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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崇拜自然的原始文明、改造自然的农业文明和征服自然的工业文明三个阶段,现已开始进入第四个阶段——协调自然的生态文明阶段(马拥军,2007)。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一种文明形态的形成和发展,都必然以一定的经济形态为基础,同时每种文明形态也都对应着特定的经济形态,两者相互作用,推动社会不断进步。所谓经济形态,是指人类社会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经济活动方式(席永杰、滕海键,2011)。迄今为止,人类经历了对应农业文明的自给自足经济,对应工业文明的市场经济,那么人类孜孜以求的生态文明对应的经济形态应该是什么?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是生态经济(毛明芳,2010),有的认为是低碳经济(余谋昌,2010),有的认为是循环经济(王娣等,2009),有的认为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刘湘溶,2008),有的认为是生态市场经济(杨文进等,2013),有的认为是以服务业和信息产业为主的产业经济(郑锋,2002)。还有的学者从人类文明螺旋式上升的角度,认为是自给自足经济的复归,或从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角度,认为是产品经济或计划经济(坚毅,1990)。与生态文明相对应的经济形态究竟是什么?笔者赞同是循环经济的观点,但认为有必要对之进行更有深度和比较性的探讨,以将讨论引向深入。
循环经济顾名思义应属于经济范畴,是一种以循环为核心特征和要素的经济形态。但在众多的学术文献中,以及诸多的发展实践中,却比比皆是技术的身影,而难以觅见经济的踪迹。从绿色设计到清洁生产,从废物处理到生态恢复,从能值分析到物质流分析,从生态足迹到环境容量,从减量化、再利用到资源化,从小循环、中循环到大循环,人们更多地看到的是物理的、工程的、生物的、生态的语言描述、逻辑分析、规划目标和技术方案,以为循环经济可以脱离经济的轨道而运行。为此,有必要正本清源,对循环经济的内涵和本质重新认识。
关于循环经济的内涵,有的学者从生态学角度(崔兆杰、张凯,2008)、有的从物质循环利用角度(吴季松,2006)、有的从宏观经济角度(冯之俊等,2008)对之释义。笔者认为,首先须认识什么是循环。《辞海》(1989年版)指出,循环有三种含义:一是指顺着环形的轨道旋转,比喻事物周而复始的运动;二是作为物理学名词,指物质系统从某一状态经过一系列变化回复到初始状态的过程;三是作为自然辩证法的概念,指事物周而复始地发展上升运动,物质的永恒循环,形成物质世界的无限发展。
1.循环经济首先是一种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根据这一内涵要求,生产过程的技术模式要实现从“自然资源一产品一废弃物”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向“自然资源一产品一再生资源”反馈式环型经济的转变,即在生产活动中,不断实现一个生产活动中的废弃物到下一个生产活动中的生产资料的过程,将废弃物降至最低程度。
2.循环经济是一种环境友好型经济。循环经济条件下的“循环”,不仅着眼于经济系统内诸环节的资源循环利用,而且着眼于经济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的物质循环利用和友好相处,即人类的经济活动不能伤及、更不能危及生态的多样性平衡。因此,人类的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成为考察和判别是否循环经济的重要指标之一。
3.循环经济是一种可持续发展型经济。循环不是单调的周而复始,而是建立在发展的基础之上,呈螺旋式上升。循环经济能否实现螺旋式上升发展,取决于资源环境的投入和经济增长的产出脱钩程度。资源环境压力(R)与经济增长(E)两者之间存在如下四种关系组合:
(1)R≥E,即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源环境压力增加的速度大于或等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表明经济不可持续。
(2)R
(4)R<0,E>0,即经济仍在增长而资源环境压力负增长,是可持续发展的理想境界,也是循环经济的最高目标。
上述关于循环经济内涵的三种解析,存在逐层递进的关系。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是从经济系统内部运行的角度对循环经济进行刻划;环境友好型经济是从经济系统外部交换的角度对循环经济进行刻划;可持续发展型经济则是从动态角度对循环经济进行刻划。也就是说,循环经济不仅仅在于维系资源的循环利用,也不仅仅在于维护经济系统与环境生态的友好,而且在于维持资源环境消耗与经济增长之间,从相对脱钩到绝对脱钩的变迁。有的学者或者强调了其中的一个方面,或者强调了其中的两个方面,都是不够准确和全面的。
关于循环经济的本质,须首先把握一般经济活动的本质。经济活动的本质是促使人类有效利用和配置稀缺资源,以解决无限的人类欲望与有限的资源之间的矛盾。为此需处理好如下五对基本关系:
1.投入一产出关系。物质代谢规律告诉我们,任何活动都存在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人类的经济活动同样如此,需要分析和研究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即如何用有限的投入创造更多的产出,用有限的社会资源尽可能地满足人类的欲望。
2.成本一收益关系。与其他活动的分析方法不同,经济学在分析和研究经济活动的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时,是将投入转化为成本、产出转化为收益来进行的,即采用价值分析方法而非使用价值分析方法,这正是经济学方法区别于其他学科方法之处,也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圭臬。为此,人们要以价格为计算手段,以货币为结算手段,将投入和产出中的各种不同度量衡尺度的资源和物品,换算成统一的公约数。
3.最小一最大关系。经济学之所以要进行上述转化和换算,其目的在于核算“最小”与“最大”,即在收益既定的情况下追求成本最小化,或在成本既定的情况下追求收益最大化。人们正是通过对不同资源配置方案成本与收益的权衡比较,根据“最小一最大”的原则,从中选取最优方案,实现资源最佳配置。
4.竞争一垄断关系。经济生活中如何实现“最小一最大”的目标?其基本路径有两条,一是竞争,是垄断,在此基础上进而衍生出多种制度安排。不同的制度安排,蕴含不同的“竞争一垄断”结构,具有不同的激励机制,适应不同性质的物品,对应不同的“投入一产出”,形成不同的“成本一收益”,产生不同的“最小一最大”。经济学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努力寻找有利于实现“最小一最大”的制度安排。
5.效率一公平关系。通过“最小一最大”而产生的剩余如何进行分配和再分配,是经济学所关注的另一个基本的问题,其间涉及效率标准和公平标准的价值评价,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交叉融合。剩余的分配应更多地强调效率抑或更多地强调公平,会产生不同的激励预期,直接影响再生产的“最小一最大”。
上述五对关系体现了人类经济活动的本质,其中“最小一最大”关系居于核心地位,是核心关系。
众所周知,循环经济的理念产生于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出自于对“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的关注,欲解决的问题是日益稀缺有限的资源环境与人类无限欲望之间的矛盾。与一般的经济活动一样,开展循环经济活动需要投入,并产生相应的产出,由此构成“投入一产出”关系,同样地,有必要将投入转化为成本、产出转化为收益,以便进行各种循环技术方案的经济比较,于是构成“成本一收益”关系;进而依据“最小一最大”的核算原则,选取最佳的方案。与一般的经济活动相同,这种“最小一最大”的实现,有赖于对“竞争一垄断”制度的选择;这种“最小一最大”的剩余分配,有赖于“效率一公平”的价值取向。当然在循环经济条件下,上述五对关系的内涵和外延将发生极大变化,但只要这五对关系客观存在,只要在循环经济中追求“最小一最大”,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循环经济的经济本质。
循环经济产生于对工业文明的反思,而赖以支撑工业文明的经济形态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所寻找到的最具活力和效率的经济制度,那么,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它与传统的市场经济有何异同呢?
