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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党的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做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从10个方面绘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蓝图。报告不仅在第一、第二、第三部分分别论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成就、重要地位、重要目标,而且在第八部分用整整一部分的宏大篇幅,全面深刻论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各方面内容,从而完整描绘了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蓝图。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工业发展的程度越来越深,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也越来越严重,当下,正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环境问题的时刻,我们必须意识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新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一大重要的奋斗目标,而要想建设小康,那么就不得不走生态文明社会的道路。在党的十七大上,生态文明的要求明确被写在了党的政治报告上,这是我们党在领导人民建设的过程中更深一层次的理解与认识。探讨生态文明的建设,不仅是对于其本身有好处,同时也会让人民更进一步地了解生态文明的内涵,提高全民对于建设的积极性。
人类在生产、发展中,以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发展关系为目标发展,就是生态文明意识的体现,生态文明是整个人类文明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我们由这种对于文明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变迁中得出,影响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直接因素是人在思想意识中,将哪一方摆在第一性体现的。当原始社会的人类对自然保持着敬畏之心的时候,人类与自然表现的是和谐共处的关系。而在工业文明的时期,在生态文明的哲学理论中都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主的。二十世纪的生态哲学家们大多依据经验论、唯理论的传统,以人类中心主义评判人与自然的问题。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认为人类是自然的统治者,而自然就是用以给人类进行发展利用的客体。
因此,工业文明发展的前期,人们对生态环境并不重视,以大量牺牲生态环境换取科学进步的思想大力改造自然,对自然环境做出了极大的毁坏。许多人否定了发展的整体性,认为可以先污染环境,发展完后再进行治理,根本不明白环境破坏的不可还原性。这种工业文明发展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严重地威胁着现代人的生存与发展。
当生态危机愈演愈烈时,人类再也无法忽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终于开始正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们开始对工业文明的发展进行反思,思考生态文明的建设。
2.1唯物法探究
现代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中明确指出,人应当认识和尊重自然规律,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说过,人本身就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在人的身上同时存在着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能动性的体现是通过人类对于自然的改造所创造出来的实践成果体现的,自然在被人类利用的时候呈现出。但我们要知道,不管人类再如何实践,都不能创造出物质的本身,都要受到自然的约束。人类的受动性体现在人类依靠自然生活,受自然界的支配人类的肉体与精神生活和自然界相连,前者是后者的一部分。人类由大自然孕育,依靠自然界中的资源环境生存,大自然就如同人类的母亲,人类与社会永远都不可能脱离自然。因此,人类对自然界的破坏就是人类对自己母亲的伤害,人类如何对待自然,自然也会同等地对待人类。
2.2辩证法探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指出,社会、人、自然这三者之间存在的关系是相互协调联系的,其中三者也存在着相互之间的制约。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完成交换的活动,人们的交换行为形成了社会,然而生产的原料又是从自然中获取的,因此,人与自然发生关系是在社会关系的范围内的,三者之间的联系是密不可分的。由于这种联系性,我们无论从事任何实践研究活动都不能片面地从单一的角度入手,必须把三者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考察。当下的世界,各种生态危机频出就是由于人们没有认识到三者之间本是有联系的,只是一味地注重物质文明,把人、社会、自然三者之间的关系割裂了,这致使生态危机愈演愈烈。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这种割裂了三者关系的异化资本主义社会是绝对无法长存的,人与自然必须平等共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辩证法中的普遍联系和发展的观点成为了发展生态文明的核心方法论。
生态文明倡导可持续发展原则,将人与自然的地位视作平等,将工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相统筹,力求二者和谐发展。在人的身上同时存在着生物属性与社会属性。其生物属性要求人类按自然规律生存,做到与自然的统一。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关系就要求我们,不能肆意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去破坏自然,而要积极有效地树立生态文明理念,自觉维护生态平衡。
因此要建立一种以生态文明作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发展的文明形态的观念。生态文明不仅是人与自然、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的生存方式,它将社会发展的辩证规律和自然发展的辩证规律做到了高度的统一。
现在的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共同面临的严峻考验。在工业发展中,生态问题的产生有时候有一定的不可避免性,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发展时是否拥有足够的生态意识,要自觉地往缓解生态问题的方向去考虑。改革开放后,我们的工业化进程中出现了很多环境污染的问题,我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这就不可避免的产生了资源短缺的情况,人类与环境的矛盾日益凸显。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必须科学运用唯物辩证法应对生态问题,生态文明的建设一定要深入人心。我们不仅要大力号召人们,摒弃人类中心主义,要把自己视为自然的一员,同等地看待环境,将改造环境的观念转变为与自然和谐共存,平等交流,人与自然应当要建立合作伙伴的关系。要意识到,人类永远不能征服自然,生态文明的建设关系到全人类的长远生存,因此这并不是某一个国家能独立实现的,需要世界各国一起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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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就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这个问题涉及我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质的理解。在古代政治哲学中,道德与政治是直接同一的,在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发展中,出现了政治与道德相疏离的倾向,而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则普遍确认政治正义的道德依据。事实上,无论是道德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具有建立和维护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功能,因此表现出道德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性。
关键词:政治哲学;伦理学;政治与道德的关系
在西方学界,政治哲学的复兴是以罗尔斯在20世纪70年代初发表的《正义论》为标志的,而在我国学界,政治哲学研究进入活跃状态已是21世纪的事情,晚于欧美近三十年。因此,在我国,政治哲学仍然属于新兴的研究领域,这自然会带来对政治哲学的学科性质的讨论。在这个讨论中,厘清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尤为重要。因为这个关系不仅涉及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同时也涉到我们对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的内在相关性的理解,更涉及我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质的理解。在笔者看来,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从最一般意义上说,“善”是道德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是伦理学的最高范畴;“正义”是政治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是政治哲学的最高范畴。但无论是道德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具有建立和维系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功能,而无论是“善”还是“正义”都代表着一种体现健全人格和健康社会的正面价值,因此对“善”的追求和对“正义”的追求,无论是在伦理学中还是在政治哲学中,都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表现出道德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性。本文试图通过概要地梳理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来阐释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粗浅理解。
无论是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还是在古希腊哲学中,有关政治问题的哲学思考都属于伦理学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在古代哲人看来,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来自于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为政者必须是善者,这一点在古代哲人那里是不言而喻的。在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中,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统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的道德品行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政治的兴衰。如果统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顾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而将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导致政权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生活共同体的瓦解。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从其主要内容上看,就是一种包含政治学说在内的伦理道德学说。在这种学说中,政治的最高境界同时即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即“仁政”。儒学创始人孔子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意就是说,为政者必须良善正直,才有可能避免臣民的邪恶。道德上的正直和政治上的正义均是“道义”本身的基本内涵。离开了“道义”,不仅无从判断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的是是非非,而且会造成政治秩序的混乱,并最终导致天下大乱。孟子更注重人的道德品性与政治的关系。他强调人性在根本上是“善”的;人性的善就表现为每个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即“仁心”;而君王有不忍人之心,就会有不忍人之政,即“仁政”。所以,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人有“仁心”若能“推恩”,便可使道义原则广布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在古希腊政治哲学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是最为卓越的。尽管他们二人对诸多政治问题的理解存在着很大差异,但他们都把“善”或“至善”作为政治活动、国家生活的最高目标,也是衡量政治行为和人的政治品质的最终标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也是从“善”的理念中获得最终的依据。如柏拉图所说:“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识问题,关于正义等等的知识只有从它演绎出来的才是有用的和有益的。”柏拉图在他的著名著作《理想国》中就是把正义作为他的国家学说的核心理念,这使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对正义概念进行理论探讨的政治哲学家。在他看来,一个城邦(国家)主要由三个阶层的人构成,即统治者(护国者)、辅助者(保卫者或武士)和农耕商人,每种人在城邦中都做最适合他的天性的事情,互不干扰,这是构成城邦的原则。所谓“正义”就在于符合这个原则,即“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同时,正义就是智慧与善。城邦的“正义”主要体现为“智慧”、“勇敢”和“节制”这三种美德。其中,“智慧”是属于城邦统治者的美德,“勇敢”是属于城邦保卫者的美德,而“节制”则是属于城邦中所有人的美德。因此,正义的城邦就应当是“善”的,“这个国家一定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和正义的”。
柏拉图还确信,城邦的正义与个人的正义具有一种同构性。国家有三个部分,每个人的灵魂也有三种品质,这就是“理性”、“激情”和“欲望”。当人的这三种品质彼此友好和谐,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由它领导而不反叛,这样的人就是有节制的人。这种人能够“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内秩序井然,对自己友善”。他们能够带来城邦的和谐。
亚里士多德同样把“至善”理解为人们组成城邦所要达到的目的。所以,他在《政治学》一书中,开篇就说:“所有城邦都是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因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着他们所认为的善),很显然,由于所有的共同体旨在追求某种菩,因而,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这种共同体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谓“至善”就是“追求完美的、自足的生活”,因而也就是“公正”或“正义”。既然城邦的最高目的是至善,那么“公正”就是为政的准绳。他说:“人一旦趋于完善就是最优良的动物,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公正就会堕落成最恶劣的动物。不公正被武装起来就会造成更大的危险,人一出生便装备有武器,这就是智能和德性,人们为了达到最邪恶的目的有可能使用这些武器。所以,一旦他毫无德性,那么他就会成为最邪恶残暴的动物,就会充满淫欲和贪婪。公正是为政的准绳,因为事实公正可以确定是非曲直,而这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秩序的基础。”
在古代哲学中,政治哲学之所以从属于伦理学,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就建立和维系社会生活秩序而言,习俗、习惯和道德作为生成和维系秩序的文化机制要比法律、政治制度久远得多。习俗、习惯和道德是在人们的共同生活的漫长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系列有效的行为规则以及解释这些行为规则的观念。这些行为规则和观念经过长期的演化过程已经固化到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甚至深深地植根于人们心理结构下意识层面中,成为社会秩序的深层机制。法律、政治制度通常是阶级、国家产生以后才形成的社会规范,因而法律、政治制度等的产生也就标志着文明社会的开始。但是法律和政治制度与社会习俗、道德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习俗和道德构成了社会秩序的深层机制,因而法律和制度的制定和施行就必须与这些习俗和道德保持基本的一致。事实上,大部分法律和制度都是通过立法程序和政治过程而将那些对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总体秩序至关重要的习俗和道德规范法律化、制度化。因此,法律和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习俗和道德。离开了习俗和道德,政治问题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其二,在古代哲人看来,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也来自于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在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中,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统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的道德品行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政治的兴衰。如果统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顾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而将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导致政权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共同生活的瓦解。柏拉图之所以在《理想国》中呼吁让哲学家出任国家统治者,就是因为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家的最高追求就是至真、至善的理念,因而能够将“善”作为自己的执政标准,他们不看重浅近的物质利益,也不在乎手中的权力,因而较之其他人更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和社会良好风尚的建树。
其三,政治哲学对政治问题的考察和研究必然带有一定的价值取向,而这种价值取向归根到底来自于道德原则。也就是说,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的根据并不在于政治活动自身,而在人们最基本的道义原则中。因此,只有伦理学才能为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提供形而上学的终极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伦理学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具有绝对意义的“善”,是所有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归宗。
在欧洲传统政治学说中,确信“善”与“正义”、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始终占据主流地位。特别是在中世纪,由于宗教神学和罗马教会的强权统治,使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采取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形态,即作为“至善”的神是王权或国家权力的全部根据。然而,到了中世纪末期,教权的腐败、王权的专制、教权与王权之间的矛盾以及宫廷内部围绕权力展开的争斗等等,使人们越来越难以看到,也越来越难以相信政治统治的良善本性,并逐渐对“政治植根于道德”这一传统观念产生怀疑。
最先对这一传统政治观念提出挑战的是文艺复兴时期著名政治理论家马基雅维里。他在《君主论》一书中干脆把政治统治与道德本性剥离开来,提出一种“用目的说明手段正当”为原则的政治无道德论。马基雅维里是中世纪晚期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从政治理想上说,他崇尚共和政体,认为共和政体有助于促进社会福利,发展个人才能,培养公民美德。但面对当时意大利人性堕落、国家分裂和社会动乱的状态,他认为实现国家统一社会安宁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建立强有力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他看来,人是自私的,追求权力、名誉、财富是人的本性,因此人与人之间经常发生激烈斗争,为防止人类无休止的争斗,国家应运而生,颁布刑律,约束邪恶,建立秩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君主应当不图虚名,注重实际,只要能够达到目的,无需考虑手段的道德性质。残酷与仁慈、吝啬与慷慨,都要从实际出发,即所谓“明智之君宁蒙吝啬之讥而不求慷慨之誉”。所以他在《君主论》中说,君主“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君主“如果有必须的话,他就要懂得怎样走上为非作恶之途”。“当君主认为“如果没有那些恶性,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的话,那么也就不必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一些事情看来是恶行,可是如果照着办了却能给他带来安全与福祉。”这就是说,政治统治的正义是用其最终目的和效果来说明的,一切与此无关的道德都应该被抛弃。基于这种观点,马基雅维里明确地把政治学当作一门实践学科,将政治和伦理区分开,把同家看作纯粹的权力组织。可以说,他是近代第一个使政治学独立于伦理学的思想家,因而有资产阶级政治学奠基人之称。
当然,在近代政治哲学中,马基雅维里的这种比较极端的政治学观点并不多见。多数政治哲学家并不否认政治合法性本身所蕴含的道义原则。这特别体现在近代法学和政治学有关自然法的讨论中。所谓自然法不过是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原则,如“各有其所有,各偿其所负”(格劳修斯),“既受他人恩施之惠,就应努力使他不因施惠而自悔”(霍布斯)等。当然,自然法的内容应当是什么,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但不管怎样,自然法所涉及的就是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原则,法律和政治行为如果不符合自然法的要求,就是不合理的、不合法的。因为“自然法”本身就被理解为维系社会共同生活的最基本的尺度,没有这些基本要求或不符合这些基本要求,社会生活就建立不起来,即便建立起来也维持不下去。
但问题在于,如何才能使自然法成为共同的生活准则而不致于被个人的任意性所破坏?人性中是否具有足以使自然法得以贯彻的道德根基?对于这样的问题,近代思想家则比较普遍地表现出对人的德性能力的不信任,即便不否认道德良善的重要性,但也不把政治正义的实现寄希望于人的道德品性。如英国哲学家霍布斯从人性本恶的基本立场出发,干脆否认了人凭其本性执行自然法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尽管自然法是理性法则,但人的趋利避害的自私本性使人倾向于不愿接受自然法的约束,因此,要使自然法行之有效,就必须依靠具有强制力的政治权力。他说:“正义的性质在于遵守有效的信约,而信约的有效性则要在足以强制人们守约的社会权力建立以后才会开始,所有权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按照霍布斯的这一观点,政治的正义与其说是根源于人性的善,不如说是为了防范人性的恶。
稍晚于霍布斯的英国哲学家洛克不同意人性本恶的说法,而是认为人天生就是要过社会生活,这就决定了最初的“自然状态”应当是一种社会生活的状态,一个自由、平等的状态。在自然状态中,人们根据自己的愿望行动,并受理智的约束,在理性的范围内,其行动服从自然的道德律,这就是“自然法”。洛克还认为,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有根据自然法来惩罚违反自然法的人的权利和要求犯罪人作出赔偿的权利,这就是所谓的自然权利。由此看来,洛克既肯定了自然法是一种道德律,又肯定了个人执行自然法的正当权利,但他同样认为,政治的正义不可能直接从这种自然法和自然权利中产生。因为,尽管在自然状态中,人们的行为是受理性的自然法约束的,但人们的行为却常常是非理性的,这就造成了自然状态的种种缺陷,其中最主要的缺陷是:第一,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种确定的、规定了的、众所周知的法律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和裁决纠纷的共同尺度,从而使有些人由于利害关系而心存偏见,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理解和运用自然法。第二,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个有权依照既定的法律来裁判一切争执的知名的和公正的裁判者。每个人以自然法的裁判者和执行者自居,而又偏袒自己,这就使他们的裁决因情感和报复之心而超越正当的范围。第三,在自然状态中,往往缺少权力来支持正确的判决,使它得到应有的执行。这就是说,在自然状态下,人们无法解决在理解和执行自然法方面所产生的分歧,这就易于导致战争状态。要避免可能发生的战争状态,就必须走出自然状态,组成公民社会和公民政府,把每个人执行自然法的自然权利交给这样的政府,通过颁布和执行确定的、众所周知的、大家共同接受的法律,来维护自然法和自然赋予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他说:“虽然他在自然状态中享有那种权利,但这种享有是很不稳定的,有不断受别人侵犯的威胁。既然人们都像他一样有王者的气派,人人同他都是平等的,而大部分人又并不严格遵守公道和正义,他在这种状态中对财产的享有就很不安全、很不稳妥。这就使他愿意放弃一种尽管自由却是充满着恐惧和经常危险的状况;因而他并非毫无理由地设法和甘愿同已经或有意联合起来的其他人们一起加入社会,以互相保护他们的生命、特权和地产,即我根据一般的名称称之为财产的东西。”
霍布斯和洛克的上述观点在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诸多学派中是很普遍的。近代欧洲正处在由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过渡过程中。而市场经济是以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最大限度地追求私人利益为内在驱动力的,这就必然要求个人的私有财产权利得到国家和法律的保护。不管这种私人财产权利被理解为来自于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如霍布斯),还是被理解为来自于人的劳动(如洛克),或者被理解为私有财产制度的产物(如卢梭),私人财产权利都是不能被取消,不能被侵犯的。这也是近代政治思想家竭力予以肯定的自由平等权利的核心内容。因此,在近代政治思想家们看来,要保护私有财产权利,防止相互侵犯,靠人们的善良意志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将私有财产权利以法律的形式确立起来,并使之得到有强制力的国家的保护。因而在近代大多数政治哲学家看来,道德的良善和政治的正义并不是直接同一的,后者总是在前者不起作用的地方才能发生。这样,政治思想家们在人们角逐私利的行为中难以相信道德意识本身可以产生积极的政治后果,同时又在自由平等的理想之下寻求实现正义的政治途径。
道德与政治之间的这种疏离使政治思想家们越来越倾向于把政治生活或国家政府之类的问题当作独立的研究领域,探讨政治过程、政治生活、政治制度、政治策略的性质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特别是在19世纪后半叶,随着各门社会科学的普遍兴起,政治问题的研究也逐渐被纳入科学研究的轨道。诞生了作为实证科学的政治学。
当政治学成为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以后,政治哲学一度衰落,政治问题的探讨逐渐被纳入实证科学的轨道,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将道德问题从政治视野中排除出去。并且受“唯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政治学界一度对政治哲学采取漠视的态度,认为政治哲学所关注的价值判断,没有严格的确定性,只能各执己见,莫衷一是,不可能是真正的科学,因而不值得重视。这种情况延续了几乎一个世纪。应当说,把政治生活作为独立的对象,从“事实”的意义上加以研究的确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从政治生活的总体上说,排除道德问题的或忽视“价值”维度的思考,又是十分片面的。在现实的政治活动中,事实与价值是不可分离的。从客观事实上说,人类的政治生活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有机体,它在任何一个历史起点上的未来演化趋势都具有多种可能性,而哪一种可能性能够变成现实,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体的价值选择。在这种价值选择中,人们对于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平等与自由等道德原则的理解显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决定了人们的历史活动所具有的基本目的和所要采取的基本步骤。正是由于这一点,罗尔斯在试图通过对政治正义的思考来解决政治过程所面临的各种困难问题时,也指明了政治哲学对于伦理学的从属性。他说:“政治哲学有它自己的明确特征和问题。作为公平的正义是针对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结构这个具体问题而言的一种政治正义观念。就此而言,它的范围要比统合性的哲学和道德学说狭窄得多,诸如功利主义、至善主义、直觉主义以及其他的学说。它关注的是(以基本结构形式存在的)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不过是道德问题的一部分。”
在罗尔斯看来,如果我们把社会看作是一个公民平等参与的公平的合作系统,那么这种平等的基础就是拥有最低限度的道德能力。因此他确信,作为公平的正义将公民视为从事社会合作的人,这种人拥有两种道德能力,“一种道德能力是拥有正义感(sense ofjustice)的能力:它是理解、应用和践行(而不是仅仅服从)政治正义的原则的能力,而这些政治正义的原则规定了公平的社会合作条款。”“另一种道德能力是拥有善观念(conception of good)的能力:它是拥有、修正和合理地追求善观念的能力。这样一种善观念是由各种终极目的和目标组成的有序整体,而这些终极目的和目标规定了一个人在其人生中被看作最有价值的东西,或者被视为最有意义的东西。”因此,罗尔斯高度注重政治的正义与道德能力的关系,他在《正义论》中这样说:“我希望强调,正义观只是一种理论,一种有关道德情感(重复一个十八世纪的题目)的理论,它旨在建立指导我们的道德能力。或更确切地说,指导我们的正义感的原则。”
不独罗尔斯这样看,几乎所有的当代政治哲学家都这样看。与罗尔斯齐名的当代政治哲学家诺齐克,尽管他在有关政治正义的理解上与罗尔斯有着尖锐的对立,而主张一种极端的自由主义,但他同样明确地强调,道德哲学为政治哲学既提供了背景又确定了边界。而具有约束力的道德禁令就是国家强制力的最根本的合法性源泉。《当代政治哲学》的作者金里卡也认为,在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有一种根本性的关联,政治哲学关注的焦点是那些使得公共机构的运作具备合法性的道德义务,公共责任和私人责任的内容和界限,都必须诉求更深刻的道德原则才能确定。他说:“对公共责任的任何解释都必须契合更宽广的道德框架:这种道德框架既要能够容纳又要能够说明我们的私人责任。”
从以上对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的历史梳理,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政治哲学在当代的复兴包含着人们对政治生活的道德价值的重新理解。这一点,在我国学界还是相当模糊的。不少学者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普遍的法治社会,依法治国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因此,确立治理社会的道德原则似乎是不合时宜的事情。这些学者也许并不否认道德建设的重要性,但却在观念上把道德建设与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看成是不同的过程。他们忽视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任何政治生活都有其道德基础,至少在本质上包含着道德原则在其自身之中。至于法制建设,更是如此,正如美国伦理学家麦金太尔所说:“只有那些具有正义德性的人才有可能知道怎样运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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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事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和积极成效。2012年11月,党的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做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从10个方面绘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蓝图。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文明是相对于野蛮而言的。迄今为止人类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等等。但从生产方式角度看的以往的文明,其着眼点主要是生产力的提高,人类物质生活的改善。这无可厚非。因为在生产力水平很低或比较低的情况下,人类对物质生活的追求总是占第一位的。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人类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工业文明造成的环境污染,资源破坏,沙漠化,“城市病”等等全球性问题的产生和发展,人类越发深刻地认识到,物质生活的提高是必要的,但不能忽视精神生活;发展生产力是必要的,但不能破坏生态;人类不能一味地向自然索取,而必须保护生态平衡。
所谓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式。它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主旨,以可持续发展为根据,以未来人类的继续发展为着眼点。这种文明观强调人的自觉与自律,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融。这种文明观同以往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有着明显的不同点:生态文明突出生态的重要,强调尊重和保护环境,强调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必须尊重和爱护自然,而不能为所欲为。生态文明并不是要求人们消极地对待自然,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而是在把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地能动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一)人与自然应协调发展
自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得到空前提高,人们最大限度地改造自然,以获得物质上的满足。就在人类肆无忌惮地征服自然时,世界各地都凸显出各种不同程度的环境问题,它直接威胁人们的生命和财产,环境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心的焦点。
环境问题,其本质就是指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人靠自然界生活……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其他动物不同,动物只能消极、被动地适应自然,而人可以能动地改造自然。自然先于人的存在,而劳动是将人与自然联系起来的纽带。首先,劳动肯定是以自身的实践活动来实现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这说明了人对自然界有依赖性,并且也充分地肯定了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其次,劳动会存在于特定的社会形式中,这就使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随着劳动的发展日趋密切和丰富起来.。显然,人类劳动的社会性彻底把人和自然区别开来,人虽然源于自然,但又不等同于自然。人对自然的依赖性预示着人要遵循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而人作为区别于自然的存在,也可以在不违背自然法则的前提下改造自然,做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二)人的实践活动应符合客观规律
人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生产实践是其他一切实践的基础,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同时,客观地要求我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的确,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离不开自然界的,衣、食、住、行都源于自然,并且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促使人类不断进行革命,三次科技革命帮助人类更好地认识自然、掌控自然,方便了人们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自然改造,使自然更好地顺应人的意志,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实践无论是对自然还是对人类的作用都具有两重性,这也就要求人们在实践时,不仅要考虑主体人的利益和需要,还要考虑对自然的利弊问题,以及要预测某种实践后自然对人类的回馈问题。当然,这也不是要求人类对自然逆来顺受。人类在实践活动中,要充分认识、利用客观规律,在不违背自然法则的前提下改造自然,服务社会,造福人类。
(三)正确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人类要想生存和繁衍下去,就必须同自然打交道。实践是将人和自然联结起来的纽带,在实践中,人是认识、改造的主体,自然则是被认识和被改造的客体。从这个角度看,人与自然是主客体关系,因此,坚持人的主体性原则,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类为了社会美好的明天,更应积极主动地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大力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利用科技本身的力量带领人类走出自然困境,人类可以开发新的绿色能源;通过新技术、新设备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或资源的循环使用率……
总之,人与自然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统一体。人在自然面前具有能动性,自然的本性和规律又制约着人。人在实践中应坚持主体性原则,但又不能将人视为“宇宙的中心”。人类应为社会的发展而大力发展经济和生产力,但又不能忽视自然因素,更不可以将人类的发展建立在牺牲自然环境的基础之上。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要在充分认识自然、认识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正确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让自然和社会在平衡和谐的态势中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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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既是知识体系,又是意识形态。哲学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以抽象的概念体系来反映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现实的社会运动,体现特定的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愿望和要求。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哲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存在主义哲学与非连续性教育
(一)人发展的非连续性
就人的发展一般过程而言,生命会按照一定的方向和预定的目的,持续、不间断、呈一定规律性地发展下去。但由于个体存在的多样性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复杂多变,人并非总是按照既定的路线去发展。在人的连续发展过程中,常常存在一些突如其来的事件和不可预测的外在因素,引起生命发展顺序的局部中断、停止或转向。这些非连续性的发展主要发生在与理性思维相对的非理性领域里,例如人情感的突然转变、兴趣上的转向等,一次偶然的事件、一场特殊的经历都可能会突然改变人原本的情感、愿望和兴趣。“世界上没有规定人的本质的天然规则,人必须自己创造自己。人是一种具有主体生命的设计者,他在自己的选择、决定和行动中创造自己,成为自己。”因此,人的发展是非连续性的自我生成或自我创造。海德格尔将此在生存状态分为本然的存在状态与非本然的存在状态。通常情况下人们会选择以非本然的状态存在,通过压制自己的个性而与他人保持一致,从属于他人,将自己隐藏于大众的决策意见中,拒绝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逃避做出自我抉择,与公众的想法亦步亦趋,此种状态被称为沉沦。在这种状态下,只有通过彻底的转变和飞跃才能达到本然的存在状态,进行非连续性的自我创造或自我生成。斯普朗格由此提出,可以通过“觉醒”的形式实现自我飞跃式的非连续性发展。他认为觉醒是生命过程中非连续性、非阶段性的瞬间生成,是人在某一时刻的突然顿悟。博尔诺夫对此加以发展,意识到一时的“觉醒”对克服生存危机的重要性。
(二)非连续性教育思想
德国现代教育学家博尔诺夫批判性地吸收发展了存在主义哲学与文化教育学派的非连续性教育思想,并基于此发展形成自己的教育思想。传统的教育学理论往往把教育看作是一系列连续的活动,儿童是在这种连续的教育活动中循序渐进、不断趋向完善的。博尔诺夫将以往的传统教育观点归结为两种典型,一种是积极塑造的工艺学观点,一种是消极的顺其自然的器官学观点。前者把学生看作是随意加工的原始材料,教育者可以按照一定的目的对其进行塑造,后者认为学生自身的发展有其内部的发展规律,应不受外界的干扰和控制,因此,教育不能随便干涉学生自身自由的发展。由此,博尔诺夫指出:“且不论教育的本质是积极的塑造还是自发的发展,有一点对这两种看法来说是一致的,这就是教育活动的连续性。”可以看出,博尔诺夫肯定人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连续性的假设,并指出以往的教育是按照确定的目的和已知的规律去塑造培养人,因此对于儿童施加的教育便是连续性的,这种观点基本揭示了教育过程的本质。但在他看来,这并不全面,教育者还需承认和充分重视非连续性因素如危机、唤醒、告诫、号召和遭遇等在教育过程中的客观存在,否则,它将必然干扰甚至导致教育的失误或失败。“在人的生活中会有一些突然出现的、非连续性的事情,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些事件纯粹的视为外来干扰。相反,这些事件具有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博尔诺夫认为,人的非连续性发展是由个体的复杂多样性和生活中各种偶然性因素综合影响而形成,教育需在承认其连续性的基础上,突出强调教育的非连续性形式,并将其看作是对人的一生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属于这类事件的有威胁生命的重大危机,突发的对新的更高级生活的向往,使人摆脱无所事事状态的号召和告诫,以及对今后生活起决定性作用的遭遇等等。”博尔诺夫将这些事件看作是教育非连续性的原因,同时也将其看作是非连续性教育的形式,进行非连续性教育的途径。因此,运用危机、唤醒、号召和告诫、遭遇等非连续性教育形式在人的生命发展过程中施加影响,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作为对连续性教育的补充,是十分必要的。
