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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社会学自诞生以来, 教育社会学何为 一直处于讨论之中,未能形成基本共识,教育社会学发展到今天,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既是对教育社会学已有成果的总结,同时也是促进其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教育社会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基础教育整天围着书本转,老师是从早跟到晚,就是让学生好好学习书本知识,其它方面几乎很难顾及到,而且把老师也累得够呛。甚至把老师变成了传授书本知识的工具,老师只要能把班里的成绩带上去,就是好老师,就是优秀老师,否则这个老师是不合格的,没有水平的。殊不知,老师的言行时时刻刻在影响着学生,我们现在很多学生不像学生,就与老师的言行多少是有关系的,比如有老师教导学生要知恩图报,要感恩这个世界,可是他自己却并没有任何感恩的行动,甚至传出他不好的话语来。
道德是对人的基本要求,人要是不讲道德或不讲理,与动物又有何异,所以我们骂那些没有道德或良心的人叫禽兽不如或猪狗不如。由此可见,道德是对人的最基本的要求。但是道德是被人内化而接受的,它与法律不同,因为违反法律我们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制裁和惩罚,而对于违反道德的人,我们通常则会显得束手无策,无可奈何。因为道德没有刚性的要求,它更多是依赖人的自觉性和对外界环境的一种刺激反应,凭着这种自觉性和对外界环境的刺激反应,人进行自我约束,所以“慎独”的境界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一个社会道德水平的高低,其实是非常容易看出来的,因为只要有人,就有道德存在的地方,而且道德水平的高低直接可以通过每一个人的行为表现来观察和衡量。一个社会道德水平的高低,不仅能反映出国民素质的高低,更能体现出社会的文明发展程度,所以道德教育在任何时候都是非常重要的,同时,道德教育也是最难做好的教育。道德教育与书本知识教育不同,书本知识教育可以通过考试来测量,而道德教育是否做好,人们的道德素质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是很难通过考试来测量的。当前,我们的道德教育也是通过书本来这个途径来实现的,其测量方式也是考试,但是考试成绩高是否意味着道德素质就高,是否意味着道德教育就做好了呢?答案是否定的,纸上他可以这样写,可实际他会怎么做我们很难去要求他,而且他写的是否就是自己的真实想法,或者他内心是否真正接受了这样一种理论和思想,我们往往很难把握。“当今人们已不满足于给学生一个简单的考试分数或能力分数,他们更希望考试能够提供诊断信息,能够报告学生的认知结构。”所以道德教育在当下非常难做,就连我们的精英群体——大学生,现在也变得非常难教育,其知识水平高低先不说,就看他们的日常表现,我们就能发现,我们的道德教育其实是处于滑坡状态,学生对于思想道德教育课,无非是把它当成考试课,至于里面所要求的,不少学生往往对此不屑一顾,认为只要考试能过关就可以了。因此,道德教育考试化也是当下道德教育面临的最大难题,而且现在还没有一个更好的方式取代考试。其实,用考试方式测量道德水平的高低往往效果欠佳,而不用考试方式测量,又找不到更好的测量办法,所以道德教育现在面临两难困境。
教育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力量,没有教育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便会停滞不前。但是教育所包括的内容是非常多的,不仅仅是书本教育,教育的考核考察方式也不仅仅是考试,而我们的教育现在是知识教育书本化,道德教育考试化,即书本化与考试化是紧密联系的,哪有考试不用书本,哪有书本不用来考试。因此,道德教育工作在当前依然没有做好,这不仅仅指学生,也包括老师,甚至包括我们所有教育工作者。鉴于此,教育工作者要反思当前的这种教育状况,采取各种措施,制止这种不良的教育方式和风气蔓延,因为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人才,不是培养考试工具,更不是培养没有最基本道德素质的非常态社会公民。
1.引言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英美文学教学方法﹑教学指导思想和英美文学对学生人文素质的提升作用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有些学者的目光已超越了教学层面,并打破学科的界限和方法的界限,向纵深拓展。但很少研究者关注英美文学作为外来文化的载体对中国的高等学校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所产生的影响,也较少关注英美文学教师对本身职业的自我理解。中国的英美文学教育指有关学习者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在课堂内外通过对英美文学史、英美文学作家、作品和批评理论的阅读和学习,批判性地吸取其中有益的文明和文化成果,培养自身独立的思考能力和人文素质,并积极参与本国社会建设的动态过程。假设教师有理想的人文素质,或至少高于学生的人文素质;假设教师具备了组织教学的科学方法,能够把文学作品和批评理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是否教学就达到目的了?在英美文学的教学实践中,笔者深切认同,“对读者和文学老师来说,最吸引人也最令人难堪的问题,是文学和生活的关系问题”(Gribble1983:3),这是不能回避的问题。本文聚焦于目前普通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本科所开设的英美文学课程,略去众多学者已探讨过的教学方法、文学阐释方法、人文素质的培养目标和英美文学课程的边缘化等问题,预设在一种较理想的、较平衡的文学史、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三者之间的教学环境下,从文学和生活的关系的视角,审视高等学校英美文学教学中,外来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化既相对峙又相融合的现象,关注学生的接受语境,主张从事英美文学教学的教师充分把握学生对英美文学的接受和英美文学作品所赖以产生的历史和文化之间的距离,引导学生在英美文学知识的学习过程中,以成熟的鉴赏心态和能力来对待文学艺术,以此来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和社会参与能力,达到一定的人文素质培养目标。
2.英美文学教育中的“历史﹑文化双重语境”
目前国内高等学校英美文学课,主要是为英语专业和中文专业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方向的学生开设的。中国学生所接受的英美文学教育,其实从高中阶段已经开始,甚至可以追溯到学生在儿童时代所阅读的童话故事或奇幻小说。不必说当年《快乐王子故事集》的读者,就连十年前阅读哈利?波特系列奇幻的孩子也已成长为我们的大学生。中国的英美文学学习者和研究者面临着双重接受语境,即其认知的文化底色是当代中国文化和几千年的中华历史,接受的对象却是英美国家的文化和历史。对英美文学的接受问题,我们可以从西方文学界对中国文学和哲学的接受态度中得到一些启示。例如在谈到对中国道家的生态思想,即“负责任的‘无为’”的接受时,拉塞尔?柯克兰(RussellKirkland)指出:美国人应该“考虑到道家文本所包含的理想和我们自己注重批判的阐释性文本之间在历史和文化上存在的差距,批判性地检视这些文本,寻找其真实意图,而不必考虑我们今天希望它们说什么”(Girardot2001:284)。英美文学教育是整个文学教育的一部分,也是英语教育的一部分。中国学者蔡基刚和廖雷朝所提倡的对ESP课程所采用的“学术英语”教学定位,也不妨扩展到英美文学的教学中,因为“学术英语主要是训练学生在专业课程中回答问题或做作业所需要的组织材料的写作能力,鉴别和防止学术剽窃的能力,引用资料为自己观点论述的能力,运用适合学术文体的结构和词汇的能力,学术阅读和记笔记的能力,学术小组的讨论能力,做演示和陈述的能力,有效听学术讲座的能力,开展项目和分析案例的能力,区别事实和观点的学术批评能力和符合学术规范的能力等等”(蔡基刚、廖雷朝2010:49)。这实际上着眼于更高层次的综合能力的培养。因此,我们也必须关注英美文学作品﹑文学史和西方文论所形成的学术互补框架,把握英美文学文本的历史文化语境和学习者的本土语境之间的关联和距离,从以下几点入手,以达到对英美文学教育的良好接受。
首先,教师应教会学生“细读”文学作品。“细读”使我们能够辨别真伪,这是形式主义“新批评”留给我们的重要遗产。例如吴伟仁所编的《英国文学史及选读》是一本高水平的教科书,但其中存在一定的印刷错误,该书在对阶级意识的凸显中,隐含着一定的““””思维,在描绘罗伯特?彭斯的爱丁堡经历中,突出了上流社会对庄稼汉诗人的嘲弄或猎奇的心态;但维基百科中的描绘却极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根据后者,彭斯以有尊严的方式受到上流社会的款待,不仅在其赞助下出版了诗作的续集,而且在其中交了一些彼此欣赏的朋友,因之参与了苏格兰民谣的收集,受到了当时还是少年的沃尔特?司各特的极度崇拜。该书第二卷中不乏为作者讳而不顾事实之处。例如,在谈到雪莱的《致爱尔兰人民》所带来的社会效果时有夸大之嫌,对其前妻仅用“命途多舛的婚姻”(ill-starredmarriage)一笔带过,这种可疑的掩饰适得其反,给读者造成一种雪莱的婚姻见不得人的错觉。
其次,学生应初步了解当代文艺批评理论,通过对有关作品的研读全面认识现实世界和我们的人生。当今的英美文学批评界,各种理论竞相发声,文学批评者,包括大学文学课堂上的师生,以批判的精神对学术和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疑问和解答,这些问题涵盖了性别﹑种族﹑文化﹑生态﹑历史﹑哲学﹑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对理论的涉足不仅能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审美情趣和艺术鉴赏力,更重要的是能够拓展学生的学术视野,培养他们的批判意识。因此,课程教学的重心已从语言的流畅度和精确度训练上升到批判性思维方式和人文素质的培养。如何引导学生梳理各个文学理论流派之间的继承和发展脉络,从文学作品中检视英美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而检视我们的人生和和我们所生活的社区,培养学生的正义感和积极有效的社区参与能力,是本文所关注的文学接受问题之一。
再次,教师应帮助学生追踪和把握学术动态,做到脚踏中西,与时俱进。英美文学是英美社会的一面镜子,借助于对英美文学史,文学作品和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研究,我们可以检视社会问题在文学中的微妙再现。从文学史到具体的文本解读,从主题到叙事技巧,从古典文论到现代思潮,教师要做到讲解和点评的富有逻辑性和说服力,就必须有足够的学术积累;学生要有积极有效的阅读和思考,才能形成与作者人生的对话。例如,今天的中国大学生身处的生态环境正日益恶化,能够以更为客观的眼光来看待工业革命及其后果,同情当时的卢德运动,认同动物权利,享受自然美景带来的心灵滋养,更真切地体会到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诗歌的生态价值。
最后,学生应全面认清文学虚构和现实世界的区别和联系。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女大学生们偏爱爱情体裁的《荆棘鸟》、《飘》、《简?爱》等作品,也注意到有的女生在处理与男友的恋爱关系中,一味要求对方像言情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一样浪漫完美。但她们没有注意到,在莱辛的《野草在歌唱》中,女主人公白人玛丽常常在浪漫小说中麻醉自己,以此来对抗艰难的生活和无望的人生;在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中,黑人女性波琳借助白人的浪漫电影疏解自身的痛苦。两位女性的结局都是悲剧性的。文学世界和现实世界并行不悖,既不是毫无联系的,也不是等同的。阅读接受中的跌跌撞撞可能会让初学者感到犹豫甚至困惑,但如果有了教师正确的“学术英语”的定位,对接受过程的双重语境有清醒的认识和引导,就不难走向全面的批判性阅读。
3.英美文学教育中的批判性接受
近年来,我国的教育有不少方面达不到社会的期待,其中也包括英美文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教育部英语专业指导委员会所编写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对英美文学课程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语文学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二是“通过阅读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了解”(2000:26)。作为英美文学教师,我们并不具备天然的人文素质,在整个社会背景下,我们有自身的困惑,因此在人文素质的培养方面,教师应该和学生共同成长。当今社会纷繁复杂,为避免商品经济大潮的负面效应侵蚀学生的心灵,英美文学教育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应该是一种兼顾智力﹑情感和精神的对话,培养学生对自然﹑人类的大爱和对外来文化的批判性吸收。英美文学不具备直接的市场价值,但它为我们的社会和人生所提供的借鉴价值,能够催化我们的社会参与能力。当批判性的文学鉴赏能力和学术能力在生活中付诸实施,就转换为社会参与能力。该能力指社会成员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社会活动,促使社会更好地发展的能力。它可以是决策层面的宏大参与,也可以是个人和社区层面的微小参与,也可以是一个人安身立命﹑报效祖国和造福人类的基本素质。文学所表现的主题,在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生态学甚至普通人的生活感悟中也常常出现。普通读者总是为愉悦而读,但严肃的读者会从令人不快的描写中看到更深层次的社会现象;作家、诗人和剧作家的个人生活经历往往给我们的人生和事业以启迪,构成创作者的人生和我们的人生之间的对话。若要体会创作者独特的个性和作品的灵魂,进而用文学提升我们的生命质量,我们应该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人类的本性是普遍的;在反映人类的本性方面,英美文学和中国文学是相通的。中国的历史进程和英美的历史进程既类似又不同,但人们的生老病死、生理和心理需要、自我和他者之间的互动需要是类同的。“假如未来的一代又一代人的确拥有某种形式的文学文化(literaryculture),这就意味着他们真正获得了文学的人类维度(humandimension)。如果从教育体制内部给予适当的鼓励,他们这样做的可能性会很高。我认为,中小学生和大学生最需要接触的是大量的人文化(humanized)的文学鉴赏”(Sell2001:13)。其次,英美文学作品中存在着一定的对社会正义的共识。而这种共识有助于建构我们对英美文学教育的理解,即它对受教育者的人生,对社会道德的提升有什么作用。英美文学教育不应仅仅为了传播知识﹑帮助学生找到好工作或培养少数精英而存在,它应该超越了对物质成功的单一追求,在对学科内部和学科外部的知识拓展中,达到更高的精神境界,并为改善本民族的生存条件和未来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美国文学有一种值得称道的传统:很多作家、诗人和剧作家往往充当了美国社会的良知,他们对社会中存在的不公正、劳动人民的疾苦和资本主义的痼疾极其敏感,他们认为西方世界并不完善,读者对社会现实不应该不加质疑地全盘接受。美国作家常常是“独立”、“个性化”、“批判性”、“创新”和“幽默”的(吴定柏1998:3)。例如,作为历史的见证者,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描写了农业工人乔德一家人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的经历,当时的俄克拉荷马州的大干旱和农业生态恶化之下的沙尘暴,迫使他们向别处迁徙;他们艰苦劳作却没有劳动保障,陷入无法存活的生存环境,但工人的合作使他们的未来呈现出一丝亮色。小说结尾乔德家的女儿露丝刚生了孩子,她用乳房喂养一个因饥饿而无法进食的男人,绽放出人性美好的一面,给读者以希望。
真正诚实的作家总是努力创造以毫不扭曲的方式完全体现其经验的文字(Gribble1983:22)。比如在全球变暖、物种加速灭绝、新型疾病不断出现、地震海啸之类的自然灾害肆虐以及人为的核泄漏和石油泄漏事件频发的生态语境下,我们的文学教师在培养学生的生态意识方面责无旁贷。通过课堂讲解、抑或著书立说,培养学生对人类和动植物生命的敬畏,以及对自然界万物存在和发展规律的尊重;同时也以课堂辩论的形式,满足学生的好奇心,挑战教师已有的知识结构和知识传授模式。教师要引导学生认识英美文学作品中的反压迫、反独裁、反战争、反环境污染的文化氛围,摈弃其颓废主义、享乐主义等文化糟粕。再次,在复杂的人类社会中,事件的演化有时是有序的,可以用理性加以追踪的,但有时又是混沌的,非逻辑性的。此种情况下,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尤显重要。“思辨能力包括认知和情感两个维度。认知维度又可分解为分析、推理与评价三种分项核心技能”(文秋芳等2010:55)。英美文学课堂上的师生,能否以文学为借鉴探讨当今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以批判的精神对课堂上乃至社会上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疑问和解答,应该成为我们教学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英美文学史、文学选读和文论之间的互动,可以形成正迁移,有助于帮助学生在现实生活中从混沌中寻求秩序,在碰撞中发展自身。英美文学作家的视角各不相同,英美文学作品提供的信息十分混杂,甚至常常令人困惑,在有关种族﹑性别﹑阶级以及人类和自然的关系等方面的信息莫不如此,我们的教师应该深入到这种混乱的表象之下,把20世纪的西方文学理论穿插在教学过程中,为学生提供批评话语和理论依据。目前与我国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密切相关的理论动向有文化批评、新历史主义研究、后殖民理论研究、女性主义理论、生态文学研究、结构主义理论、解构主义等。教师应该力求使学生对这些理论的精髓和局限性有清醒的认识,甚至在与中国文论的对比和融合中获取独特的视角,有意识地展开对人类自身的思考,对自身民族身份的思考,对自我和社会的思考,对人和自然的关系等方面的思考。
例如,斯威夫特的奇幻小说《格利弗游记》、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奥威尔的《动物庄园》等,都深深扎根于英美文学传统之中,体现着对完美人性的追求,以及对自然固有价值的尊重,对我们今天的生活仍具有启发,对当前道德伦理的教化作用不容忽视。社会参与能力的基础是学生的主体性。我们的学生不仅是知识的吸收者,也应该是知识的输出者和实践者,要使其有自由发表见解的空间,了解不同方法和阐释本身的局限性,突破有限的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从而拥有宽广的视野和思辨能力。在知识之网、生命之网和生活之网的复杂交汇中,在中国文化与英美文化的互动中,教师要引导学生认真思考自己的人生和所面对的社会现状,使学生毕业以后,把英美文学课堂内外所学到的知识和多元化的阐释视角应用于工作之中,把英美文学教育和更广阔的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化知识为能力。
4.结语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信息的提供者,而每个读者都会从中选取自己感兴趣或认为重要的部分,把阅读经验和自身的生活经验联系在一起。英美文学作为一门与英美文化和历史密切相关的学科,中国当代大学生对它接受时,应该明确意识到自身面对的文化和历史“双重语境”。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不应退缩到艰涩的学术话语中,做学术隐士以求自保,而应引导学生在“知”(know-ing)﹑“感”(feeling)和“行”(doing)三者之间循序渐进,并借助于对美国文学史、文学作品和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研究,力图建立起虚构文学和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设法把握英美文学与我们的接受之间的历史和文化距离,使之与学生的人生经验相结合。在对作品的艺术观照和思想碰撞、对创作者人生的深刻体悟和对作品的批判性评论中,致力于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达到师生共同成长,追求文学的审美愉悦与其社会参与的统一的目的。总之,高等学校通过开设英美文学课,其最终目的是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中西文学和文化的异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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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教会大学的社会学曾经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大学社会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本文从政治参与意愿、政治参与途径、政治参与实效三个维度对政治参与进行了概念界定和内涵解读;从制度化参与、非制度化参与两个类别来阐述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现状。针对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现实世界的消极冷漠和网络世界的积极主动、理性思维与偏激情绪共存等现实问题,提出了以健全利益表达机制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为核心的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政治参与 参与意愿 参与途径 参与实效 大学生
一、文献回顾及概念界定
政治文明建设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青年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中坚力量,其政治参与也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以及学术界的关注。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1)分城乡研究。吴鲁平对城市青年的政治心态和社会参与的特点进行了分析(1995),严荣对农村青年的政治心理进行了研究(2001)。
(2)分阶层研究。尹德慈对广州青年律师群体的政治态度进行了分析(2004),董小苹对在沪台湾大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参与能力进行了研究(2006)。
(3)专题研究。如孙兴春对当代青年的“政治冷漠”现象进行了分析和思考(2006),朱云生以“躲猫猫”等网络典型事件为切入点,对网络政治参与的良性互动问题进行了探讨。
(4)载体研究。翟杉以微博为载体,对微博政治参与的优势和不足进行了分析(2011)。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的定义,政治参与是指“公民自愿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与政治生活的行为”。现有的关于“政治参与”的定义有其科学性,它指出了正在参与的主体(公民)、客体(政治生活)、特征(自愿性、合法性),但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如果我们将政治参与看作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个定义涵盖了政治参与行动的行动前、行动中,却对行动后阶段没有涉及,没有对政治参与行动进行一个实效评估。有鉴于此,我们将政治参与分解为三个指标,即政治参与意愿、政治参与途径、政治参与实效,从而更加规范、合理。本文所讲的青年政治参与是指青年在自愿参加的前提下,通过各种途径和渠道参与政治生活,从而影响政府的决策或者与政府决定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过程。
二、当代大学生参与现状
政治参与是政治社会化的内容之一,青年政治参与的过程就是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青年逐渐获取政治知识和能力,形成政治意识和政治立场。在当下,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出现了制度化途径和非制度化途径两种方式,而且更多是通过非制度化渠道参与。
(一)制度化参与:主渠道是加入党团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全面推进以来,青年的公共参与领域越来越广泛,参与途径大大拓展,青年的有序参与越来越活跃。青年充分和有效地参与公共事务,有利于培养青年的参与意识和技能,有利于青年潜能的充分发挥,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青年参加政党和社团的积极性日益高涨。截至2014年底,35岁及以下的党员2247.9万名,占党员总数的25.6%;36岁至45岁的党员1779.2万名,占党员总数的20.3%;46岁至60岁的党员2466.2万名,占党员总数的28.0%;61岁及以上的党员2286.0万名,占党员总数的26.1%。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8821.9万名;共有基层团组织387.6万个,其中,基层团委29.3万个,基层团工委2.2万个,团总支21.7万个,团支部334.4万个。由此观之,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的主要制度化渠道依然是加入党团组织。各种青年社团在促进和推动青年广泛参与公共事务中,也发挥了明显作用,丰富了青年公共参与的内容和方式。青年自组织是当下大学生群体中出现的新的组织和集结形式,以网络为基础性联系手段,以兴趣、爱好为联结纽带,对大学生群体具有较强的号召力和吸引力。近年来,青年参与公共事务的相关制度更加完善,青年参与基层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日益高涨。公共决策部门制定和青年相关的法律法规时,能够通过听证会、座谈会等方式,广泛吸纳青年参与;在高校建设和管理中,青年学生有了更充分的发言权和参与权,一些高校学术委员会中也有了青年学生的身影;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许多村委会青年委员配备率已达到相当高的比例;在推进社区居民自治中,青年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成为专业社工和社区工作人员。
(二)非制度化参与:主渠道是依托网络
所谓非制度化参与,主要是指不符合制度和程序的政治参与,也包括违反法律的非法参与行为。当前我国青年非制度化参与偶有发生,形式有聚众闹事、破坏公共财物,更严重的还有罢课、静坐、请愿、示威游行等。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当前中国青年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最主要的途径是依靠网络进行的。青年人从网络获取政治信息,利用网络表达政治诉求。很多社会事件,特别是以青少年为主体的社会事件往往没有具体组织者、没有信息源头、没有传递线路,或者是有消息无情报。青年人在制度化参与渠道外,努力寻求政治参与的外部空间和渠道,具有开放性、匿名性、及时性、交互性等特点的网络成为其主要选择。网络的高参与性和私密性使得一些社会问题和腐败现象暴露出来,通过网络迅速传播,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压力,使得一些个人事务公共化,得到强有力的舆论监督,迫使公共管理部门或者其他当事人解决这一问题。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尤其是网络政治参与,鼓励和激发了青年的政治参与意愿和热情,拓展了政治参与的渠道和途径,也增强了青年政治参与的实效。
三、青年政治参与现状引发的思考
(一)现实世界的消极冷漠和网络世界的积极主动
在中国当代青年的政治参与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悖论,即现实世界的消极冷漠和网络世界的积极主动。在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观念多样化的当下,青年人因为价值取向、生活方式多样化,出现一种功利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的倾向,因为市场经济带来的优胜劣汰的压力,也使很多人忙于自己的生计,无暇顾及政治。一些大学生对参与政治的兴趣下降,甚至漠不关心,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动员型参与多于自觉型参与。当代大学生的政治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家长、老师和社会的影响,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和目的性。动员型参与尽管能在短期内起到一定的成效,却难以长期发挥效力;时间一久,大学生的参与热情就会下降。第二,浅表型参与多于深层次参与。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当代大学生热衷于蜻蜓点水、浅尝辄止。不愿意支付过多的成本,贪图方便省事,甚至宁可“走过场”也不愿意深层次参与。第三,有序型参与多于有效型参与。在学生组织、社团等的组织下,当下大学生的政治参与通常处于一种有序的状态。然而,由于受前面两条因素的影响,大学生有效型参与并不多。在互联网时代,青年基于自身的利益和需要而自觉地以某种形式对政治过程施加影响的积极性提高,青年的政治实践机会大大增加,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和满足。其一,网络的开放性,使政治参与的门槛降低,从而增加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其二,网络带来了一定意义上的话语权,让当代大学生有了政治参与的渠道和路径。其三,互联网拓宽了政治活动的空间,增强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效能和绩效。不论是及时了解国内外的最新资讯,还是对失范行为进行监督和批评,抑或就公共事务发表意见和建议,互联网为当代大学生的政治参与提供了一个便利、快捷的平台。
(二)理性思维与偏激情绪并存
在现实生活和网络世界中,青年人的理性思维和偏激情绪并存。一方面,青年人具有一定的判断和分析能力,在一些公共问题上能够保持理性、克制;另一方面,青年人的价值观念尚未完全定型,内心世界也不够强大,容易轻率与冲动,展现出非理性的一面。
1.青年自身原因。青年人无论是在身体还是在心理都处于待成熟时期,同时,他们又对未来人生充满了无限的激情和憧憬。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具有模糊性和不成熟性、凹凸性———内隐性与外显性相结合以及高传导性的特点,需要加强引导,尤其是注重对集合行为和偏差行为的引导,强化社会控制。
2.媒体舆论炒作。在注意力经济时代,为了吸引公众的眼球,少部分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缺乏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以商业和利益至上,让消费主义文化逻辑影响了荧幕。为了吸引公众的注意力,“标题党”用炒作的方式来剑走偏锋,用情绪化的断章取义来博取眼球,会让当代大学生的政治参与陷入误区。
3.不良社会心态的影响。在社会转型时期,多元的时代主体,决定多元的社会心态。互联网上纷乱信息,炒作、忽悠、炫富、哭穷、暴戾等不良社会心态和偏激情绪,导致“键盘侠”的大量存在。缺乏理性思维能力,习惯性地先入为主,运用“道德捆绑”和“民族主义”的大棒对他们进行言语攻击,导致当代大学生易被这些负面因素左右。
四、对策与建议
(一)健全利益表达机制,呵护青年政治参与热情
加强对当代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精神坐标、建设精神家园,需要畅通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渠道。一方面,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发挥党团组织的思想引领和文化育人的功能;另一方面,畅通当代大学生参与学校公共事务、社会公共事务的渠道。在互联网不断嵌入日常生活的当下,健全当代大学生的利益表达机制,呵护青年政治参与热情,需要对他们的爱国热情进行保护和引导。让当代大学生理性地“发声”,理性地参与公共事务,避免“任性而为”。
(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及时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每当有重大政治、社会问题发生时,青年群体的反应便会增大,甚至出现青年以群体形式通过一些非理性行为来表达自身的主张与诉求。青年人尤其是部分大学生以一种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和政治主张。一旦爆发刺激性事件而出现聚众活动时,大学生往往愿意参与这种活动,这也说明大学生思想引领工作任重而道远。在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观念多样化的当下,加强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需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强化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利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暨阅兵”等重大事件来增强青年人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自豪感,引发他们的情感共鸣和心理共振。二是推行感恩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积极推进心理健康进学校、进社区,为大学生的成人成才提供坚实的社会支持。三是倡导志愿服务和公益活动。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命运共同体意识,通过公众参与来让公共生活更加美好。四是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依托,为青年的就业创业搭建良好平台。为当代大学生就业创新搭建平台、畅通渠道,让他们有更多机会“人生出彩,梦想成真”。只有将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有机结合,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摘要: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消费群体,超前的消费行为和滞后的消费实力之间存在着矛盾,容易在消费中产生不良消费行为,并且造成极大危害。对此,本文旨在讨论当代大学生消费行为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引导大学生建立理性消费,积极探索大学生理性消费观念和行为的培养途径。
关键词:大学生 消费行为 从众消费
1问题的提出
《有闲阶级论》的作者凡伯伦首先发现有闲阶级和炫耀性消费现象,进而提出“炫耀性消费理论”。凡伯伦定义有闲阶级是指杜绝一切具有实际价值的工作的上层阶级。他认为,财富是社会荣誉、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的基础。炫耀财富有两种表现形式,即炫耀性休闲和炫耀性消费。而炫耀性消费是指超出人们基本生存的消费,核心在于炫耀行为,本质上是浪费、竞争和歧视。消费观念是指人们对消费水平、消费方式等问题的总的态度和看法。此观念一方面是社会经济现实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另一方面又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并支配着人们的消费行为,从而影响人和社会的自身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当代大学生的消费心理与环境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作为特殊消费群体,见证了社会发展与转型。正如弗里德曼所说,消费是认同的行为和符号。大学生消费观念不仅推动大学生正确价值观人生观形成,还影响社会多个领域的健康与进步。
2当代大学生消费行为的特点
2.1超前的消费观念
人的消费行为被区分为有需求的消费和有欲望的消费。这两种消费有根本性的原则区别。但随着社会不断市场化,伴随着西方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意义与目的发生了变化。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求从生理需求层次逐步上升到自我实现的需求层次。消费不仅是满足生理基本需求,还更强调表现个性自我,紧跟时代潮流。潮流正逐渐成为当代大学生的消费行为的决策之一。炫耀性消费商品,从商品的档次来提升自我的社会地位或价值。例如苹果手机,每年的发布会都引起一群追逐消费的人群。水货也因为市场供不应求而提升手机价格。而大学生中会以提前拥有一部苹果新发布的手机,而显示出与他人不同伦比的社会地位,显示出紧跟时代潮流和高级品位的消费,即把消费数额作为衡量身份的重要指标。部分大学生把高水平的物质消费目标当做人生的终极目标,以至于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满足自己的消费意愿。例如为了买高档产品不惜卖肾等行为,为了新品手机每月借贷,使自己成为物的奴隶。
2.2短暂的消费过程
消费主义倡导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大量消费引起的人类欲望超过地球生态系统能承受的限度。特别是“一次性”消费方式,“看中就买,过时就丢”,使得大学生消费观念中的节俭美德等同于寒酸小气。短暂的消费过程不仅是对个人自身的浪费行为,而且是对地球生态圈的破坏和社会不可持续发展。
2.3迷失的消费伦理
在大学校园中,物质消费逐渐成为大学生们攀比的内容。科学的消费伦理需要消费者正视自身的消费意识和能力,不盲目从众。大学生们崇尚物质消费忽视精神层面需求,使个人内在精神价值缺失,缺乏信仰和动力。当代大学生认为消费是个人行为与他人及社会都无关,实际上一定的消费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对家庭、社会乃至道德层次方面都有些许影响。正确科学的消费伦理需要重新树立。
3当代大学生消费行为中存在的问题
3.1享乐消费
大学生群体中,大部分人都拥有手机、电脑、MP3等电子产品,有的宿舍还一起合买洗衣机、冰箱、饮水机等,这样的消费对于一般的家庭有一定负担,对于贫困家庭则负担更重。部分大学生则追求品牌享受,以享乐主义为先导,没有理性考虑自身消费能力和消费心理,盲目享乐让个人承受更多经济负担。随着西方消费主义的影响,社会市场化,大学生群体也日益形成月光族和有钱就花的现象,如近几年流行的美容消费,微整形,说走就走的旅行,电影热,人情聚会等等,大学生享乐消费现象日益严重。
3.2从众消费
从众消费是指大学生在消费过程中缺乏计划性,盲目跟从群体大众进行消费,有时会购买自己实际并不需要的。大众传媒通过电视广播对大学生的消费产生影响等,例如很多大学生不考虑经济条件和实际需求,受到大众媒体的广告宣传而进行盲目消费,没有考虑到商品是否具有合适性和合理性。大学生的同辈群体也有一定的影响。大学生从高中来到大学,尝试独立自主,大学时期是大学生人生中最渴望被同辈群体接纳的时期。参照群体的价值观来进行自己消费,不考虑自己的精神内在需求如何,为了得到群体成员的认同感,而产生了“别人有的东西,我也要有”的一种心态。而商品成为了群体成员认同的一种符号,因为同辈群体中默认彼此具有相同或类似的装扮或价值观,商品则成为同辈群体认同的“敲门砖”。
3.3攀比消费
大学生群体中攀比消费也较为明显。部分大学生以周围同学用上高档次商品作为参照,认为自己消费少就会被人看不起,心理上会有一种敏感攀比的心态。最近也逐渐出现了今天钱明天花的提前消费现象,正是由于没有对金钱做合理规划,盲目攀比消费,生活费存在超支现象。如今互联网发达的时代,淘宝天猫也逐渐开通借贷宝,蚂蚁花呗,白条等消费服务,大学生提前消费为了满足自己物质需求,盲目攀比则造成校园消费不正之风。
3.4炫耀消费
家庭条件较好的大学生存在炫耀消费的现象。网络上流行的“高富帅、白富美”等词汇也是炫耀消费表现之一。生活中最为明显的就是穿名牌,正如凡伯伦所说,炫耀性消费成为传递财富多少的最有效手段。部分大学生试图用自身的品牌效应和档次来树立在同辈群体中形象和地位,认为名牌效应是身份的象征,从而忽略个人精神层面的追求。当代大学生需要多从思想修养和内在品质上多下功夫,以德服人,从精神修养上来获得认同。
4当代大学生消费问题产生的原因
4.1大众传媒的影响
人是社会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大众传媒是社会组织为在广大社会成员之间传递信息、互通情报所采用的各种通信手段,例如广播、电视、网络、报纸、书籍等,为社会成员理解和接受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念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社会环境条件。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大众传媒的日益发展,内容及形式的多样化给大学生带来导向及暗示作用。大学生群体在法律意义上是成年人,但从心理及思想层面来看,大多还不够成熟,思考问题有欠缺,自我价值判断有偏差,易受到大众传媒思想的影响。现代大众媒体多是传播物质文明,较少传播精神文明,大学生群体审美情趣低俗化。因此,享乐消费、炫耀消费、超前消费多受到大众传媒的影响。
4.2学校环境的影响
校园是大学生主要的生活场所。学校承担着大学生社会化的环境条件,也是大学生继续社会化的主要场所。学校一方面承担传授各种科学知识和技能的责任,另一方面也努力培养和树立学生的价值观念,使大学生在德智体美劳方面全面发展。首先,校园里没有开设相关消费行为及心理方面的课程,或者是没有一门公共课来倡导消费理念并树立科学价值伦理。其次,大学校园里本来就充斥着娱乐文化,例如校园里开设的休闲吧,社团活动赞助,广告消费,促使着大学生进行消费活动。因长期的娱乐活动而丢弃学习任务,势必影响学习进度及基础,学习信心遭到打击,沉浸在混文凭的吃喝玩乐的享乐消费中。
4.3家庭环境的影响
不同的家庭消费观念不一样。家庭作为初步社会化的主要场所,家庭的教育和影响对个人早期社会化乃至一生的社会化都具有重要意义。家长对孩子的消费观念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节俭的家庭培养出来的孩子,也容易形成节俭消费的习惯。若家长花钱随心所欲,孩子也容易形成享乐消费的习惯。其次,家长出于补偿心理,对孩子的要求有求必应,为了弥补家长早年奋斗的艰辛,让孩子轻松舒服。现在大多数家庭是独生子女,家长的关爱关心都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家长有时会溺爱孩子,没有给孩子树立正确科学的消费观。最后,由于大学生多在外地读大学,家长为保证孩子吃好穿暖,在消费上也不会吝啬。
4.4同辈群体的影响
随着社会转型期的到来,每一代人都有自身群体烙印。当代大学生作为90后,展示出强烈模仿意识、个性自我、展现自我及希望他人尊重的特征。在追求高端消费个性消费的过程中容易迷失方向,形成不良的消费观念。其次很多大学生忽视对自身素质的提高,很容易误入消费浪潮中,盲目从众,没有进行合理化消费。同辈群体内部成员的价值观相互影响,大学生难以对个人消费进行科学判断。
5结论与建议
从传统社会商品使用价值消费到现代社会的符号消费,是一场深层次的文化转变,给当代大学生带来重大影响。大学生需要在价值取向上,完成一次根本性转变,不以追求物质财富的方式来实现人生价值,要通过对精神世界的提高和内在修养的提升作为价值取向。只有精神文化修养得到提升,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人类超越于其他动物的品性,从精神上走向成熟,有利于人全面发展。发展个性消费、宣传适度消费、倡导消费文明等不仅反映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消费观念的更新,也反映了当今全球消费模式的变化。当代大学生作为新一代,有着自己的消费观念,不同于其他年代的群体。倡导适度消费,适当发展个性自我,引导大学生树立对社会负责的消费观,是对社会和人类发展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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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貌原则是人类行为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人类交际的一个重要特点。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礼貌原则议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 礼貌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国际商务信函中不可忽视的语用原则。商务信函中的礼仪不仅有助于提高工作场所的生活质量,形成最佳职员道德,树立公司形象,而且对创造利润起着重要作用。尤其在当前国际贸易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懂得国际商务礼仪越来越重要。为了实现达成商务合作的目的,需要遵循礼貌原则,使之语气委婉,措辞得当有助于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贸易关系。然而不同文化中的不同礼貌原则是商务信函中做好生意不可缺少的注意事项。
关键词:商务信函;礼貌原则; 文化差异
Abstract: Courtesy is the symbol of human civilization,and this is pragmatic principle which has to be followed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rrespondence. Business etiquette is based on the theory that good manners are cost-effective because they not only increase the quality of life in the workplace, contribute to optimum employee moral, and embellish the company image, but they also play a major role in generating profit. An atmosphere in which people treat each other with consideration is obviously one in which a customer enjoys doing business. Also ,most importantly, a company with a well-mannered high-class reputation attracts—and keeps—good people. In order to be contribute to establish relations with two sides on the basis of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 It must follow the politeness principle ,tone and phrase your comments tactfully. Yet , different politeness principles in different cultures are indespensible for conducting successful in commercial correspondence.
