视对相关利益者的诚信,致使侵犯利益相关者合法权益的事件频繁发生,引起了社会大众的普遍关注。鉴于此,本笔者从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分析影响服务型企业的主要因素,并进而探索服务型企业通过相关诚信战略构建与顾客的信任关系。
一、国内外企业的信任研究的文献综述
信任的探讨一直是一个久远的话题,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作为对“经济学帝国主义”入侵的一种回应,信任问题逐渐成为西方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学者开始对信任进行了研究。
1.国外企业信任研究综述
新古典经济学是以“理性选择理论”研究信任问题。经济学家阿罗在其《组织限度》一书中指出信任是经济交换有效的润滑剂,将经济落后与信任联系起来,提出可以用缺少相互信任来解释世界上的很多经济落后现象。新经济社会学奠基人格兰诺维特以嵌入理论提出经济交易,经济行为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可以有效地防止相互破坏和相互欺诈行为和事件的发生,从而降低为防止欺诈、破坏及处理争端所需的交易成本。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在其所著《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用企业发展的规模作为主要指标来反映一个国家信任度的高低,即一个国家的信任度越高,则其企业发展越好,反之则影响企业的发展。他指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可有助于经济行为者降低了交易成本,以提高经济效率与效益。
2.国内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综述
我国对信任的研究相对滞后,随着中国信任度下降问题日趋严重,学者们开始将信任作为重要的课题来研究。张缕博士以“嵌入性”为视角,提出了当前我国企业间信任关系有二个特征:一是以工具性关系构建为基础的多元信任关系构成。二是不同信任关系模式的运作方式相差较大,这种不同信任关系模式级有利也有弊,有利的一面为各模式在企业经济活动中各尽其能地发挥作用,而不利的一面为各模式运作效果存在相互抵消的风险,对设计出有效的保障机制是极大的制约。清华大学的罗家德教授在《中国人的信任游戏》指出中国人做生意,一手是“信任游戏”,一手“是权力游戏”,信任是企业双方进行交易的基础。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学者关于信任理论的理论研究较多,而实证研究则较少,因此,本文立足于实践层面以服务型企业为例,运用企业信任理论,通过问卷法来探讨影响服务型与其消费者建立信任关系的重要因素,并在此基础提出构建服务型企业与消费者良好信任关系的建议。
二、服务企业的信任的界定
西方学者Sirdeshmuk以服务行业为背景来研究影响顾客信任的因素,将顾客信任定义为顾客所怀有的服务提供者是可靠的、并且能够履行其承诺的服务内容的期望。对服务性企业来说,其服信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即企业对员工的信任、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信任、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在这里我们讨论的是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问题。
三、影响服务型企业持续性信任关系的最主要因素
企业持续信任的形成,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工具信任的形成,即企业通过独特的物质文化、建筑、服务设备,服务的规律性在顾客心目中获得良好的信任;第二阶段通过提供给消费者各种承诺性服务,提高办事效率,与顾客有友好的合作经历,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过程型信任;第三阶段通过上述两个过程最终获得顾客的满意感、忠诚度的情感信任。基于此,本文选取500名消费者,来研究物质文化、服务规律性、企业办事效率、提供给顾客的承诺性服务、顾客的满意度和顾客的忠诚度等6个因素来分析顾客是否会与服务型企业建立持续性的信任关系,顾客的满意度、顾客的忠诚度和服务型企业所提供各种承诺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其顾客建立持续性信任关系的重要因素。
1.顾客满意度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顾客建立持续信任的最主要因素
顾客满意是顾客对企业及企业员工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直接性综合评价,顾客满意是顾客信任的前提。如果顾客对企业的服务态度、内外部设施越满意,顾客就会重复购买企业的企业的产品及服务,顾客的信任会增加企业的收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率。
2.顾客忠诚度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顾客者建立持续信任的重要因素
顾客忠诚度是顾客对某企业产品或服务产生的好感形成的偏好,主要是通过顾客的情感和行为忠诚表现出来的。对于喜欢规避风险的消费者来说,其对企业的忠诚度越高,就越不可能冒险尝试接受另一家服务,而愿意选择已经习惯了的服务。因为一旦选择其它的企业,他可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对于服务性企业来说,尽可能地维持与同一个的服务享受者的长期关系本身就可以帮助企业获取持续利润。
3.承诺也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消费者建立持续信任的重要因素
服务性企业产品具有无形性的特点,只有通过承诺才有可能建立某种信任关系。信任是对承诺的一种跨越,是不可化约的信念的一种品质。对于服务型企业来说,对服务接受方的承诺可以提供了一种激励,增进双方的合作,决定了可信赖性。但是承诺也必须适度,频繁的承诺可能不利于企业的成长,如果企业总是对顾客做出承诺,在顾客看来,企业会不可信。
四、培育服务型企业与消费者构建持续性信任关系的措施
本文通过对顾客的问卷调查,针对影响服务型企业构建信任因素的分析,认为应通过服务型企业应从自身出发,采取多种措施来培育服务性企业对顾客的持续性信任关系的构建。首先,因顾客满意度和顾客忠诚度是影响服务性企业信任的重要因素,所以企业应经常关注顾客的利益与诉求,可以通过通过提高服务质量,改善内部设施实现顾客满意,赢得顾客的忠诚,进而与顾客建立信任关系,使企业收益。其次,加强企业内部法制和行为规范的建设,对违反信任原则的要予以制裁。使员工认识到与交易方合作能为企业的长期发展带来很大的益处,在企业信任的基础上进行长期投资和管理。最后,服务型企业要有效发挥服务承诺的作用,在服务承诺设计上遵守“内容适度”、“表述清晰”和“队服容易”等原则;在实施服务承诺时,要综合考虑服务本身特点、服务企业状况、服务行业情况和顾客特征等一系列因素。
一、社会网络与关系嵌入说
社会网络与关系嵌入说是新经济社会学的主要代表性学说。它们假定,个体的经济社会行动是嵌入在人际关系网络之中的,人们正是通过对关系资本的建构与利用达至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各种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是屈从于个体理性的,关系人其实是理性人,关系嵌入本质上是一种弱嵌入,它并未否定经济理性的客观事实。在新经济社会学领域,格兰诺维特的探索最具代表性,其方法论关系主义原则的立论基础是在被其称之为“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两种视角间展开的。格氏指出,社会学家将个体的经济行为视为一种社会化和制度化的过程,个人行为屈从于共有的价值与规范系统,受到文化与价值观念的支配。这是一种过度社会化的观念,持这一主张的典型代表人物是帕森斯。格氏反对帕森斯的社会学传统,“十分贬抑对符号、价值、规范以及文化等等的学术关怀”。他试图“推翻帕森斯所强调的模糊的社会系统概念,而将个人行动理论及如何链接他人行动的方式置于新理论的核心位置”,这个核心便是关系网络,它使个人行为和总体的社会形态的链接成为可能。与过度社会化相反,新古典经济学在认识人的经济行为时,将人视为理性个体,个人行为独立于社会关系之外,人类的一切文化与制度行为均可从理性个体的自利动机中得以理解,这便是“低度社会化”观点。该观点假定,生产、分配与消费行为完全不受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影响。格氏指出,无论是低度社会化还是过度社会化假定,都将社会性孤立的行动者作为行动与决定的中心,没有处理好社会网络与社会行动的关系。因此,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分析应当尽量避免过度与低度社会化的孤立问题。行动者有目的的行动实际上是嵌入在真实的、正在运作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的,社会网络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而嵌入性的基本内涵是:“经济行动和经济绩效以及所有社会行动和社会绩效,都受到行动者动态的社会关系和全面的关系网络结构的影响。”[1]格氏以职业流动为例,比较了社会学和经济学在分析个体经济行为上的差异。他指出,这两个学科在看待劳动力市场中行动者的跳槽行为时,都坚持方法论个体主义原则,从个人行为及其动机入手,来分析求职者通过何种手段来达致跳槽和转业的目的。不同之处是,社会学强调个人的求职流动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受到社会网络的限制,而经济学则坚持社会孤立性假说,认为个人的经济行为可以脱离于社会关系网络的限制,强调是受雇者的个人倾向、经济动机、人力资本、升迁机会等因素决定了其跳槽或转行。格氏认为,经济学的解释不符合真实情况,个人的职业生涯及工作流动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一个人的求职及跳槽经历取决于他认识的人的数目及在工作中同这些人的关系状况。同样,经济学中的隐形契约、有效工资论将劳工行为视为一种社会孤立性行为,将员工和雇主视为陌生人,将他们的关系从社会组织网络中抽离出来,忽视了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熟识关系。在企业中,通常情况是,那些靠着关系获得职位的人已建立了工作上的非正式关系,这种关系促进了双方之间的信任。从社会学视角看,职位升迁的决定与行动嵌入在非正式的交换网络中。格氏关于关系人与职业生涯的经验研究是其方法论关系主义原则最具代表性的尝试,被视为新经济社会学的第一个范例,体现了他将个体经济行为与网络关系、微观层次与宏观层次加以链接的理论野心。他力求解答的基本问题是:人际关系如何建立和维系,如何利用这种关系传递信息、关系人如何从网络中获得信息,这种关系是强的还是弱的,其本质是什么。基本观点是:人际关系在求职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个人高度依赖其现存的个人关系特别是由弱关系构成的关系链来获取求职信息。个人关系是寻找工作的主要方法。大多数被访者指出,更好的工作是通过弱关系即工作关系和其他关系找到的。在个人求职经历中,弱关系往往比强关系更有效。弱关系比强关系更有利于信息传递,对个体的经济行动更为有利。强关系是群体内部的纽带,组成者之间的相似度高,他们之间的信息的重复性也高,通过强关系传播的信息更可能限制在较小范围内;而弱关系是群体间的纽带,其中的信息传播由于经过较长的社会距离,能使信息流行起来,弱关系充当了信息传递的桥梁。在群体关系中,弱关系更能扩大自身的关系网络,连接不同群体的成员,从而能获得更多的求职机会并找到更好的工作。弱关系的引入建立了一座链接微观至宏观、个人经验与社会结构的桥梁,形成了一条解释个人经济行为的因果链条。
二、社会资本理论中的形式主义传统
以普特南、林南等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理论,强调将关系视为一种结构性社会资源,当作一种能为行动者带来价值增值的新型资本形态。这种资本嵌入在社会关系、社群组织、社会群体、权威关系之中。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突出个体行动与社会关系的链接,强调社会关系对个体行动的意义。与格兰诺维特等为代表的嵌入性关系相比,社会资本理论更明确地将人情关系作为一种能够带来价值增值的社会资源凸现出来,彰显了行动者的主体性与目的性。社会资本理论从个人及其行动出发,探讨行动者如何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来实现自身利益。这些学者认定,在社会行动中,行动者是理性人,其行动的目的是在确保“资源损失最小化”的基础上,谋求“收益最大化”。林南是社会资本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以个人及其理性选择为出发点,在个人行动和社会结构互动的基础上,试图回答:行动者为了在工具性行动中获得回报,如何在社会关系中投资,如何获取和使用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林南指出,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它是在关系中获得并能带来更好回报的资本形态,包含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嵌入在社会关系而不是个人中的资源、这些资源的获取和使用取决于行动者。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行动者提高目的性行动成功的可能性的投资。不同之处是,人力资本是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对个人能力的投资,而社会资本则是在社会关系中的投资,通过社会关系可以使用和借取其他行动者的资源。林南的社会资本概念包含了三个基本含义: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关系之中,不能离开社会关系谈论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可以增值的资源;社会资本不仅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而且是人们为了获取各种效益的投资行动。[2]行动、社会关系和资源构成了社会资本的基本结构要素。首先,资源及其利用是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一般而言,行动者即个体或由个体组成的集体都会采取行动维持和获得有价值资源,促进自我利益。维持和获得有价值资源是行动的两个主要动机,而且维持资源比获得资源更重要。其次,这些有价值的资源是嵌入在等级制结构和网络结构之中的。资源的嵌入性与社会位置、权威关系、互动规则和位置占据者等结构要素相关,它们形成了一个密切相连的连续体,共同对行动者动用社会网络资源产生影响。第三,行动是社会资本得以运转的动因。行动者建立和维持社会资本、加强社会互动的目的在于从行动中获得益处并增进其福利。行动者通过行动直接或间接地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社会资源。林南更关注目的性行动对行动者的意义,因为这种行动指导着社会互动。为评价互动在社会行动中的意义,林南将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分为“同质互动”与“异质互动”[3]45-46。前者以拥有相似资源的两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为特征,揭示了情感、互动与共享资源的三角关系,这些资源包括财富、声望、权力和生活方式等。行动者之间的共鸣与共同关心促进了同质互动。异质互动表述的是拥有不同资源的两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与同质互动相比,异质互动要求付出更多努力。行动者参与异质互动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回报,这意味着要超越自己的社会圈子,需要高代价的互惠承诺并向搭桥人提供资源。最终,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关注的是:“嵌入在个体的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以及如何获取和使用这些资源使个体获益。”[3]54资源是投资活动的对象,关系网络是投资活动的场所,而个体及其行动则是投资者及其活动。林楠认为,社会资本包含了三个过程:社会资本中的投资、对社会资本的获取和动员、社会资本的回报。社会关系包含了宏观的结构位置和中观的网络位置。行动者依靠行动和社会互动同嵌入在关系网络中的资源连接在一起,通过动员社会资本,使其实现资本化的转化,最终为其带来资源的增益与回报。林南沿着微观———中观———宏观自下而上的分析路径,从微观的个体有目的的社会行动开始,逐渐上升至社会网络和社会结构层面。微观层面上,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工具性行动中用来获取嵌入性资源的实际联系。中观网络层次上,强调的是个体如何获取嵌入在集体中的资源。宏观层次上,强调的是工具性或表达性行为所具有的结构意义,并受到结构性位置的限制。
三、新经济社会学的范式反思
