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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历史和研究历史人物是分不开的,特别在近代民族史中,研究边疆历史人物,是把握到历史发展脉络的主要途径之一,是研究中国近代边疆区域转型和政治建构这一动态过程中关键一环。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历史人物论文,供大家参考。
1896年9月10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四)生于广东省惠阳县周田村。先后毕业于广东陆军小学堂、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
1919年初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在粤军中任支队副官,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1年任孙中山陆海军大元帅府警卫团第二营营长。次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时奉命守卫总统府前院,掩护孙夫人宋庆龄脱险。
1924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2月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回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独立团团长、二十四师师长、十一军军长。
1926年,在北伐战争中率独立团为先遣队讨伐军阀吴佩孚,在湖北汀泗桥和贺胜桥等战役中屡建战功,被誉为“北伐名将”。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升任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
1927年8月参加领导南昌起义,后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同年12月参加领导广州起义,任起义军工农红军总司令。在中国革命的转变关头,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广州起义失败后,因受到中共广东省委领导的责难和共产国际某些人的冷遇而消沉,与党脱离关系,流亡欧洲,后到澳门隐居。
1933年11月到福州帮助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在“福建事变”后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1934年在香港加入了李济深、陈铭枢等组织的以抗日为主旨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新四军军长,指挥部队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1939年5月,穿越日军封锁线,北渡长江,在皖中主持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部队挺进皖东敌后,在津浦路东西两侧建立抗日根据地。1940年10月初,日军五千余人在空军配合下进犯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他指挥军直属队顽强苦战,毙伤日军数百人,将敌击退。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扣押,身陷囹圄,坚贞不屈,曾作《囚歌》明志。抗日战争胜利后,经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多次交涉没.
1946年3月4日,在多方面的努力下,叶挺获释,第二天,他就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很快就得到了批准。叶挺参加了国共谈判三人军事会议。4月8日,他后乘飞机由重庆回延安,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不幸遇难,同机遇难的还有王若飞、博古、邓发以及叶挺的妻子李秀文、五女儿杨眉和幼子阿九。 噩耗传出后,毛泽东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悼词说:“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朱德提词:“为全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而牺牲。”周恩来写了《“四八”烈士永垂不朽》的悼念文章。
[讲解]:
叶挺将军这首《囚歌》,原诗以“六面碰壁居士”落款,这正是他当时处境的形象写照。皖南事变后,时任新四军军长的叶挺将军,遭到国民党当局长期的无理
拘押。写作此诗时,他被囚禁于重庆郊区的红炉厂,此处专门关押高级政治犯,是臭名昭著的中美技术合作所的“禁地”。
《囚歌》一诗浓缩着叶挺将军牢狱生涯的深切体验,是他对于生命、自由和尊严之辩证关系的悲壮思考,每一句都具有厚重的份量。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囚歌》的开始,叶挺将军以形象的语言,把囚禁在牢狱里的受难者的自由与尊严相分离的景况直陈出来。一方面,反动当局绝对不允许被囚者以自由之身保有人的节操和尊严;另一方面,他们又千方百计诱惑受难者以尊严的丧失换取行动的开阔空间。随后的“爬出来吧,给你自由”这廖廖八个字,把法西斯分子的骄狂、阴险、狰狞的嘴脸活脱脱地勾画了出来。然而,革命者所渴求的自由从来就不以屈尊为代价,更不会以奴颜婢膝去换得所谓的“自由”。士可杀不可辱,这早已是自古以来志士仁人们律已的法则。“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诗人高傲地拒绝着反动派的诱惑。自由诚可贵,然而,失去了尊严的自由,又怎能俯就?被囚的勇士依旧是勇士,而自由的畜牲,永远是畜牲。自由的精灵被隔绝在法西斯的高墙之外,受难的人们时时渴求着自由的温存,却无法与之结合。牢狱从来就不是梦幻情调的温床,阴森、恐怖、死亡才是它的现实。弱者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骨气将在这里彻底消融,强者的凛然正气却可以在这里得到张扬。“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囚歌》的结尾,慷慨而悲壮。
对于自由的信徒,革命的斗士,死亡并不是什么骇人的东西。他们明白,在被囚的那一刻,他们已与死亡比邻而居。志士的被囚,对很多人来说,这便可能是他们整个抗争生涯的最后阶段。他们无惧于死亡,甚至乐于把这视为是他们生命中的最后辉煌。叶挺高歌“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便大有此种意味。实际上,在他们选择成为自由斗士的开始,他们便已领悟到这选择与死亡之间存有割不断的脐带。“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也可看作是自由的斗士在思考自己最后的行程时向世人豪迈的告白。事实也正如诗人自己所预言的,叶挺将军逝世后,他的英名彪炳史册,永垂不朽。
郭沫若在《叶挺将军的诗》一文中曾如此评价叶挺将军的《囚歌》:“他的诗是用生命和血写成的,他的诗就是他自己。”叶挺将军的这首诗,曾被谱上乐曲,与文天祥的《正气歌》一起,被囚禁在这所法西斯集中营中的志士们所咏唱,维持着他们作为人的不可摧折的尊严。
叶挺囚居旧址
在恩施市老城西门外高井河西岸。叶挺(1896一1946),字希夷,广东惠阳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革命 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革命军独立团团长、新四军军长。1941年1月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后,因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府主席陈诚与其同为原保定军官学校同窗,为做“转化工作”,于1942年冬,被国民党转囚于当时的湖北省府所在地恩施。故居地背靠红色砂山,面对小河与城墙,与外界隔绝,其地形极易看守。旧址为土木结构民居,中为木构架,围以土墙,正屋3间,东厢房2间,建筑面积共180平方米。原为富户李子尚产业,后为佃户刘贵金居住。叶挺因此时与夫人李秀文、长女叶杨眉住正房,刘贵金住厢房,看守居于西室。1943年夏曾转押广西桂林,至年底再次押回恩施,次子叶正明、四子叶华明,亦曾随住,直至1945年9月押往重庆。1983年,叶挺国居旧址经过维修,并扩建了纪念馆330平方米,以及将军亭、纪念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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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将军这首《囚歌》,原诗以“六面碰壁居士”落款,这正是他当时处境的形象写照。皖南事变后,时任新四军军长的叶挺将军,遭到国民党当局长期的无理拘押。写作此诗时,他被囚禁于重庆郊区的红炉厂,此处专门关押高级政治犯,是臭名昭著的中美技术合作所的“禁地”。
《囚歌》一诗浓缩着叶挺将军牢狱生涯的深切体验,是他对于生命、自由和尊严之辩证关系的悲壮思考,每一句都具有厚重的份量。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囚歌》的开始,叶挺将军以形象的语言,把囚禁在牢狱里的受难者的自由与尊严相分离的景况直陈出来。一方面,反动当局绝对不允许被囚者以自由之身保有人的节操和尊严;另一方面,他们又千方百计诱惑受难者以尊严的丧失换取行动的开阔空间。随后的“爬出来呵,给你自由”这廖廖八个字,把法西斯分子的骄狂、阴险、狰狞的嘴脸活脱脱地勾画了出来。然而,革命者所渴求的自由从来就不以屈尊为代价,更不会以奴颜婢膝去换得所谓的“自由”。士可杀不可辱,这早已是自古以来志士仁人们律已的法则。“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那能由狗的洞子爬出!”诗人高傲地拒绝着反动派的诱惑。自由诚可贵,然而,失去了尊严的自由,又怎能俯就?被囚的勇士依旧是勇士,而自由的畜牲,永远是畜牲。自由的精灵被隔绝在法西斯的高墙之外,受难的人们时时渴求着自由的温存,却无法与之结合。牢狱从来就不是梦幻情调的温床,阴森、恐怖、死亡才是它的现实。弱者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骨气将在这里彻底消融,强者的凛然正气却可以在这里得到张扬。“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囚歌》的结尾,慷慨而悲壮。
对于自由的信徒,革命的斗士,死亡并不是什么骇人的东西。他们明白,在被囚的那一刻,他们已与死亡比邻而居。志士的被囚,对很多人来说,这便可能是他们整个抗争生涯的最后阶段。他们无惧于死亡,甚至乐于把这视为是他们生命中的最后辉煌。叶挺高歌“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便大有此种意味。实际上,在他们选择成为自由斗士的开始,他们便已领悟到这选择与死亡之间存有割不断的脐带。“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也可看作是自由的斗士在思考自己最后的行程时向世人豪迈的告白。事实也正如诗人自己所预言的,叶挺将军逝世后,他的英名彪炳史册,永垂不朽。
郭沫若在《叶挺将军的诗》一文中曾如此评价叶挺将军的《囚歌》:“他的诗是用生命和血写成的,他的诗就是他自己。”叶挺将军的这首诗,曾被谱上乐曲,与文天祥的《正气歌》一起,被囚禁在这所法西斯集中营中的志士们所咏唱,维持着他们作为人的不可摧折的尊严。
关键词:蒋介石 性格 对政治生涯影响
摘要: 由于任何时代具体的社会生活都是异常复杂,评价历史人物是不应有固定的限制或一个适用于万世不变的公式性的标准的。
有的学者说:评价历史人物,不仅要看其阶级性和政治实践,更重要的还要看个人素质。因为个人素质是由许多条件构成的,如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家庭教养、传统道德观念和知识文化素质等等。
众所周知,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个人都是一定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任何个人的活动,都受到他们所属的那个阶级和社会阶级斗争形势的制约与规定。因此,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需要对他们进行阶级分析。但仅以阶级成份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唯一标准,便极容易否定中国历史上一切卓越的历史人物,造成民族虚无主义,不利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几乎只有统治阶级的子弟才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中国历史上对社会进步有过积极贡献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等等差不多都属于剥削阶级。所以我们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时应回避中国传统道德观对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消极影响。
鉴于此,本文着重于对蒋介石个人性格的探讨,而对众所周知的关于蒋介石的生平政治实践不在多费笔墨。 正文:蒋介石简介
蒋介石(1887.10.31—1975.4.5),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国民党当政时期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1908年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1924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校长,后兼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西安事变后接受抗日主张。1948年召开国民大会当选“总统”,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同年败退台湾后,历任“总统”及国民党总裁,1975年4月5日于台北去世。 蒋介石不论是成名之前还是之后,都饱受着生活带来的折磨,以至于形成他残暴,孤僻,专横,狭隘,多疑,极端的性格。
首先让我们探讨下蒋介石的出身,按中国传统来说蒋介石的出生是受到歧视的。他母亲是二婚,当过尼姑,似乎不怎么光彩。他爸爸是盐商,在过去也不是什么光彩职业。这对一个小孩来说就从小蒙上了阴影,很自然的滋生出自卑,孤僻的性格,这也成为蒋遭受人生苦痛,无法正视自己的根由,因为他从心里就不愿接受自己,不愿做回真实的自我。
蒋从小顽劣,据记载,奉化有旧历新正参拜宗祠后分芝麻糖的习俗,但蒋介石小时候不肯按次序领糖,要抢先。经别人阻止后,竟倒地弄得满身污泥,然后往人群中乱钻,别人只好让他先领。又据蒋介石同学蒋周兰的女儿玉英说,蒋介石在私塾读书,不守规矩,遭塾师打手心,但还未打着,就已倒地打滚哭闹。他哥哥因为同他不是一个妈妈生的,对他妈妈非常不孝。据他养子蒋纬国晚年说,蒋在四五岁时,曾经误将取暖用的『夹炉』当成坐的『板凳』,致使他的臀部和阴囊都受到了严重的灼伤,后来为了止痛在其阴囊上涂沫了猪油,因为狗的咬伤,丧失了生育的能力。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蒋的心灵,给遭受创伤的心又撒上了一把厚厚盐。
蒋不断遭受着来自家庭内部的折磨,家庭的矛盾让他变得暴躁,多疑。据他养子蒋纬国晚年说,蒋怀疑毛福梅有外遇,一次抓住毛的头发,将毛从二楼拖到楼下, 毛向他跪下,请求不要将自己赶离家门,他还又踢又骂。他的小老婆姚冶诚好赌,他天天同姚吵架,气不过就经常在日记里咒姚为何不死。对于小舅子宋子文也特别讨厌, 经常怀疑他居心不良,骂他跋扈,少年得志;骂姨夫孔祥熙是头猪,骂外甥孙科是阿斗。
由于封建传统的影响,蒋介石过早的成家,1901年,奉蒋母之命,14岁的蒋介石与邻村女子毛福梅,在老家浙江省奉化县溪口结为夫妻。毛家一边务农,一边经商,在当地算是殷实之家。毛福梅的两个哥哥也进过学堂,读书识字。但毛家以传统女性的标准管教女儿,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因此,毛福梅裹着小脚,还不识字。她又比蒋介石大5岁。此时的蒋介石,已读过9年书。两人无论在年龄、思想还是在感情上差距都很大,这也就造成了蒋的婚姻悲剧,从此蒋也就开始走上了逃离的道路,逃离自己的现实生活,逃离与自己没什么感情的妻子,以至于后来毛福梅遭遇日军轰炸身亡,蒋介石依然可以与日本人狼狈苟且! 不幸的婚姻,不幸的家庭,更易让从小就走在社会边缘的人走向孤僻,走向极端,他能让人在某些特殊时刻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能为,而一旦自己发迹了,有了机会便会想方设法置仇敌于死地。这就是一个变态的心理,在遭受不断的创伤后的变态!
1921年前,戴季陶作为蒋的最好的朋友,其实很看不起蒋。1920年3月,戴季陶醉酒,「以狗牛乱骂」,蒋介石一时激动,闪过与戴拚命的念头,但他旋即冷静下来,检讨自己,「彼平时以我为恶劣,轻侮我之心理,于此可以推知」,「我岂可不痛自警惕乎」!1921年9月6日,蒋介石「随友涉足花丛」,遇见旧时相识,遭到冷眼,自感无趣,在日记中提醒自己交朋友要谨慎,否则就会被引入歧途,重蹈覆辙。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蒋逐渐走向影忍,逐渐变得成熟的过程。
作为一个统帅,最高指挥者,蒋也很常见的有一些与他们的通病,那就是听不进忠言逆耳,忍不了别人的批评,自以为是. 1943年7月的某日,史迪威日记中记录了一位中国内阁官员的谈话,其中这样评论蒋介石——“他想成为一名合乎道德的君主,一名宗教领袖,一位哲人。但他没受过教育!如果他受过4年大学教育,他也许就能理解现代世界的情况,但我们清楚地看到他对此一无所知。他根本不懂。假如他懂的话,情况是会好一些的,因为他想干好。没人对他讲真话„„没人。他不爱听不快的事,于是所有人只讲他爱听的。不可能和他讲理„„跟孙中山可以„„但这个人!如果谁顶撞了他,他会勃然大怒。所有人都绕着圈子避开危险和难题。他不了解事情的进展情况。他大量发布命令„„如同雪片一般„„每个人都唯唯诺诺,他从不知道实际上做到了哪些事。他害怕 老百姓,怕人们议论。于是他竭力阻止他们讲话。这很愚蠢。这就像是不打死响尾蛇却又不想让它发出响动。”他非常偏执。在宜昌事件中一片惊慌。他极为紧张,甚至将茶壶和花瓶摔到来访者身上。史迪威在与军政部长何应钦开会时,惊讶地
发现蒋竟然没有与何讨论过重要的「索茜计划」,「显然,如果何不知道,军政部里是没人知道了,那么,蒋介石同谁协商呢?同厨师,也许,或是他的伙伴,上帝。这高于一切。这个自大的小东西将决定几个国家的命运。」他嘲弄、感叹——「这个伟大的独 裁 者,他让他的部队忍饥挨饿,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他[蒋]以为他是主的化身。实际上他是个顽固的小蠢驴。」12月16日,宋美龄宋蔼龄两人当面告诉史迪威,「她们已近乎精神崩溃。不能入睡。梅说昨天夜里她祈求了他[蒋]。对我说她做了『一切努力,就差杀了他』。埃拉说,他在烦的时候就装出一副高贵的姿态。」
正是这样一种性格,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蒋介石的失败,他还是一个很重视内心的人,自我反省让他更加要去忍受如潮水般袭来的家庭,工作上的创痛。他比起刘邦他少了广开言路,少了信任,比其曹操他少了求贤若渴的情怀,少了众多的谋士,少了独立自主。注定他会失败,他无法正视自己,无法从残暴,孤僻,专横,狭隘,多疑,极端的性格中走出,因为遭受太多的创伤,出生与家庭给了他沉重的包袱,如果不是宋美龄的鼎力相助,那他更无法面对。所以一个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性格有着极大关系,与生活的背景有着极大的关系!想成就一番伟业,首先要完善个人性格,努力改变自己成长的环境,让自己融入到良好的环境氛围中去。这也算是我学习中国近代史人物分析专题这门课的心得体会吧!
参考文献:马勇《50年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
吴晗:《论历史人物评价》,1962年3月23日《人民日报》,
简修炜:《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理论问题》,《史学月刊》1987年第3期。
降大任:《评价历史人物宜用“阶段论”》,1983年6月29日《光明日报》 彭明:《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历史教学》198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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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心理学是从心理学的视角对个体和群体的历史资料进行研究,以验证和构建心理学理论的一门学科。历史心理学的研究范围和内容可分为心理传记学、群体历史心理和心理变迁三个领域。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历史心理学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历史心理学是历史学与心理学相结合的产物,不仅开拓了史学研究的领域,而且转变了史学研究的思维。传入中国后,给中国的史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契机,它为中国的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新史学”思潮的开创者和实施者梁启超较早倡导和运用心理学方法研究历史,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心理史学研究范例。
[关键词]历史心理学;梁启超;史学思想
“王先生的性格很复杂,而且很可以说很矛盾:他的头脑很冷静,脾气很和平,情感浓厚,这是从他的著述、谈话和文学作品看出来的。只因有此三种矛盾的性格合并在一起,所以结果可以至于自杀。他对于社会因为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很清楚;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有浓厚的情感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积日既久,所以只有自杀之一途。我们若以中国古代道德观念去观察,王先生的自杀是有意义的,和一般无聊的行为不同。”
这是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先生自杀沉昆明湖后,梁启超先生在其墓前的悼词。不难看出梁先生在分析王国维先生自杀的原因时运用了历史心理学这种方法。
梁启超先生早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提出了有关心理学理论与历史研究极为独到的观点,“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则其产生之历史自亦与之统一性质”再如“夫史迹为人类所造,吾侪诚不能于人外求史。然所谓‘历史的人格者’,别有其意义与其条件。史家之职,惟在认取此‘人格者’与其周遭情状之相互相互因果关系而加以说明。若夫一个个过去之古人,其位置不过与一幅之画,一座之建筑物相等。”
历史心理学,也称心理史学。关于历史心理学的定义,有人认为是一门新学科,也有人认为是史学流派或分支学科,也有人认为是一种史学研究方法,总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这门新兴的跨学科合作领域引起了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历史心理学在中国大陆地区并未有长足的发展。
(一)传统的治史风格
要想很好的运用历史心理学,必须懂中国古代治史的风格,这是相当重要的。郑樵在《通志》总序中的一段话道出中国古代传统的治史风格实质“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章,无待美刺。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而当职之人,不知留意于宪章,徒相尚于言语。正犹当家之妇不事饔飧,专鼓唇舌。”史官们始终秉持成者王败者寇,扬善抑恶的方针,为封建统治者歌功颂德。
心理学的研究必须要建立在大量材料的分析之上,中国古代的正史中大多描写和歌颂帝王将相的丰功伟业。并且当中某些史料则又因为避讳而没有从实描述,多少帝王将相生平的描写开头都是“天赋异禀”的神话色彩,让研究者很难从史料中分析其成长经历对日后行为的影响,从而阻碍了对某些历史现象因果的分析。此外,若想研究中国古代普通民众或组织的群体心理、社会心理,其材料就更为缺乏。
还有,中国古人治史其目的是为了借古喻今,这就加重了史料的主观色彩,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吾侪今日所渴求者,在得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我国人无论治何种学问,皆含有主观作用――搀以他项目地,而绝不愿为纯客观的研究。例如文学,欧人自希腊以来,即有‘为文学而治文学’之观念。我国不然,必曰因文见道。道其目的,而文则其手段也。结果则不诚无物,道与文两败俱伤。惟史亦然:从不肯为历史而治历史,而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经世”等,一切史迹,则以供吾目的之刍狗而已。”[2]这就对我们搜集、把握和运用资料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此外,在运用历史心理学时,当事人的日记、书信、自传是首选材料,但正如刘子健所说:“国史人物,很少有可靠的私生活资料。幼年感受,家庭关系,夫妇感情,都认为不登大雅之堂。”并且,古人治史“本意并不在述史,不过借古人以寄其理想,故书中所记,乃著者理想人物之言行论行事,并非历史上人物之言论行事。”[2]古人的这种治史的风格给历史心理学的运用造成很大的困难。
(二)今人不良的治学风格
现在有一种现象就是强材料以就我,或者是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而片面截取某段材料。如梁启超早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谈到有的人“对于一件事的说明,到了材料不够时,不得不用推想。偶然得到片辞孤证,便很是高兴,勉强凑合起来作为事实”。还有“自己有一种思想,或引古人以为重,或引过去事实以为。”综合上述我们可以看出传统的治史风格和今天一些学者不严谨的治学都给历史心理学的运用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因此,尽管心理史学走过了百年历程,但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少之又少。
(一)善用发展的观点
事物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一如人之心理亦是不断变化的,“社会倘永为一种势力――一种心理之所支配,则将成为静的、僵的,而无复历史之可言”[2]我们在运用心理学理论研究历史问题时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事件,认识到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群体的所作所为绝不是某一心理所支配的,它一定是存在变化的。在运用历史心理学史分析一个人的行为时,要能够发展的看到,随着周边环境的不同,其心理是变化的,其表现出来的行为是不同的。钱穆先生在《历史研究法》也提到善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历史的必要性:“诸位研究历史,首当注意变。其实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正如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他也会有病时。一个身体孱弱的,也会有康强时。所以衡量一人之体况,该看其前后进程。”
举一个例子说明,西汉初黄老之学成为显学,被确立为国家政治活动的指导思想,在国家内外政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到汉武帝时,随着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意识领域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儒家思想成了汉代统治集团制定大政方针的理论依据,取代了黄老无为思想发挥着主导作用。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历史事件。这就是随着社会群体心理的发展造成的历史结果。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意识的发展,西汉统治集团这一社会群体的心理是发生变化的,为维护自己的统治采用适合自己统治需要的思想。这就不难解释儒家思想取代黄老思想成为统治者内外政策制定的依据。 再如,大家都知道隋炀帝杨广,其阴险狡诈、残酷暴孽、城府极深,但其这一性格在韬光养晦时和大权在握时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是完全不同的。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因为周边环境不同。所以在运用历史心理学必须的注意到发展的看待问题。
(二)注重群体心理
目前历史心理学的运用还是偏向于个人心理。我们应该在注重分析个人心理的同时,看到群体心理对历史事件的重要性。
梁先生对此明确指出:“人格是个共同的,不是孤另的。想自己的人格向上,唯一的方法,是要社会的人格向上。然而社会的人格,本是各个自己化合而成。想社会的人格向上,唯一的方法,又是要自己的人格向上。”教化坏,气与俗则坏,如西汉国风坏,则出现“王莽盗国,献符命者遍天下”的不良社会风气;教化好,气与俗则好,如东汉“光武起而矫之,尊经术,礼独行,,东汉风俗之美,冠绝仿古”
梁先生《中国道德之大原》一文中提及:“国民既有一种特异之国性,以界他国而自立于大地”。同年,他专作《国性篇》,再一次说:“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国之所以与立者何,吾无以名之,名之曰国性。国之有性,如人之有性然。”梁先生所说的“国性”就是群体或社会心理。梁先生谈朝鲜灭亡的原因,认为是因为其国民没有坚强的斗志和毅力,“朝鲜人易怒好生事,一受侮则攘臂而起,然其怒不崇朝而息”。一息则“若已僵之蛇,拨之不动也。”我们在运用心理学原理研究个人心理时一定要注意到当时“国性”。
“所谓‘首出人格者’表面上虽若一切史迹纯为彼一人或数人活动之结果,然不能谓无多数人的意识在其背后。”如,汉楚争霸,刘邦项羽谁得天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秦帝国灭国后,长期的战争中人民深受苦难,急需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来恢复生产,需要一位明白他们需求的英雄一统中原。刘邦出身底层以及不惧失败的性格正好符合了这种社会心理的需求,相反,项羽出身贵族家庭,从小接受着传统正规的教育学习,其思想与一般百姓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一心只想建功立业,名垂历史,然项羽的生存环境与成长经历决定了他无法承受失败的打击然。相比之下,刘邦更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最终战胜了项羽。我们可以假设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持,没有社会发展的需求,刘邦或许就是失败者。历史现象中有许多内在的、潜在的心理因素有待挖掘,不同时期的社会阶层组成也有不同,研究者须将各种层次的心理因素都纳入考虑范围中。
这样的例子很多,梁先生谈顾炎武忠贞不二之根源:顾炎武被公认为清学开山之祖,专以《论语》中“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修养自己。清军入关后,他不做清官,为明代忠贞不二之遗老,原因得益于其母之教诲。“他的父亲早死,母亲未婚守节,十七岁到顾家,过继他做养子,慢慢地抚育成人。满州入关,义不事二姓,绝食二十七日而死。……顾母死时,嘱咐亭林,不得在清朝作官。他平时所受教育很深,临终又有这样大的刺激,所以他一身行为,完全受顾母的支配。”正如伟大教育家福禄倍尔说:“国民的命运,与其说是操在掌权者手中,倒不如说是握在母亲的手中。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启发母亲――人类的教育者。”不难看出,母亲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了孩子们的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但是,我们除了看到这些伟大母亲的人格魅力对她们孩子的影响,还应该考虑到传统观念和社会群体心理也是对于个人行为影响的重要因素。他们本身生活于封建社会中,自幼接受礼教或儒家传统思想这一社会心理的作用。
心理因素在对历史事件的分析解读中是不容忽视的,历史心理学依然是历史研究中一块神秘的、重要的领域。也正因如此,拥有独特史学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心理史学在未来具有极大发展潜力。正如有学者所说的:“后现代主义对理性的怀疑自然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有不同观点。就此而言,宣称能解释人类理性行为的心理分析理论就有了相当可以发挥的空间。……不论个人或群体,其许多行为要借助心理分析工具才能有较满意的解释,因此在未来,心理史学要比从前更有前景。”英国学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对历史心理学地位的评价也证明这一点,“它不是历史学的替代物,而是历史解释中的一个有意义的内在组成部分。对历史上的每一个决策和事件所作的合理分析都留下了一部分剩余的问题未加以解释。只要心理学能够帮助历史学家弄清这些剩余的问题,历史学家就不会拒绝它的帮助。只要对心理学加以谨慎的应用,便没有任何理由不应当借助于心理学来扩大历史理解的范围。”
浅谈历史心理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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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夜行》不仅是一部推理小说,还是一部关于情爱的小说,学者对于《白夜行》中的人物形象塑造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白夜行》中的人物形象塑造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 要: 《白夜行》的作者用忧郁基调奠定男女主人公凄凉的爱情故事,在每一件事件背后都透露他们各自的感情纠纷,一切的一切都由深深的情感与无奈完全贯穿,时代的发展紧紧地牵引着人物的命运,直至结尾达到沸点。
关键词: 东野圭吾 《白夜行》 爱情
在《白夜行》中东野圭吾将主体内容围绕一个犯罪案例展开,贯穿各自凄凉的情感,用爱的线索追寻。东野圭吾在推理上拥有毋庸置疑的实力,将这份爱情藏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而正是这样漫长的叙事时间,使得这份爱情显得悲凉而厚重,让读者看到这一场涂满鲜血和罪恶的所谓爱情。读者在品读两人各自生活的时候在脑海中不禁浮现出这份躲在“白夜”里,“无法牵手”也“没有回头”的爱情。整本书情节曲折,各事件的设置又富有理性,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和手法引人入胜,两人间的情感描写与人性社会揭露更让读者回味。
一、时代背景与作者经历
东野圭吾于1999年创作此小说,此时为泡沫经济时代,正如文中多次提及的一样,失业率剧增,大量人口失业,人们生活状况受到严重威胁,同时又发生重大自然灾害事件导致民众普遍感到生存的威胁。此时的日本人内心极度缺乏安全感,开始疯狂追逐金钱等现实物质。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人们的道德危机慢慢显露出来。雪穗和亮司爱情悲剧的源头就是家庭的冷漠、社会的冷酷导致的人性扭曲,是雪穗和亮司儿时的不幸让“恨”的种子在心中滋长,结出“恶”的花朵并不断蔓延而不可遏制。
东野圭吾对于刻画社会问题与人的执著尤为擅长,并对主人公的情感描写独具一格。在日本泡沫经济蓬勃、推理小说新风潮再起的时代,东野尝试了许多新的切入点并决定以推理为手法,而且本书中主人公们的命运实际与他自身创作过程与内心情感有不可否认的联系。记者曾采访过他,他将《白夜行》中的雪穗比做他理想中的女性形象,而亮司的生活则比做理想的生活方式,由此可见《白夜行》中的部分内容则是作者的内心情感生活。
二、主人公人物悲剧性格与情感羁绊
山本雪穗是自私的,但同时集中了女性的完美,有着令人羡慕的美貌与身材。幼年的雪穗一定觉得所有遭遇都是因为自己出身卑贱,家庭贫困,所以她一直都渴望跃入豪门,过上富裕的生活。她不择手段地想要摆脱困境,甚至为了个人私利摆布他人的命运。因为她渴望改变一切,让自己跻身社会名流,永远脱离那贫民窟般的卑微气息,忘却让自己不堪回首的童年,用现实的物质弥补曾经受到的创伤。
雪穗是爱亮司的,她说:“我的天空里没有太阳,总是黑夜,但并不黑暗,因为有东西代替了太阳。”明显她所说的太阳就是亮司,或者说是人性。他的出现带给了雪穗仅有的一束阳光。亮司对她的爱也就是她最后残存的一丝人性。但是,由于两人幼年的经历,每一次面对亮司时,她都会回到自己的过去,看到曾经被母亲出卖、被亮司父亲凌辱的自己,所以她不可能和亮司在一起。雪穗想忘掉的是不堪回首的童年,她用尽一切方式想要取得地位、金钱和权势,她认为这样就能获得幸福,一次次为了实现拥有幸福而犯下罪孽,殊不知她这样只能使自己和幸福背道而驰。所以,正如书中雪穗所说:“我不知道如何去爱人。”
雪穗和亮司之间除了幼年时残存的初恋之情外,更深的羁绊是两人之间由于那件事情所建立的坚不可摧的同伴关系,在他们两人的灵魂中,除了这点爱外,几乎也不剩下别的了。这是一种爱,但并不能单纯地称为“爱情”。正如书中的老警察所说,他们两人是一种“互利共生”的关系。用他的话说,他们两人是枪虾和虾虎鱼的关系。但他们并不只是互相利用的,他们之间的羁绊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爱。
“这人……是谁?”�G垣看着她的眼睛。雪穗像人偶般面无表情。她冰冷地回答:“我不知道。雇用临时工都由店长全权负责。”“�G垣脚步蹒跚地走出警察的圈子。只见雪穗正沿扶梯上楼,背影犹如白色的幽灵。她一次都没有回头。”他们之间有深入骨髓的爱,但在文章结尾处以亮司去世、雪穗无情离去告终。此处是文章的高潮与结局,也是雪穗情感重大波动的最后阶段。亮司为了掩护她不幸跌落身亡,她甚至没有落一滴眼泪。这种冷漠不是她的刻意表演与逃避。亮司是她生命中唯一的一丝温暖,当她看到尸体的一刻一定给她重大的冲击,以至于她无法再表现出任何惊慌或悲伤神态,取而代之的是面无表情的冷淡,或许她的灵魂也瞬间消失了。她回头离开,像往常一样工作,但在她离开后自己内心已经发生细微的变化。她懂得亮司为她付出的一切,她要替亮司继续活下来,用合法手段谋生走入正途,只有这种方式才能不辜负亮司无私地为自己牺牲的爱,当她微笑地与客人交谈时代表她的情感已经升华到下一个阶段。
桐原亮司是无私的,十九年间一直守护着雪穗,为她扫除前进的障碍,哪怕是牺牲自己的性命。或许因为小时候父亲玷污了雪穗使她内心愧疚,所以用这种方式向雪穗赎罪,但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爱她。只要有人阻碍雪穗的生活,让她无法实现梦想,“守护者”便会立刻察觉到并除去他们。每一次行动都充满罪恶,受着灵魂的煎熬,但他心甘情愿,这样才能保护心爱的人。可最终雪穗不能够嫁给她。书中有一段描写侦探跟踪调查化名秋吉的亮司的情节:“这个人活着到底有什么乐趣?简直孤独得要命。”这是今枝对亮司的感叹。没错,他什么都不需要,因为他几乎没有了灵魂,没有了人性,陪伴的只有雪穗。在小说的最后,那把剪刀刺进了他的心脏。十九年前就该刺进去的剪刀,十九年后终究还是刺了进去,亮司用死完成了赎罪。
东野圭吾曾说,自己是相信人性本恶的。在他的小说中,最阴暗的罪恶背后往往是最绝望、最彻底的爱和奉献。这让人想到现实社会的深层原因。《白夜行》是推理小说,以命案开始讲述,作者并没直接说出凶手是谁,但文章多处暗示。此外两个人的情感变化更吸引人,他们两人既是害人者又是被害者,相互依赖。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可以随便践踏别人的尊严,剥夺他人的生命,道德在他们心里已经完全沦陷。在残忍手段背后却是脆弱的心灵与孤寂。“结果,雪穗从不以真面目示人,亮司则至今仍在黑暗的通风管中徘徊。”男女主角最大的愿望,就是手牵手在阳光下散步,然而这对于他们却是永远无法企及的奢望。他们只能在用彼此的光亮照耀下的黑夜艰难前行,为了生存,他们付出了无法偿还的代价。
参考文献:
[1]东野圭吾,刘姿军,译.南海出版公司,2011.9.