Key words:Business letter; politeness principle;culture difference
一、引言
21世纪是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世纪,中国与世界各国间的贸易往来愈加频繁,国际贸易事业发展迅猛。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商务信函在中外企业的沟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比口头交际更准确、更有说服力、更经济、更有效率(发送信息给更多的人),也更正式。“一封好的商务信函,可以带来截然不同的效果,使你所要表达的意思焕然一新,给对方深刻的印象,是您的职业道路畅通。一封彬彬有礼的商务信函能够直接影响贸易双方关系,能帮助企业树立职业道德形象,能促进贸易双方合作进程。通常,商务信函撰写适合采用简单易懂的词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际的过程是跨文化交际。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风俗习惯、风土人情和文化传统,因此,在书写国际商务信函时必须了解本国与异国的民族文化差异,并设法使这些差异在书写过程中消失,同时在目标与中找到准确的词语。
二、商务信函中的写作原则
商务英语信函作为国际国际沟通的重要方式,在写作时务必要精心准备。Bobby D.Sorrels在《Business Communication Fundamentals》一书中总结了6个C的原则,即:“简洁,准确,清楚,文采,体谅及连贯。”在此基础上,国内的学者也对其进行了补充和完善。2001年以陆墨珠,庒学艺和周耀宗为代表提出了今天普遍认可的7C原则。即礼貌原则(Courtesy),清楚原则(Clarity),简洁原则(Conciseness),正确原则(Correctness),具体原则(Concreteness),体谅原则(Consideration),及完整原则(Completeness)。其中,商务英语写作中礼貌原则构成了商务沟通技巧中的原则基调,是商家最主要、最锐利的武器之一。英国语言学家Geoffrey Leech 等人提出礼貌原则(Politeness principle),认为在所有语言交际中,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应尽量地表示礼貌(maximize the expression of polite beliefs)和尽量减少不礼貌的表达方式(minimize the expression of impolite beliefs)。这一原则对商务英语写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吸收Grice研究结果的基础上,Leech在《语用原则》(Principles of Pragmatics)一书中系统的提出了“礼貌原则”理论。认为礼貌原则应该包含(1)策略准则(Tact Maxim):让对方受损最小,受恩最大;(2)宽宏准则(Generosity Maxim):让自己受益最小,受损最大;(3)赞誉原则(Approbation Maxim):尽量少贬低对方,尽量多自己;(4)谦虚准则(Modesty Maxim)(5)一致准则(Agreement Maxim):尽量减少对方的分歧,尽量增多和对方的一致;(6)同情原则:尽量减少厌恶对方,尽量扩大同情对方。然而Brown&Levinson也表示,礼貌原则具有一些普遍性。在众多的礼貌原则中,Lakoff提出了说话人可以遵守的三种不同的礼貌原则:第一,不要强求人;第二,给对方留余地;第三,增进相互之间的友情。
三、不同文化的礼貌原则
不同语言的礼貌原则是有差异的,顾曰国教授提出汉语言文化礼貌原则中有尊重(Respenctfulness)、谦逊(Modesty)、态度热情(attitudinal warmth)和文雅(refinement)等四个方面,1992年又提出汉语文化的礼貌原则是:(1)贬己尊人准则:顾曰国教授认为中国式礼貌的最大特点是”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这条准则指谓自己和自己相关的事物时要“贬”和“谦”,指谓听着或与听者相关的事物时要“拾”和“尊”。(2)称呼准则:这一准则指人们出于礼貌,在相互称呼时要按“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序”的传统来体现人际交往中的社会关系。(3)文雅准则:在汉文化中“彬彬有礼”被认为是懂礼貌、有教养。其基本内容是“选用雅语,禁用秽语,多用委婉,少用直言”。避免提及使人不愉快或难堪的事物。(4)求同准则:指注意对方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尊重对方的“面子”,使交际双方在诸多方面力求和谐一致。当不得不批评别人或发表不同意见时,可以采取:“先礼后兵”,“先褒后贬”策略。(5)德言行准则:指在行为动机上尽量减少他人付出的代价,尽量增加他人的益处;在言辞上尽量夸大别人给自己好处,尽量少说自己付出的代价。这些礼貌原则在商务信函中对中国人从事国际贸易也具有指导意义。中国人觉得自尊是一种礼貌,而西方人则认为是一种不诚实,因而在交往过程中难以沟通,甚至造成误解,因此更需注意不同语言文化间的语言表达方式。在商务信函的写作中,讲究礼仪的原则,说话不可随意冒犯他人,要尊重不同文化中人们的语言习惯。例如通常,如何向商务伙伴传递坏消息,在美国,一般是通过间接的方式、委婉的语气、积极的意义的词语来表达。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一般都用直接的方式;而像日本、中国这样高语境文化则讲和谐、重面子,方法间接委婉,拉丁美洲避免传递坏消息。在不同的文化中,表示礼貌的方式方法,以及人们的判断标准都具有差异性。西方人对于赞扬,一般都以“thank you”表示接受,她们认为,欣然接受对方的赞扬可以避免损害对方的积极面子,因而是礼貌。而对于我们中国常常会用:“哪里、哪里”,“过奖了”,“差远了”等来应答表示被夸奖人的谦虚。可见西方国家重视个体观念、独立精神,这种概念包括个人的自由、权利、个人的独立。
四、结语
在日益激烈的国际贸易竞争中,商务信函不仅是实现沟通的媒介,也是建立友谊、吸引客户的手段。“君子不失于色于人,不失口于人”的古训,意思是说,有道德人待人应该彬彬有礼,不能态度粗暴,也不能出言不逊。礼貌待人,使用礼貌语言,是我们中华人民的优良传统。礼貌还是人类交际中言语谦恭、得体的表现。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由于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互相影响,礼貌必然不断改变。语言的礼貌包括有分寸、有礼节、有教养、有学识,要避隐私、避浅薄、避粗鄙、避忌讳,概括“四有四避”。因此,在商务信函写作中,遵循礼貌原则,做到及时回函,语言得体尊重对方,不卑不亢,保持良好的礼貌而高尚的心态认真写作,从而保证商贸活动顺利有效地进行,对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从不同国家商务信函中开头和结尾的例子中可以看出:美国注重高效率和快速行动的文化特征,阿拉伯的信件反映了注重身份、地位、关系和好客的文化特征;日本的信件反映了谦逊,礼貌,间接和关系等文化特征。我们应该充分注意文化对商务英语写作的影响以及礼貌原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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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介绍了Leech的礼貌原则,并试图用例子阐明礼貌原则的六大准则在商务沟通中的应用,以揭示礼貌原则如何有助于提高商务沟通技能,促进商务活动能够更加顺利地得以进行。
关键词:礼貌原则;商务沟通
一、 前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跨国商务活动日益频繁,国际贸易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语言架设了人类进行沟通的桥梁,商务活动离不开语言交际活动。商务语言运用得得当与否,往往直接影响到商务沟通的成败,直接影响到经济利益。因而,在商务沟通中如何得当地运用商务语言,在激烈的竞争中抓住商机,实现既定经济目标,显得颇具意义。为此,在商务沟通中,交际双方都会尽量遵循礼貌原则,以便促成商务合作,在营造友好的谈判气氛同时,不卑不亢地最大程度地追求并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
二、礼貌原则综述
美国语言学家Grice(1975)指出,人们在言语交际中为了使会话得以顺利进行,都会遵循合作原则。但是,人们在现实交际中往往会不遵守,甚至刻意违反合作原则。为了解释此类现象,英国语言学家Geoffrey Leech在吸收了Grice提出的"会话含义"(及言语交际的 "合作原则"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地推断验证,1983年在他的《语用学原则》一书中提出了 "礼貌原则"理论,用以补充和完善Grice的合作原则。他认为,在言语交际过程中,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应尽量地表示礼貌,并且尽量避免使用不礼貌的表达方式。在商务沟通中,交际双方更应该遵循礼貌原则。这有助于双方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从而促进贸易合作。
Leech的礼貌原则包含了六项准则,每个准则下又包括了两个次准则。具体如下:(1)得体准则(Tact Maxim):尽量少让别人吃亏(minimizing the cost to the others),尽量让别人多得益(maximizing the benefit to the others)。(2)慷慨准则(Generosity Maxim):尽量少让自己得益"minimizing benefit to self),尽量多让自己吃亏(maximizing cost to self)。(3)赞誉准则(Approbation Maxim):尽量少贬损别人(minimize dispraise of other),尽量多赞誉别人(maximize praise of other)。(4)谦逊准则(Agreement Maxim):尽量少赞誉自己(minimize praise of self),尽量多贬损自己(maximize dispraise of self)。(5)一致准则(Agreement Maxim):尽量减少双方的分歧(minimize disagreement between self and other),尽量增加双方的一致(maximize agreement between self and other)。(6)同情准则(Sympathy Maxim):尽量减少双方的反感(minimize antipathy between self and other),尽量增加双方的同情(maximize sympathy between self and other)。
三、礼貌原则在商务沟通中的运用
在商务沟通中,交际双方遵循礼貌原则,处处为对方考虑,保留对方面子,可以促进商务合作在友好融洽的气氛中进行。下面将以实例阐明礼貌原则六大准则在商务沟通中的具体应用,及其所能产生的交际效果。
3.1 得体准则的运用
( 1 ) I would be pleased if you could lower the price.贵方若能降低价格,我们将非常高兴。
( 2 ) I would be pleased if you should ship the goods as soon as possible.你方若能尽快发货,我们将非常高兴。
在以上例子中,说话者运用模糊表达"I would be pleased if",礼貌地向听话人提出他的请求。如果没有运用上该模糊表达,说话者提出的请求会让对方感到被施加压力,行动自由受到限制。听话者会觉得他接下来的行动是出于说话者的要求,是应说话者需要去采取行动,显得受制于人。而加上"I would be pleased if",就可以避免使听话者产生上述感受。说话者巧妙地说 "如果你能...,我将非常高兴。",显得是有求于听话人,让他感觉受到重视与尊重。说话者巧妙地"尽量少让对方吃亏",这遵循了礼貌原则的得体准则,同时也为实现自己的交际目的铺平道路,让对方心平气和最大可能地接纳自己的想法。
3.2 慷慨准则的运用
(3)Please do not hesitate to contact me when you need any further information.若还需要任何信息,请务必告知我们。
(4)When any of the items illustrated in the booklet interests you, please do not hesitate to let us know. 宣传册上有任何您感兴趣的产品,请务必让我们知道。
在上面两个例子中,说话者使用when引导的从句让听话人获得了最大的作决定的自由,让对方感觉自己不受约束,听得舒服,行动也自由。说话者向对方表示他可以提供任何(any)对方需要的信息或产品,显得"尽量多让自己吃亏,少让自己得益",遵循了礼貌原则的慷慨准则。慷慨原则的运用,能给对方留下好印象,让对方感受到自己的需求随时都可以得以满足,有利于取得听话者的信任,有效促进了商务目的的实现。
3.3 赞誉准则的运用
(5)Your price is a little bit high. 你方的价格有点偏高。
在以上例子中,说话者使用了a little bit(有点) ,削弱了对对方价格的否定程度,挽救了对方的面子,也就使得听话人在心理上和在面子上都比较容易接受。说话者"尽量少贬损别人",正是遵守了赞誉准则。直接批评对方的不是,很容易使得双方的交谈陷入尴尬的局面。赞扬准则的使用可以有效地缓解这种情形。每个人都有渴望得到别人认同的心理,多多少少都会喜欢别人的称赞,因此,恰当的使用赞誉的言辞可以在满足对方心理需求的同时,赢得对方的好感和信任,从而促进商务沟通的成功。
3.4 谦逊准则的运用
(6) We regret to bring you so much inconvenience. 很抱歉,给您带来这么多不便。
在该例子中,说话者强调自己给对方带来so much inconvenience(这么多不便),这是在"尽量少赞誉自己,多贬损自己",遵循了谦逊准则,这样可以更容易博得听话者的理解与包容。适度的贬损自己,还可以降低别人对自己的抵触心理。反之,过多的赞誉自己,夸夸其谈,吹嘘自己,会给对方形成难以信任的印象,不利于双方业务关系的建立。
3.5 一致准则的运用
(7)I do believe that the quality of your shoes is good, but unfortunately your prices appear to be on the high side. 我相信贵公司的鞋子品质优越,只是价格似乎有所偏高。
在该例子中,说话者先使用"I do believe"(我确实相信)强调他认同对方鞋子的质量没有问题, "尽量增加双方的一致",也同时"尽量减少双方的分歧 "。说话者巧妙地使用了"but" "appear to be" 来削弱对对方价格的否定程度,使得听话人在心理上更易于接受。这恰恰符合了人们渴望得到别人认可的心理,有利于沟通的有效顺利进行。
3.6 同情准则的运用
(8)We are terribly sorry to hear that you have had trouble with your new machine.听说贵公司的新机器出了点问题,对此深表遗憾。
(9)Much to our regret, we have to cancel our order for this good.很遗憾,我们不得不取消订单。
在例(8)中,说话者使用"We are terribly sorry"(很遗憾/抱歉)"尽量增加双方的同情", 对对方产品出现问题表示了自己同情,让听话人能深深体会到说话人对自己的理解,这可以拉近双方的距离,促进商务沟通的进行。在例(9)中,说话人使用"Much to our regret"(很遗憾)"尽量减少双方的反感",毕竟是要取消订单,对交易双方来说都是不乐意的事,说话人这么说可以让对方感到他本人也是不乐意的,以便取得对方的理解,大大程度上削弱了彼此的"反感"。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到,同情准则的适当使用,可以说是双方沟通的润滑剂。
四、结束语
Leech的礼貌原则在商务沟通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商务沟通中交际双方遵循礼貌原则,以对方为中心,能为对方设身处地地考虑,这样才能保证交际的顺利进行。礼貌的商务语言可以使对方感受到说话人对其观点、权利的重视,有助于迎合对方心理,从而能促进愉快和谐的商务沟通的进行,促成和扩大商贸往来。从事商务活动的人员若能在掌握商务业务知识的基础上,熟练和恰当地运用礼貌原则,可以有效地提高他们的商务沟通技能,促进他们的商务交际更加顺利地进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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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社会学理念是指整个体育社会学的体现之中,引导着国家规划体育发展的方向。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体育社会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1城市发展过程中,缺少对休闲体育产业空间的规划
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也意味着社会中的劳动人口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转变过程,它体现了社会生活及生产水平的总体进步。城市的发展有利也有弊,他在某种程度上为人们的生活及生产方式制造了更多的不利因素。曾有学者认为: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及科技的迅速发展,全球城市化发展趋势的明显加强,使得城市规划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其中就包括对休闲体育的规划,这就说明一个问题:休闲体育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地位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越来越重要。但为了促进休闲体育的发展,我们应建立与之相匹配的城市休闲空间。而现在这种问题却难以解决。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许多城市因为人口较多,交通堵塞,环境质量差及空间拥挤等问题,导致城市休闲规划严重受阻,大多数人有时间却没空间从事体育活动。当然,理论上讲,这与当时人们在规划城市发展过程中缺少对休闲体育观念上的认识有关。这些因素都不利于城市中的人更好地生存与发展。
2休闲体育业与城市化的发展
罗歇•苏认为: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也伴随着人们娱乐精神的成长,城市作为娱乐发展的根源及基地,为人们进行娱乐活动提供了更多的项目选择。农业生产的机械化也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进程。首先,原先的以密集型农业为主的传统农业发展模式逐渐转向工业化农业形式,使得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其次,相对于农村来讲,城市经济的繁荣不断吸引着新一代的年轻人疯狂追逐多彩的新生活,他们作为新时代的主力军,为休闲体育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最后,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村人口变得逐渐密集并形成一些小的城镇,他们在生活和生产方式上采用城市化发展的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小镇逐渐发展成一个个独立的城市。在这种城市化演变过程中,人们在日常生活上逐渐彼此依赖,很长时间以后就会形成属于自己的交际圈,节奏化和规律化的生活方式以及一些法定假日,为人们带来了更多的休闲时间,使得大多数人有了想要休闲和从事休闲活动的可能。
3日趋激烈的社会竞争
在当代,社会结构日趋复杂,竞争日趋激烈以及社会变化日新月异,这种竞争归根结底其实是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竞争,人们为了提高竞争能力,不得不进一步完善和改变自己,以便适应社会的发展。这样一来,人们的休闲时间就会被大量占用。话说回来,日趋复杂的社会结构以及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使得人们疲于应对,这也阻碍了人们从事休闲体育的潜在可能,为了适应新的发展环境,人们不得不去接受新知识和新挑战,迫使自己在余暇时间不断地提升和完善自己。这也间接影响了休闲体育的进一步发展。
4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物质生活的不断进步,人们的精神需求也在不断提高。社会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物质产品在满足人们需要的同时,也激发了人们的欲望,这种欲望迫使人们不断地努力工作,获得更多的财富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同时,生产推动消费,消费促进发展。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中日用物品的不断更新,人们便已习惯某一层次的生活水准,为了保持这一“水准”,不得不付出更多的时间去从事更多的工作,进而在循环往复的情况下,人们的休闲活动便被不断挤压和忽视。
5行业中工作时间的延长
自20世纪以来,人类从事休闲体育的时间便有所减少,但没有相关明显的数据资料能够证实这一问题,而关于二战后劳动者的劳动时间缩短倒是有很多资料可以证实。如今,在所有行业中,服务业占到了8成之多,这些行业因为要做正常工作以外的很多琐事,所以常常有加班加点的时候发生,这一因素必然导致人们从事休闲活动的时间减少。
6失业者待业时间过长
21世纪,许多国家都会面临着一个共同的话题——人口失业问题。资料表明:这些国家中,至少有两成的失业者长期处于失业状态。有时甚至是在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些劳动者有更多的悠闲时间去享受生活,但却没有良好的受教育背景以及没有足够多的财富去享受休闲生活,这也阻碍了休闲体育的发展。
7网络游戏的冲击
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网络游戏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休闲娱乐方式,尤其是对青少年群体,具有更大的诱惑力和吸引力,电子游戏种类繁多,新鲜刺激,对玩耍者动作的灵活度或脑力的反应速度有着很高的要求,电子游戏的特点是对地点没有要求,随时随地都可以尽心。因此,电子游戏对休闲体育具有一定的挑战作用。
一、我国体育社会化与体育教育改革的现状
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但这项政策在一些学校却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在一些学校,体育锻炼时间对于学生来说就是补习的时间,一些教师自然而然的占用了学生的体育运动时间,政府锻炼学生的初衷,反而加大了学生的学习负担。这在我国是很普遍的现象。
二、解决我国体育社会化与体育教育改革中不足的措施
1.发挥地方对体育社会化的促进作用
国家的体育社会化虽然存在不足,但是我国的体育社会化依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国家推行的国家运动锻炼标准,在我国已经有3亿人达到了指标,实施国家锻炼标准的学校和企业已经超过40万,大量的城运会、普通运动会得以举行,极大的调动了各地区百姓对运动的积极性。但是,针对我国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就需要地方政府充分发挥作用,适时地制定政策,发挥团体和个人的优势,集思广益,保证政策的科学性。
2.提高对政策执行力度的监管能力
对于一些学校存在占用学生体育锻炼时间的情况,需要政府加大监管力度,保证政策能顺利的执行。在我国的政策中,是禁止学校组织晚课的,但在一些学校中,晚课的现象依然存在,在政府监管严时,就取消晚课计划,一旦监管过去,就继续组织晚课,与政府打起了“游击战”,这种现象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屡见不鲜。同时,学校的体育活动是我国体育教育改革的主阵地,加大对学校体育教育改革的监督是刻不容缓的。所以说,一定要提高对政府政策执行力度的监管,保证体育教育改革的平稳进行。
3.加强体育师资力量建设
体育老师是体育教学中的核心,所以说,培养新形式的体育老师是现阶段我国体育教育改革的主抓方向。提高体育老师的薪资待遇、改善体育老师的工作环境、抓紧基本体育设施的建设是我国体育教育改革中的重点。其次加强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加快改变现代体育教学中不合理结构的步伐是不能够停下的。在现阶段我国非体育学校的教师比例中,体育老师所占的比重是最小的,一般的高等学校中1—2个体育老师,往往会负责起一个年级的体育教学活动,巨大的师生比例,很难保证体育老师在体育教学中能照顾好每一个学生,更难保证体育老师能针对不同学生提出不同锻炼建议,影响了学生体育锻炼的积极性,不利于体育教育改革的深入。
4.注重体育教育改革的现代化
体育教育改革是体育社会化中重要的环节,这就对体育教育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保持体育教育改革的现代化,时刻注意用现代化的知识完善我国体育教育改革,保持现代化体育文化对人们的影响,将现代化印入人们的脑中,让体育成为我国现代化改革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将现代化引入我国的体育教育改革中,更要剔除陈旧思想,拨出落后的体育教学模式对现代体育的影响。在很多人的心中,所谓的体育课,只是体育老师带着学生在操场上跑两圈,之后就是学生自由活动的时间。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与我国人的心中。所以说,一定要坚决取缔这种旧的思想上的陋俗,时刻用科学的、现代的体育教学思想指导体育老师的教学,保证学生在短时间内,能够接触到系统的、科学的锻炼。
5.注重休闲体育的发展
休闲体育,时时刻刻的存在于人们的身边。比如,一些老人在清晨打些太极拳、一些年轻人在广场上打羽毛球,这些都是休闲体育的表现。休闲体育具有“自由性、文化性”,一份美国报告曾表示,人们把三分之一的时间和金钱用在休闲上,休闲成为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目的。在现阶段的中国,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于“休闲”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把人们生活中休闲元素融入到人们的体育活动中,是现代人们的新的需求。所以说,要时刻重视休闲体育的发展。体育社会化和体育教育改革是利国利民的大事,需要我国各个阶层的持续关注。在现阶段,更应该将工作的重点放在体育社会化的推广中,保证每个国人都能享受到体育社会化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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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体育 教育体育参与大学生
论文摘要:通过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认为,大学生是否参与体育,以及以怎样的模式参与体育,并非简单的参与或不参与的个体行为,而是受到更大的社会背景的影响。其中,性别、家庭支持以及学校和群体内的体育氛围是影响大学生是否参与体育的重要因素。
一、问题的提出
体育是 现代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体育运动对人的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都具有其他活动所不可替代的重要影响。大学生是我国青年群体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体育对他们的身心 发展以及社会化水平都具有特殊的作用。在高校校园内,体育作为一种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化手段而被整合进大学校园内的社会世界。有鉴于此,本文将从社会学的基础理论出发,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对大学生的体育参与进行研究,研究始终围绕“体育参与并非一个简单的参与或不参与的个体行为,体育参与受到更大的社会背景的影响”这样一个假设展开。
二、研究方法
(一) 文献研究法:针对本研究所涉及的议题,利用图书馆、资料室、 中国知网、文件汇编等资源收集了相关资料。
(二)观察法:亲历体育课、体育社团组织的活动、体育比赛的现场,观察和体验体育活动是如何组织的,学生在体育活动中的角色和角色扮演,以及其他具有社会学意义的角色行为。
(三)问卷调查法:设计了“体育与大学生社会化”的调查问卷,主要针对大学生的体育参与和社会化进行调查和测量。
(四)访谈法:为了更深人地探讨体育与社会化的关系,在问卷调查的同时,针对本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采用深人访谈的方法对25位大学生进行了访谈,收集了大学生在运动中的体验以及对体育的意义解读的第一手素材,在对访谈资料归纳和概括的基础上,分析体育对大学生社会化的影响。
三、研究主题的操作化及概念结构
操作化是指由研究主题,到具体问题,再到测量指标的过程。本问卷调查的主旨是测量大学生的体育参与模式,在此,体育参与是因变量,大学生的个人资料、家庭资料是自变量。
美国学者凯尼恩(G. S Kenyon)认为,体育参与应该涵盖体育认知层次、情感倾向层次、直接参与层次、间接参与层次等多个层次的倾向或行为。本文认同凯尼恩的体育参与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对体育参与概念进行操作化:1.直接参与是指以直接身体运动的形式参与体育的方式。直接参与概念通过测量两组变量来进行:代表参与程度的“体育人口”,代表运动 历史的“运动年龄”。2,间接参与是以观赏体育或收集体育信息等非直接形式参与体育的模式。3.体育认知是指参与者对体育知识、信息的了解程度。4.情感倾向是指对参与体育活动的热爱程度。另外,本文认为,除凯尼恩的体育参与的4个层次外,体育参与还包括了个人体育消费和体育参与中的互动两个变量。其中个人体育消费通过测量大学生个人每年的体育消费获得,互动通过测量体育中互动的频度、广度、深度3个指标获得。通过上述分析,本研究确立问卷的概念结构如表1所示。
四、问卷调查及结果分析
(一)抽样及调查
本次调查按照综合类、文科为主、理科为主的分类,兼顾重点和一般院校的原则,选取了8所北京高校、3所外地学校的大学一年级至大学四年级的在校全日制本科生为研究对象。依据学校体育课课表随机抽取上课时间和上课班级,对班级内同学进行测量。
样本特征:样本总量为1218人,其中男728人(59.7 %),女490人(40.3 % )。年级分布:一、二、三、四年级的大学生分别占总样本量的49.5%, 38.8%, 6.5%, 5.2%。96.3%的被访对象年龄在1723岁之间。所学专业的分布:理工类574人(47.1 %)、医科类70人(5.8 %)、农学类7人(0.6 %)、体育类25人(2.0 %)、 艺术类30人(4.5 %)、社科类291人(23.9%)。
(二)调查结果
对问卷调查结果赋值后,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求证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型结果如表2所示。
模型的因变量是体育参与,包括:体育认知、情感倾向、直接参与、间接参与、互动和体育消费6个变量。自变量包括性别、年龄、BMI身体质量指数,简称体质指数 英文为Body Mass Index,简称BMI)、健康评价、生活压力评价、家庭 经济情况、家庭所在地、家庭体育消费、家庭支持程度、父亲职业、母亲职业、学校(体育)环境、群体(体育)环境。
模型数据显示,模型的R2均在0.1以上,体育消费影响因素模型甚至达到了0.535,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力度都很强。
通过模型,影响大学生体育参与各因素的社会影响的具体情况见表3。
(三)调查结果的分析
1.社会因素对体育参与的综合性影响。表3显示,从个人角度看,性别差异对体育参与的各变量的影响较显著,从社会角度看,家庭的体育消费和体育支持、学校的体育环境和大学生体育群体的内环境对体育参与的各个变量都具有影响。如是观之,性别、家庭的体育环境和支持、学校的体育氛围这3个方面对体育参与具有整体性的影响,家庭和学校是影响大学生早期体育习惯的重要社会设置。
2.社会因素对体育参与的具体影响。除问卷调查外,本文还对25名大学生进行了深度访谈,以期从更深层次进行更为具体的研究。
(1)家庭对体育参与的影响。家庭是大学生社会化的社会主体,也是影响大学生体育参与的重要机制。家庭对体育价值的认同、支持和消费构成了家庭的体育环境,对大学生童年时期是否参与体育,是否能够养成体育的习惯具有重要的影响。
“我喜欢球类,还有比如说爬山之类的。喜欢篮球,乒乓球。喜欢篮球是因为我哥的带动,我哥在南方属于个子比较高,所以喜欢篮球。经常拉着我去捡球,然后我就觉得老捡球特别无辜,之后就跟着我哥打球,之后慢慢就喜欢了。”
“……最擅长应该也是篮球。初中开始打篮球,就是因为我爸爸喜欢打篮球,我就经常看着,看着但是也没意思,就想自己尝试一下。因为我呆在那儿也没意思么,而且我看他们打球也挺好玩儿的。喜欢进球的感觉……”
“开始打乒乓球是因为踢足球受伤,家长不希望我参加有剧烈对抗的运动项目,又因为父母的社会关系,他们有朋友是乒乓球教练,……”。 “打乒乓球不是我自己找的教练,是因为我姑姑她是属于业余选手,她是我们那业余打得挺好的,她要我跟她练,然后我就跟她常练……。”
资料显示,大学生最初参与 体育的动机或者受父母的影响、或者得益于父母对运动价值的认同所给予的支持、或者家庭的社会关系提供了参与体育的方便等等。总之,在大学生儿时做出参与运动的决定并养成体育习惯的过程中,家庭的体育氛围和支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性别对体育参与的影响。大学生是否参与体育,以及选择什么运动项目,在男、女大学生之间具有差异。产生这种运动选择“性别差异”的原因会涉及到与行为、运动特性和文化相关的重要议题。
大学生在选择是否参与体育或者选择怎样的运动项目时,首先考虑到运动中的行为和运动特性。通过观察、访谈和对几所高校体育课选课系统的考察,在选择体育项目时,女大学生比较喜欢选择游泳、健美操、瑜咖、跑步、太极拳等没有直接身体接触,不需要激烈竞争的项目,而男孩子则更偏爱篮球、足球、拳击、散打等直接对抗或冲撞性较强的运动项目。这种因性别而产生的差异与我国传统文化对性别角色的不同解释有关。在我国传统的文化中,男人一般被冠以“男子汉”、“好汉”、“够爷们儿”、“纯爷们儿”,被赋予一种英雄气概,男人的职责之一是主外和撑掌门户,当遭遇危险时,保护女性被认为是男人的天经地义的职责,“男子女性化”在社会生活中是会遭受耻笑的。可见,男同学在选择运动项目时,文化的取向发挥了重要影响,男同学选择了通过体育能够培养一种符合社会期待的男性气质的运动项目。在 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被视为如同花朵一样的保护对象,纯洁、善良、富于同情心一直被认为是女子的美德,而“职业女性”和“女强人”始终被社会所质疑。显然,那些展示力量和抢占空间的运动项目与社会文化所期待的女性气质相背。在选择运动项目时,女孩更钟情那些竞争性较低的,重在美化形体和塑造性情的项目。可见,“文化取向”在不同性别选择运动项目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学校的体育环境对体育参与的影响。在定量研究的体育参与影响模型中,学校层面的体育环境与大学生的体育认知、体育情感、体育消费等变量高度相关,说明学校的体育环境对这些变量具有重要影响。分析深度访谈的资料,大学生对于学校组织的体育活动印象深刻,认为自己运动习惯的养成得益于中小学时期学校对体育的制度性安排。
“高中时早晨跑早操是学校硬性规定的,因为当时压力比较大,学校考虑这个,所以做的规定。每天早晨跑1000米,有时晚上也跑两圈。大学后每周跑步两三次,慢跑五圈到十圈。慢慢地形成了习惯,这学期想增加减肥的力度,所以每天坚持慢跑。”,
“小学跑步是因为教练的原因,每天下午训练,如果不去,教练就会到班上找,当时也不想练,但是没办法,家里也支持。”
“我们的体育课在高三时还是很频繁的,一周有四次体育课,五天中四天都有体育课。小学的体育课是每周3—4节,初中大概两节,高中就有四节,我们学校特别注重学生的全面 发展,我们的四节体育课有选修和必修,其中有一节必修就是类似与上学期的跑跳投的项目,选修课也是可以选很多,乒乓球、游泳,反正有场地的地方都可以安排,我还选修过贻拳道。我也去报班就是希望打球时有模有样。这种学校的体育安排培养了我的锻炼身体的习惯”
可见,学校这种高度组织化的体育制度不仅有助于大学生掌握体育技能,也有助于其运动习惯的养成,最终巩固并完善他们参与体育的模式。
(4)群体的体育环境对体育参与的影响。群体的体育环境是影响直接参与变量和体育认知变量的重要因素。在大学校园内,因为共同的体育爱好而结成的非正式的体育群体有很多的种类,例如,因为喜欢同一种运动项目而经常相约的体育群体,因为“乡党”这种地缘关系而经常在一起运动的群体,同宿舍或同班级同学组成的体育群体等等。这种群体的特点是群体的自主性较强,群体成员可以一种独立的姿态,在平等的基础上与他人进行交往,并通过体育建立某种人际关系。在体育群体内部,成员间的互动比较充分,成员们在谈论体育或从事体育运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或规范,往往成为他人社会化的参照系。另外,体育群体内由于充分地沟通和互动,容易形成独特的与体育相关的亚文化,例如,他们会讨论自己喜爱的体育明星,相约购买体育偶像的队服或纪念品,讨论体育比赛中的某一事件意义或影响,等等。在这种频繁的互动中,他们交流了信息,加深了对体育的认识,培养了对运动参与的情感,为参与体育运动的行为打下了基础。
(四)体育参与中止
体育参与中止是指由于某种原因而终止原来的体育参与状态。在上述讨论影响体育参与的积极性因素的同时,本文认为,有必要讨论导致“体育参与中止”的问题,因为,“参与”与“中止”是体育参与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通过对访谈资料的逻辑归纳,本文认为,导致体育参与中止的原因包括体育特性的适宜性和体育的组织方式两种因素。具体有以下几点:
1.从运动项目的运动特性来讲,崇尚力量表演、控制、侵略性支配对手、敌视对手的“重竞技”项目,例如,足球、拳击等,会使那些害怕身体伤害、以及技术水平差的具有参与倾向的人望而却步。
2运动中较强的组织性是一把“双刃剑”。运动中较强的组织性虽有益于规范意识的培养和运动习惯的形成,但同时也会限制学生身体表达的自由,从而会降低人们对体育的热情和兴趣。
3.运动中较强的绩效目标会排斥大多数人的参与。例如,高校内的高水平运动队训练,它的目标是在校际间的竞争中争金夺银,为学校争光。在这类运动中,身体技能比较好的人更能在比赛中显示能力和解决问题,更能获得老师或教练的赞许,他们会获得更高的权威和地位,他们因为对比赛较强的控制所产生的成就感而对运动或比赛表现出更大的兴趣。但对那些运动技能稍差者,他们由于很难有机会上场表现,“汽水喝干,板凳坐穿”的尴尬经常令他们离开运动场。在对某些特招运动员进行访谈时,能清晰地感受到有些运动员感觉自己在体育中没有前途,失败的体验导致他们对体育参与的厌倦。