新经济社会学始终将关系或社会网络视为个体经济行动的重要资源看待,从个体行动的关系论立场出发,力图超越政治经济学对人类经济行为的认知局限,拓展人类经济社会行动研究的新视野。新经济社会学试图将行动者的微观行动与宏观的社会结构链接起来,以弥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之间的鸿沟。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对于人类经济行为的认知?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从理论硬核、知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等层面对新经济社会学进行范式反思,并在这种范式反思的基础上,培养我们的“范式自觉”意识,进而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学的发展。我们将再次以新经济社会学的主要开拓者格兰诺维特的理论观点为典型范例,来说明这门分支学科在认知人类经济社会关系时所陷入的范式困境。之所以选择格兰诺维特作为典范,是因为其经济社会思想在新经济社会学范式中最具代表性。甚至可以说,认清了格兰诺维特思想的误区,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认清了新经济社会学面临的范式困境。格兰诺维特试图从关系主义方法论视角,展开对个体经济行为的研究,其理论抱负是超越“低度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视角,建立经济行为分析的“第三种”研究思路。然而,格氏对上述两种视角的处理存在简单化倾向,甚至为了论述其关系主义的合理性,故意歪曲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观点。如他将斯密视为低度社会化的主要代表。但斯密在谈到个体的经济行为时,强调了经济行为的道德与社会基础。同样,格氏在认识帕森斯的观点时,同样也存在着简单化和片面化倾向。在帕森斯思想中既包含着个人自主的社会基础,又包含着社会秩序的多元基础,行动既是个体的,又是社会的。帕森斯的理论是在与各种理论传统,特别是在同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传统进行激烈对话的基础上形成的,他一直未放弃整合两者的努力。帕氏一方面强调集体规范对个体的渗透,一方面又突出个体自发意志的意义,认为规范的相互渗透作用是由两个个体分享共同符号并使之内化的过程造成的。帕森斯认为,就像离散的个体是一种不可能发生的社会事实一样,无序的社会行动也是不可能发生的。符号的相互渗透意味着,个体之间必然会存在着某种确定的秩序要素。个人行动受内化于其中的规范制约,服从于个人意愿的调整。
格氏在对帕森斯的思想进行批判时,并未认真对待帕森斯的理论精神,他对过度社会化问题的解释十分草率。格氏所说的关系嵌入本质上是一种形式嵌入,从未否定方法论个体主义中关于理性个体、经济理性与市场自主性的假定。他关于经济行为的嵌入性分析强调的是行动者如何利用各种关系来实现自身的行动目的,关系是为个体理性行动服务的。在他笔下,求职者是自由人,是能够为了达致经济目的而建立、维系和利用关系的经济理性人。不论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均为个人的经济需要与目的而存在。因此,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说中的理性人、经济理性、市场自主性等要素,构成了市场经济的“硬核”。格氏所修正的,其实仅是市场“硬核”之外的保护带,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根基。格氏在个体行动的基础上,引入了社会网络变量,并探讨了社会网络如何影响经济行动、社会结构如何产生经济绩效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修正了形式经济学的一些假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贝尔特认为,格氏的嵌入性思想与其说是对经济学的批判,不如说是对经济学的补充,他似乎在提醒经济家,在考虑经济行动时,应当关注社会网络。他的理论并未没有提出一种目的性与策略性行动的理论,仅仅补充了经济行为分析的某些变量。[5]斯威德伯格也指出,“网络分析方法并没有形成一个关于到底何谓市场的完整理论,而是构建了一个探索社会关系的一般性方法。人们为什么从事交换活动,市场在何种情况下被建立等,都没有被包含在这一理论当中。”[6]Krippner指出,格氏试图超越原子化个人的假设,但却陷入了经济学设定的模型中,将经济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了。嵌入性观念假定,市场世界可以脱离社会而存在。但即便从理想类型看,市场也不可能不受时空限制,它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制度,反映了一种复杂的政治、文化和思想的炼金术。因此,以格氏为首的网路理论家尽管清晰地验证了市场,但社会内容却从社会结构中蒸馏了。他指出,格氏试图在低度社会化与过渡社会化之间寻求一条认识经济行为的中间道路,但却坚持将经济与社会的本质分割开。这个问题在经济社会学领域产生了一种悖论现象:研究者既可以放弃市场领域而研究社会领域中的经济过程;也可以将市场视为一个自治的理论实体来研究,而清除所有社会因素。因此,嵌入性概念对提升市场社会学的理论化水平贡献甚微。[7]倪志伟等指出,虽然格氏为经济生活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他对人际关系和网络结构本质的片面认知限制了经济社会学的分析视角,无法解释与经济相关的国家、法律、规则、契约、产权等制度,也无从解释维系交易的各种组织制度和与社会规范相关的各种非正式制度。如果缺乏制度性因素的考虑,这种网络嵌入的观点在解释力度上就会受到限制。格氏试图为个人行动建构一种社会基础,但他对网络与制度之间关系的理解是肤浅的。在倪志伟等看来,个体的关系网络除了正在进行的社会互动外什么也不是。这些网络牵涉到动态的社会过程,而不是静态的社会结构。格氏的嵌入说缺乏对行动机制的阐释,这种机制可以解释为什么经济行动者有时候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而脱离持续的网路。
最后,格氏忽视了经济形式的多样性,忽视了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对经济行为的影响。虽然他也提及社会因素,但它基本上等同于社会网,显然简化了社会这一概念的丰富内涵。对此,格兰诺维特曾进行了认真检讨和反思,他指出,社会网络分析犯了两个致命错误:一是将很多精力放在追求网络分析的细枝末节和因果性分析上,却对社会理论面对的重大社会问题缺乏敏感性,忽视了经济关系中的文化、政治以及制度框架的重要性。实际上,社会网络不可能独立于社会建构和权力结构之外,经济行为是嵌入于特定的政治、文化和历史脉络之中的;二是,嵌入性理论未能有效分析较大的文化及政治力量如何影响个人的行动与网络。格氏的理论认知局限表明,新经济社会学的关系主义方法论本质上是沿着个体主义的思路展开的,其理论分析的基本单位是理性个体,没有实现对形式主义经济学的超越和替代,而且缺乏对重大问题的理论关怀。关系人本质上是理性人,是为追逐私利而利用关系的人。社会关系一旦建立,似乎便成为了一种客观的、静态的网络结构,一种可以用数理方法进行演绎推理、按照因果逻辑加以认识的资源。正如塞勒尼等指出,嵌入性观点将社会结构萎缩成关于网络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所有这些智识上的选择,都包含了对理性选择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含蓄让步。在有限理性的假定下,模仿是理性的,网络是被理性个体操纵的资源,而嵌入性不过是在理性选择旁边加了个括号,亦即假设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是平的。因此,格氏所主张的嵌入性观念不仅忽视了阶级的差异,而且忽视了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历史意义,收缩了经济社会行动的时空范围。
但实际上,建立在人际互动基础上的社会关系本质上具有理性与情感、工具性与表达性、历史性与共时性、流动性与易变性等特征,受到特定的文化传统与社会制度的限定,更难加以量化和客观化。因此,关系所能提供的仅仅是对纷繁的日常生活的一种可能的分析方法。[10]总之,新经济社会学明确以方法论关系主义为取向,来弥合方法论个体论与整体论、低度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之间的内在张力。关系存在于个体与社会、个人与集体、经济与社会之间,是开启个体与社会、行动与结构之张力的中间路径。然而,通过分析发现,这些学者主张的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本质是建立在微观基础上的人际互动产物,是经济人为谋求私欲而与他人互动的结果,是一种工具理性关系。当这些学者将关系视为一种客观结构、一种资源和资本时,表明这种分析理路已经陷入形式分析所追求的强调客观性、普遍性和一般性的思维困境之中。依照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解,关系本身是一种客观性资源,这种资源能超越时空限制,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中,其发挥作用的机制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仅是其表现形式而已,即在有的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是弱关系、而在其他社会中可能是强关系。在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表述中,关系成为了理性行动者谋求自身利益而启动的社会资源,是嵌入在经济社会行动之中的资本形式。因此,新经济社会学非但未否认经济理性与经济交往的客观事实,反而赋予了这种理性更丰富的现实基础,如关系理性、社会资本等。它强调的嵌入性,更确切的表述方式是:关系是嵌入在经济社会行动之中的,是理性行动者实现个人私欲的工具。这种嵌入性观点未从根本上动摇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基础。
四、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学研究的“范式自觉”
以社会资本、经济社会行动和关系网络为关注对象的新经济社会学,已沦为了“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女仆”。该学科几乎不加质疑地将形式主义作为其学科基础,去探究人们之间的经济社会关系。从格兰诺维特开创的社会网络理论到以普特南、林南等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理论,这些学者一以贯之的主线,便是将个人主义的价值承诺和方法论个体主义原则蕴涵于其理论分析之中,从个体理性与行为出发,展开对人类经济行为与社会关系的探讨。他们坚持以个人利益和关系理性为中心的分析取向,认为个人的经济行为是一种指向他人、并在社会互动中谋求利益的社会行为。新经济社会学并未从根本上修正、颠覆和取代政治经济学的知识传统。在对个体经济社会行为进行分析时,这些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理路,沦为了其附庸和陪衬。新经济社会学研究范式并非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其本身是存在认知局限的。这种局限既反映了西方理论范式本身的认识论困境,也为中国本土经济社会学的重建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面对新经济社会学理论传统,我们一定要清晰认识到这种理论的知识论、价值论、方法论背景和各种理论之间承前启后的关系,弄清这些理论传统的社会文化与制度语境,把握理论的适应性、时间性与空间性问题。中国经济社会学的发展既要吸收和借鉴西方的知识体系,注重与西方学者进行对话。尤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当立足本土实践,直接面对中国的经验世界,深刻理解中国经济社会关系的本质内涵,重视自身的理论知识传统的积累,熟悉本土社会理论的知识传承与延续关系,而不是对西方理论亦步亦趋,去创造一些完全脱离本土经验、没有现实基础的新概念。只有这样,中国经济社会学才可能突破西方的理论边界,并最终从知识论、价值论、方法论和理论硬核等层面实现自身学科的复兴与重建。要实现这种复兴与重建,当前最为紧迫之事,乃是我们应当具备一种“范式自觉”的素养。
只有具备“范式自觉”素养,才能真正扎根于本土经验实在,对自身的理论知识及其传承关系进行凝炼,和西方学者站在互为主体性的立场上进行平等对话,最终实现本土经济社会学在知识论、价值论、方法论和理论硬核等层面的真正复兴。一个具备“范式自觉”素养的人,首先是一个对西方范式传统具有清晰认识的人,更是一个对本土社会科学的知识传统和中国本土社会经验烂熟于心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承担起本土经济社会学重建的重任。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为中国本土经济社会学的成长做出实质性贡献。“范式自觉”要求我们对过去的知识传统给予更多的保护、尊重和关注,应当重视社会科学知识的传承和新旧交替的过程。不应将“范式自觉”简单地理解为一种保守或守旧的情结,而应当视为一种严谨的学术风尚和治学态度,一种正确对待社会科学知识传承的态度。“范式自觉”不仅强调理论的创新,更强调知识的延续和一脉相承的关系,强调理论知识与知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之间相互建构的过程。本土经济社会学的重建需要几代人沿着一定的知识理路的艰辛探索,需要一点一滴的长时段积累。在此,我们发出“范式自觉”的呼吁,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参与到范式重建问题的讨论中,从中国经验的实践和理论知识的传统中寻找中国经济社会学知识的增长点,实现这门学科的重建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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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社会学回归生活世界的潮流中,尽管生活的建构性意义愈发突现,但由于受到传统的实证主义理念影响,社会学并没有充分地重视生活理论的这一作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社会学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关制度更加完善,青年参与基层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日益高涨。公共决策部门制定和青年相关的法律法规时,能够通过听证会、座谈会等方式,广泛吸纳青年参与;在高校建设和管理中,青年学生有了更充分的发言权和参与权,一些高校学术委员会中也有了青年学生的身影;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许多村委会青年委员配备率已达到相当高的比例;在推进社区居民自治中,青年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成为专业社工和社区工作人员。
(二)非制度化参与:主渠道是依托网络
所谓非制度化参与,主要是指不符合制度和程序的政治参与,也包括违反法律的非法参与行为。当前我国青年非制度化参与偶有发生,形式有聚众闹事、破坏公共财物,更严重的还有罢课、静坐、请愿、示威游行等。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当前中国青年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最主要的途径是依靠网络进行的。青年人从网络获取政治信息,利用网络表达政治诉求。很多社会事件,特别是以青少年为主体的社会事件往往没有具体组织者、没有信息源头、没有传递线路,或者是有消息无情报。青年人在制度化参与渠道外,努力寻求政治参与的外部空间和渠道,具有开放性、匿名性、及时性、交互性等特点的网络成为其主要选择。网络的高参与性和私密性使得一些社会问题和腐败现象暴露出来,通过网络迅速传播,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压力,使得一些个人事务公共化,得到强有力的舆论监督,迫使公共管理部门或者其他当事人解决这一问题。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尤其是网络政治参与,鼓励和激发了青年的政治参与意愿和热情,拓展了政治参与的渠道和途径,也增强了青年政治参与的实效。
三、青年政治参与现状引发的思考
(一)现实世界的消极冷漠和网络世界的积极主动
在中国当代青年的政治参与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悖论,即现实世界的消极冷漠和网络世界的积极主动。在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观念多样化的当下,青年人因为价值取向、生活方式多样化,出现一种功利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的倾向,因为市场经济带来的优胜劣汰的压力,也使很多人忙于自己的生计,无暇顾及政治。一些大学生对参与政治的兴趣下降,甚至漠不关心,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动员型参与多于自觉型参与。当代大学生的政治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家长、老师和社会的影响,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和目的性。动员型参与尽管能在短期内起到一定的成效,却难以长期发挥效力;时间一久,大学生的参与热情就会下降。第二,浅表型参与多于深层次参与。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当代大学生热衷于蜻蜓点水、浅尝辄止。不愿意支付过多的成本,贪图方便省事,甚至宁可“走过场”也不愿意深层次参与。第三,有序型参与多于有效型参与。在学生组织、社团等的组织下,当下大学生的政治参与通常处于一种有序的状态。然而,由于受前面两条因素的影响,大学生有效型参与并不多。在互联网时代,青年基于自身的利益和需要而自觉地以某种形式对政治过程施加影响的积极性提高,青年的政治实践机会大大增加,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和满足。其一,网络的开放性,使政治参与的门槛降低,从而增加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其二,网络带来了一定意义上的话语权,让当代大学生有了政治参与的渠道和路径。其三,互联网拓宽了政治活动的空间,增强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效能和绩效。不论是及时了解国内外的最新资讯,还是对失范行为进行监督和批评,抑或就公共事务发表意见和建议,互联网为当代大学生的政治参与提供了一个便利、快捷的平台。
(二)理性思维与偏激情绪并存
在现实生活和网络世界中,青年人的理性思维和偏激情绪并存。一方面,青年人具有一定的判断和分析能力,在一些公共问题上能够保持理性、克制;另一方面,青年人的价值观念尚未完全定型,内心世界也不够强大,容易轻率与冲动,展现出非理性的一面。