二、非连续性教育的现实启示
非连续性教育思想是基于存在主义哲学对人的理解、并重视发展人的非连续性教育的基础上而形成的。非连续性教育并不是一味否定之前的连续性教育,而是将被人们长久忽视的非连续性教育引入公众视野中,使其作为连续性教育的补充。突出强调教育的非连续性形式,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转变传统教育观念,为全面理解教育提供一个全新视角
教育过程是连续性教育与非连续性教育的有机统一,非连续性教育是对连续性教育的补充。非连续性教育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给人们揭示了非连续性教育形式的内容,提供了进行非连续性教育的途径,还在于它打破了人们的传统教育观念,使人们真正认识到了这些非连续性事件对人的生命过程所产生的根本性的影响,从而使人们形成了对教育过程本质的全面认识。教育过程中,对人的培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给受教育者教授精心组织和安排教育内容时,总会时不时地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从而影响教育者按照既定目的培养人的过程。由于人的复杂性、社会生活的丰富性,更加不可避免地加重了教育过程中不连续性的成分,使得教育难以按照预先设定的固定轨道发展,总会因为突发性的因素偏离轨道,偏离之前的教育目的。既然这些外在的复杂的因素不为教育者所控制,且深深地影响着教育的进程和效果,那么,不妨换一种视角,改变原有传统的教育观念,认识和重视这些非连续性因素在教育中的独特作用,并通过相应的教育措施加以引导,使得非连续性因素产生积极的作用。教育者不能固守成规,对教育中的非连续性因素视而不见或消极回避,而应是大胆地正视和面对教育中会出现突变的现实,积极地采取相应的对策,为学生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保障教育向着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方向发展。
(二)为现存的教育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在当今这个社会高速发展、信息交流迅猛的时代,信息获取手段的多样和便捷使学生接触到的外界事物异常丰富起来。学生学习知识的手段不再仅仅局限于教师的讲授,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取信息。这样一来,各种非连续性因素也跟着学生与外界交流的增多而变得更加活跃丰富起来,这些因素都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学生的思想和行为。现实生活中,学生在与外界进行交流、与他人进行交往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困惑、不解,会出现一时情绪的波折、会遭遇一些不可避免的危机、挫折。这些看似很平常的遭遇,或许会在学生的内心世界里出现很大的转变。当下,出现的许多教育问题如青少年心理疾病、自杀事件和青少年犯罪等都反映出教育在这些问题上的缺失。这些教育问题的产生不是一时的涌出,而是教育对学生非连续性教育常年忽视的一个结果。学校教育注重于学生知识技能的学习,却轻视了学生在情感、态度上的轻微转变,忽视了一系列非连续性因素对学生自身的干扰。因此,教师应当用非连续性的观点去剖析教育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扎根于学生的生活,情系于学生的生活际遇,从分析非连续性因素的影响入手,解答学生的困惑,帮助学生走出困境。教育应当意识到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各种挫折、危机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教育者应通过一定的挫折教育、危机意识教育等生存领域的教育,让学生在挫折中更清楚地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磨练学生克服困难的意志和勇气,增强学生抵抗生活中各种苦难与不幸的能力。
1哲学思想与古代建筑
回顾中外古代建筑史,可以发现哲学对建筑设计的巨大引导作用。宗教建筑因其在建筑艺术和建筑技术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崇高的社会地位成为西方古代建筑史的重点研究对象。宗教建筑中“神性”和“人性”的较量,或者说是宗教和世俗之间的斗争是研究宗教建筑乃至整个西方古代建筑史发展演进的一条重要线索。神性占主导的时期,宗教领袖作为神在人间的代表被无限崇敬,建筑利用幽暗、压抑的空间体现神的崇高和宗教领袖的权威;人性占主导的时期,建筑体现出世俗化的倾向,宗教神秘感和压抑感明显减弱,取而代之的是人性的张扬和对世俗生活的美好期望。古埃及的金字塔和神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神以及神在人间的化身———法老的崇拜和敬畏。金字塔以其高大沉重的体量和简洁精准的几何形体反映出神权和皇权的威严和永恒。神庙建筑利用强烈的秩序感和压抑的空间感体现出神的强大和神秘。
神权政治成为古埃及建筑的主宰。古希腊具有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创造了丰富的精神文明,是欧洲文明的重要源泉。古希腊的建筑追求人性美而不是宗教精神,体现了平等、民主的世俗精神,优雅而明亮,功能也更加实用化。而古希腊建筑中精美迷人的比例尺度以及完美细腻的人体雕刻都明确体现了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思想。毕达哥拉斯学派以数为万物法则的理念与古埃及的神权建筑的精神内涵有着本质的不同。雅典卫城充分表现了这种世俗情怀和审美追求。古罗马统治者通过宏大壮丽的建筑炫耀自己的丰功伟绩和古罗马帝国的空前强大。古罗马城市中拥有巨大尺度穹顶的建筑和纪念帝王个人功绩的广场都强烈地反映了这种精神追求和需要。万神庙、竞技场、凯旋门、凯撒广场、输水道等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进入中世纪后,神学再次占领了统治地位,建筑也变回了神权统治的工具。适合世俗精神需要的希腊十字式教堂不再流行,取而代之的是适合宗教崇拜需要的拉丁十字式教堂,集中式的穹顶因为降低了宗教领袖的神圣感和向心力也被教廷打压。哥特式教堂体现了这一时期世俗精神针对宗教权威的抗争。高耸的室内空间使人们对天的向往远远超过了对宗教领袖的关注。哥特式教堂成为建筑师和工匠们宣扬自身工艺、审美,歌颂世俗之美的载体,在神高阔威严的空间里顽强地表达人性的存在。文艺复兴的光芒穿透了中世纪的黑暗,带来了智慧的复苏和人性的光辉。拥有恢宏的集中式穹顶的佛罗伦萨大教堂和圣彼得大教堂都体现了人文精神的回归。文艺复兴之后建筑出现了一段时期的波动性变化,古典复兴、浪漫主义、巴洛克、洛可可粉墨登场,建筑特征不再统一,但各自都明确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
这一时期哲学思想不断变化,建筑形式也随之变化。建筑形式的变换印证了人们的思想上的变化;相反,了解当时人们思想的变化也更能理解建筑发生的变化。古代欧洲建筑如此,古代亚洲建筑亦是如此。中国古代建筑是基于古人的哲学思想而产生的。中国古代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都源于天人合一、宗法思想、阴阳五行等哲学思想。例如,中国古代建筑多用木材而不用石材与中国古典阴阳观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卑宫室”传达了儒家思想中不过多追求奢侈高大建筑的观念。群组建筑内各单体的等级关系和空间序列表现了古人重宗法、重伦理、重社会秩序的世界观。儒家思想长期处于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统治地位,使得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相对于欧洲哲学思想的阶段性变革而言变化较少,也因此影响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速度。鸦片战争后,工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哲学思想在中国逐步传播,使得中国建筑界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很多适应工业化需要的新建筑。日本的桂离宫体现了传统日本哲学中的禅宗思想。桂离宫从整体布局到每一栋建筑,再到建筑的每一个细节,都深深地烙下了禅宗思想的烙印。纵观世界古代建筑史可以看出建筑随着思想变革而产生的时代性变化,建筑明显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人文历史环境对人们建筑观的影响甚至决定作用。
2哲学思想与近代、当代建筑
20世纪“现代主义”建筑大师的作品深刻体现了建筑师个人的世界观对其个人建筑设计的影响。而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论战的焦点不在设计手法上,而在建筑哲学上,也就是建筑观的论战。当代世界著名建筑师都持有一套深具哲理和个性的建筑思想。哲学因素在建筑大师的建筑设计中发挥了显著的引导作用。关注当代建筑师的作品,首先要了解建筑师个人的建筑思想、建筑哲学和建筑观。当代建筑理论的发展呈现了多元化的特点,愈加明显地体现了哲学的引导甚至决定作用,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解构主义建筑和非线性建筑的出现。解构主义建筑是基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发展起来的。解构主义哲学强调打破现有单元化的秩序,包括社会道德秩序、伦理秩序、个人思想准则甚至由人的内心抽象的文化底蕴所形成的无意识的民族性格等等。而解构主义建筑则运用相贯、偏心、反转、回转等手法,具有了运动而不安定的外部形态。非线性建筑植根于德勒兹的哲学思想,以“平滑”思想和“游牧空间”去“生成”建筑,像植物生长一样,用自然的状态实现建筑设计,而不是将建筑与自然对立起来。非线性建筑是非线性哲学的物质实体,而不是简单的建筑视觉设计。也正是因为如此,业内将一部分空有其表而无其实的建筑定义为“伪非线性”。直接将哲学理论作为建筑设计理论是近一时期建筑理论发展的特点之一。这种理论上的哲学思想的明晰和外向性表达,给建筑设计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回眸最近半个世纪的建筑理论的发展,可以发现建筑师不仅从哲学思想中汲取灵感,甚至将哲学思想直接作为建筑设计理论的源泉和根基。哲学与建筑设计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哲学直接引导了建筑设计的进行。同时建筑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将实用功能与哲学思想糅合在一起,使建筑设计有了完全不同的思路和手法。
3哲学对建筑设计的引导作用
3.1理解新建筑
从传统的艺术、力学或者施工技术发展的角度分析当下建筑界各种新理论和新作品的出现,不易得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但从哲学层面去思考,认识到建筑是建筑哲学的表达的时候,就容易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那样的建筑理论和新颖建筑迸发出来。例如在中国国家美术馆投标中,库哈斯的设计没有采用传统的走廊加展厅的排列方式,而将展厅设计成“街”,展品的分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设计不仅体现了建筑师对建筑功能的认识,也体现了他对人、对文化、对行为方式的新理解。用哲学视角分析蕴含丰富哲学思想的新建筑,更容易理解建筑师的初衷和建筑作品的内涵。脱离哲学思想的新建筑往往徒有其表,哗众取宠。
3.2创新建筑设计
创新建筑设计,就是要打破常规,打破思维定势。思维定势对于建筑设计来讲,可以理解为“用别人的建筑观来做自己的设计”。大家都这么做,就是所谓的“常规”。建筑方案最吸引人目光的首先是“想法”,其次是艺术性,最后是功能造价等技术性问题。或许“首哲学、次艺术、后技术”是人们审视一个设计作品的常规顺序和心理状态。从哲学层面上入手,建筑师综合历史、文化、社会生活、建筑技术,产生的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更符合时代要求的设计理念并将这个设计理念作为核心展开设计,可以找到创新建筑设计的突破口。“本土建筑”寻求地域历史文脉的传承性。“山水城市”具有深刻的生态学哲理,其目的是建立“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相融合的人类最后的环境。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融合东西方文化理念,反对机能主义,认为建筑是人与自然的中介,是一座脆弱理性的庇护所。光、水、风教堂系列是安藤忠雄表达其建筑思想的杰作。作为非科班出身的建筑师,安藤忠雄凭借其独特的建筑风格成为建筑界特立独行的鬼才。创新建筑哲学可以提升建筑设计的品味,使建筑更具深度,更有内涵。建筑外在表现形式创新的动力来源于哲学思想的创新。从哲学高度审视建筑的社会功能,实现利用建筑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理想,是建筑设计进入更高的境界的途径之一。
3.3创新建筑理论
“反映人的精神需求并解决社会问题”是新时期人们对建筑、对建筑师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创新建筑设计必然要求创新建筑设计理论。与时俱进的建筑设计,要求从实用功能、精神需求两个方面满足人的需要。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看,满足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较低层次的建筑目标;社交需求是很多建筑正试图达到的目标;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是建筑的高级目标。让建筑满足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首先要分析需求要点,整理设计目标,然后才是寻找途径实现该目标。缺乏哲学分析手段,建筑师很难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哲学与建筑设计的跨界联姻,使建筑理论有了新的突破口。建筑设计理论的发展必须适应人类物质、精神需求的发展。今后的建筑设计理论已经不再满足于外观、空间、功能、安全等较低层次需求方面的内容,更多地关注了满足较高层次需求的哲学思想的创新。马斯洛晚年提出“超自我实现”需求,犹如音乐家在演奏音乐时感受到的短暂的“忘我”体验。建筑应该帮助身处其中的人实现“忘我”,达到人类需求的终极目标。建筑设计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需求必然要求将建筑设计上升至哲学高度,用更高的视角、更宽广的思维去审视、去思考。建筑设计理论的发展对哲学的依赖程度也会逐步加深。
4总结
纵观历史,建筑自古以来便是人们头脑中的世界观在物质世界的反映,体现了人们的物质要求和精神追求。建筑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和取得的重要成就,都反映了社会哲学发展的成就。哲学引导建筑设计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今后前行的途径。社会在发展,思想在进步,利用发展的哲学引导建筑设计,可以使建筑更好地体现人文精神,解决社会问题,满足人们不断提高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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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哲学有普遍性,但中国哲学又有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殊性。中国哲学的主题是 究天人之际 ,故 推天道以明人事 是中国哲学的普遍架构。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哲学类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唯物主义视阈中的虚拟经济
马克思以其极其敏锐而深刻的哲学判断力,从认识论悖论入手指出了这种“客体世界观”的根本缺陷。“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作为人类存在方式的实践,是人类直接生存于其中的客观物质活动。人类只能通过实践活动中确证世界的存在。由此发展出完全不同于“唯客体”的形而上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人以生产劳动的方式存在,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过程。因此,物质生产劳动成为人与自然界的内在联系过程。而生产劳动需要人的实践活动作用于客体之上,人与客体都不是独立存在的,人需要依据自身的生命需求用一种特殊的实践方式即生产劳动创造出劳动产品,而这些劳动产品是自然与人相互联系的纽带,是事物客体在人生命中的体现,表现为人维持生命的物质与意识的反映。因此,人以实践的方式与客观事物并存,也因为实践与客观事物相互渗透,并通过对方来表现自身的存在方式,形成了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得出结论:事物是普遍、内在联系的,客体就是凝固了的内在联系的过程,事物的本源是过程,主客体联系的过程,也就是矛盾的过程。一切矛盾就是过去一切联系结果与现在一切联系结果斗争的过程。辩证唯物主义为虚拟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积极的理论支持:
1、全球经济处于普遍联系中,中国经济只有在不断的和世界经济紧密融合的过程中,才能不断催生新的经济能量,经济才能充满活力。而真正能与世界经济紧密融合的便是虚拟经济。换言之,虚拟经济是中国真正融入世界经济的钥匙,是中国不断获得经济发展动能的重要动力源之一。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最大的超越在于看到了“流量”的重要性,虽然凯恩斯未能解释货币———资本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社会权力,但毕竟已经认识到流动性在经济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只有“存量”没有“流量”的经济是一潭死水,虚拟经济在促进流动性方面则有着巨大的优势。当然,虚拟经济的发展会带来负面影响,甚至相当强烈。一方面,虚拟经济的膨胀会增加实体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易创造出双重价格体系;另一方面,可能对资源配置产生误导,影响国家经济安全。但不能因为惧怕虚拟经济带来的风险性和负能量就割裂了中国资本市场与世界资本市场的联系,割裂了联系就等于割裂了中国经济发展发动机上的纽带。能量有正负之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高度融合后必然波及到中国,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只能在实践中勇敢的面对并加以解决。世界本身就是一个二律背反,害怕和回避矛盾的后果是陷入更大的矛盾。观察经济社会发展要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审视,经济发展就是在正负能量不断对冲的矛盾中螺旋式的前进,每次大的波动后正能量都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带动世界经济螺旋式的发展。从这个角度说,虚拟经济本身也是一个二律背反,矛盾是动力的源泉。
2、虚拟经济非常灵活,把全社会的资金都吸纳进来,事实上,当今社会每个人都被编织到金融网络中,即使没有投资股票证券,也难以逃脱,如社保金、医保金等,都与虚拟经济有联系。虚拟资本是系统性权力,弥漫于整个社会,形成支配全社会的金融权力,既不定型又弥漫在每个人身上。
3、应正确看待经济稳定性。经济的稳定性一直是各国关注的焦点,通常根据一些经济指标来衡量,例如通货膨胀率,存贷款利率差、实际汇率波动指标、政府财政赤字等等。另外,人们的心理预期也是衡量经济稳定性的重要指标之一。辩证法认为,事物的稳定是相对的,事物的稳定性恰恰建立在不确定的基础上,稳定有一个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对事物的稳定无影响,不确定的范围确定确定性,这是辩证法认识对深层世界的认识,与旧唯物主义追求绝对的精确性相对立。把辩证法用于经济发展中我们就能认识到,这种不确定性即风险性,应当允许并重视经济发展中的正常波动,波动带来了风险性,但波动正是稳定的载体,波动代表机体内部新生力量的动力在突破旧势力的桎梏,是矛盾运动的表现。辩证法认为,每个层次要引起下个层次的变化,能量是不同的,所以每个层次的变化只能引起一个层次的变化,对其他层次无影响,各层次是相互绝缘的。08年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海啸,其破坏范围广,穿透力强让人们难以预料,关于金融危机为何破坏力如此巨大,下文将做专门阐述,总而言之,是由于没能正确对待虚拟经济造成的。
4、经济发展是个综合性过程,是在物质化社会系统整体性推进发展中同时发展的。无论是研究实体经济还虚拟经济,都不能只从经济学科角度去观察,应用政治学、经济学、哲学三种学科综合思索。当今中国,政治哲学强调人民性的重要性,经济发展的最终受益者是不是人民,是判断某个经济政策的重要评判标准。所以,在制定某项经济政策时,首先应把人民的利益考虑进去,还要综合考虑社会、文化、国际环境等诸多因素,中国资本市场发育的20多年,虽然问题和矛盾频现,但总体上国家和广大人民通过资本市场获得了巨大财富,国家资本不断增值,这是符合辩证法事物发展规律的。
5、提倡发展虚拟经济并不是忽略和否认实体经济的重要性,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石,物质生产和交换永远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坚实的物质生产基础是虚拟经济得以持续发展的保证。
二、辩证的看待两个问题
关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虚拟经济的经济安全性和风险性等问题,需要借助辩证唯物主义原则进行解析。
(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
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是西方国家在经历了长时间资本市场泡沫积聚后的一次负能量的猛烈释放,是在虚拟经济畸形发展,攫取大量虚幻财富在西方人心里生成的“幻象”破灭后的集中爆发。把虚拟经济看成虚幻经济,游戏经济,完全脱离其现实存在的根基,任意创设虚拟的金融衍生产品,其本质已经完全脱离了唯物主义所坚持的世界观,当时的华尔街金融体系推崇‘游戏经济’,金融衍生品成为锻炼人的意志与想象力的工具。从马克思唯物主义本体论上理解,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不能理解为一种“直观对象”的存在关系,而是一种感性互动的存在方式,是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彼此独立而又统一的子系统。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应该存在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就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动的过程,虚拟经济需要实体经济作为基础,实体经济也需要虚拟经济加以激活,正常情况下,张力内的经济的波动可以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与此相对立的“原像—镜像”关系实际上割裂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联系,导致虚拟经济从应该坚持事物发展规律引向唯心主义的危险行为,当张力被强行拉伸,虚拟经济本身的风险性就会因为过度的投机行为加深,不确定性变得难以被认识,这势必产生极其惨烈的后果,“作为财富的社会形式的信用,排挤货币,并篡夺它的位置。正是由于对生产社会性质的信任,才使得产品的货币形式表现为某种转瞬即逝的观念的东西,表现为单纯想象的东西。但是,一当信用发生动摇———而这个阶段总是必然地在现代产业周期中出现,———一切现实的财富就都会要求现实的、突然地转化为货币,转化为金和银。”实体经济以实物或服务的流动作为其运行的形式,而这些形式都是以资金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在虚拟经济中,资金是以膨胀的信用化形态出现的,如果资金的信用化膨胀进入到实体经济中的生产循环,则就形成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紧密互动。由于这种虚拟的信用资金弱化了实体经济所需要资金的作用,因此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互动增加了实体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虚拟经济的膨胀及波动促成了金融泡沫的生产,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因此,发展虚拟经济,并不是否认实体经济的重要性,不是忽略社会因素任意虚设,更不能完全脱离实体经济跨越发展。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虚拟经济就其本质而言有它存在的物质基础,“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既然把虚拟经济放在唯物主义视野中考察,就应承认它与实体经济的联系,承认其的现实基础,完全脱离现实基础的“虚拟经济”就其本身而言不是虚拟经济,是游戏经济和虚幻经济。虚拟经济是对现实基础的抽象和放大,且放大的比例应该在一定限度之内。承认虚拟经济的现实基础是实体经济,也就承认了虚拟经济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都是社会经济领域内的问题,二者之间联系密切,既具有矛盾的普遍性又有矛盾的特殊性,在对待二者关系上,尤其应注意研究特殊性,特殊性是事物的本质,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特殊原因,是事物之间区别彼此的根据。既不能用发展实体经济的经验发展虚拟经济、评判虚拟经济,也不能因为虚拟经济的特长就否认实体经济的存在意义,忽视其存在的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就是一种崭新的制度,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事物,在中国,无论虚拟经济还是实体经济,都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的,在发展中必然碰到许多问题,对于这些带有特殊性的问题,不能简单地用国外的或过去的经验去套,唯物史观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要把所有问题都放在我们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全面把握,中国社会是一个有机体,所有问题都应该在这个有机体中通过实践加以分析解决。或许,哲学的“贫困”在于它无法为所有学科提供该学科本身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哲学的魅力正在于它可以对所有学科进行批判和衡量,提供解决问题的正确思维和道路。
(二)虚拟经济的经济安全性和风险性
乌尔里希•贝克曾说过:“风险和不确定性是一种经济行为的‘准自然的’组成要素。”因此,虚拟经济也具有高风险性,这是由其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虚拟经济并不包括物质生产活动,因此其本身并不能创造财富,但却可以对实体经济创造出的财富进行再分配,这也是其虚拟性的表现之一。随着虚拟经济的规模不断地扩大,势必会增加整个市场经济体系的风险。我国现在的市场经济中的也面临着微观性、不确定性与盲目性等消极因素。“作为虚拟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金融资产,包括期货、期权、掉期等衍生工具的价值,具有规避风险和发现价格的功能”,因此虚拟经济对经济系统中出现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性能够有效地予以克服或减少,并由此为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切实保障,对于现代化风险投资和规模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虚拟经济的健康发展成为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有三点原因:
1、随着经济虚拟化程度的加深,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弱,虚拟经济的价值系统逐渐取得相对独立,不再依附于实体经济,但是虚拟经济的价值系统由于对整个市场经济体系产生影响,从而对实体经济的价值系统的影响却越来越强。
2、实体经济的价格主要受自然资源的制约,呈现出稳定的态势。但是,虚拟经济交易的载体是虚拟资本,而虚拟资本以资本化定价为基础,其价格主要受到人为心理因素的影响。因此,虚拟经济极容易产生频率较高的波动性。3、虚拟经济的重要功能体现在资本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工具提供的风险定价和交易机制,并提供了一个降低了交易费用的稳定环境,从而使得经济得以稳定增长。虚拟经济既增加了实体经济运行的风险性,又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并对现代经济增长起到了相当大的贡献,这实际上加强了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异化”。基于以上原因,现代经济的危机发生主要并首先来自于虚拟经济领域,虚拟经济导致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从而增加了实体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因此经济系统的稳定运行以及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是虚拟经济的安全。虚拟经济的安全运行能有效地抵御来自内部及外部的系统风险,确保国家的经济和国民财产的持续稳定的增长。当我们还在庆幸08年金融危机没有大规模波及中国的同时,一些经济学者把这些庆幸归功于中国尚未融入国际资本市场,人民币自由兑换没有打开等因素,但这种庆幸不能成为束缚虚拟经济发展的理由。虚拟经济本身就是二律背反,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消极因素,当前很多经济学者热衷于从如何消除这些消极因素进行研究,这在哲学上是否犯了蒲鲁东式的错误?“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坏两个方面……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起来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应当解决的问题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马克思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就是立即切断了辩证运动。”由此可见,正确认识虚拟经济的消极因素及其可能带来的对市场经济体系的风险,建立起虚拟经济的风险预警系统对于问题的处理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如何在日后避免金融危机对国家经济的影响,从哲学角度考虑,那就是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背景下如何引导、转化、控制这些消极因素所带来的负能量,把它的破坏力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使负能量带来的冲击做到最小化,从而降低风险,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不要企图消除它,消除了消极因素,就消除了虚拟经济本身。
三、基于历史哲学维度的审视
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虚拟经济的性质进行过深刻的批判,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瓦解,美元再一次被抽象,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发行大量的金融衍生品,用虚拟经济的方式掠夺发展中国家,带来资本的急速增殖和财富的大量累积,发达者愈达,贫困者愈贫困,资本主义的掠夺方式变得更加隐蔽和抽象。“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地球变的越来越小,整个世界都纳入到一个交织联接的网络中,所有国家、所有民族都难以置身其外……各个领域突飞猛进,‘一日千里’、‘瞬息万变’通常只是一种形容,如今许多已经成为了现实。在这种形式下,任何闭关自守、试图封闭起来求发展,任何为我独尊、企图称霸天下,任何固步自封、陶醉于以往成绩,任何因循守旧、拘泥于不合时宜的观念和做法,都是行不通的,都必将被时代潮流做淘汰”。对于虚拟经济性质批判的观点,笔者对其本身并不否认。但马基雅维里早就深刻的认识到,我们要关注的不是应当怎样,而是实际是怎样,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是马克思基于历史哲学高度的深刻思考,是马克思对自身的超越,是马克思主义有着强大生命力的根本所在。某些固守在观念中的不适时宜结论必定会被历史所淘汰,与其义愤填膺的坚守马克思所做的某些结论,不如用马克思的方法解决现实的问题,以此获得自身的利益,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思维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谈论人性一样,任何人性的都要放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考量,我们在评判一种经济形式时,也应放在现存的社会关系和国际环境中考察,是拒绝融入国际资本市场,失去话语权,用一种阿Q精神的批判来自我安慰还是接受这种新兴事物主动与世界发达的资本市场对接,赢得话语权,参与世界资本市场蛋糕的分配,其中的道理不言而喻。08年的金融危机虽未大规模波及中国,但直到现在中国也不得不为发达国家“埋单”,这本身就是一个事实。克罗齐指出,历史就是在善与恶之间不同转换,进化并非由恶而善的转变,而是由善而更善的转变,在这转变中,从更善那个阶段看去,恶也就是善。这里的善恶不是伦理道德维度的善恶,而是历史哲学维度的善恶。新兴的事物在起初总是以“恶”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冲击着人类的活动和思维方式。当今世界,虚拟经济已经成为最重要的一种经济形式,它所生成的虚拟生产力和虚拟生产关系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人们获得财富的观念,对于虚拟经济的“善”和“恶”,即虚拟经济所带来的机遇和风险有待人们重新认知。风险是一种不确定性,虚拟经济在带来重重危机的同时,也酝酿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增长。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其洪水猛兽般的“恶”带来了世界性的灾难,但是,就是在这种“恶”中,“善”的萌芽开始发育,人们更加理性的思索虚拟经济的未来,当这匹脱缰的野马被重新拉回正确的轨道,能否给人类社会带来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发展空间,历史终究会给出答案。问题不仅仅在于解释和批判,“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能不能既立足本国、坚持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又具有世界眼光、加强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能不能既保证自己的经济安全、有效抵御各种外来冲击,又趋利避害、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能不能既扎扎实实做好当前的事情、不急于求成,又高瞻远瞩、准确地把握世界的发展变化;能不能既保持优秀传统、继承和发扬前任留下的好东西,又与时俱进、大胆进行改革创新……”这才是当下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真正思考并加以实践的责任。
一、哲学的本性
在古希腊“哲学”被称为“爱智”。虽然人们对于什么是“智慧”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达成共识,那就是哲学这一“爱智”并不等同于人们制造或生产出某个产品。它不是某种具体知识,而是人们对于人本身、人的活动以及人所生活的社会的一种理性反思。在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看来,别的学科都是与某种实际用途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哲学产生的情况却不同,它完全超越了实际用途。面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哲学倡导人们以理性的态度、向善的心理、高尚的情怀对待这些事物。哲学本身就是目的,学习哲学、掌握智慧,这本身就是人生的最高目的。
二、以人为本,提高哲学素养
众所周知,以人为本的理念已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哲学作为世界观的学问,在关注自然、社会的同时,当然也少不了对人自身的理解和追问。因而,哲学教育应当从这个角度出发,培养受教者的哲学素养,锻炼受教者的哲学技能。
1、培养哲学精神
哲学教育是我国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就像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但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从哲学的本性出发,这种哲学精神的培养,就是要培养受教育者的理论反思意识和批判意识。唯有通过这种理性思维活动,才能不断激起我们对真理的积极探索,从而推动人类认识和社会的发展。
2、锻炼哲学技能
哲学的学科特点与其他不同,“处处留心皆学问”这句话,在哲学这里最合适不过。这是最基本的一种能力,可以让学习者从中体会到哲学的有用之处。再者,哲学为人们提供理想、信念和价值导向。它需要通过职业化实现其专业化。有了专门从事哲学学习和研究的人才,才能纠正哲学非专业化的弊端,才能培养哲学的学术品位,才能推动哲学事业的蓬勃发展。从事哲学教育的工作者应具有广博的知识、扎实的理论功底,应该善于研究教学的艺术,因此,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不断地接受再教育。
3、创设哲学教育情境
哲学教育不应当只局限于一种职业教育,而更应当是一种哲学精神的培养。如果把哲学当作每个人的“终生大事”,从事哲学教育工作成为从教者的一种需要,他便会充满激情的去演绎这给他带来莫大幸福的事业,而不再是千篇一律地把哲学教材当作一般性的知识来讲授。“生活哲学化”和“哲学生活化”,将会使我们的梦想插上翅膀,在真正的哲学的殿堂里,尽情享受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感悟更多关于宇宙、关于人生及其意义的启发。
三、结束语
哲学的用处就在于它是一门改变人自身、而不是改变人的客观环境的学问。如果一个人有了这样一种深厚的哲学教养,他就不会去随波逐流,他就能体会到心灵的自由,以及与这种自由相伴随的满足感与幸福感。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不断地在认识过程中“转向”或者“回头”,从而逐渐摆脱偏执而走向超脱,摆脱流俗而走向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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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教育的发展水平和普及程度体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综合素质与文化力量。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哲学教育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现阶段高校哲学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学生学习哲学的热情不高
现阶段,很多高校的多媒体教学条件有限,开展多媒体教学的环境受到限制。即使有的学校具备了相应的条件,教师在进行哲学课程教学的过程中也不重视利用多媒体对于实例的分析,往往偏重于哲学理论的讲解上。这样,学生能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哲学的理论知识,但是不通过实例的运用分析,很难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与掌握,加上哲学理论讲解的枯燥性,导致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普遍不高,有的甚至出现抵触情绪。教师在进行哲学课程讲解时也不注重与学生的互动性,还是采取传统的填鸭式教育方式,这样不仅不利于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同时教师也不能随时掌握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不能及时调整课程安排以适应学生对知识的了解掌握程度。使得学生越来越觉得学习难度加大,失去对哲学课程学习的热情。
2.课程与实际生活联系不紧密
高校哲学课程对于其他的课程教学来说,其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更为密切,在实际生活中我们无时无刻地都会接触到所学的哲学思想与理论。而很多的教师在进行哲学课程教育的过程中往往不能将实际生活和哲学教学工作有机结合,将现实生活隔离于哲学课堂教学之外。大学阶段的学生,对于很多事物都有自身的认知,但是通常都没有办法用正确的哲学理论去分析与判断事物的本质,容易受到社会不良思想的影响,而使自身价值观、人生观朝不良的方向发展。另外,如果课堂上所讲授的哲学知识和学生现实生活中的自我体验有所出入的话,极易导致学生在思想认知方面出现认知分裂情况,不利于学生人格的健康成长。
3.对学生考核形式过于单一
通常高校对于哲学课程学习的考核包含两个部分,平时成绩与考试成绩。平时成绩通常占有较小的比例,在30%左右,主要针对学生出勤情况、作业完成情况、课堂纪律性等表现进行评价。考试成绩是对所学理论知识的考察,很少出现对学生综合能力的评价。因此,学生大多数都对学习哲学课程缺乏热情,学习中出现问题也很少进行深入思考与探索,仅仅是在书上寻找出答案就可以了,考前进行临时性突击,用死记硬背的方式去临时记忆一些知识点以帮助自己通过考试。
二、高校哲学教育改革的必然性
哲学教育工作是学校对于学生的教育工作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尤其是大学阶段,正是学生价值观、世界观发展与转变的重要时期,所以此阶段对学生的哲学教育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高校所有的课程中,哲学课程对于学生的思想教育性最为明显。不过,因为现阶段我国的教育理念以及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导致高校哲学课程在教学工作中存在较多的问题。虽然,现阶段我国的教育理念有了很大的改进,但是很多的教师还是受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抱有应试教育的教学心态,急功近利,希望能让学生通过大量的练习取得较好的成绩,一些教师仅仅为了学生考出好成绩而进行教学工作。这种现象虽然较以前有所改善,但是也要求我们深入问题、寻找原因、制定措施,切实提高高校哲学教学工作的水平。在高校哲学教育教学中,教师所讲授的内容不仅不能结合时代发展,对学生的评价方式也过于程式化。很多高校所用的哲学教材虽然经过多次改版,但是内容几乎千篇一律,缺乏对教材内容的创新设计。高校对于哲学教育教学的课程教学时长又多有限制,致使很难充分扩展课堂内容,教学创造性发挥不出来。对于学生学习的评价几乎都是采取考试制度,试题的类型也千篇一律,都是强调对哲学概念以及知识的背诵程度,对于学生运用哲学思维的能力测试很少,很难让教育功能有效的发挥,也达不到培养学生哲学素养的目的。因此,高校进行哲学教育改革是必然的。
三、高校哲学教育改革的有效途径
高校哲学教育改革的目的就是实现高校哲学的素质教育,提升学生的哲学素养,关键还是要转变教师传统的教学理念,采取创新的教学方法与措施,以实现高校哲学教育的目标。很多研究及实践都已经表明,哲学自身所蕴含的批判内涵与理论融合能力可以有效的强化我们的思想意识水平,增强获取知识的能力,扩宽我们对人文认知的范围。此外,哲学的社会性功能发挥体现出了哲学的社会作用,而社会效用发挥的关键不是从事与哲学相关工作人员数量的多寡,主要是看社会中其他行业的人员是否拥有良好的哲学素养。因此,在社会中,哲学功能的发挥不但要求哲学专业人员找出哲学思想和实践效用的联系方法,还要求其他领域的人员将自身的哲学思维与方法应用到实践中来。
1.明确哲学教育的重点方向
对于高校学生哲学方面的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纯理论知识的教育以及纯形而上学的方式,在高校进行哲学教育的过程中要重视对学生哲学思想意识以及思维方式的培养,要加强对学生价值观、世界观以及人生观的培养力度。在高校哲学教育改革中一定要重视哲学的人文效用以及社会效用,将哲学的人文精神与社会精神作为哲学教学改革的特色来抓。
2.充分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
作为新时期的教师,尤其是对于哲学教育这种比较抽象的学科,教师必须要能够利用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手段。教师要通过多媒体手段让学生对于哲学课程所要学习的知识有个系统、整体的了解,让学生更加明了哲学学习的目标以及所要掌握的重点。在教学的过程中,还要利用多媒体手段多穿插于实例教学的内容中,让学生共同参与讨论,这样不仅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自主性,还有利于学生对所学知识的了解、掌握与运用,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哲学课程教学效果的提升。
3.改进哲学教育教学形式
在进行哲学研究与哲学教育的过程中要防止教条主义,对学生的教学过程中也不能一味采取传统灌输的形式。教师在进行哲学课程讲授的过程中不能将自己看作真理的布道师,而应该将自己看作和学生一样,都是哲学真理的探索者。我们只有将批判与扬弃融入到哲学教学中才能让学生创新思想、跨越束缚,这样才能有效的提升学生的哲学素养。
4.考核形式要多样化
由于高校哲学教育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教育工作,在进行学生考核的过程中有必要建立多种考核机制。教师可以采用网络的形式,通过对话、博客以及论坛等形式,按照学生的参与程度以及发表内容质量进行评价。也可以就近期所出现的社会热点现象,让学生就其中的哲学问题及自己的观点写一篇论文作为考核的一部分,检验学生运用所学的哲学知识对于实际问题的分析与处理。也可以通过社会调研以哲学的观点分析、讨论社会中的某种现象,依据学生的表现进行考核评价。
5.强化与哲学教学相关的各个环节
