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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是研究广播、电视及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媒介新闻信息传播的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的新闻学应用专业。主要面向广播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站等大众传媒及宣传、教育、司法、文化管理等部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闻传播学论文范文:浅谈广播电视新闻播音。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新闻播音是当今广播电视媒体的重要传播手段,用正确的新闻播音方法能够使得新闻传播的效果最佳,在拥有正确播音方法的同时,尽可能优化播音主持风格、有所创新是获得胜利的关键。本文首先从播音的类型来介绍新闻播音的基本情况,接着对我国新闻播音的现实状况加以分析,指出存在的问题,继而提出对于新闻播音上作出创新的要求,展望我国新闻播音的美好前景。
Abstract:News broadcast radio and television media is an important means of communication with the correct news delivery method can make the news spread, the best result in correct delivery methods of optimization, broadcasting style as far as possible, innovation is the key to victory.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types from broadcast news delivery to the basic situation of our news broadcast, then analyzes the realistic situation, points out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then put forward to make innovations in the news broadcast news broadcast, looking good prospects. It is the medium of news media has greater impact and influence in the news broadcast for each of the workers are the major causes significance.
从我国新闻播音的发展变化看,尽管由于时代变迁,具体的社会氛围、公众心态的不同,新闻播音的风格有一些差异和变化,但是在新闻播音的总体格局、语言样式、表达特点方面,却区别于教育性、服务性、文艺性节目的较为鲜明稳固的特征。积极振作的播音状态、规范清晰的发音语流、明快利落的节奏、认真严谨的态度,正是新闻播音的魅力所在。掌握正确的播音方式,并且加强新闻播音方面的创新,吸引受众的关注,最终利于中国广播电视媒体在新闻播报上取得长足的进步。
随着电视传播态势的变化,电视新闻节目也不断调整变化,日趋多样.那么新闻播音的方式有哪些种,其特点又是怎样的呢?
在不同类型的新闻节目中,我们既可以听到播,如以央视《新闻联播》为代表的“联播”类节目;也可以听到说,如新闻杂志类节目;还可以在同一个节目中听到说、念、播,如江苏城市频道的《南京零距离》、南京十八频道的《听我韶韶》。
说、念、播三种语态没有优劣之分,只是特性不同,选择把握好与节目内容形式相对应的语态,就能把节目更好地传递给受众。
“首先是说(口语)。不依靠稿件和文字提示,表达思想感情。它的心理特征是思维先行,言语随后。人接收信息之后先思维,然后做出判断,最后用言语表达出思维判断的结果。在这种心理运动状态下所产生的语言具有感情和逻辑色彩,生动自然。其次是念(宣读)。依靠稿件和文字提示,转达文字符号承载的信息。它的心理特征是思维滞后,言语先行。人首先接收到的是书面文字,依据书面文字符号,经过大脑识别,把文字符号转换成有声语言。再次是播(播报)。这是广播电视这种传播方式造就的一种独特的语言形态。它既不是说,也不是念,而是结合了说和念的特点。它把念的文字识别和说的心理思考过程结合起来,把看到的文字进行形象思维和理性思考,再用语言表达出来。”[1]
从我国新闻播音的发展变化看,尽管由于时代的变迁,具体的社会氛围、公众的心态不同,新闻播音风格有一些差异和变化,但是,在新闻播音的总体格局、语言样式、表达特点方面,却有着区别于教育性、服务性、文艺性节目的较为鲜明、稳固的特征。积极振作的播音状态、规范清晰的发音语流、明快利落的节奏、认真严谨的态度,正是新闻播音的魅力所在。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所能听到或看到的部分新闻节目的播音作品却不尽如人意,妨碍着新闻播音质量的提高。就目前新闻的播音作品可以归纳为四个类型[2]:第一类:新闻语体特点鲜明,事实清楚,感情饱满,能体现出新闻价值。第二类:对新闻的价值有较深入的把握,但播音的声音形式缺乏控制,心理及吐字发声状态偏紧,高亢庄重有余,洒脱自如不足。第三类:从声音形式上表现出气息上提,吐字拙力,语势固定,四平八稳,听似语言规整,实则有句无章,没有完整的内容,缺乏具体的态度。第四类:有气无力,低声嘀咕,随意性强。这四类新闻播音状态的存在,实际上涉及新闻播音的传统与创新的问题。
语态是为节目内容服务的,要使之与节目内容相适应,与节目的其他形式相协调。如今,新闻报道已经在理念和内容上、传播方式和手段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一个节目中可以使用单一的语态,也可以使用复合的语态,关键是要和节目相契合。播音员要灵活地根据语言境况的需要,运用说、念、播不同的语言形态传递新闻信息。
(1)改变角色定位。播音员跟不上新闻的发展变化,陷入被动局面。新闻播音改革不能只在腔调上打转转,必须使播音员转型,重新定位,从新闻播音员向新闻主播发展,向采编播全能型主持人方向发展。
(2)改变工作方式。播音员的转变不仅仅是称谓上的改变。要实现这一转型,播音员必须及时调整自己,提高综合素质,丰富知识结构,改变工作方式。新闻主播要带着新闻敏感走进生活、观察生活;要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像编辑一样能够迅速判断新闻价值、把握新闻版面的组合。
(3)改变传播方式。新闻节目播出环节是播音员转型的具体体现,新闻报道方式的多样化要求主播具备访问、分析、谈话、评论等多种语态。因此,要对新闻播音进行创新,首先要使播音的声音形式适应稿件或节目的变化。其次,要以播音的“大语境“的变化,对播音做出恰如其分的、及时的调整。当前新闻播音表达分寸方面的变化,已经找到了突破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思想感情的传达,融“饱满”与“含蓄”于一体;语句组织,让“突出”与“带过”巧妙结合;用声吐字,使“清晰”与“轻巧”浑然天成;播报速度,适当加快,少停多连,松紧有度。
广播电视播音的未来将向着语言风格的多样化方向发展,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语言传播的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向人们传达这个变化着的世界的最新信息,准确迅捷高效地反映出这个时代的变化。当今我们这样一个迅速发展的时代也为语言传播者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为语言的多样化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实现新闻语言风格的多样化,创作主体必须要有扎实的专业基本功,必须具备较强的语言功力,要遵循创造美的规律,必须不断涵养有声语言的语感,也必须创作大量的语言传播创作实践。这样,新闻播音实现了语言多样化发展,受众的关注点自然会依照吸引他们的声音和内容来定格,新闻播音的无限生命力才会被最大延伸。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人们的生活节奏日趋向快节奏。新闻的种种变化的确给新闻播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作为新闻播音主持人该如何适应这种新的挑战,成为了现在的新闻播报者应该考虑的问题。要遵循“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着新闻播音改革的实践,这样新闻播音的质量会有质的飞跃,中国广播电视的新闻播音才有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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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经典,这本是一个后“”词汇,却蕴涵着与现实相连的“”记忆。最初(1980年代)被用来指称“”中出现的样板戏;后来(1990年代以后)被怀旧情绪驱使着的人们,泛化推广到用它指称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精神指导下创作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运动和普通工农兵生活的典范性作品。不同时期的作品被冠以相同的称呼,说明两者在其基本理念、价值取向(社会理想、道德继承)、创作范式、美学风格上存在某种内在同一性。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历史学论文范文:在全球化时代“再造红色经典”。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红色经典的说法在中国已经有一段时间。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红色经典丛书 ”,重印五六十年代的一批长篇小说,包括《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20 01年夏,中宣部、文化部等推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重点献礼文艺作品,在中 国各地电视台和电影院热播一大批反映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和电视连续剧,如《长 征》、《红岩》、《忠诚》、《日出东方》等,收视率可观。出版部门同时大量重印、 再版各种革命题材的文学、文艺作品。中国舞台上重新上演革命题材的剧目和音乐舞蹈 。当年的“样板戏”再受观众青睐。MTV、卡拉OK等新的大众电子娱乐形式也热衷“红 色”题材。中国媒体包括互联网大量报道和评论红色经典的流行。总之“再造红色经典 ”的话题,已成为中国在世纪转换时刻的一种文化现象。这一时刻又与全球化时代接轨 ,凸现了文化“再造”的当代意义。
红色经典是指革命题材的文艺作品,也是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文化生产,是革命文化领 导权(或文化霸权)建构的核心部分。中国革命文化领导权建构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建立 之初即已开始,1949年建国后成为国家建设的一项主要任务,在六七十年代“”时期达 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几乎取代了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建设任务。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由 于对“”的否定,也使得红色经典销声匿迹10多年。到了90年代中期(特别是1993年毛 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之后)又逐渐重返中国文化舞台。从中国革命史和现当代文化史的 角度来看,红色经典的沉浮无疑是一重要的风向标。
就当代文化研究而言,在全球化语 境下的红色经典再造又展现了何种文化动向?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方面来看,是否意欲 把红色经典纳入中国文化新传统,并予以“博物馆化”?而以商业利益为主导的大众文 化,是否在利用和打造某种文化怀旧情怀,来使之商品化?这些趋向与红色经典文本所 包含的意义,有着尖锐的对立。红色经典文本作为国家建设的主要部分,确立了一整套 的话语体系和文化生产方式,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情感结构以至生活方式、表达方式。 虽在80年代以否定“”为主旨的文化热中,革命文化受到全面攻击和否定,但未能彻底 清除和抹煞这种深层的“政治无意识”。惟有经过90年代中国文化全面商品化、“与国 际接轨”后的今天,方以新的文化资本的形式和面貌重新出现。其中所显现的当代中国 文化政治的动态,便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任何一个文化都有其经典。经典的产生都要经过相当漫长的时间,通过历史的积淀与 考验,大浪淘沙,千锤百炼,真金闪烁,终成正果,堂皇步入经典之殿堂,被后代景仰 供奉,反复诵咏,成为文化传统中的瑰宝和精华、文明的象征。这是我们长期以来被告 知的经典的产生和形成过程,是自然选择、文明进化的过程。同时我们知道,任何主流 文化都是经典的当然诠释者和捍卫者,经典通过图书馆、博物馆、出版、学校、传媒等 文化机构(或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得以传播、保存、阐发,影响社会。经典的确立、维护 和发展自古有之。而在现代化时期,又得到国家和社会的多方重视,起了确立民族国家 的文化认同、确立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重要作用。
经典的作用在现代化时期并未削弱,而是大大加强了。在现代化初期,曾经有过激烈 的反传统、反经典的运动,在西方有启蒙运动,其标志就是对____神学经典进行理性 的批判和反思(其实这种反神学经典运动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了)。在中国这样的现 代化“后发”国家,也有五四反儒学经典的激烈反传统运动。但是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建 立离不开经典,西方启蒙运动的始作俑者如法国的卢梭、伏尔泰,德国的康德、黑格尔 、歌德,英美的亚当·斯密和杰佛逊等,各自为自己的民族国家确立了新的经典,在一 方面包容希腊和犹太传统这一西方文明共同遗产的同时,另一方面强调的是各国的“民 族性”的“时代精神”。没有什么文化遗产的美国也特别重视经典的作用,它强调的自 然是西方文明的共同遗产和现代经典,包括自由主义理念、市场、科技、法治的经典。 80年代美国知识界受到后现代主义激进思潮的影响,出现了反思和批判白人至上、男性 至上、欧洲中心的西方经典的趋势。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者于是进行了反击,由保守派 学者领头,媒体、政客纷纷呼吁,重建美国文化的经典和“伟大传统”。(注:关于美 国保守派于80年代鼓吹再造白人文化经典,可参见E.D.Hirsch,Jr.,Cultural Literacy :What Every American Needs to Know.Boston:Houghton Mifflin,1987;and AllanBloom,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87。)
现代经典的建立跟过去最大的区别就是略去了漫长岁月的洗礼,抛开了“自然选择” 的面纱,大规模地、急功近利地重建、再造、修正经典,为民族国家的利益服务,为政 治权力、为经济效益服务。人们在历史去魅的现代,认识到经典的建立乃是一个充满权 力政治争斗的过程,从古至今,历来如此。只不过在现代,这个过程变得十分赤裸裸。 当然在经典确立之后,其诠释者们又无不强调经典的自然天成,天经地义。
以创立不同选择的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自然要建立自己的经典。经典的建 立成为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务。中国现代化的过程自19世纪的鸦片战争起,一开始就是一 个寻求现代的不同选择的过程,是一个革命的过程。在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运动中成为领 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以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文化革命为主旨。 其中文化与意识形态革命在很长时期都是核心。瞿秋白、毛泽东等革命领袖一贯强调要 建立一个革命的文化,因为中国是个缺乏现代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的落后农业国家,必须 创造一个革命主体。如何创造?靠暴力、强制和说服、赢得民心的双重手段,来确立起 革命的文化霸权或领导权,在农民中建立一个革命的主体意识。
总之,文化革命是事关 革命成败的关键,即革命的主体建构问题。毛泽东的表述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 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如何确定敌与友的身份认同?如何确定我们 自己的革命主体性?要靠革命理论和革命话语来动员大众,要靠文化革命。瞿秋白、毛 泽东的思路跟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非常相似,力图在民族和大众文化的传统中,发 掘革命经典的资源,在此基础上,创立起一个革命的文化和革命的新经典。(注:LiuKang,“Hegemony and Cultural Revolution.”New Literary History,Vol.27,No.4(1 996),pp.34—51.)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关于采纳民间的新 鲜而生动活泼、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民族语言的论述,关于“推陈出新”、“古为今 用,洋为中用”的论述,以及从40年代延安整风到60年代的样板戏和“”中的实践,其 本身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新经典。
1949年建国以后,红色文化经典的建立与生产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延安时期的 秧歌运动、王贵与李香香风格、白毛女和新戏剧运动等等,迅速推广到全国,动用了现 代化的媒体和国家机器,以电影、报刊、出版、教育的各种形式,把红色经典的建立变 成了一个大规模的文化生产建设。这一文化生产在当时环境下已经充分与国际接轨。周 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先后获苏联的斯大林文艺奖金,其 意义和轰动在当时远远超过了90年代中国“第五代导演”电影连连在国际影展获奖。除 了戏剧如《白毛女》、《红灯记》、《芦荡火种》等后被改编为样板戏之外,红色经典 开始主要以长篇小说形式出现,随后被改编成电影、连环画等视觉艺术,并以广播书场 方式在电台长期连续播出,成为群众文艺的主要内容。红色经典作品的产生主要是有计 划的集体创作,作家本人或是正式生产部门的工作人员(作协会员,或称“专业作家”) ,如《暴风骤雨》的作者,或在创作过程中成为脱产专职生产人员,如《铁道游击队》 和《红岩》的作者等等。除去政治和意识形态氛围与管理机构的区别,五六十年代红色 经典的生产与90年代以后在中国逐渐成为主流的商业性大众文化生产在形式和结构上有 惊人的相似。如90年代电视剧的生产,常常是一个涉及多部门、有计划的从策划、编辑 到拍摄和后期剪辑、媒体公关等复杂的过程。