1.青年自身原因。青年人无论是在身体还是在心理都处于待成熟时期,同时,他们又对未来人生充满了无限的激情和憧憬。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具有模糊性和不成熟性、凹凸性———内隐性与外显性相结合以及高传导性的特点,需要加强引导,尤其是注重对集合行为和偏差行为的引导,强化社会控制。
2.媒体舆论炒作。在注意力经济时代,为了吸引公众的眼球,少部分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缺乏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以商业和利益至上,让消费主义文化逻辑影响了荧幕。为了吸引公众的注意力,“标题党”用炒作的方式来剑走偏锋,用情绪化的断章取义来博取眼球,会让当代大学生的政治参与陷入误区。
3.不良社会心态的影响。在社会转型时期,多元的时代主体,决定多元的社会心态。互联网上纷乱信息,炒作、忽悠、炫富、哭穷、暴戾等不良社会心态和偏激情绪,导致“键盘侠”的大量存在。缺乏理性思维能力,习惯性地先入为主,运用“道德捆绑”和“民族主义”的大棒对他们进行言语攻击,导致当代大学生易被这些负面因素左右。
四、对策与建议
(一)健全利益表达机制,呵护青年政治参与热情
加强对当代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精神坐标、建设精神家园,需要畅通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渠道。一方面,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发挥党团组织的思想引领和文化育人的功能;另一方面,畅通当代大学生参与学校公共事务、社会公共事务的渠道。在互联网不断嵌入日常生活的当下,健全当代大学生的利益表达机制,呵护青年政治参与热情,需要对他们的爱国热情进行保护和引导。让当代大学生理性地“发声”,理性地参与公共事务,避免“任性而为”。
(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及时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每当有重大政治、社会问题发生时,青年群体的反应便会增大,甚至出现青年以群体形式通过一些非理性行为来表达自身的主张与诉求。青年人尤其是部分大学生以一种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和政治主张。一旦爆发刺激性事件而出现聚众活动时,大学生往往愿意参与这种活动,这也说明大学生思想引领工作任重而道远。在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观念多样化的当下,加强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需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强化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利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暨阅兵”等重大事件来增强青年人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自豪感,引发他们的情感共鸣和心理共振。二是推行感恩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积极推进心理健康进学校、进社区,为大学生的成人成才提供坚实的社会支持。三是倡导志愿服务和公益活动。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命运共同体意识,通过公众参与来让公共生活更加美好。四是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依托,为青年的就业创业搭建良好平台。为当代大学生就业创新搭建平台、畅通渠道,让他们有更多机会“人生出彩,梦想成真”。只有将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有机结合,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摘要课堂教学规训主要表现在课堂教学仪式规训和课堂教学秩序规训两方面。对课堂教学中普遍存在的规训与控制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师生权力的不对等导致师生交往中学生话语权的缺失。教师在学校场域中应注意从教师权威的惯常思维中跳出来,加强师生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赋予学生平等的话语权,从而形成新的良性交流习惯。
关键词:课堂仪式;规训;教师权威
“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威性的活动,教师乃是社会的代言人,是他所处的时代和国家的重要道德观念的解释者。”[1]教师的制度化身份要求他必须要培养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具有特定意识形态和价值目标取向的人。但是,“教师与学生在学校组织中互为异质成员”[2]的特征使教师和学生在社会地位、行为方式、角色特征、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使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规训与被规训的角色成为必然。
一、课堂教学规训的内涵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和学生之间是一种双向的互动交流的关系,在互动交流中,有和谐,有冲突,有平等的交流,也有严厉的规训。在冲突性的师生交往过程中,学生会通过对抗行为来表达对教师权威的抗议或不满,如违纪、不尊重教师、教室内不适当行为等显性行为,以及沉默等隐性行为。对学生的这种表现,教师作为“社会的代言人”必然会采取一定的措施对学生进行规训,以实现其对课堂这一特有空间的“治理”。课堂教学规训往往以多种方式呈现,并以不同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
(一)课堂教学仪式规训
课堂教学仪式是使课堂教学活动变得神圣与严肃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是教师在完成教学职责过程中的一种权威表现。例如,课堂教学每天必须进行的上下课仪式,其流程和顺序简短、快捷、迅速,但又不乏严肃性。教师的身份在课堂教学仪式的呈现过程中会一次次得到学生的重新确认,通过这个过程,教师权威得以树立,这也是教师权力实现的重要途径。如果课堂教学仪式出现不严肃的情形或学生中出现类似“嬉皮士”的行为,多数教师会产生恼怒情绪,并将这种行为看作学生对神圣课堂的不尊重,对教师权威的忽视,或者是对学校制度的反叛。他们大多会重复课堂教学仪式,或者以沉默对待学生的“不端行为”,直到学生“自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遵从教师的权威为止。这种对抗性的冲突行为看似以教师的胜利结束,学生达成对仪式的认同,实际上反而促成仪式负功能的实现,具体表现为:师生之间缺乏真正的情感交流与互动,冷漠而疏离,课堂教学仪式呈现出机械化、程序化的趋势,充满规训意味。“仪式使一种关系权力得以运作。这种关系权力是自我维系的。它用不间断精心策划的监视游戏取代了公共事件的展示。”[3]仪式的背后实际上蕴藏着深刻的涵义。课堂教学仪式预示着一种强制和服从,它作为一种规训的手段、口令来维持课堂的规范和有序,实现教师权威的顺利达成。教师是仪式的执行者,学生被动地恪守仪式的每一个细节,不能进行自我意愿的表达。整个仪式过程暗含着一种指导思想,即个体必须依附并听从于教师,仿佛只有通过这样的仪式,体现师生之间关系和地位的社会关系和价值观念才能得以维持。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是人在进行仪式,而是仪式在控制人。课堂教学仪式规训体现了学校强调对学生进行规则的灌输,对权威的尊敬,对学校时间和空间的遵守。其最终的结果是仪式惩罚和规约了具有独特个性的学生,鼓励了服从的和规矩的学生。
(二)课堂教学秩序规训
课堂教学的正常运行需要相应的秩序和规则,其内在的秩序和外在的规则需要一定的权力来维持与保障。课堂是一种特定的时空场所,也是一种“制度化场所”,需要一定的等级和权威来控制。社会赋予教师特有的权力,使课堂教学秩序弥漫着“控制与服从”的气氛,从而使规训成为教师进行管理的一种方法与手段。在学校实践中,课堂教学秩序维持的管理主义倾向往往比较严重。学生一旦出现某种不良现象,学校或教师首先采取的措施常常是加强管理和控制。“叫家长”成了学校规训学生的“杀手锏”。这种“警察式”“家长式”的管理思想被简单地运用于以非成人为主体的学校和班级群体中,运用于正在成长和发展的孩子身上,致使教师成为课堂唯一可以自由发言的“掌权者”。教师对学生在班级中的行为具有相当大的决定权,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霸权,这是制度赋予的权力。对学生来说,这种由教师主导所建构起来的制度具有一种制约性的力量。[4]太多的规训与呵斥会使学生缺乏动力与自由。这就要求教师的工作只有较少的规则,以及较少的控制与监控,并且给予学生自行决定的空间,尤其是在教室空间范围内。但是实际情况正如洛堤(Lortie)所指出的,在“紧闭着的门”的后面,“教室是由教师控制指挥的宇宙”。[5]教师以成人所能达到的标准来要求学生,学生达不到教师所提出的要求时,只能承受来自教师的呵斥和批评。在接受惩罚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表现是不同的,大多数孩子基本上是沉默的,但是当他们处于自己的沟通圈里时,又会通过不同方式表达对教师和制度的叛逆或抗议。
二、课堂教学规训的原因分析
造成师生之间规训与被规训关系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师生权力的不对等。尽管现代社会强调师生之间的民主与平等,但是教师的权威是客观存在的。师生之间的互动也是不对等的,教师并不总能听取学生的意见或认真对待他们的困惑。
(一)师生权力的不对等
权力出现在课堂教学这个场域中,它不再是一个单一、抽象和孤立的概念。课堂教学仪式的规约与服从实际上表达的是师生权力的不对等。权力通过仪式促使组织与管理的正常运行,甚至是以此来进行教化与规训。课堂活动之外的仪式也常常被作为课堂教学规训的补充。例如,在校园内学生遇到教师,会有相应的敬礼仪式,一般教师会点头表示回应,但也有教师漠然走过,没有任何回应。在这一过程中有一种沉默的东西在师生之间流淌,这也体现出教师的绝对权威。同时,仪式表达中也有很多教条式的运用,如学生正在用笤帚扫地,当教师走来,他慌忙举着笤帚行少先队队礼。在这种仪式表达中,学生被潜在的指导思想指引着,即在任何情况下,学生都应该尊敬教师,对教师行队礼。处于这种规训教化秩序下的学生会慢慢地顺从并接受教师的权威角色。他们被现有的规训制度驯服,接受了“教师就是权威”的理念。长而久之,学生变得越来越顺从,不认为自己应该具有独立选择与行动的责任。尽管许多教师表示他们理解学生逐渐成长为独立的学习者的重要性,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又认为自己需要控制学生,控制课堂教学过程。他们之所以不给学生过多的“自由和空间”,主要原因是他们害怕无法掌控课堂,“我的地盘我做主”的课堂教学意识特别强烈。学生无疑也已经观察与体悟到教师发出的这种信号。就这样,服从取代了商讨或协商,学生扮演了从属的角色。学校的环境或班级氛围也支持教师权力,并在学生中产生了协商缺失。一名高中生指出:“我们是笼中鸟,门开着,但是外面有只猫。”[6]当然也有人指出,教师也是身不由己,他们根据社会赋予的神圣权力来管理学生。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和学生在整个课堂教学中实际上是处于离异状态的。对教师和学生来讲,他们都是在各自位置上进行着惯常化的教学和学习行为。在这种固有的、习惯的、自动化的模式中,若有学生试图改变,则会被归为另类或不顺从者。随着日复一日的“好学生”训练,学生日渐服从于学校和课堂规则,并从属于教师的规训。教师建议的肯定性标签引导学生做出适当的反应,包括如何遵守或执行教师说过的话。通过课堂和课外零散的实践,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权力不对等、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传统角色被清晰地再生产出来。
(二)学生话语权的缺失
教师与学生在课堂教学秩序中权力的不对等,必然导致学生话语权的缺失。学生在学校生活中既没有发言权也不会被咨询。即使有问卷式的咨询或访谈,学校最后的决定也很难充分吸纳学生的想法。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学校和教师对儿童观的认识。学校和教师一般认为学生是不成熟的,其想法也是需要成人加以修改和完善的,以至于当学生的提议与他们的议程相矛盾时,他们往往忽略或摒弃学生的建议。这也是学生试图建构和提升他们在学校里的群体地位但效果并不明显的原因。研究显示,典型的课堂讨论也是教师引领的、具有约束性的,并且是控制学生的。很多学生认为他们在学校和教室里几乎没有权力和影响力。[7]在这种剥夺学生权力的体系中,学生被动化的行为和经验在没有发言机会的控制力量下“潜移默化”地形成了。通过规训纪律的实施,由教师主导来定义合适的和不合适的行为,学生很快就学会了成人社会的法则,如他们明白了什么行为被允许做,什么行为不能做,什么时候能做,什么时候不能做。在课堂教学的其他情境中,学生也是作为不平等的和缺少竞争性的参与者被建构的。他们“被期望”听从教师,回答教师的问题,以显示他们学会教师所教的课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往往被要求是安静的和被动的。他们只需要对教师的问题给予反应即可。从表面上看,他们主动地参与到开放的协商活动或决策制度的过程中。然而,如果我们深入观察这些互动模式,就会发现他们的参与是被动的,甚至是一种无效的参与。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严格按照既定的教学要求确定学生在什么阶段应该学习什么,以什么方式学习,以及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目标等,甚至包括决定他们坐在哪里,怎么坐。这种控制具体表现为教师对教学目标的制定、教学方法和学习活动的选择等方面。教师几乎完全控制学生在学校里的学习生活和细节。这种习惯化的教学制度使学生连基本的质疑和反抗的意识也渐渐消退。学生们普遍表示:“我总是在听从老师的吩咐”,“我完成老师交给我的所有任务”,“我通常完成班上布置的事情”。大约有55%的小学生认为自己根本没有参与过选择自己在班上做什么。大约2/3的中学生认为他们没有做过这样的决定。[8]也正是因为受到这些控制因素的影响,师生关系的情感基调往往是平淡的。这也是为什么在很多教室里往往缺乏更多的热情和笑 声的原因之一。
三、结论与反思
教师和学生在学校场域中出现的权力不对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冲突与不和谐是客观存在的,关键在于教师对课堂教学规训有什么样的理解,并如何付诸行动,主动改变由传统课堂教学规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进行开放而有效的沟通
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应该是开放性的、持续性的、有效的。格林在《教师的存在性交往》一书中指出,教师不断增长的认识和意识,使他们能够有效地与学生交往、与学生对话,并且帮助学生依靠教育的力量,在这个世界上与他人并存,并努力成为他自己。[9]在课堂教学仪式过程中,教师应该与学生进行平等的互动与沟通。教师在学校场域尤其应注意从惯常思维中跳出来,与学生形成新的良性交流习惯。教师和学生只有在开放、自由的交流中,才能建立有利于学生成长的和谐的人际关系,才可能真正成为彼此“有意义的他者”,从而达到一种教无止境、学无止境的教学相长的境界。教师在与学生交流或沟通时,如果凭借的是教师自身人格的力量,而不是压制性的话语或惩罚来平息学生与教师之间产生的冲突,其效果是显而易见的。这样在教师与学生共同构建的班级规范秩序中会明显反映出由教师积极的习惯积淀而成的人格特点。也就是说,教师不能从外部强制施行权威,权威只能来源于教师自身的人格魅力,来源于教师对其职责的认同与尊重。教师只有认同与尊重自己的职责,才会通过自己的言语和行为将教育意图悄然地传达给学生。
(二)赋予学生平等的话语权
教师的权威对学生潜在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惧怕惩罚与尊重权威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效果。惧怕惩罚并不能使学生对教师的权威产生真正的信服。真正的权威也并不存在于某种外部的、客观的权力机制中。学生虽然会受到教育者的规约和控制,但是他们是一个个充满复杂性的个体,具有自己的思想。有的学生的想法在成人看来或许是不符合社会规范的,以至于与教师所执行的主流话语相冲突、相抑制。他们也会选择用自己独有的方式来表达“抗议”,如顶撞教师,与教师争吵、挑衅等冲突性行为,或者对教师的提问不理不睬、冷漠等回避性行为。面对学生的种种做法,充当传统制约者角色的教师首先要做的是赋予学生平等的话语权,使学生有充分表达自己意愿的机会。教师与学生在此时此刻是平等的对话者与沟通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教师对学生的规训所引起的冲突与矛盾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为这种冲突与矛盾为师生提供了一种重要的互动交流方式,促使师生积极寻求解决冲突的策略与途径。这样,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之间会是一种既无冲突又不快乐的风轻云淡的感情关系,但是会有越来越多的学生认为教师在关心学生方面的惩罚或权力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学生对教师的这种评价将有利于师生之间良好的情感交流。当然,我们期望有更多的正向评价使得师生之间的关系不会一直处于规训的状态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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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元理论的核心问题,也是理解社会学理论演进逻辑的线索之一。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社会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马克斯•韦伯不仅是一位社会学家,而且也是一位文化理论家。他在对资本主义精神起源的探索中,讨论了文化与经济、社会和宗教的关系。其学术思想的核心是强调“合理化”对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面对“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所引发的价值冲突,韦伯对西方文明的发展前景作了悲观的预测。但他也指出,当“价值理性”没有形成或者没有能够推动“工具理性”发展时,社会进步是无从谈起的。
