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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叙事学诞生于法国。法文“叙事学”由拉丁文词根narrato(叙述、叙事)加上希腊文词尾logie(科学)构成。顾名思义,叙事学应当是研究叙事作品的科学。然而这种定义经不起深究。因为叙事学研究对象——“叙事作品”的界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有话好好说》的叙事艺术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电影叙事学是电影编导与剧本创作中的一门实用性学科,是指电影创作者通过电影化的艺术手法,为叙述情节、塑造人物与彰显主题服务。张艺谋导演于1997年拍摄的电影《有话好好说》改编自金牌编剧述平于1994年创作的中篇小说《晚报新闻》,导演张艺谋对原著小说进行了较大的改动,改编后的故事更符合剧本创作原则和电影化叙事方式,本文将具体分析电影《有话好好说》的电影技法与叙事艺术。
[关键词]《有话好好说》;《晚报新闻》
电影叙事学是电影编导与剧本创作中的一门实用性学科,是指电影创作者通过电影化的艺术手法为叙述情节、塑造人物与彰显主题服务。由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有话好好说》,是将电影叙事艺术成功运用的典范。
该片剧本改编自金牌编剧述平于1994年创作的中篇小说《晚报新闻》,改编后的剧本与原著内容相差较大。
在原著中,主人公与安红是中学同学,由于主人公家境窘迫,安红为了获得表扬,带有目的性地将一件军大衣送给了主人公。事隔多年,安红早已忘记此事,但主人公却一直耿耿于怀,多次追求安红未果,更遭到安红男友的武力威胁和工友的多番嘲弄。最后,情场失意的主人公不堪忍受工友带有玩笑性质的嘲讽与挑衅,盛怒之下挥刀将其手掌 割下。
改编后的剧本讲述了北京青年赵小帅因追求夜总会老板刘德龙的女友安红,而遭刘殴打报复,并于慌乱中将路人张秋生的笔记本电脑摔坏。赵小帅立誓报仇,张秋生纠缠不休,由此引出一系列“索还电脑,息事宁人”的故事,彰显出“少安毋躁,好说好讲”的主题。
在遵循主题不变的情况下,张艺谋对原著小说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二度创作,其中共有两处较大的改动。第一处是将“工友”这一角色转化为知识分子张秋生。主人公赵小帅是居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游手好闲、生活糟乱,如果在剧本中塑造一个与他有着同样背景的“工友”角色,只是通过“工友”讥讽赵小帅来制造矛盾冲突,人物塑造手法难免雷同,性格也流于平面,很难产生角色反差。而将“工友”转变为小知识分子张秋生,则可以通过他与赵小帅这一社会底层人物的身份差异性来制造矛盾冲突。正因为身份地位不同,所以世界观、价值观不同,戏剧性冲突的产生也会变得自然而然了,这一角色的转变与重塑无疑带有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
接下来就从“戏剧性冲突”“视听语言”等角度具体分析该片的电影技法与叙事艺术。
英国导演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首次提出“麦格芬”① 的概念――如果影片的戏剧冲突或叙事线索围绕着某一物件展开,且该物件具有暗示人物性格、牵引情节发展或指示影片主旨的象征意义,则此物件被称为“麦格芬”。张艺谋在本片中就巧妙地运用了“麦格芬”这一概念。全片剧情围绕着张秋生的笔记本电脑展开,矛盾漩涡中的三个角色――赵小帅、张秋生和刘德龙,在“索还电脑”这一主线情节下,展开了“息事宁人”的行动,笔记本电脑也成为主要矛盾冲突的核心。“麦格芬”从原著中的“军大衣”变成了“笔记本电脑”,这是张艺谋对小说的第二大改动。笔记本电脑于90年代末期刚刚在内地出现,在当时尚属“奢侈品”,围绕这件被毁坏的“奢侈品”激发的冲突自然比围绕“军大衣”引起的矛盾更尖锐、更强烈,这一改动不仅是为了塑造人物与彰显主题服务,而且带有一定的时代特色。
按照叙事顺序,可将影片中的矛盾分为三对:
一是赵小帅与安红之间――“狂热追求”与“冷漠拒绝”的矛盾。这一矛盾是影片后续矛盾产生的原因,虽然属于次要矛盾,但对主线情节的发展起到了铺设作用。
二是张秋生与赵小帅之间――“索赔电脑”与“拒绝赔偿”的矛盾。此为主要矛盾,贯穿影片的情节主线。张秋生的“迂”与“善”,赵小帅的“痞”和“拗”,都在“赔与不赔”“该由谁来赔”的戏剧冲突下展露无遗。
三是赵小帅与刘德龙之间的矛盾――为报殴打之仇,要砍掉对方一只手。在影片前半段,赵、刘二人只有两次相遇,第一次是十字路口的打架斗殴,第二次是夜总会的持刀追逐,二人的仇恨越结越深,也为后续情节中“饭店协商、息事宁人”的必要性提供了逻辑依据,是贯穿全片的一条主要 矛盾。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对三对矛盾的解决方式,虽多次推脱责任,但最后赵小帅还是以“料理后事”为由将电脑赔偿给了张秋生,第二对矛盾解决。第三对矛盾刚刚进入解决阶段,此处导演又巧妙地植入了新的矛盾――“赵小帅不听劝告执意犯罪”与“张秋生不择手段竭力制止”的矛盾,影片由此进入高潮。但是,影片的第一对矛盾在起完铺设、引导作用之后,“安红”这一角色就消失不见了,后续情节中也没有一个合理、明确的交代,原著小说中安红这一角色塑造的完整性并没有被沿用到剧本中,这是影片最大的一处缺憾。
在原著小说中,作者述平在主线故事中穿插了多处取材自真实事件的新闻报道,其叙述方式也是正规、严谨的新闻体格式,这种纯文字的新闻体报道形式无法在影片中用字幕完全表述,既要遵循剧作原则,也要符合电影化叙事手法,同时又不能完全脱离新闻的纪实性与真实感,面对此种情况,选择手持摄影来讲述故事,无疑是最适合的方式。国内将手持摄影完全贯穿于整部电影中的例子可谓凤毛麟角,张艺谋无疑是执牛耳者。
影片剧本的台词风格较原著小说更加生活化、市民化。而这种“接地气”的对白无疑拓宽了演员的表演空间。姜文将赵小帅的“一根筋”“痞气”和“执拗”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李保田对张秋生那种小知识分子的“迂腐”“絮叨”和“胆小怕事”的性格作了精当的诠释。另外,影片在主要角色的心理走向方面作了令人信服的诠释。
精彩的剧作可以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成功的剧作蕴涵着发人深省的主题,但是要使得剧作经典不朽,最为关键的一点在于对主要角色心理走向的拿捏力度是否得当。这就要提到剧作中人物的心理变化问题。
剧作中人物的心理变化可总结为四种――直线变化、曲线变化、折线变化和虚线变化。 直线变化是剧作中最为常见的一种心理变化,意即该角色发生了一次180°的心理转变(或性格转变),使得这个人物在影片前后判若两人。这里强调的是该角色的心理变化有且只能有一次。如迈克尔?戴维斯导演的《火线保镖》,杀手史密斯从影片开始时犹豫是否要保护婴儿,到之后历经险阻下定决心抚养婴儿为止,角色的心理走向发生了180°的转变,这一转变也使得原本平面化、符号化的杀手的性格变得立体。在《有话好好说》中,刘德龙一开始与赵小帅势不两立,后来愿意拿钱消灾,即发生了直线变化。
第二种变化叫折线变化,指的是该角色发生了心理转变后,又折回了原点,达到了人物性格在转变前后的呼应。最有名的例子当数意大利导演朱塞佩?托纳多雷导演的“回家三部曲”之一的《海上钢琴师》。蒂姆?罗斯扮演的主人公1900是个传奇琴师,对乐曲的演绎已臻化境,莫里康尼的配乐直接参与叙事,作品仿似一件精美的工艺品,但在人物的性格塑造方面却略显单薄。1900的性格发展太过简单,蒂姆?罗斯赋予了角色灵魂,但无法改变人物性格平面、单一的缺陷。导演对此采取了补救措施,让人物经历折线变化――主人公决定下船却又临阵改变主意。虽然在影片最后,1900的心理状态又回归原点,但这一折线的走向无疑丰富了角色的性格,使得不食人间烟火的天才琴师与世俗发生了仅有的一次擦肩而过。《有话好好说》中,赵小帅原本过着平静的生活,因为追求安红而遭遇了刘德龙的武力威胁,从而决意报仇,一场音箱掉落的意外让积聚已久的情绪戛然而止,报仇的计划就这样荒.唐地中断了,赵小帅带着疑惑与怅然回到了生活的原点,也完成了心理上的折线转变。
虚线变化,意思是看似角色发生了直线心理变化,其实影片结尾才揭示出该角色的心理状态并未发生改变。以法国导演弗兰克?达拉邦特根据史蒂芬?金的小说《肖申克的救赎》改编的同名电影为例,在片中,银行家安迪蒙冤入狱之后,渐渐适应了铁窗生活,并从消极被动转变为积极进取,很好地融入了集体之中。主人公看似发生了直线心理转变,但在影片结尾,典狱长撕开牢房墙壁上的海报,发现安迪挖掘了十几年的逃生洞穴,此时真相大白,安迪的心理状态并未发生转变,他在影片伊始对冤情的呐喊与控诉直到结尾仍然振聋发聩。简而言之,虚线变化与其他三种心理变化一样,都是为丰富人物性格服务的,只是在剧作的表现形式上,可以看做是对观众的一种欺骗,而观众在享受着这种欺骗所带来的愉悦的同时,也生发出对片中角色的心理共鸣。《有话好好说》中,赵小帅对安红穷追猛打,屡屡碰壁,仅有一次安红看似接受了他,直到最后安红的真实意图揭露时,观众才为这个角色打上了虚线变化的标签,原来安红对赵小帅的看法自始至终都未改变。
最后一种叫做曲线变化,即角色发生了多次心理转变,最后该角色的心理定位必须要与影片开始时不同。此类心理变化运用得较为成功的例子是哈罗德?雷米思于1993年执导的《土拨鼠之日》。在片中,主人公面对不断重复经历的2月2日,先后采取了不同的心态去面对――从开始的惊慌失措到游戏人间,再到后来的心灰意冷,最后是积极进取从而实现了人生的价值。四个性格发展阶段勾勒出主人公曲线心理变化的轨迹,这种心理变化比只转折一次的直线变化更有现实喻义,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也更加立体。在《有话好好说》中,张秋生这一角色的曲线心理变化运用得最为成功。这一人物的心理在影片前后发生了多次转变,其发展轨迹可分为“还电脑前”和“还电脑后”。
“还电脑前”,张秋生不断周旋于刘德龙与赵小帅二人中间,目的就是索赔电脑,而到底该由谁来负责赔偿,是这一阶段戏剧性冲突的主要落脚点,也是这一人物心理发展变化的催化剂;但当得到电脑之后,他的初衷发生了改变,他开始想尽各种办法来阻止赵小帅犯罪,对其灌输“有话好好说”的观念,此时,前一阶段积聚的矛盾终于尘埃落定,戏剧性冲突调转矛头――从索赔电脑转变到阻止犯罪,人物的性格真实可信且更加立体;在影片结尾,张秋生在遭受胖师傅的虐待侮辱之后,忍无可忍,反戈相击,更不惜打翻电脑,只为挥刀砍人报仇,“有话好好说”的观念早被他抛到了九霄云外。从一开始“一根筋”只为讨个公道索赔电脑,接着是息事宁人好言相劝,到最后借酒壮胆以暴易暴……这种极富戏剧张力的多次心理转变正遵循了“曲线转变”的仪轨。
风格化的灯光运用也暗合了人物的心理特征。影片最有特色的打光主要运用于结尾,共有两处,并且集中表现在赵小帅与张秋生身上。赵小帅将阻止自己报仇的张秋生捆绑在二楼杂物间,刚刚送走老板,门一关,一束绿光打在赵小帅脸上,一副复仇者、阴谋家的嘴脸跃然眼前,此为第一处;影片结尾,失去理智的张秋生在走廊里来回追逐要砍胖师傅,整个走廊都被幽暗的绿光笼罩,恰到好处地表现出张秋生此时的疯狂与失控,此为第二处。导演在这里用到的打光手法被称为“表现主义”。表现主义起源于德国表现学派,涉及绘画、文学和戏剧等多种艺术领域,在电影中,它是以镜头、灯光、色彩或布景等视听语言手段来展现人物性格或渲染角色感情的一种表现手法,且多用于表现一些恐惧的场面或扭曲的心理。② 将“表现主义”这一概念上升为影视理论高度的影片为德国导演罗伯特?韦恩执导的《卡里加里博士》,该片也被称为德国表现主义电影的里程碑之作。在《有话好好说》中,张艺谋成功地借鉴了这一艺术手法,通过灯光的巧妙运用,既营造了恐怖的环境,又彰显出人物扭曲的心理。
影片围绕着“赔偿与报仇”这一情节主线,以晃动的镜头暗合了主要人物躁动难安的心理特征,诠释出“有话好好说”的主题思想。张秋生等角色的心理转变使人物塑造更加立体,在丰富了情节的同时,也为主题赋予了深层次的内涵。
① [美]詹尼佛?范茜秋:《电影化叙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② 青藤:《从〈卡里伽利博士的小屋〉到〈大都会〉:德国无声电影艺术(1895―1930)》,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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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夜行》不仅是一部推理小说,还是一部关于情爱的小说,学者对于《白夜行》中的人物形象塑造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白夜行》中的人物形象塑造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 要: 《白夜行》的作者用忧郁基调奠定男女主人公凄凉的爱情故事,在每一件事件背后都透露他们各自的感情纠纷,一切的一切都由深深的情感与无奈完全贯穿,时代的发展紧紧地牵引着人物的命运,直至结尾达到沸点。
关键词: 东野圭吾 《白夜行》 爱情
在《白夜行》中东野圭吾将主体内容围绕一个犯罪案例展开,贯穿各自凄凉的情感,用爱的线索追寻。东野圭吾在推理上拥有毋庸置疑的实力,将这份爱情藏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而正是这样漫长的叙事时间,使得这份爱情显得悲凉而厚重,让读者看到这一场涂满鲜血和罪恶的所谓爱情。读者在品读两人各自生活的时候在脑海中不禁浮现出这份躲在“白夜”里,“无法牵手”也“没有回头”的爱情。整本书情节曲折,各事件的设置又富有理性,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和手法引人入胜,两人间的情感描写与人性社会揭露更让读者回味。
一、时代背景与作者经历
东野圭吾于1999年创作此小说,此时为泡沫经济时代,正如文中多次提及的一样,失业率剧增,大量人口失业,人们生活状况受到严重威胁,同时又发生重大自然灾害事件导致民众普遍感到生存的威胁。此时的日本人内心极度缺乏安全感,开始疯狂追逐金钱等现实物质。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人们的道德危机慢慢显露出来。雪穗和亮司爱情悲剧的源头就是家庭的冷漠、社会的冷酷导致的人性扭曲,是雪穗和亮司儿时的不幸让“恨”的种子在心中滋长,结出“恶”的花朵并不断蔓延而不可遏制。
东野圭吾对于刻画社会问题与人的执著尤为擅长,并对主人公的情感描写独具一格。在日本泡沫经济蓬勃、推理小说新风潮再起的时代,东野尝试了许多新的切入点并决定以推理为手法,而且本书中主人公们的命运实际与他自身创作过程与内心情感有不可否认的联系。记者曾采访过他,他将《白夜行》中的雪穗比做他理想中的女性形象,而亮司的生活则比做理想的生活方式,由此可见《白夜行》中的部分内容则是作者的内心情感生活。
二、主人公人物悲剧性格与情感羁绊
山本雪穗是自私的,但同时集中了女性的完美,有着令人羡慕的美貌与身材。幼年的雪穗一定觉得所有遭遇都是因为自己出身卑贱,家庭贫困,所以她一直都渴望跃入豪门,过上富裕的生活。她不择手段地想要摆脱困境,甚至为了个人私利摆布他人的命运。因为她渴望改变一切,让自己跻身社会名流,永远脱离那贫民窟般的卑微气息,忘却让自己不堪回首的童年,用现实的物质弥补曾经受到的创伤。
雪穗是爱亮司的,她说:“我的天空里没有太阳,总是黑夜,但并不黑暗,因为有东西代替了太阳。”明显她所说的太阳就是亮司,或者说是人性。他的出现带给了雪穗仅有的一束阳光。亮司对她的爱也就是她最后残存的一丝人性。但是,由于两人幼年的经历,每一次面对亮司时,她都会回到自己的过去,看到曾经被母亲出卖、被亮司父亲凌辱的自己,所以她不可能和亮司在一起。雪穗想忘掉的是不堪回首的童年,她用尽一切方式想要取得地位、金钱和权势,她认为这样就能获得幸福,一次次为了实现拥有幸福而犯下罪孽,殊不知她这样只能使自己和幸福背道而驰。所以,正如书中雪穗所说:“我不知道如何去爱人。”
雪穗和亮司之间除了幼年时残存的初恋之情外,更深的羁绊是两人之间由于那件事情所建立的坚不可摧的同伴关系,在他们两人的灵魂中,除了这点爱外,几乎也不剩下别的了。这是一种爱,但并不能单纯地称为“爱情”。正如书中的老警察所说,他们两人是一种“互利共生”的关系。用他的话说,他们两人是枪虾和虾虎鱼的关系。但他们并不只是互相利用的,他们之间的羁绊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爱。
“这人……是谁?”�G垣看着她的眼睛。雪穗像人偶般面无表情。她冰冷地回答:“我不知道。雇用临时工都由店长全权负责。”“�G垣脚步蹒跚地走出警察的圈子。只见雪穗正沿扶梯上楼,背影犹如白色的幽灵。她一次都没有回头。”他们之间有深入骨髓的爱,但在文章结尾处以亮司去世、雪穗无情离去告终。此处是文章的高潮与结局,也是雪穗情感重大波动的最后阶段。亮司为了掩护她不幸跌落身亡,她甚至没有落一滴眼泪。这种冷漠不是她的刻意表演与逃避。亮司是她生命中唯一的一丝温暖,当她看到尸体的一刻一定给她重大的冲击,以至于她无法再表现出任何惊慌或悲伤神态,取而代之的是面无表情的冷淡,或许她的灵魂也瞬间消失了。她回头离开,像往常一样工作,但在她离开后自己内心已经发生细微的变化。她懂得亮司为她付出的一切,她要替亮司继续活下来,用合法手段谋生走入正途,只有这种方式才能不辜负亮司无私地为自己牺牲的爱,当她微笑地与客人交谈时代表她的情感已经升华到下一个阶段。
桐原亮司是无私的,十九年间一直守护着雪穗,为她扫除前进的障碍,哪怕是牺牲自己的性命。或许因为小时候父亲玷污了雪穗使她内心愧疚,所以用这种方式向雪穗赎罪,但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爱她。只要有人阻碍雪穗的生活,让她无法实现梦想,“守护者”便会立刻察觉到并除去他们。每一次行动都充满罪恶,受着灵魂的煎熬,但他心甘情愿,这样才能保护心爱的人。可最终雪穗不能够嫁给她。书中有一段描写侦探跟踪调查化名秋吉的亮司的情节:“这个人活着到底有什么乐趣?简直孤独得要命。”这是今枝对亮司的感叹。没错,他什么都不需要,因为他几乎没有了灵魂,没有了人性,陪伴的只有雪穗。在小说的最后,那把剪刀刺进了他的心脏。十九年前就该刺进去的剪刀,十九年后终究还是刺了进去,亮司用死完成了赎罪。
东野圭吾曾说,自己是相信人性本恶的。在他的小说中,最阴暗的罪恶背后往往是最绝望、最彻底的爱和奉献。这让人想到现实社会的深层原因。《白夜行》是推理小说,以命案开始讲述,作者并没直接说出凶手是谁,但文章多处暗示。此外两个人的情感变化更吸引人,他们两人既是害人者又是被害者,相互依赖。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可以随便践踏别人的尊严,剥夺他人的生命,道德在他们心里已经完全沦陷。在残忍手段背后却是脆弱的心灵与孤寂。“结果,雪穗从不以真面目示人,亮司则至今仍在黑暗的通风管中徘徊。”男女主角最大的愿望,就是手牵手在阳光下散步,然而这对于他们却是永远无法企及的奢望。他们只能在用彼此的光亮照耀下的黑夜艰难前行,为了生存,他们付出了无法偿还的代价。
参考文献:
[1]东野圭吾,刘姿军,译.南海出版公司,2011.9.
[2]张蓉.日本名家推理小说精粹出版.北京日报,2000.
[3]刘邦惠.犯罪心理学.科学出版社,2009.
[4]戴尔.卡耐基(美).人性的弱点.中国城市出版社,2010.