研究表明(杨青龙、伍世安,2013),循环经济与市场经济存在诸多对立之处,如表所示。
由表可见,二者迥然各异。正因如此,不少学者认为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是对市场经济的“取代”,因为资源环境问题在市场经济框架内无法求解,会产生“市场失灵”(罗丽艳,2004;刘建伟,2008)。
但是,任何事物在对立之中蕴含着统一,从市场经济过渡到循环经济并非不可逾越的障碍,市场经济存在着向循环经济转化的内在基因和机制。
市场经济以“稀缺”为前提,并将资源环境作为丰裕要素排斥其外。但当今世界资源枯竭和生态恶化的客观现实,使资源环境日益成为新的稀缺要素,使人们对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幽雅环境的强烈渴求已成为稳定性偏好,稀缺资源的种类已从传统要素拓展到包括自然资本在内的广义要素。因此,遵循并拓展市场经济关于“稀缺”的内涵和外延,资源环境可由经济系统的外生变量转化为内生变量,自然资本与人造资本兼容。
市场经济以“人性”的个体主义分析为出发点,并将“利己”作为人性的基本假设,而将“利他”排斥其外。但是,脑神经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人具有利他基因(叶航等,2005;韦清、姜树广,2013)。人类社会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存在密切的分工合作和互利互惠的利益相关性。从逻辑上讲,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相关性越高,“利己”和“利他”的价值对等性就越强,人就会表现出越多的利他行为;价值需要的层次越高,其共享性和兼容性就越强,人在消费这些价值时,与他人之间所产生的利益相关性就越大,从而会表现出越多的利他行为;公共利益是个人利益的延伸,当个人越来越依赖公共利益时,或者说当公共利益越来越关乎个人利益时,个人就会产生越强的利他动机。遵循并拓展市场经济关于“人性”的基本假设,随着利益相关性的增强,人会从利己向利他转变,从“经济人”向“社会人”转变,从个人理性向集体理性转变,从微观利益向宏观利益转变。
市场经济以“利益”为核心,并将“利益”归结为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而将非经济利益排斥其外。其实,人既追求经济利益,也追求非经济利益,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之和构成了福利。根据价值理论,只要价值量相等,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就存在替代和互补。当经济个体达到或超越了小康需要,就会在非经济要素上投入以获得幸福。遵循和拓展市场经济关于“利益”的内涵和外延,人类所追求的利益必然地从单一的物质福利向物质福利、精神福利、公共福利和生态福利四者均衡发展,即由经济增长最大化向国民福利最大化转化。
市场经济以“产权”作为交易的前提,并将私人产权作为市场运行的微观基础,而将公共产权排斥其外。公共产权之所以未能进入传统分析的视野,是因为传统的产权分析是建立在“一物一主”的基础之上。但是,现代产权理论认为,产权是一个权利束,包括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管理权、转让权、收益权、排他权等子权利,既可以统一,又可以分解,从而可使“一物一主”的传统产权形式转变为“一权一主”的现代产权形式,使公共产权可以“私有化”或细分化并社会化,为其进入市场交易提供基础和可能。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关于对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关于坚持使用资源付费和谁污染环境、谁破坏生态谁付费的原则,关于建立地区间横向生态补偿制度等决定,均体现了公共产权的这一演进趋势。因此,遵循并拓展“产权”的分析方法,按照“一权一主”的公共产权细分化路径,资源环境等公共物品可以在不改变其根本属性的前提下,以某种子权利形式进入市场,实现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兼容;宏观的各种数量信号控制,如各种用水量、节能量、减排量、耕地保有量等,可以通过确权配额和上市交易方式,转化为各种价格信号,实现数量信号与价格信号的兼容。
市场经济以“交换”为纽带,并以市场为平台,以货币为度量,以价格为计量,追高逐低,实现对资源的均衡配置,而将国家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和对资源的恒态控制排斥其外。其实在现实社会中,经济主体的某些经济利益并非来自市场,而是来自政府的产业政策和激励。政府基于调节收入和优化配置而采取的种种策略行为与激励措施,如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府采购、贷款贴息等,会激励排污企业减少污染物的产生和直接排放,从而增进企业福利与社会福利(刘军,2010)。政府的这些策略行为和激励措施,从广义来说也是一种交换行为,是为获得某种物品(如消除负外部性、提供安全、保障公平等)而支付的代价,它们与市场上的价格一道,共同构成广义的价格体系,影响和引导经济主体的利益和行为。遵循和拓展“交换”的内涵外延,将政府手段纳入广义价格,就可以消弭外溢效应,控制资源恒态,使政府意志与个体利益兼容,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兼容,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兼容。#p#副标题#e#
市场经济以“契约”为保证,通过对交易双方责权利关系的约定,使分散而自由的经济主体联结成网,有序而高效地运转,而将国家干预排斥其外。其实市场经济下的契约,既包括交易双方的内在规则,也必须遵从社会共同认可的价值伦理标准。政府则将代表社会前进方向的主导性伦理通过法律形式强制转化为整个社会的价值规范,市场经济则通过利益激励和约束,将社会价值规范转化为社会大众的行为准则。所以,遵循和拓展“契约”的发展层次,由国家所倡导的伦理标准和所设计的制度安排必然通过外力强制而渗入交易双方的合约,同时也可大大节约交易成本,使个人偏好与制度选择兼容。
综上分析可见,市场经济并非与循环经济水火不容,而是蕴含着向循环经济转化的内在基因。进而言之,循环经济不是对市场经济的取代,而是对市场经济的兼容,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更高形态。
生态文明以国民福利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人与环境和谐共处和共同进化为路径,以服务业为主要业态,以生态技术、智能技术、信息技术、文化创意为主要动力。在生产方式上,它追求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在生活方式上,它倡导生活的质量,而不是简单的需求满足;在社会价值上,它主张人与自然关系的平衡,而不是以人为中心;在社会结构上,它更加强调民主、公平、正义和多样性;在国际关系上,它更加强调责任、合作、和平和共同行动。
生态文明需要相对应的经济形态与之匹配,笔者认为与之相匹配的是循环经济,这是因为循环经济可以孕育生态文明。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依靠“生产”来解决。循环经济将传统的“资源一产品一废弃物”的线性生产模式,转变为“资源一产品一废弃物一再生资源”的闭环循环模式,从而推动了一系列革命:一是以再生能源为核心的新能源革命;二是以生物技术为主导的生态农业革命;三是以文化创意为主题的新产业革命,四是以资源节约替代和治污减排为目标的新技术革命。这一系列革命,将深刻地改变人类社会现行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使人类进入生态文明的新纪元。
循环经济下对物质的节约使用和循环利用,必然引导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变化,崇尚自然健康,适度节约消费,摒弃奢侈消费、超前消费和过度消费。新的生活方式又反作用于生产环节,使遵守生态环保标准和社会责任标准成为企业生存的必要条件,符合生态环保标准和社会责任标准,成为允许企业产品进入市场的通行证,越符合生态环保标准和社会责任标准的企业产品附加值就越高,从而形成良性经济循环。新的生活方式还将改变人们的生活追求,从对金钱的追逐转向对幸福的向往,从追求GDP最大化的生产经济转向追求幸福指数最大化的生活经济,由工业文明社会迈入生态文明社会。
首先,循环经济为市场经济注入了利他因素。传统市场经济对人性的基本假设是“经济人”假设,即每个当事人都是理性的利己者,在市场这个竞技场上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进行你死我活的竞争和博弈,因此,市场经济是利己经济(曾国安,1999)。但在循环经济条件下,环环相扣的资源利用链及其循环技术链要求处于上下游环节的生产者结成紧密的合作伙伴和战略同盟,否则循环经济就无法进行。也就是说,在循环经济条件下,不仅要以交换作为生产的前提,而且要以信任、合作作为交换的前置(杨雪锋,2008,第166-169页,第372-385页)。这种利他机制的引入和形成,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市场经济的人性根基,有利于建构起生态文明社会所需要的人文关怀和自然和谐关系。其次,循环经济内化了外部成本。市场失灵的原因之一是成本外化,其根源在于产权边界模糊。循环经济条件下的物质闭环流动为产权的明晰提供了可能,使“谁开发、谁维护,谁环保、谁得利,谁污染、谁付费,谁破坏、谁治理”成为可能,从而使外溢成本内部化。第三,循环经济降低了交易成本。随着资源、环境及其治理的产权明晰化,使之可以作为生产要素进入市场,通过交易发现其真实价值和价格。市场普遍性和完全性的实现,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
以信任、合作为前置的循环经济,以及在经济循环中资源环境价值的重新发现,必然推衍出新型的伦理价值和行为规范。交易双方合作的基础既是信任,也是责任,这种责任推而广之,便成为社会责任。资源环境既具有经济价值(消费性价值),又具有存在价值(非消费性价值)。要实现其经济价值,就必须毁灭之;而要实现其存在价值,则必须保护之。解决这一“生态悖论”的唯一途径是将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消费限制在自然生态系统稳定、平衡所能容忍的限度之内,给自然留下更多的修复空间和时间。上述二者价值相结合,便构成了以人文关怀和生态关怀为核心、以责任和公平为基本原则的生态文明社会的伦理价值和行为规范。
正因循环经济可以孕育生态文明,因此,循环经济是与生态文明对应的经济形态。但如前所述,有人从人类文明螺旋式上升的角度,认为与生态文明相对应的经济形态是自给自足经济的复归。自给自足经济是自我完成再生产的经济,同样,循环经济也是一种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两者均具有封闭性。但是,前者是在一个狭小的经济单位内完成从生产到消费的自我循环,各经济单位之间则较少发生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而后者却是同时存在小循环、中循环和大循环,彼此之间发生紧密的交换联系,共同协作完成从生产到消费的全过程,非如此便会出现循环链条的断裂。综言之,自给自足经济排斥交换,而循环经济兼容交换,甚至以交换为前提。
还有人从马克思对未来社会设想的角度,认为是产品经济或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在生产要素公有制的基础上,由行政部门指定和下达计划来进行管理和调节的社会经济形态(张昆仑,2010)。循环经济同样存在着由行政部门指定和下达计划来进行管理和调节的社会行为。循环经济理念产生于人类对自然环境生态的关切,其中必然涉及如何控制宏观经济的规模,使之不超过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赫尔曼·戴利(2001)认为可通过构建宏观循环经济模型,求解得出维持自然生态与人类生存平衡的最佳规模,然后“设计出一个与经济装载线(economic plimsoll line)相类似的制度,用以确定经济的绝对规模,使经济之船不在生物圈中沉没”。计划当局可运用“有形之手”,将这个“经济装载线”具体物化为一系列指令性指标,通过逐级分解和配额控制,保证在宏观上不突破自然承载能力的阈值。在现实中,人类对全球大气升温在2100年前不得超过2℃的约定,中国对18亿亩耕地红线的设定,均体现了这一计划控制的思想。但是,循环经济中的计划与计划经济中的计划具有天壤之别:后者是将计划作为配置社会资源的基础性手段,排斥市场和交换的作用,而前者仍可构建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通过将物量指标转化为价值指标,通过对成本和价格的修正,利用经济的激励和约束,来实现循环经济所要达成的计划控制目标。综言之,计划经济排斥市场,而循环经济可以兼容市场,甚至以市场为前提。
上述观点之所以值得商榷,是因为它们认为市场经济不可能生长出与生态文明相对应的新的经济形态,而未能发现市场经济实际隐藏着循环经济的基因。值得警惕的是,在发展循环经济的实践中,实际上存在着绕开市场经济,不重视发掘市场经济基因,或者划地为牢闭关自守,向自给自足经济方式回归,或者依赖行政指令和行政追责,向计划经济方式冒进的错误倾向,这才是令人忧虑的。
还有的学者从坚持和修正市场经济出发,认为与生态文明相对应的经济形态是蜕变的市场经济即生态市场经济(杨文进等,2013),这一观点也同样值得商榷。市场经济之所以发生蜕变,或必须发生蜕变,是由于循环经济使然,或由于循环经济采取了市场经济的方式使然;市场经济之所以发生蜕变,或必须发生蜕变,是为了实现循环经济。故生态文明的基本经济形态是循环经济,生态市场经济只是它的实现形式。
如前所述,关于生态文明下的经济形态还有各种说法,如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等。从根本意义上说,上述几种经济形态的表述没有根本的原则性冲突:它们提出的背景相同,都是基于对后工业社会的经济形态的探索;提出的原因相同,都是基于对工业文明的反思;提出的目标相同,都是基于人与环境的和谐;提出的哲学基础相同,都是生态哲学;提出的任务相同,都是在不否定既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嵌入环境因子;提出的思路相同,都是强调资源环境的价值,强调生态关怀和人文关怀,强调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
当然,上述几种经济形态的表述在“大同”的前提下也存在着若干“小异”。相比较而言,循环经济的表述更能表征生态文明的经济形态特征。
——低碳经济。低碳经济的提出始于对全球气候变化、气温上升的关注,始见于2003年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作为应对高碳工业化时代所造成的气候变暖的经济方式,无疑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但是正如张孝德所指出的,这是沿袭了工业科技注重微观结构的范式,犯了蛇咬尾巴的错误@。人们不禁要问:人类是否只要擒住“碳”这个小妖,将高碳经济改造成低碳经济,就可以高枕无忧?是否将低碳经济进一步改造成负碳经济,就可以万事大吉?显然并非如此。
——绿色经济。绿色经济的提出始于对践踏自然的关注和对自身健康的关切,始见于1989年英国经济学家皮尔斯所著的《绿色经济蓝皮书》,强调善待自然,倡导环保健康。该理论高度重视自然资源环境的价值,主张将自然资源环境价值纳入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体系,无疑同样地具有强烈的针对性。但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该理论仅是倡导再生产过程不污染或破坏生态环境、其结果对人的健康有利,而忽略了应有的人文关怀内涵(杨文进等,2013)。在所设计的绿色GDP核算体系中,只是在传统GDP核算体系的基础上增设了一个自然资源环境账户,而未对之进行根本性改造。
——生态经济。生态经济最早被称为环境经济,始见于上世纪60年代鲍尔丁的论文《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是针对工业社会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退化而提出。生态经济学强调经济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和谐共生和相互循环,强调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并以“生态效率=产品和服务的价值/资源消耗或环境影响”之公式,将二者结合起来。上述思想与循环经济的内涵异曲同工,都是从经济分析的五对关系出发,追求“最小一最大”。所以,不少学者认为,循环经济与生态经济的实质相同(李秀娟等,2007;赵洗尘,2010)。但是,生态经济主要关注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两者之间的关系,而循环经济形态远比之更为错综复杂,是一个既覆盖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两个系统内部共生循环,又覆盖两个系统之间共生循环的复合型巨系统。之所以弃用生态经济而采用循环经济,还在于以往的文明所对应的经济形态均非同名,如农业文明对应的是自给自足经济,工业文明对应的是市场经济。由此,推论未来的生态文明对应的不应是生态经济。
——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始于上世纪70年代,是基于对工业文明所造成的能源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生态退化等“全球问题”的反思,主张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精心维护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可持续性。但是,可持续发展只是一种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而不是一种具体的经济形态,其实现有赖于循环经济,也即循环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对此,许多学者已有阐述(赵林运等,2002;柳明等,2004)。
还有的学者(郑峰,2002)从产业经济发展角度,认为未来的生态文明社会是以服务业和信息产业为主的。这一论断虽正确地勾勒了生态文明条件下的产业结构变化,但由于囿于中观层次,显然不能将之作为基本的经济形态。
综上,学者们在反思工业文明所造成的各种弊端的基础上所提出的关于后工业社会经济形态的各种构想,虽然有助于消弭相应的弊端,解决相应的问题,但尚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虞,不一定能够成为覆盖和影响全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基本经济活动方式。相比较而言,循环经济形态更堪当此重任。其理由如下:
(1)立意高远。循环经济的思想源自于鲍尔丁的“宇宙飞船理论”,即其以宇宙观为视角,思考地球人未来的命运,探索人类未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方式。这一思想超越了微观和宏观的局限,站在“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的角度,明白无误地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自我救赎。相形之下,其他类似经济思想尚未企及这一立意高度。
(2)简单明了。对一种经济形态的理论刻划,既应具有普遍性,又应具有简单性。循环经济冠以“循环”,既包含对物质资源周而复始的反复利用,又包含对生态环境尽量少“打扰”的呵护约束,还包含对经济活动螺旋式上升发展的解读,符合简单性命题规范。其他类似经济形态的提法,有的含糊不清(如绿色经济和生态经济),有的有定量无定性(如低碳经济),尚未达到简单而准确的刻度。
(3)系统全面。循环经济以系统为构造,以循环为联系,不仅由小到大、循序渐进地构建起从小循环、中循环到大循环的经济循环体系,而且将技术系统、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也纳入其间,形成了由经济、技术、社会、生态四位一体、相互支持和循环发展的层次态结构。其他类似经济的运作机制及其方式,尚未达到这一精致的系统程度。
(4)指向明确。循环经济以物质循环利用为核心,以人类经济活动不伤及生态平衡和环境净化为阈值,以资源环境投入与经济增长产出脱钩为目标。上述三个层次均有具体而明确的指向,可以建构起清晰而完整的核算和评价体系。其他类似经济的核算和评价体系,除了低碳经济之外,尚未达到这一精准的测度。
(5)包容性强。循环经济可以包容类似经济形态的目标和要求,如它的“减量化”可以满足低碳经济的碳减排要求,“再利用”可以满足绿色经济的环保健康要求,“再循环”可以满足生态经济的废物处理和环境治理要求,以及从整体上来说,可以满足可持续发展的永续利用要求。相对而言,其他类似经济形态尚未达到这一容度。
正因为循环经济与其他类似经济比较,具有上述更高的高度、更简单的刻度、更系统的程度、更精准的测度、更宏大的容度,故可将循环经济定位为后工业社会即生态文明的基本经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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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环境问题因其巨大的破坏性而引起世人的关注,再不理性地对待自己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人类的生存发展甚至地球存在都将成为问题。为此,各国相继制定了各种环保法规,以规范人类的态度和行为。同时,人们也积极从各自的历史传统、文化发展与文明传承的角度去发掘历史上优秀的生态伦理思想,并加以现代化的吸收、改造和利用,以保护我们深处危机之中脆弱的自然环境,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和谐新秩序。中华民族是个智慧的民族,我们的先人在很早时就提出了生态伦理思想,尽管这些伦理思想并未达到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程度,但其内容却是相当丰富而深刻的。解读华夏文明的生态思想,对于我们践行生态道德文明、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不无启示意义。
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本身不是生态学,但却蕴涵着极其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其一,万物有灵,万物皆有佛性,都有内在价值。佛教认为包括山川、草木、大地等在内都具有佛性,禅宗强调“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清清翠竹皆是法身”,大自然的一草一木都是佛性的体现,都蕴涵着无穷的禅机,都有着平等的内在价值。其二,众生平等、尊重生命的生命观。佛教的众生平等不仅是不同个体和种族的人的平等,而是超越人的范围,是宇宙间一切生命的平等,包括动植物。在此前提下,佛家进一步提出尊重生命、珍惜生命的观念。佛家为此提出了“不杀生”的戒律要求,成为约束佛教徒的第一大戒。“诸罪当中,诸功当中,不杀第一”《大智度论》第13卷。其三,追求“极乐世界”的净土理想。净土,指的是佛的居所,也即是佛教徒追求的清净处所。为此,佛教徒喜欢在青山绿水间筑庵建庙,为清修创造良好的环境。他们顺应自然,融入自然,栽花种树,怜惜生命,美化自身及周围的环境。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倡导环保、美化家园有着深刻的启示作用。
当然,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丰富多彩,除了儒道佛三家主要的生态伦理思想之外,其他思想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同样博大精深,值得我们继承与发展。难怪西方一些学者研读了东方一些文明古国的生态伦理思想后,惊叹于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所蕴涵的巨大的价值魅力,认为如果能够将其合理地传承、利用并推广,这对于保护环境、善待自然以及重建和谐家园将起着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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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先秦儒家已具有自觉的生态意识,初步认识到生物体及其与环境的关系,在“天人相分”的观念中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发挥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天人合一”的理念下提出“仁民而爱物”,维护自然生态的平衡,没有“天人相分”的“天人合一”是不健全的,“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
关键词:先秦濡家;天人合一;天人相分;生态伦理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是以时代精神的主旋律为根据的,离开时代精神,也就无所谓传统文化的社会价值。生态伦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是从十九世纪中叶起,伴随着资本主义第一次产业革命开始形成的,但这并不能据此论定我们的祖先没有生态伦理意识。先秦儒家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斗争中,十分注意总结自然界的规律,在保护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和永续利用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直到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先秦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生态伦理学的理论来源之一,一个基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生态伦理学是建立在自觉地对生态学的科学认知的基础上。
先秦儒家认识到单个生物物种的存在是不可能的,生物的存在和发展必须要以种群的方式进行,他们对自然界生命系统的组织层次的认识,是用“类”、“群”、“畴”等概念来表达的。
长沮、莱溺,辐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授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忧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鸟兽不可与同群”说的是鸟兽分属于不同的群。他还从生态学上提出了“类”的概念。孔子曾说:“丘闻之也,剖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皇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卷四十七《孔子世家》荀子也说:“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草木畴生,禽兽群也,物各从其类也”。荀子已经把植物(草木)和动物(禽兽)区分为生物系统中的两种不同的类,并且认识到草木以“丛”的形式生长,禽兽以“群”(类)的方式存活,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先秦儒家对生物及其环境关系也有一定的认识。“川渊者,龙鱼之居也”“山林者,鸟兽之居也”“川渊枯则龙鱼去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这些都指出生物的生存离不开一定的环境,环境决定生物的存在。先秦儒家在关注环境的同时还注意到了生物之间存在着的食物链的关系。“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即草木为动物提供了食物,而当动物的数量减少时,植物就会茂密地生长。
在农业社会条件下,先秦儒家对时间结构中的季节规律尤为重视,他们用“时”来反映和概括生态学的季节规律,形成了一些重要的认识。“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滋基,不如待时”。这就是说,作为条件和环境的生态学季节规律的“时”是不可超越的。因此,先秦儒家以“时”为媒介将人和自然联系起来,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要求人们根据季节的变化来合理地安排获取自然资源的活动。“挎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
人类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去参与自然的创造和化育过程,使得人类生活得更加美好。荀子称这种能动性和创造性为“制天命而用之”。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愿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在荀子看来,与其高喊“惟天为大”而仰慕它,不如把天看作自然的物质而控制它;与其“顺天”、“从天”而歌颂它,不如掌握自然规律而利用它;与其仰望天时而等待天的恩赐,不如因时制宜地利用天时;与其消极地听任物类的自然增多,不如积极地施展人的才能而促进物类的化育繁殖。因此,他认为只要发挥“人治”的作用,善于经营管理,就能提高生产,增加收获。
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然后瓜桃枣李一本数以盆鼓;然后荤菜百疏以泽量;然后六畜禽兽一而荆车;雹笼鱼鳖鳅鳗以时别,一而成群;然后飞鸟亮雁若烟海;然后昆虫万物生其间,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夫天地之生万物也,固有余足以食人矣;麻葛茧丝、鸟兽之羽毛齿革也,固有余足以衣人矣。
先秦儒家认为,作为自然之天,它的存在变化具有自身的某种特定的规律性,“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所谓“故”,即是指自然界的规律。因为自然界有“故”,所似人可以通过对自然界所获得的某种规律性进行类推,由近及远,由古及今,得到更多的更广泛的认识。但在他们看来,自然的规律是客观的,并不取决于人的意志,“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柴亡”“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对自然界的这种客观规律,人们只有遵循它才能取得好的结果,“应之以治则吉”,如果违背它,就要遭殃,“应之以乱则凶”。
先秦儒家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提出了天人和谐、均衡、统一的“天人合一”思想,并提出了“仁民而爱物”的观点。“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概念,是人类道德的最普遍、最基本的原则,它虽然始于爱亲,但并不终于亲,甚至于要超出亲情的范围来“泛爱众”,并最终将爱心推及最广大的万物。“仁民而爱物”的思想是将适用于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推广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仁爱的精神和情感贯注于自然万物。
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孟子在这里阐述了仁的层次性,即对于“亲”、“民”、“物”三种不同层次的对象,应该采取相应的程度不同的态度—“亲”、“仁”、“爱”,也就是说,对亲人要“亲”,对民众要“仁”,对万物要“爱”。这三步自成系统,是先秦儒家仁爱思想的逻辑展开。而这正是人类道德情感投射于外物的表现,在他们看来,动物存在着与人相似的道德情感,所有动物对自己的种群都具有一种天生的情感,当自己的同伴受到伤害时,它们都会流露出一种同情心,而当自己的同伴死亡时,它们都会发出撕人心肺的哀鸣:
凡生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爱其类。今夫大鸟兽则失亡其群匹,越月逾时,则必反沿。过故乡,则必排徊焉,鸣号焉,娜蜀焉,踟蹰焉,然后能去之也。小者是燕爵扰有惆憔之顷焉,然后能去之。
动物尚且对同类的不幸遭遇具有悲哀和同情之心,人类则更应该自觉地禁止这种伤害动物的行为,保证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孟子甚至认为人固有一种爱护生命的侧隐之心: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休惕侧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这种被称为“侧隐之心”的同情心,不是后天的思虑所得,乃是先天的本能,是人天生的对生命的同情之能力,人与人正是凭此得以感通。
“仁民而爱物”的实际内容就是将自然保护作为落脚点。先秦儒家在人类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认识到自然是人类的生存的根本。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虎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上以饰贤良,下以养百姓而安乐之。
在这里,荀子和孟子充分肯定了“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的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而基于天之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需求的无限性的矛盾,从持续发展、永续利用原则出发,先秦儒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针对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保护措施:
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雹尾鱼鳖鳅鳝孕别之时,周苦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耕、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尤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苦不入垮池,鱼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这里先秦儒家明确提出了重视保护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根本目的是为了“利国富民”,甚至把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同国家政治联系起来,认为这是王道政治的起点,是同“养生丧死”息息相关的大事。而按照大自然的节奏、万物生命的季节规律,即按照四季来安排“时禁”和“时弛”是保护自然资源的主要手段,并且认识到保护自然资源就是要注重资源的持续存在和永续利用,即“不夭其生,不绝其长。”
“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的生态伦理学价值就在于它们不仅为儒家的生态伦理学提供了哲学基础,而且为现代生态伦理学提供了一种哲学构架—人与自然和谐、协调、一致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这正是现代西方工业社会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所缺乏的东西。“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不仅是克服人类中心论顽症的一剂猛药,而且是从生态中心论过渡到生态协调论的一副良性的催化剂,是从现代工业文明过渡到后现代的“桥梁”。事实上,只有将“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互补起来,才能为生态伦理学提供科学的哲学基础。
“天人合一”要求在处理人类和生态环境关系上追求和谐、圆润、统一的境界。人不仅与自然平等,而且与自然浑然一体。世界作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是不可言说的,不可思议的,其中根本就没有差别。人与世界万物,只是在一定认识层次上差别,而在更高层次上彼此相融,无法分别,即哲学所谓“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儒家认为“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仁”作为人的道德本性,要求视人如己,视物如我,以合内外,以天下的“廓然大公”为至境和理想。一个人作彼此、内外之分,把物我、天人隔绝开来,对他人的痛痒漠不关心,这就是“不仁”,即道德本性的丧失,其根源在于有“私”。一个人的行为受道德理性的支配而出于公,就能自觉地调整自己的行为,有所为,有所不为。凡利于天下事,则为之;凡害于天下事,则弃之。这一观念反映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则必然要求人以整体生存为目的,而不仅仅只顾及个体的、局部的、眼前的利益。