关键词: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合理化;价值理性;工具理性
马克斯•韦伯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是西方宗教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20世纪80年代其思想传入中国。韦伯的思想主要包括社会学理论、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及宗教社会学理论。受到所处时代的制约,他的社会学思想带有明显的“西方优势论”特征。但他在讨论资本主义的本质时,并没有单一地从某一个层面来分析,而是通过考察文化与经济、社会和宗教的关系来进行综合分析。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他探讨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问题。
一、韦伯对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分析
韦伯是一位富有民族自豪感的社会学家,他指出,资本主义在东西方很多地方都曾经出现过,但是唯独在西方能够得以保留和发展,原因就在于西方有着自己“独特的精神气质”。而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来自西方国家特有的“合理化”的社会运行规则。这里的“合理化”可以被理解为合乎理性的进程。无论是从经济、政治,还是从科技的层面来看,这种合乎理性的行为方式对推动社会发展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正是韦伯思想的核心。文化的“合理化”是实现社会“合理化”的原动力,只有从经济和宗教问题入手,探寻它们与文化之间的深层联系,才能更清楚地了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原因和历程。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到了富兰克林的一段演讲,演讲的核心思想是告诫青年人做生意时要诚信经营、生活上要量入为出、做人要谨慎诚实。韦伯认为,这段演讲所阐述的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必不可缺的“至善”美德,市场的交易应当建立在这些美德之上。在韦伯看来,不能为了获取最大利润而不择手段。他认为追逐利益本身与资本主义并无关系。韦伯指出,不管在什么样的国家,利益都是人类无法抗拒的诱惑。理想的资本主义社会应当具备的要素有:合理的自由的劳动组织、以消费为指向的理性交易形式、家计与家庭的分离、理性的账簿记账形式。而在这些要素之上,必须有一个确定的经济伦理,这个确定的经济伦理实际上也就是在历史和社会的影响下所产生的文化理论,它是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得以实现的基础。富兰克林给商业设置了一个伦理规范,实际上这种规范就是建立在宗教伦理基础上的经济伦理。当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形成的时候,人们必须面对这样的变化:安逸的生活被破坏、田园牧歌式的生产遭到瓦解、农民开始进城务工。在新的经济环境下,人们无法再过悠然自得的生活,维持生计的本能让他们走进了工厂。韦伯在调查之后指出,在工业化生产中,天主教徒往往工作态度单纯并且创新不足。他们用消极的眼光看待商家和实业家,对商业回报缺乏信心。他们的文化背景使得他们无法在工厂中获得技术职位,如此,他们在现代化的商业竞争中便明显乏力。而通过从路德宗提出“天职观”到加尔文宗提出“入世的禁欲主义”的一系列改革,上帝在人们心中逐渐成为一个全知全能的神。人们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安排好的,包括谁会成为上帝的宠儿。将“预定论”转化成充满入世精神的“天职观”,有助于人们专注于世俗活动。人们努力增强自身的能力,以消除“我不是上帝的宠儿”的焦虑。人们相信,越是过富足的生活,就越容易得到上帝的赏识。因此,人们热心于钻研,并且富有创造力。人们不仅创造了经济效益,而且还展现了一种新的精神。人们不再认为“钱是罪恶的根源”,他们相信可以通过赚钱来体现自己的价值。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使韦伯看到了新的精神、新的伦理。
二、韦伯“合理化”宗教社会学思想的建构
(一)宗教的“祛魅”过程
宗教改革终结了教会的黑暗统治,改变了宗教神秘化、仪式化的运行机制。“因信称义”的教义让宗教变得不再神秘莫测,人人都可以得救的信念逐渐深入人心。人们认为,除了可以在教堂和仪式中感受上帝之外,还可以在生活的各个层面感受上帝的荣耀。“真正的清教徒甚至会拒绝在坟墓前出现宗教仪式的任何迹象,在埋葬至亲至爱的人时他们不需要挽歌或者其他形式,为的是杜绝迷信,消除那些通过巫魅和圣礼的力量获得救赎的观念”[1]103。韦伯将这一改革称为“祛魅”。路德的宗教改革和后来加尔文对宗教教义的颠覆性修改,使得清教徒能够在宗教思想的指引下找到自己的人生出路,并且在工作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从而实现其得到上帝恩赐的愿望。由于宗教信仰和宗教实践实现了个人化,宗教思想对人们日常行为的影响就化作了人们共同的文化修养,清教徒诚信、道德并且能够恪守己任。宗教的“祛魅”在西方社会发展进程中作用举足轻重,宗教的力量完全被世俗化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世界观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推进到一个“合理”的阶段,同时,宗教的“祛魅”也深刻影响着社会各个领域的理性化进程。“祛魅”的伟大之处在于其指引人们将信仰和理想最终都落实到了“劳动”上。对于新教徒而言,劳动不是服役,不是沉重的负担,而是他们乐于从事的一项活动,劳动让他们变得光荣。人们不再从复杂的宗教仪式中得到慰藉,而是在日常劳动中与上帝进行交流。人们在劳动中找到乐趣,劳动使他们的心灵得到慰藉。劳动是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动力。这种来自宗教的约束力使得人们忙而不累,这种“特殊的精神”推动资本主义实现了快速发展。
(二)入世的禁欲主义
虽然路德等人并不将唤起“资本主义精神”作为其奋斗的目标,但是,在宗教改革的过程中,由于他们强调“因信得救”,并且将响应神的号召与从事世俗的职业在语言表达上进行统一,职业便具有了“由神所交付的使命”这一意义[2]。“天职观”旨在使教徒相信,只要完成了在世俗生活中所从事的使命,专心于自己的工作,恪尽职守,便有机会得到上帝的恩赐。但是路德并没有将这一教义(即“天职观”)引向“资本主义精神”,而仅仅是在“祛魅”后对人们的宗教生活进行指导。加尔文将与宗教事务相关的责任和仪式都与日常行为方式联系起来,这就使新教徒具有了入世的精神。对于新教徒而言,金钱不再是中世纪宗教强调的“罪恶的根源”,而是证明自身价值的证据,经济上的成功能够帮助他们确立“上帝的选民”这一身份。在社会生活中,这种宗教精神就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人们可以竭尽全力为自己争取财富,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为了获取金钱而不择手段。上帝的命令是:你必须为上帝而辛劳致富,但不可为肉体和罪孽如此[1]164。财富可以让上帝更加荣耀,但人们并不能因为拥有财富而过骄奢淫逸的生活,积累财富只是人们证明自己有资格做“上帝的选民”的途径。在韦伯看来,这种理性的世俗化的宗教伦理是合理的,新教徒通过严格要求自己和艰苦奋斗,是能够积累财富的。倡导入世精神让人们找到了消除自己不是“上帝的选民”这种焦虑感的途径,人们在工作中看到了自己的价值,从而将更多的精力投入理性工作。宗教改革使大多数人成为自由劳动力,他们不为教会所控制,“天职观”激励着他们去追求财富。这种情况又为科技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韦伯实际上并不把科学和宗教视为两种完全不同的事物,韦伯认为它们是分别在理智和情感这两个领域起作用的事物[3]。情感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决定理智,这种有宗教信仰的“律己”情感,使新教徒形成了特有的文化观,他们严格遵守诚信和勤劳的原则,在“理智”的运用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对于韦伯文化观的评价
从前文的分析可知,韦伯从经济和宗教问题入手所阐述的,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伦理。由于受到所处时代的限制,韦伯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学术界对于韦伯的思想向来褒贬不一。对于韦伯的思想,中外研究者都给予了高度重视,他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可以有你的看法,你也可以反对他,但是,你绝对不可以绕过他,包括他的思想和方法论。韦伯在对“祛魅”的阐释中,不但指出了它对于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而且也指出了文化理性化之后呈现的价值冲突。“祛魅”本身就是“理性化”的过程。“祛魅”使宗教的价值开始瓦解,自此,宗教的神秘感不复存在。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韦伯根据“目标”和“手段”的关系将人类有意义的行动划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工具理性的,决定于对客体在环境中的表现和他人表现的预期,行动者会把这些预期作为“条件”或者“手段”,来实现自身的理性追求;第二类是价值理性的,它决定于对某种包含在特定行为方式中的无条件的内在价值的自觉信仰,行动者只追求这种行为本身,而不去管具体的结果;第三类是情绪的,它决定于行动者具体的情感和情绪状态;第四类是传统的,它决定于行动者根深蒂固的习惯[4]。上述是韦伯基于自己“理想型”的研究方法对人类有意义的行动所作的区分。前两类主要涉及对社会的分析,后两类主要涉及对个人行为的分析。“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本身就存在着矛盾,而当理性的社会制度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的时候,就会导致自由和意义的丧失。文化的“合理化”会让原本统一的宗教世界观变得杂乱,人们将自己的价值判断作为行为准则。人们因为文化观不同而相互争辩,人们对各种行为的理解发生冲突,这最终导致了文化的分裂。“工具的理性”使人们陷入一种官僚的、以目的为导向的行为方式,人们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铁笼”。因此,韦伯在《新教伦理》一书的结尾对西方文明作了悲观的预测:“专家们失却了灵魂,纵情声色者丢掉了心肝;而这种空壳人还浮想着自己已达到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文明程度。”[1]184韦伯在探寻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力时,并没有从经济理论出发,而是从文化和历史因素入手,最终在器物和制度层面展开讨论。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能够在西方实现发展是因为西方有“特殊的气质”,西方人的自律艺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软实力。那么,为什么在亚洲国家,比如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文明古国,资本主义没有发展起来呢?韦伯指出,在中国,几千年来儒学在规范人们的行为和思想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的伦理价值不逊色于任何宗教教义。我们暂且不讨论韦伯将儒学与宗教相提并论是否恰当,单就儒学的社会功用来看,它的主张的确被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作为行为准则。儒学所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规划完全可以将社会推向“理性化”。但是,中国人不关心形而上学,因而也就无法摆脱传统的束缚[3]163,“价值理性”也就无法转化为“工具理性”,由此导致了思维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例如,中国的数学研究虽然很早就已经涉及三角学领域,但后来却因为相关知识没有得到广泛运用而出现衰退。中国的宗教不重视理论思辨,也缺乏对形而上学的关心,道教的“无为”和佛教的“轮回”把人们带入了一个虚无的世界,“出世”精神导致中国的宗教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作用并不显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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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34.
摘要: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消费群体,超前的消费行为和滞后的消费实力之间存在着矛盾,容易在消费中产生不良消费行为,并且造成极大危害。对此,本文旨在讨论当代大学生消费行为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引导大学生建立理性消费,积极探索大学生理性消费观念和行为的培养途径。
关键词:大学生 消费行为 从众消费
1问题的提出
《有闲阶级论》的作者凡伯伦首先发现有闲阶级和炫耀性消费现象,进而提出“炫耀性消费理论”。凡伯伦定义有闲阶级是指杜绝一切具有实际价值的工作的上层阶级。他认为,财富是社会荣誉、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的基础。炫耀财富有两种表现形式,即炫耀性休闲和炫耀性消费。而炫耀性消费是指超出人们基本生存的消费,核心在于炫耀行为,本质上是浪费、竞争和歧视。消费观念是指人们对消费水平、消费方式等问题的总的态度和看法。此观念一方面是社会经济现实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另一方面又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并支配着人们的消费行为,从而影响人和社会的自身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当代大学生的消费心理与环境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作为特殊消费群体,见证了社会发展与转型。正如弗里德曼所说,消费是认同的行为和符号。大学生消费观念不仅推动大学生正确价值观人生观形成,还影响社会多个领域的健康与进步。
2当代大学生消费行为的特点
2.1超前的消费观念
人的消费行为被区分为有需求的消费和有欲望的消费。这两种消费有根本性的原则区别。但随着社会不断市场化,伴随着西方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意义与目的发生了变化。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求从生理需求层次逐步上升到自我实现的需求层次。消费不仅是满足生理基本需求,还更强调表现个性自我,紧跟时代潮流。潮流正逐渐成为当代大学生的消费行为的决策之一。炫耀性消费商品,从商品的档次来提升自我的社会地位或价值。例如苹果手机,每年的发布会都引起一群追逐消费的人群。水货也因为市场供不应求而提升手机价格。而大学生中会以提前拥有一部苹果新发布的手机,而显示出与他人不同伦比的社会地位,显示出紧跟时代潮流和高级品位的消费,即把消费数额作为衡量身份的重要指标。部分大学生把高水平的物质消费目标当做人生的终极目标,以至于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满足自己的消费意愿。例如为了买高档产品不惜卖肾等行为,为了新品手机每月借贷,使自己成为物的奴隶。
2.2短暂的消费过程
消费主义倡导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大量消费引起的人类欲望超过地球生态系统能承受的限度。特别是“一次性”消费方式,“看中就买,过时就丢”,使得大学生消费观念中的节俭美德等同于寒酸小气。短暂的消费过程不仅是对个人自身的浪费行为,而且是对地球生态圈的破坏和社会不可持续发展。
2.3迷失的消费伦理
在大学校园中,物质消费逐渐成为大学生们攀比的内容。科学的消费伦理需要消费者正视自身的消费意识和能力,不盲目从众。大学生们崇尚物质消费忽视精神层面需求,使个人内在精神价值缺失,缺乏信仰和动力。当代大学生认为消费是个人行为与他人及社会都无关,实际上一定的消费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对家庭、社会乃至道德层次方面都有些许影响。正确科学的消费伦理需要重新树立。
3当代大学生消费行为中存在的问题
3.1享乐消费
大学生群体中,大部分人都拥有手机、电脑、MP3等电子产品,有的宿舍还一起合买洗衣机、冰箱、饮水机等,这样的消费对于一般的家庭有一定负担,对于贫困家庭则负担更重。部分大学生则追求品牌享受,以享乐主义为先导,没有理性考虑自身消费能力和消费心理,盲目享乐让个人承受更多经济负担。随着西方消费主义的影响,社会市场化,大学生群体也日益形成月光族和有钱就花的现象,如近几年流行的美容消费,微整形,说走就走的旅行,电影热,人情聚会等等,大学生享乐消费现象日益严重。
3.2从众消费
从众消费是指大学生在消费过程中缺乏计划性,盲目跟从群体大众进行消费,有时会购买自己实际并不需要的。大众传媒通过电视广播对大学生的消费产生影响等,例如很多大学生不考虑经济条件和实际需求,受到大众媒体的广告宣传而进行盲目消费,没有考虑到商品是否具有合适性和合理性。大学生的同辈群体也有一定的影响。大学生从高中来到大学,尝试独立自主,大学时期是大学生人生中最渴望被同辈群体接纳的时期。参照群体的价值观来进行自己消费,不考虑自己的精神内在需求如何,为了得到群体成员的认同感,而产生了“别人有的东西,我也要有”的一种心态。而商品成为了群体成员认同的一种符号,因为同辈群体中默认彼此具有相同或类似的装扮或价值观,商品则成为同辈群体认同的“敲门砖”。
