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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艺术欣赏教育是一种传承中华文化的有效途径。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建筑艺术论文,供大家参考。
岭南建筑是中国建筑艺术的一朵奇葩,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和个性特征,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近年来,关于岭南建筑艺术特征的探索正从各个层面展开,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日益重视。本文仅就岭南建筑的界定及其人文品格作一管窥蠡测,以期抛砖引玉。
一 岭南建筑的由来与界定
1949年建国以前,直至建国后的头10年,建筑界虽偶有广东建筑的称呼,但尚无岭南建筑的提法。岭南建筑的称呼是伴随着新中国建筑的发展与广东建筑突出成就的取得而逐渐为人们所接受的。建国之初,百业待兴,中国建筑迎来了大发展的良好机遇。50年代中期,当时的建筑界盛行复古主义,刮起一股“大屋顶”之风,产生了“凡建筑须盖大屋顶”的无形规定。面对滚滚而来的复古主义潮流,深受岭南文化熏陶、“敢为天下先”的广东建筑师们并未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他们在行动上表现出灵活的变通性(如由林克明先生设计1956年落成的广东科学馆、由夏昌世先生设计于1954年落成的现华南理工大学二号楼在屋顶形式和斗拱运用上就作了变通处理),在思想上开始有意识地探索广东建筑的地方特色和艺术特征。1959年,时任我国建筑工程部部长的刘秀峰同志在全国建筑艺术座谈会上提出“要创造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建筑新风格”的要求和倡议。自1960年开始,广东建筑界围绕“新建筑”、“新风格”展开了热烈、认真的讨论。讨论的中心话题是:广东建筑是否应有自己的特色?大家在讨论中一致认为,广东有自己的特点,广东建筑也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即应有岭南建筑的特点。与此同时,广东建筑界也开始尝试着对以往建筑实践进行总结和归纳。
从学理层面上说,正式提出“岭南建筑”的时间是在1957年。其标志是时任华南工学院(1988年更名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教授的夏昌世先生1957年在《建筑学报》上发表了题为《通风、隔热、遮阳》的论文。夏昌世教授指出:岭南建筑应有自己的特点,满足通风、隔热、遮阳的要求。首次论述了岭南建筑(广东新建筑)的特点。这是岭南建筑的学理渊源。此后,岭南建筑渐渐地为人们所知晓、接受和承认,知名于全国建筑界,并成为广东新建筑的代名词。“岭南”本意指地理上的五岭(越城岭、都庞岭、明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之南的广大地区,但“岭南建筑”,从其被提出的学理初衷和被认可的时代背景来看,即指建国以后的广东建筑,或称广东新建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广东古建筑被称为岭南古建筑,1840~1949年的广东近代建筑被称为岭南近代建筑。就广东建筑而言,其重点是广府语系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故此,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建筑成为岭南建筑的最主要内容。
由于广东在地理条件、历史条件、经济条件、人文条件等方面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广东建筑在新中国的各个建设时期往往开全国风气之先,如50~60年代的“矿泉别墅”、“广州友谊剧院”,70年代的“广交会”、“白云宾馆”,80年代的“白天鹅宾馆”、“国贸大厦”,几度出现引领全国建筑界的建筑创作的繁荣局面。
随着广东新建筑的创作繁荣和成功实践,国内建筑界一方面对这种实践的成功经验进行学习和总结,另一方面也开始了关于以上述建筑为代表的广东新建筑的地域性、时代性和文化性的理论争鸣和学术探讨。在这场方兴未艾的探讨争鸣中,其中一个最具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关于岭南建筑的学术界定。对此,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地域论”。这种观点从“岭南”的地理概念出发,认为岭南建筑即建在岭南地区的建筑,包括广东、海南、港澳以及福建南部、广西南部、台湾南部等区域的建筑。二是“风格论”。持此论者认为,岭南建筑即具有独特的岭南文化艺术风格的建筑,这种风格特征主要表现在适合岭南气候地理条件的平立面设计、建筑部件结构与造型以及富于岭南地域文化内涵的建筑装饰。三是“过程论”。与前面两种观点不同,过程论者着眼于建筑艺术的创作主体及其创作实践活动,认为岭南建筑是指在岭南地区这块特定的土地上所开展和进行的求新、求变、不断探索的建筑创作实践活动。换言之,岭南建筑即岭南建筑创作实践活动的简称。
我们认为,上述三种观点都有其相对的合理性和借鉴意义,但也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难以说明岭南建筑丰富的本质内涵。“地域论”强调建筑的地域性,有助于揭示岭南建筑的地域特征和某些方面的技术个性。但是,“岭南建筑,是一个有自己追求和风格的建筑创作流派。正如并不是所有岭南的绘画都可归于„岭南画派‟一样,并不是所有建在岭南地区的建筑都可以称之为„岭南建筑‟”。“风格论”更接近于对岭南建筑的艺术特征的揭示,强调建筑的文化性,有助于把握岭南建筑的文化和艺术本质。然而,为了强调建筑的艺术性而否定建筑的技术个性,不但有悖于建筑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这样一个客观事实,而且也难以真正阐释建筑的风格问题。因为建筑的艺术风格有赖于对建筑材料的技术处理,甚至,建筑的技术水平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建筑风格的形成与演变。“过程论”强调建筑是一种纯粹的创作实践活动,无视建筑的地域性和文化性的理论探索和经验总结,流露出一种“建筑创作无需理论指导”的非理性倾向,无益于岭南建筑创作及发展,不利于岭南建筑的理论研究。鉴此,我们提出“文化地域性格”的新观点来界定岭南建筑,以表示对目前关于岭南建筑“地域论”、“风格论”、“过程论”的学术借鉴和理性鉴别。建筑审美属性的最高标准在于建筑的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的三者统一。“文化地域性格”论的意义在于对岭南建筑的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这三者的综合揭示。“文化地域性格”论诠释了岭南建筑的三大层面的内涵,即岭南建筑的地域技术特征、文化时代精神、人文艺术品格。岭南建筑,作为审美对象而激起人们的审美情思、赋予人们审美享受,往往是以其地域技术特征为表、文化时代精神为里、人文艺术品格为核的。夏昌世和莫伯治二位前辈,作为岭南建筑的先驱者,在论述岭南庭园时指出,岭南地区包括了“广东、闽南和广西南部? 这些地区不但地理环境相近,人民生活习惯也有很多共同之处”。正是岭南地区的自然、社会和人文环境,影响着岭南建筑的形成和发展?铸塑了岭南建筑的技术个性与人文品格。
二 岭南建筑的人文品格
建筑的人文品格主要是指通过建筑布局、风格造型、空间组合和细部处理等建筑形象要素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哲理、设计思维、文化精神和审美情趣。建筑的人文品格是以建筑的技术个性为基础的。建筑的技术个性指建筑的平面布局、立面造型、空间组织、细部处理等方面的技艺表现手法和特征。而建筑的技艺表现,从建筑的平面布局到立面造型,抑或空间组织和细部处理,都必须遵循建筑的客观适应性原理①。建筑是人为且为人的居住环境,所以,在“人为”即进行建筑的设计建造时,一方面要认真思考当地的气候特点、地形地势来考虑建筑的布局和造型,另一方面又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始终不忘建筑为人所用,满足人们的实用和审美需要的双重目的,从而实现“回归自然、回归环境、回归人性”的建筑设计理想,以便显露建筑的技术个性和人文品格。岭南建筑于此有其独到之长,涌现出无数建筑佳作,赢得人们的普遍赞誉。建筑的人文品格是隐性的、间接的、抽象的,而建筑的技术个性是显性的、直观的、形象的。建筑的人文品格和技术个性的有机结合,共同构成建筑美生成的客观条件。
建筑的人文品格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的具体体现,岭南建筑的人文品格也反映了岭南文化的本质特征和基本精神。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兼容并蓄的开放品格。岭南建筑兼容并蓄的开放品格是岭南文化融通性和开放性的一种外在表现。岭南文化本身就是许多不同特质的文化融汇而成的,开放、融通性是其重要的文化机制。岭南文化的形成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交融、一种综合、一种凝炼。尤其是岭南近代文化,“经过对爱国的情感和追求进步的理性之间的冲突进行合理的调适之后,岭南地区的文化精英以开放而健全的心态,在融汇中西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不仅实现了创造性的文化转换和文化重构,而且也完成了由„得风气之先‟向„开风气之先‟的飞跃,孕育了推动中国文化向近代形态转变的岭南近代文化精神。”岭南建筑的兼容并蓄的开放品格在岭南近代的园林、民居等多种建筑类型中得到鲜明的表现。如建于1926年的开平立园,“是旅美华侨谢维立以西洋建筑的特点,结合中国园林优美雅致的风格,按照《红楼梦》中的大观园的布局兴建的。”又如1934年建成的广东梅县白宫镇的联芳楼,是一座中西合璧、富丽堂皇的客家民居建筑。该建筑的平面布局基本维系客家民居“三堂四横”的传统模式,但立面造型则洋气十足,正立面在柱头、柱顶处采用西方的巴洛克、洛可可等风格的浮雕。在装饰内容题材中,既有中国式大鹏展翅、狮子滚绣球之类的题材,又有透露出西方文化气息的内容。现当代岭南建筑以更强的自觉意识融贯中西,以求继承创新,综合发展。
【摘要】 本文通过对中国和西方的建筑艺术的比较,发掘古今中外建筑艺术的特点,对因社会背景和民族文化的差别而形成的不同的建筑文化作了详细的论述。
【关键词】 中国建筑艺术 西方建筑艺术 建筑欣赏
建筑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它以独特的艺术语言熔铸、反映出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审美追求,建筑艺术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显示出人类所创造的物质精神文明,以其触目的巨大形象,具有四维空间(包括顶面)和时代的流动性,讲究空间组合的节律感等,而被誉为“凝固的音乐”、“立体的画”、“无形的诗”和“石头写成的史书”。建筑艺术是通过建筑群体组织、建筑物的形体、平面布置、立体形式、结构造型、内外空间组合、装修和装饰、色彩、质感等方面的审美处理所形成的一种综合性实用造型艺术。而中国和西方的建筑艺术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本篇论文就将中西各个时期的建筑文化入手,通过介绍各种建筑,分析其体现的内部特征。
一. 中国建筑艺术的概况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这是世界公认的事实,而建筑艺术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陕西半坡遗址发掘出的方
2.1 (1)在建筑造型方面,中国古典建筑的屋面一般都做有明显的曲线,屋顶上部坡度较陡,下部较平缓,这样既便于雨水排泄,又有利于日照与通风。在歇山顶与庑殿顶的建筑中,屋檐都有意做成微微地向两侧升高,特别是屋角部分做成明显的起翘,形成翼角如飞的意境。
(2)在结构材料方面,中国古典建筑是以木结构作为承重体系的,因此墙体不起承重作用,只有围护功能,这样门窗可以开得很大,甚至可以在正面和背面全部做成门窗,以取得轻快华美的效果。中国建筑正是由其木质结构,才造就了独特的庑殿顶、歇山顶、悬山顶、硬山顶与攒尖顶五种基木的屋顶式样。也正是为了实用的目的,使硕大沉重的屋顶坚固美观,才产生了“斗拱”这种独特的构件,而“斗拱”本身也具有很强的装饰作用。由于木柱、木梁构成房屋的框架,屋顶的重量由梁柱承载,墙壁只起隔断的作用,就使得门窗的设置具有了极大的灵活性。这种实用与审美的统一同样体现在园林艺术当中。中国园林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学和绘画的影响,追求诗情画意,所以,中国园林逐步形成了具有独特中国风格的造景手法与园艺风格。园林由于属休闲之处所,因此取自由式布局将亭、榭、廊、桥布置在自然或人造山水之间,形成小桥流水、峰回路转、亭台楼阁掩映在绿树环抱中的景观,创造出幽径通幽、柳暗花明的意境。
(3) 建筑总体布局方面,中国古典建筑常以院落组群为基本布局原则,强调群体的轴线,建筑单体只是简单的长方形,而廊道与围墙则成为联系单体建筑之间的常用手法。
2.2 中国古典传统建筑、现代建筑举例
(1)故宫 北京故宫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代皇宫建筑群,是中国古代建筑最高水平的体现,始建于明朝永乐四年(1406年),建成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其时称紫禁城,1925年始称故宫。故宫的规划和建筑,不仅继承了中国古代建筑的传统,而且有所发展创新,是中国古代文化和中国古代建筑艺术成就的集大成者。其室内外建筑空间的组合、建筑体量大小的搭配、材料的运用、小品的陈设、装饰的制作、色彩的选择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产生了激动人心的艺术效果。
(2)香山饭店 香山饭店由贝聿铭设计于1982年,十多年过去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香山饭店的重要价值。贝聿铭选择设计香山饭店主要是为了寻找“现代中国建筑之路 的探索性提案”,是为了“对中国建筑创作民族化的探讨”。正如他自己所说:香山饭店,并不仅仅是一个旅馆,而是代表了寻求一条道路的努力。贝聿铭寻找到中国建筑文化的基因要素,把它们提炼、整合,并与现代建筑有机融合成为贝氏特有的、独一无二的作品——简洁朴素的、具有亲和力的传统民居形式为外部造型,将 西方现代建筑原则与中国传统园林的营造手法,巧妙地融合成具有中国气质的建筑空间。
二. 西方建筑艺术的概况
西方古典建筑文化是欧洲建筑文化的源泉。在西方,古建筑源出于供奉神的观念,因而神庙建筑成了古代西方建筑的代表。由于古代西方崇拜神灵,这种观念体现在建筑上,则要求坚固、永恒,让神永在,也让人们永远去供奉崇拜。对神进行崇拜,就是要祈求神对自己及后代的保佑,因此,需要建筑厚重、严密、遮蔽身体。建筑既成了神保佑人的见证,又成了人崇拜神的场所,这就需要建筑宽敞宏大。
2.1 1)古希腊建筑风格 希腊建筑讲究严谨庄重,通过对比美学的研究使建筑形式具有完整严密的逻辑关系,使艺术和功能统一谐调,尤其是其柱式的造型对建筑艺术的影响最为深远,主要有三种柱式:一是代表男性美的陶立克柱式,粗壮刚挺而起的雄伟感;二是代表女性美的夏奥尼克柱式,修长俊美,柱头有蜗旋纹饰,下有柱础使人产生婷婷玉立之感;三是科林斯柱式,柱头多用植物叶片花纹装饰,代表了丰收的喜悦。这三种柱式一直沿用至今,成为经典建筑装饰的模式。
2) 古罗马建筑风格 由于罗马地处火山多发地区,有大量火山灰。罗马人发现将火山灰在加上石灰石和碑石后产生的天然混凝土具有很强的凝结力,利用这种混凝土可以建造大跨度的拱券,从而大大改进了建筑的受力状态,创造出券柱式和叠柱式的多层建筑形式。这时柱子已从承重构件演变成纯装饰的壁柱,因而变化也更多更为自由。
3) 哥特式建筑风格 哥特式建筑风格是法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也是世界建筑历史上的一个飞跃。它的特点是大量采用垂直线条和尖塔装饰,有强烈的上升趋势,还大量采用彩色液璃和高浮雕技术,使整个建筑显得更轻巧玲珑,光彩夺目,产生升华神秘的美感。
4) 巴洛克建筑风格 巴洛克建筑风格起源于十七世纪的意大利,是一种流行艺术风格的总称.它反映在建筑上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宣扬豪华奢侈,过度的装饰,追求强烈的感官享受。
(2)打破古典建筑的和谐平静,追求夸张的、非理性的、幻想的和浪漫的情调。
(3)大量采用起伏曲折的交错曲线,强调力度变化和运动感,使整个建筑充满了紧张、激情和骚动。
(4)强调建筑的立体感和空间感,追求层次和深度的变化。
2.2西方古典传统建筑、现代建筑举例
(1) 古罗马大斗兽场 竞技场是罗马帝国最大的历史遗迹。竞技场周长542米,有80行看台,分为4层。前三层建于穹形顶石廊之下,最高层是坚厚的实心护墙。它可容纳50000观众。由于宽敞的穹形顶石廊的庇护,所有的观众都可以免受风吹雨打和日晒之苦。至今,人们还可以看到支撑穹顶的大石柱的座基。
(2) 流水别墅 赖特(美国) 流水别墅位于美国宾西法尼亚州匹兹堡市附近的一片风景优美的山林之中,是房主人考夫曼的度假别墅。1936年落成,设计者是美国建筑设计大师赖特。他经过长达6个月的构思,决定将别墅凌空建于地形复杂、溪水跌落形成的小瀑布之上。整个别墅利用钢筋混凝土的悬挑,伸出于溪流和小瀑布的上方。悬空的横向挑台、粗犷的毛石竖墙、大片的玻璃窗以及赖特精心设计的每一件家具无不体现了他“有机建筑”的建筑思想。流水别墅在建筑史上有着重要的位置。这幢房子随着四季更迭以“无声之声”作出反应和进行着自我的更新。建筑动势的性质与瀑布的流速动势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例子。
建筑艺术的欣赏过程通常包括欣赏角度、欣赏距离和欣赏方法这三个组成部分。欣赏角度可以分为水平方向上的正视与侧视,在垂直方向上的平视、仰视与俯视。欣赏角度也就是审美角度或审美视角。在审美活动中,审美角度是非常重要的,客体审美价值的实现,不仅需要客体自身的审美同伴,而且还需要审美主体的密切配合,需要审美主体选择合适的审美角度,尽可能多角度、全方位的把握审美客体。 建筑艺术是立体的空间艺术,欣赏者更应从不同的角度、全方位地欣赏建筑艺术的整体美。建筑艺术又是视觉艺术,欣赏者与建筑物距离的远近直接影响制约着审美效果。一般来讲,近距离可欣赏建筑的细节或局部;中距离可直观全貌;远距离能概观大致轮廓。欣赏者时间充足,可近、中、远三者兼而有之;时间仓促,则只能或中或远的览其概貌。一般来讲,欣赏古典建筑可多作近、中距离的观照;欣赏现代的宏伟建筑可多作中、远距离的概览。当然,欣赏距离的远近不是绝对的,应该因人而异,因建筑艺术不同而不同。
欣赏方法对于欣赏建筑艺术有着重要意义,它一般分为静态欣赏和动态欣赏。静态欣赏是指欣赏者在特定的欣赏点上对建筑物的静态观赏,动态欣赏是指欣赏者按照欣赏需要,在一定的观赏路线上对建筑物的观赏。在欣赏中,应该把静态欣赏与动态欣赏有机结合起来,作到静中有动、动中有静,随着欣赏路线的流动,欣赏者的大脑中就会出现一幅幅具体可感而又各不相同的建筑形象画面,即不同的建筑形象,从而感受到建筑形象的空间序列。同时,由于欣赏者视点的高低、视角的仰俯。视野的大小、视觉的转换等是不断流动变化的,这样当欣赏者去感受建筑形象的空间序列时,就会产生一种节奏感,这也正是人们把建筑比喻成是凝固的音乐的内在依据。
结语:中外建筑艺术在多个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通过对中外建筑艺术的比较分析,从而使人们对中外建筑艺术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它们是我们人类共同的财富,而且是十分珍贵的,我们必须更好的保护好,同时也要认识和了解这些艺术,从而继承和发扬这笔财富。相信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现代建筑美学思想、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我们一定能在民族传统建筑艺术的基础上创造出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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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歌曲创作始于19世纪初,历经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后,于19世纪80年代迎来了新的春天,该时期的艺术歌曲在创作内容、创作风格、技法运用和演唱等方面有着鲜明的特征,很多作品都成为了当代艺术歌曲的典范之作。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艺术歌曲的本土化特征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 我国的艺术歌曲的创作在学习借鉴国外艺术歌曲的创作手法的同时也非常强调要融入我国的民族气质、语言以及情感表达等方面的内容,此外,在契合了我国的民歌、诗歌文学、国内外的传统音乐技法和现代音乐创作技法等方面内容之后,我国的艺术歌曲逐渐形成了内容丰富、形式多彩的,具有浓厚、典型的中国民族风格的特色艺术歌曲。
自创作开始,中国的艺术歌曲十分注重学习借鉴国外艺术歌曲的表现方式,同时也强调突出我国的民族气质、语言和情感方面的特点。一直以来,我国艺术歌曲的本土性特征相关的论述比较少见,不过,伴随着多元化思想的蓬勃发展,我国本土音乐文化思想也逐渐觉醒。每一种艺术形式的题材都会有自己的美学规律和艺术特征,作为艺术形式一员的艺术歌曲自然亦是如此。本文将我国的艺术歌曲创作作为实例,通过分析其本土性特征,已达到透视其艺术美学内涵的目的。
我国有很多的艺术歌曲都是把一些具有较强文学性、音乐性的古典诗词或现代诗歌内容作为歌词的,甚至有些艺术歌曲的歌词直接选用名家名词,正是因为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歌词内容,为我国艺术歌曲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发展空间和充足的成长养分,我国大量优秀的古诗词作品也成为了艺术歌曲创作的源泉。根据题材来讲,古诗词类的艺术歌曲大部分都是通过直接选用对我国影响范围广泛,流传时间已久的名人诗词佳作。此类的艺术歌曲作品,在创作形式上精雕细琢,在作品内涵韵律优美上,在精神文化上气质高雅。例如:《渭城曲》(王维)、《赤壁怀古》(苏轼)、《我爱这片土地》(艾青)……这些唐诗、宋词、现代诗等形式的体裁,作曲家经常利用这些体裁进行创作,这些韵律优美、高雅的歌词再加上诗情画意般的音乐,使得我国艺术歌曲的乐与诗形成了浑然一体、水乳相融的局面。作品《大江东去》(青主)就是选用了《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的词作品)作为歌词的。尽管在这首艺术歌曲之中,创作者采用了西方的作曲技法,但是这样作品仍然选用我国的古诗词作为歌曲的歌词内容,以此表达出了一种意境美。不管是艺术歌曲的段落安排上,还是艺术歌曲和声语言的使用上,都能够很好的展现出古典诗词内在的情感,作曲家也将灵魂式的语言――音乐很好的融入到了古诗词想要表达的情境之中。
应该说,很多歌词或诗歌都极具音乐性和文学性,均能够表现出优美的韵律和诚挚的内涵。不管是其描绘的是外景还是刻画的内心,它们都在努力的追求歌词的内在意蕴,深化歌词的内心感受,而且还会呈现出一种诗化美的画面。作品《那就是我》就是通过描绘出小河、炊烟、牛车、水磨等故乡的因素,给人们留下了质朴的印象,也让人们浮想联翩,深感诗歌的含蓄美。作品《我爱你,塞北的雪》的歌词极具诗歌的气质,富含哲理性,形象化的比喻之中又能够透露出中国民族整个民族的精神气概,优美、细腻、婉转、轻灵的主旋律,也抒发了人们热爱生活的美好愿望,深深地给人们强烈的音乐美感。