然而,现在有一种倾向,把“天人合一”抬得高而又高,把“天人相分”贬得低而又低,似乎“天人合一”是拯救人类命运的不二法门,而“天人相分”则是造成生态环境危机的罪魁祸首。应该看到,征服自然与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并不是对立的、不可调和的。从根本上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在于人能改造自然而禽兽不能。墨子说人是“赖其力而生”,荀子说人能“制天命而用之”,可使“牛马为用”,所以才最为天下贵,“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改造自然也就是对自然的征服,也可以说征服自然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没有对自然的改造和征服,就没有人类的文明。事实上,人与自然本来既有合的一面又有分的一面,没有“天人相分”的“天人合一”是不健全的,“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是互补的矛盾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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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的上述以“道”为本、道法自然和天地人一体的思想.其反映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上,就是把人与天地万物视作并列的关系.要求破除人类的以自我为中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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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它的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整体观念之上的。本文阐析了道家“知常日明”的生态伦理思想的主要内涵及其现代价值,揭示了道家“崇尚自然”“崇尚和谐”的现代意义。
[论文关键词]道法自然;生态环境;生态伦理思想
[论文正文]
关于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道家思想认为由“道”生出天、地、人等宇宙万物。道教主张“道法自然”而不是“征服自然”,认为“天道”与“人道”是一致的,同时主张“归真返朴”的人生宗旨.其中具有若干有价值的合理因素。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在很大程度上均是人为因素所引起的。是人性的异化所导致的结果。道教的生态伦理思想,给人类提供了发人深省的智慧,在今天愈来愈显其独特的价值,值得认真研究。
生态环境的恶化是人类自身所造成的。要想摆脱这种危机走出困境,还要靠人类自身的醒悟和能力去加以解决。这其中除了靠发展科学技术、调整社会结构以及对自然保护实行立法之外,还必须从价值取向的角度重新审视与检讨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在20世纪中期,人们为了珍惜和善待自己所生存的外在环境,而创造了生态伦理学这门应用学科。它试图借助道德手段来缓解人与自然的矛盾、取得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1923年德国人施韦泽在他的《文明哲学:文化与伦理学》一书中指出,由于现代技术经济实践的破坏性后果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所以应当寻找科学措施、法律措施,同时也寻找道德措施去禁止人们对自然的一些做法。人类应当从自然的全局出发来认识自己与自然交往行为的正当与否。至此.生态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形成。尽管生态伦理学作为一门科学诞生于20世纪中期,但这并非意味着生态伦理思想是现代人的专利。实际人类文化的传统中,尤其是在中国老庄道家文化传统中就存在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虽然这些生态伦理思想是朴素的、直观的,但却为现代生态伦理学的萌动,做了良好的文化铺垫。
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它的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整体观念之上。通过“道”的范畴体现出来。“道”是道家哲学的核心范畴。在老子看来,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而道就是这个整体的本原。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因此,“道”是“天地之始一万物之母”。
此外,老子在将“道”视作天地万物的总根源、总法则的同时,还着重阐发了“道法自然”的思想。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地道,道法自然。”又说:“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常自然。”在“道”家看来。人是自然的一部分,道、天、地、人都是自然而然存在着的。它生化万物,而又使万物长养,但不去主宰他们,一切听其自然。
道家的上述以“道”为本、道法自然和天地人一体的思想.其反映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上,就是把人与天地万物视作并列的关系.要求破除人类的以自我为中心主义。即:既承认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不能脱离自然而存在,又强调人与自然不应成为一种对立、紧张的关系。道家的这种人与自然关系处理的思想.实际上则潜含着一种生态伦理观念。它告诉人类应该通过热爱自然,尊重自然秩序,保护生态环境,消除人类的自我中心主义,回归到人与自然融合无间的和谐状态。
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的主要内涵主要表现出以下三个方面:
1.“知常日明”与尊重自然规律。老子提出的“知常日明”的生态伦理思想是指,具有了解和把握事物生长变化的内在规律的能力才是真正的智慧。倘若不认识规律,而去乱做妄为,必然会招致凶险的结果。老子曾说“不知常,妄作,凶”,实际上是在两千年前,对人们不遵守客观规律.与自然规律对着干的行为的一种警告。当今生态环境每况愈下,由于乱砍乱伐,导致森林资源日益贫乏,造成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空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等造成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和损害,使环境质量急剧下降。能源的不合理开采与利用,造成了惊人的浪费和损失。这种种恶果的产生,都与人的任意妄为和生态意识、环境意识淡薄有着密切关系。如果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只考虑眼前利益,那么未来是不堪设想的,人类也必将受到大自然的更大惩罚。
2.“知和日常”与自然和谐。“知和日常”指和谐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本规律。天地万物都包含阴阳两种自然的力能.而阴阳二气的统合又形成冲气。所谓冲气是指由阴阳二气相互交合而形成的一种平衡、和谐的存在,它代表了事物的理想存在状态。因此,老子哲学中.“道”作为万事万物生存发展的内在规律,也是表征事物和谐状态的一个范畴。而“崇尚自然”“崇尚和谐”则是老子生态伦理思想的精华所在。如果人类所生活的自然界的循环系统遭到破坏,使物种遭到灭亡,导致生态失衡,那么人类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从上述意义来说,道家“知和日常”的观念可谓一种高超的生态智慧。
3.“知止知足”与可持续发展。在老子看来,自然作为循环往复的开放系统,和谐乃是维持这个开发系统所应遵循的法则。故人类要想做到尊重自然就必须懂得“知止知足”才能“可以不殆”的深刻哲理,懂得人遇事不可随意而为的道理。所谓“知止知足”.就是指时刻不放纵自己的欲望.时刻使人的欲望与自然界的承受能力保持合理的张力。它体现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上,就是根据自然界的承受能力进行适度开发.有限度地索取。当前.环境危机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与人们只顾眼前的利益.只顾满足当前物欲的膨胀相关联。正是在这种眼前利益和私欲的驱使下,人们去无节制地乱伐林木.过度地使用地力、开采矿藏、捕捞水产、施放污染物以及过度地自我生殖等等.更是与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不相符合的。
1.理论意义。
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具有与当代生态伦理学相衔接的可能性。这表现在两方面。其一.道家、道教“道法自然”的自然主义具有鲜明的科学精神,这为它与当代奠础于生态学之上的生态哲学相衔接提供了可能性。其二,道家、道教由天人合一的人类学本体论出发的生态伦理思想与传统伦理学相比具有诸多独到之处。
道家、道教生态伦理思想的内核在于.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的同质性是非实体性的。道是成己、成人、成物又升华己、人、物的善。这可以作为建构当代生态伦理学的基点之一。道家、道教的生态观和生态伦理思想对发展当代生态伦理学确定具有重大的意义。
当然.应该看到.道家、道教生态伦理思想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与不足。道家、道教生态伦理思想是科学未充分发展前思辨的产物.含有不求改造环境等消极因素。这些局限性和不足只能在当代生态哲学的视野中得以弥补和克服。
2.实践意义。
当前生态环境恶化主要是因为存在这种错误观念和行为:只承认人是自然的主人、自然的主宰和自然的征服、索取者.而不承认人也是自然的呵护者。实际上,大自然不可能有什么主人。人也不可能永远和完全主宰自然。如果说人有优胜于自然之处.那就是他在合规律、合自然的过程中.施展其能动的主体性力量.最终实现其自己的目的.使自然为人类服务。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人与自然的统一。实现人、社会、自然三位一体的持续发展。人们若想将自身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利益有机结合起来.就必须把眼光放长远些.明白善待自然,也就是善代人类自己的道理。而善待自然的举措可以选择种种.但从生态理念上走出价值误区显得格外重要。而从生态理念上走出价值误区.除建构健全的现代生态意识外.很重要的就是从传统文化中开掘瑰宝。从这方面说.道家的生态伦理应属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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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告诉我们要正确处理规律客观性和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规律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既不能创造规律,也不能消灭规律,自然界,人的思维以及人类社会都在遵循着各自的规律发展,那么也就要求我们遵循客观规律去办事,一旦违反规律就会受到惩罚。
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生态问题是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造成的原因很多,其中根本性的原因是人的价值取向出现了异化。这种异化表现在,人将“动物性的需求”摆在了第一位,却降低了人的本质性需求。在此价值观支配下,人类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满足人的物性需求,从而导致了严重的生态问题。这不得不引起人们思考生存问题,以寻求解除之道。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生态问题具有比较深刻而全面的思考,他们认为“生态文明建设不是项目问题、技术问题、资金问题,而是核心价值观问题,是人的灵魂问题。他们都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1]457,这正是思想政治教育要做的。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生态意识是最大的生态资源,是避免生态灾难的重要因素。生态意识内含着生态责任、生态道德、生态有价、生态环保、生态安全等。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担负起价值观教育的重任,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树立生态价值观。当务之急,就是要对人们的自然观、技术观和消费观进行教育。
(一)生态自然观教育
人们通常认为,人是自然的主人,自然资源只有被人开发才能实现其价值,这种自然观必然造成巨大的生态财富的丧失和生态环境的破坏,日益演化为严重的生态危机。防治环境问题,关键在于扭转人定胜天的自然观,跳出自我中心主义,树立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福斯特号召开展一场生态价值和文化融为一体的生态道德革命,变“土地为商品的伦理观”为“人地共体的伦理观”。他认为“在未来的生态社会中自然和社区的地位必然处于资本积累之上;平等和正义处于个人贪婪之上,而民主则处于市场之上”[1]82。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要对扎根在人性深处的伦理道德进行教育,使人们树立生态有价,其价值远远高于使用价值的意识,对此应有长远的眼光。还要教育人们要以民主的、平等的、正义的价值观对待自然,而不是肆意掠夺自然。
(二)生态技术观教育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既反对技术革新能够拯救环境、解决当前的生态危机的观点,也反对把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归结为技术进步、解决生态问题的出路就是放弃技术的观点。莱斯认为,是人们对科技合理性的“误解”造成了技术的非理性运用,“科学和技术的合理性是一种向社会进步输出合理性的完整的、独立的力量,换句话说,通过科学和技术进步来控制自然被理解为一种社会进步的方法”[2]49。技术的作用不在技术本身,而是其背后的价值观及社会制度的性质,在资本逻辑统治下的技术运用不可能遵循生态原则。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技术观启示思想政治教育要激发人们尤其是技术发明人员进行自我教育,逐步启发人性的自我训导,转变运用技术控制自然的价值观念,树立生态伦理的、道德的技术观;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要引导人们辩证、理性地看待技术,使技术运用遵循生态原则,并恰当使用技术来处理一些环境问题,预防技术异化,这样技术才能真正服务人。
(三)生态消费观教育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批判的锋芒从经济领域转向了消费领域,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已经从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危机转向了生态危机,揭示了消费主义价值观与当代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高兹认为,人们的消费观已从“够了就行”演变成“越多越好”,“代替‘够了就行’这种体验,提出了一种用利润尺度衡量工作成效的标准。成功不再是个人评价的事情,也不是一个‘生活品质’的问题,而是主要看所挣的钱和所积累的财富的多少。……效率就是标准,并且以此来衡量一个人的效能:更多比更少好,那些钱挣得更多的人比钱挣得更少的人好。”[3]113现代人越来越成为一个贪婪的、非理性的消费主义者,陷入了消费的泥潭,人们把消费了多少东西、消费得起多高档商品,作为评价自我价值的主要标准。其购买物不是以服务人的形式存在,而是以奴役人的力量存在。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教育人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在满足物质需求的同时努力追求精神需求。另外,要激发人们的反思力量,使反思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认识自我的真实需要、真实的幸福取向,这样才有可能使人们处理好幸福、消费和生态之间的关系,才能解决“富贵病”“现代病”。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拘泥于从哲学价值观的维度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之道,还强调要从哲学价值观和制度维度的结合来分析生态问题,通过价值观和制度的双重变革来解决生态危机。同样,思想政治教育也不仅仅需要发挥价值观教育的作用,还应在制度维度发挥作用。
(一)生态教育要坚持社会主义
社会改革应朝着超越工业文明社会、建立新型文明社会,也就是“生态文明社会”方向努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技术理性和经济理性有过激烈的批判,要求对现代性进行“治疗”,并提出“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处理生态问题的优势,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目前的社会主义并不满意,他们要求进入更加先进的社会主义,即生态社会主义,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真正复活。思想政治教育在此应发挥作用,一是要对社会主义价值理念进行教育,变革现存高度集中的社会生产和管理模式,追求“生产性正义”,实现生产民主化。二是要对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进行教育,批判吸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稳态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并非追求经济的零增长,排斥技术发展和生产,要人们回到原始的穷乡僻壤的环境中生活,而是为了经济发展遵循生态原则。我国放缓GDP增长速度,强调绿色GDP,进入经济新常态,显示了“稳态经济”模式的战略选择。