3.3攀比消费
大学生群体中攀比消费也较为明显。部分大学生以周围同学用上高档次商品作为参照,认为自己消费少就会被人看不起,心理上会有一种敏感攀比的心态。最近也逐渐出现了今天钱明天花的提前消费现象,正是由于没有对金钱做合理规划,盲目攀比消费,生活费存在超支现象。如今互联网发达的时代,淘宝天猫也逐渐开通借贷宝,蚂蚁花呗,白条等消费服务,大学生提前消费为了满足自己物质需求,盲目攀比则造成校园消费不正之风。
3.4炫耀消费
家庭条件较好的大学生存在炫耀消费的现象。网络上流行的“高富帅、白富美”等词汇也是炫耀消费表现之一。生活中最为明显的就是穿名牌,正如凡伯伦所说,炫耀性消费成为传递财富多少的最有效手段。部分大学生试图用自身的品牌效应和档次来树立在同辈群体中形象和地位,认为名牌效应是身份的象征,从而忽略个人精神层面的追求。当代大学生需要多从思想修养和内在品质上多下功夫,以德服人,从精神修养上来获得认同。
4当代大学生消费问题产生的原因
4.1大众传媒的影响
人是社会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大众传媒是社会组织为在广大社会成员之间传递信息、互通情报所采用的各种通信手段,例如广播、电视、网络、报纸、书籍等,为社会成员理解和接受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念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社会环境条件。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大众传媒的日益发展,内容及形式的多样化给大学生带来导向及暗示作用。大学生群体在法律意义上是成年人,但从心理及思想层面来看,大多还不够成熟,思考问题有欠缺,自我价值判断有偏差,易受到大众传媒思想的影响。现代大众媒体多是传播物质文明,较少传播精神文明,大学生群体审美情趣低俗化。因此,享乐消费、炫耀消费、超前消费多受到大众传媒的影响。
4.2学校环境的影响
校园是大学生主要的生活场所。学校承担着大学生社会化的环境条件,也是大学生继续社会化的主要场所。学校一方面承担传授各种科学知识和技能的责任,另一方面也努力培养和树立学生的价值观念,使大学生在德智体美劳方面全面发展。首先,校园里没有开设相关消费行为及心理方面的课程,或者是没有一门公共课来倡导消费理念并树立科学价值伦理。其次,大学校园里本来就充斥着娱乐文化,例如校园里开设的休闲吧,社团活动赞助,广告消费,促使着大学生进行消费活动。因长期的娱乐活动而丢弃学习任务,势必影响学习进度及基础,学习信心遭到打击,沉浸在混文凭的吃喝玩乐的享乐消费中。
4.3家庭环境的影响
不同的家庭消费观念不一样。家庭作为初步社会化的主要场所,家庭的教育和影响对个人早期社会化乃至一生的社会化都具有重要意义。家长对孩子的消费观念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节俭的家庭培养出来的孩子,也容易形成节俭消费的习惯。若家长花钱随心所欲,孩子也容易形成享乐消费的习惯。其次,家长出于补偿心理,对孩子的要求有求必应,为了弥补家长早年奋斗的艰辛,让孩子轻松舒服。现在大多数家庭是独生子女,家长的关爱关心都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家长有时会溺爱孩子,没有给孩子树立正确科学的消费观。最后,由于大学生多在外地读大学,家长为保证孩子吃好穿暖,在消费上也不会吝啬。
4.4同辈群体的影响
随着社会转型期的到来,每一代人都有自身群体烙印。当代大学生作为90后,展示出强烈模仿意识、个性自我、展现自我及希望他人尊重的特征。在追求高端消费个性消费的过程中容易迷失方向,形成不良的消费观念。其次很多大学生忽视对自身素质的提高,很容易误入消费浪潮中,盲目从众,没有进行合理化消费。同辈群体内部成员的价值观相互影响,大学生难以对个人消费进行科学判断。
5结论与建议
从传统社会商品使用价值消费到现代社会的符号消费,是一场深层次的文化转变,给当代大学生带来重大影响。大学生需要在价值取向上,完成一次根本性转变,不以追求物质财富的方式来实现人生价值,要通过对精神世界的提高和内在修养的提升作为价值取向。只有精神文化修养得到提升,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人类超越于其他动物的品性,从精神上走向成熟,有利于人全面发展。发展个性消费、宣传适度消费、倡导消费文明等不仅反映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消费观念的更新,也反映了当今全球消费模式的变化。当代大学生作为新一代,有着自己的消费观念,不同于其他年代的群体。倡导适度消费,适当发展个性自我,引导大学生树立对社会负责的消费观,是对社会和人类发展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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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社会学理念是指整个体育社会学的体现之中,引导着国家规划体育发展的方向。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体育社会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1城市发展过程中,缺少对休闲体育产业空间的规划
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也意味着社会中的劳动人口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转变过程,它体现了社会生活及生产水平的总体进步。城市的发展有利也有弊,他在某种程度上为人们的生活及生产方式制造了更多的不利因素。曾有学者认为: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及科技的迅速发展,全球城市化发展趋势的明显加强,使得城市规划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其中就包括对休闲体育的规划,这就说明一个问题:休闲体育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地位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越来越重要。但为了促进休闲体育的发展,我们应建立与之相匹配的城市休闲空间。而现在这种问题却难以解决。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许多城市因为人口较多,交通堵塞,环境质量差及空间拥挤等问题,导致城市休闲规划严重受阻,大多数人有时间却没空间从事体育活动。当然,理论上讲,这与当时人们在规划城市发展过程中缺少对休闲体育观念上的认识有关。这些因素都不利于城市中的人更好地生存与发展。
2休闲体育业与城市化的发展
罗歇•苏认为: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也伴随着人们娱乐精神的成长,城市作为娱乐发展的根源及基地,为人们进行娱乐活动提供了更多的项目选择。农业生产的机械化也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进程。首先,原先的以密集型农业为主的传统农业发展模式逐渐转向工业化农业形式,使得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其次,相对于农村来讲,城市经济的繁荣不断吸引着新一代的年轻人疯狂追逐多彩的新生活,他们作为新时代的主力军,为休闲体育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最后,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村人口变得逐渐密集并形成一些小的城镇,他们在生活和生产方式上采用城市化发展的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小镇逐渐发展成一个个独立的城市。在这种城市化演变过程中,人们在日常生活上逐渐彼此依赖,很长时间以后就会形成属于自己的交际圈,节奏化和规律化的生活方式以及一些法定假日,为人们带来了更多的休闲时间,使得大多数人有了想要休闲和从事休闲活动的可能。
3日趋激烈的社会竞争
在当代,社会结构日趋复杂,竞争日趋激烈以及社会变化日新月异,这种竞争归根结底其实是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竞争,人们为了提高竞争能力,不得不进一步完善和改变自己,以便适应社会的发展。这样一来,人们的休闲时间就会被大量占用。话说回来,日趋复杂的社会结构以及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使得人们疲于应对,这也阻碍了人们从事休闲体育的潜在可能,为了适应新的发展环境,人们不得不去接受新知识和新挑战,迫使自己在余暇时间不断地提升和完善自己。这也间接影响了休闲体育的进一步发展。
4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物质生活的不断进步,人们的精神需求也在不断提高。社会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物质产品在满足人们需要的同时,也激发了人们的欲望,这种欲望迫使人们不断地努力工作,获得更多的财富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同时,生产推动消费,消费促进发展。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中日用物品的不断更新,人们便已习惯某一层次的生活水准,为了保持这一“水准”,不得不付出更多的时间去从事更多的工作,进而在循环往复的情况下,人们的休闲活动便被不断挤压和忽视。
5行业中工作时间的延长
自20世纪以来,人类从事休闲体育的时间便有所减少,但没有相关明显的数据资料能够证实这一问题,而关于二战后劳动者的劳动时间缩短倒是有很多资料可以证实。如今,在所有行业中,服务业占到了8成之多,这些行业因为要做正常工作以外的很多琐事,所以常常有加班加点的时候发生,这一因素必然导致人们从事休闲活动的时间减少。
6失业者待业时间过长
21世纪,许多国家都会面临着一个共同的话题——人口失业问题。资料表明:这些国家中,至少有两成的失业者长期处于失业状态。有时甚至是在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些劳动者有更多的悠闲时间去享受生活,但却没有良好的受教育背景以及没有足够多的财富去享受休闲生活,这也阻碍了休闲体育的发展。
7网络游戏的冲击
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网络游戏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休闲娱乐方式,尤其是对青少年群体,具有更大的诱惑力和吸引力,电子游戏种类繁多,新鲜刺激,对玩耍者动作的灵活度或脑力的反应速度有着很高的要求,电子游戏的特点是对地点没有要求,随时随地都可以尽心。因此,电子游戏对休闲体育具有一定的挑战作用。
一、我国体育社会化与体育教育改革的现状
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但这项政策在一些学校却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在一些学校,体育锻炼时间对于学生来说就是补习的时间,一些教师自然而然的占用了学生的体育运动时间,政府锻炼学生的初衷,反而加大了学生的学习负担。这在我国是很普遍的现象。
二、解决我国体育社会化与体育教育改革中不足的措施
1.发挥地方对体育社会化的促进作用
国家的体育社会化虽然存在不足,但是我国的体育社会化依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国家推行的国家运动锻炼标准,在我国已经有3亿人达到了指标,实施国家锻炼标准的学校和企业已经超过40万,大量的城运会、普通运动会得以举行,极大的调动了各地区百姓对运动的积极性。但是,针对我国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就需要地方政府充分发挥作用,适时地制定政策,发挥团体和个人的优势,集思广益,保证政策的科学性。
2.提高对政策执行力度的监管能力
对于一些学校存在占用学生体育锻炼时间的情况,需要政府加大监管力度,保证政策能顺利的执行。在我国的政策中,是禁止学校组织晚课的,但在一些学校中,晚课的现象依然存在,在政府监管严时,就取消晚课计划,一旦监管过去,就继续组织晚课,与政府打起了“游击战”,这种现象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屡见不鲜。同时,学校的体育活动是我国体育教育改革的主阵地,加大对学校体育教育改革的监督是刻不容缓的。所以说,一定要提高对政府政策执行力度的监管,保证体育教育改革的平稳进行。
3.加强体育师资力量建设
体育老师是体育教学中的核心,所以说,培养新形式的体育老师是现阶段我国体育教育改革的主抓方向。提高体育老师的薪资待遇、改善体育老师的工作环境、抓紧基本体育设施的建设是我国体育教育改革中的重点。其次加强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加快改变现代体育教学中不合理结构的步伐是不能够停下的。在现阶段我国非体育学校的教师比例中,体育老师所占的比重是最小的,一般的高等学校中1—2个体育老师,往往会负责起一个年级的体育教学活动,巨大的师生比例,很难保证体育老师在体育教学中能照顾好每一个学生,更难保证体育老师能针对不同学生提出不同锻炼建议,影响了学生体育锻炼的积极性,不利于体育教育改革的深入。
4.注重体育教育改革的现代化
体育教育改革是体育社会化中重要的环节,这就对体育教育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保持体育教育改革的现代化,时刻注意用现代化的知识完善我国体育教育改革,保持现代化体育文化对人们的影响,将现代化印入人们的脑中,让体育成为我国现代化改革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将现代化引入我国的体育教育改革中,更要剔除陈旧思想,拨出落后的体育教学模式对现代体育的影响。在很多人的心中,所谓的体育课,只是体育老师带着学生在操场上跑两圈,之后就是学生自由活动的时间。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与我国人的心中。所以说,一定要坚决取缔这种旧的思想上的陋俗,时刻用科学的、现代的体育教学思想指导体育老师的教学,保证学生在短时间内,能够接触到系统的、科学的锻炼。
5.注重休闲体育的发展
休闲体育,时时刻刻的存在于人们的身边。比如,一些老人在清晨打些太极拳、一些年轻人在广场上打羽毛球,这些都是休闲体育的表现。休闲体育具有“自由性、文化性”,一份美国报告曾表示,人们把三分之一的时间和金钱用在休闲上,休闲成为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目的。在现阶段的中国,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于“休闲”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把人们生活中休闲元素融入到人们的体育活动中,是现代人们的新的需求。所以说,要时刻重视休闲体育的发展。体育社会化和体育教育改革是利国利民的大事,需要我国各个阶层的持续关注。在现阶段,更应该将工作的重点放在体育社会化的推广中,保证每个国人都能享受到体育社会化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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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体育 教育体育参与大学生
论文摘要:通过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认为,大学生是否参与体育,以及以怎样的模式参与体育,并非简单的参与或不参与的个体行为,而是受到更大的社会背景的影响。其中,性别、家庭支持以及学校和群体内的体育氛围是影响大学生是否参与体育的重要因素。
一、问题的提出
体育是 现代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体育运动对人的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都具有其他活动所不可替代的重要影响。大学生是我国青年群体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体育对他们的身心 发展以及社会化水平都具有特殊的作用。在高校校园内,体育作为一种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化手段而被整合进大学校园内的社会世界。有鉴于此,本文将从社会学的基础理论出发,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对大学生的体育参与进行研究,研究始终围绕“体育参与并非一个简单的参与或不参与的个体行为,体育参与受到更大的社会背景的影响”这样一个假设展开。
二、研究方法
(一) 文献研究法:针对本研究所涉及的议题,利用图书馆、资料室、 中国知网、文件汇编等资源收集了相关资料。
(二)观察法:亲历体育课、体育社团组织的活动、体育比赛的现场,观察和体验体育活动是如何组织的,学生在体育活动中的角色和角色扮演,以及其他具有社会学意义的角色行为。
(三)问卷调查法:设计了“体育与大学生社会化”的调查问卷,主要针对大学生的体育参与和社会化进行调查和测量。
(四)访谈法:为了更深人地探讨体育与社会化的关系,在问卷调查的同时,针对本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采用深人访谈的方法对25位大学生进行了访谈,收集了大学生在运动中的体验以及对体育的意义解读的第一手素材,在对访谈资料归纳和概括的基础上,分析体育对大学生社会化的影响。
三、研究主题的操作化及概念结构
操作化是指由研究主题,到具体问题,再到测量指标的过程。本问卷调查的主旨是测量大学生的体育参与模式,在此,体育参与是因变量,大学生的个人资料、家庭资料是自变量。