4.体育中错误的主体定位。这里的体育主要指学校的制度性体育。在体育教学和运动训练中,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运用统一的教学目标、统一的教材内容、统一的教学进度、统一的教学方法、统一考核标准的现象仍然很普遍。在这些运动中,过分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很少考虑体育学习的主体—学生的主体需要、体育基础与情感体验,从而,使学生在运动参与中处于被动地位,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互动,导致学生的心智能力和个性发展受限,影响了参与体育的动机和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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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社会学回归生活世界的潮流中,尽管生活的建构性意义愈发突现,但由于受到传统的实证主义理念影响,社会学并没有充分地重视生活理论的这一作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社会学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关制度更加完善,青年参与基层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日益高涨。公共决策部门制定和青年相关的法律法规时,能够通过听证会、座谈会等方式,广泛吸纳青年参与;在高校建设和管理中,青年学生有了更充分的发言权和参与权,一些高校学术委员会中也有了青年学生的身影;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许多村委会青年委员配备率已达到相当高的比例;在推进社区居民自治中,青年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成为专业社工和社区工作人员。
(二)非制度化参与:主渠道是依托网络
所谓非制度化参与,主要是指不符合制度和程序的政治参与,也包括违反法律的非法参与行为。当前我国青年非制度化参与偶有发生,形式有聚众闹事、破坏公共财物,更严重的还有罢课、静坐、请愿、示威游行等。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当前中国青年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最主要的途径是依靠网络进行的。青年人从网络获取政治信息,利用网络表达政治诉求。很多社会事件,特别是以青少年为主体的社会事件往往没有具体组织者、没有信息源头、没有传递线路,或者是有消息无情报。青年人在制度化参与渠道外,努力寻求政治参与的外部空间和渠道,具有开放性、匿名性、及时性、交互性等特点的网络成为其主要选择。网络的高参与性和私密性使得一些社会问题和腐败现象暴露出来,通过网络迅速传播,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压力,使得一些个人事务公共化,得到强有力的舆论监督,迫使公共管理部门或者其他当事人解决这一问题。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尤其是网络政治参与,鼓励和激发了青年的政治参与意愿和热情,拓展了政治参与的渠道和途径,也增强了青年政治参与的实效。
三、青年政治参与现状引发的思考
(一)现实世界的消极冷漠和网络世界的积极主动
在中国当代青年的政治参与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悖论,即现实世界的消极冷漠和网络世界的积极主动。在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观念多样化的当下,青年人因为价值取向、生活方式多样化,出现一种功利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的倾向,因为市场经济带来的优胜劣汰的压力,也使很多人忙于自己的生计,无暇顾及政治。一些大学生对参与政治的兴趣下降,甚至漠不关心,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动员型参与多于自觉型参与。当代大学生的政治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家长、老师和社会的影响,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和目的性。动员型参与尽管能在短期内起到一定的成效,却难以长期发挥效力;时间一久,大学生的参与热情就会下降。第二,浅表型参与多于深层次参与。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当代大学生热衷于蜻蜓点水、浅尝辄止。不愿意支付过多的成本,贪图方便省事,甚至宁可“走过场”也不愿意深层次参与。第三,有序型参与多于有效型参与。在学生组织、社团等的组织下,当下大学生的政治参与通常处于一种有序的状态。然而,由于受前面两条因素的影响,大学生有效型参与并不多。在互联网时代,青年基于自身的利益和需要而自觉地以某种形式对政治过程施加影响的积极性提高,青年的政治实践机会大大增加,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和满足。其一,网络的开放性,使政治参与的门槛降低,从而增加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其二,网络带来了一定意义上的话语权,让当代大学生有了政治参与的渠道和路径。其三,互联网拓宽了政治活动的空间,增强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效能和绩效。不论是及时了解国内外的最新资讯,还是对失范行为进行监督和批评,抑或就公共事务发表意见和建议,互联网为当代大学生的政治参与提供了一个便利、快捷的平台。
(二)理性思维与偏激情绪并存
在现实生活和网络世界中,青年人的理性思维和偏激情绪并存。一方面,青年人具有一定的判断和分析能力,在一些公共问题上能够保持理性、克制;另一方面,青年人的价值观念尚未完全定型,内心世界也不够强大,容易轻率与冲动,展现出非理性的一面。
1.青年自身原因。青年人无论是在身体还是在心理都处于待成熟时期,同时,他们又对未来人生充满了无限的激情和憧憬。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具有模糊性和不成熟性、凹凸性———内隐性与外显性相结合以及高传导性的特点,需要加强引导,尤其是注重对集合行为和偏差行为的引导,强化社会控制。
2.媒体舆论炒作。在注意力经济时代,为了吸引公众的眼球,少部分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缺乏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以商业和利益至上,让消费主义文化逻辑影响了荧幕。为了吸引公众的注意力,“标题党”用炒作的方式来剑走偏锋,用情绪化的断章取义来博取眼球,会让当代大学生的政治参与陷入误区。
3.不良社会心态的影响。在社会转型时期,多元的时代主体,决定多元的社会心态。互联网上纷乱信息,炒作、忽悠、炫富、哭穷、暴戾等不良社会心态和偏激情绪,导致“键盘侠”的大量存在。缺乏理性思维能力,习惯性地先入为主,运用“道德捆绑”和“民族主义”的大棒对他们进行言语攻击,导致当代大学生易被这些负面因素左右。
四、对策与建议
(一)健全利益表达机制,呵护青年政治参与热情
加强对当代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精神坐标、建设精神家园,需要畅通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渠道。一方面,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发挥党团组织的思想引领和文化育人的功能;另一方面,畅通当代大学生参与学校公共事务、社会公共事务的渠道。在互联网不断嵌入日常生活的当下,健全当代大学生的利益表达机制,呵护青年政治参与热情,需要对他们的爱国热情进行保护和引导。让当代大学生理性地“发声”,理性地参与公共事务,避免“任性而为”。
(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及时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每当有重大政治、社会问题发生时,青年群体的反应便会增大,甚至出现青年以群体形式通过一些非理性行为来表达自身的主张与诉求。青年人尤其是部分大学生以一种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和政治主张。一旦爆发刺激性事件而出现聚众活动时,大学生往往愿意参与这种活动,这也说明大学生思想引领工作任重而道远。在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观念多样化的当下,加强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需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强化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利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暨阅兵”等重大事件来增强青年人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自豪感,引发他们的情感共鸣和心理共振。二是推行感恩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积极推进心理健康进学校、进社区,为大学生的成人成才提供坚实的社会支持。三是倡导志愿服务和公益活动。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命运共同体意识,通过公众参与来让公共生活更加美好。四是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依托,为青年的就业创业搭建良好平台。为当代大学生就业创新搭建平台、畅通渠道,让他们有更多机会“人生出彩,梦想成真”。只有将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有机结合,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摘要课堂教学规训主要表现在课堂教学仪式规训和课堂教学秩序规训两方面。对课堂教学中普遍存在的规训与控制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师生权力的不对等导致师生交往中学生话语权的缺失。教师在学校场域中应注意从教师权威的惯常思维中跳出来,加强师生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赋予学生平等的话语权,从而形成新的良性交流习惯。
关键词:课堂仪式;规训;教师权威
“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威性的活动,教师乃是社会的代言人,是他所处的时代和国家的重要道德观念的解释者。”[1]教师的制度化身份要求他必须要培养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具有特定意识形态和价值目标取向的人。但是,“教师与学生在学校组织中互为异质成员”[2]的特征使教师和学生在社会地位、行为方式、角色特征、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使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规训与被规训的角色成为必然。
一、课堂教学规训的内涵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和学生之间是一种双向的互动交流的关系,在互动交流中,有和谐,有冲突,有平等的交流,也有严厉的规训。在冲突性的师生交往过程中,学生会通过对抗行为来表达对教师权威的抗议或不满,如违纪、不尊重教师、教室内不适当行为等显性行为,以及沉默等隐性行为。对学生的这种表现,教师作为“社会的代言人”必然会采取一定的措施对学生进行规训,以实现其对课堂这一特有空间的“治理”。课堂教学规训往往以多种方式呈现,并以不同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
(一)课堂教学仪式规训
课堂教学仪式是使课堂教学活动变得神圣与严肃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是教师在完成教学职责过程中的一种权威表现。例如,课堂教学每天必须进行的上下课仪式,其流程和顺序简短、快捷、迅速,但又不乏严肃性。教师的身份在课堂教学仪式的呈现过程中会一次次得到学生的重新确认,通过这个过程,教师权威得以树立,这也是教师权力实现的重要途径。如果课堂教学仪式出现不严肃的情形或学生中出现类似“嬉皮士”的行为,多数教师会产生恼怒情绪,并将这种行为看作学生对神圣课堂的不尊重,对教师权威的忽视,或者是对学校制度的反叛。他们大多会重复课堂教学仪式,或者以沉默对待学生的“不端行为”,直到学生“自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遵从教师的权威为止。这种对抗性的冲突行为看似以教师的胜利结束,学生达成对仪式的认同,实际上反而促成仪式负功能的实现,具体表现为:师生之间缺乏真正的情感交流与互动,冷漠而疏离,课堂教学仪式呈现出机械化、程序化的趋势,充满规训意味。“仪式使一种关系权力得以运作。这种关系权力是自我维系的。它用不间断精心策划的监视游戏取代了公共事件的展示。”[3]仪式的背后实际上蕴藏着深刻的涵义。课堂教学仪式预示着一种强制和服从,它作为一种规训的手段、口令来维持课堂的规范和有序,实现教师权威的顺利达成。教师是仪式的执行者,学生被动地恪守仪式的每一个细节,不能进行自我意愿的表达。整个仪式过程暗含着一种指导思想,即个体必须依附并听从于教师,仿佛只有通过这样的仪式,体现师生之间关系和地位的社会关系和价值观念才能得以维持。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是人在进行仪式,而是仪式在控制人。课堂教学仪式规训体现了学校强调对学生进行规则的灌输,对权威的尊敬,对学校时间和空间的遵守。其最终的结果是仪式惩罚和规约了具有独特个性的学生,鼓励了服从的和规矩的学生。
(二)课堂教学秩序规训
课堂教学的正常运行需要相应的秩序和规则,其内在的秩序和外在的规则需要一定的权力来维持与保障。课堂是一种特定的时空场所,也是一种“制度化场所”,需要一定的等级和权威来控制。社会赋予教师特有的权力,使课堂教学秩序弥漫着“控制与服从”的气氛,从而使规训成为教师进行管理的一种方法与手段。在学校实践中,课堂教学秩序维持的管理主义倾向往往比较严重。学生一旦出现某种不良现象,学校或教师首先采取的措施常常是加强管理和控制。“叫家长”成了学校规训学生的“杀手锏”。这种“警察式”“家长式”的管理思想被简单地运用于以非成人为主体的学校和班级群体中,运用于正在成长和发展的孩子身上,致使教师成为课堂唯一可以自由发言的“掌权者”。教师对学生在班级中的行为具有相当大的决定权,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霸权,这是制度赋予的权力。对学生来说,这种由教师主导所建构起来的制度具有一种制约性的力量。[4]太多的规训与呵斥会使学生缺乏动力与自由。这就要求教师的工作只有较少的规则,以及较少的控制与监控,并且给予学生自行决定的空间,尤其是在教室空间范围内。但是实际情况正如洛堤(Lortie)所指出的,在“紧闭着的门”的后面,“教室是由教师控制指挥的宇宙”。[5]教师以成人所能达到的标准来要求学生,学生达不到教师所提出的要求时,只能承受来自教师的呵斥和批评。在接受惩罚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表现是不同的,大多数孩子基本上是沉默的,但是当他们处于自己的沟通圈里时,又会通过不同方式表达对教师和制度的叛逆或抗议。
二、课堂教学规训的原因分析
造成师生之间规训与被规训关系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师生权力的不对等。尽管现代社会强调师生之间的民主与平等,但是教师的权威是客观存在的。师生之间的互动也是不对等的,教师并不总能听取学生的意见或认真对待他们的困惑。
(一)师生权力的不对等
权力出现在课堂教学这个场域中,它不再是一个单一、抽象和孤立的概念。课堂教学仪式的规约与服从实际上表达的是师生权力的不对等。权力通过仪式促使组织与管理的正常运行,甚至是以此来进行教化与规训。课堂活动之外的仪式也常常被作为课堂教学规训的补充。例如,在校园内学生遇到教师,会有相应的敬礼仪式,一般教师会点头表示回应,但也有教师漠然走过,没有任何回应。在这一过程中有一种沉默的东西在师生之间流淌,这也体现出教师的绝对权威。同时,仪式表达中也有很多教条式的运用,如学生正在用笤帚扫地,当教师走来,他慌忙举着笤帚行少先队队礼。在这种仪式表达中,学生被潜在的指导思想指引着,即在任何情况下,学生都应该尊敬教师,对教师行队礼。处于这种规训教化秩序下的学生会慢慢地顺从并接受教师的权威角色。他们被现有的规训制度驯服,接受了“教师就是权威”的理念。长而久之,学生变得越来越顺从,不认为自己应该具有独立选择与行动的责任。尽管许多教师表示他们理解学生逐渐成长为独立的学习者的重要性,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又认为自己需要控制学生,控制课堂教学过程。他们之所以不给学生过多的“自由和空间”,主要原因是他们害怕无法掌控课堂,“我的地盘我做主”的课堂教学意识特别强烈。学生无疑也已经观察与体悟到教师发出的这种信号。就这样,服从取代了商讨或协商,学生扮演了从属的角色。学校的环境或班级氛围也支持教师权力,并在学生中产生了协商缺失。一名高中生指出:“我们是笼中鸟,门开着,但是外面有只猫。”[6]当然也有人指出,教师也是身不由己,他们根据社会赋予的神圣权力来管理学生。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和学生在整个课堂教学中实际上是处于离异状态的。对教师和学生来讲,他们都是在各自位置上进行着惯常化的教学和学习行为。在这种固有的、习惯的、自动化的模式中,若有学生试图改变,则会被归为另类或不顺从者。随着日复一日的“好学生”训练,学生日渐服从于学校和课堂规则,并从属于教师的规训。教师建议的肯定性标签引导学生做出适当的反应,包括如何遵守或执行教师说过的话。通过课堂和课外零散的实践,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权力不对等、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传统角色被清晰地再生产出来。
(二)学生话语权的缺失
教师与学生在课堂教学秩序中权力的不对等,必然导致学生话语权的缺失。学生在学校生活中既没有发言权也不会被咨询。即使有问卷式的咨询或访谈,学校最后的决定也很难充分吸纳学生的想法。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学校和教师对儿童观的认识。学校和教师一般认为学生是不成熟的,其想法也是需要成人加以修改和完善的,以至于当学生的提议与他们的议程相矛盾时,他们往往忽略或摒弃学生的建议。这也是学生试图建构和提升他们在学校里的群体地位但效果并不明显的原因。研究显示,典型的课堂讨论也是教师引领的、具有约束性的,并且是控制学生的。很多学生认为他们在学校和教室里几乎没有权力和影响力。[7]在这种剥夺学生权力的体系中,学生被动化的行为和经验在没有发言机会的控制力量下“潜移默化”地形成了。通过规训纪律的实施,由教师主导来定义合适的和不合适的行为,学生很快就学会了成人社会的法则,如他们明白了什么行为被允许做,什么行为不能做,什么时候能做,什么时候不能做。在课堂教学的其他情境中,学生也是作为不平等的和缺少竞争性的参与者被建构的。他们“被期望”听从教师,回答教师的问题,以显示他们学会教师所教的课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往往被要求是安静的和被动的。他们只需要对教师的问题给予反应即可。从表面上看,他们主动地参与到开放的协商活动或决策制度的过程中。然而,如果我们深入观察这些互动模式,就会发现他们的参与是被动的,甚至是一种无效的参与。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严格按照既定的教学要求确定学生在什么阶段应该学习什么,以什么方式学习,以及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目标等,甚至包括决定他们坐在哪里,怎么坐。这种控制具体表现为教师对教学目标的制定、教学方法和学习活动的选择等方面。教师几乎完全控制学生在学校里的学习生活和细节。这种习惯化的教学制度使学生连基本的质疑和反抗的意识也渐渐消退。学生们普遍表示:“我总是在听从老师的吩咐”,“我完成老师交给我的所有任务”,“我通常完成班上布置的事情”。大约有55%的小学生认为自己根本没有参与过选择自己在班上做什么。大约2/3的中学生认为他们没有做过这样的决定。[8]也正是因为受到这些控制因素的影响,师生关系的情感基调往往是平淡的。这也是为什么在很多教室里往往缺乏更多的热情和笑 声的原因之一。
三、结论与反思
教师和学生在学校场域中出现的权力不对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冲突与不和谐是客观存在的,关键在于教师对课堂教学规训有什么样的理解,并如何付诸行动,主动改变由传统课堂教学规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进行开放而有效的沟通
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应该是开放性的、持续性的、有效的。格林在《教师的存在性交往》一书中指出,教师不断增长的认识和意识,使他们能够有效地与学生交往、与学生对话,并且帮助学生依靠教育的力量,在这个世界上与他人并存,并努力成为他自己。[9]在课堂教学仪式过程中,教师应该与学生进行平等的互动与沟通。教师在学校场域尤其应注意从惯常思维中跳出来,与学生形成新的良性交流习惯。教师和学生只有在开放、自由的交流中,才能建立有利于学生成长的和谐的人际关系,才可能真正成为彼此“有意义的他者”,从而达到一种教无止境、学无止境的教学相长的境界。教师在与学生交流或沟通时,如果凭借的是教师自身人格的力量,而不是压制性的话语或惩罚来平息学生与教师之间产生的冲突,其效果是显而易见的。这样在教师与学生共同构建的班级规范秩序中会明显反映出由教师积极的习惯积淀而成的人格特点。也就是说,教师不能从外部强制施行权威,权威只能来源于教师自身的人格魅力,来源于教师对其职责的认同与尊重。教师只有认同与尊重自己的职责,才会通过自己的言语和行为将教育意图悄然地传达给学生。
(二)赋予学生平等的话语权
教师的权威对学生潜在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惧怕惩罚与尊重权威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效果。惧怕惩罚并不能使学生对教师的权威产生真正的信服。真正的权威也并不存在于某种外部的、客观的权力机制中。学生虽然会受到教育者的规约和控制,但是他们是一个个充满复杂性的个体,具有自己的思想。有的学生的想法在成人看来或许是不符合社会规范的,以至于与教师所执行的主流话语相冲突、相抑制。他们也会选择用自己独有的方式来表达“抗议”,如顶撞教师,与教师争吵、挑衅等冲突性行为,或者对教师的提问不理不睬、冷漠等回避性行为。面对学生的种种做法,充当传统制约者角色的教师首先要做的是赋予学生平等的话语权,使学生有充分表达自己意愿的机会。教师与学生在此时此刻是平等的对话者与沟通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教师对学生的规训所引起的冲突与矛盾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为这种冲突与矛盾为师生提供了一种重要的互动交流方式,促使师生积极寻求解决冲突的策略与途径。这样,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之间会是一种既无冲突又不快乐的风轻云淡的感情关系,但是会有越来越多的学生认为教师在关心学生方面的惩罚或权力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学生对教师的这种评价将有利于师生之间良好的情感交流。当然,我们期望有更多的正向评价使得师生之间的关系不会一直处于规训的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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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元理论的核心问题,也是理解社会学理论演进逻辑的线索之一。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社会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马克斯•韦伯不仅是一位社会学家,而且也是一位文化理论家。他在对资本主义精神起源的探索中,讨论了文化与经济、社会和宗教的关系。其学术思想的核心是强调“合理化”对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面对“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所引发的价值冲突,韦伯对西方文明的发展前景作了悲观的预测。但他也指出,当“价值理性”没有形成或者没有能够推动“工具理性”发展时,社会进步是无从谈起的。
关键词: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合理化;价值理性;工具理性
马克斯•韦伯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是西方宗教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20世纪80年代其思想传入中国。韦伯的思想主要包括社会学理论、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及宗教社会学理论。受到所处时代的制约,他的社会学思想带有明显的“西方优势论”特征。但他在讨论资本主义的本质时,并没有单一地从某一个层面来分析,而是通过考察文化与经济、社会和宗教的关系来进行综合分析。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他探讨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问题。
一、韦伯对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分析
韦伯是一位富有民族自豪感的社会学家,他指出,资本主义在东西方很多地方都曾经出现过,但是唯独在西方能够得以保留和发展,原因就在于西方有着自己“独特的精神气质”。而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来自西方国家特有的“合理化”的社会运行规则。这里的“合理化”可以被理解为合乎理性的进程。无论是从经济、政治,还是从科技的层面来看,这种合乎理性的行为方式对推动社会发展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正是韦伯思想的核心。文化的“合理化”是实现社会“合理化”的原动力,只有从经济和宗教问题入手,探寻它们与文化之间的深层联系,才能更清楚地了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原因和历程。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到了富兰克林的一段演讲,演讲的核心思想是告诫青年人做生意时要诚信经营、生活上要量入为出、做人要谨慎诚实。韦伯认为,这段演讲所阐述的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必不可缺的“至善”美德,市场的交易应当建立在这些美德之上。在韦伯看来,不能为了获取最大利润而不择手段。他认为追逐利益本身与资本主义并无关系。韦伯指出,不管在什么样的国家,利益都是人类无法抗拒的诱惑。理想的资本主义社会应当具备的要素有:合理的自由的劳动组织、以消费为指向的理性交易形式、家计与家庭的分离、理性的账簿记账形式。而在这些要素之上,必须有一个确定的经济伦理,这个确定的经济伦理实际上也就是在历史和社会的影响下所产生的文化理论,它是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得以实现的基础。富兰克林给商业设置了一个伦理规范,实际上这种规范就是建立在宗教伦理基础上的经济伦理。当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形成的时候,人们必须面对这样的变化:安逸的生活被破坏、田园牧歌式的生产遭到瓦解、农民开始进城务工。在新的经济环境下,人们无法再过悠然自得的生活,维持生计的本能让他们走进了工厂。韦伯在调查之后指出,在工业化生产中,天主教徒往往工作态度单纯并且创新不足。他们用消极的眼光看待商家和实业家,对商业回报缺乏信心。他们的文化背景使得他们无法在工厂中获得技术职位,如此,他们在现代化的商业竞争中便明显乏力。而通过从路德宗提出“天职观”到加尔文宗提出“入世的禁欲主义”的一系列改革,上帝在人们心中逐渐成为一个全知全能的神。人们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安排好的,包括谁会成为上帝的宠儿。将“预定论”转化成充满入世精神的“天职观”,有助于人们专注于世俗活动。人们努力增强自身的能力,以消除“我不是上帝的宠儿”的焦虑。人们相信,越是过富足的生活,就越容易得到上帝的赏识。因此,人们热心于钻研,并且富有创造力。人们不仅创造了经济效益,而且还展现了一种新的精神。人们不再认为“钱是罪恶的根源”,他们相信可以通过赚钱来体现自己的价值。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使韦伯看到了新的精神、新的伦理。
二、韦伯“合理化”宗教社会学思想的建构
(一)宗教的“祛魅”过程
宗教改革终结了教会的黑暗统治,改变了宗教神秘化、仪式化的运行机制。“因信称义”的教义让宗教变得不再神秘莫测,人人都可以得救的信念逐渐深入人心。人们认为,除了可以在教堂和仪式中感受上帝之外,还可以在生活的各个层面感受上帝的荣耀。“真正的清教徒甚至会拒绝在坟墓前出现宗教仪式的任何迹象,在埋葬至亲至爱的人时他们不需要挽歌或者其他形式,为的是杜绝迷信,消除那些通过巫魅和圣礼的力量获得救赎的观念”[1]103。韦伯将这一改革称为“祛魅”。路德的宗教改革和后来加尔文对宗教教义的颠覆性修改,使得清教徒能够在宗教思想的指引下找到自己的人生出路,并且在工作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从而实现其得到上帝恩赐的愿望。由于宗教信仰和宗教实践实现了个人化,宗教思想对人们日常行为的影响就化作了人们共同的文化修养,清教徒诚信、道德并且能够恪守己任。宗教的“祛魅”在西方社会发展进程中作用举足轻重,宗教的力量完全被世俗化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世界观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推进到一个“合理”的阶段,同时,宗教的“祛魅”也深刻影响着社会各个领域的理性化进程。“祛魅”的伟大之处在于其指引人们将信仰和理想最终都落实到了“劳动”上。对于新教徒而言,劳动不是服役,不是沉重的负担,而是他们乐于从事的一项活动,劳动让他们变得光荣。人们不再从复杂的宗教仪式中得到慰藉,而是在日常劳动中与上帝进行交流。人们在劳动中找到乐趣,劳动使他们的心灵得到慰藉。劳动是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动力。这种来自宗教的约束力使得人们忙而不累,这种“特殊的精神”推动资本主义实现了快速发展。
(二)入世的禁欲主义
虽然路德等人并不将唤起“资本主义精神”作为其奋斗的目标,但是,在宗教改革的过程中,由于他们强调“因信得救”,并且将响应神的号召与从事世俗的职业在语言表达上进行统一,职业便具有了“由神所交付的使命”这一意义[2]。“天职观”旨在使教徒相信,只要完成了在世俗生活中所从事的使命,专心于自己的工作,恪尽职守,便有机会得到上帝的恩赐。但是路德并没有将这一教义(即“天职观”)引向“资本主义精神”,而仅仅是在“祛魅”后对人们的宗教生活进行指导。加尔文将与宗教事务相关的责任和仪式都与日常行为方式联系起来,这就使新教徒具有了入世的精神。对于新教徒而言,金钱不再是中世纪宗教强调的“罪恶的根源”,而是证明自身价值的证据,经济上的成功能够帮助他们确立“上帝的选民”这一身份。在社会生活中,这种宗教精神就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人们可以竭尽全力为自己争取财富,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为了获取金钱而不择手段。上帝的命令是:你必须为上帝而辛劳致富,但不可为肉体和罪孽如此[1]164。财富可以让上帝更加荣耀,但人们并不能因为拥有财富而过骄奢淫逸的生活,积累财富只是人们证明自己有资格做“上帝的选民”的途径。在韦伯看来,这种理性的世俗化的宗教伦理是合理的,新教徒通过严格要求自己和艰苦奋斗,是能够积累财富的。倡导入世精神让人们找到了消除自己不是“上帝的选民”这种焦虑感的途径,人们在工作中看到了自己的价值,从而将更多的精力投入理性工作。宗教改革使大多数人成为自由劳动力,他们不为教会所控制,“天职观”激励着他们去追求财富。这种情况又为科技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韦伯实际上并不把科学和宗教视为两种完全不同的事物,韦伯认为它们是分别在理智和情感这两个领域起作用的事物[3]。情感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决定理智,这种有宗教信仰的“律己”情感,使新教徒形成了特有的文化观,他们严格遵守诚信和勤劳的原则,在“理智”的运用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对于韦伯文化观的评价
从前文的分析可知,韦伯从经济和宗教问题入手所阐述的,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伦理。由于受到所处时代的限制,韦伯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学术界对于韦伯的思想向来褒贬不一。对于韦伯的思想,中外研究者都给予了高度重视,他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可以有你的看法,你也可以反对他,但是,你绝对不可以绕过他,包括他的思想和方法论。韦伯在对“祛魅”的阐释中,不但指出了它对于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而且也指出了文化理性化之后呈现的价值冲突。“祛魅”本身就是“理性化”的过程。“祛魅”使宗教的价值开始瓦解,自此,宗教的神秘感不复存在。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韦伯根据“目标”和“手段”的关系将人类有意义的行动划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工具理性的,决定于对客体在环境中的表现和他人表现的预期,行动者会把这些预期作为“条件”或者“手段”,来实现自身的理性追求;第二类是价值理性的,它决定于对某种包含在特定行为方式中的无条件的内在价值的自觉信仰,行动者只追求这种行为本身,而不去管具体的结果;第三类是情绪的,它决定于行动者具体的情感和情绪状态;第四类是传统的,它决定于行动者根深蒂固的习惯[4]。上述是韦伯基于自己“理想型”的研究方法对人类有意义的行动所作的区分。前两类主要涉及对社会的分析,后两类主要涉及对个人行为的分析。“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本身就存在着矛盾,而当理性的社会制度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的时候,就会导致自由和意义的丧失。文化的“合理化”会让原本统一的宗教世界观变得杂乱,人们将自己的价值判断作为行为准则。人们因为文化观不同而相互争辩,人们对各种行为的理解发生冲突,这最终导致了文化的分裂。“工具的理性”使人们陷入一种官僚的、以目的为导向的行为方式,人们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铁笼”。因此,韦伯在《新教伦理》一书的结尾对西方文明作了悲观的预测:“专家们失却了灵魂,纵情声色者丢掉了心肝;而这种空壳人还浮想着自己已达到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文明程度。”[1]184韦伯在探寻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力时,并没有从经济理论出发,而是从文化和历史因素入手,最终在器物和制度层面展开讨论。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能够在西方实现发展是因为西方有“特殊的气质”,西方人的自律艺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软实力。那么,为什么在亚洲国家,比如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文明古国,资本主义没有发展起来呢?韦伯指出,在中国,几千年来儒学在规范人们的行为和思想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的伦理价值不逊色于任何宗教教义。我们暂且不讨论韦伯将儒学与宗教相提并论是否恰当,单就儒学的社会功用来看,它的主张的确被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作为行为准则。儒学所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规划完全可以将社会推向“理性化”。但是,中国人不关心形而上学,因而也就无法摆脱传统的束缚[3]163,“价值理性”也就无法转化为“工具理性”,由此导致了思维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例如,中国的数学研究虽然很早就已经涉及三角学领域,但后来却因为相关知识没有得到广泛运用而出现衰退。中国的宗教不重视理论思辨,也缺乏对形而上学的关心,道教的“无为”和佛教的“轮回”把人们带入了一个虚无的世界,“出世”精神导致中国的宗教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作用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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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消费群体,超前的消费行为和滞后的消费实力之间存在着矛盾,容易在消费中产生不良消费行为,并且造成极大危害。对此,本文旨在讨论当代大学生消费行为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引导大学生建立理性消费,积极探索大学生理性消费观念和行为的培养途径。
关键词:大学生 消费行为 从众消费
1问题的提出