中华民族特色化的歌曲创作风格都是把我国传统的音调和民族的五声调式相互融合运用到艺术歌曲当中的创作中去。例如:作品《我住长江头》(青主)就体现出了民族化的音乐语言形式。这首歌曲突破了西方传统的功能和声和大小调体系,借鉴了我国传统的调式结构体系,使作品具有了浓厚的民族风韵。乐曲十分感人,并与稳中求变的流畅的伴奏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共同表达出了思念的主题思想。歌曲的前四句的调式调性是由e小调转到D大调,第五句则从D和弦开始,在引出G和弦之后,又选用了G宫和E羽和弦相互交替的技法,极大的丰富了歌曲中的和声色彩,同时也赋予了这部歌曲民族化的音乐语言的风格特点。《涉江采芙蓉》(罗忠榕),这是作曲家探索着用十二音的技法创作而成的艺术歌曲,他将西方的十二音序列的创作技法和我国民族五声音阶紧密结合起来,使主题呈现出了原型、逆行、倒影、倒影逆行的四大句形式,这与我国古诗词中所讲究的“起承转合”的结构形式合理的呼应起来,很好的描绘出了诗词中所要展现的情境。
另外,一些作曲家创新性的运用西方浪漫派和印象派的和声语言,使它们同中国风格的旋律结合在一起,突出歌曲色彩,增强情感表达。例如:作品《送上我心头的思念》中,在引子开头部分选取的歌曲结束部分的宣叙调的音调,随后就是五声音级的属九和弦连续的下行,整首歌曲的主题音调暗示除了乐曲的情绪,用一种悲怆色彩的和声效果突出了乐曲的眷恋之情。
此外,一些民歌的改编或者是配上伴奏,也更加突出了我国艺术歌曲的本土性特征。例如:《槐花几时开》这部作品,作曲家在对这首四川民歌钢琴编配的时候,抓住了叙事性山歌的特点,由引子开始就歌曲进行了意境的大肆渲染,在21小节的引子之中就选用了具有我国传统技法的四、五度叠置和旋,不停顿的五度进行,在描绘高山空旷的场景时则采用了小二度的形式。在第一句和第三局的歌词中甚至都没有配伴奏,直接突出人生的歌唱和山歌自由、高亢的特点,36至41小姐急促的隐形与42小姐后稳健的音型形成了对比,也使整首歌曲实现了和谐统一。
中国历史文化悠久,因此文化理念和人文精神也不同于西方。立足于传统文化创作发展起来的中国艺术歌曲显然带着显著的特有的本土性特点。创作者无论是在曲式编排还是情感表达上,无论是伴奏编配还是歌词内涵上,无论是结构布局上还是整体作品上,都饱含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意境化的精神。
1 歌词内涵同伴奏编配上有机融合
通常来讲,作曲家注重诗词与伴奏的有机融合,这样的歌曲在伴奏的映衬下更能够呈现出中国传统的意境人文精神。歌词与伴奏在艺术歌曲之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创作者在创作的时候着重对这两个方面的内容进行相应的构思,努力寻求达到歌曲内容和时代精神,伴奏与歌唱,诗词与音乐语言之间相一致的境界。这就使我国艺术歌曲本土化的创作技法逐渐走向成熟,与此同时也极大的增强了自身音乐的表现力。例如:《我爱你,塞北的雪》这部作品无论是欠揍还是间奏,无论是尾奏还是A段都选用了密集音型的平行八度的结构形式,使歌曲的释放出了晶莹透亮的音响效果,这些极具民族色彩的因素,勾勒出了雪花轻盈、飘舞的画面。B段选用的是密集音型的和弦节奏,左右两手错开弹奏,这种伴奏形式,是乐曲乐曲富有动感,在配以高声部的复调性旋律,使歌曲呈现出了多层次感,这就让音乐同歌词之间有了很好的衔接,音乐在气氛上超越了诗词所产生的效果,进一步提高了艺术歌曲的艺术美的境界。例如:《枫桥夜泊》(黎英海)这部作品具有新颖的构思形式,钢琴伴奏的和声是立足于类似“钟声”的低音部的升三音#c小调的主和弦上,这种流水般的旋律如同睡梦般的意境,再配以古曲韵味的歌唱旋律,描绘出了诗人既忧愁、孤独而又充满希望的心情。作曲家选用的创作技法极具鲜明的艺术特征,他也成功的塑造了诗词所要呈现出来的意境。
2 作品的安排和情感的表达上保持高度一致
在安排结构上,作曲家常常要表达粗某种特定的情感,都会改变传统的创作模式,摒弃那些单纯的模仿西方音乐创作技法,把民族性的内容和审美方式加入到创作中来。赵元任的艺术歌曲恰恰能够体现这一点,他通常不会采用分节歌的形式,音乐旋律会跟随着情感,根据需要来进行自由展开,进而形成了一种具有独特形式的变奏曲式。例如《教我如何不想他》、《卖布谣》、《过印度洋》等作品或多或少都能印证这一点。其中,具有较强艺术性的《教我如何不想他》这部作品通过对四季自然景色变化的描写,表达了作者对友人的思念之情。
单讲歌词来说,是四段歌词的分节歌曲,但在音乐上却没有创作成真正的分解歌曲,不同段落的旋律、钢琴伴奏和调式调性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尤其是在作曲家在布局全局的调性时,创作者同主音大小调、关系大小调,以及大小调三种调性相互转换的形式来充分揭示作者内心之中的复杂的思想感情。此外,在钢琴伴奏的处理上,创作者摒弃了呆板的伴奏处理技巧,使钢琴伴奏为树立生动的艺术形象来服务,为表现歌曲的民族韵味来服务。作为每段结束句的“教我如何不想他”的旋律则选用了京剧西皮原版的曲调,稍作调整,更加的突出了乐曲的中心思想。《听雨》这部作品十分讲究词曲的结合、钢琴形象的塑造以及意境点化的功能,整首歌曲的伴奏都在模仿雨滴的声音,给人们留下了雨滴连绵不断的意境,
3 将人文结构和曲式编排上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在吸收借鉴西方音乐曲式结构特点之后,中国艺术歌曲的创作也融合了人文结构内涵,形成了个性鲜明的曲式风格特点。例如:《大江东去》(青主)和《嘉陵江上》(贺绿汀)这两部作品,尽管他们都属于二部曲式,但是,两位作曲家都立足于本作品的内涵,专门调整了传统对比关系的位置,进而使作品带有比较明显的朗诵性质的宣叙调的曲式结构风格。又如《春思曲》(黄自)选用的多段体的结构形式,《教我如何不想他》(赵元任)却采用了分节多段变奏性质的曲式结构形式等等,这些都告诉我们作曲家在创作的时候都会根据作品内容的需要,从整体上把握歌曲的结构,把曲式结构与作品的内涵紧密结合在一起,正是因为这样将作品的形式和作品的内容有效的结合在一起,准确细致地描绘出了作者心中复杂的情感,同时也形成了一种内在抒情的艺术风格。自、这些告诉我们,作曲家在编排曲式结构的时候大致遵循两个注重的美学原则,一个是注重乐曲内容的表达,另个一个是注重群众体验感受的规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恰恰是因为将人文结构和曲式编排上形成了融合统一,这也深深地折射出了我国艺术歌曲中本土性的特征。
当今,随着多元化思想的不断发展,我国的艺术歌曲创作也正在与西方音乐文化艺术发生着剧烈的碰撞,在碰撞中交流融合,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歌曲的创作风格。在艺术歌曲的创作过程之中,作曲家们不同音乐风格的作曲技法同我国传统的作曲技法相学习、借鉴、融合,科学的解决了不同音乐文化交流过程中产生的欣赏者同创作者之间的审美观念差异的矛盾。由此,我们在学习借鉴国外音乐文化精髓之后,同我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创作出适合中国传统的艺术表现形式,以此来适应我们民族音乐的审美需求。所以说,当代的作曲家,不能光考虑创作手法和技法,更多的应该着手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以此作为创作的基础和源泉,逐步的摸索出能够反映民族性的,适合中国人民审美需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歌曲的创作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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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源远流长,自华夏子孙初次踏足于这片土地,声乐美学便成为国人民族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戏曲文艺更是其中之翘楚。而随着时代的不断更迭,戏曲的形式也多种多样,不再拘泥于单一框架式的曲艺形式,上至唐诗宋词元曲,下衔近代的茶馆说书,乃至于现在极具特色的地方民歌,无不显示着中国人民对艺术的不断渴求。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美学特征探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 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具有典型的美学特征,在社会历史的不断演进过程中,随着艺术领域的逐渐扩大,其美学特征也不断呈多样化趋势发展。本文拟从情感美学特征、创造性美学特征和现代性美学特征三个方面来详细论述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美学特征,旨在促进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良性发展,同时也为其今后的传承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音乐被称之为流动性的建筑,能够给人一种美好的感受,不但可以有效地触动人类的感情世界,强化人类的专注力,调节人类的情绪波动,而且能够激发人类的丰富想象力与创造力。在华夏民族数千年的悠悠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与积累下来了无数珍贵的文化历史遗产,而民族声乐艺术就是其中最为璀璨的明珠之一。从广义角度去看,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包含范围非常广泛,即曲艺、戏曲、民歌、小调等都在其范畴之内。从狭义角度去分析,民族声乐艺术主要是指继承民歌传统唱法并汲取西方美声唱法的一种现代化民族音乐艺术。步入21世纪之后,在这个充满歌声的新时代,更是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向前推进的关键时期。因此,随着民族声乐艺术理论与研究的迅速发展,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探究受到了广大学者的关注,音乐领域也把民族声乐艺术的理论范畴与美学特点探索提上了重要日程。
纵观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不难发现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对审美的追求由来已久。在某种特定的社会文化形态下便会形成其相对应的美学理念,长久以来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血缘关系和人伦关系是促使我国民族传统艺术文化美学理念形成的根本条件。而传统艺术文化中的美学理念对我国声乐艺术的演进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我国传统的音乐美学理念的形成产生于西周时期,经过了萌芽阶段、百家争鸣阶段、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元明清发展时期,最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这几个发展时期来看,便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音乐美学理念是在著名的儒家与道家音乐思想相互竞争、相互促进的环境下发展的,以当时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为基础形成了一套对音乐的理论,指出音乐必须要受到礼的约束,在审美的过程中注重将主客体、感性与理智等形式的统一,以给人们带来轻松、愉快的审美感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民族声乐艺术自产生之日其便深受传统声乐审美理念的影响,经由社会历史的千锤百炼,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在儒家和道家美学思想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天人合一、中正和谐的审美思想。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着近代社会的开始,西方音乐美学思想开始广泛传进中国,促进了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向具有现代美学特征的民族声乐艺术美学的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中国音乐美学理念既充分吸收了我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的精髓,同时也借鉴了西方社会音乐美学理念中的积极性元素,兼容共生,完全符合当下的美学思想观念,声乐艺术美学特征尤为显著,形成了典型的中国式民族声乐美学特征。
声乐艺术简单的说是指音乐和诗词二者的相互结合,其突出特征是借助艺术的表演形式将高级的社会情感传递给他人,即艺术情感。因此可知,声乐艺术的首要表现方式便是“声”,也就是歌声,演唱者本身具有的并通过一定的学习掌握到的发声技巧和能力;其次便是“情”,是指歌唱者对歌曲情感的把握与表达。古代音乐人士认为歌唱就是对某种事物表达内心情感的过程,情不仅仅只表达内在美,同时也在歌唱中占据重要地位,毫无情感表达的歌唱并不会被定义为艺术。古人认为声乐必须声情并茂,用声音将内心情感表达出来其最基本的要求。
从记载先秦之后的文献资料与近现代的歌唱实际表演去分析,把情感作为歌唱表现方式的基本理念具有主导性与一贯性。从如家学说中的孔子、孟子、荀子至《乐记》等在内的诸多历史文献,都将“用歌表达感情”当做审美音乐艺术的核心。在古代,唐朝著名的诗人与音乐艺术评论家,白居易就曾明确指出“唱情”的美学定义,其推崇声情兼具的演唱方式,反对没有任何任何唱情的演唱,这种新颖、独特的音乐理论观点对后世的音乐艺术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还有清朝的李渔,也认为明晰歌曲的感情并充满感情的去演唱,才能全神贯注并将应有的精神贯注到歌曲之中,不仅能够给予演唱生命,而且能够促使演唱变得自然、流畅、迷人。
从中可以看出李渔对“情”在歌曲中的重视程度,这是对白居易“唱情”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发展。近代以来,我国声乐艺术在西方浪漫派情感美学思想的重要影响下,把声情、词情和曲情融合后在歌唱上形成了独特的审美特征,进而实现了音乐创作的水准。词情是指作者在进行声乐创作时将内心情感和心理感受借助能够抒发内心情感的词曲进行转化,因此不同的情感便通过不同的声调表达。
曲情是指作者在进行音乐创作时运用特定的调式与和声等艺术形式将音乐所包含的内心情感表达出来。声情是指以词情和曲情为核心,借助歌唱的方式将音乐中的情感幻化成非固定的音符,表面来看向听众传递的只是一种声音,但其中更多的则是对情的传递。必须对声乐具有一定程度的感知并能够较好地把握其中的情感才能将音乐中的声情表现的完美无瑕。
我国民族声乐艺术兼容了古今中西的音乐美学思想,是一门具有创造性的综合艺术,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日渐形成了其特有的存在方式。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创造性美学特征简单的可以归纳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继承传统艺术精华的同时积极借鉴西方美学思想中的优势,在具有民族特色的同时也为其增添了时代性。
“古为今用”主要是指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在创作、歌唱、审美等诸多方面都具有传统与当代的差别。当代中国民族声乐艺术是在传统声乐美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中的诸多优秀艺术思想和美学理念都是对传统声乐艺术的精华部分的传承与创新。“洋为中用”指的是在音乐表达形式方面,要学会借鉴西方国家美学思想中科学的、合理的、进步的歌唱技巧和审美观念,学会有选择性、有针对性地吸收其所包含的积极性因素。“洋为中用”于声乐艺术方面,表现为中西方的完美结合,一方面科学合理地吸收西方国家声乐艺术中的呼吸、共鸣、声音位置等表演和歌唱方法,赋予了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在表演形式和歌唱方面西方声乐艺术美学独特的审美感受和听觉体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创造性美学特征在中国民族声乐的艺术创作中也有着完美的呈现。不难发现,当前的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在创作的旋律、节奏、和声、配乐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现代气息。
我国的声乐艺术是集中国民族声乐艺术与西方声乐艺术思想、中国传统声乐艺术和现代民族声乐艺术、西方没声艺术与戏曲艺术一体的艺术表现形式,各种声乐艺术的表现形式在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舞台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中华民族劳动人民智慧与创造性的象征。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时代的不断进步,世界各国文化频繁交流往来,人民的文化视域不断扩大,审美需求和欣赏水准也日渐提高。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在这种新时代的背景下,在演唱、创作、审美等方面都紧跟时代潮流,呈现出时尚现代的美学形象,符合新时代的审美趋势,贴近现代人的审美观念。
纵观当下的民族声乐艺术舞台,不管是在表演者的外形包装上,还是在舞台布景方面,无一例外地都给观众带来了独特的审美体验,充满了鲜明的时尚气息和强烈的视听感受。在听觉上,多种演唱方式的融合、音响伴奏的标新立异、歌唱风格的时尚多元等,都企图给人民大众带来独特的听觉体验;除此以外,新时代下的民族声乐艺术也伴随着个性的外部造型、璀璨的舞台布置、风格迥异的服装、三维立体的视频影像,都给观众强烈鲜艳的视觉冲撞力。在呈现方式上,演唱者打破常规,试图尝试和探索与众不同的表演形式,给予中国民族声乐艺术一定的时代性,顺应了当下求异求新的美学艺术品味。著名歌唱家宋祖英在维也纳演奏大厅、美国肯尼迪表演大厅、鸟巢和台北小巨蛋音乐厅等都曾举办过独立的音乐演唱会。在诸多音乐会上,宋祖英与和多明戈、朗朗等音乐人士皆有过完美合作,将民族和声乐、民族和通俗、声乐和器乐结合,从多个方面向世人展示了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现代性美学特征,不断将其推向全世界人民的眼前,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好评。
当包括电子音乐在内的抽象类音乐出现在世界的音乐之林时,时代发展的烙印就深深的刻在了声乐艺术中,对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发展而言,传统和时尚相互统一在一起是与华夏民族独特的审美特征相一致的。中国音乐具有别具一格的中华民族音乐的特色气息,这一系列因素都是中国民族音乐艺术与其他音乐艺术相区别的根本所在。因此,将传统演唱方法、表演与审美教特征与现代化的音乐表现相融合,是推动我国民族音乐艺术走向全世界的必经之路。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大背景下,要实现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现代化发展,以开放化、多元化的思想对待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在新时代的创新性发展。而实现这一目标要求我们以传统文化为根基,汲取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精髓,并促进声乐意识的现代化构建,培养坚定的民族声乐艺术主体观念;努力推动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多元化进步发展。另外,加强声乐艺术从业者的理论知识学习与研究,深深扎根于作品的创作,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声乐制作体系,提升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全方位、民族化、现代化与创新化发展。范围宽广的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具有鲜明的时代美学特征。我们要始终坚信,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推进与各国的相互往来,必会进一步加强音乐艺术的交流与合作,中国民族声乐艺术也必定会在世界音乐领域中占据重要地位。
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美学特征探析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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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统工艺美术在世界工艺美术发展史上曾处于领先地位,对世界工艺美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今,日本及一些欧美国家已经取代了中国工艺美术的领先地位,走在世界工艺美术的前列,这一现状尤为值得深思。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工艺美术在人们生活中的需求探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工艺美术是生活的艺术,植根于民族文化基础上,又广泛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论文从工艺美术的定义、内容以及分类上做了简单分析,重点从其的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分析出发,阐述了其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不仅便利了人们的生活,也大大提高了人们的审美。
关键词:工艺美术;人们生活;需求
工艺美术,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各种美术技巧制造出的工艺品,其具有实用、欣赏的双重作用,既是物质产品,又具有审美性。而作为物质产品,工艺美术主要反映出时代、社会的物质、文化生产水平;而其的审美性更多的是通过造型、装饰、色彩等视觉形象来作为精神产品体现的。工艺最早源于生活实践,在生产力的推动发展下,才逐渐从物质生产中分工出来,产生音乐、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艺术,而工艺美术更多的是直接展现人们生活中美的,与物质生产紧密结合的艺术,不仅满足人们物质生活需求,又满足了精神需求。