美国学者凯尼恩(G. S Kenyon)认为,体育参与应该涵盖体育认知层次、情感倾向层次、直接参与层次、间接参与层次等多个层次的倾向或行为。本文认同凯尼恩的体育参与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对体育参与概念进行操作化:1.直接参与是指以直接身体运动的形式参与体育的方式。直接参与概念通过测量两组变量来进行:代表参与程度的“体育人口”,代表运动 历史的“运动年龄”。2,间接参与是以观赏体育或收集体育信息等非直接形式参与体育的模式。3.体育认知是指参与者对体育知识、信息的了解程度。4.情感倾向是指对参与体育活动的热爱程度。另外,本文认为,除凯尼恩的体育参与的4个层次外,体育参与还包括了个人体育消费和体育参与中的互动两个变量。其中个人体育消费通过测量大学生个人每年的体育消费获得,互动通过测量体育中互动的频度、广度、深度3个指标获得。通过上述分析,本研究确立问卷的概念结构如表1所示。
四、问卷调查及结果分析
(一)抽样及调查
本次调查按照综合类、文科为主、理科为主的分类,兼顾重点和一般院校的原则,选取了8所北京高校、3所外地学校的大学一年级至大学四年级的在校全日制本科生为研究对象。依据学校体育课课表随机抽取上课时间和上课班级,对班级内同学进行测量。
样本特征:样本总量为1218人,其中男728人(59.7 %),女490人(40.3 % )。年级分布:一、二、三、四年级的大学生分别占总样本量的49.5%, 38.8%, 6.5%, 5.2%。96.3%的被访对象年龄在1723岁之间。所学专业的分布:理工类574人(47.1 %)、医科类70人(5.8 %)、农学类7人(0.6 %)、体育类25人(2.0 %)、 艺术类30人(4.5 %)、社科类291人(23.9%)。
(二)调查结果
对问卷调查结果赋值后,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求证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型结果如表2所示。
模型的因变量是体育参与,包括:体育认知、情感倾向、直接参与、间接参与、互动和体育消费6个变量。自变量包括性别、年龄、BMI身体质量指数,简称体质指数 英文为Body Mass Index,简称BMI)、健康评价、生活压力评价、家庭 经济情况、家庭所在地、家庭体育消费、家庭支持程度、父亲职业、母亲职业、学校(体育)环境、群体(体育)环境。
模型数据显示,模型的R2均在0.1以上,体育消费影响因素模型甚至达到了0.535,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力度都很强。
通过模型,影响大学生体育参与各因素的社会影响的具体情况见表3。
(三)调查结果的分析
1.社会因素对体育参与的综合性影响。表3显示,从个人角度看,性别差异对体育参与的各变量的影响较显著,从社会角度看,家庭的体育消费和体育支持、学校的体育环境和大学生体育群体的内环境对体育参与的各个变量都具有影响。如是观之,性别、家庭的体育环境和支持、学校的体育氛围这3个方面对体育参与具有整体性的影响,家庭和学校是影响大学生早期体育习惯的重要社会设置。
2.社会因素对体育参与的具体影响。除问卷调查外,本文还对25名大学生进行了深度访谈,以期从更深层次进行更为具体的研究。
(1)家庭对体育参与的影响。家庭是大学生社会化的社会主体,也是影响大学生体育参与的重要机制。家庭对体育价值的认同、支持和消费构成了家庭的体育环境,对大学生童年时期是否参与体育,是否能够养成体育的习惯具有重要的影响。
“我喜欢球类,还有比如说爬山之类的。喜欢篮球,乒乓球。喜欢篮球是因为我哥的带动,我哥在南方属于个子比较高,所以喜欢篮球。经常拉着我去捡球,然后我就觉得老捡球特别无辜,之后就跟着我哥打球,之后慢慢就喜欢了。”
“……最擅长应该也是篮球。初中开始打篮球,就是因为我爸爸喜欢打篮球,我就经常看着,看着但是也没意思,就想自己尝试一下。因为我呆在那儿也没意思么,而且我看他们打球也挺好玩儿的。喜欢进球的感觉……”
“开始打乒乓球是因为踢足球受伤,家长不希望我参加有剧烈对抗的运动项目,又因为父母的社会关系,他们有朋友是乒乓球教练,……”。 “打乒乓球不是我自己找的教练,是因为我姑姑她是属于业余选手,她是我们那业余打得挺好的,她要我跟她练,然后我就跟她常练……。”
资料显示,大学生最初参与 体育的动机或者受父母的影响、或者得益于父母对运动价值的认同所给予的支持、或者家庭的社会关系提供了参与体育的方便等等。总之,在大学生儿时做出参与运动的决定并养成体育习惯的过程中,家庭的体育氛围和支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性别对体育参与的影响。大学生是否参与体育,以及选择什么运动项目,在男、女大学生之间具有差异。产生这种运动选择“性别差异”的原因会涉及到与行为、运动特性和文化相关的重要议题。
大学生在选择是否参与体育或者选择怎样的运动项目时,首先考虑到运动中的行为和运动特性。通过观察、访谈和对几所高校体育课选课系统的考察,在选择体育项目时,女大学生比较喜欢选择游泳、健美操、瑜咖、跑步、太极拳等没有直接身体接触,不需要激烈竞争的项目,而男孩子则更偏爱篮球、足球、拳击、散打等直接对抗或冲撞性较强的运动项目。这种因性别而产生的差异与我国传统文化对性别角色的不同解释有关。在我国传统的文化中,男人一般被冠以“男子汉”、“好汉”、“够爷们儿”、“纯爷们儿”,被赋予一种英雄气概,男人的职责之一是主外和撑掌门户,当遭遇危险时,保护女性被认为是男人的天经地义的职责,“男子女性化”在社会生活中是会遭受耻笑的。可见,男同学在选择运动项目时,文化的取向发挥了重要影响,男同学选择了通过体育能够培养一种符合社会期待的男性气质的运动项目。在 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被视为如同花朵一样的保护对象,纯洁、善良、富于同情心一直被认为是女子的美德,而“职业女性”和“女强人”始终被社会所质疑。显然,那些展示力量和抢占空间的运动项目与社会文化所期待的女性气质相背。在选择运动项目时,女孩更钟情那些竞争性较低的,重在美化形体和塑造性情的项目。可见,“文化取向”在不同性别选择运动项目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学校的体育环境对体育参与的影响。在定量研究的体育参与影响模型中,学校层面的体育环境与大学生的体育认知、体育情感、体育消费等变量高度相关,说明学校的体育环境对这些变量具有重要影响。分析深度访谈的资料,大学生对于学校组织的体育活动印象深刻,认为自己运动习惯的养成得益于中小学时期学校对体育的制度性安排。
“高中时早晨跑早操是学校硬性规定的,因为当时压力比较大,学校考虑这个,所以做的规定。每天早晨跑1000米,有时晚上也跑两圈。大学后每周跑步两三次,慢跑五圈到十圈。慢慢地形成了习惯,这学期想增加减肥的力度,所以每天坚持慢跑。”,
“小学跑步是因为教练的原因,每天下午训练,如果不去,教练就会到班上找,当时也不想练,但是没办法,家里也支持。”
“我们的体育课在高三时还是很频繁的,一周有四次体育课,五天中四天都有体育课。小学的体育课是每周3—4节,初中大概两节,高中就有四节,我们学校特别注重学生的全面 发展,我们的四节体育课有选修和必修,其中有一节必修就是类似与上学期的跑跳投的项目,选修课也是可以选很多,乒乓球、游泳,反正有场地的地方都可以安排,我还选修过贻拳道。我也去报班就是希望打球时有模有样。这种学校的体育安排培养了我的锻炼身体的习惯”
可见,学校这种高度组织化的体育制度不仅有助于大学生掌握体育技能,也有助于其运动习惯的养成,最终巩固并完善他们参与体育的模式。
(4)群体的体育环境对体育参与的影响。群体的体育环境是影响直接参与变量和体育认知变量的重要因素。在大学校园内,因为共同的体育爱好而结成的非正式的体育群体有很多的种类,例如,因为喜欢同一种运动项目而经常相约的体育群体,因为“乡党”这种地缘关系而经常在一起运动的群体,同宿舍或同班级同学组成的体育群体等等。这种群体的特点是群体的自主性较强,群体成员可以一种独立的姿态,在平等的基础上与他人进行交往,并通过体育建立某种人际关系。在体育群体内部,成员间的互动比较充分,成员们在谈论体育或从事体育运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或规范,往往成为他人社会化的参照系。另外,体育群体内由于充分地沟通和互动,容易形成独特的与体育相关的亚文化,例如,他们会讨论自己喜爱的体育明星,相约购买体育偶像的队服或纪念品,讨论体育比赛中的某一事件意义或影响,等等。在这种频繁的互动中,他们交流了信息,加深了对体育的认识,培养了对运动参与的情感,为参与体育运动的行为打下了基础。
(四)体育参与中止
体育参与中止是指由于某种原因而终止原来的体育参与状态。在上述讨论影响体育参与的积极性因素的同时,本文认为,有必要讨论导致“体育参与中止”的问题,因为,“参与”与“中止”是体育参与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通过对访谈资料的逻辑归纳,本文认为,导致体育参与中止的原因包括体育特性的适宜性和体育的组织方式两种因素。具体有以下几点:
1.从运动项目的运动特性来讲,崇尚力量表演、控制、侵略性支配对手、敌视对手的“重竞技”项目,例如,足球、拳击等,会使那些害怕身体伤害、以及技术水平差的具有参与倾向的人望而却步。
2运动中较强的组织性是一把“双刃剑”。运动中较强的组织性虽有益于规范意识的培养和运动习惯的形成,但同时也会限制学生身体表达的自由,从而会降低人们对体育的热情和兴趣。
3.运动中较强的绩效目标会排斥大多数人的参与。例如,高校内的高水平运动队训练,它的目标是在校际间的竞争中争金夺银,为学校争光。在这类运动中,身体技能比较好的人更能在比赛中显示能力和解决问题,更能获得老师或教练的赞许,他们会获得更高的权威和地位,他们因为对比赛较强的控制所产生的成就感而对运动或比赛表现出更大的兴趣。但对那些运动技能稍差者,他们由于很难有机会上场表现,“汽水喝干,板凳坐穿”的尴尬经常令他们离开运动场。在对某些特招运动员进行访谈时,能清晰地感受到有些运动员感觉自己在体育中没有前途,失败的体验导致他们对体育参与的厌倦。
4.体育中错误的主体定位。这里的体育主要指学校的制度性体育。在体育教学和运动训练中,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运用统一的教学目标、统一的教材内容、统一的教学进度、统一的教学方法、统一考核标准的现象仍然很普遍。在这些运动中,过分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很少考虑体育学习的主体—学生的主体需要、体育基础与情感体验,从而,使学生在运动参与中处于被动地位,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互动,导致学生的心智能力和个性发展受限,影响了参与体育的动机和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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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教会大学的社会学曾经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大学社会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本文从政治参与意愿、政治参与途径、政治参与实效三个维度对政治参与进行了概念界定和内涵解读;从制度化参与、非制度化参与两个类别来阐述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现状。针对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现实世界的消极冷漠和网络世界的积极主动、理性思维与偏激情绪共存等现实问题,提出了以健全利益表达机制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为核心的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政治参与 参与意愿 参与途径 参与实效 大学生
一、文献回顾及概念界定
政治文明建设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青年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中坚力量,其政治参与也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以及学术界的关注。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1)分城乡研究。吴鲁平对城市青年的政治心态和社会参与的特点进行了分析(1995),严荣对农村青年的政治心理进行了研究(2001)。
(2)分阶层研究。尹德慈对广州青年律师群体的政治态度进行了分析(2004),董小苹对在沪台湾大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参与能力进行了研究(2006)。
(3)专题研究。如孙兴春对当代青年的“政治冷漠”现象进行了分析和思考(2006),朱云生以“躲猫猫”等网络典型事件为切入点,对网络政治参与的良性互动问题进行了探讨。
(4)载体研究。翟杉以微博为载体,对微博政治参与的优势和不足进行了分析(2011)。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的定义,政治参与是指“公民自愿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与政治生活的行为”。现有的关于“政治参与”的定义有其科学性,它指出了正在参与的主体(公民)、客体(政治生活)、特征(自愿性、合法性),但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如果我们将政治参与看作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个定义涵盖了政治参与行动的行动前、行动中,却对行动后阶段没有涉及,没有对政治参与行动进行一个实效评估。有鉴于此,我们将政治参与分解为三个指标,即政治参与意愿、政治参与途径、政治参与实效,从而更加规范、合理。本文所讲的青年政治参与是指青年在自愿参加的前提下,通过各种途径和渠道参与政治生活,从而影响政府的决策或者与政府决定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过程。
二、当代大学生参与现状
政治参与是政治社会化的内容之一,青年政治参与的过程就是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青年逐渐获取政治知识和能力,形成政治意识和政治立场。在当下,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出现了制度化途径和非制度化途径两种方式,而且更多是通过非制度化渠道参与。
(一)制度化参与:主渠道是加入党团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全面推进以来,青年的公共参与领域越来越广泛,参与途径大大拓展,青年的有序参与越来越活跃。青年充分和有效地参与公共事务,有利于培养青年的参与意识和技能,有利于青年潜能的充分发挥,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青年参加政党和社团的积极性日益高涨。截至2014年底,35岁及以下的党员2247.9万名,占党员总数的25.6%;36岁至45岁的党员1779.2万名,占党员总数的20.3%;46岁至60岁的党员2466.2万名,占党员总数的28.0%;61岁及以上的党员2286.0万名,占党员总数的26.1%。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8821.9万名;共有基层团组织387.6万个,其中,基层团委29.3万个,基层团工委2.2万个,团总支21.7万个,团支部334.4万个。由此观之,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的主要制度化渠道依然是加入党团组织。各种青年社团在促进和推动青年广泛参与公共事务中,也发挥了明显作用,丰富了青年公共参与的内容和方式。青年自组织是当下大学生群体中出现的新的组织和集结形式,以网络为基础性联系手段,以兴趣、爱好为联结纽带,对大学生群体具有较强的号召力和吸引力。近年来,青年参与公共事务的相关制度更加完善,青年参与基层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日益高涨。公共决策部门制定和青年相关的法律法规时,能够通过听证会、座谈会等方式,广泛吸纳青年参与;在高校建设和管理中,青年学生有了更充分的发言权和参与权,一些高校学术委员会中也有了青年学生的身影;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许多村委会青年委员配备率已达到相当高的比例;在推进社区居民自治中,青年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成为专业社工和社区工作人员。
(二)非制度化参与:主渠道是依托网络
所谓非制度化参与,主要是指不符合制度和程序的政治参与,也包括违反法律的非法参与行为。当前我国青年非制度化参与偶有发生,形式有聚众闹事、破坏公共财物,更严重的还有罢课、静坐、请愿、示威游行等。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当前中国青年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最主要的途径是依靠网络进行的。青年人从网络获取政治信息,利用网络表达政治诉求。很多社会事件,特别是以青少年为主体的社会事件往往没有具体组织者、没有信息源头、没有传递线路,或者是有消息无情报。青年人在制度化参与渠道外,努力寻求政治参与的外部空间和渠道,具有开放性、匿名性、及时性、交互性等特点的网络成为其主要选择。网络的高参与性和私密性使得一些社会问题和腐败现象暴露出来,通过网络迅速传播,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压力,使得一些个人事务公共化,得到强有力的舆论监督,迫使公共管理部门或者其他当事人解决这一问题。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尤其是网络政治参与,鼓励和激发了青年的政治参与意愿和热情,拓展了政治参与的渠道和途径,也增强了青年政治参与的实效。
三、青年政治参与现状引发的思考
(一)现实世界的消极冷漠和网络世界的积极主动