红色经典作为革命文化霸权或领导权的主要产品,其大规模的生产是为国家利益服务 ,为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服务。其对象是中国全部人口,目的是在全民形成新的 价值体系和社会凝聚力。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之一,就是在一个强大的国家威权传统中, 寻找和建立社会与国家的新型关系。这点跟葛兰西的构想也很接近。意大利受天主教神 权控制的落后南部和工业化发达的北部一直充满矛盾冲突,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了墨索 里尼法西斯主义怪胎。当时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导致意共都市暴动失败,葛氏亦身陷 囹圄。葛氏基于意大利的历史和现实,构想社会主义革命须首先建立文化霸权,以形成 新型的“市民社会”。毛泽东并未使用市民社会和文化霸权等话题,但他始终在摸索社 会主义国家与社会、政权与民众间的关系,建立革命的文化经典,就是毛泽东构想和实 施国家和社会建设的具体步骤。他遇到了许多矛盾和反抗,但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他 先后发动的多次针对城市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批判胡风、反右,以至“”等运动,通 过强制手段来压服那些抗拒革命的知识分子,同时也通过说服教育手段让多数知识分子 接受了他的构想和理念,自觉地成为革命文化生产中的主力。
红色经典的生产因此可以视为一个复杂、多重、多维度的建设平台。首先,红色经典 是对传统经典的批判和否定,但这种否定只是局部的,因为它必须在传统经典中寻找资 源。红色经典的主要文化资源来自民间民俗文化,但旧的正统的经典源头也是民间的, 只是被权力精英所利用而奉为正宗。
第二,红色经典的建构是自觉和有计划的,把文化 生产和经典建构两个过程融为一体。作品一生产出来就被奉为经典,或一开始就是当成 经典来创作的,如样板戏。这似乎有悖于经典的自然形成过程,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大跃 进行为,不过倒是很符合革命的要求,符合现代化的逻辑。两个过程变成一个过程,也 就建立了一套新的“经典典范”,即如何建构经典的一套运作规范。其特点是国家行为 和社会民众行为融为一体,形成全民学经典、全民唱样板戏的群众运动。
第三,红色经 典的生产与建构是意识形态生产,对社会意识、社会生活、社会结构都产生了直接的影 响。简言之,红色经典产生了一整套的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六亿中国人在几十年时间 内生活在这套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之中,不能不受到深刻的影响。最后一点,就是红色 经典的大众性和国家生产性。红色经典来自大众,服务大众,是群众文艺的经典。但它 一开始却不是大众的创造,而是国家指令由文艺工作者(用今天的话是专业人士)在民间 民俗文化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加工而成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反复强调的 就是这种民间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他在《讲话》原稿中一直说文学艺术的源泉是来自民 间的文艺作品,而不是现实生活。此时毛泽东的文艺论完全不是反映论。到了60年代出 版毛选时,才把文艺源泉改为“生活现实”,以求与反映论合拍。(注:对毛泽东《讲 话》的版本修改及其理论内涵的分析,可见Liu Kang,Aesthetics and Marxism.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Chapter 3,“Hegemony and Counterhegemony:National Form and Subjective Fighting Spirit”。)而这时的文艺创作已经完成了 由个人行为变成国家生产的体系转换。
红色经典的文化生产看上去跟法兰克福学派所描述的“文化工业”的确有许多结构上 的相似,都具有大众性,都是大规模批量生产,都是由上而下地生产出来的。关键的区 别在于,一个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行为,以盈利为目的;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制度 下的国家行为,以意识形态教育(或曰“洗脑”)为目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文化工业生产 出的大众文化产品也是要达到洗脑的目的,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不是文化工业赚钱 的目的,而是对大众的洗脑。此外,法兰克福学派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大众文化和 精英文化或经典是泾渭分明的。
法兰克福学派大师如阿都尔诺,就寄希望于经典和精英 文化,希望从现代主义精英创作的经典中激发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抗。而中国的红 色经典完全打碎了精英与大众的界限,在批判传统经典、建立新经典的同时,对民间和 精英文化采纳了“古为今用”的实用主义策略。旅美学者张旭东从中国现代性发展线索 中看出某种“后现代性”,正是对中国现代性不同选择的文化发展的一种颇具后现代意 味的解读。(注:Xudong Zhang,“Postmodernism and PostsocialistSociety—Historicizing the Present,”in Arif Dirlik and Xudong Zhang eds,Postmodernism and China.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把红色经典与文化 工业和后现代相提并论,看起来似乎有些牵强附会,不过我们借此可以提醒自己,对文 化现象的分析解读离不开当时的特殊语境,而且红色经典在当代的再造,也的确是处于 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制造的后现代文化氛围之中。
在思考红色经典的当代再造之前,有必要重新回顾红色经典产生时的具体历史语境, 尤其是红色经典本身乃是当时那个语境的主要制造者。当时是革命文化霸权的语境,建 立一个革命的话语体系是当务之急。1949年建国后,中国人口中文盲的比例占五分之四 ,文字改革、消除文盲任务急迫。中国政府在50年代初推出了简化字方案、汉语拼音方 案,对中国语言作出了重大的革新和改造。简化字和普通话的推广是新的文化和话语体 系建设的基础。在更进一步的语义学和意识形态层面,则主要依靠革命文学作品尤其是 红色经典长篇小说和革命回忆录等。革命题材的长篇小说随后衍生出一系列文化产品, 如改编成电影、戏剧、连环画等。加上媒体宣传、学校的语文教育和博物馆、画廊、报 刊杂志的广泛配合,使新的革命话语体系逐渐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 ,融入中国民众日常公共话语和个人话语的方方面面。红色经典通过语言建构的英雄人 物和负面人物以及他们的语言表述,如革命理想主义的豪言壮语、警句格言等等,成为 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象征符号。根据毛泽东的不同选择的现代性方案,消除文盲和改造思 想、建设“社会主义一代新人”是其革命建国战略的核心目标。
社会大众的价值取向、情感结构和生活习惯等跟社会主流话语体系有密切关联。据英 国学者雷蒙·威廉姆斯的研究,话语体系或广义的文化和语义上的符号体系跟公众的情 感结构相关。威廉姆斯认为,情感结构是生活体验在感情上的表述,是思想、意识形态 、价值观,以至政治立场等的表征,“不是感情与思想的对立,而是感情即思想,思想 即感情,是实践的意识。”(注:Raymond Williams,Marxism and Literatur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p.132—133.)他认为,情感结构由文艺作品的形式和 结构所展示,对文艺作品的形式和语义结构分析有助于了解社会的新的情感结构的形成 。中国红色经典作品在主题上大致分为革命战争、农村土改、城市暴动和地下工作等, 表现的是革命主体——农民、工人、革命党人(常常是知识分子形象,如《红岩》里的 江姐、《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冬等)——自身觉醒成长的过程。这种主体意识萌 发的形成脱胎于欧洲启蒙文化中出现的“个人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但在中国 被嫁接到社会革命的“集体成长”语境之中。
更重要的是对启蒙现代性的中国化或民族化的改造。中国学者近年来许多卓有成就的 研究,深入分析了红色经典对现代意识的民族化转换和改造。孟繁华指出,中国传统通 俗小说的传奇形式对《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有深刻影响。陈思和、洪子诚等 也探讨了传统小说的模式在形式和价值取向上对革命小说的影响和制约。传统、民间的 形式在现代转换中对红色经典的影响举足轻重,但也成为红色经典如样板戏成功的主要 因素。(注:参见孟繁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又见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 陈思和:《民间的沉浮:从抗战到“”文学史的一个解释》,《上海文学》1994年第1 期;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中国五四以来的激进启 蒙主义者如胡风等强调民间民俗形式和审美意识与欧洲传来的现代启蒙意识的矛盾性, 并站在启蒙的立场上顽强地批判传统与民间形式的“落后”和反现代性。但是中国这个 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更倾向于选择毛泽东式的民族化和接近农民审美和情感的民族形 式。就连自身为激进启蒙知识分子的瞿秋白,也很有预见地严厉批判中国都市启蒙主义 知识分子的欧化倾向,大力鼓吹民间文化和民间形式。
随着中国革命的全国性胜利,以农村的民间民俗文化和审美趣味为主导的革命文化很 快就占据了支配性的地位,取得了文化霸权。其话语体系影响、制约了中国社会公众的 情感结构数10年。但是中国社会在毛泽东时代的情感结构是相当复杂的,在单一性话语 体系的主宰下,一直有着语言杂多、众声喧哗的潮流。
首先,明显对抗都市文化趣味的 革命文化霸权却不断地孳生着不同领域和不同层面的反霸权。如各种旧日都市生活习俗 和审美趣味一直顽强保留下来,传统文化如古典文学、古装戏剧等,利用革命文艺题材 的包装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传统文化遗产”的原则而得到发展。这些在“”时 期都被当成“文艺黑线”而遭到残酷打击。
第二,以革命理想主义、战争年代的英雄主 义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为最高价值的红色经典,强行把和平建设时期的平淡琐碎的日常 生活纳入“反日常生活”的战争年代轨道,因此产生了社会意识和文化行为的尖锐矛盾 和扭曲。
第三,红色经典的价值取向既是乌托邦理想主义的(以“共产主义美好未来” 为终极追求),又是实用主义的(一切以是否对“革命实践”有用为标准),从而造成价 值的二律背反,使话语能指(signifier)空洞化,“假大空”文体盛行。最后,革命霸 权所依据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阶级对立、阶级斗争原则,被红色经典非历史化、普遍化 ,把敌我对抗、黑白分明的二元对立逻辑引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终于在“”中导致 悲剧结果,引起中国社会的强烈反弹。阶级对立本来是社会不同经济和政治利益集团矛 盾的历史形式,在中国历史的特定阶段尤其是革命战争年代,曾经是社会的主要特征。 但在和平发展时期,毛泽东把本属于政治经济领域的阶级矛盾扩大转移到文化与意识形 态领域。红色经典在这个阶级斗争扩大转移的过程中也起了很大作用。
尽管有以上种种内在矛盾和谬误,红色经典所建构的情感结构却仍然深入人心,首先 为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和工人阶层拥护。这主要是红色经典紧紧抓住了大众的喜恶和 习俗,尤其是中国大众的平均主义价值取向,大力鼓吹民粹主义的“均贫”观念,以及 “艰苦奋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道德奉献和自我牺牲等类似宗教原教旨主义 的理念。中国从1949年建国以后,一直处在冷战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夹缝和前沿。二 次大战后美国卷入的两次地面战争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无一不是针对中国。60年代 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大国交恶,最后竟然走到战争边缘。中国的周边环境十分险恶。在国 民经济落后和“一穷二白”的状况下,中国政府采取高积累、低消费的建设方针,使6 亿多人口强制性压抑个人物质生活的需求和欲望,而达到高速度完成工业化基本建设和 国防建设的目的。因此革命文化霸权扮演了说服和赢得民心、凝聚民意的重大作用。毛 泽东利用红色经典建构的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建造了一个英雄主义的时代,使6亿中 国人口的大多数心甘情愿地为国家建设而压抑了个人欲望和物质追求。
中国红色经典的生产和建构如同大多数的现代经典建构一样,带有鲜明的历史特征和 功利主义色彩。当它产生的时代转换之后,其内在矛盾就暴露出来。这个暴露过程跟悲剧密切相关,当“”被彻底否定时,红色经典也被无情地抛弃了。毛泽东时代的一 个重大失误就是对知识分子的无情压制和利用。中国知识分子本来是革命的真正骨干,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正是五四时代的启蒙激进主义知识分子。他们是中国都市社会中最开 放和最早接受现代观念的阶层,也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先锋。关于毛泽东知识分子政策的 成败得失已经有大量的论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建国后知识分子阶层作为文化生产和 建构革命霸权的主力,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政治的斗争对象,这就造成了中国 社会这一虽非人口多数、但却举足轻重的阶层的离心离德。他们在“”中跟政府官僚一 道成为斗争对象。
“”之后,他们自然对“”深恶痛绝,成为否定“”的主力。红色经 典的生产和建构本来均出自于知识分子之手,但他们对自己的产品却产生了心理上强烈 的厌恶,因为红色经典的阶级斗争主题所引起的联想正是知识分子在“”中受到的种种 非理性的迫害。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府对现代化方案开始作根本性的调整,彻底抛弃意识形态革 命策略,而转向经济至上、科技至上的发展主义模式。在高积累、低消费的基本建设已 经完成的情形下,转向以个人物质消费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模式。这一转变在中国的话语 表述是“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国际大语境中的表述是“全球化 ”。
全球化乃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就是意识形态上的市场经 济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成为新的、全球化的普遍真理。中国20多年来的现代化转型已经 明白无误地表明,中国进入全球化大潮流的趋势不可逆转。但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的 全球化转型可以说是步履艰难,危机四伏。在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出于对“”的憎恨 ,自觉地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体系的反“”的主力和鼓吹改革和现代化的主力。
当时中国 盛行的是“文化热”,是对西方资本主义“蔚蓝色文明”的热情拥抱和对中国宗法和封 建的“黄色文明”的全盘遗弃。革命文化霸权、红色经典被视为封建传统的现代表征而 受到知识分子的无情鞭笞。在红色经典文本中自我贬低、自我忏悔和自我织罪的知识分 子,终于得到了报复性的心理满足。在10多年时间中,红色经典的正面形象几乎完全消 失在中国文化舞台,惟有以负面形象出现在反映“”悲剧的背景之中。
中国政府在现代化转型中越来越认识到革命文化霸权及其意识形态与新的政策和中国 社会现实的不适应和矛盾。虽然在话语体系的创新方面没有什么真正的突破,至今仍一 直沿用毛泽东时代以来的国家话语体系(这点以国家主流媒体的政治话语为代表,具体 体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人民日报头版和社论等),然而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 意识形态和话语的转型也如同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势头一样,不可逆转,已经和正在给中 国带来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根本性转变。作为革命霸权时代的文化生产的主力和80年代 鼓吹新政的主力,中国知识分子从90年代开始逐渐发现,他们的主力军地位也已经不可 逆转地丧失了。80年代末的政治意识形态风波并未扭转风向。90年代中国社会沿着全球 化的“与国际接轨”的轨道,越来越走向市场化和商品化的时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被 边缘化和市场化。知识分子逐渐分化,有极少部分成为坚持社会关怀的“公共知识分子 ”,绝大多数成为文化教育机构的“学者”、“专业人士”。取代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 分子主力地位的是企业管理、金融、营销、工程技术领域的专家,他们成为社会新的精 英和中坚力量。
而红色经典在90年代中期(毛泽东百年诞辰之后)又逐渐地出现在中国文化舞台上。这 一次重现,开始并不是国家机器的推动,而是民间自发和新兴的商业性大众文化产业的 合作。90年代初期发行量惊人的《红太阳》革命歌曲新唱和卡拉OK,以及重新上演的革 命电影和样板戏、再版的革命小说、革命故事等等,给大众文化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商机 。到了90年代末,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终于与商业性大众文化产业联手,轰轰烈烈地推出 了新的红色经典热,在全球化的时代再造革命经典。
新红色经典的生产者一部分是国家 意识形态机器所雇用的专业人士,在国家媒体中享有新的物质资本和政治文化特权。另 一部分是非国有文化产业的“影视人”、自由作家,他们不受国家指令而服从市场需求 。红色经典的再造主要服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指令和市场需求的双重制约,是在一个 文化市场多元化的氛围内的一种生产趋势。这和红色经典在五六十年代诞生的时代有了 巨大的差异。红色经典一诞生就一枝独秀,而四五十年后的今天,它的再造不过是中国 文化多元多极状况中的一种不大不小的时尚而已。
红色经典今天的市场主要来自中国的多数民众,他们大部分处于中年以上的年龄段, 集中于工人、农民以及中年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是红色经典创立时代的主要接受者,其 情感结构和话语体系深受红色经典的影响。当然这些都不足以成为红色经典再造的充分 必要条件。本文最后对红色经典的再造提出以下的猜测和询问。(注:参见孟繁华《当 下中国大众文化的两种时间》,《中华读书报》2000年10月19日;孟繁华:《左翼文学 在当下的命运》,《北京日报》2001年9月17日。)首先,中国社会20多年来的转型,造 成了不可逆转的历史断层,使得怀旧成为新的时尚。怀旧正是一个时代消失之后的普遍 社会情绪,在商业社会往往成为打造新时尚的契机。怀旧跟历史记忆不同,它需要的是 有选择的昔日情感和想象的再现,而不是具有强烈现实感的对历史事实的记忆和反思。