摘 要: 日本作家东野圭吾《白夜行》中的雪穗自幼就是城府颇深的女孩,学生时代成长为行走在灰色地带的少女,长大成人后更定格为貌美如花却蛇蝎心肠的女人。雪穗可作为东野圭吾塑造的“扁平人物”恶女形象系列的代表:为了掩盖不得已的恶行连续犯下新的罪行,生活在犯罪与伪装交织的网中。这一形象即源于作家的女性观,也展示出鲜明的时代色彩。
关键词: 东野圭吾;白夜行;雪穗;恶女形象
在日本,东野圭吾可谓路人皆知,“这个名字几乎已经成为推理小说的代名词[1]”但是在中国学术界的知名度还不大,远没有村上春树、川端康成闻名遐迩,可他在中国民间却拥有了大批忠实粉丝。“在中国,卖得最好的推理小说作家是东野圭吾,东野的版税甚至是其他推理小说作家的十倍以上。2008年出版的《嫌疑人X的献身》中文版推出一周之内就卖出了超过十万本,仅仅新经典文化一家出版社,2008年至今已经卖出了超过二百四十万本。[2]”可见他的作品确实有着独特的魅力。由于他原本是理工科出身,所以他的作品有着极强的推理逻辑思维,善于将事实放置于一层一层迷雾之中,让读者阅读经验期待视野焕然一新,也正是这种独特的叙事技巧让他的作品在众多推理小说中独树一帜。
女性是东野圭吾长期关注的焦点。纵观他的所有著作,不难发现里面几乎没有散发人性光辉的善女,多的是外表美丽而内心狠毒如蛇蝎的女性,罪犯也多为女性,这些女性形象有着共同的特点――恶女。他笔下的恶女们,虽然确实干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但是由于塑造出了一种勃发力量感以及角色本身的丰满,反而产生了异样的魅力,并且由于小说是以第三人称的角度叙述,因此读者们对恶女产生的原因也有所了解,一定程度上对于角色的恶行也有所理解和宽容。其实这种现象在许多影视小说中很普遍,最受欢迎的角色不是正义英勇的男主角,往往是邪恶的反派赢得了大多数人的青睐,这大多是由于坏人表现出了人们受困于社会秩序、道德等因素而无法在现实中表现出来的行为情绪,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实中大家的价值取向有问题。
从女性立场看,《白夜行》是东野圭吾作品中的无冕之王。也许更多人喜欢《嫌疑人X的献身》,因为那更具推理性,更加挑战读者的智商,铺设的局中局可以说是很少人能够猜得到的,但《白夜行》带给读者的更是内心的澎湃与激荡。小说讲述的是两个少男少女悲惨的命运。亮司,生在一个条件优越的家庭,却有着一个背地里肆意宣泄恋童癖的变态父亲,又目睹母亲因为欲求不满和家里的雇员偷情。雪穗的境况更糟,父亲早逝,母亲西本文代靠出卖雪穗的身体给有恋童癖的“恶魔”来赚钱维持生计。两人青梅竹马。偏偏亮司的父亲又恰巧是“恶魔”之一。亮司为了保护雪穗,亲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雪穗为了不让事情败露,把知道真相的自己母亲也杀死了。而且把罪行推加到母亲的身上。法律对案子的追查期为15年,为了逃脱法律的制裁,两人约定,在今后的15年内,彼此要像陌生人一样生活,只有这样,别人才不会怀疑。没有了完整家庭的他们,在惨剧发生后,就这样各自生活了14年。渡过了平静14年后,亮司突然发现之前的案子还是有人在查,而且已经开始怀疑到自己和雪穗身上了。没有家庭温暖的亮司和雪穗,为了不让自己的罪行被发现,用尽各种手段把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一一除掉。“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3]”《白夜行》巨大的时间跨度、独特的叙述技巧、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显示了作者娴熟的语言驾驭能力,也标志着他从最初的探索时期步入中期的成熟时期,文章开篇便引入了两个看似毫不相关的死亡事件:一件离奇的杀人事件和一个普通的自杀事件,实际上是由一条纽带联系起来――主人公雪穗。
一、自幼城府颇深
主人公雪穗的首次出场是在�G垣润三和古贺两位警官来家中向其母亲文代询问案件时。当警官问到“你妈妈在不在啊[4]23”时,一般“这个年龄的孩子听到警察自然会紧张”,然而雪穗却口气十分坚定道“我妈妈还没回来。[4]24”并且还通过查看证件让警官证实身份。在等待中,又让警察进门,这是因为“在外面等,附近的人反而会觉得奇怪。[4]25”一系列的对白和动作描写立刻让读者脑中浮现了一个超龄敏锐、心思缜密的小女孩形象,待人接物如此恰当,这个年纪原本是该躲在父母怀抱中撒娇,享受天真烂漫的生活,而她却处处留心、谨小慎微,顷刻间为这个典型形象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进门后,呈现在警官们眼前的是“没有丝毫明亮精美的气氛”“令人感到昏暗[4]31”的狭窄居所,作者很明显利用这个小环境对雪穗的性格、气质大为渲染。她在看一本名为《飘》的外国原著,而两位警官却说“那个我看过电影”“我最近都没看书[4]56”,并且还讨论了漫画。在这里,对于雪穗我们的认知又增加了,她还是一个有着文艺气质、高雅品位的小孩。�G垣再度环顾室内,在垃圾桶里发现了布丁的包装纸,转眼便与雪穗的眼神撞个正着,后来在警官询问其母文代时,为了逃脱嫌疑,原本打算撒谎的母亲在雪穗的提醒下只好道出实情。这件事情顿时让读者觉得这个小女孩是不是过分聪明?两位警官对此也有着同样的看法:“我问文代星期五桐原是不是来过,一开始她好像要回答没来。但因为雪穗在旁边提醒她布丁的事,她只好说实话。雪穗也一样,本来也是想隐瞒桐原来过的事,不过,因为我注意到布丁的包装纸,她才判断说谎反而会出问题。”“是啊,那女孩看来很机灵。[4]167”雪穗的城府已初现端倪。一个十岁的小女孩按理说在这个年龄应该不谙世事,天真单纯,可是她却有着非一般人的气质,似乎让人不能拿寻常小孩的态度却审视。
紧接着,在雪穗设计将母亲和另一个“恶魔”除掉并嫁祸他们的事件中,她的沉着冷静和缜密的计划让人真是不寒而栗,年幼的她早就在心中布下了一步步的打算。为了摆脱这个贫穷苦难的家庭,就已经和有着高雅气质、擅长茶道的远房姑姑密切来往,之后便是为母亲制造一场看似“意外”的死亡,让已经有着亲密联系的姑姑正好出于喜爱和同情收养自己,方便获得好的家庭背景、好的教育。“她隐瞒母亲自杀还有另一个理由。可能这对她来说才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形象。母亲死于意外会引起世人同情,但若是自杀,就会被别人以有色眼光看待,怀疑背后有什么不单纯的原因。为将来着想,要选哪一边应该很清楚。[4]467”小小年纪能看穿世人对这两种死法的权衡,并作出了超脱伦理的选择。那么普世的看法是怎样呢?如果是“自杀”,母亲会被冠上畏罪自杀的帽子,人们会怀疑她是为了掩盖情夫杀人的真相,而雪穗也会因此被人侧目;但若是“意外身亡”,世人的关注点会放到存活下来的小女孩,会对她产生同情,也会使她以后的路好走许多。权衡之下,雪穗选择将母亲的死伪装成后者。她的身上早已埋下了深深的罪孽,这株芽儿在幼苗时期就浸泡在毒液之中。 二、灰色地带的少女
“有一株芽应该在那时就摘掉,因为没摘,芽一天天成长茁壮,长大了还开了花,而且是作恶的花。[4]469”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案件慢慢被人淡忘,雪穗俨然活成了自己预想中的样子,彻底和不堪的过去挥手告别,她“透着聪慧的面容,高雅而无可挑剔的举止”“身边总是围绕着许多人[4]538”,仿佛过去的那个自己并没有出现过,原本就是如此。然而,这株芽儿却将浸满毒液枝蔓伸向了无辜的地方。
初中时,雪穗和同班同学藤村都子在别人眼中都是才女、美女,都子对雪穗怀有竞争意识、又在背后四处散播雪穗身世,对她恶意中伤,导致后来被雪穗设计陷入强暴案中,造成极大的心理阴影,雪穗伪善去安慰都子,怀柔了这个竞争者。步入大学后,雪穗和好友川岛江利子在社团活动中认识了社交舞社社长筱冢一成,很快在一成的追求下,江利子坠入了爱河,并且在一成的改造下变得美丽自信开朗,不再是雪穗身旁的绿叶,成为一朵娇艳的百合。雪穗不喜欢别人比她强,一成显然是雪穗看中的人,是企业的继承者,是自己向上爬的阶梯,让江利子离开,而她留下是最好的接近一成的方法。于是江利子自以为那么多年的友情,也终究逃不过命运,仍然在雪穗的策划下成为又一名强暴受害者,伤口永远不会再愈合。可是她用尽手段,一成还是无法忘记心上人,并在一次又一次的接触中看清了雪穗的真实面目。回顾一下被收养后雪穗的历程,不难发现这看似完美的姑娘选择了依附黑暗,似乎在扫清所谓的障碍中赢得了快感或者说是活着的实感。看不到她对从前暴力的谴责,看得到的只是这个人日后对暴力的放纵。且不说报复只会造就更多的痛苦,短暂的愉悦过后只能是更大的空虚。最重要的是雪穗并没有报复当初的施暴者,当然,她也无法做到,毕竟已经被桐原亮司杀了,她的行为更像是把自己的怨气化为私欲以极其自私的方式强加于他人身上,这也是这个典型形象受人诟病的主要原因。看似坚强独立背后隐藏着患得患失的不安,看似温柔体贴也不过是伪善,看似坦诚却有种莫名的威逼之感,好似抓住了人性道德的缺点强迫他人接受她所谓的苦衷,以至于她只有不停地通过粉饰甚至不惜动用违背道德的途径来加工看起来完美的形象。然而外表举止再怎么善于伪装,这个恶女的眼神里还是“有一种微妙得难以言喻的刺,那是更危险的光,可以说是隐含了卑劣下流的光,真正的名门闺秀,眼神里不应栖息着那样的光。[4]”
三、蛇蝎心肠的熟女
如果说毁掉别人的生活是出自于对他人的报复,那么在作恶时还搭上了自己的婚姻幸福,这又是何等的冷漠残酷?一向像天鹅一样高贵冷艳的雪穗开始在社团活动中寻找另一个猎物,主动找成员高宫诚教自己舞步,在一次一次的单独练习中两人很自然地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当然这一切也是在她的计划之中,因为她需要一个殷实的家庭来满足自己的欲望。然后在高宫诚电话中的窃听器中,他发现了诚爱上了公司里即将辞职的三泽千都,眼看着自己的计划即将破产,一切欲求即将化为泡影。她便安排自己的“虾虎鱼”桐原亮司假冒警察使诚失去了表白的机会,只好如期娶了自己。在他们最初的婚姻生活中,雪穗一直扮演着良家妇女的角色,因为她需要利用好诚的价值,使他为自己的店铺投入资金,可当诚失去利用价值后,雪穗便计上心来,安排了三泽千都和高宫诚的“偶遇”,原本情投意合的两人迅速擦出火花,旧情复燃。于是,高宫诚便成了一个对雪穗怀有愧疚的人,认为是自己不忠导致了这段婚姻的死亡,“对于离婚,法律政策和世俗眼光往往站在丈夫一方。[5]”如此雪穗便片叶不沾身地摆脱了这段已经无用的婚姻。接着,她遇到了第二位高富帅筱冢康晴,然而他的女儿筱冢美佳却无法接受这个年轻的继母,为了制服这个丫头,雪穗同样使用了凌辱的方法让美佳乖乖闭嘴。
最让人觉得雪穗冷漠无情、心肠歹毒的莫过于当桐原亮司被警官�G垣润三逮捕时,用曾经和雪穗一起做剪纸的视若珍宝的剪刀扎进自己胸口的死亡方式来换取雪穗的安全,雪穗却无动于衷。
“这人……是谁?”世垣看着她的眼睛。
雪穗像人偶般面无表情。她冷冰地回答:“我不知道。雇佣临时工都由店长全权负责。”
……
只见雪穗正沿扶梯上楼,背影犹如白色幽灵。
她一次都没有回头。
小说由此结束,一个外表纯良无害、内心却阴暗毒辣的恶女形象跃然纸上,在感慨东野圭吾独特的叙事结构的同时,对雪穗这个典型的恶女印象想必更为深刻,雪穗幼时遭遇的确引人同情,并谴责那些毫无人性的勾当,但是这并不能为她后期的行为买账。曾经的创伤能否作为日后行走在灰色地带的借口?当然不能,毕竟怎么能用从前的悲开创今后的恶。东野圭吾笔下的雪穗,似乎一生都要带着隐形的枷锁,再度回首她缺乏爱的表现,恍然,或许她其实并不爱自己。
四、恶女形象的特质
其一,蛇蝎美人。东野圭吾笔下的雪穗和他其他作品的女主人公大同小异,她们都是容貌出众又心狠手辣的带刺玫瑰,都对男人有致命的吸引力,都是为了钱财而犯下罪行,背叛爱自己的人,更兼都是不断地为了弥补错误而犯下新的罪行,导致破绽越来越大。这里就单说唐泽雪穗这一典型形象。恶女自持美貌,善于伪装成楚楚动人的假象来迷惑他人,内心肮脏无比,黑暗阴险。对违背损害自己利益的障碍绝不留一丝温存,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比任何人都看清社会的黑暗和人类的险恶;
其二,由被害到害人。穿越到每个人的童年,去倾听他们残缺心灵的内心独白,那都是滔天巨浪。幼时的阴影会对人的一生造成多大的影响?童年残缺的人在成年之后总是会受到童年的影响,残缺了什么就想要补回什么,残缺的越大想要补回的执念就越强。这点在雪穗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幼年的雪穗曾被猥亵,恶魔还不止一个。顺着这个思路想就会明白雪穗的执念是什么。被逼出卖身体会失去他人的尊敬、羡慕,会获得他人的同情、非议。这就是雪穗的残缺。这份残缺太强烈了,以至于给雪穗种下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执念――若要弥补这份残缺,就要不断获取他人的尊敬、羡慕,所有胆敢同情非议她的人,她都不惜动用一切手段要让他们尊敬她,羡慕她。但道德也好法律也好,约定俗成的潜规则也好,世上没有哪一条规矩说了:被伤害过的人就有权利去伤害其他人,不幸的人有权利将阻挡自己幸福的人变得不幸。 其三,可恨人背后的可怜。恶女们在游戏人间、为非作歹的同时,也必定会失去作为普通人的乐趣,从小说的字里行间里也能透露处内心的空虚,她一直费尽心机地在生活,除了亮司几乎没有人真正爱过她,筱冢一成喜欢川岛江利子,且能一眼看穿她,高宫诚结婚前就想反悔了,一直爱着另一个女人。一次伤痛几近杀了自己的灵魂,恨是一把双刃剑,在刺向别人时也让自己血肉模糊,任何民间法庭,都是对法律最大的破坏
其四,品质始终如一。东野圭吾将恶女塑造成扁平人物,“扁平人物的塑造方式,即某种静态的塑造人物的方式,只表现一个单一的性格特征,也就是只表现被视为人物身上占统治地位的或在社交中表现出的最明显的特征。[3]”细究雪穗这一形象,不难发现在年幼时她的身上就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缜密、敏感、颇具城府、气质高雅;高中大学期间更是冷酷残忍、攻于心计,神出鬼没;成年后的她依旧是笑里藏刀、伪善、心狠心辣,在小说中保持着始终如一的形象特点,并没有因为成年后拥有了财富、地位、家庭而开始向善,从始至终都是一个邪恶的形象。虽然物质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是在精神上却是没有归处,就算成功的达到目的依旧是心无处安放。
当雪穗说“我的天空里没有太阳,总是黑夜,但并不暗,因为有东西代替了太阳。虽然没有太阳那么明亮,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凭借着这份光,我便能把黑夜当成白天。我从来就没有太阳,所以不怕失去。[4]”时,她终是没有领悟:外因所起的作用根本上讲,其实是帮助调动人们的内心,推波助澜地使我们自己意识到什么才能让我们平和而幸福。因而最根本的是能够自我醒悟,正如苏格拉底所说,真正的智慧源自内心。很遗憾,对雪穗而言,最缺乏的爱应该是包容。不是包容他人,而是要包容她自己,其实并不是要求雪穗自救,毕竟她只是个书中人物且事已成定局。这个词是对读者说的,作者为何会塑造这样一个人物,见仁见智的事,一如有人看到了劝慰。对于我们实实在在的人而言,希望能够谨慎对待自己的人生,不要永远受困于他人加诸身上的恶。
五、塑造恶女形象的原因
1.东野圭吾的女性观
艾氏在《镜与灯》中提到:““每一件艺术品总要涉及四个要点,几乎所有力求周密的理论总会大体上对这四个要素加以区辨,使人一目了然。第一个要素是作品,即艺术品本身。由于作品是人为的产品,所以第二个共同要素便是生产者,即艺术家。[6]”东野圭吾的作品中创造的女性形象都是恶女登场,常常会显得妖魔化女性。但是换个角度看,文学作品出现夸张的手法加剧冲突也很正常,通过放大一些特质来反映人性。一路发展下来,其本质的属性之一,就是“女性讲义”,其中呈示的是作者的女性观。撇开东野的一些早期本格小说不谈,我们不难看出,他的作品实相虽然是一步步走向黑白幽境的人性森林,但根本上则体现为从“恶女”到“圣女”的进化。在日本,女性的魔鬼与天使两面,主要外化形式就是恶女和圣女。日语中,“‘恶女’一般指的是会诱惑男性、有魅力且危险的美女。‘恶女’虽然危险,但是有神秘的魅力,男性虽然有害怕之心,但又总是情不自禁不能自拔。[7]”与柔弱的天性常态相比,更能激发男性的种种遐想。东野本人就曾不只一次地自承,他的最大愿望是缔造一个“穷极魔性之女”。
2.鲜明的时代色彩
“文学作品最直接的背景就是它的语言和文学上的传统,而这个传统又要受到总的文化环境的巨大影响。[8]”从传统上看,“日本的社会是一个按照年龄、性别、家族关系、社会关系的不同组织起来的拥有上下之分的阶层制社会。[9]”长期以来一直是以男性为中心。明治维新以前,《女大学》被奉为妇女必读的“圣经”,它宣扬“三从四德七出”等歧视和压迫妇女的封建礼教,束缚了女性的思想和行为。“妇女是丈夫的奴仆,是为了实现家的延续目的而生儿育女的工具,在社会中处于无权地位,被认为是‘无行为能力的人’[10]”男人挣钱,女人持家”是日本家庭里男女分工的基本形态,“即:女人――家庭的;男人――社会的。[11]”在经济上依附于丈夫是日本女性家庭地位低下的根本原因。人们在电影中看到的男人一进门妻子就迎上去接提包、帮丈夫脱外衣小心伺候的情景目前虽已不多见,但是找一个职业稳定和收入丰厚的可靠丈夫仍是日本女性的基本婚姻观。东野将《白夜行》背景发生在70-90年代,对日本来说是个极其有意思的年代。那时日本经济飞速发展,逐步有了较大的发展,女性开始在工作上取得成功,外出工作成为了一种潮流,“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百分之四十的日本企业是由女性支撑的,妇女逐渐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12]”但同时导致了贫富差距、社会地位悬殊,他塑造的许多角色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的是差距极大的。这也为雪穗小时候家庭条件疾苦创造了条件。而且当时很多人会拿钱来做投资,也决定了亮司他们家当铺的好生意。日本战后宪法明文规定:男女在法律上、社会和家庭里地位平等。对于性别这个话题,东野圭吾在《单恋》里是这样写的:“许多人相信血型可以影响性格的说法。按照那些人的说法,人类可以分为A、B、O、AB四种类型。相信这个说法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基本不会因为血型去歧视他人。我认为即使血型不一样,但同样属于人类的事实不会改变。同时我也知道,若当真要分类,也不能粗粗地仅分为四个类型。但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被染色体的类型束缚呢?为什么不能想到不论是XX还是XY,抑或除此之外的类型,同样都属于人类呢?”[13]每个人都是独特的自己。东野圭吾作品里面的恶女都是极具性格的,不管是做职场女性还是家庭主妇,就算是被日本社会环境限制住,恶女们也都像男人一样支配着自己的欲望,没有因为自身是女性这一身份而约束天性。
恶女形象的塑造表明了东野圭吾的女性观,女性并不是是温顺的小绵羊,一旦被男性压迫到极点,她们便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即使是非法的手段,也会达到和男性平起平坐的地位,甚至是超越男性,越来越朝着开明的方向发展,达到真正的男女平等。所以说“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造就的。[14]”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15]。在《白夜行》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不幸的,更何况恶女贵为主人公。小说里并没有很多地描述雪穗小时候有多么悲惨。对于雪穗来说,悲惨这个词就要更为真切得多,幼年即被母亲卖,成为男人的泄欲品这样的事本身就很说明问题。当这样事件发生,爆发就只是时间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唐泽雪穗是不是化作了什么――扑火的飞蛾。这有可能避免悲剧么?如果唐泽雪穗不住在这片是非之地,不害死母亲,她也许就不用背负着沉重的枷锁,更不用为了掩埋真相把罪恶的雪球越滚越大。但是那又怎样呢?桐原亮司撞破了事情真相,即使是孩子,也没办法像没事一样手牵着手走在阳光下吧。他们所能掌控的只有解除恋情而已。除非,做出更加决绝的决定。爱和死亡是人类心中永远的痛。
摘要:推理小说《白夜行》以其独特的忧郁基调和主人公之间爱而不能的感情纠葛向读者讲述了一个残酷的爱情故事,从而突破了传统推理小说的写作思路,而更多地着眼于人性和社会问题,掀起了日本推理小说的又一高潮。
关键词:东野圭吾;《白夜行》;推理小说 ;凄凉无望;冷静缜密
东野奎吾的时代处于日本推理小说 发展的鼎盛时期。一般而言,推理小说多是作为大众文艺而流传于民间,以情节曲折离奇、表述通俗易懂而深受大众喜爱,但是学界对其关注和研究者则甚少。这主要是以往推理小说重情节轻语言和人物形象塑造所带来的不良后果。然而随着推理小说发展的日趋成熟以及读者接受能力的不断提升,推理小说不再以破案为最终写作目的,反而更多地关注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由此引发的对社会问题的深思。而东野奎吾之所以能在推理小说泛滥的日本掀起一阵狂潮,主要得益于其在情节曲折之外,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创作手法以及社会和人性问题等都有着深深地思索,进而受到了一致好评。
一、 自私而完美的唐泽雪穗
东野奎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将唐泽雪穗比作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而将亮司的生活比作一种理想的生存方式。这是因为他们身上都有相似之处,都为了守望而无私奉献:亮司心甘情愿地守望唐泽雪穗,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雪穗为了守望自己既定的生活,哪怕反复利用真正心疼自己的人。他们都在绝望中祈求生存下去,他们都是怀抱理想的坚强之人。
唐泽雪穗有着“聪慧的面容、高雅的举止、完美的身材和非凡的智慧”,这样的理想女性 自然是男性所憧憬的,男性也极易为其美貌所吸引而任由雪穗摆布。为了自己的身世不被揭穿,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财富和地位,她不择手段,利用亮司对她的无私守护而制造了许多意外事件。然而当谜底一步步揭晓的时候,在亮司为了掩护她而不幸跌落身亡的那一刻,她头也不回地走了。这正是“绝望的念想,悲恸的守望”。二、无奈无私的守望者桐原亮司
故事一开始就安排了桐原亮司父亲的离奇死亡,而杀死父亲的凶手一直未能找到,直到该书的末尾才道明了原来杀死亮司父亲的凶手正是桐原亮司自己。在这个谜底还未揭晓之前,亮司一直受到良心的拷问,同时又夹杂着对父亲玷污幼小的唐泽雪穗的愤恨,而这种爱恨交织的感情只能通过他多年来暗地里无私帮助雪穗才能得到一丝丝化解。因此,这也是亮司一直无私守护着雪穗的原因之一。在许多同学的眼里,亮司是个低调、沉默寡言的人,不会和任何人走的过于亲近,也不愿在任何场合凸显自己,总之是一个难以接近的家伙。然而他私下里却有着另一面:对 金融市场的敏锐直觉、处事手段的高明和对唐泽雪穗的言听计从。这些在外人眼里都是看不到的。只有在唐泽雪穗面前,他才变得谦恭和顺从,愿意为她做任何事情,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然而就是这样义无反顾地守护,最终换来的却是雪穗“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那刻的亮司多少是有些无奈和绝望的。而当亮司死去的那一刻,雪穗的灵魂也跟着消失了。