在中国当代青年的政治参与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悖论,即现实世界的消极冷漠和网络世界的积极主动。在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观念多样化的当下,青年人因为价值取向、生活方式多样化,出现一种功利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的倾向,因为市场经济带来的优胜劣汰的压力,也使很多人忙于自己的生计,无暇顾及政治。一些大学生对参与政治的兴趣下降,甚至漠不关心,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动员型参与多于自觉型参与。当代大学生的政治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家长、老师和社会的影响,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和目的性。动员型参与尽管能在短期内起到一定的成效,却难以长期发挥效力;时间一久,大学生的参与热情就会下降。第二,浅表型参与多于深层次参与。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当代大学生热衷于蜻蜓点水、浅尝辄止。不愿意支付过多的成本,贪图方便省事,甚至宁可“走过场”也不愿意深层次参与。第三,有序型参与多于有效型参与。在学生组织、社团等的组织下,当下大学生的政治参与通常处于一种有序的状态。然而,由于受前面两条因素的影响,大学生有效型参与并不多。在互联网时代,青年基于自身的利益和需要而自觉地以某种形式对政治过程施加影响的积极性提高,青年的政治实践机会大大增加,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和满足。其一,网络的开放性,使政治参与的门槛降低,从而增加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其二,网络带来了一定意义上的话语权,让当代大学生有了政治参与的渠道和路径。其三,互联网拓宽了政治活动的空间,增强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效能和绩效。不论是及时了解国内外的最新资讯,还是对失范行为进行监督和批评,抑或就公共事务发表意见和建议,互联网为当代大学生的政治参与提供了一个便利、快捷的平台。
(二)理性思维与偏激情绪并存
在现实生活和网络世界中,青年人的理性思维和偏激情绪并存。一方面,青年人具有一定的判断和分析能力,在一些公共问题上能够保持理性、克制;另一方面,青年人的价值观念尚未完全定型,内心世界也不够强大,容易轻率与冲动,展现出非理性的一面。
1.青年自身原因。青年人无论是在身体还是在心理都处于待成熟时期,同时,他们又对未来人生充满了无限的激情和憧憬。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具有模糊性和不成熟性、凹凸性———内隐性与外显性相结合以及高传导性的特点,需要加强引导,尤其是注重对集合行为和偏差行为的引导,强化社会控制。
2.媒体舆论炒作。在注意力经济时代,为了吸引公众的眼球,少部分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缺乏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以商业和利益至上,让消费主义文化逻辑影响了荧幕。为了吸引公众的注意力,“标题党”用炒作的方式来剑走偏锋,用情绪化的断章取义来博取眼球,会让当代大学生的政治参与陷入误区。
3.不良社会心态的影响。在社会转型时期,多元的时代主体,决定多元的社会心态。互联网上纷乱信息,炒作、忽悠、炫富、哭穷、暴戾等不良社会心态和偏激情绪,导致“键盘侠”的大量存在。缺乏理性思维能力,习惯性地先入为主,运用“道德捆绑”和“民族主义”的大棒对他们进行言语攻击,导致当代大学生易被这些负面因素左右。
四、对策与建议
(一)健全利益表达机制,呵护青年政治参与热情
加强对当代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精神坐标、建设精神家园,需要畅通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渠道。一方面,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发挥党团组织的思想引领和文化育人的功能;另一方面,畅通当代大学生参与学校公共事务、社会公共事务的渠道。在互联网不断嵌入日常生活的当下,健全当代大学生的利益表达机制,呵护青年政治参与热情,需要对他们的爱国热情进行保护和引导。让当代大学生理性地“发声”,理性地参与公共事务,避免“任性而为”。
(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及时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每当有重大政治、社会问题发生时,青年群体的反应便会增大,甚至出现青年以群体形式通过一些非理性行为来表达自身的主张与诉求。青年人尤其是部分大学生以一种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和政治主张。一旦爆发刺激性事件而出现聚众活动时,大学生往往愿意参与这种活动,这也说明大学生思想引领工作任重而道远。在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观念多样化的当下,加强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需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强化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利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暨阅兵”等重大事件来增强青年人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自豪感,引发他们的情感共鸣和心理共振。二是推行感恩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积极推进心理健康进学校、进社区,为大学生的成人成才提供坚实的社会支持。三是倡导志愿服务和公益活动。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命运共同体意识,通过公众参与来让公共生活更加美好。四是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依托,为青年的就业创业搭建良好平台。为当代大学生就业创新搭建平台、畅通渠道,让他们有更多机会“人生出彩,梦想成真”。只有将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有机结合,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摘要: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消费群体,超前的消费行为和滞后的消费实力之间存在着矛盾,容易在消费中产生不良消费行为,并且造成极大危害。对此,本文旨在讨论当代大学生消费行为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引导大学生建立理性消费,积极探索大学生理性消费观念和行为的培养途径。
关键词:大学生 消费行为 从众消费
1问题的提出
《有闲阶级论》的作者凡伯伦首先发现有闲阶级和炫耀性消费现象,进而提出“炫耀性消费理论”。凡伯伦定义有闲阶级是指杜绝一切具有实际价值的工作的上层阶级。他认为,财富是社会荣誉、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的基础。炫耀财富有两种表现形式,即炫耀性休闲和炫耀性消费。而炫耀性消费是指超出人们基本生存的消费,核心在于炫耀行为,本质上是浪费、竞争和歧视。消费观念是指人们对消费水平、消费方式等问题的总的态度和看法。此观念一方面是社会经济现实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另一方面又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并支配着人们的消费行为,从而影响人和社会的自身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当代大学生的消费心理与环境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作为特殊消费群体,见证了社会发展与转型。正如弗里德曼所说,消费是认同的行为和符号。大学生消费观念不仅推动大学生正确价值观人生观形成,还影响社会多个领域的健康与进步。
2当代大学生消费行为的特点
2.1超前的消费观念
人的消费行为被区分为有需求的消费和有欲望的消费。这两种消费有根本性的原则区别。但随着社会不断市场化,伴随着西方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意义与目的发生了变化。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求从生理需求层次逐步上升到自我实现的需求层次。消费不仅是满足生理基本需求,还更强调表现个性自我,紧跟时代潮流。潮流正逐渐成为当代大学生的消费行为的决策之一。炫耀性消费商品,从商品的档次来提升自我的社会地位或价值。例如苹果手机,每年的发布会都引起一群追逐消费的人群。水货也因为市场供不应求而提升手机价格。而大学生中会以提前拥有一部苹果新发布的手机,而显示出与他人不同伦比的社会地位,显示出紧跟时代潮流和高级品位的消费,即把消费数额作为衡量身份的重要指标。部分大学生把高水平的物质消费目标当做人生的终极目标,以至于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满足自己的消费意愿。例如为了买高档产品不惜卖肾等行为,为了新品手机每月借贷,使自己成为物的奴隶。
2.2短暂的消费过程
消费主义倡导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大量消费引起的人类欲望超过地球生态系统能承受的限度。特别是“一次性”消费方式,“看中就买,过时就丢”,使得大学生消费观念中的节俭美德等同于寒酸小气。短暂的消费过程不仅是对个人自身的浪费行为,而且是对地球生态圈的破坏和社会不可持续发展。
2.3迷失的消费伦理
在大学校园中,物质消费逐渐成为大学生们攀比的内容。科学的消费伦理需要消费者正视自身的消费意识和能力,不盲目从众。大学生们崇尚物质消费忽视精神层面需求,使个人内在精神价值缺失,缺乏信仰和动力。当代大学生认为消费是个人行为与他人及社会都无关,实际上一定的消费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对家庭、社会乃至道德层次方面都有些许影响。正确科学的消费伦理需要重新树立。
3当代大学生消费行为中存在的问题
3.1享乐消费
大学生群体中,大部分人都拥有手机、电脑、MP3等电子产品,有的宿舍还一起合买洗衣机、冰箱、饮水机等,这样的消费对于一般的家庭有一定负担,对于贫困家庭则负担更重。部分大学生则追求品牌享受,以享乐主义为先导,没有理性考虑自身消费能力和消费心理,盲目享乐让个人承受更多经济负担。随着西方消费主义的影响,社会市场化,大学生群体也日益形成月光族和有钱就花的现象,如近几年流行的美容消费,微整形,说走就走的旅行,电影热,人情聚会等等,大学生享乐消费现象日益严重。
3.2从众消费
从众消费是指大学生在消费过程中缺乏计划性,盲目跟从群体大众进行消费,有时会购买自己实际并不需要的。大众传媒通过电视广播对大学生的消费产生影响等,例如很多大学生不考虑经济条件和实际需求,受到大众媒体的广告宣传而进行盲目消费,没有考虑到商品是否具有合适性和合理性。大学生的同辈群体也有一定的影响。大学生从高中来到大学,尝试独立自主,大学时期是大学生人生中最渴望被同辈群体接纳的时期。参照群体的价值观来进行自己消费,不考虑自己的精神内在需求如何,为了得到群体成员的认同感,而产生了“别人有的东西,我也要有”的一种心态。而商品成为了群体成员认同的一种符号,因为同辈群体中默认彼此具有相同或类似的装扮或价值观,商品则成为同辈群体认同的“敲门砖”。
3.3攀比消费
大学生群体中攀比消费也较为明显。部分大学生以周围同学用上高档次商品作为参照,认为自己消费少就会被人看不起,心理上会有一种敏感攀比的心态。最近也逐渐出现了今天钱明天花的提前消费现象,正是由于没有对金钱做合理规划,盲目攀比消费,生活费存在超支现象。如今互联网发达的时代,淘宝天猫也逐渐开通借贷宝,蚂蚁花呗,白条等消费服务,大学生提前消费为了满足自己物质需求,盲目攀比则造成校园消费不正之风。
3.4炫耀消费
家庭条件较好的大学生存在炫耀消费的现象。网络上流行的“高富帅、白富美”等词汇也是炫耀消费表现之一。生活中最为明显的就是穿名牌,正如凡伯伦所说,炫耀性消费成为传递财富多少的最有效手段。部分大学生试图用自身的品牌效应和档次来树立在同辈群体中形象和地位,认为名牌效应是身份的象征,从而忽略个人精神层面的追求。当代大学生需要多从思想修养和内在品质上多下功夫,以德服人,从精神修养上来获得认同。
4当代大学生消费问题产生的原因
4.1大众传媒的影响
人是社会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大众传媒是社会组织为在广大社会成员之间传递信息、互通情报所采用的各种通信手段,例如广播、电视、网络、报纸、书籍等,为社会成员理解和接受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念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社会环境条件。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大众传媒的日益发展,内容及形式的多样化给大学生带来导向及暗示作用。大学生群体在法律意义上是成年人,但从心理及思想层面来看,大多还不够成熟,思考问题有欠缺,自我价值判断有偏差,易受到大众传媒思想的影响。现代大众媒体多是传播物质文明,较少传播精神文明,大学生群体审美情趣低俗化。因此,享乐消费、炫耀消费、超前消费多受到大众传媒的影响。
4.2学校环境的影响
校园是大学生主要的生活场所。学校承担着大学生社会化的环境条件,也是大学生继续社会化的主要场所。学校一方面承担传授各种科学知识和技能的责任,另一方面也努力培养和树立学生的价值观念,使大学生在德智体美劳方面全面发展。首先,校园里没有开设相关消费行为及心理方面的课程,或者是没有一门公共课来倡导消费理念并树立科学价值伦理。其次,大学校园里本来就充斥着娱乐文化,例如校园里开设的休闲吧,社团活动赞助,广告消费,促使着大学生进行消费活动。因长期的娱乐活动而丢弃学习任务,势必影响学习进度及基础,学习信心遭到打击,沉浸在混文凭的吃喝玩乐的享乐消费中。
4.3家庭环境的影响
不同的家庭消费观念不一样。家庭作为初步社会化的主要场所,家庭的教育和影响对个人早期社会化乃至一生的社会化都具有重要意义。家长对孩子的消费观念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节俭的家庭培养出来的孩子,也容易形成节俭消费的习惯。若家长花钱随心所欲,孩子也容易形成享乐消费的习惯。其次,家长出于补偿心理,对孩子的要求有求必应,为了弥补家长早年奋斗的艰辛,让孩子轻松舒服。现在大多数家庭是独生子女,家长的关爱关心都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家长有时会溺爱孩子,没有给孩子树立正确科学的消费观。最后,由于大学生多在外地读大学,家长为保证孩子吃好穿暖,在消费上也不会吝啬。
4.4同辈群体的影响
随着社会转型期的到来,每一代人都有自身群体烙印。当代大学生作为90后,展示出强烈模仿意识、个性自我、展现自我及希望他人尊重的特征。在追求高端消费个性消费的过程中容易迷失方向,形成不良的消费观念。其次很多大学生忽视对自身素质的提高,很容易误入消费浪潮中,盲目从众,没有进行合理化消费。同辈群体内部成员的价值观相互影响,大学生难以对个人消费进行科学判断。
5结论与建议
从传统社会商品使用价值消费到现代社会的符号消费,是一场深层次的文化转变,给当代大学生带来重大影响。大学生需要在价值取向上,完成一次根本性转变,不以追求物质财富的方式来实现人生价值,要通过对精神世界的提高和内在修养的提升作为价值取向。只有精神文化修养得到提升,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人类超越于其他动物的品性,从精神上走向成熟,有利于人全面发展。发展个性消费、宣传适度消费、倡导消费文明等不仅反映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消费观念的更新,也反映了当今全球消费模式的变化。当代大学生作为新一代,有着自己的消费观念,不同于其他年代的群体。倡导适度消费,适当发展个性自我,引导大学生树立对社会负责的消费观,是对社会和人类发展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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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社会学自诞生以来, 教育社会学何为 一直处于讨论之中,未能形成基本共识,教育社会学发展到今天,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既是对教育社会学已有成果的总结,同时也是促进其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教育社会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基础教育整天围着书本转,老师是从早跟到晚,就是让学生好好学习书本知识,其它方面几乎很难顾及到,而且把老师也累得够呛。甚至把老师变成了传授书本知识的工具,老师只要能把班里的成绩带上去,就是好老师,就是优秀老师,否则这个老师是不合格的,没有水平的。殊不知,老师的言行时时刻刻在影响着学生,我们现在很多学生不像学生,就与老师的言行多少是有关系的,比如有老师教导学生要知恩图报,要感恩这个世界,可是他自己却并没有任何感恩的行动,甚至传出他不好的话语来。
道德是对人的基本要求,人要是不讲道德或不讲理,与动物又有何异,所以我们骂那些没有道德或良心的人叫禽兽不如或猪狗不如。由此可见,道德是对人的最基本的要求。但是道德是被人内化而接受的,它与法律不同,因为违反法律我们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制裁和惩罚,而对于违反道德的人,我们通常则会显得束手无策,无可奈何。因为道德没有刚性的要求,它更多是依赖人的自觉性和对外界环境的一种刺激反应,凭着这种自觉性和对外界环境的刺激反应,人进行自我约束,所以“慎独”的境界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一个社会道德水平的高低,其实是非常容易看出来的,因为只要有人,就有道德存在的地方,而且道德水平的高低直接可以通过每一个人的行为表现来观察和衡量。一个社会道德水平的高低,不仅能反映出国民素质的高低,更能体现出社会的文明发展程度,所以道德教育在任何时候都是非常重要的,同时,道德教育也是最难做好的教育。道德教育与书本知识教育不同,书本知识教育可以通过考试来测量,而道德教育是否做好,人们的道德素质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是很难通过考试来测量的。当前,我们的道德教育也是通过书本来这个途径来实现的,其测量方式也是考试,但是考试成绩高是否意味着道德素质就高,是否意味着道德教育就做好了呢?答案是否定的,纸上他可以这样写,可实际他会怎么做我们很难去要求他,而且他写的是否就是自己的真实想法,或者他内心是否真正接受了这样一种理论和思想,我们往往很难把握。“当今人们已不满足于给学生一个简单的考试分数或能力分数,他们更希望考试能够提供诊断信息,能够报告学生的认知结构。”所以道德教育在当下非常难做,就连我们的精英群体——大学生,现在也变得非常难教育,其知识水平高低先不说,就看他们的日常表现,我们就能发现,我们的道德教育其实是处于滑坡状态,学生对于思想道德教育课,无非是把它当成考试课,至于里面所要求的,不少学生往往对此不屑一顾,认为只要考试能过关就可以了。因此,道德教育考试化也是当下道德教育面临的最大难题,而且现在还没有一个更好的方式取代考试。其实,用考试方式测量道德水平的高低往往效果欠佳,而不用考试方式测量,又找不到更好的测量办法,所以道德教育现在面临两难困境。