《有闲阶级论》的作者凡伯伦首先发现有闲阶级和炫耀性消费现象,进而提出“炫耀性消费理论”。凡伯伦定义有闲阶级是指杜绝一切具有实际价值的工作的上层阶级。他认为,财富是社会荣誉、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的基础。炫耀财富有两种表现形式,即炫耀性休闲和炫耀性消费。而炫耀性消费是指超出人们基本生存的消费,核心在于炫耀行为,本质上是浪费、竞争和歧视。消费观念是指人们对消费水平、消费方式等问题的总的态度和看法。此观念一方面是社会经济现实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另一方面又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并支配着人们的消费行为,从而影响人和社会的自身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当代大学生的消费心理与环境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作为特殊消费群体,见证了社会发展与转型。正如弗里德曼所说,消费是认同的行为和符号。大学生消费观念不仅推动大学生正确价值观人生观形成,还影响社会多个领域的健康与进步。
2当代大学生消费行为的特点
2.1超前的消费观念
人的消费行为被区分为有需求的消费和有欲望的消费。这两种消费有根本性的原则区别。但随着社会不断市场化,伴随着西方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意义与目的发生了变化。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求从生理需求层次逐步上升到自我实现的需求层次。消费不仅是满足生理基本需求,还更强调表现个性自我,紧跟时代潮流。潮流正逐渐成为当代大学生的消费行为的决策之一。炫耀性消费商品,从商品的档次来提升自我的社会地位或价值。例如苹果手机,每年的发布会都引起一群追逐消费的人群。水货也因为市场供不应求而提升手机价格。而大学生中会以提前拥有一部苹果新发布的手机,而显示出与他人不同伦比的社会地位,显示出紧跟时代潮流和高级品位的消费,即把消费数额作为衡量身份的重要指标。部分大学生把高水平的物质消费目标当做人生的终极目标,以至于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满足自己的消费意愿。例如为了买高档产品不惜卖肾等行为,为了新品手机每月借贷,使自己成为物的奴隶。
2.2短暂的消费过程
消费主义倡导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大量消费引起的人类欲望超过地球生态系统能承受的限度。特别是“一次性”消费方式,“看中就买,过时就丢”,使得大学生消费观念中的节俭美德等同于寒酸小气。短暂的消费过程不仅是对个人自身的浪费行为,而且是对地球生态圈的破坏和社会不可持续发展。
2.3迷失的消费伦理
在大学校园中,物质消费逐渐成为大学生们攀比的内容。科学的消费伦理需要消费者正视自身的消费意识和能力,不盲目从众。大学生们崇尚物质消费忽视精神层面需求,使个人内在精神价值缺失,缺乏信仰和动力。当代大学生认为消费是个人行为与他人及社会都无关,实际上一定的消费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对家庭、社会乃至道德层次方面都有些许影响。正确科学的消费伦理需要重新树立。
3当代大学生消费行为中存在的问题
3.1享乐消费
大学生群体中,大部分人都拥有手机、电脑、MP3等电子产品,有的宿舍还一起合买洗衣机、冰箱、饮水机等,这样的消费对于一般的家庭有一定负担,对于贫困家庭则负担更重。部分大学生则追求品牌享受,以享乐主义为先导,没有理性考虑自身消费能力和消费心理,盲目享乐让个人承受更多经济负担。随着西方消费主义的影响,社会市场化,大学生群体也日益形成月光族和有钱就花的现象,如近几年流行的美容消费,微整形,说走就走的旅行,电影热,人情聚会等等,大学生享乐消费现象日益严重。
3.2从众消费
从众消费是指大学生在消费过程中缺乏计划性,盲目跟从群体大众进行消费,有时会购买自己实际并不需要的。大众传媒通过电视广播对大学生的消费产生影响等,例如很多大学生不考虑经济条件和实际需求,受到大众媒体的广告宣传而进行盲目消费,没有考虑到商品是否具有合适性和合理性。大学生的同辈群体也有一定的影响。大学生从高中来到大学,尝试独立自主,大学时期是大学生人生中最渴望被同辈群体接纳的时期。参照群体的价值观来进行自己消费,不考虑自己的精神内在需求如何,为了得到群体成员的认同感,而产生了“别人有的东西,我也要有”的一种心态。而商品成为了群体成员认同的一种符号,因为同辈群体中默认彼此具有相同或类似的装扮或价值观,商品则成为同辈群体认同的“敲门砖”。
3.3攀比消费
大学生群体中攀比消费也较为明显。部分大学生以周围同学用上高档次商品作为参照,认为自己消费少就会被人看不起,心理上会有一种敏感攀比的心态。最近也逐渐出现了今天钱明天花的提前消费现象,正是由于没有对金钱做合理规划,盲目攀比消费,生活费存在超支现象。如今互联网发达的时代,淘宝天猫也逐渐开通借贷宝,蚂蚁花呗,白条等消费服务,大学生提前消费为了满足自己物质需求,盲目攀比则造成校园消费不正之风。
3.4炫耀消费
家庭条件较好的大学生存在炫耀消费的现象。网络上流行的“高富帅、白富美”等词汇也是炫耀消费表现之一。生活中最为明显的就是穿名牌,正如凡伯伦所说,炫耀性消费成为传递财富多少的最有效手段。部分大学生试图用自身的品牌效应和档次来树立在同辈群体中形象和地位,认为名牌效应是身份的象征,从而忽略个人精神层面的追求。当代大学生需要多从思想修养和内在品质上多下功夫,以德服人,从精神修养上来获得认同。
4当代大学生消费问题产生的原因
4.1大众传媒的影响
人是社会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大众传媒是社会组织为在广大社会成员之间传递信息、互通情报所采用的各种通信手段,例如广播、电视、网络、报纸、书籍等,为社会成员理解和接受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念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社会环境条件。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大众传媒的日益发展,内容及形式的多样化给大学生带来导向及暗示作用。大学生群体在法律意义上是成年人,但从心理及思想层面来看,大多还不够成熟,思考问题有欠缺,自我价值判断有偏差,易受到大众传媒思想的影响。现代大众媒体多是传播物质文明,较少传播精神文明,大学生群体审美情趣低俗化。因此,享乐消费、炫耀消费、超前消费多受到大众传媒的影响。
4.2学校环境的影响
校园是大学生主要的生活场所。学校承担着大学生社会化的环境条件,也是大学生继续社会化的主要场所。学校一方面承担传授各种科学知识和技能的责任,另一方面也努力培养和树立学生的价值观念,使大学生在德智体美劳方面全面发展。首先,校园里没有开设相关消费行为及心理方面的课程,或者是没有一门公共课来倡导消费理念并树立科学价值伦理。其次,大学校园里本来就充斥着娱乐文化,例如校园里开设的休闲吧,社团活动赞助,广告消费,促使着大学生进行消费活动。因长期的娱乐活动而丢弃学习任务,势必影响学习进度及基础,学习信心遭到打击,沉浸在混文凭的吃喝玩乐的享乐消费中。
4.3家庭环境的影响
不同的家庭消费观念不一样。家庭作为初步社会化的主要场所,家庭的教育和影响对个人早期社会化乃至一生的社会化都具有重要意义。家长对孩子的消费观念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节俭的家庭培养出来的孩子,也容易形成节俭消费的习惯。若家长花钱随心所欲,孩子也容易形成享乐消费的习惯。其次,家长出于补偿心理,对孩子的要求有求必应,为了弥补家长早年奋斗的艰辛,让孩子轻松舒服。现在大多数家庭是独生子女,家长的关爱关心都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家长有时会溺爱孩子,没有给孩子树立正确科学的消费观。最后,由于大学生多在外地读大学,家长为保证孩子吃好穿暖,在消费上也不会吝啬。
4.4同辈群体的影响
随着社会转型期的到来,每一代人都有自身群体烙印。当代大学生作为90后,展示出强烈模仿意识、个性自我、展现自我及希望他人尊重的特征。在追求高端消费个性消费的过程中容易迷失方向,形成不良的消费观念。其次很多大学生忽视对自身素质的提高,很容易误入消费浪潮中,盲目从众,没有进行合理化消费。同辈群体内部成员的价值观相互影响,大学生难以对个人消费进行科学判断。
5结论与建议
从传统社会商品使用价值消费到现代社会的符号消费,是一场深层次的文化转变,给当代大学生带来重大影响。大学生需要在价值取向上,完成一次根本性转变,不以追求物质财富的方式来实现人生价值,要通过对精神世界的提高和内在修养的提升作为价值取向。只有精神文化修养得到提升,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人类超越于其他动物的品性,从精神上走向成熟,有利于人全面发展。发展个性消费、宣传适度消费、倡导消费文明等不仅反映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消费观念的更新,也反映了当今全球消费模式的变化。当代大学生作为新一代,有着自己的消费观念,不同于其他年代的群体。倡导适度消费,适当发展个性自我,引导大学生树立对社会负责的消费观,是对社会和人类发展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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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的理论方法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体系、探讨经济与社会互动关系的一门科学,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经济社会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近几年来,中国服务企业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出来,但因我国经济处于转型期,一些服务型企业为了追逐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无视对相关利益者的诚信,致使侵犯利益相关者合法权益的事件频繁发生,引起了社会大众的普遍关注。鉴于此,本笔者从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分析影响服务型企业的主要因素,并进而探索服务型企业通过相关诚信战略构建与顾客的信任关系。
一、国内外企业的信任研究的文献综述
信任的探讨一直是一个久远的话题,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作为对“经济学帝国主义”入侵的一种回应,信任问题逐渐成为西方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学者开始对信任进行了研究。
1.国外企业信任研究综述
新古典经济学是以“理性选择理论”研究信任问题。经济学家阿罗在其《组织限度》一书中指出信任是经济交换有效的润滑剂,将经济落后与信任联系起来,提出可以用缺少相互信任来解释世界上的很多经济落后现象。新经济社会学奠基人格兰诺维特以嵌入理论提出经济交易,经济行为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可以有效地防止相互破坏和相互欺诈行为和事件的发生,从而降低为防止欺诈、破坏及处理争端所需的交易成本。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在其所著《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用企业发展的规模作为主要指标来反映一个国家信任度的高低,即一个国家的信任度越高,则其企业发展越好,反之则影响企业的发展。他指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可有助于经济行为者降低了交易成本,以提高经济效率与效益。
2.国内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综述
我国对信任的研究相对滞后,随着中国信任度下降问题日趋严重,学者们开始将信任作为重要的课题来研究。张缕博士以“嵌入性”为视角,提出了当前我国企业间信任关系有二个特征:一是以工具性关系构建为基础的多元信任关系构成。二是不同信任关系模式的运作方式相差较大,这种不同信任关系模式级有利也有弊,有利的一面为各模式在企业经济活动中各尽其能地发挥作用,而不利的一面为各模式运作效果存在相互抵消的风险,对设计出有效的保障机制是极大的制约。清华大学的罗家德教授在《中国人的信任游戏》指出中国人做生意,一手是“信任游戏”,一手“是权力游戏”,信任是企业双方进行交易的基础。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学者关于信任理论的理论研究较多,而实证研究则较少,因此,本文立足于实践层面以服务型企业为例,运用企业信任理论,通过问卷法来探讨影响服务型与其消费者建立信任关系的重要因素,并在此基础提出构建服务型企业与消费者良好信任关系的建议。
二、服务企业的信任的界定
西方学者Sirdeshmuk以服务行业为背景来研究影响顾客信任的因素,将顾客信任定义为顾客所怀有的服务提供者是可靠的、并且能够履行其承诺的服务内容的期望。对服务性企业来说,其服信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即企业对员工的信任、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信任、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在这里我们讨论的是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问题。
三、影响服务型企业持续性信任关系的最主要因素
企业持续信任的形成,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工具信任的形成,即企业通过独特的物质文化、建筑、服务设备,服务的规律性在顾客心目中获得良好的信任;第二阶段通过提供给消费者各种承诺性服务,提高办事效率,与顾客有友好的合作经历,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过程型信任;第三阶段通过上述两个过程最终获得顾客的满意感、忠诚度的情感信任。基于此,本文选取500名消费者,来研究物质文化、服务规律性、企业办事效率、提供给顾客的承诺性服务、顾客的满意度和顾客的忠诚度等6个因素来分析顾客是否会与服务型企业建立持续性的信任关系,顾客的满意度、顾客的忠诚度和服务型企业所提供各种承诺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其顾客建立持续性信任关系的重要因素。
1.顾客满意度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顾客建立持续信任的最主要因素
顾客满意是顾客对企业及企业员工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直接性综合评价,顾客满意是顾客信任的前提。如果顾客对企业的服务态度、内外部设施越满意,顾客就会重复购买企业的企业的产品及服务,顾客的信任会增加企业的收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率。
2.顾客忠诚度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顾客者建立持续信任的重要因素
顾客忠诚度是顾客对某企业产品或服务产生的好感形成的偏好,主要是通过顾客的情感和行为忠诚表现出来的。对于喜欢规避风险的消费者来说,其对企业的忠诚度越高,就越不可能冒险尝试接受另一家服务,而愿意选择已经习惯了的服务。因为一旦选择其它的企业,他可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对于服务性企业来说,尽可能地维持与同一个的服务享受者的长期关系本身就可以帮助企业获取持续利润。
3.承诺也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消费者建立持续信任的重要因素
服务性企业产品具有无形性的特点,只有通过承诺才有可能建立某种信任关系。信任是对承诺的一种跨越,是不可化约的信念的一种品质。对于服务型企业来说,对服务接受方的承诺可以提供了一种激励,增进双方的合作,决定了可信赖性。但是承诺也必须适度,频繁的承诺可能不利于企业的成长,如果企业总是对顾客做出承诺,在顾客看来,企业会不可信。
四、培育服务型企业与消费者构建持续性信任关系的措施
本文通过对顾客的问卷调查,针对影响服务型企业构建信任因素的分析,认为应通过服务型企业应从自身出发,采取多种措施来培育服务性企业对顾客的持续性信任关系的构建。首先,因顾客满意度和顾客忠诚度是影响服务性企业信任的重要因素,所以企业应经常关注顾客的利益与诉求,可以通过通过提高服务质量,改善内部设施实现顾客满意,赢得顾客的忠诚,进而与顾客建立信任关系,使企业收益。其次,加强企业内部法制和行为规范的建设,对违反信任原则的要予以制裁。使员工认识到与交易方合作能为企业的长期发展带来很大的益处,在企业信任的基础上进行长期投资和管理。最后,服务型企业要有效发挥服务承诺的作用,在服务承诺设计上遵守“内容适度”、“表述清晰”和“队服容易”等原则;在实施服务承诺时,要综合考虑服务本身特点、服务企业状况、服务行业情况和顾客特征等一系列因素。
一、社会网络与关系嵌入说
社会网络与关系嵌入说是新经济社会学的主要代表性学说。它们假定,个体的经济社会行动是嵌入在人际关系网络之中的,人们正是通过对关系资本的建构与利用达至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各种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是屈从于个体理性的,关系人其实是理性人,关系嵌入本质上是一种弱嵌入,它并未否定经济理性的客观事实。在新经济社会学领域,格兰诺维特的探索最具代表性,其方法论关系主义原则的立论基础是在被其称之为“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两种视角间展开的。格氏指出,社会学家将个体的经济行为视为一种社会化和制度化的过程,个人行为屈从于共有的价值与规范系统,受到文化与价值观念的支配。这是一种过度社会化的观念,持这一主张的典型代表人物是帕森斯。格氏反对帕森斯的社会学传统,“十分贬抑对符号、价值、规范以及文化等等的学术关怀”。他试图“推翻帕森斯所强调的模糊的社会系统概念,而将个人行动理论及如何链接他人行动的方式置于新理论的核心位置”,这个核心便是关系网络,它使个人行为和总体的社会形态的链接成为可能。与过度社会化相反,新古典经济学在认识人的经济行为时,将人视为理性个体,个人行为独立于社会关系之外,人类的一切文化与制度行为均可从理性个体的自利动机中得以理解,这便是“低度社会化”观点。该观点假定,生产、分配与消费行为完全不受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影响。格氏指出,无论是低度社会化还是过度社会化假定,都将社会性孤立的行动者作为行动与决定的中心,没有处理好社会网络与社会行动的关系。因此,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分析应当尽量避免过度与低度社会化的孤立问题。行动者有目的的行动实际上是嵌入在真实的、正在运作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的,社会网络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而嵌入性的基本内涵是:“经济行动和经济绩效以及所有社会行动和社会绩效,都受到行动者动态的社会关系和全面的关系网络结构的影响。”[1]格氏以职业流动为例,比较了社会学和经济学在分析个体经济行为上的差异。他指出,这两个学科在看待劳动力市场中行动者的跳槽行为时,都坚持方法论个体主义原则,从个人行为及其动机入手,来分析求职者通过何种手段来达致跳槽和转业的目的。不同之处是,社会学强调个人的求职流动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受到社会网络的限制,而经济学则坚持社会孤立性假说,认为个人的经济行为可以脱离于社会关系网络的限制,强调是受雇者的个人倾向、经济动机、人力资本、升迁机会等因素决定了其跳槽或转行。格氏认为,经济学的解释不符合真实情况,个人的职业生涯及工作流动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一个人的求职及跳槽经历取决于他认识的人的数目及在工作中同这些人的关系状况。同样,经济学中的隐形契约、有效工资论将劳工行为视为一种社会孤立性行为,将员工和雇主视为陌生人,将他们的关系从社会组织网络中抽离出来,忽视了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熟识关系。在企业中,通常情况是,那些靠着关系获得职位的人已建立了工作上的非正式关系,这种关系促进了双方之间的信任。从社会学视角看,职位升迁的决定与行动嵌入在非正式的交换网络中。格氏关于关系人与职业生涯的经验研究是其方法论关系主义原则最具代表性的尝试,被视为新经济社会学的第一个范例,体现了他将个体经济行为与网络关系、微观层次与宏观层次加以链接的理论野心。他力求解答的基本问题是:人际关系如何建立和维系,如何利用这种关系传递信息、关系人如何从网络中获得信息,这种关系是强的还是弱的,其本质是什么。基本观点是:人际关系在求职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个人高度依赖其现存的个人关系特别是由弱关系构成的关系链来获取求职信息。个人关系是寻找工作的主要方法。大多数被访者指出,更好的工作是通过弱关系即工作关系和其他关系找到的。在个人求职经历中,弱关系往往比强关系更有效。弱关系比强关系更有利于信息传递,对个体的经济行动更为有利。强关系是群体内部的纽带,组成者之间的相似度高,他们之间的信息的重复性也高,通过强关系传播的信息更可能限制在较小范围内;而弱关系是群体间的纽带,其中的信息传播由于经过较长的社会距离,能使信息流行起来,弱关系充当了信息传递的桥梁。在群体关系中,弱关系更能扩大自身的关系网络,连接不同群体的成员,从而能获得更多的求职机会并找到更好的工作。弱关系的引入建立了一座链接微观至宏观、个人经验与社会结构的桥梁,形成了一条解释个人经济行为的因果链条。
二、社会资本理论中的形式主义传统
以普特南、林南等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理论,强调将关系视为一种结构性社会资源,当作一种能为行动者带来价值增值的新型资本形态。这种资本嵌入在社会关系、社群组织、社会群体、权威关系之中。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突出个体行动与社会关系的链接,强调社会关系对个体行动的意义。与格兰诺维特等为代表的嵌入性关系相比,社会资本理论更明确地将人情关系作为一种能够带来价值增值的社会资源凸现出来,彰显了行动者的主体性与目的性。社会资本理论从个人及其行动出发,探讨行动者如何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来实现自身利益。这些学者认定,在社会行动中,行动者是理性人,其行动的目的是在确保“资源损失最小化”的基础上,谋求“收益最大化”。林南是社会资本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以个人及其理性选择为出发点,在个人行动和社会结构互动的基础上,试图回答:行动者为了在工具性行动中获得回报,如何在社会关系中投资,如何获取和使用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林南指出,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它是在关系中获得并能带来更好回报的资本形态,包含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嵌入在社会关系而不是个人中的资源、这些资源的获取和使用取决于行动者。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行动者提高目的性行动成功的可能性的投资。不同之处是,人力资本是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对个人能力的投资,而社会资本则是在社会关系中的投资,通过社会关系可以使用和借取其他行动者的资源。林南的社会资本概念包含了三个基本含义: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关系之中,不能离开社会关系谈论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可以增值的资源;社会资本不仅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而且是人们为了获取各种效益的投资行动。[2]行动、社会关系和资源构成了社会资本的基本结构要素。首先,资源及其利用是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一般而言,行动者即个体或由个体组成的集体都会采取行动维持和获得有价值资源,促进自我利益。维持和获得有价值资源是行动的两个主要动机,而且维持资源比获得资源更重要。其次,这些有价值的资源是嵌入在等级制结构和网络结构之中的。资源的嵌入性与社会位置、权威关系、互动规则和位置占据者等结构要素相关,它们形成了一个密切相连的连续体,共同对行动者动用社会网络资源产生影响。第三,行动是社会资本得以运转的动因。行动者建立和维持社会资本、加强社会互动的目的在于从行动中获得益处并增进其福利。行动者通过行动直接或间接地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社会资源。林南更关注目的性行动对行动者的意义,因为这种行动指导着社会互动。为评价互动在社会行动中的意义,林南将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分为“同质互动”与“异质互动”[3]45-46。前者以拥有相似资源的两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为特征,揭示了情感、互动与共享资源的三角关系,这些资源包括财富、声望、权力和生活方式等。行动者之间的共鸣与共同关心促进了同质互动。异质互动表述的是拥有不同资源的两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与同质互动相比,异质互动要求付出更多努力。行动者参与异质互动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回报,这意味着要超越自己的社会圈子,需要高代价的互惠承诺并向搭桥人提供资源。最终,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关注的是:“嵌入在个体的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以及如何获取和使用这些资源使个体获益。”[3]54资源是投资活动的对象,关系网络是投资活动的场所,而个体及其行动则是投资者及其活动。林楠认为,社会资本包含了三个过程:社会资本中的投资、对社会资本的获取和动员、社会资本的回报。社会关系包含了宏观的结构位置和中观的网络位置。行动者依靠行动和社会互动同嵌入在关系网络中的资源连接在一起,通过动员社会资本,使其实现资本化的转化,最终为其带来资源的增益与回报。林南沿着微观———中观———宏观自下而上的分析路径,从微观的个体有目的的社会行动开始,逐渐上升至社会网络和社会结构层面。微观层面上,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工具性行动中用来获取嵌入性资源的实际联系。中观网络层次上,强调的是个体如何获取嵌入在集体中的资源。宏观层次上,强调的是工具性或表达性行为所具有的结构意义,并受到结构性位置的限制。
三、新经济社会学的范式反思
新经济社会学始终将关系或社会网络视为个体经济行动的重要资源看待,从个体行动的关系论立场出发,力图超越政治经济学对人类经济行为的认知局限,拓展人类经济社会行动研究的新视野。新经济社会学试图将行动者的微观行动与宏观的社会结构链接起来,以弥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之间的鸿沟。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对于人类经济行为的认知?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从理论硬核、知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等层面对新经济社会学进行范式反思,并在这种范式反思的基础上,培养我们的“范式自觉”意识,进而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学的发展。我们将再次以新经济社会学的主要开拓者格兰诺维特的理论观点为典型范例,来说明这门分支学科在认知人类经济社会关系时所陷入的范式困境。之所以选择格兰诺维特作为典范,是因为其经济社会思想在新经济社会学范式中最具代表性。甚至可以说,认清了格兰诺维特思想的误区,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认清了新经济社会学面临的范式困境。格兰诺维特试图从关系主义方法论视角,展开对个体经济行为的研究,其理论抱负是超越“低度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视角,建立经济行为分析的“第三种”研究思路。然而,格氏对上述两种视角的处理存在简单化倾向,甚至为了论述其关系主义的合理性,故意歪曲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观点。如他将斯密视为低度社会化的主要代表。但斯密在谈到个体的经济行为时,强调了经济行为的道德与社会基础。同样,格氏在认识帕森斯的观点时,同样也存在着简单化和片面化倾向。在帕森斯思想中既包含着个人自主的社会基础,又包含着社会秩序的多元基础,行动既是个体的,又是社会的。帕森斯的理论是在与各种理论传统,特别是在同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传统进行激烈对话的基础上形成的,他一直未放弃整合两者的努力。帕氏一方面强调集体规范对个体的渗透,一方面又突出个体自发意志的意义,认为规范的相互渗透作用是由两个个体分享共同符号并使之内化的过程造成的。帕森斯认为,就像离散的个体是一种不可能发生的社会事实一样,无序的社会行动也是不可能发生的。符号的相互渗透意味着,个体之间必然会存在着某种确定的秩序要素。个人行动受内化于其中的规范制约,服从于个人意愿的调整。
格氏在对帕森斯的思想进行批判时,并未认真对待帕森斯的理论精神,他对过度社会化问题的解释十分草率。格氏所说的关系嵌入本质上是一种形式嵌入,从未否定方法论个体主义中关于理性个体、经济理性与市场自主性的假定。他关于经济行为的嵌入性分析强调的是行动者如何利用各种关系来实现自身的行动目的,关系是为个体理性行动服务的。在他笔下,求职者是自由人,是能够为了达致经济目的而建立、维系和利用关系的经济理性人。不论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均为个人的经济需要与目的而存在。因此,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说中的理性人、经济理性、市场自主性等要素,构成了市场经济的“硬核”。格氏所修正的,其实仅是市场“硬核”之外的保护带,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根基。格氏在个体行动的基础上,引入了社会网络变量,并探讨了社会网络如何影响经济行动、社会结构如何产生经济绩效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修正了形式经济学的一些假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贝尔特认为,格氏的嵌入性思想与其说是对经济学的批判,不如说是对经济学的补充,他似乎在提醒经济家,在考虑经济行动时,应当关注社会网络。他的理论并未没有提出一种目的性与策略性行动的理论,仅仅补充了经济行为分析的某些变量。[5]斯威德伯格也指出,“网络分析方法并没有形成一个关于到底何谓市场的完整理论,而是构建了一个探索社会关系的一般性方法。人们为什么从事交换活动,市场在何种情况下被建立等,都没有被包含在这一理论当中。”[6]Krippner指出,格氏试图超越原子化个人的假设,但却陷入了经济学设定的模型中,将经济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了。嵌入性观念假定,市场世界可以脱离社会而存在。但即便从理想类型看,市场也不可能不受时空限制,它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制度,反映了一种复杂的政治、文化和思想的炼金术。因此,以格氏为首的网路理论家尽管清晰地验证了市场,但社会内容却从社会结构中蒸馏了。他指出,格氏试图在低度社会化与过渡社会化之间寻求一条认识经济行为的中间道路,但却坚持将经济与社会的本质分割开。这个问题在经济社会学领域产生了一种悖论现象:研究者既可以放弃市场领域而研究社会领域中的经济过程;也可以将市场视为一个自治的理论实体来研究,而清除所有社会因素。因此,嵌入性概念对提升市场社会学的理论化水平贡献甚微。[7]倪志伟等指出,虽然格氏为经济生活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他对人际关系和网络结构本质的片面认知限制了经济社会学的分析视角,无法解释与经济相关的国家、法律、规则、契约、产权等制度,也无从解释维系交易的各种组织制度和与社会规范相关的各种非正式制度。如果缺乏制度性因素的考虑,这种网络嵌入的观点在解释力度上就会受到限制。格氏试图为个人行动建构一种社会基础,但他对网络与制度之间关系的理解是肤浅的。在倪志伟等看来,个体的关系网络除了正在进行的社会互动外什么也不是。这些网络牵涉到动态的社会过程,而不是静态的社会结构。格氏的嵌入说缺乏对行动机制的阐释,这种机制可以解释为什么经济行动者有时候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而脱离持续的网路。
最后,格氏忽视了经济形式的多样性,忽视了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对经济行为的影响。虽然他也提及社会因素,但它基本上等同于社会网,显然简化了社会这一概念的丰富内涵。对此,格兰诺维特曾进行了认真检讨和反思,他指出,社会网络分析犯了两个致命错误:一是将很多精力放在追求网络分析的细枝末节和因果性分析上,却对社会理论面对的重大社会问题缺乏敏感性,忽视了经济关系中的文化、政治以及制度框架的重要性。实际上,社会网络不可能独立于社会建构和权力结构之外,经济行为是嵌入于特定的政治、文化和历史脉络之中的;二是,嵌入性理论未能有效分析较大的文化及政治力量如何影响个人的行动与网络。格氏的理论认知局限表明,新经济社会学的关系主义方法论本质上是沿着个体主义的思路展开的,其理论分析的基本单位是理性个体,没有实现对形式主义经济学的超越和替代,而且缺乏对重大问题的理论关怀。关系人本质上是理性人,是为追逐私利而利用关系的人。社会关系一旦建立,似乎便成为了一种客观的、静态的网络结构,一种可以用数理方法进行演绎推理、按照因果逻辑加以认识的资源。正如塞勒尼等指出,嵌入性观点将社会结构萎缩成关于网络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所有这些智识上的选择,都包含了对理性选择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含蓄让步。在有限理性的假定下,模仿是理性的,网络是被理性个体操纵的资源,而嵌入性不过是在理性选择旁边加了个括号,亦即假设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是平的。因此,格氏所主张的嵌入性观念不仅忽视了阶级的差异,而且忽视了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历史意义,收缩了经济社会行动的时空范围。
但实际上,建立在人际互动基础上的社会关系本质上具有理性与情感、工具性与表达性、历史性与共时性、流动性与易变性等特征,受到特定的文化传统与社会制度的限定,更难加以量化和客观化。因此,关系所能提供的仅仅是对纷繁的日常生活的一种可能的分析方法。[10]总之,新经济社会学明确以方法论关系主义为取向,来弥合方法论个体论与整体论、低度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之间的内在张力。关系存在于个体与社会、个人与集体、经济与社会之间,是开启个体与社会、行动与结构之张力的中间路径。然而,通过分析发现,这些学者主张的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本质是建立在微观基础上的人际互动产物,是经济人为谋求私欲而与他人互动的结果,是一种工具理性关系。当这些学者将关系视为一种客观结构、一种资源和资本时,表明这种分析理路已经陷入形式分析所追求的强调客观性、普遍性和一般性的思维困境之中。依照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解,关系本身是一种客观性资源,这种资源能超越时空限制,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中,其发挥作用的机制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仅是其表现形式而已,即在有的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是弱关系、而在其他社会中可能是强关系。在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表述中,关系成为了理性行动者谋求自身利益而启动的社会资源,是嵌入在经济社会行动之中的资本形式。因此,新经济社会学非但未否认经济理性与经济交往的客观事实,反而赋予了这种理性更丰富的现实基础,如关系理性、社会资本等。它强调的嵌入性,更确切的表述方式是:关系是嵌入在经济社会行动之中的,是理性行动者实现个人私欲的工具。这种嵌入性观点未从根本上动摇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基础。
四、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学研究的“范式自觉”
以社会资本、经济社会行动和关系网络为关注对象的新经济社会学,已沦为了“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女仆”。该学科几乎不加质疑地将形式主义作为其学科基础,去探究人们之间的经济社会关系。从格兰诺维特开创的社会网络理论到以普特南、林南等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理论,这些学者一以贯之的主线,便是将个人主义的价值承诺和方法论个体主义原则蕴涵于其理论分析之中,从个体理性与行为出发,展开对人类经济行为与社会关系的探讨。他们坚持以个人利益和关系理性为中心的分析取向,认为个人的经济行为是一种指向他人、并在社会互动中谋求利益的社会行为。新经济社会学并未从根本上修正、颠覆和取代政治经济学的知识传统。在对个体经济社会行为进行分析时,这些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理路,沦为了其附庸和陪衬。新经济社会学研究范式并非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其本身是存在认知局限的。这种局限既反映了西方理论范式本身的认识论困境,也为中国本土经济社会学的重建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面对新经济社会学理论传统,我们一定要清晰认识到这种理论的知识论、价值论、方法论背景和各种理论之间承前启后的关系,弄清这些理论传统的社会文化与制度语境,把握理论的适应性、时间性与空间性问题。中国经济社会学的发展既要吸收和借鉴西方的知识体系,注重与西方学者进行对话。尤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当立足本土实践,直接面对中国的经验世界,深刻理解中国经济社会关系的本质内涵,重视自身的理论知识传统的积累,熟悉本土社会理论的知识传承与延续关系,而不是对西方理论亦步亦趋,去创造一些完全脱离本土经验、没有现实基础的新概念。只有这样,中国经济社会学才可能突破西方的理论边界,并最终从知识论、价值论、方法论和理论硬核等层面实现自身学科的复兴与重建。要实现这种复兴与重建,当前最为紧迫之事,乃是我们应当具备一种“范式自觉”的素养。