而工艺美术品类十分的复杂,例如:生活用品,包括绣花枕套、被面床单、玻璃器皿等生活实用品;而装饰欣赏品,又包含了象牙、泥塑、木雕、剪纸、玉石、绘画等。当然还有景泰蓝器皿、瓷器玉雕、象牙雕刻等材料珍贵,工艺精细,价格昂贵的特种工艺美术品。可见,工艺美术体现更多的是实用与艺术性特征。
工艺美术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实用和审美的统一,无论是作为人们日常生活品,还是装饰欣赏品,都能够满足人们生活中的物质精神需求。
1.工艺美术具有一定的实用性。马克思曾说:“工艺学能够揭示人对自然社会的能够关系,是人们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也是社会生活直接生产精神观念的过程。”由此可见,工艺美术与人们生活实践活动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更多的是实用价值的体现。工艺美术是母体性、本源性的艺术文化,在创造之初首先必须满足人们自身实用功能需求,这决定了工艺美术在制度、技艺上具有一定的特点要求。为了进一步实现工艺美术的实用性特征,往往还会运用艺术构思和工艺增添其美感。例如: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中提到,将用具打磨光滑,让其更加平整好看,原意是为了更加实用。而对称的武器相对于不对称的使用更加方便,光滑的箭头和枪刀也更加容易深入。由此可见,工艺美术具有实用性特征。而它的实用性更多是展现在人们的生活用品,或是美化生活环境上,包含家具、陶瓷器皿、服饰等。
2.工艺美术能够提高人们的审美。尽管工艺美术在人们生活中具有巨大的实用性,因此被人们所追捧,但其各异的造型,精妙的纹饰,鲜亮的色彩,不同的材质以及独特的技艺也具有不小的审美价值,能够为人们的生活增添更多的美。而工艺美术突出的社会作用,在于能够对人们进行艺术熏陶、美的教育,在增添美的亮点时,不断提高人们的审美情趣,激发人们对生活,对美的追求,积极进取的创造美好的未来。尤其是随着历史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不少工艺美术品已经脱离生产之初的实用性,而转变为欣赏和收藏为主的艺术欣赏品。
彭吉象在《艺术学概论》中曾对实用艺术这一概念这样定义:实用艺术是实用和审美结合表现的空间艺术,包括建筑艺术、工艺美术、园林艺术、现代设计等。可见,工艺美术不仅仅具有实用性,还具有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特性。例如:陶器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是普通的生活用品,陶罐主要用于储水,陶罐多为小口、有肩、或是长颈;而陶钵用于炊煮,为了更利于其实用性,多无肩、无颈、大口。它们的造型各异,更多的是方便其实用价值,也有一定的审美体现。
而在中股东陶器中,造型最为特殊的当属陶?h,它的口是直的,卷沿圆唇,整个造型形状类似一爬伏动物,足有三个,呈袋子形状,其把手是一条藤状的提梁,在提梁以及陶?h在还分散着点乳丁的纹理装饰。这样的陶?h在当时也是一件普通的生活用品,更是使用与审美的完美结合。例如:其袋子状的足,在保证期稳定性的同时又便于在下方生火煮食物,在造型审美上更单纯有力,展现出一种刚健之美。具体见图1。
图中的陶?h,无论从整体造型,还是便于倒水的长颈,利于稳定的三袋子足,还是身体和提梁上的纹理,都体现出一定的审美价值,将工艺美术品需要传达的情绪、气氛、风尚、趣味、格调等表现的淋漓尽致,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激励着人们热爱生活,展现刚健之美。
工艺美术作为调节维持社会动态平衡的杠杆,在不断的美化、充实、创造生活,促使人类的稳定发展,并为人们生活带来一定的便利,提高人们的审美。它是生活的艺术,植根于民族文化基础上,又广泛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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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在时间上指的是今天的艺术,在内涵上也主要指具有现代精神和具备现代语言的艺术。之所以现在的展览普遍用“当代艺术”的提法,是因为用“现代艺术”的名词容易与已有过的“现代派艺术”混淆,同时,“当代艺术”所体现的不仅有“现代性”,还有艺术家基于今日社会生活感受的“当代性”,艺术家置身的是今天的文化环境,面对的是今天的现实,他们的作品就必然反映出今天的时代特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西方当代艺术对人们现实生活的影响探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艺术,作为反映现实生活的形式,改变着人们的思考方式,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当代艺术更是紧贴人们的现实生活,展露出艺术家对当今现实生活的感受、思考。中西方当代艺术都对人们的现实生活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西方人更加重视对自己艺术细胞的培养,他们更加注重精神世界的丰满,不断学习,充实自己的头脑,让艺术引导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国的当代艺术发展要学习西方的优点,创作出贴近人们大众生活的,能够启发人们对生活的思考的优秀艺术作品。
当代艺术与人们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特质,在现代的社会境遇中早已展露出来。随着大众文化的不断流行以及雅俗界限地不断消失,艺术家不再把艺术放置于高高在上的远离群众和生活的地方,而是更加强调当代艺术与人们日常生活的融合。艺术不仅仅是艺术家可以欣赏的事物,它开始一天天地贴近大众,走进平凡人们的生活,带来自然感受,带来社会思考,带来人们心灵上的启迪。
(1)绘画等平面展现方式。当代艺术可以通过平面绘画的方式展现。例如,当代艺术家莫奈、梵高等画家的作品,都是以这种方式,表现出艺术家对周围环境的思考、对日常生活的一种表达。
(2)装置、雕塑等立体展现方式。当代艺术的另一主要展现方式就是通过装置来展现,这是现在流行的一种展现方式。装置艺术是艺术家们通过利用一些各式材料,通过艺术家的艺术再现,利用其巧妙地展现其艺术思想。例如,2013年在上海举办的草间弥生个展《我有一个梦》中的装置艺术合理展现了其艺术思想。
(3)博物馆、艺术中心等展览展现方式。艺术展览往往最能体现艺术发展的最新动向,国际上流行的大型艺术展览主要是以双年展和三年展的形式出现。例如,威尼斯双年展、美国惠特尼双年展、中国台北双年展等等,又如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亚太当代艺术三年展、日本横滨三年展等展览。双年展是国际当代视觉艺术最高级别的展示活动,其重要性相当于体育界的奥林匹克又或电影界的奥斯卡。近年来,艺术中心这种展现方式深深影响着大众的生活与审美。例如,北京的798艺术中心、上海的M50创意园区,上海的K11商业艺术中心等等,都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融入了人们的现实生活中。
(1)西方人民群众如何对待当代艺术。
在西方,艺术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对于西方人来讲,艺术是难以下定义的,其范畴最难以定义。能够有趣、合理地反映人们生活,带给人们一定程度的思考、具有一定深度的作品,就可以被看作是一件优秀的艺术品。西方人认为艺术家和大众之间的连接状态是不可割裂的,所以西方艺术家们往往真实地表达着生活,强调其自我精神的展露,提倡独立的、充分表达内心世界的方式。日本村上隆在谈到其2006年被拍卖到1亿日元的作品时指出:要理解一件作品1亿日元的价格,需了解欧美人对艺术的态度。“在欧美制作艺术品有一个不成文的定律,那就是通过艺术作品,创造出世界艺术史上的脉络。”在现代生活中,人们频繁模仿小说或者电视电影艺术中的主人公的言谈举止的生活方式。这是因为当代艺术真正对人们的生活起到了影响,艺术真正地融入了人们的生活中。
(2)西方当代艺术现状。
西方当代艺术可以分为两个大的发展阶段:一是现代主义时期,它是指自1870年以后的后印象主义开始――抽象表现主义,前后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二是当代艺术时期,从20世纪60年代至目前,又称为后现代主义时期。约翰?艾亨和里戈尔伯托?托尔斯是两位活跃在纽约贫民窟街头的艺术家,他们在大街上为普通人制作雕像,并在街头展出。他们走上街头同普通路人们聊天。艺术家以这种方式,改变着人们的思考回路,引起人们对现代生活的反思。又如,画家米勒的著名画作《拾穗者》。
该画作描绘了夕阳西下时的贫苦农民的缩影,表达着“贫穷”这一主题,反映了社会下层人们的思想。而如今越南艺术家查理德?史特莱德麦特?陈的《拾穗者》的当代艺术作品则模仿了与米勒画作里的人物的打扮与动作,却将人物放在了不同的时代。摄影背景是某个“财阀”即将完工的大厦,而前面的贫困者们则与之对比强烈。这幅作品说明了即使时代变换、人们的科技与经济水平提高了很多个世纪,但是人们的生活贫富差距还是很大。艺术家以这种表现人们现实生活的方式,将作品创作了出来。真实不虚假,表达着自己对生活、社会的反思。
(3)中国人民群众如何对待当代艺术。
在中国,当代艺术不是社会文化的主流,作为发展中国家,大部分中国人民群众生活的重心放在了经济发展上。那些具有一定程度艺术审美的人们,还是会在闲暇时刻去欣赏当代艺术,放松心情。可对中国的大部分人而言,“当代艺术”这个名词可能都不曾听说过,大部分人随波逐流,对这个社会、对自己的生活缺少独立的思考,欣赏艺术的眼界不高。
(4)中国当代艺术现状。
20世纪初,西方现代艺术如潮水涌入中国,各流派在同一时期百花齐放,当时的中国美术界呈现出绚烂的局面。但是中国的当代艺术却开始形成了一种简单地对西方当代艺术的模仿、借鉴、移植、嫁接等。但也有非常优秀的作品,在国际上获得了良好的口碑。例如,国内著名当代艺术家曾梵志的作品。其与艺术大师达?芬奇作品的同名作品《最后的晚餐》,作品把所有宗教人物换上了戴上面具的少先队成员,胸前系着红领巾在桌前吃着西瓜。画作是对经济日益发达的中国的一种隐喻。
红领巾代表共产主义理想,原作中的犹大,由一个戴着金黄色西式领带的人物饰演。这样的艺术作品,其实是脱离现代中国人民群众普通的日常生活的。我们再看中国馆的《清明上河图》这部易被普通大众接受的作品。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是世博会中国馆展区的一大看点。我们可以一窥北宋时期繁华的城市风貌,看成群结伴去进行踏青的人们,以及各色各样的人物,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这样的艺术创作符合大众文化发展的主旋律,很容易就被人民大众接受和理解。
艺术自诞生以来,就与生活密切相关。优秀的作品以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有趣的方式,反映着一定时期的社会风貌。西方人似乎更加重视对自己的艺术细胞的培养,更加注重精神世界的丰满,让艺术引导现实生活。中国的当代艺术也要从传统出发,创作出真正的有国际影响力的本土性的当代艺术,创作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愈益密切的艺术。让我们继续研究中西方当代艺术对人们现实生活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创造优秀的艺术作品,再用优秀的当代艺术作品,来指引人民群众在现实生活中正确地前行。让我们将中西方的优秀处结合起来,互相学习和借鉴,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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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美学家对于中国古典美学、艺术之研究都极重视《庄子》,与庄子并称“老庄”的老子在美学、艺术上的受关注度却远逊于庄子。如李泽厚、徐复观两位美学家分别在其代表作《美的历程》与《中国艺术精神》中,都对庄子着墨甚多,对老子则基本略而不谈。老子美学的地位及影响显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近些年,随着中国哲学研究的兴盛和研究视域的开拓,老子哲学亦受到更多研究者的关注。然而,当前老子美学的研究仍多固守僵化的思维方式和狭隘视域,如固执于老子思想的“唯物唯心”之分,止步于老子对中国美学古典范畴、命题的影响,对于真正的问题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以至于老子美学于我们,仍是一片“混沌玄冥”之域。笔者认为,老子对于中国美学及艺术的影响与庄子一样,是根本性的,甚至比庄子的影响更为广泛而具体。老子美学不仅仅影响了中国艺术的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决定了中国人对艺术的创作、欣赏和品评,甚至影响了中国美学与艺术的存在形态。
先秦思想对于后世美学与艺术有重大影响的,一为儒家,一为道家。老庄都是道家的代表人物,但就美学与艺术领域来讲,庄子显然更为现当代美学家看重。徐复观说:“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穷究到底,只有由孔子和庄子所显出的两个典型。”[1]4李泽厚亦说:“与美学-艺术领域关系更大和影响深远的,除儒家外,要推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2]56与老子相比,庄子对治国用兵远没有那么有兴趣,对“卿相尊位”也傲然视之。庄子倒是对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更感兴趣,常常逍遥于山水之间,徜徉于林木之下,见天地之大美,悠然忘返。关于道的“本质”与“起源”,庄子虽有议论,然而他更关注现实人生的悲欢,发出“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乎,世人直为物逆旅耳”的感叹。可以说,庄子为后代中国人树立了一个睥睨万物、淡去利害荣辱、遗世而独立的伟大人格,更为后代中国人树立了一个醉心于山水、隐逸于林间、忘情于自然的纯真艺术心灵。虽然如此,笔者认为,老子是道家源点,庄子从时间上晚于老子且不提,更重要的是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3]。老子对于中国古代美学及艺术之影响,实不亚于庄子。首先,老子美学不仅是后来“妙”、“气”、“象”、“淡”、“味”、“朴”、“自然”等大量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的起点,更是后来“得意忘象”、“气韵生动”、“以形写神”、“澄怀味象”、“道法自然”等中国古典美学核心命题的思想渊源。其次,老子“有无”、“奇正”、“美丑”、“黑白”、“虚实”相互辩证统一的思想直接启发、影响甚至决定了后来中国古典艺术的技艺实践和存在形态。其三,《老子》“直观万物”的“体道”方式和“以象论道”的诗意表述方式,不仅启发了历代美学家和艺术家,甚至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审美倾向,在源头上塑造了中国古典美学不同于西方“系统化、理论化”的诗化美学形态。其四,老子美学所体现出来的“母体崇拜”观念对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影响深远,中国美学对于“阴柔美”的认同、欣赏与老子美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老子美学对于中国古典美学的影响实比庄子更为广泛、具体、深远。可是为什么不是老子,反倒是庄子受到当代美学家更多的关注呢?概由于老子思想太驳杂。《老子》虽只五千言,其思想却远较庄子驳杂,既有关于“道”起源的探讨,又有关于现实人生的忧虑;既有小国寡民、返璞归真的隐逸理想,又有治国用兵的谋略之术;既有对虚假的道德、仁义的批判,又有对人蒙蔽于感官欲望、知识成见以致逐物不返、不见本真的深刻洞见。对老子最有微词的,是其思想中有关治国用兵的权谋之说。宋儒多认为《老子》实为“君子南面术”,甚至阴谋诈术;钱穆亦说:“庄周乃一玄想家,彼乃凭彼所见之纯真理立论,一切功利权术漫不经心,而老子则务实际,多期求,其内心实充满了功利与权术。”[4]121显然,他也是把老子当成一阴谋家。这样就很难把老子与超拔出尘的美学、艺术联系起来。因此,老子对于中国美学和艺术的巨大影响,很容易让人误判、轻视乃至忽视。另一个原因,或许是“庄子主要的思想,将老子客观的道,内化为人生的境界。”[5] 389侧重在自然、现实人生中寻找慰藉与解脱的庄子,显然比侧重宇宙玄思和政治军事的老子更能在美学与艺术上引起后人的共鸣。
当前关于老子美学的研究,笔者认为问题主要有二:其一,长期以唯物、唯心这种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方法进行研究,思想僵化,方法陈旧,未能打开新视域,开拓新局面,以致鲜有创获。如有学者认为:“老子说:‘有物混成’,又说‘道之为物’,这就是说道是一种物。‘道’作为太初混沌的实体,是物质性的,还是精神性的?”[6]5把老子的“道”当作一种物质性的实体,追问其物质性或精神性,实是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把老子简单化、庸俗化,实际上远离了老子哲学的问题本身。其二,研究持续聚焦于《老子》中“妙”、“气”、“象”、“淡”、“静”、“自然”等观念对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的建构作用上,或聚焦于老子 “涤除玄鉴”、“有无相生”、“道法自然”等思想对中国古典美学命题的影响上。相较于这种看重《老子》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命题在核心话语、概念上的直接相关性的“显性”研究,另外两种更为根本、重要的研究则被相对轻视,一是对《老子》文本的美学研究,二是老子美学与中国古典艺术及其理论的内在勾连。仅仅盯住那些与老子美学有相同、相近名词或概念的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和美学命题,很难整体上把握老子哲学思想的全貌,以致“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所建构出来的老子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命题在名词、概念上的关联,亦有落入主观臆想的危险。忽视了从微观角度透视老子美学与中国古典艺术和理论的内在勾连,老子美学的研究则止步于相对空疏宽泛的美学范畴、美学命题间的流布与转化,无法看到老子对古典美学、艺术的深层影响。当前聚焦于美学范畴与命题研究的现状其实与美学史的研究方法有关。一般来说,有三种美学史的研究方法:“一是认为美学史主要应该研究历史上关于美的理论”;“二是认为中国美学史是研究中国人的审美意识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三是研究“历史上各个时期出现的表现为理论形态的审美意识,也就是历史上各个时期出现的美学范畴、美学命题以及由这些范畴、命题构成的美学体系”[7]2-6。美学家叶朗先生认为第一种太狭隘,第二种太宽泛,他支持第三种。显而易见,当前聚焦于美学范畴、命题的老子美学研究正是第三种美学史研究方法的直接体现。虽然笔者赞同叶先生对于老子美学地位及意义的评价,却不认同叶先生的美学史研究方法。以“美学范畴、命题”为核心的美学史研究方法并不适合中国美学,当然,也不适合老子美学。这是因为,无论中西方,美学史中关于“美”、“艺术”及其相关的美学范畴、命题的概念常常发生变化;更重要的是,与西方美学相比,中国古典美学的非系统化、理论化的存在形态,更倾向于诗意的描述、类比和象征,而非抽象性、规范性和定义性的,这些范畴与命题也偏于直觉的感悟和诗意的启发。这些范畴、命题需要还原到文本之中,往往才能理解其涵义,而不是从中抽离出来。“美学史的构成,不仅仅依靠美学家所作的美学的明确论述,而且也依靠那些隐含在流行的趣味和艺术品中的美学涵义”[8]8,对于中国美学研究来讲,塔塔凯维奇的把美学范畴、命题与审美意识史结合起来的方法或许更为合适。
老子崇“无”,表现为对于“无言、无知、无欲、无为”的崇尚与赞美。“无”实是对于“有”(一切既成的、限制性、规范性的)的批判。所以说,老子的哲学,其实是批判的哲学;老子的美学,其实是批判的美学,因为,老子总是能发现世间万事万物(包括人的语言、思维、文化文明)的局限性,发现事物趋势、性质所具有的反面。然而老子的对任何事物的“批判”都不是绝对的批判,而是相对的批判,所以笔者不同意一些学者认为老子否定“道德、仁义、知识……”的观点,老子不是完全否弃这些,他对任何事物都没有全然批判,而是把现存的一切都置于“道”这一完美超越的理想之境下进行关照,指出其局限性。老子哲学是对一切既成、限定性、规范性的批判,是在事物此时此地的“此在”局限性中发现其面向过去与未来的全面敞开,是在“此在”中发现其相反相成的多种趋势、联系及可能性,这是老子最根本的思维方式;力求突破有限的“有”去追求超越的、无限的、浑朴天真的“无”,却不脱离万物之表象对世界进行抽象的、概念性的、本质主义的探求,这是老子思想的根本特点。
毫无疑问,老子的哲学思想的核心是“道”,“道”后来也成为中国美学的核心概念,人们把“艺”看作“道”之象征。然而,老子最先批判的,就是“道”(言)。老子开篇即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刚开始“言”,就批判“言”。因为“言”虽然可言“道”,但言说的道已非“常道”;事物虽可命名,却不是不变之“常名”。朱谦之说:“老聃之所谓道,乃变动不居,周流六虚,既无永久之道,亦无永久不变之名。”[9]74正因为大道与时迁移,周流不止,老子深知对于“道”,说是一物即不中。然而,老子并不批判“道”之存在,也未否定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规律,而是批判 “道”之“可道”(言说)。言非道,可是不言,道又如何显现自身呢?那就换一种方式说,所以老子从未说道“是”什么,而总说道不“是”什么,或者说道像什么——即“道”之“象”。老子五千言,我们从未见老子说“道”是什么,最肯定的论述也仅是“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让其对于“道”的“定义”在跳跃性极大的“逝、远、返”等词语中“播撒”、“延异”开来,老子的“言”根本就是非定义的、非本质和非逻辑的,是想象性和跳跃性的,呈现出开放的和非限定性状态。道对人呈现为一种变动不居、绵延周流的“象”,可以似是而非地去“描述”其“象”,却不可以用语言去“定义”其内在的实体、结构或恒定的规律。所以老子不说道是什么,而是说道不是什么,说道像什么。老子说:“有名,万物之母”,所以,老子批判的,并不是“有名”——语言本身,而是“言语”的方式。所以白居易对于老子的指责(“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子是智者,缘何自著五千文?”),虽然聪明,却错过了老子的本意。若一字不言,以默对空,道如何呈现自身?人又如何把握玄妙精微、变动不居的道?老子没有批判语言本身,而是批判以语言、名相去绳束、规范、定义其背后的“道”的言说方式和思维方式。“有名,万物之母”,实是说“有名”(语言、名相)不仅重要,还是我们认识万物的起点,是人超越“有限”去抵达的“道”之无限的筌蹄与芦苇。所以“道”虽然“深不可识”,老子依然“强为之容”,“容”即“容貌”、“形容”,实是一种“象”之类比。“道之为物”、“凡物芸芸,各复归根”之言绝不是说道是物质性的实体,而是把现实中的一切存在都当作流动不居的现象之流,把万物理解为不断生成的“象”,故有“惟恍惟惚”之诗意形容。