[2]张蓉.日本名家推理小说精粹出版.北京日报,2000.
[3]刘邦惠.犯罪心理学.科学出版社,2009.
[4]戴尔.卡耐基(美).人性的弱点.中国城市出版社,2010.
摘 要: 日本作家东野圭吾《白夜行》中的雪穗自幼就是城府颇深的女孩,学生时代成长为行走在灰色地带的少女,长大成人后更定格为貌美如花却蛇蝎心肠的女人。雪穗可作为东野圭吾塑造的“扁平人物”恶女形象系列的代表:为了掩盖不得已的恶行连续犯下新的罪行,生活在犯罪与伪装交织的网中。这一形象即源于作家的女性观,也展示出鲜明的时代色彩。
关键词: 东野圭吾;白夜行;雪穗;恶女形象
在日本,东野圭吾可谓路人皆知,“这个名字几乎已经成为推理小说的代名词[1]”但是在中国学术界的知名度还不大,远没有村上春树、川端康成闻名遐迩,可他在中国民间却拥有了大批忠实粉丝。“在中国,卖得最好的推理小说作家是东野圭吾,东野的版税甚至是其他推理小说作家的十倍以上。2008年出版的《嫌疑人X的献身》中文版推出一周之内就卖出了超过十万本,仅仅新经典文化一家出版社,2008年至今已经卖出了超过二百四十万本。[2]”可见他的作品确实有着独特的魅力。由于他原本是理工科出身,所以他的作品有着极强的推理逻辑思维,善于将事实放置于一层一层迷雾之中,让读者阅读经验期待视野焕然一新,也正是这种独特的叙事技巧让他的作品在众多推理小说中独树一帜。
女性是东野圭吾长期关注的焦点。纵观他的所有著作,不难发现里面几乎没有散发人性光辉的善女,多的是外表美丽而内心狠毒如蛇蝎的女性,罪犯也多为女性,这些女性形象有着共同的特点――恶女。他笔下的恶女们,虽然确实干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但是由于塑造出了一种勃发力量感以及角色本身的丰满,反而产生了异样的魅力,并且由于小说是以第三人称的角度叙述,因此读者们对恶女产生的原因也有所了解,一定程度上对于角色的恶行也有所理解和宽容。其实这种现象在许多影视小说中很普遍,最受欢迎的角色不是正义英勇的男主角,往往是邪恶的反派赢得了大多数人的青睐,这大多是由于坏人表现出了人们受困于社会秩序、道德等因素而无法在现实中表现出来的行为情绪,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实中大家的价值取向有问题。
从女性立场看,《白夜行》是东野圭吾作品中的无冕之王。也许更多人喜欢《嫌疑人X的献身》,因为那更具推理性,更加挑战读者的智商,铺设的局中局可以说是很少人能够猜得到的,但《白夜行》带给读者的更是内心的澎湃与激荡。小说讲述的是两个少男少女悲惨的命运。亮司,生在一个条件优越的家庭,却有着一个背地里肆意宣泄恋童癖的变态父亲,又目睹母亲因为欲求不满和家里的雇员偷情。雪穗的境况更糟,父亲早逝,母亲西本文代靠出卖雪穗的身体给有恋童癖的“恶魔”来赚钱维持生计。两人青梅竹马。偏偏亮司的父亲又恰巧是“恶魔”之一。亮司为了保护雪穗,亲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雪穗为了不让事情败露,把知道真相的自己母亲也杀死了。而且把罪行推加到母亲的身上。法律对案子的追查期为15年,为了逃脱法律的制裁,两人约定,在今后的15年内,彼此要像陌生人一样生活,只有这样,别人才不会怀疑。没有了完整家庭的他们,在惨剧发生后,就这样各自生活了14年。渡过了平静14年后,亮司突然发现之前的案子还是有人在查,而且已经开始怀疑到自己和雪穗身上了。没有家庭温暖的亮司和雪穗,为了不让自己的罪行被发现,用尽各种手段把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一一除掉。“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3]”《白夜行》巨大的时间跨度、独特的叙述技巧、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显示了作者娴熟的语言驾驭能力,也标志着他从最初的探索时期步入中期的成熟时期,文章开篇便引入了两个看似毫不相关的死亡事件:一件离奇的杀人事件和一个普通的自杀事件,实际上是由一条纽带联系起来――主人公雪穗。
一、自幼城府颇深
主人公雪穗的首次出场是在�G垣润三和古贺两位警官来家中向其母亲文代询问案件时。当警官问到“你妈妈在不在啊[4]23”时,一般“这个年龄的孩子听到警察自然会紧张”,然而雪穗却口气十分坚定道“我妈妈还没回来。[4]24”并且还通过查看证件让警官证实身份。在等待中,又让警察进门,这是因为“在外面等,附近的人反而会觉得奇怪。[4]25”一系列的对白和动作描写立刻让读者脑中浮现了一个超龄敏锐、心思缜密的小女孩形象,待人接物如此恰当,这个年纪原本是该躲在父母怀抱中撒娇,享受天真烂漫的生活,而她却处处留心、谨小慎微,顷刻间为这个典型形象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进门后,呈现在警官们眼前的是“没有丝毫明亮精美的气氛”“令人感到昏暗[4]31”的狭窄居所,作者很明显利用这个小环境对雪穗的性格、气质大为渲染。她在看一本名为《飘》的外国原著,而两位警官却说“那个我看过电影”“我最近都没看书[4]56”,并且还讨论了漫画。在这里,对于雪穗我们的认知又增加了,她还是一个有着文艺气质、高雅品位的小孩。�G垣再度环顾室内,在垃圾桶里发现了布丁的包装纸,转眼便与雪穗的眼神撞个正着,后来在警官询问其母文代时,为了逃脱嫌疑,原本打算撒谎的母亲在雪穗的提醒下只好道出实情。这件事情顿时让读者觉得这个小女孩是不是过分聪明?两位警官对此也有着同样的看法:“我问文代星期五桐原是不是来过,一开始她好像要回答没来。但因为雪穗在旁边提醒她布丁的事,她只好说实话。雪穗也一样,本来也是想隐瞒桐原来过的事,不过,因为我注意到布丁的包装纸,她才判断说谎反而会出问题。”“是啊,那女孩看来很机灵。[4]167”雪穗的城府已初现端倪。一个十岁的小女孩按理说在这个年龄应该不谙世事,天真单纯,可是她却有着非一般人的气质,似乎让人不能拿寻常小孩的态度却审视。
紧接着,在雪穗设计将母亲和另一个“恶魔”除掉并嫁祸他们的事件中,她的沉着冷静和缜密的计划让人真是不寒而栗,年幼的她早就在心中布下了一步步的打算。为了摆脱这个贫穷苦难的家庭,就已经和有着高雅气质、擅长茶道的远房姑姑密切来往,之后便是为母亲制造一场看似“意外”的死亡,让已经有着亲密联系的姑姑正好出于喜爱和同情收养自己,方便获得好的家庭背景、好的教育。“她隐瞒母亲自杀还有另一个理由。可能这对她来说才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形象。母亲死于意外会引起世人同情,但若是自杀,就会被别人以有色眼光看待,怀疑背后有什么不单纯的原因。为将来着想,要选哪一边应该很清楚。[4]467”小小年纪能看穿世人对这两种死法的权衡,并作出了超脱伦理的选择。那么普世的看法是怎样呢?如果是“自杀”,母亲会被冠上畏罪自杀的帽子,人们会怀疑她是为了掩盖情夫杀人的真相,而雪穗也会因此被人侧目;但若是“意外身亡”,世人的关注点会放到存活下来的小女孩,会对她产生同情,也会使她以后的路好走许多。权衡之下,雪穗选择将母亲的死伪装成后者。她的身上早已埋下了深深的罪孽,这株芽儿在幼苗时期就浸泡在毒液之中。 二、灰色地带的少女
“有一株芽应该在那时就摘掉,因为没摘,芽一天天成长茁壮,长大了还开了花,而且是作恶的花。[4]469”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案件慢慢被人淡忘,雪穗俨然活成了自己预想中的样子,彻底和不堪的过去挥手告别,她“透着聪慧的面容,高雅而无可挑剔的举止”“身边总是围绕着许多人[4]538”,仿佛过去的那个自己并没有出现过,原本就是如此。然而,这株芽儿却将浸满毒液枝蔓伸向了无辜的地方。
初中时,雪穗和同班同学藤村都子在别人眼中都是才女、美女,都子对雪穗怀有竞争意识、又在背后四处散播雪穗身世,对她恶意中伤,导致后来被雪穗设计陷入强暴案中,造成极大的心理阴影,雪穗伪善去安慰都子,怀柔了这个竞争者。步入大学后,雪穗和好友川岛江利子在社团活动中认识了社交舞社社长筱冢一成,很快在一成的追求下,江利子坠入了爱河,并且在一成的改造下变得美丽自信开朗,不再是雪穗身旁的绿叶,成为一朵娇艳的百合。雪穗不喜欢别人比她强,一成显然是雪穗看中的人,是企业的继承者,是自己向上爬的阶梯,让江利子离开,而她留下是最好的接近一成的方法。于是江利子自以为那么多年的友情,也终究逃不过命运,仍然在雪穗的策划下成为又一名强暴受害者,伤口永远不会再愈合。可是她用尽手段,一成还是无法忘记心上人,并在一次又一次的接触中看清了雪穗的真实面目。回顾一下被收养后雪穗的历程,不难发现这看似完美的姑娘选择了依附黑暗,似乎在扫清所谓的障碍中赢得了快感或者说是活着的实感。看不到她对从前暴力的谴责,看得到的只是这个人日后对暴力的放纵。且不说报复只会造就更多的痛苦,短暂的愉悦过后只能是更大的空虚。最重要的是雪穗并没有报复当初的施暴者,当然,她也无法做到,毕竟已经被桐原亮司杀了,她的行为更像是把自己的怨气化为私欲以极其自私的方式强加于他人身上,这也是这个典型形象受人诟病的主要原因。看似坚强独立背后隐藏着患得患失的不安,看似温柔体贴也不过是伪善,看似坦诚却有种莫名的威逼之感,好似抓住了人性道德的缺点强迫他人接受她所谓的苦衷,以至于她只有不停地通过粉饰甚至不惜动用违背道德的途径来加工看起来完美的形象。然而外表举止再怎么善于伪装,这个恶女的眼神里还是“有一种微妙得难以言喻的刺,那是更危险的光,可以说是隐含了卑劣下流的光,真正的名门闺秀,眼神里不应栖息着那样的光。[4]”
三、蛇蝎心肠的熟女
如果说毁掉别人的生活是出自于对他人的报复,那么在作恶时还搭上了自己的婚姻幸福,这又是何等的冷漠残酷?一向像天鹅一样高贵冷艳的雪穗开始在社团活动中寻找另一个猎物,主动找成员高宫诚教自己舞步,在一次一次的单独练习中两人很自然地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当然这一切也是在她的计划之中,因为她需要一个殷实的家庭来满足自己的欲望。然后在高宫诚电话中的窃听器中,他发现了诚爱上了公司里即将辞职的三泽千都,眼看着自己的计划即将破产,一切欲求即将化为泡影。她便安排自己的“虾虎鱼”桐原亮司假冒警察使诚失去了表白的机会,只好如期娶了自己。在他们最初的婚姻生活中,雪穗一直扮演着良家妇女的角色,因为她需要利用好诚的价值,使他为自己的店铺投入资金,可当诚失去利用价值后,雪穗便计上心来,安排了三泽千都和高宫诚的“偶遇”,原本情投意合的两人迅速擦出火花,旧情复燃。于是,高宫诚便成了一个对雪穗怀有愧疚的人,认为是自己不忠导致了这段婚姻的死亡,“对于离婚,法律政策和世俗眼光往往站在丈夫一方。[5]”如此雪穗便片叶不沾身地摆脱了这段已经无用的婚姻。接着,她遇到了第二位高富帅筱冢康晴,然而他的女儿筱冢美佳却无法接受这个年轻的继母,为了制服这个丫头,雪穗同样使用了凌辱的方法让美佳乖乖闭嘴。
最让人觉得雪穗冷漠无情、心肠歹毒的莫过于当桐原亮司被警官�G垣润三逮捕时,用曾经和雪穗一起做剪纸的视若珍宝的剪刀扎进自己胸口的死亡方式来换取雪穗的安全,雪穗却无动于衷。
“这人……是谁?”世垣看着她的眼睛。
雪穗像人偶般面无表情。她冷冰地回答:“我不知道。雇佣临时工都由店长全权负责。”
……
只见雪穗正沿扶梯上楼,背影犹如白色幽灵。
她一次都没有回头。
小说由此结束,一个外表纯良无害、内心却阴暗毒辣的恶女形象跃然纸上,在感慨东野圭吾独特的叙事结构的同时,对雪穗这个典型的恶女印象想必更为深刻,雪穗幼时遭遇的确引人同情,并谴责那些毫无人性的勾当,但是这并不能为她后期的行为买账。曾经的创伤能否作为日后行走在灰色地带的借口?当然不能,毕竟怎么能用从前的悲开创今后的恶。东野圭吾笔下的雪穗,似乎一生都要带着隐形的枷锁,再度回首她缺乏爱的表现,恍然,或许她其实并不爱自己。
四、恶女形象的特质
其一,蛇蝎美人。东野圭吾笔下的雪穗和他其他作品的女主人公大同小异,她们都是容貌出众又心狠手辣的带刺玫瑰,都对男人有致命的吸引力,都是为了钱财而犯下罪行,背叛爱自己的人,更兼都是不断地为了弥补错误而犯下新的罪行,导致破绽越来越大。这里就单说唐泽雪穗这一典型形象。恶女自持美貌,善于伪装成楚楚动人的假象来迷惑他人,内心肮脏无比,黑暗阴险。对违背损害自己利益的障碍绝不留一丝温存,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比任何人都看清社会的黑暗和人类的险恶;
其二,由被害到害人。穿越到每个人的童年,去倾听他们残缺心灵的内心独白,那都是滔天巨浪。幼时的阴影会对人的一生造成多大的影响?童年残缺的人在成年之后总是会受到童年的影响,残缺了什么就想要补回什么,残缺的越大想要补回的执念就越强。这点在雪穗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幼年的雪穗曾被猥亵,恶魔还不止一个。顺着这个思路想就会明白雪穗的执念是什么。被逼出卖身体会失去他人的尊敬、羡慕,会获得他人的同情、非议。这就是雪穗的残缺。这份残缺太强烈了,以至于给雪穗种下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执念――若要弥补这份残缺,就要不断获取他人的尊敬、羡慕,所有胆敢同情非议她的人,她都不惜动用一切手段要让他们尊敬她,羡慕她。但道德也好法律也好,约定俗成的潜规则也好,世上没有哪一条规矩说了:被伤害过的人就有权利去伤害其他人,不幸的人有权利将阻挡自己幸福的人变得不幸。 其三,可恨人背后的可怜。恶女们在游戏人间、为非作歹的同时,也必定会失去作为普通人的乐趣,从小说的字里行间里也能透露处内心的空虚,她一直费尽心机地在生活,除了亮司几乎没有人真正爱过她,筱冢一成喜欢川岛江利子,且能一眼看穿她,高宫诚结婚前就想反悔了,一直爱着另一个女人。一次伤痛几近杀了自己的灵魂,恨是一把双刃剑,在刺向别人时也让自己血肉模糊,任何民间法庭,都是对法律最大的破坏
其四,品质始终如一。东野圭吾将恶女塑造成扁平人物,“扁平人物的塑造方式,即某种静态的塑造人物的方式,只表现一个单一的性格特征,也就是只表现被视为人物身上占统治地位的或在社交中表现出的最明显的特征。[3]”细究雪穗这一形象,不难发现在年幼时她的身上就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缜密、敏感、颇具城府、气质高雅;高中大学期间更是冷酷残忍、攻于心计,神出鬼没;成年后的她依旧是笑里藏刀、伪善、心狠心辣,在小说中保持着始终如一的形象特点,并没有因为成年后拥有了财富、地位、家庭而开始向善,从始至终都是一个邪恶的形象。虽然物质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是在精神上却是没有归处,就算成功的达到目的依旧是心无处安放。
当雪穗说“我的天空里没有太阳,总是黑夜,但并不暗,因为有东西代替了太阳。虽然没有太阳那么明亮,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凭借着这份光,我便能把黑夜当成白天。我从来就没有太阳,所以不怕失去。[4]”时,她终是没有领悟:外因所起的作用根本上讲,其实是帮助调动人们的内心,推波助澜地使我们自己意识到什么才能让我们平和而幸福。因而最根本的是能够自我醒悟,正如苏格拉底所说,真正的智慧源自内心。很遗憾,对雪穗而言,最缺乏的爱应该是包容。不是包容他人,而是要包容她自己,其实并不是要求雪穗自救,毕竟她只是个书中人物且事已成定局。这个词是对读者说的,作者为何会塑造这样一个人物,见仁见智的事,一如有人看到了劝慰。对于我们实实在在的人而言,希望能够谨慎对待自己的人生,不要永远受困于他人加诸身上的恶。
五、塑造恶女形象的原因
1.东野圭吾的女性观
艾氏在《镜与灯》中提到:““每一件艺术品总要涉及四个要点,几乎所有力求周密的理论总会大体上对这四个要素加以区辨,使人一目了然。第一个要素是作品,即艺术品本身。由于作品是人为的产品,所以第二个共同要素便是生产者,即艺术家。[6]”东野圭吾的作品中创造的女性形象都是恶女登场,常常会显得妖魔化女性。但是换个角度看,文学作品出现夸张的手法加剧冲突也很正常,通过放大一些特质来反映人性。一路发展下来,其本质的属性之一,就是“女性讲义”,其中呈示的是作者的女性观。撇开东野的一些早期本格小说不谈,我们不难看出,他的作品实相虽然是一步步走向黑白幽境的人性森林,但根本上则体现为从“恶女”到“圣女”的进化。在日本,女性的魔鬼与天使两面,主要外化形式就是恶女和圣女。日语中,“‘恶女’一般指的是会诱惑男性、有魅力且危险的美女。‘恶女’虽然危险,但是有神秘的魅力,男性虽然有害怕之心,但又总是情不自禁不能自拔。[7]”与柔弱的天性常态相比,更能激发男性的种种遐想。东野本人就曾不只一次地自承,他的最大愿望是缔造一个“穷极魔性之女”。
2.鲜明的时代色彩
“文学作品最直接的背景就是它的语言和文学上的传统,而这个传统又要受到总的文化环境的巨大影响。[8]”从传统上看,“日本的社会是一个按照年龄、性别、家族关系、社会关系的不同组织起来的拥有上下之分的阶层制社会。[9]”长期以来一直是以男性为中心。明治维新以前,《女大学》被奉为妇女必读的“圣经”,它宣扬“三从四德七出”等歧视和压迫妇女的封建礼教,束缚了女性的思想和行为。“妇女是丈夫的奴仆,是为了实现家的延续目的而生儿育女的工具,在社会中处于无权地位,被认为是‘无行为能力的人’[10]”男人挣钱,女人持家”是日本家庭里男女分工的基本形态,“即:女人――家庭的;男人――社会的。[11]”在经济上依附于丈夫是日本女性家庭地位低下的根本原因。人们在电影中看到的男人一进门妻子就迎上去接提包、帮丈夫脱外衣小心伺候的情景目前虽已不多见,但是找一个职业稳定和收入丰厚的可靠丈夫仍是日本女性的基本婚姻观。东野将《白夜行》背景发生在70-90年代,对日本来说是个极其有意思的年代。那时日本经济飞速发展,逐步有了较大的发展,女性开始在工作上取得成功,外出工作成为了一种潮流,“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百分之四十的日本企业是由女性支撑的,妇女逐渐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12]”但同时导致了贫富差距、社会地位悬殊,他塑造的许多角色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的是差距极大的。这也为雪穗小时候家庭条件疾苦创造了条件。而且当时很多人会拿钱来做投资,也决定了亮司他们家当铺的好生意。日本战后宪法明文规定:男女在法律上、社会和家庭里地位平等。对于性别这个话题,东野圭吾在《单恋》里是这样写的:“许多人相信血型可以影响性格的说法。按照那些人的说法,人类可以分为A、B、O、AB四种类型。相信这个说法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基本不会因为血型去歧视他人。我认为即使血型不一样,但同样属于人类的事实不会改变。同时我也知道,若当真要分类,也不能粗粗地仅分为四个类型。但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被染色体的类型束缚呢?为什么不能想到不论是XX还是XY,抑或除此之外的类型,同样都属于人类呢?”[13]每个人都是独特的自己。东野圭吾作品里面的恶女都是极具性格的,不管是做职场女性还是家庭主妇,就算是被日本社会环境限制住,恶女们也都像男人一样支配着自己的欲望,没有因为自身是女性这一身份而约束天性。
恶女形象的塑造表明了东野圭吾的女性观,女性并不是是温顺的小绵羊,一旦被男性压迫到极点,她们便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即使是非法的手段,也会达到和男性平起平坐的地位,甚至是超越男性,越来越朝着开明的方向发展,达到真正的男女平等。所以说“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造就的。[14]”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15]。在《白夜行》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不幸的,更何况恶女贵为主人公。小说里并没有很多地描述雪穗小时候有多么悲惨。对于雪穗来说,悲惨这个词就要更为真切得多,幼年即被母亲卖,成为男人的泄欲品这样的事本身就很说明问题。当这样事件发生,爆发就只是时间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唐泽雪穗是不是化作了什么――扑火的飞蛾。这有可能避免悲剧么?如果唐泽雪穗不住在这片是非之地,不害死母亲,她也许就不用背负着沉重的枷锁,更不用为了掩埋真相把罪恶的雪球越滚越大。但是那又怎样呢?桐原亮司撞破了事情真相,即使是孩子,也没办法像没事一样手牵着手走在阳光下吧。他们所能掌控的只有解除恋情而已。除非,做出更加决绝的决定。爱和死亡是人类心中永远的痛。
摘要:推理小说《白夜行》以其独特的忧郁基调和主人公之间爱而不能的感情纠葛向读者讲述了一个残酷的爱情故事,从而突破了传统推理小说的写作思路,而更多地着眼于人性和社会问题,掀起了日本推理小说的又一高潮。
关键词:东野圭吾;《白夜行》;推理小说 ;凄凉无望;冷静缜密
东野奎吾的时代处于日本推理小说 发展的鼎盛时期。一般而言,推理小说多是作为大众文艺而流传于民间,以情节曲折离奇、表述通俗易懂而深受大众喜爱,但是学界对其关注和研究者则甚少。这主要是以往推理小说重情节轻语言和人物形象塑造所带来的不良后果。然而随着推理小说发展的日趋成熟以及读者接受能力的不断提升,推理小说不再以破案为最终写作目的,反而更多地关注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由此引发的对社会问题的深思。而东野奎吾之所以能在推理小说泛滥的日本掀起一阵狂潮,主要得益于其在情节曲折之外,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创作手法以及社会和人性问题等都有着深深地思索,进而受到了一致好评。
一、 自私而完美的唐泽雪穗
东野奎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将唐泽雪穗比作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而将亮司的生活比作一种理想的生存方式。这是因为他们身上都有相似之处,都为了守望而无私奉献:亮司心甘情愿地守望唐泽雪穗,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雪穗为了守望自己既定的生活,哪怕反复利用真正心疼自己的人。他们都在绝望中祈求生存下去,他们都是怀抱理想的坚强之人。
唐泽雪穗有着“聪慧的面容、高雅的举止、完美的身材和非凡的智慧”,这样的理想女性 自然是男性所憧憬的,男性也极易为其美貌所吸引而任由雪穗摆布。为了自己的身世不被揭穿,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财富和地位,她不择手段,利用亮司对她的无私守护而制造了许多意外事件。然而当谜底一步步揭晓的时候,在亮司为了掩护她而不幸跌落身亡的那一刻,她头也不回地走了。这正是“绝望的念想,悲恸的守望”。二、无奈无私的守望者桐原亮司
故事一开始就安排了桐原亮司父亲的离奇死亡,而杀死父亲的凶手一直未能找到,直到该书的末尾才道明了原来杀死亮司父亲的凶手正是桐原亮司自己。在这个谜底还未揭晓之前,亮司一直受到良心的拷问,同时又夹杂着对父亲玷污幼小的唐泽雪穗的愤恨,而这种爱恨交织的感情只能通过他多年来暗地里无私帮助雪穗才能得到一丝丝化解。因此,这也是亮司一直无私守护着雪穗的原因之一。在许多同学的眼里,亮司是个低调、沉默寡言的人,不会和任何人走的过于亲近,也不愿在任何场合凸显自己,总之是一个难以接近的家伙。然而他私下里却有着另一面:对 金融市场的敏锐直觉、处事手段的高明和对唐泽雪穗的言听计从。这些在外人眼里都是看不到的。只有在唐泽雪穗面前,他才变得谦恭和顺从,愿意为她做任何事情,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然而就是这样义无反顾地守护,最终换来的却是雪穗“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那刻的亮司多少是有些无奈和绝望的。而当亮司死去的那一刻,雪穗的灵魂也跟着消失了。
由此可见,《白夜行》是一部推理小说,也是一部关于情爱的小说,在这部小说中,谁是凶手已经不是人们最关心的话题,而唐泽雪穗和桐原亮司之间的感情 发展和人性表现才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唐泽雪穗和桐原亮司的性格都是人性的悲剧,只有在彼此间才能展露自己的真实面目。雪穗为了谋求金钱、利益、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不惜一切手段借助自己的美貌一步步获得自己想要得到的一切;桐原亮司则为了内心的愧疚和赎罪而以爱的名义一步步逼迫自己走向死亡。
在故事主人公的人性由于受到社会不良环境的影响而出现扭曲时,读者不禁要将批判的触角深入到更深层的社会根源层面,从而深度挖掘造成唐泽雪穗和桐原亮司进行系列犯罪的动因。而作者东野奎吾正是通过情节的曲折离奇、逻辑的思维缜密、悲恸无望的爱情故事以及令人匪夷所思的结局使得故事主人公形象得到了入木三分的刻画,由于桐原亮司只想和雪穗“能手牵手在阳光下散步”的希望最终变成了无助的绝望,从而使得《白夜行》因为凄美爱情而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大力追捧。
参考 文献:
[1]东野奎吾.《白夜行》. 刘姿君译.南海出版公司 2011年9月
[2]李昕.推理小说为何能燃烧 中国书市?[J].新观察20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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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主义”一词的最早使用,通常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最早使用的是德国神学家、天文教本尼迪克派教士安塞尔姆·德辛在1753年与人论战时把遵循自然规律的人称为社会主义者。第二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一词,最先使用的是意大利传教士,表示一种上帝安排的传说制度。后来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相联系而获得了政治意义。第三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一词最初出现于19世纪20至30年代欧文主义的刊物《合作》杂志和圣西门主义的刊物《环球》杂志上。空想社会主义者用这个词来表达他们不满资本主义社会中盛行的个人主义而期望实现的集体主义理想。以下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分析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分析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全文如下:
所谓世界历史语境,就是指由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构筑的言语环境。自从马克思创立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以来,这一言语环境就已形成,并开始伴随着世界历史理论的完善、成熟而发展和改变。由于世界历史理论的完善和成熟是现实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现实社会实践在理论上的反映,所以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必然有着不同的世界历史理论表现形态以及不同的世界历史语境,而建立在这一语境基础上的任何一种事物必然会因为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语境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理解。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提出世界史观的第一大文本[1],它标志着科学世界历史理论的创立。这一理论创立之后又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①马克思恩格斯时期,这个时期科学世界理论虽然已经创立,但是并没有被明确地表述,马克思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创立了这么一种理论,因而也没有命名这一理论;②列宁时期,这一时期科学世界历史理论被列宁继承和发展,他和马克思一样有着世界历史眼光和思维方式,但也没有命名这理论,不过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理论已经大规模地运用于对现实社会实践的分析;③邓小平时期,这一时期邓小平同样保持了继承和发展性,但不同于前两个时期之处的是,这一时期的理论界明确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世界性,并正式命名了世界历史理论这一名称。这主要表现为80年代以来我国理论界对世界历史理论的大量关注,并在90年代形成一个高潮,从此世界历史理论明确作为一种理论而正式存在。
世界历史理论经历了三个时期,它所构筑的语境却形成了两种形态,其分别是不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和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划分这两种形态的标准,是世界历史理论是否被明确地意识到和正式命名,即是否达到了理论自觉及其程度。这样看来,至20世纪80年代,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才正式形成。
结合以上世界历史理论三个历史时期和世界历史语境的两种形态,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进行考察,我们就很容易发现一个现象,即科学社会主义的遭遇与世界历史理论及其不同发展阶段应该有着一定的联系。当世界历史理论创立后,马克思也随后创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当世界历史理论被大规模地运用于社会实践分析的时候,科学社会主义开始走向实践;而当世界历史理论被明确意识到和正式命名后,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得以形成,科学社会主义开始了真正彻底的改革,从而走向了它的新形态———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并且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虽然上面所揭示的现象并不必然证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和世界历史语境有着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这种联系的证据被现象所提供是不充分的。但要寻找完全充分的证据,就必须发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邓小平等各自的理论是如何被世界历史理论所规定和如何在世界历史语境中说明自身和成就自身的。这些证据已为我国学界所提供,他们分别梳理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列宁的世界历史理论思想、邓小平的世界历史思想,并揭示了各自的世界历史思想与所形成的理论之间的必然关系。
事实表明,在过去的150年间,世界历史理论及其语境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有着必然的和极其密切的联系。这也说明,当代要正确而完整地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就必须借助世界历史理论。甚至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世界历史理论及其所构筑的语境是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唯一路径。从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进行解读的语境方面来讲,世界历史语境是一种根本语境,其他任何语境都必须依靠世界历史语境作为中介方才能来解读。对于发展和开创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新局面这一重要的时代命题来讲,构筑科学的世界历史语境以及从这一语境所显示的方法和原理出发,也必然是一条不可绕过的途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和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是离不开世界历史理论的,这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全球化阶段的产物,是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一种反应。这样,世界历史理论及其语境就不但是正确完整理解和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必需的语义环境,更为中国特色理论体系的发展提供科学方法和指导原则。正是基于这一关系,我们才能够和必须通过世界历史语境重新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而达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新认识。本文探讨的重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个核心问题,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本质内涵和发展前途,通过对这三个问题的探讨,应该能够达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全面的、真正的理解。
恩格斯认为,逻辑起点就是指“科学应该从何开始”,“从最简单的基本的东西出发…因为这里,在这些基本东西那里,‘全部发展就在萌芽之中’”。[2]因此,逻辑起点是一门科学或科学体系的起始范畴,以它为基础可以推演出整个科学的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必须能够推演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在对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的认识上,更由于对这一基本国情的认识是通过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而得以完成的,还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和重要发展,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就是社会主义本质论。
科学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在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形成以前是没有也不可能形成的。如邓小平所讲,我们过去一直没有完全搞清楚,这主要的原因恐怕就是缺乏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这再一次证明,世界历史语境与社会主义理论关系密切。事实上,由于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因此它需要世界历史性的场合,社会主义概念本身就是世界历史的,社会主义的本质也必然是世界历史的。所以,只有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形成后,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才可能被正确揭示,从而形成科学的社会主义本质论。
如前所述,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发生于邓小平时期,因而科学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也必然形成于邓小平时期,事实也恰恰如此。在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论断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因而科学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就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和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邓小平正确地揭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所以也就正确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建设性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因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首要组成部分。由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世界历史的,因此它必然反映世界历史的趋势以及人类理想的追求。