(二)生态教育要坚持以人为本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形式,强调以人为本,尤其关注穷人的利益,“只有重视和解决与生产方式相关的经济和环境不公的问题,生态发展才有可能。对经济的发展、生态学的态度是适度,而不是更多。应该以人为本,尤其是穷人,而不是以生产甚至环境为本,应该强调满足基本需求和长期保障的重要性。这是我们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更高的道德进行斗争所要坚持的基本道义。”[4]42在社会主义中国,历代领导人都强调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中国梦可以诠释为人民的梦,这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共通点。然而,现实中以人为本落实不够,其内涵也有待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在这方面要加强研究与宣传教育,笔者认为,以人为本最重要就是要以人的本质、人的一切社会关系为本。以人为本不是以某些人为本,而是要以现实的总体的人为本,尤其是社会底层人物的基本利益需求与社会保障,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三)生态教育要坚持全球环保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强调,解决生态问题应该坚持“全球性的行动、全球性的思考”。他们希望各国共同努力实现“较易于生存的社会”,“把工业发达的各个国家的社会政策综合在一起的社会,其目标就是降低商品作为满足人的需要因素的重要性和最大程度减少个人平均能源和物质需求。大部分未来技术的发明都要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和同环境中积累的残存的工业废物做斗争”[5]112。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教育,在制定应对生态问题的政策时,不能只关注于本国,无论是寻找生态源头还是寻找生态药方都应该基于全球视野,加强与他国的交流与合作,借鉴发达国家解决生态问题的经验与技术。
必要时,还要帮助他国防治生态破坏,共享生态环保。更重要的一点是“转向较易于生存的社会,要想成为一种社会进步,必须将一系列相关政策,如逐步克服甚至在最富有的工业化国家也仍然存在的地方贫困,作为上述目标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很明显,由于不利因素,较易于生存的社会将会成为另一种形式的贫穷社会”[5]112。这就要制定一系列有利于维持这种社会的相关政策,以避免过度强调环保而使社会陷于落后贫穷。
思想政治教育在价值观与政策的教育上主要关注理论层面,思想支配行为,思想革命为的是实践革命,也只有落实到实践,思想革命才能发挥出巨大的力量。在生态价值观与生态政策教育指导下,人的生活、生产实践也必将体现生态环保。
(一)生态生产实践
资本主义生产遵循资本逻辑,利润至上、多多益善、为生产而生产,这必然“死于过度”。思想政治教育要教育人们走以生态为导向的现代化之路,生产实践活动要遵循生态逻辑。这就要引导人们反思现实的生产与消费,追求“生产得更少,生活得更好”,“从创造性的、非异化的劳动而不是以广告为媒介的商品的无止境的消费中获得满足。这一看法将支持我们对目前由这些商品的浪费性的过度生产所造成的爆炸性的危机趋势的叙述,而过度生产这些商品的目的显然是要对人们在异化劳动中所花费的时间进行补偿”[6]488。所以,人们应以生态为导向组织正义性的、非异化的、合理适度的生产,实现生产人的尺度与自然界的尺度相统一,达到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这样才能保证在生态保持良好的同时促进社会生产进步。
(二)生态生活实践
“如何生活的问题”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认为的当今世界的最大问题,一定的生活方式是由一定的生产方式决定的,而生活方式集中表现为消费方式,消费活动又是在相应的需求动机驱使下的,人的需求体现人的欲望。这要求人们提高驾驭欲望的能力,从人性深处扭转自身的变态欲望,实现人性的全面发展。教育人们消除消费等于幸福的异化生活方式,要求人们追求“较易于生存的社会”,打断“更多”与“更好”的关系,让“更少”与“更好”相结合,变“占有”式生活为“存在”式生活。这样才能使人们处理好劳动、需要、消费和幸福的关系,才能使我们的生活符合生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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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1月,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袖,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价值观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内容摘要:毛泽东思想的基本价值观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涵:服务人民、实事求是、平等互助、独立自主和艰苦奋斗。五个方面互相联系,构成了一个整体。深入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基本价值观,对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思想基础,充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思想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关 键 词:毛泽东思想 价值观 服务人民 实事求是 平等互助 独立自主 艰苦奋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不仅在世界观上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在价值观上也是如此。因此,毫无疑问,毛泽东思想的基本价值观,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本价值观的理论来源,也是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宝贵思想资源。概括地讲,毛泽东思想的基本价值观,主要体现为以下五个方面的基本内涵: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这一根本宗旨的确立,是与毛泽东及和他同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分不开的。可以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价值观。
毛泽东思想坚信广大人民尤其是劳动人民,是价值创造的主体。谁是价值创造的主体,怎样看待他们的社会地位,这是价值哲学和历史哲学领域的根本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理解完全不同,得出的结论更是大相径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因此,价值创造的主体是广大人民,而不是少数精英。相比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毛泽东更强调人民作为价值创造主体的唯一性和创造主体内部的平等性。他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2]在毛泽东看来,剥削阶级、为剥削阶级辩护的知识精英以及被神化的宗教领袖、“圣人”等等,都不可能是真正的价值创造主体,真正的价值创造主体只能是广大人民。鼓吹“天才论”的唯心论者夸大英雄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而在毛泽东看来,“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3]包括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人民在价值创造上只存在分工的差别,并没有地位的不平等。尤其是党的干部和普通群众之间,更不应该有什么贵贱之别。在毛泽东看来,党的干部不过是群众的“工具”,“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作工具,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4]那种看不起群众、总是以“官员”自居的领导干部,是毛泽东深恶痛绝的。
毛泽东思想认为,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只能是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人和一切剥削阶级和历史唯心主义者存在根本区别,“我们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5],因此,共产党人不能有自己的私利,必须全心全意为广大人民服务。经济上,毛泽东主张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干部应该关心群众生活。尤其是农村干部,应重视土地、劳动生产条件甚至柴米油盐等与老百姓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政治上,毛泽东始终追求的是一种没有阶级剥削、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制度。如何防范领导干部背离人民民主的精神,凌驾于群众之上,是毛泽东终生思考的问题。文化上,毛泽东主张建立起一种真正的“人民文化”,这种文化不只是少数上层人士的专利,而是属于广大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他强调,“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6]两个“最大”的评价标准,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原则。
把客观存在的事物作为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根本出发点,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要求和具体体现。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党人的思想理论,决不是以哪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而不过是历史活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如果“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7]注重事实,从实际出发,归根到底,就是要做到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集中体现和高度概括,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中也有着求真务实、经世致用的传统。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第一次对“实事求是”这一中国古代成语作了新的阐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8]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原理和中国传统的实事求是传统相结合,形成了新的实事求是价值观和实践精神,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的中国化,奠定了党的思想路线基础。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毛泽东青年时期即注重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在长沙求学期间,他曾邀同学“游学”千里,步行考察了长沙周边的五个县。面对当时许多同学出国留学,毛泽东的看法却不尽相同。他认为,外国固然要研究,但首先要把中国自己的问题搞清楚,这就要求对中国的复杂情形“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9]后来他在回顾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时说,他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以它作为指导去分析中国的情况。因为,在马克思的书上,并不可能找到中国问题的具体答案。[10]正是对中国实际的强烈的“问题意识”,使毛泽东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理论和认识工具,并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独创性的思想理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以实事求是作为历史起点,也是将其作为逻辑起点的。写作于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的第一篇哲学著作,在该文中,他针对当时党内理论家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的只言片语和照抄照搬共产国际决议、指示的思想倾向,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提出了“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11]的科学命题,初步界定了党的思想路线的科学含义,即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从主观想象出发。毛泽东思想在此后的逻辑展开,就是以这一思想路线作为逻辑基点的。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从毛泽东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来看,无论《反对本本主义》,还是《实践论》、《矛盾论》,或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贯穿其中的主线无不是实事求是。众所周知,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这三方面并不是相互孤立的,而实事求是正是将三者联系起来的核心。首先,群众路线是实事求是的具体应用和基本要求。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直接参与者,只有深入群众,才能真正了解实际。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12]其次,独立自主是实事求是的具体应用和必然结论。历史地来看,独立自主的提出,正是缘于解决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中国革命道路只能是从中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走适合中国实际的路。
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压迫,人与人之间平等互助的社会,是毛泽东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平等与公正,毛泽东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和实践。同时,他希望,人与人之间不仅应具有地位上的平等,还应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只有这样,整个社会才可能达到良性循环。
平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政治范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13]显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中的未来社会就是消灭了一切剥削制度和不平等关系的社会。自从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毛泽东就是把平等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来理解的。
毛泽东思想非常注重经济平等和政治平等,并将其作为社会主义平等的基础性原则。在毛泽东这里,经济平等的基本体现是生产资料公有和按劳分配。只有确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人人占有生产资料,人人在生活资料的分配上机会均等,才能为人们在政治上和社会上享有平等权利奠定基础。因此,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毛泽东将其提到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高度。他认为,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是人与人之间一切不平等的根源。因此,土地改革完成后,在分得土地的农民中出现两极分化的苗头时,毛泽东提出,只有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才能避免农民在暂时的经济平等之后发生两极分化。他坚信,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人们之间经济平等的保障,也将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14]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后,毛泽东仍然关注着经济平等的问题,尤其是按劳分配的问题。他认为,“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这样两个原则,是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内人们决不能不严格地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15]政治平等在毛泽东这里表现为人民民主和反对官僚主义。列宁说过,“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16]而人民当家作主,则是在我国实现广大人民政治平等的最可靠的途径。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但在制度确立之后,是否广大人民的政治平等就一定能得到保障?毛泽东的看法并不乐观。为了防止官僚主义的复生,毛泽东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他一再提醒党的干部,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他说:“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17]当然,毛泽东晚年采取“大民主”的办法解决官僚主义问题并不成功,历史已经证明这样的方法是不科学的,但是,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高度警惕和深刻思考,仍然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在毛泽东这里,平等不应该只是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平等,还应当是社会领域的平等。只有当平等原则充分地贯彻到这三大领域,才构成完整的社会主义平等。他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应是民主的和平等的”[18],应当保障人们平等地享有最基本的权利,应当努力缩小工农、城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社会差别,应当彻底消除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应当坚决反对一切特权。总之,毛泽东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人们在所有社会关系中享有平等的权利、地位的社会。