对于哲学教育过程来说不仅要从教学的重点与形式进行改革和创新,还要重视其他与哲学教育相关环节的改革。对于所使用的教科书要加入更多能够让学生分析与讨论的历史事件,不能仅是介绍哲学知识的宣示样本。没有充分的分析与批判,学生就无法培养自主思考的能力,慢慢的使自己分析问题的思维能力降低,也大大减弱了学生学习的热情与积极性。哲学作为批判性的一个学科,必须结合实践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哲学思维与哲学创新能力,这样才能使哲学教育解决真正意义上的哲学问题。
一、存在主义哲学与非连续性教育
(一)人发展的非连续性
就人的发展一般过程而言,生命会按照一定的方向和预定的目的,持续、不间断、呈一定规律性地发展下去。但由于个体存在的多样性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复杂多变,人并非总是按照既定的路线去发展。在人的连续发展过程中,常常存在一些突如其来的事件和不可预测的外在因素,引起生命发展顺序的局部中断、停止或转向。这些非连续性的发展主要发生在与理性思维相对的非理性领域里,例如人情感的突然转变、兴趣上的转向等,一次偶然的事件、一场特殊的经历都可能会突然改变人原本的情感、愿望和兴趣。“世界上没有规定人的本质的天然规则,人必须自己创造自己。人是一种具有主体生命的设计者,他在自己的选择、决定和行动中创造自己,成为自己。”因此,人的发展是非连续性的自我生成或自我创造。海德格尔将此在生存状态分为本然的存在状态与非本然的存在状态。通常情况下人们会选择以非本然的状态存在,通过压制自己的个性而与他人保持一致,从属于他人,将自己隐藏于大众的决策意见中,拒绝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逃避做出自我抉择,与公众的想法亦步亦趋,此种状态被称为沉沦。在这种状态下,只有通过彻底的转变和飞跃才能达到本然的存在状态,进行非连续性的自我创造或自我生成。斯普朗格由此提出,可以通过“觉醒”的形式实现自我飞跃式的非连续性发展。他认为觉醒是生命过程中非连续性、非阶段性的瞬间生成,是人在某一时刻的突然顿悟。博尔诺夫对此加以发展,意识到一时的“觉醒”对克服生存危机的重要性。
(二)非连续性教育思想
德国现代教育学家博尔诺夫批判性地吸收发展了存在主义哲学与文化教育学派的非连续性教育思想,并基于此发展形成自己的教育思想。传统的教育学理论往往把教育看作是一系列连续的活动,儿童是在这种连续的教育活动中循序渐进、不断趋向完善的。博尔诺夫将以往的传统教育观点归结为两种典型,一种是积极塑造的工艺学观点,一种是消极的顺其自然的器官学观点。前者把学生看作是随意加工的原始材料,教育者可以按照一定的目的对其进行塑造,后者认为学生自身的发展有其内部的发展规律,应不受外界的干扰和控制,因此,教育不能随便干涉学生自身自由的发展。由此,博尔诺夫指出:“且不论教育的本质是积极的塑造还是自发的发展,有一点对这两种看法来说是一致的,这就是教育活动的连续性。”可以看出,博尔诺夫肯定人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连续性的假设,并指出以往的教育是按照确定的目的和已知的规律去塑造培养人,因此对于儿童施加的教育便是连续性的,这种观点基本揭示了教育过程的本质。但在他看来,这并不全面,教育者还需承认和充分重视非连续性因素如危机、唤醒、告诫、号召和遭遇等在教育过程中的客观存在,否则,它将必然干扰甚至导致教育的失误或失败。“在人的生活中会有一些突然出现的、非连续性的事情,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些事件纯粹的视为外来干扰。相反,这些事件具有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博尔诺夫认为,人的非连续性发展是由个体的复杂多样性和生活中各种偶然性因素综合影响而形成,教育需在承认其连续性的基础上,突出强调教育的非连续性形式,并将其看作是对人的一生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属于这类事件的有威胁生命的重大危机,突发的对新的更高级生活的向往,使人摆脱无所事事状态的号召和告诫,以及对今后生活起决定性作用的遭遇等等。”博尔诺夫将这些事件看作是教育非连续性的原因,同时也将其看作是非连续性教育的形式,进行非连续性教育的途径。因此,运用危机、唤醒、号召和告诫、遭遇等非连续性教育形式在人的生命发展过程中施加影响,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作为对连续性教育的补充,是十分必要的。
二、非连续性教育的现实启示
非连续性教育思想是基于存在主义哲学对人的理解、并重视发展人的非连续性教育的基础上而形成的。非连续性教育并不是一味否定之前的连续性教育,而是将被人们长久忽视的非连续性教育引入公众视野中,使其作为连续性教育的补充。突出强调教育的非连续性形式,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转变传统教育观念,为全面理解教育提供一个全新视角
教育过程是连续性教育与非连续性教育的有机统一,非连续性教育是对连续性教育的补充。非连续性教育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给人们揭示了非连续性教育形式的内容,提供了进行非连续性教育的途径,还在于它打破了人们的传统教育观念,使人们真正认识到了这些非连续性事件对人的生命过程所产生的根本性的影响,从而使人们形成了对教育过程本质的全面认识。教育过程中,对人的培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给受教育者教授精心组织和安排教育内容时,总会时不时地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从而影响教育者按照既定目的培养人的过程。由于人的复杂性、社会生活的丰富性,更加不可避免地加重了教育过程中不连续性的成分,使得教育难以按照预先设定的固定轨道发展,总会因为突发性的因素偏离轨道,偏离之前的教育目的。既然这些外在的复杂的因素不为教育者所控制,且深深地影响着教育的进程和效果,那么,不妨换一种视角,改变原有传统的教育观念,认识和重视这些非连续性因素在教育中的独特作用,并通过相应的教育措施加以引导,使得非连续性因素产生积极的作用。教育者不能固守成规,对教育中的非连续性因素视而不见或消极回避,而应是大胆地正视和面对教育中会出现突变的现实,积极地采取相应的对策,为学生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保障教育向着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方向发展。
(二)为现存的教育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在当今这个社会高速发展、信息交流迅猛的时代,信息获取手段的多样和便捷使学生接触到的外界事物异常丰富起来。学生学习知识的手段不再仅仅局限于教师的讲授,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取信息。这样一来,各种非连续性因素也跟着学生与外界交流的增多而变得更加活跃丰富起来,这些因素都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学生的思想和行为。现实生活中,学生在与外界进行交流、与他人进行交往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困惑、不解,会出现一时情绪的波折、会遭遇一些不可避免的危机、挫折。这些看似很平常的遭遇,或许会在学生的内心世界里出现很大的转变。当下,出现的许多教育问题如青少年心理疾病、自杀事件和青少年犯罪等都反映出教育在这些问题上的缺失。这些教育问题的产生不是一时的涌出,而是教育对学生非连续性教育常年忽视的一个结果。学校教育注重于学生知识技能的学习,却轻视了学生在情感、态度上的轻微转变,忽视了一系列非连续性因素对学生自身的干扰。因此,教师应当用非连续性的观点去剖析教育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扎根于学生的生活,情系于学生的生活际遇,从分析非连续性因素的影响入手,解答学生的困惑,帮助学生走出困境。教育应当意识到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各种挫折、危机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教育者应通过一定的挫折教育、危机意识教育等生存领域的教育,让学生在挫折中更清楚地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磨练学生克服困难的意志和勇气,增强学生抵抗生活中各种苦难与不幸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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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哲学在中国走过了一条曲折发展的道路。20世纪初从西方传入中国,到1949年取消教育哲学学科设置,再到1979年重开教育哲学一科,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难。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教育哲学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自《政府论·下篇》问世以来,学界对约翰•洛克的政治自由思想以及基于这种思想的三权分立、人民主权理论一直保持着独有的浓厚的兴趣。《政府论·下篇》中所具有的吸引力部分是源自于该理论本身所具有的独特魅力,但不可否认的是,从某种极其真实的意义上说,这种独特魅力是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和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所赋予的。对于那些渴望挣脱暴政奴役——无论是现实世界还是精神世界中——的人们来说,他们最为关注的是:洛克那看似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理念以及这种理念在英国“光荣革命”和美国《独立宣言》中所发挥的威力究竟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真理?从一些社会尝试移植洛克式的政治制度(三权分立、人民主权等)的结局来看,这种看似美好的制度似乎并不是在任何土壤都会开花结果。这就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洛克自由主义政治、宗教、哲学以及他的法权、人权、民权思想真正的根基在哪里?这个问题的答案直到人们开始将目光转移到洛克的教育思想上时,才能明确给出。洛克的成人教育专著《理解能力指导散论》出版于1706年,也就是洛克去世两年后,洛克曾打算将其作为《人类理解论》的序言,该作曾被罗德·金(LordKing)认为是洛克所有的著作中“最有用的,最具有可践行性的著作”,赫尔姆(Hallam)也曾这样说过:“我真的不能想象在一个理性能力已经得到发展的年代,竟然会有父母会没想到要把这本小册子放到小男孩的手中。”[1](PP5~6)洛克成人教育的主旨是通过揭示偏见的形成过程来引导成人进行自我启蒙,摆脱无知和偏见的束缚,获得人格的自主和独立,这种自主、独立、理性的品格正是洛克的自由政治、宽容宗教所必须的前提条件。
一、洛克的“成人无知论”
从古至今,人们总会抱怨社会的堕落和罪恶,好像社会是独立于我们而自在的一个他者,事实上,社会不过是由每一个现实的个人组成的共同体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社会已变得罪恶和堕落,那么组成社会的每一个人特别是成人对这种堕落和罪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具体来说,洛克将成人无知的社会危害性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由于抛弃理性而陷入的无知:这主要是针对大学教授以及那些著书立说的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高层知识分子”,从古至今,这些人是社会文化的领导者和阐释者,也是社会的精英阶层。如果这些人一旦抛弃了自己的理性,谄媚于自己和暴君的野心和虚荣,那么对社会的危险性将是不可估量的。但是,洛克并不指望唤醒这些人的良知,而是希望通过拆穿这种“无知”的实质,让人们“自知自己的无知”,即:发现自己当初所坚信的某些信条,只不过就是这些野心家灌输给他们的某些偏见,其实,当初霍布斯提出要“净化大学”的主要动机也在于此;第二种是针对社会普通公众由于陷入自己的偏见而导致的“无知”而言的。在洛克看来,偏见来自于两个方面,“习得的偏见和自我的偏见,”[2](P27)引导人们摆脱这自我偏见,通达“不偏不倚”的中立状态,并自觉按照《人类理解论》中所提出的理性原则进行自我启蒙,是洛克成人教育的关键部分。
二、有知者的无知及其社会危害性
在《政府论•下篇》中,洛克惊讶于博学的费尔默对绝对主义暴政表现出的那种狂热的“忠诚和谄媚”,[3](PP1~2)也感慨于那些无知而狂热的众人自愿地为暴政“慷慨赴死”的可悲可笑,洛克用整个《政府论•上篇》来揭穿费尔默文过饰非背后的“野心和贪欲”。[4](P2)其实,早在公元前5世纪,苏格拉底就瞥见了隐藏在诡辩家言辞中的残暴和贪婪,他的“灵魂助产术”针对的正是一个“具有暴虐灵魂组成的阶层,他们不是作为统治者,而是作为教师、演说家、小说家、诗人——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知识分子潜入人们的公共生活世界的”。[5](PP153~154)洛克在费尔默《先祖论》的字里行间看到了这些暴虐灵魂的影子,当然,洛克并不认为费尔默是孤军奋战的,早在1660年,洛克就开始揭露费尔默之流,亦即那些自称为宗教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暴虐之徒们如何利用所谓的“天赋观念”“天赋原则”“天赋倾向”“普遍同意”等谬论来控制俗人的灵魂,为暴政和宗教迫害者辩护。洛克深刻地意识到,一百年的战争就是这些居心叵测的宗教和政治精英们所挑起的,他们反复灌输给无知的信徒们所谓的天赋倾向、观念和原则,从而挑起战乱和纷争:“有的人既然装作是教师和宗匠,因此,如果他们以‘原则是不可追问的’这个原则作为一切原则的原则,那对于他们是有很大利益的。因为他们既然确立了天赋原则这样一个教条,他们的门徒一定不能不把一些原则当作天赋的而加以接受。这样一来,就使得他们的门徒废弃了自己的理性和判断,并且不经考察就轻易信仰那些原则了。在这种盲目信仰的情形下,他们的门徒就更易于受他们的控制,更易于受他们的利用,因为他们正是专以教训人、指导人为能事,为职司的。真的,一个人如果有权威来发布各种原则、来教授不可反驳的真理,并且使他人把他别有用心教人的原则认为是天赋的,那他在别人身上所有的权力亦是不小了”。[6](P65)洛克对“有学问的无知”状态之原因的揭示与培根在《新工具》中对陷入“四假象”[7](P21)迷雾的成人的无知的阐释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相对而言,洛克的分析更加精细,洛克在《理解能力指导散论》中所提出的“不偏不倚”和“审查原则”不仅仅具有哲学意义、教育意义更具有政治意义和宗教进步意义。洛克希望能够用理性教育的手段来培养人们的理性能力,让他们能够学会独立判断,学会不偏不倚地思考问题,学会辨别出潜藏在一切著作中的真正意图和价值。这就是他之所以撰写《理解能力指导散论》的主要目的。摆脱偏见所造成的无知,是洛克对所有自认为自己“发明”了真理,并宣称他人思想为谬误和偏见的所有知识分子提出的忠告。
三、公众的无知及其社会危害性
这里所说的公众用洛克的话说就是那些“十有八九的常人”,[8](P1)这些人在精英主义教育家比如卢梭那里,被当作是“人类畜群”,在尼采那里,被看作是“末人”,但是在洛克看来,这些人并不是不可教的,他们并不因为处在社会分工的底层,就必然处于道德的低端,只要通过适当的教育,这些人依旧可以过一种现世的自由的幸福生活,帮助这些人摆脱无知是洛克撰写《理解能力指导散论》的主要目的之一。洛克揭露了这些成人陷入无知的客观和主观原因:第一,他们根本就很少推理,而是按照他人的例子行动和思考:“他们得出结论依据的只不过是一些未经反思的某一个或几个法则,这些法则无论对错,一直控制着他们的思想和心智,如果没有这些法则,他们就会完全迷惑不清,如果让它反思或者放弃这些法则,改用自己的理性,他们就会把这些格言和所有一切的真理都统统放弃,宣称根本就没有确定性这件事。如果你要试图扩大他们的思想,并尝试着教会他们一些更加理性和确定的法则,他们不仅不会理解这些法则,更不知道这些法则究竟有何用途”。[2](P21);[9](P43)第二,“用热情代替理智,让热情支配他们的行动和言论”,他们“不用自己的理智,也不倾听他人的理智,仅满足于适合他人兴致、兴趣或者政党”,“他们假设如果某个首领是好人,所以,他们的信条就是正确的;如果某个宗派的意见被认为是错误的,他们就认为这个宗派所有的信条都是谬误;如果某个信条久已被人们接受,他们就会断定这个信条是正确的;如果某个观念是新的,他们就假设这个观念一定是谬误”。[2](P17)第三,懒惰:由于天性的“懒惰”,很多人可能有这个机会却缺乏这个意志“循规蹈矩地按照理性的原则,考察各种意见,直到他们作出具有最充分的证据所支撑的决定为止”。[2](P72)第四,不可避免地受到一种“得势的情感”的控制。[6](P397)通过揭露产生无知的原因,来寻找摆脱无知的方法是洛克成人教育的首要任务,当将偏见从人们头脑中清除出去后,人们通过一种“不偏不倚”[2](P29)的方法,按照《人类理解论》中所提出的理性法则进行思考和行事,就能成为一个理性而自由的公民。洛克乐观地论述道:“每个人都带着一块理性的试金石,如果他善于利用,就能把货真价实的黄金和表面发光的东西分辨开来,把真实和表象区别出来。这种试金石的用途和利益也就是每个人天生理性的用途和利益,是那些想当然的偏见、傲慢和臆断和心智的狭隘,才使得这种高贵才能损坏和散失”,“每个人都知道他自己本身的事,而且他还知道别人对他寄予了什么期望……如果他肯反思自己的狭隘并充分利用自己周围可以帮助的力量,他会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来充实自己……他的心智就会得到加强,他的官能就会得到改进。”[2](P12)洛克进一步指出:“我们每个人天生就具有几乎能做任何事情的诸多官能和诸多能力,这些官能和能力能带给我们的利益比想象的还要多”,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在于是否能够发挥这种能力,“一旦这些能力经过练习,它能给予我们做任何事情的能力和技巧,并将我们引向完美”。[2](P14)当狂热的民众为了各自所谓的“真理和真正的信仰”而相互厮杀时,洛克也深刻地感受到了民众愚昧的社会危害性,但在他看来,公众的无知需要的是哲学家的帮助而不是诅咒。洛克在其成人教育专著《理解能力指导散论》中,挑战了潜藏在成人心智中的所有先在权威,包括理智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将人心还原为一块中立的不偏不倚的“白板”,试图重新构建新的理性秩序。尽管在洛克看来,成人的无知比儿童的无知更难以教导,[2](P70)但他相信对于成人的教育可以将他们从盲从和迷信的无知深渊中解救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洛克是当之无愧的“英格兰现代教育之父”。[10](P403)
四、结语
洛克的成人教育理论中隐含着一套对社会思想进行重新整体控制的控制论体系,这是他的社会控制论中最为基础的一部分。进一步说,他在《理解能力指导散论》中对成人的思想进行教育的过程,与成人学会按照《人类理解论》中所提出的理性法则行事的过程,以及父母学会按照《教育漫话》中所提供的教育方法教育子女的过程,三者本质上就是洛克按照理性法则重新控制人的“同意”[3](PP169~170)的过程。而人的“同意权”正是他在《政府论》中所倡导的自由政治的“合法性来源”。[3](P74)显然易见的是,洛克的这套全新的社会控制论能否奏效的关键就在于:能够将现实中无知的成人教育为按照理性法则行事的自由人。与那些将民众宣布为无知的,把自己当“神人”或者呼唤“超人”来拯救世界的精英主义教育家相比,洛克无疑是真诚而平和的。尽管洛克也真实地感受到了无知成人引发的种种暴力和迫害,但他相信理性的力量不仅能去除人间的暴君,也能够去除心灵中的暴虐和野蛮。总之,洛克对成人无知及其危害性的揭示,不仅具有教育意义,更具有政治意义和道德意义。
[摘要]生存教育要求达到的理想状态与其现实状况存在着巨大鸿沟,在教育实践中走入了误区。主要表现为生存教育概念的窄化、生存教育内容的异化、生存教育形式的僵化等问题,这使得生存教育丧失了其内涵的深刻性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实施生存教育应设置有梯度性的教育目标;生存教育的实施形式应该多样化;生存教育的理念应该扎根于生动活泼的校园文化体系之中。
[关键词]生存教育;生存哲学;生存问题
生存,其基础的含义是保存生命,这个意义上的生存是指作为自然人存在的最低标准和要求。在原始社会中,人类的生存和繁衍是最为重要、最为迫切的问题,人类的教育与生存的本能息息相关。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中关于生存的教育在新形势下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意义。
一、生存教育在实践中的误读与困境
斯宾塞曾引入达尔文生物学中的“生存竞争”的概念来解释复杂又充满矛盾的社会现象,社会中人与人的竞争不可避免,“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存方式,那是因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存环境。”[1]适者生存,反之,不适者难以生存,如何能够更好地适应变化的环境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对生存问题的持续担忧下,科学技术得以逐渐祛魅,而对“人”本身的关注则越来越受到重视。生存教育在此土壤中生根发芽,它的实施能够促使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环境更融洽地相处,进而使人们个体性与社会性得到统一。然而,面对当下人们对生存教育的更高需求与在实践中对生存教育误读的矛盾,我们有必要对生存教育进行重新思考和审视。
1.生存教育概念的窄化
毫无疑问,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一些难以被精准预测的突发情况,例如地震、洪水、飓风等自然灾害以及袭击、战争等人为灾难,要从容面对不期而至的天灾人祸离不开生存教育。然而,生存教育就等同于在技术上对人们进行求生训练和安全教育等基本素质方面的指导吗?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当前学校教育中可能并不缺乏生存教育,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中包含了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综合实践活动课、安全教育课等等,并且在校本课程和地方课程中都有相关内容涉及。但可以说,这些课程的实施对生存教育的理解只能是在浅层次上的。生存教育包括安全教育,但却并不仅局限于自救逃生等安全知识技能的传授。开展珍惜生命、交通安全、处理意外事件等片面理解的课程,将生存教育理解为传递知识取向,忽视了学生的独特体验,它不仅缺乏内在价值的体现,更是限制和窄化了生存教育的内涵,并不能体现出生存教育的全部意蕴。生存教育除了要保证维持生存的基本底线,还应该满足生存的内在意义,这是生存哲学任务讨论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指向平凡人的基本生存,是“低限”问题;另一方面指富有追求的人的生存,称为“高限”问题。[2]也就是说,除了基本层次的生存问题,还有着由于当今社会迅猛发展所带来的技术扩张、科学迷信以及人们生存方式急剧变化所带来的精神匮乏等危机,对生存危机的警觉以及对生存价值的寻求等更为艰难的生存问题也寄希望于借助生存教育的良方。可以说,现今生存教育的主题已经不能止步于温饱和基本安全等生存问题,而是要迎难而上去解决关于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2.生存教育内容的异化
另外一种观点将生存教育作为与应试教育对立的一种教育模式,它认为生存教育应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以及生活技能。持这种观点的人以问卷调查数据说明现在的学生大多不会洗衣、做饭、做家务[3],并且认为生存教育就是应该“接地气”,将十字绣、剪纸等技能纳入课程之中。这些行为毋庸置疑是将生存教育当做技能技巧学习的载体,这种对生存教育的定位恰恰是舍本逐末的表现。其一,自理能力的确是学生必须具备的能力,但它是否能够属于生存教育的范畴仍有待探讨,对生存教育内容的选择不应该是什么都往里装;其二,技能技巧的学习可以看做是丰富学生的兴趣爱好或者当做课外实践活动的选题,但是将其拔高而视为生存教育的主体内容是万万不可行的。实施生存教育既要避免其内容的泛化,更重要的是警惕生存教育中滋生的技术主义倾向。过于强调技术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盲目去追寻某种情境性的、操作化的技巧,看似热闹多样化的课程内容却是对生存教育价值的遮蔽。生存不是简单地指人的“生命的存活”,而是指人作为生存者是“生成着的存在”,人的存在不是现成的而是生成的,它总是向未来、向新的可能开放,而不会最终完成于某一确定的状态,一旦凝固下来,它就会失去生命的活力、张力,物化甚至腐化。[4]缺乏精神内涵和价值承载的生存教育不具有任何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哪怕学生学了手艺有一定程度上的实用性,但在对个人、对社会未来的发展上所起到的作用仍是让人担忧的。
3.生存教育形式的僵化
生存教育现有的形式多以主题班会和主题活动进行。主题班会的主要内容是安全知识讲座,例如“预防踩踏事件”“防溺水与自救”“交通安全”“用电安全”的等等,主题活动包括“师生共建‘生存画廊’”“生存教育主题演讲赛”“生存教育知识竞赛”等等。[5]仅从名字上看,这些活动的形式都大同小异,不外乎包括知识讲座、活动课程以及专题探讨等,然而这样的形式是否使生存教育只是流于表面,是否能真正触及学生的内心唤醒其真实的情感呢?
第一,不管是教师讲座、学生演讲或是各类竞赛等等,生存教育的基本形式都无法避开知识传授形式。需要承认的是,生存教育的确离不开知识的传授,但是这不该成为其最重要的形式。不经过学生内化的知识只是学生大脑中存储的字符和图像而已,只有通过学生亲自体验或感悟的内容才能真正影响学生的观念和态度。
第二,生存教育在其本质中就隐含了实践与活动的倾向,然而在学校中以活动形式开展的生存教育并不能达到其根本目标,学校和教师对生存教育活动的理解仍处在初级阶段,并不是学生进行了演讲活动或者竞赛活动就是实施了生存教育。相反,生存教育的活动设计要有其内在的逻辑和维度,区别于理解知识点的表面化的活动。生存教育的活动是要让学生在具体情境中去实践体验,最终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与社会对话,甚至切实改善自身的生存境遇。
第三,较为新颖的生存教育形式借助了国外野外生存教育的思想,让学生在陌生的野外环境中去体验,但是这种形式的生存教育的前提之一是,所有活动都已经经过事先完善的安排、计划和组织,反倒更像是大型的野外虚拟游戏,试问在这种被设计的情境中训练出来的行为和观念,是否真的能够适用于现实社会呢?
二、生存教育在理念上的澄清
解决生存教育在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需要再考察生存教育的本质和内涵,而这就要追溯到支撑生存教育发展的生存哲学。从生存哲学的角度而言,生存教育主要应该关注的是“人”的状态。雅斯贝尔斯对生存哲学进行了相关研究,“生存”作为他的哲学中心和主要对象,“被视为一切现实问题的核心”[6],他提出了三个基本范畴,包括“自由、历史性、交往,生存本身是不能表述的,只有通过这三个范畴表现出来”[7]。
1.生存教育与历史性
雅斯贝尔斯从生存的视角来理解历史性,他认为人处在历史进程之中,并且正是人类的自我创造与人类所处社会的不断自我生成建构着历史。个人的生存具有有限性,它表现在生存是一次性的,是不能代替、不可重来的,而“历史是人的生存延续,只有生存意识能体现出历史意识,也使人成为历史的存在”[8]。个体的存在不应该被完全客观化,主观的个人生存意识使个体不再始终处于固化的状态,而是处于不断形成之中,这就需要持续进行内在的实践与反思。实施生存教育有必要对生存意识进行解构,求生意识与危机意识是生存意识中最基本的要素。求生意识是作为自然人基本生存的要求,是受一种历史责任感的驱使,它将个人的安全和存在放在首位;而危机意识是作为社会人存在的需求,是受历史延续性要求的驱动,它是个人持续追求发展的体现。求生意识从对象上看,既包括了对自我生存有意识的渴望,也包括了对他人生存无意识的支持,其核心内容是尊重全体的生命、关注生存的价值。从时间的延续上看,既包括了对当前生存的重视,也包括了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希冀,认识当下客观的存在的生存危机、保持危机意识和警惕性是人们必不可少的生存意识。
2.生存教育与自由
“生存自由强调的是一种内在自由”[9],内在自由得以实现的关键在于雅斯贝尔斯所指的拥有选择的权力和发展可能性。人们可以根据个体自身所处境况进行主动的抉择,从而为生活提供一种可能的存在,自由和选择是开放的行为,它代表着主体的意向和愿望。生存自由有高低不同程度的区分,其最低标准是指能够生存,也就是指生存教育的最低目标是教会人们如何作为自然人生存下去。这不仅包括在紧急状况下进行自我保护和提供自我救助,而且包括生活自理能力等以维持日常存活的知识和能力。培养良好体格和提升身体素质是对身体健康的需求,而面对社会的急剧变化和快节奏的生活压力则对心理健康有了相应的要求。除却这些基本要求,生存和发展关系密不可分,更高层次生存自由的目标是以社会性生存和发展需求为主,以关注人的生存自由、追求人生质量和意义为重点。学校“作为无条件的‘生存共同体’,不是一个客观的存在物,它的本质不能由外部的共同属性来界定,而只能由每个人的自由存在来说明”[10]。这就要求生存教育必须超越原有旧有知识体系,超越对技术、技艺、技能的寻求,更多关注人的发展和自由生成,不断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进行更新,使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能够更加具有社会性和文化性。
3.生存教育与交往
雅斯贝尔斯生存哲学的核心概念是交往,是对存在最本质的认识。他既认为个体是孤独而区别于他者的,又认为个体是开放而能够与他者联结的。正是这种非封闭性使得具有绝对意识的独立价值主体能通过爱与理解等进行相互间的交往,在交往过程中实现生存的应有意义。雅斯贝尔斯提出的“生存危机”概念,实质上就是人类的精神危机,“生存的阐明使我们意识到,人不仅仅是一般意识,更不仅仅是世界中的一个存在,而且是一个丰富的整体,一个由知、情、意构成的精神”[8]。由于社会中愈发激烈的各类竞争,引发了人们的各种负面情绪和精神危机,人们过于轻视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人们对欲望的不满足带来冲动和焦躁,对存在的不确定性导致忧虑和恐慌,对他人的不理解造成冷漠和绝望。只有在社会交往中,人们才能走向他人、获得帮助、完成救赎。“在人的生存过程中,为了更好地实现生命的延续,人必须同时实现自然生命存在和社会生命存在的有机统一,必然处在与自然的互动、社会生产劳动以及人与人之间结成的各种各样群体、社会、国家或者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10]基于交往的生存能力既有对个人在社会中进行职业劳动的要求,也有对个体融入社会特定文化中的要求。生存教育中针对缺乏锻炼、缺乏挫折、依赖性强等问题,对人的培养就需要包含对个体实践能力的拓展,不断进行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使人自身综合素质得以提高;针对不断更新的动态知识观,则应该发展人们的终身学习能力;针对社会中自发形成的一套价值规范,则要夯实交流能力、增强适应能力,以此不断提高自身的交往能力,使自身存在拥有无限可能性。
三、实施生存教育的立体化路径
通过上述讨论可知,生存教育的实施离不开指导思想上的纠偏,将生存教育仅仅当做提高个人的自理能力或者正确处理应对突发事件的观念是不可取的,这是对生存教育深刻内涵的遮蔽。生存教育不仅需要求生意识和安全教育来促进个人维持基本生存,更应该关注作为社会中的个体所存在的危机意识。生存教育应该直面个体存在的精神焦虑和严峻的环境危机,使个体的发展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并且有所超越,在破除个体生存危机的同时,也对解决可能爆发的社会危机有着重大意义。要在真正意义上实施生存教育、触及生存教育的本质,还不可否认生存教育的价值追求。它除了让作为自然人的个体得以保全,更是让作为社会人的个体得到精神上的满足,既有在文化上的追求,也获得选择上的自由。
1.生存教育应设置有梯度性的教育目标
在对生存教育理念进行澄清之后,则应该讨论更为具体的问题,例如,生存教育的内容具体包括哪些,选择课程内容的原则是什么等等。开展以增强人们生存意识、丰富其生存知识、提高其生存能力为主要理念的生存教育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完善学生全面发展能力,使学生能够更好地迎接挑战、融入社会生活的重要措施。生存教育的内容应该兼容并包,并非是让学生有“一技之长”,而是让学生在生理和心理上都获得“安全感”,这既包括学生对自身能力进行重新审视,也有学生对周围社会和环境的深入认识。生存教育内容的选择原则要考虑学生的学习需求、教师的教学能力以及课程内容的层次性。就学生的学习需求而言,一是需要对学生的安全“生存”进行教育,许多学校开设的防火灾、防溺水教育就属于这一类;二是需要对学生的心理健康进行关注,包括与自身相处、与他人相处、与社会和环境相处等命题。就教师的教学能力而言,教师需要具有教学敏感性,关注到学生可能出现的问题,抓住时机进行教育教学,完成课程的动态生成,更进一步有能力独立完成课程开发。生存教育课程内容的选择不能千篇一律,还需要考虑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学习内容要有层次性,内容选择应是梯级式上升的。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中的生存教育应该达到不同的课程目标。
2.生存教育的实施形式应该多样化
在学校场域中,课程仍是实施生存教育的重要手段。生存教育的理念融入教学之中,体现在对课程的设置和丰富上,建构和完善的生存教育课程体系,积极对生存教育进行课程开发。(1)专门学科渗透,生存教育与学科性资源加以整合。这种模式主要针对生存教育基本知识的传授,旨在提高学生的生存意识,使学生获得生存所需的基本知识和基础素养;(2)以增强学生身体素质为主的体育、以培训学生道德品质为主的德育等学科能够以专业课程设置的形式进行生存教育;(3)生存教育可以通过选修课形式进行课程的拓展和开发。在选修课模式下可以使用专题性案例分析,围绕相关主题开发生存教育活动,根据社会上实时发生的生存教育相关案例,深入探究生存教育相关的知识性话题,使学生获得更新的生存常识。3.生存教育的理念应该扎根于生动活泼的校园文化体系之中生存自由的可选择性要求对周围环境有着深刻的了解,这就要求学生去理解当下所处的环境。学校是个小型的社会,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密切,要使学校与社会进行更有效的衔接,生存教育就应该模拟真实的社会情境,全力打造校园生存教育文化。开展具有社会性质和文化性质的社团活动可以建构学生正确的道德观与价值观,初步使学生符合现代社会生存的潜在要求。并且在具有生存教育意义的社团活动中,学生能够掌握立足于社会所需的交流能力,不断进行反思。从而在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中获得精神的丰富,能够有意识地主动寻求生存的价值和意义,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另外,生存教育的理念应该体现在真实而丰富的实践之中。
生存教育存在于课堂内、校园内,而又不仅仅局限于此。学校有能力、有资源与社会共同搭建起一座桥梁,在实实在在的具体社会环境中为学生提供更多有意义的生存教育相关的锻炼。生存教育不应该局限于学校藩篱之内,而更应该走出校园,在落实社会支持系统的基础上,通过开展生存教育技能培训、生存情境相关演练、社会实习等多种形式进行社会综合实践活动,让学生在真实的社会情境中融入生活本身。更重要的是让学生获得应对可能的生存危机所必需的意志磨炼,从而得到精神的丰裕和敢于正视挑战的决心。“成功的教育并不是学生学业成绩的获得,不是整齐划一的教育结果,不是实用知识和技术的娴熟,而是影响学生的精神生活的教育,这是人的生存所必需的条件。”[11]现实状况使得对生存教育的探讨仍在继续,生存教育在实践不断完善其理论,又在理论指导下可以重新认识实践。生存教育仍具有发展的生机与活力,使人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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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管理是政府实施公共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世界上许多经济社会发达的地区和城市都在致力于道路交通管理方面的研究,通过对道路交通依法管理和科学管理,从而实现道路交通安全、畅通、便捷、环保的总体目标。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道路交通管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1.我国旅居车道路通行管理问题解析
1.1旅居车注册登记问题
旅居车注册登记问题我国机动车注册登记是以《机动车类型术语和定义》为依据,在2008年之前,该标准并未明确旅居车注册登记的类型,各地公安机关注册登记的旅居车出现了“专用客车”、“专项作业车”等不同类型的登记属性。此外,《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的1997至2004多个版本中均未有“旅居车核定人数不超过9人”的规定,根据GA802-2008中的分类,自行式旅居车在注册登记还出现了“中型专用客车”。旅居车注册登记的混乱导致了后续的驾驶资格和道路通行难题,同一类型的车由于注册登记属性的不同,在道路上通行的权利不同,需要具备的驾驶资格也不同。如同属于小于6米的自行式旅居车,在机动车公告中不注明核定载客人数,在公安机关注册登记时有可能注册为“小型专用客车”,只需具备C1及以上驾照即可驾驶,也有可能注册为“中型专用客车”,需要具备BI及以上驾照。GB7258-2012、GA802-2014两项新标准的出台有效解决了旅居车注册登记混乱的问题,但在新标准出台之前的历史遗留车辆仍存在管理难题。
1.2旅居车驾驶资格问题
根据旅居车分类及《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第123号令)规定,对两类旅居车驾驶资格有相应的规定。自行式旅居车注册为“大型专用客车”的旅居车,需要持A1驾照;注册为“小型专用客车”的旅居车,持CI及以上驾照即可。拖挂式旅居车需要牵引车才可以在道路上行驶,驾驶拖挂式旅居车需具备牵引车驾驶资格,即A2驾照。对自行式旅居车而言,目前最为典型的问题是车辆长度大于等于6米的注册为大型专用客车的自行式旅居车,需要A1驾照资格,申请人需具备年龄26周岁以上、50周岁以下,且已取得驾驶中型客车或者大型货车准驾车型资格5年以上,或者取得驾驶牵引车准驾车型资格2年以上,并在申请前最近连续五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记满12分记录。即驾驶车长大于等于6米的自行式旅居车需要具备严格的驾驶资格,申请驾照周期相对较长、难度较大,也使得旅居车设计时经常限制在6米以内,或者使得超过6米的旅居车使用群体集中在中年范围,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旅居车发展。对于拖挂式旅居车,申请A2驾照需要24岁以上、50岁以下,已取得驾驶中型客车或者大型货车准驾车型资格3年以上,或者取得驾驶大型客车准驾车型资格1年以上,并在申请前最近连续三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记满12分记录。即拖挂式旅居车同样面临申请驾照周期相对较长、难度较大的问题。
1.3旅居车道路通行问题
1.3.1牵引车违法改装和通行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6条:小型载客汽车只允许牵引旅居挂车或者总质量700千克以下的挂车。我国目前大部分小型客车在车辆出厂公告中并未有后拖钩,注册登记时不会注明车辆具备拖车功能,车辆改装不允许改变此项性质,因此国内上道路行驶的由小型客车拖挂旅居车很有可能存在私自改装的违法行为。《实施条例》第56条也规定’大型载客汽车不得牵引挂车’则目前在道路上行驶的由车长超过6米的旅居车牵引旅居挂车也属于违法行为。此外,道路上行驶的旅居挂车还存在灯光信号、制动、安全防护等不符合国家标准的情况’甚至有私自焊接拖挂车和拖挂旅居车无牌无证的现象。
1.3.2公路通行限制在普通公路上通行时,部分道路由于设计、管理等原因,桥梁、隧道、局部路段等不具备超过一定高度、载重、宽度的车辆行驶的条件,故采取了限制某类车辆通行的措施。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全挂拖斗车类型的旅居挂车不允许在高速公路行驶。但国内高速公路管理存在分段管理、公司运营的现象,不同管理区段可能存在对旅居半挂车、中置轴旅居挂车限制通行的现象,导致拖挂式旅居车在高速公路上通行不畅。
1.3.3城市道路通行限制由于旅居车类型、尺寸存在巨大差舁,道路通行特点也各舁,且具备居住的功能,在当前城市道路交通拥堵形势日益严峻、停车问题逐渐突出的前提下,旅居车在城市道路的通行与停放必然对道路交通运行产生重要影响。一是城区道路通行问题。自行式旅居车其道路交通运行特征与普通客车类似,对道路交通运行相对较小,目前除采取尾号限行的城市外,并不属于各城市机动车限行范围。拖挂式旅居车道路通行特征与拖挂车相似,不仅需要更高的驾驶资格水平,其在道路上通行时会严重降低道路通行效率,更会对道路安全产生负面影响。二是城区停放问题。目前我国的城市停车问题已然十分突出,停车供需矛盾急剧爆发,违法停车现象十分严重。尤其是对拖挂式旅居车而言,根据现有的停车资源、停车泊位设计情况,无论是路内停车泊位还是路外公共停车场,均难以找到合适的停车泊位。且旅居车具备居住功能,其获得生活补给、实现居住功能等情况不可避免对所停放地点周边产生影响。
2.国外旅居车道路交通管理经验总结
2.1注册登记及驾驶证管理
国外对旅居车的注册登记和驾驶证管理有着严格的规定。英国限制超过12米长和2.55米宽(测量范围不包括驾驶镜,保险杠,灯具)的旅居车注册登记。针对不同类型旅居车,英国采取分级驾驶证管理制度’旅居车驾驶证取决于驾驶人年龄和旅居车的尺寸大小’3.5-7.5吨的旅居车需要取得C1型驾驶证,超过7.5吨的旅居车,需要取得C型驾驶证。澳大利亚针对不同旅居车类型规定不同的注册登记程序,注册登记类型分为轻型旅居车和重型拖挂旅居车两大类五个小类。驾驶资格管理方面,根据货车重量和客车人数规定驾驶资格级别,旅居车一般使用C级别驾照和LR(轻型车驾照)即可。C级驾照可以驾驶4.5吨以下的汽车,不超过12人的汽车(含司机);LR(轻型货车驾照)可以驾驶4.5到8吨的货车和12人以上的客车,所拖挂车不能超过9吨。
2.2道路通行管理
2.2.1全方位的安全防护设施配置欧洲大多数国家根据自身地理、气候、道路交通等条件,规定了旅居车的安全设施装备标准。德国、法国、意大利等诸多欧美国家要求旅居车必须配备反光背心,在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时,所有乘客和驾驶员离开车辆必须穿戴反光背心;车辆轮胎花纹夏季不低于1.6mm,冬季一般不低于4mm,个别国家要求车辆配备冬季轮胎;随车携带防滑链,仅允许恶劣天气使用,但不得破坏道路。此外,还有对牵引绳、备胎等要求。
2.22严格的通行和停放规定欧洲国家规定了不同类型旅居车在不同类型道路上行驶速度。针对旅居车在城市道路通行问题,欧洲国家主要采取限制性措施,严格限制拖挂式旅居车进城通行,德国、法国、西班牙、英国、意大利等诸多国家规定旅居车通过桥隧、城市道路时需缴纳特别通行费用,其中德国还根据车辆排放等级限制其可通行的区域和道路。对于旅居车停放问题,欧美国家一般规定旅居车允许车辆在露营地以外的野外露营,且需要遵循指定的道路、停车泊位上停放,不允许车辆停放在国家公园或自然保护区内。同时,各国根据本国道路情况、车辆情况制定了双车道公路、其它道路等不同限速规定。建成区道路上’大部分国家对拖挂式旅居车、自行式旅居午最高限速普遍定为50km/h,以保持安全的运行条件。在市郊道路上,拖挂式旅居车限速一般为70km/h,小于3.5吨的自行式旅居车限速一般在90km/h,大于3.5吨的自行式旅居车限速一般在80km/h。
3.关建议
目前,旅居车在我国发展尚属起步阶段,对旅居车生产制造、使用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制定和执行相对较为滞后,引发了旅居车在购买使用方面的问题,既不利于旅居车市场乃至旅游业的发展,也不利于道路交通安全水平的提高,亟需研究解决。围绕旅居车居住和交通两个核心功能,借鉴欧美国家对旅居车的管理经验,结合我国道路交通运行特点,建议对旅居车采取分类管理的基本对策,分别针对自行式旅居车和拖挂式旅居车制定安全驾驶、车辆安全、道路通行和停放等方面的政策措施。
3.1规范旅居车注册登记
旅居车在注册登记中的属性是对其进行道路交通管理的先决条件。目前,我国已经出台了《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和《机动车类型术语和定义》的最新版本,对旅居车的车辆类型进行明确的规定。因此,在旅居车注册登记时,一方面要严格按照规范标准进行登记,避免出现“专用客车”、“专项作业车”等不同的登记属性;另一方面,为更加准确旅居车在注册登记属性,推动工信部门严格、规范按照标准要求发布机动车产品公告,明确旅居车的登记性质。同时,对于我国目前存在的登记为其它类型车辆的旅居车,应逐步换领新行驶证等措施,将其纳入统一管理。
3.2强化驾驶人资质管理
旅居车的道路交通运行特性有别于一般的客车,特别是驾驶旅居拖挂车,对驾驶人要求更为严格。拖挂式旅居车与普通挂车列车相比,牵引方式基本一致,对驾驶安全意识和技能要求基本类似,因此应当要求持有A2驾驶证方可驾驶“拖挂式旅居车”,以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同时’深入研究优化驾驶证管理,探索不同准驾车型驾照可以牵引车辆类型及驾驶培训、考试等要求。
3.3提升旅居车安全性能
旅居车具备交通运输和居住两大功能,因此旅居车辆的安全管理不仅包括车辆本身安全性能的管理,还包括车辆安全设施的配备。一方面,加快修订我国已有的旅居车相关标准,根据道路交通运行安全要求,科学制定旅居车车身、底盘、挂车等安全技术要求,制定旅居车车辆载质量、挂车牵引等方面技术规范,确保车辆自身安全性能符合我国道路交通安全要求。另一方面,根据居住功能和道路交通通行安全要求,制定旅居车消防设施、交通安全设施等随车安全设施的配备标准,提高旅居车运行和停放的安全性。
3.4严格旅居车通行执法
在当前我国对旅居车辆管理较为严格的前提下,部分旅居车上道路行驶存在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如持有A1以下驾照的驾驶人驾驶注册为大型专用客车的旅居车上路行驶,注册登记时未注明具备后脱钩的小型客车或小型自行式旅居车拖挂旅居挂车,旅居挂车无牌无证,驾驶车辆牵引拖挂旅居车时不具备A2驾照,均为现实中多发的道路交通违法现象,对道路交通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在道路交通执法中,应根据旅居车注册登记属性,严格査处不具备上路条件、违法通行的现象,规范旅居车驾驶人出行行为。
3.5细化城区道路通行政策
不同类型旅居车对城区道路交通运行影响差舁较大,建议根据旅居车类型制定其在城区道路的通行政策。对于自行式旅居车,其对正常道路交通运行影响较小,可根据车型参照小型客车或大型客车的通行政策进行管理。旅居挂车在城区道路的通行管理政策中需予以细化,明确将旅居全挂车、旅居半挂车、中置轴旅居挂车等纳入通行管理范围,参照大型货车或拖挂车通行政策管理,限制其在高峰时段使用城区道路,减少道路交通拥堵和排放,提高道路交通安全水平。此外,也可借鉴国外经验,采取收取特别通行费的措施,为其占用道路资源付出一定的经济成本。
3.6加强旅居车停放管理
欧美国家对旅居车停放基本要求其在指定地点停放,禁止在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停故,严格限制其在道路、停车泊位上停放的时间。目前,国内也在积极建设自驾游营地,为旅居车的停放提供便利的条件。由于旅居车的停放不仅是车辆停放的效果,更会产生居住消耗垃圾,因此,需要严格限制旅居车辆停放地点和停放时间,避免对环境造成污染。在城市道路交通管理中,旅居车的停放与通行政策需协调制定,城区道路上及路外公共停车场应禁止旅居挂车在城区道路停车泊位上停放,限制专用客车类型的旅居车的停放时间,并与城市停车收费政策相一致,对旅居车停车收取一定的停车费。同时,严格道路交通执法,严厉打击旅居车辆通行和停放违法行为。
4、结语
旅居车兼具交通运输和居住的功能决定了其有别于一般交通工具设计制造要求和使用待性,具备了客、货两类车型的道路交通运行特征,需对其进行有别于一般车辆的道路交通管理对策。为此,本文针对我国旅居车注册登记、驾驶资格和道路通行管理方面问题,借鉴发达国家旅居车道路交通管理经验,提出了旅居车注册登记、驾驶人管理、车辆安全改善、路面执法、城区道路通行和停放管理六个方面的管理建议,为旅居车道路交通管理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一、认清形势任务,把握规律特征