老子批判“知”,崇尚“无知”。然而,老子对于“知”的批判,也与其对于“言”、“德、仁、义、礼”的批判一样,是一种“限制性”的批判,而非绝对否定的批判。老子不是崇尚“无知”的愚昧,而是批判以功利计较为目的的知识,崇尚淡泊清明的智慧。老子说:“能知古始,是谓道纪。”(十三章)“复命曰常,知常曰明。”(十六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三十三章)老子对于“知古始、知常、知人、自知”显然有赞美之意,所以老子绝不是批判“知”,而是限定“知”。所以,“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三章)绝不是如有些学者所言,是老子的“愚人、御民之术”。老子之所以要“常使民无知无欲”,乃是限制“知”,“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老子限定“知”,乃是深知与“不肖者不及”相比,“智者过之”,“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10]的危害与可能性更大。更容易引起误解的是这样的表述:“明白四达,能无知乎。”(十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少私寡欲,绝学无忧。”(十九章)“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三十八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四十八章)“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四十七章)其实,老子批判的“知”是理性的、规范性的“知”。老子所谓“知”“以一种批判本体论存在为基础的知识涉及到‘非宇宙论’思想:这种思想并不预设某种‘单一秩序’的世界以及各种相应的知性配备。因此,它是非理性的认知。这种认知不借助于那些决定某一种现象的存在、意义或行动的规范或原理。”[11]49老子认识世界的方式是与道冥合的直观,以及以此推彼的类比。老子曰:“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鉴,能无疵乎。”(十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十六章)都是说把个人主观的先见、欲望、观念涤除,以婴儿一样的天真无瑕去烛照逝者周流的大道,融入浑全完美的自然。所谓“惚兮恍兮,恍兮惚兮”就是对“道”进行直观的内心体验,而“幽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则是直观把握到“道”之“精微”的内在确认。理性的、概念性的认知是明确的,只有对于“道”的直观才可能是“恍惚”的、变动不居的“象”。老子另外一种认知方式是类比,这也是中国传统哲学最重要的认识方式。“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五十四章)老子对于“天下”的了解、认识是通过由“身”到“家、乡、邦、天下”逐步类推的。老子认为,抽象的规范、原理、预先设定的立场可以得出一些普遍性的规律与原则,却并非道之本体。与此同时,“没有无中生有的观点,没有全然外在的视角,也没有非情境化的优势立场。我们始终身处其中”[11]23。那就在道中认识道,而不要用语言、概念、理性去牢笼变动不居的道。老子相信人就是产生于道并在先天本然上是与道冥合的,与抽象出来的规范、原理相比,他更愿意相信直观中的直接经验,并以类比的方式推知“情境”中的其他。所以老子才会有“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知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的说法。“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第六章)也是类比的方法,这种把自然之山谷、女性生殖器、门相类比的方法,是一种“象”之类比,是对“物之象”共同性质、趋势、状态的领会与体认。老子这种 “物象”类比方式与孔子“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通德”类比方式一样,都极具美学与艺术的意味。一方面,儒家、道家这两种不同的类比方式的相互作用,“儒道互补”,共同建构了中国古典文化整体的审美意味;另一方面,“通德”与“物象”这两种类比思维的差异一直存在,影响并决定着儒道两家在中国古典美学史上不同的美学取向。
老子激烈批判过度的欲望。老子认为感官欲望会妨碍人们对于“道”的体认,更会对社会与人的身心有所损害。然而,老子并未因批判欲望而走向禁欲主义。对于欲望,老子的观点与其说是否弃,不如说是限制。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腊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十二章)林语堂说:“‘腹’是指内在自我,‘目’是指感官世界或外在自我。”[9]119对于个人来讲,声、色、味、贵重物品以及“驰骋田腊”等过多的感官享受会使人骄奢淫逸、放纵欲望,纵情如幻,往而不返。对于国家来讲,“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五十七章)过多的财货不仅会引起国内的混乱、争斗,更会引来其他国家的觊觎,使国家面临危险。老子认为:“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四十四章)他崇尚的是一种“为腹不为目”的简朴清净生活。但老子并未完全否弃欲望和感官,老子反对的是不知足的“甚爱”、“多藏”,过多刺激人的欲望感官的“伎巧”、“奇物”,对于人简朴正常的欲望和感官,老子是认同的。“少私寡欲”是要求人“寡欲”,而不是弃绝欲望。所谓“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可见老子对于朴素的欲望不仅肯定,而且欣赏、品味和支持。老子肯定的是一种“限定性”的欲望、一种非客体化的欲望,它是一种淡去了直接功利目的的欲望、一种偏于审美的感性直观。“欲望,当它是基于同这个世界的非强制性关系(无为),和对这个世界的反映性认知(无知),那么,它就不是靠占有、控制或毁灭定性的欲望,而纯粹是由赞美和欣赏塑造的,它是敬意。”[11]51
老子并不全然批判“道德”、“仁义”,老子的“无为”更不是不作为。老子批判的是虚假的仁义道德,是“非自然”的“强为”。老子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又曰:“绝仁弃义,民复孝慈。”乍听似是毁仁弃义、弃知灭慧之言,然而老子对于道德仁义的批判竟是为了“民复孝慈”。所以老子批判的并不是道德仁义本身,而是道德仁义的虚假。老子对“有为”的批判亦同理,是对于“强为”的批判,尤其是对政治者过多政策干涉、过多苛捐杂税压迫的批判。“无为”“事实上意指对个体行为域中现象之‘德’无任何干扰的行为方针。这样,没有过去知识和积习的羁绊,行为相对来说就是直接的:它们是既有包容性又是自然而然的。”[11]47在这种意义上,“无为之为”就是充满创造性的、饱含审美意味的行为。
老子认为“语言”不能“言说”、“常道”,所以,老子对于“道”的论述采用了非语言的方式,其实是非定义、非逻辑的言说方式,一种饱含美学意味的意象言说方式。道“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道无形无象,亦非语言可以把握。然而,道却以逝者周流(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的方式,把自身呈现为万物纷纭、周而复始(凡物芸芸,各复归根)之现象,而这变动不居、虚灵、混莽之象却是“惚兮恍兮”、“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也就是说,道显现为变动不居之现象,无法靠名言、逻辑把握,却可以靠直观这虚灵变化之象体认道之“精”、“真”、“信”。老子五千言,实未着一字,因为老子把对于道的言说转化成一种“象”之言说。道不可言,道不可见,“象”却是具体可感可观的,并且启示、彰显着“道”之精微,所以老子是以“象”的方式去言说“道”。所谓“惚兮恍兮”、“窈兮冥兮”,所谓“凡物芸芸”,所谓“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有物混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无非是道之“象”。“道不是某物,它无形无象,不可感知,以潜藏的方式存在,玄妙无比,不可言说,只能意会,一旦说出,便落筌蹄,失却本真,只可寄言出意,勉强加以形容,也还须随说随扫,不留痕迹。”[12]70-71所谓“随说随扫”就是批判语言,批判理性、逻辑,“随说随扫”之间,有“象”留其间,以非语言的方式言说着不可言说的“道”。老子“不说道是什么,而说道像什么”的言说方式,实是一种非定义性、非概念化和非系统化的思维方式的表现,这种思维方式不离万物之表象言说超越“现实”的“道”,而毋宁是在“恍兮惚兮,惚兮恍兮”的“象”中去体味、沉吟“道”,本身就具有审美的意味和艺术的思维。虽然孔子同老子一样,亦不倚重定义性、概念化和系统化的思维方式,但只有老子强调“执大象,天下往”(三十五章),重视以“象”的方式把握并言说世界。老子“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天地之根”的认知方式,亦是以“象”之类比为基础的认知方式。老子非语言的“象”之言说方式,以及“象”之类比的认知方式,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人的审美乃至认知方式,从而对中国古典美学、艺术造成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不仅“澄怀味象”、“以形写形,以色貌色”成了中国古代艺术家的观物方式和艺术思维方式;“度物象而取其真”、“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以象显道”成了中国古代艺术家的艺术实践方式;“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美,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最高审美理想;更重要的是,“以象言道”还成了中国古典美学与艺术理论的书写方式和存在形态。
综上所述,老子依次批判了“言”、“理性”、“感官欲望”和“道德”、“有为”,却肯定了变动不居、虚灵恍惚的“象”。熟悉西方现代美学尤其是克罗齐美学的人会发现,老子批判美学的观点与克罗齐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虽然我们并不完全赞同克罗齐的艺术和美学观点,但克罗齐关于艺术非物理事实、非功利活动、非道德活动、非逻辑概念活动的认识,却是值得肯定的,这些观点亦得到了现代美学家的基本认同。反观老子美学,老子对语言、欲望、知识、道德、行为的“限制性”批判与西方现代美学显然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老子对“言”、“知”、“欲”、“德”、“有为”的“限制性”批判,以及对“象”的肯定,决定了其对于世界采取直观和“物象”类比的认知方式,这种认知方式不强调逻辑、理性,而强调对于世界的直接经验,这种思维方式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艺术的思维方式和中国美学的基本形态。老子的“物象”类比思维与儒家“人物通德”的类比思维,一方面划定了道家和儒家不同的美学走向;另一方面,“儒道互补”,共同塑造了中国文化整体的美学意趣与艺术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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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大众文化崛起于20世纪后半叶。它伴随着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而觉醒,植根于市场经济的沃土而成长,在短短的不到20年的时间里,便迅速壮大为与来自官方的主流文化、来自学界的精英文化并驾齐驱、三足鼎立的社会主干性文化形态。它的发展壮大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化的传统格局,积极影响了国民人格塑造和社会发展面貌,但也引发了多重社会效应和多种不同的评价和议论,这促使人们不得不去思考它的价值、效应及其发展控制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中国当代大众文化与艺术化教育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浅析中国当代大众文化与艺术化教育全文如下:
摘要:家织锦是土家族特有的织造工艺,其纹饰和色彩瑰丽,制作繁复而精细。试图从新的观念:符号学、图像学等方面研究土家族织锦这一民间文化现象,并指出作为文化承载物的土家织锦在社会教化、民族历史、色彩心理、纹饰形成等诸多深层次的作用。
关键词:大众文化 消费 现代社会 艺术化教育
土家族是一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民族,居住在湘鄂川黔四省交界的边地大山中,在土家族聚居的地区广泛流传着一种特有的织造工艺—土家织锦。土家人善织布,早在汉代以前土家先民所织賨布就作为贡品进献朝廷。其“文如绫锦”,十分精美。唐代,土家人所织“溪峒布”,“溪布”,在朱辅的《溪蛮丛笑》中有记载:“绩五色线为主,文彩斑斓可观。俗用以被或衣裙、或作巾,故又称峒布。”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家地区开始种棉,织布技艺也进一步提高,乾隆年间修的《永顺府志》记载:“土妇颇善织,布用麻,工与汉人等。土锦或丝经棉纬,一手织纬,一手挑花,遂成五色。其挑花用细牛角。”从上述记载与现存实物相印证,可以发现:一是土家织锦的起源较早;二是织锦所用材料,曾用麻,后又使用丝棉纤维。
长期以来,许多学者研究土家织锦都是将其作为艺术品来研究,重点在纹饰,色彩的艺术性上着眼。笔者以为,由于土家族是一个没有文字只有语言的民族,大量的民族文化,行为规范,民族历史记忆都是依靠非文本的形式代代相传。这种传承有两个途径,一是口传文化,即民歌、神话、谚语等等,另一个就是非文字的图像。土家织锦在这种传承中是极重要的一环。大量、古老的民族文化信息物化于土家织锦的图像符号中。来维系一个民族的精神。因此,土家织锦并不像有的学者认为的“是生活的反映和再现”,而是一个具有深厚积淀的民族文化现象,里面有着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
在土家织锦的织造中,是以妇女为主体。这一点与鲁西南的情况略有不同,那里有专门的走村串户的男性织布匠,不过供奉的祖师依然是女性织布娘娘。土家族的女孩从7~8岁开始就随着家中的女性长辈学习织锦工艺,繁复的工艺磨练着女子的性情,在自家所织造的最得意的作品,将在她出嫁那天向世人展示出来,而新娘在婆家的地位也会与织锦的多少、好坏有关系。民谚云:“养女不织花,不如不养她。”所以说,土家织锦不仅是生活用品,还负担着对土家女性教化的社会意义,围绕织锦所形成了土家女子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例如传说中的西兰姑娘因织造白果花,被其父(一说兄)误杀;而旧时,婆家在挑选儿媳时,首先要考查的就是女子亲手织的织锦,心灵手巧,会织锦,会持家是旧时乡间好女子的最高评价,而社会评价最高的女子也就有较大的机会嫁一个如意郎君,这也就推动了土家织锦的发展。现在许多土家织锦艺人,大多有一种温和而坚韧的性格,对于一个在封闭的、资源贫乏的大山中求生存的民族,也就需要女性这种品格才能承担起支撑家庭的重担。
土家织锦由于工艺本身的限制,不能如丝绸、刺绣、印染那样随心所欲的安排图像,对物象做精细的、自然主义的描绘,因此,其纹样多简洁大方,只保留或采用其最强的特征,犹如“戴着镣铐的舞蹈”,在工艺条件的限制中,将土家织锦的美学特征发挥到极致。但是这种极度简化,意象变形的图像,也为我们研究其纹饰带来了困难。
比如说:台台花的纹样。这是一个由水波纹、船花、虎头纹(一说人面纹)所组成的纹样,按特定格式组合成二方连续,宽10~13cm,长约40cm,镶饰于小孩摇篮盖帷边上,以大红、桃红、浅黄、浅绿等粉嫩色为主色,间以少量黑色。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两种争论,一种认为是人面纹,描绘的是土家始祖神,另一种则认为是虎头纹,代表的是土家族的白虎图腾崇拜。由于织锦的纹饰形象极度简化,要从其表面看,确实难以区分,但只要与其用途相映证,就不难发现其有图腾保护的意味,民间艺术最大特点就是趋利弊害。在这里即是如此,还有另一种纹样:勾纹,现在的争议也较大。勾纹有多种,单勾纹、双勾纹、12勾、24勾、48勾等,纹样通常一反一正、一阴一阳成对出现。织造者的解释说法较多:一说是描摹春天里的腾勾、新芽;一说是蜘蛛脚。
根据笔者的比较、观察,每种勾纹的中心都是一个万字纹,一层层的纹勾围绕着层叠盘旋,在这里,万字纹是一个太阳符号,这个符号不仅在织锦上,还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这个观点详见何新先生的《诸神的起源》,笔者不再多论。一层层的勾纹所表现的是太阳向外辐射的光芒。土家神话中很早就有对此的认识,称太阳妹妹怕羞而撒下了金针。笔者设想,这个纹样可能经过两个时期,前期纹饰中的万字纹为主体,勾纹只是其附属装饰;后期产生变化,万字纹不断缩小,而勾纹一层层逐渐扩大,并在配色中追求一种色彩的对比,朱红与草绿,橘黄与深蓝,黑色与淡黄,以色相、明度、纯度的对比加强勾纹的虚实相生、阴阳对比的艺术效果,而作为民族记忆的太阳神崇拜被逐渐淡化,至于土家人所解释的:春天的腾勾新丫、蜘蛛脚或是民族歌中唱的“48勾勾小姑,土家被盖巧功夫。郎若看着新式样,陪装嫁奁中意不?”都只是因形释义,是在发展流变中的符号信息内涵的转换,所以研究土家织锦纹饰一定要注意这种转换与丢失。
笔者将土家织锦纹饰形象与名称相比较发现:以花作为形象主体的极多,绝大部分学者认为,这是土家人在劳动生活中之所见而又将其搬上织锦,对某些花样可以这样解释,而在某些传统古老式样中,所反映的却是采集经济下诞生的花树崇拜:梭罗树、梭罗桠、六乔花、玉簪盖等等。《太平广记》中记载:战国之时,“李正,学道……正身死,家人埋之于武陵,坟上生花树,高七尺,有人遇此花树,皆聪明,文章盛。”在现在的黔东南苗族中,依然有这种祭花树的盛大节日。可以设想,在几千年前,织锦女在创造纹饰时,一定是选择她观察最仔细的印象最深刻的物象。这就是韦雷泽爵士在《金枝》中 所描述的:狩猎部族不会用随手可得的鲜花,绿叶而是用兽牙,兽骨,兽皮等东西来装饰自身。只是纹饰发展到后期即以农业为主的时期,织锦者才会发现自然界中植物、花卉的美,从而将其搬上织锦。体现在纹饰中,不仅有对生活的观察,还有民族历史的记忆。一直以来,人们都以白虎为土家族的图腾,但是人们忽略了一个崇拜蛇的部族也曾是土家人的先祖。
织锦纹饰中与蛇有关的特别多:大蛇花、小蛇花、蛇皮花、小龙花等等,在恩施,称蛇为小龙,民间故事中有《黑蛇大哥》,《向王与青龙》等,古籍有所载的、巴蛇吞象之说,现在民间还有禁忌:家里来蛇,谓之家神,焚香送之;女子梦蛇为身有喜之兆等等,可见作为土家祖先之一的蛇部族虽然被人们所淡忘,却忠实的保存在织锦纹饰中。
作为土家织锦的纹饰中所蕴涵的信息极多,是土家族口传,非文本文传的物态化形式,而与纹饰紧密结合的色彩,则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外来文化对土著文化的强烈影响。土家族神话中虽然没有产生如藏族、蒙古族、纳西族那样明确,强烈的色彩观和神话中的神灵色彩系统,但是在土家织锦中却反映出强烈的色彩现象,呈现出较成熟的民间色彩体系。这种色彩体系独立于汉文化圈主流色彩体系之后,但又与南方楚文化的风格极相似,特别是战国,汉代的漆器更是惊人的相似。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的鹿角立鹤,通体饰错金纹饰,背部、翅膀、腹、尾的边缘镶一周绿松石;湖北云梦大坟头1号汉墓中的漆器:《云豹纹漆扁壶纹饰》、《凤纹漆盒盖部纹饰》、《凤纹漆耳环纹饰》均以大面积黑色为底色,绘以朱红、金、蓝、银、黄等色,图象随器形变化,多曲线,圆弧线,物象所作c形。而土家织锦中也是这种强烈的色彩对比:其色彩浓艳、富丽,忌用大面积白色,以黑为底色,以黑、白线条分割图案,用色呈秩序排列,使对比色调调和,同时,在连续的图案中,寻求不同的色彩变化,一首配色三字经式的歌诀道:“黑配白,哪里得;红配绿,选不出;蓝配黄,放光芒。”这里已有意识的运用了互补色的原理来配色。鲜明热烈的色彩与丰富饱满的图案互为作用,色彩的冷暖与图案的分割相互依存,组成一个整体。土家织锦中虽然没有如刺绣般清晰的图象,却是以色彩统率整体,而形成强烈的视觉感受。当然,在强调楚文化影响的同时,所不应忽视的,还有土家织锦本身所产生环境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使楚文化与土著文化结合与产生流变的重要原因。
土家人世代生活在大山之中,青山绿水,气候宜人,即使在冬季,也是满目绿色,所居的杆栏式建筑以木为材料,木料经多年烟熏火燎(因土家人的火塘就在堂屋内),无论是建筑外壁、内墙都呈现出一种古旧的颜色,在这种色彩环境中,作为嫁奁的土家织锦所追求的必然是一种鲜亮的,能在大面积的冷、灰色调中跳跃而出的喜庆的色彩,通过视觉给人们带来心理上的慰籍。其次,还有工艺的问题,由于织锦材料多是自纺、自染,染料多是植物、矿物类,在长期使用后,易产生褪色,因此,加强其色调、色相、纯度的对比,使其长期使用后,依然鲜艳、富丽。
所以说,土家织锦的色彩又与楚汉漆器纹饰色彩有所不同,后者强调的是大面积的黑色底上强烈的朱红、蓝、黄,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另一个世界的神秘与浪漫,而前者是以红色为主调,以黑为底色,以黑、白线分割图案,努力营造一种温暖、喜庆、热烈的色彩感受。因此,笔者认为,楚文化在早期对土家织锦产生过强烈影响,但是土家人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革新和创造,从而发展出一种与自身的生活环境和生活需求相一致的色彩系统,虽然没有如藏族、纳西族那样在口传文化中清晰的表露出来,但是却以一种物态化的存在在土家织锦中世代传承。
土家织锦作为一个活态的文化现象,曾在土家族日常生活和婚俗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冲击,土家织锦赖以生存的环境发生了大的变化,使其陷入了困境。与之相比较的鲁西南的家织花格布,通州的家做千层底布鞋却走出了另一条路。花格布是鲁西南家织土布中最重要的品种,纹饰多以条带状图案,分割、调节、过渡、统一,强化大面积视觉分割的功能,图案有:斗纹、骨头节、错节、山芋花、砖纹等,若以纹饰与色彩而论,花格布远没有土家织锦繁复、精美、富丽、浓郁,但却已形成了产业化。
从纺、经到织成成布再到进入市场已形成一条产业链。通州千层底步鞋也已经进入市场。土家织锦曾在20世纪80年代红火过,但是随产品质量的下降,用途的单一,民间生产逐渐萎缩。虽然现在研究土家织锦的人很多,但很少有人在做产业与保护兼顾的工作。2002年,武汉纺织学院曾推出过一系列的土家织锦为设计原素的服装设计作品,但由于其着眼总仍是在民族服饰上,影响虽大,却不可能进入市场。对于土家织锦来说,保护与发展都需要现代设计和市场的介入,而怎样将古老的民间艺术传统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是研究者们思考的问题。
1 辛艺华,罗彬.土家族民间美术〔M〕. 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4
2 钟茂兰,范朴.中国民间美术〔M〕. 湖南:湖南美术出版社,2003