对于世界历史以及开创世界历史的人类来讲,解放和发展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和理想追求。因此,在世界历史语境中,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是对充满压迫和奴役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克服和继承,那么社会主义的本质必然是人类的解放和发展。人类的解放和发展也必然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和解放而得以实现。当然,发展和解放不仅是生产力的发展和解放,也是生产关系的发展和解放,更是人类自身的发展和解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就是关于人类解放和发展的,只要把握了人类解放和发展的问题,就能够完整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无论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科学发展观,都是关于人类解放和发展这一问题的理论,这也恰当地说明了这一点。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可以通过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比较得到更深刻的理解。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前后相继的理论成果。它们都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它们有着共同的逻辑起点,这是它们的相承性。对于人类的解放和发展而言,二者的侧重点却是不同的,毛泽东思想更侧重于解放问题,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但更侧重于发展问题而且更加全面地照顾到了解放问题。当然,解放和发展是不可被机械分割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样都探讨了解放和发展问题,但之间的差异也是一种客观存在。这种差异,就是因为毛泽东思想产生于不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中,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产生于成熟的世界历史语境中,因而两种理论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这就是它们的发展性。由于侧重解放而忽略发展,故而毛泽东思想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理论困境。
这一理论困境被“大跃进”和““””而典型表现出来,而建立在成熟世界历史语境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却表现出科学性和实用性,从而说明了成熟世界历史语境以及科学的逻辑起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建和解读是十分重要的。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的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论,可以说是分别针对发展问题和解放问题而阐发的,在现实实践中显示了巨大的力量和影响。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人类的解放和发展,所以上述事实也就再次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确是社会主义本质论,是关于人类解放和发展问题的,同时也表明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论把握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本质内涵是对逻辑起点的表象化和具体化,是逻辑起点的逻辑发展和向现实层面的过渡。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论,是关于人的解放和发展的,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内涵就必须以人的解放和发展为内核,向现实层面逻辑推进,是人的解放和发展问题的具体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内涵包含三个方面,即人的解放和发展的方向,也就是进行现代化的建设;人的解放和发展的原则,也就是坚持社会主义;人的解放和发展的客观要求,也就是保持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内涵,还可以从这一概念的形成过程得到验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概念,最初可追溯到“中国特色”,以后又依次经过“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后演变成十七大所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3]。从这一概念形成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特色、现代化、社会主义构成了这一概念的基本要素,这也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质内涵确实包含上述三个方面。分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质内涵包含的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探讨,显然是必要的,而分析和探讨必须要在世界历史语境中进行。在世界历史语境中,中国特色、现代化、社会主义这三个方面彼此是不可分离的,它们共同构成一个系统,因此分析其中一个方面就必然地兼顾其他两个方面。
首先,我们谈一谈中国特色这一方面。所谓中国特色,不过就是建立在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与别的社会主义理论相比较而具有的较为优秀的方面。中国特色,首先反映了中国国情,但绝不是简单的国情。建立在国情基础上所形成的首先是特点,而非特色,只有相对于其他民族化的社会主义理论而不是相对于一般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来讲,所具备的更为优秀的品质才能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的民族化,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只是其中的一种。这个特色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体现在对中国模式经验的总结上,一个体现在对中国传统优秀思想的借鉴上。中国模式的先进性方面和中华传统思想的优秀性方面,共同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中国特色。
先进性与优秀性并不是一个事物本身所具备的性质,是比较才能产生的,而比较如果不是在构成世界历史整体的部分间又怎么会成为可能呢?中国模式的优秀性,就是相较于其他国家的模式(比如苏联模式,拉美模式)而言的;而中华传统思想的优秀性,也是同其他国家传统思想的比较中得出的。显然,离开世界历史的整体视野,不对构成世界历史整体的部分进行具体的分析,不在世界历史语境中进行探讨,是无法发现中国特色的“特色”所在的。中国特色的“特色”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个发展过程就是我们所讲的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我们只有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积极地有所作为,才能够保持和发展我们的特色。这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了中国特色理论的发展前途问题,关于前途问题,我们会在下面进行阐释说明。
现在我们谈一谈现代化的问题。现代化是一个包含主体性的客观的世界历史进程,它表征的是一个人与世界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没有结束,也永远没有尽头。[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质内涵中的中国的现代化,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指一个运动过程,而且这个运动过程是没有参照系的,是包含着主体性的客观自然过程;另一层含义是指一个有参照系的可以自我时时进行调节的过程。这个参照系就是世界历史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国家。
这是因为世界历史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国家一般来讲就是较为发达的国家,因此中国的现代化不过是一种对发达国家的趋近,当然这不是一种简单的趋近,是带有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色彩的趋近。正如马克思所讲,发达国家所显示的不过是落后国家未来的情景,这个未来情景的实现就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理论。中国的现代化所关涉的并不是优、劣、好、坏等一些价值范畴,而是先进和落后等客观的非价值范畴。因此它所保证的只是发展和解放生产力这样的客观的非价值范畴方面。而涉及价值范畴的生产关系以及人的发展和解放问题,仅仅依靠现代化是无法完成的,这就需要社会主义的制度来给予保证。
所以说我们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的解放和发展依靠人民,我们的发展和解放是为了人民,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社会主义方面。在这个方面,首先追求的是一种价值,即社会主义的价值。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然会包含着一种论述发展的价值论,这就是科学发展观;也必然会有探寻社会主义的价值何在的理论,这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
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充分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社会主义价值追求。从世界历史语境出发,关于社会主义还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国最大的国情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我国所处的时代是两制共存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包含的社会主义性,不可能是一般的社会主义性,而必须是两制共存时代的社会主义性,并且带有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时代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必然主要是关于两制共存时代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必须务实于国情,务实于世情,这样才能够开创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局面。
在世界历史语境下分析和预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前途,可以从现实和理论两个层面入手。从现实层面来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必须以中国的现实国情为出发点,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目的,并针对我国目前社会存在的问题给出解决方案,进而力求在理论上给予合理说明。从理论层面来讲,必须根据理论发展本身的规律进行扬弃,从一个理论不足的状态发展到理论丰满的状态,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必须完成理论体系所应包含的各个基本方面。无论从现实层面来讲,还是从理论层面来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有着极大的发展空间。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问题层出不穷,而理论本身还并不完善。分析和预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前途,还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进行。因为微观方面更加需要从现实层面入手,因而它不但是琐碎的而且是具体的,所以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前途给予很具体的说明是很困难的,而且也往往是会犯错误的。基于此,本文重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前途做一个宏观分析。
从宏观方面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于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演进的过程中。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演进,大体需要经过三个阶段: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两制共存时代、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理论产物,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是两制共存时代的一个特定阶段,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两制共存时代的产物。在两制共存时代,也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应该是不发达状态下的社会主义时期;另一个阶段是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这一阶段同样是两制共存时代下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发达的社会主义。建立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基础上就可能分别形成两种理论:一种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理论,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另一种是高级阶段社会主义理论,但它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样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关于两制共存时代中国社会建设和发展的理论,当两制共存时代结束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完成它的使命后就会退出历史舞台。
在两制共存时代中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主要的特征是吸收和借鉴。这不但是因为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国家相对来说都是落后的国家,应该吸收和借鉴较为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来更快地发展自己,这种客观进程当然会被理论所反映;更主要的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身还不完善,也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多地关照世界历史整体中的一个部分,而对该部分的外部关照太少,不具有太多的普遍性,因而该理论体系主要是吸收和借鉴外在部分来发展内在部分,因此也就形成了这样的特征。吸收和借鉴特征的形成,不仅是初级阶段社会理论体系所必需的,而且也是可能的。这是因为在世界历史时代,交往已经普遍化,交往的网络极为发达,这就为吸收和借鉴提供了客观条件。在两制共存时代中的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理论依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种理论的最主要的特征不再是吸收和借鉴,而是输出和扩散。当然在这个阶段,吸收和借鉴依然存在,但已不占主要地位。这里所谓的输出和扩散,就是指依靠发达的社会主义生产力,把成熟的、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社会主义的先进思想输出给其他国家,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从而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提供理论的纲领。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具体形态方面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经形成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它们分别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在世界历史语境中,通过分析,我们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是怎样的呢?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是进一步解决之前的问题和进一步解决尚没有解决的问题,比如民生问题、进一步发展的问题等,至于具体的理论是什么也只能根据世情和国情的现实发展的需要而实现。
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必然会有新的理论成果出现,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向新的阶段。在两制共存的世界历史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然会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地向前发展,直到它最后完全成熟,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完全结束后,民族国家必然走向消亡,作为国家理论形态的任何理论都将被陈列在博物馆供人们参观。
也就是说,作为国家理论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必然会在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后走向消亡。但随后的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并不是没有理论,只不过这种理论不再是狭隘的民族国家的理论,而是关涉人类整体的理论。这种关涉人类整体的理论,不再借助世界历史语境来得以发展和理解,而是世界历史理论本身,是完全科学和成熟的理论形态。但是在这样的世界中,这种“理论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人的实践的解释表现在它的实践中,而不需要在理论家的头脑中单独阐述”。[5]这整个的过程就是马克思所讲的“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6]那个时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将如凤凰涅盘般地迎来它的世界性形态,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为光明和必然的发展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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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优势视角指导下,中学生作弊行为的出现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既受这一特殊时期的心理特点影响,又受教育制度、家庭学校等外界因素的影响。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心理学理论透视下中学生考试作弊行为分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希望能够够帮助到大家:
心理学理论透视下中学生考试作弊行为分析
心理因素是中学生考试作弊的重要因素。
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是阐明人怎样在社会环境中学习,从而形成和发展他的个性的理论,该理论强调行为发生的环境,认为模仿和观察学习的过程会对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当他们发现越轨行为可以带来“报酬”却没有受到惩罚时,就很可能会采取越轨的行为。中学生处于学习的重要阶段,学习、模仿能力很强,他们总是在各种可能的情况下寻求最佳方案和行动,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在这种理论支撑下,我认为考试作弊这种学业不诚信行为是受到以下原因的影响:
1.家庭环境的感染。
在家庭生活中,学生目睹了家长为升职加薪请客送礼,饭桌上溜须拍马;家长为了让孩子上好学校、进好单位,明明分数相差甚远也要托关系找朋友。在学生看来,家长、长辈们这些不诚信的行为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让他们获得了自己想要的结果。这就促使学生们在学校实施了在学业上的不诚信行为,获取自身的利益。
2.学校环境的感染。
指学校内、班级内学风不正,考试作弊成风。考试中不作弊的学生看到考试中作弊的学生不但没有受到老师的惩罚反而获得了相应的利益。这些学生就开始心理失衡,就会开始尝试也在考试中作弊,获取自身利益。因此,校风、班风、考场纪律与制度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减少考试作弊行为的发生机率需要严格的学校环境控制。
3.社会风气的感染。
此为中学生考试作弊行为产生的宏观的外部因素。从经济生活上看,虚假广告,商家任意的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等不法行为随处可见。政治上,豆腐渣工程害人害己。在这些社会现象“熏陶”下成长的中学生,在学校为了获取自身利益,就效仿社会上的那些不诚信行为尝试了自己学业上不诚信行为。
“优势视角”(strength perspective)是相对于问题视角而言的,是一种关注人的内在力量和优势资源的视角。意味着应当把人们及其环境中的优势和资源作为助人过程中所关注的焦点,而非关注其问题和病理。提及优势视角不得不提的概念就是抗逆力(resilience)。抗逆力,是从优势视角挖掘案主的内在潜能,强调人在面对压力、挫折时的潜能激发和自我超越。
在优势视角指导下,中学生作弊行为的出现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既受这一特殊时期的心理特点影响,又受教育制度、家庭学校等外界因素的影响。
1.中学生考试作弊的主观因素。
优势视角下中学生考试作弊的主观因素主要包括中学时期学生的心理特点等方面。学生在中学阶段形成强烈的自我意识。也就是他们希望自己能在同伴群体和成人群体中获取相当的地位,挣点“面子”。因而,他们通过作弊获取较高分数,因为较高的分数能够给他们带来自我成就感、安全感和尊重,能够减轻家庭和学校给他们带来心理压力。
2.中学生考试作弊的客观因素。
首先,中学生考试作弊从客观原因来看和教育制度的不合理有必然的关系。
第一,中学生课程内容设置脱离中学生生活,缺乏多样性和灵活性,不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很多学习学生只是为了应付考试。第二,单一的评价手段。中学对学生的评价主要是看学生的考试分数,这种单一的评价方式,给了学生考试作弊的理由。第三,频繁的考试。为了取得好的成绩,学校组织有周考、月考、期中、期末考,还有省、市有关单位组织的各学科的竞赛。考试多了,学生考试技巧和水平是可以相应的提高,但学生也在这众多考试中身心俱疲。
其次,家长和教师也有一定的责任。在父母强大压力下,学生自身能力又有限,不得以选择了作弊。学生好的成绩,可证明自已的水平,也会带来好的经济和社会利益。教师在重压力下会对学生施加更大压力以求好成绩。
基于本文用社会学习理论和优势视角分析的中学生作弊的原因,现有以下几点改善中学生作弊行为现状的建议:
1.营造良好的诚信环境
品德不只是靠教的,更是在环境中潜移默化的结果。
首先,学校是学生最主要的生活学习环境,是学业诚信教育的重要渠道。面对当前中学生考试作弊现象的存在,学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学校应树立严谨的教学环境,严格考风考纪,营造良好的学校诚信文化氛围,让学生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受到教益。
其次,家长要注重言传身教,为孩子做诚信的榜样。父母亲作为孩子启蒙教育的第一任老师,其教育作用非常明显,父母的言行举止都是他们直接模仿的对象。为此,作为父母,要注重言传身教,要为孩子做诚信的榜样。对待社会中的不诚信行为,家长要敢于批评、正面抵制,并就这些不诚信行为与中学生进行交流,这样使中学生从父母身上学到诚信的品质,而且增强孩子的明辨是非的能力,使其在学习中诚实守信,自觉抵制不诚信的行为。
最后,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重建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
2.优势视角指导下的中学生作弊行为的纠正
首先,重新认识中学生的作弊行为,发掘优势和抗逆力。要认识到中学生考试作弊行为不只是中学生自身原因,不能因此给他们贴上道德败坏的标签,一味的批评教育。我们应关注到学生的优势,帮助他们认识自己的能力,意识到自身的行为并非完全是个人的错误,同时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
其次,整合环境资源,加大环境支持力度。优势视角不仅强调人发掘自身的潜能,也强调人与环境的互动,因此,在实践中,既要分析这部分学生的个性心理、思维方式、人生观、价值观,又要剖析其深层的家庭、社会环境及校园环境的影响力,强化学校、家庭及社会的合力作用,形成持续力量,帮助这些学生解决心理困境,改变不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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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毛概》)作为当前高校“两课”(政治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教学中的一门重要课程。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大学毛概政治课的学习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笔者经过大学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的学习,运用社会心理学中的社会交换理论、社会同一性理论、社会角色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来帮助大学生分析和解释如何更好地进行毛概课的学习。
【关键词】社会心理学;毛概课;学习方法
相对于研究社会发展的社会学和研究个体发展的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是一种介于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的中观理论,它所研究的方面是群体心理对个人的影响和对社会的反作用,最重要的一个研究变量就是情境,情境的改变也许会使个体发生不同的认知和行为变化。在专业课和毛概课这两种不同的情境下,我们是否会因为情境的改变,而对这两种课的学习态度和价值观发生改变。同样,在毛概课的学习过程中,我们是不是也会受到其他人和事物影响,而对毛概课的学习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包括我们对毛概课的认知,态度,行为和价值观等方方面面。通过社会心理学中的几种理论,我们也许会对毛概课的学习有一个更好地认识和理解。
霍斯曼借助心理学和经济学原理提出的人际关系相互作用的社会交换理论。
他认为,社会人际关系的产生源于个人对利益的需要,而个体通过不断连结和强化的心理机制,往往会选择与给予他最大收益的个体进行社会人际互动。
虽然这个理论严重的弊端在于把人的行为归因于简单表层的利益所驱使的。但是理论也说明了其中存在的一定关系。比如,我们的毛概课就是如此。学生在制定未来发展目标和职业规划时,会发现一些自己所需要准备的方面和方向,比如考试排名,社会经历,外语能力,专业资格认证等等,而我们毛概课给学生带来的利益却并没有那么多,或者说没有那么现实和直接,以至于学生把关注点自然而然地转移到了其他方面。所以说,学生在其他方面做出了努力时,并且得到的回报会更多,从而产生了积极的情绪和正能量,并加强在这方面的学习行为和活动,由此进入到一个良性循环。反之,学生在一方面做出努力却没有太多回报,甚至没有一点收益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产生一种消极的情绪态度,并产生一种认知和想法:“无论我做这件事是多么的投入,都是徒劳的。”,由此进入到了一个恶性循环。
在本质上,基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有欲望的,不可能万念俱灭,所以社会交换理论的提出还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学生和毛概课之间的良性互动就在于,毛概课给予学生的积极影响和学生积极反作用于毛概课的学习这双方面长期互惠关系的保持。老师可以通过增加毛概课的学分,成绩关联入党资格,考研分数增加比例等方式让学生发现毛概课对于自身未来的发展的必要性,从而使其重视毛概课并加大学习的力度,以得到更大的回报。
社会交换理论是社会交换的双方只是涉及单独的个体和毛概课之间发生的关系,但是学生对待毛概课的态度并不是只取决于个人的认知和态度,还会受到他人的影响。
社会同一性理论的含义就是个体对待自己的认识和自己所属于一个群体的认识的一致性。当个体主动地或被动地加入到一个社会群体中,这个社会群体普遍的一个对待人和事物的态度,情感,行为和价值观会潜移默化地植入到每个个体的态度,情感,行为和价值观中。同样另外一种认知理论――自我类化理论,也是提出这种类似的观点,即个体主观上把自己类化到一个社会群体中,与这个社会群体内部的成员同化,与社会群体外部的成员异化,“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样也是这个道理。
在现代大学生的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一种有趣的现象,同宿舍的几个学生最后的考试排名基本上临近的,这就说明了这种社会同一性理论和自我类化理论的提出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规律性。我们毛概课的学习也是如此,我们每个人对待毛概课的态度和认知都会受到舍友,同学,朋友等不同社会群体的影响,如果他人认为毛概课的学习没有意义和价值,自己也可能受到其干扰;如果他人认为毛概课的学习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并付诸于行动和努力,则自己也会受到这种榜样的力量的鼓舞和推动。
另外,从比较心理学的视角来看,跨文化间心理特性的差异更会对中国的大学生关于毛概课的认知产生不良的消极影响。由于国外,尤其是欧美国家,其价值观信奉的是一种个人主义,而中国的价值观则受到集体主义的影响,所以这种传统文化使个体根深蒂固地,潜移默化地受到社会群体的影响。即使当个人同一性与社会同一性发生分歧时,最终个体也基本会被社会群体所同化。这种去个性化的本质也就是导致了中国的大学生没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原因之一。所以,当我们面对毛概课的学习时,要尽量避免他人言语上,行为上的阻碍和干扰,因为每个人的发展历程都是独特的,唯一的,都需要自己有一个正确客观的自我认知和评价,以及对待他人和事物公正地评价和思考,要排除社会群体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刻板印象和偏见心理。
这种社会同一性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就好比一把双刃剑,只有当我们积极面对它,努力克服和避免其中的消极方面,充分发挥和利用其中的积极方面,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们对待毛概课的学习可能就会有一种更好地认识。
相比较前两种理论,社会角色理论是一种更宏观的理论体系。它的核心在于,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扮演着多方面的社会角色,这种社会角色并配有相应的地位,行为方式和态度价值观。在这种固定的社会结构模式中,每个人都应该根据其社会角色做出相应的行为和产生相应的态度。毛概课就好比是一部戏剧,学生是演员,毛概课老师是导演,课堂环境是场景,老师对学生的要求和规范是剧本,这部戏剧的精彩与否就在于各社会角色是否对其角色有着清晰准确的理解,以及与其他社会角色发生良性的社会互动关系。
所以,当受到一些方面的影响时,当本应该出现的角色期待没有出现时,个体就会产生角色冲突。就好比是毛概课的学习与其它内容学习的过程中在时间和精力方面的限制所产生的矛盾,一个学生要兼备几种社会角色,如何让几方面都得以兼顾是一个需要反思的地方。
在社会角色理论中,有一个积极的概念是角色创造。我觉得,角色创造是十分有必要运用到我们毛概课的学习过程中。我们应该运用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去构建一些新的社会角色,并改善一些新的社会环境,即在毛概课上创造一些新的学习方式。讲授的角色不再单单是老师,讲授的方式不再单单是讲义,这样一种多方式的毛概课学习,可以让我们用一个更广阔的视角,对毛概课精髓的理解有一个全方面的认识和理解,有助于激发我们学习毛概课的兴趣,从而达到良好的学习状态。
在一定程度上,班杜拉的社会观察学习理论也会对我们毛概课的学习产生积极的影响。社会学习理论的核心就在于,对榜样的学习和模仿,从而形成自己的行为模式。所以说,在毛概课上,我们也可以树立榜样的带头模范作用,通过奖励等方式让每位同学都向榜样的学习中,提高对待学习毛概课的热情。
总之,从社会心理学中的几种不同导向的理论来介绍了它们对于我们大学生学习毛概课时产生的问题及其原因,及其我们如何从根本上,内心驱动的条件下学习毛概课,希望读者可以有所启发。
[1]沙莲香主编.《社会心理学(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俞国良主编.《社会心理学(第二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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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美籍华裔人类学家许烺光(Francis L.K.Hsu)出版了《心理人类学——研究文化和个性的方法》一书,提出心理人类学概念。美国又兴起了小规模的心理人类学复兴运动。复兴者在弗洛伊德关于人类发展和心理动态学说的影响下,形成了新心理学派,其表现一是所谓“认知人类学”的出现,一是在人类学中进一步应用以心理动态学为着眼点的研究方法。目前这—学派有两个定期刊物,成百名人类学者和心理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分析心理人类学对科学心理学的超越带来的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利曾指出,自我的认识与建构需要以“他者”为参照。对(科学)心理学而言,道理亦然。整体上,心理学将经典物理学等标准自然科学作为应仿效的正面他者,借此建立起了以自然科学模式为主流的学院心理学;但对于日常智慧、精神分析、人类学等人文领域,就经常视作应远离的反面他者,不过讽刺的是,心理学正是通过这些所谓“科学性不足”的他者建构出了自身“足够科学”的自我形象。实际上,心理学看待人文领域的态度是偏向、片面、自我防御的,这不仅扭曲了他者,还会相应扭曲自我。为了全面、真实地理解自我形象,为了建构未来更加合理的自我形象,心理学应真诚了解并辩证吸收一些人文性质他者的智慧,而与他者作深度的整体比较研究,正是这一过程的关键一步。
从学理上讲,人类学具备综合的社会文化关照和特色性的质性经验研究方法,这是一种迥异于心理学的独特而合理的研究范式。从现实可行性上讲,虽然语言学—符号学、文化研究、文学理论、后现代主义等领域有时比人类学更加先进,但它们经常比较极端,同时与心理学在主题和方法上相距太远;而人类学就相对温和,并且与心理学一致,都强调对行为进行系统的经验研究。最后,从历史渊源上讲,冯特、韦特海默、皮亚杰、布鲁纳以及诸多精神分析学家、文化心理学家等都与人类学关系密切,如冯特曾倡导的人文取向的民族心理学,即是一种古典人类学材料和视角支撑下的心理研究;只是很可惜,这些对人类学的关注或借鉴未能引起心理学家充分和持续的重视。必须清醒的是,将人类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论是过于宽泛的,也并非所有取向或分支都方便与心理学比照。