执法规范化建设任重道远,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水平亟待提高。当前,作为交通安全执法部门,面临执法理念转变、执法方式转型、执法必须规范,群众法律意识增强、监督群体增多,内部教育培训乏力、思考破解能力不强、管理监督机制不力、队伍整体素质适应不了当前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形势任务需要的“责任危机”和“本领恐慌”。新形势、新任务迫使交管工作不得不爬坡追赶。目前,存在执法理念不强的问题、执法能力不足的问题、执法方式简单的问题和有章不循、有令不行的问题,以及该公开而不公开、公开了而又不公正、办事效率低等问题。严重影响交警的执法公平公正度,降低执法公信力,群众有抱怨、有意见,不信任、不满意。
二、创新工作举措
积极主动作为积极探索推进交通管理社会化、信息化、规范化、服务化不仅是形势所迫、大势所趋,更是使命要求、责任担当。
(一)推进交通管理社会化
要做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必须创新社会管理,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各司其职、社会共同参与的标本兼治、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这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推动交通管理各项措施能真正落实的治本之策。只有这样才能破除长期遗留和形成的源头职责不清、行业自律不力、部门联动乏力、社会公众教育弱化,以及就管理抓管理的工作理念和现实工作中的应急式、被动式、疲劳式等管理运行模式。
(二)加快交通管理信息化
科技是做好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的重要支撑和有力保障。近几年,随着各级政府在科技投入方面的不断加大,宁夏的道路交通信息化建设取得长足进步,有力促进和保障了各项交通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在当前和今后的建设使用工作中,必须突出建设的功能性与共享性、先进性与实用性、规模化与应用化的有机结合。要积极围绕智能交通系统建设,强化信息采集功能,拓宽信息采集渠道,注重从车辆的销售、入户、办证,到驾驶人的报名、考试、发证,再到二手车的流通,直到最后的注销报废等源头性、基础性信息采集做起,确保驾驶人员和机动车辆底数清、情况实。同时,加强信息分析研判,提高应用科技的决策、指挥能力,提高在信息化、动态化条件下的预防控制能力。
(三)狠抓交通管理规范化
交管工作的任务十分繁重艰辛,而群众的意见依然很大,这固然有客观因素,但躬身自问、反思检点,一些问题还是出在自身,没有在执法中把最基本的规范要求执行好、落实好。首先,要着力加强法治理念、法律法规的培训力度,使民警对应知应会的法律法规能达到熟知熟用的程度,提高民警最基本的履职能力,并形成规范执法的自觉意识。第二,要严格落实“四个一律”制度,坚决抓好执法记录仪“四必要求”,建立出警处警全程使用执法记录仪的刚性问责制度。第三,要加快推进执法场所标准化建设,对硬件建设达标的,扎实解决办事大厅、监控设备、工作流程不符合规定的问题;对硬件建设不达标的,下大力气加快工程的改造改建,从基础上解决不规范的问题。
(四)提升交通管理服务化
正确处理好管理与服务的关系,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当前,服务经济、服务社会、服务公众,已成为政府各级主管部门的主要职能和核心内容。可以说,服务不再仅仅是一种美德和额外负担,而是一种法定的职责。随着发展需要、群众需求,交管部门应以“服务”为导向,建成集监督、管理、教育、服务于一体的,具有多元化职责的“复合型”部门。首先,擦亮服务窗口。公安交管部门履职尽责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个环节,都是窗口,都要以“窗口单位”的要求作为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勇于“亮窗”、敢于“亮窗”,自觉接受群众监督,积极改进规范,提升服务质量。第二,创新便民措施。对公安厅2013年出台实施的涉及交管的3项硬性规定和7项便民利民措施,要不折不扣地抓好落实,固化便民服务举措。同时,积极创造条件,适时推出便民利民新措施。2014年,按照公安厅确责的“驾驶证考试下放到县一级公安机关、增加自助缴费机和违法处理岗点、纠正收取暂扣车辆停车费”等重点工作,必须落地有声、抓实抓好,方便群众办事、减轻群众负担。第三,做到公开透明。能公开、该公开的事项一律公开,从各项接处警程序、受理办理事项、办理程序及时限、监督措施及办法,拓展执法公开范围,深化执法公开层次,全程阳光作业,坚决杜绝随意性、隐蔽性,有力挤压发生不正当行为的弹性空间。与此同时,公安交管部门还要维护法律尊严,保障交通安全。一要强化源头监管。加强与交通运管、安检、教育等部门的协作配合,重点对客运车辆、校车、危险化学品运输车的源头监管,督促客运企业、客运场站和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教育部门及学校严格落实交通安全管理的各项制度措施,对发现的问题要一查到底,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做到从严从重处理,倒逼各项安全措施落实到位。二要强化动态监管。加强与交通运管、安监等部门的协作配合,适时抽查、集中检查客运车辆安装和使用动态监控系统情况,督促客运企业充分发挥卫星定位汽车动态行驶记录仪的监管作用。对不按规定进行实时跟踪监管运营车辆的企业,一律停业整顿;对同一客运企业的车辆有两次以上超员违法行为的,一律停业整顿。
三、厘清职责定位,扎实务实工作
在当前和今后的交通管理工作中,应着力增强“三个方面的意识”,提升“六个方面的能力”。
(一)增强“三个方面的意识”
一是增强信息汇报意识。积极主动地向自治区党委、政府和上级有关部门及时汇报交管工作取得的成效、存在的问题及意见建议,争取重视支持。力争每年自治区政府能专题听取一次有关公安交通管理工作的汇报,以自治区政府名义印发有关加强和改进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意见。力争每年自治区人大将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列入年度重点督查检查内容,以督促解决制约公安交管工作发展的一些体制性、机制性问题。积极向自治区党委政法委汇报政法机关车辆管理使用情况、向自治区区直机关工委汇报区直各部门车辆管理使用情况,争取将区直各单位的车辆管理使用情况纳入相应的综合考评、绩效考核、创建文明单位的内容之中。二是增强协调联动意识。积极主动地与交通运管、安检、经信委、环保、财政、教育及宣传、广播电视等部门加强联系沟通,争取支持帮助。采取上门主动汇报工作情况,听取对交管工作的意见建议,及时改进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不足。同时,汇报工作实践中发现的问题,提出相关工作意见建议,进一步明晰各自承担的职责任务,建立完善部门间的信息互通、协调联动、合力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加强与公安厅指挥部、纪检、宣传、法制、督察、治安等处室的沟通联系,做实做好信息报送、问题反馈、舆情引导、法律培训、协作配合等工作。三是增强服务基层意识。积极主动地帮助基层协调解决困难问题,多一些换位思考,多一些办法举措,切实减轻基层工作负担。在工作部署上,突出前瞻性、现实性、针对性、科学性,因路因时、因车因人制宜,突出侧重点,强化针对性,力戒形式主义的运动战、人海战。在勤务保障上,突出办公办案场所滞后影响规范执法、民警路面执法执勤防护装备不足影响人身安全等基层无力解决的重点困难,突出高温严寒天气下及专项整治工作中存在的实际困难,争取财政划拨相应的津贴补贴。
(二)提升“六个方面的能力”
一是提升学习思考能力。学政策理论,做到入脑入心,坚定理想信念;学法律法规,做到应知应会,自觉遵照执行;学业务技能,做行家里手,熟练掌握运用,真正达到学有所思、学以致用,警钟长鸣、守住底线。二是提升教育培训能力。当前,应以解决执法办案水平不高、执法执勤技能不强、做群众工作能力不足、应对媒体方法不当等诸多薄弱环节为切入点、着力点,分层次、有侧重地加强教育培训。比如,邀请厅法制总队民警就年度执法考核中发现的交警执法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点评指导,组织全区交管系统的业务精兵上门实地培训,选派交管骨干到外省市跟班作业、学习取经等方式,以及有针对性地集中、分片组织开展实用法律、工作技能、信息化应用等培训,着力解决实践实战需求。三是提升破解问题能力。切实加强对当前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问题的调查研究,积极推动政府有关部门对道路交通进行科学规划、加大投入,提高城市公共交通的分担率,提高农村客运的安全系数。对容易发生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的重点环节,对已经作出的道路交通安全的部署要求,要紧抓不放。对城市现有的十字路口、丁字路口的交通安全设施不全、路口渠化不合理、红绿灯配时不科学的问题,对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综合管理责任制落实不到位的问题,要加大督导指导力度,明确相关责任,督促问题解决。四是提升廉洁从警能力。坚持不懈地加强日常教育、监督和警示,督促民警严格自我约束、严于律己,自觉遵守纪律规定,防止违法违纪问题发生。要建立健全各项规范工作运行的制度规定、规范涉及人财物等重点环节的监督办法,坚决把公权力放在桌面上、置于监督下,做到阳光公开。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时时检点自己的言行举止,时时处处管好自己,切实把好党性关、纪律关、权力关、法律关、廉政关。五是提升安全宣传教育能力。加强公众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采取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方法,加大对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和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危害性的宣传教育力度,普及交通安全常识,及时通过媒体曝光典型交通违法行为案件,进行安全警示教育。要不断深化交通安全宣传“六进”活动的经验做法,扩大宣传教育的覆盖面和影响力。要及时通过广播、电视、互联网、短信、电子显示屏、公路沿线可变信息板等媒介,发布道路通行信息,加大温馨提示。要拓宽社会信息交流渠道,办好公安微信、微博,把交管部门的执法事项、便民措施、服务承诺全部公开,增加交管工作透明度,增进群众理解认同感。六是提升督察检查能力。要针对路面执法执勤、事故处理等执法活动,加大对接处警“、四个一律”制度和执法记录仪“四必要求”具体执行情况的督察检查力度。要针对驾驶人培训和考试监督管理制度的落实情况,加大对驾驶人培训,考试的事前、事中、事后的督察检查力度。要针对下放的审批事项、便民措施贯彻落实情况,加大实地跟踪督促检查和采取技术手段实施后台监管的力度,解决公权力、便民措施私用滥用问题。要针对群众投诉反映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加强对问题的调研思考,建立健全相应的解决及制约措施,及时解决回应群众的诉求问题,以执法活动的规范、透明、公开、公正,不断提升群众对公安交管工作的信任度、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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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哲学革命首先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维范式,也正是这种崭新的思维范式才导致了哲学的革命。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哲学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卡尔·米切姆将技术哲学研究划分为人文传统及工程传统,这一划分得到了学界广泛的认可。20世纪80年代技术哲学经验转向之后,面向社会的经验转向与面向工程的经验转向分别延续了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及工程传统的技术哲学。无论从哲学发展、技术哲学学科建设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在强调技术哲学研究经验基础的今天,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研究仍具有首要性。
[关键词]人文传统;技术哲学;经验转向
一、技术哲学研究
传统的划分卡尔?米切姆(CralMitcham)通过对技术哲学研究的历史考察,将技术哲学研究分为人文传统与工程传统。工程传统的技术哲学的研究主体多为工程师,他们以技术为出发点,对技术进行考察与分析,由于其起点为技术,在看待其他事物时,也带有技术思维的影子。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则以人为出发点,探究技术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以及技术与人类社会中的各种要素如文化、政治等之间的联系。尽管米切姆的二元划分仅属一家之言,且有过于简单之嫌,但由于其概括性强,具有广泛的通约性,因此得到了普遍的认可。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伴随着对技术的怀疑与批判出现。在米切姆对技术哲学人文传统的划分中,主要包括了人类学———文化批判传统的路易斯?芒福德、哲学———现象学批判传统的敖德佳及马丁?海德格尔和社会———政治批判传统的埃吕尔等人的技术思想。芒福德考察了技术发展的历史,考察了技术的起源,区分了综合技术与单一技术[1]56,并对单一技术这种现代技术的主要形式进行了批判。海德格尔从他的存在主义现象学出发,区分了古代技术与现代技术,并指出现代技术的本质并非技术性的东西,而是一种真理的形式,是展现存在的一种手段。埃吕尔认为,自己是用“与马克思研究资本相似的方法来研究技术”[1]75,他通过区分“技术操作”与“技术现象”对技术进行分析,指出技术是现代社会的统治力量。这些技术思想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是出于哲学的批判与反思精神,考察现代技术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由于环境污染、生产过剩以及经济危机等问题日益严重,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倾向于认为现代技术是有害的,同时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使一些哲学家诸如埃吕尔等认为技术是能够自主发展的独立系统,不是人类掌握技术,反过来很有可能是技术掌控人类。同时,这些技术哲学家也对如何面对技术引起的社会危机提出了一些见解,也“致力于探求人类怎样才能与技术发展一种更好的关系”[2]9-10。这种技术哲学研究在多个方面受到批判。首先,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家大多对技术持有悲观态度,他们的技术思想是出于对技术造成的不良后果的批判,因此较少关注技术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其次,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家在对技术的本质认识中赋予了技术主体性,倾向于把技术当作一种人类无法控制的独立自主的力量,技术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与人类使用并无太大关系,而是由技术本身决定。再次,在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的研究中,“技术被作为整体研究,……几乎没有注意到不同技术之间的差异性”[2]11。因此,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很少关注具体的技术,并不能对现实中的各种技术问题提出有效的建议。
二、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的当代体现
鉴于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中存在的种种问题,20世纪80年代欧美技术哲学研究发生了经验转向。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概念由荷兰技术哲学家提出并进而在欧美技术哲学研究中得到认可和发展。汉斯?阿卡特胡斯概括了这一新的研究范式的三个特点:
第一,它不把技术人工物看作是先天给定的,而是试图打开黑箱,对技术的具体发展和模式展开分析。
第二,它认为技术可以从多个部分展开分析,而不是一个凝固的整体。
第三,它关注技术与社会的共同演化[3]13。菲利普?布瑞在其《经验转向之后的技术哲学》一文中指出,在经验转向的过程中,存在着两种路径,分别是“面向社会的”经验转向与“面向工程的”经验转向。由于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要求打开技术黑箱,在具体的层面考察技术,面向社会的经验转向也关注具体的技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媒介技术等具体技术成为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家的关注点。同时,由于受到社会建构论的影响,当代的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家对技术的认识也发生了改变,他们不再把技术当做独立的主体或系统,而是认为技术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社会中的各种要素都影响技术的设计、产品的制作等。也因为如此,他们对技术的批判采取了更为温和的态度。这种经验转向与之前的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关注的中心都是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以此为出发点评估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因而是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在当代的延续。具体来讲,在当代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中,温纳及芬伯格延续了技术哲学中的社会———政治批判传统。温纳吸收了埃吕尔的技术自主论思想,在更具体的层面上考察了技术,提出了较为温和的技术决定论。芬伯格沿袭了马克思及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尤其吸收了社会建构论的思想,他对现代社会、现代性及民主等问题进行了考察,形成了社会批判理论体系。当代哲学———现象学传统的技术哲学成果丰富,其中尤以唐?伊德的实用主义的技术现象学影响广泛。唐?伊德作为美国本土哲学家,沿袭了杜威的实用主义传统,同时结合现象学的分析方法,提出了人与技术的具身关系、解释学关系、它异关系和背景关系。当代的人文传统技术哲学研究已经开始考察具体的技术,不再把技术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批判,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家对技术持有了更合理的态度,社会建构论对当代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
三、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的首要性
在两种传统的技术哲学中,米切姆从历史从属性、相容性和精神延续性三个角度阐述了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的首要性。即使在今天,技术哲学研究中更强调基于经验基础的研究,基于哲学反思与批判精神的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仍具有首要性。从哲学发展的角度来讲,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研究带来的是新的哲学视角,甚至可能开创一种新的哲学纲领;从技术哲学学科建设来看,秉承哲学批判反思精神的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是这一学科立足的根基所在。正如吴国盛所说:“当代中国的技术哲学家应该始终扣住‘技术何以能够成为哲学的核心问题’这个基本问题,否则,无非是把也已出现的相关话题和相关领域,一厢情愿地划到自己的领地上。”[4]同时,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以人类作为出发点,考察技术对人类社会可能造成的影响,是哲学精神的根本体现。在技术哲学中,“技术”是基础,“哲学”是核心,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研究相对于工程传统的技术哲学无疑具有首要性。米切姆对两种传统的对立及分裂的风险也有所提及,同时也指出了这两种传统融合的可能性,即来自工程共同体内部的德国工程师协会中的“人与技术”委员会,以及哲学共同体内部的技术的实用主义现象学。然而从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中可以看出,面向社会的经验转向与面向工程的经验转向之间仍然存在分裂的风险。因此,如何在两种传统的技术哲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两种技术哲学传统的汇通值得深思和探究。
[参考文献]
[1]卡尔?米切姆.通过技术思考:工程与哲学之间的道路[M].陈凡,朱春艳,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
[2]菲利普?布瑞.经验转向之后的技术哲学[J].闫红秀,译.洛阳师范学院院报,2013(4):9-17.
[3]朱春艳,陈凡.在“转向”中展现自身:国外技术哲学发展状况概览[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15(2):12-17.
[4]吴国盛.技术哲学经典读本[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2.
摘要:丹纳在其《艺术哲学》中以系统研究方法提出影响艺术产生、发展的“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说。他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不同的绘画流派、雕塑风格为依据对这些理论进行极为细致的阐释、论证,在不同地域、不同时空的文学艺术中产生了重大意义。艺术是一个有机的系统,系统中每个部分的变化都会影响达到艺术的理想。
关键词:系统论;种族;环境;时代
系统论认为,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系统的整体功能是各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新质。亚里斯多德的名言“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是对系统的整体性精妙的解释。同时系统论还认为,系统中各要素不是孤立地存在着,每个要素在系统中都处于一定的位置上,起着特定的作用,要素之间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丹纳将这种系统论的研究方法运用到艺术的研究中,他将社会看作是一个有机的系统,艺术是其中的一个要素,系统中的各要素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同时,一件艺术品也不是孤立的,应该有联系地去理解,寻找它所从属的,从总体上去理解。
①艺术作品所从属的总体包括艺术家的所有作品,艺术家隶属的流派,与艺术家同乡的人。因此,了解一件艺术作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就要正确研究他们所属的那个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
②系统论决定了艺术研究是处于一个复杂而立体的多位空间中,空间中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是相互联系的,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和谐共生的研究平台。丹纳由于受孔德的证实主义影响,形成了彻底的科学精神。在他看来,“种族、时代、环境”所揭示的历史背景、文化观念、社会心理等意识形态就是文学艺术作品赖以产生的源泉。因而他的“三因素”并不单单指三种客观条件和现象,主要倾向成为一种具体化的抽象概念而存在。正如黑格尔把宗教、哲学、艺术看成理念或绝对精神的产物一样,丹纳认为“种族”、“环境”、“时代”是艺术理念三种基本要素。
③种族是艺术的“内部精髓”,环境是“外部影响”,时代则是内部主源下“外部影响”。每个要素的差异,都会使艺术系统产生变化。由于种族内部本能极大地差异,造就艺术创作也表现为多样性。如果研究下意大利人和一般的拉丁民族如何理解爱情、道德、宗教,再观察他们的文学、风俗、人生观,就能发现无数突出的征象都显示出一种类似的想象力。特色是喜欢和擅长“布局”,喜欢正规、和谐与端正的形式,爱好外部的装饰,更中画意。这种想象力了解人比了解自然多。
④正是如此,意大利画派瞧不起风景画,多采用人为题材。相比较下,尼德兰绘画则更多的是风景画,注重色彩的美妙与细腻。这是因为种族内部的本能决定的。尼德兰人居住在北欧,自然环境条件差异,使他们更粗鲁,好吃,感觉和动作迟钝笨重,但他们很慎重,神经更安定,脾气更冷静,使他们更能受理性控制,更加注重事物的本质、真相,看轻外表。然而,希腊人精神活泼,对现实生活的重视与喜爱,对于人的力量的深刻体会,力求愉快。使得希腊雕塑追求心灵的健康和肉体的完美。环境是艺术作品的“外部影响”,其实是环境对种族长久以来生存以及特性形成产生的影响。这是一种缓慢的形成过程,一旦形成之后,就会对种族的特性打上深深的烙印,深刻在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和哲学中,不会轻易发生改变,从而形成艺术家身上的地理基因,表现在艺术作品中是一种具有整体的倾向性的特征。
⑤它包括气候、地理等自然环境和风俗、制度等社会环境。气候、地理因素决定了一个种族的性格特征。《艺术哲学》书中以自然环境对希腊人的影响为例,希腊两种地形,一种是丘陵,一种是滨海区。崎岖的山脉,几乎没有平原,以及天然的海湾,最长的海岸线,都不适宜耕种。因此食物很少,给人吃饱肚子、满足肉体需要的东西很少,但供养眼,娱乐感官的东西却很多。尽管特定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影响到农业生产,因而影响到饮食,但宜人的气候使希腊人在稀薄、透明、光亮的空气中长大,从小就聪明活泼,不停地发明、鉴赏、感受。他们的戏院和剧场一切都是自然包办。太阳就是剧场的灯光、闪闪发亮的海面和阳光下的山脉是布景,这些自然的景色都足以让希腊人体验豪华的审美体验。这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造成希腊人身上都有水手的气质。丹纳认为时代是包括精神思想、社会体制与政治思想等在内的大集体,这些因素渗透在时代之中,构成供文化生长的特殊时代“精神气候”。
⑥中世纪的地狱般的生活让人们悲观抑郁、恐怖绝望、情绪激动。面对黑暗的生活,光明的天国与极乐世界的观念,对于每个受尽苦难或战战兢兢的心灵都是极好的养料。基督教顺应时代而产生,统治人心,启发艺术。哥特式建筑的形式寄托了中世纪人们的苦闷。怪异、大胆、庞大,投合了病态的幻想所产生的夸张的情绪与好奇心,显示了时代精神和风俗的影响。挺拔的尖拱,彩色的玻璃窗透过奇异的光线,都是人与上天最好的交流。哥特建筑那种微妙而病态的诗意,正好反映中世纪人们强烈而又无法实现的渴望,企图在这里得到寄托。因为时代不同,古希腊人重视舞蹈与运动两个科目,崇尚肉体,其展现健康和力量。同时,古希腊人还有一种特殊的宗教情绪,一种尊敬,崇拜自然力与神力的特殊方式。能够创造出如雅典卫城、希腊雕塑、诗歌等简单而静穆的伟大作品,而现代人只能创作出孤独、苦闷。尼德兰绘画、希腊雕塑都集中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生活,以及人的思想感情、社会制度等。在“时代”因素里,丹纳认为要产生伟大的作品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自发独特的感情能不受制约的表现出来;
二是周围要有与你的思想近似的感情存在。
结语
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通过对不同艺术流派的研究,证明艺术作品不仅仅是现实的模仿,还是历史重要的见证物。艺术作品揭示了事物的主要特征,要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在诸多关联部分构成的系统中,把握好每个部分和整个系统的关系。丹纳以其渊博的知识,为我们展现了不同的国家种族、不同地区、不同时代艺术作品以及其身后的生活。正是由于一个种族特殊的自然环境、社会和风俗习惯,时代精神,才产生了当时的艺术作品。当代艺术作品,正是当代艺术家以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将当代社会生活环境的思想进行表达与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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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哲学是当代哲学的基本形态,文化的本质是人的生命存在及其活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哲学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哲学是最高级的学问,所有的教育问题只有上升到哲学层面,才能找出出现问题的原因,并找到解决问题的策略。何为地理?我为何教地理?如何教地理?对这三个问题的思考与回答,构成了地理教育哲学的主体内容。地理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种智慧。为提高学生的整体素养、为改变学生的观念、为培养学生的思维而教、为学生的美好明天而教,这是地理教师应有的地理教学观。"转变思维方式,培养地理能力"是教好地理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地理教学;哲学;思考
哲学是最高级的学问,哲学处于教育的上位,所有的教育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哲学问题。当前,开始于2001年的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作为新课程有机组成部分的地理课程,也通过十余年的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地理课程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例如,新课程改革提倡教师教学方式和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到中小学课堂,便会发现无论是教师的教学方式,还是学生的学习方式,其实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探究学习、合作学习和自主学习这些新课程改革所倡导的学习方式只有在开公开课、优质课时才会使用,常态课依然以传统的讲授法为主,教师依然是课堂的主角。假如不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并加以解决,便会影响地理课程改革,乃至整个课程改革的成败。我们只有将地理课程改革中所出现的问题上升到哲学层面进行深入思考,也许才能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作者从事中学地理教学已二十余年,二十多年来,我时常思考三个问题:何为地理?我为何教地理?如何教地理?对这三个问题的思考与回答,构成了地理教育哲学的主体内容。
一、何为地理
“地理学是研究地理环境以及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①。这只是从学术层面对地理这门科学所进行的解释,而对于地理教师而言,地理同时又是一门课程。所以我们也需要从教育层面认识地理这门课程,并挖掘其丰富的内涵。
(一)地理是一门科学
在“第二届全国天地生相互关系学术讨论会”上,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首次提出了“地理科学”这一概念。钱学森认为应当把地理学称之为“地理科学”,并将其看做与自然、社会等科学并列的科学体系。地理科学可划分为几个不同的层次,分别为基础理论、应用理论以及应用技术三个层次②。地理科学的基础理论层次包括理论地理学、区域地理学、部门地理学(如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及其分支)等,应用理论层次包括数量地理学、城市学、生态经济学、建设地理学、应用地貌学、应用气候学等,应用技术层次包括城市规划、生态设计、环境保护、遥感技术、灾害预报、区域规划、地理制图、地理信息系统等多个层面的应用技术。与传统地理学研究对比之后便会发现,经层次划分之后的地理科学其研究领域更加宽广。从学科性质来看,地理科学兼具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属性,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融合,并受哲学指导;从学科理论体系来看,地理科学具有从基础理论到应用理论再到应用技术不同层次的完整体系。钱学森认为,在现代科学体系中,应将地理科学视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科学之间的桥梁科学,他起着沟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作用;在五大开放的巨系统中,应将地理科学视为星系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系统。此外,随着地理科学的不断发展,地理建设也已经发展成为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并列的四大建设体系之一。钱学森从复杂性系统科学的理论范畴中,从哲学和人类知识体系的高度,把地理科学提升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对国民经济有着重要影响的科学,从而使地理科学具有了十分重要的理论以及实践意义。
(二)地理是一种智慧
地理学之所以被视为一门重要的科学,一方面是因为它揭示了地理环境的诸多规律,并在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中所应用;另一方面是因为随着地理科学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套自身的独特且卓有成效的地理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地理学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综合性。地理环境由大气圈、水圈、岩石圈、生物圈等圈层构成,是地球表层各种自然要素、人文要素有机组合而成的复杂系统。地理学兼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性质。第二,地域性。地理学不仅研究地理事物的空间分布和空间结构,而且阐明地理事物的空间差异和空间联系,并致力于揭示地理事物的空间运动、空间演变的规律。地理学在现代科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解决当代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等问题中具有重要作用”①。地理学的综合性特点对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具有重要意义,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具有综合性思维。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实际上是在利用自然环境中的一个或多个要素,而组成自然环境的所有要素之间均存在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对其中一个要素加以利用,必然会引起其他要素发生变化,最终甚至可能会导致整个环境发生变化,一个地区的环境发生变化,又势必会影响到其他地区的环境,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例如,人类在进行森林资源开发时,不仅仅是对当地的植被施加了影响,同时也影响了当地的土壤、水文、气候以及地形等其它自然要素。所以,对于森林资源的开发利用,也要考虑到对自然环境其他要素甚至整个自然环境的影响。此外,不同区域内的自然资源之间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我国黄土高原土地资源的不合理开发,不仅严重破坏了黄土高原的区域生态环境,使水土流失日趋严重,暴雨、洪涝灾害频发,土壤肥力下降,农业减产,农民生产、生活环境受到严重威胁。而且,黄土高原土地资源的不合理开发,还导致黄河下游区域多年来风沙、盐碱、洪涝等自然灾害日趋严重,区域生态环境恶化,最终影响了黄河下游区域的土地资源。此外,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对一些不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我们也要注意到,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还需要其他资源的配合,所以,即使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也会对所需配合的其他资源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人们在利用铜矿制造铜时,如果要制造出一吨铜就需要有三十五吨的煤炭能源进行配合,同时,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接近一百四十多吨的固体废弃物及其他废物,这些废弃物的排放对当地地理环境势必会产生一系列不利影响。所以,即使像铜矿这种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也需要充分考虑对自然环境其他要素的影响,并及早制定相应的措施。地理学的地域性特点对于指导生产尤其农业生产也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大农业(种植业、林业、渔业、牧业)生产中,必须根据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因地制宜地确定大农业产业构成。比如温带草原带适宜发展牧业,温带森林带的山区适宜发展林业,平原适宜发展种植业,如果不能根据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因地制宜,不仅使当地的地区优势无法充分发挥,而且还会导致地区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生态恶化。同样,在生态建设中,只有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才能起到更好的效果。比如:如果当地的气候较为湿润,可以重点考虑进行植树造林,但是必须结合不同地区的气候、土壤、地形等自然条件来选择适生树种。在相对干旱的区域,应该以灌木植被为主,并且形成灌木、乔木和草本植物相结合,搭配合理的植被结构,绝不能以单一的乔木树种为主。对于草原地区而言,其自然条件不利于树木的种植,应该结合当地自然地理环境制定恢复草被的措施,而不能以植树造林为主。对于那些不适合于开垦的土地,如果违背自然规律进行大规模开垦,势必会使当地水土流失加剧,土地退化,因此就应该因地制宜、退耕还林,恢复自然植被。总而言之,作为一名地理教师,需要对自身所任教的地理这门学科进行全面的审视。不仅要认识到地理是一门科学,还需要认识到地理是一种智慧。只有这样,一方面,我们才能看到地理学具有如此丰富的内涵及其巨大的价值,并以积极、自愿的心态进行挖掘,以最大限度发挥地理学的育人价值,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另一方面,我们也才能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地理学之美,更加热爱自己所任教的这门学科,而只有真正热爱自己所任教的地理学科教师,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地理教师。
二、我为何教地理
“我为何教地理”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是一个让我思考了20多年的问题,其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发生了多次变化。概而言之,20多年来,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从“知识本位”到“学科本位”再到“学生本位”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在刚刚走上教师岗位的很长一段时期,我始终相信“知识就是力量”,因而我一直把地理教学的目标锁定在知识层面上,认为教地理就是把尽可能多的地理知识教给学生,以便他们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应用。然而令人困惑的是,随着教书年限的增长,我发现教给学生的那些地理知识,学生过了若干年之后几乎忘得一干二净,又重新还给了老师,对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似乎没有产生多大的作用。我曾为此深感迷茫和失落。但是,每当毕业的学生回校看望我的时候,当我问到高中的地理学习对他们有没有帮助的时候,几乎所有学生都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只是他们都说不清究竟是哪些具体的地理知识在起作用。我曾与自己十余年前的一位学生聊起他“印象最深”的一堂地理课。那堂课讲的是地理环境的整体性和差异性。他说自从上了这节课,他的观念发生了变化,考虑一些事情,做一些事情,开始知道用整体性和差异性的观念去思考问题。虽然我所传授的地理知识,可能在多年以后这名学生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但是,在地理知识的学习过程中所形成的一些观念和思维、所培养起来的某种能力等等,是不可能被“遗忘”的,对他的终身发展都会产生积极影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分析,一堂看似平常的地理课,会对这名学生产生极大的价值。因此,我们在地理教学的过程中,具体的知识只是教学时的一个重要载体,我们真正要追求的是具体知识背后的东西。这也证明把地理教学的目标锁定在知识层面的教学观念是片面的、短视的,地理教学绝不是地理知识教学。我在高中毕业填报志愿时是没有填师范专业的,更没有填地理专业,当时的我对地理可以说是一窍不通。随着教学实践的深人,我对地理学科日臻钟爱,甚至时常因为自己是一名地理老师而自豪。我时常给学生讲学地理的好处,甚至一度天真地把我的地理教学目标确定为“把尽可能多的学生培养成为地理学家或地理工作者”。在和其他学科教师的交流中,我发现他们也有和我类似的愿望。然而,令我失望的是,班上那些地理成绩优异的“得意门生”,进入大学之后学习地理或者与地理相关专业的人少之又少,大学毕业后从事地理专业的人更是凤毛麟角。显然,把地理教学的目标确定为“培养更多优秀的地理工作者,更好地促进地理学科的发展”的“学科本位”的教学观念也值得商榷,至少是不全面的。在对“我为何教地理?”这个问题苦思冥想的过程中,头脑中时不时又会冒出另外一个似乎相反的问题,那就是:“假如我不教地理,我的学生又会怎样?”答案显而易见,假如我不教地理,我的学生就无法学习到地理知识,他们也就无法形成全面的知识结构。同时,我的学生也会因为没有学地理而缺失用地理学的思维、方法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最终势必影响到他们综合素质的提升,影响到他们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教育的最高目标是为了使人们能够过一个实现自我和负责任的生活作准备。”经过20多年的思考,我终于找到了我之所以教地理的理由:我之所以教地理,是因为教地理可以让我的学生获得全面的知识结构,可以让我的学生学习到地理学独特的思维方式、观念及能力,从而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我对“我为何教地理?”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成为了我一直以来对地理教学的一种观念。也许学生今后会用所学到的地理知识解决一些问题,更多的时候则不会,但是我坚信,学生在地理学习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观念、思维方式以及解决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等等,其实在学生的工作、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发挥着作用。
三、如何教地理
以我多年地理教学的经验来看,要回答“如何教地理?”这个问题,需要经过自身长期的摸索与总结,不断积累教学经验,并将自己积累的经验放置于教育哲学的高度进行理性筛选,把最佳的教学理念保留下来,并沿着正确的教学方向开展地理教学。通过多年的总结,我认为“如何教地理?”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概括为几个字,即:“转变思维方式,培养地理能力”。这种概括也包含了如何教好地理的关键。地理知识作为教学范畴内的一门知识之一,同样可以把其划分为两种不同的形态,即外显的学术形态和内隐的教育形态。通过对这两种形态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外显的学术形态更加具有实用性,而内隐的教育形态则具有更多的教化作用。如果把地理科学的所有知识内容比喻为一座冰山,那么它的学术形态只是露出水面的一角,而它的教育形态则犹如淹没在水下那浑厚的山体。对于学生来说,知识的价值主要体现为:功利价值(为实现某个目标提供方法与手段)、认知价值(用以训练心智,提高认知能力与水平)以及发展价值(陶冶情操,修炼品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它们构成了一组由低到高的价值层次。教学理论与实践都表明,知识价值的发挥与知识所处的形态是密切相关的。当教学活动仅在知识的学术形态层面上徘徊时,知识多半只能发挥出有限的功利价值,只有深入到教育形态之后,才能使它的价值提升到更高的水平。由于知识的学术形态通常以结果的形式来呈现,而它的教育形态则蕴含于过程之中,因此,教学就必须关注过程、突出过程,坚持以过程为主线的原则。教师要尽力为学生营造一片广阔的时空,引导他们去探索知识的渊源,揭示知识的本质,进而体会地理的价值,感悟地理的美感,这才是成功的地理教学。众所周知,教材、学生和教师是地理课堂教学中最重要的三个因素,与这三个因素相对应,存在着知识结构、认知结构和教学结构三种结构形态和三条基本序列:与教材(知识)对应的知识序,与学生(认知)对应的认知序和与教师(教学)对应的教学序。高效课堂必定是一堂“三序合一”的课。为此,教师首先必须对教材内容进行认真分析,理清知识本身历史的、逻辑的演化脉络,并挖掘出知识的教育、教学价值,最终形成一条有关教学内容的“知识序”。其次,教师还要根据教育学、心理学理论,分析学生的认知结构与水平,最终形成一条符合学生认知水平和认知规律的“认知序”;最后,教师还要运用现代教学方法与手段,优化教学过程,形成一堂能够促进学生积极参与、主动探究的“教学序”。综上所述,正确的地理教学理念应该以“转变思维方式,培养地理能力”为切入点和落脚点,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要按照学生的认知规律,通过对地理知识的重演,让学生深刻体会到地理知识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将教学过程转变成为学生的“亚研究”、“类创造”过程,使他们在获取地理知识的同时,丰富体验,启迪心智,培育品格,培养能力,从而全面落实新课程改革所提出的三维教学目标。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实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1.