红色经典成为今天的新时尚,跟怀旧情绪有很大关联。把红色经典商业化,是否是一个 颇具后现代色彩的文化动向?第二,当国家机器正在努力转换、重建意识形态体系和价 值体系的时候,会从国家建立时代的文化资源中积极找寻有用有益的因素。红色经典无 疑是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文化遗产和符号资本。国家机器自然会努力 把这部分符号资本纳入民族国家的新文化传统,并予以博物馆化。所谓博物馆化,是指 把某一文化文本与社会现实剥离,置放于一个安全的距离中,予以审美和学理的欣赏和 反思,并标以“传统”、“经典”的标签来教育后代和昭示世界,旨意在塑造民族国家 的文化认同和意识形态。但红色经典的主题和价值取向是否可以完全跟当下的现实剥离。
最后,我们不得不看到再造红色经典所可能和实际上已经遇到的困境。红色经典的平 等观念、道德理想主义、民粹主义,跟当代中国的社会意识有尖锐的矛盾,但仍然对中 下层社会阶层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当中国不可逆转地进入市场社会时,经济和政治层面 的社会分层、贫富鸿沟、阶级矛盾正在日益加深,红色经典的平等与阶级诉求也必然会 得到社会中下阶层的共鸣。红色经典还能否唤起激情燃烧的岁月?因此,如何在红色经 典的现实意义和文化遗产建设目标之间作出合理的协调,如何使严肃的历史记忆和反思 不至于完全演义成为脱离现实的怀旧时尚,乃是红色经典全球化时代再造的思考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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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培养具备系统的新闻理论知识与技能、宽广的文化与科学知识.熟悉我国新闻、宣传政策法规,能在新闻、出版与宣传部门从事编辑、记者与管理等工作的新闻学高级专门人才。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媒体时代高校新闻传播实践教学的发展方向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关键词:新闻传播 教学
近年来,中国传媒行业特别是新媒体领域的飞速前进,对新闻传播类人才的数量要求日益增多,同时对能力的要求也悄然发声转变,传统的“采写编评”人才已经无法适应新媒体时代对于全能型人才的要求。另一方面,学校的教学改革显然没有跟上传媒行业的改革步伐,“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能力”的传统观念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到无法与就业需求良好对接。因此,实践教学就变成了新闻传播教学的“重中之重”,实践教学不是一句空谈,而是要培养学生的全媒体意识和技能,提高他们的创新意识,实践动手能力,将他们打造成与社会接轨的人才。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快速发展,新闻传播的思路也随之发生了转变,新的新闻传播思路推动着新闻传播的教学改革,面对媒介融合,我们的新闻实践教学还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实验教学条件有限
文科实践教学和理工科相比有其特殊性。理工科实践教学主要依赖精密仪器设备,文科实践教学则依靠于一些基于信息技术的数码设备和编辑软件。例如,数码照相、摄像机、视、音频编辑、网页制作、报纸编辑软件等等。
然而很多高校往往只注重对理工科一些精密仪器设备的投入,却不愿花大力气在文科实验室器材的投入上,尤其是新闻传播专业的数码相机、摄像机等器材的更新换代非常之快,基本四、五年一些机型就淘汰了,学校对设备的资金投入不足造成资源短缺,软件和硬件跟不上时代步伐,学生自然就缺少了很多实践锻炼的机会。
1.2 实践教学体系割裂
新闻实践教学一直是教学的重点,新闻的动手能力培养相较于其他学科要好很多,熟不知,“扛机子”、“剪片子”这些技能固然不可或缺,但是实验教学绝不是造就只懂一两项技能却没有感悟能力的“拍摄机器”。电视新闻作品的诞生,需要经过一系列流程,有新闻的策划、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拍摄、后期剪辑、文字编辑、设计、评论等等。这一系列的工作流程相互影响、相互联系,因此各流程之间需要进行很好的衔接,从而保障新闻作品的质量。然而,在新闻实践教学中,大多人都的对新闻作品制作过程并理解,认为不全面,认为实验课程中只包括技术和制作部分即拍摄、编辑等部分。因此,在实验课教学的过程中,老师也重在向学生传授这一部分的知识,譬如电视摄像这门课,老师主要灌输的是电视摄像的方法和技巧,然而,如果缺乏好的新闻策划、新闻采访、相关文字的表达能力,那么前期拍摄、后期制作技能掌握得再好,也很难打造出一个高品质的新闻作品。
而新闻策划、新闻采访这些课程又在课堂上以理论课的形式进行,策划方法和采访技巧都是靠书本和老师口头传授,更别说和后期的节目制作融合在一起了,这种割裂的片段化的教学体系很难让学生把各项知识和能力融会贯通。
1.3 传统的实验教学过于落后
传统的教学方式在新闻实验教学中已经根深蒂固,理论学习是新闻学习的常见方法,通过理论学习后再进行实践演练,这对于其他学科效果很好,但对于新闻学却不是最好的方法。学生是一群被动接受知识的群体,其主观能动性很难发挥出来,学习成果更是很难检验。然而在全媒体新闻生产过程中,必要的时候,需要一个人掌握所有的职业化技能,同时也隐含着专业分工的重要性,这就需要新闻工作者有很好的人际协调、统筹调控的能力。
而目前大多数高校新闻传播实践教学的环境与学生未来的媒体工作环境存有很大的差别,对学生之后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当学生毕业之后,到工作岗位中还需要花很长一段时间在新环境下进行学习,从而去适应一个新的媒体环境。
2.1 专业教师提升自身的专业技能
据相关统计,国外新闻传播教育人士的媒体工作经历相当丰富,大多由媒体人升华为媒体相关专业教师。根据近些年的调查,全美最佳的五大新闻院校中,很大部分的教授都有十年以上的媒体相关工作经历,所以可见从业经历对于教师的重要性。
我认为,国内新闻教育的一大缺憾就是在很多普通二本院校中,专业教师从业经历严重缺乏。目前,各大院校聘请的新闻专业教师大多都是高学位人士,其基本上是硕士及以上学位,甚至是副教授以上的职称;但真正具备丰富实战经验、媒体从业经历的教师却寥寥无几。也正是因为很多新闻专业教师缺乏从业经历,导致教师在讲授实验课程时使得自身也缺乏足够的底气,因而蜻蜓点水一带而过。事实上,如果教师自身的实践经验和实际操作能力都不好的话,在教学中便便无法对学生的专业知识及实践操作进行深层次的指导。因此,各新闻专业教师必须通过种种途径来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实践能力,将自己打造成为一个复合全能型的新闻专业教师。
2.2 建设学生媒体团队
在新闻传播的教学中,可开创实验课程,建设学生媒体团队。通过实验课程的教学,为学生提供一个开放性、实战性的新闻传播学习的平台。在实验课程中,建设学生媒体团队,改变传统的新闻传播的枯燥、固定的教学模式;将课堂变为媒体空间,让班级成为媒体团队,让学生来扮演新闻作品成产过程中的不同角色,体验每个环节的工作。因此,新闻传播实验课程教学可以让学生真正带入到媒体的工作环境中,有利于提高学生专业学习的成效,实现教学的目的。以纸媒为例,学生可分别承担记者、编辑等角色,记者负责报道新闻;编辑则负责分析与选择稿件、修改稿件和制作标题,配置版面的内容。同时,学生组成的媒体人团队内部也按个人能力、经验、专业的不同划分不同级别的职务,分别承担不同的职责。
除了服务于课堂教学的团队以外,也可以成立学生实践活动组织,搭建一个实践平台。如建立以新闻专业为依托的传媒网站,增强新闻学子之间的交流,网站由学生自主管理,内容、管理、运营、推广均由学生自主完成。成立学校的微信宣传平台和微博协会,在学生和社会之间搭建一座桥梁,让学生边干边学,增进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
2.3 为学生提供展示新闻成果的平台
学生的劳动成果需要一个展示的平台,激发他们实践的积极性。如开创作品展示,学生编辑制作成的校园新闻、拍摄的宣传片、创作拍摄的广告作品等均可通过作品展示的活动平台向校内外受众进行展示。此外,学科可以定期进行新闻成果的评选活动,根据平台展示的作品,选取部分优秀新闻作品进行相应奖励。
同时,学校不妨放眼校外,依托当地的地域资源,紧密联系当地传媒及文化产业的发展需求,与当地政府、大型媒体集团、典范的文化产业企业建立良好的沟通合作渠道,开发实验教学资源,组建学生创意团队,举办一些大型比赛、展览等等,给予学生走出校门参加实践的机会,从而帮助他们毕业之后能够顺利地走向传媒和文化产业的第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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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前的的语境下,有两种倾向值得我们警惕:过分地夸大文化全球化的作用以致于根本忽视了文化本土化倾向,结果会使中国文化丧失其固有的民族身份;过分强调文化本土化、并以对全球化的敌意来排斥一切外来影响也会产生另一种形式的文化民族主义。后者很可能会使中国的国际文化交流和学术交流后退,甚至给经济建设带来障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全球化时代英语的普及和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全球化时代英语的普及和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全文如下:
提要:探讨全球化这个现象已成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前沿理论课题。本文从全球化时代英语的普及以及对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冲击入手,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对策:既迎接全球化的挑战,掌握英语这一文化传播工具,同时又在与西方学术界的交流中借助英语这一工具提出中国批评的策略,最终达到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因而一味反对英语的普及只能使对外开放的大门关闭,而全盘西化则会导致中国文化身份的失却。
关键词:全球化;英语;批评话语;后殖民
在所有的主要国际性语言中,英语毫无疑问是最为普及和最具有影响力的一种语言,这不仅体现在东西方的学术研究中,同时也体现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对外贸易中。既然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全球化或跨国资本化的时代,那么英语的功能也就变得越来越明显,因而也就对在世界范围内使用十分广泛的其他语言构成了挑战。
20世纪初和80年代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助于英文这个中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英语对青年人的生活和工作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了不可缺少的东西,它毫无疑问是中国目前使用得最为广泛的一种外国语言。许多科学家把英语当作与国际社会进行交流并推广他们科研成果的唯一手段,但也有少数人,特别是一些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观念老化的人文知识分子,则对英语在全球化时代的普及和渗透感到忧心忡忡,他们甚至担心,英语的普及或许会损害中国的民族和文化身份,甚至有可能使中国的文学批评话语"殖民化"。
本文的写作实际上是对中国的批评界和知识界流行的文化"非殖民化"尝试作出的回应。全球化语境下英语的普及和文化渗透性在当前这个全球化或跨国资本化的时代,英语在我们的科学研究和知识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尤其体现于近来人们对国际互联网的使用。在我们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领域内,特别是英语语言文学系科,我们不得不面临着近几年来风行于英语国家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产生的巨大影响,因为它作为一门跨学科的学术理论话语,目前已经进入了中国的批评理论界。有些人甚至认为,文化研究的崛起不啻是为经典文学和传统的文学研究敲响了丧钟,另一些人则怀着喜悦的心情欢迎这种冲击波,以便借此机会扩大带有精英意识的文学经典的范围,甚至对之进行重新建构。
确实,文化研究已经在近几年里逐步介绍到了中国,并在中国的批评界得到讨论,这是伴随着后现代主义在中国语境下的辩论日渐衰落后的一个事件,基本上与关于后殖民主义或后殖民性的讨论同步进行。毫无疑问,文化研究是英语世界的最新现象,它甚至对精英文化和经典文学的研究也构成了挑战。所谓语言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象征着美国的语言霸权,因为它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力量已经对英语本身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谓的"美国英语"(American ism)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因此探讨英语的普及而不涉及文化研究的盛行就无法将其与中国文化和批评话语的"非殖民化"相联系。
在我看来,任何文化或文学现象,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可以在一种国际视角中被当做一个"文本"来考察。同样,任何文化或文学,假如要被放到一个广阔的国际语境中来考察或试图更为有效地与国际社会或学术界进行交流,那么它就别无选择地要借助英语之中介才能发挥作用。这对于中国的后殖民研究者大概是一个悖论:一方面,他们试图使中国文化和批评话语非殖民化以便捍卫并保持中国的民族和文化身份;但另一方面,为了能够更有效地同西方学术界进行交流和对话,他们又不得不用英文来发表自己的著述,因为英语是当今学术交流唯一有效的国际性语言。
为了论述的方便,我首先略述一下文化研究的历史和在西方的研究现状。正如同其在西方的情形一样,文化研究并不指向传统的精英文化,而是专指当代非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甚至包括消费文化和传媒文化。但另一方面,就文化研究所涉及领域而言,它无疑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1)专事后殖民写作/话语研究的种族研究(ethnicstudy),其中包括爱德华·赛义德(EdwardSaid)的东方主义概念的建构以及对此进行的意识形态的和学科层面的批判,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Spivak)的从解构和第三世界女性批评家的立场对帝国霸权的批判,以及霍米·巴巴(HomiBhabha)的有意混杂民族和文化身份进而消解帝国话语的后殖民批判理论。当然随着国际性的后殖民讨论的进一步深入,巴巴的理论越来越有影响和冲击力,特别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学者和批评家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因为他们目前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下最为关注的现象是民族身份和散居民族(Diaspora)文化问题。
(2)以专注某一特定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为主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区域研究(areastudy),例如目前对东西方学者都有着诱惑力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研究等。在这一框架下,诸如全球化问题、反帝国主义的策略以及亚洲认同等问题都成了研究者们关注的对象。尤其是近几年来的亚洲金融危机更是成了学者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它可以说是全球化给经济界和金融界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
就我们所从事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而言,我认为,文化全球化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直接结果,完全有可能带来两方面的后果:其积极的意义在于,它使我们的文化工业和学术研究直接受到市场经济的制约,而非仅依赖于政府的行政命令,因而使得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关系更为密切;它的消极方面则体现在,它使得精英文化的生产或非市场指向的文化生产变得越来越困难,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新的等级制度。
在中国当前的的语境下,有两种倾向值得我们警惕:过分地夸大文化全球化的作用以致于根本忽视了文化本土化倾向,结果会使中国文化丧失其固有的民族身份;过分强调文化本土化、并以对全球化的敌意来排斥一切外来影响也会产生另一种形式的文化民族主义。后者很可能会使中国的国际文化交流和学术交流后退,甚至给经济建设带来障碍。
(3)专注女性写作/话语和女性研究的性别研究(genderstudy),其特征是把注意力从过去的政治取向的女权主义文化政见转到注重女性自身的生理和生物属性,在一个多元文化的语境下不以全然对抗的立场出现。在这一方面,妇女的文化身份被重构为一种双重边缘的力量,她们经历着从边缘向中心的运动,最后的企图在于消解旧的中心,重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男性意识的女性话语。在最近几年里,随着女性写作在中国的繁荣,女权主义批评和妇女研究对男性和女性学者都越来越有吸引力。
(4)专注影视、广告业和其他属于大众文化形式的传媒研究(mediastudy),其中自然包括以语言作为文化传播媒介的翻译研究,这也许是当前的文化研究者最为关心的问题。面对非精英取向的文化研究的强有力冲击,经典文学和精英文化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国际互联网这一第四媒体的普及也给虚构文学以及传统的电影和电视工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领地变得越来越狭窄,因而毫不奇怪,不少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对下一个千年文学的前景感到忧心忡忡。这就是我对文化研究在当今西方和中国之情形的理解和描述。应当指出的是,文化研究的这些方面都是通过英语的普及或英语的语言霸权主义的强力而实现的,因此毫无疑问,这已经显出了全球化时代不可避免的种种症候。据说在这一时代,人人都必须学习用英语阅读和写作,并用英语进行交流,若不想把自己孤立于国际社会,他/她都不得不面临英语的渗透。因而人们便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面对英语的巨大影响,如何才能保持民族和文化身份的特征?显然,在全球化和跨国资本的语境下,人文学者们都认为,英语确实作为一种新的霸权在发挥着作用,没有它,人们就无法跟上国际科学技术和学术研究的最新进展。