只有具备“范式自觉”素养,才能真正扎根于本土经验实在,对自身的理论知识及其传承关系进行凝炼,和西方学者站在互为主体性的立场上进行平等对话,最终实现本土经济社会学在知识论、价值论、方法论和理论硬核等层面的真正复兴。一个具备“范式自觉”素养的人,首先是一个对西方范式传统具有清晰认识的人,更是一个对本土社会科学的知识传统和中国本土社会经验烂熟于心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承担起本土经济社会学重建的重任。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为中国本土经济社会学的成长做出实质性贡献。“范式自觉”要求我们对过去的知识传统给予更多的保护、尊重和关注,应当重视社会科学知识的传承和新旧交替的过程。不应将“范式自觉”简单地理解为一种保守或守旧的情结,而应当视为一种严谨的学术风尚和治学态度,一种正确对待社会科学知识传承的态度。“范式自觉”不仅强调理论的创新,更强调知识的延续和一脉相承的关系,强调理论知识与知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之间相互建构的过程。本土经济社会学的重建需要几代人沿着一定的知识理路的艰辛探索,需要一点一滴的长时段积累。在此,我们发出“范式自觉”的呼吁,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参与到范式重建问题的讨论中,从中国经验的实践和理论知识的传统中寻找中国经济社会学知识的增长点,实现这门学科的重建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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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应急能力是企业应急管理的综合体现,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活动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已经成为企业关注的焦点。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安全生产应急管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非煤矿山是一个高危行业,当我们在不可抗拒的灾难面前,在突如其来的事故面前,在宝贵的生命与社会责任面前,不能不引发我们对安全与应急管理的深层次思考。
1. 非煤矿山安全生产与应急处理的关系
安全生产是矿山企业永恒的主题,搞好安全生产,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矿山安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要想企业的发展壮大,促进企业健康稳定、持续发展就要不断强化矿山企业的安全。
任何事故都是可以避免的,但在不可预见的灾难和突如其来的事故面前,我们往往显得无可奈何,束手无策,这就要求我们在建设和谐社会,保证矿山安全生产的过程中,需要尽全力做好在紧急状况下的应急管理。矿山企业的应急管理就是企业对突发事件的事前预防、隐患落实、整改措施、落实责任、事发应对、事中处置和善后管理过程中,通过建立必要的应对机制,采取一系列必要措施,保障员工生命安全,保证设备安全运行,从而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活动。
2.全面做好应急管理工作
应急管理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应急预案是应急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开展应急管理工作的主要依据和基本内容。
矿山企业应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从公司到车间、班组、岗位分别制订相应的应急预案,形成体系,互相衔接,并按照统一领导、分级负责、条块结合的原则,同地方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应急预案相衔接。应急处置方案应做到事故类型和危害程度清楚,应急管理责任明确,应对措施正确有效,应急响应及时迅速,应急资源准备充分,要将矿山应急体系建设纳入企业总体发展规划,加强领导,落实责任, 通过紧急避险“六大系统” 的建设,将大力完善矿山应急组织体系、指挥平台、监测预警、预案体系、培训演练、物资保障、科技支撑等方面建设,提升矿山企业综合应急能力。
2.1必须编制应急预案。制订矿山企业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是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方针,规范矿山安全生产的应急管理工作,提高应对风险和防范事故的能力,保证职工安全健康,最大限度地减少财产损失、环境损害和社会影响的重要措施。
2.2编制多少应急预案才能符合应急管理工作的实际需要? 矿山企业编制应急预案的数量应当包括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所要求的全部内容,以此来有效地控制各种事故、灾难的发生和发展;与此同时,又要与自身的应急能力相适应,这就要结合矿山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来确定编制的数量。
2.3矿山企业要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编制一些具有针对性的应急预案。
3.加强预案编制,增强应急管理
对于任何生产工作,常规工作靠规范,突发性事件靠预案—应急机制。矿山企业的安全生产也不例外,一、预案编制要常规化、系统性,并要及时更新;二、要把预案编制列入工作质量考核范围;三、要经常组织演练,在演练中再发现问题,及时修改。
在预案的编制过程中,要成立工作组,制定工作计划要结合本单位的职能分工,成立以单位、部门主要负责人为领导的应急预案编制工作组,明确编制任务、进行职责分工,制定工作计划,同时要紧密结合生产实际,不断修订完善各类应急预案,使预案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进一步提高。同时还要收集应急预案编制所需的各种资料,尤其是要充分借鉴同行业兄弟单位事故教训及应急管理工作的经验,这是我们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宝贵财富。最后要进行危险源及风险分析评估,在对自身的具体情况进行危险因素分析及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的基础上,确定本单位可能发生事故的危险源、事故类型和后果,进行事故风险分析,指出事故可能引发的次生、衍生事故,并形成分析报告,作为应急预案的编制依据。经过以上程序后,确定可能发生的重大事故或灾难,并编制与之相适应的应急预案。
4.应急管理的推行
在矿山企业推行应急管理,要建立三个保障体系,即组织体系、目标体系、考核评价体系。组织体系就是要确立各层面的负责人,能担当起自主管理领导岗位,在工作中要提高管理意识,注重工作成效;同时要推进各项工作管理标准化。目标体系就是指在整个应急管理中、工作的推进中将要实现或达到的目标。考评体系就是要对应急管理工作的考评方法、考评内容,注意要注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推行应急管理,要进一步加强风险管理,这样的风险管理应该是集风险识别、风险预警、应急处置和应急公关四位一体的体系。在矿山企业推行应急管理中,人员素质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现在我们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要求企业管理者对人才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理解,对人才的管理与企业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通过人性化管理,激发员工潜能,努力提高员工的专业技术和安全工作水平,增强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
5.应急管理在矿山安全生产工作中的优势
矿山企业推行应急管理,是现代企业安全稳定运行的需要,是减少事故频发、提高安全管控水平的有效举措。推行应急管理的优势在于:一是合理利用现有资源,体现全员管安全、全员保安全的人本思想,形成企业安全、人人有责的强大合力,有利于企业的安全基础创建;二是在紧急时刻减少企业的管理层次和中间环节,缩短管理半径,避免逐级报送、反馈的繁琐环节,利于安全管控;三是改变平时的管理层次多而管理幅度小的垂直管理模式,上下级之间信息传递的渠道缩短,提高了工作效率。
【摘要】本文针对电力企业生产过程中的灾难与事故,从电力安全与应急管理的关系、加强预案编制、增强应急管理以及应急管理在电力安全生产中的优势等四个方面展开论述,提出应急管理工作开展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电力;安全;应急管
引言
2010年3月初,新疆伊犁地区220kV皇林Ⅰ、Ⅱ线由于发生雪崩灾害,造成5基铁塔损坏严重,造成伊犁电网与新疆主电网分网运行达两个多月。面对受灾范围广、程度深,损失大的严峻形势,新疆有关电力企业坚决贯彻新疆电力公司的应急部署,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按计划提前完成了恢复重建任务,保障了电网的正常运行,履行了应尽的社会责任。
今天,当我们在不可抗拒的灾难面前,在突如其来的事故面前,在宝贵的生命与社会责任面前,不能不引发我们对安全与应急管理的深层次思考。
1.电力安全与应急处理的关系
安全生产是电力企业永恒的主题,搞好安全生产,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可靠供电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要想向社会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促进企业健康稳定、持续发展就要不断强化电力企业的安全。
任何事故都是可以避免的,但在不可预见的灾难和突如其来的事故面前,我们往往显得无可奈何,束手无策,这就要求我们在建设和谐社会,保证电力生产的过程中,需要尽全力做好在紧急状况下的应急管理。电力企业的应急管理就是企业对突发事件的事前预防、事发应对、事中处置和善后管理过程中,通过建立必要的应对机制,采取一系列必要措施,保障员工生命安全,保证设备安全运行,从而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活动。
2.全面做好应急管理工作
应急管理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应急预案是应急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开展应急管理工作的主要依据和基本内容。
电力企业应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从公司到班组、岗位分别制订相应的应急预案,形成体系,互相衔接,并按照统一领导、分级负责、条块结合的原则,同地方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应急预案相衔接。应急处置方案应做到事故类型和危害程度清楚,应急管理责任明确,应对措施正确有效,应急响应及时迅速,应急资源准备充分,要将电力应急体系建设纳入企业总体发展规划,加强领导,落实责任,推进电力应急组织体系、指挥平台、监测预警、预案体系、培训演练、物资保障、科技支撑等方面建设,提升电力企业综合应急能力。
2.1必须编制应急预案。制订电力企业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是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方针,规范电力生产的应急管理工作,提高应对风险和防范事故的能力,保证职工安全健康,最大限度地减少财产损失、环境损害和社会影响的重要措施。
2.2编制多少应急预案才能符合应急管理工作的实际需要?电力企业编制应急预案的数量应当包括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所要求的全部内容,以此来有效地控制各种事故、灾难的发生和发展;与此同时,又要与自身的应急能力相适应,这就要结合电力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来确定编制的数量。
2.3电力企业要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编制一些具有针对性的应急预案。
3.加强预案编制,增强应急管理
对于任何生产工作,常规工作靠规范,突发性事件靠预案—应急机制。电力企业的安全生产也不例外,一、预案编制要常规化、系统性,并要及时更新;二、要把预案编制列入工作质量
考核范围;三、要经常组织演练,在演练中再发现问题。
在预案的编制过程中,要成立工作组,制定工作计划要结合本单位的职能分工,成立以单位、部门主要负责人为领导的应急预案编制工作组,明确编制任务、进行职责分工,制定工作计划,同时要紧密结合生产实际,不断修订完善各类应急预案,使预案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进一步提高。同时还要收集应急预案编制所需的各种资料,尤其是要充分借鉴国内外同行业事故教训及应急管理工作的经验,这是我们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宝贵财富。最后要进行危险源及风险分析,在对自身的具体情况进行危险因素分析及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的基础上,确定本单位可能发生事故的危险源、事故类型和后果,进行事故风险分析,指出事故可能引发的次生、衍生事故,并形成分析报告,作为应急预案的编制依据。经过以上程序后,确定可能发生的重大事故或灾难,并编制与之相适应的应急预案。
4.应急管理的推行
在电力企业推行应急管理,要建立三个保障体系,即组织体系、目标体系、考核评价体系。组织体系就是要确立各层面的负责人,能担当起自主管理领导岗位,在工作中要提高管理意识,注重工作成效;同时要推进各项工作管理标准化。目标体系就是指在整个应急管理中、工作的推进中将要实现或达到的目标。考评体系就是要对应急管理工作的考评方法、考评内容,注意要注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推行应急管理,要进一步加强风险管理,这样的风险管理应该是集风险识别、风险预警、应急处置和应急公关四位一体的体系。在电力企业推行应急管理中,人员素质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现在我们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要求企业管理者对人才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理解,对人才的管理与企业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通过人性化管理,激发员工潜能,努力提高员工的专业技术和安全工作水平,增强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
5.应急管理在电力安全生产工作中的优势
电力企业推行应急管理,是现代企业安全稳定运行的需要,是减少事故频发、提高安全管控水平的有效举措。推行应急管理的优势在于:一是合理利用现有资源,体现全员管安全、全员保安全的人本思想,形成企业安全、人人有责的强大合力,有利于企业的安全基础创建;二是在紧急时刻减少企业的管理层次和中间环节,缩短管理半径,避免逐级报送、反馈的繁琐环节,利于安全管控;三是改变平时的管理层次多而管理幅度小的垂直管理模式,上下级之间信息传递的渠道缩短,提高了工作效率。
结束语
以上是对电力安全与应急管理工作的一点理解与认识。当前电力供需仍然存在不确定的因素、自然灾害和外力破坏威胁始终存在、设备隐患排查治理长效机制尚不完善等,这都将对电力安全构成威胁,就需要全员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不断学习和运用现代安全管理知识,加强对事故的分析预测,提高事前预防,掌握安全生产的主动权,切实做到安全工作真抓实干,让安全推动企业的深化改革和保证经济的腾飞。
摘 要:安全是一切生产活动的根本,在企业生产过程中具有经济和精神双重效益。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企业安全生产形势日益严峻,为了更好的提高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我们有必要在企业生产中推行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从而切实提高企业生产管理水平。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以期对相关从业人员有所借鉴意义。
关键词:企业 安全生产 管理
一、前言
国际劳工组织调查数据显示,全球每年大约有130多万工人死于安全事故或者与安全生产相关的疾病,而且这个数量每年都在不断增加,由此可见,安全生产问题是全世界的难点。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工伤死亡率更是要大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2003年全国工伤事故将近16000起,死亡人数超过13万人,这个数目触目惊心,尽管与交通事故等其它事故相比,工伤死亡人数不算最多,当如果以万人死亡率来计算,工伤可以成为威胁我国人们人身安全的最重要杀手,其中又重要集中于煤炭、化工以及建筑行业,这些行业由于作业危险、生产过程中接触危险的材料、生产工艺复杂,导致成为安全生产事故的主要部分,特别是一些重大的安全事故,不但造成人员伤亡,而且造成人们恐慌,影响社会安定和谐。
二、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体系的建立
1.制定管理手册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很多企业在安全生产建设过程中,由于生产环节多、任务重,涉及的人员也比较多,导致很多制度建设跟不上,有的工作没人做,有的工作没有明确责任,缺乏全过程、全方位的管理。有的生产项目人员都是临时从各个部门抽调过来,任务完成后再回到各自岗位,这种临时性的工作和人员安排造成很多安全生产难以管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为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需要企业制定严格规范的管理手册,通过建立安全标准化管理手册,推进项目进行,管理手册是将安全管理加以提升、规范的纲领性文件,是指导企业实施安全标准化建设项目的重要纲领性文件,通过管理手册对项目目标进行分解,将推行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项目的目的、意义、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的相关术语、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项目管理方针、具体实施内容、应急救援、作业规范、规范文件等内容纳入。安全标准化管理手册适用于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所有进入工作场所的人员的活动、工作场所的设施,将管理手册印制并发放到企业员工手中,方便各部门、项目组成员沟通。
2.设定目标管理
企业应制定安全生产管理目标制度,将考核对象具体化,项目内容细分化,将安全生产管理目标表分发至相关部门,安全生产管理目标表在项目小组定期会议上也可以作为考核的依据。考核方式为月度考核,与标准工资挂钩。各分厂、部门根据标准化建设项目的要求,分别拟定出本部门分解考核的细则,交给项目小组备案。由项目小组制定出各分厂、部门的评分表。为全力推进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企业可以建立激励制度。根据辖区主管部门文件精神,利用奖励金建立激励制度,推进项目进展。如在当年实现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经有关部门验收通过,辖区主管部门可按相关标准给予一次性奖励。扣除项目投入经费后,企业可利用剩余的奖励金制定奖励办法,按照各成员及部门贡献进行划分。除设置集体奖外,还可以设置部门突出贡献奖和个人突出贡献奖,以激励项目组成员和部门。
3.确立项目管理团队
由于企业安全生产基础比较薄弱,而仅靠安全生产部门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来推动项目幵展的,往往造成行政管理和企业实施脱节,执行起来有一定的困难。为确保项目顺利实施,落实责任,保障每一个环节都有人负责执行,企业应建立专门的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项目领导小组,负责推进项目。为保证责任落实,全员参与,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项目领导小组成员将包含企业所有的部门代表,不单单只是生产部门和安全管理部门。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负责涉及部门的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内容。领导小组定期组织召幵安全专题会议,小组负责人负责会议的召集,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遇到的问题。
4.监督管理
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不仅是企业本身的事情,也是当地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对于政府部门而言,要加强对辖区内安全生产形势的科学研判,认真总结工作经验,理清工作思路,完善工作机制,着力解决安全生产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在思想上做到警钟长鸣。认真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检查,把最容易出事的环节、最容易发生事故的部位、最容易忽略的地方作为重点,加强对重大危险源点的监测监控,落实人员和措施,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坚持一般检查与重点检查、综合检查与专业检查、明查与暗访相结合,严格安全监管,严格安全执法,把处罚关口前移,对重大隐患盯住不放,加强督查,尤其加强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道路交通、易燃易爆物品及公众聚集场所消防安全等专项整治,对检查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典型违法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对不遵守国家法令、严重违法、屡屡发生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实行严厉的责任追究,严罚严处。认真落实安全生产强制性培训制度,加大对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班组长、新职工的培训力度。鼓励企业把安全生产管理提升到安全文化的层次,营造“人人关注安全、人人关爱生命”的浓厚舆论氛围。按照安全生产装备最急、安监队伍最盼、安全监管最实用原则,加大安全监管装备的资金投入,切实防范事故的发,努力控制事故总量。
三、结语
总之,企业安全生产体系的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面临着不小的困难和挑战。长久以来,很多中小企业安全生产意识薄弱,缺乏安全管理制度,管理不规范,很多安全生产管理措施都形同具文,没有认真贯彻落实执行,导致企业安全生产流于形式,有检查时注意几天,没有检查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将主要精力用于获得经营利润上。针对这种情况,需要我们从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安全生产意识培养以及教育培训等方面入手,提高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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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作为一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关注于当下社会现实与社会问题,硕博士学位论文作为学科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直接反映一个学科的综合研究水平与研究方向。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社会学学年论文,供大家参考。
内容摘要
2006年,恶搞文化在我国盛行,它们通过戏仿、拼贴、颠覆、解构等手法对主流文化进行象征性的反叛,带有明显的亚文化特征,又因其以网络等新兴媒体进行传播和扩散,生产者多为青年一代,我们称之为网络亚文化或青年亚文化。本文试图在亚文化的背景下解读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及其影响,同时从恶搞文化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的生存现状:人文关怀丧失,人文科学被边缘化,新文学经典难产,知识分子缺乏文化自觉,主流媒体话语霸权引发的沟通缺失。因而,制定相宜的文化战略,重新培植中华民众的民族信仰、文化自觉,营造阅读型、思考型的社会氛围,正确发挥大众传媒的文化传承作用,构建和谐的主流文化环境,弘扬一种健康和谐的文化氛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恶搞”文化 主流文化 亚文化 文化生存 大众传媒
前 言
2006年初,胡戈戏仿电影《无极》制作的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网上流行,“恶搞”现象从此进入人们视野。随后,五花八门的恶搞作品相继出世。如恶搞视频:《春运帝国》、《开国大典》饭店版;恶搞音频:PK黄健翔、方言版《猫和老鼠》;恶搞图片:圣斗士/黑暗使者五福娃、徐静蕾半裸油画;甚至早在2006年之前就有了《Q版语文》、《水煮三国》等恶搞书籍„„其取材不拘,手法多样,创意怪诞,有意无意的大胆解构引发了观众会意的笑声,因而赢得了大批的拥趸,同时也引起了主流媒体及学界的关注。迄今为止,人们关注较多的是恶搞作为一种媒介文化现象或网络亚文化现象对社会的意义,或肯定或担忧。持肯定意见的人们认为,恶搞者(即不愿被传统信念培植的群体)通过戏仿、拼贴的方式来颠覆正统意识形态和解放思想,从而赋予文化产品一种全新的形象或内涵,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而担忧的人们则认为,对经典的、主流的文化进行嬉皮笑脸的甚至是恶意的改写,满足的是人们一时的低级趣味,从长远看,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的传承,应该制定相关政策予以控制乃至禁止。
恶搞文化到底像肯定者认为的那般可爱(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还是如担忧者想象的那样可怕(满足低级趣味,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传承)?撇开其利弊,本文力求从这一特有的亚文化现象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生存现状,并对其现行生存观及文化战略进行思考,同时包含对大众传媒这一文化推手的审思。
一、亚文化背景下的恶搞文化
(一)亚文化背景
主文化是社会中处主导地位的文化,为社会普遍认同;亚文化通常是指宏大文化中的一个亚群体,是以主文化为参照物(也即与社会代表性的主流文化相对应的)的同一共生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类型,是社会中居辅助的、次要的、边缘地位的次文化。主文化和亚文化都是隶属于文化这一大系统的子系统。[1]
在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研究的芝加哥学派首先提出了“亚文化”(subculture)的概念。随后,伯明翰学派针对当时英国舆论媒体把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描绘成“民间恶魔”的做法,提出了“亚文化研究”(subculture studies)的概念。青年亚文化是伯明翰学派早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它奠定了早期伯明翰学派在西方学术研究界的地位。研究者认
前 言
2006年初,胡戈戏仿电影《无极》制作的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网上流行,“恶搞”现象从此进入人们视野。随后,五花八门的恶搞作品相继出世。如恶搞视频:《春运帝国》、《开国大典》饭店版;恶搞音频:PK黄健翔、方言版《猫和老鼠》;恶搞图片:圣斗士/黑暗使者五福娃、徐静蕾半裸油画;甚至早在2006年之前就有了《Q版语文》、《水煮三国》等恶搞书籍„„其取材不拘,手法多样,创意怪诞,有意无意的大胆解构引发了观众会意的笑声,因而赢得了大批的拥趸,同时也引起了主流媒体及学界的关注。迄今为止,人们关注较多的是恶搞作为一种媒介文化现象或网络亚文化现象对社会的意义,或肯定或担忧。持肯定意见的人们认为,恶搞者(即不愿被传统信念培植的群体)通过戏仿、拼贴的方式来颠覆正统意识形态和解放思想,从而赋予文化产品一种全新的形象或内涵,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而担忧的人们则认为,对经典的、主流的文化进行嬉皮笑脸的甚至是恶意的改写,满足的是人们一时的低级趣味,从长远看,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的传承,应该制定相关政策予以控制乃至禁止。
恶搞文化到底像肯定者认为的那般可爱(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还是如担忧者想象的那样可怕(满足低级趣味,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传承)?撇开其利弊,本文力求从这一特有的亚文化现象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生存现状,并对其现行生存观及文化战略进行思考,同时包含对大众传媒这一文化推手的审思。
一、亚文化背景下的恶搞文化
(一)亚文化背景
主文化是社会中处主导地位的文化,为社会普遍认同;亚文化通常是指宏大文化中的一个亚群体,是以主文化为参照物(也即与社会代表性的主流文化相对应的)的同一共生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类型,是社会中居辅助的、次要的、边缘地位的次文化。主文化和亚文化都是隶属于文化这一大系统的子系统。[1]
在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研究的芝加哥学派首先提出了“亚文化”(subculture)的概念。随后,伯明翰学派针对当时英国舆论媒体把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描绘成“民间恶魔”的做法,提出了“亚文化研究”(subculture studies)的概念。青年亚文化是伯明翰学派早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它奠定了早期伯明翰学派在西方学术研究界的地位。研究者认
为,青少年中流行的亚文化构成了对体现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英国主流文化的一种象征形式的反抗。“亚文化是与身处的阶级语境相联系的,青年亚文化产生于社会结构和文化之间的一个特别紧张点。它们可能反对或抵制主导的价值和文化。” [2]因此,“抵抗”便成为亚文化研究的关键词之一。伯明翰学派认为,二战后英国出现的诸多青年亚文化是对支配阶级和霸权的一种抵抗。这种抵抗,是对社会解构中的矛盾和集体存在但又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象征性解决”的尝试,代表着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对社会状况进行批判和抵抗)的特殊抵抗方式,是与他们生活状况之间的“想象性关系”。也即如亚文化研究者菲尔·科恩所说:“亚文化的潜在功能是表达和解决(尽管是想象式的)母体文化中仍潜藏着的悬而未决的矛盾„„无赖青年(teddy boys)、摩登派(mods)、朋克族(punks)、光头仔(skinheads),所有这些亚文化都以不同的方式再现了一种尝试,旨在恢复母体文化中一些被摧毁的社会凝聚力,把它们和来自其他阶级成分的东西合并起来,象征性地形成了面临困境时的种种选择。” [3]言外之意即是:哪里有主文化的压迫,哪里就有亚文化的反抗。于是,恶搞者通过打破日常符号系统或霸权的规则,以挪用、改换和拼贴造成表意系统的失调,以此来实现“有意为之”的交流,把注意力引向自身。然后通过由此形成的风格对权威符码和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形式进行间接的抵抗。
亚文化有时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反文化,直接在政治上以革命性的、激进对抗的方式对主导文化构成挑战,但这种直接对抗不会坚持很长时间。更多的时候,亚文化的抵抗是风格化的、仪式性的,它反抗主流文化并将其自身从主流文化中剥离出来,但同时也努力自觉去适应主流文化的某些特定方面,而且它不被认为是颓废和道德堕落的表现。亚文化的抵抗与反叛性主要体现在追求价值观、时尚、风格等方面。
(二)恶搞文化的亚文化特征
所谓“恶搞”,是指那些用一种平面乃至负面的心态和视角表达思想情感和情绪见解的文化行为。它的形式指向是针对某些已经被历史化了的思想文化定论,它的内在逻辑和方法论特征是颠覆与反叛,在审美趣味上,“恶搞”突出了戏仿、自嘲、反讽、亵渎等多种现代与后现代的风格元素。除了思想文化的层面之外,恶搞也辐射了大量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
恶搞文化又称Kuso文化,是一种以无厘头的方式颠覆经典、张扬个性的典型网络亚文化。最初由日本的游戏界传入台湾,成为台湾BBS网络上一种特殊的文化。Kuso文化进入内地时多被意译为“恶搞”,所指代的对象多为对游戏、照片的移植、拼凑和修改,较多表示人们用调侃、嘲笑或是游戏的心态对喜欢或不喜欢的作品进行结构另类创作的风格。恶搞文化带有很明显的娱乐性和草根性,在2006年的恶搞作品中,它们主要对中国传统英雄人物、古典名著、主旋律影片、标志性图像进行花样百出的恶搞。就其创作意图来说一般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无伤大雅、可作生活润滑剂的“恶搞”;另一类则是颠覆传统篡改历史的恶搞。综观当前的恶搞文化,它类似于这样一种亚文化或“反文化”:通过离经叛道的、“有意为之”的交流,对主流文化的权威性表达了象征性的反叛,打破了各
种形式的文化产品的常规,以期达到打破任何规律,质疑这些规律向人们提供的任何知识,颠覆这些知识所培植起来的任何信念的效果。同时还大胆表达了人们对主流传播文化的怀疑和厌恶,对强加于己身的东西之无奈,对主流文化中的虚假、恶俗感到痛恨。它们具有四个鲜明的特征:用乾坤大挪移的手法颠覆经典与权威;以完全搞笑的形式对一本正经的主题进行近乎荒.唐的解构;通过网络等新兴传媒进行传播和扩散;无厘头的个性批评大多迅速演化为参与广泛的大众娱乐活动。[4]
从以上论述可知,恶搞文化对主文化(或主流价值观)的颠覆(即所谓风格化、仪式性反抗)、复制、拼贴、解构的现代与后现代手法,娱乐至上的大众狂欢等特征,带有非常强烈的亚文化色彩。加之恶搞文化是通过网络等新兴传媒进行传播和扩散的,我们称之为网络亚文化。又因其生产者多为青年一代,故而我们也可将其界定为一种“青年亚文化”。
(三)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及影响
1.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
恶搞文化在2006年大行其道,归根结底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文化虚无主义的影响和传统教育的桎梏。近百年来对待传统文化的偏激态度,尤其“破四旧”等极左思潮的长期肆虐,致使传统文化几乎体无完肤。近年来,经典性传统文化在经济大潮中被推向产业化,昔日的精品走向商品化、庸俗化,文化无奈地同市场、收视率、门票、销量接轨,以无厘头的自我丑化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传统教育依然老气横秋,不能在传播优秀思想、构建并巩固良好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有所作为。
二是与开放的环境和多元文化有关。外国文化的大批量引进,使一部分人数典忘祖,加之主流文化过分强调崇高,反而变成伪圣化,在浮躁中失去文化信仰的人们倾向于以嘲笑崇高为乐事。恶搞文化自娱也娱人的娱乐精神,追求个性解放、自由思考的现代意识契合了其消费需求。
三是社会具备传播该文化的传播技术和传播渠道。当前流行的权威解构、草根至上和个性张扬的后现代文化是恶搞产生的生态环境;现代社会的人们追求轻松的个性化消费是恶搞产生的社会心理;恶搞凸显了网络传播的“娱乐”功能和“经济”功能,从而得到了消费者和媒介的双重肯定,具备了恶搞文化所需要的消费需求。而网络时代,数字化技术的廉价易得和网络平台的畅通无阻恰好给“恶搞”文化的制作、发布、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现实可能性,使一直稀缺的话语权开始泛民主化。
2.恶搞文化的影响
有人认为,“恶搞”不是洪水猛兽,在一定程度上,它能与时俱进地给传统文化注入富有时代感或现代性的血液,以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进行文化启蒙。但是,我们却不得不警惕恶搞文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第一,恶搞严重折损民族、文化脊梁。泛滥成灾的恶搞文化,把英雄人物变成小混混甚至变成反面人物,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数典忘祖,它严重影响到人们对经典、历史及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使我们的民族失去了理想与信仰、失去了诚信与精神,而这将
是对民族脊梁和文化脊梁的严重折损。
第二,恶搞导致文化肤浅化乃至消亡。进化论的杰出代表赫婿黎在百年前就曾预言:如果文化沦为“恶搞”,那么文化迟早消亡。主流文化界将恶搞视为洪水猛兽不难理解,因为超越法律和道德底线的恶搞不仅在颠覆主流文化历经多年建构起来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更在愚蠢地拔我们中华文化的根。