②钱学森,等.论地理科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4:39.
[摘要]生存教育要求达到的理想状态与其现实状况存在着巨大鸿沟,在教育实践中走入了误区。主要表现为生存教育概念的窄化、生存教育内容的异化、生存教育形式的僵化等问题,这使得生存教育丧失了其内涵的深刻性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实施生存教育应设置有梯度性的教育目标;生存教育的实施形式应该多样化;生存教育的理念应该扎根于生动活泼的校园文化体系之中。
[关键词]生存教育;生存哲学;生存问题
生存,其基础的含义是保存生命,这个意义上的生存是指作为自然人存在的最低标准和要求。在原始社会中,人类的生存和繁衍是最为重要、最为迫切的问题,人类的教育与生存的本能息息相关。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中关于生存的教育在新形势下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意义。
一、生存教育在实践中的误读与困境
斯宾塞曾引入达尔文生物学中的“生存竞争”的概念来解释复杂又充满矛盾的社会现象,社会中人与人的竞争不可避免,“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存方式,那是因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存环境。”[1]适者生存,反之,不适者难以生存,如何能够更好地适应变化的环境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对生存问题的持续担忧下,科学技术得以逐渐祛魅,而对“人”本身的关注则越来越受到重视。生存教育在此土壤中生根发芽,它的实施能够促使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环境更融洽地相处,进而使人们个体性与社会性得到统一。然而,面对当下人们对生存教育的更高需求与在实践中对生存教育误读的矛盾,我们有必要对生存教育进行重新思考和审视。
1.生存教育概念的窄化
毫无疑问,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一些难以被精准预测的突发情况,例如地震、洪水、飓风等自然灾害以及袭击、战争等人为灾难,要从容面对不期而至的天灾人祸离不开生存教育。然而,生存教育就等同于在技术上对人们进行求生训练和安全教育等基本素质方面的指导吗?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当前学校教育中可能并不缺乏生存教育,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中包含了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综合实践活动课、安全教育课等等,并且在校本课程和地方课程中都有相关内容涉及。但可以说,这些课程的实施对生存教育的理解只能是在浅层次上的。生存教育包括安全教育,但却并不仅局限于自救逃生等安全知识技能的传授。开展珍惜生命、交通安全、处理意外事件等片面理解的课程,将生存教育理解为传递知识取向,忽视了学生的独特体验,它不仅缺乏内在价值的体现,更是限制和窄化了生存教育的内涵,并不能体现出生存教育的全部意蕴。生存教育除了要保证维持生存的基本底线,还应该满足生存的内在意义,这是生存哲学任务讨论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指向平凡人的基本生存,是“低限”问题;另一方面指富有追求的人的生存,称为“高限”问题。[2]也就是说,除了基本层次的生存问题,还有着由于当今社会迅猛发展所带来的技术扩张、科学迷信以及人们生存方式急剧变化所带来的精神匮乏等危机,对生存危机的警觉以及对生存价值的寻求等更为艰难的生存问题也寄希望于借助生存教育的良方。可以说,现今生存教育的主题已经不能止步于温饱和基本安全等生存问题,而是要迎难而上去解决关于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2.生存教育内容的异化
另外一种观点将生存教育作为与应试教育对立的一种教育模式,它认为生存教育应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以及生活技能。持这种观点的人以问卷调查数据说明现在的学生大多不会洗衣、做饭、做家务[3],并且认为生存教育就是应该“接地气”,将十字绣、剪纸等技能纳入课程之中。这些行为毋庸置疑是将生存教育当做技能技巧学习的载体,这种对生存教育的定位恰恰是舍本逐末的表现。其一,自理能力的确是学生必须具备的能力,但它是否能够属于生存教育的范畴仍有待探讨,对生存教育内容的选择不应该是什么都往里装;其二,技能技巧的学习可以看做是丰富学生的兴趣爱好或者当做课外实践活动的选题,但是将其拔高而视为生存教育的主体内容是万万不可行的。实施生存教育既要避免其内容的泛化,更重要的是警惕生存教育中滋生的技术主义倾向。过于强调技术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盲目去追寻某种情境性的、操作化的技巧,看似热闹多样化的课程内容却是对生存教育价值的遮蔽。生存不是简单地指人的“生命的存活”,而是指人作为生存者是“生成着的存在”,人的存在不是现成的而是生成的,它总是向未来、向新的可能开放,而不会最终完成于某一确定的状态,一旦凝固下来,它就会失去生命的活力、张力,物化甚至腐化。[4]缺乏精神内涵和价值承载的生存教育不具有任何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哪怕学生学了手艺有一定程度上的实用性,但在对个人、对社会未来的发展上所起到的作用仍是让人担忧的。
3.生存教育形式的僵化
生存教育现有的形式多以主题班会和主题活动进行。主题班会的主要内容是安全知识讲座,例如“预防踩踏事件”“防溺水与自救”“交通安全”“用电安全”的等等,主题活动包括“师生共建‘生存画廊’”“生存教育主题演讲赛”“生存教育知识竞赛”等等。[5]仅从名字上看,这些活动的形式都大同小异,不外乎包括知识讲座、活动课程以及专题探讨等,然而这样的形式是否使生存教育只是流于表面,是否能真正触及学生的内心唤醒其真实的情感呢?
第一,不管是教师讲座、学生演讲或是各类竞赛等等,生存教育的基本形式都无法避开知识传授形式。需要承认的是,生存教育的确离不开知识的传授,但是这不该成为其最重要的形式。不经过学生内化的知识只是学生大脑中存储的字符和图像而已,只有通过学生亲自体验或感悟的内容才能真正影响学生的观念和态度。
第二,生存教育在其本质中就隐含了实践与活动的倾向,然而在学校中以活动形式开展的生存教育并不能达到其根本目标,学校和教师对生存教育活动的理解仍处在初级阶段,并不是学生进行了演讲活动或者竞赛活动就是实施了生存教育。相反,生存教育的活动设计要有其内在的逻辑和维度,区别于理解知识点的表面化的活动。生存教育的活动是要让学生在具体情境中去实践体验,最终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与社会对话,甚至切实改善自身的生存境遇。
第三,较为新颖的生存教育形式借助了国外野外生存教育的思想,让学生在陌生的野外环境中去体验,但是这种形式的生存教育的前提之一是,所有活动都已经经过事先完善的安排、计划和组织,反倒更像是大型的野外虚拟游戏,试问在这种被设计的情境中训练出来的行为和观念,是否真的能够适用于现实社会呢?
二、生存教育在理念上的澄清
解决生存教育在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需要再考察生存教育的本质和内涵,而这就要追溯到支撑生存教育发展的生存哲学。从生存哲学的角度而言,生存教育主要应该关注的是“人”的状态。雅斯贝尔斯对生存哲学进行了相关研究,“生存”作为他的哲学中心和主要对象,“被视为一切现实问题的核心”[6],他提出了三个基本范畴,包括“自由、历史性、交往,生存本身是不能表述的,只有通过这三个范畴表现出来”[7]。
1.生存教育与历史性
雅斯贝尔斯从生存的视角来理解历史性,他认为人处在历史进程之中,并且正是人类的自我创造与人类所处社会的不断自我生成建构着历史。个人的生存具有有限性,它表现在生存是一次性的,是不能代替、不可重来的,而“历史是人的生存延续,只有生存意识能体现出历史意识,也使人成为历史的存在”[8]。个体的存在不应该被完全客观化,主观的个人生存意识使个体不再始终处于固化的状态,而是处于不断形成之中,这就需要持续进行内在的实践与反思。实施生存教育有必要对生存意识进行解构,求生意识与危机意识是生存意识中最基本的要素。求生意识是作为自然人基本生存的要求,是受一种历史责任感的驱使,它将个人的安全和存在放在首位;而危机意识是作为社会人存在的需求,是受历史延续性要求的驱动,它是个人持续追求发展的体现。求生意识从对象上看,既包括了对自我生存有意识的渴望,也包括了对他人生存无意识的支持,其核心内容是尊重全体的生命、关注生存的价值。从时间的延续上看,既包括了对当前生存的重视,也包括了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希冀,认识当下客观的存在的生存危机、保持危机意识和警惕性是人们必不可少的生存意识。
2.生存教育与自由
“生存自由强调的是一种内在自由”[9],内在自由得以实现的关键在于雅斯贝尔斯所指的拥有选择的权力和发展可能性。人们可以根据个体自身所处境况进行主动的抉择,从而为生活提供一种可能的存在,自由和选择是开放的行为,它代表着主体的意向和愿望。生存自由有高低不同程度的区分,其最低标准是指能够生存,也就是指生存教育的最低目标是教会人们如何作为自然人生存下去。这不仅包括在紧急状况下进行自我保护和提供自我救助,而且包括生活自理能力等以维持日常存活的知识和能力。培养良好体格和提升身体素质是对身体健康的需求,而面对社会的急剧变化和快节奏的生活压力则对心理健康有了相应的要求。除却这些基本要求,生存和发展关系密不可分,更高层次生存自由的目标是以社会性生存和发展需求为主,以关注人的生存自由、追求人生质量和意义为重点。学校“作为无条件的‘生存共同体’,不是一个客观的存在物,它的本质不能由外部的共同属性来界定,而只能由每个人的自由存在来说明”[10]。这就要求生存教育必须超越原有旧有知识体系,超越对技术、技艺、技能的寻求,更多关注人的发展和自由生成,不断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进行更新,使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能够更加具有社会性和文化性。
3.生存教育与交往
雅斯贝尔斯生存哲学的核心概念是交往,是对存在最本质的认识。他既认为个体是孤独而区别于他者的,又认为个体是开放而能够与他者联结的。正是这种非封闭性使得具有绝对意识的独立价值主体能通过爱与理解等进行相互间的交往,在交往过程中实现生存的应有意义。雅斯贝尔斯提出的“生存危机”概念,实质上就是人类的精神危机,“生存的阐明使我们意识到,人不仅仅是一般意识,更不仅仅是世界中的一个存在,而且是一个丰富的整体,一个由知、情、意构成的精神”[8]。由于社会中愈发激烈的各类竞争,引发了人们的各种负面情绪和精神危机,人们过于轻视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人们对欲望的不满足带来冲动和焦躁,对存在的不确定性导致忧虑和恐慌,对他人的不理解造成冷漠和绝望。只有在社会交往中,人们才能走向他人、获得帮助、完成救赎。“在人的生存过程中,为了更好地实现生命的延续,人必须同时实现自然生命存在和社会生命存在的有机统一,必然处在与自然的互动、社会生产劳动以及人与人之间结成的各种各样群体、社会、国家或者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10]基于交往的生存能力既有对个人在社会中进行职业劳动的要求,也有对个体融入社会特定文化中的要求。生存教育中针对缺乏锻炼、缺乏挫折、依赖性强等问题,对人的培养就需要包含对个体实践能力的拓展,不断进行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使人自身综合素质得以提高;针对不断更新的动态知识观,则应该发展人们的终身学习能力;针对社会中自发形成的一套价值规范,则要夯实交流能力、增强适应能力,以此不断提高自身的交往能力,使自身存在拥有无限可能性。
三、实施生存教育的立体化路径
通过上述讨论可知,生存教育的实施离不开指导思想上的纠偏,将生存教育仅仅当做提高个人的自理能力或者正确处理应对突发事件的观念是不可取的,这是对生存教育深刻内涵的遮蔽。生存教育不仅需要求生意识和安全教育来促进个人维持基本生存,更应该关注作为社会中的个体所存在的危机意识。生存教育应该直面个体存在的精神焦虑和严峻的环境危机,使个体的发展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并且有所超越,在破除个体生存危机的同时,也对解决可能爆发的社会危机有着重大意义。要在真正意义上实施生存教育、触及生存教育的本质,还不可否认生存教育的价值追求。它除了让作为自然人的个体得以保全,更是让作为社会人的个体得到精神上的满足,既有在文化上的追求,也获得选择上的自由。
1.生存教育应设置有梯度性的教育目标
在对生存教育理念进行澄清之后,则应该讨论更为具体的问题,例如,生存教育的内容具体包括哪些,选择课程内容的原则是什么等等。开展以增强人们生存意识、丰富其生存知识、提高其生存能力为主要理念的生存教育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完善学生全面发展能力,使学生能够更好地迎接挑战、融入社会生活的重要措施。生存教育的内容应该兼容并包,并非是让学生有“一技之长”,而是让学生在生理和心理上都获得“安全感”,这既包括学生对自身能力进行重新审视,也有学生对周围社会和环境的深入认识。生存教育内容的选择原则要考虑学生的学习需求、教师的教学能力以及课程内容的层次性。就学生的学习需求而言,一是需要对学生的安全“生存”进行教育,许多学校开设的防火灾、防溺水教育就属于这一类;二是需要对学生的心理健康进行关注,包括与自身相处、与他人相处、与社会和环境相处等命题。就教师的教学能力而言,教师需要具有教学敏感性,关注到学生可能出现的问题,抓住时机进行教育教学,完成课程的动态生成,更进一步有能力独立完成课程开发。生存教育课程内容的选择不能千篇一律,还需要考虑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学习内容要有层次性,内容选择应是梯级式上升的。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中的生存教育应该达到不同的课程目标。
2.生存教育的实施形式应该多样化
在学校场域中,课程仍是实施生存教育的重要手段。生存教育的理念融入教学之中,体现在对课程的设置和丰富上,建构和完善的生存教育课程体系,积极对生存教育进行课程开发。(1)专门学科渗透,生存教育与学科性资源加以整合。这种模式主要针对生存教育基本知识的传授,旨在提高学生的生存意识,使学生获得生存所需的基本知识和基础素养;(2)以增强学生身体素质为主的体育、以培训学生道德品质为主的德育等学科能够以专业课程设置的形式进行生存教育;(3)生存教育可以通过选修课形式进行课程的拓展和开发。在选修课模式下可以使用专题性案例分析,围绕相关主题开发生存教育活动,根据社会上实时发生的生存教育相关案例,深入探究生存教育相关的知识性话题,使学生获得更新的生存常识。3.生存教育的理念应该扎根于生动活泼的校园文化体系之中生存自由的可选择性要求对周围环境有着深刻的了解,这就要求学生去理解当下所处的环境。学校是个小型的社会,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密切,要使学校与社会进行更有效的衔接,生存教育就应该模拟真实的社会情境,全力打造校园生存教育文化。开展具有社会性质和文化性质的社团活动可以建构学生正确的道德观与价值观,初步使学生符合现代社会生存的潜在要求。并且在具有生存教育意义的社团活动中,学生能够掌握立足于社会所需的交流能力,不断进行反思。从而在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中获得精神的丰富,能够有意识地主动寻求生存的价值和意义,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另外,生存教育的理念应该体现在真实而丰富的实践之中。
生存教育存在于课堂内、校园内,而又不仅仅局限于此。学校有能力、有资源与社会共同搭建起一座桥梁,在实实在在的具体社会环境中为学生提供更多有意义的生存教育相关的锻炼。生存教育不应该局限于学校藩篱之内,而更应该走出校园,在落实社会支持系统的基础上,通过开展生存教育技能培训、生存情境相关演练、社会实习等多种形式进行社会综合实践活动,让学生在真实的社会情境中融入生活本身。更重要的是让学生获得应对可能的生存危机所必需的意志磨炼,从而得到精神的丰裕和敢于正视挑战的决心。“成功的教育并不是学生学业成绩的获得,不是整齐划一的教育结果,不是实用知识和技术的娴熟,而是影响学生的精神生活的教育,这是人的生存所必需的条件。”[11]现实状况使得对生存教育的探讨仍在继续,生存教育在实践不断完善其理论,又在理论指导下可以重新认识实践。生存教育仍具有发展的生机与活力,使人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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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以其深刻的反思性和批判性成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哲学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中国书法艺术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本文首先讨论阴阳思想、中庸之道、天人合一思想等中国哲学思想在我国书法之中的体现。然后分析如何继承我国书法传统,如何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更好的书法创作,最后分析稳定书法结构和发展现代书法之间的关系,以更精确地把握我国书法艺术的发展。
关键词:书法;哲学思想;稳定结构
一、我国书法艺术中哲学思想的体现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融合了道家、佛教思想,对我国书法有着非常巨大的影响,也正是在儒道释三种哲学文化影响下形成的书法艺术,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之中一颗璀璨的明星。总起来说,在我国书法艺术之中主要体现着以下三种思想:阴阳、中庸之道、天人合一,接下来就对这三种思想进行一一分析。
1)阴阳思想的体现。物体由太阳光照射下,向阳的一面为阳,背阳的一面为阴,这是阴阳二字的本意。中国古人将此二字引入哲学之中,指代一件有形或者无形事物互为相反的两方面,也代表着事物的两级对立,代表着矛盾的存在,代表着世间万物的成长与消亡。阴阳二字也渗透到书法之中,一个字写出来,写作者必须把握好字虚实、大小、方圆、刚柔、奇正、疏密,一个字的阴阳要恰到好处,才能阴阳互通,达到美观和谐的境界。一个字的虚实、大小、方圆、刚柔、奇正、疏密,又能让书法形成千姿百态的艺术形象;白纸黑字,代表着阴阳相生,有道是“黑处是字,白处也是字”,写好一个字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白与黑的比例。
2)中庸之道思想的体现。中庸本意是儒家的重要道德标准之一,是指待人接物要保证中正平和,要做到因时制宜、因物制宜、因事制宜、因地制宜。中庸之道在书法之中体现在对艺术表达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一件优秀的书法作品能准确地表达创造者的情感思想,而且风格不会太过,也不会不足。笔力刚劲之时不能太过霸气,笔力柔美之刻亦不能太过娇媚;精巧之时万不可哗众取宠,中拙之时也不能过于平淡。过大或过小、过疏或过密、过淡或过浓都不能叫做美。书法也要讲求那个度,那个能准确而又完整地表达艺术和谐的度。在《兰亭序》之中,王羲之潇洒自如,挥毫泼墨,“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他仰望广阔的天空,俯瞰苍茫的大地,不禁沉思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尺与度,只有中庸之道才能让一个人安然驰骋在这苍茫天地之间,没有度,就无法生存,更无法达到“信可乐”的快慰。
3)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天”是指自然界,“人”是指人类和人类社会,人类和人类社会从自然界中形成,与自然界肯定存在各种各样的影响和联系。中国的书法也是一种天人合一的艺术,天是指自然界的运动,人是指写作者的思想和情绪,书法融合了自然界生命的节奏,只有天人合一,把自然界的运动和写作者的思想相结合,才能写出真正美的书法。宋代书法沉着痛快,是因为那时的书法家面临一种"国家多难而文韵不衰"的局面,文人墨客将自身融入到国家命运之中,以书法抒发自身情怀,体现出天人合一的境界。要写出一篇优秀的书法作品,一方面要创作者全身心得投入进去,表达出真正的感情,另一方面随意涂鸦不是真性情,优秀的书法作品还要求创作者有深厚的书法功底。王羲之的《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就是因为该作品中做到了“天人合一”,既有王羲之书法功夫的沉淀,又有其真性情的流露,只有这样的书法作品,才具有真正的美学价值,才能流传千年。
二、书法艺术中哲学思想的传承与发展
1)哲学思想在现代创作中的重大意义。中国书法产生于生产力低下的奴隶制时代,经过数千年的发展至今仍保留着其本原,保留着中国书法独特的精髓和韵味,根本因素就在那些蕴含在书法身处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正式因为阴阳思想、中庸之道和天人合一的思想,才造就了我国先辈这种朦胧却实际存在的美学追求。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字可能难以表达更复杂的语言意思,并根据文字的构造规律创造出一个个新的字形。如何在这一代代文字的传承中保持我国书法艺术的精髓,就是靠着保持书法内哲学思想的不动摇。在阴阳思想、中庸之道和天人合一的思想影响下,我国书法艺术的审美追求早已超出文字的本身,更加追求意境美和情趣美。我国书法艺术因其独特的哲学内涵而形成了一种艺术美感,并影响着中国人的审美追求和价值观念。自古以来,多少文人墨客以求得一墨宝而痴狂,唐太宗据说下葬也要带着王羲之的《兰亭序》,可见书法艺术对中国人的影响。
2)稳定结构与现代创作的关系。我国书法文字自从出现到现在,有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并形成了行书、楷书、草书等几大字体流派,由此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稳定结构,这个稳定结构自唐代以来到现代,其根据各朝代的审美标准和情趣有所调整,但本质上保持着我国书法的稳定结构持续发展到现在。这个稳定结构存在的根本是天人合一、阴阳和中庸之道等哲学思想,书法之“法”千变万化,但书法之“道”历久弥新。书法的稳定结构是我国书法发展的根基,没有了稳定结构,那将会丢失我国书法的精髓和哲学思想。但是在全球化发展日益深入的今天,各种文化相互交融,我国书法艺术也受着来自全世界各种文化的影响。艺术商业化程度的加深、现代美术思潮的激荡和各种新型书法用具的使用,使得现代书法出现各种风格流派。1985年“中国现代书法首展”是我国书法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其代表着我国书法现代创作时代的来临,汉字的、非汉字的、观念的、行为的、用具的方法手段全都和书法挂上关系,书法进入了现代创作的时代。现代许多美术作品被标上高昂的价格进入拍卖行之中,也不断促进书法艺术的商业化发展。由此可见,稳定书法结构和保持传统哲学思想是我国书法艺术发展的根基,而现代创作是书法乃至全部艺术形式的发展趋势,如果一味的追求传统稳定结构,书法艺术就会被现代市场机制所淘汰,如果只追求现代创作的发展,那就会丢失书法艺术的精髓而失去了韵味。
三、结语
阴阳思想、中庸之道思想和天人合一思想是我国书法艺术的“软件”,是我国传统书法艺术的精髓。我国书法艺术传承至今,必然会受到商业化和国外其他文化艺术的影响,但蕴含在书法艺术内的哲学思想是我国书法艺术发展的根基,只有把握住书法里的阴阳、中庸和天人合一的思想,才能保持我国书法艺术的特色,才能有更长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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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典园林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重视自然与人的统一,与老子的《道德经》“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不谋而合。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是老庄哲学中有关自然的思想的体现,是受传统哲学影响的产物。
关键词:道家思想;中国古典园林;审美思想;天人合一
在中国几千年的古文明历史中,经过奴隶社会的夏商周三个时代的文化积淀,进入春秋战国时期的封建社会初期,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不同学派以及各流派之间争芳斗艳的局面,历史上称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时期。中国古典园林,作为集居住与观赏为一体的建筑宅园,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它是中国古代文人的思想和精神的凝聚,也是文人忧患心态的物化,寄托着自我超越心绪的乐土,承载了道家的出世思想,以及模拟自然,向往三山五池的意境目的,追求理想的道德境界和审美理想境界。力求顺应自然,因地制宜,深悉自然特性,提炼山水精神,再造自然,一如自然。中国的造园艺术,反应了中国道教的哲学思想。追求“天人合一”的和谐关系。以追求自然精神境界为最终和最高目的,本文便是通过分析道家哲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精神的共契,来探究中国古典园林中的道家思想的体现。
一、道家的主要思想
道家的核心是“道”,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道自然无为、无形而实存、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道家哲学首先摆脱儒家社会哲学的进路,直接从天道运行的原理侧面切入,开展了以自然义、中性义为主的“道”的哲学。主张在天道自然无为,人道顺其自然的天人关系构架中,展开自身的思维体系。以幽深微妙的语言、高蹈隐逸之士的心态关怀世情。具有独任清虚、超凡脱俗,追求返璞归真的精神气质,使人的身心得到真正的释放。
二、中国古典园林
中国古典园林起始于春秋,发展于唐宋,全盛于明清。春秋时期中国的的政治、经济、文化,已经初具形式,园林的建造也就应运而生。以“苑囿”的形式出现在中国园林发展史上,选址一般位于原有山水的自然风景区,借助天然地理优势,成为中国古典园林的雏形。它是供帝王、后妃、大臣及奴隶主贵族们游览、观赏及打猎的地方,它是模山范水的写实园林,营建方式简单,在“囿”中布置土山、沼池和台,并且构亭、营桥、种植花木,使“囿”中有了成组的风景,这样,以自然山水为主题的中国式园林开始萌芽。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灭六国,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秦王朝封建大帝国,为了彰显至高无上的皇权,大兴土木、筑山理水,在“园林”中大筑宫室,开始以空前的规模兴建离宫别馆。在秦代短短的12年中所建置的离宫大约有五、六百处之多,仅在都城咸阳附近就有200余处。建造于这个时期的阿房宫按道家思想中的天上星座,来布列来安排地上皇家宫苑的布局,这就是道家哲学中的“天人感应”思想在帝都规划中的具体体现,而上林苑、兰池宫也以道家思想的神仙方士之说为为蓝本,纷纷挖池筑岛,模拟仙山。汉武帝时虽独尊儒家,但也相信方士神仙之说,故在宫内开太液池,并在池内置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以象征东海神山。这种“一池三山”的建园模式,不仅模仿了自然山水,而且又在其间注入了象征和想象的因素,这一做法对后来园林的山池组合产生了很大影响。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园林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宗教盛行于全国,寺观园林兴盛发展。园林虽然继承了古代“一池三山”的传统,但抛弃了秦、汉以宫室楼阁为主的形式,造园艺术开始崇尚自然。这一方面是受我国山水画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动荡,受到道家思想的避世隐逸、崇尚自然野趣等思想的影响。逐步形成了以自然山水为主题的园林风格。隋唐五代至宋,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沟通了南北来往,经济空前繁盛,也推动了中国古典园林的发展。唐代国力强盛,所以园林规模更为宏大,仍是前宫后苑的形式,著名的有西内(太极宫)、东内(大明宫)、南内(兴庆宫),并在骊山建华清池。城东南有曲江池,每年定期向市民开放三天,是我国最早的带有公园意义的园林。文人学士参与的文人园,将山水画,山水诗、山水园林三大门类互相渗透,形成了中国山水园林的独特风格。宋徽宗赵佶,登位不久,嫔妃子嗣较少,帝位继乏人,道士刘琨康建议在城东北建园林,垒石聚土为山,宋徽宗亲自提名为艮岳,艮是八卦中代表东北方的卦象。不久后传来喜讯,果然添了一子。从此徽宗更加相信道教,把天下佛寺改为道观。清代自康熙以后,历朝皇帝都有园居的习惯,故而北京附近风景优美之地有许多行宫园林,西北郊先后建造了“三山五园”,即玉泉山的静宜园、香山的静明园、万寿山的清漪园以及圆明园、畅春园等皇家苑囿。此外,拙政园、艺圃、留园、网师园、寄畅园等江私家园林,大量建造,成为当时的风尚。当时的中国古典园林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古典园林的杰出代表,其已完全达到了写意山水园的绝妙境界,完全符合了计成“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造园理论。
三、中国园林设计理念和审美体现
道家哲学思想中国古典园林作为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富,个性特征鲜明,而又多采多姿,极具艺术魅力,为世界三大园林体系之最。代表了我国园林艺术风格与成就,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财富。它被举世公认为世界园林之母,世界艺术之奇观。纵观中国古典园林的发展史,最初的园林是圈地养殖,田猎和蔬果用以满足人的生理需要;后来,园林有了高台,有了中国古典园林构造的先形,以人工手段效仿自然,其中透视着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文思想,特别是诗、词、绘画的思想境界。中国古典园林的造园艺术以追求自然精神境界为最终和最高目的,从而达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审美旨趣。它深浸着中国文化的内涵,也体现了道家的哲学思想。中国古典园林造园不是单纯地摹仿自然,再现原物,而要求创作者真实地反映自然,又能体现出自然的多姿多彩。它有的似山林水乡,有的庭院深深,各具特色。如苏州古典园林的营造,位于市井之中,正验证了道家思维方式的相对论,园林以小为尚、小中见大;以简为尚、以少总多;以静为尚、静中观动。经过造园家的巧妙布置,形成一幅幅“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佳作:尽量避免对称,模拟自然山水地势,定出主景部位,或上或下,或左或右,使之曲折变化,小中见大,步移景异,引人入胜,把自然的灵性与人的情致融会在一起,运用到造园上,人工的痕迹深藏于自然之中。道家思想中,以《庄子》和《世说新语》为例,道家效法自然的核心在于追求精神自由,在于人格的成就。通过庄子所谓的“物化”,以虚静之心而来的主客合一,人与自然的合一,将人格与人生境界升华融化到超越当时社会上人格与人生境界评判标准的自然之大美中,是“效法自然”的主要内涵。如弯曲的桥、曲折的回廊、蜿蜒的小路等,曲直糅合,相互映衬,运用自如。园林中各色景物的布局安排,随形而建,随势而曲,游览其中,自觉在这有限的空间里,却常常感到看不尽,看不完,看不够。
四、“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国古典园林中的体现
中国古典园林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重视自然与人的统一,与老子的《道德经》“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不谋而合。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是老庄哲学中有关自然的思想的体现,是受传统哲学影响的产物,它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认为“人”应该“道法自然”,主张返璞归真,反对刻意雕琢2。另外,“天人合一,师法自然”的自然观也深深影响了中国古典园林的营造法式和设计手法。因此,园林设计者们认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琢”比“错彩镂金”的美更能打动人。在园主人看来,一株精心修饰的花木远比不上一枝红杏出墙来的野趣、韵味。又如网师园,在原有水面洼地,而不勉强改变地貌来营造景观,布局以聚为主,适当引出小水湾,形成了烟水弥漫的水乡情趣。造园法则中,曲、直、大、小,抑、扬、虚、实的对比,相辅相成,这是源于老子辩证思维的方法。我国第一部园林艺术理论中专著《园冶》提出了“虽由人作,宛自天开”3的园林设计总纲,即是对道法自然思想的继承和展现。
五、结论
从总体上来看,无论是在造园思想、造园宗旨上,还是在园林设计、园林意境风格上,中国古典园林都蕴含着中国老庄的哲学思想、都受了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的浸润和濡染,将自然美与艺术美统一起来,既顺应自然,又对自然加以调整,高于自然,然后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彼此渗透:即造园艺术效法自然;分隔空间融于自然;园林建筑顺应自然;树木花卉表现自然。由此,它深深影响了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从宏观的布置安排到自然界的微缩的布局设计,也使园内景色取于自然,融于自然,丰富多变,常有其中,容易产生共鸣,达到物我两相忘的境界。由此,直接影响到中国古典园林的借景寓情、曲折含蓄的设计语言,并且由此形成了在世界园林体系中独树一帜的园林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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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作为“思想的思想”之认识论定位,表明它具有强烈的反思性,亦构成了它的超验性。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哲学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本雅明从语言哲学角度对翻译的本质做出了精辟的论述,他的“纯语言观”、“可译性与后续生命”以及“意指方式与精英读者”等核心观点对一系列翻译问题如翻译中原文、译文、读者的关系、翻译中形与意的关系、翻译立场的选择以及经典作品的复译等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引发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翻译界对翻译理论和实践的重新思考。
关键词:本雅明;翻译哲学;纯语言;理论价值;实践价值
瓦尔特?本雅明是20世纪翻译界一位杰出的哲学家和翻译家,对翻译理论发展史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在1923年为波德莱尔的诗集《巴黎风貌》所撰写的序言《译者的任务》一文对翻译的实质、标准、方法等方面发表了独到的见解,其观点高屋建瓴,神秘独特,将译者从幕后推到了前台,从边缘推到了中心,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翻译的地位,一度被奉为“翻译的圣经”。国外学者自20世纪60年代起就开始了对本雅明的关注和研究。美国女作家汉娜?阿伦特,英国翻译家保罗?德曼,法国解构主义创始人德里达、以及美国诗人、翻译家威利斯?巴恩斯等人均对本雅明及其翻译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德里达的名篇《巴别塔之旅》就是在他认真研究本雅明翻译哲学思想之后的成果。国外学者对本雅明翻译思想的研究注重从哲学及语言学角度的挖掘,认为本雅明的翻译思想重点是从语言的角度揭示翻译的哲学本质,即翻译行为所具有的形而上的本质与使命。然而,受长期以来的实用主义影响,我国译界对交际翻译理论、功能对等理论、翻译目的论、文化翻译理论等研究比较深入,对本雅明翻译理论的价值认识还远远不够。因此,本文拟从本雅明翻译哲学的各个层面对其翻译哲学思想进行再探讨,并着力分析本雅明的翻译观对一系列翻译问题的启示,特别是对历来争论不休的一些问题的启示,从而进一步揭示其翻译哲学思想的理论及实践价值。
一、本雅明翻译思想概要解读
(一)“纯语言”观
本雅明认为翻译是一种追求“纯语言”的方式,这一思想与他的语言宗教观密不可分。本雅明理论的卓越与非凡正是基于这个包括一切的语言概念:大千世界是由语言构成的,最终的目标是理解世界的构成,在不完整的人的语言和上帝的语言间达成和谐。这种思想受犹太教神秘哲学思想影响很大,并在格尔肖姆?肖勒姆的宣传下,被广泛接受。为了体现翻译的重要意义,一个前提便是首先要考虑语言理论,这是任何翻译和可译性概念的必要基础。在《译者的任务》发表七年前,本雅明曾发表了一篇更加形而上学的文章《论本体语言和人的语言》。在此文中,本雅明提出了人类语言中思想实体和语言实体的区别。本雅明假定了一个普遍的概念范围,将其命名为“思想实体”,完全脱离且区别于“语言实体”。人的思想实体和语言实体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关联的,但语言实体永不能包含整个概念范围。因此,一种语言根本无法表达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因为各种语言都是不完整的。依据圣经的观点,在天堂中曾经存在一种完整的语言,在人类企图建造巴别塔通往天堂之后,上帝便将这种语言分裂成不同的语言。因此,特定的单一语言便是起初纯语言的一部分,是不完整的,而翻译就是要使语言完整,要将分解的“意图模式”拼凑起来完善被认为是不完整的源语言。由此可见,“纯语言”是本雅明语言哲学和翻译思想的出发点和根基,它拥有超越性,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终极语言”。在此意义上,译者的任务就是把具有亲缘性的各种纯语言的碎片拼接粘合起来,在目的语语言中把流放在原语语言中的“纯语言”的可能性释放出来,从而使各种语言相互补充、相互融合而趋于圆满。
(二)可译性与后续生命说
在纯语言这个形而上的框架内,翻译于是也被提高到了语言的层面来理解。翻译将在对原作的再创造中把被囚禁在原作中的纯语言解放出来,从语言的流动中获得完全成熟的圆满的纯语言,因而,语言哲学中“不可译”的悖论在本雅明的翻译理论中并不存在。本雅明认为原作的可译性取决于:
1.在原作的读者中有称职的译者;
2.源语言需要翻译,而可译性是其固有的特性及内在法则。因为艺术作品不属于任何特定时期;相反,它的生命是短暂的。艺术作品具有“时间效应”,而这一效应以“语境”的形式渗透在作品中。这一“语境”无法复制,它必须重新建立,译者的任务就是利用语言转换的形式去重新塑造原文本的生命。换言之,每一个作品涉及到它的翻译时,都是一种新作品的诞生,可译性因而成为原作与译作之间至关重要的生命纽带,作品的被翻译则标志着原作的生命在译作中获得了最新的、完整的展现,从而使原作进入了后续生命的阶段。由此看来,翻译是由原作的可译性召唤出来的后代,原作必须仰仗译作来完成自己的生命过程。因此,译作不是服务于原作,而是因原作而获得自己的存在。这一观点为经典作品的复译提供了理论基础,因为译者只有在翻译中不断寻找“纯语言”,原作才能重获新生,原作语言与译作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才可被意指(表达)出来。
(三)意指方式与精英读者观
既然翻译是挖掘原语与译入语之间的“亲缘性”、“互补性”从而达到“纯语言”境界,那么寻求原语与译入语之间意指方式的互补交融则成为翻译的关键所在,因为“纯语言”只有借助语言间互补的总体意图才能实现,而译者正是要“从译入语中找出那特殊的意指方式,以便用那种语言创造出原作的回声”[1]。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翻译是响应原作的要求,将它的意指方式带入译入语中,因为译入语需要这种外部力量来释放自身被隐藏的发展进化的可能性。由此可以看出,译者要传达“如何表达”的,而不仅仅是“表达了什么”。归根结底,翻译就是对纯语言的救赎。意指方式的提出也印证了本雅明可译性论述中对合格译者的选择问题。因为翻译对象不是一般的信息类作品,而是具有高度文学性与文学内涵的经典之作,所以译者必定是精英读者,否则译作必定是对原作内容与内涵的不精确的表述,从而成为劣质译作。因此,作为精英读者的译者,不能迁就一般读者的接受习惯与认知水平,而应该勇敢地传达新颖的意指方式,把原作带到一个更高、更完美的语言层次,用高标准引领读者,拓展其认知视野与鉴赏水平,这是翻译语言具有价值的先在条件之一。
二、本雅明翻译哲学思想的理论价值探析
(一)“形而上”意义
不同于传统观念,本雅明给翻译“赋予了某种本体的地位”[2]。本雅明提出的“纯语言”概念,从语言哲学的层面追问并回答了“翻译何以可能”这样一个翻译的本质问题,这十分类似于康德哲学三大批判的研究方式,追问的是翻译的前提条件、翻译的限度以及从什么意义上来讲翻译是可能的问题,从而深刻揭示了翻译的哲学本质。正如本雅明所说,“翻译最终达到表现语言间深层关系的目的,以满足我们的需要而达到表现语言间内部关系的目的”[3]。翻译的本质不在于交流沟通,不在于其传达的信息,而在于翻译就是人类在试图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必须使用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翻译就是我们的思维本身,是寻找种语言源头的工作。这一思想揭示了翻译这项极具实践经验的人类行为的本质、价值和基本方法,围绕翻译自身构建了一个理论研究的框架体系,并为其提供了相应的视域和立场界定,可以说囊括了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所有基本问题。因此,本雅明一直被译界公认为是解构学派的奠基人。
(二)“翻译主体”意义