随着英语的普及,文化和民族身份研究也越来越引起东西方学者的关注,因为他们已不只是在自己的国家或地区发挥作用了。正如霍米·巴巴的混杂(hybridity)理论所显示的,随着全球化时代文化旅行和文化传播的进行,人们的民族和文化身份也变得愈益模糊。一个人不管是身处中心(第一世界)或边缘地带(第三世界),都有可能同时在中心和边缘发挥作用,就像那些没有中心、没有总部、同时也不受本国政府管辖的巨型跨国公司的运作方式那样。同样,中国和西方的一些有着双重身份和国际知名度的学者也可以同时在东方和西方的学术领域发挥作用。由于他们频繁的国际性交往和活动,他们的语言身份自然也是模糊的,这样,英语就义不容辞地成了使他们得以与外界进行交流的唯一手段。
一方面,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不遗余力地向国人介绍西方学术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以便借此来更新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他们也必须用英文写出学术著作,在国际主要学术期刊上发表或在国际知名的大学出版社出版,才能得到西方乃至国际学术界的承认。对于这一现象,我们自然应予以重视,因为它在我们的文化研究领域里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作为"地球村"里人们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国际性语言,英语的影响正变得越来越广泛,特别是在那些现代化进程快得使人难以预料的国家和地区更是如此。在这些国家,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说来几乎等同于西化。
在当今的中国,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英语的普及具体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1 各主要大学,都有英语系或以英语为主的外语系(院),它们代表着中国的外语教学与研究水平,而其他的外语教学和研究则发展缓慢,有的甚至呈萎缩状况。
2 所有的大学生和研究生都应把英语课当做一门必修课,而不管他们今后所要从事的工作需要与否。3 博士研究生在撰写博士论文时,不管是什么领域的,都必须使用原文资料,通常是英语资料,只有这样才能有所创新,才能提交答辩并通过。4 任何学者或研究人员要想申请高一级的职称,都必须首先通过一门外语(通常是英语)考试才能申报。5 在几乎所有的城市中学(甚至一些大城市的小学)和许多农村中学,学生都必须学一门外语(通常也是英语)才能拿到毕业证书,等等。英语除了在中国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使用外,还广泛地应用于商业和贸易业务或消费和广告业务。
毫无疑问,中国的英语教学正在日益繁荣,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英语教师的收入上,他们比其他语种的教师,显然收入要高一些。这一切都无可辩驳地显示出,中国的学术研究正变得越来越国际化或全球化,也越来越规范化。如果没有英语的中介,这肯定是无法实现的。这不仅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也是任何人都无法预料也无法抗拒的历史之必然。
因而现在的情形是:在全球化的时代,不管你喜欢与否,你都必须懂一些英语,没有这一技能你就无法成功地在当今时代生活和工作下去。中国文化和批评话语必须"非殖民化"吗?由于全球化的到来,中国可以在世界上找到自己无可替代的地位和独特价值。作为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文化全球化对中国的知识生活以及文学写作和批评话语有着更为深刻的影响。
学者们不得不感到自己实际上处于(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已能使用互联网来从事学术研究,文化全球化实际上已经使我们更为方便地直接与国际社会和学术界进行有效的交流。在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界,有些学者借助英语花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把西方在批评理论和文化研究领域里的最新研究成果翻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同行,旨在影响并更新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批评。自80年代初以来,诸如形式主义、新批评、现象学、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后结构主义、阐释学、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等西方批评理论或文化思潮如同走马灯一般匆匆进入中国当代文坛和思想界,对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及文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或更早一些,几乎西方所有的现代主义文学大师的主要作品均翻译成了中文,对相当一批中国当代青年作家所产生的影响甚至超过许多中国作家所产生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倾向:一些理论功底和英文水平都相当差的青年学者为了追逐流行的时尚,在自己的批评理论著述中大量滥用从西方借来的批评术语,造成的结果是,连本专业的同行都读不懂他们的文章。这显然不利于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与国际文学研究界进行平等的对话。因此,毫不奇怪,他们的激进作法使恪守传统的那部分中国学者不满甚至恼怒,因为在这些学者看来,中国是一个文学和理论批评大国,但在国际理论批评争鸣中发不出自己的声音,中国学者却没有自己的批评话语。
出于对重建中国批评理论话语的关心,这些学者号召建立自己的批评理论话语,并将其视为中国的文化"非殖民化"进程中的一种后殖民策略。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建立"中国学派"的声音再度进入人们的耳际,这尤其在一些关于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的研讨会以及一些刊物上发表的批评论文中可见端倪。显然,在这些人看来,全球化和外来影响不可避免地与中国文学的发展以及中国批评话语的建构相对立,因而也就成了中国文化及其理论批评话语的"殖民化"的主要原因。当然,在这一影响中充当中介的正是英语的普及。
如果认真地考察这一现象,那么我们就应当说,认为中国文化和批评理论话语是否"被殖民"应视不同的情形而定,决不可一概而论。有些人认为,英语的普及是过去20年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从内容到表达形式(话语)全盘西化的主要原因,因为许多理论教义和文化学术思潮都是通过英文的中介进入中国文化界的。结果,中国文化便失去了自己的民族身份,批评家也失去了自己的话语,如果他们在国际论坛上不能用英文发言的话,甚至连自己的声音也丧失了。
另一些人则认为,通过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来实现中国文化的非殖民化是必要的,这在80年代初比较文学在经历了漫长时间的"沉默"后再度勃兴时曾颇有吸引力,但在当前这个多极角逐和多元走向的世界,这种建立学派的尝试实际上是过时的"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或"西方中心主义"(Westcentrism)的翻版,即所谓的"中国中心主义"(China centrism)。他们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中国人学习英语以致于掌握英语与否竟成了衡量一个人是否品味高或学识渊博的标准?而与其相对照的是,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懂中文的人却很少,更不用说把握中国文化和哲学思想的内在精神了。
中国学生或学者为了能出国深造,首先得通过英语考试,而那些来中国工作的西方专家却不必学汉语,他们来中国做生意或旅游往往都由年轻的中国翻译或导游陪同。这难道不是一种文化交流上的失衡吗?我们并不否认上述现象确实存在,但是要探讨这些现象,还得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进行考察分析。应当承认,这些学者也有自己的理由担心英语在国际社会的渗透性力量和语言霸权,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中国文化和理论批评话语的"殖民化"现象。
实际上,自90年代初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的引进,中国的文化学术界曾出现过一股"后学热",尤其是"后殖民热"成了中国的语境下反对所谓西方文化新殖民主义渗透的一个对抗性策略。中国许多的"保守主义者"确实认为,早在20世纪初,中国文化和文学话语就"被殖民"了,自五四时期以来,中国的语言变得越来越欧化或西化,因而这一历史责任是推卸不掉的。确实,在那以前的中国文化和文学基本上不大受到任何西方影响;同样,中国对外开放以来,各种西方学术思潮和文化理论蜂拥进入中国,对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话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在这方面,鲁迅的"拿来主义"原则直到今天都很有影响。
当然,这既是一件好事,同时也是一件坏事:对于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向世界进而跻身世界文化和文学的主流是颇为有益的;另一方面,这些理论思潮的进入无疑淡化了有着悠久传统的中国文化和民族身份,使其"被殖民"了。我们现在面临的这样一种两难正变得越来越明显,同时也使我们越来越担心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的前景。
实际上,在我看来,解决这一两难并继续对外交流决不意味着贬低中国文化或消解文学话语,因为这是中国文化和文学所经历的现代化进程中一种必不可少的牺牲。在对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中的现象作了这番详细考察之后,我觉得对这些复杂的现象应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英语的普及并不一定会导致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话语的"殖民化",我们完全有必要在过去的年代里花很大的力气通过英语的中介把西方文化和文学作品翻译介绍到中国,因为这肯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和繁荣中国文学和文化。
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美学价值和深刻思想也越来越得到西方汉学家以及普通大众的承认。英语的普及也会帮助我们把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内在精神介绍给外部世界。
在这方面,我们的科学家已经先走了一步,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为什么不能也这样做呢?就拿我所从事的比较文学研究来说吧,这是当今中国最具有国际性的学科之一。如果我们承认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第一阶段以接受-影响(特别是西方文学是如何影响中国文学的)为特色的话,那么我们将进入的第二个阶段就应当以更多地关注中国文化和文学在全世界的传播为主。这样,用英文来发表我们的研究成果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在这方面,我们的科学家同样又走在了前头,他们用以衡量其科研成果之价值的一个标准就是看有多少成果(用英文)发表在世界一流刊物上,而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则处于刚刚开始的阶段。
因而通过英语的中介把中国文化的光辉遗产及其优秀的文学作品介绍给世界肯定是极为有益的,这样,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就会了解真正的中国究竟是何面貌,而无须从那些出于无知或偏见对中国误解甚至曲解的西方人写出的著述中来了解中国及中国人民。这样看来,强调文化非殖民化并不意味着取消英语及其教学的普及和提高,因为尽管中国过去曾受到部分地殖民化,但中国文化并没有被殖民。与其相反的是,一些试图使中国文化殖民的外国人不是被"汉化"就是深深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只有全面地提高英语水平,我们才能更为有效地与国际社会进行交流。
因此,英语的普及与中国的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并不矛盾,倒是借助英语,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世界并建构中国批评话语。中国批评话语建构过程中英语的作用自从中国正式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实际上也就进入了全球化的机制,而中国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更是从机构上完善了这一进程。因此,它无法回避无情的"丛林法则"(lawofjungle)。
可以预见,英语将在人们未来的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地球村"里,可以很容易地彼此进行交流,既交流对不同论题的看法,同时也就某些重大的项目进行通力合作。如果我们各自总是讲自己的母语的话,那么有着数百种语言的世界将乱成什么样子!我们肯定要商定以一、二种相对说来为较多的人使用的国际性语言作为我们交流的工具。
港澳台同胞在与我们交流的过程中一般很自觉用普通话;我们的北欧合作伙伴也自觉地使用英语作为语言,因为就其使用的广度和普及的程度而言,英语都是最为理想的国际性交流语言,因此我们不得不在国际交流中使用它。
为了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我们也必须用英语撰写我们的主要著述,或者将我们的重要观点翻译成英文,这大概令那些观念保守者大为失望。他们会问:既然世界上使用汉语的人最多,为什么国际著名刊物都是英文刊物呢?为什么诺贝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委员(除个别委员外)竟不能用原文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呢?确实,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数位居世界第一,但有没有可能让全世界的人统统用汉语来进行交流呢?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不仅是因为中国政府不能向所有有兴趣选修汉语的各国学生提供资助,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汉语是世界上最难掌握的语言之一,甚至在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眼里也是如此。此外,汉语的方块字也无法与国际流行的语言系统或因特网相兼容。
既然英语已经成了目前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或作为母语,或作为一种官方交流语言,或作为第一外语)的一种国际性语言,那我们为什么不能使用它来交流呢?应当认识到,这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一种选择,否则我们就将再度使自己孤立于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可以理解,在我们的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领域内,学者们非常担心中国文化和文学批评话语可能遭遇到的"殖民化"。但应对的策略不应当是阻止人们学习英语和用英语来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如果我们掌握了英语,尽管它不是我们的母语,我们仍然可以运用它在国际学术界发出我们的"声音"。反之,如果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只能与一些外籍华人和少数汉学家进行交流,那造成的损失将是无法弥补的。
值得庆幸的是,学习中文在国外越来越普及。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不仅为了和中国做生意而学习汉语,而且还为了能更好地掌握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精神实质。这一点完全可从中文热在全世界的兴起见出端倪。
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什么启示呢?过去,当中国处于落后状态时,这种现象显然是不可能出现的。那些对与中国做生意颇有兴趣的人只是学一些语言以便和中国的合作伙伴进行谈判,而现在,由于西方文化已经发展到了尽头,并暴露出一些无法解决的危机,因而一些西方有识之士认为只有从他种文化(例如中国文化)的视角来反观自身才能有助于解脱自身的危机。
因此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的强大,随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实质愈益为世人瞩目,越来越多的西方青年来到中国并非只是为了学习语言,而是在掌握语言技能后继续攻读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但是在他们的初学阶段,为了使他们对中国文化和文学产生兴趣,我们可以用英语给他们做这方面的讲座,当他们觉得用英语讲授中国文化课会失去一些东西时,他们就会更倾向于直接听用汉语讲授的课程。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稳步发展,汉语将在未来的国际交流中显得越来越重要,并且越来越普及。
若希望那样一种情形得以实现,我们就只有在现阶段重视英语学习,利用英语来普及中国文化和文学,而非使之"殖民化"。也许可以这样说,我们现在努力多学英语是为了将来少讲英语。但这一天的到来似乎还有着漫长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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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指的是艺术工作者塑造独特艺术形象,表达自己思想的一种创作形式和创作结果。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我国美术发展与电视传播的契合性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针对我国美术发展的特点来选择合理的传播模式,有利于取得最为良好的传播效果。美术发展与电视传播的契合性体现在电视传播过程中的主题可以对美术信息进行再创造,并能够进行直观的体现。为了提升电视传播与美术发展的契合性,在电视传播过程中,应当寻求二者的契合点,并注意在对美术进行电视传播的过程中,不能对美术自身所具有的本来面目造成损坏,在尊重美术所具有的独特特征基础上,电视传播主题要探寻适应体现美术特质的传播方式,从而将美术转换为能够为社会大众广泛接受和喜爱的媒介传播语言。
电视媒体具有强大的功能与良好的传播效果,认识到美术发展与电视传播的契合性,能够为美术文化内涵的普及发挥出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封建社会中,美术受到创作条件和传播条件的制约,从而不能够成为一种大众文化,因此当时的美术文化在社会文化中依旧具有一定的传统性与封闭性。而从当前来看,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与普及让美术具有了更多的传播渠道,因此,多元化与开放性成为了美术所具有的重要特征。在此过程中,电视媒体完全可以利用新闻播报以及综艺节目等作为平台来缩小美术与社会大众之间的距离。在此基础上,美术的传播将不会受到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的制约,而成为一种民主与平等的文化。