3 汪为文.湖南织锦〔M〕. 湖南: 湖南美术出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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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艺术伊始,国人大多推崇国外的一些钢琴名家、名曲,并将之作为钢琴艺术学习的典范来推广。尤其是贝多芬、莫扎特、巴赫、海顿、李斯特、柴科夫斯基、肖邦等世界著名音乐家的钢琴名曲,简直被奉为钢琴界的神明。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艺术理论论文:中国钢琴艺术发展之思考。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中国钢琴艺术发展之思考
我国的钢琴演奏家们在汲取了西方钢琴文化艺术的精华后,结合我国民族特色文化,将中国钢琴艺术逐渐的发展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钢琴文化给我们整个民族带来的变化,特别是当中国的钢琴演奏技能达到世界水平的时候,中国民族文化也在世界文化领域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地位。
首先,我们能够从整体上发现中国传统的民族气息和民间特色,这是中国传统美学标准在钢琴艺术中的体现;其次,西洋乐器本身所带有的不可磨灭的印记,使得中国的钢琴艺术必须在本土的审美要求中融入能与本身印记相适应的内容,这是钢琴自身艺术特点对其要求。在中国音乐发展的漫长岁月中,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以及民族文化的不断交融发展,我国的钢琴艺术形成了能为人们所接受的特点。从西方来说,它们吸收了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积极民族精神,有着独特的美学意境和风格。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钢琴艺术的继续发展不能秉承一成不变的美学思路,我们必须思考:在多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冲击下,钢琴艺术中的美学观念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应当如何面对?只有回答好这两个问题,中国的钢琴艺术发展才会快速地向前发展。
中国钢琴艺术民族化特征的显现主要表现在演奏风格、钢琴曲目和文化推广三个主要方面,与欧美钢琴艺术出现了较为显著的差别,并逐步向中国式钢琴艺术过渡和演变。
1、演奏风格特征
以殷承宗的《春江花月夜》为例,该曲本是古筝曲,改编成钢琴曲后,依然不失古筝如泣如诉的悠悠之意,体现出了民族化特征。这只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中国钢琴曲目大多如此,在钢琴演奏中显现出更多、更明显的中国民族艺术特征,这是五千年造就的根深蒂固的民族元素。
2、钢琴曲目特征
在诸多以民族文化特征为主的钢琴曲中,尤其以中国古代曲目和民族曲目居多,而这些钢琴曲作的出现,充分展现了中国钢琴艺术的民族风,例如黎英海的《夕阳箫鼓》、陈培勋的《平湖秋月》、刘晓耕的《撒尼幻想曲》、廖胜京的《火把节之夜》等,不胜枚举。这些中国民族与古典的融入,足以展现中国钢琴艺术的民族化特征。
3、文化推广特征
钢琴艺术伊始,国人大多推崇国外的一些钢琴名家、名曲,并将之作为钢琴艺术学习的典范来推广。尤其是贝多芬、莫扎特、巴赫、海顿、李斯特、柴科夫斯基、肖邦等世界著名音乐家的钢琴名曲,简直被奉为钢琴界的神明。大凡学习钢琴的学生都必须学习他们的曲目,并以能够熟练演奏这些曲目为骄傲。后来,随着国内钢琴艺术、钢琴曲创作、钢琴曲目的逐渐成熟,中国钢琴曲目也就融入钢琴学习中成为必备学习曲目。尤其是古典曲目改编出来的钢琴曲更是比较突出。随之,以中国古代曲目改编的钢琴曲成为钢琴文化推广的领头羊,并为该领域的文化推广开启了先河。
1、与民族渊源的融合
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征,就是民族渊源的融合。钢琴艺术传到中国之后,中华民族那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风情,为拓宽钢琴艺术题材内容提供无穷无尽的创作之源,显现了钢琴艺术与中国民族渊源的融合。另外,由于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渊源、文化传统、生活环境、宗教信仰的不同,也为钢琴家在创作中产生了无穷无尽的灵感。
2、与民族文化的融合
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和融合,钢琴艺术已经与中国民族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并且逐步演变成中国音乐大家园中的重要一员。其中以《牧童短笛》为例,该钢琴曲目是融入中国元素最多并且成名最早的。这一作品是中国老一辈音乐家贺绿汀创作的,虽然作品在刚刚创作时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就当时而言,用钢琴曲来创作中国民族音乐是一种新的尝试,而这种尝试恰恰推动了中国民族音乐走向世界。
3、与民族乐器的融合
我国的民族乐器众多,主要包括磬、缶、铃、萧、笙、琴、瑟、古筝、琵琶、二胡、笛子等近百余种乐器。而这些乐器在实际的演奏和使用中,正逐步与钢琴较为完美地融合起来,形成了钢琴为古筝演奏、为琵琶演奏、为笛子或箫演奏的合作曲目,而且随着钢琴功能的不断开发和挖掘,现代钢琴已经能惟妙惟肖地模仿出以古琴、古筝为首的中国乐器的声音,虽然仅仅是形似而神不似,但这已经足以显现中国民族乐器与钢琴的有机融合。
例如,现代音乐家谷娜创作的《彝寨风情》中的《月下》就是用钢琴代替传统乐器葫芦丝演奏出来的。虽然钢琴相对粗犷一些,但依然以委婉的音调呈现出了彝族青年月夜相互依偎的美好场面,让人们在钢琴曲的演奏中仿佛看到彝族青年月夜的歌恋情景,这一演绎是成功且玄妙的。
现代钢琴艺术语境受不同文化、社会风俗等因素的影响,尤其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境差异巨大。语境是听众感受钢琴艺术的重要方面,所以,应该在某种程度上顺应时代潮流,促进钢琴艺术的融合,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听众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在当今的中国钢琴领域中,优秀的钢琴人才必将会越来越多。而优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钢琴曲目也会与日俱增。在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领域里,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和钢琴教育工作者去共同努力、探研,从而把中国钢琴音乐推上一个又一个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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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美术,指美化生活用品和生活环境的造型艺术。它的突出特点是物质生产与美的创造相结合,以实用为主要目的,并具有审美特性,为造型艺术之一。也指以美术技巧制成的各种与实用相结合并有欣赏价值的工艺品,通常具有双重性质:既是物质产品,又具有不同程度精神方面的审美性。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当代工艺美术理论研究的反思与深化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当代工艺美术理论研究从20世纪初便开始兴起,建国之后更是在理论建设发面有着长足的进步,“实用美术”观点、“工艺文化本元论”以及现代设计观念等观点纷纷出现,对我国当代工艺美术理论研究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我们现在研究工艺美术理论有着很好地借鉴意义。
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是个承上启下的阶段。随着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成立,中国当代工艺美术理论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带动下,中国当代工艺美术理论研究和工艺美术历史研究在借鉴20世纪二三十年代观点的基础上不断深化,陈之佛、庞薰?、王朝闻等学者也纷纷对中国工艺美术理论进行分析研究,对以往的工艺美术观点进行兴革,形成了一批赋有时代特色的工艺美术理论研究成果。这种研究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分化,因此笔者将20世纪50年代――80年代作为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史上一个整体阶段进行阐述。
(一)“实用美术”观点
20世纪50年代――80年代的中国工艺美术理论研究成果众多,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关于工艺美术的定义、原则、本质、社会功能、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等方面,其中以陈之佛的“实用美术”观点最具有代表性。“实用美术”观点强调实用与美的统一,要求工艺美术必须兼顾实用和美两方面的要求,工艺美术的落脚点必须放在真正服务于大众上。
长久以来,中国的工艺美术在宫廷工艺、文人工艺、宗教工艺、民间工艺四者的滋养下不断发展前进,各个历史时期的工艺美术也各具特色自成体系,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工艺美术却真正进入了低谷。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大机器生产的产工业品大量涌入,这些产品的物美价廉使得中国传统的工艺产品备受打击,中国传统手工艺产业一落千丈。
辛亥革命之后,宫廷工艺体系解体,文人工艺、宗教工艺对中国工艺美术的影响日趋衰微,这时的中国手工艺产业以民间工艺为主导,开始向西方学习,引入大机器生产,各种手工作坊兴起,但由于其在工艺形态等方面并无改观,因此中国的手工艺产品仍然没有实力与西方竞争。与此同时,发端于清末的关于手工艺是“奇技淫巧”的狭隘观念迅速发展并影响深远。建国初期,工艺美术更是被许多人错误地理解成“手工艺”,使得“工艺美术”一词一直受到许多非议。
“实用美术”观点之所以能够成为20世纪50年代――80年代中国工艺美术理论的代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对以往狭隘工艺美术观点的纠正。人类的生存要求决定了人类最基本的造物观念是要优先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衡量造物活动的最低标准便是是否能够实现衣食住行用的物质要求,即一件器物是否具有实用功能,在物质要求得到满足的基础上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审美――才会应运而生。
在历史的发展中,尽管这种精神文化要求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不断提高,产生了以审美鉴赏为主的造物,但这种造物一旦脱离了实用要求的规范,那么它就失去了造物最基本的价值支撑,从而在以后的发展中失去动力,真正沦落为供少数人鉴赏把玩的“奇技淫巧”,其结果只能是消亡。“实用美术”观点将工艺美术从“奇技淫巧”中解放出来,对工艺美术造物的实用原则进行强调,把以往专注于审美的理念打破,将实用要求和审美要求放在等同的位置上,同时将工艺美术的受众由以往所认为的“皇室贵族”转变成普通大众,重新确立了工艺美术的地位与作用,对建国初期将工艺美术品与手工艺品或工业品相等同的简单划分进行驳斥,影响了中国现当代工艺美术发展态势和中国近代工业化发展的行进模式。
(二)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
建国初期,由于中国工艺美术产品体系发展不完善,因而市场受到西方产品的严重侵蚀。在这种情况下,大量西方工艺技术和审美观点被引入我国,传统工艺美术产业遭到强烈冲击。“实用美术”观点认为当时的中国工艺美术还处在一个较低的发展层面上,在引进国外的工艺技术的同时,更要注重对传统工艺技术的改良与开发,用现代教育手段提高艺人的素质,从而提高我国工艺美术产品的整体实力。“实用美术”观点在以往单纯重视产品“美”的基础上加入了“实用”的要求,并将二者的地位等同,这使得工艺美术真正融入大众的需要之中,确立了工艺美术服务于当时社会发展、经济实用的造物原则,对建国初期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实用美术”观点提倡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在把握传统的同时,按照现代市场要求对传统工艺形态进行改造。“实用美术”观点从理论上指出了中国工艺美术产业的前景和发展方向,将传统工艺的发展与时代进步相结合,在中国工艺美术衰微之际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标支着工艺自觉时代的到来。
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我国一方面积极开发国内资源,一方面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与经验,在这种大环境下,80年代以后的中国工艺美术理论发展逐渐分化为两个方向:一个是对80年代之前的工艺美术的继承与发展;另一个是对80年代之前的工艺美术的批评与思索。虽然两个方向立足点不同,但二者都注重工艺美术的宏观建构,探寻工艺美术的文化特质,完善了工艺美术理论体系与学科构架,属于中国工艺美术理论重要的发展成果。
(一)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工艺美术的继承与发展
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工艺美术的继承与发展方面以张道一先生提出的“工艺文化本元论”(该观点被收于张道一论文集《造物的艺术论》中)最有代表性。 20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促使中国工艺美术从十年浩劫中渐渐复苏,工艺美术产业渐渐兴起,但工艺美术理论亟待完善。当时社会上普遍注重工艺美术的审美价值,认为工艺美术是一门类似于绘画、雕塑的“纯艺术”,忽略其实用价值,使得工艺美术日渐脱离大众需求,工艺美术产品日趋落后于西方,更造成国内对西方工艺品的盲目崇拜和模仿。针对这种情况“工艺文化本元论”指出:人类文化都是由最初的一种综合的、一元的文化形态逐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或分离,从而形成特定的文化类型;工艺美术是一种带有物质和精神双重属性的本元文化,是实用与审美相统一的造物艺术。
“工艺文化本元论”对造物活动的本质规律进行了探讨,同时也为工艺美术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工艺文化本元论”在深刻探讨人类造物活动的实用因素以外,更强调物化过程中对于精神文化因素的理解。我们不能单纯从物质性或精神性上探讨人类的造物活动,造物的核心价值便是二者的统一,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细致,造物活动必将随着社会需求而发生分化,产生所谓的“实用艺术”与“纯艺术”之分,当这种分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又不可避免地回归本元,这种分化与回归的最终目的便是适应生活发展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我们要将工艺美术放到整个造物的脉络中把握,将其实用性和审美性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摒弃以往认为工艺美术是由实用性和审美性简单“结合”的论断。
“工艺文化本元论”不但从哲学领域为我们认识工艺美术的双重性提供了理论依据,更将这个论断推广到整个艺术领域,并从文化学的角度出发,对艺术的产生发展规律进行归纳。与此同时,与工艺美术相关的领域在这一时期也得到同步的发展,如民间美术、艺术学等,工艺美术的发展对民间艺术研究和艺术学学科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工艺美术的批评与思索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促使中国打开国门相西方学习,“设计”一词也被随之引入,在随后的发展中,“工业设计”作为与“设计”相对应的学科在中国渐渐确定下来。在工业设计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持续着对传统工艺美术的批评与思索,工业设计认为传统工艺美术观念过于老旧,阻碍了工业社会发展;认为工艺美术是一种以手工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手工艺文化,“无法与工业文明、商品经济的外部环境协调”①;发展空间过于狭窄等。与对工艺美术的批评与思索相对应的是这一时期工业设计理论的发展,其中以柳冠中的设计文化论最为典型(该观点被收于柳冠中论文集《苹果集:设计文化论》中)。
设计文化论对工业设计的概念、范畴、特征、目标等一系列要素都进行了阐释,认为“设计是协调诸矛盾因素的人类改造自然与自身的主动的创造行为”②,工业设计一切以人的需要为核心与出发点,是一种“创造合理的使用方式”的文化,柳冠中曾解释道:“合理的使用方式是工业设计的原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阶段的见证,也是人类社会未来的雏形。它包括主宰――人;对象――物;目的――生存。人是主导因素。‘使用’是指人的行为过程;‘方式’是人类文明、文化的具体化;‘合理’是审美标准。因此将为人(或人类社会)作为目的的行为,体现了人类的文明与文化水平,又合乎时代的审美标准,这就是工业设计的全部内容。”③
工业设计对工艺美术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为工业设计在中国的发展开拓了空间,使得工业设计能够迅速在国内立足并发展起来,1997年国家正式用“设计艺术学”取代了“工艺美术学”使得设计学科得到进一步完善。但总体来看,当时工业设计对工艺美术的批判还是有失偏颇的,张道一先生曾经激烈地批判工业设计:“在理论上豪言壮语、大话连篇,诸如‘设计哲学’、‘国土设计’、‘生活方式设计’之类,实际上连‘设计’的概念都不熟悉,更谈不上对其内涵与外延的理解,溢美之辞超过了本质性的分析;在历史问题上,割断了它与手工业的漫长联系,甚至把西方的‘设计运动一百年’当成了设计史的全部。”
④通过对比工艺美术和工业设计的主要观点可以发现,二者其实是殊途同归的,我们可以把工业设计看做是传统工艺美术在新时代的发展,所谓的“工艺美术”和“工业设计”只不过是在不同社会条件下对造物活动的不同称谓而已。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工艺美术理论也在产生着发展与深化,当代工艺美术理论在以往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时代特征,日趋注重专题性研究与大的理论框架下的子学科体系构建,同时工艺美术所涉及的范围逐渐扩大,一些新兴学科被囊括其中,当代工艺美术理论也在多学科、多角度的交叉研究中不断深化拓展,促进着在全球化、信息化条件下的造物艺术的发展。
(一)设计理论的发轫与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设计理论主要集中在设计造物的哲学、文化学含义上,并在随后的20年中发展出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学科体系。当代设计理论发展与以往相比,出现了较大差异。当代设计理论较多集中在对具体的设计行为的分析,如设计者、产品受众、产品流通、人机互动、设计教育、设计管理等方面,利用调查、实验的方法从工程技术角度对设计进行量化分析,注重产品的感性意象与学科间的互动,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理论研究逐步开始由普遍向特殊发展,在大的学科体系中构建出更为细致、专业、针对性更强的子学科体系,并以专题研究的形式,进行多学科、多角度的交叉研究。
笔者认为,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当代设计理论的发展必将与以下三点紧密相连:
第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哲学、文化学意义上的造物与具体设计实践相结合,在利用普遍性规律指导与完善生活实践的同时,将在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新方法引入理论的探讨之中,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实现设计的最终目的。
第二,有计划地引进和吸收西方先进的设计理论,将之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保持理论建构能与科技同步发展。
第三,对传统工艺美术的继承与发展,发掘中国传统工艺的价值与活力,将中国传统工艺理论与西方先进经验相结合,构建一套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工艺文化理论体系,并将之介绍出去,促进理论的推广与传播。 第四,抓住信息化的时代特征,构建适合信息时代的理论体系,充分利用便捷的信息交流提高设计实践的效率与质量。
(二)工艺美术的学科互动
工艺美术理论的发展与学科体系的建立离不开各相关学科的共同发展。关于工艺美术理论研究所涉及的多学科互动,田自秉先生曾在1991年发表的《论工艺美术学》一文中指出:“工艺美术学已不只是单纯的美术创作活动的研究,而是一个与多学科相关联的交叉学科,它是一种围绕着物的美化和环境美化而进行的多方面的多层次的互相协调的综合体。这些学科互相联系,彼此制约,共同影响。”⑤工艺美术的学科互动的研究实际上是对工艺美术表现形式的分析,工艺美术作为一个与人们日常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综合体”,将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的发展、生活生产方式的转变、人类审美观念的变化都囊括其中,任何社会需求或观念的变化都会在工艺美术的表现形式上有所体现,因此这就决定了工艺美术的发展必然是多学科、多角度共同发展的,我们对工艺美术的研究也必须从多学科、多角度的视野展开。
田自秉先生在《论工艺美术学》一文中还同时列举了当时工艺美术学涉及的学科种类,其中主要包括:“工艺创造学、工艺功能学、工艺美学、工艺科学、工艺经济学、工艺心理学、工艺信息学等。”⑥显然这个划分已经无法满足当今社会的工艺美术发展需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艺美术理论的进步,现代社会的工艺美术所包含的范围越来越大,其学科的交叉性和综合性越来越强,围绕工艺造物的实用和审美原则,现代工艺美术所涉及的学科种类在以外基础上不断扩大,包括:哲学、美学、文学、文化学、历史学、传播学、符号学、社会学、心理学、人机工程学等方面,为我们研究现代工艺美术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促进了当代工艺美术理论的发展。
①柳冠中.普罗米修斯――工业设计,苹果集:设计文化论[M].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72页.