由此可见,《白夜行》是一部推理小说,也是一部关于情爱的小说,在这部小说中,谁是凶手已经不是人们最关心的话题,而唐泽雪穗和桐原亮司之间的感情 发展和人性表现才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唐泽雪穗和桐原亮司的性格都是人性的悲剧,只有在彼此间才能展露自己的真实面目。雪穗为了谋求金钱、利益、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不惜一切手段借助自己的美貌一步步获得自己想要得到的一切;桐原亮司则为了内心的愧疚和赎罪而以爱的名义一步步逼迫自己走向死亡。
在故事主人公的人性由于受到社会不良环境的影响而出现扭曲时,读者不禁要将批判的触角深入到更深层的社会根源层面,从而深度挖掘造成唐泽雪穗和桐原亮司进行系列犯罪的动因。而作者东野奎吾正是通过情节的曲折离奇、逻辑的思维缜密、悲恸无望的爱情故事以及令人匪夷所思的结局使得故事主人公形象得到了入木三分的刻画,由于桐原亮司只想和雪穗“能手牵手在阳光下散步”的希望最终变成了无助的绝望,从而使得《白夜行》因为凄美爱情而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大力追捧。
参考 文献:
[1]东野奎吾.《白夜行》. 刘姿君译.南海出版公司 2011年9月
[2]李昕.推理小说为何能燃烧 中国书市?[J].新观察20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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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埃落定》采用的“傻子”这一独特视角.通过一个傻子的眼光和百无禁忌的叙事,不仅揭示了土司家族温情的表面下所隐藏的内部权利之争的残酷性以及人性中的自私天性,同时也揭示了隐藏在土司历史背后的种种历史必然性,加强了作品叙事的深度和力度,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叙事功能。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浅谈《尘埃落定》叙事视角的审美意义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摘要:《尘埃落定》是一部集写实、浪漫、神秘于一体的长篇历史小说,它的叙事方式及技巧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说将第一人称的限知视角和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事视角联系起来,并结合了“白痴叙事”傻子视角,三者混合使用,转换自由,互为补充,取得了其他任何叙事视角都无法取得的艺术审美效果,带来特殊的审美愉悦。不仅是阿来在小说叙事方式及技巧上的大胆创新和尝试,同时也为中外文学创作增添了一条新的创作道路。
关键词:《尘埃落定》叙事视角傻子审美意义
论文正文:
浅谈《尘埃落定》叙事视角的审美意义
青年藏族作家阿来凭借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荣获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并迎来了众多评论家、批评家的热切关注。在作品中,阿来以其独特的艺术视角和表现手法,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个平实却又奇特的故事,展现了一个陌生而又神秘的艺术世界,展示了丰厚而又独特的藏族文化,透露出藏族文化独有的神秘色彩。作为一部描写民族历史的小说,阿来为了使其既具有浓厚的藏民族地域色彩,同时又符合汉民族的语言习惯和审美意识,他选择了一种和内容极为相称的叙事方式:将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事视角与限知性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以及傻子视角混同使用,造成多重视角的多重叠置。他打破了中西叙事视角理论的许多规范,是一种新的叙事探险。
角度的选择对叙事来说至关重要,杨义先生早就指出:“叙事学的要点就是把握三把尺子:一把尺子是结构,一把尺子是时间,一把尺子是视角。”《尘埃落定》采用了比较特殊的叙事视角:以“傻亦非傻”的土司二少爷“我”为叙事承担者:“我”是一个地道的有生理缺陷的傻子、“我”又是一个不傻的正常人,甚至是智者,“我”既傻又不傻,所以许多内容就干脆让作者充当“我”来讲述,于是“我”变成了一个无所不知的全能叙事者。整部小说都是这三种视角并置于“我”的身上,呈现出一种杂语交替发声的复调状态。
小说以“我”的记忆开始为起始,“那是个下雪的早晨,我躺在床上,听见一群画眉在窗子外边声声叫唤”;以“我”生命的结束为小说的终结,“血滴在地板上,是好大一汪,我在床上变冷时,血也在地板上变成了黑夜的颜色”,记述了“我”一生中所经历的几个重大事件,同时也是藏族土司制度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由盛而衰的必经之路:鸦片种植、引进贸易、引进梅毒和“红色汉人”的到来。此外,还详细地记述了“我”的爱情、婚姻经历,与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交织在一起,互为辉映。从此看来,似乎小说所运用的完全是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但当我们阅读完小说之后,却发现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叙事并不纯粹,含有第三人称的叙事在其中。这种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与第三人称叙事视角混合使用,互相补充,相辅相成,在中外文学创作中并不常见.阿来这次成功的尝试,使小说《尘埃落定》具有了特殊的审美意义。
首先,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与第三人称叙事视角相结合使用,使作者在行文时获得了最大限度的叙事自由,不仅可以直抒胸怀、侃侃而谈,使读者有身临其境般的逼真感觉,同时又有小说中第三者的客观描述和评价,使小说中故事情节和人物等更加透明、更易于理解。
在麦其土司家,法定继承人有两个,一个是麦其家的大少爷旦真贡布,一个就是小说中的叙事人“我”,也就是麦其家的二少爷,他没有名字,因为他出生不久就被认定是一个傻子。因此人们都叫他“傻子二少爷”或“麦其家的傻子”。南此看来,麦其土司的继承人是旦真贡布似乎已经是确定的了,因为任何一个聪明的人都不会将土司之位传给一个傻子。但随着“我”的成长,以及社会外部大环境与土司家族内部环境的变化,“我”的聪明渐渐显露出来,从对种罂粟还是种粮食的选择上以及后来的大少爷与“我”的竞赛中,“我”的做法处处都透着睿智,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拥戴。
而“我”也越来越觉得自己比哥哥更适合做麦其土司,特别是在“我”的哥哥旦真贡布被麦其家的仇人杀死以后,“我”成了麦其土司之位的唯一继承人。但麦其土司和土司太太的表现却让“我”的土司愿望成了漫长的等待。在这个从无望到希望再到绝望,直至最后的无尽的等待过程中,“我”内心矛盾、复杂的情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
不时在其中穿捕一些故事中的其他人物,也就是第三者对我是否配做一个土司和能否当上土司一事的客观描述和评述,如麦其土司从一开始的多次说“我儿子不会叫我操心”到对土司太太说“你的儿子叫我操心了”,从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有什么事情,父亲都要看看“我”有什么意见到后来的逊位给大儿子旦真贡布;哥哥旦真贡布“因我是傻子而爱我”到认为“我”是个“装傻的杂种”,再到后来的因为嫉恨“我”而勾引、占有“我”的妻子;新教传播者翁波意西是对“我”影响较大的一个人,同时也是最了解“我”的人,他说“都说少爷是个傻子,可我要说你是个聪明人”。作者通过第三人称叙事视角,将麦其土司家族内部权力之争巾麦其土司和大少爷旦真贡布的自私、固执、自欺欺人毫无保留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与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的作用相为呼应,使小说的情节、人物更加透明,易于理解,取得了其他人称叙事视角所不具有的特殊的审美效果,同时也为读者带来了不一样的审美愉悦。
其次,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与第三人称叙事视角相结合使用,有利于作者将主观抒情与客观叙事融为一体,从而更好地传递出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和情感指向。
小说通过“既傻又不傻”的二少爷极富人性本相的讲述,一方面展示土司制度逐步走向没落的现实,细致描写了土司及其家庭成员以及他们的家奴们的真实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日常生活情形;另一方面也向我们展示了生活在特定的空间和时间中特定的生命群体的生活状态,使我们感受到一种真正属于历史的生动过程,一种社会嬗变的起伏,一种历史的循环,一种使智慧与愚昧处于失衡或模糊状态的命运规则。
正是这样一个“卑俗”又“猥琐”、“浑浊”的过渡时期,整个社会都开始****了,土司们无所事事而引起战争、引进鸦片,礼会的全面崩溃也就无法阻挡了;残酷的刑罚,非人性的奴隶制度、鸦片的大片种植而引起的灾荒、先进武器的引进打破了土司们同有的平衡,到后来梅毒的引进,都表明了当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过渡时,****的事必会出现,就像风带着罂粟的种子从麦其土司的领地吹向整个川康地区一样。但作者带给我们的义不是完全的绝望,就像书记官翁波意西所说:“凡是有东两腐烂的地方都会有新的东西生长。”在这里也不例外,边境市场的建立,各种适应新社会形态的东西,如钱庄、税收官的出现都是属于“新的东西”,即使作品控诉了贵族的腐朽和奴隶制的残酷及其灭亡的必然性,又歌颂了随新东西的到来而紧随而来的新时代所带来的希望,表达出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及情感指向。
总之,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与第三人称叙事视角的结合使用,是中外文学创作上的一大创新,不仅为读者带来特殊的审美效果和审美愉悦,同时也使作品具有更为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意义。
阿来的《尘埃落定》以傻子视角透视熙熙攘攘的尘埃世界。阿来自称是穿行于汉藏异质文化间的作家,他笔下的傻子同样具有汉藏混合血液,这不仅指傻子体内流淌的血液,更重要的是指文化层面上的混融。傻子大智若愚,甚至有着先知的自觉和敏悟,但又机锋内敛。他不仅是一个文化的矛盾体,同时也是一个感知的矛盾体,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他具有神性,并以超然的目光静观土司制度的土崩瓦解。作者对这一叙事视角的选取,就将正常视角无法准确表述的现实与历史原因巧妙地糅合在一起,从而消解了其他叙述方式所带来的羁绊。
傻子视角的运用,与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和第三人称叙事视角相结合使用一样,都是本部小说作者阿来在艺术创作上的成功尝试,使小说在具有人称叙事视角的审美意义之余,又平添了另一种别样的审美效果。
首先,《尘埃落定》采用的“傻子”这一独特视角.通过一个傻子的眼光和百无禁忌的叙事,不仅揭示了土司家族温情的表面下所隐藏的内部权利之争的残酷性以及人性中的自私天性,同时也揭示了隐藏在土司历史背后的种种历史必然性,加强了作品叙事的深度和力度,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叙事功能。
在小说巾,“我”是一个人人郁认定的傻子——“一个月时坚持不笑”、“两个月任何人都不能使我的双眼对任何呼唤做出反映”、“我一咧嘴,一开涎水从嘴角掉了下来”。但就是这样一个傻子,却既是作品的主人公,又是故事巾所有人物命运和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在这厦,作者阿来运刚了一个=作常态的叙事视角。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讲,傻子叙事是一利限知角度叙事。里蒙-凯南在《叙事虚构作品》巾将这种叙审称为“白痴叙事”。这种叙事是不可靠的叙事,而“不可靠的主要根源是叙事者的知识有限……”
比如在小说中傻子二少爷对于爱情的理解:他会“望着天边的一弯残月,想起了留在官寨里的姑娘卓玛”,会傻乎乎地“想起她的气味,她的于,她的****”;傻子的智商不足以给“爱”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但他却能刻骨铭心地说出爱的感觉,“爱就是骨头里满是泡泡”……正足这种纯真质朴的语言,却道出了几千年来人类无法参透的爱的真谛。没有海誓山盟,却同样让人感动得想落泪、作者安排傻子不仅是整作品的叙事者,而且是各种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因为“我”是麦其家每个聪明人公认的傻子,所以麦其家的每个成员在傻子的面前的表现都是毫无顾忌的,是赤裸裸的人性的表现。
正是这位傻少爷带领着我们穿越时空、大地和民族,让我们目睹了康巴土司在崩溃前的最后情景,见证了两个时代交替的喧嚣和动荡。当我细细品味傻子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却发现傻子的不少思考看似无稽,却含有很多哲理,他一次次的成功甚至使我怀疑他根本不是个傻子,而是大智若愚。这个问题同样困扰着傻子的亲人与族人,因为傻子与聪明人的定位决定一切,包括地位、权力、财富。对此,傻子却有一个举动令人印象深刻——每天醒来时问两个问题:“我是谁?”“我在哪里?”直面灵魂,与自己对话,因为他无法认清自己的定位,在得到“我是麦其家的傻瓜儿子”的答案后他就悠然自得。
傻子并不在乎世人梦寐以求的地位和权力,恰恰是他的不在乎,他的“不爱不恨”、“不偏不倚”的审视生活,使他看到了隐藏在土司制度繁华背后的腐朽、野蛮、愚昧和堕落,听到了历史的车轮载着新制度前进的轰隆声,看似繁华兴盛的土司制度终会像尘埃一样,在升腾、飞扬和散落之后,成为寂静的历史。作者正是借傻子似傻非傻的话语,巧妙地道出了土司制度消亡背后的历史必然性:一切旧的事物终会被新的、先进的制度所取代,这就是历史发展前进的规律。
第二,通过傻子视角本着客观原貌的叙事,使小说中那些充满神秘色彩的情节:如巫师破咒、行刑人行刑等,也就成为一种平实的叙事,使小说所传达出来的藏族文化神秘但不虚妄,轻盈而又富有根基,展现了藏民族独有的民族风情及独特的审美习惯。
西部藏民族地区是受现代文明影响程度较小的地区之一,也是原始文化与当地奇风异情结合得最紧密的一块土地。这里生产水平落后,大多过着农耕和半农半牧的生活,藏民们对于许多自然现象无法解释,于是对超自然的力的崇拜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同时西藏又是佛教教法和王权信仰的地方。
因此,特定的自然环境与生存环境不仅成为启发其独特奇异的生命意识的导师,也是其原始的、朴素的思维习惯和审美意识的源泉。在“罂粟花战争”中,作者通过傻子的眼光讲述了大量发生在他身边的巫术、梦境的事情,神巫门喇嘛奇异的医术和巫术令人哂舌,占卜、咒语、预测等在呼风唤雨中改变了整个战争的形势。这种描写虽神奇,让人不可思议,但通过一个傻子的亲身经历然后叙事出来,又多了一层真实感,让读者领略到了一种别样的民族风味。
总之,傻子视角与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第三人称叙事视角的多重叠置,是作家阿来的一种大胆创新而且成功的尝试,发展了一种全新的叙事视角,它的运用为小说的内容提供了恰当的外壳,开辟了小说创作的新途径,为文学审美视角的多元化发展做出了可贵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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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论文一般包括:外国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和当代文学、文学理论、文学语言研究、文学批评、文学史以及作家作品研究等几个主要研究领域。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文学论文范文:当代文学商道叙事英雄化例析,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传统社会中,有四大群体为其主要构成类别。《汉书?食货志》认为,“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学、殖、作、鬻,四民各司其业。四民有序,尊卑有别。士居首,商占末席。抑商的传统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一直根深蒂固。商人被钉在追逐利益的耻辱架上,长期的社会道德贬抑,让他们很难抬头:治世轻商,乱世阻商。就文学表现而言,专门表现商人的文学作品不仅数量稀少,而且其中偶尔出现的商人形象往往成为唯利是图的代名词。商人与奸猾、狡诈为伴,与诚信绝缘。大气人生、叱咤风云这些描写英雄人物的字眼往往与商人擦肩而过。即便是当代,由于曾发生过“割资本主义尾巴”――以国家意志扼杀商道活力的荒.唐行为,当代文学作品对商人的正面表现一度成为一个文学禁区,商人角色只能作为配角出现。
但事实是,无论古代还是当代,从来就不乏杰出的商人,缺乏的是他们的表演舞台和描绘他们精彩人生的文学作品。上世纪70年代末期至今,市场经济逐渐深入影响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商人终于获得了一个自己当主角的活动平台,理直气壮地活跃在社会生活中。商业活动不再偷偷摸摸、羞于启齿。他们是市场经济的参与主体,其活动利及天下,这已成为当今时代的共识。英雄不仅仅在军旅和江湖中产生,他们也会从商界中脱颖而出,做出同样顶天立地的大事。正是这种社会大环境的改变与转向,才导致了当代文学关于英雄叙事的一种突变倾向,发生了由“轻商”到“重商”的叙事演变。“历史英雄进入文学文本常常以丧失其历史性为特征,这是因为叙事者的叙事指向不在于挖掘英雄人物的历史性,而在于借用历史英雄的名号来推演当代的历史。”[1] 站在这个叙事思考基点和角度之上,当代文学涌现了一大批以现实或历史商旅英雄人物为主角的叙事类文学作品。其中,《乔家大院》《大染坊》就是这种叙事突变的典型代表。
《乔家大院》对商道英雄化叙事做了淋漓尽致的描摹。其主人公乔致庸为形势所迫,误打误撞进入商界。这位骨子里浸润着中国传统士人气质和老庄精神的读书人从未有过从商的打算,却在艰难时世中成为乱世奇商。他所践行的大商之道,可概括为“智勇仁”三字。
乔致庸商道之智,体现在他明形势、讲策略、用手段。他接手家业之时,乔家已面临绝地、危若累卵。为应付危局,他理智地采取了许多措施:先用空城计劝退债主,赢得喘息时间与回旋余地;以诚相待、以孝动人,请出三星镖局戴二闾出马,解除乔家匪患;巧施掉包计,放出假消息,让老谋深算的达盛昌东家邱天骏难辨虚实,一举挽回包头高粱霸盘败局;慧眼识人,善于笼络人心,重用落魄书生孙茂才、流浪儿高瑞、小伙计马荀,人才各尽其能;善辨商界大势,行人所未行,疏通南北茶路、东西丝路进而设立票号,实现“汇通天下”的夙愿……处处有大创意,事事有新举措。商场如战场,乔致庸韬略非凡,镇定从容,可谓“智商”。
乔致庸之大勇,首先表现在他敢于与悍匪叫板。老鸦山击退刘黑七之后,为彻底消除后顾之忧,深入匪穴,晓之以理,以道义二字打动刘黑七;敢为天下先,不避万死,南下开通茶路;敢于第一个“吃螃蟹”,冒天下之大不韪,改店规,重建包头商界秩序,“将晋商的天捅了个大窟窿”; 重诚信,以一己之力,向朝廷讨要巨额欠款……乔致庸不理会“良贾深藏若虚”的古训,一次次将自己置于危地,驰骋商旅,锋芒毕露,可谓“勇商”。
在“仁”道方面,乔致庸一介商人,以大仁大爱立商。本可以置对手于万劫不复之地却手下留情 ,给了达盛昌一线生机;疏通茶道的根本目的在于为乱世茶民寻找生计;在包头免去破产相与(合作伙伴)所欠债务并予以适当周济;灾荒之年举家食粥却花巨资赈济难民……身在商旅却心怀天下,认为“天下事关系天下人,天下人理应关心天下事”。当左宗棠准备进军新疆、平定西北,三军欲动却粮草短缺之时,乔致庸以天下为念想,冒巨大风险,筹措巨款为大军经办粮草。小仁惠及家人乡亲,大仁需要处处以天下为念。乔致庸同行小仁与大仁,可谓“仁商”。《礼记?中庸》有言:“智勇仁三者,天下之大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乔致庸智、勇、仁三者兼备,以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恢弘胆魄诠释了商界英雄的内涵。
如果说乔致庸是商界中的儒商代表,那么《大染坊》中的陈寿亭则是来自社会底层的“草根”商界精英。此人自幼孤苦伶仃、流乞街头。坎坷童年磨砺出了他的机警与深不可测的心机。他似乎天生就是一个商人,刚柔相济,游刃有余,“死也要看哪家棺材便宜”。面对对手的穷追猛打却镇定自若、从容应对。将计就计,制服元亨染厂的孙明祖,数次击败日商藤井,几招击垮上海富商林祥荣……陈寿亭遵循商界规则但他反击绝不手软,出招必置敌于死地。如同江湖中的绝顶高手,睥睨商道豪雄,成为底气十足的“雄商”。
如果仅仅以纯粹的“在商言商”,那么陈寿亭只不过是一个颇有计谋的商人而已。让陈寿亭成为商道英雄的同样是他胸怀天下的大商之心。“要赶上那太平盛世,我能把大华干得和青岛城那么大!我能把飞虎牌买遍全中国!”对陈寿亭而言,成为大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很难说他最初有什么爱国意识。他无偿捐布支持学生反帝游行,其真实目的是抓住商机,打出自己产品的名气。“咱弄了四十匹布,怎么着不游个十天半月的,这游街怎么两天就散了?”以商人眼光看时势,可见一斑。但陈寿亭是一名正直的商人。他有疾恶如仇的刚烈个性和朴素的爱国情怀。对于讼棍出身、汉奸味十足的訾家模范染厂,他下手迅捷,一招致命;日本商人藤井的气势凌人、步步进逼激发了他的民族情感,对日本人什么歪招狠招都上,让日本人“心甘情愿”地掉入陷阱,大上其当;他收容东北逃亡难民,为抗日慷慨解囊……识大体、顾大局,纵横捭阖,气度不凡。陈寿亭由小作坊伙计逐步成长为一名民族资本家,指挥若定,于乱局中求险胜,渐具大商风范。
令人叹惋的是,乔致庸与陈寿亭最后都是以悲剧的身姿走完商旅与人生。“国家太弱,个人太强,这样会吃亏的”――藤井评价陈寿亭的这句话道出了乔、陈的悲剧命运走向。乔致庸所处的晚清吏治之腐败、当局之混账难以言说――上至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下至地方大员广东总督哈芬迹近无赖,赖账、敲诈无所不用。一名本应嗜利如命的商人能处处以家国为念,以信义行事,而本应以诚信立国的政府反而百般耍赖。在这种扭曲的政治格局下,乔致庸最后所实现的汇通天下不仅未能惠及万民,反而成为官府盘剥人民、向列强支付赔款与官员中饱私囊的工具。这是一个巨大的反讽。
民间商界精英面对糜烂的国家机器无可奈何,商旅英雄富国利民的理想被国家大势碾作齑粉。“泱泱中华,天朝上邦,万国来朝,全他妈的屁话!”《大染坊》中元亨集团的董事长孙明祖愤恨的“国骂”折射出了那一代商人对时局的失望与无奈。《大染坊》中有:“国家,是人生活动的最终平台。当这个平台倒塌的时候,所有的一切亦如流星逝去。能力、才华、热血、激情,也仅是垂死者那惨白的面孔上一缕灿烂的笑容……”命运的嘲讽,硬汉的失败,商界英雄的事业悲剧发人深省……