在毛泽东看来,人民之间不仅应该实现平等,而且应该建立起互相帮助的新型人与人之间关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上存在本质区别,前者强调互助合作和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后者则强调个人独立,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原子化”。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出路,推翻旧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新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19]这样大变动,就是从不平等的、分离的关系,变为平等的、互助的关系。尤其是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为了摆脱贫苦,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20]毛泽东关于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已经为当代中国农村发展的实践所证明。
坚持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是毛泽东思想的特质之一。所谓独立自主,就是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展革命和建设。这既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前提,也是贯穿毛泽东思想各个方面的方法论原则。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就是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顶住共产国际的压力,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其后,又顶住苏联的压力,坚持走自己的路,取得了抗战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开创了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成功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中国革命的胜利证明了独立自主原则的正确性。毛泽东这样总结道:“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开展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建设。建国后,由于面对国际反华势力的封锁,中国在经济、文化、外交等各方面面临着艰苦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下,毛泽东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22]正是在这一路线的指导下,毛泽东开始了对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并依靠自己力量在中国初步建成了完整的比较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并在外交上取得了可贵的成绩。毛泽东不仅把独立自主当作一种原则,更把它当作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在艰难形势下,他用通俗的诗歌语言号召:“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傲霜雪。”[23]毛泽东的号召,充分振奋了民族精神。
作为具有深厚哲学修养的政治家,毛泽东不是就独立自主谈独立自主,而是将其上升到了哲学高度,成为适用于一切领域的方法论原则。独立自主不只是标语口号,或权宜性的政治策略,它不仅是政治原则,也是适用于一切领域的哲学原则。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一个重要方面,它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适用于经济、外交、文化等各个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正如邓小平在总结毛泽东思想这一活的灵魂时所说的:“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24]
艰苦奋斗是毛泽东及与其同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写照,也是毛泽东思想基本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终生号召全党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也终生实践了艰苦奋斗的精神。
毛泽东思想认为,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本色。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从一个弱小的党发展成为执政党,为什么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除了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之外,作风上的优势是非常关键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25]作为“本色”,艰苦奋斗首先指的就是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建国前夕,胜利在望,毛泽东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50年代初期,军队中个别人要求改善待遇,说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则是盐水加酸菜。毛泽东则说,这是好事,“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26]所谓“出政治”,就是指锻炼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立于不败之地的宝贵素质。
在毛泽东看来,艰苦奋斗不仅是一种作风,还是一种传统、一种信念。他说:“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27]他多次讲到长征中共产党的军队怎样风餐露宿,怎样吃树皮树叶,他说:“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28]因此,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不只是按照中共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也是按照中华民族光荣传统的继承者和革命接班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坚持艰苦奋斗,也就是传承民族优良传统和革命优良传统。艰苦奋斗同时也是一种信念。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先驱之所以能够终生奋斗,就是因为他们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1940年,毛泽东在吴玉章同志六十寿辰的祝词中写道:“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29]毛泽东希望,中国共产党人都应该是这样的人——为革命理想孜孜不倦永不停歇的奋斗者。他们将艰苦奋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作为通向美好理想的阶梯。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中提出这样的号召:“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30]
建国后,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强调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也将这一思想贯彻到工作实践中。建国之初,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全国开展了一次主要针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运动共查出贪污分子和犯贪污错误的党员干部120.3万多人[31],并查处了刘青山、张子善这一新中国第一大贪污案。此后,毛泽东又通过多次思想斗争和思想教育运动来坚定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的艰苦奋斗作风。历史地看,在毛泽东领导的二十多年中,党的主流是健康的,尤其是五十年代,无论党风还是社会风气都让人感到“清新优良”[32],人们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与毛泽东领导的时期相比,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因此,艰苦奋斗的精神价值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越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即使将来我们的国家发达了,人民的生活富裕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也不能丢。”[33]
毛泽东思想基本价值观的上述五个方面互相联系,构成了一个整体。服务人民和实事求是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价值观,是毛泽东思想基本价值观最核心的内容,具有根基性意义。平等互助、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则大体上对应于毛泽东思想的经济价值观、政治价值观和精神价值观,但又相互渗透,互相影响。深入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基本价值观,对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思想基础,充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思想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45页。
[4]《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3页。
[5]《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页。
[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6页。
[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9]《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74页。
[10]《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1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页。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4页。
[14]《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97页。
[1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16]《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
[17]《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6页。
[18]《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82-83页。
[19]《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7-268页。
[20]《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9页。
[21]《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22]《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0页。
[23]《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88页。
[2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25][26]《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162页。
[27]毛泽东:《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新中华报》1939年5月10日。
[28]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385页。
[29]《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262页。
[3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2页。
[3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85页。
[3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页。
[33]《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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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行为规范”、“精神实质”和“生态智慧”三个方面对中国古代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加以分析和阐述,指出在“行为规范”方面,儒家所主张的规范可以简略地归纳为主要是一种“时禁”,“精神实质”主要是一种“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的道德理性,而对环境保护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的生态智慧,则是儒家天人同源、道法自然的思想。
关键词:儒家生态伦理思想
0引言
人类经济的迅猛发展固然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和现在活着的人们的物质生活的改善,但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不仅给人类的后代、也给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未来埋下了目前还难于逆料的隐患。这不能不使人多方反省和思考,寻求对策和出路,包括重温古人悠久的生存智慧。
这里所说的“行为规范”是指人们对自然界除人以外的其他生命及万事万物能做些什么和不能做些什么,指在人对待非人的生命和存在的行为上有没有、以及有那些道德约束和限制,这些规范连同直接支持它们的思想和精神就构成了生态伦理的基本内容;“精神实质”则是指使人们遵守这些约束和限制的、属于终极信仰层面上的根本精神和信念。而另一方面,这种精神信仰又很可能不仅仅是支持人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的,同时也是支持人们对他人及社会的态度和行为的,即它可能同时也是一种全面的伦理学、人生哲学或者宗教信仰,是有关人的整个一生和所有生命的根本意义的精神信仰;“生态智慧”则是指与上述两者,尤其是与行为规范有关的思想、理论和观念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所做的充分认识和睿智选择。
1顺应自然、禁弛有秩的行为规范