第三,恶搞导致文化原创力萎缩。倘若恶搞短片所出现的模糊随意、不暇思索的品格向低层次发展,就会使文化变成媚俗甚至恶俗的复制品,形成思想懒惰,人心浮躁的不良社会风气,导致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文化原创力的萎缩。这对主流文化将是最致命的冲击。
二、从恶搞文化出发考察中国文化的生存状况
客观地说,恶搞文化虽无厘头,但未洞穿中国传统文化道德底线的善意恶搞还是颇具创意的。恶搞文化受到欢迎证明了其魅力所在,与此同时也折射了主流文化本身存在的桎梏及不足。
(一)主流文化的桎梏
主流文化处于中心的、统治的地位,却经常忽视了“沉默的大多数”的呼声,使学术沦为镜花水月的精英游戏,使主流文化的思想沦为没有良知的思考,严重缺乏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照。这群被忽略了的“沉默的大多数”倾诉的愿望在恶搞文化兴起的时刻膨胀了。《春运帝国》以“搞笑地对待认真的事,严肃地对待搞笑的事”这样一种叙事方式,剪切了《黑客帝国》的片断,配以严肃的台词,向人们讲述了农民工春节回家买票难的这样一个社会事实。有传媒人士称,我们平时看到的资讯并不是事实的全部,而是经主流媒体加工过滤过了的消息。所以,当面对诸如农民工春节买票难这样一种现实时,主流媒体是绝不会以《春运帝国》那样轻松调侃的方式对底层民众的深沉苦痛进行如此酣畅淋漓的讲述的。
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主创者、美术家韩美林在2006年年初的第三届“文化讲坛”上曾精辟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仅要有实力,更重要的是要有魅力,这个魅力就是文化,就是艺术„„谁有权,谁钱多,谁就说了算。这就是没有文化的文化。” [5]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的文化在市场经济的指挥棒下,从来是“钱权说了算”,总是徘徊在“制造”与自我复制层面,因而我们的文化思想领域在改革开放多年后还是局限于一个狭小的笼子里,闭门造着没思想没精神没内涵没人文的文化,也即韩美林所说的“没文化的文化”。
有学者更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的崛起没有带来文化的复兴,也没有造就一种新的文化。相反,经历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洗礼的中国越来越难以见到传统的痕迹,传统文化正在加速度地消失,被商业文化、快餐文化所取代。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失去文
化传统的文明。[6]而且,改革开放后20多年来的中西交流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价值在西方文化与价值的冲击下被逐步解构,中国人原有的文化自豪感、民族自信心日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两个极端:在一部分人中国家认同感严重淡漠了,而在另一部分人中国家认同感却病态地强化了。[7]这两种夹杂着过度的文化自卑或文化自负心理的中国人暴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不叫人自信的文化必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桎梏。
(二)主流文化的不足
1.人文关怀在商业化大潮中逐渐丧失
诸如《边城》、《芙蓉镇》、《白鹿原》等充满人文关怀的文学作品在当今文学界已门可罗雀。现代人处于竞争激烈的经济浪潮中,寻找精神慰藉和心灵憩息地的愿望几乎成为一种奢望。任何文化一旦离开其存在的社会历史背景而言其真伪、对错都是扯谈。人文精神的缺失,使文学如失去了肥力的土壤,抵抗力变得脆弱。而文学作品里的人文精神正是文化的营养,一旦文学变得营养不良,包装诱人的“洋快餐”、创意怪诞的恶搞文化一出现就会激起人们强烈的欲望。而狂吃“洋快餐”、滥喝“洋墨水”、尊崇追捧“恶搞”文化(这里的恶搞是指那些颠覆传统、篡改历史的“恶搞”)的结果是,中国民众将成为精神贫血的对象,自身文化造血功能渐趋紊乱。中国文化的精髓也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无人问津的尴尬境遇里。在此境遇下,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如果在面对公共领域的人文失范、人文瘠荒还无动于衷的话,中国文化就只能不断衰竭下去,因为人文失范、人文瘠荒带来的弊端已然影响着整个社会态度与表述空间了,而不单单限于文化领域的冲击了。
2.知识分子缺乏承担阐释公共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自觉
从一般意义上说,人文知识分子乃是人文精神的提炼者、言说者、解释者和承担者。但是,2006年12月,由德国汉学家顾彬引发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事件大讨论,拷问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精神(Public Spirit,不怕自身受到损害而坚持正义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精神言说者、承担者的责任失职。“德国有属于自己的声音,属于中国的声音在哪里?”各大媒体风传顾彬这样质问中国知识分子。后来证实这是中国媒体对顾彬言论的过度阐释和扭曲。但有趣的是,媒体却误打误撞,借顾彬的口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解释者——知识分子的窘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其位不谋其政,只能临渊羡鱼不能退而结网,这恰恰是当代知识分子的真实命运和文化的悲剧。
作家、评论家们昧着良心成为经济的依附和帮凶,使仅有的文化警醒意识沦落为谄媚与吹捧的媚俗。冯骥才在谈到如何延续传统文化时这样说:“务必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传统文化建设一定不能依靠市场,在尚无足够的文化自觉之前,传统文化建设要靠外力推动,要靠制度保障;二是一定要坚持向子孙传播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而不是改良文化,”[8]但是,我们非但没有完善的文化制度保障和传播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还无奈
地到了作家李锐所说的:“我们有了先锋,有了新潮,有了大师,有了一切一流的理论,三流的作品,就是没有了自己的痛苦,自己的仇恨,自己的幸福,自己的希望,自己的厌烦,自己的幽默”[9]时刻,中国文化的原创力伴随着可怕的速度不断萎缩,作家、评论家等站在文化最前沿的中国知识分子失掉了自己感知幸福和痛的能力,失掉了承担公共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果敢与自觉。我们的民族文化血性及个性愈显单薄苍白,抵御外来文化糟粕的免疫能力越来越弱,主流文化生存亦面临严峻挑战。#p#副标题#e#
3.人文科学被不断边缘化,读者对新文学经典望眼欲穿
人文科学是关于精神的科学,即关于心灵和情感的科学。但在商品化、市场化、物质化的社会,人文科学因为不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政治、经济效用而被人们轻视。而文学经典作为人类经验、智慧、情感和美的结晶,它对个体人生和群体社会的影响是长远的。当今的大学生不再热衷于钻研文学、研究哲学,而是移情别恋于经济实用的社会科学书籍。人文科学的边缘化由此可见一斑。
2004年9月,林长治的《Q版语文》将31篇语文经典课文打造成无厘头爆笑故事出版,卖得相当火爆,作者被誉为“出版界的周星星”。2005年1月,《Q版语文》被叫停,当局认为该书是对新课标的误解、歪曲,亵渎了文学经典与传统文化,会在语言上、文学上、审美趣味上及思想道德方面给学生带来负面引导。原因是《Q版语文》虽然内容诙谐幽默,情节出奇,对白趣怪,但已面目全非,如卖火柴的小女孩成了促销女郎,少年闰土变成了古惑仔等。标新立异的《Q版语文》被学生奉为经典,不但折射了我国义务教育教条式的可憎面目、说教式的刻板尴尬,还表明中国品格深厚、文学境界高雅的文学作品日渐寥寥,而读者渴盼的具浓郁社会气息的新文学经典却又迟迟处于难产时期。社会大众正逐渐失去思考、阅读的耐心,恶搞式快餐文化正在引领着阅读潮流。
4.主流媒体的话语霸权引发沟通代沟
大众传媒,特别是隶属党政机关的机关媒体,掌握着珍贵的话语权,充当着党的喉舌,却与平民大众有着严重的代沟。因为新闻从业人员选择的新闻,可能并不符合受众的需求,受众只能相对被动地关注媒体给他们的议程设置,也即受众只能“被迫关注”;相反,一些受众希望关注或应该关注的议题或命题,并没有引起新闻从业人员的关注,造成受众的“关注缺失”。这种“被迫关注”与“关注缺失”容易造成这样一个矛盾:受众厌倦的新闻(如杨丽娟追星事件)泛滥成灾,真正深入民心的新闻却严重缺席,造成媒体与受众之间不可逾越的沟通代沟。
2006年11月,《南方周末》记者吴虹飞在《从足球解说员到娱乐圈明星(引题) 狷狂黄健翔》中对黄健翔意大利“解说门”事件作了过度阐释,多家网站甚至将其讲解词制作成黄腔手机铃声牟利。对此,黄健翔勃然大怒,认为“记者的良心被狗吃了”,媒体缺
乏善意,以恶搞和滥炒为目的,“给我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和痛苦”。[10]而吴虹飞却又相当委屈,认为自己已经“我基本上,保证所有的引言都有出处,我写得小心翼翼,步步为营„„简直是写一个论文一样小心,就差标出注解了”,[11]反而是黄健翔“他的问题在于:他不但是一个名人,而且他自己也充当了媒体(博客),对自身和他人加以了很多倾向性评判。”
[12]由此凸显出来的“沟通代沟”表明,掌握着话语霸权的大众传媒如何达成传媒与大众之间的良性沟通至关重要。
因而,恶搞元年的恶搞文化现象就不仅仅是单纯意义的个案,主流文化之所以要遏制恶搞文化的“恶性循环”发展,有着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和审慎的考虑。因为主流文化自知本身并非完美无缺,恶搞文化踩中的恰是它最脆弱的部位,所以打压恶搞文化迅猛的发展势头显得很有必要。
中国文化如何在纷扰的时代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并积极迎接自己的未来?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真问题。
三、主流文化的生存策略
(一)制定先进的文化战略
“所谓先进文化,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具体而言,这种文化应该具有文化内容的先进性,文化形式的大众化,文化传统的继承性,文化任务的基础性和文化发展的时代性„„先进文化有三个维度,即继承过去,立足现实和面向未来。”[13]因此,制定符合历史发展的先进文化战略至关重要。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文化紧扣先进文化三个维度,使继承过去,立足现实和面向未来三者有机统一和辩证发展,使中华民族的理性精神始终处于一个有机的和生长着的文化形态里,同时促使其积极因素不断随历史的变化进行成功的自我调节,始终保持文化的良性发展。
1.培养全民的文化自觉,捍卫主流文化阵地
何谓“文化自觉”?它首先是一种文化自信。借用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观点:它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它是一种对传统的自主创新与开放借鉴合而为一、互以为力的精神品格,是对本国文化建设有足够的文化职责及充分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的文化意识。文化自觉意识的存在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对先进文化的不懈追求和对传统文化的审视与反思,早已构成了我国文化发展的主旋律。费孝通先生所强调的“文化自觉”、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论”,都是在进行着一种“返本开新”的积极尝试,这里追求的“新”就是在强调一种对先进文化的追求。费孝通
先生曾强调,任何文化都有属于自己的根和种子,也就是说,文化有自己的历史传统。文化的发展有属于自己的特定的规律和优良基因。要让文化保持历史传统的健康基因,又要使之具有不断适应新的环境的能力。[14]因此,我们就要深入了解我们的优秀历史传统文化的文化内涵和社会背景,培养自己的文化自觉精神。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取得捍卫主流文化阵地的主动权,重塑文化魅力和民族自信心。也惟有如此,外国毫不尊重中国原创文化著作权,把中国四大名著改编得粗俗不堪的历史才不会重演。倘若中国人失去了应有的文化自觉意识,丧失了文化自救精神,那么,中国文化只能任由他国文化帝国主义肆意恶搞,遭遇经济的粗鲁绑架。
2.构建和谐的文化环境,张扬健康文化
文化的良性发展离不开和谐的文化环境,而和谐的文化环境有赖于文化多样性生物链的维系。恶搞文化是处于边缘地位的亚文化,可能带来一场文化灾难,但它同时又是一种新鲜的文化形式,谁又能断言它不会开启文化新纪元呢?我国历代的民间故事、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鲁迅的《故事新编》都是优秀的恶搞经典,它们以怀疑态度对待写作对象,善于将作品的能指和所指撕裂,从而瓦解其中所蕴含的深刻模式,荒诞中无不透露出对世事人情的洞明,在讽刺、戏说与搞笑反传统的过程中,隐藏着深刻的启思意义,深受下层民众的欢迎且未对主流文化造成明显的冲击。单从这一层上,主流文化就没必要对恶搞文化感到恐惧,给予善意的恶搞文化一定的生存空间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正像羚羊要跑得快就必须要有狼的存在一样,主流文化也需要像恶搞文化这样的“狼”来鞭策自己不断成长,警醒自己保持足够的危机意识,否则再优秀的文化文明也注定会在无“狼”的安逸环境中不断衰弱、退化乃至灭亡。
张扬健康的文化需要知识分子做出表率。知识分子的公共精神及文化警醒意识,可贵的良心和良知,将使他们更有勇气面对目前严峻的人文瘠荒状况,进而自觉保持文化理论的有效性和合法性,能对一切文化特权、一切文化糟粕加以质疑,给予批评;而不是成为经济的俘虏或奴隶。如此才能使主文化更好地立足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根基上,填补其缺失的空白,不断创造出与时俱进的文化精品,对文化糟粕起到拒斥作用。并能历史地、理性地、审美地看待世界,坚守人文科学精神的家园,为人类也为自己的生存建构并护持一个温馨美好的人文环境和高雅和谐、生机盎然的精神世界。
(二)在改革中反思并培养阅读型、思考型社会
当青少年阅读着被恶搞过的名著,背诵着被整容肢解过的唐诗宋词;当人们与传统文化越走越远,在浮躁的经济社会中失去可贵的阅读习惯和思考的耐心;当中国文化的中流砥柱——知识分子们也在商业大潮中失却文化人的本色,惟钱至上„„这个时刻,对现代的教育体系进行改革和反思,培养阅读型、思考型社会刻不容缓。
《Q版语文》在主流文化界看来是新的恶俗文化,不但亵渎民族感情,篡改民族历史,贬抑民族精神、民族文化;还突破了文化本身所能容忍的底线及个人道德底线,严重影响了青少年价值观的培养。但《Q版语文》如果完全原创,那么这种幽默就很值得呆板严肃的传统语文教学去借鉴。因此,什么时候有超越于《Q版语文》的、对传统语文教材的改革有所启发的新语文,传统教育实在应该将其很好地引入其教学实践中去,给面临灵感枯竭的语文教育输入新鲜血液。尝试恶搞文化的另类思维对传统教学模式的启发,这对处于尴尬境地的语文教育教学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自我文化优秀传统的传承是不断与时俱进的渐进过程。目前文坛遭遇的一个尴尬是,当前正版书籍价格奇高,与普通民众的消费水平不相符合,造成正版书无人问津,盗版书籍畅销无阻的尴尬局面。这就要求我们在珍惜、保持文化传统同时,把握住时代的脉络和历史向度,不断融以现代性的语言、内容、形式,构建时代感强的当代文化精神,填补当前民众的文化精神空白,不断创作引人思考、启人智力、与时俱进的新文学经典,能使大众喜欢且消费得起。同时严惩任意盗用、恶搞文化资源者,加大力度肃清文化市场。不然,培养阅读型、思考型社会的理想只能是空想。
(三)正确发挥大众传媒的文化传承作用
在恶搞文化盛行的2006年,凸显了大众传媒在文化操守、网络文化道德守望上的力不从心。大众传媒加速了对传统价值颠覆的个体日程,使相当多的人进行了自我反叛,与此同时,个体认同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危机。为避免恶搞文化“为所欲为”,建设健康的网络文化系统迫在眉睫,如实行网络实名制、制定可操作性强的网络道德规范、法律,防止网络犯罪等。
此外,发挥大众传媒的文化传承作用,“让边缘发声,让弱者自我表述” [15](恶搞文化是边缘的“沉默的大多数”忍不住发出的声音,是习惯处于劣势地位的弱者铿锵的自我表达)显得势在必行。由媒体俯视效应惯性思维造成的“被迫关注”与“关注缺失”的矛盾使“媒体在未来可能有很大的危险”。[16]新闻工作者是坚守社会良心、深含人文关怀精神的执行者,但他们却很难不在把关过滤资讯的时候犯“被迫关注”和“关注缺失”的失误,因此,如何达成传媒与大众之间的良性沟通,选择最有价值最必须让人们知悉的资讯,最大可能传达给受众自己所看到的真实的中国应当成为新闻工作者的终极追求。
文化多元化发展必须要经历文化融合。因为在文化融合过程中,一来是把外来文化融入自己的文化,为自己注入新鲜血液,增添生机和活力;二来是把自己的文化融入到异质文化中去,扬弃自己原有的认知结构,从而既保留本民族文化的合理因素,又兼容了异质先进文化积极因素。[17]这样不但可避免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合唱,而且在交流和融合中还可以实现世界多元化文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目标及“和而不同”的理念。[18]更重要的是能使“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中国文化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
在如何对待中外文化差异问题上,鲁迅先生主张采取“拿来主义”态度,即面对“他文化”既不妄自菲薄,又不唯我独尊的择而取之、为我所用的心态。徐圻进一步指出,“对于中国来说,不管是什么样的精神文化资源,只要有利于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和有利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加强,就都可以成为先进文化的鲜活内容。” [19]在亚文化问题上,彭志斌先生认为,亚文化的存在,可以促使主文化创新,有利于加强群体整合,促进社会的协调和稳定。[20]言外之意实为:未突破法律和个人道德底线的善意恶搞,不失为一种新鲜的文化样式,大量恶搞文化的存在及其之间的交流、融合必将促进主文化的创新。因此,技巧性地运用“拿来主义”理论,不断强化中国文化的内在体质及其文化内涵,进而逐步形成中国文化的特色及创造性理念;与此同时,中国必须摆脱那种对各种文化和各种宗教的肤浅解释,“我们要做的,不是消除不同的价值观,而是提倡更好地理解,更好地尊重别的文化。” [21]因为只有这样,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才能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在不断的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大同存小异中共同发展。
结 语
诚然,恶搞文化因其非原创性不会有太大的生命力,迟早会被商业文化收编。再者主流文化一旦发现苗头不对,势必会加以打压。因而,恶搞文化一时不会成为主流文化,它只能是一种边缘文化,聊以搏大众一笑。但是主流文化的担心却并非是杞人忧天。如果历经恶搞文化的冲击,主流文化还是“死性不改”,不思进取,那么,遑论主流文化有多么深厚的文化积淀,或是多么稳固的体制,迟早也会被其他文化形式取而代之。
在这种情况下,在亚文化的视野下研究恶搞文化并理清其与主流文化的关系和利弊,清醒地认清主流文化的生存现状及思考中国文化的路应该怎样走显得非常必要。同时,提
醒大众的文化责任、文化自觉,营造良性的阅读型、思考型社会氛围,对阻碍主流文化发展的各种障碍进行审慎思考乃至排查同样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而所有这些就需要大众传媒、文化界、教育界等部门或个人共同来作进一步的努力。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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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腐败犯罪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毒瘤。处于社会转型期,众多犯罪类型中的腐败犯罪很大程度上阻碍我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以来,国际和国内对我国反腐进程高度关注。反腐一直都是民众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从犯罪社会学的角度对当前社会转型期的腐败犯罪成因进行剖析,并且提出了一些治理方案。
关键词
社会转型期;腐败犯罪;治理
目前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层出不穷,我们需要关注这些社会问题,并且从中找到治理的对策。社会转型期内,我国腐败问题尤为突出,既牵扯到整个社会的宏观发展,又涉及到民众的切身利益。那么,对于我国社会转型期的腐败犯罪,我们可以作出具体分析,从而找出一些对策遏制腐败现象。
一、社会转型期的含义
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渡过程,是社会中的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进化过程;是社会结构的整体性、根本性变迁,它不是指社会某个领域的变化,更不是指社会某项制度的变化,而是指社会生活具体结构形式和发展形式的整体性变迁。随着我国不断迈开改革开放的步伐,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乡二元制结构的冲破伴随着大量的人口流动,同时不同的文化不断地汇聚,然后冲突或者相互吸收。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冲突集中体现在法制与传统习惯的冲突,市场竞争与垄断的冲突,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的冲突等等。
二、我国目前腐败犯罪的新特点
我国目前反腐形势严峻,习对腐败犯罪深恶痛觉,采取绝不姑息的态度,后我国反腐成果显著,甚至出现了一些新的词汇。从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腐败犯罪现象的新特点。
(一)腐败犯罪手段多样化社会转型期,我国经济在迅猛发展之中,从计划经济到现在的市场经济,经济制度的改变能够让我国资源得到优化配置。而官员手中掌握的权利决定着这些资源的分配。各种国有资产,如土地、矿产、石油行业无疑成为腐败犯罪的重灾区。腐败犯罪从官员本人直接收受现金转向更为隐蔽的犯罪手段。从周永康落马后,整个腐败犯罪链条中,我们可以看到周永康的整个家族成员成为商人行贿对象。官员家属开设公司的资金大都来源于商人,而这些隐蔽的资金很难查到来源。还有一些人会收集相关官员喜好,投其所好。从名画、玉石到毒品,行贿手段层出不穷。
(二)网络成为反腐重要阵地网络不仅成为腐败犯罪举报的工具,更成为民众了解腐败犯罪的重要途径。也促使官员在生活中更加谨慎。从之前的“表哥”到现在腐败犯罪的新词汇“通奸”、“不正当男女关系”。正是因为网络,我们接触了解到了更多的腐败犯罪,从而能够提醒自己保持自我的道德准绳,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随着电子计算机不断普及,网络成为举报和反腐的重要途径。当官员利用职权谋取私人利益时,群众通过网络举报往往成效显著。
三、社会转型期的腐败犯罪成因
社会转型期的腐败犯罪层出不穷,我们需要正视腐败犯罪产生的原因。分析其产生的成因。犯罪原因宏观与微观层次论认为犯罪原因是犯罪学研究的核心。它包括两个基本的视角:个体犯罪形成的原因,总体犯罪形成的原因。前者是犯罪原因的微观调查,后者是犯罪原因的宏观研究。微观原因将个体犯罪至于微观社会中,核心是对犯罪人个案的微观社会剖析,探析一个人为什么犯罪,宏观研究将总体犯罪置于宏观背景下,核心是对犯罪现象的宏观分析,揭示社会为什么存在犯罪。笔者主要从腐败犯罪的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探析其产生的原因。
(一)社会转型期腐败犯罪产生的宏观原因1.经济与腐败犯罪。我国经济改革成果显著,改革开放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对于官员而言,他们每天见到的都是比他们物质条件丰富得多的各类人。作为官员,他们手中的权利让他们获得一定的地位,但是并没有拥有过多的财富。那么一旦他们把获取财富作为自己的目标,但是又没有其它手段来获取更多财富,就很容易走上腐败犯罪道路,利用职权为自己谋取利益,把国家利益和职责放在一边。正如默顿认为当文化规定的作为普遍追求的合法目标与社会结构所能结构的借以实现目标的社会认同手段之间存在冲突时,就会使人们体验到“失范性紧张”,为了消除这种示范性紧张,人们便可能以形式主义、退隐主义、反叛等方式表现出越轨行为。2.文化与腐败犯罪。在社会转型阶段,官员面临着诸多文化冲突。中国传统文化的“官本位”思想与现在的廉洁奉公思想产生冲突。国外腐朽的资本主义享乐思想与公务员艰苦朴素的思 想产生冲突。官员在面临着这些不同文化带来的冲击,如果思想不坚定,很容易走上腐败犯罪的道路。在这些文化冲突的过程中,会有部分人走上腐败犯罪道路,从而形成自己的亚文化,来对抗恪守职责、廉洁奉公的主文化。所谓“亚文化群”理论,是指全体成员在密切交往过程中会逐步形成与主流文化相差异的文化特性,这种群体亚文化一旦形成,便具备自我再生产和自我维持功能,群体成员效忠于这种文化并受其控制。官员一旦进入到亚文化群体中,思想就会松懈,和一些不法商人勾结起来。一些落马的腐败官员会沾染黄、赌、毒等不良嗜好。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贪腐的官员都是链条式落马,彼此勾结,官官相护。因此在社会转型期内,官员在面临不同文化冲击时,要坚守住内心的底线。3.社会控制与腐败犯罪。社会控制论认为阻碍人们走向犯罪的原因有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的抑制因素。外部的抑制因素就是社会约束或社会联系,内部因素则是健康的个人品格所表现出来的那些“内部力量”。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的抑制力脆弱,都会导致人们走向违法犯罪。中央巡视组在一轮巡视过后,打击掉诸多腐败根基。但是缺乏相关的监督制度,使得官员大都抱着侥幸的心态。因此把腐败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我们当前所需要做的工作。除此之外,有些官员并没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内化,成为自己工作的准则。以至于会出现诸多贪腐现象。在有些会议上,一些官员会大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引经据典熟练地阐述,但是会后就被中纪委带走。官员没有用行动去践行核心价值观,而更多的是挂在口头上。
(二)社会转型期腐败犯罪产生的微观原因1.家庭与单位因素。长期和各种富裕商人打交道,官员家属难免会产生相对剥夺感。所谓相对剥夺感,是指个人或群体在以他人或群体为参考系进行比较时发现自己处于劣势后所产生的消极社会心理。虽然权利让他们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享受了较好的社会福利。但是相比周遭的朋友,就可能产生一种处于劣势的消极社会心理。同时,萨瑟兰的差异交往论认为犯罪是习得的。从十八落马官员可以看出,他们在政治生涯的开端都是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态度。但是随着他们政治生涯的延续,他们会看到并且学习到某些同事的隐蔽的贪污犯罪手段,这也会诱导他们走上腐败的犯罪道路。
(三)社会转型期腐败犯罪的个体原因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我国改革成果显著。会有部分官员放松警惕,从心底开始懈怠。同时从腐败犯罪者的年龄分析,可以看出他们犯罪大都是在中年。他们在生理上大都已经不如年轻人,而权利之大达到政治生涯巅峰。此时,他们会产生能捞一笔就捞一笔的懈怠思想。会放纵自己的欲望,如很多官员都在聚会中会钱色诱惑。网络中会经常出现官员在ktv放纵的照片,当他们满足心理和生理的欲望,在ktv与行贿者娱乐时,这种情景因素最利于麻痹心智。接受行贿者的安排,然后任其摆布。
四、社会转型期腐败犯罪的治理
(一)建立社会转型期腐败犯罪的安全阀机制冲突理论者确信,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愈是僵化,或愈是不容许社会成员表露出对立的要求或主张,慢慢积累寄来的危险、敌对的社会情绪便愈多,也就愈需要建立社会安全阀制度。在社会转型期,官员面对工作生活中的诸多问题,需要找到宣泄的出口。生活和工作中的不满积压在心中,既不利于他们做好本职工作,也不利于解决群众的问题。解决民众的诸多诉求时,我们会考虑为他们建立完善的安全阀制度。但其实官员同样需要安全阀制度解决他们的不满。在社会转型期,官员既面临着机会又面临着挑战。他们是各种利益博弈的平衡点,在诸多冲突中寻求一个理性点。内心稍有动摇,就极易走上腐败犯罪道路。他们同样需要安全伐制度诉说他们的诉求,提出他们的意见。
(二)加强社会内在控制社会内在控制包括文化和思想控制。现今社会对腐败具有一种习以为常的态度。从民众舆论到社会风气,无形中纵容了腐败现象的产生。也有一些地方出现了官场腐败文化,腐败文化对官员影响范围广泛程度深远。因此每当大老虎落马时,民众就会产生对政府公信力的怀疑,担心是否引发官场地震。只有彻底铲除官场的腐败文化,彻底贯彻执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从根源上遏制腐败犯罪。不仅需要官员严格恪守廉洁执政,而且民众需要树立对政府公信力的信赖。只有整个社会对腐败采取零容忍姿态,严格按照规章程序办事,尽量不去“走后门”,官员才没有滋生腐败的土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践行需要官员和民众共同努力,不是空喊口号,而是在言行中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正含义。
(三)完善腐败监督机制腐败犯罪的检举揭发最需要民众的参与。公权力只有受到民众的监督,才会得到制约,从而才能保证不被滥用。把权利关进制度的笼子才是长远之道。反腐不能只靠党内反腐,最根本的是调动起民众对权利的监督。网络反腐成为民众反腐的重要手段,但是更多的反腐举报不能通过网络实现。民众对于官员的监督,相关材料难以递交。历经很多程序递交后,难以得到反馈。民众一直被隔离在权利监督的栏杆之外,没有能够参与进来。中国的反腐进程要进步,就需要民众的参与。我国各种政府工作需要更加公开、透明。总而言之,民众能够监督国家公权力的使用,官员的决策能够体现民众的诉求,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我国才能更加健康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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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个体的人,其本质属性是一种 关系的存在 ,只有在 关系的存在 中,一个有理性的人才会意识和思考自己生命存在的真实性及其意义、自我与他者关系的真实性及其意义、自我和他者寄身于其中的人类社会整体与外在于人类同时又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人居条件和物质资料的自然生态系统之间关系的真实性及其意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道德典范的伦理价值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道德典范可以把道德行为具体化、形象化,具有促进德育的功能。但是从康德先验哲学角度来看,道德模范不具有伦理价值,甚至对德育还有反作用。康德的实践理性观点是一种元伦理学观点,尤其适用于已经具有形式思维的大学生德育。因而,有必要分析康德论证的合理性,并对大学生德育中的道德模范的价值重新进行评估。
关键词:德育;道德模范;先验;实践理性
德育,也称道德教育,重在养成道德信念,形成道德行为的习惯。宽泛地说,全部人生都是德育的阵地。狭义的德育是指学校的道德教育,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以学习活动、社会实践、日常生活、人际交往为基础,同经过选择的人类文化,特别是一定的道德观念、政治意识、处事准则、行为规范相互作用,经过自己的感受、判断、体验,从而生成道德品质、人生观和社会理想的教育[1]280。其中,道德典范可以把道德观点和行为具体化、形象化,产生一种感染力和影响力,有效促进德育。但康德对道德典范的伦理价值提出了批评,实在是有悖于我们的常识。在这里,从学校德育角度,结合康德的伦理学对道德典范进行先验分析,考察道德典范在大学生思想政治课中的伦理价值与作用。
我国教育向来重视德育,黄济认为:中国的传统教育,可以认为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伦理本位教育,因而道德教育在中国古代教育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2]。例如,儒家经典《论语》就是一本孔子和弟子们的对话录,其中大部分内容涉及道德教育内容。再如,《大学》开篇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文治武功同样突出的王阳明认为“古之教者,教以人伦……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3]。概言之,中国传统教育一直强调政治、伦理、教育的三位一体,具有强烈的道德色彩。
西方教育不是一种伦理本位教育,德育和智育、美育、体育等是并列的。黄济认为,西方道德教育主要有理性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存在主义几种思潮。其中,背后的支撑是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分殊。理性主义属于唯理论,功利主义偏向于经验论,实用主义旨在调和唯理论和经验论,而存在主义过于强调个人自由,偏向非理性主义。理性主义道德观注重道德自律,功利主义道德观强调他律。这和中国哲学中“义”和“利”的分殊是基本一致的。
中西德育定位的差异源自其哲学思维方式的不同,中国哲学主要思考的对象是人,这个人指的是社会的人,“人的现实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其核心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即社会秩序,这其中大部分涉及伦理道德。反之,西方哲学的思考对象在于物,核心问题有两个,一个是人和物之间的统一关系,通常叫认识论;另一个是物的本源的探讨,通常叫本体论。进一步而言,中国伦理,特别是儒家,核心理念“孝”和“仁”都和人情有关,强调伦常感情、情理协调,这是以世俗生活为本的体系;反观西方伦理,诸如柏拉图、康德,尤其是基于____义的体系,则强调高于人世间的关系、律令和规则,注重理性和感性的分离,甚至是理性控制感性。因而,中西伦理差异在于,一个强调情(欲)理交融,一个强调情(欲)理差别[5]86。
两种哲学传统的差异性,显示其有互补性的可能。我国现代教育立足于中华文明传统,重视伦理的教育,但很少对道德模范的伦理价值进行形而上学的思考以及严谨的逻辑论证,这是我们的一大缺憾。西方人重视理性分析和论证,对道德模范进行过系统的思考和分析,诸如康德的学说,对我们的德育工作具有很好的启示意义。
康德哲学是西方哲学的一颗明珠。他认为,道德模范的作用远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其伦理价值是存疑的。这种观点对于盲目推崇道德榜样的行为,无疑是一剂清醒剂。其观点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道德典范的正面作用仅在于经验层面,没有上升到形而上学层面。“好的样板(示范性的转变)不应当充当典范,而只应当充当合乎义务的东西的可行性的证明。”[6]也就是说,榜样只有对道德原则进行证实的作用,并不能确立道德准则。例证只能起鼓舞作用,把道德律先天规定的东西用经验的方式表达出来,变成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以此增强道德信念。但是,确立准则的应当是理念,即形而上的道德自律,而不是经验现实中的道德榜样,因而道德典范没有什么伦理价值。
其次,道德典范通常没有现实的可行性,哪怕是至善的化身――耶稣。即使耶稣“把这些人从永恒的堕落中拯救出来,这样的思想必然会引起我们的心灵对他的赞叹、爱和感激……但是,他自身却不会是作为可供效仿的榜样,因而也不会是作为一种对我们来说如此纯洁的、高尚的、道德上的善之可行性和可达到性的证明。”[7]因为至善的概念来自于理性所先天设定的道德完满性概念。一方面,完满性是个超验的东西,超验的东西不在经验范围之内,不具备认识论价值,因而,没有可效仿性。另一方面,康德意义上的上帝,属于道德神学的范畴,道德推导出神学,而非由神学推导出道德,至善化身耶稣是道德理论的结果,而非促进道德的原因,因而,没有现实的可行性。
再次,道德典范有时候反倒具有消极作用。“对于道德,没有什么比举例说明更为有害的了。因为,任何举出的例证其本身在事前就须对照道德原则来加以检查,看它是否值得当作原始例证,也就是当作榜样它并不增加道德概念的分量。”[8]此处表达了两个观点,首先,道德例子有可能起反作用,引起被教育者对道德典范的反感。其次,道德原则是道德榜样的前提条件,没有道德原则在先,根本不能提出合适的道德例子。道德典范并不具有促进道德概念的力量是因为道德原则属于理念,是先天的,而道德典范属于经验,是后天的,后天经验的东西在理论上当然不能促进理性理念。
最后,道德的力量是由内至外,而非由外至内。换言之,道德动机不是来自于外,即榜样的作用,而是来自于内,即内在的道德动机,也称之为道德义务概念。“为儿童树立一些行动作为高尚、慷慨和值得赞扬的模范,以为通过灌输某种热忱就会获得他们对这些行动的好感,这完全是适得其反”[9]213。因为儿童还没有明确的道德原则,未接受良好德育的成年人也是如此,想利用情感来唤起其道德义务,没什么作用,因为,“原理必须被建立在概念上,在一切别的基础上只能造成一些暂时的冲动,它们不能使人格获得任何的道德价值……”[9]213更为严重的是,感性冲动往往是易变的,一旦道德原理建立在感性经验上面,极有可能使得道德标准变成模棱两可。
三、对道德典范的先验分析
那么康德何以会提出这种看似违反直觉的观点?这跟康德的元伦理学或形式伦理学立场有关。
首先,形式伦理学不在经验讨论范围中。形式伦理学独立于经验,讨论普遍的、必然的道德规律,超越具体的历史条件和族群,适合于全人类。其基本道德法则为“要这样行动,使得你的意志准则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看作一个普遍的立法原则”[9]39。这个法则之所以具有普遍性,是它立足于理性的逻辑的一致标准,而不是借助于经验而有效。相对而言,经验的东西都是特殊的、具体的东西,往往难以具备普遍性,强行对之进行归纳,由于“休谟问题”的阻碍[10],其可靠性也是存疑的。康德以绝对律令的先验形式突出了理性主宰、统治、支配人的感性作为、活动、欲望、本能这一道德行为的特征[5]66。在形式伦理学体系内,道德典范是经验个例,不具备普遍必然性,因而没有重要性。