在历来的传统翻译观中,译者与译本是从属于原作者与原作之下的,向来都处于“奴隶”与“从属”的地位。译者甚至被要求隐形,最多只是被视为原作与译作之间的中介,这样,在翻译行为中译者对行为结果———译作至关重要的影响与作用就被忽略了。而本雅明却认为译作其实就是译者用译入语的意指方式所创造出的原作的回声,这样一来,译者与译作的地位就被提高到了与作者和原作相同的高度,从理论上极大提高了译者的主体地位。另外,精英读者观的提出,颠覆了接受理论的“读者中心论”观点。首先,在《译者的任务》一文开篇,本雅明就指出“在欣赏一件艺术品或一种艺术形式时,考虑接受者从来都证明是无益的”[4]346。因而,本雅明把译者的任务定位在了引导读者而非迁就读者的主动地位上。换言之,翻译不应该为了迎合普通读者的需要而存在,译作的优劣不以读者的喜好或可读性的高低为标准,一味迁就读者的认知和对市场的妥协,往往是劣势译作形成的根源。这种对译者主体性的确认、对读者需要的“无视”恰恰反映出了本雅明一贯对艺术作品翻译的严肃态度,也是其作为译者在精神上对艺术价值和职业操守的尊重和坚守,是翻译通往最高境界的努力,无疑值得我们深思。
三、本雅明翻译哲学思想的实践价值探析
本雅明不仅从哲学高度上对翻译的本质进行了追问式的思考,其生前还有大量的翻译实践作品。他的翻译实践为其理论建构打下了坚实基础,因此他的翻译思想不仅具有理论启迪意义,而且对于文学翻译实践同样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比如,困扰译界多年的许多纷争都可在本雅明的思想中得到较为明确的答案和启示。
(一)对翻译立场选择的启示
翻译立场即直译与意译或异化与归化,是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对翻译结果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因素之一,而立场的选择则与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与回答密切相关。本雅明认为翻译的本质不在于信息的传递,而在于语言本身,因为语言是伟大作品的基础,伟大作品又是语言的艺术,因此要保持对原作价值的尊重,直译是必然的选择。只有直译,才能达到译作的“透明”,即从译作中清晰的看到原作的所有风貌;只有直译,才能充分揭示语言间的亲缘关系,才能使语言间的意指方式交融互补。也只有直译,才能最大限度的保留译作中“异”的因素,保留原作的结构、句法、节奏以及独特的语言韵味和魅力,以最大限度的保留原作的文学意蕴。本雅明认为,翻译是一种追求“纯语言”的过程。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存在差异,这就需要在翻译中找到合适的意指方式。也正是这种差异本身丰富了目标语言的来源。那些外来的、不可译的概念和结构的引入,便参与到目标语言的持续补充之中,最终达到“纯语言”的顶峰。路德直译《圣经》,直接影响了德语的形态发展和变化,丰富了德语的表达,使其形式更加多样,音韵更加优美,表达更加丰富。因此,站在本雅明的翻译立场上,追求意义的传达与归化观念的译者必定是一个低层次拙劣的译者,他对自己语言惯用法的尊重远远胜过对外国作品精神的尊重,他错误地“保持了本国语言偶然所处的状态,不让自己的语言受到外语的有力影响”[4]358,从而忽视和限制了借助外来语拓展和深化自己语言的可能性,因而也无法完成作为一个译者的真正的任务。在这一点上本雅明与鲁迅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答曹聚仁先生信》中,鲁迅说:“中国原有的语法是不够的”,中国人不但要从外语输入新字眼,还要输入新语法”[5]。翻译要突显语言之间的差异性,新的表达方法便可由此催生。本雅明的直译观虽有一定的局限性,却提醒译者防止以本国语读者为中心的过分归化意译的做法。
(二)对“形意之争”的启示
长期以来,在翻译研究或实践中,无论是语言学派还是文化学派,历来都提倡以交际目的为准绳,力求译文最大限度地传达原文的精神和内容,即语言服务于内容。而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一文的第三节就开宗明义地指出:翻译是一种形式。他的意指方式的概念囊括了通常意义上的语言形式概念所包含的绝大部分因素,如词语特征、句法结构、章节构成和修辞方法等等,因此,精心细致的融汇原作的意指方式,“从译入语中找出那特殊的意指,以便用那种语言创造出原作的回声。”[4]354。本雅明使我们意识到,文学作品说到底是语言的艺术,文学是纯语言在世间的载体,译者的任务在于在原著当中找出互补的意指方式,把原著带到一个更高、更完美的语言层次。因此,译作的价值不仅在于传递了原作的内容意义,更在于用译入语语言再现了原作匠心独具的独特表达方式,这样才能真正保证译作不把经典的原作翻译成为只传达了内容意义而忽略了原作形式的拙劣译作。也就是说,对文学翻译来说,怎么说的比说了什么更重要———“传意”必须“传形”,“以形传意”才是对原作最佳的翻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优秀译作。这使我们在语言哲学的层面上对“形”与“意”的辩证关系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同时,对我国译界长期以来以追求“神似”向往翻译的“化境”、过分强调“功能对等”、“目的论”等为主流的翻译思想无疑是一种反动,值得翻译界深思。
(三)对经典作品复译的启示
关于复译,我们以往是从文本需要、读者要求、出版市场、译者主体性、翻译质量等方面的因素加以研究与剖析,而本雅明的翻译哲学思想对复译现象做出了语言层面的解释,合理新颖而又独特,颇具启发性,使我们对复译的认识有了新的视角。首先,本雅明指出,原作的可译性取决于原作的语言品质,只有极具特色的高品质语言,才能为翻译提供丰饶的土壤,其可译性才越高。而这些特点正是古今中外伟大文学作品的典型特征;其次,译作是原作的后续生命,越是伟大的作品其生命力越是强大,而“生命的范围是从历史的观点而不是自然的观点来决定的,……伟大的艺术作品的历史向人们讲述了这些作品的渊源,他们在艺术家的时代问世,以及在以后的世代里原则上应有的永恒的后续生命。……那些不仅仅传达原作内容的译作便应运而生,原作的生命在译作中获得最新的、不断更新的、最为完整的展现。”[4]349这清晰地阐释了伟大作品何以超越时代,不断被翻译不断被传颂,生命力如此强大的原因。另外,随着时代的发展,语言也在不断的进化发展,过去的意指方式在新的语言中不再适用,必将产生更新,而伟大文学作品的永恒的生命力仍在呼唤着翻译,这必然将产生源源不断的复译行为。本雅明的这一观点为文学经典、艺术经典及文化经典的复译、传承和传播提供了理论依据。
四、结语
本雅明从本体论层面对翻译的本质做出了精辟的论述,他独特的翻译哲学思想引发了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界对翻译理论的重新思考,拓宽了翻译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将其从翻译实践的研究延伸到了语言层次和哲学高度。他对翻译标准、翻译立场、译者的天职、以及原文和译文的关系进行了全新的阐释,突破了传统的束缚,使译界重新认识到文学翻译中语言神圣的一面,并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文学翻译的世俗观点。虽然译界对本雅明的翻译观点莫衷一是,有褒有贬,但作为翻译研究的一种思潮,它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依然耐人寻味,发人深省。深入挖掘本雅明翻译哲学思想,必将引发我国译学界对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新的思考,形成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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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鲁迅.鲁迅自编文集:二心集[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179.
摘要:徽派建筑是我国安徽一带的古徽州传统特色建筑,是我国传统建筑中的一朵奇葩,是中国南方建筑的典型代表。用丹纳艺术哲学的三要素(种族,环境,时代)研究徽派建筑,是把徽派建筑艺术同人的生存状态联系起来,寻找这种建筑艺术背后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了解中国历史文人如何在诸多文化价值观的矛盾中作出反复徘徊和选择,对于我们研究发展徽派建筑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徽派建筑;艺术哲学;种族;环境;时代
1丹纳的《艺术哲学》重点强调种族、环境、时代的作用
《艺术哲学》是一本关于历史、艺术文化的巨著,作者丹纳通过自己的理解认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都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
2徽派建筑艺术的哲学内涵
徽州位于南北方交汇融合的地带,受多方文化影响,如吴楚文化,徽商文化,但最终形成自己别具一格的建筑风格。古徽州文风昌盛,徽商贾而好濡,崇文重学,聚集财力以求发展文化。这种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为民居的建筑艺术形式打下了良好基础。同时理想的选址,巧妙的空间处理和精湛的雕刻艺术都受到程朱理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建筑的艺术形式不仅富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朴素自然的美学特征,而且具有天人合一的哲学意义。
3丹纳《艺术哲学》三要素在徽派建筑中的体现
3.1种族—徽派建筑艺术形成的内部根源
古徽州是在动荡中前进与发展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早期的徽州居住的是古越人,受当地环境条件的影响,古越人的民居属于干栏式,即底层架空,上层居住的建筑形式。后来由于战争的影响,中原人迁入,史上有三次迁移的记载(时期分别是东晋、唐末、南宋)。在迁移中,不仅产生了人口结构的变动,而且中原文化就此介入。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民居形式也开始发生改变,北方的院落建筑形式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当地的干栏式民居。由于环境的制约,民居形式不可能彻底的改变,所以经过融合与交流,加上建筑技术的不断成熟,在清代时期逐渐形成“粉墙黛瓦马头墙”式的天井式建筑,独具当地地域特色。此外,宗族文化也作为种族发展的重要因素。徽州的古村落都是同族而居,有着严格的宗族制度,宗祠属于徽派建筑中的大型建筑,人们世代以宗祠为中心而居,整体村落呈中心放射向心围合式,形成独特的村落布局,体现了一种种族的归属感和向心的凝聚力。因此,种族因素可以说是徽派建筑形式形成的内部因素。
3.2环境—徽派建筑艺术形成的外部条件
外部环境造就了徽州村落与民居特有的形式。古徽州位于江南水乡和中原大地的连接地带,有着相当重要的地理环境。村落和民居的选址严格按照传统的风水理念进行,注意山脉的走向,重视对水的合理利用,遵循“背山面水,负阴抱阳”,追求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就民居而言,最有特色的就是天井了,天井的设计别有考究,徽州地区雨水充沛,在人们的传统观念里水即是财,加上徽商聚财的理念,天井的设计就有了“肥水不留外人田”之意,同时还具备采光、通风等功能,真正的实现天人合一的艺术理念。徽派建筑装饰艺术也离不开环境等外部条件。徽州著名的“三雕”(木雕、砖雕、石雕),是就地取材,充分利用当地材料进行建筑装饰,堪称一绝。通过精选坯料、严格的雕刻工序、精准的施工工艺打造出庄重典雅的艺术作品,实现形式与功能的统一。其实从另外一方面而言也是源于徽商对艺术和美的追求这一外部条件。徽州民居的雕刻装饰艺术成为中国建筑艺术的宝贵财富。
3.3时代—徽派建筑艺术发展的后天推动力
说起时代,文化首当其冲。徽州民居中的楹联是富有魅力的人文景观,它从一个侧面真实反应和承载了徽州的文化,独具时代特色。在徽州建筑的外观上,造型雅致的马头墙是一个典型特征,比例和谐形式美观,建筑大师梁思成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一面墙倾倒了六个时代”,马头墙从东晋延伸至清代(东晋、北宋、南宋、元朝、明朝、清朝)。
4结论
徽派建筑艺术的存在有着自身的内部根源,外部条件及时代精神的推动,我们从丹纳的艺术哲学三要素角度进行了浅析,其实种族、环境、时代这三者在徽派建筑艺术中的表现并没有一个完全的界限,它是相互渗透和融合的。总而言之,文化是要发展与创新的,徽州文化会延续,会革新,但是无论以后会发生什么改变,我们要尽可能的去保护这些文化遗产,继承好徽派建筑遗留下的艺术财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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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是人类的智慧之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哲学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人的“生存”与“生活”的矛盾是人类存在的一对根本性矛盾,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类的“生活”方式同动物式的“生存”方式区别开来。文章将从哲学的角度,探讨“生存”与“生活”的基本内涵,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二者的相互关系以及人的异化活动下的“生存”与“生活”的转变与出路。
【关键词】生存;生活;马克思主义;异化
哲学不是超乎于人类世界之外的遐想,它总是深切地关注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古今中外的哲学家们大都对人类社会生活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他们苦苦探索着人类的存在方式,寻找着人们生活的意义及价值。人类作为万物之灵长,是一种最为矛盾性的存在,人类既与其他物种一样自然而然地生物性地“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又是能够自我意识、自我改造、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具有人类特殊性的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
一、哲学视域下的“生存”与“生活”的基本内涵
“生存”,是指动物(包括人)本能地无意识地去适应环境来维持其生存的生命活动,是一种纯粹性的自然反映。古希腊先哲柏拉图曾对其门徒说:“人就是没有羽毛的两条腿动物。”强调了人的动物性与自然属性。近代法国哲学家拉美特里在其名著《人是机器》中提出:“人归根结底却是一些动物和一些在地面上直立着爬行的机器而已。人的身体是一架钟表,不过这是一架巨大的极其精细、极其巧妙的钟表。心脏是什么?心脏是发条,神经是游丝,关节是齿轮,人的欲望、快乐、爱情、痛苦等等都是受到机械规律支配的;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多几个齿轮,多几根弹簧而已。”指出了人的动物性和机械性。我国战国时期思想家荀子也说道:“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表明了人与动物一样也具有生理层面的自然反映。动物式的“生存”活动是没有意识的生命适应行为,它们依据与生俱来的本能维持自己的生存,因此动物可以说是一种“自然性”、“自在性”的存在。“生活”,是指人类有意识地认识自我与世界、改造自我与世界以及能动地从事物质生产的生命活动,是一种创造性的超越本能的反映。“生活”是人类特有的生命存在方式,同动物的存在是相区别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普罗泰戈拉就曾用神话的方式说明了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动物的根本特征是在于人类拥有技术和智慧,他主张“人是万物的尺度,存在时万物存在,不存在时万物不存在。”该命题虽带有主观唯心主义的因素,但却肯定了人的思维的能动性,有别于动物的本能式反映。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还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表明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区别,即“人是理性的动物。”动物是没有理性的,它们对世界的认知是出于本能的感性,人类自身虽并不完全排除了本能的感性,但却可以能动地发挥着自己的理性,凭借自己的意识和意志去“生活”。人类特有的“生活”活动是有意识的生命创造行为,人类依据自己的意识与理性从事着社会实践活动,认识与改造着自己和世界,因此人类可以说是一种“自觉性”、“自为性”的存在。人类的生命是“生存”与“生活”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存在方式,是自在自为的双重存在。人类既服从着宇宙的规律、以大自然所赋予的本能去适应自然,又以后天发展起来的意识在实践中去实现着理想、改造着世界、刷新着历史。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的“生存”与“生活”
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哲学的主题从宇宙本体转向了人类世界,它寻求着把握人类世界的根据,探索着人类的存在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创性地运用了实践的观点去把握人类世界,指出了人类的生命活动是用实践的方式去创造有意义的“生活”活动,而不单纯是动物式的无意义的“生存”活动。近代机械唯物主义代表霍布斯认为人是一种“自然物体”,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自然本性”而生活,这种本性不仅包括本能,也包括“自然情欲”(如自我保存、趋利避害等);以费尔巴哈为典型代表的人本唯物主义流派虽强调人的作用、人的情感、人的意志、人的精神、人的理性,但强调的却是抽象的人、非现实的人。马克思批评这些旧唯物主义只是从纯客观的角度去把握世界,忽视了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是“见物不见人”的、忽视人的主体地位的观点。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开篇所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摒弃了前人观点中的错误因子,开创性地创立了实践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和人类世界都需要从实践活动中去理解和把握。实践活动使人从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把自然对象成为客体,使之成为“属人的自然”;另外,人类还通过实践活动来改变世界以满足自我发展的需要,突破本能的“生存”反映,创造有意识、有目的的“生活”方式。首先,“生存”与“生活”是相互联系的,人类生命活动同样具有“生存”的层面,“生存”是“生活”的基础。我国春秋时期思想家管仲曾提出著名论点:“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强调了本能生存需求对高层次道德意识的基础性作用。无独有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认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它东西。”其次,“生存”与“生活”又有着本质的区别,而实践则使人类的生命活动从“生存”上升到了“生活”。动物只是本能地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命活动,而人类却能按照双重尺度去改变世界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即“任何物种的尺度”和人的“内在固有的尺度”。因此,动物式的“生存”是适应自然的一代又一代的种族复制,是非历史性的存在,而人类“生活”则是通过自我意识用实践改变世界的历史性的存在。
三、人的异化活动下的“生存”与“生活”
有意识的、能动的生命活动把动物单一化的“生存”模式与人类特有的“生活”方式区分开来,然而伴随着私有制和社会分工的出现,人的能动性却遭到了异己力量的的奴役,使人处于一种被压抑的甚至非人的状态之中。马克思认为,人的异化是人类通过劳动所得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以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支配人的一种社会现象。而后的法兰克福学派知名哲学家马尔库塞也曾提出一个重要命题——“单向度的人”,认为在当代工业社会的极权下,人们丧失了否定、批判和超越的能力。在当代工业社会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分工和生存竞争下,人类不同程度的被“扩大了的生产力”所制约,丧失了其区别于动物的自由自觉性,人类的种种能动性与创造性得不到机会激发或生成,其生命活动也逐渐沦为了同动物一般的单一机械式的“生存”。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为了五个层次,提出人要在满足了较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等基本要素的基础之上,才能去实现较高层次的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我国哲学家冯友兰则把人的精神分为了四个境界,认为人在超越了本能的自然境界、功利境界之后,才能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而今,在社会巨大竞争和强制分工的压力下,人类或多或少地遭到了异己力量的控制,许多人的低层次需求和境界尚得不到满足,其创造性和能动性无法被激发出来,陷入了只“生存”、不“生活”的僵局。因此,人类必须消除人的异化状态,摆脱异己力量的奴役,达到马恩设想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最终脱离动物界的“|生存”世界,进入人类的“生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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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黑格尔把所有权作为自由意志最初实现方式。他从自由角度论述了所有权的合理性,进而阐明了确立私有财产权的必然性。所有权不是抽象的主观意志,黑格尔从意志对物关系规定了实现所有权具体方式。契约作为中介形式的所有权,借助共同意志扩大了自由意志实现范围。黑格尔所有权理论肯定了人作为抽象人格所平等享有的个人权利,揭示了自由主义个人权利至上原则的片面性以及把个人的自由和平等依托于私有财产权的形式性。
关键词:黑格尔;自由意志;所有权;政治哲学
在政治哲学中,所有权是涉及自由和平等两大政治价值的重要问题。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把法的理念即自由意志作为出发点,根据自由意志的现实化运动过程,即抽象法、道德、伦理三个阶段,在抽象法环节中阐述了其所有权理论,包括所有权、契约和不法。抽象法是关于权利的学说,在黑格尔所有权理论中,肯定和论证了自近代以来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所主张的人人都享有平等的自由和权利(例如人格权、财产权和生命权)以及自由所有权,同时黑格尔批判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个人权利至上原则和国家契约学说,揭露了自由主义自由平等观的局限性。黑格尔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全面理解和批判借鉴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所有权:自由意志的定在
在黑格尔看来,作为法的理念的自由意志,不是抽象的思维规定,而是不断发展的现实化过程。在抽象法阶段,自由意志表现为抽象的人格,它的一切规定存在于概念中,其丰富内容还尚未展开,因而“只是抽象地自我相关的现实性”P44。黑格尔指出,“人格的要义在于,我作为这个人,在一切方面(在内部任性、冲动和情欲方面,以及在直接外部的定在方面)都完全是被规定了的和有限的,毕竟我全然是纯自我相关系;因此我是在有限性中知道自己是某种无限的、普遍的、自由的东西。”P45这就是说,人作为抽象的意志,具有能够从一切具体规定和限制中抽象出来的自由。因此,人作为主体,在实质上又与主体不同,这是因为“人是意识到这种主体性的主体,因为在人里面我完全意识到我自己,人就是意识到他的纯自为存在的那种自由的单一性。作为这样一个人,我知道我自己在自身中是自由的,而且能从一切中抽象出来,因为在我的面前除了人格以外什么都不存在。”P46人格作为一种抽象的自由意志,其最初的定在是通过外部的物实现的。相对于自由精神来说,物本身没有自由和人格,是缺乏目的性的外在东西。而人作为自在自为的自由意志,其意志具有无限性,所以“人有权把他的意志体现在任何物中,因而使该物成为我的东西;人具有这种权利作为他的实体性的目的,因为物在其自身中不具有这种目的,而是从我意志中获得它的规定和灵魂的。”P52黑格尔把人对所有物据为己有看成是自由意志的绝对权利,而且只有人才拥有这种权利。可见,黑格尔首先是从人与物关系的角度,规定了所有权的定义。他说:“人把他的意志体现于物内,这就是所有权的概念。”P59黑格尔反对把权利分为人格权、物权和诉权,并批判了康德关于权利分为物权、人格权以及物权性质的人格权的思想。他强调:“唯有人格才能给予对物的权利,所以人格权本质上就是物权。这里所谓物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即一般对自由来说是外在的那些东西,甚至包括我的身体生命在内。这种物权是人格本身的权利。”P48-49因此,物权在实质上是人对物的权利,物权根源于人格权,而人格权体现在物权上。通过对物的占有,自由意志初步获得了现实性,但是“我占有某物,它在无主状态中被我占有因而成为我的所有物,但这种占有还必须经过承认和设定才能作为我的”P227,所有要真正取得所有权,占有物还必须要得到他人或社会的承认。黑格尔说:“为了取得所有权即达到人格的定在,单是某物应属于我的内部表象或意志是不够的,此外还须取得对物的占有。通过取得占有,上述意志才获得定在,这一定在包含他人的承认在内。”P59由此可见,所有权概念表面反映人与物的关系,在本质上必然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黑格尔不是从满足需要的层次上,例如由于自然需要、冲动和任性,我把某物占为己有,而是从自由意志现实化的角度论证了所有权的合理性。他说:“所有权所以合乎理性不在于满足需要,而在于扬弃人格的纯粹主观性。”P50这是因为,“对于在自身中无限的而且普遍的那种人格来说,使它仅仅成为主观的这一限制是矛盾的和无意义的。人格是肯定的东西,它要扬弃这种限制,使自己成为实在的,换句话说,它要使自然的定在成为它自己的定在。”P47-48这就是说,人格作为主观性的东西是抽象的和片面的,它必然要走出与自我同一的纯思维而获得现实性,即“人格必须在所有权中获得定在”P59,并且“人唯有在所有权中才是作为理性的存在。”P50黑格尔进一步论证所有权成为私人所有权的必然性。他说:“在所有权中,我的意志是人的意志;但人是一个单元,所以所有权就成为这个单元意志的人格的东西。由于我借助于所有权而给我的意志以定在,所以所有权也就必然具有成为这个单元的东西或者我的东西这种规定。这就是关于私人所有权的必然性的重要学说。”P50在这里,黑格尔肯定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个人主义原则,特别是每个人都享有的私有财产权利,这是因为自由的实现离不开财产权,“从自由的角度看,财产是自由最初的定在”P54。但是黑格尔又不赞同自由主义所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他认为国家高于财产权。他说:“属于私有权的各种规定有时不得不属于法的较高级领域,即共同体、国家”P54,“它(国家)甚至有权对这种生命财产本身提出要求,并要求其为国牺牲”P100。
二、所有权的实现方式
在所有权中,我对物的占有不能仅仅停留在抽象的主观意志中,而必须通过一定的外在形式取得客观性。为此,黑格尔从意志和物的关系上进一步规定了实现所有权的三个环节:占用,使用和所有权的转让。
1.占有
人对物取得占有,物就成为了我的东西,这就是意志对物的肯定关系。人对物的占有方式具有无限多种。黑格尔把物的占有方式主要归纳为三种,“物的占有有时是直接的身体把握,有时是给物以定形,有时是单纯的标志。”P62身体把握式是我对物的直接占有,在物中直接体现我的主观意志,所以它是“最完善的占有方式”。但由于外在物的范围及其广大,身体把握的占有方式受到极大限制,必须要借助于各种中介工具来扩大我的占有范围。给物以定形是指根据物的性质由我赋予物新的独立形式,从而改变物的存在状态,由于人的主观意志不同,给物定形的具体方式也是无限多样的。黑格尔认为这种占有方式最符合理念的本质,“因为它把主观和客观在自身中统一起来了”P63。标志作为占有方式其本身不是现实的物,所有物在标志之外,标志只是抽象的表明我的意志体现于某物中,所以标志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然而从标志的意义来看,“人能够给某物以标志,因而取得该物,这样正表明他对该物有支配权。”P63
2.使用
使用表明意志对物的否定关系。黑格尔说:“使用就是通过物的变化、消灭和消耗而使我的需要得到实现;这样,物的无我性质就显现出来,该物也就完成了它的使命。”P67这就是说,在使用中,物仅仅是作为满足我的需要的手段,物本身并没有自我意识,通过对物的使用,物被消灭了,我的特殊需要得到了满足,从而实现了我和物的同一。通过对物的使用,进一步表明我对物的所有权。但是物的使用并不等于拥有该物所有权。为此,黑格尔反对把使用权作为所有权的本质规定。他指出:“把物成为他的这种所有人意志才是首要的实体性的基础。使用是进一步的规定,次于上述普遍基础,而且只是它的现象和特殊方式。”P67可见,所有权的实质在于自由意志在物中的体现,使用仅仅是所有权本质规定的外在表现,不能以是否使用作为拥有所有权的标准。但同时对物的使用又是所有权的具体实现方式。为此,黑格尔区分了使用权和所有权。他指出,拥有部分或暂时使用权不等于所有权,但拥有全部使用权就等于所有权。这是因为,“使用对所有权的关系与实体对偶像的东西、较内部的东西对较外部的东西、力对它的表现等等的关系是相同的。力只有表示于外部的才是力,耕地只有带来收益的才是耕地。所以谁使用耕地,谁就是整块耕地的所有人。如果对象本身承认另一个所有权,这是空洞的抽象。”P68
3.所有权的转让
黑格尔从意志对物的关系规定了转让权。他说:“我可以转让自己的财产,因为财产是我的,而财产之所有事我的,只是因为我的意志体现在财产中。所有一般来说,我可以抛弃物而使它成为无主物,或委由他人的意志去占有。”P73概括地说,转让就是我的意志放弃我的所有物。黑格尔把转让看作是“真正的占有取得”。这是因为,转让是所有权的前两个环节即直接占有和使用的统一,“即通过转让而取得占有”。黑格尔区分了能转让的东西和不能转让的东西,即规定了转让对象。在转让中,可以转让的是我的物即财产,这是因为在本质上物相对于自由意志是外在的东西。同时,我自身的劳动技能、劳动产品以及一定时间内的劳动力是可以转让的。黑格尔认为作为人的的那些实体性规定是不能转让的,这些规定包括:“我的整个人格,我的普遍的意志自由、伦理和宗教。”P73他进一步指出,“对这些不能让与东西所享有的权利不因时效而消失,因为我借以占有我的人格和实体性的本质使我自己成为一个具有权利能力和责任能力的人、成为一个有道德原则和宗教信仰的人那种行为,正好从这些规定中除去了外在性,惟有这种外在性才使他人能占有这些东西。”P74
三、作为中介形式的所有权:契约
在所有权中,自由意志是通过外在物给自己以定在,但是这种外在物是作为他物而存在的,因而“只是为了他人的意志而存在”P80。在所有权的转让中已包含着契约,即意志与意志的关系,“作为已被转让了的我的意志同时是他人的意志”P81。黑格尔指出:“这种意志对意志的关系就是自由赖以获得定在的特殊的和真正的基础。这是一种中介,有了它,我不仅可以通过实物和我的主观意志占有财产,而且同样可以通过他人的意志,也就是在共同意志的范围内占有财产。这种中介构成契约的领域。”P80可见,契约作为中介,不同所有人在共同意志的基础上实现了所有权的交换,并拥有了各自的所有权。需要指出的是,不同于从满足需要或者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界定契约,黑格尔认为人们建立契约关系是由于“自在的理性”的必然性要求,即主观意志现实化为普遍意志。与财产是自由的定在不同,通过订立契约而建立的所有权,自由意志的定在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外在物,而是借助于共同意志进一步扩大了自由意志实现的的范围和对象。契约作为意志和意志的的关系,它是“以当事人双方互认为人和所有人为前提”P80。这就意味着契约的主体是具有自由意志的独立的人,即每一方都是自由的、平等的人,同时双方当事人都彼此承认对方为独立的所有人,有权订立契约并进行所有物的交换。在契约中,两个不同所有人的特殊意志在双方同意的条件下达成了统一,在统一中双方都放弃了各自的特殊性,形成了由双方设定的共同意志。契约中的每一方就是根据他们的共同意志,在放弃自己的所有权同时又取得他人的所有权。黑格尔把这种形式的契约称之为“实在的契约”。在”实在的契约”中,所有人并不因为放弃所有权而丧失所有人的地位。“我在与他人合意的条件下终止为所有人时,我是而且始终是排除他人意志的独立的所有人。”P81黑格尔对此作了进一步解释,他说:“实在的契约中,每一方所保持的是他用以订立契约而同时予以放弃的同一个所有权,所以,那个永恒同一的东西,作为在契约中自在存在的所有权,与外在物是有区别的,外在物因交换而其所有人变更了。上述永恒同一的东西就是价值。契约的对象尽管在性质上和外形上千差万别,在价值上却是彼此相等的。”P84可见,在所有权的交换中,所有人尽管放弃了所有物,但并没有放弃所有物的价值,因为“价值是物的普遍性”,所以不同所有人在量上仍是等价的。在这里,黑格尔实质上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交换关系中的等价交换原则。在黑格尔看来,契约的客体是外在的个别物。在契约中,所有人之间的交换对象只是外在所有物,而人格作为实体性东西是不能交换的。黑格尔指出,“根据契约产生的权利并不是对人的权利,而只是对在他外部的某种东西或者他可以转让的某种东西的权利,即始终是对物的权利。”P49可见,契约中所有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即以财产私有制为基础商品交换关系。黑格尔认为,这种契约关系以及私有财产关系仅仅存在于市民社会中,从而不能“搬到一个性质上完全不同而更高的领域”P82,即国家。黑格尔认为,“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P253,国家作为普遍物与个别外在物有着本质的区别。自由主义把国家看做人们订立契约的结果。“一大群人相互订立信约,每个人都对它的行为授权。”[2]P132黑格尔反对通过契约论来论证国家的起源。在他看来,“这种见解乃是由于人们仅仅肤浅地想到不同意志的统一这一点而来。”P82这里所讲的“不同意志的统一”就是指在契约中所达成的共同意志,“而契约乃是以单个人的任性、意见和随心表达的同意为其基础的”P255,由此就造成把国家看成是个人任性的产物。但是,黑格尔认为,由于契约是从人们的任性出发,通过契约形成的共同意志不是自在的普遍意志,因而国家的本质规定不是契约关系。在黑格尔看来,人们“生活于国家中,乃为人的理性所规定,纵使国家尚未存在,然而建立国家的理性要求却已存在。入境或出国都要得到国家的许可,而不系于个人的任性,所以国家绝非建立在契约之上,因为契约是以任性为前提的。如果说国家是本于一切人的任性而建立起来的,那是错误的。毋宁说,生存于国家中,对每个人说来是绝对必要的。”P83
四、黑格尔所有权理论的政治哲学意蕴
1.批判自由主义个人权利至上原则
古典自由主义从个人主义原则出发,强调人人都拥有对自身的所有权,人人都享有天赋的自由和权利。洛克根据自然法把自由权、生存权和财产权规定为不可剥夺的个人天赋权利,他指出:“人的自然自由,就是不受人间任何上级权力的约束,不处在人们的意志或立法权之下,只以自然法作为它的准绳。处在社会中的人的自由,就是除经人们同意在国家内所建立的立法权以外,不受其他任何立法权的支配;除了立法机关根据对它的委托所制定的法律以外,不受任何意志的统辖或任何法律的约束”[3]P16。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权利是第一位的,而国家是第二位的,国家的合理性在于维护个人自由和权利,特别是保护私有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然而,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权利至高无上,这就必然削弱国家对于保障和实现个人自由权利的重要作用,造成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对立关系。黑格尔反对把国家的目的仅仅规定为维护个人权利和利益的工具。他指出:“如果把国家同市民社会混淆起来,而把它的使命规定为保证和保护所有权和个人自由,那么单个人本身的利益就成为这些人结合的最后目的。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成为国家成员是任意的事。但是,国家对于个人的关系,完全不是这样。由于国家是客观精神,所有个人本身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结合本身是真实的内容和目的,而人是被规定过着普遍生活的;他们进一步的特殊满足、活动和行动方式,都是以这个实体性的和普遍有效的东西为出发点和结果。”P254因此,在黑格尔看来,国家不同于市民社会,国家作为最高伦理实体高于个人,同时个人的自由权利和特殊利益只有在国家中才能得到真正实现,这是因为国家在本质上实现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黑格尔说:“现代国家的本质在于,普遍物是同特殊性的完全自由和私人福利相结合。”P261“国家是具体自由的现实;但具体自由在于,个人的单一性及其特殊利益不但获得它们的完全发展,以及它们的权利获得明白承认(如在家庭和市民社会的领域那样)。”P260
2.揭露自由主义自由平等观的局限性
自近代以来,自由主义主张人人都是自由平等的,并试图通过私有财产权来保障人们平等的自由和权利,这具有重要的历史进步意义。然而,在黑格尔看来,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自由平等权利只适用于抽象法领域,仅仅是形式上的自由和平等。这是因为,在抽象法中,意志表现为抽象的人格,而每个人都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体,所以在人格意义上人人都是平等的。“人之所以为人,正因为他是人的缘故,而并不是因为他是犹太人、天主教徒、__徒、德国人、意大利人等等不一。”P217所以,人格平等实质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对待,这是因为,“法的命令是:‘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P46由于“人格一般包含着权利能力”P46,所以人格平等就是人作为人所平等拥有的基本权利。但人格平等是“理智的抽象同一性”,“只能是抽象的人本身的平等”P83。在所有权中,财产是自由意志的最初实现,每个人都必须拥有财产权利,但却不能规定财产占有多少。这是因为,在特殊性的规定上,即我占有什么和占有多少对法来说是偶然的,“因为法对于特殊性始终是漠不关心的”,“所以关于占有的一切———它是这种不平等的基地,是属于抽象的人的平等之外的。”P58因此,对于所有权来说,平等只是人人都拥有平等财产权利,即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劳动获取财富的权利,而财产收入分配问题不属于抽象法领域,它是在市民社会中进行的。为此,黑格尔反对财产的平均分配,并认为这是一种“空虚而肤浅的理智”,这种抽象的理智不仅不具有现实性,而且是非正义的,他指出,“关于财产的分配,人们可以实施一种平均制度,但这种制度实施以后短期内就要垮台的,因为财产依赖于勤劳。但是行不通的东西不应付之实施。其实,人们(Mensch)当然是平等的,但他们仅仅作为人,即在他们的占用来源上,是平等的。从这意义上说,每个人必须拥有财产。所有我们如果要谈平等,所谈的应该就是这种平等。但是特殊性的规定,即我占用多少的问题,却不属于这个范围。由此可见,正义要求各人的财产一律平等这种主张是错误的,因为正义所要求的仅仅是各人都应该拥有财产而已。其实特殊性就是不平等所在之处,在这里,平等倒反是不法了。”P58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中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由于在自然天赋和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差异,每一个人通过劳动实际获取的财富是不同的,从而必然造成财富收入上的不平等。黑格尔说:“分享普遍财富的可能性,即特殊财富,一方面受到自己的直接基础(资本)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到技能的制约,而技能本身又转而受到资本,而且也受到偶然情况的制约;后者的多样性产生了原来不平等的禀赋和体质在发展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在特殊性的领域中表现在一切方面和一切阶段,并且连同其它偶然性和任性,产生了各个人的财富和技能的不平等为其必然后果。”P211黑格尔认为,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是“包含着精神特殊性的客观法”的必然产物,因而具有合理性。“这种法在市民社会中不但不扬弃人的自然不平等(自然就是不平等的始基),它反而从精神中产生它,并把它提高到在技能和财富上、甚至在理智教养和道德教养上的不平等。提出平等的要求来对抗这种法,是空洞的理智的勾当,这种理智把这种抽象的平等和它这种应然看做实在的和合理的东西。”P211
五、结语