古代儒家所主张的生态伦理行为规范可以简略地归纳为主要是一种“时禁”。作为一种关注人间社会的维持和人类的普遍生存、而不仅仅是个人修身养性的学说、古代儒家学说不是普遍地禁止或绝对地非议杀生——猎兽或伐树,而是认为人们有些时候可以做这些事,有些时候不可以做这些事。人的生存固然离不开自然物,人在自然界也居主体地位,但人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对它们做任何事情。在此的要义不是完全的禁欲,而是节制人类的欲望。《礼记》“祭义”记载说:曾子曰∶“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又《孟子·梁惠王上》:“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我们可以注意这些话对时令的强调,以及将对待动植物的惜生。不随意杀生的“时禁”与儒家主要道德理念孝、恕、仁、天道紧密联系起来的趋向,意味着对自然的态度与对人的态度不可分离,广泛地惜生与爱人悯人一样同为儒家思想中的应有之义。”
这种“时禁”的另一面自然是“时弛”,但我们注意到,它所直接根据之“时”与其说是以人为中心,按人的需求来安排的,而毋宁说是按照大自然的节奏、万物生命的节律来安排的,亦即按四季来安排的。人固然也在这大自然之中,同样服从这同样的生命的节律,但是,人又毕竟通过文明的各种创制有了一些超越自然制约的可能,人的需求和自然与其他生命的节律有了差距。
对这些“时禁”的规定,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它们主要是一些禁令,是施加于人对自然的某些行为的禁令和限制,不包括诸如现代社会如何采取一种补充、矫正性正义的积极搭救,以及如挽救濒危物种的主动行为,也不包括与动物建立某种忠贞、信任关系的命令,它基本上是一些消极性的限制。第二,它虽对人的行为施加了某些限制,但限制的范围并不很大,并不是全面禁止,而主要是时禁:在春夏生长季节和动植物幼小时的禁令。这些措施在今天的环保工作者看来是相当弱式的,但也要考虑到古代社会也远没有今天这样的生态危机,那时的人还相当程度上自身就处在一种生态相对平衡的自然链条之中。第三,这些禁令看来不仅是对下的,也是对上的,不仅是对民众而言的,也是对君王而言的,甚至可以说,更主要地是约束君主。甚至提出了对君主的严重警告:如果他们做出了诸如坏巢破卵、大兴土木这样一些事情,几种假想的、代表各界的象征天下和平的吉祥动物(凤凰、蛟龙、麒麟、神龟)就不会出来,甚至各种自然灾害将频繁发生,生态的危机也将带来政治的危机。最后,我们可以设想,在儒家那里,在行为规范的方向上,除了人类之中的由父母、兄弟、夫妻、家族到朋友、邻人、乡人、国人、天下人这样一个推爱的圆圈,在人类之外,还有一个由动物、植物到自然山川这样一个由近及远的关怀圆圈,前一个圆圈又优先于后一个圆圈。
2“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的精神实质
儒家生态伦理的精神主要是一种“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的精神,这种精神并非儒家所专有,而是古代中国人一种悠久的生活智慧和对宇宙和自身认识的凝结。《庄子·齐物论》中一段著名的话:“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同一。”就表明了人融自然从自我得道的一种精神境界。
儒家从大人、圣人,从人格的最高理想和最终境界来论述人与天地的合一。而从人性,从人生之初的善端来说,人与天地也是相通的。故孟子提出由人要由“尽心”、“知性”而“知天”,以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人只有如此,也才能称之为“人”,在此人是主动的,但却不是僭越的。一般在这样的场合,亦不专提“天”,而是说“天地”。单提“天”时有最高主宰,规律或命运的意思,而说“天地”则一般是指包容万物的大自然。董仲舒认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并提出一种“天人感应”的理论,宋儒进而把“天人合一”的思想发展出一套精致、全面的宇宙哲学和人生哲学系统。
鉴于当代生态哲学中的争论,我们如果问:古代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是以什么为中心?是人类中心还是生态中心?从前面的叙述看,儒家行为规范方面是紧密联系人事或主要考虑人的利益的,乃至具有强烈的政治劝诫的意味;而其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的思想也并不是独立的宇宙哲学,它是与一种人生哲学联系在一起的,并以后者为重心的道德理性。
3天人同源、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
人既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又是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总是集中表现在人的发展上,如满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提高社会成员自身素质和能力等等。但是,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以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成为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的基本条件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生态伦理思想说明了天地人之间法则的相通,而这种法则并非以人为依归,而是以天地、自然为依归。儒家认为,天地万物虽然形态各异,但它们在本源上是相同的,自然与人类也是平等的关系,正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因此,儒家主张,人们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应充分认识并尊重自然界的规律,让宇宙万物“自足其性”,自然地得到发展,而不横加干涉;人类与天地万物共生共存,就应与天地万物保持和谐。这样,才不会扼杀宇宙的生机,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才会成为可能。如果反其道而“妄作”,对自然界过分掠夺,势必危害人类自身。儒家文化还把万物是否“皆得生息”,也就是环境是否处于自然状态看作是否富足的标志,“天以万物悉生出为富足”,非常强调保护环境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
应该说,当今世界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发展而对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进行过分掠夺而没有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造成的,它正在破坏着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协调平衡发展的辩证关系。要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矛盾状态,维护生态平衡,解决人类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我们当然要依靠今天的高科技手段,但同时也必须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方面有其独特的利用价值。
参考文献:
[1]列文森[美]:《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
[2]唐凯麟,曹刚:《重释传统——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评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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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毛泽东思想的基本价值观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涵:服务人民、实事求是、平等互助、独立自主和艰苦奋斗。五个方面互相联系,构成了一个整体。深入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基本价值观,对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思想基础,充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思想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关 键 词:毛泽东思想 价值观 服务人民 实事求是 平等互助 独立自主 艰苦奋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不仅在世界观上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在价值观上也是如此。因此,毫无疑问,毛泽东思想的基本价值观,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本价值观的理论来源,也是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宝贵思想资源。概括地讲,毛泽东思想的基本价值观,主要体现为以下五个方面的基本内涵: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这一根本宗旨的确立,是与毛泽东及和他同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分不开的。可以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价值观。
毛泽东思想坚信广大人民尤其是劳动人民,是价值创造的主体。谁是价值创造的主体,怎样看待他们的社会地位,这是价值哲学和历史哲学领域的根本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理解完全不同,得出的结论更是大相径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因此,价值创造的主体是广大人民,而不是少数精英。相比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毛泽东更强调人民作为价值创造主体的唯一性和创造主体内部的平等性。他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2]在毛泽东看来,剥削阶级、为剥削阶级辩护的知识精英以及被神化的宗教领袖、“圣人”等等,都不可能是真正的价值创造主体,真正的价值创造主体只能是广大人民。鼓吹“天才论”的唯心论者夸大英雄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而在毛泽东看来,“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3]包括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人民在价值创造上只存在分工的差别,并没有地位的不平等。尤其是党的干部和普通群众之间,更不应该有什么贵贱之别。在毛泽东看来,党的干部不过是群众的“工具”,“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作工具,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4]那种看不起群众、总是以“官员”自居的领导干部,是毛泽东深恶痛绝的。
毛泽东思想认为,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只能是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人和一切剥削阶级和历史唯心主义者存在根本区别,“我们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5],因此,共产党人不能有自己的私利,必须全心全意为广大人民服务。经济上,毛泽东主张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干部应该关心群众生活。尤其是农村干部,应重视土地、劳动生产条件甚至柴米油盐等与老百姓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政治上,毛泽东始终追求的是一种没有阶级剥削、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制度。如何防范领导干部背离人民民主的精神,凌驾于群众之上,是毛泽东终生思考的问题。文化上,毛泽东主张建立起一种真正的“人民文化”,这种文化不只是少数上层人士的专利,而是属于广大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他强调,“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6]两个“最大”的评价标准,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原则。
把客观存在的事物作为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根本出发点,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要求和具体体现。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党人的思想理论,决不是以哪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而不过是历史活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如果“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7]注重事实,从实际出发,归根到底,就是要做到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集中体现和高度概括,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中也有着求真务实、经世致用的传统。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第一次对“实事求是”这一中国古代成语作了新的阐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8]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原理和中国传统的实事求是传统相结合,形成了新的实事求是价值观和实践精神,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的中国化,奠定了党的思想路线基础。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毛泽东青年时期即注重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在长沙求学期间,他曾邀同学“游学”千里,步行考察了长沙周边的五个县。面对当时许多同学出国留学,毛泽东的看法却不尽相同。他认为,外国固然要研究,但首先要把中国自己的问题搞清楚,这就要求对中国的复杂情形“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9]后来他在回顾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时说,他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以它作为指导去分析中国的情况。因为,在马克思的书上,并不可能找到中国问题的具体答案。[10]正是对中国实际的强烈的“问题意识”,使毛泽东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理论和认识工具,并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独创性的思想理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以实事求是作为历史起点,也是将其作为逻辑起点的。写作于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的第一篇哲学著作,在该文中,他针对当时党内理论家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的只言片语和照抄照搬共产国际决议、指示的思想倾向,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提出了“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11]的科学命题,初步界定了党的思想路线的科学含义,即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从主观想象出发。毛泽东思想在此后的逻辑展开,就是以这一思想路线作为逻辑基点的。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从毛泽东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来看,无论《反对本本主义》,还是《实践论》、《矛盾论》,或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贯穿其中的主线无不是实事求是。众所周知,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这三方面并不是相互孤立的,而实事求是正是将三者联系起来的核心。首先,群众路线是实事求是的具体应用和基本要求。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直接参与者,只有深入群众,才能真正了解实际。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12]其次,独立自主是实事求是的具体应用和必然结论。历史地来看,独立自主的提出,正是缘于解决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中国革命道路只能是从中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走适合中国实际的路。
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压迫,人与人之间平等互助的社会,是毛泽东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平等与公正,毛泽东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和实践。同时,他希望,人与人之间不仅应具有地位上的平等,还应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只有这样,整个社会才可能达到良性循环。