其次,具有伦理价值的是道德法则或道德律。道德律令必须具有四个特征,(1)不能借助于经验的感受性,感受性没有普遍性。(2)进一步而言,一切经验(质料的而非形式的)原则最终可追溯到感受性上。(3)道德法则只能是形式的(先天的),而不能质料的(或经验的),这样方可达到一种普遍性。(4)形式的法则出自自由意志的德性,这实质上是一种自律,与之对应,幸福原则求助经验,是一种他律。“幸福原则……永远也不能充当意志法则的那样一些准则……因为,对这种幸福来说,它的知识是基于纯粹经验素材上的,因为这方面每个判断都极其依赖于每个人自己的意见,加之这意见本身又还是极易变化的。”[9]48因而,道德典范会指向一种感受性,由(1)和(2)可知,道德典范是一种自爱或幸福准则,不符合伦理法则的要求(3)和(4)这两条。
最后,形式道德律的前提是先验自由。自由概念是批判哲学的拱顶石,自由构成了理性人的德性基础,也是伦理价值的基石。自由分为两个方面,消极的自由指的是独立于经验因果链条,积极的自由是一种自由意志或者自律。自律适应于经验意义上的人吗?答案是:不适应。具有自律的人不是针对思辨理性来说,而是针对实践理性来说,对应于思辨理性是现象的人,而实践理性是本体(智性)的人。康德揭示了人之为人在于具有“自由意志”,其“伦理本体”地位远在任何个体感性幸福、功绩和事业之上。具体到道德典范,其伦理价值取决于自律的意志,而非意志的结果,因而其伦理价值不是依据其效应或结果,而是依据自律的动机。自由概念推导义务概念,义务概念推导动机概念,动机概念推导德性概念,所以,以道德典范来谈德性无异于缘木求鱼。
康德侧重于从道德动机来讨论德性行为,这种观点往往被称之为道德动机论。与之相反,功利主义则善于从道德行为的后果来谈德性行为,又被称之为道德效果论。道德典范更适合于效果论而非动机论,那么如何调和动机论与道德典范的冲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要分析大学生道德心理发展状况。
依据道德心理学理论,道德心理发展有三个要素:道德认识、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先知后行,知是行的前提,行是知的后果,所以,道德认知在德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起源于皮亚杰发生学认识论,并由柯尔伯格加以完善的道德认知理论认为,青少年在后习俗水平阶段,也就是第6阶段,已经能够以普遍的伦理原则为定向,可以根据良心做出相应的行为[1]293。以此类推,作为已经成年的大学生,完全具备接受抽象形式思维的道德认知能力,更容易接受普遍必然的伦理原则。由这个道德心理事实,我们可以对大学生德育中的道德典范的价值做出如下评价。
第一,依据大学生道德认知状态,大学生具有接受抽象伦理原则的认知条件,进行道德认知教育的条件是十分成熟的。所以,可加强对大学生进行康德的形式伦理学的理论教育,一方面可以锻炼大学生的形而上学思辨能力,另一方面可以树立一种客观、全面的伦理价值体系。这在当代功利主义价值观大行其道的教育环境中尤为重要。
第二,道德认知教育中,不能把道德典范的作用盲目提高,甚至是把道德典范完美化、神化,这是极为不妥的。因为,考察德性不仅有效果论,还有动机论的维度。从动机论角度来看,完全有可能存在一种动机不纯但效果很好的行为。可见,道德典范不一定具有伦理价值,具有伦理价值的事件也不一定是道德典范。
因而,在形而上学层面,要清醒地意识到道德典范的伦理价值并不大,道德典范的德性来自先验的形式律令,从逻辑顺序来看,自由意志是因,道德典范是果。在具有形式伦理学认知条件的大学生群体中,就道德典范而言,分析、辨明道德典范的伦理价值的源头应该占相关德育的主体位置,而列举道德典范以进行激励应该占相关德育的次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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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当今经济活动多样复杂性的特征明显,而国际投资在其中的地位显现出逐渐提高的趋势,与之相伴,国际投资领域发生的争端也日益增多并趋于复杂化。在这种背景下,只有保证国际投资争议的解决方式妥当,才能进一步推动和促进国家与地区间的经济交流和世界经济的总体发展。而用尽当地救济原则作为一项传统的习惯国际法原则,在解决国际投资争议方面既得到了适用,同时也受到了挑战。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在国际投资中的应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在国际法上,国际投资争议的解决是用尽当地救济原则主要适用领域之一,国际投资在当今国际社会中地位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它在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在选择解决国际投资争端的方法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似乎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这个分歧就是关于是否采用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争议。随着各国经济与全球化的发展,尤其是双边投资贸易与多变投资贸易在全世界的迅速发展,用尽当地救济原则似乎已经被人们所忽略,由于投资者对东道国法律的不信任,转而选择其他争议解决办法。
(一)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内涵
对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内涵的理解,国内外不同学者之间有着不同的认识。目前,充分理解该原则需要我们明确以下几个概念:
(1)用尽当地救济原则中的外国投资者是指有着普通身份的自然人、法人,有着特殊身份的外国投资者,例如外交代表,外国公使等不适用该原则。
(2)国际法上,对“用尽”一词作何解释。在我国学者看来,“用尽”一词包含两方面的意思: 一是对于需要解决的争端必须使用完东道国所有可以适用的行政和司法救济程序;二是解决争端是必须充分、正当的使用东道国国内法中所有可以适用的诉讼程序上的救济手段。
(3)对于“当地救济”的理解,当地救济就是指东道国国内法院或行政机关对争端所做出的法律救济。该救济包括行政方面和司法方面的,如果争端的解决是通过国际或国家间的区域性法院或者争端的解决包括了自由裁量的措施,那么该法律的适用就不算是当地救济。
(4)对用尽当地救济的充分、合理理解。当外国投资者来东道国进行投资时,就意味着投资者肯定当地救济的效力, 承认东道国的属地管辖权原则以及适用东道国国内法律来解决争议。并且当外国投资者来东道国进行投资,在发生争议之前他们被认为是了解东道国的法律救济方法的。
(二)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理论依据
用尽当地救济原则作为一项传统的习惯国际法原则,必定有一定的理论依据,但是对此理论依据,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的认识。在此主要对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理论依据即属地管辖权原则和国家主权原则在下文中详细阐述。
(1)属地管辖原则
所谓属地管辖是指一个外国人只要进入另外一个国家时,他就处在了该国的管辖范围内,他的行为就应当受到该国的管辖,并且也要服从该国的管辖。但是该规定也有例外,特殊身份的外国人不受该属地管辖的约束,例如外国代表,外国公使等。那么属地管辖权作为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理论依据可以这样理解,当一个外国人进入另外一个国家时,该国就自然有权管辖他在该国的所有行为,或者说该国内法对该外国人的所有行为就有法律约束力,也就是说,该外国人一旦在该国产生争议,首先应道适用该国的救济方法,只有当该国穷尽一切而不能解决该纠纷时,才可以诉诸于其他解决办法。该原则不仅适用东道国的外国人,而且也用受到来自国际社会其他国家和组织的尊重。这样才可以充分体现各国属地管辖权的主权独立,不受干扰的原则。也只有国家充分保障并实施其熟读管辖权,并且该权利得到国际上其他国家和组织的充分尊重与支持时,国家的信任度才会被外国人所认可,当发生争议时,外国人才会寻求并相信东道国的救济方法,用尽当地救济原则才会有更加充分的合理性。
(2)国家主权原则
属地管辖是国家主权原则的一种表现形式,并且是一种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同时,属地管辖也是国家主权原则的不能缺少的内容之一。国家主权原则的基本性质要求国际上各个国家间互相尊重彼此的属地管辖权,当外国人在另一国遭受侵害时,应当首先适用该国的国内法救济。这样国家主权这一原则才充分体现主权的至上性和平等性,当然这要以国际上各个国家质检的相互尊重与相互信任为前提,进而充分保障当地救济原则的实施,进一步确保国家主权受到应有的尊重。
(一) 在外交保护权中的适用
外交保护是指当一外国人在非本人国籍国,就个人利益发生争议时,并且依照该居住过国内法无法得到救济时,该外国人的本国要求该外国人所在的居住国给予一定救济的权利。在当今这个国际社会中,一个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对在其本国的外国人给与一定外交保护,同时这也是一种公认的国际法原则,这种判断是依据国家的属人管辖权而得出的。但是,当发生争议需要该外国人的本国行使外交保护权时,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第一,就个人利益发生争议的该外国人必须要有本国国籍,而且具有该本国国籍的时间有一定的要求,要求从收到侵害到问题最后的解决,整个过程都要有具有本国国籍,这就叫做国籍继续原则。
第二就是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在外交保护中的具体体现。当该外国人在居住国侵害发生争端时,必须在用尽东道国的所有可以救济的方法之后,才可以寻求本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外交保护,此时该外国人的本国是代表该外国人个人而向侵害国请求予以一定补偿的。在国际法上,各个国家的国民都受到来自其本国的属人管辖权的支配,使得有外交保护具有合理性,但是这种外交保护是存在一定的限制的,它只能在用尽当地救济之后才可以由该受侵害的外国人申请,也就是说用尽当地救济是外交保护的前提。
(二) 在多边与双边投资条约中的适用
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双边投资协定,多变投资协定越来越成为国际投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面对新事物的冲击,用尽当地救济原则这一传统的习惯国际法规则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呈现在其中,近年来的多边投资协定中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传统国际法上,对于用尽当地救济规则的适用原则是“放弃须明示,要求可默示”,然而现在对此的适用原则是“要求需明示,放弃可默认”。也就是说早期的国际社会上用尽当地救济原则是默认首选的解决争议的方法,只有当东道国明确放弃适用时,才可以选择其他的争议解决办法。
在解决国际争议时,发到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态度存在很大的分歧。发展中国家主张在解决争议时应首先适用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只有在东道国不能给予一定救济的时候才可以寻求其他的国际救济方法。发达国家的主张正好于此相反,他们排斥当发生争议时适用东道国国内法来解决,而是主张适用国际上的解决办法。然而双边投资条约的制定与发展正体现发达国家的这种立场,他们倡导对于国际投资争端的解决适用国际解决方法。因此,越来越多的双边投资条约做出这样的规定,明确放弃用尽当地救济原则,或者对于是否适用东道国的救济由外国投资者自由决定。中国,尤其是近年来制定的双边投资协定,把适用用尽当地救济原则与选择国际仲裁并列起来作为解决国际投资争议的方法,其实是对用尽当即救济原则的间接回避,这种立法模式不仅不利于适用东道国法律救济,而且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也有着不利的方面。发达国家之所以会选择订立这种双边投资协定,是长期以来形成了对发展中国家国内法不信任的一种思维模式。
随着国际投资的日益繁荣,国家间的争议也越来越多,在国际解决投资争端中心中适用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到底是否具有合理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各持己见,但是究竟应该如何适用成为现如今争论的焦点问题。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把原始的“放弃须明示,要求可默示”改为 “要求需明示,放弃可默认”这种规定明显使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况且根据中国现在的基本国情来判断,适用用尽当地救济原则是中国所不能放弃的,我们应该站在自己的立场继续的保持并支持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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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保险,是指劳动者在工作中或在规定的特殊情况下,遭受意外伤害或患职业病导致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以及死亡时,劳动者或其遗属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探究工伤保险的类型和基本原则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人们在日常工作中常会因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受伤,这属于工伤范围之内,这会给人们的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为了避免此种情况的发生,我国积极的研究相应的防范措施,并建立适合的社会保障体制。工伤保险就是最为具体的体现。但为了确保工伤保险可以充分发挥作用,对工伤保险的类型及其基本原则予以明确是非常必要的。对此本文就工伤保险的类型和基本原则这一课题进行分析。
【关键词】工伤保险 类型 基本原则
实行工伤保险的目的就是要保障受伤害职工的合法权益,妥善处理事故和恢复正常生产,维护社会安定。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工伤问题比较严重,而有效的处理工伤问题就成为我国政府需要重点落实的工作之一。而工伤保险的推出及实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工伤问题,有利于保障人们的生活良好进行,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可以说,工伤保险的有效落实是非常有意义的。对此,本文将从工伤保险的概述展开,就工伤保险的类型和工伤保险的基本原则进行分析。
所为工伤保险是指指劳动者在工作中或在规定的特殊情况下,遭受意外伤害或患职业病导致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以及死亡时,劳动者或其遗属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工伤保险作为社会保险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是强制实施的,可以促使局面享受基本权利,可以给工伤职工提供物质上的救助,促使工伤职工的生活不受到影响,可以促进安全生产水平的提高,为降低工伤情况发生创造条件。
工伤保险的特点主要表现为:
其一,对象范围为生产劳动过程中的劳动者。因为职业危害无处不在,工作中的劳动者随时随地都可能受伤。为了有效的保障生产劳动过程中的劳动者的健康,工伤保险的提出,要求对劳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者都有效。
其二,工伤保险的责任具有赔偿性。因为劳动者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劳动者的生命健康、生存能力、自我财产可能因为生产劳动而遭受损失。单纯的精神弥补是无法补偿劳动者损失,这就要求工伤保险进行物质上的补偿。所以,工伤保险具有赔偿性。
其三,工伤保险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无论工伤事故的责任归于用人单位还是职工,职工受伤这一事实已经发生了,就需要对职工工伤予以补偿,相应的工伤保险就要有效落实。所以工伤保险还具有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特点。
可以说,工伤保险的有效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劳动者的健康,同时促进生产活动安全性的提高,为促进社会良好发展,国家不断进步创造了条件。可以说,工伤保险的有效落实是非常有意义的。目前,我国对工伤保险的分类主要是从职业伤害保险制度为依据,职业伤害保险和社会保险。
2.1职业伤害保险
职业伤害保险最直接的体现就是雇主责任保险。所谓雇主责任保险是又受伤工人或遗属直接向雇主索赔,雇主直接赔偿或向商业保险公司投保,由商业保险公司负责受伤工人的索赔。雇主责任保险的有效的实施是具有法律依据的,这要求雇主责任保险的落实一定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合理的支付工伤工人的费用。当然,在实际落实雇主责任保险的过程常常出现一些纠纷,比如索赔款项过多、工伤责任问题。此种情况下,就需要法院的介入,根据工伤工人受伤情况来判定工人是否属于工伤,如若判定为工伤,那么雇主或雇主投保的商业保险公司支付相应的索赔款。总体来说,雇主责任保险经历自保、商业保险公司投保、征收保证金的形式后,其落实科学性、合理性更强。
2.2社会保险
通常工伤社会保险是有国家立法、政府有关部门或监督机构负责的工伤保险事宜。这使得工伤社会保险具有强制性,要求雇主必须为工人投保。也就是雇主在雇佣工人的同时,向保险机构缴纳一定的工伤保险费,为工人投保,确保工伤人员受伤,可以得到相应的抚恤金。可以说,这种保险制度的落实,可以起到统一筹措基金、共同承担风险、有效保障劳动者权益,为促使社会良好发展创造条件。
因为工伤保险体现了社会保险的强制性、互济性、保障性,促进筹措基金、共同承担风险、有效保障劳动者权益。所以,科学、合理的落实工伤保险是非常必要的。但要想工伤保险有效落实,则要求工伤保险一定要遵循基本原则,即无责任补偿原则、雇主缴费原则、补偿与预防、康复相结合的原则。具体来说就是:
3.1无责任补偿原则
工伤保险的无责任补偿原则是经过过错责任原则向无过错责任原则后转变而来的。工伤保险无责任补偿原则的落实,可以使劳动者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受伤,无论责任在于自己还是用人单位都会得到相应的补偿工伤保险无责任补偿原则的有效落实,有效的保障了受伤工人受伤期间生活不会受到影响。可以说,在我国经济水平不断提高的当下,实施工伤保险无责任补偿原则是利民的有效举措,因为其充分的发挥了社会保险的功能,并增强了工伤事故处理的效率,有效的维护劳动者的权益。
3.2雇主缴费原则
工伤保险费用全部由雇主或用人单位交付,这充分的体现了雇主或用人单位的主体责任。为了使劳动者在工作的过程中支配工人进行生产劳动,为其创造经济利益,那么雇主或用人单位就需要对劳动者的安全。劳动者在生产劳动中出现受伤,劳动者的安全就会受到威胁,雇主或用人单位需要对劳动者有所补偿。所以,工伤保险实施的原则之一是雇主缴费非常必要,非常可行。
3.3补偿与预防、康复相结合的原则
补偿、预防、康复作为工伤保险的三大功能,其应当充分体现在工伤工人身上。一旦事故发生,使伤者得到及时救治,并给予经济补偿,保障其和家庭的基本生活,是工伤保险最为首要的内容。为了确保工伤保险可以充分发挥作用,在推行工伤保险的过程中要求补偿、预防、康复这三个工伤保险的三大功能可以充分体现出来。如此才能够真正意义上保障工伤工人的权益,促使工人在受伤期间不需要对生存和生活问题予以担心。“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工伤预防是工伤保险落实的根本目标。为了增强雇主或用人单位意识到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在推行工伤保险的过程中注意体现补偿、预防、康复相结合的原则体现是非常必要的。
工伤保险的有效落实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障劳动者的权益,提高安全生产水平。当然实现工伤保险有效落实,则要求满足工伤保险的原则,即无责任补偿原则、雇主缴费原则、补偿与预防、康复相结合的原则,如此才能够促使工伤保险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总之,工伤保险的落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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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道德状况一直都是社会各阶层关注的要点,教师的道德情况也是不容忽视的。当前小学教师是否已经认识到信息伦理道德的重要地位;如何唤起小学教师的信息伦理道德意识;如何提高小学教师的信息伦理道德水平,这些都是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小学教师伦理调查现状及原因浅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该文通过对江苏省内南通、苏州等城市小学学生及学生家长的问卷调差,分析当今小学教师伦理发展现状,比如目前的小学教师职业道德整体状况良好,教师们对学生的人文关怀较好,教师们跟学生家长之间的沟通较好以及师生之间的关系比较融洽等等,但也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教师们对学生的校外情况关注度还不够,“家长”型教师还普遍存在,学生对教师的信任度还不够等。最终为探讨小学教师伦理发展受限制的原因,从而寻求发展,促进教师伦理发展和推动视角伦理建设提供重要的依据。
伦理一般是指一系列指导行为的观念,是从概念角度上对道德现象的哲学思考。它不仅包含着对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处理中的行为规范,而且也深刻地蕴涵着依照一定原则来规范行为的深刻道理。而教师伦理,社会普遍认同它是“专门研究教师、学生、社会成员之间各种关系及如何正确处理这种关系的学问”。中国教育的先祖孔子开了教师伦理道德研究的先河,总结和概括出了以“仁”为最高准则的教师伦理道德。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教师伦理已发生改变。就目前形势看来,教师伦理道德的高低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对教师的评价以及学生德智体美各方面的综合发展,基于此,我们做了关于小学教师伦理调查。
该项调查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运用自编问卷调查来自南通、苏州等地的小学学生及学生家长,调查结果用spss等分析软件进行分析。共计发放并回收学生问卷135份,家长问卷78份。
2.1.1 教师职业道德整体状况良好
该项调查,发现我们调查的城市小学教师伦理的发展状况总体良好,但也存在不少问题。绝大多数家长对当今教师职业道德状况表示满意,而且也重点关心孩子的品德修养;90%以上的家长坦言与老师平时并无礼尚往来的情况,除却平时逢年过节的短信问候。
2.1.2 教师对学生的人文关怀较好
从我们调查结果来看,大多数老师能够对学生做到不偏不袒、一视同仁;老师们基本上能够做到经常关心学生的睡眠、闲暇等情况,87%的家长反映孩子的老师经常关心学生的性格、脾气等心理健康状况;老师基本能够做到很少公开学生的学习成绩和排名,教师们做到尊重学生,给予学生更多的人文关怀。
2.1.3 教师与学生家长沟通良好
调查发现,80%以上的家长表示自己愿意帮助老师做一些事情;同时,老师也重视学生家长的意见,经常向家长了解学生在家时的表现状况;对于教学课堂上的伦理状况,超过70%的学生表示满意;78%的学生表示老师在策划班级集体活动时能够以自己的意见为主,适当参考学生积极有效的意见;67%的学生表示老师们较少拖堂。
2.1.4 师生关系融洽
超过70%的同学表示自己所在班级的同学关系是比较融洽的;89%的学生认为老师还是很喜欢自己。我们对学生成绩的好坏、学生担任班干部以及不担任班干部老师是否能够做到对学生一视同仁以及觉得老师对自己喜爱与否进行spss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并无太大差异。60%以上的学生在学校遇到困难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老师,其次是班级同学。
2.2.1 对学生在校外的情况关注不够
在调查中,当问及“孩子的老师主动与自己沟通主要是因为哪种情况”时,89%的家长均表示老师是为了告知学生在学校的情况,仅有11%的老师是为了了解学生在家的情况,而家长的教育方式是否恰当,几乎没有老师告知。
2.2.2 “家长”型教师大量存在
66%的学生觉得自己的老师像家长,只有17%左右的学生把老师当成自己的朋友和兄弟姐妹;甚至还有10%学生认为自己的老师像领导。
2.2.3 学生对教师的信任度不够
超过50%的同学表示在学校遇到困难时会向老师以及班级好友同学求助,但是还有比部分同学选择谁都不说,体现出对教师的信任度还不够。
2.2.4 不能稳妥帮处理业余爱好与学习的关系
在分析担任班干部学生与普通学生对“老师是否支持你的业余爱好”这一问题的结果时发现:成绩一般或者不好的学生基本上是“不确定”,而担任班干部的同学对此回答则是“完全支持”或者是“比较支持”。
2.3.1 缺乏合理的教师伦理规范
中国传统的教师伦理规范由于受到封建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推崇的一直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教育伦理规范。作为一种非理性的存在,他要求学生对教师有一种说一不二的服从,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也缺乏一定的教师伦理规范。
2.3.2 缺乏清晰的教师伦理知识
很多老师认为“为了学生的发展”是自己教育教学的终极目标之一,但显然,老师仅仅用这样的价值观来规范自己的教学活动是不够的。这些老师仅仅是关注到功利价值观层面的东西,他们想当然的认为,只要动机是好的,那么一切都是有道德,都是符合教师伦理的。显然这种观念是不对的,教育学生是需要讲究方式方法的,经常听到某某学校的学生被教师打伤了,某某学校学生自杀了之类的负面教育新闻,在这些事例中均体现了教师伦理确实有很大的问题。
2.3.3 “功利主义”社会期望的深远影响
社会对学校教育的评价以及人们对教师教育的期望,关注的大多是教师指导学生的应试能力以及教师教学能力,分数第一,智育第一的功利主义评价标准日益成为主流,严重影响教师伦理道德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教师很难不得不考虑将自己的绝大部分精力放到学生的文化素质发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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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原则即当经济业务的发生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和损益影响甚微时可以用简单的方法和程序进行核算;反之,当经济业务的发生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和损益影响很大时,就应当严格按照规定的会计方法和程序进行核算。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重要性原则在成本会计中的运用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重要性原则在成本会计中的运用分析全文如下:
摘要:正确理解和运用重要性原则可以简化会计核算工作, 提高工作效率,文章在论述重要性原则内涵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其在成本会计中的运用, 并指出运用重要性原则需提高会计人员职业判断能力、增强信息披露。
关键词: 重要性原则 成本会计 运用 职业判断
重要性是会计、审计理论与实务中的一个基础概念和基本原则, 在会计和审计中有着十分广泛的运用, 它的运用强化了对关键性问题的核算、简化了核算工作、提高了会计工作效率, 因此受到广泛的重视。笔者着重分析重要性原则在成本会计中的运用, 以期达到对重要性原则的进一步认识。
(一) 重要
性的判定从会计角度看, 我国会计准则并没有对重要性原则给出明确的定义, 只是要求在会计核算过程中对经济业务或会计事项, 应区别其重要程度采用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和程序。那些对资产、负债、损益等有较大影响, 并进而影响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据以做出合理判断的重要会计事项, 必须按照规定的会计方法和程序进行处理, 分别核算、单独反映、力求准确、作重点说明, 并在财务会计报告中予以充分、准确的披露。而对于次要的会计事项, 在不影响会计信息真实性和不致于误导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做出正确判断的情况下, 可适当简化处理、合并反映。在评价某项经济业务的重要性时, 应当从质和量两个方面综合进行分析。从性质方面来说, 当某一事项有可能对决策产生一定影响时, 就属于重要项目; 从数量方面来说, 当某一事项的数量达到一定规模时,就可能对决策产生影响, 因而也是重要的。
(二) 对重要性原则的进一步分析
1. 运用重要性原则是“成本效益原则” 的要求。从会计是企业适应生产发展和加强经济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要求这个角度来看, 会计核算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而会计核算又需要支付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如果对所有会计事项的处理一律不分轻重主次和繁简详略, 采取完全相同的处理方法, 全面详尽进行核算必将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增加会计核算的成本, 抵消会计管理带来的效益甚至让企业得不偿失。在会计核算中坚持重要性原则,能够使会计核算在全面反映的基础上突出重点, 加强对经济活动和经营决策有重大影响和有重要意义的关键性问题的核算, 有助于简化核算, 节约人力, 提高工作效率,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运用重要性原则, 有利于把握住问题的实质, 抓住关键点。从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来说, 虽然越详尽的信息越有利于其做出正确的决策, 但是如果会计信息不分主次,有时反而会影响使用者对信息的正确理解, 影响决策。那些对经营决策有重要影响的经济事项对其决策更为重要。
3. 运用重要性原则需合理运用会计职业判断。2006年颁布的新准则更充分地体现了以原则为导向的制定基础,需要大量运用职业判断。在基本准则中对于重要性原则定义是模糊的, 如要求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反映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所有重要交易或事项, 但对重要性的标准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因此在实际工作中, 如何把握重要性水平, 从而正确披露会计信息,只能通过会计人员根据相关性、实质重于形式等原则作出的主观判断加以确定。
重要性原则在成本会计中的运用较为普遍,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账户设置
对于制造费用, 如果发生在基本生产车间, 必须先通过专门的账户“制造费用” 进行核算, 月末再根据一定的分配标准分配进入“生产成本” 账户, 而如果发生在辅助生产车间, 则可以不用通过“制造费用” 账户核算, 可以在发生时直接进入“生产成本———辅助生产成本” 账户,原因是相对而言基本生产是重要的必须详细反映, 辅助生产是次要的可以简化反映。
在给生产成本账户设置成本项目时可根据重要性原则调整, 一般按照“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设置专栏, 但若企业发生的废品损失、停工损失很多, 可增设“废品损失”、“停工损失” 成本项目; 若企业耗用的燃料和动力较多, 可增设“燃料和动力” 成本项目等。再如, 若企业生产的自动化程度较高, 使得直接人工成本所占比重较低, 则可不单设“直接人工” 成本项目, 只设置“直接材料” 和“加工成本” 两个成本项目。
(二) 辅助生产费用的分配
辅助生产费用分配的直接分配法、计划成本分配法和顺序分配法均体现了重要性原则的运用。
1. 直接分配法是指在各辅助生产车间发生的费用, 直接分配给辅助生产以外的各受益单位, 辅助生产车间之间相互提供的产品和劳务, 不互相分配费用。这种方法计算简单, 但由于不考虑各个辅助生产车间之间互相提供劳务或产品的情况, 导致分配结果的准确性差, 因此主要适用于各辅助生产车间之间相互提供产品或劳务较少的企业。这是因为当各辅助生产车间之间相互提供产品或劳务较少时, 不考虑它们之间相互提供劳务或产品的情况, 对成本分配结果的影响较小, 这时既不会影响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决策, 又可简化辅助生产费用分配工作, 符合重要性原则。
2. 计划成本分配法是指根据辅助生产车间提供的产品、劳务数量及其计划单位成本, 计算为各车间、部门提供服务的产品和劳务数量应分配的费用。对辅助生产车间发生的实际成本与按计划成本计算的分配额之间的差额, 由于对成本计算影响较小, 按重要性原则可以简化核算, 可不再按受益比例进行分摊, 而直接增加或冲减管理费用。
3. 顺序分配法, 是指个辅助生产车间的费用是按照受益多少的顺序依次排列, 受益少的排在前面, 先将费用分配出去, 受益多的排在后面, 后将费用分配出去。这里的排序就考虑了重要性原则, 本质就是辅助生产内部相互提供产品或劳务时只计算影响大的费用, 不计算影响小的费用, 受益少的(即提供给其他辅助生产车间多的) 在前面,向所有受益对象分配费用, 包括分配给其他辅助生产车间,受益多的(即提供给其他辅助生产车间少的) 在后序分配,不向前序分配费用, 因其提供给前序的费用少显得不重要,所以只需将该辅助生产车间原来的费用加上前序分来的费用向后序及外部的受益对象分配费用。这种方法适宜在各辅助生产车间相互提供产品或劳务有明显差距时采用, 此时充分体现出了重要性原则的思想。
(三) 生产费用在完工产品和在产品之间的分配
1. 不计算在产品成本法。如果企业月末在产品数量很少, 价值低, 在产品成本的计算与否对完工产品成本的影响很小, 就可以不计算在产品成本, 而把本月归集的全部生产费用作为完工产品的成本。
2. 在产品按所消耗原材料费用计价法。如果企业月末在产品数量较大, 而且原材料费用在成本中所占比重较大,加工费用比重小, 为简化核算, 在产品可以只计算耗用的原材料费用, 不计算其他加工费用, 产品的加工费用完全由完工产品负担。
3. 在产品按年初固定成本计价法。如果企业月末在产品数量变化不大且各月费用发生较均衡, 则月末在产品成本可以按照年初在产品成本确定。因为在这种条件下月末在产品实际成本相差不大, 算不算各月在产品成本的差额对完工产品成本计算都影响不大, 因而不用费时费力地计算分配, 既简化了核算工作, 同时又反映出了在产品占用的资金。
4. 在产品按完工产品成本计算。如果企业月末在产品已经接近完工, 根据重要性原则, 可以将月末在产品视同完工产品分配费用。
5. 定额成本法计算在产品成本。这种方法下, 月末在产品成本按其数量和单位定额成本计算确定, 月初在产品费用加本月生产费用减月末在产品的定额成本的差额作为完工产品的成本。该方法下每月实际发生的生产费用脱离定额的差异在产品不负担, 全部由完工产品负担, 在各项消耗定额或费用定额比较准确、稳定和各月在产品数量变化不大的条件下, 由于脱离定额的差异原本就小, 在产品分不分脱离定额的差异对完工产品成本计算都没有什么区别, 因此不必计算分配在产品应分的差异而直接按年初在产品成本固定计算。
(四) 联产品和副产品成本的计算
联合产品是企业的主要产品, 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其销售价格较高。因此, 根据重要性原则, 在对联合生产成本进行分配以计算出各种联产品成本时, 应采用比较准确、详细的方法进行分配和计算, 常用的有实物量分配法、系数分配法、销售价值分配法和可实现净值分配法等。而副产品是指在主要产品生产过程中附带生产出来的非主要产品。副产品不是企业生产活动的主要目的, 价值比较低,对企业的收入影响较小。根据重要性原则, 在分配联合生产成本时, 通常是将副产品直接按一定标准计价, 然后从联合生产成本中扣除即可计算出主要产品成本。副产品的计价方法主要有副产品不负担联合生产成本法、副产品按计划成本计价法、副产品按售价减去销售费用和销售税金后的余额计价法等, 都属于简化处理的方法, 计算较粗略。
(五) 制造费用计划分配率分配法
采用这种方法, 不论各月实际发生的制造费用多少,每月各种产品成本中的制造费用都是按年度计划确定的计划分配率分配。平时发生制造费用时计入“制造费用” 账户借方, 根据计划分配率分配制造费用时, 直接计入“制造费用” 的贷方, 这样“制造费用” 借贷方之差, 就是已分配和实际制造费用的差额, 这个差额就表现为制造费用的期末余额。对于这一余额, 平时就累计留在“制造费用” 科目中, 年末一般直接将其计入12月份产品的生产成本。在年度制造费用计划分配率接近实际时制造费用账户年末余额不大, 对成本核算影响较小所以可以不必精确分配, 简化了核算工作, 符合重要性原则的要求。
(六) 固定资产后续支出的核算
不满足资本化条件的固定资产更新改造支出、装修支出以及修理支出, 在发生当期直接计入损益, 不再采用预提或是待摊的办法。费用化的固定资产后续支出, 不管该项费用实际发生在企业管理部门还是基本生产车间、辅助生产车间, 按照新会计准则要求都是直接做入“管理费用”账户, 这点不同于以往的会计处理。以前是按照费用发生地点进行费用核算, 如发生在企业行政管理部门的, 计入“管理费用”, 发生在生产车间的计入“制造费用”。笔者认为这是新会计准则对重要性原则的运用, 即因为这种费用化的后续支出对企业成本核算影响不大, 为了简化成本核算工作将其直接计入管理费用。尤其是当这种后续支出发生在辅助生产车间时, 按照原来的核算办法进行会计处理更是显得麻烦, 而采用新准则的规定进行处理就简化得多。
重要性原则在成本会计中的运用是非常普遍的, 成本核算运用重要性原则需要注意防止滥用重要性原则进行盈余管理。重要性标准离不开信息使用者的具体需要, 离不开每个企业所处的特定环境, 重要性原则在实务中的适度运用依赖于会计人员高度的职业敏感性与良好的职业判断能力, 可见提高会计人员的素质, 增强职业判断能力已成为新形势下会计发展的紧迫任务。另外, 在成本核算中运用重要性原则毕竟会使得成本信息的准确性受到一定的影响, 因此加强信息披露是必不可少的。
〔1〕费伦苏.对重要性原则内涵的思考〔J〕.财会月刊(综合),2006(9).