②柳冠中.当代文化的新形式――工业设计,苹果集:设计文化论[M].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17页.
③柳冠中.当代文化的新形式――工业设计,苹果集:设计文化论[M].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23页.
④张道一.不要亏待图案[J].设计艺术.2003(1).
⑤田自秉.论工艺美术学[J].装饰. 1991(03).
⑥田自秉.论工艺美术学[J].装饰. 199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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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及信息化,各国文化也在日益发生着相互激荡、碰撞及交流。在这样的时代,我国现代建筑设计需要适应时代潮流,积极吸取传统元素的优点,融汇于自身以实现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推动现代建筑事业的发展。文章主要对此进行阐述,讲述了齐齐哈尔市清真寺修缮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详细论述其应用,以推动我国现代建筑设计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如何把民间工艺美术色彩及传统元素应用在古建筑修缮中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德国的玛雅在其《装饰艺术手册》一书中,论述了对传统文化、历史主义和艺术的喜爱。该书畅销世界各地,也在表述着艺术设计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两者是密不可分的,绝对的分离也是不存在的,其中,传统文化可以为艺术设计提供丰富的艺术灵感与经验资料,艺术设计也是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传承与创造。于是,可以说,传统文化与建筑设计的关系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两方面。深化对于两者关系的认识,有利于给予传统元素在现代建筑设计中准确的定位与传承发展。
作为一个艺术品种,工艺美术是通过视觉形象,通过对一定物质材料的艺术加工、制作而完成的物质产品。如果说材料是制作工艺品的“血肉”,那色彩就是工艺品的“皮肤”了。正如人的皮肤是最外露的机体一样,工艺品的色彩则是整个作品中最能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的、最敏感的部分。为此,色彩美就是整个工艺美中最具直观效果的一种美了。
多品种多门类的中国民间工艺品颜色的丰富多彩表现得令人目眩心醉,是极具审美价值的。作为审美客体的色彩是客观存在,但以怎样的色彩为美却是极具主观情调的。怎样使审美主体与客体统一起来,获得对工艺品色彩美的准确的审美把握呢?我们认为,应根据具体的工艺品制作、形成的过程,就其材料、质地、装饰手段、工艺条件等多方面的因素去品鉴工艺美术的色彩美。
据《中国工艺美术简史》一书介绍,单就釉色而言,明清期间就有鲜红、霁红、宝石红、豇豆红、霁蓝、宝石蓝、孔雀绿、浇黄、鱼子黄、鳝鱼黄、茄皮紫等。再加上“戗金”、“炙金”、“描金”、“抹金”、“抹银”等技术方法的创新,色彩就更艳丽多姿了。工艺品的这种色彩风格,能满足不同人的不同审美情趣以及不同环境、场所对色彩的不同要求,反映了工艺品以其外在的形式所烘托的气氛、情调可以影响、作用于人们的情感思想的功能。
建筑设计也是一种艺术,一种文化的反映,即必须一定的文化环境中展示的,传达的也是一种理念、一种价值及审美观念。而人们的建筑设计又往往是建立于前人的基础之上或者以前的经验基础上,所以,可以说是,建筑设计立足于传统文化之中。另一方面,尽管有些设计师尝试脱离于传统,实现真正的“新设计”,这也是不现实的,纵然再新颖的设计也是吸收传统的经验而进行的创新。如著名的建筑设计大师贝津铭在巴黎卢浮宫前的“玻璃金字塔”设计,则正是源于古老的埃及金字塔的灵感创意,成功地与卢浮宫首尾呼应,成为一大文明建筑。同样是贝先生的建筑设计风格,在苏州的苏州博物馆则大大吸取了老子的《道德经》里的空间观念,融汇了自然与建筑的魅力,充分做到了尊重历史、尊重自然,实现了“苏而新,中而新”。这些,都是将传统元素很好的融入到现代建筑设计之中得以巧妙传承。
事物总有发展的源头,建筑设计也一样,一般任何一个建筑设计都可以在传统文化的漫漫长河中找到源头。建筑设计是一种艺术的创新,而创新是在原有源头上的发展。在现代建筑设计中,要想实现真正的建筑设计风格的突破,往往需要尊重历史,尊重传统的建筑文化,从中吸取优秀的传统经验与理念、方法等,加以融合与现代建筑之中,才可以实现“艺术的再生”。如2010年我们的上海世博中国馆的建筑设计便是传承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其中,传统元素在现代建筑设计中传承的淋漓尽致。也可以看出,传统文化是现代建筑设计得创作源泉。在色彩应用上采用了中国红的设计,把中国的传统色彩体现的淋漓尽致。
冷暖对比是民间美术作品中运用的较多的一种表现手法。色彩的冷暖是相对心理反映而言的。色彩心理学把橘红的纯色定为最暖色,把天蓝色的纯色定为最冷色。凡在色相环上临近红色的红橙、橙、黄橙、黄看成是暖色;凡临近蓝色的紫、蓝绿、绿、黄绿看作是冷色。以冷暖差别组合形成的对比就是冷暖对比。如图民间手工艺中的风筝的色彩在色彩使用时使用的就是色彩对比中冷暖对比的方法,色彩丰富、变化新颖。现代设计中色彩的丰富运用也是很重要的原则。
古建筑是人类的宝贵遗产、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保护历史古迹,是文明进步战胜愚昧落后的显著标志。随着古建筑的减少,古老的记忆正在消失,传统的文化气息也日益淡化。如何有效保护古建筑,延续中华文明的文脉,已经成为一项重要任务。要认识到保护建筑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在保护与利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中,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应对现代社会节奏带给古建筑的冲击,使古代建筑遗产受到妥善保护,把中国工艺美术的色彩及中国传统元素应用在古建筑的修缮中,使其文化价值得以彰显并得到最大化的利用,这才是古代建筑遗产传承与发展的真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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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琴在一百多年前传入中国,从此,中国的小提琴事业开始蓬勃的发展。而在中国历史最黑暗的年代,小提琴音乐艺术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让那个黑暗的年代多了一道迷人的色彩。小提琴独特的音乐艺术在进入中国不久后便和我国传统的音乐文化起了相互影响的作用,产生了很多风格独特的经典作品。其中很多是带着民族风格的作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小提琴音乐艺术民族化道路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小提琴在一百多年前传入中国,从此,中国的小提琴事业开始蓬勃的发展。而在中国历史最黑暗的年代,小提琴音乐艺术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让那个黑暗的年代多了一道迷人的色彩。小提琴独特的音乐艺术在进入中国不久后便和我国传统的音乐文化起了相互影响的作用,产生了很多风格独特的经典作品。其中很多是带着民族风格的作品。
【关键词】小提琴;音乐艺术;民族风格
中国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冲击了人们的固有的思维理念,这种思想的的撞击使人们探索新的救国道路、探求新的救国思想、蓬勃的爱国热忱,首先在科技文化方面兴起新的文化运动中展开了广泛的学校音乐教育及音乐创作演奏发展。小提琴的方便携带与钢琴相比,更具群众性,在群众中比较普及。创作上爱国艺术家们结合中国听众习惯,自觉选择结合、引用、运用民族舞蹈音乐民歌民间器乐音调等形成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作品。这些作品即发挥西方小提琴乐器音色,也具备西方音乐写作手法和小提琴演奏技巧。将西方音乐文化与中国各民族文化融合运用做出巨大贡献。
20世纪初,在西方留学的艺术家,研习西方作曲中的和声、曲式、配器织体等作曲技术,以此为基础,写下新世纪的华夏新作。1934年,冼星海留学巴黎期间的习作《d小调小提琴奏鸣曲》,此曲完全使用西洋作曲技法,整体布局有章法,并结合巴黎学生中流行的印象色彩音响听觉习惯,在和声语言上引入根音三全音的和声,强调变格进行,对位法的大量使用,弱化和声功能进行,强调色彩,调性较为模糊。形成富有印象趣味的作品。
法兰西民族与中华民族在音乐文化传统方面是有很多相通之处的,相对于德奥传统的功能和声,中国五声性音调与法国的“印象主义”和声,有着更强的“亲和力”。
马思聪创作的《摇篮曲》为结合奏鸣原则的复三部曲式。钢琴声部的和声配置相当精细,连续小二度、半音特点,具印象主义的风格。钢琴声部有时在音响感受上重音在第三拍(在次强拍上),这种连续的第三拍上的重音关系暗示现代音乐的到来。
我国本土培养的先锋作曲家桑桐于1947年创作了《夜景》《在那遥远的地方》等。桑桐师从德国作曲家弗兰克(W.Frankel)、奥地利作曲家施洛斯(Schloss),还在现代音乐大师亨德米特的弟子谭小麟班上听课。系统的训练学习,熟于西方传统作曲手法并掌握西方现代作曲技法,深受现代音乐影响,是我国最早使用自由无调性的手法创作的音乐作品,为新潮流的音乐以至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音响音乐形成与发展奠定基础。西方现代音乐思想中主题由三个简单的音开始,成为现代作曲家的一个风向标。
中国20世纪作曲家学习实践西方作曲技巧,运用西方作曲常识、作曲结构、作曲方法。细节的音调上都自主运用中国民间音乐元素,吸取中国文化精华,提炼中国音乐文化思想进行创作。
郑志声在巴黎音乐学院练习作曲,经常把民族音乐素材融入作品。他把广东音乐《昭君怨》配上伴奏,作为小提琴乐曲演奏。冼星海的巴黎留学习作《d小调小提琴奏鸣曲》在尾声中也有类似中国戏曲“紧拉慢唱”的效果。马思聪的《摇篮曲》旋律引用其家乡民歌《白字调》音调,布局上“起承转合”四句结构运用五声调性的e小调。《摇篮曲》使用滑音,改变音调。滑音在欧洲传统音乐中较少运用,中国器乐二胡等乐器上是运用广泛的一种表现手法。作品中同指换把产生自然滑音的音响效果为音乐带来独特的民族韵味。
20世纪中叶前后是中国小提琴音乐创作的高峰期。马思聪的《第一回旋曲》《内蒙组曲》《西藏音诗》《F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牧歌》《秋收舞曲》;冼星海《红麦子》张文纲《小提琴奏鸣曲》;王震亚《小提琴幻想曲》;桑桐《夜景》等。
马思聪《第一回旋曲》汲取民间音乐音调,通过对节奏的变化,比拟中国民间鼓点的音乐形态。在《内蒙组曲》中各乐章分别采用中国民歌音调进行主题创作。其中《史诗》采用康定情歌《跑马溜溜的山上》、《思乡曲》以东蒙民歌《城墙上跑马》为基础创作、《塞外舞曲》由《彩虹妹妹》的音调创作。《西藏音诗》以西藏民族民间音乐为素材进行的创作。冼星海的《红麦子》根据哈萨克民族民歌旋律创作而成。即便是现代音乐代表人物桑桐的《夜景》在无调性的构成的音响作品中,也做了民族化的尝试,《夜景》的钢琴声部在半音风格的和声上,镶嵌了一些具有五声调性色彩的和弦,乐曲音响赋予了与德奥现代音乐不同的亮点。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潮为中国带来新的音乐教育理念。新歌曲新音乐教育课程新思想传播过程是艺术家创作的田园。中国第一批专业音乐教育机构也组建创办。国立音专、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上海美专、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都设有小提琴课程。起初大部分由一些外国乐手或教师担任授课教授,后来才有留洋归来的小提琴家艺术家担任授课。凭着这些演奏家及教育家精湛的演奏技术和严谨精细的要求,为中国小提琴艺术培养了许多优秀的演奏家和小提琴教育家。
中国小提琴艺术在华夏大地遭受困苦的年代,作为精神力量的一部分,在感情上支持人民的夙愿、理解人民的苦难,想象期盼美好的未来。《思乡曲》第一部模仿民歌声腔的幽怨音调,是战乱年代人们生活的切实写照。中部的豁然开朗的大调双音旋律,展现人们美好的愿望,似想象中故土的风与味道。《西藏音诗》则表现神秘古远民族的豪放原始文化。尤其第三乐章《剑舞》真实呈现藏族剑舞的歌唱内容。
似述说故事似彰显情感似直接体验小提琴技术表现的剑舞中歌和舞的剑气动作。即便是《夜景》这种无调性的小品,作曲家也有自己(诗人)对于夜莺哀鸣,无能与助,亦或是夜莺就是诗人内心悲鸣。以中国民间音乐元素的小提琴作品补充了小提琴西洋系统中民族音乐的空缺。贴近人民生活思想活动、展现母语文化的音乐艺术是自我发现、自我升华的人类高级精神世界活动。从认同认识、教育启迪、审美精神等方面形成小提琴艺术传播的良好道路。
战争年代的中国音乐教育并没有停止活动。合并、迁移等方式,组建发展了鲁艺、福建音专、国立音乐院青木关分院、松林岗分院、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音乐系及其它省份师范学院的音乐系。各地音乐社也积极活动。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在科技文化艺术等方面均受到西方科学文化的影响。小提琴音乐艺术家在迎来的第一次小提琴音乐艺术高潮中,借鉴西方传统与现代作曲技法,自觉自主的大量吸收我国民间音乐素材,充分运用其作品创作。反映中国人民现实生活,表现中国各民族文化风格。小提琴音乐艺术第一次高峰期的作品展现了艺术家的素养、生活经历及直观的中国民间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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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传入中国后,在百年的发展中,坚持了写实的传统,形成了写实的创作主流。而新时期下,主客观环境都有了新的变化,当代中国写实油画在生活观察、人文关怀、绘画语言等方面,都呈现出了鲜明的艺术特征。在当代多元语境下的中国写实油画并没有追随西方现代主义和当代艺术潮流,而是潜心写实语言研究,在技法、精神品格等诸多方面进行发展和突破。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中国当代写实油画艺术之真、善、美的探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中国写实油画艺术发展至今时,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与此同时,亦留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本文主要就“写实”艺术手法的运用,画面意象化的表达及写实油画的民族化体现这三个方面来探讨中国当代写实油画艺术之于真、善、美的体现。
【关键词】写实;真;善;美;精神
由于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历史的变革,西方艺术伴随文化知识进入中国,中国油画艺术在落地发展之初便是以“写实”的而貌呈之于众。据可查证的资料记载,游文辉作为中国较早学习欧洲油画的实践者,其画作己见写实手法。时至清朝,不少西方传教士入住中国宫廷,其中以宫廷画师郎世宁为代表,所作画作将西方写实技艺嵌入中国绘画当中,这些早期的西方写实技艺及审美的介入对中国写实油画的起步起到引领性作用。之后“洋务运动”促进西画在中国传播,为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文化报孝国家,许多画家相继留学日本、欧洲学习油画技艺,带动了写实之风,推动了中国写实油画的发展。
初期中国写实油画主张以写生为主要手段,提倡以科学的态度进行艺术创作,当中以徐悲鸿的影响最为深远,其建立的艺术教育基础主张依循现实主义原则,忠于对客观的描写,强调师法造化和基础训练,培养了大量具有写实功底的美术人才,如赵峻山、金引璋的作品体现出深厚扎实的写实技艺。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油画进入曲折艰辛的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的画家不可推卸的肩负着国家与民族命运的使命感,所作画作更具历史意义,中国油画的发展被融入重大的现实题材,增强了艺术创作的深刻现实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写实油画受到党中央的重视,当时的美术领导者认为油画这种绘画工具所形成的写实技巧对描绘现实生活有较强的表现力,因此写实的现实主义绘画获得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进而大力发展。之后中国写实油画直而现实,历经跌宕。有回归现实的“乡土情”,亦有对中国写实油画的反思之后的新认识及探索。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写实油画进入黄金发展期,涌现出大批优秀写实油画作品,其中以陈丹青的《西藏组画》、罗中立的《父亲》、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等作品为标志,作品流露出对民族性、时代精神及现实生活的关注之情。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西方现代艺术的引入使得油画语言丰富起来,中国油画出现欣欣向荣的局而,同时,使得中国油画的写实主义一时间迷失了方向,相当数量的油画践行者被卷入了浮躁的西式现代运动,但同时也有许多画家潜心研究写实油画艺术,探求油画艺术的根源。
白此之后,中国写实油画艺术进入到多元化阶段,当中不乏创作出有深度,经得起推敲的艺术精品,但也出现不少的作品形式感大过于内容,认为当下的油画艺术应更具有时代感和前卫感,用背离传统的方式去创新。
中国写实油画发展至今日,其艺术技艺己然屹立于高水准行列,从初期发展的力求写实功力上的锻造与体现,到注入历史印记、人文关怀及时代精神的凸显内涵的写实油画作品,虽已是一门成熟的艺术形态,但写实油画这门厚重而经典的艺术并不意味着己走到了顶点,它仍然留有很大的空间等待去拓展。中国写实油画的呈现己不能仅仅就画而形象的逼真感,视觉感及纯粹的美感去衡量其艺术作品质量高低,它理应被注入更多的品质、更崇高的精神,这样的作品内容是真切的,是充满诚志善意的,亦是展现时代美好的,积极向上且充满现实意义的。
(一)“写实”这种艺术手法的运用
在写实油画中,“写实”作为一种艺术手法,是一种基本的绘画方式,油画中的“写实”与客观对象紧密相连,它的文化特征、艺术手法及方法都与社会生活、自然客体、精神世界息息相通,怎样写实,写实到什么样的程度,这其实就是一种再创作的过程,而非简单意义上的客观描摹,是经过主观考量过的“写实”过程,因此我们说如此笔下呈现出来的形象是真实,更是真切的,有生命力的。当然,任何形式呈现出来的艺术而貌也都被赋予一层意义,哪怕是一丝不苟的描摹。