由上论述可知,黑格尔仅仅承认权利上的平等,而不是事实上平等,这与自由主义平等观是一致的,但他不赞成自由主义把自由和平等仅仅依托于私有财产权。这是因为,“仅仅维护个人的私有财产权利所能达到的也仅仅是法律上的或形式上的平等与自由,而不是事实上的或实质上的平等与自由。使个人真正能够获得事实上的或实质上的平等和自由的并不是单纯的财产权利,而是财产本身。”[4]P26在市民社会中,随着财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持续发展,贫富差距必然会不断扩大,并进而导致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这样就会造成处于劣势地位的社会成员因贫困而无法完全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黑格尔认为自由主义所主张人人自由和平等的权利在实质上只能流于形式,因为财富收入不平等必然会侵害人们平等的自由权利。他指出:“人通过他们的需要而形成的联系既然得到了普遍化,以及用以满足需要的手段的准备和提供方法也得到了普遍化,于是一方面财富的积累增长了,因为这两重普遍性可以产生最大利润;另一方面特殊劳动的细分和局限性,从而束缚于这种劳动的阶级的依赖性和匮乏,也愈益增长。与此相联系的是:这一阶级就没有能力感受和享受更广泛的自由,特别是市民社会的精神利益。”P244因此,如何来解决贫困问题,以保证社会弱势群体享有平等的自由权利,就成为现代民主社会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洛苏尔多说:“自由的保障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它再也不能简单地当成对政治权力的限度的规定。相反,政治权力被呼吁要出现并活跃于经济和社会领域。”[5]P154与自由主义把贫困看成是个人问题不同,黑格尔把贫困问题纳入国家公共事务领域,他反对由富人出资或者运用社会其他公共财产中的资金救助穷人,这是因为,“穷人用不着以劳动为中介就可以得到生活资料;这与市民社会的原则以及社会上个人对他独立自尊的感情是相违背的。”P245同时,黑格尔还批判了基于道德情感的主观援助观点,因为这种援助无论是出于同情还是爱,其作用都充满了偶然性。此外,由于贫富分化问题是市民社会的必然产物,而市民社会维护的又是个人特殊利益,因而市民社会本身无法根本解决贫困分化问题。为此,黑格尔认为解决贫困问题关键在于国家。因为国家超越于于市民社会,国家以追求普遍利益为目标,并且在国家中实现了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的统一,通过依靠国家力量来调整财富收入分配,解决贫困问题,从而避免两极分化不断扩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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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是世界哲学的一部分。从对象与范圍来看,中国哲学在基本上是与世界上別的国家的哲学一致的。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哲学类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科学哲学对经济学科学性的影响
1.逻辑主义科学哲学对经济学的影响———经济学的数学化
逻辑主义学派包括以石里克、卡尔纳普等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和以波普尔为代表的证伪主义。逻辑主义认为,理论的科学性体现为三方面:一是理论结论应为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普遍标准;二是理论仅凭逻辑理性和经验事实推出;三是理论可以被证实或证伪。这种思潮影响了20世纪的经济学发展,并进而支撑着经济学的科学性标准,即经济学能够提供一个超越文化、制度、国家、历史的分析结论,并且结论可以得到验证。经济学为使其结论具有科学性,效仿物理学分析范式,分析方法趋向于数理化和计量化。一方面,经济学运用数学工具,使得其理论在概念、假设和公理的基础上,通过演绎的方法得到普适的结论;另一方面,经济学运用经济变量的统计数据,设定计量模型,以检验现实经验是否与经济理论模型结论一致,使得结论具有可检验性。20世纪的经济数理化主要体现在凯恩斯的总量研究,计量模型多为以凯恩斯经济学为基础的大型宏观计量模型,这类模型的参数值,如偏好、禀赋多为外生假定值,模型包含的因素为没有微观基础的外生假定变量,冲击主要是不随政策、时间和环境变化的外生性冲击。逻辑主义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主要表现为逻辑主义分析问题的起点是确定无疑的经验事实,而现实中这种观察事实是不存在的。历史主义学派的汉森提出“观察渗透理论”,即个体的观察视角会受到理论的塑造,因而不存在绝对客观的观察事实。库恩通过对科学史的研究认为,逻辑主义通过对命题的零星证明并不能把握理论发展的复杂性,唯有将理论看做“结构”才能理解理论的发展。库恩认为科学的进步,是因为该领域的科学家共同体由一种理解范式转换成另一种新的范式,由于没有客观标准来判断不同范式的优劣,因此,每个理论的发展不一定通往真理方向。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布劳格“考察了在新古典经济学和逻辑实证主义之间的可怕联盟,认为实证主义是一种伪科学,新古典经济学必然跟着它一起堕落:可分离性的实证主义论题一方面认为事实和价值可以分离;另一方面认为事实和理论可以分离,这种论题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所有的事实都是装满理论的,而所有的理论都是装满价值的。他们认为一个更合意的认识论能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建立,意思是已经表明了存在一个康德主义的“综合”演绎真理:我们的战略依赖于能够把本质的东西挖出来,然后就坚持本质的东西一定能在实践中找到。经济制度必须再生产其本身,于是再生产的事实是经济制度的典型本质,这个本质能够为经济理论提供稳定的基础。因此,逻辑主义所认为的科学标准是不合理的,进而认为经济学的科学性,体现为经济学的数理化和计量化也是不准确的。
2.后继科学哲学的启示:用科学的方法刻画“人”
科学实在论和反科学实在论之间争论源起于:在对量子物理现象的解释时所用的基本粒子概念,指的是客观存在的事物,还是为解释现象而人为构建的概念。科学实在论的代表Boyd认为,科学理论的理论术语是说明性的、有指称的表述,对科学理论应当作实在论的解释,只要理论对事实的预测成功,则该理论即为真。反科学实在论的代表弗拉森认为,真理的获得来源于对经验世界的观察,而科学家的观察具有主观性;就科学与真理的关系而言,绝对的真理是不存在的,只存在经验上适当的理论。但在经验上适当的理论只能反映部分客观实在、经验观察的部分,因此,一个认识对象的普适真理是不存在的。科学理论除了其依据的经验基础外,其假设和结论并无客观性可言。理论的目的并不是提供一种客观性,而是提供一种描述经验的角度。这种观点对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产生了深远影响。库恩提出的“范式”理论和科学反实在论与实在论的争论,促使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出现。后现代主义的费耶阿本德将库恩理论认为的真理标准的相对性放大,认为任何分析科学、文化和艺术的方法都有其优缺点,任何分析方法都无高低之别,“什么方法都行”,因此,科学也不再处于文化的中心位置。罗蒂认为,实在论和反实在论关于科学实在性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传统的科学观期望用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改造社会和人文学科的发展,造成了科学沙文主义的出现,这不利于文化的全面发展。罗蒂认为,解决科学独尊的方法是“新的模糊主义”,模糊实在和经验、事实与意义的差别,取缔科学的特权地位,主张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艺术文化之间可以平等对话。“新模糊主义”为解决科学沙文主义,模糊了科学和非科学的界限,将科学与宗教、神学等混为一谈,这种极端的相对主义使科学哲学变得毫无意义。张今杰认为,借鉴阿佩尔解释学的思想可以解决上述科学哲学的问题,不应该用反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科学主义,也不应该简单地用人本主义对抗科学主义,以使科学臣服于人文,而应该将人文的思想引入到科学的表达之中。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借鉴人文学科的“理解”的方法,而人文学科的研究也以自然科学的注重“说明”的解释性方法为基础。
二、马克思经济学科学观:人与数学的结合
马克思认为,科学不仅可以帮助人类认识自然,而且对自然的认识会通过实践活动进一步深化对科学的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下的科学观是不合理的,因为科学出现了异化。一方面,科学研究可以增加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进而可以改造自然,主体也通过劳动在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经济学中的“人”:现实性与科学性的耦合加深了对科学的认识,为人实现自由发展做出了准备;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财产性质,科学发展的成果不能全部转化为对人自身的认识,仅增加为人对异己的控制。此时的自然科学仅以自然界为对象,未包含人的任何因素在内。这意味着“以往的人文科学对人的研究,恰恰离开了人的自然界的存在和对象化活动来空谈人性,不是把人与人的发展当做自然存在和自然史过程,而只是顺便提到自然科学,正像自然科学只是顺便谈到人和人文科学一样,两者都是片面的”。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在于分析经济运行背后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其对“人”的刻画,不是抽象的人的概念,而是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按照马克思科学观关于人的概念,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对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马克思认为:“分析经济问题,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而必须用抽象力”,虽然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并没有对“抽象力”做进一步的诠释,但从整个序言和全书正文中不难看出,他是通过对英国社会经济状况和历史资料进行大量统计调查、系统分析而形成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甚至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能运用数学的形式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而从《资本论》中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数学公式、表格、数字和符号可以看出,马克思对经济学数学化的研究方法和表现形式并不反对,甚至可以说颇为赞赏,而且应用自如。而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价值、社会必要劳动、简单劳动、复杂劳动、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等概念的剖析,就是通过数学形式来映射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人与人之间的分配关系。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能够把人与数学耦合恰当的经济学家。之后出现的所谓经济学“边际革命”,与马克思所运用的数学方法渐行渐远,数学化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纯粹的逻辑表达,从中再也无法洞察出它与“人”的嵌入性。
三、思想流派鸟瞰下经济学研究中的“人”
1.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人”的忽略与缺失
古典经济学理论最核心的部分为古典生产理论和古典分配理论。古典生产理论以劳动分工为基础。斯密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由劳动分工而引起的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分工是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由于分工行为是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因而古典学派分析经济问题时内在地包含着对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研究。古典分配理论认为,生产主体由于分工的不同,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收入分配在不同阶级之间的分配,即为生产资料的分配,会进一步影响生产,因此,分配理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相关。19世纪70年代,以门格尔为代表的边际效用学派提出了借用数学中的微积分方法,采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引发了“边际革命”。之后,马歇尔将边际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分析之中,由于分工理论难以有效地融入该分析框架,而逐渐被经济学者抛弃。马歇尔之后的新古典学派,将供给需求定律、价格理论以及市场机制等资源配置问题,视为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将生产理论简化为厂商投入、产出关系的生产函数,只体现了物质转化过程中的数量和技术关系。由于厂商按照劳动供给者的边际产出分配收入,因此,不存在体现生产关系的分配理论。此时,经济学实现了数学化,但放弃了对人的刻画。
2.从凯恩斯主义到新凯恩斯主义:“人”的回归与重构
在凯恩斯理论之前,古典和新古典理论对经济问题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微观层面,凯恩斯奠定了经济学宏观分析的基本框架。宏观经济分析理论侧重于对宏观问题和变量之间的总量关系的刻画,但这些问题研究的起点并不是基于每个参与主体的行为,而是基于如下外生假设:经济中存在价格刚性、消费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投资存在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以及流动性偏好。由于该理论框架在理论层面不能论证其假设的合理性,如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在面对外生冲击时,为什么只调整产量而不改变产品价格;在实践中,并不能有效地解释滞涨等现实经济问题。为弥补其解释力的不足,经济学者认为宏观经济理论的结论应该从经济参与者的行为中推倒而来,而非从假设中得到,即需要寻找经济行为的微观基础。微观基础即为对经济中的“人”行为规则的刻画。现阶段宏观经济理论已通过如下角度实现对“人”的刻画:第一,行为主体是有预期的,这使得对经济问题的分析具有动态性。主体当期的预期行为,既可以受以前各期经济形势的影响,也可以受对以后各期经济形势预期的影响,预期有理性预期和适应性预期等形式。第二,行为主体的优化行为。每个行为主体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经济中总量消费、投资等都由单个行为主体的优化结果加总得到。第三,行为主体的不同的风险形式。根据行为主体对风险的偏好程度,分析风险偏好者、风险中性者和风险厌恶者。第四,行为主体异质性的刻画。通过设定行为服从某种形式的分布函数,以体现其差异性。显然,经济理论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分析向新凯恩斯主义寻找经济行为的微观基础的转向和发展,体现着现代经济理论重新走向以“人”为中心的逻辑回归,并通过聚焦资源稀缺条件下“理性人”如何选择这一核心命题,实现了对“人”的经济行为的重新建构和刻画。
四、结论
笔者认为,经济学由于涉及“人”的因素,因此,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科学化”经济学,但并不意味着经济学不能用数学工具分析问题,经济学的科学性体现在如何科学地刻画“人”的行为。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工具,使得对经济理论的表达更为清晰,在逻辑上更易实现内在一致。然而,经济学的科学性不是体现在数学化和抽象的模型,而是体现在其对“人”的考量,将人的心理活动、人性、道德和伦理运用科学的方法刻画出来。如果脱离对“人”的刻画,过度强调数学化和概念化,必将使经济学仅注重逻辑上的有效性,而脱离经济现实发生的现象、条件和意义,最终离科学越来越远。当代经济学的发展进程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这一点。新古典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简单明了的系统化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经济运行的环境都是理想的和无摩擦的,一切经济问题都是技术和市场可以解决的,而没有考虑人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但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并非如此,新古典框架在解释和分析现实经济问题时就出现许多漏洞,而这些漏洞大部分恰恰是因为没有考虑“人”的原因造成的。从这个角度上讲,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伦理经济学等学科的发展,实际上并不是推翻了新古典经济学,而是在其框架内不断地补充这些关于“人”的漏洞,最终也使新古典这个硬邦邦的框架因为考虑了“人”的行为而变得鲜活起来。随着对经济学中“人”的心理和行为的科学度量和刻画,经济学理论越来越具有更多的科学性。
一、佛家思想对古典园林艺术的影响
佛家对于的古典园林艺术的影响主要在于其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及在中国产生的分支—禅宗对于园林设计的影响。在古典园林设计中体现得人和自然的和谐以及求得心灵平静的景观设计正是体现了这点。禅宗认为一切的一切都是来源于人心的,明心自能见性。对于世间万物的一切要怎么去看待也是取决于人心。禅宗兴起于中唐时期,在人心和审美艺术中体现了很重要的作用。造园艺术家们在创作中,把禅宗的思想融入进去,对园林艺术从画境到意境的转化和追求使得园林形成了象外有象,景外有景的感觉,使得有限的空间上升到了无限的精神境界。因而,古典园林中大多的园林里都有带有禅趣的小园林,以小见大,所谓壶中天地人的心灵使园林的空间也变得大了。尽管园林中的假山没有真山那么高昂,但是通过石头的通透,势态的崎岖以及林木的葱郁加上花草的铺地,同样可以构成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中国的园林艺术者们在微小的园林中收录了万千的意象,写尽了各种意趣,不需要有华楼丽阁,也不需要有广阔的土地,只需要引一湾清泉,置几条小径和亭台便可构成一幅丰富的画面[2]。随着佛家思想影响的愈加深刻,园林也越来越小化了。在这微小的世界中,一花一草亦能让人心静神宁。园林中为人们提供了寂静安详的场所,里面的花花草草,林林木木无不体现了人和自然交汇,描绘出超凡出世的语境,让人获得心灵平静的同时又能够接近于精神的境界。在这样的园林中,人的精神能够得到解放,同时又为主人依托佛家对人生意义的思考提供了场所.
二、道家思想对古典园林艺术的影响
禅宗思想对于中国古典园林的影响主要是体现在园林的布局设计上,而道家思想对于古典园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园林的设计手法上。中国的古典园林同现代园林不同,它没有整齐的行道树木,没有花坛也没有草坪,园中的树木和花卉完全依赖于自然原始植被的分布方式,自由散聚。古典园林的设计上是没有特定的布局的,而是显得较为自由,园林完全是一派峰回路转、水流花开的自然景象。而且,在古典园林中的建筑物也是根据山水的总体风格呈现着高低起伏、参差错落的景象,使得园林的自然山水更具艺术情趣。中国古典园林自然式的设计手法同西方规则式的设计是截然不同的,这就是因为中国古典园林设计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所谓道法自然就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指导思想。道家认为人应遵循自然,顺应自然,老子的道家思想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观点主张万物要归于本色,造作的人和社会都应该向着原始的形态发展才能实现万物的和谐。道法自然是道家哲学中的核心思想,中国的古代艺术设计也深受这种思想的印象,景观设计的目的就是要能把人的情感以恰当的方式来进行表达,在超越世俗的基础上来享受自然给予的美的享受。美是主观和客观、感情与理智的平衡物,这种审美的思想体现了道家思想的精髓,也就是世界万物都应该是被尊重的。道法自然建立了自然和道之间的联系,强调了对自然的尊重。这种哲学理论,当然也应该经过转换才能更好地应用到景观设计中,才能更好地体现出其价值。这是因为,园林设计虽然是人的产物,但是设计中的事物都是实实在在的,如何体现事物的自然品质就要依赖于设计师们的表达方式。诸如山水和植物等都是园林中的自然物,但是在人工的雕琢之下,就能够体现出人为的特征。人造之物在道法自然的影响下能够体现出自然的精神。在中国古典园林中,山水、植物和建筑是园林设计的主要要素,对于景观设计的美学判断,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这些要素的组合以及他们在特定的环境中所体现的意义,而不是在意其数量的多多少少。园林设计者们在对场所的熟悉下,考虑人工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关系,把这些要素根据人的逻辑活动进行安排,以体现出园林合理的功能和恰当的布局,以实现道法自然的境界。这里以古典园林中石的手法在古典园林的的应用作为例子进行分析,以说明道法自然在古典园林设计中的体现。石头是静止的物体,也是没有生命的天然材料,在古典园林设计中石头却被拟人化了,石头在园林中也被赋予了生命。山石在园林特定的空间中可以体现出丰富的情感,湖石假山就好像是从地上生长那样,无论放置在哪里都能够引起人工环境和自然空间的联系。我们可以讲,山石就是人和自然沟通的桥梁,能够使得园林从建筑空间向自然空间转变。无论是从抽象还是象征的意义上来讲,山石都完成了人地到天的过渡,达到了天地人的和谐。同样的,中国古典园林设计中的流水、花草、树木等等在经过组合之下也能够达到道法自然的境界。古典园林的设计艺术不仅仅反映了其本身的功能也体现了人类对于自然的理解,这样一种体现自然变化和万物相符的道家思想引领着中国古典园林设计。
三、儒家思想对古典园林艺术的影响
在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中,除了道家和佛家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家思想在园林设计上也提供了理论指导。中国的儒家学士大夫很多都是理想主义者,但多数这样的人都是在不得志时选择归隐。这种归隐仅仅是一种无奈的表现,一种表面上的姿态,事实上,大多数学士大夫还是希望能够重获赏识。儒家思想在中国古典园林中主要体现在文人的园林中,很多文人园林往往是希望能寄托情感于物上,才建造了赋有儒家思想的园林。我们从一些园林中的题字就可以看出这点:孝乎为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为政也;网师园,清乾隆光禄寺少卿宋宗元从官场“倦游归来”修建而成,借故址万卷堂“渔隐”之名。这些文人借题寓意,一方面又对园林的景观有着特殊的要求,因为园林是寄托其情感的主要场所。正是因为文人们把自己的社会情感融入到了园林的建造之上,才会使得园林的设计也具有了儒家思想,同时也蕴含了丰富的社会意义。中国古典园林的建造可谓是建立在儒家治世理论的基础上,但是对于园林的建造中,某个部分是很难界定哪些是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因此,只能说儒家思想是古典园林设计的理论基础。总而言之,儒家思想对中国古典园林设计最为根本的一个影响就是营造了一个世俗的气氛,真正对中国古典园林设计产生影响的哲学源流主要还是道家和佛家思想。
四、结论
无论是道家对于古典园林设计手法的影响,还是佛家对古典园林布局设计的影响,抑或是儒家思想对于古典园林设计的理论支撑,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中国古典园林设计中不可忽视的。当今的园林设计同样可以引入这些哲学思想,同时结合现代理念,设计出既古典又符合现代审美的园林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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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和生态危机的日益加深,人类通过对自身的反省逐渐认识到道德对于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意义。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学生生态道德教育论文,供大家参考。
生态道德不是人类生来就有的,先天赋予的生态意识是粗浅的,所以必须通过后天教育才能使生态道德的内涵得到深刻的认识,必须通过教育活动的观念影响才能使生态道德规范得以体悟。而生态道德教育就是根据生态道德原则和生态道德规范,通过各种教育方法和手段,有组织、有计划地对社会成员施加影响,以提高人们的生态道德意识,使人们树立正确的生态道德观念,并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自觉地养成尊重环境和保护环境的生态道德行为习惯,从而能动地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生态和谐共生以及可持续发展之目的的一种道德教育[3]。
生态道德教育的意义
生态道德教育对21世纪人类和社会的发展来说意义重大,正如《21世纪议程》所指出的“教育是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提高人们解决生态与发展问题能力的关键。教育对于改变人们的态度是不可缺少的,对于培养生态意识和道德意识以及培养可持续发展和公众有效参与决策的价值观与态度、技术与行为也是必不可少的[4]。(一)生态道德教育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类对物质需求的无限增长,环境污染、资源枯竭和生物灭绝等生态危机日益严重。从本质上说,生态危机是人类错误的价值观所造成的。因此,人类若要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的生态危机,首先就需要对全人类进行生态道德教育,即通过各种教育方式和教育途径改变人类以往错误的生态道德观,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使人们发自内心地去爱护自然、保护环境,并自觉地承担起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发展的责任。(二)生态道德教育是培养生态公民的重大举措。生态公民是指具有生态文明意识并能积极致力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现代公民。生态公民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生态公民的培养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立和运转的前提。生态公民具有4个显著特征,即环境人权意识、良好美德和责任意识、世界主义理念以及生态意识[5]。生态道德教育是公民形成生态认知和生态情感、培养生态理性和生态意志、养成生态行为的最重要的途径,是培养和塑造生态公民的关键。通过生态道德教育培养理性的生态公民,可以为构建生态文明和生态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三)生态道德教育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本质要求。生态文明以保护生态环境为主旨,以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是人类发展史上更高级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建设涵盖了生态道德建设,是生态道德教育的精神依托和思想源泉。生态道德教育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生态文明理念的具体的实践活动。生态道德教育活动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人们以往在与自然的交往中所持的错误观念和态度,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牢固的道德支撑,进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四)生态道德教育是构建生态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简单地说,生态和谐社会是指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生态和谐社会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民的生态素质和修养。而生态道德教育是提高公民生态素质和修养的前提条件,是推动生态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因素。可见,生态和谐社会是生态道德教育的存在载体;生态道德教育是生态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撑,是构建生态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生态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
生态道德教育的内容非常丰富,目前已基本形成共识的生态道德教育内容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生态善恶观。善与恶是衡量道德规范的一个重要尺度。生态善恶观认为,人与自然环境是整个生物圈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都具有其不可忽视的内在价值。人们如果能够尊重和热爱自然界中的一切生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就是“善”;反之,就是“恶”。正如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奠基人阿尔贝特•史怀泽所指出的“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以发展的生命实现最高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则”[6]。(二)生态平等观。平等作为一种道德范畴,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价值追求,是调节人们相互关系的一种行为准则,也是分配权利和义务时所必须遵循的价值尺度。生态平等观认为,人与自然是平等的,人类应该尊重生态系统中的一切生命,即尊重所有的动物和植物,以保证生态系统的和谐发展。因此,生态平等观要求人类决不能将自己摆放在其他生物之上,更不能只顾自己的需要而不顾其他生命的存在。(三)生态正义观。正义作为一种道德范畴,是指符合社会大多数人群及阶层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的行为。其体现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爱。从某种意义上讲,正义就是善。生态正义观就是个人和社会集团的行为原则要符合生态系统平衡的原理、符合生物多样性的原则、符合全球意识和世界人民保护环境的愿望、符合“只有一个地球”的世界生态共同利益[7]。生态正义观要求人类的生产活动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四)生态义务观。与权利相对,义务是指人们在政治和法律上所必须承担的责任与使命。人类之所以要承担生态义务,是因为人类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无时无刻都在与自然界和其他生物发生着关联。生态义务观认为,人类是大自然中的一员,生态环境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因此,人类在开发和利用自然的同时,必须履行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也就是说,人类应该履行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义务。
生态道德教育的实践过程
生态道德教育要取得成效、获得成功,就必须在明确生态道德教育基本内容的同时,大力付诸实践。生态道德教育的实践过程主要包括以下4个基本环节。(一)生态道德认知。生态道德认知是指对人与自然的交往实践而产生的道德关系及其原则、规范、理论的观念性等的把握活动[8]。生态道德认知教育,主要是指对受教育者进行的生态知识和生态意识的教育,旨在使受教育者树立起正确的生态道德观念,明确善恶标准,进而培养良好的生态道德能力。在生态道德认知教育过程中,受教育者在学习大量的生态道德理论知识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感知和体悟,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误区,形成尊重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生态道德观念,并积极主动地将其转化为自己内在的生态道德情感和信念。(二)生态道德情感。生态道德情感是指人们在一定的生态道德认知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生态道德价值观和内心情感,也可以被认为是对大自然的热爱、敬畏、感恩和依恋之情。生态道德情感的培养是生态道德教育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通过生态道德认知环节可以唤起人们的生态良知,培养人们的生态道德情感。而生态道德情感一旦形成,就成为一种稳定的力量,能够积极地推动人们生态道德信念的产生和生态道德行为的养成。很难想象,在没有对生态的热爱、尊敬和赞美等情感的情况下,人类与生态之间能够形成一种道德关系。因此,生态道德情感的培养是生态道德教育实践过程中的重要一步,有利于营造人人热爱自然的社会氛围。(三)生态道德意志。生态道德意志就是人们在履行生态道德义务的过程中,把保护生态环境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自觉地规范对待自然生态环境的行为,并努力把热爱自然的生态道德情感转变为具体的环境保护实践。正如美国当代著名环境伦理学家彼特.S.温茨所指出的“为保护物种多样性和自然生态系统而做出转变的意志中,一个必要的部分就是对自然本身的爱与尊重”[9]。生态道德意志教育使人们的生态道德情感升华到人们内心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层面,同时又引导着人们生态道德行为的方向,是生态道德认知和生态道德情感转化为生态道德行为的中间阶段。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自觉、主动地磨练自己的生态道德意志,可以提升自己的生态道德品格和信仰。只有当某种信念变得越来越强烈、越来越稳固,这种强烈的信念才会成为调节生态行为并使其持之以恒的精神力量[10]。(四)生态道德行为。生态道德行为是指人们在一定的生态道德观念的支配下所表现出来的具有生态道德意义并能进行道德评价的行为。也就是说,生态道德行为是改善自然生态环境而进行的具体的实践活动,是生态道德认知、情感和意志等意识活动的外在表现。生态道德行为的养成需要人们积极参加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实践。只有亲自参加环保活动,才能更深刻地了解和感受生态道德教育的基本精神,才能完成生态道德教育的使命和任务,并在生态保护的实践中促进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因此,生态道德教育应该引导人们的生态道德行为注重从身边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节约资源和能源,追随绿色时尚,改变不环保的生活方式,建立绿色消费的观念和行动指南。总之,生态道德教育的实践过程就是通过培养和提高人们的生态道德认知,陶冶人们的生态道德情感,锻炼人们的生态道德意志,使人们养成生态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生态道德教育的实践过程是在一个既定的自然图谱中循序渐进展开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个复杂的实践过程中,“知”“情”“意”“行”4个环节缺一不可,它们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转化,统一于生态道德教育的整个过程。
生态道德教育的实践路径
生态道德教育的实践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除了要明确生态道德教育的实践过程之外,还要寻找到适当的实践路径。生态道德教育的实践路径是指生态道德教育的实施方法或传播途径,是保证生态道德教育顺利进行的关键因素。(一)家庭———生态道德教育的第一课堂。家庭是一个人的启蒙地。家庭教育是人生教育的第一课堂,是生态道德教育的起点和基础。正如苏联生态伦理学者佩德里茨金指出的“小时候没养成对自然界道德态度的人,长大后成为生产者时对他进行的为时已晚的职业道德培养的诸多努力已是无济于事了”[11]。生态道德的家庭教育并不是要求父母对孩子进行生态道德的说教,而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培养孩子节约、环保的生活习惯。因此,生态道德的家庭教育首先应该培养孩子勤俭节约的生态意识和生态品格。例如,要求孩子在吃饭时不浪费一粒粮食;在日常生活中,引导孩子自觉节水、节能和节电,培养他们适度的和绿色的消费观。(二)学校———生态道德教育的重要阵地。学校作为育人的重要阵地,在生态道德教育方面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和使命。学校的生态道德价值观和行为对学生的生态理念和实践起着很强的示范作用。学校既是自然生态的民间世俗教会,又是生态社会的人文精神文化中心;既是年轻人向年长者学习生态知识和自然人格的“象牙塔”,又是保持生态文化品性与生态教育理念的思想前沿地带;也是充满生态活力、生态热情和生态理性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乐园。因此,学校应该通过加强生态道德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增开有关生态道德和生态伦理的课程、鼓励和引导学生参加生态道德实践活动、建立生态道德评价体系和考核指标等措施,促进绿色校园文化建设,传播生态道德知识,培养学生的生态价值观,激发学生的生态道德情感和信念,推动学生生态道德行为的养成。(三)社会———生态道德教育的核心场所。社会是公民教育的大课堂,是生态道德教育的核心场所。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相比,社会教育具有更广阔的活动空间和活动平台,且影响更为广泛,对整个生态道德教育的影响也就更大。因此,社会作为生态道德教育的核心场所,首先应该通过普及生态道德教育,营造一种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树立全民族的生态保护意识,从而引导公民从小事做起、从自身做起;其次,要充分利用社会舆论的导向作用对公民进行生态道德教育,例如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多种社会舆论传媒方式大力宣传环境保护知识、生态道德理念和精神、可持续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等。生态道德教育是一个环环相扣、持续运转的系统工程。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3个方面必须联合起来,充分发挥各自的育人优势,共同做好对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态道德教育工作。正如苏联生态伦理学者佩德里茨金指出的“道德生态化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不厌其烦地改造意识。因此,在家庭、托儿所、幼儿园和学校里,在整个社会,进行生态道德的培养和教育是最重要的手段之一。道德地对待自然界的规范一旦变成人的内在需要,它就会在解决生态问题中起到重要作用”[10]。
生态道德教育的保障措施