从美术通过电视传播本身所具有的特点来看,电视平台具有新颖的形式、多样的栏目、丰富的内容以及较大的信息量,能够全面反映中国画、民间美术、油画等诸多美术门类,所以,重视电视传播,能够让美术文化具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并让电视受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更好的满足。事实上,当前许多电视平台也十分重视美术资源的挖掘,尤其是中央数字电视书画频道的开播,为社会大众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绘画艺术的良好平台,同时也对美术文化的普及发挥了推动作用。从这一电视频道的节目制作特点来看,重视满足社会大众的多元化需求以及对雅俗共赏的追求十分明显。其中不仅具有《风景入画》等栏目来引导社会大众对美术技法做出通俗易懂的掌握,同时还有一些新闻类节目来对美术市场的发展动态与投资行情做出传播,由此可见,电视传播完全可以作为推动我国美术发展的传媒渠道与媒介,并且可以凭借其自身的优势来为社会大众提供一个喜闻乐见的学习与交流的平台。
从电视传播推动美术发展方面的优势来看,首先,电视传播具有广泛的受众群体。相对于美术发展中的其他传播方式而言,电视传播的受众十分广泛并且具有多种层次。从传播范围来看,随着社会大众精神文化需求的不断提高,更多的人希望收到包括美术在内的文化熏陶。但是美术作品的传播往往受到时空的限制且难以普及,而电视传播方式则能够将这种时空限制打破并让美术作品进入社会大众的视野,由此可见,电视传播对美术传播空间的拓展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从受众层次来看,电视传播的受众人群层次具有多元化的特点,这也促使电视平台在传播美术信息的过程中具有不同的侧重点。就像中国教育电视台开播的《美术苑》的受众是社会大众,而书画频道开播的《书法课堂》则是针对专业人群。在此基础上,美术能够在得到普及的基础上做到雅俗共赏,并满足社会大众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
其次,电视传播具有专业化的传播水平。在利用电视平台进行美术传播的过程中,电视传播主体大都是专业的电视从业者,因此,他们具有较高的专业性。在电视栏目的制作中,电视平台可以与美术机构搭建合作关系,通过邀请美术权威机构与美术界理论专家和画家等对美术艺术作品做出鉴赏并对美术文化进行普及与传播,而这些美术界的专业结构和专业人士也能够保证美术信息的专业性。如中央电视台开播的《国宝档案》,在制作和播出过程中得到了我国文艺界的极大支持,同时,这一栏目也通过邀请专家组成顾问团来对节目内容进行严格的指导与把关,在此基础上,电视平台所传播出的内容具有了准确、可靠的特征,这不仅让电视节目本身具有了较高的水平与质量,同时也让美术艺术在传播过程中具有了权威性。
再次,电视传播具有快捷的传播时效。相对于其他媒介而言,电视平台在传播时效方面具有的优势更加明显。传播时效指的是事件发生之后到报道之前之间存在的时间差。电视平台的传播速度几乎不存在传播时间差,并且在电视采集技术与信息传播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下,现场直播的形式更是提高了电视传播的时效性。而通过这种直播的方式,美术信息可以及时地传达给社会大众,从而社会大众可以对正在发生的美术事件和美术状况做出及时的了解。
最后,电视传播具有单项的传播方式。美术艺术信息通过电视进行传播具有单向性的特点。对于电视传播主题而言,他们无法对观众的反馈意见做出及时的收集,因此只能通过观众来信、收视率、座谈会以及访问调查等方式来获得调整美术信息传播策略的依据,这决定了电视传播难以向事物传播一样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实时交流与沟通,这是电视传播所具有的局限性。为了突破这种局限,电视传播平台可以利用网上直播评论甚至弹幕的方式来与观众进行互动,从而实现交流信息的双向流动。
从我国美术的电视传播误区来看,首先是对经济价值的过分重视不可取。通过电视传播来推动美术的发展,不仅有利于美术信息和文化传播的普及,同时也有利于推动电视平台满足社会大众日益多元化的精神文化需求。但是在此过程中,电视平台以利益为导向来进行美术与文化的宣传存在着一定的偏颇,因为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传播会导致人们对美术作品认知的扭曲,误导人们将经济利益当作美术作品所具有的首要价值。所以,电视平台应当避免一味报道经济利益至上的讯息,例如,某项考古发掘出土的美术作品价值连城以及某件美术作品在拍卖中获得天价等信息,而应当更重视普及与宣扬美术作品的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等;
其次是以提高收视率为出发点的传播行为是不可取的。美术信息的传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电视平台的收视率,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但是事实上,成功的节目不仅具有较高的收视率,同时要宣扬出具有一定价值且积极向上的文化。因此,在美术的电视传播中,电视传播主体应当重视美术作品的文化功能、教育功能和社会功能的发挥,当然,与美术创作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一样,仅仅为了实现其功能性的目的而让节目变得枯燥、死板也是片面的举措,这要求电视传播主体能够在收视率、播出效果和教育功能与社会功能的发挥方面寻求平衡点,从而促进我国美术传播与电视平台的共同发展,并实现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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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学的历史相对年轻,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新闻学在德国和美国形成学科,20世纪40年代传播学在美国形成学科。新闻学在中国作为一门学科,以及中国新闻学教育的开端,通常以1918年10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作为标志;而1978年7月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首次公开介绍传播学,通常被视为中国传播学研究的起点。现在“新闻传播学”在中国列为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传播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五个二级学科。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当今的新闻信息处于新媒体时代,面对众多的新闻信息,人们越来越关注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在构建新闻传播体系时,应该使用先进的技术,使信息能够快捷的传播,覆盖的范围进一步扩展,新闻信息应该多多注意原创率,同时首发率和落地率也应该注意。在对新闻传播人员的教育时,应努力将这些人培养成具有高素质高水平的人才,能够跨学科的进行新闻传播创新。
随着新闻传播载体如电视机、互联网、手机等的大众化,新闻传播实现了全民化。新闻传播不再是传统的提供内容,而是对新闻内容进行筛选和加工之后在进行发布。在传播的时间上,表现为信息的即时性,打破了传统媒体的持续性存在。与经济全球化相同的是,信息也出现了全球化,信息的传播打破了传统的局限性。在新闻信息的针对方面来看,新闻信息的所关注的范围成了各行各业。同时新闻传播媒体的职业化和资本化不断成型,并衍生了相关产业。
随着新闻信息量的增加,人们对新闻信息的正确性和原创性等要求有所增加,所以对新闻人才的要求也有所提高,需要在各种新闻载体有所了解和熟知,这是由新闻传播市场所决定的。新闻人才需要具有社会责任心和专业素养,这样才能更好的保证新闻信息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能够更加的适应新媒体时代的需求。在新闻传播工作时,需要学会与其他行业的沟通,努力成为创新型复合型人才。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来临,传统的新闻传播教育越来越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所以需要进行改革。在传统新闻传播教育中,落后的教育理念和功利化的教育使得新闻传播教育着重的方面有所偏差,培养的新闻人才在不同的素质方面有所欠缺,最终会被社会所淘汰。新闻传播教育课程方面也不能很好的满足,表现在课程的相对单一,对新闻人才的创新精神和学术的教育方面没有做到尽善尽美。
2.1 真实性和合理性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新闻教育方面的学科较为单一,内容不够灵活,较为死板,采取集中管理,加上教育机构的数量相对较少,所以在对新闻传播的认知较为相似,缺乏创新。造成这种原因的因素除了继承以往的历史之外,党的教育方针和国家政策的制定也是相关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开始逐渐的对新闻传播教育进行了关注,相应的态度也有所变化,相关人员通过对在国内外新闻传播的发展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并从中进行了以下总结。
1)在政治上,新闻传播能够对构建和谐社会这一目标进行传递,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在经济上,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带来的是知识经济的腾飞,人们越来越重视信息的经济性,通过新闻传播,能够有效的带动社会经济发展。
3)在文化上,新闻传播能够为大家呈现博彩缤纷的艺术盛宴,能够促进先进文化的发展。
4)在国际方面,新闻传播作为一项软竞争力,能够很好的传播国家的形象,使得国家之间相互了解从而加强合作交流,所以需要做好新闻传播工作。
通过上文可以发现,在进行新闻传播教育时,应该尊重各学科的规律,顺应时代的发展,在传统学科方面要做好巩固和加强工作的基础上加强新学科的学习,努力与国际接轨,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将新闻信息更高的进行传播,提升自身的影响力,加强与他人的合作交流,不断的完善自我。
2.2 传播环境的适应
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相对来说相对落后,主要表现在传播实务、现实和应用人才的需要相对较低,面对激烈的竞争和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媒介需要合理的进行应对,否则将很难在传媒行业生存下去,非常的被动。知情人士根据这些情况进行了相应的解决措施,比如增加相应的专业科目,专业科目也进行了相应的改动,设置了满足市场需求和高度职业精神的培养目标。新闻传播教育部门积极的进行自我调整,根据新闻市场的变化进行改变来适应新闻市场的变化。注意培养具有专业职业技能的新闻传播人才,广泛的适应各种工作面,扩大工作范围,不断的适应新闻传播教育的环境变化。另外,教育人员也可以通过削弱专业之间的界限、减少专业必修课和增加专业基础课来对学生进行新闻传播教育,学生在选择专业时能够获得较多的基础性知识,选择的方向也能有很多,这样也能够培养适应性人才。
2.3 超越课堂限制
新闻传播教育不能仅仅局限于书面教育,这样仅仅是纸上谈兵而已,所以我们应该在新闻传播教育时加强实践性和实战性的练习。在教育时,提高学生的动手动脑能力,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应该超越课堂的限制,在课堂时学习理论能力之后,通过众多的实践活动来完善自我,切实的对新闻传播的核心和要领进行感受和理解。同时提高学生的复合能力,不断的跨行作业。通过“学科交叉”来熟练掌握服务“全媒体”的技能,实现自我价值。同时,超越课堂限制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通过与国际上的新闻传播方面的大成者进行沟通了解。
2.4 媒介集团的转型
新闻传播教育机构可以与广播电台进行合作,通过成立一定的广播节目来加强对学生的锻炼,能够使学生对已学知识进行消化学习。学校可以通过与其他媒介单位的整合,联合的进行办学,在学校里就可以进行文化产品的创意、生产、传播等,使媒介集团的功能在校园里得到了体现。通过两者之间的实质性合作,共同建立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新的篇章。
在新媒体时代下,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应该拓宽新闻传播教育的涉及领域,大力开展新闻传播教育的创新活动,为我国培养出大批的创新型高素质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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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移动互联网为平台与依赖的新媒体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多样化的信息流通平台,但这其中却隐藏着不少或虚假或浮夸等不实信息,这也折射出自媒体时代下新闻传播在快速、自由的发展中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基于这一情况,本文研究了自媒体时代下新闻传播所可能存在的包括真实性有待考究、合法性尚不规范、客观性有失中立等风险,并结合当下实际提出了风险规避策略,以期可以给新闻传播事业带来具有价值性的文献参考。
关键词:自媒体;新闻传播;传播风险;规避策略
自媒体又称“个人媒体”或“公民媒体”,它指的是普通大众以电子信息化的手段,借助博客、微博、微信、论坛等网络虚拟平台,向不特定的个人或部分人群传递信息的新媒体总称。简而言之,就是公民个人的信息传播。在信息碎片化、爆炸化的大数据时代下,随着网络平台的日益开放,信息工具的日益多元,越来越多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信息分享与传播的其中一员,这就催生了以个人传播为主,以信息化为手段,向不特定人群输送信息的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人民网评指出:“依托于口口相传特别是互联网的‘民间舆论场’,人们在微博客、BBS、QQ、博客上议论时事,针砭社会,品评政府的公共管理。互联网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改写了‘舆论引导新格局’。[1]”在自媒体时代中,每个人既是信息的受众者,又可能是信息的传播者,这给“新闻”这一特殊的信息形式带来了一定的传播风险。
早在丹吉尔默提出“自媒体”概念时,他就指出:“草根新闻的兴起伴随着严重的道德问题,包括真实性和公然欺骗。”在自媒体时代下,新闻的传播速度已然超越了传统媒体,而这其中被忽略的恰恰是事件调研这一环节,表现于外就是自媒体传播的新闻其真实性通常有待考究。特别是对于一些容易引发恐慌的事件,从心理学的角度上分析,当公民看到这类容易引发恐慌情绪的信息时,第一反应不是确认信息的真假性,而是恐慌并迅速传播以避免身边的亲人朋友遭到伤害。2015年4月3日起,“珠海清明后将迎来17级超强台风美莎克!65年来最强!” 、“65年来17级最强台风美莎克清明后登陆登陆广东”等信息开始在微信朋友圈上热传,造成不少市民恐慌,甚至影响到一些人的清明假期出行安排,后经记者查证发现此为谣言。这一虚假谣言虽然只是小群体事件,但也反映出自媒体时代新闻传播的真实性有待考究。
从法律的角度上看,自媒体作为让个体声音得到释放的媒介,它也是个人言论自由的一个表现。在自媒体时代下,有不少企业都开始尝试自媒体营销,为了增加曝光度,增加粉丝数量,部分企业开始生产标题党新闻,故意夸大事实或打法律的“擦边球”而罔顾可能会越过法律雷池的危险。“自媒体的新闻生产者没有任何准入标准,个人道德素质无法甄别评价,特别是一些网络水军混迹其中,发布虚假消息兴风作浪,扰乱人们视线。[2]”加之由于目前我国并没有法律对自媒体的新闻传播行为进行过严格的规定或限制,这些因素都导致自媒体时代下新闻传播的合法性尚不规范。以当前我国一个比较热门的社会化网络问答社区“知乎”为例,作为一个自媒体平台,许多网友都在该平台上进行问题的问与答。但自2013年3月向公众开放注册后,越来越多的“知乎”创作者表示自己的作品屡次被未经授权的媒体转发,且没有得到署名和稿费。虽然事件经报道并得到有关部门的介入后,部分侵害了“知乎”创作者的媒体都相继删除了侵权内容,但就经济赔偿这一问题却始终得不到很好的解决。纵然知乎事件只是我国自媒体传播领域的一个缩影,但传播的合法性尚不规范这一事实却不容忽视。
新闻的本质就是还原事件本身,新闻传播就是由报道者向受众者介绍说明事情的原委与真相,因此,新闻传播应当是客观的,不带有报道者个人喜恶偏好的职业行为。然则在自媒体时代下,由于每一个都可以是新闻的制造者与传播者,但与专业的新闻从业人员对比起来,绝大部分公民都是没经过专业培训的,这代表着公民在进行新闻传播时,并不会遵守或者并不懂得遵守新闻传播的特点――客观性,而是更倾向于将自媒体平台作为个人情感的宣泄与释放,表现于外就是在新闻传播时融入了大量个人感情而无法保持中立的态度。以2015年年初的姚贝娜事件为例,1月15日及1月16日期间,微博与微信都引起了一场媒体、明星、草根阶层关于某报社对姚贝娜死亡之后的报道争辩。《记者们在病房外,焦急地等待她的死亡》一文中的部分字眼因含有非常强烈的个人情绪,迅速在网上掀起了一场激烈的口水战。作为旁观者,即使不清楚整件事情,但类似字眼的确很容易在心理上引发强烈的不满及谴责之情,而这恰恰成为事件发酵并愈演愈烈的诱因。抛开事件真相,单从自媒体这一新闻传播的内容来看,不仅无法还原事件本身,更引发了社会的负面情绪,这直接体现出自媒体在新闻传播的客观性上容易有失中立。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思想意识会影响行为选择。在自媒体时代,由于平台的开放性与多样性,每一个人都可能并且也可以成为新闻的制造者与传播者,因此,要规避新闻传播风险最基础的策略是应当加强全民新闻意识的教育。第一,对专业的新闻媒体从业人员来讲,在自媒体时代下,应当始终遵守在传统媒体环境下的职业道德操守,即无论是以何种渠道,通过哪一个自媒体平台,其传播的信息都必须是有效的、真实的,而不能是虚假的、片面的。例如2014年昆明的“3・01”火车站暴恐事件,作为一件突发性、敏感性事件,媒体人员在报道时更加秉着还原事件的初衷,而不是为了博取眼球,在撰写新闻标题时私自贴上“新疆”标签,事实证明这一舆论导向致使部分人群燃起了对整个新疆的反感;第二,对企业的市场营销人员来讲,自媒体时代下催生了更加繁杂多样的媒体营销方式,部分从业人员为了增加企业曝光度而在自媒体平台中发布娱乐性过强或存在争议性的新闻,这一行为也应当尽量避免;第三,对每一个公民来讲,虽然绝大部分普通公民都没有受到过新闻传播方面的正规专业培训,对新闻传播时的操守也不尽了解,但最根本的底线是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即是在新闻传播的过程中应当始终谨记不破坏社会秩序与社会和谐,不对他人造成任何损伤或引发各类误会或恐慌。只要每一个公民都能够强化个人的社会责任意识,自然就可以规避在传播新闻时可能存在的风险。
自媒体时代依赖的工具与技术是新媒体,而它本身也是处于一个不断发展变化与日益完善的事物,因此,每一个借助自媒体平台进行新闻传播的公众都应当有意识地通过学习来掌握其使用技能,而这依赖于自媒体传播环境的有序、健康与和谐。不论是微博还是微信,产品制造者(这里指的产品的开发商,如新浪、腾讯等)都在不断地升级产品并开发出更多的使用功能,这意味着新闻传播也更加多样化与个性化,这在刺激民众使用积极性的同时也会在无形中滋生更多传播的风险。因此,政府应建立主流舆论导向,邀请相关的专家学者来充当起新媒体新闻传播使用者的角色,在传播新闻的过程中也会让民众看到正确的使用方式,即是“领袖意见”效应,让民众在提高认知的过程中去跟随“领袖”的传播新闻,以正确的方式去发挥新媒体平台的传播价值。通过这样类似的由点成线、由线成面的方式来自逐步打造一个和谐友好的自媒体传播环境,以减少新闻传播的风险。