人类学中最适宜、最直接的部分无疑是“心理人类学”,因其不仅具备了人类学的整体特征,还与心理学在主题上有了更大的相似性。心理人类学是人类学尤其是美国人类学中重要的学派或分支领域。其萌生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美国,早期被称为文化与人格研究、文化与人格学派、心理学派,至 70 年代逐渐完成建制化。心理人类学的主要先驱是美国人类学之父博厄斯(甚至还有英国人类学鼻祖马林诺夫斯基),重要代表有玛格丽特·米德、本尼迪克特、萨皮尔、克拉克洪、卡丁纳、林顿、许烺光、M.斯皮罗、怀廷夫妇、米歇尔·罗萨尔多、Robert I. Levy、Catherine Lutz、Roy D’Andrade 等。
在人类学中,心理人类学并非是高度连贯和一致的领域,也不是学科认同感很强的亚学科,而且与认知人类学、教育人类学、医学人类学的关系较难梳理。不过当作为他者与心理学并列时,仍可大致分析出其研究领域和研究逻辑。心理人类学的传统焦点是“文化与人格”研究,但现在已不限于此。至今,它广泛关注过社会文化脉络下的诸多心理行为现象:既有国民性、社会化、(文化)濡化、自我、精神失常等人格类主题,又涉及情绪情感、社会行为、角色、态度、偏见、价值观、宇宙观等社会性的认知,以及感知觉、思维、智力、学习、语言等狭义的认知。可见,心理人类学的研究主题与心理学甚为相近,这也成为了将二者对照比较的牢固逻辑前提。
二、心理人类学在人的理解上对科学心理学的修正对人及其心理行为的理解是一个重要的元理论问题。
虽然心理学家通常并不公开表明立场,不过透过与心理人类学的比较,仍可总结出个体主义、生物学主义(生物学还原)和机械还原三大自然科学立场。整体而言,心理人类学以文化相对论、整体论和生态旨趣为出发点,勾勒出了截然不同于心理学的人的形象。
1. 从个体主义到个体与社会的辩证平衡心理
人类学将个体—社会关系的讨论推向了前台,它一般不像其他人类学取向那样宏观,而是重点强调人的社会性,同时尊重并重新定义了人的个体性。心理人类学重视人的共同体生存和文化影响,因此对个体社会化和濡化的研究是其传统领域。除此之外,许烺光还做出了重大的理论创新,他既照顾到整个人类学对人的社会性和相应整体性强调,又把个体与社会充分结合,从而提出了“心理社会均衡理论”:人是一种“心物交互的多维动态平衡体”,接下来人的直接存在现实不是个体,而是融合了个体“亲密社会关系”和“亲密文化规范”的“基本人际状态”——即使强调个人主义的欧美社会也是如此。
2. 从生物学主义到文化相对论
斯皮罗认为,人类学界对文化的强调有多重形态,但以“描写性的文化相对论”为最大共识,即对人的理解应更多在文化而非生物学范畴内展开。这一文化相对论,也可视为心理人类学的最低限度主张。心理学时常设定一些心理行为现象是人类普遍的,并把这种普遍性归因于人的生物学天性。对此,心理人类学通过田野证据进行了否定,早期的经典研究有:W. H. R. 里弗斯的视错觉研究、母系社会的俄狄浦斯情结研究、米德的青春期研究和性别气质研究、变态行为的不同文化界定标准等。这些研究证实了不仅人格,甚至连基础的知觉都有着文化特异性。
心理人类学还认为,即便存在着生物学天性,它们也是受到文化影响而存在可塑性的。当然,确有一些心理行为是人类普遍的,但心理人类学仍尽力远离生物学理解。比如,马林诺夫斯基和斯皮罗等人就指出,人类需要、动机普遍性的背后是人类生活遭际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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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时期,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准备阶段。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中国社会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而是由新民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性的社会性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终结的历史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终结的历史分析全文如下:
【提 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并由此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是20世纪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最重大变革之一。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除了社会主义理论局限和国际环境的影响外,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对赶超型工业化战略的选择,这也是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强烈愿望的表现,而新民主主义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体制和公私兼顾政策所形成的均衡发展机制,似乎不能保证这种战略的实施。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 工业化战略 国际环境
最近几年里,关于新民主主义以及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讨论很是热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高见纷呈,明显推进了中共党史和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入。至于当时中国为什么会在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并开始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笔者感到对于这个不争的事实,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索其内在的原因。
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始终认为它将取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它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了物质基础之日,就是它完成历史使命之时。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消亡的方式和时间,在建国以前,由于中国的经济非常落后,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当务之急,这个问题尚十分遥远,党不可能提出具体的办法和时间表。第一次比较具体的阐述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问题,是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受中央委托,专门谈了过渡问题。刘少奇说:“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以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最后还要严格地说一句,过早的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毛主席插话: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十五年。)问题第一个关键就是要有清醒的头脑。有了清醒的头脑,就不会犯大的错误,加以十几年的准备,那就一定能够保证胜利。”。 毛泽东在13日为会议所作的“结论”中说:“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的提纲分析得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各位同志回到中央局后,对这一点可以作宣传。”“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准备,苏联会帮助我们的,首先是帮助我们发展经济。我国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观点是可以宣传的。”
1949年7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团校第一期毕业典礼上又讲:20年后我们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看其情况进入社会主义。 1949年6月至8月,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访问苏联期间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说:“从现在起到实行一般民族资本的国有化,还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段时间到底需要多久?这要看国际的和国内的各种条件来决定,我们估计或者需要十年到十五年。”
1949年8月为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起草讨论《共同纲领》草案的时候,有人提出《共同纲领》是否应写上社会主义前途,毛泽东对此在8月26提出:纲领中只说现阶段的任务,如果再说的远一点就变得空洞了。 周恩来对此则解释说:“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奋斗。”1952年6月,周恩来进一步解释:当时之所以没有将社会主义写入《共同纲领》,是为了避免急躁地把前途当作今天要实行的政策,避免发生“左”倾错误。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人仍然是这个思想。1951年5月,刘少奇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现在就有人讲社会主义,我说这是讲早了,至少是早讲了10年。当然,作为理论和理想,我们做宣传工作还要讲,而作为实践的问题,10年建设之内社会主义是讲不到。10年以后建设得很好,那时我们看情况,就可以提一提这个问题:社会主义什么时候搞呀?但是还要看实际情况才能答复这个问题。”
建国以后至1952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关于过渡问题的认识,仍然是上述思路。1950年6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讲道:“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等到将来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的时候(这种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在1952年以前,中国共产党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只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形态,即经济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必须经历一个充分发展经济、为社会主义革命奠定生产社会化基础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必须利用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积极作用),然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尽管按当时党的估计,新民主主义制度大概只是存在15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即根据中国工业化所需要的时间来决定转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时机。但是中国共产党仍然是按照《共同纲领》,致力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建设,在实际工作中也是贯彻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方针政策。这一点还可以从毛泽东在1953年6月不点名批评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停留在新民主主义上看出来。
1952年上半年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和下半年与苏联讨论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促成了党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过渡方式认识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发生在目标的选择或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而是发生在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方面。一方面,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提前完成、苏联允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力援助以及受苏联短时间实现工业化经验的影响,使中国共产党坚定了15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实现工业化的信心;另一方面,国营经济的较快发展、供销合作社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效果较好、私营经济存在的问题,也使毛泽东感到用公有制逐步吸纳和改造个体和私营经济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实际上已经发生并且效果甚好,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可以并且最好是这种随着工业化进展而采取渐进的方式。因此,按照毛泽东在1952年下半年的初步设想,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实际上从建国以后即已经开始,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建立之日,即是它开始走向消亡之时。毛泽东的上述思想,集中表现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建国理论基础的,这可以从《共同纲领》看出。同样,1949年至1952年我国经济体制变革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也是在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政策的实施,基本上如预期的那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简单地说,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直接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指导中国共产党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完成民主革命,实现国家独立,扫除经济发展障碍。第二,为新中国的建立提供了经济制度和基本经济政策依据。为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最佳的桥梁。第三,调动了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分清了轻重缓急,保证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
从更广阔的范围来看,新民主主义理论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和贡献。新民主主义所包含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所包含的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各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思想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思想,填补了马克思关于劳资对立、社会主义经济不能与资本主义经济并存的思想,并提出了可行的政策。这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重大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可以与私营经济并存、劳资双方可以“两利”的思想,实际上为20世纪的社会主义发展打开了突破口,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和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所创造和实行过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多少是有些关系的,这也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获得成功的历史基础。
虽然新民主主义理论实际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是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出来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制度。新民主主义理论不仅成功地指导了民主革命走向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而且成功地指导了建国初期的经济恢复和建设。但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差异,导致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将新民主主义作为一种过渡办法和阶段,即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进社会主义社会必须采取的过渡办法和途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民主革命任务基本完成(尽管农村土地改革和城市民主改革尚未结束)。虽然在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革命完成后中国社会的性质、经济结构、经济政策和发展目标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即通过一个较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来大力发展生产力,当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准备好后,再转入社会主义。当时理解的社会主义,就是按照马克思的初步设想并在苏联已经实现的社会主义制度,其经济方面的特征是建立在生产社会化基础之上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但是,作为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以列宁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论断为理论前提),既然建立上述社会主义制度是坚定不移的目标,既然当时中国之所以不能在民主革命成功后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因为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条件,那么当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为这种转变提供了可能性和一定程度的必要性时,向社会主义过渡自然就被提上日程。
1952年9月24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在听取周恩来汇报关于“一五”计划轮廓问题、中国代表团与苏联商谈经济援助情况后,毛泽东讲了一段话,大意是: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15年以后才开始过渡。对于毛泽东的上述新设想,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没有提出异议。同年10月刘少奇出席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受毛泽东委托,在给斯大林的信中专门谈到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仍然是原来的设想,即对资本家的企业收归国有和消灭农村富农经济还是10年以后的事情。斯大林表示赞成中共中央的上述设想。但是到了1953年6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则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否定了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相对稳定性,改变了10年以后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毛泽东说:“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 至此,即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就在实际工作中失去了指导作用。
新民主主义社会虽然被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否定和取代,但是历史和逻辑的演绎都说明,恰恰是新民主主义为向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了条件。
首先,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为否定自己创造了两大基本条件:一是强化了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强化了国家对国民经济的控制能力;二是找到了一条改造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道路和办法。例如在农业方面,总结出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逐步发展过渡的方法;在个体手工业方面,总结出从互助组到供销合作社,再到生产合作社的办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则总结出公私合营的国家资本主义改造方式。问题的关键是,在1953年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前,上述三种改造方式,不仅没有破坏生产和引起农民、个体工人和资本家的反抗,而且能够促进生产,提高生产的规模和技术水平。
第二,建国以后头三年党治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经验,使毛泽东感到中国共产党利用强大的政权力量和经济上的控制,可以和平与平稳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在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毛泽东通过1951年关于农业合作社的争论,不仅认为找到了一种不必等到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后再改造小农经济的方法,而且看到了土改后农村的经济形势和发展趋势:即一方面广大农民因独立从事家庭经营困难而愿意开展互助合作;另一方面,随着农业经济的恢复发展,当农民能够独立从事家庭经营后,其固有的私有经济本性,将导致其对生产合作不感兴趣,更不用说富农经济了。按照当时划分富农的标准和农业经济恢复发展的速度,富农经济的大量出现要不了太久。由于农民占中国人口的80%以上,民主革命的成功就是靠农民的支持,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而社会主义革命,尽管拥有国家政权,但是在与资产阶级对垒时,如果大部分农民作为私有者不站在无产阶级一边,仍不可能胜利。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党已经提出建国以后农民的向背将决定社会主义革命的能否成功。是否可以说,早在1951年,即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一年前,毛泽东已经在考虑和寻求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了。同样重要的是,1952年的“五反”运动,1953年6月中共中央统战部提出的可以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改造私营工商业,也使毛泽东看到了对城市私营经济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已经具备。
从历史发展的轨迹看,中国共产党是先考虑工业化问题,随后才考虑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即放弃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一五”计划和远景设想,是从1951年2月就开始起草,并于1952年8月由周恩来、陈云带到苏联征求意见。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则是在1952年9月,毛泽东听取周恩来报告访苏情况以后,正式形成则是在1953年下半年了。可以说,关于工业化的设想,是导致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直接和主要原因。
从1953年起,无论是主观认识还是客观实际上,我国都进入全面经济建设阶段,即全力推进工业化时期。在此前后,中共中央不能不考虑这个头等大事。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中国因经济落后受尽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尽快实现工业化是几代中国志士仁人的共识,随着民主革命任务的完成,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自然要将工业化置于首位。就当时来看,世界上成功的工业化基本上有三种。一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美等,在外面没有竞争强手也没有可借用的先进技术的情况下,利用对外商品输出和直接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由轻工业到重工业,逐步实现了工业化;二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德、日等,在外面已有强大竞对手的情况下,利用国家的力量,通过对外直接掠夺和国内高积累(封建剥削转化),再加上外面已有可供学习的先进科技,不必再由轻工业到重工业逐步发展,因此也很快实现了工业化;三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工业化已经有了一定基础、对外受到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的情况下,通过内部的高积累和优先发展重工业,也很快实现了工业化。而50年代初期的中国在对外方面因朝鲜战争而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威胁和封锁禁运,国内经济则因过去的半殖民地性质,重工业极为落后和布局非常不合理,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产业。因此,上述三种工业化道路,与当时中国情况最相近、可行的是苏联的道路。1952年,当我国基本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任务,即将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以制定一五计划为议题,面临着如何进行工业化的建设问题。首先是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二是何者优先发展问题(农、轻、重);三是资金来源问题(几乎像当年苏联一样,主要靠国内积累,苏联援助有限,不能靠地外掠夺积累资本)。而此时,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战胜法西斯的主要力量,其工业化赶超成就和经验正引起战后发展中国家的重视和效仿。苏联的经济建设模式,亦即其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是在帝国主义包围封锁下进行的,它表现出三个主要特点:一是工业高速增长;二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三是工业化以社会主义改造为条件,即工业化是以建立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保障的。
1952年下半年,由于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基本完成,1953年全国即将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共中央在讨论如何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中国的经济建设究竟应采取什么样的模式,就成为迫切需要明确的问题。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的领袖到经济学界都在探索中国经济建设的道路。经过1952年7月到1953年底一年半的经济建设实践和理论探索,党终于选择了以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一五计划为标志的苏联工业化模式。?
为什么当时党从以共同纲领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迅速转向苏联经济建设模式?这只能从当时的经济条件中寻找答案。如果说建国前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实践尚属局部的、战时的、农村的,1949—1952年的经济则属于恢复性质,既不是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也不具有赶超性质的加速工业化,因此,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即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以市场为基础的直接计划与间接计划相结合的管理体制,自然与这种均衡的经济恢复和增长是相适应的。而当1953年我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以后,大量投资涌入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特别是1953年的年度计划指标过高和基本建设投资过猛,遂导致国民经济进入紧运行状态,资金短缺、建材和工业原料不足、农民大量涌入城市,尤其是农副产品的短缺事关重大,引起物价的波动。于是,苏联曾经遇到的个体经济(农民)和市场机制与这种工业化之间的矛盾在中国重演,即靠市场调节不能保障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建立完整工业体系。因此统购统销和加速农业合作化步伐送成为工业化的制度保障。
我们知道,一国经济发展的快慢,从资金方面来说,是与其社会剩余的多少和积累率(又称储蓄率)的高低有很大关系。建国初期,由于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掠夺和战争的破坏,国家和人民手中的财富都消耗殆尽。建国以后,由于我国的经济太落后,社会剩余量很少,积累很有限。1950年,全国人均国民收入仅为77元,1956年,则为142元。尽管全国80%以上的劳动力在农村,但是1950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479斤、棉花2.5斤、油料9.8斤、生猪0.12头,由于人口增长,1956年的上述人均数也没有多大增加,分别为614斤、4.6斤、14.5斤、0.13头。 1950年全国财政收入(包括债务收入)仅为65.19亿元,1956年为287.43亿元,1949年10月至1957年底,政府用于经济建设的财政支出仅为796.51亿元,平均每年近100个亿。 在这样低收入的水平上,要维持每年15%以上的经济增长率,资金供给是很困难的。再从农村看,据1954年全国农户抽样调查,尽管经过四年的恢复发展,到1954年末,农民拥有的农业生产资料仍然相当少,平均每个农户拥有耕地15.8亩、耕畜0.92头、犁0.62部、水车0.11部。由于农业落后,1954年平均每户的农业收入为420.6元(占农户当年总收入的60.7%),尚不足以抵偿生活费用的支出(平均每户为453.8元),必须靠副业及其他收入来弥补。再从农民的消费来看,1954年平均每个农户的生活消费支出占其总支出的68%,尽管比重很高,但是生活水平却很低,人均消费粮食373斤、肉类9.2斤、食油2.6斤、食糖0.8斤、蔬菜141斤。 这种低水平的消费说明,建国初期的农业剩余(农业税和出卖的农副产品)只是相对剩余,随着农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的食品消费也会相应增加,农副产品的供求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会是紧张的。在这种情况下,要压低消费,提高积累率,为“一五”计划的实现提供足够的资金,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失为一种见效快的办法。
从决定经济发展的另一个要素人力资本来看,中国虽然劳动力丰富,但是高素质的劳动力却非常短缺。据统计,1949年底,全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共有人口54167万人,其中城镇人口占10•64%,乡村人口占89•36%;从业人员18082万人,其中城镇从业人员占8•5%,乡村从业人员占91•5%。在上述人口中,平均每万人中有大学生2•2人,中学生23人,小学生450人。到1952年,在每万人中,大学生人数为3•3人,中学生55人,小学生889人。 即使这样低的比例,1952年大学虽然计划招收7•5万名学生,还是面临着招生不满的忧虑(因许多学生参加工作,应届高中毕业生太少),政务院不得不下达指示,禁止各单位自行到中学招工,扩大助学金发放,要求努力争取高中生全部升入大学,至少保证95%以上。即使达到上述要求,还需要从党政军整编中抽调2万名青年知识分子补足应届高中生升学差额。
由于教育落后,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据估计,在全国就业人口中,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不会超过5%。据1952年的统计,在全国就业人口中,每万人中有科技人员7•4人,每万名职工中(尚不包括占就业人口90%以上的农民和个体经济劳动者)有科技人员269人。另据1952年全国干部统计资料显示 ,在2470700名干部中,专业技术人员为34•4万人,占13•9%,其中工程技术人员为133684人,仅占5•4%。在这247万名干部中,按文化程度划分,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占6•58%,高中文化程度者占15•54%,初中文化程度者占36•98%,小学文化程度者占37•80%,文盲占3•10%。 再从建筑行业看,在1952年的就业人员中,有技术的职工仅占职工总数的10—20%,其余80—90%的职工没有专门技术,只是一般劳动力,因此建筑公司之间相互挖人的现象很普遍。周恩来在1952年7月就说:“我们的大学毕业生也少得很,今年七凑八凑,才凑到两三万人,而我们每年平均却需要十万人。” 因此,从1952年起,为了保证国家重点建设的需要,政府不得不对大学毕业生实行统一分配。即使到了1955年,在城镇职工中,文盲的比例仍然在50%以上,有的产业,如煤矿、建筑业,在60%-70%以上,有文化的技术职工非常短缺。 在全国国营工业企业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共有14863人,其中受过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人员只占8•4%。