生态道德教育的保障措施是指为了保证生态道德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而建立的外部支撑和支持。生态道德教育作为生态社会系统中的一部分,与政治、经济、文化范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只有建立起完善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保障,才能使生态道德教育落到实处,才能使生态道德教育达到真正的目的和效果。(一)完善有关生态道德教育的法律制度。道德与法律是人类社会的两大行为规范,两者相辅相成、互相支持。要搞好生态环境道德教育,必须建立和健全相关的法律保障机制。道德的约束是软约束,没有法律手段作后盾,道德的作用常常会由于缺乏必要的强制力量而显得软弱无力。生态道德对人的规范作用主要靠人的内在良知发挥作用,所以对社会生活中一些只追求经济利益而不顾生态环境保护的企业和个人来说,单靠生态道德教育是难以解决问题的。如果对那些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不进行及时、有力的法律制裁,生态道德意识就难以在社会公众中确立,建设良好生态环境的社会努力也就会落空。因此,在坚持生态道德教育的同时,必须强化相关的法律保障机制,将道德的软约束与法律的硬约束结合起来,从而使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上一个新台阶[12]。(二)加大对生态道德教育的经济支持。生态道德教育的开展需要一定的经济和物质基础作支撑。目前,导致我国生态道德教育开展不力的部分原因是相关的经费投入不足。因此,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应该加大生态道德教育的基本投入,使生态道德教育的开展获得基本的物质保障。首先,政府应通过多种渠道筹措环保资金,对与生态环保相关的企业进行免税或给与信贷扶持,建立专项基金用于嘉奖对生态保护作出贡献的公民,以全力保障生态道德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其次,除政府部门以外的其他机构和公民个体也应该重视在经济和物质方面对生态道德教育工作给与支持。增加生态道德教育的经费投入虽然会在短期内增加政府、企业和公民个人的支出,但是从长远来看,生态道德教育工作的收益将无限放大,所以生态道德教育工作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千秋事业[10],是值得我们投资的伟大事业。(三)加强国家主流核心文化的建设。文化就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行为规范、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文化与教育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文化影响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法,而教育对文化具有促进作用。加强生态道德教育需要良好的社会文化底蕴作支撑。目前,我国的社会文化中存有令人遗憾的功利气息,使得教育也越来越走向商业化。因此,必须加强国家主流核心文化建设,加强社会公德和整个道德体系的建设,为生态道德教育的开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和伦理氛围。
总而言之,生态道德教育就是要培养公民的生态精神。生态精神的实质内涵就是:要有超越利润之外的生态精神,要有全心全意献身自然的品质,要有纯正的自然理智与环保勇气,要有自然的胸怀与对生态共同体的承诺,要有平等的意识与自我实现的精神,要有信心改变自然世界以达到更美好的生态境地,要保持开放与进步的生态潮流,要积极迎接新鲜事物的挑战并及时做出调整,要善于思索并养成生态问题意识,要具有自我反省与反思的自然能力与习惯,要能够倾听来自社会与人群的声音,要以沟通与传播永葆人与自然共处的幸福真理,要启迪“真、善、美”气质在人间的源远流长,要有宽容异己的自然包容心,要有对生态理想执著不渝的追求。因此,生态道德教育的关键是要确定科学、合理的生态教育内容体系以及选择使“自然之思”不误入歧途的生态教育路径。
一、中学历史教学中生态道德培养的途径
课外教学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生态道德的培养效果。以环境科学和绿色行动为中心,提高学生生态道德意识,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
1.开展环境科学知识讲座。开展知识讲座是培养学生生态道德的有效途径,能够让学生全方面地了解历史和环境的关系。开展专题讲座可以通过对专题的分析,强调自然环境与历史发展的关系。
2.开展纪念日活动。针对一些与生态环境相关的纪念日,比如植树节、世界环境日、地球日等,组织学生搜集相关的知识与图片,相互学习和讨论,增加学生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
3.开展知识竞赛。知识竞赛是一系列的学习过程,从赛前准备、赛中发挥再到赛后总结,学生可以加强对环境保护和破坏的行为理解,锻炼学生的综合学习能力。
二、中学历史教学中生态道德培养的不足之处
(一)教师的知识结构和观念有待增强
大部分中学历史教师都没有经过环境知识培训,没有扎实的环境科学知识基础,再加上传统的历史教学没有过多的关注生态道德,致使中学历史教师知识结构不完善,观念有待强化。学校要加强师资的建设,为教师提供进修的机会,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和职业道德修养。教师应该充分认识到生态道德教育的重要性,确立爱护自然、保护环境的观念,从我做起,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
(二)考核标准制约了生态道德的培养
历史教育是人文教育,在素质教育的人格养成中有着重要的作用。生态道德是人格养成的重要部分。由于考核标准成为了升学考试的工具,学生所学的内容围绕考试展开,制约了历史教育的人文性,阻碍了学生的生态道德培养。因此,学校应该对考核标准进行改革,将硬性的纸质考试转化为实际观念的培养。
(三)生态道德教育的协调机制不完善
生态道德教育体系不仅在校内,与家庭、社会也有着必然的影响。家庭生态道德教育最直接的影响着学生的生态道德,随着环保宣传的日益扩大,许多家庭都意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但是一些家庭的言行不一,影响学生的生态道德培养。教师要更多的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教育,从多方面引导学生保护环境。(四)历史教学改革没有突显生态道德培养我国生态环境相关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生态道德培养知识相对薄弱。受到传统历史教学的影响,中学历史教材主要为政治史,生态道德培养没有得到突显。要想在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生态道德,要及时进行教学改革。在课程结构的调整和教材内容编写上,着重引入生态道德培养。
三、结语
生态道德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也是人类文明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学生的综合素质代表着国家综合素质的发展方向。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对学生进行生态道德培养,一方面能够让学生正确地了解历史上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增强保护生态环境意识,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另一方面还能够在历史教学中注入一股新能力,促进教师更新传统的历史政治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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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传入中国的百年历程,既对中国学术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也使西方哲学在中国形成了研究和发展的独特风景。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西方哲学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爱情,只有情,可以使人敢于为所爱的人献出生命;这一点,不但男人能做到,而且女人也能做到。
—— 柏拉图
哲学,一门很深奥的学科,往往使我们望而却步,但是,哲学又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是最平凡的事的抽象,是最现实的理论的总结。经过对哲学的学习,让我更加了解生活,懂得在生活中寻找真理,也学到了一种思维,一种总结与体会的能力,学着在生活中寻找哲学,升华生活。这门课是西方哲学,西方哲学与东方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千百年来,东西方互通互惠,进行着哲学和思想的交流。但是西方哲学又有着独特的神秘感,许多西方哲学家的思想理论也对我们的生活有着很大的影响,他们的哲学观点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只要我们细心体会,哲学就在我们身边。
柏拉图,相信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了解,为了更好地接触他,首先我们应该了解他的生平简介,了解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时势造英雄,柏拉图一定有他超越常人的不平凡,才成就了他不凡的一生。
我们都听说过也向往着这浪漫的词语-----柏拉图式的爱情,在我们心中那是最完美爱情的象征,是超越世俗的爱的力量。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柏拉图式的爱情,我们的理解是否正确呢,就让我们带着这美好的词语,走进伟大的西方哲学家柏拉图的世界,听柏拉图是如何为我们描述这美妙的爱情。了解柏拉图的爱情观就需要我们了解他的思想,解读他的世界观,探究他的哲学理念。相信,每一位哲学家都有自己的理念,都有超乎常人的思想成就,让我们用心聆听他们的心声,体会哲学家的伟大。
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年-前347年),古希腊哲学,也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其哲学思想影响了欧洲的哲学乃至整个文化的发展,他和老师苏格拉底,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古希腊三大哲学家。柏拉图出身于雅典贵族,青年时从师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死后,他游历四方,曾到埃及、小亚细亚和意大利南部从事政治活动,企图实现他的贵族政治理想。公元前387年活动失败后逃回雅典,在一所称为阿加德米(Academy)的体育馆附近设立了一所学园,此后执教40年,直至逝世。
柏拉图没有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但是他的教学思想得到了很好的传播。在教学中,柏拉图重视对普遍、一般的认识,特别重视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认为概念、真理是纯思维的产物。同时他又认为学生是通过理念世界在现象世界的影子中才得以回忆起理念世界的,承认感觉在认识中的刺激作用。他特别强调早期教育和环境对儿童的作用。认为在幼年时期儿童所接触到的事物对他有着永久的影响,教学过程要通过具体事物的感性启发,引起学生的回忆。柏拉图的教学体系是金字塔形。为了发展理性,他设立了全面而丰富的课程体系,他以学生的心理特点为依据,划分了几个年龄阶段,并分别授以不同的教学科目。至此,形成了柏拉图相对完整的金字塔形的教学体系。
他一生著述颇丰,其教学思想主要集中在《理想国》(TheRepublic)和《法律篇》中。柏拉图是西方客观唯心主义的创始人,其哲学体系博大精深,对其教学思想影响尤甚。柏拉图认为世界由“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所组成。理念的世界是真实的存在,永恒不变,而人类感官所接触到的这个现实的世界,只不过是理念世界的微弱的影子,它由现象所组成,而每种现象是因时空等因素而表现出暂时变动等特征。 柏拉图的《理想国》还向我们描绘出了一幅理想的乌托邦的画面,柏拉图认为,国家应当由哲学家来统治。他的理想国要求每一个人在社会上都有其特殊功能,以满足社会的整体需要。但是在这个国家中,女人和男人有着同样的权利,存在着完全的性平等。柏拉图在其最后的作品《法律篇》中进一步发挥了关于法律的作用的思想。他强调,法律是一切人类智慧聪明的结晶,包括一切社会思想和道德。从理想出发,他推崇哲学王的统治,“没有任何法律或条例比知识更有威力”;从现实出发,他强调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如同最野蛮的兽类。
了解了柏拉图的哲学思想,我们就不难理解他的爱情观。柏拉图认为:“当心灵摒绝肉体而向往着真理的时候,这时的思想才是最好的。而当灵魂被肉体的罪恶所感染时,人们追求真理的愿望就不会得到满足。当人类没有对肉欲的强烈需求时,心境是平和的,肉欲是人性中兽性的表现,是每个生物体的本性,人之所以是所谓的高等动物,是因为人的本性中,人性强于兽性,精神交流是美好的、是道德的。“所以,柏拉图式的爱情,就是一种异性间的精神恋爱,追求心灵沟通,排斥肉欲。柏拉图的爱情是一种理想式的爱情观,是一种极其浪漫但是根本无法实现的爱情观,是一种我们现代社会所缺少的纯精神的而非肉体的爱情。柏拉图这样说,在这世上有, 且仅有一个人, 对你而言, 她(他)是完美的, 而且仅对你而言是完美的。也就是说, 任何一个人, 都有其完美的对象, 而且只有一个,这是一种完美的男女平等的爱情观,是很难达到的一种状态,虽然我们总是能够坚持着这种信念,在爱情的道路上继续,但是往往现实并不总是随人愿,我们在苦苦寻找那个在世界某个角落等待我们的人,然而这个过程有时是那么漫长痛苦,所以说柏拉图的爱情是理想中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梦寐以求有的。
柏拉图式的爱情的由来有一个富有哲理的故事:
有一天,柏拉图问苏格拉底:“什么是爱情?”
苏格拉底微笑着说:“你去麦田里摘一株最大最好的麦穗回来,在这过程当中,只允许摘一次,并且只能往前走,不能回头。”柏拉图按照苏格拉底的话去做,很久才回来。
苏格拉底问他摘到没有?
柏拉图摇摇头说:“开始我觉得很容易,充满信心地出去,但是最后空手而归!”
苏格拉底继续问道:“什么原因呢?”
柏拉图叹了口起气说:“很难得看见一株不错的,却不知道是不是最好的,因为只可以摘一株,无奈只好放弃;于是,再往前走,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可是我越往前走,越发觉不如以前见到的好,所以我没有摘;当已经走到尽头时,才发觉原来最大的最饱满的麦穗早已错过了,只好空手而归咯!”
这个时候,苏格拉底意味深长地说:“这就是‘爱情‘。”
之后,就产生了柏拉图式的爱情
柏拉图式的爱情,是一种精神恋爱,是一种包含着深刻哲学思想在内的爱情,诚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都能理解的爱情。这种超越肉欲的爱情也与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和教学理念紧密相关,这充分体现了他的唯心理论,他提倡政治上的平等和自由,强调教学上的因材施教,因时施教。从柏拉图的思想来看,他的所有理论都体现了一种理想化的状态,这也与他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相关,他在青年时期热政治,希望能参加政治事务,公正地治理城邦,但是实际经验告诉他,包括雅典在内的所有城邦都不能做到这一点。最后,他认为只有在正确的哲学指导下才能分辨正义和非正义,只有当哲学家成为统治者,或者当政治家成为真正的哲学家时,城邦治理才能是真正公正的。
学习了西方哲学,让我懂得了哲学并不是那么高深莫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而且,生活中很多事情都可以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就像我们身边的爱情,我们向往柏拉图式的爱情,虽然我们无法达到如此纯洁的精神恋爱,但是可以把它作为自己的目标。哲学与生活是我们最好的学习的方法,能够更加深刻的理解哲学,更加细致的体会生活的真谛。在以后的生活中,会更多的运用哲学,与实践相结合。
苏格拉底是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其哲学对整个西方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西方古典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因为他的出现,哲学变得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
一.生平
苏格拉底出生于希腊雅典一个普通公民的家庭。其父是雕刻匠,母亲是助产妇。他容貌平凡,语言朴实,却具有神圣的思想。青少年时代,苏格拉底曾跟父亲学过雕刻手艺。后来他熟读荷马史诗及其他著名诗人的作品,靠自学成了一名很有学问的人。他以传授知识为生,30多岁时做了一名不取报酬也不设馆的社会道德教师。苏格拉底把自己看作神赐给雅典人的一个礼物、一个使者,任务就是整天到处找人谈话,讨论问题,探求对人自己最有用的真理和智慧。因此他的一生大部分是在室外度过的,喜欢在市场、运动场、街头等公众场合与各方面的人谈论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什么是虔诚?什么是民主?什么是美德什么是勇气?什么是真理?以及你的工作是什么?你有什么知识和技能?你是不是政治家?如果是,关于统治你学会了什么?你是不是教师?在教育无知的人之前你怎样征服自己的无知?等等。贯穿这些讨论的主题就是引导人们认识:在这些对于人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其实人是非常无知的,因此人们需要通过批判的研讨去寻求什么是真正的正义和善,达到改造灵魂和拯救城邦的目的。作为公民,他曾三次参军作战,当过重装步兵,在战争中表现得顽强勇敢,并不止一次在战斗中救助受了伤的士兵。此外,他还曾在雅典公民大会中担任过陪审官。 40岁左右,他成了雅典的远近闻名的人物,并进人五百人会议。他在雅典和当时的许多智者辩论哲学问题,主要是关于伦理道德以及教育政治方面的问题,被认为是当时最有智慧的人。然而,在雅典恢复奴隶主民主制后,苏格拉底被控,以藐视传统宗教、引进新神、败坏青年和反对民主等罪名被判处死刑。他拒绝了朋友和学生要他乞求赦免和外出逃亡的建议,饮下毒酒自杀而死,终年70岁。
二.主要的哲学思想
1. 知识论
古希腊苏格拉底提出通过彼此谈话洁难,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寻求真理的方法。基本内容分为三步。(1)出发点是“自知其无知”,事先不提出任何独断的原则。驳斥自然哲学家就重要间题提出的论证是彼此分歧的,其思辨超出人类知识的限度,批评智者派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放弃求知的原则。(2)手段是通过对知识的爱(爱洛斯)和彼此的谈话、诘难以寻求真知识,同时也推进了问答者彼此的友谊。(3)目的是形成概念,求得真知识。集中种种对立的例证,通过归纳的方法,从个别具体的事例,寻求一般概念或永恒本质。一方而起到积极作用,有一定的辩证法因素,另一方面由于强调“自知其无知”和“认识你自己”,从自我意识中去寻求真理。 苏格拉底的知识论把知识建立在理性基础上,认为一切知识都是经由概念的。概念是撇开具体事物的特殊属性而形成的,是普遍的、不变的。所以知识也是普遍的、绝对的、永恒不变的。他“自知自己无知”,认为人们一般所谓的知识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知识,因为它们都是变化的、没有永恒价值的;但他们还自以为有知识。而苏格拉底认为自己还没有达到那种绝对的、永恒的、真正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认为自己是无知的。苏格拉底提出的这一命题包含有价值的思想,那就是不应该停留于个别、具体,而应提高到一般。这种看法是人类认识史上的进步。苏格拉底认为,人们不能认识外部世界,也不应该认识外部世界。因为他认为自然界是神创的,由神支配,受神管理的,人的理性不可能认识神所创造的东西。只有放弃的自然的认识,承认自己是无知的人,才是聪明人。可见,苏格拉底的“自知自己无知”又是反对人们从客观存在的自然界出发去获得知识。
2. 目的论
从智者开始,古希腊哲学由注重研究自然本身转到注重研究社会伦理和人。但他们只停留在感性阶段,只能得出相对主义的结论。到苏格拉底才根本改变了这种状况。苏格拉底在反对自然哲学中提出了自己关于原因的主张,即目的论。在苏格拉底看来,世界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是其中有一种支配力量,它使万物成为如此的样子,并且是最好的,这个支配力量就是“好”(“善”)。善是他的哲学思想的一个基本概念,是说明事物“为什么”的原因。在苏格拉底的哲学中,善或目的具有相同的意思。他认为万物的存在和发展都追求一种完满性原则,整个世界的万物都具有这样的目的性。这样,苏格拉底就把目的论当成了他的世界观。 用目的论来说明世界,这是苏格拉底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古希腊哲学正是从苏格拉底开始,自然哲学中决定论的宇宙观为目的论的宇宙观所代替。目的论的提出,在于对世界的统一性,事物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进程,及自然中谐调的现象等作出哲学上的解释。这种解释力图克服自然哲学中的机械决定论,宇宙运动的循环论,和把精神、意识现象统统归结为物质的组成方式不同的片面性观点,同时也力图克服智者们不重视研究原因,把一切都看成相对的、主观的、可怀疑的错误观点,这在认识史上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3. 美德论
美德即知识”是苏格拉底伦理学的核心命题,他的“美德即知识”著名论题开启了西方道德理性主义的先河。“美德即知识”是苏格拉底关于理性的人的品质的论述,也是关于道德伦理的论述。美德即知识”作为苏格拉底伦理学的一个基本命题,“它表明美德的本性是知识,人的理智本性和道德本性是同一的”。苏格拉底所追求的是一种关心人的灵魂的普遍的道德真理。这一命题跟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和“善是人生的最高目的”是分不开的。“认识你自己”就是关心自己的灵魂,也就是追求关于美德的知识;追求善,把“善”作为人生的最高目的,这才是高尚的生活,有意义的生活。而且他认为人都是向善的,不可能自愿从恶,把这归于人的本性。有些人之所以作恶,就是没有关于美德的正确的知识。只要人的理智追求知识,就不会犯错。
4.方法论
苏格拉底认为一切知识,均从疑难中产生,愈求进步疑难愈多,疑难愈多进步愈大。苏格拉底承认他自己本来没有知识,而他又要教授别人知识。这个矛盾,他是这样解决的:这些知识并不是由他灌输给人的,而是人们原来已经具有的;人们已在心上怀了“胎”,不过自己还不知道,苏格拉底像一个“助产婆”,帮助别人产生知识。苏格拉底的助产术,集中表现在他经常采用的“诘问式”的形式中,以提问的方式揭露对方提出的各种命题、学说中的矛盾,以动摇对方论证的基础,指明对方的无知;在诘问中,苏格拉底自己并不给予正面的、积极的回答苏氏自比产婆,从谈话中用剥茧抽丝的方法,使对方逐渐了解自己的无知,而发现自己的错误,建立正确的知识观念。这种谈话也有几个特点:第一、谈话是藉助于问答,以弄清对方的思路,使其自己发现真理。唯在谈话进行中,苏氏则偏重于问,他不轻易回答对方的问题。他只要求对方回答他所提出的问题,他以谦和的态度发问,由对方回答中而导引出其他问题的资料,直至最后由于不断的诘询,使青年承认他的无知。在发问的过程中,苏氏给予学生以最高的智慧,此即有名的苏格拉底反诘法。
三.意义
苏格拉底可以说是古代希腊哲学的一个分水岭。在他之前,古代希腊的哲学家都偏重对宇宙起源和万物本体的研究,对于人生并不多加注意。苏格拉底扩大了哲学研究的范围,他将哲学引到对人心灵的关注上来。他认为:研究物质世界的构造和法则、探索外界事物的本质不能够说没有意义,但对于哲学家来说,应该有比树木、石头和星辰更有价值的问题,这就是心灵问题,道德问题,知识问题。这些问题和人息息相关。他引用德菲尔阿波罗神庙所镌刻的那句神喻来呼吁世人:“认识自己”旨在希望人们能通过对心灵的思考关怀而追求德行。可以说,苏格拉底把哲学的领域扩展了,对后来的西方哲学和宗教、乃至社会和民主制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也为____的欧洲化奠定了人文基础。几百年后的罗马哲学家西塞罗说,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召唤下来,使它在各地落脚生根,并进入各个家庭,还迫使它审视生命、伦理与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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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人们思想的逐渐解放,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改革和学科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哲学常识教材也经历了由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的过程。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高中哲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对立与统一
二、整体与部分
思想1:一切矛盾的对立面都不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一方的存在和发展必须以另一方的存在和发展为条件。
阐释:英雄渴望战胜对手,但一旦把对手打倒后,英雄反而怅然,陷入寂寞孤独,因为矛盾的对立面没有了。今两虎共共斗,其势不俱生,是的,但一旦只剩其中一虎,这只虎也会退化成病猫的。国与国,人与人,要善于求同存异。承认差异,相互尊重对方,世界是多极的,任何制造单极都是徒劳的,和谐共荣才是方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更是如此。
思想2:矛盾的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阐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由此可见,人与人之间相处,还是应当以宽容为本。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要善于创造条件,把握机遇,实现向自已有利的方向
思想3:矛盾的对立面始终处在相互排斥、相互否定的过程中。矛盾的对立面的斗争、冲突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一般要经历一个由隐蔽到鲜明的过程。
阐释:见微知著,防微杜渐。
思想4: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相结合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阐释:海明威《老人与海》中桑地亚哥老人说过一句话:“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如果换一个说法,那就是人是为成功解决矛盾而生的。人与自然有矛盾,由恐惧到顺从,由顺从到征服,由征服到合理改造和利用。人与人之间,由斗争到宽容,由宽容到合作,由合作到无私帮助,人一天一天地高尚着。人自身也是,本我的恶与超我的善矛盾着,人的心灵挣扎着,但终有身心和谐的一天。
思想5:矛盾斗争的结果有三种:一是矛盾的一方克服另一方;二是矛盾双方同归于尽,为新的矛盾替代;三是矛盾双方融合为一个新事物。
阐释:矛盾双方势力悬殊,那结果多是一方克服另一方的情况;如果势力相当,则多是两败俱伤;如果矛盾双方无本质的冲突,则容易走向融合。梁山弟兄,不打不相识。陌路人成了生死弟兄、这是融合经济市场上强调的“双赢”也是一种融合。
思想1:整体和部分互为条件。整体由若干部分组成,部分从属于整体。
阐释:大局意识,长远目标。10个阿拉伯数字和任何文字是有限的,可是它们表示的值和意思是无限的,因为它们有无数次的组合。车辘的周长是有限的,可是它的开始与末尾连接,于是它便可以走无限的路。“千里来书为一墙,让他一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邻里之间是这样,其他又何尝不如此呢。
坐井只能观天,盲人靠摸不能识象。说的也是同样道理。
思想2:整体中有主要部分和次要部分。主要部分不可或缺,甚至起决定作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部分对整体有反作用,有的局部破坏了,全局就有变化。
阐释:“画图省识春风面,环珉空归月夜魂。”昭君的一生的改变仅仅因为一张画。画师毛延寿因昭君未贿赂他,在画像时给点了一颗痣,以致昭君不能得皇上临幸,最终“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正如莫泊桑在其小说《项链》中所说:“人生是多么奇怪,多么变幻无常啊,极细小的一件事可以败坏你,也可以成全你! ”。从某种意义上,细节决定成败。
思想3:部分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特殊性。矛盾的特殊性。
阐释:佛说,一滴水要永恒,那就把它放到大海。这是对的,部分总要依赖整体才能长久。但是,这并不等于部分就没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特殊性了,由每一滴水汇成的大海的颜色是蔚蓝的,但每一滴水却是无色的,而浪花却是洁白的。做为个体的自己要保持个性的独立,要勇于创造。请求“锥处囊中”的冯谖;敢于自荐的毛遂;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屈原;独标“出淤泥而不染”的周敦颐;独钓寒江雪的柳宗元,还有张衡、岳飞、袁隆平、钱学森等等。中华民族正是因为有这些民族的脊梁,才得以屹立于世界之林。
思想4:系统的整体不仅大于任何部分,而且大于部分之和,部分最优化的组合使整体发挥最大的功能。
阐释:“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柏杨说:“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是一条虫。”“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作为一个个体,我们需要的就是团队精神,这种精神能使自己与整体保持和谐,发挥个体的最大功能。1+l>2
三、原因和结果
思想1:因果联系是客观存在的普遍关系,没有无果之因,也没有无因之果。因果地位相互转换,在此时此地是结果,在彼时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另外因果本身也可相互转换,相互作用。
阐释:础润而雨,月晕而风。1976年唐山大地震,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2004年印度洋大海啸,都给世界到来了巨大的危害,之后人们都建立了灾难预警机制。
思想2:因果关系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有一因多果,一果多因,多因多果等形式。
阐释:一个原因可以导致许多结果。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就导致个人崇拜、官僚主义、家长制、领导终身制等多种结果。一场“文化大革
命”给中国人造成的灾难哪里仅仅是经济的滞后呢?民族的文化,国民的灵魂……有时,一种原因还会同时带来正负两面的结果。李白丰富多彩的诗篇,既是其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的反映,更是儒家、道家、佛家、纵横家、名家等多种思想影响的结果。2003年SARS的产生的原因就是复杂的、多样的,环境污染,领导渎职,民众陋习,等等。同样,造成的结果也是复杂的、多样的,经济的,教育的,心灵的,民族的,国际的,等等。
四、必然与偶然
思想1:必然与偶然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必然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居支配地位,决定事物发展的方向,偶然伴随着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事物的发展。
阐释:种瓜只能得瓜,得不出豆来,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但种瓜没有得到瓜或得到的瓜太小(因为气候、土质、肥料等因素的影响),这是偶然。“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雪莱的诗句里包含了季节更替的必然。
我们看待事物,万不可把偶然的当作必然的,像“守株待兔”里的农夫一样。有人在生命里摔了一跤后就起不来,这就是错把失败当成人生的必然,败倒在“偶然’的脚下了。
思想2:偶然中包含必然的因素,必然中也有偶然存在。在一定条件下,偶然和必然可以相互转化。
阐释:很多科学发现都有偶然的因素,如青霉素的发现。人的生命最一开始就是偶然,随后在一个接着一个的偶然中,孩子慢慢长大成人,安家立业,偶然中经过了一个又一个机遇,或偶然抓住,或偶然错失。于是乎或平淡或精彩的人生便就此书写而成。
车祸从几率上看,一定是偶然的,然而其中也有必然。两位司机都心存侥幸,都想在最快的时间通过这个路段,都觉得也许对方会让,都信奉一句话:两强相遇勇者胜。于是就顶上了。当然还有很多车祸中的必然:超载后的必然,闯红灯的必然,酒后驾驶的必然,疲劳驾驶的必然,等等等等。又或者是谁谁谁,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步入了商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其实这当中的必然就更多了:此人的性格,身对成功的渴望度,对事物的判断能力,对机会的把等。这些其实都是此人成功的必然。
艺术家在偶然中获得了灵感,创作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作品。虽然灵光乍现的那瞬间是偶然的,然而这当中有蕴含了多少经年积累的必然呢!
还有一见钟情,看似偶然,但是两人的相互吸引力是此情的必然。
五、内容与形式
思想1:任何事物都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无一例外。
阐释:能把肉体和灵魂分开?一副臭皮囊,这是我们人存在的形式,而精神才是我们人的本质内容。精神是最关键的,所以哲学家说,人最重要的是精神的安宁,而非肉体的享乐。
生活中,有些领导大搞形象工程,走哗众取宠的形式主义,而不管实际内容的改变,结果损害了国家人民的利益。当前社会一味追求包装,明星炒作,商品包装,书籍追求豪华版,假广告泛滥。
艺术的探索和突破,形式和内容可有先有后,有轻有重。
思想2:内容决定形式,反过来,形式也会反作用于内容,由于时间、地点、条件不同,同一内容也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形式。
阐释:同样一轮夜月,却有阴晴圆缺。有人说,生活就是演出。倘若真如此,那我们要演好多种不同形式的角色:母亲的儿子,儿子的父亲,妻子的丈夫,朋友的朋友,同事的同事。
六、现象与本质
思想1:现象富于变化,而本质则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阐释:苹果落地是自有苹果树以来就有的现象,其现象背后也始终包含着万有引力的本质。但只有牛顿最先透过现象看到了本质。透过现象看本质,这需要背景知识的储备,更需要积极的持恒的思维状态。
有这么一个营销案例,说的是英国、美国两位皮鞋推销商,差不多同时来到南太平洋某群岛推销皮鞋。他们在岛上实地考察后,发现该岛气候温和,土著居民都在街上赤脚行走,不穿鞋子,根本看不到鞋店。英国推销商当即向公司总部发回一个电报:“该岛无人穿鞋,我拟明日返回。”但美国推销商却从中发现了商机,他向公司总部发回了一个与英国推销商截然相反的电报:“该岛无人穿鞋,很有市场潜力,我准备住上一段时间拓展市场。”
思想2:现象有真相和假相,假相具有迷惑性,只有认清真相,事物的本质才容易被揭示出来。
阐释:“口蜜”是假相,“腹剑”才是本质。《聊斋》中的恶妖往往都是长着“桃花面”的。《伪君子》中的达尔杜弗也有一副正人君子道貌岸然的面孔。我们认识事物的本质需要一个不断反复、深化的复杂过程。我们需要客观,需要理性,需要时间。
真正的廉洁,是不会在乎廉洁的名声的,一般人刻意标榜自己的廉洁,往往是为了更好的满足自己的贪欲而已。也有人爱名,不爱钱。但是对名誉过于热衷,其实也和爱钱一样,不过是对象有区别而已。在现实中,往往表现为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其实一样都是无用功。纯粹爱名的,社会危害还小点,可是,现在的大多数贪官都是名利复合型贪官,既想拿实惠又想树形象,所以很多名声不错的官员,往往只是假象而已。而不管是爱钱也好是爱名也罢,归根结底,都是务虚,不是务实,对国家是有很大害处的。
内容摘要:很多人看来,哲学很深奥。高中生学习哲学更有一种畏惧心理:这么难的学科能学好吗?而且在一些老师的头脑中,
也存在着这样的一些想法。那我们教师究竟应该怎么样对待哲学呢?学生应该怎样对待哲学呢?这也就是本篇论文阐述的内容。
关键词:高中政治 哲学 学习过程 教材 特点 看待 哲学当成是工具课来对待,虽然这么说不一定科学,但我觉得这样更便于学习和应用。语、数、外这三门被称作工具学科,已经得到公认。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实际上就是思维工具,利用它可以帮助你学好各门具体学科,可以帮助你正确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如果这样来理解哲学,就会注重应用。过去常有这种情况,有些同学在平时的期中、期末考试时成绩挺好,可是参加高考却拿不了多少分。原因就在于平时学校的考试注重的是知识,对能力、价值观等方面的考察不是很重视。所以,平时“听话”的学生,老老实实看课本、背课本的学生就能得高分。但是高考是选拔性考试,注重的是学生继续学习的能力,因此,这些死背知识的学生就要在高考中落马。这些同学高考失利后,总认为是自己没有发挥好,其实,自己就是这个水平,只是平时没有检验出来而已。
基本原则是理论联系实际。有些同学认为这是空话、是老生常谈,没有实际意义,其实,这才是学好哲学乃至一切学科的前提。 首先,学习的过程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哲学是对各门具体学科知识的概括和总结,而各门具体科学都是对客观世界的具体认识,所以,哲学归根到底也是来自于客观实际。用归纳法和演绎法相结合来学习哲学更便于理解和接受。归纳法是由个别到一般的思维方法,演绎法是由一般到个别,经验证明这两种方法交替使用效果较好。教师在教学时往往先用归纳法,即先列举几个生活或生产中的实例,然后从中找出共性,也就是哲学观点。比如,老师先举出上和下、教师和学生、化合和分解、自由和纪律等,然后抽象出其中的共同点,即都存在对立统一的双方,从而引出矛盾观点。学生在此基础上可以再用演绎法,也就是用矛盾观点联系新的实际加以分析和说明。经过这么几次反复,应该说一个哲学观点就算掌握了。其次,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有些同学把学科的界限分得特别清楚,不能进行知识的迁移。要想把哲学学好,在学习其它学科知识时要有意识地应用哲学思想进行指导,有助于培养自己的辩证思维能力。比如,我问“一加一等于几?”同学们可能不假思索地回答:“等于二。”如果我再问:“在任何情况下都等于二吗?”这时同学们可能才开始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在力学中讲矢量时,当力有了方向时,就不能简单地相加了,这就是哲学教给我们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 周国平说:一个人在任何年龄都可以学哲学。在不同的年龄,学习的方式和感受是不同的。黑格尔说过,对于同一句格言,少年人和老年人会有很不同的理解。不过,就哲学是爱智慧而言,中学和大学低年级是开始学哲学的最佳年龄。有一本书的书名叫《孩子都是哲学家》,爱智慧开始于好奇心,而孩子的好奇心是最强烈的,面对一个全新的世界和人生,他们什么都要问,其中许多是真正哲学性质的。只是在小学时,年龄太小,好奇心虽然强烈,理性思维的能力毕竟还弱,应该鼓励孩子的自发兴趣,但不宜于正式学习。到了中学阶段,可以开始正式学习了。所谓正式学习,也不是一本正经地读教科书。在古希腊时代,苏格拉底整天在街头与人聊天,最喜欢听他聊天的正是一些高中生、大学生年龄的人,他也最喜欢与这样年龄的人聊,认为他们的心灵是最适宜播下哲学种子的沃土。就在这样的聊天中,这些青少年学到了哲学,其中好几位成了大哲学家,柏拉图就是其中的一位。
可是,今天的中学生到哪里去找这样一个苏格拉底啊,主要还得靠自己阅读。一开始当然只能读一些比较通俗的入门书,在选择这类读物的时候,第一要有趣,第二起点要高。既有趣起点又高,谈何容易。其实好的通俗哲学书是非常难写的,必出于大家之手。这方面有两本书值得推荐,一是罗素的《西方的智慧》,另一是杜兰特的《哲学的故事》。到了高中和大学阶段,如果你想深入学哲学,读一本比较可靠的哲学史,比如梯利的《西方哲学史》,然后,选择其中谈到的你感兴趣的哲学家,去看他们的原著。学习西方哲学,学习中国古代哲学的道理与此相同。要真正领悟哲学是什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读大哲学家的原著,看他们在想什么问题和怎样想这些问题。你一旦读了进去,就再也不想去碰那些粗浅的启蒙读物了。 北京大学哲学系孙熙国教授谈到《生活与哲学》的教材特点有以下几个特点:
1. 贴近实际,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教学与把握时代特征相统一。(时代感) 贴近学生,加强正确的思想政治方向的引导与注重学生的成长特点相结合。(针对性)
2. 贴近生活,构建以生活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为支撑的课程模块。(实效性) 着眼于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时间能力的培养,强调课程的时间性和开放性。(主动性) 着眼于学生素质的提高,建立促进发展的课程评价体系。
针对这些特点,联系学生的实际,通过一些通俗易懂的故事、俗语、日常生活的现象、感悟等学生易于接受的方式,把抽象难懂的原理进行还原,足部让学生了解一系列哲学原理,并慢慢培养他们用原理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这样就达到了“哲学就在我们身边”和“哲学知道人们更好地生活”的效果。这样学生和老师都能乐意接受我们高中政治中让人头疼的“哲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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