在中国当代写实油画领域当中,有不少作品对于事物形象的处理惟妙惟肖,充满视觉感,但若细细咀嚼,却是觉着流露出造作的痕迹,为了满足视觉的强度而一味的“死磕”,形象虽逼真,却也因带来的强烈视觉撞击感而忽略掉对于内容本身意义性的体会,形象的真实感、细节感大过于内容的真切表达,这样的画而不可称之为上乘。也有的画而处理,手法过于讲究形式特点或者过于花哨,使观者的注意力始终停留在技法、手法的运用上而忽视画而内里的觉察…像这样的作品尽管炫目,却经不住仔细推敲,进而流于表象。好的写实油画作品是应该有品质,有内涵的,通过“写实”这样的艺术创作方式,不仅仅是展现出内容的真实感,细节感,更应是真切的,抱有生命力的美的体验。例如西方现实主义大家米勒的作品《晚钟》,便是用质朴的、巧妙的写实技法描绘出真挚的、感人的,充满力量感的画而,画而中的细节处理张弛有度,恰到好处。当然,也有不少的中国当代写实油画作品展现出了相当出众的艺术水准,如陈安健的《茶馆》系列,以极赋细腻感及力量感的写实手法呈现出浓郁的,真挚的,充满地域特色及时代感的画而…又如罗中立的《父亲》,以极致的细节刻画方式表达出那份可贵的伟大的情怀…在白身画而《小女孩》的实践创作中,则力图通过对于人物头部的动作及而部表情的处理来呈现出一份单纯的对于美好时代生活的期许,画而头部以较细腻的柔和的写实技巧进行描绘,刻意弱化对于服饰及背景的处理,配以强烈的色彩对比效果以达到凸显人物内心的作用,借以传递出一份积极的美好的情感…
“写实”这样的艺术创作方式,不能将其仅仅看作是体现真实及逼真效果的手段,而是要通过这样的手段,描绘出真切、美好,赋有内涵的画而。 (二)写实油画的意象化表达
在当代写实油画领域当中,许多画家为了追求画而的韵味感和柔润感,有意识的在画而艺术的处理上融入意象化的表达方式,融入浪漫,表达象征,抒发情感,使画而呈现出一种“诗意化”的情怀,这样的画而表达较之于传统的“写实”方式显得更加感性化。在中国写实油画中,亦有不少的画家在画而中去尝试这样的艺术表达方式,追求“诗意化”的画而美感。譬如詹建俊的油画作品《狼牙山五壮士》中,通过人与山的比拟造型,形成了这幅在当时艺术氛围中最有意象感和象征性的作品。又如何多苓的作品《春风已经苏醒》,年青女子伴着微风躺坐在草坪中遥望远方,作品中的形象看来真实而具体,但从形象的肢体语言到整个画而的布局,都充满了“诗意化”的情感表达,是经过有选择的概括创造而出来的形象,十分自然的流露出一份真挚的情与无限的美好。然而,亦有不少的作品,画而一味刻意追求“诗意化”的效果,在手法处理上仅仅是停留在“漂亮”与“好看”上,最终的画而效果也只是呈现出由这样一些刻意的手段营造出的虚情假意…
写实油画的意象化表达己然呈现出一种大趋势,对于画而“诗意化”的呈现也是有很多的方式,譬如常见到的融入水墨晕染的效果,画而内容象征性的表述方式,内容情节的唯美化处理…但无论是融入怎样的艺术处理手段,画而都应流露出真挚的情感,善意的,积极的,美好的思想情操,体现应有的时代精神。
(三)写实油画的民族化体现
如何将写实油画民族化,这是一个长久以来的探讨点,在西方文化孕育下而形成的油画技艺深沉而厚重,而我们要将其发扬,唯有融入我们民族的特点与精神才有着长远发展的可能性及价值意义。将油画民族化,不仅仅是从形式上或语言上找到与民族欣赏相吻合的图与像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对民族逻辑思维的理解。在中国写实油画这条发展道路上,一方而,西方悠久的油画传统自然有着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学习过程中要不断领悟及秉承;
另一方而,不断挖掘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以之为依托,将油画融入中国文化的个性与气质。在这方而,不少前辈艺术家们作出了有意义性的探讨,如蔡亮的写实油画艺术便体现出如此鲜明的艺术摸索痕迹,既有反应经典革命的历史题材作品,又有踏进生活,真实描绘西北农民生活状态的画而,真挚而赋有时代意义……又如著名油画家朱乃正的油画艺术呈现了大量以人物为主体的主题性创作,无论是哪一件作品,都是产生在对当时社会环境的思考之后的创造,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情怀与关怀……
然而,在创作过程中,也常出现为了民族化而民族化的画而处理,这样只会流露出矫揉造作之感,这在当代部分写实油画艺术家的作品中有着明显的体现……中国写实油画艺术的民族化己然是发展的需要,而无论是带有怎样的目的意义,画而都应承载着真挚的情与美好,中国传统文化有太多值得艺术践行者们去探索与体悟的精髓,而艺术技艺的运用,内容的表达都应体现出当下的时代精神,融入民族内涵与气质的当代中国写实油画艺术必然能散发出大美之气……这样的艺术践行道路充满着艰辛,也带着令人憧憬的可能。
中国写实油画艺术历经百年磨砺与沉淀,无数前辈艺术家们在这条艺术道路上留下了坚实的探索痕迹,取得了令人侧目的成就,这样的成绩让人欢喜,但仍余有空间留待后继者们去实践与摸索,当代中国写实油画艺术的发展一方而要吸纳优良的传统艺术技艺与经验,将之恰当的予以应用,另一方而要紧扣时代的步伐,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托,潜心摸索与探讨,积极研讨赋有新意的艺术技艺表达方式,使之正真的融入中国民族的气质,呈现出情感真挚,充满时代气息的有内涵的美的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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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书法艺术兴始于汉字的产生阶段,“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文字生。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因此,产生了文字。 书法艺术的第一批作品不是文字,而是一些刻画符号——象形文字或图画文字。汉字的刻画符号,首先出现在陶器上。最初的刻画符号只表示一个大概的混沌的概念,没有确切的含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学术论文范文:书法艺术与生活辨思。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书法艺术与生活辨思全文如下:
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在中国可以说是人人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此进行了重点论述。就书法艺术而言,如何理解“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辩证的认识书法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对书法学习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卢卡契在《审美特性》中指出:“人们的日常态度是每个人活动的起点,也是每个人活动的终点。这就是说,如果把日常生活看作是一条长河,那么由这条长河中分流出了科学和艺术这样两种对现实更高的感受形式和再现形式。”一切意识形态活动都是对客观生活的反映,同样,日常生活也是书法艺术的母体。
其一,书法是书写的艺术,书法艺术的载体是汉字,而汉字则是依据生活创造的。在文字产生之前,人们记事的方式是结绳记事和契刻记事。由于结绳记事和契刻记事的不足,人们用线条和笔划勾画出所要表达的对象,于是产生了绘画的的方法帮助记忆,表达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字逐渐从图画中分离出来,成为了文字符号,诞生了最早的文字――象形字,在汉字的演变中又产生了会意字和形声字。
其二,书法艺术中书体的变化,也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的。有据可查最早的文字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也就是甲骨文,约产生于殷商后期。由于青铜器的产生,商代后期和西周时期,人们把汉字刻在青铜器上,形成了金文,亦称为钟鼎文,西周后期,逐渐演变成为大篆。秦朝统一六国后,由于大篆字体繁复,书写不方便,影响了在生活中的使用,丞相李斯对大篆去繁就简,形成了小篆。而隶书的产生,既有社会因素,又有文化背景原因,然而重要的应该是秦汉时期人们所使用的书写材料和当时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对文字形态、书写方式的影响,以及竹简的大量使用则是隶书产生的直接原因。随后,在隶书的基础上又形成了楷书。行书在两晋时的盛行,则是玄学在士人中影响的结果。狂草是唐人直抒胸臆的产物。宋体更是活体印刷术产生后形成的书体。书体的变化深深地印刻着中国社会变迁的烙印。
其三,书法批评中,对书法美的评价往往用现实生活的事物比拟。中国传统文化讲求“道法自然”,讲求“天人合一”,书法也把这些作为追求的目标。表现在书法批评理论上,则常常用自然界和生活中的事物品评书法。如虞世南《笔髓论?释真》中说:“拂掠轻重,若浮云蔽于晴天;波撇勾截,若微风摇于碧海。”再如对褚遂良书法,刘熙载《艺概?书概》说:“褚其如鹤游鸿戏乎?”形象地表述了书法的曲线美。又如怀素所说“其痛快处如惊蛇入草”,草书的抒情美直跃其上。以上种种,无不说明中国书法与自然、生活的紧密联系。
鲁迅曾指出:“尝闻艺术由来,在于致用。”艺术与其他社会实践活动的根本区别在于艺术的审美特性,即艺术作品所具有的美学品质和审美价值,使人得到一种精神上的愉悦享受。中国书法亦是如此。虽然我们无法揣测先贤们的书写心理,但我们可以想象:“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先贤亦不例外,他们在书写中将自己的审美理想融入其中,使书法不再仅仅是一种实用工具,而是以情动人,以美感人。正是在对美的追求中,书法从书写中升华成为了艺术,同时书法艺术也最鲜明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审美。
书法之美,在于形式美。草书和行书或敏捷、或轻盈、或矫健,楷书、隶书在安定稳重里流露出飞动流美,篆书分行布白齐整圆润、用笔流畅飞扬,它们显示着各自独特的造型美。书法作品中,字型笔画自由多样,线条或曲或直回环运动,笔法墨法相兼相润,传达出各种姿态和气势,产生了一种变化无穷的艺术效果。书法家人格的蕴藉和社会环境,更使点画笔墨形成一种风格即用笔之力、运笔之势,从而反映出生命的运动美。唐代书法家孙过庭在《书谱》中说“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资,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这段话形象地表述了通过用笔、运笔,产生的不同书法造型,表现出的不同的书法美的形式。
书法之美,在于气韵美。气韵是中国书法艺术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气韵是否生动是评价一副作品好坏的重要标准。南齐书法家王僧虔认为:“书之妙道,神彩为上”。张怀??《书断》也说:“文则数言乃成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气韵并不缥缈,它依附于墨法、笔法、章法等技法中。线条、笔画作为笔法的基本构成,是笔墨的有形堆砌和形态不同的字体特点,给人的视觉以形式美的体验。比如隶书的蚕头燕尾以及起伏的横画,通过弧和圆给人优雅、拙厚、神气内敛之感。卫夫人在书论《笔阵图》说:“横,如千里阵云,隐隐然其实有形;点,如高峰坠石,磕磕然石如崩也;撇,陆断犀牛,弯钩,百钧弩发;竖,万岁枯藤;横弯钩,崩浪雷奔;横折钩,劲弩筋节“。
书法创造中,线条的变化与空间的构造,表现出书法家宽泛的情感境界,书法家将个人生命情调和内在气质带入笔墨,使之成为人格与精神的生动写照。“喜怒哀乐,各有分数。喜则气和而字舒,怒则气粗而字险,哀则气郁而字敛,乐则气平而字丽。情有轻重,则字之敛舒险丽亦有深浅,变化无穷”。这种情感化的笔墨线条,与鉴赏者之间产生的情感效应,唤起彼此的审美体验,使之得到审美的享受以及美的陶冶、。宋人韩拙在《论用笔墨格法气韵之病》中曾说:“凡用笔先求气韵,次求体要,然后精思。若形势未备,便用巧密精思,必失其气韵也”。
书法之美,在于意境美。意境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范畴,是东方艺术精神的内在意蕴。在有形的线条中荡漾着味外之旨,通过点线的组合变化,使作品超越形式,上升到无限的境界之中,这便是书法的意境。岳飞在出征途中,夜宿武侯祠,读《出师表》,有感于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联系自身实际,“挥涕走笔”,以“稍舒胸中抑郁”,字里行间激荡着英雄豪气,充满着忠贞义烈的真挚情感,铸就了撼人心魄的艺术境界,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书法艺术“无色而具绘画的灿烂,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便是源于意境的构创。
蔡邕《笔论》中说:“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刘熙载《艺概?书概》中说:“写字者,写志也。”意境深远的书法作品,必定体现出书法家特定的审美理想。“中国古代的书家要想使‘字’也表现生命,成为反映生命的艺术,就须用他所具有的方法和工具在字里表现出一个生命体的骨、筋、肉、血的感觉来”。 唐人颜真卿在精神上追求“肃然巍然”之境,体现在他的书法上端庄宽舒、刚健雄强,令人感觉正气凛然、酣畅淋漓。清人郑板桥天性自然,其书真率活泼,运笔出之自然,有形的字迹飞动中创造了一种美的神韵,使书法艺术超越有限形质而进入无限境界。“一点一画,意态纵横,偃亚中间,绰有余裕”。这种创意之美,是中国书法艺术的审美意向,也是书法艺术的灵魂。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宋代诗人杨万里“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陆游“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恭行”等诗句,也说明艺术要从自然生活中获取力量和灵感。
书法艺术更是如此。唐人张旭偶然看见江岛地平沙润,不由得兴致大发,用锥尖在沙面上面写起字来,发现笔划沉稳净润,由此大悟,创造了“锥画沙”的笔法;唐人颜真卿看到雨水从屋檐流下,墙壁染上了斑斑渗痕,因而领悟到行笔应为“屋漏痕”的转折自如;晋人王羲之看到白鹅游荡而悟得了意境,唐人怀素观赏夏季云的变幻,悟得了云的变化和气势,北宋人黄庭坚见长年荡浆而变化结体。所以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闭门学书只能成为书匠,只有不断从生活中获得滋养,获得感悟,才能真正领悟美的内涵。
书法艺术毕竟是对日常生活中的美的升华,存精去芜,它的美是高于生活的,以艺术的美引导生活,则艺术的教化作用昭然若揭。一幅隶书“宁静致远,淡泊明心”,可供欣赏,更是对人处世待物的警醒;一幅行草“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铁钩银划般的笔迹赋予奋进中的人们多少豪迈;一幅魏碑书法“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书万卷神交古人”,可谓忠厚之人的座右铭;鲁迅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刚柔相济,铿锵有力,人们在欣赏它的同时,也得到了精神的感染,陶冶了思想情操,提高了思想境界,深化了审美感受。凡此种种,枚不胜举。当前多元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令人眼花缭乱, 理想与现实的分离, 导致相当一部分人出现了非理性的“信仰危机”。以书法艺术引导人们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和健康的审美情趣,应如明代杜琼所言“启人之高致,发人之浩气”,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发展。
思想的多元化,对书法艺术领域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书法艺术的认识和发展也呈现出多种声音和不同的理念。重温并辨思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一论断,当此之际,亦有其必要意义,有助于书法艺术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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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艺术充满着哲学内涵,哲学意义在书法艺术中得到了最简洁明了而又充分的展示。书法是哲学的艺术,哲学是书法艺术的灵魂。
立基于儒家世界观的书法家,在进行书法创作之时,会自觉追求那种能蕴含天地大美的庄严、磅礴、中和、辉煌、华贵的书法风格,譬如颜真卿的书法,稳健、雍容、雄浑、端庄、阳刚,充满蓬勃的生命力量;立基于道家自然观的书法家,他们在进行书法艺术创作之时,会把自然精神与个体精神结合成一个整体,一旦捉毫挥翰,便能令书法风格自由舒展,使书法能够“任自然”,表现出“自然之妙有”之态,譬如王羲之、杨凝式等人的书法潇洒飘逸,即是如此;尽管是被世人看作是主张清心寡欲,静心修为的佛学也能体现出生命精神,佛能体验人间疾苦,观照世间万物,禅宗教授人们通过修行或顿悟,体悟生命之“悲”,从而进入彼岸的形上世界之“欣”,近代弘一法师书法是典型代表。儒道释三家为中国思想之主流,三家哲学之精要都具有丰富的生命精神,受此影响下的中国书法艺术也能体现出强劲的生命精神。
如果说中国哲学精神是“道”,中国书法艺术是“艺”的话,那么中国哲学就是“生命本身”体悟“道”的节奏。“道”尤表象于“艺”。灿烂的“艺”赋予“道”以形象和生命,“道”给予“艺”以深度和灵魂。“艺”对“道”的生命体验也主要是通过“骨”与“舞”表现出来的。
众所周知,笔墨是中国书法的一个重要特点。笔有笔力。卫夫人说:“点如坠石”,即一个点要凝聚了过去的运动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书法家内心的表现,但并非是剑拔弩张,而是既有力,又秀气,这就叫做“骨”。“骨”就是笔墨落纸有力、突出,从内部发挥一种力量,虽不讲透视,却可以有立体感,对我们产生一种感动力量。
“骨”之所以能称为美,成为书法史上极其重要的范畴,就是因为透过“骨”能体味到中国哲学的生命精神,而生命之力量就美。
“骨”不但使用于中国书画理论中(如顾恺之《魏晋胜流画赞》,几乎对每一个人的批评都要提到“骨”字),而且也使用于文学批评中(如《文心雕龙》有《风骨》篇)。“骨”是生命和行动的支撑点(引申到精神方面,就是有气节,有骨头,站得住),是表现一种坚定的力量,表现形象内部的坚固的组织。因此“骨”也就反映了书法家主观的感觉、感受,表现了书法家主观的情感态度。书法家创作一幅书法艺术作品,就有褒贬,有爱憎,有评价。书法家一下笔就是判断。
在古代,中国人受天人感应的思想影响较为严重,书家们认为字也要同人一样。人具有血肉与筋骨,字也要有血肉和筋骨,筋骨是人身体的支柱,因此,字也要有筋骨作为支撑。这也暗合《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因此中国书法讲究“骨法用笔”。