总之,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国的直接军事较量和对战争的估计(根据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和当时的现象),中国共产党为迅速改变工业基础极为薄弱的局面,像20、30年代的苏联那样,选择了快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这种非均衡发展战略,对于当时人口多、底子薄、可利用外资有限的中国来说,必然要求高积累和资源的集中配置。1953年是执行一五计划的头一年,计划与市场的矛盾即以农副产品短缺的形式表现出来。换句话说,分散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既不便于推行高积累政策,也不便于实行资源的集中配置。更何况苏联的成功经验就在面前(其必要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证明,而其失误在当时尚很少为外人所知)。
为什么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如此轻易地被放弃?除了上述的工业化战略选择因素外,还有以下两个因素值得分析。
(一) 新民主主义理论与当时社会主义理论的矛盾。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最大缺陷就是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行到底,即将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视为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然,这是20世纪40年代末期至50年代初期整个国际共运的历史局限。因此,新民主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尽管这种结合非常成功,但是没有从理论上进一步发展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是仍然将新民主主义看作过渡阶段,看作是经济落后国家通向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桥梁。于是,一但民主革命成功、政权稳固,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就自然会将社会发展目标锁定为社会主义。
从马克思到斯大林,都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恩格斯在1847年指出: “大工业造成一种绝对必需的局面,那就是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组织,在这个新的社会组织里,工业生产将不是由相互竞争的厂主来领导,而是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计划和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来领导。” 苏联建立了高度集中的以单一公有制和行政命令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斯大林提出:在私有制的小农基础上是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在1925年斯大林提出工业化路线和1928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前,苏联已经解决了城市中的所有制问题,只是农村还是个体经济的天下,因此苏联在30年代开展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实际上就是建立单一公有制的运动。关于计划管理,斯大林在1927年召开的联共十五大上明确提出:“固然,它们(指资本主义国家——本文作者注)那里也有某种类似计划的东西。但这是一种臆测的计划,想当然的计划,这种计划谁也不必执行,根据这种计划是不能领导全国经济的。我们的计划不是臆测的计划,不是想当然的计划,而是指令性的计划,这种计划各领导机关必须执行,这种计划能决定我国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将来发展的方向。”
此外,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向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时期,列宁和斯大林都认为还存在着社会主义成分与资本主义成分的矛盾,存在着谁战胜谁的问题。前述的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认同这个理论的。《宣传提纲》引用斯大林的话“可以在多少长久的时期内,把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事业建筑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建筑在最巨大集中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上和最散漫落后的小商品农民经济基础上么?当然是不可以的。长此以往,整个国民经济都会有完全瓦解的一日。出路何在呢?出路就在于使这个农业成为巨大的农业,使它成为能够实行积累,能够实现扩大再生产的农业,并依此而改造国民经济的农业基础。可是,怎样才能使它成为巨大的农业呢?为要达到这一步,只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资本主义的道路,……另外一条是社会主义的道路”。“同样,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是我国农业唯一的出路。”
应该说,从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对于过渡时期所存在的“社会主义成分”与“资本主义成分”的斗争和谁战胜谁的问题,的确是现实经济的真实反映。因为从世界各国现代化历程和发展趋势看,市场化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是一种必然趋势,而追求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则必然与这种发展趋势产生矛盾,必然会遇到市场机制和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反抗,除非你不追求这种社会主义模式。而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际共运受理论和历史的局限,没有超出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认同,中国共产党也不可能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与市场共同发挥作用视为社会主义。因此,公私之间、计划与市场之间的此消彼长,就自然被认为是未来两条道路的斗争,需要加紧社会主义改造。
从中国的实际来看,在建国初期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国民经济恢复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第一,由于我国经济落后,底子薄,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将导致供求关系的紧张,因而需要加强资源配置的计划管理,这就使以市场调节为主的私营和个体经济与政府要求的资源配置集中化、计划化不相适应,这种不适应集中表现在1952年的私营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和1953年的粮食统购统销上。另外,1953年初修正税制所引起关于公私关系的争论(包括财经会议),1953年6月李维汉关于公私合营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53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粮食问题的讨论,以及政协会议毛泽东对梁漱溟的批评,也都反映出在工业化资金的积累和运用问题上,公私之间是有矛盾的。
第二,由于城市私营和个体经济刚从旧中国过来,存在的问题较多,加上缺乏完善的法制和市场机制制约,偷漏税、行贿、伪劣产品、牟取暴利等行为较多,从而使人产生其“利少弊多”的印象。
第三,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还不能解决诸如失业、“两极分化”以及小农经济的“脆弱”等问题,虽然这些问题主要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如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国家二次分配手段的完善以及农业的产业化,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经济发展逐步解决。但是在当时,就体制来说,似乎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似乎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那里没有失业、没有两极分化,没有农民的破产等问题。这对于建国初期的广大党员和人民来说,是有很大吸引力的。依靠体制改革来消除不合理、不公平现象,常常是革命成功后的执政者习惯和喜欢采取的办法。
此外,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在短期内也确实能够保证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实施。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国的直接军事较量和对战争的估计(根据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和当时的现象),中国共产党为迅速改变工业基础极为薄弱的局面,20、30年代的苏联那样,选择了快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这种非均衡发展战略,对于当时人口多、底子薄、可利用外资有限的中国来说,必然要求高积累和资源的集中配置。1953年是执行一五计划的头一年,计划与市场的矛盾即以农副产品短缺的形式表现出来。换句话说,分散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既不便于推行高积累政策,也不便于实行资源的集中配置。更何况苏联的成功经验就在面前(其必要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证明,而其失误在当时尚很少为外人所知)。
因此,尽管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并保证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但是从上述因素来看,社会主义制度似乎比新民主主义更优越。
(二) 国际环境的制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开始逐步形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而朝鲜战争的爆发,则加剧了这两大阵营的对立。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敌视态度,使某些民主人士呼吁的中国应在美苏之间保持“等距离外交”设想破灭,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即宣布新中国在国际关系方面实现“一边倒”,即站在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但是也愿意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主权的条件下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和发展经济关系。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导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实行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政策。这使得新中国在国际上的“一边倒”政策实际上从政治和制度上的认同被迫扩大到外交关系和经济关系方面。在此情况下苏联和东欧民主国家与中国的经济交往以及对中国经济建设的援助,都在政治和经济上对中国的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演进起到了催化作用。例如恢复时期对“一五计划”的酝酿、苏联和东欧国家不与我国私营企业交往等等。
国际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封锁禁运。为了打破经济封锁和避免损失,在对西方贸易方面,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全盘统筹,统一对外;同时,封锁也导致我国的对外贸易重心向苏联东欧转移,而这些国家只愿意以协定贸易的方式与我国开展贸易,不仅私营进出口商被排斥在外,地方国营企业也难直接参与。
二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国防压力增大,国防费用增加。中国鉴于“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即使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也必须加快重工业的发展,而这就不仅要尽可能地提高积累,而且要将这部分剩余集中在政府、甚至中央政府手中,因此,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就不可避免了。
三是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是唯一愿意和能够大规模援助我国的国家,苏联的援助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中国必须认同社会主义制度,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同时,苏联的经济体制也决定它的援助只对中国政府,而不是私营企业。苏联的援助方式以及“一五”和“二五”计划的工业建设重点和布局,都促进了中国向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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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中一部最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巨著, 《红楼梦》在它带给社会巨大的影响之后,红楼梦人物形象也引起了人们对其品评、分析研究的兴趣。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红楼梦人物形象分析范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一 、贾宝玉
要评说《红楼梦》中的人物,首要的当数男主人公贾宝玉了,作为贯穿全书始终的人物,作者曹雪芹在其身上着力最多,寄托也最深 ,他其成为中国小说史上塑造得最为成功的艺术典型之一,甚至人人还说这一形象所影射的就是曹雪芹本人。但据我看来,这一典型形象绝非作者的实灵自作,而是作者根据现实生活中同类型的人物加以概括,并揉合了自己的想象,经过艺术加工而创造出来的完美艺术形象。 在第三回《贾雨村夤缘复旧职 林黛玉抛父进京都》中有两首《西江月》,是这样描写宝玉的: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
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梁:莫效此儿形状! 有些读者在读了这两首《西江月》后,就此认定了宝玉是一个不求上进,只爱脂粉的孽根祸胎。但其实不然,这两首《西江月》是从封建统治者的思想出发,所反映的是封建大家长对宝玉盼着他中举,扬名以继承地主阶级事业的“良苦用心”。而作者正是借《西江月》寓褒于贬,充分概括了在宝玉身上最突出的闪亮点---叛逆性格。 词中说他:“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其实就是说他不肯“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不愿走封建家长为他规定的读书应举,结交官场,遵从礼法,经帮济世的人生道路,而是鄙视功名利禄,厌闻“仕途经济”的学问。他甚至认为那些和朱理学之类的儒家著述,“都是前人无故生事”是“杜撰”出来的。至于八股时文更是:“后人饵名钓禄之阶”,是“拿安诓功名混饭吃的”。他把封建统治者奉若神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中一部最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巨著,是作者曹雪芹“呕心沥血,披阅十载,增删五次”长期艰辛劳动才给子孙后世留传下来的一件宝贵的艺术珍品。 《红楼梦》出世以后,它所具有的思想艺术力量,立刻惊动了当时的社会。人们读它,谈它,对它“爱玩鼓掌”“读而艳之”;又为了品评书中人物而“遂相龃龌,几挥老拳”;还有的青年读者,为书中的爱情故事感动得“呜咽失声,中夜常为隐泣。”因此在当时有“闲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一说。
《红楼梦》在它带给社会巨大的影响之后,也引起了人们对其品评、研究的兴趣。正面我就从一个《红楼梦》欣赏者的角度来对其中的主要人物进行一些评说。不当之处,还请大家给我指出、改正。 一 贾宝玉 要评说《红楼梦》中的人物,首要的当数男主人公贾宝玉了,作为贯穿全书始终的人物,作者曹雪芹在其身上着力最多,寄托也最深 ,他其成为中国小说史上塑造得最为成功的艺术典型之一,甚至人人还说这一形象所影射的就是曹雪芹本人。
但据我看来,这一典型形象绝非作者的实灵自作,而是作者根据现实生活中同类型的人物加以概括,并揉合了自己的想象,经过艺术加工而创造出来的完美艺术形象。 在第三回《贾雨村夤缘复旧职 林黛玉抛父进京都》中有两首《西江月》,是这样描写宝玉的: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
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梁:莫效此儿形状! 有些读者在读了这两首《西江月》后,就此认定了宝玉是一个不求上进,只爱脂粉的孽根祸胎。但其实不然,这两首《西江月》是从封建统治者的思想出发,所反映的是封建大家长对宝玉盼着他中举,扬名以继承地主阶级事业的“良苦用心”。而作者正是借《西江月》寓褒于贬,充分概括了在宝玉身上最突出的闪亮点---叛逆性格。
词中说他:“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其实就是说他不肯“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不愿走封建家长为他规定的读书应举,结交官场,遵从礼法,经帮济世的人生道路,而是鄙视功名利禄,厌闻“仕途经济”的学问。他甚至认为那些和朱理学之类的儒家著述,“都是前人无故生事”是“杜撰”出来的。至于八股时文更是:“后人饵名钓禄之阶”,是“拿安诓功名混饭吃的”。他把封建统治者奉若神
明的儒家道学批评的一文不值。基于此种想法,他“杂学帝搜”,宁肯去读《西厢记》《杜丹亭》这类被封建卫道者视为邪书的“小说淫词”,也不去读《四书》、讲八股、听“仕途经济”的“混帐话”。 他对读书上进、为官做宦的世俗男子,有着强烈的憎恶和轻蔑。 不仅如此,在红楼梦第三十二回中,史湘云劝他:“也该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宝玉听了十分逆耳,忙说:“姑娘请别的妹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
贾玉玉的叛逆精神不仅表现在他坚决不肯走封建主义人生道路,还表现在他对“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观念大胆地提出了挑战。当然,在他的性格当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也就是对于世俗男性的憎恶轻蔑以及与之相反的对于女孩子的特殊亲爱和尊重。在第二回中,他发表了自己离经逆道的独到见解:“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为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得浊臭逼人。”
后来随着宝玉逐渐长大,他的思想也日趋成熟,他又发现“女儿”也是不断变化的,所以又有女儿由出嫁前的“无价宝珠”到出嫁以后变成“死珠”再最后竟变成“鱼眼睛”的看法。这表明,他在成和或逐渐认识到在封建社会中受压迫最深的就是女孩。
因此,他在行动上才表现出了对女儿不同一般的温柔体贴。 再有,样宝玉极其轻视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封建等级制度。贾环既是他弟弟,又是庶出,“他家规矩,凡做兄弟的都怕哥哥”, “须要为子弟之表率”,但宝玉却是“不要人怕我”,所以贾环他们并不甚怕他,甚至得寸进尺还想割害死他和凤姐。即使被贾环有意用滚烫的蜡油烫伤,他还在为贾环打掩护。他还对仆人没有主奴界限,直接破坏封建秩序。对茗烟“没有没下,大家乱玩一阵,”
“撕扇子千金一笑”使晴雯转恼为笑;金钏受辱身死,宝玉念念不忘,不顾给凤姐过生日这等大事,偷偷跑到郊外冷清之处洒泪祭奠。 还有,就连宝玉追求的爱情婚姻也是建立在这种反叛思想的基础上的。他早已将追求婚姻自主和个性解放的思想昭然明世,他在梦中叫骂“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金玉良缘’?我偏说‘木石姻缘’”。
甚至拉着袭人的手把对黛玉的满腔情都倾诉了出来。 因此,也有人说贾宝玉这个形象所体现的是初步民主平等思想。但毕竟,他的思想还是有一点狭碍的。例如,他不敢与封建制度彻底的决裂;他从来不敢和封建家长正面发生冲突,对抗比较消极;还有当他苦于找不到思想出路时,就产生了想死,想“化烟化灰”的虚无空幻的思想。
二 林黛玉
林黛玉这个人物在读者心中的影响与贾宝玉几乎是等同的。她是作者精心塑造的另一封建贵族阶级的叛逆者,每次读完《红楼梦》,她都能引起我的深深思考,她用她的敏感多疑,用她的反抗,她的痛苦和眼泪,甚至用她的爱情来反抗统治阶级的压迫。但同时在她身上又存在不少弱点。
因为林黛玉的家世、出身,她在最根本点上所表现的是一个贵族阶级的小组。在探春理家之后,黛玉评论说:“要这样才好。咱们家里也太花费了。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算著,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O六十二回)可见她对于自己是属于贵族阶级,对于与自己休戚相关的贾家贵族的命运也是异常关心的。当湘云等人说一个扮小旦的伶人模样很象林黛玉时,她是很气恼的。“黛玉冷笑道....我原是给你们取笑儿的,拿着我比戏子,给众人取笑!”(二十二回)这里不仅是由于她使“小性儿”,而更重要的是在于:她在自己和社会地位低贱的人们----例如伶人--- 之间划下了一道深深的鸿沟。
从而认为把自己与这类人相比,是对自己的一种侮辱。这里,她的阶级优越感表现的很突出。 另一方面,她的性格中虽然存在着叛逆因素,但也并不是说她就一味地与封建阶级抗争。在宝玉的叛逆思想与封建传统观念冲突,矛盾最激化的时候----宝玉挨打时,黛玉却在宝玉被打后劝她:“你从此可都改了罢!”(三十四)在这里,黛玉劝宝玉时所凭借的是怎样的一种想法呢?还有,她偶而说了两句《牡丹亭》和《西厢记》的曲文,被宝钗听到了,宝钗就对她作了长篇封建论教的说教。
黛玉对此不但没有反感,而且“心下暗服”(四十二回)从此变得眼宝钗非常亲密。那么这里黛玉又是凭借怎样的一种思想来对等待宝钗的劝告呢?显然,在黛玉性格中,封建传统观念是与叛逆因素并存的。 林黛玉的性格与她所生长的环境有着很密切的关系。由于她出身在贵族世家,自幼受父母的痛爱,因此养成了她贵族小姐的性格也就不足为怪了。
不过,在她性格中最突出的一点也就是她对封建礼教的叛逆。 林黛玉出身于世袭侯爵的“清贵之家”。由于生活在思想最先到达的,思想环境比较开放的南方,加之父母钟爱,把她当作男孩来培养教育,使得她的思想比较开放,才华横溢。后由父母早丧,她寄居到每日每时都发生仇恨、倾轧、争夺、欺诈的“本也难站”的贾府内。“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一家子
亲骨肉,一个个象乌眼鸡似的,奶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在这样一种险恶的环境下,黛玉得不到一点欢乐幸福。但同时,险恶的环境也培育了她的叛逆性格。她永远也学不会薛宝钗的处事圆滑,也学不会讨好封建统治大家长。她眼里揉不得沙子,心里装不下尖埃。无视“温柔郭厚”的封建规范的存在。她用她那“比刀子还厉害”的言语对贵族家庭中种种黑暗和丑行揭露和嘲讽。我们常说,黛玉是任性、多疑、敏感、小心眼的。
但其实我们应该看到,她正是用她这种独特的方式来反抗封建礼教的束缚的。 除此之外,林黛玉还直接反抗封建礼教。薜宝钗曾经一本正经地向她宣扬:“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信条,她丝毫没有放在心上,她才华横溢,写诗做赋不让须眉。而且她还和宝玉有着同样的爱好,最爱看诸如《西厢记》、《牡丹亭》这类“移人心性”的“杂书”。她的这种蔑视封建礼教的庸俗,诅咒八股功名的虚伪,从来不劝宝玉为官做宦,从来不用“仕途经济”一类的“混帐话”去劝说宝玉,因而深得宝玉敬重,被宝玉视为“知已”。
他们的这种共通点也成了他们爱情的共同基础。 但可悲的是宝黛玉之间的爱情注定是一场悲剧。顽固的封建礼教是不充许他们之间的爱情存在的。于是嫌弃她的多病之身和小家子性儿为由,一次次地向她们的爱情发出警告。从“金玉良缘”到“慧紫鹃情辞试莽玉”再到“晴雯之死。”最终在“抄检大观园”时达到了爱情的毁灭阶段。在这场灾难中,司棋、芳官、四儿等先后做了牺牲品。就连“眉眼儿象林妹妹”的晴雯也在重病时被强赶出了大观园,最后含屈而死。这里封建势力彻底抛弃黛玉的讯号。从此黛玉的状况每日愈下,就连重病将死也乏人问津。美好的理想最终是毁灭了,黛玉赢得了爱情却无法得到美满的婚姻。
林黛玉的艺术形象深入人心,打动了读者,令人同情。但这个形象同时又是鲜活的。她那纷繁复杂的性格,明显的弱点,和敢于反抗、追求爱情的鲜明个性组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个体。使我们感到,她就我们所熟识的人,是为我们深深喜爱的人。
三 薛宝钗
说完了宝黛,那自然要说说宝钗了。对宝钗的评价,长期以来褒贬不一。
对于这个人物,我们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虽然她是一个封建礼教的守护者,是封建势力的帮凶,但同时,她也是受封建势力压迫,毒害的千万个人物的其中一个。因此,作者在描绘这个人物时,是同情与批判兼而有之。 作者同情她,她也是“薄命司”里“有命无运的人。”作者也赞美她,她的才,她的貌,是有目共睹的。她博学
多才,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无一不晓,各地风土,处世之万般皆通。就连医药之理。宝钗也略知一二。因此宝玉常常为之赞叹。她的艺术造诣很深,大观园里是有口皆碑的。诗才敏捷,常常独占鳌头,足可与黛玉相媲美。至于她那“比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的容貌神韵也常令宝玉羡慕得发呆。的确,薛宝钗是一个才貌双全的少女。 但是作者越是渲染和赞美她的才貌,就越能让人更好地批判她封建品德。但同时,作者并不是把她写成一个小丑,而是通过对宝钗的批判来达到谪指封建制度的目的,贬中有褒,褒中含贬,但基本持否定态度,我想,这就是作者对薛宝钗的态度。
在《红楼梦》中,宝钗很少直接宣扬和维护封建礼教,而是通过她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为反映她的真实个性。 在生活中,宝钗并不是像黛玉一样真情流露,而是常常深隐心机。她表面上“随分从时”“装愚守拙”“罕言寡语”,一举一动显得“端庄贤淑”完全符合封建“淑女”风范。但实际上她期望着“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温柔敦厚的仪范中掩盖的是“欲偿白帝”的野心。她熟谙世故,诚府极深。“来了贾府这几年”虽然表面不言不语,安分守已,实则“留心观察”因此即使是在荣国府这个人事复杂,矛盾交错的环境里,也生活得左右逢源,如鱼得水 。
甚至就连那个几乏忌恨一切的赵姨娘也赞她:“很大方”,“会做人”。 “会做人”的确是薛宝钗的性格特点,这与她“温柔敦厚”的外露特征相融合,使得她为人人所夸赞。宝钗“会做人”,“不关已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的为人处世原则,让她凡事不像黛玉一样用尖酸刻薄的话语指出,而是充闻耳不闻,装作看不见,只为心里明白也就罢了。这就使得那些平日里做着些见不得人的丑事的封建主子们便 赞她“会做人”。宝钗“会做人”不仅体现在对封建阶级最高统治者不露声色的笼络,还表现在对处于封建阶级下层的被压迫者的收卖上。贾母给她做生日,要她点戏,她就依着贾母素日的喜好说了一遍。又将贾母喜吃的甜烂之食当做自己喜吃之物说了出来,结果“贾母更加喜欢了”。
王夫人逼死金钏儿后,她和袭人扣听到消息,就连一向奴性很强的袭人也不觉流下泪来,而剥削阶级冷酷无情的本质使得她只感到“奇”便急忙撇下袭人,跑来王夫人处来安慰她。把全部罪过都归之于金钏儿的“糊涂”。她还说:“不过多赏她几两银子发送她,也就尽主仆之情了。”为了笼络王夫人--- 她未来的婆婆,宝钗表现得非常大方,表示了她并不忌讳把自己的衣服赏与死去的奴才穿,当即回家拿了几身衣
服来。至于受压迫的封建阶级下层统治者,宝钗为刑岫烟掩盖当衣度日的事实,来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地位。她还设法拉拢黛玉,为病中的黛玉送去燕窝、糖片。甚至就连赵姨娘这个众人嫌弃的女人有时也能得到一份宝钗送来的礼物,令她受宠若惊。遇到她在宝玉面前谈论仕途经济,恼了的宝玉当面给她下逐客令,宝钗为求“会做人”的命号,自然不能发火,只能把努力埋在心底,一笑了之,让袭人对她“会做人”的名声又多了一份赞叹。宝钗不仅会做人,而且常常借“做人”的机会来表现自己的才能。
史湘云要起诗社,但没有钱,这时宝钗便趁机要替她设东。宝钗告诉湘云要从自家带 东西来请大家,但出门叫一个婆子来却说:“明日饭后请老太太姨娘赏桂花。”“会做人”的宝钗表面上是帮了贫弱孤女的大忙,但实际上却是给另一段“金玉良缘”一次打击。她借口请大家,实则是为讨好封建统治的大家长。她处处小心,处处为了讨好贾母而布置。
如此可见“会做人”的宝钗是怎样“会做人”的了。 宝钗另一个主要性格特点就是虚伪,她虽然说过,对和尚道士所说的“金玉良缘”认为是胡说,又说金锁沉甸甸的戴着无趣,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宝玉去看生病的宝钗,宝钗拿着他的玉“重新翻过来细看”又“念了两遍”,再嗔怪丫环莺儿为何不去倒茶,引出莺儿笑说“和姑娘项圈上的两句话是一对儿”,这正好达到此此起宝玉注意的目的。然后再将本来戴着无趣的金锁从里面的大红袄上掏将出来。薛宝钗笼着红麝串招摇过市也是同样道理。本来她不爱花粉,衣著朴素,最不喜打扮,但金锁专等玉来配,而红麝串是元春独赐予她和宝玉的,都是命定婚姻的征兆,所以以此才能来证明只有她才是得天运命的人堪配宝玉。虚伪而“会做人”的宝钗就是这样,以“敦厚温柔”的“淑女”身分为掩盖,用她深隐的心机暗示和讨好贾府的家长们。
不过就其社会会地位和得到在人们心中的好评来说,宝钗“做人”是成功的。就从这点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点启示。在当今纷繁变化的社会中,要想得心应手地周旋其中,恐怕这就要向宝钗学几手了。不过有得必有失,或许我们会推动我们的真本性。但我想,只要我们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只学习好的一面,或许对我们也是很有帮助的。
四 王熙凤
在《红楼梦》中,作者为大家塑造了一个成功的反面形象,那就是凤姐。在她的身上,集中地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贪婪、凶婪、凶残、狠毒、阴险狡诈的阶级本质。可以说通过作者成功的描写,使读者在看到王熙凤的同时也就看到了统治阶级本身。
王熙凤是一个描写的非常生动的人物,她出现在哪儿,哪儿至少就会有热闹。年仅二十岁的她就主持荣国府的家政。在卷首,我们通过冷子兴之口对她的介绍:“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爽利,心机又极细,竟是个男人不及万一的”“年纪虽小,行事却比世人都大。如今出挑的美人一样的模样儿。少说些有一万个心眼子。再要赌口齿,十个会说话的男子也说她不过。”
这样对她已有了一点印象,但这些印象毕竟比较淡漠。但她第一次出了场,马上就被活生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教人再也不会忘却。那是黛玉初次与她的外祖母相见,老祖宗把她的外孙女心肝肉儿地搂着哭叫的时候,就连王夫人、李纨和众小姐都“个个皆敛声屏气,严肃恭整”的时候,却有一个人从后院笑声说:“我来迟些,不曾迎接远客。”仅仅一句话却给人特别鲜明的印象,这句话只是“这一个”凤姐才说的出的。可能贾府众人的感觉都已迟钝了,可我们却和黛玉一样,感觉格外鲜明:“来者是谁?这样放诞无礼?”
原来这就是贾母宠爱的凤姐。接着短短的一段描写,我们看到了一个大忙人,大红人。因为忙,她迟到了。在短短的聚会中还同王夫人谈了另外两件事。同黛玉讲话也显得很忙:笑着讲两句,马上拿手帕拭泪,又忙转悲为喜,赶忙询问有关情况和布置待客之道。因为红所以才敢这亲放诞无礼,贾母才特别给她加上“泼辣货”这一似贬实褒的称号。这同凤姐喜欢表现自己,事事争风头的性格特点盯适应,作者的浓笔艳抹,把凤姐的露面写得极其鲜明。在接下来,曹雪芹继续在各场合描写凤姐,并一步步地揭示出其性格的其它侧面,如才能、淫威、贪婪、伪善等,通过这样的描写,写出了一个完整活生的凤姐。
作者不仅从正面描写了凤姐,而且最常用的还是通过别人的观察和描述来表现观凤姐的形象。贾府的穷亲戚刘姥姥初见凤姐时的描写,就很好地表现出她的“威”。刘姥姥好不容易才进了荣国府,经过了一番周折后才等到“凤姐”“下来”时,却只听人声未见人影,又经过摆饮,“半日鸦雀不闻”,最后才得到接见。而见到的凤姐却是“粉光脂艳,端端正正坐在那里,手内拿着小铜火箸儿拨手炉内的灰。平儿站在炕沿边,捧着小小的一个填漆茶盘,盘内一个小盖钟。
凤姐也不接茶,也不抬头,只管拨手炉内的灰。慢慢的问着:‘怎么还不请进来?’待抬头看见刘姥姥已在地下站着,”这才忙欲起身,但“犹未起身时,满面春风地问好。”这一段描写的特别精彩,寥寥几笔,足以传神。尤其是她“拨手炉里的灰”的细节写来“追魂摄魄。”这种细节描写虽简洁,但已写足了一个贵族大家庭的管事奶奶对一个穷亲戚的威风。另外,其仆人兴儿对其评论:“心里歹毒,口里尖快”“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也极其准确地反应了凤姐的性格特征。
从第十二回起,作者陆续通过大段情节的描写来表现了凤姐性格的真实面。“毒设相思局”写她狠毒,“协理宁国府”写她的才干,“弄权铁槛寺”写她的贪婪舞弊。这些描写使得读者越读下去,就越能发现其性格的险暗面。“弄权铁槛寺”,水日庵的老尼姑求凤姐拆散张金哥的婚事,结果凤姐得了三千两银子逼死了一对示婚夫妻。
然而就在其利用贾王两府关系使得阴谋得逞后,“凤姐胆识愈壮,以后有了这样的事,便恣意作为起来”,作者的谴责之意非常明显。 凤姐不象贾政、王夫人流戴着“宽厚”、“仁慈”的假面具,她做坏事自觉不而大胆,她曾经宣称“我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凭什么事,我说行就行”,表示自己敢于向任何阻止她做坏事的力量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凤姐的人生哲学大概同曹操相同:“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但人们又绝不会把她同曹操混淆开来。同时贪婪狠毒的天性,凤姐却以女性的美貌和聪明,善于逢迎辞令,把自己隐蔽的更巧妙,更具复杂性。
在对金钱的贪婪追求上,她真可谓爱财如命。她瞒着贾琏放高利贷,甚至把丫环仆人们的月钱都挪去放债。后来贾府坐吃山空,钱的确不够使了,机琏便让她去求鸳鸯,她张口就要一二百两银子做报酬。连夫妻之间也这样勾心斗角,可见其的确是贾府崩溃前的蛀虫。 在“五熙凤大闹宁国府”这一典型情节中,作者用了近二回的篇幅全面生动地展现了凤姐性格。她发现贾琏偷娶尤二姐事儿以后,凤姐从兴儿嘴里听到全部情况,针对不同人采取不同对策,对尤二姐先是虚心假意地笼络,骗其入住大观园后,又借刀杀人。