“描写把一切摆在眼前,叙述的对象是往事”。[2] 当代作家回头审视旧时中国后再环顾当今社会现实,他们在笔端不约而同地得出一个结论:商运与国运互通,商人的生存之道与国家的发展道路和兴衰程度紧密相连。
《乔家大院》与《大染坊》只是当代文学英雄叙事的一个缩影。乔致庸和陈寿亭这两个商道英雄人物的出现绝非偶然。他们商道起伏的本身是对其所处当世现状的适应,而这两部商道英雄叙事作品出现的本因就是与当代社会经济形势的变迁曲线的高度吻合。作家通过这对典型商旅人物的塑造,以旧启新,响应了新时代对商道英雄的呼唤,与新世纪时代重商精神声气相通。一个市场经济大行其道的时代让人们欣赏甚至崇拜商旅英雄。因此,商道英雄叙事作为新世纪英雄叙事突变的方向之一,必将会在新世纪文坛上留下深深的印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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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是人类感情的主题,电影《断背山》讲述了埃尼斯与杰克之间的不被世人所容忍的同性之间的爱情,电影采用二元叙事结构的手法,表现主人公之间凄美的爱情,导演采用虚实结合的方法,将梦境与现实进行交替,表现了世俗的暴力与爱情之间的对立,使得电影叙事具有极强的张力。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电影《断背山》的二元叙事结构阐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爱情是人类感情的主题,电影《断背山》讲述了埃尼斯与杰克之间的不被世人所容忍的同性之间的爱情,电影采用二元叙事结构的手法,表现主人公之间凄美的爱情,导演采用虚实结合的方法,将梦境与现实进行交替,表现了世俗的暴力与爱情之间的对立,使得电影叙事具有极强的张力。本文分析了电影《断背山》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探讨了电影所表达的人类生存困境的背景以及超越性别的永恒的爱情主题,对了解该电影的内涵以及艺术价。
《断背山》改编自美国女作家的同名小说,李安导演在原著小说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后,电影对于同性之间的情爱的把握十分到位,电影上映后获得了良好的口碑,该电影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以及奥斯卡金像奖八项提名,荣获了其中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和最佳电影配乐三项大奖,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该电影的成功离不开导演和编剧的叙事结构方式。本文探讨了《断背山》的二元叙事结构,对研究该电影的艺术价值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一、电影的表层结构分析
《断背山》是一部文艺片,因此对故事的叙事要求很高,电影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叙事结构合理、富有逻辑性。这部电影是以两个男性作为主角,如何合理安排两位主人公的戏份是电影叙事的关键要素,导演李安在结构安排上,并没有让两位男主角同时作为叙事主体,而是选择将埃尼斯作为故事叙述的主线,杰克作为故事叙述的副线,对埃尼斯采用直接的表现手法,对杰克则选择侧面间接的叙事手法。这样的安排让整部电影有主次之分,突出了电影的主题,也平衡了电影的结构。
电影中,两位主人公在断背山的深处做着艰苦的放羊工作,埃尼斯较为沉默寡言,而杰克则比较健谈,当断背山夏日的放羊工作结束以后,这对情侣就此作别。电影采用了大量的笔墨来反映埃尼斯的婚姻生活,杰克则在电影中以间接的方式出现。在故事开始时,埃尼斯过着一位普通牛仔的生活,有儿有女,生活艰辛,杰克则在妻子的帮助下事业有了很大的起色,终于在一次外出工作时,杰克拜访了埃尼斯,昔日的情侣又再次重逢了,埃尼斯的婚姻生活也起了波澜。埃尼斯的妻子在无意之间发现了埃尼斯和杰克之间的关系,埃尼斯与妻子之间的隔阂逐步加深,两人的心越来越远,最终走向了离婚。对于杰克的婚姻生活,电影采用了间接的表现手法,一个细节透露出杰克的妻子对于杰克与埃尼斯之间的关系心知肚明,杰克的妻子对埃尼斯十分客气礼貌,但是态度却十分冷淡,从这点也可以反映出杰克与他妻子之间的关系并不好,表面维持着相敬如宾的夫妻关系。从这些侧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杰克和埃尼斯的关系并不为世人所接受,埃尼斯肩负着婚姻生活的重担,杰克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杰克对埃尼斯的感情真挚,日夜思念着爱人,时时希望可以挣脱家庭的枷锁和世人的目光,与埃尼斯真正地在一起。对于杰克的思念,导演选择将其隐没在埃尼斯绝望的生活之中的叙事手法,当杰克意外身亡以后,埃尼斯去杰克父母的农场看望,他发现杰克的衣橱里有一件特殊的衬衫,是杰克在断背山时曾经穿过的。这件衬衫比普通的衬衫都要重,原来里面是埃尼斯的一件衬衫,杰克将两件衬衫缝制在一起,这让埃尼斯认识到杰克原来如此爱他。在影片的这个部分,其实要向观众展示的是刚从断背山回来的杰克小心仔细地缝制这件衬衫,两件衬衫合为一体,寓意着两个人的关系以及杰克对于埃尼斯深沉的爱,埃尼斯在看见这件装满杰克爱的衬衫时,明白了杰克的爱,潸然泪下,陷入了无尽的悲痛之中。
导演在表层的叙事中,将杰克这条副线作为虚线,并将这条线索持续到了结尾,在结尾处使其得到了升华,成为影片一个重要的标志。结尾处的衬衫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埃尼斯看着两件紧密贴合在一起的衬衫,陷入了无尽的悲伤之中,加上埃尼斯孤独一人的背影,深深打动了观众的心,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观众对于埃尼斯的悲伤感同身受,这种结局直击观众的灵魂深处:两位不能长相厮守的爱人,虽然天各一方,但是他们的爱情与这件衬衫一样,紧密地连在一起,永不分开,这种感情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漠。采用这种叙事手法,让故事虚实结合,在影片的实处着笔,虚处起着烘托的作用,这两种叙事手法的结合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情感洪流,处处体现了主人公之间的爱情。
对于杰克的意外死亡,电影也同样采用了虚化的处理方法,埃尼斯从杰克父亲的口中间接听到了杰克的死,同时也间接向观众揭示了杰克的死因,在那个时代人们对同性恋的歧视和不接受,使同性恋者工作碰壁,生活受阻,社会甚至不能容忍同性恋的人在大街上自由地行走,杰克的不羁更是让周围的人不能忍受,世俗的目光和力量毁灭了杰克。杰克作为电影的主人公之一,对于他的结局导演采用了虚化的处理方法,让影片的结尾留有一定的空间,使得电影的表层结构可以完美地实现,从而更加突出电影的主题以及内涵,表现了对于世俗的反抗。
本文采用格雷马斯的叙事语义方阵分析电影的表层叙事结构,设一个事件是A,那么存在反A,非A,非反A四个事件,其中A与反A是对立的关系,A与非反A、反A与非A是矛盾的关系,A与非A、反A与非反A是补充的关系。叙事中,故事发生的原因是A与反A的对立冲突,但是故事是多元素发展的,因此,叙事中还掺杂着非A与非反A,使得整个故事丰富饱满,环环相扣,最终使得故事完整。在电影《断背山》中,埃尼斯是事件A,埃尼斯的妻子是反A,杰克是非A,杰克的妻子以及农场主是非反A,这种叙事手法使得电影实现了虚实之间的交替,让故事在虚实之间逐步发展,电影的人物性格立体饱满,电影叙事充满了张力。在电影中,四个人物代表了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分别是孤独(A)、家庭(反A)、死亡(非A)和社会(非反A),埃尼斯在杰克死后的孤独寂寞,埃尼斯家庭对于这段爱情的阻力和反对,杰克的死亡,社会对于这段爱情的不容忍,让整个故事充满了矛盾和冲突。所以从表层结构来看,《断背山》所要表达的是为世人所不容的爱情与世俗之间的对抗,影片的结尾是要告诉观众,世俗的力量可以斩断永恒的爱情,让其成为凄美的绝唱。影片讲述的正是这段不被世俗所接受的爱情。
二、电影的深层结构分析
《断背山》的成功之处在于在表层结构之下还有深层次的结构,将复杂的剧情很好地串联融合在一起,主次分明地将故事情节连接起来。电影的很多情节都充满了深层次的寓意,在结构变换中加上恰当的灯光和色调的调配,表达了电影中所蕴藏的深层次的含义。
电影的开头就是一幅狂风怒吼的画面,气氛阴郁,沙石飞扬,恶劣的自然环境,对于埃尼斯和杰克的相遇和约会的自然环境进行了详细的描述:“那天,早晨的时候还烈日炎炎,晴空万里,到了中午,云层就从西方堆积翻滚而来,空气变得潮湿闷热……下午晚些时候,雷声开始隆隆轰鸣……一阵冰雹砸在窗子上,随即冷雨接踵而至,风撞击着隔壁房间那不算结实的门,就这么撞了一夜。”埃尼斯和杰克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每年的约会,李安运用大量的蒙太奇手法,将埃尼斯和杰克的爱情与自然环境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恩爱和缠绵伴随的是冰雹、大风或者是雷雨交加,这不仅仅是自然环境的描述,也寓意着当时的社会环境,他们在一起所承受的世俗的压力。导演着重描述了埃尼斯和杰克最后一次约会的场景,“埃尼斯期盼的积云出现,先是吹起一阵推动黑暗的长风,随后一团灰云自西方疾行而来,飘下细雪。一小时后,灰云散去,留下柔软的春雪,潮湿而沉重。”大自然有时就是这样变幻莫测且无情,这也寓意着两人被命运所无情地嘲弄着,他们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和世俗的眼光,他们在残暴的世俗面前显得是那么弱小和无助,世上终究没有一片土地可以让他们避开世俗。世俗的力量与残酷的大自然相比,只是微不足道的闹剧,人在自然和命运面前显得是那样无力。
在电影中,爱情与世俗的暴力之间的冲突使得整个故事的叙述充满了张力,直击观众的心底,这两种元素冲突的最终结果是世俗的暴力战胜了埃尼斯和杰克的爱情,人类在世俗和残酷的大自然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杰克的死去,让埃尼斯一个人陷入了没有希望的生活之中,压抑但还要默默忍受。在电影中,杰克死去后,等待埃尼斯的是无尽的孤独以及生命的终结,世俗的暴力和埃尼斯的生活是影片的表层结构,电影中的梦以及大自然是比喻性结构。
电影的两个主人公埃尼斯和杰克是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杰克桀骜不驯,可以为爱情不顾一切,但是埃尼斯由于从小失去双亲,家庭的责任和生活的苦难,让他小心翼翼,有所顾忌。杰克曾经因为不能忍受这种小心翼翼、偷偷摸摸的生活而对埃尼斯爆发:“我现在就能跟你说,我们本来可以一起过不错的生活,好得不得了的生活,但你却不愿意。埃尼斯,结果现在我们只有断背山,所有东西都以断背为基础……你对我太重要了,埃尼斯,你这个贱货婊子养大的杂种,要是我知道怎么戒掉你就好了。”杰克就是这样一个可以不顾世俗的人,他可以摆脱羞耻、惭愧和害怕,肆无忌惮地说出自己爱的宣言,但是埃尼斯不敢,这也是造成两个人爱情悲剧的重要原因。埃尼斯的软弱以及世俗的压力,让他们这段爱情压抑、见不得光明。
影片的结局走向了悲剧,杰克意外死亡了,他对埃尼斯的爱只能化作尘土随之埋入地下,但是世俗的残酷远不止如此,杰克希望自己可以魂归断背山,但是这个小小的梦想最终也没有实现,杰克的父亲将他葬在了家乡。埃尼斯没能带回杰克的骨灰,这将故事的悲剧推到了一个更深的程度,就算是死去,杰克也不能随心所欲地葬在自己的爱情之地――断背山,也不能呼吸他们的爱情空气,杰克到死也不能自由地享受他与埃尼斯的爱情,始终要受到世俗的压迫,显得十分无力。而仍然活着的埃尼斯更加凄惨,生活的困苦、失去爱人的痛苦压抑着他的后半辈子,他在贫苦与孤独中走完自己的后半生,只有梦到杰克才是支撑他活下去的动力。
梦成为埃尼斯残酷生活的慰藉。在找到下一份工作之前,埃尼斯只好与嫁人的女儿住在一起,但是他的心中是快乐的,因为他可以在梦中与自己心爱的人相遇。在世俗暴力之下,或许只有梦境才是唯一安全的港湾,只有在梦中他才能和杰克自由地在一起,在梦里没有世人的嘲弄和指责,在梦中杰克始终以他们初遇的年少模样相见,埃尼斯只有活在缅怀过去之中,有时泪水打湿了枕巾和床单。除了梦境,回忆也是支撑埃尼斯活下去的希望,电影仿佛在表达不被世人所接受的爱情,只能存在于梦境与回忆之中。爱情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成为奢望,梦境与现实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现实和自然面前埃尼斯无能为力,影片是以梦作为开头的,同时以梦作为结尾。影片仿佛在向我们揭示一个人生的道理:人生充满了苦难,人生的压抑无穷尽,我们只能选择默默地承受这一切,影片中埃尼斯和杰克的爱情就在向我们揭示这个道理。
《断背山》作为一部优秀的同性爱情电影,获得了良好的口碑和巨大的成功,上映后在各界都掀起了一股文化潮流,导演李安将这段超越世俗的爱情表达得十分准确到位,细腻地表达了两位主人公之间纠结的爱情。影片采用二元叙事结构的手法,将虚实相结合,通过现实和梦境的交替来表现两个主人公之间凄美的爱情,这种叙事手法让整部影片充满了冲击力,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本文分析了电影《断背山》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对影片的二元叙事结构进行了阐述,对了解电影的主题以及艺术价值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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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珍妮弗・伊根的小说《塔楼》是一部充满哥特色彩的长篇小说。本文从叙事角度出发,研究小说如何从叙事空间,叙事结构和叙事视角三个方面来分析哥特空间的构建,进 一步突出故事的哥特主题―恐怖、扭曲和死亡。
关键词:《塔楼》;叙事空间;叙事结构;叙事视角
在小说中事件发生的物理空间中,城堡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这座城堡虽然高大,但是却荒芜、阴郁、压抑,作者对这个封闭性空间细致的描写,能唤起读者的想象,增强读者的感受力。灰暗的空间往往与悲惨有关,预示着本小说中丹尼的命运,作者开篇着力描写空间,正是为了营造恐怖的气氛。
伊根在小说中也描写了地道这样的封闭性空间和酷刑具房。酷刑具房本就是个恐怖的地方,它常和死亡联系在一起,小说后面的情节骷髅就说明了这点。地道本已经是个阴森的空间,再加骷髅,个体的软弱与无助被无限放大,疑惑、恐惧漫无边际,黑暗、潮湿、阴森的感受一次次冲击我们的神经,恐怖效果立刻变得更加强烈。
心理空间是整个故事情节和客观空间的投射,故事情节和客观空间的基调就基本决定了心理空间的基调。伊根的小说令读者震撼的不仅仅是故事情节本身,而是那种阴郁的人物心理空间。
小说中丹尼由于听了枉死的双胞胎的故事,再加上水池周围的环境,使得丹尼心理恐惧起来。人物心理空间可能是物理空间的反应,两种空间在故事中是平行存在的,物理空间的封闭怪诞和心理空间的阴郁互为呼应,共同营造出了一种神秘怪诞、阴森恐怖的气氛。
嵌入式结构是伊根所使用的叙事结构,这种结构是在小说叙述中,将一条延续不断的情节线索暂时打断,嵌入一段独立的文字,就像是一个物体包含在另一个物体当中。它们与小说的整体情节是呼应的。并且,嵌入式结构颇具形式的美感,这些嵌入物的出现改变了从前常规小说的面孔,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在《塔楼》里,嵌入的是故事,就像是套中套。小说共有十六章,其中的四、七、十和十三章叙述的是“我”在监狱里的故事,而除了第十六章的其他章节则是“我”在监狱里的写作课上所写的故事,而最初的故事里也有“我”的存在,“我”在写关于自己的故事。嵌入的故事不再是起映衬作用,它不仅在篇幅上与“我”的故事平分秋色,而且在内容上也更引起读者的兴趣,更能吸引读者的眼光,甚至可以说,蕴涵的故事才是小说的主体部分,“我”的故事只是为前面的故事作铺垫,进而使主题鲜明突出。
申丹教授认为通常情况下第一人称叙事可以分为两种视角:第一是第一人称固定型内视角,即第一人称主人公叙述中“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视角。第二是第一称外视角,即第一人称主人公叙述中“我”追忆往事的视角,以及第一人称见证人叙述中观察位置处于故事边缘的“我”的视角。
小说开篇的故事是“我”写的故事,“我”是塔楼里一员,也是故事的叙述者,而“我”是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的,“我”便可以运用第一人称外视角,这样为之后故事的展开做了铺垫,同时也能引起读者对“我”所讲的故事以及之后“我”的故事的兴趣。伊根这样的安排,使得小说的悬念得以维持,也保证了故事的真实性和“我”的神秘感,也使读者身临其境。
小说的第四章是采用第一人称内视角叙述的,讲述的是“我”在监狱里的生活经历,小说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内外视角交替进行的,小说的第四、七、十和十三章用内视角叙述的,而除了最后一章的其他的章节是从外视角叙述的,第一人称内外视角交替增强了故事的层次性,使读者游离在过去和现在。
小说《塔楼》内容总共三部,每一部都用第一人称叙事,但前两部的叙述者是由雷来承担,第三部的叙述者是由霍莉来承担的。通过不同人物的叙述,把不同的内心感受表现出来,特别是对同一事件以不同的观点的描述,让读者了解到同一事件在不同人物内心的反映。也使读者更多地了解人物,感受不同人物的内心世界,更为客观地判断事件的真相。伊根的《塔楼》所使用的这种同一人称下的叙述视角的转换方式,使我们看到和感觉到霍莉和雷之间的感情以及对同一件事情的不同的看法和更多的信息。
本文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从叙事空间、叙事结构和叙事视角三个角度切入,分析伊根的小说《塔楼》在叙事学方面的运用。作品中的神秘、惊险和悬念通过空间的描写、严谨的结构和视角的转换能带给读者强烈的震撼和特殊的审美感受,从而突出小说的恐怖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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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具有各种各样的故事,与之相应的存在叙述的各类 故事 、规范 话语 以及具体 行为 等。基于 叙事 的历史追溯、理论依据和现实要求等依据, 叙事 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具有孕育功能、感染功能以及导向功能。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在叙事中培育中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叙事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功能,同时又能够契合中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情感特点。在中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运用叙事有助于淡化教育痕迹,实现教育过程隐性化;增强情感认同,实现教育效应情感化;促进行为转化,实现教育效果持久化。
关 键 词叙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学生
面对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党的明确提出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筑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中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帮助中学生牢固树立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形势下中学思想品德教育的首要任务。由于中学生的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叙事性思维,他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不能单纯依靠逻辑的推理和科学的论证,而更多需要通过体悟意会、内化为自觉认同而逐渐形成。叙事是人类生存经验的浓缩,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生动的描述、鲜活的形象、细腻的感受,在中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价值观教育的开展
价值观是一种特殊的观念系统,价值观教育不同于一般的认知性教学,更注重道德规范、情感意志、行为选择的培养和形成。中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目标指向就是要帮助中学生在规范认知的基础上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并自觉转化为行为实践。中学阶段是从儿童到青年的过渡时期,呈现出独特的阶段性特点。例如,中学生随着年龄的增长,进入青春期后,伴随着生理发育的成熟趋向,思维的批判性和独立性显著增强,更喜欢主动学习而不是被动接受知识;主体意识和独立意识显著增强,对教师不再唯命是从,对意识形态色彩鲜明的理论灌输存在着一定的逆反心理;随着学习、生活范围的扩大和自我意识的觉醒,他们发展了多样性的自我情感和社会性情感,情感需求更加强烈;理性思维有一定的发展但尚有欠缺,理性认识和行为选择又极易脱节,情感效应具有暂时性和易变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目标指向和中学生群体的特点决定了中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既要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普遍规律,又要适应中学生身心成长的特点和接受能力,从他们的思想实际和生活实际出发,深入浅出,寓教于乐,使学生在愉悦的身心享受中接纳、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叙事是以故事的方式进行叙事,是“叙事文本中所呈现出来的经验整体”“由人物、事件、环境等要素构成,并以人物行为链条为核心”[1]。叙事最主要的功能就在于借助隐喻等叙事手法,透过故事的叙说、阅读和理解来传递故事背后的信念、价值等意义;人们对故事的接受也是对其隐含的价值原则的认可、价值规范的遵循和价值理想的追求[2]。与其它教育方法相比,叙事更注重通过教育对象的体悟领会来达到教育的目的,契合了中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情感特点。叙事在中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的具体运用主要涉及故事搜集与整理、故事呈现与讨论、学生回馈与实践三个环节。将叙事引入中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将极大增强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二、叙事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的独特优势