〔2〕金未.重要性原则在我国会计中的运用〔J〕.发展研究,2006(4).
〔3〕欧阳清,万寿义.成本会计〔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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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艺术设计作为构建当今城市面貌的文化载体之一,具有重要的信息传播功能,且作品所传递的文化信息对公众具有一定的教育作用。在当今的信息化时代,公共艺术设计在某种意义上承担着文化传播和教化育人的重责,主要表现在:“历史”文化的传播、“审美”文化的传播、“公益”文化的传播以及“地域特色”文化的传播等四大方面。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生态伦理意识下的公共艺术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本文通过回顾公共艺术发展历程,分析公共艺术设计中的相关案例,来诠释公共艺术的社会效益,旨在探索当代社会背景下的公共艺术发展之路,提出设计师在公共艺术设计中应当关注的伦理生态问题,并由此给出若干建议,来指导设计师的公共艺术设计创作。
关键词:生态;公共艺术;设计
随着自然环境与人居环境质量的急剧恶化,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从而也促使了人类生态觉悟的产生,设计师开始从根源上解决设计对能源和环境的影响,探究有效适应及结合自然过程的设计形式。设计作为一种创造与规划人类生活环境的最基本活动,它在协调人、社会、与环境三大要素之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在设计活动中,如何来平衡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了当代设计师的一个重要课题,作为公共艺术设计更是体现这一要素的重中之重。论文通过阐述公共艺术的起源来让人们知道它的源头活水,透过它的发展来展示它的精彩过程,穿过它的源末教会人们如何去认识和利用所谓的真正公共艺术之美。
公共艺术一词的提出,观其字面公共二字凸显眼前,是为大众服务,被大众所理解与认可的,它所反映的是大众的共同意志。而公共艺术设计则是对公共艺术的深层次思考,它所要体现公共大众的审美情趣,传达公共社会的主导思想,本质上是人类思想解放在艺术上的必然反映。
公共艺术起源于最早的岩画壁画,这些壁(岩)画一部分画在露天的岩石上,更多的是洞窟的岩壁上。壁画内容丰富,形式富于变化,色彩多样,生动的再现了史前人类的生活景象及艺术想象力。考古学家经过大量研究,按照艺术风格和时间的不同把这些壁画分成了三类:旧石器时代壁画、地中海壁画和简图式壁画。
旧石器时代壁画隐蔽于山洞深处,暗不见光的壁画,所以它的用色主要有黑色,红色和赭色;又因为它出现于公元前四万年到公元前一万年,时间的局限性造就了它的画面主题都是些自然界的动物,画面没有人的形象。随着时间的向前推移,约公元前六千年到公元前四千年前,地中海沿岸壁画出现,其发展到了一些并不是很深的洞穴里,光线较容易照到,画面中不仅仅是动物的形象,人物也陆陆续续出现在画面里。时间飞逝,光阴已然,约公元前四千年到一千年前,简图式壁画横空出世,即青铜时代晚期的遗址。此壁画不失以前的丰富多样,却多了曾未有的自然和简化,画面人物动物应有尽有,同时具备了一些典型的抽象符号,充满活力,是被认为是人类早期艺术抽象画的重要一步。从此壁画从隐蔽的岩洞内走向被众人接受的外部空间,公共艺术的生涯走向世界。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公共艺术也伴随着社会的脚步不断前行,而作为主导者的设计师们,思想,价值理念逐渐发生变化。从注重形式性到后来的注重功能性,种种变化和发展都是随着时代的潮流而不断变革。当代中国呼称要建设“美丽中国”,这一新词的出现不仅仅是对生态环境单方面的呼吁,更是对人类,对社会各个角落的呐喊。作为设计师的我们,设计思潮与方法不得不着眼于人与自然的生态平衡关系,在设计过程中的每一个决策都充分考虑到环境效益,尽量减少对环境的破坏。于是“绿色设计”一词笼罩在设计上空。设计者们在设计中尽可能考虑到如何缓解环境负担、减少原材料、自然资源使用的观念,因为它涉及到“绿色材料”的选择与管理,公共设施的便利性、公共建筑对水、土等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它的发展足以表明公共艺术设计在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的同时还要保证环境平衡这一重要需求。
意大利实业家奥雷利在他的著作《未来的一页》中这样说:“现代人类是远非完善的,我们已经有了惊人的成就。我们把知识、力量和影响推到了前所未闻的高度。但我们也一直在愚弄自己,认为自己已经进入物质丰裕和永久安乐的新世纪,不需要进行变革和以极大努力去调整我们周围的环境。结果我们仍然得不到发展,而落后于现实。唯一有效的拯救方法,是集中我们的力量,要学会在我们创建的一个崭新的、奇妙的、并非完全人为的世界中协调地生活下去。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所以要求设计者们的不仅仅是去顺应社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那种观念上的变革,放弃那种以设计在外观上标新立异为宗旨的习惯,而将设计变革的重心真正放到功能的创新、材料与工艺的创新、设计的环境亲和性的创新上,以一种更为负责的态度与意识去创造在生态环境中的最新公共艺术形态。
传统上,人们往往把公共艺术理解为公园里的英雄塑像,商业街区常年陈设的艺术品或者是政府大楼前富有装饰性的浮雕。我们今天论述的公共艺术已远远超过传统意义上的公共艺术范畴。公共艺术的发展对于现代的人具有空前的影响,不仅影响到人类的视觉感官,还深刻影响到人类的精神世界。今天我们以我国著名的“活水公园”为例来阐述在生态环境的影响下,公共艺术的表现形式与内涵。
活水公园的生态艺术是典型的后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催生了公共艺术的形成。虽然提及到后现代,但是我们还是切实地从公共主题、公共关怀、公共审美与公共开放中探讨公共艺术中的公共性问题。社会问题是艺术主题,艺术焦点也是社会焦点,这是当代艺术的典型特征。水是生活生产的的重要资源,水生态与民众的生活,生产紧密相关,但是水资源是有限的,一味的浪费和污染加剧了水资源的匮乏。污染使水成了砍伐生命的利斧,成了生命进程的公害。活水公园是一个水生态保护的主题公园。水的主题意义,对水资源的认识、珍惜和保护是活水公园面临的最迫切公共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这座城市所有人的生存安全。艺术的直接介入,体现了艺术对公共问题的关注。公共时代的艺术主题更加社会化,公共化,所以公共艺术时代也是艺术向社会全方位开放的时代。
活水公园的公共关怀:活水公园的艺术是公共关怀的艺术。公园内置环境保护教育中心,免费向公众进行生态的环保宣传,告诉人们保护水。爱护水就是保护、爱护我们自己,普及提升了水生态保护的全民意识。活水公园的整体造型仅仅围绕环境保护概念,用艺术造型语言告诉人们水是有生命的。在轻松愉悦的审美中完成对文化、环境和生态保护的认识。活水公园用艺术的形式将关怀、关爱之情,物化在一个个亲切的造型之中。每一个细节设计都强调与人的亲近、亲和,在选择材料时也尽量避免人造物,多采用本地产的各类石木,卵石等原生态的环保材质。活水公园的审美共享性:活水公园整体造型像一条溺水而上的游鱼,具有与人类相关的生命意象。
以水为主线的视觉空间造型,突出了当代审美的共性。最具特征的是活水公园的创作观念当代性,它的主创人是一位来自美国的环保行为艺术家――达蒙女士。达蒙女士本身就是一位观念艺术家,而且她的环保观念是建立在对公众的关怀、关爱的基础之上的。而将水作为具有生命的主题来对待的观念,更具有当代艺术的前卫思维,所以活水公园的艺术的典型的公共观念艺术。
本文从当代社会生态艺术的角度阐述了公共艺术的发展,全方位地展现了公共艺术在时间及空间上的流动,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设计师们精心留下的触笔,如果以生态,自然的眼光去观看它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和它们和谐相处,未来将是多么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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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治原则是现代法治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世界各国在长期的行政实践活动中总结出来的,也是我国行政法首要的基本原则。要正确运用这一原则就必须深刻了解它的内涵,并按照它的要求去做。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行政法治原则内涵及其适应性演进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行政法治原则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为适应社会发展之需要,该原则的内涵也在不断演进与转变。在我国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之下,如何充分发挥行政法治原则的作用,解决法治建设过程中的难题,需要更宽广的视角来探索新的路径。
【关键词】行政法治原则 依法治国 市场经济 演进
【中图分类号】D912.1 【文献标识码】A
原则在拉丁文中有起源、基础、开始等含义,在英语中也有相近之意,原则相比于规则具有基础性、稳定性的特点,作为规则的来源和依据,它不仅贯穿于作为规则直接载体的具体规范中,而且指导着法的制定,规范着法的运行。它既高高在上,统领规则,又低入尘土,甘做基石。法律原则一定程度上是政治道德的体现,是“法律的基础性真理、原理,或者为其他法律要素提供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依据或出发点”①。而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最大的区别在于,法律原则未设定特定的实施状态,不与具体的权利义务挂钩,它能够广泛地覆盖法律领域,在基础之上进行根本性地调节和规制,其抽象性也意味着需要与具体的法律规则相结合才能更好地起到规范和指引作用。基本原则又与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不同,主要区别在于,法的具体规则和原则的宣示和确立需要通过成文法,是有具体条文可寻的,而基本原则通常是以观念、法理性思想存在于立法者和国民的意识中,其外在表达则要借助于法律人的概括归纳和法律作品的承载阐释。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导和规范行政法的立法、执法以及指导、规范行政行为的实施和行政争议的处理的基础性规范②,贯穿于行政法具体规范之中,同时又高于行政法具体规范,体现行政法的基本价值观念。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属于“基础性规范”,行政法上的具体规则和更细的原则皆产生于此,是它的具体表现。此外,它还具有一个特性,即调整和指导整个行政领域,不仅包括执法活动,还包括立法活动。以基本原则的姿态立足于行政法之中,行政法治原则随着时间的演变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开放的、高涵盖体系,其内容不断充实和增加,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不断调整。
行政法治原则的内涵可以从公权力、行政职权的产生、运行和监督三个角度来概括:
首先,从公权力、行政职权的产生角度来看,行政法治原则要求职权法定,法无明文规定即禁止,行政主体管理行政事务、行使权力的来源必须是法,包括宪法、法律、法规、规章。行政法治的第一要求是行政必须处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之内,相应的,作为行政行为主要依据的法规和规章,必须牢守宪法和法律的要求,不得僭越。
其次,从公权力、行政职权的运行角度来看,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行政权的行使不可逾越法律,法律对公权力的运行具有绝对有效的拘束力;第二,行政权的行使应当正当合理,既要符合信赖保护原则,即行政主体应当保持诚信,不能随意变更自己的行为,背离先前的承诺,无论这一行为或承诺是负担性的,还是授益性的。要坚持比例原则,实施的行政行为需要兼顾行政目标的实现和相对人的利益保护,将不利影响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和范围之内;第三,行政权的行使要遵守正当的法律程序,即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时需要程序正当;第四,行政权的行使需要坚持权责一致,法律授予的职权不得放弃,否则就是失职、不履行义务、不作为,应当承担责任。
最后,从公权力、行政职权的监督角度来看,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法律监督,即对于行政主体作出的行政行为存在异议,认为损害相对人利益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方式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利用法律手段进行监督、获得救济;第二,内部监督,即行政主体内部可以通过行政手段纠正下级行政主体的行为,也可以对行政主体的工作人员的各项行为予以监督和指导;第三,社会监督,包括媒体舆论监督、人民群众监督和社会团体监督等。
法律与经济之间的密切联系使得包括法学在内的诸多学科共同讨论与关注与公共领域有关的政策和法律,正如曼昆在《经济学原理》中提及的,政府所选择的公共政策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一个社会的兴衰③。
政府干预的理论起点在于,市场经济的公平自由竞争并不是万能的,当供求、商品与服务等要素出现异常或偏离时,市场的自我调节会十分无力,此时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加以干预,其所起的作用十分显著,尤其是在限制垄断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同时在公共事业、基础设施、福利事业方面,更需要政府加以调节,以确保高效有力。
政府干预也不是万能的,权威有力的行政权力在提高效率、有力调控的同时,会产生滥用的可能,政府也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而出现腐败、寻租、效率低下等问题。因此,为了保障政府干预的适度和稳定,必须将权力的运行限定在一定范围内,而为其指定范围的就是法律。“即由法律为政府行为确定规则、圈定尺度,政府行为必须依法而为,行政法治乃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必然要求;行政法治能为市场提供稳定的法律秩序,使市场经济成为一种体制化的可持续性创造活动。”④
要使市场运行与政府干预有效融为一体,必须更好地理解市场经济的内涵与特色。市场经济是从多个角度丰富和发展契约精神的制度,如能将契约理念引入到行政法之中,则会使行政法治原则的内涵得到更大的拓展,也为行政法治原则更好地适应转型社会的复杂性问题提供理论基础和新的思路。
契约精神可以从以下角度来理解:第一,独立与平等,即缔结契约的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不存在强制、逼迫或者服从的关系;第二,意思自治,即理性的双方在合意的基础上缔结契约,并有权利选择与谁、何时、何地签订与结束契约,就特定权利义务内容进行约定;第三,互利互惠,即契约是一种协作的产物,目的是解决双方各自需要,如果缺乏互利精神,契约就难以实现其预期的效果。
契约所体现的平等、自由的精神,既是市场经济良好运行所必需,又可以为行政法治原则的发展与演变提供动力,对契约精神的解读可以有效帮助我们寻找制度管理的新路径。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行政法治原则正在也应当向着以下几个方向演进,以更好地应对社会转型期的理论困境与实务难题: 第一,将平等之观念融入到行政合同之中。行政合同在目前转型期大量出现,但在理论上我国始终对其存在争议,为应对实际中不断发生的行政合同争议,应当更多的纳入契约精神,而非意味机械刻板地坚持行政机关的主导性地位。契约的平等意味着双方都有维护自身权益之权利,在一方违约时另一方有权以诉讼的方式进行救济,然而我国目前的行政诉讼只接受行政主体作为被告,对于相对人在行政合同的签订、履行中违约的行为,不提供诉讼上的救济。从长远来看,行政诉讼对行政合同也将全面放开,不仅受案范围需要扩大,也急需解决只有行政主体能够成为被告的问题。在控制公权力的过程中,摒弃机械和死板,平等也意味着对行政主体的保护。
第二,将自由之理念与公众参与相结合。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权力的良好运行离不开相对人的参与和配合,也离不开对相对人的考虑和尊重。双向的互动才能促成公众参与,过去流于形式的听证活动、大众用沉默而非质询表达失望等现象,需要通过行政法治原则的演进和转变进行调整,需要加快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改革的进程。
第三,将诚信之理念与信赖保护相结合。政府的权威和司法的公信首先需要尊重和保护公民已有之权益,法治国家的法律被视为政府与公众之间形成的契约,更强大的一方更需要加强和重视对契约的遵守。信任虽然是一种无形的东西,却存在着有形的力量。转型社会时期,大量的政府部门无视相对人的权益、违法撤销相对人已有之利益的行为必须予以根除,才能保证法治的正常运行。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需要付出长期艰苦努力。因此,发展行政法治原则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第一,法治应该是一种全民追求和信仰。一个政府对于公共政策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左右社会的兴衰。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整理和分析公众对某一公共政策的意见。因此,经济学与法学等社会科学都关注诸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公共政策的制度等问题。我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上层建筑启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所涉及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给我国带来社会转型的尝试,更带来了政府管理理念的创新,行政法治原则作为一项行政权力运行的准则,由此被大众所关注。在现代文明社会,法治应该是一种全民信仰,人们以法律为行为准则。在社会运行的各领域,如政府管理、文化发展等,都迫切需要一种稳定可靠的价值理念与行为准则,这就是法治。党的把“法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的要素,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就是要让法治充分地被人民信仰起来,化法治为国家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保障和强大动力。
法治的灵魂在于法的执行力,良法是善法的前提,而善法则在于有法必依。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几十年不懈的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建立起来,我们已经可以做到“有法可依”,而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则任重而道远。这既离不开激励、教导、惩戒和监督,也离不开人民对法治精神的追求和信仰。只有人民心目中信仰法治,社会规则中浸透法治,法治才能成为有本之木、有源之水,法治才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而一个社会形成法治精神,社会中的人民形成对法治的追求和信仰,并不需要作为成文法的法律条文多么的严格缜密,也不在于社会民众对法律条文有多么透彻深刻的理解领悟,而在于人民的观念和平时的行为有没有法治的意识、精神和观念指导。
第二,依法治国、保障人权,重在规范和限制公权力的行使。人民生活的幸福需要有物质和文化的充裕和富有,但更取决于国家对人权的保护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依法治国的根本目的是保障人权,法律之于人权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使人权从应然权利明确到法定权利,并赋予其国家意志的属性从而进行周全的保护。作为法治的基本价值,公平正义与法治是不可分离、唇齿相依的,公平正义得不到保障的法治是虚伪的法治,而没有法治作为基础的公平正义也是虚幻的假象。所以,要想保障人权,实现公正,唯有依靠依法治国。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重要的是规范和限制公权力的行使,因为这是法治精神的内在要求,而依法治官、依法治权更是其中的突出方面。随着我国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推进及法治观念的不断形成,政府机关的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自觉依法办事的意识逐渐增强,但是以言代法和以权压法的现象还是不断出现。
如果要做到切实保障人民的人身、财产及基本政治权利不受到公权力或特权的非法侵害,将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里是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途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国文化传统中缺乏对公权力进行制约的思想,缺少法治传统的历史积淀。传统的全能集权式的政府治理理念,直到现在也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转变。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政府的行政法治理念转变即将面临挑战和机遇,行政法治原则在政府行政时的完全应用任重而道远。运用行政法治原则保障私权利不受公权力的非法侵害,需要一个完备且操作性强的理论作为指导。当前在我国,学界对行政法治原则的研究尚未完善和系统化,为了实现对行政权更规范的控制,我国的行政法治原则应该是系统的和立体的,应该同时在实体和程序上对行政权的行使进行控制。
第三,如何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进行合理控制。行政法治原则需要做到的一大突破是:将“法治”的界限予以扩大,实现从形式上的法治到实质上的法治之突破。法治的应有之义是政府的一切行为皆有法可依,但在当前,社会的渐进变革给法治带来许多难题,对于法律落后或超前于社会发展的情况下如何处理法律适用难题,不宜太过形式主义与机械化。法律作为一种被应用的制度,既要避免被束之高阁,又要避免被僵硬性地理解与适用。让法律使行政陷入瘫痪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被视为基本原则的行政法治不应当走向极端。这就涉及到了如何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进行合理控制的问题。
依法治国并不意味着政府要消极适用法律,而是根据社会与市场的实际情况,进行积极、适时、高效、合法的应对。自由裁量是现代社会所必须,防止自由裁量的滥用是法治的要求,如何促进自由裁量的充分行使又防止其滥用,就是依法治国语境下行政法治原则发展的重要问题。有学者认为,行政法的历史就是强化自由裁量权与控制自由裁量权两种此消彼长的历史。⑤此外,根据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现代社会中的风险结构实际上已然成为了一个‘风险网络体’,人类面对的风险呈现出日益增加而且愈加复杂等特点”。⑥在此种情况下,如何规避因行政主体享有自由裁量权范围的广泛以及对自由权滥用的可能而引发的风险,都成为了依法治国语境下发展行政法治原则需要考虑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需要对行政合理性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如何处理其中的“均衡”问题,需要智慧和胆识。
十八届四中全会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谋划了崭新的篇章,只有把依法治国的总目标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有机结合,坚定信念,深刻理解,积极投身依法治国的实践之中,才能让每一个公民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行政法治原则指引我们在通往法治的路上不断探索,法治的理想鼓励我们不断审视我国法治建设的成就和问题,这些问题要求我们既要从法律的品性、社会的阶段来讨论法治,更要从实际出发,探索我国法治自身的生长逻辑和建设方略。
(作者为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
①向本阳:“现代行政法治原则的规则诉求”,《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3期。
②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5页。
③曼昆:《经济学原理》(上册),梁小民译,三联书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页。
④胡肖华,徐靖:“创新与突破―社会转型期中国行政法治原则嬗变”,《政治与法律》,2006年第4期。
⑤袁曙宏:《行政处罚法的创设、实施和救济》,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4年。
⑥朱茂磊:“行政法治原则的再审视―基于风险规制的要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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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江、河、湖、海的岸边修建的挡水建筑物称为堤;构建在河谷或者河流中拦截水流的水工建筑物称为坝。“防水的堤坝”合称为“堤防”。堤防指在江、海、湖、海沿岸或水库区、分蓄洪区周边修建的土堤或防洪墙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生态堤防设计的必要性及其原则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生态设计理念主要是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堤防工程的功能。在生态设计理念中充分的融合了工程学、生态学以及环境科学,针对堤防工程现有的生态状况,建设具有自然属性的人工堤防。一般情况下,都会采用扩大水域面积以及设计水边景观等方式,对于施工中的材料也应该尽量减少对资源的消耗,以自然取材为主。尽量不改变河道原来的面貌,所添加的人为因素不宜过多,尽量保持河道原有的生态性,建设具有生态特色的堤防工程,为城市建设的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
在以往的河道堤防工程中,人们只是注重防洪度汛以及航道畅通方面的功能,考虑问题的角度也是堤防工程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所以在对河道堤防工程设计的过程中,没有注意其与周边的生态型,对河道进行截弯取直建设,大大的破坏了堤防周边的生态系统。此外,在建设河道堤防的过程中,施工中所使用的大量的混凝土、块石等非绿色材料,对堤防进行大量的人为改造,对于河岸两侧的土壤结构造成严重的破坏。这种过度的人为干预,占用了大量的滩涂和植被,周边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从而导致河道堤防工程的生态功能无法发挥。在原有堤防工程建设中,为了增强防洪能力,而对原有的河床、浅滩、河岸进行了人为推平,建立起整齐划一的立面或者斜面,这种行为对周边的植被造成严重破坏,生物栖息地不复存在,生物链中断,不仅生态功能无法发挥,城市景观建设也受到一定的影响,人们生存环境的质量有所下降。
原有的堤防设计,为了降低成本,就会采用截弯取直的做法,虽然减少了成本投入,但是对于河流的生态破坏性极大。近些年来,人们越来越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所以在堤防工程设计中,融入生态设计理念符合了时代发展的趋势。在生态设计理念下,最大程度的尊重河流堤防原有的生态面貌,尽量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充分利用原有河道的优势,在巧妙的改造后,不仅破坏性小,并且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有利的场所。在生态设计理念下,从堤防工程的设计、施工整个过程中,都以自然和谐为准则,充分发挥河道景观的多样性功能。在生态设计理念中,为了保持周边环境的自然性,尽量使用绿色材料,减少对周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在整体设计思路中,也会充分考虑到河道堤防工程在城市中的作用,不仅提高了防洪度汛和航道畅通的功能,而且更为注重景观建设,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休闲娱乐的场所,所以生态设计理念在堤防工程中的应用起到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共赢的目的,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局面。
一是安全性原则。一般来说,河道地方的建设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防洪度汛,因而,生态堤防的防洪安全是是其设计时最先考虑的原则,只有安全的堤防,才能够考虑到生态的堤防。所以,生态堤防也应该而且必须是安全的地方。
二是整体性原则。在堤防的设计过程中,应当兼顾堤防设计的整体性原则,即河道地方的设计应当从整体上着眼,充分考虑到堤防建设在短时间内所形成的经济利益、社会效益等短期利益以及环境效益等长远利益,使得生态堤防在设计之初就牢牢把握好堤防与自然的有机融合,充分发挥生态堤防的综合效益。
三是自然景观优先原则。基于生态学的河流生态堤防的设计,应当本着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的心态,对自然环境的人为介入应当尽量约束在河流的环境容量之内,设计之初就应当严格考察,在不破坏生态系统在物流、能流基本同道前提下,进行堤防的设计。具体说来,生态堤防的设计应当结合好水域自然环境的特征,因地制宜,效法自然,在堤防设计过程中河流本身所拥有的自然景观应当尽可能予以保留,特别是对于河道的自然边界、天然蜿蜒曲折的河段,而对于不得不进行人为更改或者融入人工因素的自然景观应当加以补偿。
四是生态环保原则。生态堤防的设计还应当尊重自然生灵,坚持“生态治水”、“生态管水”思路,尽量在不影响河流生物生存需要的前提下,保留水生动植物生息、繁衍的场所,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河流相得益彰,形成人水共荣、人水互融的景观。
五是多样性、异质性原则。传统堤防在设计之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堤防的安全问题和成本效益问题。而生态堤防的设计在考虑了上述两个问题之后,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生态岸堤堤防的边缘效应。传统的堤防在设计时未能考虑到河流到滩涂到陆地的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水生生态系统到陆生生态系统过渡的连续性,而人为设计了一道横亘于此的堤防,破坏了这种水陆生态系统所形成的独特联系性,造成了沿河湿地大量流失,水生动植物栖息场所被河水浸泡,河流原本存在的水土之间的互动和联系被认为阻隔,水生动植物繁衍栖息场所消失。因此,生态堤防在设计之初就应当考虑到上述情况,在设计之时应当适当补充自然景观原有的成分,协调好自然景观与人为景观的结构特性,保持好河流的湿地和滩涂,营造一个适宜水生动植物栖息繁衍的场所。
六是亲水性原则。生态堤防的设计不仅考虑的是经济效益、环境效益,还要考虑到社会效益。随着人类活动场所的扩大,娱乐休闲场所的建设越来越显现人性化。河道堤防作为城市市政工程建设的一部分,应当利用好建成人们娱乐休闲的好地方。水是灵动的景观,特别是河流,常常受到人们的喜爱。生态堤防在设计之时应当根据当地居民的文化习俗和活动需要,在堤防上设置更多的与水有关的景观,让人们从各个方位感受水、体验水。
河道堤防是城市建设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关系到城市的防洪排涝,并且对于建设生态城市具有重要的作用。由于大部分堤防工程在城市内部,所以在设计思路上,不仅要考虑到功能性,还要注重美观性,在发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时,还要提升生态效益。在堤防工程的周边环境存在重要的生态系统和生物链,直接关系到生物群落的多样性,所以在追求绿色环保的时代,在堤防工程设计中融入生态设计理念非常关键,其不仅能够充分的发挥堤防工程原有的功能,并且还能够激发生态效应,建设成堤防生态圈,对于促进城市建设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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