而为其“显威”而状告贾琏的张华最后只落得被害死,被灭口的待遇,她的所做所为的确是兴儿一席话最好的验证。 凤姐性格的充分描写,有力地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和封建社会的黑暗,作者给王熙凤的“判词”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生前已心研碎,死后性空灵。家富人宁,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替。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呀!一场欢喜忽悲辛。叹人世,终难定。”从这可以看出,作者对其还是很婉惜的。凤姐越是能干,就越加速了贾家这座破败大厦的崩塌,而她自己也同归于尽。 总之,这一形象具有丰富的艺术魅力又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五 史湘云
史湘云是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所着力刻划的人物形象之一。她在“金陵十二钗”中名列前茅,在《红楼梦》复杂的形象体系中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她的形象,对于深刻地揭露社会矛盾,广泛地表现作品都起了重要作用。
在对湘云的判词写着:“富贵又何为,襁褓之间父母违。转眼吊斜晖,湘江水逝楚云飞。”判词概括了湘云生于富贵,长于忧患,自幼失去父母,且又遭逢未杨,只能在贫困潦倒中度过苦痛一生的悲惨遭遇。由于她的一生极富变化,因此她的性格也随生活境遇的转变而有所变化。 由于她自幼生活在封建统治的高墙深院内,被禁锢在侯们似海的封建记邸中,长期标准的封建教养,使史湘云接受了一整套陈腐传统的思想观念。
在第三十一回写的史湘云与丫环翠缕谈阴阳的一段话中:史湘云认为“天地间都赋阴阳二气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变万化,都是阴阳顺逆,多少一生出来,人罕见的就奇,究竟理还是一样。”当翠缕提出:“从古至今,开天辟地,都是阴阳了”时,史湘云就说她“糊涂”,骂她“放屁”,接着又把自己的观点作了进上步说明:“什么都是些阴阳,难道还有个阴阳不成!阴阳两个字还只是一字,阳尽了就成阴,阴尽了就成阳;不是阴尽了又有个阳生出来,阳尽了又有个阴生出来。”史湘云的这一篇宏论,突出地表现了她受封建的唯心主义的荼毒之深。暴露出了其封建阶级的本质。
在这一湘云与宝钗是同一思想体系的。在她第一次正面出场贾府时,还是与林黛玉同榻而眠,而到了三十七回应邀入诗社时,就被薛宝钗拉去蘅芜苑同住了。在第二十一回,她见到贾宝玉要吃胭脂,就一巴掌把胭脂打落,同时骂他“这不长进的毛病儿,多早才改过。”从这就开始展露出这个贵族少女身上的封建道学气。接着她又操着薛宝钗的腔调,来劝贾宝玉去结交贾雨村之流,走仕途经济的道路。这一番薛宝钗式的言论,惹得宝玉大为光火,立即象过去对薛宝钗一样,斥之为“混帐话”,给她难堪,赶她到别屋去坐。
由此可见,在史湘云骨子里的,还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 但随着她寄食依人的不幸遭遇和四大家族的衰落破败以及大观园的动荡不安,在最后一次诗会上的《柳絮词》明显地表现了她不愿封建阶级的“春光别去”及对将彻底失去天堂的无限依恋和哀悼。 不过湘云性格的最大转换是在七十六回,那年仲秋节的日明之夜,贾母带领全家在大观园里开宴赏月。他们虽强打精神,寻欢作乐,又是击鼓伟花,又是饮酒赋诗,又是说笑话,但一派肃杀破败的气氛却紧紧围绕着他们。再加上一阵阵传来的呜咽凄清的笛声,敏感多愁的黛玉自然对写感怀,俯栏垂泪。当更定夜阑,席散人归时,只剩下同病相怜的史湘云来宽慰林黛玉。说着说着,她也不禁对宝钗有所鬼抱怨“可恨宝姐姐,天天说亲道地热,早已说今年仲秋,要大家一处赏月,必要起社,大家联句,到今日便弃了咱们,自己赏月去了”。
亲历贾府重大变故,受到宝钗冷落,体会到世态炎凉的湘云终于对封建势力有所隔绝了。她与黛玉共同唱出了“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的贵族阶级覆灭前颓丧绝望的哀歌。另外在史湘云身上,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英豪阔大”“需月风光”的品格和横放杰出的才华等一系列的下面形象。
史湘云作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她辩证的人物思想性格对揭示作品本身所表现的社会矛盾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六 其他
在《红楼梦》中,除了以上几位主要人物外,作者还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他们各自具有自己独特而又鲜明的个笥性。温顺世故的袭人,出世孤高的妙玉,怯懦的迎春,忍辱吞声的尤二姐,敢于反抗的尤三姐和晴雯,以及泼辣能干的探春等无一不是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人物。就连书中一些着墨不多的焦大、傻大妞、小红等也给人留下鲜明深刻的印象。 因此,我们可以说,《红楼梦》这部书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达到中国古代小说的顶峰。
《摘要》“红学”之说,离不开林黛玉和薛宝钗两位女主角的争议,本文从林黛玉和薛宝钗的出生背景,生活环境,成长历程,人生价值观的差异和重合等四个方面论述两人的鲜明的艺术形象。打破长期以来“褒黛贬钗”的定论,曹雪芹终其一生精血所创造的鸿篇巨制《红楼梦》,立意独特,意义深远,并非等同于一般的世俗情感纠纷小说。
“盖贤与不肖之性,皆通人所兼具,非可以判然划分者也。人以宝钗为奸险,而阴为邢岫烟赎棉衣事,则亦仁厚。以黛玉为天真,而讥笑一村老妪为‘牛’为‘母蝗虫’,则亦刻薄。且宝钗宽大,黛玉偏狭,宝钗善体谅他人,而黛玉则心存嫉妒,然则宝钗必不肖而黛玉必贤乎?谓宝钗之美德全出于造作亦过,要而言之,人之天性不同,所表现者亦异也。”(1)
此上一番论述,指出黛玉和宝钗的贤与不肖所兼具,打破了长期以来“褒黛贬钗”的常论,“宝钗阴险狠毒,以黛玉之稚气,当然不是对手。盖黛玉多心,乃无手段,宝钗多心,手段又辣故也。”(2)
在读者的眼中,书中的林黛玉虽然生性多疑敏感苛刻,但是读者看到她的每一行每一言,都透露出一个“真”字。相比之下,薛宝钗的温柔敦厚大方,却总让人感觉造作之姿,隐隐笼罩着一个“假”字。假的东西总不及真的能够打动人心,黛玉的真心可以掩盖她的性格瑕疵,宝钗的假意则遮住她在其它方面的光辉。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对于两位形象的对比具体分析,主要会通过两人的四个方面不同分而述之。
一 出生背景的差异
林黛玉的出生家庭既是钟鼎之家,又是书香之族,这也为她具有满腹才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就是出生在这样的一个世家,到了她这一代却是仅仅剩下她一个人,盛门的背后,展现的却是无比的凄凉和孤苦。父母相继去世,无依无靠是必然的结果。生长在这样的世家,从小接受的不是生存之能,而是精神气质上的追求,那么她的傲气自然是油然而生。
但是就是她这样一个经过精神洗礼的女子,却要过着寄人篱下,在贾府鱼龙混杂的地方看着别人的眼色生活,心中的悲戚是不言而喻的,所以黛玉之所以是孤高自诩,目下无尘,根源在于是自己本身的生活理想和现实的矛盾。
书香世家讲得是读书认字,诗词歌赋,但是皇商讲得却是生意人际的交往。
跟人打交道,肯定没有跟书那么的简单,和人打交道,在利益衡量之间,讲得是人心的尔虞我诈和勾心斗角。
薛宝钗出生在这样的皇商家庭里,已经处于人心斗争的漩涡之中。她在这样的出生背景下,还可以有着可以和林黛玉一较高下文学才华,着实不易,这还要归功于她的父亲,将她当男儿一般来抚养,使她比他的哥哥强个一百倍。
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才让她从小就生活在家业的重担之下,父亲早逝,唯一的哥哥又不成器,家族的辉煌已是西山落日,光芒渐消。家族的重担无时无刻的压在她的肩膀上,令她做事不能随心而发,须得左右权衡,小小年纪被迫接受大人的世故圆滑。
在贾府那种人性受到压制的地方,两人同是薄命,一个是活得太真,一个是活得太累。
二 生活环境的不同
黛玉自小的生活的环境及其的简单,是一个纯净空灵的世界,直到父母的接连去世,让她开始知道生命无常和世事变幻莫测。
对这种对无常的无法掌握和对逝去的难以割舍让她有着一颗惶惶之心,不安时时笼罩在她的内心深处。以致她才会有异于常人的想法,“人有聚就有散,聚时欢喜,到散时岂不冷清?既清冷则生伤感,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开时令人爱慕,谢时则增惆怅,所以倒是不开的好。”(第31回《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因麒麟伏白首双星》)对繁华散尽之后的感叹痛惜,无奈伤感一一洞明。
宝钗,从她大哥薛蟠的累累劣迹就可以看出她生长的环境是多么的纷繁复杂。再加上一个大家族里所谓的一些夺权争产明争暗斗之事,在她年幼的心里已经埋下了现实是残酷的萌芽。
她是一个具有远见和才识的女子,自云守拙本只是明哲保身,然而周围的环境始终不相宜,让自己的才华在对现实的迁就之中渐渐的隐没,这对她本人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
林黛玉出生于书香世家,封建礼教自然是自小就学,自小就知,但是她在《红楼梦》中却是一个封建礼教的叛逆者,而薛宝钗出生于皇商世家,封建教条的管束自然没有那么的重,但是她却是一个封建社会标准的淑女。这样的位置转换实在是很有意思,也足于体现曹公的匠心独具。
其实,从他们两人的生长环境就是不难看出的。在封建社会之中,对子女,特别是女儿的遵守礼教的教导,一般都是来自于母亲。但是林黛玉却是幼年丧母,这样,封建礼教的第一导师就没有了。之后父亲林如海给她聘请的老师贾雨村也是一个漫不经心的人,自然对她的封建教化更不会放在心上。那么林黛玉可以说自小根本就没有接受过什么封建礼教,那么她会目无礼教,敢于反叛,只管真心就不难理解。
在这一方面,薛宝钗正好相反,她是幼年丧父。也就是在父亲死后,她才停止了诗书方面的用功,为了不让母亲操心而专心于针凿家计等事,此时宝钗母亲对女儿的封建礼教教导现在才刚刚开始。之后薛家有心想让女儿进宫选秀,要合封建第一帝王的心意,在封建礼教上更是不能放松。于是,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教导宝钗,想让她慢慢的转变为封建教教条的卫道者,这也是许多评论家对她下的定义,“她自幼尊孔读经,学会一套阴险狡诈的统治本领,她把个人的理想和抱负,同日益衰败的阶级利益紧紧的联在一起。”(3)
但是读者应该还记得她写的《螃蟹咏》吧,对当时那些横行无道的官场人物如贾雨村之流,进行了尖锐的讽刺。所谓诗歌见其志,实际上她骨子里却颇有愤世嫉俗的性格因子,她对当时的社会抱有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就连开始骂她热衷于仕途经济的贾宝玉都赞叹说写得痛快,如果认为薛宝钗真的是一个封建卫道者,那么赞扬她的贾宝玉也难脱干系了。(第38回《林潇湘魁夺菊花诗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薛宝钗对宝玉的劝学让读者论定她是封建卫道者的铁证,但是这又何尝不是出于一份真心的关心,和林黛玉面对贾宝玉差点葬送在父亲的棍棒之下的哭泣“你从此可都改了罢。”有着异曲同工之意。(第34回《情中情因情感妹妹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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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贾宝玉
主人公贾宝玉是一个又奇又俗的人物。构成他性格的主要特征是叛逆。他行为“偏僻而乖张”,是封建社会的叛逆者。他鄙视功名利禄,不愿走“学而优则仕”的仕途。他痛恨“八股”,辱骂读书做官的人是“国贼禄蠹”,懒于与他们接触拜会。
他不喜欢所谓的“正经书”,却偏爱于“杂书”,钟情于《牡丹亭》、《西厢记》。他还对程朱理学提出了大胆的质疑,认为“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了。”这充分显示出了他是封建君主制度的“逆子贰臣”。
他认为“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在这种骇世惊俗的思想指导下,宝玉终日“在内帏厮混”,并钟爱和怜悯女孩子,钟爱她们的美丽、纯洁、洋溢的生气、过人的才智,怜悯她们的不幸遭遇,怜悯其将嫁与浊臭的男子,失去了她们的圣洁之美。贾宝玉道:女子出嫁前为珍珠,嫁人后便失去光芒成了死珠,再老便与污浊男子同流,成为死鱼眼了。他甚至为自己生有一个男子之身而感到无可挽救的遗憾。
在他的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无疑就是与林黛玉的相爱。这场恋爱,一方面开始于叛逆性格,另一方面又促使了他的叛逆性格的最终形成。这是他生命史上最大最重要的叛逆行为。宝、黛不但要求婚姻自主,而且在恋爱中背离了封建社会的人生之道。他们在反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后导致了两人的悲剧结局。
二、林黛玉
娴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
在《红楼梦》中,林黛玉可能是个神仙,可望不可及,似乎也是一种姻缘,不想命运如此多作弄,其特点可概括为“凄美”二字。“凄”则主要表现在林黛玉的“身世凄凉、纤弱多病”,“美”则表现在“外在、内涵、艺术”这几个方面。两者相加就构成了林黛玉“凄美”的悲剧形象。
外在之凄美
初见黛玉,作者并未直接着墨来描绘她的美,而是巧借凤姐的嘴及宝玉的眼来突出林黛玉的绝世美丽。心直口快的凤姐一见黛玉即惊叹:“天下竟有这样标致的人儿!我今日才算看见了!”而在宝玉的眼中:“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娴静时如娇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好一个“袅袅婷婷的女儿”、“神仙似的妹妹”!笔至此处,一个活生生的“绝美”黛玉已跃然纸上,这便是林黛玉的“外在之凄美”。
内在之凄美
林黛玉是敏感而善良的。
一方面,她寄人篱下的处境让她总是小心翼翼地为人处事,形成了“生怕被人看轻了去”的心态;另一方面,一个兰心慧质的女孩儿的小心眼儿更可以为她增添些“灵慧与可爱”之处,从而使林黛玉这个角色的塑造变得更加生动、有血有肉、感人至深。这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在较大部分的一些的文学作品中,作者们往往对正面的角色作太多的褒扬而使主人公几达神化的程度,这就导致人物的塑造脱离了现实生活变得空泛无趣、了无动人之情了。
在黛玉的善良方面,我们又可以从她与宝钗相处的文字里边看得出来,尽管两人在平日里为情所累而有些磨擦,而至后来待宝钗“竟更比他人好十倍”,还把宝钗让她“每日吃上等燕窝一两以滋阴补气”当作是宝钗对她的体贴。再者我们还可以从她教香菱作诗“诲人不倦”以及她的葬花之举等事可以看出她内心的善良。事实证明,越到后来“大得下人之心”的不是常“施下人以小恩”的宝钗,而“以诚相待,啥也不瞒人”的黛玉,其出自本性的善良与坦诚也由此可见一斑。
本是天外飞仙,何故凄凉如是?曹翁笔墨之神,亦在于此,一方面让黛玉“美丽”到极至,一方面又让她“凄凉”而至身死!于是是乎,一个跨越无数时空的、恒久的悲剧性人物——“凄美的林黛玉”至此“雕塑”而成,“活生生”站在你的面前,让人为她尽情的感痛伤心,耿耿而不能忘怀。
三、贾母
贾代善之妻,出嫁前为金陵世家史侯的小姐。她在贾家从重孙媳妇做起,一直到有了重孙媳妇。她凭着自己的精明能干,才坐稳了贾家最高统治者的位置。她喜欢众孙女,溺爱孙子宝玉,从前80回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贾母是支持宝黛爱情的,但高鹗续本中却说贾母并不支持宝玉与黛玉的爱情。她的思想也受到了宝玉和黛玉的影响,有了一些前卫的思想。总之贾母能受到大家的尊敬,说明她的地位也是不可忽视的,她的能耐也是有的,要不能在封建社会保持长久的地位么?
四、王熙凤
荣府内,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她便是王熙凤。王熙凤的阴毒可谓人人皆知,作为荣府“总管”,她弄权作势,两面三刀。她用毒计害死贾瑞,又阴谋逼死尤二姐。她生性尖酸刻薄,到最后害了全家。她的个性是泼辣的,文中处处都不忘点明这一点,像她过生日那天,与那鲍二家的媳妇拼命,向老太太求救,足以见得。但毕竟她很能干聪明,荣府上下大小事务都得她说了算,又善于迎合贾母,深得老太太的宠爱。她的根本目的使聚拢钱财,赵姨娘曾说过“这一半家产不叫他搬到他娘家去,我也不是个人。”
五、薛宝钗薛宝钗
金陵十二钗之一,薛姨妈的女儿。她容貌美丽,肌骨莹润,举止娴雅,表面上看似乎是当时正统淑女的典范,但实际上她骨子里却颇有愤世嫉俗的性格因子和颇深的城府。她恪守妇道,但也对当时的社会抱有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比如,《红楼梦》第38回,她就作《螃蟹咏》,对当时那些横行无道的官场人物如贾雨村之流,进行了尖锐的讽刺。而她自己最喜爱的词曲,居然也是一首富于孤愤、反叛色彩的《山门?寄生草》!
由于受程高本的误导,红学界对薛宝钗思想性格的认识长期偏离实际情况。比如,传统观点认为薛宝钗“城府颇深,能笼络人心,得到贾府上下的夸赞”。第40回,在贾母携刘姥姥参观大观园的时候,宝钗蘅芜苑那“雪洞”一般朴素的室内布置,又引起了贾母的大为不满,认为是在亲戚面前很扫了她的面子。贾母对宝钗,一则曰“使不得”,二则曰“不像”,三则曰“忌讳”,四则曰“不要很离了格儿”,五则曰“我们这老婆子,越发该住马圈去了”。——全是清一色的负面评价。到后来,“荣国府元宵开夜宴”的时刻,贾母命自己所心爱的宝琴、湘云、黛玉、宝玉四人,与自己同坐主桌,却惟
独将宝钗排挤到了主桌之外,同李纹、李绮辈坐在一起。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宝钗在贾母面前由“受宠”转为“失宠”的重要标志。脂砚斋对于钗、黛写应制诗一事的评语也是:“在宝卿有生不屑为此,在黛卿实不足一为”。对弱者真切的同情,却对权势者“不屑”,这才是宝钗行事的基调。正如她在《螃蟹咏》里所说的“酒未敌腥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后来宝玉读到宝钗所作的《螃蟹咏》,也禁不住要为宝钗愤世嫉俗的思想叫好,高呼“写的痛快”!虽说如此,但宝钗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她的城府。例如王夫人的丫鬟金钏死了,宝钗说“姨娘也不必过于念念于兹,多赏她几两银子便完了。”
还有,她在偷听了坠儿和红玉在滴翠亭的话后嫁祸给黛玉,虽说没明说,但看过书都知道,宝钗的城府不浅! 对于书中的这种情况,曹雪芹生前的知己——脂砚斋倒是洞若观火。他(她)很早就已经指出,在这些人生观、价值观的选择上,“钗、玉二人形景较诸人皆近,……二人之远,实相近之至也。至颦儿于宝玉似近之至矣,却远之至也”,“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是要紧两大股,不可粗心看过”!所以,宝玉与黛玉看似有共同的理想与志趣,实际二人的思想立场却南辕北辙;宝玉与宝钗看似没有共同的理想与志趣,实际二人的选择却是殊途同归!——都是基于对当时那个社会的极度愤懑!
六、探春
贾探春贾探春,贾政与妾赵姨娘之女——她没有黛玉的纤细怜人,没有宝钗的乖巧伶俐,没有湘云的活泼开朗,却有卓超的才干,过人的智慧,深僻的见解,远大的眼光,这些在第五十六回“敏探春兴利除宿弊,贤宝钗小惠全大体”中精彩地表现出来了。
王熙凤因病卧床不起,便由探春、宝钗,李纨等人主持家务,此期间,探春查看家中大小账目,发现发放给各个房的月钱和发放给买办的重叠了,便想出了两全的办法,与宝钗等人商议年里往赖大家去,从赖大家中得到启发,和自家的情况对比,最后提出好的办法,岂不是足以见她的办事能力和精干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分析综合解决问题的素质。谁怪宝钗说“真真膏粱 之谈!你们虽是个千金,原不知道这些事”,而后宝钗又玩笑似的说:“你才办了两天事就利欲熏心,把朱子都看虚了。你再出去,见了那么利弊大事,越发连孔子也都看虚了呢。”探春闻此言,却一本正经地回答:“你这样一个通人,竟没看见姬子书,当日姬子云:‘登利禄之场,处运筹之界者,穷尧舜之词,背孔孟之道……’”如此一番精辟的言辞,岂是一位普通女儿说得出的,非有政
治眼光能矣!她虽为妾生,但处处要求自己的主子身份,为了得到平等的地位,她不得不与自己的生母赵姨娘割断“天然脐带”,与正室夫人王夫人接上一条“人工脐带”。她不认自己的亲舅舅,却满口叫王夫人的哥哥王子腾为舅舅。其实探春很无奈,在这个“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的贾府,她不得不这样。
1、薛宝钗的人物特征:
(1)她容貌美丽,举止娴雅,是当时正统淑女的典范。
(2)她恪守妇道,但也对当时的社会抱有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
(3)她稳重大方,八面玲珑。她对不同的人自有一套不同的“社交”方式:对贾母、王夫人这样的“权威人物”,她尊重顺从;对大观园的其他姐妹,她表现出的是“宝姐姐”的稳重和宽容;对下人,她又显得平易近人,不端架子。随和,大度;有才华;冷、无情,但 “任是无情也动人”。
2、贾宝玉的人物特征:
(1)他是一个又奇又俗的人物。
(2)构成他性格的主要特征是叛逆。他行为“偏僻而乖张”,是封建社会的叛逆者。
(3)他鄙视功名利禄,不愿走“学而优则仕”的仕途。
(4)他痛恨“八股”,辱骂读书做官的人是“国贼禄蠹”,懒于与他们接触拜会。
(5)他是封建君主制度的“逆子逆臣”。
3、王熙凤的人物特征:
(1)王熙凤的`阴毒可谓人人皆知,作为荣府“总管”,她弄权作势,两面三刀。
(2)她容貌俊美,性格泼辣;
(3)她精明能干,要强逞能;
(4)权诈机变,心狠手辣;
(5)机智幽默,善于奉承;
(6)贪财好利,嫉妒成性;
4、林黛玉的人物特征:
(1)她是一个才华横溢而性格孤傲的女子,“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则是她的写照。
(2)她从小失去双亲,寄居在荣国府,虽然贾母对她疼爱有加,但由于清高自尊的个性,她常生“寄人篱下”的伤感。
(3)她多愁善感,常常为别人不注意的小事而悲伤流泪。正如小说中所描写的“黛玉葬花”一幕,就突出了这一点。花开花谢本来就是自然景象,但她却由此而想到人生的悲欢离合、聚散无常。
(4)她为落花叹息,她把宝玉引为知己,同看《西厢记》,把人生的希望都寄托在宝玉身上。她深爱着宝玉,但又感到很难如愿。于是,她因想争取自己的位置但又多次失败而顾影自怜,暗泣于无人之处。
(5)她的内心世界似难捉摸,但也常常将其显露于外。若宝玉“得罪”了她,她便生气,泪水涟涟,甚至为他而生病。表面上这样,其实内心仍是挂念着他,借口去看他。宝玉一病,她为之而伤心,为之而哭泣。但由于封建礼教道德的约束,她不得表白,不得自已,最终在宝钗出阁之日郁郁而死,没能了却自己的心愿。
摘 要:曹雪芹所着成的《红楼梦》被列入四大名着之一。在书中, 他以金陵十二钗作为主线, 全方位地铺开了整个故事, 并充分展示了封建时代女性本身的精神品质和文化品格。从曹雪芹笔下的人物来看, 她们同时有觉醒意识和叛逆的精神。应该说, 每个女性所展现的性格魅力都会对现代女性有很大的启示。本文结合《红楼梦》的内容, 谈一谈其对现代女性的启示。
关键词:《红楼梦》; 现代女性; 独立意识;
红楼梦作为四大名着中非常重要的小说, 在我国的文学史上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曹雪芹在写作的过程中, 通过运用全新写作的手法来塑造了一个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即便历经千百年, 这些鲜活的女性形象仍然深深地打动着大家[1]。女性问题一直都是社会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问题。女性的解放本身和女性的人格独立和良好的文化素质品格有着很大的关系。《红楼梦》在一定程度上互换了女性自己的人格尊严, 并将女性内部丰富的文化品格更好地展现出来。应该说, 《红楼梦》给现代女性很多深刻的启示。
1. 现代女性应该做一个有思想的独立女性
在小说的第一回, 作者就列出了这样的绝句:“满纸荒.唐言, 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 谁解其中味。”从这样一段话中可以看到曹雪芹在写本书时候内心的辛酸。虽然封建时代还是属于男权社会, 但是曹雪芹这本书却是从女权的角度来写的。曹雪芹在评价自己写这本书时, 又有如下的一段话:“今风尘碌碌, 一事无成, 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 一一细考较去, 觉其行止监视, 皆出于我之上。闺阁中历历有人, 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而自护其短。”
曹雪芹在讲述他写这本书的动机时, 有了上面一段话, 而这一段话可以看出, 曹雪芹认为女子自然有她们的过人之处, 不仅见识不凡, 而且有些能力甚至超出男子。写《红楼梦》就是为了能够彰显女性的能干, 从而让她们的好名声能够传扬于世。作者笔下的女子在现实中都是很平凡的人, 虽然并没有多大的才能, 也没有在工作中有多么惊世骇俗的举动。但是曹雪芹正是通过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描写来更好地展现女性内心细腻的想法, 并更好地弘扬她们的个性魅力。在《红楼梦》里, 我们可以看到女性有不输男性的才华和资质, 同时, 几乎所有的女性都有自己独立的自主意识和独立的人格。这正是《红楼梦》的成功之处。
在曹雪芹的笔下, 包括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鸳鸯、贾探春、平儿和尤三姐等女性不仅非常的聪慧, 而且在为人处世的过程中很有自己的一套。人物全部都有血有肉, 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思想意识已经觉醒的一群女性。
2. 全面倡导“男女平等”的思想
读过《红楼梦》的人都会对贾宝玉有很深的印象。虽然他贵为封建时代的男子, 但是却有着与众不同的人格。他从小就是生活在一群贵族女子之间的, 作者完全可以通过贾宝玉的眼睛来展开故事, 这样也就能够更加准确客观地展现出《红楼梦》中女子的精神风貌, 并借此来更好地评价女性。
全书将贾宝玉塑造成了一个封建时代的叛逆者。贾宝玉从来未曾为自己的男儿身所骄傲过, 相反, 他曾经说过“男人是泥做的骨头, 我见了女儿便清爽, 见了男人便觉得浊臭逼人。”所以, 在贾宝玉的心中其实是提倡男女平等的, 须眉男子只不过是一些渣滓而已。所以, 贾宝玉从小就厌恶了官场上的引来送往和应酬, 也不太喜欢世俗的男子, 更不会和一些色鬼为伍。
从《红楼梦》回回的内容可以看出, 贾宝玉每天都是和女儿们吟诗作画, 下棋猜谜[2]。他欣赏探春的精明能干, 同情迎春的懦弱不幸, 倾慕宝斋的端庄优雅。更是与林黛玉心心相印, 贯穿全书前半部分。应该说, 他对每个女性都投入了同等的关爱, 同情、尊重和平等地对待她们。
贾宝玉的种种行为其实无不透露出男女平等的信号, 很难得并没有在封建制度下追求有关的大男子主义。这在当时的背景下是非常了不起的。虽然女子和男子平等到现代都没有能够完全实现, 但是在当时, 贾宝玉的这一形象本身就有着超前意识, 曹雪芹实际是在心中彻底否定男权社会的, 更鄙夷男尊女卑的现象。他极力倡导男女平等。
3.《红楼梦》中女性面面观
3.1 贾元春对现代女性的启示
要说《红楼梦》最风光的人物就是大姐元妃, 非常有幸一朝得到圣宠, 得以封妃, 从而荣耀了整个家族。这在封建社会是很多女人所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是, 元妃却在省亲的时候哭着说道:“那是见不得人的地方, 进宫之后要时时刻刻遵守宫规, 更不能够行差踏错, 不仅不能够有自由, 而且还要出处谨慎, 更无法享受爱情和亲情。元妃不到四十岁就死了, 实则是死于权利斗争之中。贾府的衰亡正是从元妃的倒台开始的。元妃的一生可以说是富贵至极, 但是她在背后也做出了极大的牺牲和代价。
但是, 从头到尾, 元妃都是心甘情愿的, 她也承受了一般女子所不能够承受的代价。所以, 从元妃的故事来看, 就是, 作为现代女性而言, 不论你是在职场、工作还是在生活中, 都应该学会在合适的位置做好份内的事情。元妃通过牺牲自己的一生来使得贾府能够多享受几年荣华富贵, 虽然贾府内里早已空虚。所以, 作为一个现代的女性, 一定要在各种场合找准自己的位置, 履行自己应该履行的职责。
在人的一生中, 也许会遇到许许多多的挫折, 但是, 一定要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作为妈妈, 你要尽力将孩子抚养成人;作为女儿, 你要尽可能地尽孝;作为妻子, 你应该尽到应尽的义务。
3.2 迎春探春姐妹对现代女性的启示
也有很多人想要去分析《红楼梦》中的迎春。贾迎春是小妾所生的女儿。她是一个受尽欺负也不知道叫疼的“二木头“女孩。虽然和元春、探春和惜春, 迎春根本没有任何存在感。由于她的性格过于懦弱, 所以就连奶妈子都可以随意偷她的头饰, 她也没有去追究。而无论在大观园里有多么热闹的活动, 贾迎春都没有想要去参加, 而只是默默地沉浸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
所以, 贾迎春作为一个最没有存在感的人物, 也没有人在意她是否开心, 她本人也没有什么忧愁和烦恼。她的父亲只知道一直娶比她年龄还小的女孩回来享乐, 却也从来不关心她本人的死活。贾迎春经常被派去做一些根本不在她职责范围内的事情。最后, 贾迎春被父亲安排嫁给了孙绍祖做妻子, 结果还不到一年就被折磨之死。贾迎春的悲剧可见一斑。
贾迎春在她短暂的一生中都没有去争取过, 只是打造属于自己的小世界。贾迎春一直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既没有贾宝玉那样耀眼的身世, 也没有薛宝钗和林黛玉那样过人的才华[3]。这也直接导致了她后来的悲剧。
但是贾探春却和迎春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性格。虽然同是庶出之女, 但是却也一直都在为自己拼搏。不顾赵姨娘三番五次地用计谋破坏, 但是却一直在向贾府的人彰显自己不好惹的一面, 从而为自己在贾府赢得一席之地。贾迎春从来都没有畏惧命运给予她的艰难险阻, 能拼则尽力一拼。
而作为一个现代女性, 一定要从贾迎春身上吸取教训。不管是在家庭、职场和生活中都需要适度地为自己争取。但凡那些能够在职场上变得很出色的姑娘, 大都懂得为自己的未来谋划, 并通过不断地努力去争取。刻薄地说:“职场上混的好的姑娘从来都是有些“自私”的姑娘。而那些嫁的好的姑娘, 都能够通过自己的经历知道自己想要的伴侣, 从而获得最后的幸福。现代女性要知道, 不争从来不是福气, 而只会被认为是懦弱。
3.3 王熙凤给现代女性的启示
要论《红楼梦》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女子, 大家大概都会想到王熙凤。现代女性要在随时都在生活中扮演多种角色。职业的升迁、恋爱婚姻到交际办事, 如果有王熙凤那样卓越的口才, 那么办事则无往而不利。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3.3.1 学会夸赞他人
例如, 王熙凤在初次见到林黛玉的时候就说道:“天下竟有这样标致的人儿, 我今日才算看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想老祖宗的外孙女儿似的, 竟是亲生的孙女儿, 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嘴里心里放不下。”
虽然王熙凤只是用这样简简单单的几句话来夸赞他人, 但却同时表达了对林黛玉的赞美、读贾母三位亲孙女的赞美, 同时又自谦说自己见识少了。最重要的是, 王熙凤的这样一番话既让黛玉明白了老祖宗对她的挂念, 同时又迎合了老祖宗内心希望被夸赞的需要。这比直接告诉林黛玉老祖宗有多挂念林黛玉有更好的效果。
而现代女性就是要学会王熙凤这样一套夸赞人的技巧, 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照顾多方人的感受, 从而在职场、婚姻和生活中也能够变得更加顺畅。
3.3.3 言谈得体
在刘姥姥问王熙凤借钱的时候, 凤姐有这样一段话:“且请坐下, 听我来说:方才你的意思我已经知道了。论起亲戚来, 原不该等上门就有照应才是。只是如今家里事情太多, 太太上了年纪, 一时难免有疏忽。我初管事不久, 又不太知道亲戚们的事情, 但也知道亲戚们各有各的难处。你既是大老远来了, 又是头一遭张口, 怎么叫你回去呢?可巧昨儿太太给我的丫头们做衣裳的二十两银子还没动呢, 你不嫌少, 先拿了去用罢。”
可以看出凤姐在说话的时候非常注意技巧:第一, 她讲话的时候虽然依然保持着她矜持而高贵的身份, 但是讲话的过程还是很的体的。第二, 她的话里暗含着贾府还是对刘姥姥家关心的, 但是贾府本身也不如外面看的那样辉煌了。第三, 在借钱的时候说话能够做到不过分热和, 又不过分怠慢, 更不会过分炫耀。
4. 结束语
曹雪芹的《红楼梦》里有无数的女性形象, 而从每个女性的身上都对现代女性有所启示。一方面, 我们一定要在平时多学习, 只有掌握了真本事才能够让自己在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另外一方面, 一定要能够勇敢说出属于自己的需求, 在家庭、生活和职场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最重要的是, 现代的女性要能够有属于自己独立的思想, 并保有自己独立的人格。
参考文献
[1] 王昆仑.王熙凤论[M]//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 (中) .天津:百花文艺社, 2016 (3) :59-64
[2] 王建华.礼貌的语用学研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5 (3) :139-143
[3] 孙爱玲.《红楼梦》对话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3) :8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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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是沈从文的一部优秀中篇小说,小说中的主人公翠翠,是作者倾注“爱”与“美”的理想的艺术形象,为此小编在此对《边城》里翠翠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欢迎大家阅读!
(1902~1988)现代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原名沈岳焕,笔名小兵、懋琳、休芸芸等。湖南凤凰(今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苗族。1918年小学毕业后随本乡土著部队到沅水流域各地,随军在川、湘、鄂、黔四省边区生活,开始接触中外文学作品。1923年到北京自学并学习写作。曾去北京大学旁听。 1924年后开始发表作品,并与胡也频合编《京报副刊》和《民众文艺》周刊。1928年到上海与胡也频、丁玲编辑《红黑》、《人间》杂志。翌年任教于中国公学。1930年起在武汉大学、青岛大学任教。1934年起编辑北平和天津的《大公报》副刊《文艺》。
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编辑《大公报》、《益世报》等文学副刊。从1926年出版第一本创作集《鸭子》开始,沈从文出版了7O余种作品集,被人称为多产作家。至40年代刊行的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集《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如蕤集》、《八骏图》,中篇小说《一个母亲》、《边城》,长篇小说《旧梦》、《长河》,散文集《记胡也频》、《记丁玲》、《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等。
他的小说取材广泛,描写了从乡村到城市各色*人物的生活,其中以反映湘西下层人民生活的作品最具特色*。代表作《边城》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表现自然、民风和人性*的美,提供了富于诗情画意的乡村风俗画幅,充满牧歌情调和地方色*彩,形成别具一格的抒情乡土小说。他的创作表现手法不拘一格,文体不拘常例,故事不拘常格,尝试各种体式和结构进行创作,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文体作家”。他的散文也独具魅力,为现代散文增添了艺术光彩。一些后来的作家曾深受他创作风格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从文被安排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从事文物、工艺美术图案及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工作。1957年放弃了文学生涯。1978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致力于中国古代服饰及其他史学领域的研究。研究成果有《唐宋铜镜》、《龙凤艺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学术著作。1980 年曾应邀赴美国讲学,1982年增补为中国文联委员。沈从文的著作除前面列举的外,还有论文集《沫沫集》、《废邮存底》、《云南看云集》,批评专集《现代中国作家评论选》,以及多种沈从文的选集和多卷本《沈从文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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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历史 人物教学 初探
【论文摘 要】学习历史,必然会接触到这样或那样的历史人物,纵览六册中学历史教科书,涉及到的历史人物就有九百多人,各个历史事件,历史现象都离不开当时的人物活动,正所谓“历史是人创造的,人是历史的主人”,那么教师如何使学生把握各个历史人物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与贡献,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呢?