叙事承载着知识、价值、信仰等要素,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功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内在的关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发展和建设过程中的价值映像,是社会实际精神状态的集中彰显”[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托于现实事件之中,其基本理念和基本要求蕴含在这些事件中;现实事件离不开这些基本理念和基本要求的影响,并在某种程度上对其作出回应[2]。以现实事件为来源的叙事是中学生感知、接受、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第一,有助于淡化教育痕迹,实现教育过程隐性化。利用叙事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具有隐蔽性,它所致力于的不是抽象的理论说教,而是通过故事这一形式,使抽象的价值观充盈着生命热度。它不直接规定教育是什么,而是通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后真实生动的、富有人性的事实描写,将事实及其暗含的丰富意义关联在一起,间接地传递教育内容。例如,叙事多采用第三人称的手法,通过一种独具特色的意向策略和表达方式,借助意义关联间接传递教育理念。它往往借助事件细节的刻画、情节的推进,唤起中学生的感性体验,通过隐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藏其中并彰显出来,逐步为中学生所熟知,真正做到寓教于情、寓教于乐。
第二,有助于增强情感认同,实现教育效应情感化。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真正的深入人心,离不开教育对象的情感共鸣和情感认同。叙事是对人类抽象思维和理性思维的补充与完善,是对人类直观和感性的关注。首先,叙事性思维本质上是一种情境性思维,通过设置具体的故事情境,听故事的和讲故事的彼此能够感同身受、心灵契合,易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其次,从叙事的结构和要素来看,它是由“三部分”(起因、经过、结果)、“四要素”(角色、情绪、悬念和细节)构成。这些结构和要素上的特点决定了故事在很大程度上能调动中学生的情感因素。再次,从叙事采用的手法来看,它多利用“深描”的方式对人物、事件进行深入透彻的细节性刻画和描写,塑造出更为鲜活的教育形象。例如,它可以通过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人物不为人知的一面,对事件添加描写性的语言,让中学生浸润在情感流中,使故事获得对心灵的穿透力和震撼力。
第三,有助于促进行为转化,实现教育效果持久化。在现实生活中能否主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衡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效果的重要标志。首先,叙事能够激发行为动机。在深刻认知和情感体验的基础上,叙事营造出的情境容易使中学生产生心理真实感,即只要有类似的生活情境发生,就容易产生叙事转移,激发中学生的行为动机。其次,叙事能够产生一种投射性认同,即由内在世界发出投射,涉及对中学生行为和情绪的操纵,能够将故事的影响投射于行为上。再次,叙事能够给中学生提供一面反思自己行为的镜子,而中学生又是具有一定反思能力的主体,能从叙事中反省自己的不足,并将其中蕴含的启示外化为自觉的行动。 三、叙事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的运用
叙事在中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的具体运用主要涉及以下三个环节:故事搜集与整理、故事呈现与讨论、学生回馈与实践,遵循了中学生从感性认识深化为理性认识,再从理性认识走向实践的思想认识规律。
(一)故事搜集与整理
故事是衔接历史与现实的时间手段,承载着人类的历史记忆和现实生活。故事的搜集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蕴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生动故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流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在绵远悠长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砥砺精神的美德故事。这些美德故事是中华民族优秀价值观的生动展现,也是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丰富教材。
二是从中国共产党历史中提取富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红色故事。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同样蕴藏着丰厚的教育资源。如《共和国领袖故事丛书》通过讲述那些同共和国命运紧密联系的共和国领袖人物的生动故事,使中学生在感受领袖人物的伟人风范和精神境界中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三是从当前社会生活和中学生身边搜集展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鲜活故事。中学生直接感受获得的经验最具在场感和说服力,搜寻、讲述自己身边发生的故事更易于引发情感共鸣和认同。如“最美孝心少年”马永恩带着瘫痪父亲上学并悉心照顾父亲的事迹就是发生在中学生身边可感可知的故事,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生动教材。在此基础上,为增加故事的丰富性与系统性,可以建立故事资料库,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具体主题对故事进行分类整理,使故事与教育主题紧密结合。
(二)故事呈现与讨论
形式反作用于内容,叙事不同的呈现方式会产生不同的教育效果。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针对中学生的特点,故事的呈现要采用中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和感性直观的体验方式。随着读图时代的到来,可视性和视觉理解成为信息传播和接受活动的重要维度,只有被把握为图像的东西才充斥着影响力。成长于网络生态下的中学生更偏重消费那些感性直观的符号,以图像为主构成的视觉文本是他们形成价值观念、获得认同性的重要资源。因此,在故事的呈现方式上,除了传统上经常使用的口头叙说、阅读文字故事等,还要凸显诸如影视、绘画、动漫等视觉呈现方式。
例如,《寻找英雄――小淘气长征记》以动漫的方式,通过时尚的人物形象、生动有趣的画面、穿越时空的新奇设计等多种手法,鲜活地演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故事版公益微电影通过精致的叙事技巧、跌宕起伏的情节设计,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有效方式。需要指出的是,故事的呈现最终是为了挖掘故事背后的价值意蕴,达到启迪学生、教育学生的目的。因此,教师的主要作用就是要组织学生围绕故事展开讨论并适时加以诠释,引导学生发现故事背后的教育意义,从而实现故事主题的升华,增进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和认同。
(三)学生回馈与实践
学生回馈与实践主要是指针对故事的启示做出回馈并落实到实践中去。一方面,教师在引导学生对故事寓意进行讨论的基础上,可以采用多种形式获得学生的回馈,例如要求学生撰写心得体会,观察学生思想的发展脉络;以网络为平台,借助微博、微信、QQ聊天、校园论坛等,在与学生即时的互动交流中掌握学生思想的发展动态。教师在搜集这些反馈信息的基础上,进行归纳反思,不断提高叙事教学的实效性。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知、情、意、行辩证统一的过程,在现实生活中能否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衡量中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效果的最主要的标志。由于中学生是一个身心尚未成熟、正处于成长中的群体,其价值观极易出现波动性和反复性。叙事有助于促进学生行为的转化,但不能替代现实的实践。例如,在教育过程中,经常出现学生为故事中主人公落泪感动但不行动的知行脱节的现象。因此,叙事只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方式之一,还应与公益劳动、志愿服务等社会实践活动相配合,在实践中深化中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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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电影,从类型电影的定义来看,并不能算是一个严格的电影类型。但回顾中外电影史,在东西方的银幕上从未间断过对青春的影像书写。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青春电影的叙事创新与文化反思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叙事创新是电影永葆青春的奥妙所在,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在营销策略、宣传技巧和助演明星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在叙事创新和艺术创新上需要反思。中国青春片陷入了思想性——市场化、精英——世俗的选择困境,要找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思想水准与市场操作的平衡点,要塑造好青年形象和经得起推敲的青春故事,《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的青年即使有个性,也无深度和思想,无法驾驭精彩的青春叙事。
赵薇导演的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以下简称《致青春》)以超过五亿的超高票房,成为当年中国电影无法回避的重要作品,其营销策略、宣传技巧和助演明星等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成为一部大获“成功”的电影。在票房为王的背景下,获得理想票房固然是衡量一部电影的重要标准,但中国电影要想走得更远,需要从更为重要的艺术特色、叙事创新等入手,而这些恰恰较少被人关注。在不长的发展历史中,好的电影从来离不开内在的、本质的、核心的东西――故事,这才是电影永葆青春的奥妙所在。从这一点来看,电影《致青春》到底为我们呈现了怎样的故事,做出了哪些叙事上的创新,如何推动了中国电影艺术的发展,这些都是我们更需要思考的问题。
“人不是一件东西,他是一个置身于不断发展过程中的生命体。”[1]每个人都有青春年华,青春不一定都是美好的,但一般都让人印象深刻。青年是个宽泛的范畴,受到阶级、性别、种族、教育程度、地区等多方面差异的影响,相似的心理、情感和生活经历让青春年少的他(她)们成为独特的群体,成为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文化的重要因素,更是影视作品重点反映和呈现的重要题材。正如青春是人的特殊时期,青年在社会、政治、文化中具有特殊地位,青春的快乐与哀愁,热情与残酷,顺从与叛逆,初恋与失恋,独立与迷惘,通过影视艺术得到充分的阐释和书写。
中国内地青春片因为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长期没有青春片的概念,但在中国电影发展历程中一直都有青春片的代表作品,具有重要意义。从早期《桃李劫》《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对青春、青年的展示,到八九十年代《青春万岁》《棋王》等对人性自我的觉醒与反思,新世纪以后《十七岁的单车》《站台》《小武》《青红》《孔雀》《十三棵泡桐》《长大成人》等对青春迷惘、对痛苦的呐喊,再到《正?青春》《观音山》《苹果》等商业化、明星制的市场化探索,中国青春片的发展脉络基本清晰起来。从思想轨迹来看,中国内地青春片曾经历意识形态的政治说教,也曾执著于人性深度的挖掘,也曾依靠明星、炒作来包装和营销。青春书写是新时期以来“第六代”导演作品的重要内容,从早期对青春的反抗性、边缘化书写,逐渐演化为对青春的解构和消费,这势必导致青春片失去了原有的精英意识和反抗精神。
青春片有自己独特的主题,丰富而多变,清晰而懵懂,激情而疯狂,真诚而痴迷,荒.唐而甜蜜,中国内地青春电影的精神内核是“成长涅??”[2]。所谓“成长涅??”,是中国特定历史环境下形成的青春经历,包括政治背景的影响、父辈的管教规训、学校师长的教育、社会环境的浸淫,成长往往伴随着挫折和痛苦。《长大成人》《非常假日》《阳光灿烂的日子》等都蕴涵了成长的寓言,是长大成人的宣言书。《青红》《向日葵》等作品将成长寓于时代变革、心理蜕变和人伦现实,已经拥有精巧的人物结构、叙事风格和独特情趣。当然,随着青春片走向市场化运作,青春片的艺术品格也在发生变化,各种实验和探索逐渐增多,丰富了青春片的类型,也造成良莠不齐的情况。
无疑,青春片陷入了思想性――市场化、精英――世俗的选择困境,要想突破这种困境,必须找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思想水准与市场操作的平衡点。这种突破起码要塑造好青年形象,要有经得起推敲的青春故事,这是青春书写的基础所在。
从青年形象的塑造来看,《致青春》中的青年即使有个性,也无深度,更遑论思想。郑微算是个性十足的女青年,敢爱敢恨、敢作敢当,先是为了与青梅竹马的邻家大哥林静在一起,考上了同在一座城市的大学;后是爱上家贫好学的陈孝正,来了一场不顾一切的女追男。郑微的这些举动,无疑是在搬演已经无数次上演的爱情俗套,在浅显地触动人们关于青春爱情的记忆的同时,无法更深地触动青春爱情的真谛。
作为对比,郑微的舍友阮莞、朱小北、黎维娟等青年同样单薄,都是有个性而无深度的人物。阮莞看似完美――外表美丽动人,内心善良而强大,实则自相矛盾,不合逻辑。阮莞忍受了男友多年的自私、虚伪和侮辱后,终于打掉孩子,决定离开,重新寻找自己的幸福。但阮莞并非真正醒悟,在结婚前夕,她却意外地因见前男友而殒命。电影也许意在塑造阮莞痴情女的完美形象,却因缺乏好的创意、自相矛盾而适得其反,只能用极端的方式――阮莞先是堕胎,后是见前男友途中被车撞死――来展示。
黎维娟的设置更是俗套至极,她充当了势利、薄情的角色,为了留在大城市、嫁给有钱人,她抛弃真爱,自愿充当变心忘情的“陈世美”,这种角色设置毫无创意,纯粹是为了提供另一种爱情或青春的选项。朱小北靠姐姐卖包子供养上大学,但她并不自卑,因为被诬陷偷窃而打砸商店,被学校开除的结局让人叹惋。朱小北是为数不多的反抗形象,但影片处理得简单粗暴――让大学生用打砸来报复误会,这种反抗虽然场面火爆,其实非常愚蠢而不尽合情理。《致青春》试图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来诠释大学与大学生的关系,其结论的肤浅和片面也是必然的。
和个性十足而深度全无的女性相比,《致青春》中的男性甚至连个性都没有,他们自私、虚荣、虚伪、懦弱和势利,金钱、成功是他们掩饰内心空虚的单薄外衣。[3]林静因为发现郑微母亲与自己父亲的不正当关系而迁怒于郑微,以不辞而别的方式离开青梅竹马的女友。林静名义上是出国留学了,其实一直留在郑微所在的城市,在背后默地注视她入学、学习和生活,这种注视并不浪漫,而是对自己和对他人的双重折磨。林静对施洁更是不负责任,林静因施洁砸破的玻璃而受伤,施洁爱上了并不爱自己的林静,不惜多次以自杀相威胁,最终竟得了精神病。无论是在与郑微的爱情中,还是在与施洁的爱情中,林静要么受到外力因素而违背自己的内心,要么无视爱自己的人因爱发疯,林静一直都在逃避爱情和责任,远不如郑微对爱情的独立思考或施洁对爱情的不顾一切。
陈孝正人穷志高,自尊心强,将自己的人生看做是只能建造一次的大厦。勤奋好学的陈孝正在男生中显得特立独行,与副院长千金曾毓互有好感却不明确关系,当这个“准女友”向他寻找解释时,他说将她视为学校里唯一的朋友,这种自欺欺人的解释只能说明陈孝正对爱情的逃避和懦弱。陈孝正辜负了曾毓,又拿着曾毓让出的公派留学名额出国,他在功利面前不仅失去了爱情,而且丧失了做人最起码的尊严。他因误会得罪郑微,倔强的他拒不道歉。面对郑微由恨生爱、倒追的爱情,陈孝正被动地接受了,但他一直将爱情当做奢侈品、可能造成误差的一厘米,因为他首先爱的是自己――成功,不惜以做人的失败为代价的成功。陈孝正为了公派留学抛弃了郑微,为了绿卡在美国娶妻生子,其成功的代价是整个人生。
其他男青年更加不堪,富家子弟许开阳追求女孩的方式无非是以金钱和物质为诱饵,他不仅对郑微送金赠银,而且卑鄙地掐断了情敌陈孝正的兼职渠道,并纠结同学、舍友对其进行殴打。影片中,张开对阮莞的暗恋行为被大加赞赏――阮莞因痴爱不爱她的人而死,到头来好歹有人真正爱她。姑且不论这一情节异常突兀,即使这种暗恋真正存在,也无法掩饰张开的懦弱、虚伪和无能。许开阳、张开等人无非是大学中的混混,他们不学无术,打牌、抽烟、喝酒、泡女孩,油嘴滑舌、游手好闲是他们大学生活的主要内容。从这可以看出,电影对大学生活、大学生的描述极其肤浅而片面,并没有真正描绘出“青春”。
青年形象的不堪,更不能期望有什么好的青春故事。[4]《致青春》无法驾驭精彩的青春叙事,整个影片找不到完整的叙事线索,只有不尽合理的爱情线索杂乱地铺陈其中。如果说电影前半部展现了多元的校园爱情,勾起了人们对于大学校园的记忆,还颇具吸引力的话,那么电影后半部简直乏善可陈,只是交代了每个人的结局,没有挖掘出有价值的叙事因素。郑微成了老总秘书,只是爱情没有着落;阮莞对赵世永失望后,找了一个同样急于结婚的医生,但因赵世永一个电话而在去见他的途中遭遇车祸身亡;张开靠摆摊给人写传记混日子,被陈孝正碰到后成了其跟班;朱小北成了辅导班的教师……
青春的爱情,在逝去青春之后,应该有更为成熟、更有价值的爱情体验和理解,但《致青春》为人们呈现的仍然显得青涩而幼稚。郑微在经历了林静的不辞而别、陈孝正的抛弃之后,对爱情和人生有了新的理解,先是希望回到林静――她心灵的港湾――身边,并且和林静一起给林静父亲上坟,求得对林静的原谅和对两人的祝福。当郑微知道了施洁与林静伤疤的故事,毅然决定离开林静,因为施洁对爱情胜过爱自己,为了爱情可以让自己片甲不留。“成功”之后的陈孝正虽然领悟到自己做人的失败和内心的脆弱,但仍没有真正理解爱情,他要重新追求郑微的打算,他创立“微观世界”工作室的举动,仍然是他爱自己的延续。陈孝正要重新追求郑微的豪言,将自己从一个抛弃爱情的薄情者转化为一个对爱情的追求者,其目的是让自己“获得新生”,而不是获得爱情。或者说,“成功”之后的陈孝正妄图弥补和挽回的都是自己的爱情,从来没有想过、问过郑微想要什么、想要什么样的爱情。黎维娟找了一个五十多岁的有钱人,甘愿当了两个孩子的后妈,还打算人工授精也生两个自己的孩子,以此获得巨额家产。朱小北变身辅导教师后,装作不认识同学,由当年的冲动变成现在的逃避,仍然没有走出被开除的阴影。
青春之后的人们,应该褪去青涩、无知和懦弱,而《致青春》为观众呈现的却是更加虚伪和世故。《致青春》中有两场大的同学聚会场面,集中反映了青春年代的单纯和青春之后的世故。一场是毕业散伙饭,大家各奔东西,有人欢喜有人忧,回顾大学四年的爱情、友情,百感交集,相互叮嘱、提醒和关照的场面让人动容。大概每个人都参加过毕业散伙饭,场面各有不同,但情感大致相似,《致青春》表现出了告别大学、青春的伤感、决绝和怀念的复杂心情。青春过后,每个人都变得“成熟”,学会了更好地伪装自己。陈孝正回国之后想找郑微,拐弯抹角地先找到张开,让张开以过生日的名义召集大学同学,成功地达到了目的。张开靠摆地摊、给人写传记谋生,为了功利目的甘愿充当陈孝正的跟班、被其利用,为了虚荣在同学面前穿假名牌、夸口说自己开出版公司。大学毕业聚会虽然在低档的小餐馆,但因为充满了青春的激情和感伤而显得格外隆重和温情;大学之后的这次聚会虽然在豪华会所,但没有了毕业时的真情实感,纯粹是金钱、寒暄编织的应酬,每个人各怀心思。
从青年形象的塑造和青春故事的讲述来看,电影《致青春》确实对不起它的名字。如果就这样向青春致敬,岂不是太对不起自己和观众?正如电影中郑微所说的,“这个世界上,除了爱情还有别的呢!”同样的道理,在青春的概念里,除了爱情还有别的呢!《致青春》也应该告诉人们,除了爱情,青春还有别的呢!遗憾的是,《致青春》没有为观众呈现更多的东西。因此,电影《致青春》应该叫做《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爱情》,这样才更准确、更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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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发表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短篇小说《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是香港女作家西西的成名之作,全文是一个女子的内心独白,以其自始至终的“我”的单一视角与意识流的叙事线索,成为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其实,此前已有学者察觉到西西独特而细腻的叙事方式,但却未有人对《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做深入的叙事分析。因此,本文力图从叙事方面进行开拓,通过对《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的叙事视角、叙事话语,人物形象展开细致的分析,发现其中存在矛盾悖反,从而揭示“我”的不可靠叙事者身份,品味作者叙事手法的简洁与意味深长。
关键词: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 西西 不可靠叙事者
香港女作家西西的短篇小说《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以下简称《像》)是一部内心独白式小说。“我”是一名遗容化妆师,却从未向我的恋人“夏”明白告知。今天,他将要去“我”工作的地方参观,“我”的爱情在此时也被引向了一个未知点。整篇小说以第一人称展开讲述,全文充溢着“我”淡淡的忧伤,使人不知不觉地陷入到“我”那可望不可即的爱情故事中去。然而,“我”的叙述者身份却是可疑的,我的叙述中处处潜藏着矛盾与空白。“我”企图交给读者一个爱情悲剧,而听者之意又是如何呢?