诚如上文所述,目前自媒体时代下的新闻传播存在合法性尚不规范的风险,究其原因就是相关法律的欠缺与监管部门的模糊。考虑到法律的修缮绝非一朝一夕且需要经过多次探讨审议才能够出台,因此,笔者在这里不对完善自媒体平台的法律条文进行过多的笔墨陈述。除了法律强制性规范监管外,目前,可以得到执行的策略是相关部门应当有意识地对网络平台进行舆论的监管,特别是注意发现公民或新闻从业人员进行的不实信息传播,及时予以澄清,避免不实信息进一步扩大以影响到公民的判断。同时要责成不实信息传播者负起相应的舆论责任,如国务院国资委就在近日发表了关于“中央企业将进行大规模兼并重组,数量或减至40家”这一虚假信息的澄清说明,该信息最早是由某媒体发表,但事件当事人,中石油、中石化均表示未得到来自于任何政府部门有关中石油与中石化重组整合传闻的书面或口头信息。对此,央视也在个人的官方微博上进行了这一不实信息的澄清报道,及时消解了民众的误会。针对这一现象,笔者认为在自媒体新闻传播相关的法律条文还未落地前,政府应当深入发挥自身的舆论监管职能,比如成立相关部门专门对自媒体平台上的信息进行监管,以减少不实信息在民众中传播的几率。
随着民众对自媒体新闻传播方式的认可及对自媒体平台的高频度使用率,越来越多的政府职能部门意识到自媒体传播的重要性,随之也根据自身实际开设了本职能部门的微博或微信等。这一现象也代表着政府积极融入到新媒体的决心与行动,除了在平台上及时发布信息并与网民进行沟通交流外,还应当做好两个方面的职能。其一,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大众媒体舆情。特别是对于一些突发性、偶发性、社会影响广泛性的社会事件,政府新媒体相关人员应当及时出来回应并以最快的速度去播报并同步跟进事件进程,如近期发生的尼泊尔8.1级地震,除了传统的电视新闻与报纸外,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也在其官方微博与微信上不间断地报道事件进程,让民众了解到“尼泊尔8.1级地震”这件事情整个过程的真实性,避免民众从其他不良渠道获取了错误信息而引发误解甚至恐慌;其二,联合主流新媒体同行,扩大自媒体影响力。“在自媒体时代,掌握着主流话语权的媒体依然是传统的电视和报纸等大众媒体,专业的新闻工作者依然是社会和网络议题的设置者。[3]”要规避自媒体时代下可能存在的新闻传播风险,各个主流媒体的新平台应团结一致,保持信息畅通,以在转播真实新闻的过程中逐渐扩大影响力。诚如上文所述,唯有从整体上优化自媒体的传播环境,打造一个健康有序的自媒体传播系统,才能尽量减少可能存在的传播风险。
总的来讲,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一方面催生了舆论的多样化与丰富化,为每一个公民提供了“发声”的机会,但与此同时它也给新闻传播带来了包括传播的真实性有待考究、传播的合法性尚不规范、传播的客观性有失中立等传播风险。对此,我们应当积极应对,不论是政府还是媒体,不论是企业还是公众,作为自媒体时代下的传播者,应当联合起来,从新闻意识、传播环境、平台监管、舆论导向这四个方面去规范并优化整个自媒体的新闻传播链条,以发挥科学技术的最大价值,让其更好地服务于新闻,服务于生活。
人民网舆情检测室.打通“两个舆论场”――善待网民和网络舆论[EB/OL].人民网,2011-07-11.
周晓红.自媒体时代:从传播到互播的转变[J].新闻界,2011(4).
谭立立.自媒体环境中的危机信息传播研究[J].新闻界,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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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科技迅速发展、传媒竞争的日趋激烈,新闻学较多地涉及到应用性的选题,而基础理论的选题因得不到现行课题申报体制的支持和现行成果评估体系的保障,研究力量的投入较少且分散。但已发表的关于新闻学基本理论研究的论文,虽然不多,却显示出相对高的水平。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新闻传播的变革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据统计,截至2013年底,我国移动互联网网民已达6.52亿之多,庞大的数字背后隐现着海量的信息沟通及惊人的传播速度。随着4G和“三网融合”进程的不断推进,移动通信产业与传播媒介的融合也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引起了包括新闻人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随着移动网络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其整合了移动媒体的新形态,使移动媒体给新型新闻发布提供了更加丰富的传播环境,逐步发展为集媒体传播平台、信息服务平台、生活娱乐平台和公共服务平台于一身的新型媒介,对传媒生态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媒体行业在传播终端、传播渠道、传播形态上已经形成了新的力量对比,有专家预测,基于移动互联网的移动媒体将更富实力、活力与竞争力,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传统的新闻传播方式,势必对社会发展和新闻环境产生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传统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在组网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观念上并没有很大差异,然而移动互联网在使用的便捷性、传输的即时性、定位的精准性和数据的移动性等其他层面的独特性所体现出来的优势却是传统互联网所无法企及的。同时,移动终端与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相互促进,移动智能产品的日益丰富进一步推动了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历程,使移动互联网在信息传播方面的优势更加明显。
1)信息传播的便利性。移动互联网使用的方便与快捷尤其体现在其无线信息数据传输的便利上。移动网络及智能产品的涌现,带来了传统互联网络和PC机所无法比拟的便利性。尤其是近几年兴起的智能手机,以其触摸屏引领科技与时尚,其快捷的操作方式征服了众多移动终端的消费者。结合移动终端设备利用移动互联网,用户可以随时、随地、随心所欲的在网上获取各类信息。
2)信息终端的实时性。用户的移动终端设备在无线移动状态下接入网络,使用互联网服务以获取即时资讯,体现了移动互联网终端获取信息的实时性。利用这个特性,终端用户可利用移动网络设备及时的、实时的、高效的享受到移动互联网服务。
3)信息传播的融合性。移动互联网的融合性不仅体现在内容的综合上,更体现在渠道的组合上。从传播渠道来看,移动互联网既可以通过移动终端,更可以利用移动客户端产品――诸如微信一类的通讯产品来实现文字、语音、图片等综合信息的传递,甚至能够实现实时语音通话、视频通话等功能。
4)信息传播的私密性。与传统互联网相比,移动互联网的信息传播更具私密性,信息的一对一传播、定向传播更加精准、高效,个人信息保密的程度更高。
移动互联网媒体注重的是内容丰富,展现形式多样,而传统媒体注重的是内容加形式,新媒体(互联网媒体)在传统媒体的基础上增加了社交要素,相比之下互联网媒体在受众面上更甚一筹。在当今移动互联网时代,情境的意义突显并被极大强化,移动互联网扩展为内容、形式、社交加情境要素的结合。与情境时代密切相关的五大要素:大数据、移动设备、社交媒体、传感器、定位系统,在移动互联网传播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移动传播业已发展成为基于情境的服务,更加强调对环境的感知和信息的适配。移动互联网致力于满足用户的个体偏好,基于空间或情景提供服务,以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在盈利模式上,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盈利手段更为多样化。与传统媒体及互联网媒体以强制性广告为其主要的盈利方式有所不同,移动互联网的盈利模式则是基于大数据的个性化、互动性、可选择的营销策略,更加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和移动互联网传播的新特点,凸显出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付费服务、在线交易将成为移动互联网的盈利重心。
在创新态势上,移动互联网的传播手段更为多样,互动空间更为广阔,资讯内容更为丰富。传统媒介以及互联网媒体的创新点基本只局限于内容方面,发散及外延的创新手段是十分有限的。移动互联网基于内容、关系、服务而延伸的创新手段随着技术水平的进步、移动终端的普及和场景应用的多样,展现出极为广阔的前景。
传统媒体的转型方向其实是很明确的,未来的报纸将以电子媒介的形式呈现,掌握丰富及时的讯息内容再加上适应时代发展的展现方式。2013年,美国最负盛名的报纸之一的《华盛顿邮报》被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以2.5亿美元收购一举震惊整个传媒业。紧随其后,《纽约时报》亦以7 000万美元的价格“贱卖”了旗下《波士顿环球报》,《新闻周刊》也告别了纸质时代。
我国大多数传统媒体已经感觉到了巨大的危机感,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趋势不可抵挡,大多数媒体在拥有自身专业媒体平台之外,不得不另辟蹊径来谋得生存。在互联网大变革的时代,国内很多纸媒和电视传统媒体的转型方式是一方面利用自身的平台和受众开创公众平台进行传播,另一方面是借助自身的客户资源优势,举办各种活动,来拉拢客户和吸收广告资源费用,而本身拥有的纸媒和电视媒体平台的存在只能够作为媒体人的一个身份。
传统媒体的存在仍然有它的优势,高质量的新闻仍然要靠专业的媒体来操作完成。互联网媒体虽然在信息载体方面产生了变化,但是新闻的专业性和具体的操作步骤依然和传统媒体不可分割。互联网媒体虽然在信息载体方面发生了变化,但是在内容上对传统媒体依然存在依赖。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对新闻资讯的快速浏览是用户的主要体验之一,在移动互联网发展的大趋势下,传统媒体必须适应新的传播媒介的特性,包括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未来甚至可能是谷歌眼镜和智能手表等,否则传统媒介将仅成为新闻内容的生产方,而新闻的传播渠道和发布平台则将被移动媒介牢牢掌控,前者的盈利空间将被极大压制而迅速萎缩,以致出现前述被新兴移动媒介所收购兼并的不利局面。对着互联网时代的变革,很多传统媒体已经有了自己的公众平台,在发挥资源及采编的优势的同事,推出适宜移动互联网搭载的内容形式,适时而合理的利用用户碎片化的时间资源,这对开发并吸引年轻客户群体具有一定的潜在优势。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为传统媒体的转型与发展带来了契机。
移动互联网时代,科技革新飞速、发展迅猛,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的覆盖率不断扩大,使其一跃成为社会主流媒体。大众按照时间顺序,罗列出新闻传播存在的五大媒体。纸媒为第一媒体,无线广播为第二媒体,电视为第三媒体,互联网为第四媒体,微信、微博等新闻传播为第五媒体,第五媒体的受众是使用智能手机或无线网络移动终端的用户,而其应用形式主要包括:移动互联网门户、手机报刊杂志、手机电视、手机社会网络、手机微博、电子阅读、二维码等。
第五媒体无法替代传统媒体,以及互联网等新媒体,它无法单独存在,必然要实现各类型媒体的融合发展。比如新闻资讯、影视文学,既可以通过纸质印刷品传播,又可以通过电视和互联网媒体传播,还可以通过手机媒体传播;社交网络、微博等也同样向着互联网和手机等跨平台融合的方向发展。
第五媒体具有传播范围广泛、精准高效、互动性强等诸多优势,对消费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目前第五媒体虽仍处于发展初期,但其发展势头强劲,随着更多更好的应用形式的接连涌现,也必将带来更快生长的产业格局,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为优化的商业模式。预计到2015年,中国手机用户将达到13.8亿,其中手机网民将达到10.6亿。未来这些用户都将成为第五媒体潜在的受众群体,届时,第五媒体的受众规模将远远大于其他媒体,成为名副其实的“主流媒体”,在规模上将跃居“第一媒体”。
媒体最根本的是要业务运作层面实现整体模式和策略的转变,这必然是一个以媒体资源为基础的生产、营销结合为目标的全流程模式。它以自身平台提供的服务进而整合外部资源,运用多元媒体手段和平台来构建大媒体的概念,转型为全媒体数字内容综合服务商和运营商,从产品形态、渠道终端、经营模式都会产生一系列变革,复杂度超过以往的传统媒介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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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互联网对公众舆论的影响是深刻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舆论发生的主客体条件,使得公众舆论已渐渐地走向了可能,但互联网作为新兴传播媒介的弊端也在日益暴露中,如何使网络时代的公众舆论走向正途,除了如李普曼所说,需将希望寄托与于社会精英阶层外,更多的是需要每一位网民能够剔除内心的成见,以理性和自觉去了解事实的真相,然后再依据理性和真相表达出公正的意见。这样形成的公众舆论的质量才会逐渐提高,也才会构建出更加明晰而和谐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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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全球化中国电视新闻 宣传 国际宣传
[摘要]:
全球化有世界化和西方化两种并存的含义。中国更愿意从积极的“挑战和机遇并存”的意义上理解全球化,并接受了全球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但西方化的国际规则与当代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会发生冲突。中文“宣传”在海峡两岸都是一个中性词,它指一种从主体动机出发自上而下的传播行为,但不包含“颠倒黑白”的引进含义。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来自列宁的“灌输”论和“工具”论,在长期实践中出现过一些文过饰非的做法。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电视新闻国际宣传的改革开放进程起起落落,充满了不同观念和实践的博弈,以及前进中的竞争和曲折。研究采用历史观察方法,检视了2001年和2003年的案例,主要的结论是:中国词语的“宣传”未必不能使用;但中国电视新闻传统的宣传活动需要改革。
Abstract:Globalization means both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westernization. China prefers more positive way of understanding globalization as both challenge and opportunity. But Westernized international rules may conflict with traditional ide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a. This paper argues that Chinese Xuan Chuan is originally not a bad word with derogatory sense. Xuan Chuan is downward communication out of communicator’s own purpose; but it does not mean cheating either. The traditional journalism thought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ame from Lenin’s theories of indoctrination and instrumentalism. The Xuan Chuan tradition has cultivated some propaganda manners of promoting revolution without seeking much of the truth. In a globalization era, Chinese TV’s opening reform of international news has its ebb and flow, full of games of different concepts and practices, bringing in competition and setbacks. This paper analysis examples in 2001 and 2003. The main conclusion is: the Chinese word Xuan Chuan is usable while the traditional ways of propaganda in Chinese TV’s international news need to be changed.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Chinese TV news, xuan chuan, international propaganda
全球化的概念颇为混杂和歧异,但大致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世界化的趋势,亦即在一个交通和通讯日益发达的时代,各国人民大量走出国门,与世界其他地方进行日益频繁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互动;另一种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即在西方特别是美国控制全球市场的总体格局下,各国政府日益按照西方规则发展经济的趋势。本文是在两种含义混合的意义上使用“全球化”概念的。对中国而言,全球化意味着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在全球化的问题上,中国没有经过多少公开的讨论。世界化,亦即“走向世界”,似乎是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同时,中国也更愿意从积极的“挑战和机遇并存”的意义上理解全球化,并期待全球化为中国赢得跳跃式发展的可能性。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直接接受了全球市场经济的思想概念和制度安排。
然而,由于全球化隐含着西方国家控制和西方规则主导的前提,与中国此前的意识形态方枘圆凿,因此,对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政府而言,融入世界无疑是一种根本的转型。它意味着,不管愿不愿意,中国几十年来的治理方式(政治)和意识形态(思想)都可能发生极大的变化。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的新闻传播当然也不例外。
大众传媒的新闻活动在社会主义中国历来被认为宣传工作,并被视为党和政府意识形态领导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后,拥有最大社会影响力的中国电视更被视为新闻宣传的主流渠道。那么,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电视新闻如何既顺应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潮流,同时又恪守本国政府坚持的意识形态传统呢?