所谓“骨法用笔”就是“骨”的表现要依赖于“用笔”。张彦远说:“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于用笔。”(《历代名画记》)这里讲到“骨气”和“用笔”的关系。为什么“用笔”这么重要?这要考虑到中国书法的“笔”的特点。中国书法用毛笔。毛笔软而具有弹性,笔头中心有一簇长且尖的主毫,主毫周围包裹着短一些的副毫,这样制作的毛笔,笔头中间便于含墨,笔锋在点画中行动时,墨水会随着它所行动的地方顺着尖头流注下去。这里,主毫是“骨”,名之为“柱”,副毫为“肉”,名之为“被”。以“柱”立“骨”,以“被”丰“肉”,圆柱形的工具成就了书法线条的立体感。中锋用笔写出来的字就具有立体感。如果将这样的字背着阳光一照,就会引起“骨”的感觉。这也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中国书法以中锋用笔为根本之法的原因。中锋用笔使字产生“骨感”,“骨感”是“力”的体现,“力”就蕴含着生命之美。
“天之大德曰生。”生生不息,骨力刚强,此乃“天之大德”。书法艺术之骨力,正是这种生命精神的体现。
“骨力”是中国书法艺术的范畴。在书法创作时,要求书法家将“骨”与“力”结合起来,用“力”表现“骨”。中国自古就有对“力之美”的追求。所谓“力透纸背”,“笔力能扛鼎”,‘笔底金刚杵”等等说法,称为对书法用笔之美的最好赞同。因此,表现“骨”的“力”与“美”经常被看做是不可分离的。“力”的表现之所以能成为美,在于美作为人的自我创作,或自我实现,是同生命运动及其力量的表现分不开的。生命如停止运动,失去了生动活泼的力量,这就是生命的衰颓和死亡,是人自身存在的否定。相反,生命力的充沛,它的不可遏止的力量的表现,则正好是人的生命的自强不息的表现,因而也就是对人的存在的一种感性现实的肯定。所以,凡是生命力不受压制,不屈服于外界力量的自由的表现,都能引起我们的美感。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追求民族独立自强的奋斗史,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书写了中国近代史这一壮丽的诗篇,正是中国哲学生命精神的体现。同样,中国书法艺术几千年来熟练地掌握了中锋用笔的技巧和旨趣,在书法创作之时体现出来的骨力,也正是中国哲学生命精神的体现。
《易传》所谓“天之大德曰生”这一命题,深刻地蕴含着中国古代重视个体生命的人本主义思想,把自然看作是生命的源泉,同人的生命保持和发展处在和谐统一之中,长远地影响中国古代关于美的观念,把生命力的强大的表现看作是同美不能分离的东西。这是一种健全而积极的生命精神的体现,它使得几千年来中国书法极少有否定个体生命的悲观主义思想。书法作为一种高度自由的线的艺术,它的美恰好同力的表现有着最为密切而直接可见的关系。正因为这样,书法艺术所体现出来的“骨”感禀赋着深刻的生命精神,从而给人以美的享受。
可以说书法艺术的骨感生命性是一种静态的,是力的庄严,然而,正如人体骨骼一样,仅一块骨头是静的,而骨与骨相连结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之后,饰之以血肉肌肤,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活人能动、能舞。书法的笔画相连,尤其成之于行草书,其舞动之美就更灵活了。
应该知道,中国艺术的共同特征莫过于对意境的追求。中国艺术意境的创成,既须得屈原的缠绵悱恻,又须得庄子的超旷空灵。缠绵悱恻才能一往情深,深入万物的核心,所谓“得其怀中”。超旷空灵,才能如镜中花,水中月,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所谓“超以象外”。尤其是“舞”,这最高的韵律、节奏、秩序、理性,同时是最高度的生命、旋动、力、热情,它不仅是一切艺术表现的究竟状态,且是宇宙创化过程的象征。书法家在这时失落自己于造化的核心,沉冥入神,“穷无妙于意表,合神变乎天机”。“是有真宰,与之浮沉”,从深不可测的玄冥的体验中升化而出,形神如空,行气如虹。在这是只有“舞”这最紧密的律法和最热烈的旋动,能使这深不可测的玄冥境界具象化,肉身化。
行草书因其舞动的结字方式,经常难以被人品识。然而正是这种舞动的书体,却造就了书法艺术的至高形式,达到了动与美的完美统一。如果我们认为行草书难以被读懂,那么大多可能是因为我们觉得它杂乱无章,得其划者不得其形,得其形者难懂其意。实际上,这正是我们的拙见。气势,行草书也有其鲜明的章法,只是我们少有耳闻罢了。行草书虽然讲求舞动,但是舞动之中自有韵律和节奏,抛开韵律和节奏的行草书才是杂乱的,无章法的,有强烈的韵律和节奏的行草书才是审美的,艺术的。正因为具有了韵律和节奏的舞动性,行草书才承载了生命的意义。
行草书所能体现的生命性早在东汉就为书法家崔瑗所阐述。崔瑗是汉代的大书法家,最善草书。崔瑗以杜度为师,书法史上常以崔杜并称。其后张芝又直接取法于崔杜,作出了新的创造成为汉代草书的集大成者,被称为“草圣”。
《草书势》作为崔瑗的重要书法理论作品,是流传至今最早讨论书法艺术的一篇文章。它不但讲了书法的起源和草书的产生,而且从对草书的形象感受出发讲了草书艺术的特点。这一特点在我看来就是草书舞动的生命性。
“书契之兴,始自颉皇;写彼鸟迹,以定文章。爰暨末叶、典籍弥繁;时之多僻,政之多权。官事荒芜,勦其墨翰;惟多佐隶,旧字是删。草书之法,盖又简略;应时谕指,用于卒迫。兼功并用,爱日省力;纯俭之变,岂必古式。观其法象,俯仰有仪;方不中矩,圆不中规。抑左扬右,望之若欹。兽跂鸟跱,志在飞移;狡兔暴骇,将奔未驰。或黜点染,状似连珠;绝而不离。畜怒怫郁,放逸后奇。或凌邃惴栗,若据高临危,旁点邪附,似螳螂而抱枝。绝笔收势,馀綖纠结;若山蜂施毒,看隙缘巇;腾蛇赴穴,头没尾垂。是故远而望之,漼焉若注岸奔涯;就而察之,一画不可移。几微要妙,临时从宜。略举大较,仿佛若斯。”
虽然仅仅二百二十五言,但无不体现着草书的生命精神。崔瑗的《草书势》虽少有对笔法结字的阐述,但对草书之形象表述实在精彩。《草书势》在对草书艺术的形象感受的描写中突出了草书艺术所具有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对事物、生命的运动的表现。它用来形容草书给人的美的感受的种种事物,如“腾蛇赴穴”,“注岸崩涯”等等,都充满了强烈的运动感。在事实上,草书较之于隶书、篆书,它的一个巨大的优越性正在于它能最充分地表现出强烈的运动感。一般看来,只要一个事物能够动起来,它就会被视作为有生命的,而一个事物静而不动,就会给人感觉死气沉沉。书法艺术也是如此。草书的舞动更多是给人带来一种活跃,是一种生命的美感。
这种活泼使草书具有了“方不中矩,圆不副规”,“抑左扬右,望之若欹”的特色。这就是说,它打破了恰恰是篆书和隶书所要求的那种方须中矩,圆必副规的严格的平衡对称的要求,取得了篆书和隶书不能比拟的高度自由。但是,《草书势》一面指出草书的书写有着高度的自由,另一方面又指出成功的草书“就而察之,一划不可移”。这就是说,草书的书写既是高度自由的,但却不是主观任意的,而是有着不可移易的规律性。正如生命运动一样,既有其内在的动力因素,但也应符合外部的限制条件,草书既是一种自由与规律性统一的艺术,也是一种符合自然生命性的理性的艺术。
无论从骨的力感,还是从舞的动感,都有对中国哲学之生命精神的体现。我们说书法是有生命的艺术形式,就是从书法有骨力的支撑和舞动的表现这两个层面来说的。正因为书法艺术有了骨力的支撑和舞动的表现,才使得书法艺术更具有感染力,使生命之精神在书法艺术领域得以延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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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美术品是以手工艺技巧制成的与实用相结合并有欣赏价值的工艺品。工艺美术作为物质产品,它反映着一定时代、一定社会的物质的和文化的生产水平;作为精神产品,它的视觉形象(造型、色彩、装饰)又体现了一定时代的审美观。随着时代的发展,工艺美术已不局限于手工艺,而是与机器工业,甚至与大工业相结合,把实用品艺术化,或艺术品实用化。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工艺美术的传承发展状况分析报告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工艺美术的发展,来自正确的理论指导和观念层面相应的认识水平,由于多年来外来文化的影响和经济发展的制约,使观念层面的工艺美术处于社会认知严重缺位的状态,导致其发展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当代工艺美术的发展包括三个方面:持续发展、地域发展、特色发展
1、持续发展
持续发展要求我们站在更高的角度,要具有更为广阔的视野,为了后代着想,不能只顾眼前的利益,更不能破坏生态环境。对工艺美术来讲,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表象在这几方面:(1)余料废料的开发和利用;(2)审美的提高与时代性;(3)强调手工艺发展和高科技的并进,这样既强调了物质文化,也强调精神文化的发展,才有可能做到“天人合一”,持续的发展;(4)材料应该是可持续再生的;(5)作品功能性的提高和多样;(6)强调地域、民族艺术特色的鲜明性而非雷同。
2、地域的发展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域有着很明显的区别,工艺美术的发展应该根据各地域的需求,要因地制宜。一方面要适合地域的条件和百姓的习俗,另一方面还要利于生产和发展。工艺的美术要强调出地域的特色,避免千篇一律,提倡百花齐放,发挥各自的又是,与当地生活的居民相结合起来,这是工艺美术要达到的最终目的,使工艺美术成为大众文化和大众审美的重要组成部分。
3、特色的发展
中国是古老文明的悠远古国,中国的工艺美术强调中国文化特性,具有明显民族文化身份的艺术门类,既要保留我们工艺美术的文化特征又要融合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优点,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新时期优秀的工艺美术作品,符合大众的审美要求。
1、家族传承。家族传承是指在有血缘关系的人群中间进行传承,主要是要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一般都是父传子,传男不传女,但是“传男不传女”的封建思想比较严重,所以女子在传承方面也不抱太大的奢望。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封建的思想,但在现在也有这种固步自封的现象出现,较之原来也进步了不少。族内的传承一般只传授给家族中的人,如果某些家族人口众多,就要进行选拔的方式来进行,选取最优秀的家族子弟来传承。一些家族没有子嗣的也会破例传给女子,但是不允许她们离开家门,或是招女婿倒插门,或是不准出嫁。构成传承链的保守型和封闭性,但是得到传承的子女可以利用家族的精湛手艺技术来拓展知名度,在同行业中赢得声誉和地位。
2、师徒关系由师傅挑选徒弟,徒弟也要是旁系亲属、业缘和地缘关系,传统手工艺的精髓和技能往往“直可意会不可言传”。师徒传承方式中,师傅为了维护本门或是自身的利益,很多门派的技艺和秘法都是不外传的,类似武侠小说里的门派,本门的功夫只有在门派中才能习得。徒弟只有靠自身的悟性才能成才,虽然带有某种时代的局限性,但却充分体现了传统工艺美术的性质和特点。最开始师傅手把手教的时候比较多,到后来就是徒弟动手自己操作的时候多,这中间是一个慢慢演变的过程。其中还要看徒弟个人的领悟能力,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就是这个道理。要凭借个人的努力和悟性,手工艺最终要的岁月的磨砺,有悟性不实际操作最终难成大器。
3、企业传承中,师傅在招手徒弟的时候时时非常注重人品和天赋的。传统的手工行业重视师承关系,从徒弟的技艺和品行就能看出师傅的为人。作坊是手工艺人长时间工作的场所,身怀绝艺的手工艺人只有在这样的独特空间里才能感受到手工艺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学徒制度曾经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产生过重要的作用,现在的学徒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转变为学校的职业教育。现在的学徒已近不是单纯的传统传承方式中继承师傅技艺的人。建国以后,各种工艺美术的生产合作社、生产小组以及工厂企业的成立,由国家组织对学徒工进行必要的技术培训,师傅的只是起到工作经验比学徒多的作用,大多数时间都是进行指导,师傅和学徒的社会地位是平等的。
社会传承好像是对前三种传承模式的综合,但被传承者主要是要靠自学领悟为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由多个名义上的师傅对多个徒弟进行传承方式;二种是没有师傅、或没有经过正式拜师仪式者,通过多看艺人操作,分析创作作品中的技巧。社会传承在1950年以后有了巨大的发展,师徒关系有建立在合同制上的,也有通过自学成才的途径,由于各地工艺美术的行情不同,各地培养学徒主要是根据当地的行业特点和要求,采取一个徒弟专门跟一个师傅,师傅也不需要脱产,以合同的方式联系起来。建立在劳动合同及利益基础上的师徒关系的社会传承方式的确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工艺美术有着较为灿烂的过去,我国的工艺美术领域在世界上都享有盛誉,这种优势让我们觉得工艺美术应该会很好的发展下去。但事实却事与愿违,我国的工艺美术面临着青黄不接的尴尬和困境。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这个时代其最大特点就是多元共生,多元的共生就会产生许多的矛盾,它们之间也不再是单一的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即可相互制约,又能相互促进、相互借鉴的关系。工业和手工业的矛盾曾经是那么的尖锐,但是现在这两种生产方式却能和平共处,相互交融,衍生出半机械办手工的新型生产方式。
这种生产方式存在这不完善的地方,很大一部分半机械半手工的产品都是国外的订单,或是为国外工艺美术产品进行加工。而针对内销的产品再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和外国相比,一切只是为了经济而考虑,忽略了工艺美术的文化和底蕴,使中国的工艺美术面临着两难的境地。
传统的工艺美术在多元化时代里有了新的发展,但是工艺产品占领了生活用品的主要市场,手工制作的工艺美术失去了这个重要的市场。因此许多手工艺开始出现后继无人,无人从事的情况,对中国这个传统工艺没事国家来说是一种悲哀,更是一种绝妙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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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作品要凭借内容的美来吸引和打动人心。实际上,真正的艺术家总是在追寻孤独,就如同翟墨所讲的,“没有荒无人烟的孤岛就没有众所周知的鲁滨逊,少了孤寂的沉淀就没有美的独特发现与创造”。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艺术理论论文:论中国当代艺术的“精神走向”。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论中国当代艺术的“精神走向”
艺术家从本土文化土壤中汲取养分,然后完成一系列的成长与蜕变,而所有的成就都需要文化之根做支撑。艺术家离不开母体的滋养,需要以传统文化作坚实依托,这不仅是艺术家生命的归宿,而且是文化的自觉回归。
艺术大师马蒂斯对东方文明充满了无限憧憬,他的作品也表现出了东方绘画的线条律动,他的率性与纯真,散发着浓厚的东方写意气息。但是马蒂斯的根在西方,他用色彩拓展了西方野性十足的装饰画风。画家张大千通过重彩的泼墨写意,创造了有别于传统画风的全新气象,两位大师不仅有相似的愿望,而且有相遇的机缘,但是两人最终还是选择以本土文化作为自己的生命与艺术归宿。虽然艺术是不分国界的,但文化是有根的,艺术是在交融互通中得到发展的。但若是画家失去了本土文化的支撑,就很难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与那些急功近利的艺术家相比,大师们少了些空想和浮躁,多了些沉潜与内涵,这也是为何他们总能在变幻的精神空间中始终坚持自我。
因此,中国当代艺术要在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中,在新旧的更迭与对接中,牢牢抓住传统文化的根,实现艺术观念向传统的回归。
艺术作品要凭借内容的美来吸引和打动人心。没有好的内容,形式毫无意义,同样没有好的形式,内容之美也难以彰显。没有不同的形式就不可能有独特的、个性的艺术创造。好的内容源于艺术家丰富的心灵收藏。事实上,抽象艺术并非形式与内容的完全抽象,而是以形象元素为支撑的形式抽象。所以,艺术家不仅要向大师和传统学习,而且要丰富生活体验,让心灵回归自然。
许多艺术家之所以创作不出满意的作品,主要是因为心灵收藏匮乏,没有深入自然和生活中去挖掘艺术价值。正如清初画家石涛所讲的,要“收尽奇峰打草稿”。万事万物都有其灵性所在,我们疏远自然,自会被自然抛弃,古今中外的伟大艺术家,无一不深深热爱着大自然,并将大自然作为最大的灵感源泉和素材宝库。
有些艺术家的作品之所以感人至深,是因为作品中蕴含着生活的美和对人性的思考,是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的一种精神创造与艺术升华。可以说,那些远离自然与生活的艺术家,是很难形成深刻的生命感受的,也就很难创造出优秀的作品。从马蒂斯到毕加索,从古典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大自然一直是艺术家创作的根底。但我们必须自觉于传统,回归于自然,学会从自然和生活中创造艺术。
正如画家米罗所讲,回归大地能让我们飞得更高。而米罗就是那个回归大地的人,他创造的充满童话色彩的世界,就是源于其西班牙文化血统中富于幻想、思维敏感、表现力强的传统。不难发现,艺术的生命需要在时间的洗礼下才能焕发新彩,艺术家脱胎于传统,心灵回归于自然,是一种生命经历的深刻反映,优秀的艺术作品从来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若是少了传统文化与自然生活的支撑,艺术世界只能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
真正的艺术经得起历史的淘汰,当艺术成为艺术家甘愿为之牺牲的信仰时,它的价值才是永恒的。没有思想内涵的艺术品就如同没有灵魂的空壳,是无法存活下去的。艺术大师们通常都是孤独的,只有处于孤独状态才能静下心来看,才能独立思考,才能展开创造。孤独产生的巨大能量,会让艺术家的思维变得更加活跃和清晰,掌控力和行动力也将更强。纯真是一种非常难以企及的境界,人类自古至今,创造的活力源于情感,不管是激情、悲情或狂喜,经典的艺术作品总能以情感人、以情动人,不管是绘画、音乐、舞蹈或文学,都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若是人类毫无情感,那么艺术也没有了存在的必要。
实际上,真正的艺术家总是在追寻孤独,就如同翟墨所讲的,“没有荒无人烟的孤岛就没有众所周知的鲁滨逊,少了孤寂的沉淀就没有美的独特发现与创造”。可以说,艺术家只有沉下心来,客观审视自我,远离世俗纷扰,以孤独而超然的心回归自然,回归本我,才能明白我们只是大自然的一种存在,才能找到生命的本源,并彻底激发自我的创造能力。因此,艺术家不仅要以饱满的情感进行艺术创造,而且要以理性态度客观审视自然与自我,实现理性的回归。
总而言之,中国当代艺术要在观念上回归传统,在心灵上回归自然,在信仰上回归理性,找到真正的时代出路,推动自身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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