视角是“叙述者或人物与叙事文中的事件相对应的位置或状态,即叙述者或人物从什么角度观察故事。”[1]视角的承担者通常有两类,一是叙述者,二是故事中的人物。而在《像》中,作者始终以“我”为叙述视角,由“我”来叙述自己的故事,因此,在“我”身上,实现了叙述者与主人公的统一。我们知道,视角主要分为三大类型:非聚焦型、外聚焦型与内聚焦型视角。非聚焦与外聚焦通常会呈现出叙述者与人物的分裂,而内聚焦则由于以某一人物的视角为出发点,叙述者与人物的界限通常难以分辨或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像》就是这种典型的“我”的内聚焦。当然在内聚焦中,也可以进行视角的切换与转移,从而扩大叙述,但这篇小说却始终采用单一的“我”的视角,由此呈现出一种固定性内聚焦——即全文的叙述都是凭借“我”的感官去看、去观察、去呈现,自始至终浸润着“我”对事件的理解,使得被叙述的故事始终通过单一的“我”的意识现出。在这一视角的设定下,《像》在叙事上也呈现出自身的特色:1、主要叙述内容是“我”的意识流。因此所有的事件都经过“我”的视角的过滤,以“我”的意志为枢纽展开;2、“我”的视角主要是一个认知性视角,作者所要表达的,不仅仅是感知视角所能传达的对外部的感知,更多的是“我”对事件、对他人与人生的认识与理解。
在把握了这篇文章的叙述视角后,我们来探究一下小说中的叙述声音。声音与视角关联密切,却不能完全等同。比如在许多作品中,视角是人物的,声音却是叙述者的。所以,应该说“叙述声音来自叙述者,叙述者是陈述主体,它与视角一起构成叙述。”[1]这篇小说中,叙述声音来自“我”,“我”作为故事的主人公,就成为了一个同叙述者;“我”同时又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叙述者,虽然不同于某些外聚焦或者是不直接介入评论的全知视角那样地弱化叙述声音,“我”的叙述始终存在,但文本仍旧创造出了一种真实的幻觉——读者仿佛倾听一个女子内心的声音。因此,尽管“我”的自我意识很强,但这种自我意识并非是引导读者去揭示虚构,而是通过强化叙述创造一种“我”的意识流动的真实氛围。我们似乎面对着一个平凡的女子,她与我们一样生活在这个弥漫着物质气息的当代都市,她的生活、经历是那么的真实。总之,《像》全篇采用“我”的第一人称的自知性视角,文中也不存在着一个高于“我”的叙述者,因此声音与视角基本吻合(尽管声音与视角的分裂在“我”的潜在意识中应该说是分裂的),从而创造了一种极强的真实性。但这看似和谐的叙述,实际上是通过强化“我”的主观性来引导读者用他者的眼光来探寻真相。
通过对叙事视角与叙事声音的分析,我们发现《像》是一篇很典型的意识流小说。那么,它是如何展开叙事的呢?首先,它采用的是心理空间的情节连接方式。小说以“我”的意识活动为支点,自由组接序列,因此在时间上跳跃错乱,由大量的闪回片段连接而成,这些零碎的情节是围绕人物意识不断地往复与拓展。其次,是情节冲突的内心化。不同于戏剧式情节从“开端——发展——高潮——结尾”的情节模式,在《像》中,冲突被淡化,由外部移至内心,大量的非动作式情节因素填充进来,正是这种内在冲突层层推动着情节的发展。最后,我们回到“作者的读者”的立场上,将自己从“我”的叙述中脱离出来,就会发现整篇小说呈现的是一种非线性的开放式情节结构。在其中,被叙述的事件并非一个整体或是真相,而是存在多重可能性。但如果你一味地沉溺于“我”的叙述,就可能被“我”的思绪所淹没。
同时,《像》作为一篇心理性小说,它所采用的“我”的视角不是单纯地用于通过人物内聚焦来展现事件,创造戏剧性感受,而是要表达“我”对事件的理解。因此作品中充斥着大量的非叙事性话语。这些话语是公开的、直露的,但却不同于第三人称全知叙事中叙述者的公开评论或是现代小说中叙述者跳出来揭露虚构的那种方式——其都旨在打破作品的真实性幻觉。在《像》中,这种公开的评论被隐蔽化了,它呈现出一种戏剧性评论——借“我”即主人公之口表述出来。主人公的认知性视角使“我”所叙述的话、表露的观点都是那么的自然而真实,读者并不感到有叙述者的操控。总之,利用“我”的视角,将“我”的个人观念与事件相融合,从而实现了一种完全主观化的叙述。一方面,这种方式能使读者成为“我”的聆听者,他们相信“我”的存在,相信我的叙述的真实性。但另一方面,但作者的意图仅仅在此吗?只是想创造一个非常真实化的人物吗?或只是去讲述一个爱情悲剧吗?可以发现,在“我”的叙述中,其实蕴藏着相悖的种种矛盾,而这种矛盾是“我”所未察觉,并不经意间展示出来的。这个真实到偏执的“我”,其实在自己的叙述中潜藏了关于事件、关于真相、甚至是“我‘的内心深处的多可能的诠释。
以第一人称自知视点为叙述视角可以充分展现”我“的内心世界,创造出很强的真实性与模拟性。但作为一种固定性内聚焦,这个视角本身又具有很大的有限性。因为它只能展现“我”的内心却无法透视别人的情感活动。这种有限性限制了读者对小说世界的信息的获得。那种小说叙事的无所不知的优越性在这里失去了生命力。那么,是否不能洞悉一切对读者来说就意味着失去了小说叙事的独特魅力呢?答案是否定的。作者以“我”的视角展开叙述,缔结全文,且未进行视角切换,其意图就是利用单一人物视角的有限性凸显“我”的绝对化的主观意识。在《像》中,读者所能洞悉的只有“我”意识,所聆听的只有“我”的叙述,但对他人的内心却是一无所知。比如我认为“到了那个地方,一切就会明白了。夏就会知道他一直以为是我为他而洒的香水,其实不过是附在我身上的防腐剂的气味罢了;他也会知道,我常常穿素白的衣服,并不是因为我特意追求纯洁的表征,而是为了方便出入我工作的那个地方。附在我身上的一种奇异的药水气味,已经在我身上蚀骨了,我曾经用过种种方法都无法将它们祛除,直到后来,我终于放弃了努力,我甚至不再闻得到那股特殊的气息,夏对此却是一无所知的。”[2]这是来自“我”的主观化的灌输,甚至可能是“我”的纯粹的臆造,夏的真实想法究竟如何呢?我们无从得知。同时,由于一切叙事都是在“我”的内心进行的,事件在连接上也是错杂跳跃的,许多事件,我们得知的只有那冰山一角,因此产生了大量的空白。作者利用视角的有限性所创造出来的“我”与他人、“我”与夏、甚至“我”与自身的相悖将矛盾与未知的空白凸显出来,等待读者的发掘。
《像》这篇小说最大的特色,在于“我”的叙述隐含着种种矛盾,读者完全可以在“我”的话语中读出一个截然不同的事件。在“我”那悲观的、冷静的、自怨自艾的语气中,充满了对比与反讽的意味。这种对比与反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我”的悲观、冷静的语态就是一个极好的切入点。在“我”的娓娓道来中,始终笼罩着一层悲哀却又冷静的感受,这使得“我”的叙述与“我”所谓的命运的悲剧完美地融合了。但其实这种语态最容易滋生反讽意味。作为读者,我们可以看出其中潜藏的种种矛盾——我对爱情的渴望与冷静的叙述;我对夏的期待与认命的悲观;我对自身的肯定与自卑的身份认同……在这里,悲观的叙述语态仿佛成了一个面具,掩盖“我”充满渴望的内心世界,从而凸显出“我”的内心的强烈冲突。其次,我们从话语模式来探究。文中主要以直接引语的话语模式展开叙述,其中最多的是“我”的自白。自白是一种主观化倾向极强的叙述方式。一方面,加强叙述者的真实感,另一方面,却又非常容易产生人物的自身的对立。而作者正是了利用了这点。此时,我们需要作为一个“作者的读者”而非“叙述读者”,才能发觉“我”的自身的对立。文中的另一种直接隐语是人物对话,对此,作者采用了一种戏剧式的还原。这对揭示反讽时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作为读者,我们只能看到对话的内容,却无法探至人物内心。比方说在“我”与夏的对话中,存在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即交流信息差。如
夏说:那么,你的工作是什么
我答:替人化妆
夏说:啊,是化妆。但你的脸却是那么的朴素。[2]
可以说,在他们含混性的对话中处处都是能指与所指的不同,我与夏之间并非实现真正的交流。而这种差异与其说是“我”与夏的交流所造成的,不容说是来自于“我”自身的矛盾。正因如此,“我”的叙述与事实真相在此处发生了强烈的矛盾冲突。最后,我们要通过非叙事性话语来发现歧义。我们知道,文中充斥着大量的“我”的主观评论,这些显在的评论具有特殊的分辨价值。第一,要分辨出修辞性评论的声音。这个角度要从作者来看。虽然“我”是叙述者又是主人公,但“我”仍旧是作者的产物,作者在对“我”的话语的编制上隐藏了某些倾向,在文中通过“我”的叙述以修辞性手法表现出来。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对比。例如,通过“我”口中的夏与“我”的故事,我们可以发现处处是夏与“我”在能指与所指上的差异,使得故事呈现出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潜在结局,而“我”与怡芬姑母的关系,则由于一种相似性被“我”以所谓的命运的方式连接起来,从而导致了“我”对自己爱情悲剧的认可。但对读者来说,这种现实与命运的相悖却产生了歧义。第二,则是含混性评论。体现在“我”在完成自我认知的过程中产生的反讽。“我”认为自己没有知识所以只能从事这一职业与“我”有很好的技能与收入的反讽,“我”认可的自卑、孤独、不会表达的自我与’我”所体现出的勇敢坚定的性格的反讽等。总之,通过这些潜在的矛盾与空白,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开放式情节,其中掩藏着主观与客观,叙述与现实,话语与潜意识的种种相悖。
我们之前已经探讨了《像》在叙述上的特点与其中隐藏的内在矛盾。那么要发觉“我”的不可靠叙述者的身份,还要在听完“我”的叙述后反推“我”的人物形象。可以说,“我”的形象具有两大特点:
1、心理性。在《像》中,西西透过一个单一的女性视角,始终用一种平静、细腻的笔触刻画着一个女子的情感与内心世界,展现出主人公“我”敏感、忧伤但又独复杂的内心世界。
这篇小说是一个女子的内心独白。全文以“我”的意识流构成全篇,重在透视、展现“我”的内心,而外在的形象描绘、情节冲突都被予以淡化。因此,在这篇小说中,我们不能建立一个像高老头、安娜·卡列尼娜那样的一个形象生动,性格饱满的人物形象,我们也无法从旁观者的立场来看待她,因为小说展现的是“我”的内心,而无外人的渗入。总之,“我”是一个心理化的人物形象。作者希望读者探究的是在“我”边缘化的身份之下所隐藏的的坚强性格、女性意识与“我”对人生的独特思考。同时,由于他者眼光的零渗入,“我”这个人物也呈现出一种极强的主观性。因此作为读者我们必须知道,主观性的人物形象不能依靠单纯的叙述去把握,必须要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相对客观的立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阅读中,发现“我”的叙述与内心的渴望时常相悖。在这里,那些先在的关于人物的特性论、行动论、符号论仿佛都失效了,只有人物心理被抬升到至关注重要的位置。让我们感到,“我”不是一个可以被某些结构框架分解的人,而那样一个活生生的人,“我”的身上充满着值得探寻的未知性。
2、人物是一个建构过程。我们之前已经说了这篇小说中的“我”是一个无法被某些先在因素去概括、分析的人物,“我”是一个未定性的人物形象。可以说,在“我”被产生出来的那一刻,就在不断地进行着说话的“我”与话语中被表现的“我”的分裂。在《像》中,读者必须要从“我”的叙述与对“我”本身的分析这两方面去把握,在分裂中发现“我”的分歧,发觉“我”叙述中的不可靠因子,从而揭示出“我”的不可靠叙述者身份。其实,不光是“我”,小说中呈现出的其他人物也都具有这种不定性。比如夏和怡芬,因为“我”叙事视角的有限性,他们形象与性格,它们的真实内心都呈现出一种空白。可以说,正是这种模糊、暧昧的不确定意味,使故事衍生出多重发展的空间,也使小说的意味得以开拓。
有人说西西的小说荡涤了惯常思维定势所形成的谬见,让读者看到了“习见之权威话语的专断与独裁”,更让读者知悉了“那被惯势重压着的卑微角色为自己所进行的辩护,听闻了另一种声音对习见的冷峻棒喝。”[3]《像》这篇小说正是以一种看似简单却独特的方式——塑造“我”的不可靠叙述者身份来加深对生命的认识,强化对现代人的生存及其存在价值的追问。这种潜在的“自我分裂”实际上成了读者解读社会与自我,表象与真实的突破口。
总之,“我”是这样的一个女子,享受孤独,敏感哀怨,却又独立勇敢,坚持自我。在西西淡淡的忧愁中,在细腻的笔触下,却蕴含了对人生的无尽思考。而小说悬而未决的结尾,让读者在沉浸于文本的同时,不得不重新来审视我们所面对的生活与最真实的内心世界。我想,作者我所想要给予我们的,也不是一个阐释的终点,而是对于文学、人生永恒的思考。
[1]胡亚敏,叙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西西,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M],台湾,洪范书店,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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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理查・赖特是美国享有盛誉的作家之一,被西方文学界誉为“现代非裔美国小说之父”。他的代表作《土生子》成为了 20世纪反映种族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经典小说。因着小说本身的社会影响,外界对于该小说的研究也经久不衰,而从空间叙事理论角度来解读该小说的作品却寥寥无几。本文运用空间叙事理论,从地质空间、心理空间、权力空间三个方面分析《土生子》中的空间叙事艺术。
关键词:《土生子》;空间叙事;地志空间;权力空间;心理空间
理查・赖特是美国享有盛誉的作家之一,被西方文学界誉为“现代非裔美国小说之父”。赖特的创作对黑人文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后人称他的创作为“城市现实主义”(urban realism)或“抗议现实主义”(protest realism)。《土生子》不仅是赖特最优秀的代表作,而且被认为是黑人文学中的里程碑。小说出版后,不仅震动美国文坛,也震撼了美国社会。西方评论界都认为《土生子》意义深远,它把对美国社会制度的控诉包含在一个描写黑人青年犯罪故事的寓言里。随着该小说的深远影响,外界对小说的研究也经久不衰,数以千计的研讨作品的内容涉及到小说的主题、小说中哥特艺术、象征艺术、语言艺术等各个方面;所采用的批评方法多种多样,包括存在主义哲学、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话语权理论、文化研究,特别是种族主义研究,等等。不过很少有人运用叙事空间理论来分析该小说。
在许多小说中,空间性具有十分重要的叙事功能。作家不仅把空间简单看成故事发生的地点,而且利用空间来表现时间,利用空间来谋划小说的布局,甚至利用空间来推动整个故事的发展。“作品中的时空交叉和时空倒置的方法, 打破了传统的单一时间顺序, 展露了追求空间化效果的趋势”。
叙事空间理论始于约瑟夫・弗兰克的论文《现代文学中的空间形式》。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批评理论的空间转向,叙事空间理论也发展了起来,相关的著作也相继发表,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加斯东・巴什拉的《空间诗学》和福柯的《论其他空间》等。而近年来,国内对于空间理论的研究见年也成果颇丰,胡妮的论文《托尼莫里森小说的空间叙事研究》就是相当成功的范例,她在改论文中曾提出“空间叙事既是小说文本得以展开的基点,也是小说人物塑造和主题深化的场域。莫里森小说文本中的叙事空间具有实指和虚指的双重特性,包括以物理属性为特征的现实-生存空间、以欲望为特征的虚构-权力空间、以纠结为特征的内在-心理空间和以虚幻为特征的神圣-宗教空间四种空间叙事类型。(胡妮, 2012:24)”基于此,本文通过对小说《土生子》进行文本细读,选取了地志空间、心理空间和权力空间三个方面来剖析《土生子》中的空间叙事艺术。
地质空间是作为存在物的人类最先感觉到的物理生活环境,它由人的空间意识决定。地质空间最主要的特征在于其物理属性,它的存在为人物的言行和叙事的展开提供基础,形成小说叙事中的所有空间场景。小说作品中的人物与现实生活中的人一样,必须在一定的物质环境中进行相互交往的日常活动。因此,小说中的地志空间就是作为个体存在的人生活其中的物质环境。它既是人物活动的舞台,也是小说叙事展开的基点。
在《土生子》中,理查・赖特主要采用把地志空间并置的手法对比地表现地志空间的差距和象征意义。作者在小说的开头就借别格的口,把黑人居住区和白人居住区加以并置,指出这座城市以第四十六条街为分界线,往东是白人居住的区,在这个白人居住区里,代表就是道尔顿先生一家的别墅;而这条分界线以西,就是广大黑人的居住区,同样这一居住区的典型代表就是小说主人公别格一家的房子“住印第安纳路3721号,付钱给南区房地产公司,一星期8元,一间房,一家四口住,出门就是胡同,窗外就是大街”在第一次别格要去道尔顿先生家报道的时候,别格第一次跨过了这条地质上的分界线,走到了白人居住,相比于整个黑人居住区,整个白人住宅区给他的感觉就是安静、宽广。“他经过的那些地方宅子都很大,窗内射出柔和的灯光,街上空荡荡的,偶尔有辆汽车滚动橡皮轮胎飞驰而过。”
除了城市东西部的对比,作者更是具体描写了道尔顿先生的房子和别格家的房子,通过把典型的白人家和典型的黑人家进行并置。小说伊始,我们就看到了“灯光着照亮了房间,屋子里有两张铁床,铁床中间只是隔着很小的狭隘地带别格一家四口挤在一间房子里居住,各自没有自己的空间,母亲和妹妹换衣服的时候别格和弟弟需要转过身去”这样的房子里“一尺多长的老鼠是常客,经常出来咬坏东西,甚至还会咬人;即使是大冬天,房间里的暖气永远都不好,而收租金的房东永远都很准时”。与别格家相比,道尔顿先生的大宅则完全不同。“德莱克赛尔林荫路4605号,大宅外是一道防护宅子的黑色高栅栏”“门厅有柔和的灯”。作者以别格的视角,从五官对于大宅内部的感受,展现了大宅内部的设置。“脚下的地毯那么软、那么厚,他每走一步仿佛就要摔倒似的”;椅子是他从没坐过的,甚至在他“坐椅子时,刚一坐下就觉得身子深陷下去”视觉上“暗淡的光线;光滑的墙上挂着几幅画”听觉上“隐隐约约飘出钢琴奏出的乐声”。这些地志空间的描绘表明了城市东部和西部白人和黑人的居住环境有着明显的差距,这些地址空间的差异暗示了小说中黑人白人的对立,别格杀害玛丽,小说情节的展开做好了铺垫。
“权力空间”由小说文本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权力关系构成,体现权力控制的运行方式。具体而言,权力属于统治阶层。在《土生子》中,权力属于性别、种族、阶级中处于优势地位的男人、白人和富人。最具权威的则是集三者于一体的富裕白种男人,小说中的典型代表就是道尔顿先生;其次是白种女人代表人物为道尔顿夫人和,黑人处于权力阶层的最底层。小说中作者把地志空间上设置东西对立,而这种地志空间差距的背后,是黑人白人权力空间的差异。
小说中,抢劫布鲁姆是他们所有行动中最棘手的一次,因为他们过去从没抢过白人,总是黑人。他们觉得抢劫抢劫本民族的人要容易安全得多。因为他们知道只要是黑人侵犯黑人,白人警察从来不认真搜捕。如果这次抢劫,他们讲触犯最后的禁忌,一越过禁区一个陌生的白人世界将向他们倾斜全部怒火。这将是对统治他们的白人世界的一次象征性挑战,他渴望,但是害怕。当别格看见白人男孩飞飞机时,羡慕他们有机会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感叹“要是不是黑人,要是有钱,要是也能进那所航空学校也能开飞机”随即就认识到,这些都是不可能的。当时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背景已经决定了,白人是社会的主宰者,他们在权力的那头,控制着社会的资源,权力机关,统治者整个美国社会,是社会权力的象征。相反,黑人处在权力的这头,处于被压抑,被统治,被奴役的地位。别格抱怨“我们住这里,他们住那里,我们是黑人,他们是白人。他们什么都有,我们什么都没有。他们干啥都成,我们干啥都不成。就像关在监牢里似的。有一半时间,我觉得自己想在世界外边,巴着篱笆眼儿,在往里瞧。”从这些言语之间就可以感受到,别格已经对当时的社会权力构成看得一清二楚而且充满了不满和无奈。当谈到白人居住在哪里时别格说的话更是破含深义“每次只要一想起就能感觉到他们,在你的胸膛里和喉咙里,像火似得,有时候都难以呼吸了”可见,社会权力的分布已经超越了地志空间上的对立,白人的权力不仅在白人社区,已经深入到了每一个当时社会的个体,作为黑人个体的别格已经每时每刻感受到了来自白人权力的压抑。
“心理空间”指外部生存空间和人物生命体验投射于人物内心之后产生的对某事或某人的感悟和认识。文学作品中人物不仅和现实社会中的人一样生活在一定的地志空间,也和现实中的人一样会在自身所处的社会意识形态作用之下,往往会在心理上作出不同的反应,从而形成各式各样的心理空间。美国黑人在社会历史中的特殊境遇,是导致他们的心理空间异化的重要因素。在充满种族歧视的社会环境中,《土生子》黑人主人公别格遭遇了生命体验中的情感缺失,从而不能形成正确的自我认识与评价,也不能对外界进行正常的认识。人物的内在心理空间往往呈现出纠结甚至扭曲变态的特征,因而无比自卑,缺乏自我自信和自我认同感。主要表现为压抑和害怕。
首先是爱的缺失导致的压抑。别格作为在一个单亲家庭的长子里却感受不到家人的爱护和重视。他的母亲是一个自私而又逃避现实,没有因家庭困境检讨自身,反而把责任一味推卸给别格,当别格没有满足她的要求,她责骂“别格,有时候我心里想,我干嘛要生你下来;你要是有点男人气概,我们就不会住在这个垃圾堆里啦。”诅咒“你是我这一辈子见到的最没出息的男人”她反复唠叨,反复确认,换着法子威逼,嘲讽,哄骗来逼着别格接受工作。在这样的环境里,别格的内心,只有压抑。当别格母亲叹息痛苦妹妹安慰她时,有意不去听他们的,因为他知道她们在受苦,而他自己去无力帮助他们“他知道一旦让自己体会的可耻和悲惨,他就会绝望的失去自持。所以他对她们采取铁一般坚硬的态度,隔着一堵墙,一副帷幕”其次是对于白人的恐惧。商量一起抢钱的时候别格一直说格斯害怕其实是自己害怕,被格斯说中心事后,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于是他心里歇斯底里,自信心消失,只有冷暴力才能使他忘怀一切,恢复他的自信心。当他第一次要去道尔顿先生家去时,觉得带了枪才会更安全”要去跟白人打交道要带着刀子和枪才使他觉得自己跟他们处于平等地位”。作为长期受白人奴役的黑人种族,无法与白人平等相处的心理烙印,沉淀在他们的集体潜意识里,因此别格很难理解和接受来自白人世界的平等召唤,于是道尔顿先生家对于他的善意在别格看来似乎别有用心。正是这种这种压抑恐惧纠结相交织的扭曲的心理空间下,别格杀害玛丽才引发了后面的悲剧。
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指出:“一部小说,一首诗,一幅画,一支乐曲,都是个体,也就是人们不能区分其中的表达和被表达的东西、其意义只有通过一种直接联系才能理解、在向四周传播其意义时不离开其时间和空间位置的存在。(梅洛・庞蒂, 2003)”他强调了时间和空间对于文学作品意义的产生和传播意义深远。通过对《土生子》中的空间问题的探讨来剖析作品的意义,从地志空间、权力空间和心理空间三个方面可以看出该作品在叙事艺术,小说氛围的描写、主题思想的表达和人物塑造的成就上都与空间叙事的多种方式联系紧密。(作者单位:吉林大学)
[1]胡妮. 托妮・莫里森小说的空间叙事研究[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12
[2]理查德・怀特 土生子[M]施咸荣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3]梅洛・庞蒂 知觉现象学[M] 姜志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4]秦林芳,编译.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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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造假是指企业领导和财务会计人员在会计核算过程中,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准则制度,做假账和编制虚假会计报表的行为。从会计信息反映的角度来看,会计造假表现为两种类型:会计事项造假和会计报表造假。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识别会计电算化作假手法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识别会计电算化作假手法全文如下:
随着会计电算化的推进,计算机也正在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演变为作假的“工具”,如何避开陷阱成为会计人工作中异常关心的问题。计算机作假是指利用计算机或对计算机系统实施的舞弊行为。主要包括偷窃、伪造、盗用、挪用及其他欺骗行为。
会计软件开发在设计应用软件时,经过单位领导授意,加入了一些“特别”程序。如有的系统,账户试算平衡时,将借方总数直接移到贷方,造成借贷永远平衡的假象,有的系统,固定资产为负数时,仍旧可以提取折旧。这样,单位弄虚作假,结果却永远“正确”。
应用软件使用作假主要在输入、输出和商议程序上。
1.篡改输入数据。这是计算机作假中最简单、最安全、最常见的方法。篡改会计数据主要有下列几种方式:
①输入虚假的会计数据。某企业2005年底为了完成计划利润,遂在12月份的会计核算时,直接以虚假的数据输入计算机,以达到其虚增利润的目的。
②修改数据。如大连市某工商银行某办事处计算机会计系统管理员伙同他人利用计算机修改账目文件,截留企事业单位的贷款利息,以达到贪污的目的。
③删除数据。有些单位的操作员串通库管人员,从存货系统中删除某个存货数据,然后再设法从仓库取走其存货。
2.修改输出数据。如某企业2004年度根据计算机会计系统生成的报表出现了亏损,该企业为了体现良好的公司业绩,就直接对报表数据进行了修改。
①陷阱术。是指在程序中设立一个秘密的未说明的进入程序模块的入口方法,设立陷阱的意图是在系统正式投入运行之后,能让设立陷阱的程序员有访问系统的入口。
②越级法。这是一个只在当计算机出现故障,运转异常时使用的计算机系统干预程序。这种程序能越过所有控制,修改或暴露计算机内容,一般仅限于系统程序员和计算机操作系统的维修人员使用,但也不排除被一些不法分子使用以达到其不法目的。
③活动天窗。是一种由计算机会计系统程序编制人员有意安排的指令语句。在密码中加进空隙,以便于日后增加密码并使之具有中期输出能力。在正常情况下,有些不道德的程序员为了以后损害计算机系统,会有意插入天窗。
④木马计。如某企业是外商投资性生产企业,按规定享受“免二减三”的所得税优惠政策。至2003年已满“免二减三”优惠期,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于是该企业在电算化程序中编进指令,令其自动在年底将利润生成“负数”,以达到逃税的目的。
⑤逻辑炸弹。是计算机系统中适时或定期执行的一种计算机程序,它能确定计算机中促发未经授权的有害事件的发生条件。逻辑炸弹被编入程序后,根据可能发生或引发的具体条件或数据产生破坏行为。如某工资核算系统的程序员在系统中安放了一颗逻辑炸弹,一旦他的名字从工资文件中取消,某一程序会自动引发,从而使得全部工资文件被擦除干净。
⑥截尾术。也称“意大利香肠术”。就是只对构成总数的明细项目进行调整,而保持总数不变,以达到取走一部分而又不会在总体上被发现的目的,如某单位电话总机,对用户话费计算至“分”,而“分”后面的数字采取“四舍五入”的方法处理。从而形成尾差,在计算机不断地“四舍五入”的运算过程中,所有账户的总数仍将保持平衡。
冒名顶替主要是指以别人的身份出现。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他人口令的做法实施舞弊活动。如从2005年起某企业业务部实行承包责任制,企业规定部门经理如能在年底完成承包任务,即可获得奖励。2005年底,经理由于经营失误达不能承包任务额。于是,他找到财务科的操作员,套取了进入计算机会计操作的口令,将该部门的一些会计数据进行篡改。
拾遗是在一项作业执行完毕后,取得遗留在计算机系统内或附近的信息。包括从废纸篓中搜寻废弃的计算机清单、复件,及搜寻留在计算机中的数据。如美国一位电子工程系的学生,无意间在废纸堆中发现了某公司的计算机会计系统的程序说明,该学生通过电话进入该公司计算机会计系统,他得到了该公司价值100万美元的供货而不需付一分钱。
1.数据泄露。从计算机中泄露数据,是指从计算机系统或计算机设施中取走数据。
2.仿造与模拟。主要指在个人计算机上仿造其他计算机工作程序,或对作案计划方法进行模拟试验,以确定成功的可能性,然后实施。这是计算机作假常用的行为。
3.通讯窃取。通讯窃取主要是指在网络系统上通过设备从系统通讯线路上直接截取信息,或接收计算机设备和通讯线路辐射出的电磁波信号来实施舞弊。
4.计算机的病毒。计算机病毒是隐藏在计算机系统中的一种特殊的程序。有些不法分子利用传播计算机病毒,使一些单位部门的计算机系统遭到破坏,以满足其私欲。
5.乘虚而入。电子化的乘虚而入发生在计算机联机系统。联机系统中的用户使用终端时,身份由计算机自动验证,一般根据口令的通过准许进入系统。如果某隐藏的终端通过设备与同一线路连接,并在合法用户没有使用终端前先行运行,就会有害于计算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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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一种民俗体现,《红楼梦》中的干亲关系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即情感型、功利型、游戏型和兼容型。各种类型的干亲表现不但成就了小说中实实在在的人际关系,而且是小说中饶有深意的情节推手,更兼具一种深邃的文化指涉。
关键词:《红楼梦》干亲情感利益游戏
作为一幅惟妙惟肖的世俗风情画屏,《红楼梦》为我们展示了中国民俗的诸多景观,历史悠久、覆盖面广、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干亲民俗亦在其中。“干亲”不但成就了小说中实实在在的人际关系,而且是小说中饶有深意的情节推手,更兼具一种深邃的文化指涉。依凭具体事例的表现形态,我们可以把《红楼梦》中的干亲关系大致分为四种类型,即情感型、功利型、游戏型和兼容型。
薛宝琴是宝钗的堂妹,从小随经商的父亲走了许多地方,因了薛姨妈与王夫人的关系才与贾府攀上了,亲她的容貌、才情均不下于钗黛,其性情的可爱从与大观园诸人的交往中亦可见一斑。第四十九回薛宝琴初进贾府,贾母就“喜欢的无可无不可的”,立刻就“逼着”王夫人认了干女儿。接着,因下雪珠儿贾母便赏了用野鸭子头上的毛做的“金翠辉煌”的凫靥裘给宝琴,贾母对宝琴的特别宠爱我们从湘云的感慨中就可以发现:“可见老太太疼你了:这么着疼宝玉,也没给他穿。”
莺儿是宝钗的贴身丫头,第三十五回宝玉求她去打绦子她便奉宝钗之命与玉钏儿同往,玉钏儿向杌子上坐下时她不敢坐,袭人端个脚踏来时她还是不敢坐。但就是这个薛府的丫头却在贾府中认了个干妈!也就是第五十六同平儿所说:“前日莺儿还认了叶妈做干娘,请吃饭吃酒,两家和厚的很呢。”叶妈是宝玉小厮焙茗的娘,当系贾府旧人,而此时莺儿一家随薛府进京已有几年光景,这一对于亲母女的相认自是日久相处互怜互惜的结果。第五十七回“慈姨妈爱语慰痴颦”时黛玉欲认薛姨妈为母,第五十八回薛姨妈小住潇湘馆照顾黛玉“一应药饵,十分经心”,“黛玉感戴不尽,以后便一如宝钗之称呼”,当然也是出于彼此的亲厚之意。有学者从“厚黛薄钗”的思想倾向出发,认为薛氏母女一直在利用和欺骗黛玉,但“心较比干多一窍”的黛玉却实在是因为心有所感才会认下这门干亲的。
此类干亲关系以情感为主要因素,具体叉可分为“一见钟情型”和“日久生情型”,宝琴之倒是前者,莺儿、黛玉之例是后者。但无论如何,“我们的爱和恨永远指向我们以外的某一个有情的存在者”,上述干亲关系反映的是双方共同而纯粹的情感意愿,是人性中最为纯美的组成部分。
干亲从名义上讲是只看重情感因素的,但有时却掺杂着极多的利益因素,或者说如果没有这种利益因素的驱使有些干亲关系甚至不会生成。
宝珠是《红楼梦》中一闪即逝的人物,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后丫鬟瑞珠触柱而亡,宝珠则请求认为义女为秦氏“摔丧驾灵”,送殡停灵铁槛寺后又“执意不肯回家”。初看似是一个忠婢义仆,但参看“秦可卿淫丧天香楼”的旧文,就不难明白宝珠避祸全身的意图,而“干亲”则是她明志自救的掩体。第二十五回“魇魔法叔嫂逢五鬼”中王熙风和贾宝玉的表现着实吓人,这场灾难固然由赵姨娘而起,但直接经手人却是宝玉的干娘马道婆,她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得到了赵姨娘的衣裳首饰和五十两银子的欠据。而她当初能做宝玉的干娘,恐怕有两个原冈:一是她道姑的身份使贾府为宝玉祈福禳灾的愿望有了可信的依托,贾府之愿因功利而起;二是她本人多了这层身份自然有利于更加便捷地出入贾府诈骗敛财,也是因功利而起。
从汀南买来的十二个小戏子在贾府里也都有各自的干娘,但第五十八回芳官因洗头与干娘何妈发生冲突时却说:“我一个月的月钱都是你拿着,沾我的光不算,反倒给我剩东剩西的!”连宝玉也说:“赚了他的钱,又作践他。”可见这些女孩子竞成了所谓干娘们赚钱的工具。抄检大观园后,第匕十七回王夫人将唱戏的女孩子“令其各人十娘带出,自行聘嫁”时,“这些干娘皆感恩趁愿不尽”。“感恩趁愿”是因为这些女孩子从此就可以成为她们的私人财产,无论将她们嫁给什么人都可以收到一份价值不菲的聘礼,等于是白白地得到了一笔财富。
从上述诸例我们不难发现,干亲中“亲”的实质早已不复存在,“亲”变成了人际关系的表象,“利”才是其中某一方所追逐的目标,而有了功利意识的阻隔,双方之间自然难以形成真正的情感关系,许多冲突应运而生时小说的情节也变得波澜起伏。
在一般的认知中,游戏是文化娱乐活动的一种,也是西方美学关于文学艺术起源的一种学说,通常指不带有任何功利目的,而是以摆脱了物质和精神束缚的过剩精力去创造一个自由天地,并从中获得一种没有利害关系的愉悦之情。《红楼梦》中贾芸和贾宝玉的干亲关系即属于这一类型。
《红楼梦》前八十回中,宝玉与贾芸的交集只有三处。第二十四回宝玉在门前偶遇只略微眼熟且比自己还大五六岁的贾芸,笑道:“你倒比先越发出挑了,倒像我的儿子。”贾芸便接口说:“宝叔要不嫌侄儿蠢,认做儿子,就是侄儿的造化了。”第二十六回宝玉在家养病,贾芸去为宝玉请安,见面问候只说“叔叔如今可大安了”并未提及“父亲”二字。这就让我们觉得二十四回的对话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可到了第三十七回曹雪芹却将这“草蛇灰线”再度接续了起来,他让贾芸将两盆不可多得的白海棠献给宝玉,并在拜帖上写了一行别具意味的文字——“不肖男芸恭请父亲大人万福金安”。
贾宝玉不但是《红楼梦》的核心人物,也是偌大一个贾府中“凤凰”般的人物,要说贾芸对他没有一丝一毫的攀附之心是不可能的。但贾芸这个旁系子弟的出场是为了在贾府的诸多工程中谋求一个项目赚些钱来养家糊口,他要的东西不是宝二爷能给的,在他的预期和实际行动中走的都是琏二爷和琏二奶奶的路子。为了这一目的,他送王熙凤的礼物是贵重的冰片、麝香,而送宝玉的不过是两盆白海棠。但这两样礼物也恰好说明了他对送礼对象的认知,俗雅之间也大可增进我们对贾芸其人的了解和认识。所以我们说,成就“秋爽斋偶结海棠社”大观同雅韵的“父子”之名其实更像是一场游戏,因为当真对面,贾芸是叫不出“父亲”二字的。
第二十七回的回目安排叫做“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冢飞燕泣残红”,主角当然是宝钗和黛玉,但其中却穿插了王熙凤和小红母女的干亲故事,而这一事例中包括了上述情感、功利和游戏的所有内容,因此我们说它是《红楼梦》中典型的“兼容型”干亲关系。
这一同中,丫头小红偶然为凤姐传了一回话,凤姐就主动要认她做干女儿,这在小说中是绝无仅有的一处。凤姐对小红说:“明儿你伏侍我吧,我认你做干女孩儿。我一调理,你就出息了!”主子奶奶“认你做干女孩儿”的提议是在情绪高涨时即兴提出来的,当然首先就像是一场游戏。但这一提议必然是建立在情感基础之上的,需知此前凤姐并不认识小红,也只是刚刚才知道她是宝玉屋里的丫头,甚至还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只因为小红“干净俏丽”、“说话知趣”、“口角剪断”,凤姐就像贾母喜欢宝琴一样看中了这个初次见面的女孩子。如果说她也有功利目的,那应该就是想要一个这样说话不拿腔作调又符合自己心意的女孩子“伏侍”自己,替自己跑跑腿、传传话。
当凤姐听小红说自己认错了辈数,小红的亲妈林之孝家的已经是自己的干女儿时,这一提议只好作罢。风姐与小红之间的干亲虽然没有结成,小说行文中却明白地告诉我们:凤姐有个比自己还年长的干女儿。林之孝家的是贾府有权有势有脸面的仆妇之一,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之前,她带着上夜的女人们巡查到怡红院,可是把宝玉、袭人、晴雯一干人等着实地一一教导了一番。但联系她和凤姐的关系,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功利”二字。虽然凤姐说府里还有不少人赶着自己叫妈,但我们从书中读到的却是林之孝家的见了凤姐无论在人前还是在人后却都只能叫“奶奶”,这种心头没有亲人感情,口头没有亲人称谓的干亲关系不是游戏又是什么?
“民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属于‘礼’的范围。但它显现出的民俗性更受到广泛的重视。民俗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发展而逐渐形成的生活文化事象。”综观《红楼梦》中的干亲民俗和各类干亲关系,我们不难发现“情感”和“伪情感”在大观园交际中的各种投射,亦可从中透视民俗文化对人们生活所产生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从而使我们在阅读《红楼梦》时能够更加接近作者初始的创作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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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甘正传》是一部讽喻美国社会的有影响力的作品。这部电影通过塑造了弗雷斯·甘这个智障者的人生,以此表达各种多元化的主题。本文试着从《阿甘正传》这部电影的音乐入手,对这部电影里的音乐叙事手法进行探究。《阿甘正传》这部电影引入了大量的配乐,而这些配乐都和阿甘的人生密切联系在一起,成为整部电影叙事不可分割的元素。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电影《阿甘正传》的音乐叙事艺术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电影《阿甘正传》的音乐叙事艺术全文如下:
摘要影片《阿甘正传》是美国“反智电影”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本文从电影《阿甘正传》的音乐入手,将整部影片分为阿甘的成长、越南战争、英雄归来等几个阶段,分别阐述了影片中匠心独运的音乐叙事艺术,旨在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音乐在这部电影中的作用和意义。
关键词:《阿甘正传》 音乐 叙事艺术
电影是一门集中了摄影、美术、音乐、表演等多种艺术形式的综合艺术。音乐作为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电影人物的塑造、特定氛围的烘托以及故事情节的推动都有着重要的作用。电影《阿甘正传》不仅凭着史诗般庞大的叙事结构和励志的故事情节打动了亿万观众,更以其成功的电影叙事艺术抵达上了电影音乐的高峰。
电影《阿甘正传》改编自美国著名畅销书作家温斯顿?格罗姆的同名小说。影片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为故事背景,讲述了一个智商只有75的智障患者阿甘,凭着自己的诚实、善良、坚韧和宽容,不断的成长,最终成为一名英雄的传奇经历。“生命就像一盒子装满了各种各样味道的巧克力糖,你永远不指导下一个将会拿到那个”,电影的开头,阿甘引述妈妈经常对他说的一句话,成为整个故事的总纲,预示阿甘一生的传奇经历,就像吃了各种各样味道的巧克力糖。通过阿甘的故事,史诗般的重现了二战后美国社会许多重大的政治事件,真实的再现了美国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对20世纪90年代美国社会高涨的反智情绪进行了回击和反讽,呼吁对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平等和尊重,回归自然和人的本真。这部电影让很多美国人开始冷静下来重新审视国家发展的历史,反省自己的内心,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20世纪是美国流行音乐和摇滚乐的辉煌时期,涌现了一大批极具天赋的伟大歌手和音乐家,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影响深远的音乐作品,这些歌手及其作品不仅是特定历史时期美国大众文化的代表,更是一段段美国历史的经典记忆。《阿甘正传》整部电影中共出现了31首歌曲,贯穿了整部电影始终,成为推动故事情节发展、营造特定故事氛围、塑造人物形象以及达到讽刺和幽默效果的重要工具。在这些音乐中,有的属由美国著名作曲家、被称为“重击老大”的亚伦?史维斯查亲自捉刀;有的则根据人物塑造或剧情发展选取美国著名的流行音乐或摇滚乐名曲;有的音乐是来自电影人物的直接演绎;有的则作为电影的音乐背景出现。这些音乐通过多种叙事艺术巧妙的融合在电影中,达到了音乐和电影的完美结合。
亚伦?史维斯查以交响乐和重金击打乐创作为主,但在这个阶段配乐中亚伦?史维斯查改变自己主要的创作风格,而是选择了相对非常简单、明快、单纯的曲风,这和电影主人公阿甘的性格和品质,整部电影故事发展的动向都是一致的,很自然的引出了故事的主题,也为电影故事的后续发展做好了铺垫。
电影的开头,随着一片羽毛在小镇的上空随风飞舞,时而下沉,时而旋转,飘飘荡荡,象征着人生的起伏和不定。音乐声响起,钢琴的切分与小提琴的高音融合在一起,仿佛为起伏不定羽毛轻盈的舞蹈而伴奏。曲子中钢琴的主旋律清晰、简单、纯净,如同羽毛一般圣洁无暇,象征着主人公阿甘单纯、善良的品质;这时,一阵风吹过,羽毛迎风飞舞,音乐也达到一个新的高潮,小提琴的弦乐转为主旋律,柔和中带着坚韧和不屈,简单中饱含热情和希望,也象征着主人公阿甘面对生命中接连不断的困难和挑战,永葆乐观,永怀希望;最后,羽毛飘到了阿甘的脚边,并被阿甘捡起夹到书中,音乐也重新转为钢琴轻快的旋律,并在柔和的音调中结束。这段背景音乐就是由亚伦?史维斯查亲自创作的,也是整部电影配乐中最为经典的配乐片断之一。
一个青年住在了阿甘家中,学带着脚撑的阿甘学自创的舞步,并吉他弹唱了电影中的第一首摇滚乐《猎狗》。后来,这个年轻人将阿甘创造的舞步运用到自己的演唱中,在当时的美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个年轻人就是摇滚歌王“猫王”。影片中阿甘教猫王的舞步就是猫王的经典“扭胯”舞步。《猎狗》是猫王的代表作品,在当时的美国风靡一时,也广受非议,遭到很多抵制摇滚乐的人的反对。这首曲子节奏感很强,与轻快的吉他弹唱和脚撑发出的金属撞击声融合在一起,使整个曲子显得活波、有趣,增加了电影画面的幽默感。这段音乐是直接作为电影人物的演唱出现的,虽然歌词及音乐与电影发展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这段经历可以说是主人公阿甘人生中的第一次传奇经历。导演巧妙地将猫王“扭胯”的来源和电影情节融合在一起,而且毫无违和感,不得不让人在一笑之余为电影创作之妙拍案叫绝。
学生向阿甘扔石头的时候,珍妮就对阿甘大声喊“跑,阿甘!快跑!”,在珍妮带给他的强大动力下,阿甘不停的奔跑,并因此甩掉了脚撑。阿甘跑的时候,背景音乐是杜安?艾迪的《反叛唤醒者》,这首曲子节奏鲜明,鼓点有力的敲击和吉他的旋律混合在一起,让人充满无尽的力量,再加上音乐节奏的回旋,带给人无惧无畏的反抗冲动。同时,曲子的旋律中又带着几分憨厚滑稽,这和电影主人公阿甘的性格非常吻合,象征着珍妮唤起了阿甘潜意识中的反抗意识,使阿甘实现了人生中的一次重要成长历程。
阿甘对珍妮萌生了单纯的爱慕之情,但他不知道怎么向心上人表达这种朦胧的情感,他能做的就是等在珍妮的宿舍门口。这时响起的背景音乐是Clarece Hery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去做》,这首曲子采用钢琴伴奏,音调缓慢悠长,旋律优美,节奏轻缓,回环的音乐在黑夜中的雨声中回荡,就像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心中那难以抑制的爱情冲动,准确的表现出阿甘当时的心情,很好的烘托了电影画面中的情感氛围。
阿甘和他的新朋友抵达越南战争前线,看到的并非战火纷飞,而是大兵们都在吃烧烤喝啤酒。这时,在直升机的轰鸣声中,响起了刚劲的电吉他伴奏下的清水合唱团的反战歌曲《幸运的儿子》。战争前线唱反战歌曲,本身就是极大的讽刺,导演在这里安排这首曲子的用意十分明显。这首歌曲就是专门为反战而创作,鲜明地表达了人们对战争的不满情绪。这首曲子的歌词中写到:“当乐队响起了《向总统致敬》,他们却把所有的大炮对准了你,天啊,那不是我,我不是参议员的儿子,我真是不幸的人。”这首曲子的一改之前配乐的风格,曲子整体都弥漫着一种伤感的氛围,管弦乐的声音沙哑低沉,伴奏的吉他和弦如泣如诉,清水合唱团更是用撕裂般的声音唱出了心底歇斯底里的抗争和投诉,直接而有力的表达了人们的对战争的强烈不满,也为电影后续广场集会的情节埋下了伏笔。
阿甘所在的部队排队走在越南的田野中,一望无际的田野尽头是云雾缭绕的山脉,电影画面展现出越南的独特风景。这时的音乐是吉米?亨德里克斯的《沿着?t望塔走》。这首歌曲的创作运用了《圣经》中《以塞亚书》的典故,意在向世人发出世界就要毁灭的信号。影片中美丽的自然画面和这首曲子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首曲子用在这里的出现主要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讽刺美国发起的越南战争是会对世界带来的严重危害,如果美国政府不吸取教训的话,世界也将在战争中毁灭;二是预示着电影故事情节的发展方向,阿甘他们的部队将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在这次战役中受到重创。
阿甘和几个战友正走在雨中的树林里,背景音乐响起了水牛春天乐队的成名曲《不论真假》,这首曲子的出现在这里主要是它的歌词和剧情发展的需要非常吻合。《不论真假》曲子的第一句歌词是“有什么事情就要发生了”,配乐诗音调低沉的鼓的敲击声,仿佛生命的警钟在不断的敲响。这时,雨突然停止,四面八方响起轰鸣的枪炮声,他们进入了敌人的埋伏圈。阿甘逃跑后又返回去找好朋友巴布,这时音乐采用了重金属的风格,强烈的鼓点敲击声和高昂的小号,仿佛在为勇敢的阿甘吹响号角,当阿甘将死去的巴布抱在怀中,曲中鼓点的敲击声戛然而止,小号和吉他的旋律也急转直下,渐渐趋于平和,最后归于舒缓。最后一句歌词是“我要回家”,表现了主人公阿甘面对好友的突然阵亡,内心所受到的极大触动。
战争结束以后,阿甘回到了美国并获得国会勋章,约翰逊总统亲自为他颁发奖章,并开玩笑的问他:能看看你的伤吗?阿甘突然脱掉裤子,让总统看自己屁股上的伤。颁奖现场的音乐背景是西蒙与加芬凯尔乐队的《罗宾逊夫人》,这首曲子热烈、欢快,表现了美国政府以越南战争的胜利为骄傲,而忽视了那些在战场伤受伤甚至失去性命的将士们。约翰逊总统是越南战争扩大升级的主要责任人,在美国人心中是一个谎话连篇的人,阿甘用屁股对着总统实在是对约翰逊政府极大的嘲讽。