从以下的历史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电视新闻走向世界之路是一个忽起忽落、左右摇摆的过程。本文主要检视中国新闻宣传的基本理念,考察进入21世纪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电视新闻在国际传播方面的一些情况和变化。采取的方法是概念辨析、历史解释和案例探讨。
一、中文的“宣传”概念和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传统
按照中国的习惯,与“国内宣传”相对的概念被称为“国际宣传”(有时也称“对外宣传”)。本文认为,中文的“宣传”本来是中性词;中国的现实用“宣传”来描述也更为贴切。
(一)中文“宣传”一词的含义
新闻传播在当代中国一向被称为新闻宣传,在海峡两岸都是(曾是)如此;在早期,甚至国内外都是如此。传播学先驱拉斯韦尔早就注意到宣传现象的普遍性:“事实上,所有的政府都在一定程度上从事宣传活动,……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拉斯韦尔,2003:25-26)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的宣传实践才使得propaganda变成了一个“坏词”。
大陆方面,邵培仁、何扬鸣、张健康等在《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宣传学和舆论学卷》(2002:31)中对“宣传”二字的来源进行了有趣的探寻。据学者考证,“宣”字来自古代“通光透气”的“宣室”,含义庄重,常用于传达、传播帝王之命,表示庄重地传播。“传”更多地意义是“转”,“人所止息而去,后人复来,辗转相传无常主也。”也就是说,古代作为一种传播活动的宣传,一表庄重严肃,二表辗转传递。
当代中文“宣”的含义是“宣布”、“传播”,有“通告”、“声明”的意思(类似英文的proclaim)。“传”的含义主要是散布,类似英文的disseminate,基本上是一种平移和扩散的过程;不过,“传”字也有“以命令召唤”的含义,例如“传见”、“传审”、“随传随到”等词。中文对信息的各种交流方式常有不同的表达词语,例如“上情下达,下情上报”,便显示出更细微的语义。与此类似,“宣传”这个词也有传受的位差,往往指从上向下、从中心到边缘、一个主体对众多受者的传播。“宣传”并不包含从下往上的传播,通常也不包括平等或者平行的传播,当代意义上的“宣传”是一种“以我为主”的群发传播,是一种从主体需要出发、大规模的消息传播行为。
但中文本义的“宣传”也不包含“混淆视听”、“颠倒黑白”的引进含义,它基本上是一个中性词。而英文的propaganda来源于17世纪天主教迫害伽利略、压制其科学发现的宗教事件,具有“明知错误徒然坚持”和“欺骗操纵”的含义,因而是一个贬义词。按照英文propaganda的翻译方法,“宣传”一词也成了贬义词。所以,现今中国在对外交流涉及“宣传”一词时不再使用propaganda的译法,而改用publicize等用语,这是中国对全球化影响不能不考虑的对策。
不过在国内,“宣传”一词照样使用;而且,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传统,固有的“灌输”和“工具”思想也并未抛弃。在实践中,有时就表现为仅从功利的目标出发指鹿为马,文过饰非。因此必须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传统中,有与propaganda相似或者相通的地方,这也就是国际上给中国的“宣传”贴上propaganda标签的原因。
(二)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思想
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传统主要来自列宁。列宁主义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一种宣传思想是著名的“灌输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列宁,1986b:29)也就是说,对群众要自上而下地进行先进思想的灌输,即教育。这是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宣传教育和思想工作的原因。其次,是列宁主义的“工具论”。中国新闻工作者人人熟知的一句话是列宁早在布尔什维克建党时期便指出的:“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列宁,1986a:8)在革命年代,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列宁还多次使用“工具”的用语,说明报纸(传媒)的作用,例如:“报刊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列宁,1985:172)也就是说,大众传媒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为党的目标奋斗的,它的任务就是通过宣传鼓动把群众组织起来。
宣传鼓动的目的是激励和推动,其隐含的意义是,有利于鼓舞士气的,便宣传,而且要大张旗鼓地宣传,不利于鼓动革命斗志的,便回避,或者以巧妙解释的方式正面引导,使其具有宣传价值。这些自上而下选择性的传播理念直接影响到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实践。
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报刊作为“教育”“工具”的作用:“中国共产党认为宣传工作是一种教育事业,宣传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是一种最广泛最灵活的教育方式,而报纸则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有力的工具’。”(郑保卫,2005:166)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长期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主”的指导方针,报刊等新闻传媒秉承革命年代的传统,主要充当“阶级斗争的工具”。
同时,毛泽东主张宣传工作要旗帜鲜明,反对“钝刀子割肉”:“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毛泽东,1991:1322)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提倡宣传的“战斗性”,认为吞吞吐吐,或者迂回委婉的说辞是不光明磊落的表现。
这些思想表现在新闻实践方面,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党性原则”和“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江泽民指出“我们的新闻工作是党的整个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不言而喻,必须坚持党性原则。”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党性原则又常常被称为“喉舌论”。党性和阶级性的对立面是所谓的“人民性”,“喉舌论”认为,“人民性”是将人民(意味着没有阶级区分并且不太能够高瞻远瞩的大众)的需要凌驾于党(代表正确方向和人民的长远利益的先进政党)的政策之上。
实行 “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李瑞环认为“就是要准确、及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事求是地反映社会现实的主流,让人民群众用创造新生活的业绩教育自己,形成鼓舞人们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就是以党性统率人民性,实施舆论导向,教育和鼓舞人民认识党的正确性和形势的有利性。“正面宣传”是“政治家办报”立场的体现。
建国后,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对新闻事件的判断主要是看它们与党和国家及其所倡导的事业的关系,并作出不同的反应。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活动是一种带有主观倾向和引导意图,自上而下、旗帜鲜明的传播行为,带有“战斗风格”。
(三)两种国际宣传
中国与“国际”(全球、世界)相关的新闻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国际新闻,即面向中国受众传播国际新闻事件的对内新闻宣传;一个是面向国外观众的“对外宣传”。中国新闻宣传长期的做法是内外有别。对内的国际新闻主要目的是引导国内公众正确地认识国际形势和国际事件;对外宣传的目标则是引导国外公众对主要发生在中国的事件产生有利于中国的看法。不过,对内的国际新闻和对海外的宣传都属于国际传播或称“文化间传播”之列,都需要解决“文化解读”的问题。
建国以后,由于新闻传媒直接听命于政党和政府,所以,在很长的时间里,宣传的内容常常不是公众关心的问题,而只是党和政府希望人民关注和遵从的议程。在国际新闻方面,大众传媒披露的外界信息十分有限,对事件的解释常常是片面的。例如,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人不了解世界的变化,误认为西方国家的人民吃不饱,穿不暖,需要中国人民去解救。对“友邦”和“敌国” 形势和问题的报道常常以双边关系的好坏为转移,变化突然,例如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对越南和阿尔巴尼亚情况的宣传。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大众传媒在宣传、鼓动、组织人民与境内外敌对力量作斗争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在牢牢掌控消息发布渠道的半封闭时代,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大众传媒对内的国际宣传相当成功,对外的信息控制也相当有效。
然而,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宣传的效果已经大为减弱。同时,随着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至少在观念方面,一些过时的把关机制日益遭到公众的质疑。中国的国际宣传,包括国际新闻和对外宣传,都面临着“现代化”转型。
二、中国电视新闻的国际宣传
下面,本文将以中央电视台为例,简略说明传统的宣传思想和惯例在新形势下的变化。
(一)中国电视新闻国际宣传的变化
随着新闻观念的改变和新闻题材的开阔,中央电视台在国际新闻方面,“宣传”一词用得越来越少。用语的变化反映了实际的情况。虽然在国内新闻中,宣传的特征表现得依然鲜明(例如存在大量指令性的非新闻性事件报道,非事件性消息报道,典型单位和人物的表彰报道等,即所谓的“规定动作”),但在国际新闻方面,宣传色彩却的确较为模糊了。这或许因为,国际新闻的主要素材来自国际(西方)通讯社,很难像国内新闻那样按照中国宣传指导部门的议程设置新闻报道的题材;同时,中国新闻工作者虽然尽力以中国的观点解读西方新闻内容,但在这方面的经验和能力,包括可以自由发挥的余地都还有限,很难将西方新闻纳入中国的宣传框架(有时还不自觉地陷入了西方新闻社的宣传框架)。因此,国际新闻节目确实不太像宣传,而比较像新闻。
而面向世界的对外新闻传播,却一直坚持“对外宣传”的用语。这一方面反映了目前仍然“以宣传为主”的对外传播思路,另一方面也可能正是为了强调和固守长期以来的“宣传”传统(这种传统在新的形势下有日渐削弱的趋势)。的确,对外传播中包含了越来越多“用事实说话”的新闻内容;但由于掌握着传播主动权,对外宣传仍然可以根据自己的议程和框架,挑选适合宣传的事件、话题和角度进行传播,所以仍然是宣传。按照本文对中国共产党宣传传统的认识,这种新闻宣传的倾向性、目的性、导向性和灌输性比较明显。
由于题材素材的决定作用,对内的国际新闻“宣传味儿”不浓,这是“无为而治”的结果;而面对更老练和更挑剔的国外传媒以及在其往往含有偏见的框架引导下看世界的国际观众,中国电视新闻的“宣传味儿”反而比较浓。因此,对外宣传的效果始终是个问题。
不过,虽然对内宣传和对外宣传区分明显,但作为整个宣传体系的一部分,两个方面并非彼此隔绝,而是相互影响的。国际新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新闻价值观念和判断事实的标准;不仅影响国际新闻,也影响国内宣传。例如,仿佛只是一夜之间,人人都知道了新闻要“客观”“公正”,知道了公众有知情权,知道了观点可以并且应该多元化。目前,除了《新闻联播》这个坚强堡垒宣传观念依然故我(也有形式方面的变化)之外,从国际新闻到国内新闻,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中国电视都逐渐与国际接轨了。
(二)国际宣传“现代化”的动因
中国新闻宣传从传统到“现代化”、“国际化”的转变是一个较长的过程。1989年“六•四”以后,政府希望通过电视宣传改变国内外公众对这一悲剧事件的看法。在国内,新闻报道中连篇累牍地增加“暴乱真相”的宣传,为此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不惜多次打破30分钟的栏目时长,最长的一次《新闻联播》曾达107分钟。(《中国广播电视年鉴》,1990:39)北京电视台则反复播送评论、文稿、通告等。(《中国广播电视年鉴》,1990:42)对外宣传方面,专门制作了大量关于“暴乱真相”的节目送交国外。此次对国内的宣传效果虽然缺乏实证研究证据,但对国家的恢复稳定无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海外,由于国际传媒把关人抵制中国的立场和态度,中国的“真相”报道根本无法进入普通公众的视野:“北美的华人电视台全部停止播出我们的节目,……其他的英语节目中断播出了一年之久。”(于广华,1993:251)这种情况反映了中国固有的“战斗性”对外宣传方式的效果不佳。
为了改善和加强对外宣传工作,1991年国务院决定成立新闻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很快制定和颁布了《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对外宣传工作的意见》,该文件规定了“以我为主,以正面宣传为主,以事实为主”的对外宣传基本方针。(郑保卫,2004:461-462)
研究西方的宣传发现,西方即使是宣传,也做得很像新闻;而在中国内地,即使是新闻事件,按照官方的要求去做,也做得很像“宣传”。有关宣传部门认为,关键在于宣传的方法和策略。于是,中国传媒也开始积极取法西方,学习如何隐蔽地、巧妙地进行宣传。
实际上,西方传媒中也有大量的宣传性内容,政治的和商业的。例如,西方政府天天都通过新闻发布会引导新闻传媒按照自己的议程进行报道(虽然不一定成功),媒介导向专家则竭尽全力从积极方面解读和修补不利于政府的新闻话题。对于西方新闻中的宣传伎俩,中国新闻工作者并不难发现。于是,政府与部分学术界合作,开办各种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中国新闻工作者进步很快,传统的宣传智慧加上新闻工作者对西方惯例日益深入的了解,产生了许多经验,包括如何寻找新闻由头,将一个指令性的宣传内容做得仿佛是新闻报道;如何寻找新的角度(框架),将一个枯燥无味的旧闻包装成一则新闻;如何采用新的话语,使传统的行为显出新意,如此等等。如果不是由于指令性内容过多,无法完全抹去(事实上还在继续增加)宣传色彩的话,中国电视在许多宣传技巧和策略方面已经赶上西方宣传同行了。
然而,中国改变形象的努力似乎还没有完全达到改变国外印象的目的。东西方对政府与媒体之间的关系有全然不同的观点,对政府的看法往往影响到对媒体的评价;单单一个“官方媒介”的头衔,便使国际观众对中国电视的“可信度”产生疑问。电视的开放和国际化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而是时有曲折的,进两步,退一步,甚至进一步,退两步。下面,本文试图以实例分析和解释中国电视新闻在向全球开放中不同观念和惯例博弈的过程。