平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政治范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13]显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中的未来社会就是消灭了一切剥削制度和不平等关系的社会。自从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毛泽东就是把平等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来理解的。
毛泽东思想非常注重经济平等和政治平等,并将其作为社会主义平等的基础性原则。在毛泽东这里,经济平等的基本体现是生产资料公有和按劳分配。只有确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人人占有生产资料,人人在生活资料的分配上机会均等,才能为人们在政治上和社会上享有平等权利奠定基础。因此,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毛泽东将其提到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高度。他认为,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是人与人之间一切不平等的根源。因此,土地改革完成后,在分得土地的农民中出现两极分化的苗头时,毛泽东提出,只有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才能避免农民在暂时的经济平等之后发生两极分化。他坚信,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人们之间经济平等的保障,也将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14]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后,毛泽东仍然关注着经济平等的问题,尤其是按劳分配的问题。他认为,“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这样两个原则,是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内人们决不能不严格地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15]政治平等在毛泽东这里表现为人民民主和反对官僚主义。列宁说过,“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16]而人民当家作主,则是在我国实现广大人民政治平等的最可靠的途径。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但在制度确立之后,是否广大人民的政治平等就一定能得到保障?毛泽东的看法并不乐观。为了防止官僚主义的复生,毛泽东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他一再提醒党的干部,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他说:“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17]当然,毛泽东晚年采取“大民主”的办法解决官僚主义问题并不成功,历史已经证明这样的方法是不科学的,但是,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高度警惕和深刻思考,仍然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在毛泽东这里,平等不应该只是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平等,还应当是社会领域的平等。只有当平等原则充分地贯彻到这三大领域,才构成完整的社会主义平等。他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应是民主的和平等的”[18],应当保障人们平等地享有最基本的权利,应当努力缩小工农、城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社会差别,应当彻底消除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应当坚决反对一切特权。总之,毛泽东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人们在所有社会关系中享有平等的权利、地位的社会。
在毛泽东看来,人民之间不仅应该实现平等,而且应该建立起互相帮助的新型人与人之间关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上存在本质区别,前者强调互助合作和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后者则强调个人独立,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原子化”。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出路,推翻旧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新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19]这样大变动,就是从不平等的、分离的关系,变为平等的、互助的关系。尤其是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为了摆脱贫苦,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20]毛泽东关于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已经为当代中国农村发展的实践所证明。
坚持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是毛泽东思想的特质之一。所谓独立自主,就是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展革命和建设。这既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前提,也是贯穿毛泽东思想各个方面的方法论原则。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就是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顶住共产国际的压力,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其后,又顶住苏联的压力,坚持走自己的路,取得了抗战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开创了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成功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中国革命的胜利证明了独立自主原则的正确性。毛泽东这样总结道:“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开展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建设。建国后,由于面对国际反华势力的封锁,中国在经济、文化、外交等各方面面临着艰苦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下,毛泽东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22]正是在这一路线的指导下,毛泽东开始了对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并依靠自己力量在中国初步建成了完整的比较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并在外交上取得了可贵的成绩。毛泽东不仅把独立自主当作一种原则,更把它当作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在艰难形势下,他用通俗的诗歌语言号召:“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傲霜雪。”[23]毛泽东的号召,充分振奋了民族精神。
作为具有深厚哲学修养的政治家,毛泽东不是就独立自主谈独立自主,而是将其上升到了哲学高度,成为适用于一切领域的方法论原则。独立自主不只是标语口号,或权宜性的政治策略,它不仅是政治原则,也是适用于一切领域的哲学原则。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一个重要方面,它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适用于经济、外交、文化等各个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正如邓小平在总结毛泽东思想这一活的灵魂时所说的:“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24]
艰苦奋斗是毛泽东及与其同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写照,也是毛泽东思想基本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终生号召全党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也终生实践了艰苦奋斗的精神。
毛泽东思想认为,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本色。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从一个弱小的党发展成为执政党,为什么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除了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之外,作风上的优势是非常关键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25]作为“本色”,艰苦奋斗首先指的就是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建国前夕,胜利在望,毛泽东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50年代初期,军队中个别人要求改善待遇,说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则是盐水加酸菜。毛泽东则说,这是好事,“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26]所谓“出政治”,就是指锻炼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立于不败之地的宝贵素质。
在毛泽东看来,艰苦奋斗不仅是一种作风,还是一种传统、一种信念。他说:“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27]他多次讲到长征中共产党的军队怎样风餐露宿,怎样吃树皮树叶,他说:“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28]因此,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不只是按照中共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也是按照中华民族光荣传统的继承者和革命接班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坚持艰苦奋斗,也就是传承民族优良传统和革命优良传统。艰苦奋斗同时也是一种信念。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先驱之所以能够终生奋斗,就是因为他们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1940年,毛泽东在吴玉章同志六十寿辰的祝词中写道:“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29]毛泽东希望,中国共产党人都应该是这样的人——为革命理想孜孜不倦永不停歇的奋斗者。他们将艰苦奋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作为通向美好理想的阶梯。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中提出这样的号召:“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30]
建国后,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强调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也将这一思想贯彻到工作实践中。建国之初,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全国开展了一次主要针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运动共查出贪污分子和犯贪污错误的党员干部120.3万多人[31],并查处了刘青山、张子善这一新中国第一大贪污案。此后,毛泽东又通过多次思想斗争和思想教育运动来坚定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的艰苦奋斗作风。历史地看,在毛泽东领导的二十多年中,党的主流是健康的,尤其是五十年代,无论党风还是社会风气都让人感到“清新优良”[32],人们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与毛泽东领导的时期相比,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因此,艰苦奋斗的精神价值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越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即使将来我们的国家发达了,人民的生活富裕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也不能丢。”[33]
毛泽东思想基本价值观的上述五个方面互相联系,构成了一个整体。服务人民和实事求是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价值观,是毛泽东思想基本价值观最核心的内容,具有根基性意义。平等互助、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则大体上对应于毛泽东思想的经济价值观、政治价值观和精神价值观,但又相互渗透,互相影响。深入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基本价值观,对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思想基础,充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思想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45页。
[4]《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3页。
[5]《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页。
[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6页。
[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9]《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74页。
[10]《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1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页。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4页。
[14]《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97页。
[1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16]《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
[17]《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6页。
[18]《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82-83页。
[19]《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7-268页。
[20]《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9页。
[21]《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22]《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0页。
[23]《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88页。
[2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25][26]《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162页。
[27]毛泽东:《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新中华报》1939年5月10日。
[28]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385页。
[29]《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262页。
[3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2页。
[3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85页。
[3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页。
[33]《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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