阿甘去看珍妮的演出,珍妮演唱的是著名民谣歌手鲍勃?迪伦的反战歌曲《答案在风中飘荡》。电影之前的剧情中,珍妮和阿甘谈到理想是说过,她的梦想是“做像琼?贝兹一样的歌手,整个舞台只有我和吉他的声音”。 琼?贝兹是和鲍勃?迪伦齐名的民谣歌手,被称作“民谣女皇”,是当时美国无数青年男女心中的偶像,而且,琼?贝兹也曾翻唱过《答案在风中飘荡》。珍妮唱这首曲子,看似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其实,她的生活仍在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家庭的畸形让她从小就开始一个人漂泊;长大后,不懂政治的珍妮又在别人的蛊惑下满怀激情的加入政治团体;在青春已逝,娱乐和放纵的生活已经走到尽头,她却感染了艾滋病毒。珍妮的的人生其实是当时美国社会一类青年的人生轨迹的缩影。
珍妮吸毒以后,独自站在阳台上,望着远处来来往往的车流,在毒品的作用下,她的精神略显恍惚,差点踏出人生的最后一步,顿时泪水夺眶而出。这时候,莱纳德?斯凯纳德乐队《自由鸟》的音乐声响起,曲子的开头是用吉他模仿出鸟叫的声音,这让我们不禁想起影片开始珍妮遭到父亲虐待后跪在农田里向上帝祈祷,希望自己能变成一只鸟,远离这个给她带来无尽伤痛的地方。曲子中“鸟”的意象正是珍妮梦想的象征,但是,珍妮的梦想显然没有真正的实现,留下了无尽的遗憾。《自由鸟》这首曲子选择了单纯的用钢琴来演绎。钢琴的声音柔美空灵,意蕴悠长,具有很强的画面感,配合着电影画面中从珍妮墓碑旁飞过的一群鸟,我们好像看到珍妮伴着这优美动人的音乐和那群鸟儿一起飞上了天空,获得了自己苦苦追寻的自由。
总之,电影《阿甘正传》中每一首曲子的选择都别具匠心,音乐叙事艺术的运用达到了巅峰。音乐叙事艺术升华了电影的意境和主题,简化了不必要的叙事结构,使得整部电影结构更加紧凑。通过对这部电影中音乐叙事艺术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加深刻理解这部经典电影的无限魅力,感受音乐与电影的完美结合给带给我们的美妙艺术感受。
论电影《阿甘正传》的音乐叙事艺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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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灯塔去》是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继《雅各的房间》和《达洛卫夫人》之后推出的又一部意识流小说。在此部小说中,伍尔夫基本摒弃了传统小说中常使用的全知全能型叙述者,改用间接内心独白,采用第三人称作为叙述人称的主线,从人物主观角度进行叙述,并不断变换视角,使得叙述呈多元化展开。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到灯塔去》的叙事艺术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弗吉尼亚·伍尔夫作为英国著名小说家,对现代主义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到灯塔去》是继伍尔夫的《雅阁的房间》与《达洛维夫人》巨作之后的又一部典型意识流作品。在《到灯塔去》中,伍尔夫摒弃传统小说中原有的全能型全知型叙述模式,采用自己独特的思维模式,通过内心独白、自由联想、聚焦转换等多种叙事艺术手法,将叙述者的主线用第三人称进行描述以揭示人物复杂多变的内心世界,并不断转换叙事视角,从而见证这部作品别具一格的叙事艺术。
弗吉尼亚-伍尔夫出生于19世纪80年代的英国伦敦,是意识流文学的杰出作家,她被世人赞誉为20世纪女性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先锋人物。伍尔夫在文学创作方面更加注重人物的内心精神世界,她认为作家的主要任务便是记录下奇异的、琐屑的、稍纵即逝的等各种刻在心头的印象,描述人物变化多端的、难以解说、不可名状的内在精神,从而揭示出人物内心活动的本质特征。她的这种文学创作理念由此便决定了海洋这一意象,其经典之作《到灯塔去》正是小说人物在人生各个阶段对生存的现实世界的内心反映和情感感受。
《到灯塔去》的故事情节极其简单,将到灯塔去这一行为作为贯穿整篇小说的中心线索,描述了拉姆塞一家与几位客人于一战前后的一段度假生活经历。拉姆塞夫人的儿子詹姆斯想到灯塔去,然而由于天气作祟,这段计划中的平凡旅游并未能顺利如愿。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拉姆塞一家人饱经沧桑。拉姆塞夫人去世,而拉姆塞先生也终于携带自己的子女及友人乘舟出海,到达灯塔。整篇小说并无华丽的故事情节,简单来看是由一系列印象、回忆、感觉等内心活动组成,情节一再被淡化。在这片小说中,伍尔夫大胆地摒弃了传统小说中的全能型全知型的叙述模式,借助大量限知视角,以人物的主观视角加以叙述,给读者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视野,使得读者进行阅览小说的过程中能够随着人物的意识变动,清晰地感受到人物的内心感受和情感变化。除此之外,伍尔夫还一再地转换叙述视角,从各个角度出发重新整个人物的种种意识,从而呈现出全新的艺术效果。
内心独白是指小说中的角色假设在没有任何听众的环境下所直接表现出来的意识活动与心理状态,主要是用文字加以表述的一种毫无声息的意识流。可以说,内心独白是创作意识流作品的最主要最基本的方法。它主要折射人物内心的活动与思考,其中,包括对以往的回忆,对当前的思考、分析与探究,以及对将来的猜想与预测。既能够反映故事角色浅层的、清晰的、明确的意识流活动,同时也能够反映故事角色深层的、模糊的、朦胧的意识流活动。通常作者会将人物的意识进行加工或解释,而使之更具逻辑性与连贯性,以便于读者更好的去理解。同时,内心独白还可以理解为“进入意识”,既以第三人称的叙述者身份看进人物的内心,或者通过叙述者的内心来看。假如叙述者是观看者,那么人物的内心便被观看着;假如人物是观看者,那么世界则被观看着。
伍尔夫在描述《到灯塔去》的灯塔时,叙述者将其思想融入人物莉莉的思想中,二者合二为一,对莉莉的精神世界的发展变化过程展开了叙述性的深层次描写,这便是“内心独白”的真实体现。小说中莉莉的内心独白在书中占据了较大篇幅,其中蕴含了回忆、思绪、幻想等诸多情感,而小说的情节发展便是根据其思想的变化不断变化着,层层递进。在小说的第一部分“窗”章节中,伍尔夫以第三人称的叙事手法讲述了拉姆塞夫妇邀请友人在海边度假的情景,读者从这部分描写中很容易地便能知道拉姆塞夫人的和蔼可亲、心思缜密、热情好客等人物特征,也能感受到她对友人、对穷人、对家人的关心与爱护,似乎她就是圣母的化身。此外,拉姆塞夫人也具有控制、感染他人的能力。
比如,一群性格迥异的客人都参加了这次海边别墅宴会。而在小说的“灯塔”这一部分中,伍尔夫侧重叙述了多年后海边别墅的再次相聚,然而此时斗转星移、物是人非,拉姆塞夫人已然辞世,再次回到海边别墅相聚使得众人纷纷触景生情、感慨万千。就在此刻,叙述者依旧驻在美术家莉莉的内心深处,跟随着莉莉的内心思想变化不断回忆着、想象着,从而揭示出不同人物的不同命运,事实上这种叙事手段也被人们称为意识流。比如,莉莉在作画的同时打开了头脑中的灵感阀门。四十岁的她依然孤僻、冷漠。拉姆塞先生在失去妻子时渴望能够得到一丝安慰与同情,她选择拒绝给予;当拉姆塞先生携带子女启程到灯塔去时,她很快将注意力转换到眼前的画板上,又回忆到拉姆塞夫人能够将复杂化简单的独特能力;在作画进行细节描绘时,她又回忆到保罗与敏泰的婚姻生活,而这并非拉姆塞夫人曾真心期盼的甜蜜生活。纵观莉莉的内心独白,读者可以了解到很多细节,比如拉姆塞夫人一心撮合莉莉与班克斯终究并未如愿以偿。这些思想情绪始终与拉姆塞夫人息息相关,而画家莉莉在此能够完成多年后未完之画,也许是潜意识对拉姆塞夫人的悼念吧。
纵观意识流小说,我们可以发现自由联想也是呈现人物内心世界变化的重要手法,与此同时它也给读者在理解作品时带来了诸多不解与困惑。由于人们的意识活动会随着时间、地点、内容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着,这必然要求自由联想做出改变,必须打破原有的传统叙事模式,冲破时间与空间等各种限制性条件。自由联想并没有统一或者固定的形式,通常表现为故事角色在处理某件事情的过程中,突然由此联想到了其他事情或人物等,不受空间、时间的局限,所以,这也成为了广大读者在阅读文本过程中最容易产生困惑之处。
罗伯特?汉弗莱认为影响人们自由联想的三个原因是回忆、感觉和想象。小说《到灯塔去》中的自由联想也离不开这三大因素。伍尔夫运用了大量意识流的创作方式,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就是所谓的“自由联想”。伍尔夫在进行作品创作时常常以一些似乎简单亦或者琐碎的小事为转折点,与人物的内心世界相联系,给予人物无限的自由联想。这一叙事艺术在拉姆塞夫人身上有着明显的表现。
《到灯塔去》中的拉姆塞夫人为儿子量袜子这一章节中,本是几分钟即可完成的事情作者伍尔夫却足足用了四页半纸的笔墨。拉姆塞夫人在给詹姆斯量袜子时,莉莉和班克斯途经窗前,看见眼前的椅子和房间,再是对詹姆斯进行警告。这一系列貌似毫无规章的自由联想实则都有其发生的现实诱因。比如,拉姆塞夫人看到莉莉和班克斯从窗前走过,继而引发了其对二者结婚的联想;看到房间引发其对房间的状况、书籍的联想;由袜子太短的伤心继而联想到班克斯对自己容貌的夸赞。所有这些联想都真实贴切、水到渠成。
此外,我们能够发现,伍尔夫的这些自由联想从表面去看,好像是毫无章法可循的,但如果通读整部作品之后,就会经验的发现其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性,从一定角度去看,每次联想几乎都为之后的故事发展奠定了基础。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章节中既有拉姆塞夫人本人的联想,也有班克斯等他人的联想,为读者从多角度了解拉姆塞夫人提供了可能。
当读者刚开始翻阅伍尔夫的《到灯塔去》时,文章开篇部分很容易给人一种沉闷与枯燥的感觉,但是,如果读者能够耐心的阅读下去,并真正的深入到各个人物的角色之中,就会瞬间被无而非小说中海市蜃楼般的美景与疑惑所深深吸引。因为,《到灯塔去》被称之为经典的重要叙事艺术手法就是对聚焦转换的熟练运用。伍尔夫借助聚焦转换的艺术手法来描述人物和叙述者、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各种关系,构成了多重视角的叙述方式。
小说作品的传统写作手段是运用全知聚焦视角,也就是叙述者充当着了解故事所有事情的“万能者”。但伍尔夫在《到灯塔去》这部作品中完全摒弃了以往的传统叙事视角,而是采用角色的有限聚焦视角将角色的思想感情等展示给读者。小说现实出了伍尔夫在聚焦转换方面的非凡想象力、创造力以及驾驭力。各个人物间的思想意识的随意切换,将人物瞬间的意识与心理活动真实而自然地成仙了出来,并取得了极好的成效。聚焦视角的相互切换,不但促使各个视角能够相互递进、相互补充,而且能够强化读者的感知性与目睹性,同时还可以拓展叙述的范围,推动整部创作的叙事特征更加流畅与自由,有利于读者从多层面感知人物角色的内心活动。这在故事人物拉姆齐夫人的形象塑造方面表现的十分突出,拉姆齐夫人的个性与形象主要是由不同角色的聚焦视角来体现的。
在第一部分“窗”中,班克斯对拉姆塞夫人烹饪技术的称赞,认为拉姆塞夫人是位了不起、让人敬佩的女人。这一章节的视角转换极其生动形象,首先是叙述者能够全面了解餐厅的状况,也可以听到班克斯对拉姆塞夫人的赞美之词;再是拉姆塞夫人细细的视觉感受,她渴望得到认可的心情;最后是班克斯对美食的感受。这些视角最终聚焦于拉姆塞夫人身上,她深切地感受到了班克斯的敬仰爱慕。
在《到灯塔去》这部小说中,像这样的叙事艺术还很多,伍尔夫通过聚焦视角的相互转换,将故事角色的复杂情感、心理状态、感情波动等阐述的淋漓尽致。著名的德国学者奥尔巴赫就曾说过,伍尔夫的创作技巧其基本特征就是能够让读者感受到多个任务角色的意识流表现,而非单纯的一个人的思想意识表现,而且这些人物的意识是在不断的相互切换着。当然,聚焦转换的太过频繁,会给读者带来诸多误解。但是仔细品味作品,读者便很容易发现,伍尔夫在转换视角时,对人物的人称与日常习惯用于都会发生改变,同时也会伴随着对插入语的熟练应用,比如“她想”,“她渴望”等词汇,使得语言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也增添了诸多色彩。
通过对《到灯塔去》叙事艺术的分析,可以发现伍尔夫在创作过程中并未简单地借鉴先前作家惯用的叙事方式,而是博采众长,积极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创作风格。此部小说比较充分地彰显出了伍尔夫的扎实理论基础与写作技巧,是探究伍尔夫小说创作特征的一个很好切入点。《到灯塔去》整体是由相互交叉的印象、回忆、感觉、思绪等一系列心理活动所构成的,而故事情节几乎被淡化的没有痕迹。伍尔夫为读者展示出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能够让读者在欣赏作品的时候,跟随故事人物的思想变化而变化,直接体验到其情绪波动与主观意识。伍尔夫极具创新性的叙事艺术手法,对于表现现代文学主流艺术的运用特色,探究现代主义类型小说,以及分析现代文学作品创作的写作技巧等,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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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道德叙事道德教育信仰
[论文摘要]当前道德教育重抽象的理论导向,忽视与人接近的生活教育。这种缺少针对性的教育方式最终导致道德教育难有成效。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提倡古老的道德叙事是有积极意义的。这种贴近生活,走进心灵的教育方式给道德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改进了道德教育的效果。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西方思想的入侵,青少年的思想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重利轻义、重经济轻政治、重个人轻集体、重自由轻纪律、重民主轻法制等。这些渐渐衰败的道德表现给教育者提出了许多挑战,我们当前所采取的教育手段也似乎是急功近利的,没有认真研究教育对象,而只是从自己的愿望出发,力求解决问题。这种力求解决问题的教育方式永远都是滞后的。出问题了采取补漏洞的方式,治标不治本。教育者无休止地扮演着救火队员的角色。这种缺乏超前意识的教育方式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更多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另外,在道德教育难以奏效的情况下,我们往往是“预防为主”。道德教育的出发点是预防青少年出事,所以任何一项法律和制度甚至是会议精神都有可能成为道德教育的内容。这种复杂却又缺乏针对性的教育内容往往是难以发挥作用的。这种出问题解决,不出问题预防的教育模式无法具体落实我们的核心价值教育。所出的问题也是有增无减。这种缺乏对人的研究的教育无法形成一种理念进入人心,而没有进入人心的理念永远都是身外之物,更没有办法形成一种习惯,更不可能成为信念和信仰,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事实上这些问题的出现在于我们缺乏对人的研究和了解。特别是处在特定时空中的教育对象,传统道德教育“把儿童心理看作是等待填充的‘道德之洞’(杜威语)或‘美德之袋’(科尔伯格语),因而强调道德条目的灌输”。
这种灌输的结果只会导致被教育者的反感,出现了“教”和“学”这一对本不该出现的矛盾体,教师怕教,学生怕学,教学的和谐过程也将会变成“矛盾运动”而无法协调。这种道德教育的困境已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反思。不应该只重视抽象理论和空洞说教,把道德教育还原为本真生活的轨迹,因为道德始终是与生活相伴的。陶行知先生讲过:“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思”,“健康的道德环境需要有健全人格的公民共同营造”。
这表明道德教育应寓于生活之中,体现生活、表达生活,在生活中学习诚信、正直、善良和正义等价值观念。由此看来,重塑道德复兴之路势在必行。
l古老而又具有活力的道德教育方法
道德叙事是教育者为提高受教育者的道德素质和思想境界,采取讲故事的手段来传递丰富、鲜活的教学内容,从而潜移默化地来达到目的的一种教学活动和方法。这种叙事的教学方法非常贴近生活,教学内容丰富,直观形象。道德叙事作为道德教育的一种手段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说,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基本上都是以叙事的形式出现。如《论语》、《史记》等都传递着一种价值观念,都是借鲜活的故事情节传输一种人生观和价值观。而且故事的载体丰富多彩,可以是寓言、童话,也可以是歌谣和剧情。这些形象、生动的道德教育方式似乎在现代已经被尘封了,取而代之的却是无休止的空洞说教,失去了本应该保留的教育活力。道德叙事的回归,应该是道德教育的福音,因为这是一种生活化了的教学方法,其间充满了人情味和人生关怀。而且这种教学方法极具亲和力,有许多东西会无法抗拒的流淌进心灵。这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素质。无需灌输,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接受。可喜的是,我们有许多道德教育工作者,开始重新涉足道德叙事的教学手段。重读中国古代优秀叙事的传统。如一些小学就自编歌谣来代替理论的说教,删去了以往那些连成人也难以悟出的大话和空话。其实一种好的思想不用苦心于如何扎根于受教育者的心灵,灌输是没有意义的。背下来的东西只是一种常识,它不是一种思想。这种灌输和说教无异于写在烟盒上的“吸烟有害健康”。仅仅这几个字不会让人悟出生命的价值和文字里透出来的震撼。为什么《泰坦尼克》可以创影视的历史,就是因为它能够对视觉、听觉产生很大的冲击,正是这种丰富、形象、鲜活的场景才让故事深入人心并且悟出它的价值: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高贵,什么是低贱。求生的欲望是任何人都有的,但就在生死关头你就能尽阅生命百态故事。有人为爱可以舍弃生命,有人为财可以舍弃爱情,有人为老人和小孩留了逃生的窗口而舍弃自己,有人为了逃生而舍弃更多的生命,乐师可以敬业到生死不顾把最后的音乐留给人间。这就是叙事的魅力,核心伦理价值一览无余。多年以后还想再重温一遍,如同读一本书,因为它总会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叙事就是这样通过故事的叙说来达到教育目的,道德叙事也一样,可以通过多种叙事手段来起到殊途同归的作用,使核心价值深入人心。
2充满生命色彩的道德教育
道德教育饱尝低效的苦果之后,人们不得不从糟糕的道德教育中另谋生路。正如A.威尔森教授所说:“正当中国教育工作者面临着文化与社会变迁现象横扫全国而竭尽全力,以便有效果的教导下一代良好的道德标准时,或许可以从美国过去的经验里、从他们的错误和成功中学习到有效于中国的教训。”
美国在道德教育中采用道德叙事的方法和手段来传递核心价值理念取得了很大的效果。道德叙事的效果和影响,詹姆斯.威尔逊有过论述。他认为:“道德故事以三种方式对我们产生影响:第一种是传递一种道德信息。故事传递的道德信息绝大多数都是因果论的性质,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些故事鲜明生动让人经久不忘;第二种是激发道德情操(moralsentiment)。故事激起了我们体验他人承受的巨大不幸,或者体验他们取得胜利的喜悦,而这正是我们在日常环境中难以经历的。故事帮助我们体验他人的生活,唤起我们的热情,激发我们的道德情操;第三种扩展思想视界。故事扩大了我们的思想‘视界’,使我们可以超越时空,与人类的普遍性相协调。”
道德叙事大多传递着一种善恶的因果论,总是倡导人们培养虔诚的美好心灵。故事往往激荡起人们内心行善积德的美好愿望,体验他人的疾苦,唤醒我们的良知。并且打破由于时空禁锢下的狭隘与自私。道德叙事克服了以往僵化的教学模式,以一种全新的教学手段和方法重新回归道德教育,其发挥的巨大作用取决于叙事本身。叙事总是取材于生活,取材于生活的叙事总感觉与自己的生活很相似,是在演绎自己的道德,总会找到许多相似性而引起共鸣。或者欢畅、或者悲伤、或者超越,都会与故事情节紧紧纠葛在一起,梳理出一些人性的亮点供人生慢慢消费。
道德叙事总是形象、全面而鲜活。进入人心也是潜移默化而非强加。而且知识传递的过程不是灌输,也不是教与被教的关系,而是平等开放式的交流,给人的教育和启示总是深刻的。因为教育总是源于生活,不食人问烟火的教育总是抽象而空洞,不具有任何意义且不会产生教育效果。当然道德叙事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寓言、歌谣、典故等。另外,生命叙事在教育过程中同样能发生很大的激励作用。生命叙事就是讲述生命的故事,就是对自己或他人的生命进行叙说或诠释。叙事主体讲述生命历程就是一个信息传递的过程,叙事主体在讲述过程中总会倾注深深的感情,或自豪、或悲伤、或内疚,总是些值得追忆或反省的岁月,听着总会反观对照自己的生活。从讲述者身上得到启示,从而静观生命,提升阅读生命的能力,反思生活的水平。因为听生命故事时总有一种期望,就是进入别人的心灵世界分享快乐号阮伤,爱与恨、情感与理智。分享的过程同时也就是自己的价值判断过程,在情感与理智中做出价值选择。当然我们在生动的叙事中传递的是积极的正面价值。反面的生命叙事也只是积极生命的观照和衬托。
3道德叙事是符合人本发展规律的一种教育
道德叙事或者生命叙事在育人方面都能呈现出独特的潜能。这除了叙事本身的特质外,还与被教育者的特点有着极大的关系。人总有一种求新、求变的思想,不管是童心还是成人的思维。故事总是反映一定的哲理,总是环绕着一定的人生轨迹运行,故事展开的同时也总会勾起听者人生轨迹中一些片段中的意境。从而触动听者潜意识的价值感官,催生出人对同情、正义、良心等价值体系,认识、强化人的价值理念。因为在叙事中,叙事主体总会融人一些感情色彩,或赞同欣赏、或否定厌弃。这是情绪和价值判断传递的同一过程,总会让听者有设身处地的感觉,产生移情的效果。美国心理学家霍夫曼认为,道德的源头,可以从移情中去探索,移情本身就是一种“亲社会功能”,具有引发助人行为、抑制攻击性行为的亲社会功能。
生命叙事之所以能产生这种功能,是因为生命叙事的听众总是自己最知心的,生命故事里总流淌着自己的真情告白和切身体验。此时最容易产生“庄周梦蝶”般的效果,从对方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因为“移情强化了人们的关爱、公平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促使个体做出相应的道德判断,进而做出亲社会性的道德行为。”
贴近生活的叙事总是丰满的,总是充满着生命的色彩。克服了传统的灌输方式,从心理上调适了以往被动教育的排他性,使道德教育具有了生命力。
道德教育事关国家的发展和长治久安,特别是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但价值观的教育并不是按教育者的想当然的愿望为转移的,教育的出发点旨在提高教育对象的素质,所以研究教育对象非常重要,因为教育是双向的,教育效益不在于我们做了多少,而在于被教育者接受和内化了的程度转化成为素质的多少。道德教育的内容和方式只有适合当下的教育才有意义,否则将会变成毫无针对性的空洞说教。另外教育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一种教育方式无法担负提升人的道德教育的重任,往往只有多种教育方式才能完成塑造人的伟大工程。
叙事作为道德教育的一种古老手段,其特点呈现出许多育人的优势,可以作为提高道德教育效益的重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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