三、全球化的过程:吸收国际标准和坚持宣传习惯的博弈
中国新闻宣传方面的改进是渐进的;但有一些标志性的事件。本文的分析围绕2001年11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个时间点选择几个案例展开,因为加入WTO是中国进入全球市场的里程碑,标志着中国全球化的一个新阶段。从此,中国更有意识地按照全球眼光决策中国事务,中国传媒也强化了自己的国际视野。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视走向世界的脚步一直没有停顿,1992年以后更有了较大突破:开办第四套节目,覆盖台、港、澳及亚洲广大地区,同时发展卫星事业,覆盖欧洲和南北美洲。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电视实施“走出去”战略,通过与境外媒体的双边合作,在世界各地的落地情况发展顺利。但在另一方面,由于新闻管制,传统的新闻理念和操作惯例仍然顽强地保留着。全球化的西方影响和中国意识形态同时存在,使中国电视对内对外的国际新闻宣传呈现大起大落的表现。
美国2001年发生的“9•11”恐怖袭击在中国是一次意外和没有先例的情况。按照传统的做法,对于美国(它曾是意识形态敌人)的灾难,中国应该高兴才对,毕竟这个国家曾经声称“误炸”(中国很少人相信这样的解释)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而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越南游击队炸坏了美国驻西贡的大使馆,当时看电视的中国人是发出了胜利的欢呼的。(郭镇之,1991:53)但是在全球化时代,美国已经成为中国的战略伙伴,再对“盟友”的苦难幸灾乐祸,就不合适了。事实上,确实也有少数民族主义者在网上为“美帝国主义”的灾难大声欢呼,但他们受到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谴责。然而,在重大新闻报道中,中国电视人还不习惯采用纯粹的非政治框架;更重要的是,按照严格的宣传纪律,习惯于请示宣传领导部门的中国电视,即使是在为美国人遭受苦难表达人类同情心和人道关怀时,也不能轻举妄动。但问题是,有关部门的反应却迟迟未来。由于缺乏明确的指令,不能犯政治错误的中央电视台像全国所有宣传媒介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动待命,无所作为。
于是,在晚上9时左右的黄金时间,中央电视台一频道继续按计划播出宣传“三讲”的节目,直到晚上11时才开始播出新闻简报。与此相反,香港的凤凰卫视却立即停止一切正常节目,连续播出有关恐怖袭击的最新报道。有经验的中国知识精英立即打开电视收看凤凰卫视的直播。中国的所有传媒,在“9•11”的问题上都丧失了宝贵的机会。这种传播的缺位使得自称“县级电视台”的凤凰卫视抢夺先机,赢得了最重要的注意力资源。这不是凤凰卫视第一次钻中央电视台的政策“空子”,当然也不是最后一次。
尽管中央电视台自诩在“9•11”事件时“以冷静态度对事态进行了迅速、适度、客观、公正的报道”,(《中国广播电视年鉴》,2002:53)但它自己也明白,这是一次失败的竞争。而如果不是囿于宣传纪律,以中央电视台无论哪一方面的实力而言,凤凰卫视都不是旗鼓相当的对手。中央电视台下决心改弦更张。
2003年,机会来了。此时,中国正处于不同的政治环境: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非常支持中央电视台的工作,当年作出批示88次,为历年之最。(《中国广播电视年鉴》,2004:54)年初,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展示了“务实”、“亲民”、“开放”的新形象。按照宣传领导部门的指示,中央电视台大量削减了会议报道和对领导人例行活动的报道。
恰好2003年是个新闻频发的年头。年初,美国“哥伦比亚”航天飞机升空失事,提供了国际报道的一次机会。早在1986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时,中央电视台便打破常规,在头条位置重点报道了这一事件,并赢得交口称誉。这一次,中央电视台没有犹豫,立即全力进行报道,体现了国际性大台应有的水准。
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提供了另一次好机会。由于有关宣传部门放手让新闻传媒“自选动作”中央电视台的表现异常突出。从3月20日至4月24日,一频道、四频道、九频道轮番亮相,持续对伊拉克战争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滚动递进战事报道,始终以第一时效引领舆论,……成为中国电视新闻史上划时代的标志性事件。……特别是第四套节目表现出色,……树立了中国电视媒体崭新的国际形象。”战争期间,中央电视台第一、四、九套节目的收视率较平时分别上升了10倍、28倍和8倍。(《中国广播电视年鉴》,2004:55)在强大的“国家队”挤压下,偏安香港一隅的凤凰卫视只能甘拜下风。
对美国伊拉克战争的报道曾经被中国传媒界大肆吹捧为一次新闻突破。但是,本人早就指出过,从美国获得资料进行的“客观报道”不能不是对战争的“正面报道”,它大吹大擂,“替美国进行的战争作正当性辩护,宣传它,推销它,从而体现了媒介(追随美国)的倾向性。”(郭镇之,2003:85) 现在,随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谎言不攻自破,随着美国和英国主战政府在本国民意中的一再失败,对伊战争报道中的问题已经非常清楚了。
首先,是初期中国电视上完全没有反战的声音。即使在当时,在美国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合法理由”尚未被揭穿的情况下,也有许多国家的公众基于人道和国际公法以及联合国公约的理由反对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而在全球100多个国家中,中国是仅有的几个没有发出反战声音的民族之一,对美国的强权行径,处于完全的失语状态。
其次,对伊拉克战争的立场紧紧追随美国的议程和导向,常常不由自主地为“我们”(美国)的胜利欢欣鼓舞,对“他们”(伊拉克)的失败幸灾乐祸,从而误导了中国公众对事件的判断――后果判断和价值判断。
最后,在策略上,是以对“先进武器”的欢呼取代对战争性质的严肃思考,回避对战争的伦理质疑。这是一种trivialization的报道策略,也是一种“技术崇拜症”的体现。更重要的是,中国“隔岸观火”式的伊拉克战争报道并不是一个真正能够说明中央电视台开放程度的事件,因为它并没有涉及中国体制的核心问题――与中国的利害关系。
果然,在涉及中国利害的问题上,传统的宣传思维再次开始发挥作用。被称为“非典”的SARS事件被国内欢呼为一次“反败为胜”的宣传战役,但这种界定是完全错误的。
SARS事件是一次涉及公共卫生的危机事件。这个事件本身是一个由于情况不明、措施不力而导致的公共卫生灾难;从宣传方面说,则是由于早期“捂盖子”导致稍后的信息恐慌症,和后期以框架设定方式引导舆论制造“英雄主义凯歌”的宣传,目的是避重就轻,转移视听。
疾病的变异在当代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对此类新发现的病种和疫情,卫生部门没有经验也是难免。但由于“捂盖子”,使得这种烈性传染病在未能防护的条件下大举蔓延,官僚主义和隐瞒疫情的卫生部门难逃责任。后来,上任不久的卫生部长引咎辞职,是完全应该的。不过,这种对疫情的隐瞒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消息披露制度所决定的,不独卫生部一家为然。卫生部究竟有没有,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在内部披露了疫情,我们不得而知;但未能对外宣告疫情,则主要责任并不在卫生部门。人们更关心的是对公众的社会传播。正是在有消息而无报道、宣传缺位的情况下,国内外对SARS的传闻甚嚣尘上,令人谈虎色变,却不能够采取适当的自我防卫措施。
医护人员在SARS中的表现的确有许多可歌可泣的实例。但传媒对这个“英雄群体”的宣传完全是“天使化”的,电视尤其是形象化的、表面化的。电视报道既缺少量的概念,也缺少深入的质的判断和解释。人们从他们身着防护衣的电视画面上无法获知:这些英勇的医护人员在整个医务队伍中占有多大的比例,是否代表了医务人员的总体素质(我们知道也有人退缩和逃避了),他们的动机和动力是什么――是不能不履行的职责还是真正的自我奉献精神?人们获知的仍然是以想当然的崇高动机去解释高尚行为的惯性动作。
“天使化”的赞美是一种幼稚的推理。很快,医疗改革暴露出来的逐利医院和无良医生的许多劣迹令人震惊。在众多医疗欺诈案例中,面对唯利是图的“白衣天使”,人们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在SARS时迹近圣人的医护人员现在变得如此不堪?是他们突然“变坏”了还是他们本来就是那样?他们究竟是哪样?哪些人是这样?哪些人又是那样?其实,人还是那些人(肯定可以分为好多种类),但传媒形象是可以制造的。人们应该问的是,传媒塑造的医护人员形象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现实?
如果说,最初的“捂盖子”是传统的宣传思想的体现的话,后来的“英雄主义凯歌”也不脱以往人们习惯的“丧事当成喜事办”的“正面报道”俗套。虽然可歌可泣的个人事迹可能催人泪下于一时,但这种以个别代一般的方式能否一次又一次成功地转移大家的注意力,则是个疑问。
2003年中国电视这种大起大落的表现外人恐怕很难理解,特别是在伊拉克战争报道使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电视已经充分开放的时候。但这正是全球化的国际影响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惯例之间博弈和互动的结果。问题是,在这种实用主义的宣传思路下进行的对外宣传效果究竟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国外的媒体并不容易上当受骗,喜欢挑刺的它们也未必愿意替中国政府说项。国外的报道和研究中难得见到肯定中国SARS报道经验的例子,而中国传播界后来也常常以后来“禽流感”宣传的成功来对比2003年SARS宣传的失败,足见SARS之为不成功的宣传案例已成人们的共识。
四、中国电视新闻国际传播的未来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加快了走向世界的步伐。已经认识到在话语和规则方面吃亏的中国式宣传正在努力实现“现代化”,并致力于向西方规则的适应和学习。但是,时至今日,中国新闻传媒的主要使命仍然是上对下的对内传播,仍然是以国家政治目标为主体的对外传播,所以,依然是宣传。但宣传有可容忍的与不可接受的区别。
(一)策略:可容忍的与不可接受的宣传
当代“宣传”是一种上对下、中心对边缘或者主体对客体有目的的传播。这种传播方式决定了宣传不是完全平等的交流,不是有闻必录式的告知,而是带有主观选择和“影响”目的的带有位差的传播。江泽民为中国人民广播事业的题词――“让党和国家的声音传入千家万户,让中国的声音传向世界各地”(《中国广播电视年鉴》,2001:30)――正是中国电视新闻宣传的基本目标。
中国的新闻宣传非常重视并公开宣称“舆论导向”,体现了“旗帜鲜明”的“战斗风格”。影响公众的思想和观点、态度和行为,则是中国党和政府赋予大众传媒的首要职责。但让中国新闻宣传工作者大惑不解的是,为什么西方即使明显的宣传也常被视为合理合法,而一到中国这里,“光明磊落”的宣传便被当成含有欺骗含义的propaganda了呢?看来,“五十步”的西方式宣传与“一百步”的中国式宣传本来没有根本性的差别,却常常带来完全相反的“正当”与“不正当”的评价。合法与不合法,度的把握是关键。而当今衡量这个度的“国际标准”是由西方确立的新闻规则。
为了达到影响对方的目的,需要宣传采取各种各样的策略,包括可被接受的信息筛选策略和不可容忍的欺诈策略,中外莫不如此。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正义一方也有所谓“白色宣传”与“黑色宣传”的区别。新闻并不是社会现状合乎比例的精确反映。消息的传播是高度选择性的行为。既有选择,就有自觉不自觉的目标动机,包括伦理和利益的考虑。目前西方对propaganda瘟疫般的回避态度并不说明在他们那里不存在操纵作用,包括有意无意的舆论误导,只是说明某些宣传策略已经被大众所接受,成为新闻惯例和社会共识,从而不会被贴上“非法”的标签而已。或者,专业主义者需要在理论上瞒天过海,以确立他们信息“客观公正”的权威地位。例如,议程设置是西方大众传媒刻意否认的一种传播信息的筛选和推销机制,这种选择是高度主观和常常误导的。但议程设置这种选择性的惯常做法在美国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中却是完全合法的行为。美国学者总结的七种并不怎么光明磊落的宣传策略也是来自西方的经验之谈,而并非中国特产。(赛佛林等,2006:97-108)美国传播学家还致力于研究最大限度提高说服(即宣传)效果的“科学”方法。
同样从事“宣传”活动,但西方新闻工作者被视为合法和理性,而中国却被认为主观和偏颇,关键的区别是与西方新闻规则的契合程度。由于西方掌握全球新闻规则的话语权和实际的流通控制权,中国只能在顺应中抗争。而一旦掌握了西方规则,做法虽非截然不同,传播效果却可能有天壤之别――从看起来不合法到看起来合法。应该承认,经过多年探索,西方社会的传媒宣传策略更为巧妙,例如,政府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主动提供各种有利情况和导向观点,以先入为主的方式影响记者的报道;政府和公司自备宣传稿,利用公共关系和信息补贴政策,借传媒之口发布导向性和框架式的信息,等等。同时,西方新闻规则相对于中国当前的宣传策略,又确实较为理性,它的引导是含而不露的。
中国的国际宣传机构正积极学习采用这些“先进”经验,试图从不名誉的propaganda走向合法的目的性传播,即可被接受的宣传。在宣传策略方面,中国有意识放宽对国外记者在中国采访的限制,相信由外国记者进行中立甚至有利于中国的报道比中国传媒自己的宣传更有说服力。中国还在国际上开展公共关系活动,尽力塑造中国的正面形象。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和自信心的增强,中国对国外媒体负面报道的心理承受能力也在加强。
不过,尽管当前宣传策略的转变是必要的,有时也是有效的,但宣传观念和制度的转型尤其重要。宣传的做法毕竟过窄,我们也需要更广义的更开放的传播。
(二)观念:从宣传向传播扩展
国际宣传是一个从一国中心向边缘扩散的传播行为,并不必然地带有褒贬的意义,英文的propaganda是一种欺骗性操纵式的宣传,用它来翻译宣传,有“以偏概全”之嫌。同时,“宣传”比较贴切地表达了带有位差的传播方式,很适合界定当前中国的现状。更重要的是,本人特别希望,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得以保存自我及话语,不必处处拾取西方的余唾,希望创造一种既能与世界接轨,同时又具备中国特色的独有话语体系和学术框架。有鉴于此,本人不反对保留中文“宣传”一词的正当性,甚至主张恢复“宣传”的中性含义;但对大半个世纪以来传统的宣传思想,则认为有检讨和修正的必要。
从上向下的传播是普遍的现象,人民也是需要和可能被引导的,教育性的宣传并非全无理由和必要。中国近年来宣传策略的改变也确实产生了比较明显的效果。但回顾中国电视新闻近年来反反复复的“收”“放”过程,可以看出,在一个全球化、民主化、市场化的时代,中国需要有更宽广的视野,需要改变以往功利主义的灌输观,扩大宣传的渠道、内容和方式,改变文过饰非的传统,实行长久以来主张、但很少真正做到的实事求是。显然,要做到这些,仅有宣传策略的改变是不够的。
除了宣传,我们应该还有其他方面、其他方向和其他方式的传播,亦即反映和容忍更多声音的大众传播。在国际上,则更要加强文化的沟通和理解。文化的发展、改善与传播是在全球树立中国正面形象的真正有效途径。也就是说,中国词语的“宣传”未必不能使用;但中国电视新闻(包括其他传媒)传统的宣传活动,包括方式和观念,则需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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