教育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力量,没有教育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便会停滞不前。但是教育所包括的内容是非常多的,不仅仅是书本教育,教育的考核考察方式也不仅仅是考试,而我们的教育现在是知识教育书本化,道德教育考试化,即书本化与考试化是紧密联系的,哪有考试不用书本,哪有书本不用来考试。因此,道德教育工作在当前依然没有做好,这不仅仅指学生,也包括老师,甚至包括我们所有教育工作者。鉴于此,教育工作者要反思当前的这种教育状况,采取各种措施,制止这种不良的教育方式和风气蔓延,因为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人才,不是培养考试工具,更不是培养没有最基本道德素质的非常态社会公民。
1.引言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英美文学教学方法﹑教学指导思想和英美文学对学生人文素质的提升作用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有些学者的目光已超越了教学层面,并打破学科的界限和方法的界限,向纵深拓展。但很少研究者关注英美文学作为外来文化的载体对中国的高等学校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所产生的影响,也较少关注英美文学教师对本身职业的自我理解。中国的英美文学教育指有关学习者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在课堂内外通过对英美文学史、英美文学作家、作品和批评理论的阅读和学习,批判性地吸取其中有益的文明和文化成果,培养自身独立的思考能力和人文素质,并积极参与本国社会建设的动态过程。假设教师有理想的人文素质,或至少高于学生的人文素质;假设教师具备了组织教学的科学方法,能够把文学作品和批评理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是否教学就达到目的了?在英美文学的教学实践中,笔者深切认同,“对读者和文学老师来说,最吸引人也最令人难堪的问题,是文学和生活的关系问题”(Gribble1983:3),这是不能回避的问题。本文聚焦于目前普通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本科所开设的英美文学课程,略去众多学者已探讨过的教学方法、文学阐释方法、人文素质的培养目标和英美文学课程的边缘化等问题,预设在一种较理想的、较平衡的文学史、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三者之间的教学环境下,从文学和生活的关系的视角,审视高等学校英美文学教学中,外来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化既相对峙又相融合的现象,关注学生的接受语境,主张从事英美文学教学的教师充分把握学生对英美文学的接受和英美文学作品所赖以产生的历史和文化之间的距离,引导学生在英美文学知识的学习过程中,以成熟的鉴赏心态和能力来对待文学艺术,以此来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和社会参与能力,达到一定的人文素质培养目标。
2.英美文学教育中的“历史﹑文化双重语境”
目前国内高等学校英美文学课,主要是为英语专业和中文专业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方向的学生开设的。中国学生所接受的英美文学教育,其实从高中阶段已经开始,甚至可以追溯到学生在儿童时代所阅读的童话故事或奇幻小说。不必说当年《快乐王子故事集》的读者,就连十年前阅读哈利?波特系列奇幻的孩子也已成长为我们的大学生。中国的英美文学学习者和研究者面临着双重接受语境,即其认知的文化底色是当代中国文化和几千年的中华历史,接受的对象却是英美国家的文化和历史。对英美文学的接受问题,我们可以从西方文学界对中国文学和哲学的接受态度中得到一些启示。例如在谈到对中国道家的生态思想,即“负责任的‘无为’”的接受时,拉塞尔?柯克兰(RussellKirkland)指出:美国人应该“考虑到道家文本所包含的理想和我们自己注重批判的阐释性文本之间在历史和文化上存在的差距,批判性地检视这些文本,寻找其真实意图,而不必考虑我们今天希望它们说什么”(Girardot2001:284)。英美文学教育是整个文学教育的一部分,也是英语教育的一部分。中国学者蔡基刚和廖雷朝所提倡的对ESP课程所采用的“学术英语”教学定位,也不妨扩展到英美文学的教学中,因为“学术英语主要是训练学生在专业课程中回答问题或做作业所需要的组织材料的写作能力,鉴别和防止学术剽窃的能力,引用资料为自己观点论述的能力,运用适合学术文体的结构和词汇的能力,学术阅读和记笔记的能力,学术小组的讨论能力,做演示和陈述的能力,有效听学术讲座的能力,开展项目和分析案例的能力,区别事实和观点的学术批评能力和符合学术规范的能力等等”(蔡基刚、廖雷朝2010:49)。这实际上着眼于更高层次的综合能力的培养。因此,我们也必须关注英美文学作品﹑文学史和西方文论所形成的学术互补框架,把握英美文学文本的历史文化语境和学习者的本土语境之间的关联和距离,从以下几点入手,以达到对英美文学教育的良好接受。
首先,教师应教会学生“细读”文学作品。“细读”使我们能够辨别真伪,这是形式主义“新批评”留给我们的重要遗产。例如吴伟仁所编的《英国文学史及选读》是一本高水平的教科书,但其中存在一定的印刷错误,该书在对阶级意识的凸显中,隐含着一定的““””思维,在描绘罗伯特?彭斯的爱丁堡经历中,突出了上流社会对庄稼汉诗人的嘲弄或猎奇的心态;但维基百科中的描绘却极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根据后者,彭斯以有尊严的方式受到上流社会的款待,不仅在其赞助下出版了诗作的续集,而且在其中交了一些彼此欣赏的朋友,因之参与了苏格兰民谣的收集,受到了当时还是少年的沃尔特?司各特的极度崇拜。该书第二卷中不乏为作者讳而不顾事实之处。例如,在谈到雪莱的《致爱尔兰人民》所带来的社会效果时有夸大之嫌,对其前妻仅用“命途多舛的婚姻”(ill-starredmarriage)一笔带过,这种可疑的掩饰适得其反,给读者造成一种雪莱的婚姻见不得人的错觉。
其次,学生应初步了解当代文艺批评理论,通过对有关作品的研读全面认识现实世界和我们的人生。当今的英美文学批评界,各种理论竞相发声,文学批评者,包括大学文学课堂上的师生,以批判的精神对学术和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疑问和解答,这些问题涵盖了性别﹑种族﹑文化﹑生态﹑历史﹑哲学﹑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对理论的涉足不仅能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审美情趣和艺术鉴赏力,更重要的是能够拓展学生的学术视野,培养他们的批判意识。因此,课程教学的重心已从语言的流畅度和精确度训练上升到批判性思维方式和人文素质的培养。如何引导学生梳理各个文学理论流派之间的继承和发展脉络,从文学作品中检视英美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而检视我们的人生和和我们所生活的社区,培养学生的正义感和积极有效的社区参与能力,是本文所关注的文学接受问题之一。
再次,教师应帮助学生追踪和把握学术动态,做到脚踏中西,与时俱进。英美文学是英美社会的一面镜子,借助于对英美文学史,文学作品和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研究,我们可以检视社会问题在文学中的微妙再现。从文学史到具体的文本解读,从主题到叙事技巧,从古典文论到现代思潮,教师要做到讲解和点评的富有逻辑性和说服力,就必须有足够的学术积累;学生要有积极有效的阅读和思考,才能形成与作者人生的对话。例如,今天的中国大学生身处的生态环境正日益恶化,能够以更为客观的眼光来看待工业革命及其后果,同情当时的卢德运动,认同动物权利,享受自然美景带来的心灵滋养,更真切地体会到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诗歌的生态价值。
最后,学生应全面认清文学虚构和现实世界的区别和联系。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女大学生们偏爱爱情体裁的《荆棘鸟》、《飘》、《简?爱》等作品,也注意到有的女生在处理与男友的恋爱关系中,一味要求对方像言情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一样浪漫完美。但她们没有注意到,在莱辛的《野草在歌唱》中,女主人公白人玛丽常常在浪漫小说中麻醉自己,以此来对抗艰难的生活和无望的人生;在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中,黑人女性波琳借助白人的浪漫电影疏解自身的痛苦。两位女性的结局都是悲剧性的。文学世界和现实世界并行不悖,既不是毫无联系的,也不是等同的。阅读接受中的跌跌撞撞可能会让初学者感到犹豫甚至困惑,但如果有了教师正确的“学术英语”的定位,对接受过程的双重语境有清醒的认识和引导,就不难走向全面的批判性阅读。
3.英美文学教育中的批判性接受
近年来,我国的教育有不少方面达不到社会的期待,其中也包括英美文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教育部英语专业指导委员会所编写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对英美文学课程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语文学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二是“通过阅读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了解”(2000:26)。作为英美文学教师,我们并不具备天然的人文素质,在整个社会背景下,我们有自身的困惑,因此在人文素质的培养方面,教师应该和学生共同成长。当今社会纷繁复杂,为避免商品经济大潮的负面效应侵蚀学生的心灵,英美文学教育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应该是一种兼顾智力﹑情感和精神的对话,培养学生对自然﹑人类的大爱和对外来文化的批判性吸收。英美文学不具备直接的市场价值,但它为我们的社会和人生所提供的借鉴价值,能够催化我们的社会参与能力。当批判性的文学鉴赏能力和学术能力在生活中付诸实施,就转换为社会参与能力。该能力指社会成员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社会活动,促使社会更好地发展的能力。它可以是决策层面的宏大参与,也可以是个人和社区层面的微小参与,也可以是一个人安身立命﹑报效祖国和造福人类的基本素质。文学所表现的主题,在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生态学甚至普通人的生活感悟中也常常出现。普通读者总是为愉悦而读,但严肃的读者会从令人不快的描写中看到更深层次的社会现象;作家、诗人和剧作家的个人生活经历往往给我们的人生和事业以启迪,构成创作者的人生和我们的人生之间的对话。若要体会创作者独特的个性和作品的灵魂,进而用文学提升我们的生命质量,我们应该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人类的本性是普遍的;在反映人类的本性方面,英美文学和中国文学是相通的。中国的历史进程和英美的历史进程既类似又不同,但人们的生老病死、生理和心理需要、自我和他者之间的互动需要是类同的。“假如未来的一代又一代人的确拥有某种形式的文学文化(literaryculture),这就意味着他们真正获得了文学的人类维度(humandimension)。如果从教育体制内部给予适当的鼓励,他们这样做的可能性会很高。我认为,中小学生和大学生最需要接触的是大量的人文化(humanized)的文学鉴赏”(Sell2001:13)。其次,英美文学作品中存在着一定的对社会正义的共识。而这种共识有助于建构我们对英美文学教育的理解,即它对受教育者的人生,对社会道德的提升有什么作用。英美文学教育不应仅仅为了传播知识﹑帮助学生找到好工作或培养少数精英而存在,它应该超越了对物质成功的单一追求,在对学科内部和学科外部的知识拓展中,达到更高的精神境界,并为改善本民族的生存条件和未来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美国文学有一种值得称道的传统:很多作家、诗人和剧作家往往充当了美国社会的良知,他们对社会中存在的不公正、劳动人民的疾苦和资本主义的痼疾极其敏感,他们认为西方世界并不完善,读者对社会现实不应该不加质疑地全盘接受。美国作家常常是“独立”、“个性化”、“批判性”、“创新”和“幽默”的(吴定柏1998:3)。例如,作为历史的见证者,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描写了农业工人乔德一家人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的经历,当时的俄克拉荷马州的大干旱和农业生态恶化之下的沙尘暴,迫使他们向别处迁徙;他们艰苦劳作却没有劳动保障,陷入无法存活的生存环境,但工人的合作使他们的未来呈现出一丝亮色。小说结尾乔德家的女儿露丝刚生了孩子,她用乳房喂养一个因饥饿而无法进食的男人,绽放出人性美好的一面,给读者以希望。
真正诚实的作家总是努力创造以毫不扭曲的方式完全体现其经验的文字(Gribble1983:22)。比如在全球变暖、物种加速灭绝、新型疾病不断出现、地震海啸之类的自然灾害肆虐以及人为的核泄漏和石油泄漏事件频发的生态语境下,我们的文学教师在培养学生的生态意识方面责无旁贷。通过课堂讲解、抑或著书立说,培养学生对人类和动植物生命的敬畏,以及对自然界万物存在和发展规律的尊重;同时也以课堂辩论的形式,满足学生的好奇心,挑战教师已有的知识结构和知识传授模式。教师要引导学生认识英美文学作品中的反压迫、反独裁、反战争、反环境污染的文化氛围,摈弃其颓废主义、享乐主义等文化糟粕。再次,在复杂的人类社会中,事件的演化有时是有序的,可以用理性加以追踪的,但有时又是混沌的,非逻辑性的。此种情况下,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尤显重要。“思辨能力包括认知和情感两个维度。认知维度又可分解为分析、推理与评价三种分项核心技能”(文秋芳等2010:55)。英美文学课堂上的师生,能否以文学为借鉴探讨当今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以批判的精神对课堂上乃至社会上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疑问和解答,应该成为我们教学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英美文学史、文学选读和文论之间的互动,可以形成正迁移,有助于帮助学生在现实生活中从混沌中寻求秩序,在碰撞中发展自身。英美文学作家的视角各不相同,英美文学作品提供的信息十分混杂,甚至常常令人困惑,在有关种族﹑性别﹑阶级以及人类和自然的关系等方面的信息莫不如此,我们的教师应该深入到这种混乱的表象之下,把20世纪的西方文学理论穿插在教学过程中,为学生提供批评话语和理论依据。目前与我国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密切相关的理论动向有文化批评、新历史主义研究、后殖民理论研究、女性主义理论、生态文学研究、结构主义理论、解构主义等。教师应该力求使学生对这些理论的精髓和局限性有清醒的认识,甚至在与中国文论的对比和融合中获取独特的视角,有意识地展开对人类自身的思考,对自身民族身份的思考,对自我和社会的思考,对人和自然的关系等方面的思考。
例如,斯威夫特的奇幻小说《格利弗游记》、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奥威尔的《动物庄园》等,都深深扎根于英美文学传统之中,体现着对完美人性的追求,以及对自然固有价值的尊重,对我们今天的生活仍具有启发,对当前道德伦理的教化作用不容忽视。社会参与能力的基础是学生的主体性。我们的学生不仅是知识的吸收者,也应该是知识的输出者和实践者,要使其有自由发表见解的空间,了解不同方法和阐释本身的局限性,突破有限的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从而拥有宽广的视野和思辨能力。在知识之网、生命之网和生活之网的复杂交汇中,在中国文化与英美文化的互动中,教师要引导学生认真思考自己的人生和所面对的社会现状,使学生毕业以后,把英美文学课堂内外所学到的知识和多元化的阐释视角应用于工作之中,把英美文学教育和更广阔的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化知识为能力。
4.结语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信息的提供者,而每个读者都会从中选取自己感兴趣或认为重要的部分,把阅读经验和自身的生活经验联系在一起。英美文学作为一门与英美文化和历史密切相关的学科,中国当代大学生对它接受时,应该明确意识到自身面对的文化和历史“双重语境”。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不应退缩到艰涩的学术话语中,做学术隐士以求自保,而应引导学生在“知”(know-ing)﹑“感”(feeling)和“行”(doing)三者之间循序渐进,并借助于对美国文学史、文学作品和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研究,力图建立起虚构文学和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设法把握英美文学与我们的接受之间的历史和文化距离,使之与学生的人生经验相结合。在对作品的艺术观照和思想碰撞、对创作者人生的深刻体悟和对作品的批判性评论中,致力于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达到师生共同成长,追求文学的审美愉悦与其社会参与的统一的目的。总之,高等学校通过开设英美文学课,其最终目的是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中西文学和文化的异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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