学习历史,必然会接触到这样或那样的历史人物,纵览六册中学历史教科书,涉及到的历史人物就有九百多人,各个历史事件,历史现象都离不开当时的人物活动,正所谓“历史是人创造的,人是历史的主人”,那么教师如何使学生把握各个历史人物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与贡献,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呢?
1.一定要把历史人物和时代结合起来,所谓“时势造英雄”,如果孤立的讲一个人物如李自成,这位明末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他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他是农民阶级的杰出代表,但如果拿他与清末洪秀全相比,就会有一个区别:两者思想水平停留在不同的高度,前者是由于不堪忍受残酷的封建剥削开展斗争,表达农民要求政治上平等,经济上均分财富的愿望,并没有动摇封建统治基础----土地所有制,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的为改善生活待遇而斗争,后者在斗争中提出明确的一个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矛头直指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所以说在授课时需明确,以免有意无意地使学生们唯心地看待历史人物。
2.要注意历史的情节。无论是以人带事,还是以事带人,都应以叙述法为主而辅之讲解法来讲授。在叙述过程中注意抓住典型的情节,以突出重点。例如,1945年国共两党重庆谈判,面临巨大生命危险,敬爱的毛主席毅然决定亲赴重庆。在授课时,我结合机场欢送人群,历史学家范文澜夫妇对主席的良言相劝和主席那坚定的“挥手之间”等情节讲授,使学生们马上被主席这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所感染,加深了对自己领袖的爱戴。如果不讲这些,只是照本宣科地讲,这些人物虽然都按时出现了,教学效果却会很一般。
3.要适当地引用历史人物当时的语言和讲述具体行动。如红军在井冈山根据地时面对敌人重重包围,封锁却经常唱道:“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表现了革命者的乐观主义精神。再有,蒋介石对陕北搞重点进攻,毛泽东同志在转战陕北时,把自己居住过的窑洞扫得干干净净,并诙谐地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通过这样一讲,学生们就会具体地意识到这不是逃跑,而是有计划的撤退,而且他们会为毛泽东同志的超人胆略而高兴,也会很有兴趣地继续听课。#p#分页标题#e#
4.注意抓住历史人物的穿着打扮等特点。举个例子,在讲周恩来同志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指导大家看图,同学们看到周恩来同志一身戎装,显示了这是国民革命军的装束,当时正处于国民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这样同学们就会印象深刻,起到牢记的效果。
5.还应运用好图片,电教课件等直观教具。如展示北美独立时,结合教材内容展示大陆军总司令华盛顿的图片,英军司令康华利投降的图片,就有利于加强教学的直观性,达到良好效果。但是,要考虑一节课中使用图片的数量,一会一张,弄得眼花缭乱,反而会冲淡重点部分的印象。选用什么,选用多少,都要服从,服务于自己的教学目的。
这里,我只是谈了一点个人对中学历史教学中人物教学的看法,在今后工作和学习中还须不断认真钻研,更希望能不断得到各界的帮助来把历史教学工作搞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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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伦塔诺是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意动心理学的创始人。1894年退休后,在意大利和瑞士从事研究和写作。他在心理学方面最著名的著作是:《亚里士多德的心理学》(1862)、《从经验的观点看心理学》(1874)、《论心理现象的分类》(1911)。他的学生,如C.施通普夫、C.von埃伦费尔斯和S.弗洛伊德在心理学史上都是重要人物。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胡塞尔对布伦塔诺描述心理学的理论推进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洲,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已有了迅猛发展,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几乎“绑架”了包括思想文化领域在内的一切,形而上学作为一切知识之基础和各门科学之纽带的根本地位发生了动摇。人们逐渐抛弃传统形而上学而崇尚和迷恋科学与经验,科学主义统治下的欧洲出现了科学没有基础、文化发生分裂、生命失去意义、心灵陷入空虚得令人窒息局面。面对这场人性缺失的思想文化危机,各行各业的有识之士都在积极地从自身学科和专业立场出发为改变时局而努力,哲学出身且具有远大学术抱负的布伦塔诺(F.Brentano)自然也不例外。
19世纪70年代科学心理学初创时期,布伦塔诺受经验哲学、亚里士多德哲学、笛卡尔哲学和朴素现象学等多种哲学思潮综合影响,带着把哲学改造成像自然科学那样的严格科学的神圣使命,从经验立场出发提出了构建描述心理学的宏伟构想,以便为创建“严格科学的哲学”提供概念和原理的起源,从而开创了描述心理学的严格科学传统,在心理学史特别是人文科学心理学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并得到了延续、传承和发展①。这里需要提及的是,描述心理学的另一传统即浪漫主义传统是由狄尔泰(W.Dilthey)开创的,狄尔泰和布伦塔诺是整个描述心理学的共同创建者②。
布伦塔诺从经验活动的视角理解人的心理现象,主张通过内部知觉对作为意识活动的纯粹心理现象经验进行如实描述,因而其描述心理学是经验的。正如他所说:“只有经验影响着我,好像情人一样。”③ 胡塞尔(E.Husserl)对布伦塔诺所开创的描述心理学传统进行了传承和发展,特别是后期,他激进地突破和推进了布伦塔诺描述心理学的经验框架,通过对本质的强调而将描述心理学推向了一个独特的新方向④。
胡塞尔是开启现象学运动的德国著名哲学家,也是布伦塔诺最具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学生。正如齐硕姆(R.M.Chisholm)所言:“我们应把胡塞尔看作布伦塔诺的学生,而非把布伦塔诺看作胡塞尔的老师。”⑤ 胡塞尔深受布伦塔诺影响,确立了创建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的理想,并为实现这个伟大理想,在其哲学生涯的最初十年(1891-1901年)对描述心理学进行了探索性研究,甚至把现象学等同于描述心理学。他早期主要是继承布伦塔诺的经验描述心理学,将之拓展和应用于算术领域,并把它作为算术研究的基础。他于1891年发表的《算术哲学》(第1卷)是其早期主要研究成果,也标志着其描述心理学研究的发轫。但早期算术阶段的胡塞尔,在描述心理学研究方面并不成熟,他除了继承以外并没有对布伦塔诺的描述心理学做出根本性突破。
经过数年反思和探索,他逐渐认识到布伦塔诺的意向结构模型存在着将意识内容与意识对象混淆的错误,从而提出了一种新的“三维”意向结构模型。以这种新的意向结构模型为基础,他在坚持描述心理学的直观原则的前提下,使直观内涵扩展到包括观念直观,从而把布伦塔诺注重经验的意动描述心理学发展为注重观念的本质描述心理学,实现了对布伦塔诺描述心理学的根本性突破。他于1900-1901年发表的两卷本巨著《逻辑研究》是其后期描述心理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但在《逻辑研究》之后他几乎抛弃了描述心理学而完全转向了现象学哲学。因此,可以说,胡塞尔的描述心理学始于《算术哲学》而止于《逻辑研究》。
胡塞尔通过其本质描述心理学体系,有力地推动了布伦塔诺描述心理学的发展与进步,成为严格科学传统的描述心理学发展史上颇为精彩的一笔。然而,我们综观国内外研究文献发现,胡塞尔主要是作为一名哲学家而在学术界备受关注,其对描述心理学发展史的独特贡献则较少受到重视,甚至在心理学界也是如此。德布尔(T.D.Boer)的《胡塞尔思想的发展》(1979)和罗林格(R.D.Rollinger)的《胡塞尔在布伦塔诺学派中的地位》(1999)两本著作,可以说是专门研究胡塞尔的学术思想和历史地位的经典之作,但它们对胡塞尔描述心理学的理论观点、变化过程以及历史地位的呈现仍然远远不够系统、具体和明晰。鉴于此,我们从历史发展的比较视角系统梳理胡塞尔对描述心理学的贡献将具有重要意义。
胡塞尔早期的描述心理学研究,主要是将布伦塔诺的经验描述心理学继承性地拓展和应用到了算术领域中,通过基于经验事实的描述心理学分析,探究了“数”概念的表象基础或心理起源,进而证实了其正当性与合法性。
自笛卡尔以来,许多哲学家一直把具有知识确定性的数学视作严格科学的典范,并自觉以数学为榜样来构建哲学。数学出身的胡塞尔,对数学有着天然的偏好,并对布伦塔诺的严格科学的哲学颇为青睐,但他并非要以数学为榜样来构建哲学,而是要通过阐明纯粹数学的基础来阐明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的基础⑥。他认为,哲学概念与数学概念的基本性质相同且具有共同基础,弄清数学的基础便弄清了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的基础。
数学或算术中各种数概念和关系的地位并不相同,整个算术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最终奠基于那些自身简单且逻辑优先的概念和关系之上,而最简单和最基本的概念就是“数”,因此算术哲学应从阐明和分析“数”的基本概念出发。依他之见,对“数”概念的分析首先要对作为普遍概念的“数”和归属于它之下的个别自然数概念加以区分⑦。基于这种区分,对“数”概念的分析实质上就是对作为普遍概念的“数”的基本内涵进行分析,而这种分析在他看来只能通过借助布伦塔诺的经验描述心理学方法,分析我们的意识活动特别是表象活动来完成。
胡塞尔不主张把“数”概念视作符号形式中所给予的东西,而是将之看作具有某种客观性的抽象对象,但这些抽象对象又总是作为我们的表象即某种主观之物出现于我们认识之中。这说明“数”概念既是自在自为的客观之物又是在认识中被给予的主观之物,但它们最终是从某些具体现象中通过抽象作用而产生的抽象表象,因而算术概念分析首先应从主观心理方面追溯其在具体现象之中的直观基础。
胡塞尔认为,以具体表象为基础的抽象表象可分为外部抽象(外部知觉)和反思抽象(内部知觉),前者所形成的是反映外部事物的共性、关系或属性的概念,后者所形成的是反映心理活动或自我状态和特性的概念,“数”概念的基础是基于内部知觉的反思抽象,因而它是心理活动或心理行为而非外部事物的共性、关系或属性。我们欲产生抽象表象首先要以具体表象为基础,而且要具有从具体表象的内容中分离和抽象出共同部分从而形成抽象表象之内容的能力。对“数”概念的描述心理学分析除了要首先追溯其在具体表象中的直观基础外,还要详细描述抽象表象被抽象出来的具体过程。他认为,“数”概念的直观基础是“个别地自为地被给予的、并以集合的方式被把握在一起的客体的全体”⑧。
此处的客体即是表象内容或表象内容的一部分。他把作为“数”概念的直观基础的表象称为集合表象,即当我们拥有它们之时我们可以用“一些东西”来对它们加以命名。集合表象的重要特征是,被集合起来的各客体可以完全随意,即它与元素自身的性质毫无关系。但集合表象之中除了具有元素之外,还具有一个超出诸元素但能将诸元素结合起来的联结,称为“集合联系”,实际即元素之间的关系,且作为共同点构成抽象的基础。
胡塞尔根据布伦塔诺的物理现象与心理现象的区分,区分出两类关系即原始关系和心理关系。原始关系对应着物理现象,即非意向地包含其基本部分的那些关系,其基本部分完全是根据内容联系在一起的;心理关系对应着心理现象,即意向地包含其基本部分的那些关系,其内容只是由于我们的心理活动才联系在一起。他认为,集合联系作为把诸元素集合起来的集合行为属于心理关系,在语言中用“和”来表示,因而对它的抽象只能是反思抽象。在对集合联系进行反思抽象的过程中,某些作为“一”或“某物”的个别内容并没有消失,而是在集合联系中仍然被给予,只是我们未予以特别注意而已。因此,“数”概念的基本内涵是由“集合联系”(“和”)与“某物”(“一”)两个概念构成的。
胡塞尔独辟蹊径地运用描述心理学的方法和理念对“数”概念的基本内涵进行了阐释和分析,从而对描述心理学进行了早期接触和研究,但他的描述心理学观点并未根本突破布伦塔诺的经验描述心理学理论框架,甚至两者所存在的问题都基本一致,即混淆了主观之物与客观之物。布伦塔诺因执着于物理现象与心理现象的区分,而没有对意识内容和意识对象明确区分,以致把意识内容误认为物理现象而排除在心理学研究大门之外。
胡塞尔则把客观的作为意识对象的集合联系与主观的作为意识活动的集合行为等同起来,从而混淆了客观静止之物与主观活动之物⑨。此外,他的“心理关系”也暧昧不清,既可被理解为一种心理实在,又可被理解为某种理想的普遍统一⑩。这充分反映出胡塞尔在算术哲学阶段对描述心理学的认识和研究尚不成熟,也为其后来描述心理学的根本突破提供了动力。
胡塞尔自其《算术哲学》遭到批评之后经过数年反思,认识到布伦塔诺的意向结构模型存在严重不足,通过对其改造进而提出了一种新的“三维”意向结构模型。
布伦塔诺以是否具有“意向内存性”(intentionalinexistence)为根本标准对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作了严格区分,认为心理现象具有对象的意向内存性,总是指向或关涉某个对象或内容,并且这个对象或内容不存在于外在世界而存在于内在世界,而物理现象总是自给自足地自己包含着自己,不包含任何其他事物于其内。他通过意向性提出了自己的意向结构模型,涉及意识活动、意识内容和意识对象三部分。但他的意向结构模型存在模糊不清之处,认为意识活动是指各种心理的活动或动作,意识内容是指意识活动所涉及的各种对象,这便混淆了意识内容与意识对象的界限,以致两者在他那里可以等同和互换使用。
事实上,布伦塔诺因过于专注把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区分开来,而忽视了意识内容与意识对象的区分,并且认为意识内容和意识对象都不是心理现象本身而是物理现象,只有意识活动才是心理现象。这便把原本属于心理现象的意识内容等同于属于物理现象的意识对象而将之排除于心理学研究范围之外。
胡塞尔充分认识到布伦塔诺的不足,认为意识活动经验的内容与超越心灵实体的意识对象具有根本不同的属性特征。当我们从不同角度或在不同条件下观看某个对象时,我们意识活动之中所产生的意识内容是大不相同的。例如,当我们翻转某个精品盒观赏时,我们所看到的是盒子的不同侧面,我们明白我们在不同的知觉活动或知觉行为中所看到的是同一个对象,但在我们意识中所产生的经验内容则会随着观看角度的不同而变化多样。再如,就听某场音乐会而言,我们可以端坐在音乐厅里收听,也可以站在音乐厅外面隔着墙壁收听,但无论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的听觉多么不同,我们都深信我们自己所听到的是同一场音乐会。因此,我们所看到的是某个盒子而非某些视觉,我们所收听的是某场音乐而非某些听觉。
胡塞尔认为,意识对象并非是意识活动内部用来代替所指涉对象的替代物,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所表现出来的意识对象与外部现实事物实际是一回事,并不存在意识对象或意向对象之外的物自体,意识活动所指向或意向的就是外部世界的现实事物。但意向对象在我们脑海当中是个什么状况,则取决于我们以什么样的意向方式去对待。例如,诗人审美意向中的花鸟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花鸟,而科学家判断意向中的花鸟则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花鸟,尽管诗人与科学家所意向的是相同的对象,但因意向方式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意识内容。这也足以说明,意识内容与意识对象不是一回事。
胡塞尔在对意识内容和意识对象作了明确区分后,进一步对布伦塔诺关于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的分类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布伦塔诺所谓的心理现象并未囊括全部的心理现象,而在其所谓的物理现象中实则包含了很大部分的心理现象。布伦塔诺仅把意识活动视作心理现象,而把主观的意识内容等同于客观的意识对象划入了物理现象范畴,从而缩小了心理现象的概念范畴。针对布伦塔诺意向结构模型的不足,胡塞尔提出了一种新的“三维”意向结构模型,并以听音乐为例做了说明。
对音乐的听是意识活动,所听到的音乐是意识内容,听所指向的音乐是意识对象,其中意识活动和意识内容都属于心理现象范畴,意识对象属于物理现象范畴。意识活动、意识内容和意识对象构成了人类心理不可或缺的三要素。意识活动根据意向关系总体上可分为客体化意动和非客体化意动,前者是指具有构造对象能力的意动,包括表象和判断等意动,后者是指不具有构造对象能力的意动,包括情感、欲求和意愿等意动,并且后者以前者为基础;意识内容严格意义上是内在于心灵和私人的,由个人意向方式所决定;意识对象在现实世界中是否真实存在与知觉经验的本质并不相干,因而虚构的人物、荒谬的观念等实际不存在的事物也可以成为意识的意向对象。胡塞尔新的“三维”意向结构模型的提出,为其本质描述心理学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胡塞尔以新的意向结构模型为基础,突破和推进了布伦塔诺的描述心理学,提出了本质描述心理学。他把描述心理学重新界定为主体从第一人称视角出发对其内心中所显现的普遍“观念之物”进行直观描述的本质科学,并规定其具体任务是通过本质直观描述性地探究由意识活动和意识内容所构成的心理现象的本质种属和复合形式,故被称为“本质描述心理学”。他站在人文科学的基本立场上确立了描述心理学的基础地位,指出了描述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具体心理经验之外的普遍观念之物,并主张运用本质直观的描述方法加以研究,最终把描述心理学打造成一门严格精密的本质科学。
(一)描述心理学的人文科学观
胡塞尔与布伦塔诺一样,主张心理学总体上包括描述心理学与发生心理学两部分。描述心理学致力于根据自我体验无先见地描述自身显现的现象,只对那些直接给予的东西感兴趣,而不关心那些关于各种现象起源的理论,也不关心所予现象在自身之外可能意味着什么以及它可能对什么有效;发生心理学则致力于通过假设验证在生理过程和物理过程中寻求心理发生、演变和消失的原因机制,主张以心理事实的因果确定性为基础去发现那些正确判断特定心理事实赖以发生的法则,而且往往会把因果说明的结果与直接所予的现象混淆在一起。胡塞尔认为,描述心理学所坚持的是心理学的人文科学观,而发生心理学所坚持的是心理学的自然科学观,科学立场的不同导致它们在研究目标和研究方式上大相径庭。
胡塞尔曾明确指出发生心理学是“一门阐释性的自然科学”。他虽未明确提出描述心理学的人文科学立场,但其描述心理学中却透露出严格的人文科学理念,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他认为描述心理学属于哲学体系范畴,旨在澄清纯粹逻辑的基本观念并因此成为这种逻辑的哲学补充。其次,他认为描述心理学是一门对心理经验之外的普遍观念之物进行直观描述的本质科学,不涉及任何形而上学的先在假设,也不包含任何经验论传统中的现象主义理论。可以说,描述心理学的人文科学立场具有无前提性。最后,他主张描述心理学坚持“面向实事本身”的描述精神,既反对把心理世界视为物理世界的客观主义立场,也反对把物理世界视为寓居于心理世界之中的主观主义立场。
胡塞尔站在人文科学的基本立场上确立了描述心理学的基础地位,认为描述心理学不仅与逻辑学等其他学科相比处于基础地位,而且相对于发生心理学更是处于优先和基础地位。描述心理学可以独立于发生心理学开展研究,但发生心理学必须建立在描述心理学基础之上才可以开展研究,描述心理学是发生心理学的必要准备和前提。正如他所指出:“心理学必须根据自我体验(或意识内容)的本质种类和复合形式来———描述地———研究这些自我体验(或意识内容),然后才能———_莀_筈_漘_发生地———探寻它们的产生与消亡、它们的构造和改造的因果形式与规律。”
(二)描述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胡塞尔所提出的意向结构模型,把意识内容与意识对象作了明确区分,并把意识活动与意识内容归为心理现象,而把意识对象归为物理现象。在此基础上,他对心理现象作了实在之物与观念之物的划分,前者指随时间而变化的具体心理体验及其组成部分,后者指存在于具体心理实在之外而不随时间变化的普遍种属之物、一般之物或本质之物,是主体对诸个别心理经验事实“观念化”(idealizing)和“抽象化”(abstracting)的产物。
胡塞尔把随时间而变化的具体心理现象即实在之物视作心理的“实项”(reell)部分,认为它们“都是某个自为的个别物,是它所属的心理本质的一个实在状态,它在分配给它的这个时间段中存在,而当这段时间结束之后它又退回到虚无当中”。心理现象的“实项”部分具有两个典型特征:首先,它们依附于具体经验事实,是个别、具体和相异的,几乎所有心理实在之物都具有各自的独特性。其次,它们是在特定时间中出现并随时间延续和变化的“真实心理事件”,具有时间上的不稳定性。我们心理经验中的具体意识活动和意识内容都属于心理的“真实实在”。胡塞尔认为,心理现象中的“实项”部分所遵循的规律是事实规律,事实规律是通过各种普遍法则来因果地说明个别经验事实的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发生心理学便是这样一门学科,它研究的是“作为实在之物的心理活动的共存、相继的规律”。
胡塞尔认为,在心理的“真实实在”之外还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观念之物”,我们不仅存在着指向单个个别对象的心理活动,而且还存在着指向具有普遍性和观念性的本质之物的心理活动。“观念”承载着自柏拉图至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史的观念论烙印,等同于“本质”(essences)概念。
胡塞尔所谓的普遍“观念之物”独立于一切经验结果,而与纯粹逻辑密切相关,是能够在本质直观中被把握的种属(species)之物,表现为“数”、“一”、“多”、“关系”等不带任何质料的纯粹形式,它能够为不同人所把握,具有超时性、同一性和自存性等特征。例如,对于任何一种名词性活动而言都存在着一种与之相对应的命题活动,对于任何一种名称而言都存在着一种与之相对应的陈述,这些“合乎理念法则”的相关性与实际发生的经验事件毫不相干,而是先天的“观念之物”或“本质之物”。它们并不断言某物是否实际发生,而只断言如此这般的一类事实是可能的。
胡塞尔明确主张,描述心理学是一门先天的本质科学,旨在确立那些纯粹以观念而非经验为根据的心理法则。也就是说,它应该纯粹以观念或本质为依据,以心理中的普遍“观念之物”为主要研究对象,而非过多地关注那些依赖于经验、个别具体的意识活动或意识内容。描述心理学只有以这种纯粹的观念之物为研究对象,才能为哲学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奠定基础。这里的“纯粹”意味着描述心理学所研究的不是经验主义或实证主义的心理现象,而是既具有主观性又具有客观性的心理现象的普遍本质。
正如他所言:描述心理学“只关心在直观中可在其本质普遍性上被把握和分析的体验,而不关心那些在显现的、被设定为经验事实的世界中由经验感觉为实在事实和体验着的人或动物的体验的那些体验。它必须纯粹表达本质,必须根据它们的本质概念及其对本质的支配性准则来描述本质,本质在直观中直接使自己被认识。”
因此,对于意识活动而言,描述心理学应该主要关注意向关系,它构成了意识活动的本质种属。正如胡塞尔所言:“我们只关注对我们至关重要的一点:意向关系,或者简言之,意向———它们构成‘意动’的描述性的种属特征———具有各种本质特殊的差异性。”对于意识内容而言,描述心理学应该主要关注实物意象的观念内涵。例如,与脑海中呈现的那些具体红色相比,“红”作为种属特征就是本质或观念之物,那些具体红色在鲜艳程度和深浅上会各不相同,但就其种类而言都属于“红”这种颜色。
(三)描述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胡塞尔认为,心理现象的观念本质是直接显现于我们脑海中的,可以通过直观方法来加以证实、澄清和把握。直观(Anschauung)坚持“面向实事本身”的原则,是一种在复杂知性运作下将对象自身亲身带给我们的活动。正如胡塞尔所指出:“直观是认识的真正源泉。一切在直观中提供给我们的东西都应被接受为它自身显现的东西,并仅是在其自身显现的范围内而言的。”事实上,直观并不必然是素朴、感性或非推理的,无论是理论论证、概念分析还是抽象证明,只要能够带给我们本原的给予性事态就都可被看作直观。
胡塞尔把直观分为感性直观和本质直观两种类型:感性直观只能提供个别、具体和实在或知觉的对象,如一张红色的纸、一支红色的笔、一朵红色的花等;而本质直观则能够直接指向并把握事物本质,能够提供普遍、一般和观念性、范畴性或种属性的对象,如把握到“红”的本质等。本质直观作为一种显现“先天”观念之物的认识方式,是胡塞尔现象学最基本的方法,也是唯一最具操作性的方法,凡接受过现象学训练或者进行过现象学还原的人都具有这种认识方式。
胡塞尔的描述心理学所使用的自然就是本质直观的方法。他认为,心理现象的本质在本质直观中以一种原原本本的方式作为对象被给予,正如个别心理实在物在经验直观中被给定一样。本质直观置个别变动不居的心理经验事实于不顾,而直接观看作为普遍“观念之物”的稳定不变的心理本质。当然,本质直观具体要通过抽象或想象来获得心理现象的观念本质,但这里的抽象或想象与传统意义上的抽象或想象有着根本不同。我们既不是在感性材料中发现观念本质,也不是在特殊意识活动中创造观念本质,而是通过不断进行抽象或变换想象来摆脱心理的具体经验内容,进而把握它们的共同本质或种属特征。
例如,我们通过对一张红纸、一朵红花和一团红火等具体红色事物进行想象变换,舍弃它们中的所有变项,保留它们中的常项,从而便直接把握了“红”的统一的本质或观念。胡塞尔指出:“这种把握是建立在对某个红的事物的个别直观的基础上的。我们对红的因素进行观察,但同时进行着一种特别的意识活动,这种意识活动的意向是指向‘观念’,指向‘一般之物’的。”这种“观念化”或本质直观学说使得胡塞尔能够在维护先天判断的同时又保持对直观原则的忠实。
布伦塔诺带着根本改造哲学的历史使命,构建了经验立场的描述心理学,从而也开创了描述心理学的严格科学传统,与狄尔泰所开创的描述心理学的浪漫主义传统一起,形成了对抗冯特(W.Wundt)和艾宾浩斯(H.Ebbinghaus)等人的自然科学心理学的强大同盟。胡塞尔在与布伦塔诺共同哲学理想的驱使下,经过多年的描述心理学探索,最终形成了其本质描述心理学理论体系。他的本质描述心理学与布伦塔诺的经验描述心理学总体上一脉相承,但在基本主张和具体观念上突破和超越了后者,从而成为严格科学传统的描述心理学的独特分支。
一方面,胡塞尔继承了布伦塔诺所持有的描述心理学的人文科学观和不进行因果假设的直观研究原则,力图把心理学打造成像数学那样严格和精确的描述科学,明显偏爱部分、具体和精确的研究,致力于界定明确和界限清楚的问题,反对自然科学心理学毫无根据的理论建构、人为破坏心理完整原貌的元素主义分析和生理/物理视角的外部因果说明;另一方面,他在修正布伦塔诺旧的“三维”意向结构模型从而构建新的“三维”意向结构模型的基础上,也突破了布伦塔诺研究个别和具体心理活动经验的思维框架,实现了由“具体经验”向“普遍本质”的理论推进。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胡塞尔的本质描述心理学虽然强调研究对象的超验性和先天性,但其所说的本质仍然是处于经验世界中的人的意识活动及其内容的本质,即经验仍然是观念抽象的具体依据,因而从根本上说,它并未彻底突破经验层面,某种程度上仍然可以说是一门经验心理学。正如他所说:“《逻辑研究》赋予现象学以描述心理学的意义……可以把描述心理学理解为经验的现象学。”
再如,他还指出:“这种描述心理学不仅是要分析经验科学家们所使用的观念,而且要在对心理现象之本质的描述分析基础上为经验研究确立那些规范性的一般法则。”此外,胡塞尔的本质描述心理学更加抽象,哲学味更浓,这给后人的理解带来了一定困难。不过坦诚地讲,任何理论都不可能尽善尽美。总体而言,胡塞尔通过其本质描述心理学体系,确实从多个方面深刻有力地传承和发展了布伦塔诺所开创的严格科学传统的描述心理学,并对后来的格式塔心理学、存在心理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等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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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主要记载的是魏晋时期名士的言行举止,文中所展现的人物形象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世说新语》的人物分析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 要:自然美在魏晋时代成为独立的审美客体,也被引入人物品鉴,使人物品鉴成了一种诗意化的审美活动。时人创造性地以自然意象来品鉴人物,如光亮意象、肃肃松下风、云中鸣鹤等自然意象都承载了特定的人格特征。
关键词:人物品鉴;自然美;意象
赏好自然山水美,在魏晋成为风尚,成为士人高雅生活的象征,对时人的生活情趣、风神气质、审美眼光等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自然山水也被引入当下流行的人物品鉴,使人物品鉴变成了一种自然诗意化的审美活动。《世说新语》专门有《赏誉》、《品藻》两篇来记载时人的人物品鉴,从中可看出人物品鉴自然化的特征。在人物品鉴中,有时直接以山水来映衬人的气质,若“王右军道谢万石:‘在林泽中为自遒上’……道刘真长‘标云柯而不扶疏’”[1],“谢太傅称王修龄曰:司州可与林泽游,”[2]“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3];有时品鉴词语带着浓浓的自然山水气,若“清心玉映”、“清鉴贵要”、“清畅似达”、“气朗神俊”等皆是。有时则是创造性地以诗意化的自然意象来形容人物之美,这是魏晋人物品藻方式中最引人意想的一种,藉此,我们也可来体察一下魏晋人的审美心态。
一、光亮意象:珍稀之美 想象之美
“光亮意象”是宗白华先生的发现,他说“晋人的美的理想,很可以注意的,是显著的追慕着光明鲜亮,晶莹发亮的意象。”[4]光亮意象建立的,是“最高的晶莹的美的意境!”[5]我想对宗白华先生的论断做一点补充:魏晋人对光亮意象也是有所偏取的,“朗朗明月”、“璞玉浑金”、“玉山”、“玉树”、“琳琅珠玉”、“濯濯春月柳”、“闪闪岩下电”等自然意象,无一不是难以多得的珍贵稀有之物象。
另外,这些光亮意象也极富想象的色彩,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意象美并非人间实有,而是一种想象中的自然美,是不同的美的意象叠加后形成的理想的自然美。前人尝言读《世说》“人鲜不读,读鲜不嗜,往往与之俱化”[6],这些意象美便具有这样的魅力。且看“玉山”“玉树”“瑶林琼树”意象。玉者,一有光亮莹润之美,二有贵重珍稀之意。山者,则巍峨磅礴,浑成雄厚,而玉质的山又该是如何雄美绮绝的壮景!林树本身已经是蓬勃生命力的象征,“林无静树”的景象已让人有“神超形越”的驰骋之思,而玲珑玉质的“瑶林琼树”之景,一片光莹,飞转流动,绚美简直到了极至。
用这些想象中的自然美意象来品藻人物之美,就又多了一重想象。《容止》12载裴令公有俊容仪,脱冠冕,��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见者曰:“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7]这自然让人想起王子猷的“自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8]的咏叹,山水的自然美与人的自然美给人的感觉是何其相似,可见用自然美意象来品藻人物的活动本身,已是一种心物合一的自然之境。裴楷有俊美容姿,又有以“清通”著称的魅力人格,“精明朗然”[9]“俊朗有识具”[10],用“玉山”这样一个有丰富内蕴的意象来称誉容姿人格皆美的裴楷,足见“玉山”意象本自有特定的底蕴在。
山涛赞嵇康:“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11],由山之巍峨高耸想到人之魁伟高达,不只有形体美,且有人格高峻之意在。“山之将崩”的景象,是山因有一种内在冲力而扩大膨胀的形态,有夸张变形的效果,也使山的巍峨加倍;此山又是“玉山”,“玉山之将崩”给人的,是多么强烈的美的震撼!而这种美的震撼,正存在于它将崩而未崩的那一瞬,在此一瞬间,美不仅指形态光泽,而且深源于内在的力。在此一瞬间,美与内在的力同在。
二、清逸萧肃之意象:肃肃松下风
“松”作为与人的精神气质相关联的自然意象由来已久,早在《论语》中就有“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的感叹,以松树作为君子忠贞气节的象征。在魏晋,士人充分承继了这一传统,在《世说》的人物品藻中,“松”的出现频率也很高。《赏誉》15庾子嵩品目和峤:“森森如千丈松,虽磊�`有节目,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刘孝标注曰“峤常慕其舅夏侯玄为人,故于朝士中峨然不群,时类惮其风节。”《言语》57载顾悦与简文同年,顾发早白,简文问原因,顾诙谐作答:“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弥茂。”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时人爱松又不仅因其有岁寒而茂的气节,且因其挺拔秀逸的美形。《言语》84载孙绰筑室造园,“斋前种一株松,恒自手壅治之。高世远时亦邻居,语孙曰:‘松树子非不楚楚可怜,但永无栋梁用耳!’孙曰:‘枫柳虽合抱,亦何所施?’”在性好山水自然之物的孙绰眼中,松树之美是“楚楚可怜”,生动多姿的,松的美丽,远胜过枫柳。松“风”“骨”兼备,松修逸的形美因其内在的骨力而遒劲挺拔,刚健有力!魏晋人欣赏的美正是一种有力度有质感的美!这让我们想到既是讲王羲之的字,也是讲王羲之的人的 “飘若游云,矫若惊龙”[12],闲云游走的意态何等的洒脱飘逸,惊龙腾空的景象又何等的劲健沉雄,给人的心灵撞击与无限美感同在。再来看“肃肃松下风”这个复合意象。据《辞源》解,“肃肃”有恭敬、严正、疾速、风声劲烈、清静、幽静的义项,可帮助我们理解“肃肃松下风”意味。此“肃肃松下风”之美,更可看出魏晋人欣赏有力度有质感的清逸萧肃之美的倾向!此种美,正如李元礼、嵇康人格之美。《赏誉》2载汉末名士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李元礼是��直派名士,“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13],其个性疾恶如仇,为官严峻整肃,所到之处,奸人皆望风惧服。《容止》5载“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嵇康魏晋人格美的典范,不仅容止之美让人绝倒,而且其特立独行、正直、孤高的精神更构成了他美的人格。
总之,“松下风”意象所包含的是一种清逸萧肃的美,一种孤高自足于风霜之际的人生境界。这种美和境界特别为文人钟爱,常出现在后世文人笔端。如王昌龄《斋心》“朝饮花上露,夜卧松下风”,李白《秋夜宿龙门香山寺奉寄王方城十七丈》“目皓沙上月,心清松下风”,白居易《偶作二首其一》“解带松下风,抱琴石上月”,“松下风”的意象中总透出一种摒弃世俗纷扰的隐逸超脱的情怀。 三、自由神峻之意象:云中鸣鹤
鹤,是禽品中的最高贵者,其鸣高亮,声闻数里。“鸣鹤”的形象在《诗经》已经出现。《诗经・小雅》有《鹤鸣》篇“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皋”是沼泽义,“九皋”则是极言沼泽之幽深,鹤正在这静逸幽隐之地自由自在地高鸣,悠游从容地生活。由此以鸣鹤来比喻品德高贵,洁身自好,虽身隐原野,声誉却远扬天下的贤者,在《世说》之前,已成为一个固定的喻象。如在《后汉书・杨赐传》中,对皇帝就有“斥远佞之臣,远征鹤鸣之士”的劝谏。
这一固定意象的意义在魏晋被继承下来,而且鹤的意象不断被丰富。首先,人们更重视鹤本身的仪形之美,特别钟爱鹤孤高独立、自由神峻的气质。这些特征都正与当时士人的审美观相契。《世说》中记王恭在微雪之日穿着“鹤氅裘”乘车,被孟昶窥见,惊若天人。还有一则支道林养鹤故事,支道林见鹤“轩翥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于是“曰‘既有陵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鹤成,置使飞去。”[14]足见支道林爱鹤正在于欣赏其不肯为人做秀的自由不拘之意志,乃“取其俊逸”[15]“重其神峻”[16]。嵇绍“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邴原被品为“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当指他们身上具有自由神峻的气质。
《世说》中的鸣鹤意象,相比以前,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这便是鹤的活动场所的变更。在人物品鉴中,“鹤”的形象,除了远承《诗经》的“九皋之鸣鹤”以外,更突出的是“鹤立鸡群”的“野鹤”与“云中鸣鹤”。在后二者中,鹤由静逸幽隐的山林沼泽被网罗到了众兽杂居的喧哗之地,离开了以前那种完全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它在鸡群之中卓卓独立,独特的风神仪态引人注目,神情中带着几分曲高和寡的孤高落寞与误落尘网的无可奈何。“鸣鹤”意象内涵的丰富,折射出不同时期士人心理的变化。魏晋之前隐身于野的士人,对政治或者出仕多抱着乐观和渴求的态度,“鹤鸣于九皋”的意象是高鸣于四野,声传到朝廷,正富于希望自己的心志能为外界所知,使胸中报负得以施展的意味。在汉末党锢之祸以前,在隐的士人大致都有这种倾向。魏晋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政局的纷乱和当权者的专横,使士人对仕或隐几乎丧失了自我选择的权利。嵇康的悲剧使得那些立志要做自由独立之野鹤的士人再也不敢在四野放声高鸣,使得他们不得不自断羽翎。嵇康被诛后,向秀“举郡计入洛,”对司马政权说出“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17]的违心之语。司马氏东征,征上党李喜作从事中郎,问喜“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来?”喜答:“先公以礼见待,故得以礼进退;明公以法见绳,喜畏法而至耳。”[18]李喜的回答,真是野鹤们大胆却无奈的哀鸣。闲云野鹤般的自由,在特定的时代,竟成为奢望。
总之,自然山水美对魏晋人的生活情趣、风神气质、审美眼光等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被引入人物品鉴,使人物品鉴成了一种诗意化的审美活动,特别是时人创造性地以自然意象来品鉴人物,如光亮意象、肃肃松下风、云中鸣鹤等自然意象都承载了特定的人格特征。
参考文献:
[1]徐震�裰�《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第257页。下文中所引《世说新语》资料均出自此书。
[2]同上,《世说新语・赏誉》125,第265页。
[3]同上,《世说新语・贤媛》30, 第378页。
[4]《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宗白华《艺境》,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第80页。
[5]同上。
[6]刘熙载《艺概・文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25页。
[7]《世说新语・容止》,第336页。
[8]《世说新语・言语》92,第82页。
[9]《世说新语・赏誉》24,第238页。
[10]《世说新语・巧艺》9,第387页。
[11]《世说新语・容止》,第335页。
[12]《世说新语・容止》30,第341页。
[13]《世说新语・德行》4,第4页。
[14]《世说新语・言语》76,第75页。
[15]《世说新语・轻诋》24,第451页。
[16]《世说新语・言语》63,第68页。
[17]《世说新语・言语》18,第43页。
[18]《世说新语・言语》16,第42页。
摘 要: 魏晋小说《世说新语》开创了我国古代“志人”小说的先河,塑造了形态各异的人物形象,人物塑造方法多种多样。文章从《世说》怎样抓准特点塑造人物,把握细节描写展现人物人物内心,通过环境塑造人物,个性口语突出人物等方面对《世说》人物塑造的方法进行总结。
关键词: 《世说新语》 志人小说 人物形象 塑造方法
一、引言
《世说新语》是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所编撰的一部志人小说集,作者刘义庆,主要记载东汉末年至东晋末年两百多年间氏族阶层的琐闻佚事。它最直接醒目的艺术塑造是呈现给读者纷繁复杂、形态各异的人物形象。它参以诸家史书并搜集口头流传的名士们的琐闻佚事编撰而成,开启了后世笔记小说的先河。正如刘师培所说:“小说家言,体近于史。”②它所记载的人物都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所记载事迹亦是根据有关史籍和旧闻纂集、提炼而成的,不是编者的杜撰。本文从众多纷杂的方法中理顺《世说新语》的人物塑造方法,概括归纳以彰显《世说新语》的人物形象的塑造特色。
二、人物形象的塑造方法
(一)抓准人物特点塑造人物。
《世说新语》对人物的塑造,主次分明,重点突出,强调抓住抓准人物的主要特点。最突出的是抓准形貌塑造人物。如《嵇康身长七尺八寸》(《容止》):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萧萧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世说》借他人之口描述嵇康容貌,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展现嵇康的与众不同。大量写人状貌的形容词或形容词组,如萧萧、肃肃、素素如松下风等,足以把一个人的形貌特征从形貌、仪表、气质、静态为人、动态举止面面俱到地展现。呈现在人们眼中的嵇公,静如挺拔之孤松,动如将崩之玉山,都离不开嵇康“风采仪态异常秀美”的中心。作者重视形貌描写,注重形象性描绘,此番描写抓准人物特点。
(二)把握细节描写,揭示人物个性特征和内心世界。
细节是文学作品中细腻描绘的最小环节。恰到好处的细节描写,能起到烘托环境气氛,刻画人物性格,揭示主题思想的作用。如《豫章太守顾劭》(《雅量》):豫章太守顾劭,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属,自围棋。外启信至,而无儿书,虽神气不变,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宾客既散,方叹曰:“已无延陵之高,岂可有丧明之责!”于是豁情散哀,颜色自若。
本篇是细节描写重比较典型的一篇。作者往往借助细节动作展现人物内心世界,此细节动作突出表现在“以爪掐掌,血流沾褥”八个字上,可以说是全文的点题之笔,是人物心理动态的直接呈现。此番细节,寥寥数笔,简约明了,但对人物心理状态的呈现却也最为醒目,顾雍已得噩耗,面色不变而以爪掐掌,对比鲜明,心里的纠结痛苦已无法掩盖,化作沾褥血滴,已不能不让人深刻感受顾雍丧子之痛。这种细节刻画,其力量远远高出对顾雍痛苦之状的过多铺陈,点滴之笔折射人物深藏内心,强大而震撼。
(三)通过环境塑造人物。
环境之于人物,为人物及其具体行为的出现提供一个背景。它对人物的性格个性刻画起一个整体烘托作用。通过环境塑造人物是《世说》进行塑造的又一典型方法。如《谢太傅盘桓东山时》(《雅量》):谢太傅盘桓东山时,与孙兴公诸人泛海戏。风起浪涌,孙、王之人色并遽,使唱使还。太傅神情方王,吟啸不言。舟人以公貌闲意说,犹去不止。既风转急,浪猛,诸人皆宣动不坐。公徐云:“如此,将无归!”众人即承响而归。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
这段故事便是借助环境变化尽显人物性格特点的,作者很聪明地将任务置于一个多变不定的环境中。泛舟海上,海最变化多端,也最能考查一个人的反应。当“风起浪涌”,“孙、王之人色并遽”而“太傅神情方王,吟啸不言”,这就形成鲜明对比,人物特征已然清晰。作者并不满足,充分利用大海这一环境的多变性,“既风转急,浪猛,诸人皆宣动不坐”,此时谢公才慢慢道出:“既然如此,恐怕要回去了吧。”两处对比相结合,内涵确更具层递性,于是当作者顺势以一句“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结尾。通过环境塑造人物,是作者积极利用语言要素的表现。
(四)选用个性口语塑造人物。
《世说》中的人物个个都颇具个性,个性人物的个性语言就自然成为了人物身上的闪光点。我们研究《世说》中的人物,还要从其个性口语入手。如《周仲智饮酒醉》(《雅量》):周仲智饮酒醉,�_目还面谓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横得重名!”须臾,举蜡烛火掷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攻,因出下策耳!”
面对周仲智的“�_目还面”,咄咄逼人,“举蜡烛火掷伯仁”,伯仁却以笑应答:“阿奴火攻,因出下策耳!”最后这句话为点题之笔,到此,读者心中对人物的横量已然分出高下。伯仁笑言“阿奴火攻”不仅反映出来她的机智灵敏反应迅捷,道以戏言却警意颇深,而且反映出了伯仁胸襟宽广、大肚能容。相比之下,出言不逊的周仲智则显得狭隘,咄咄逼人却反落下风,哪怕他举蜡以掷,却仍比不上伯仁一笑加一句戏言。作者塑造人物,以个性口语为重点,人物跃然纸上,鲜明生动,引人入胜。
(五)修辞手法运用,异彩纷呈。
修辞是语言表达艺术。《礼记表记》引孔子语云:“情欲言,词欲巧。”《世说新语》中的修辞可谓百花齐放,让人目不暇接。如比喻手法的运用,妙趣横生,颇具感染力,使整篇文章异彩纷呈。如《康僧渊目深而鼻高》(《排调》):康僧渊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调之。僧渊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
这是一句绝妙的比喻,把鼻子比作灵山,把眼睛比作清渊,以山的灵秀喻鼻子的高挺,以渊的清明喻眼睛的透彻。透露说话之人,一定是个智慧聪明之人。正是“生活在《世说新语》世界中的人物,从头顶到脚底,充溢着机智的感觉,追求优雅的语言表现”。①
三、结语
《世说新语》是志人小说的集大成者。它的问世,不仅标志着魏晋志人小说的成熟,而且对后世蔚为大观的小说及其他体式的文学作品,在创作手法、语言技巧等诸多方面,都造成了深刻影响。纵观此书,我们可以了解魏晋时期的人物群像,进而把握整个时代的社会风尚。而《世说新语》的人物塑造方法之纷繁众多,难以一一尽列,对此,本文仅从以上角度进行宏观总结,力尽全面,希望给读者以整体印象,起到导向作用。
参考文献:
[1]柳士镇,刘开骅.世说新语全释.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10.
[2]徐传武.世说新语选释.山东:齐鲁书社,1991,4.
[3]周续赓,马啸风,卢今.历代笔记选注.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12.
[4]范子烨.《世说新语》研究.黑龙江: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4.
[5]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1.
[6]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3.
[7]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8]鲁迅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9]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A].宗白华全集[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10]吕叔湘.笔记文选读・世说新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7.
摘要:《世说新语》性格化的人物语言在塑造人物形象时,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同一类人物,因性格的不同,语言干差万别:在面对相同或类似境遇时,性格不同语言也不同;同一意思,因性格不同,语言的表述方式不同:此外还通过不同时间、场合的人物语言来揭示人物性格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世说新语》人物形象性格化人物语言
《世说新语》是南朝时期刘义庆编辑的一部志人笔记小说,作者“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采集后汉至南朝宋上起帝王将相,下至士人僧徒一千五百多人的遗闻轶事。书中没有扣人心弦的紧张情节,也没有离奇虚幻的传奇故事,却成功塑造了谢安、王导、嵇康、桓温、刘伶、阮籍等众多的人物形象,千人千面,各个不同。各种人物或逞才斗智或玄言清谈或言浅旨远,在演绎一出出社会悲喜剧的同时,从侧面诠释了他们独特的心灵世界和鲜明的个性特征。
高尔基说:“文学的第一个要素是语言……语言是一切事物和思想的衣裳。”言为心声,人物的语言最能反映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人物语言是人物性格的具象。一部作品流传接受的过程,就是和读者不断交流沟通的过程,作品的文学语言是交流沟通最直接的中介物。语言被理解接受的面越广,交流沟通的程度也就越深。《世说新语》集儒释道思想于一身,翻开它扑面而来的是魏晋士族生活的气息。不论是经常出场的谢安、王羲之、阮籍,还是偶尔客串的王敦、孙秀、韩寿,甚至惊鸿一现的班婕好、谢道韫,千余年之后,我们还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活灵活现,呼之欲出,挥之难去。这众多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正是由于作者赋予了这些人物性格化的语言。
一、同一类人物,因性格的不同,语言千差万别
《世说新语》中魏晋名士饮酒风度的豪爽超迈,也许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阮籍、刘伶、刘公荣等皆以饮酒而著称。豪饮、海量、常醉是他们饮酒的共性,但他们的言辞和境界又各有千秋。
刘伶是一个很风趣,又富有幽默感的人。他一说话,黑色诙谐的语言令人心酸,令人难堪,又令人回味无穷。因饮酒过度,刘伶害了一场大病,可他还是馋酒喝,于是开口向夫人要。他的夫人很生气,把酒倒在地上,摔碎了装酒的瓶子,哭着劝刘伶,喝酒太多不是养生之道,劝他一定要戒酒。刘伶装作言听计从的样子,和夫人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等夫人高兴地按他的意思办好酒肉放在神案上,请刘伶来祷告。刘伶跪在神案前大声说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醒。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说罢,拿起酒肉,大吃大喝起来,不一会儿就又醉得不省人事。在《酒德颂》中,刘伶称酒德的标准是“唯酒是务,焉知其余”。这种嗜酒如命不加节制的豪饮,甚至达到了狂放的地步,在家里赤身露体,有人看见了就责备他。刘伶听罢后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禅衣,诸君何为入我禅中?”刘伶以纵酒放诞为情趣,表示了对传统“礼法”的蔑视。
在门阀制度盛行的魏晋时期,血统高贵的士族和庶族、自身是不相往来的。如果士族和庶族交往,往往会招来其他贵族的歧视和耻笑。刘昶与不同身份的人饮酒,有人耻笑他,他却说“胜公容者。不可不与饮;不如公容者,亦不可不与饮”,表示了他对门阀的漠视。
面对风云变幻的世事,有人颓废,讲求及时行乐。张翰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毕世茂曰:“一手持蟹螫,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阮籍在母亲去世后,仍在司马昭那里饮酒吃肉,神态自若。但临安葬母亲时,他“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决,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这个时候的阮籍,“他拿鲜血来灌溉道德的新生命!”真实地反映出阮籍至情至性、不拘礼法、傲岸不驯的性格。
王戎的儿子万子死了,山简去探望他,王戎仍然悲不自胜。山简说:“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戎答道:“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山简认为孩子小,丧子不必过分悲伤,过悲亦不合礼仪。而王戎认为悲伤是性情中自然流露,不可压抑和矫饰。作为“竹林七贤”的王戎,不但有爱财、悭吝的一面,也有寻常人的亲子之情,当其丧子之后,“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掷地有声,充分说明了其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王子猷、王子敬兄弟二人都病得很重,不久王子敬先死了。王子猷问身边的人说:“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说话时完全不悲伤,就要轿子来去看望丧事,一路上都没有哭。子敬一向喜欢弹琴,王子猷一直走进去坐在灵床上,拿过子敬的琴来弹,琴弦的声音已经不协调了,子猷把琴扔在地上说:“子敬!子敬!人琴俱亡。”王子猷闻弟丧不悲、奔丧时不哭,但当他准备用亡灵喜爱的琴声来祭奠时,因“弦既不调”,这时,子猷悲恸的情感再也抑制不住,发出了“子敬!子敬!人琴俱亡”的哀号,月余之后子猷也撒手人寰。这不仅是真挚的兄弟之爱,更是知音已绝的哀痛不已。
“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由于他们对于自然有那一股新鲜发现时身人化境、浓酣忘我的趣味。”故而他们的情毫无掩饰,真挚深切而自然。同样是“情”,各人的表现又不尽相同:王长史登茅山,触景生情,自悲其身,“大恸哭曰:‘琅琊王伯舆,终当为情死!”’表现了对人生的深情。
每当桓伊听到清越激昂的歌声,口中经常情不自禁地发出“奈何、奈何”的声音,谢安听到后说:“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桓伊身处乱世,内心怀有深深的爱国之情、社稷之感,清越激昂的歌声勾起了他渴望建功立业、收复失地的雄心,无奈朝廷昏庸,自己势单力薄,一腔热血无处挥洒,内心阵阵隐痛地袭来,只能徒唤“奈何、奈何”。
二、面对相同或类似境遇,性格不同语言也不同
西晋末年,刘曜攻陷长安,晋愍帝被俘,广大的黄河流域地区被内迁的少数民族政权占领,中原一带的士大夫大多渡江逃到南方避难。每当天气晴朗的日子,他们就相互约请在新亭聚会。面对东晋首都建康的风景,想起西晋首都洛阳,两者的风景虽然没有大的差异,但建康的山河毕竟不是洛阳的山河。周侯在席间发出“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的故国之思,亡国之叹。座中诸人也只是“相视流泪”,表现了东晋士族的消极悲观情绪。王导“愀然变色”的神情表现了他内心对只知哀泣者的不满,“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既是对苟安无能者严厉斥责,又是王导大义凛然、奋发图强的精神反映。仅一句话,王导图强发愤,卓尔不群的金刚怒目式的爱国志士形象同其他士族官僚虽怀故国之忧,却软弱无能、消极没落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阮咸因宠爱着姑姑家鲜卑族的婢女,在母丧期间,当知道姑姑要启程迁到远处去,阮咸借了客人的驴,穿着孝服亲自去追赶,两人一起骑着驴回来后说:“人种不可失!”仅仅一言,便生动展现了阮咸放浪无忌,异于常人的叛逆性格。
袁耽居丧时,桓温赌输,求救于他。他答应桓温的请求就局后债主说:“汝故当不办作袁彦道邪?”后来赌注一掷百万,袁“投马绝叫,傍若无人,探布帽掷对人 曰:‘汝竟识袁彦道不?’”一个“探布帽掷对人”的动作和一句话,生动地刻画出袁耽意气、狂傲、得意的神态。温峤赌输,让庾亮赎身,“经此数四”,言其困窘次数之多,又使人解其死不改悔的性格,妙趣横生。
三、同一意思,因性格不同,语言表述方式也不同
裸袒行为,在正史中是一种笼而统之的否定态度。如王隐《晋书》:“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祖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但把反礼教的裸袒和骄奢淫逸的裸袒进行区分并给予不同评价的是《世说新语》。
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乐广笑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
从表面上看,乐广的话是从儒家礼教的角度来责难王澄等人的行为,但实际上他的话外音是与其没有任何精神寄托和社会意义的纵欲式的裸袒,还不如回到儒家礼教的规范中来。乐广的话显得彬彬有礼而又暗含规谏。王澄、胡毋辅之等人淫逸生活方式的裸袒行为完全是人性的倒退和异化。毫无肯定价值,完全不能同阮籍等人的裸袒同日而语。
祢衡被魏武帝曹操罚做鼓吏,正遇上八月十五大会宾客时要检阅鼓的音节。祢衡挥动鼓槌奏《渔阳掺挝》曲,鼓声深沉,有金石之音,满座的人都为之动容。孔融说:“祢衡罪同胥靡,不能发明王之梦。”意思是祢衡的罪与那个穿着奴隶衣服的殷武宗梦见的贤人傅说的罪相同,只是祢衡不能引发英明的魏王您的思贤梦。魏武帝听了很惭愧,就赦免了祢衡。
孔融辞令,机智委婉而又暗藏机锋。一方面,在严肃的朝会中,承认了祢衡裸袒的无礼;另一方面,孔融把曹操和贤君殷武宗相提并论,抬高曹操的地位,暗含贤君不滥杀之意;将祢衡的行为与贤相傅说相提并论,说明祢衡是贤人,那就更不能杀了。孔融把机锋委婉地指向了曹操,既顾全了曹操的颜面,又给曹操找到了下楼的台阶,从而救了祢衡。因此,《世说新语》对于贵族子弟元康等人以穷奢极欲为目的的裸袒之风,给予的是否定和批评;而对于像祢衡这样的带有以忠抗奸色彩和刘伶作为玄学精神的形态表现的裸袒行为,则是暗含彰扬和肯定之意。
四、通过不同时间、场合的人物语言揭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世说新语》在描写人物语言时,作者善于捕捉最能体现人物内心世界的言论来揭示人物性格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把人性的崇高与卑劣、善良与丑恶、伟大与渺小交织在一起来写,避免了人物形象的苍白、僵化和失真,从而塑造出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
桓温是东晋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少年时期就胸怀大志,向往刘琨、陶侃的事迹,曾经三次北伐,建立了赫赫功勋。同时他又是一个怀有政治野心的人,妄图打破司马氏与士族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取而代之。作者在刻画他的形象时,通过描摹他独特的语言,恰如其分地再现了这个历史风云人物独特的思想个性和行为。如《赏誉》载:“桓温行经王敦墓边过,望之云:‘可儿!可儿!’”王敦是东晋政权的缔造者之一,有功于东晋。后来为满足个人的权力欲望,在健康发动叛乱,兵败后病死。桓温非常崇拜王敦,所以经过王敦墓地时,对王敦惋惜赞赏有加。桓温素以司马文王、景王一类人物自许。《尤悔》篇中载:桓公卧语曰:“作此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邪?”文景是指篡夺了曹魏政权的司马师、司马昭兄弟。桓温不甘心受制于人,希望大权独揽,欲效法司马氏、王敦的篡权夺国行为,即使遗臭万年也在所不惜。桓温极度膨胀的政治野心和甘为千夫所指――“遗臭万年”的丑恶通过鲜活的语言昭然若揭。明人王世懋评说:“曲尽奸雄语态,然自非常人语。”
《世说新语》在穷尽桓温奸雄之态的同时,也刻画了他为国事操劳,不能做孝子的遗憾:“桓公入峡。绝壁天悬,腾波迅急,乃叹曰:‘既为忠臣,不得为孝子,如何?’”
此外,桓温还善于辞令。简文帝在任抚军将军时,桓温曾和他一起上朝,两个人互相谦让,都请对方先行。桓温不得已先行,于是巧用《诗经》中的句子,一语双关地说道:“伯也执殳,为王前驱。”既化解了你谦我让的窘境,又为自己先行找了一个最合适的理由。
《世说新语》作为中古语言的活化石,性格化的人物语言在塑造人物形象时,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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